卷一百八十 经籍考七

译《汉艺文志》说：帝王的礼制文饰，历代都有所增减，到了周代，各种防范都做得很周密，每件事都有相应的制度（颜师古说："委婉曲折地加以防范约束，每件事都制定制度"）。所以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韦昭说：《周礼》记载三百六十种官职。三百，是取整数而言。臣瓒说：礼经三百，指的是冠礼、婚礼、吉礼、凶礼。《周礼》所说的三百，是官名。颜师古说："礼经三百，韦昭的说法是对的。威仪三千，说的是冠、婚、吉、凶之礼，大概就是《仪礼》。"）。"到了周朝衰落，诸侯将要僭越法度，厌恶这些礼制妨害自己，都把相关典籍毁灭了，从孟子的时代起礼书就已经不完备了，到了秦代更是遭到严重破坏。汉朝建立后，鲁地的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到汉宣帝时，后苍最为精通此学。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弟子，三家都在学官中设立了博士。《礼古经》，出自鲁地的淹中（苏林说：是地名）以及孔氏旧宅，所学的七十篇文字与今文经相似，但多出三十九篇。加上从《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中所看到的内容，多是关于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礼制，虽然不算完备，但比起后苍等人推衍《士礼》而推及天子之礼的说法要更胜一筹（颜师古说："〇与愈同字。愈，就是胜过的意思。"刘氏说："孔氏所学的七十篇，就是孔安国从孔壁中所得的书。'学七十'应当作'学十七'，五十六篇减去十七篇，正好多出三十九篇。"）。

《隋经籍志》说：汉代初年，有高堂生传授的十七篇，又有古文经，出自淹中，河间献王喜好古学、爱好学问，收集残留的典籍，得到后献给朝廷，共五十六篇，并附有关于威仪的内容。此外又得到《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以及《明堂阴阳》的记载，都没有人敢传授它们。只有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没有太大差异，只是文字多有不同。从高堂生到汉宣帝时，后苍最精通这门学问，编成《曲台记》。后苍传授给梁人戴德，以及戴德的堂侄戴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东汉时只有曹元传授庆氏之学，又传给他的儿子曹褒。虽然三家都已式微，但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习小戴的学问，后来又用古经来校订，采取其中义理长处作注，成为郑氏之学。其中《丧服》一篇，最早由子夏传授，历代儒者多为之作注解，如今又单独流传。汉代时又有李氏得到《周官》，《周官》大概是周公所制定的官制政法，献给了河间献王，唯独缺《冬官》一篇。献王悬赏千金求购也未能得到，于是取《考工记》来补足这一篇的空缺，合成六篇，上奏朝廷。到王莽时，刘歆才设置博士，使之在世上流传。河南缑氏人杜子春向刘歆学习，因而以此教授学生。此后马融撰写《周官传》，传授给郑玄，郑玄又作《周官注》。汉代初年，河间献王又得到孔子弟子及后学者所记的一百三十一篇，献给朝廷，当时也没有人传授，到刘向校订整理经籍时，检得一百三十篇，刘向便加以编次并作序。此外又得到《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共五种，合计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删去其中重复繁琐的部分，合编成八十五篇，称为《大戴记》；戴圣又删削大戴的书，编成四十六篇，称为《小戴记》。汉末马融继而传习小戴之学，马融又补入《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成四十九篇；郑玄跟随马融学习，又为其作注。如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共三种。只有《郑注》被立于国学，其余大多散失，也没有

译师承的解说流传下来。

※《汉书·艺文志》记载：《礼》类共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的礼制，流传到汉代的，只有《周官》、《仪礼》、《戴记》这三部书而已，《艺文志》所记述的都是这三部书。但《艺文志》末尾又列有《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议奏》三十八篇，把它们都归入《礼》家。按封禅之事，是秦汉时期的事情，很难把它放在礼经之后，如今把它们归入《仪注》类。共删去四家，一百一十五篇。

《隋书·经籍志》记载：共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连同已亡佚的书一并计算，共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唐书·艺文志》记载：共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其中失去作者姓名的七家，元行冲以下未注明著录的十六家，共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国史艺文志》记载：共四十部，一千零五十六卷（其中十一部归入《仪注》类）。

《宋两朝国史艺文志》记载：共三部，五十二卷（其中一部归入《仪注》类）。

《宋四朝国史艺文志》记载：共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其中一部归入《仪注》类）。

《宋中兴馆阁书目》记载：共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仪礼注》十七卷

韩愈《读仪礼》说：我曾经苦于《仪礼》难读，而且此书在当今施行的地方很少，历代沿袭又各有不同，想要恢复古礼却无从下手，考察它在今天，确实没有实际用处，但文王、周公的法度制度全都保存在这部书里。孔子说"我遵从周礼"，说的就是周代文物制度的繁盛。古书流传至今的已经很少了，诸子百家的著作尚且有可取之处，何况是圣人制定的礼制呢？于是我摘取其中的要点，将奇特的言辞、深奥的意旨写成篇章，供学者观览。可惜我没能赶上那个时代，在其中揖让进退地践行礼仪。啊，那是多么盛大啊！

晁氏说：《仪礼》十七篇，郑玄作注。西汉的儒者们得到古文礼共五十六篇，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即《仪礼》，还有《丧服传》一卷，是子夏所作。他的说法是："《周礼》是根本，圣人以此为体；《仪礼》是末节，圣人以此践行。作为根本，所以重要的部分在前面，因此《宗伯》一篇按吉、凶、宾、军、嘉的顺序排列五礼；作为末节，所以轻的部分在前面，因此《仪礼》先讲冠礼、婚礼，后讲丧礼、祭礼。"

《朱子语录》说：知道你读《仪礼》已经有些头绪了，很好。这部书虽然难读，但其中大多是内容重复、类别相近的地方，如果读通了，那么前后彼此参照，足以互相阐发，读久了自然就能融会贯通。礼书中如《仪礼》这样完备的，别的书是比不上的。《仪礼》是经文，《礼记》是解释《仪礼》的。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就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就有《昏义》；以至于燕礼、射礼，无不都是如此。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没有《士相见义》。后来刘敞补作了一篇。学《礼记》里的言语，只是为了解释《仪礼》。《仪礼》，并不是古人预先编写好的一部书。最初只是根据义理逐渐兴起，慢慢相沿袭，做得好的，就越来越精巧，到了情理文饰极其细密、极其周到的地步。圣人看到这种做法好，所以把它记录成书。现在的《仪礼》大多是士人的礼仪。像河间献王得到的《古礼》五十六篇，是孔壁中所藏的书，其中却有天子、诸侯的礼仪，所以班固说"胜过推衍《士礼》来

译达到天子、诸侯之礼"的说法。这是因为班固写《汉书》的时候，那部书还存在。郑玄也曾见过，如今注疏中还有引用的地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散失的。可惜啊！汉代的儒者专攻一门、各自成家，除了自己所治的一部经书之外，都没有空闲去研究别的。所以先儒认为圣人的经典不是亡于秦朝焚书，而是败坏于汉代的儒者，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司马温公论及汉景帝的太子已死，当时如果立河间献王为继承人，那么汉代的礼乐制度必定会有可观之处。陈振叔也未能完全见到这部书。他论《仪礼》说："这只是'仪'，还应当另有礼书。《仪礼》只记载行礼时的威仪，也就是所谓'威仪三千'。礼书如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之类，说的是大的纲纪原则。这才是'礼'，应当自成一部文字。"

※《仪礼疏》五十卷

晁氏说：唐代贾公彦撰。此前齐代黄庆、隋代李孟悊各有《疏义》，贾公彦删削二家之疏而成此书。本朝曾下诏让邢昺校订订正。

《朱子语录》说：《仪礼疏》讲解得不太清楚明白。

先父在《仪礼注疏》序中说：我活了五十八年，从未读过《仪礼》这部书。有一天，从破旧的箱子中找到景德年间的官本《仪礼疏》四帙，正经和注文，都标出起止之处，疏文列于其下，大概古代有专攻明经学究的专科，像《仪礼经注》这样的书，学者从小就学习诵读，不必琐碎地列出全部原文，早已熟记于心了。自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颁行以后，士人不再读书，像我这样对《仪礼》一无所知的人比比皆是。但我不敢就此把它弃置于茫昧幽冥之中，打算寻访原本抄录，希望能大致贯通其中的大义。然而我已年老，担心耗费精力却终究没有什么补益。长子在跋文中说："家中有监本《仪礼经注》，可以取来加以补充，以便于阅览。"我心中十分高兴，便命他整理编次，共编为九帙，亲自加以点校，并采取朱熹的礼书以及他的高足弟子黄氏、杨氏等各家续补的内容，分章析节，标注要点于其上，于是编成一部完整的书。我抚书感叹道："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仪礼》了！韩愈的话，难道是骗我的吗！这部书，在奇特的言辞、深奥的意旨中，蕴含着精微的义理和奥妙的道理；在细致曲折的记载中，有着明确的等级区分。它不仅要人善待自己的生，还要人善待自己的死；不仅对冠礼、婚礼、朝聘、乡射之礼十分严谨，而且对丧礼、祭礼尤其严格。后世的人只因为这是推衍《士礼》而通达于天子之礼，便以为这是残缺不可考证的书。仔细观察，同样是士，天子之士与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依次向上推衍，本来就有可以推知的地方。周公所定的经典，制度是多么完备啊！子夏所作的传，文辞是多么奇妙啊！郑玄的注、贾公彦的疏，学问是多么渊博啊！你们要牢记这些。"

※《古礼》十七卷，《释文》一卷，《释误》三卷

陈氏说：永嘉张淳（字忠甫）所校订，乾道年间，太守章贡人曾逮（字仲躬）刻印此书。卷首有目录一卷，记载大戴、小戴、刘向所编篇次的异同，用古监本、巾箱本、杭细本、严本互相校订，标出其中的错误并为之作序，说这就是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如今这部书兼有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绝不是高堂生所传的那部，只是篇数恰好相同而已。陆德明、贾公彦都这样认为，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

朱子说：张淳说："如果按刘歆所说，那么高堂生所得到的，只是《士礼》。而现在的《仪礼》却有天子、诸侯、大夫的礼仪，占了大半篇幅，怀疑现在的《仪礼》不是高堂

译生所传的书，只是篇数恰好相同罢了。"这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考察刘歆学说所订正的错误，又没有察觉所谓的"士礼"，只是略举首篇的名称来命名，说的"推衍而达到天子之礼"，是专指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而言，至于燕礼、射礼、朝聘之礼，士人哪里有这些礼仪可以推衍呢！

《朱子语录》说：《仪礼》，很少有人阅读，也难以找到好的版本。而郑玄的《注》、贾公彦的《疏》之外，前代儒者的旧说，大多已不再流传，陆德明的《释文》也十分简略。近世永嘉的张淳（字忠甫）校订出版了印本，又另成一书，用来标注其中的错误。号称精密，但也不能没有错谬。张忠甫所校的《仪礼》非常仔细，但在目录中《冠礼》"玄端"之处就出了差错。不过这个版本比其他版本要好得多。他又说汉初还没有《仪礼》这个名称，怀疑是后来的学者见十七篇中有"仪"有"礼"，于是把二字合起来命名。

※《古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　《集传集注》十四卷

陈氏说：朱熹撰。以古本十七篇为主，采取《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以及其他书中所记载的关于礼的内容附加进去。二十三卷已经编成书，只缺《书数》一篇。其中十四卷是草拟而定的，尚未删改，称为《集传集注》，大概是这部书最初的名称。他的儿子朱在把它刻印于南康，一切都仍照旧名。

《中兴艺文志》记载：朱熹的这部书分为《家礼》三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称为《仪礼经传通解》的，共二十三卷，是朱熹晚年亲自编定的，只有《书数》一篇缺而未补。称为《仪礼集传集注》的，就是这部书原来的名称，共十四卷，即《王朝礼》，其中《卜筮篇》也缺失。这是朱熹草拟而定，还没来得及删改的。

《朱子语录》说：《仪礼》，是礼的根本，而《礼记》则是它的枝叶。《礼记》本是秦汉时期上下诸儒解释《仪礼》的书，其中又有其他书籍附加进去。如今想编定为一部书，先把《仪礼》的篇目排在前面，然后把《礼记》的相应内容附在后面。比如《射礼》就附上《射义》，像这样的类目已经有二十多篇。至于其他的《曲礼》、《少仪》，则另外单独成一类，按类相从。如果《疏》中有讲制度的地方，也应当采取来加以补充。礼书将来必定会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依据《周礼》，分经与传，不多采取《国语》等杂书中迂曲怪僻、繁冗蔓延的说法，这是我所编的书；另一种是废弃《周礼》，使事理没有统绪；把经和传混合在一起，使书籍失去区别；大量采取《国语》等杂记类的书，使读者产生疑惑、学习的人受到蒙蔽，这不是我所编的书。朱熹在《答应仁仲书》中说：前代贤者常常苦于《仪礼》难读，依我现在来看，只是因为经文没有分章、记文没有随附经文，而注和疏各自成书，所以使读者不能很快明白。现在编定这个本子，全部去除这些弊病，遗憾的是不能让韩愈看到它。

先父说：我私下认为，记文不随附经文、注疏各自成书，使读者不能很快明白，这就像古代的《易经》，《彖传》、《象传》、《文言》、《系辞》各自单独成书，郑玄之所以想要省去学者两次阅读的麻烦,而编成今天的《易》。朱熹对礼书原来分离的加以合并，对《易》书原来合在一起的加以分离，这也是学者应当知道的。

※《古礼经传续通解》二十九卷

陈氏说：外府丞长乐人黄榦（字直卿）撰。黄榦是朱熹的女婿，号勉斋。起初，朱熹撰写礼书，《丧礼》、《祭礼》两部分还没来得及编排次序，就嘱托黄榦继续完成。

《朱子语录》记载：贺孙于是问："《祭礼》附以《祭仪》，如果讲了许多孝道

译的内容，怎么能贴合呢？"朱熹说："这正是祭礼难以附会的地方。而且《祭仪》前面所讲的大多是天子之礼，如果论《仪礼》所存留的，只有《少牢馈食礼》、《特牲馈食礼》是诸侯大夫之礼。而且这些也只涉及'馈食'这一环节。至于天子祭祀，就应当有初期祭腥等事，就是所谓'建设朝事，燔燎膻芗'。如果附在《仪礼》上，这些内容都没有可以切入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想把《周礼》中天子祭礼的各项内容依次整理出一个总纲，再用《礼记》的内容加以附会。比如疏文中有讲到天子之礼的地方，都编录出来。"于是说道："我已经衰老了，其中应当理会的文字，都已开了个头。至于能不能见到它编成，都还说不定。万一我来不及见到这部书完成，希望诸位一定要努力整理，使这部书得以完成，这关系重大。""古礼在今天实在难以施行，祭祀的时候，献神的环节很少，只是讲些酌酒祭奠的话，等到卒祝、迎尸之后，都是人们自己吃喝了。主人向尸献酒，尸又回敬主人，回敬主妇，回敬祝和佐食、宰、赞、众宾等人，交相劝酬，非常繁琐冗长。所以季氏家的祭祀，要点上蜡烛才能进行完。我私下认为，后世如果有大圣人出现，会为祭礼重新整理一番，让人耳目一新，不必事事都像古人那样繁琐，只要遵循古人的大意，简化而便于施行就可以了。司马光的《书仪》人们害怕施行，只是因为其中闲杂的言辞太多，篇幅冗长，让人难以卒读，其实真正行礼的部分并不多。我曾经修订《祭仪》，只就其中行礼的部分分成五六段，非常简明易懂。后来被人偷去，已经遗失了。"

信斋杨氏（复）序说：从前朱熹先生已经修撰了《家礼》、《乡礼》、《邦国礼》、《王朝礼》，把《丧礼》、《祭礼》两部分嘱托给勉斋黄先生编纂。黄先生秉承师训，取来先前《丧礼》的稿本，专心精细地修改。书编成后，共十五卷。我反复研读，感叹道：这真是一部伟大的书啊！自秦汉以来未曾有过。近世以来，儒生们诵读学习，只知道有《礼记》，却不知道有《仪礼》；士大夫中好古的人只知道有唐代开元以后的礼制，却不知道有《仪礼》。如今依据其中仅存的篇目，为它分章断句、附加传注记文，使条理明白而便于考证，后世讲礼的人有所依据，不至于抛弃经文而依从传注，遗弃根本而崇尚末节。王侯大夫的礼仪，关系到纲常伦理的更为重要，《仪礼》既然缺失了这部分内容，后世以来，遇到这类重大变故的人，都茫然不知其本源，临时凑合，沿袭鄙陋的做法，很不合乎经义，实在令人感叹。现在依据《小戴礼记·丧大记》一篇，结合《周礼》、《礼记》等各书，来补足其缺失的部分，于是王侯大夫的丧礼，都能清楚明白地考证出来，因此《丧礼》的本末经纬，全都完备了。之后又考虑到《丧礼》的条目繁多散乱，想要撰写《仪礼丧服图式》一卷，用来提挈其要点，并在其后附上古今的沿革变化。草稿刚刚完成，先生就去世了。唉！这真是千古的遗憾啊！先生所编的《祭礼》，本经方面是《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大戴礼记》方面是《衅庙》（以上四卷未曾分章断句，编入注疏），所补充的内容，则是从天神、地祇、百神、宗庙，以至因事而举行的祭祀，如建国迁都、巡狩、师旅田猎、行役祈禳，以及祭服、祭器等。事情的先后次序，其纲目尤其详备。先生曾对我说，《祭礼》花费的心力很久，规模已经确定，每次拿这部书反复阅读推敲阐明，其中有一两条，正想着加以修订，却没能实现。唉！礼没有比丧礼、祭礼更为重要的了，朱熹把这两部书嘱托给先生，责任十分重大。先生对于这两部书，阐明了文王、周公的典章制度，辨正了各家儒者异同的论说，抨击了后世败坏人心的邪说，用来昭

译示天下后世，他匡正人心、扶持世道教化的功劳十分深远。而《丧服图式》、《祭礼》遗稿，还有尚未来得及订正确定的遗憾，希望后世能够继承先生志向的君子，出来把它完成，这是先生所期望的。此外我又听先生说过："当初，我刚刚编成《丧礼》、《祭礼》两部书的草稿，拿去请教先师朱熹，先师高兴地对我说：'你所编定的《丧礼》、《祭礼》，规模十分好，日后拿我所编的《家礼》、《乡礼》、《邦国礼》、《王朝礼》，都应当按照这个规模重新修订。'"唉！这又是朱熹恳切的心意，先生想要承担这个责任却终究未能实现，岂不令人痛心啊！同门的学友们，因为我曾经参与编纂的大略情况，不能不说些话，我因此恭敬地记述其始末，以告知后来的人。《丧礼》十五卷，此前已经誊写完毕，《丧服图式》，如今另编为一卷，附在正卷帙之外，以待后来的君子，这也是先生平日的志向。

又说：嘉定己卯年，《丧礼》才编成，随即将要修撰《祭礼》，就把这部书的稿本交给我，说你去读一读。大概是想让我通晓这部书的本末，以助纂辑之事。我接过书退下，打开细读，都是古今天下的重大典礼，其中关系重大，条目十分详尽，经文与传注之间的异同，以及注疏彼此抵触的地方，上下数千百年间，是非混乱，纷争错杂很多。从此我早晚披阅，不敢释卷。当时在勉斋先生身边，随事请教并抄录心得，等待先生加以删定。不幸先生去世，于是成了千古的遗憾。日月流逝，如今已过十多年，南康的学宫原有《家礼》、《乡礼》、《邦国礼》、《王朝礼》以及张侯（张洽）续刻的《丧礼》，又取来《祭礼》的稿本一并刊印保存，以留待后来的学者。所以四方朋友，都有《祭礼》的稿本，却没有人拿它来修订整理。我又是什么人，敢承担这个责任呢。我私下想到自己年纪渐渐衰老，从前有幸听闻过一些，不可不及时传述下来。我不自量力，于是依据稿本，参照自己所听闻的内容，稍加修订，续成这部书，共十四卷。

※《集释古礼》十七卷，《释宫》一卷，《纲目》一卷

陈氏说：庐陵人李如圭（字宝之）撰。绍兴癸丑年进士，曾任福建路抚干。《释宫》一书，是解释经文中所记载的堂室、门庭等如今人们不理解的名物，逐一加以解释。

《中兴艺文志》记载：《仪礼》被废弃之后，学者不再诵读学习，有的人甚至不知道有这部书。乾道年间有张淳开始订正其中的讹误，撰成《仪礼识误》。淳熙年间李如圭撰《集释》，出入于经文与传注之间，又撰《纲目》，用来区别章句的旨意；撰《释宫》，用来论述宫室的形制。朱熹曾经与他一起校订礼书，看来是熟悉礼学的人。

※《周礼》十二卷

晁氏说：郑玄注。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开辟献书的途径，得到《周官》，有五篇，缺失了《冬官》一篇，于是悬赏千金求购，未能得到，便取《考工记》来补足这个缺失的部分。到汉成帝时，刘歆校理秘府藏书，才开始加以整理编次，著录于《七略》、《别录》之中，被众多儒者所排斥，只有刘歆认为这是周公致使天下太平的事迹。永平年间，杜子春最先能够通晓这部书的读法，郑众、郑兴也曾传授学习，郑玄都引用他们的说法，用以参照解释其中的异同。

陈氏说：按《汉书·艺文志》记载："《周官经》六篇"，本注说"王莽时刘歆设置博士"。颜师古说"就是现在的《周官礼》，缺失了其中的《冬官》一篇，用《考工记》来补足它。"我曾经怀疑《周礼》的六官体系与《尚书·周官》篇的记载不同，《周

译官》篇中司徒掌管邦国的教化、敷布五常之教、安抚亿万百姓；司空掌管邦国的土地、安置四民、按时利用地利。这两个官职各有专门的职掌，大概从唐尧、虞舜设置九官，禹和契所担任的职责，就已经是这样了。如今《地官》中关于教化之事讲得十分简略，而田野井田、乡遂的稼穑农事，恐怕大多是司空的职掌。《周官》篇中原本没有"邦事"这个名称，如今所谓的"事典"，不知道具体指的是什么事？由于原书缺失亡佚而用《考工记》来补足，难道天下的事，仅仅止于百工技艺而已吗？前代儒者本来就有对这部书表示怀疑的，比如林孝存认为汉武帝知道《周官》是衰乱之世不合经义的书，撰写了十论七难来加以排斥；何休也认为这是战国时期阴谋权术之书。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是刘歆增补附益，用来辅助王莽篡权的。只有郑玄博览群书，认为这是周公致使天下太平的事迹，所以他的学说才得以在世上流行。我认为这部书中有很多古文奇字，名物典章制度，都有据可考，并非虚妄，把它当作先秦古书，似乎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我所怀疑的，是"邦土""邦事"分明不同，其他繁琐驳杂的地方，以及刘歆、王安石先后两次采用这部书而导致天下大乱，那还没有论及。郑玄的学问出自扶风人马融，并且参酌采取了杜子春、郑大夫（郑兴）、郑司农（郑众）的说法。杜子春是河南缑氏人，生活在汉末，到永平初年还在世，享年九十多岁，郑众、贾逵都曾向他求学。郑大夫，是河南人郑兴（字少赣）。郑司农，就是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马融，字季长。

《朱子语录》说：《周礼》这部书很值得一读，广大而精密，周朝的典章制度都在里面，但不敢轻易让学生们去读。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学，也不是说不应当学，只是因为学问有先后次序，应当先弄清楚自身立身处世应当做的事，学《周礼》则是往后一段的事情。如果现在拿来讲论，还有一句能涉及到我们自身修养上的事吗？《周礼》的规模体制，都是周公所定，只是其中的文字是他人所写。就像现在的宰相拟定敕令，难道是宰相一一亲自下笔？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周公一定会加以修改。至于细枝末节的地方，或许还来不及修改，也可能是周公晚年才编写这部书。我所怀疑的，只是恐怕周公制定了这部法典，却未必能完全施行。后世都以为《周礼》不是圣人所写的书，其中细碎可疑之处虽然存在，但从大体上看，确实不是圣人写不出来的。

苏辙说：讲述周公治理周朝所依据的制度，没有比《周礼》更详尽的了，但依我看来，秦汉时期的诸位儒者以己意增删的地方很多，这并不是周公原本完整的书。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朝的西都，就是现在的关中；东都，就是现在的洛阳。两都都位于北山之南、南山之北，其地东西狭长、南北狭窄，长短相互补足，不超过千里，古今都是如此。而《周礼》中说王畿的疆域，四方各距千里，如同棋盘一样规整；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彼此相距都是百里，在千里见方的地域内，实际上根本容纳不下这些，所以其中关于畿内远近的种种说法，大多都只是空谈罢了。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一点。《尚书》记载武王攻克商朝后，恢复商朝的政令，分封爵位共五等，划分土地共三等。所以《孟子》说："天子的制度，土地方圆千里，公、侯的封地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上达天子，附属于诸侯，称为附庸。"

译郑国的子产也说："古代讲封建制度的，大概就是这样。"而《周礼》中说公爵的封地方圆五百里，侯爵四百里，伯爵三百里，子爵二百里，男爵百里，与古代的说法不同。郑玄知道这里面说不通，就为它辩解说："商朝的郊野分三等，武王增加了子、男两等，但封地仍然沿用商朝的旧制。周公开拓扩大九州疆域，才把封地都增大了，就像《周官》中所记载的制度那样。于是千乘之国的赋税，从每一成方十里出兵车一乘算起，千乘就要有千成的土地，如果不是公、侯之国，就没有办法承受得起。"我私下觉得这种说法很可笑。武王分封诸侯，周公再加以扩大，这势必要有所兼并，也势必要有所迁徙。一个公爵的封地扩大了，而作为子、男之国被迁走的就有十六个，只封几个大国，就会使天下都受到扰乱，这是书生之谈，而真正治理国家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左传》上说："方圆一里为一井，十井出兵车一乘。"所以方圆十里的城邑出兵车百乘，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出兵车千乘，方圆千里的国家出兵车万乘，这是古代的常法。不然的话，拥有百乘兵车的家族，封地就要方圆百里，拥有万乘兵车的国家，封地就要有方圆数千里了，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论语》说："千乘之国，夹在大国之间。"千乘，虽然在古代算是大国，但在衰弱的周朝末年却只算小国，然而孔子还说"怎么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一个邦国呢"，既然如此，那么即使在衰周时期，列国中的强大家族，也还有封地达不到五十里的。韩氏、羊舌氏，是晋国的大夫，他们家族的赋税可出兵车九县，长毂九百辆，其余四十个县，遗留守卫的还有四千辆兵车，如果说一个县出兵车百乘那还说得过去，如果说一个县方圆百里那就说不通了，这是《周礼》不可信的第二点。王畿之内，公邑实行井田制，乡遂实行沟洫制。这两种制度，都是一夫受田百亩，五口之家出一夫服役，百亩之田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这一点上都没有差异。但是井田制从一井往上，一直到方圆百里的一同，用来疏通水利的设施是沟、洫、浍三种。沟洫制则到方圆三十二里半的万夫为止，用来疏通水利的设施是遂、沟、洫、浍、川五种。利害相同而制度不同，占地少却要耗费更多人力，这也是治理国家的人不会去做的事。楚国的〇掩担任司马时，测量平原低地、整治丘陵沃土，大概是平坦的川泽、可以开辟为井田的地方就开辟为井田，丘陵堤防之间，狭窄不能开辟为井田的就划成小块田（杜预认为"町"是小块田地）。都是依据地形来确定宽窄多少的差异，井田、沟洫大概也是这样，并不是公邑就一定实行井田制，乡遂就一定实行沟洫制，这是《...

译《周礼》有三处不可信。这三处既然不可信，那么《周礼》中一切诡异而背离人情的说法，都不值得相信。古代的圣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法度，是用来方便人的，从没有制定法度来强迫人的。制定法度来强迫人，这正是迂腐的儒生用来扰乱天下的做法。

译五峰胡氏说：谨按孔子所定《尚书·周官》，六卿之中，"冢宰掌管国家的政务，统辖百官，均平天下"。现在用刘歆所编成的《周礼》来考察，太宰"掌管制定国家的六典"。太宰统领五官所掌管的典章，以此来治理国家，难道在五官之外，还另有一种"治典"吗？那么说太宰掌管建立六典，就是刘歆的妄说了。太宰的属官有六十个，如小宰、司会、司书、职内、职岁、职币。这些官职所掌管的，文辞繁琐而事务重复，大都是些期会簿书之类的末节小事，是俗吏搜刮聚敛所干的勾当，而不是辅佐冢宰、进退百官、均平天下之治的事。古代治理国家、统御百姓的人，以道义为利益，不以财利为利益，所以拥有百乘兵车的大夫之家，不畜养聚敛财货的家臣；与其有聚敛的家臣，宁可有盗窃的家臣。现在《天官》中有宰夫，考核都城郊野各地的治理，稽核财用的出入，凡是耗损财用、虚报名目的就加以诛罚，凡是能使财用充足、增长财物的就加以赏赐。君主宰相坚守恭敬节俭，不崇尚末业，使百姓致力于根本农事，这才是使财用充足、增长财物的要道。百官有司谨守自己的职分，怎敢逾越制度，自己去做"充足财用、增长财物"的事？如果照刘歆所说，这是使百官有司不遵守法度，上下都竞相求利，搜刮盘剥百姓，走向使国家危亡的道路，绝不是周公致太平的典章。古代的王者，恪守礼制、减少欲望，依道义行事，没有什么忌讳，也不畏惧灾患。现在《天官·甸师》却说："遇丧事，代替王承受灾祸。"这是楚昭王、宋景公都不肯做的事，怎能说是周公立此为训、开启后世君王忌讳的先例呢？先王的制度，凡是官府的值宿住所，都排列在库门之外，用以区别内外、严明贵贱。现在宫正却"比较宫中官府和值宿住所人数的多少"，又说"清除其中奸邪不正之人"，这样一来，妃嫔与宫吏、众多人等就杂居一处，帘幕陛阶都不严整，内外就混乱了。"宫伯，掌管王宫中的士庶子"，郑玄认为是指各类小吏中的庶子，负责宿卫王宫的人。天子深居九重宫禁，前朝后市，用门卫来加以谨慎防护，用城郭沟池来加以严密守卫，用乡遂县都环绕拱卫，用侯甸男邦采卫作为屏藩，用夷蛮戎狄来守御边陲，四面周匝，居天下之中而立，安定四海的百姓。现在周公竟在宫中设置各种小吏，又用其中的士庶子来护卫王宫，这是何等的示人不广，而自我削弱到如此地步！王后的职责，是恭敬节俭、不生嫉妒，率领夫人嫔妇，以承事天子、奉侍宗庙罢了。现在内宰说"凡建立都邑，要在左右设立市场"，这难道是王后的职责吗？"内小臣掌管传达王后的命令"；"王后如果对四方诸侯有友好之事，就派他前往；对卿大夫有友好的号令，也是如此"。"阍人掌管看守王宫中门的禁令"。解说者认为这两种官都是宦官、受墨刑之人。妇人没有外事，以贞洁为德行。如果对外结交诸侯，对内交结群臣，那还用得着君主吗？做臣子的尚且不该有境外的私交，何况是王后呢？古时不用受过刑的人看守门户，公家不畜养刑余之人，大夫不豢养他们，士人在路上遇到，也不与他们交谈。周公作《立政》篇，告诫成王要慎选左右近臣，如缀衣、虎贲之官，都要用德才俊秀的人。现在反而让隐宫刑余之人接近于日月之侧，这不是开启祸乱败亡的先例吗？寺人、内竖，都是低贱之人，不值得看重。女祝，掌管宫中祈祷祭祀禳灾会福之事。祭祀的礼仪，天子、公卿、诸侯、大夫、士在外面举行，后妃、夫人、嫔妇在内供办祭服笾豆罢了。凡是天地宗庙、山川百神，祭祀都有固定的常法，又哪里用得着这些琐碎的祈祷禳会之事在宫中举行呢？这大概是汉代女巫施行左道进入宫中，趁

译着妃嫔争宠嫉妒，替她们做厌胜之事罢了，刘歆竟把这当作太宰的属官，设置在王宫之中，这诬蔑周公也太过分了。冢宰应当常以天下为己任，所以王者若内有宠妾与王后分庭抗礼，外有宠爱的庶子与嫡子并列，宴游没有限度，衣服没有等级，赏赐没有节制，法度的废弛，将从此开始，即使身处内廷，身为冢宰的人，也真该承担这个责任。至于九嫔的妇法、世妇宫中的用具、女御的职事、女史掌管的内政、典妇管理的女工，这些本是王后夫人的职责，王安石却认为都统辖于冢宰，那么王者用以治理内宫的方法，可以说是至公至正的了。顺应事理而没有偏私叫做公，依循事理而没有邪曲叫做正，修身以齐家，这是王者治国平天下的定理，是应当亲自尽心去做的事。如果自己不能齐家，却把这交给冢宰去管，做王的人违背事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怎能称得上公正呢？唉！王安石真是奸邪之人啊！四方的贡纳职责，各有一定的制度，王者是天下财物的主人，秉持礼义来奉养天下，天下的财物没有不属于王者的，不应该有公私的区别。现在大府却有"贰贡"这种多余的财物，用来供奉玩好之用，这与唐朝君主受裴延龄欺骗蒙蔽的事又有什么区别！玉府，竟有王的金玉珍宝、良货财贿的收藏，这与汉桓帝、灵帝设置私库又有什么区别！内府，竟有四方进献的金玉齿革、良货财贿，用以供给王的喜好赏赐，这与唐朝君主接受四方"羡余"进献所受的轻侮又有什么区别！王的裘服，本应是夫人嫔妇负责的事，现在既有司裘，又有缝人、屦人等九种官职，都是掌管衣服的。膳夫、酒正的职责本来不可缺少，又有腊人、盐人等十六种官职，都是掌管饮食的。医师的职责本来不可缺少，又有兽医等五种官职，都是掌管医事的。帷幕次舍这类事务本来不可缺少，是奴仆下人所做的活计，也设置了五种官职。凡此种种，既不应该冗滥到这种地步，而且这些人都是凭技艺侍奉在上、被人役使的，怎能说他们属于"冢宰进退百官、均平四海"的一类呢？汉朝兴起，经历了五霸七雄之乱，圣人之道已经断绝灭亡，大乱之后，陈平做丞相，尚且不肯担任廷尉、内史一类的具体事务，周公承继文王、武王的德业，辅佐成王担任太师，竟广泛设置宫闱之官，把琐碎猥亵的衣服饮食技艺之官列为自己的属下，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到了最后还有夏采这个官职，专门掌管王死后办理安葬的事。呜呼！哪里用得着这种不祥之人呢！礼官遇到大丧变故，临时执行也就罢了，竟然预先设置官职来等待王的驾崩以履行职责，这是何等的不吉利啊。太宰的属官，共六十二个，考察起来没有一个是完善合理的，那么其余五卿的属官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的书怎能称之为"经"，与《易》、《诗》、《书》、《春秋》相提并论呢！

按：《周礼》这部书，先儒相信的和怀疑的各占一半。那些怀疑它的人，也不过是嫌它官职冗杂、事务繁多、琐碎烦扰罢了。但我曾经论述过，典章制度到周代已经详备，礼乐文物到周代已经完备，有一件事就必定设一个官职，这不足为怪。比如阉人、阍人、卜官、祝官，各自都设有专职官员；衣服、膳食、钱财、货物，都各有相应的机构管理。自汉代以来，这种规模的琐碎、制度的繁密，也是同样的样子，只是官名没有沿袭六典的旧称罢了，本来就看不出这是在推行《周礼》，也看不出这与《周礼》有什么不同。唯独在与百姓交涉的事情上，后世都以简便疏略为宜，如果用《周礼》的办法来施行，必定会导致病害百姓、酿成祸乱，王莽的王田制、市易法，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输法就是这样。后世的儒者，看到这样的效果，于是就怀疑《周礼》是刘歆、

译王莽伪造的书而不可施行；有的人则认为没有《关雎》、《麟趾》那样的仁德之心，就不能推行这部书。我都认为不是这样。《周礼》，是三代的法度，三代之时，不仅像周公那样的圣人能够推行，即使是一个平常人也能推行；三代以后，则不仅王莽的矫诈、王安石的固执刚愎不能推行，即使是贤达明哲之人也不能推行。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三代之时，天下都实行分封建国，天子直接治理的地方不过千里，公侯则从百里到五十里不等，而卿大夫又各自世代享有食禄的封邑，分土而治，世代相传守护。百姓的衣食日用，都仰赖于上面的供给，而上面的人用来治理百姓的办法，就如同祖父对待子孙、家主对待奴仆一样。田地则年少时授予，年老时收回，于是就有了乡遂之官。又根据田业的肥瘠、人口的多寡，加以斟酌区划，使之均平（如"上等地一家七口"之类的规定就是如此）。财货则丰盈时收敛，匮乏时散发，于是就有了泉府之官。又从而补助不足的、帮助短缺的，或赊或贷，使百姓财用充足。这就是养育百姓的办法。司徒的职责，从卿大夫、州长，一直到闾胥、比长，从遂大夫、县正，一直到里宰、邻长，年终岁末以及四时首月，都要征召百姓，考核他们的德行技艺，纠察他们的过失恶行，加以劝勉惩戒。司马的职责，军队设有将，师设有帅，卒设有长。四时的仲月，就有整顿军旅、演习武备、驻扎大规模检阅的方法，用旗帜召集百姓，施行禁令，加以诛罚奖赏。这就是教化百姓的办法。上下这样兢兢业业、明察秋毫，几乎没有一天安宁。然而这些事情虽然看似烦扰，却不觉得是法度的弊端，是因为将土地私有、以百姓为子民，痛痒常常相互关联，脉络常常相互连属，虽然当时所谓的诸侯卿大夫，未必都贤能，但既然世代守护这片土地、世代抚育这些百姓，就自然不能不把它们视为一体；既然视为一体，那么奸弊就无从产生，好的法度也就可以世代传承了。自从分封制变为郡县制，做君主的人统治天下，高高在上，而用来治理百姓的事，则委托给百官有司、郡守县令。做郡守县令的人，大都三年就要更换，即使有龚遂、黄霸那样的仁慈善良，王成、赵广汉那样的明察敏锐，他们刚到任的时候，也茫然如入异乡，累积多日多月，才能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从而施行政令，往往一年之后，他的善政才可以记述，才刚满两年任期又将届满了。至于那些疲弱懦弱、贪婪卑鄙的人，则把自己的官职看作旅店客舍，把自己治下的百姓看作飞鸿泥土一般，发布政令，不过是假手于胥吏来办理，既然是假手于胥吏来办理，还想用《周官》的法度来施行，那么事务繁多政务必定繁扰，政务繁扰百姓必定受害。教化养育的恩惠还没有让百姓信服，而追索呼喝的苛刻扰乱已经到了极点，所以后世谈论善政的人必定说要事务简单。用《周礼》这部书来看，成周的制度未尝简单。自从土地不再分封世袭，官职不再世代传守，做官吏的人不过是任期届满就调迁，多是为了方便自己、谋求私利的打算。于是国家的法度制度大都以简易为宜，"慎无扰乱狱讼市集"的说法、"治道去太过分"的说法，于是就成为治理国家、庇护百姓的长远方略。用来对待百姓的办法，未尝有什么养育百姓的措施，只求使百姓自己不失去养育就可以了。未尝有什么教化百姓的措施，只求使百姓自己不失去教化就可以了。因为土地既然广阔，那么心思谋虑就有照顾不到的地方；长官频繁更换，那么设施措置就有来不及完成的地方。于是法令一立就产生奸弊，命令一下就滋生诈伪，用简单安静的办法处理，还差强人意；稍微涉及繁多复杂，就抵挡不住这种混乱了。从前子产处理郑国的政事，他所施行的，说是"都城郊野有法度

译，上下有服制，田地有沟洫的划分，庐舍井田有编制"。这些都是《周官》的法度。但是一年之后百姓就作歌讽刺他说："谁杀了子产，我一定参与其中。"三年之后就改为歌颂他说："子产如果死了，谁来继承他呢！"考察郑国的土地狭小，放在后世不过相当于一个郡罢了。以子产这样贤能睿智的人，担任一个郡守的职责，他的精神必定足以周知实情虚伪，他的思虑必定足以彻底洞悉得失，绝不会像后世那些奉命行事的官吏那样苟且从事。而且当时周朝的制度也还未完全废弛，只是没能全部恢复先王的旧制罢了。然而稍微想要有所变革，也未能立刻符合人心，必定要经过岁月的磨砺，然后从前的诽谤讥讽才会转变为歌颂赞美。何况才能赶不上子产，所治理的又不止一个郡，而且生在千年之后。先王的制度已经废弃很久，只有那些遗留下来的书籍还存在，却不体察时宜，不顾恤众人的议论，一定要强行推行，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王安石所推行的，把常平法改为青苗法，托辞说："这是《周官·泉府》的法度。"当时诸位贤人极力反对，苏轼说过："青苗法虽然说不许强行摊派，然而其中愿意申请借贷的人家，必定都是孤苦贫困难以自给的人家。如果自己有盈余的财产，何至于与官府做这种交易？这类人一旦鞭打催逼得急了，就会跟着逃亡；逃亡的人多了，就要把负担均摊给邻居和担保人。"苏辙也说过："借贷发放和收取的时候，官吏借机作弊，法度无法禁止钱财入手，即使是善良百姓也难免有不合理的花费。等到偿还的时候，即使是富裕百姓也难免超过期限。受到这样的责罚，就必定要用鞭打，那么州县就多事了。"这些都是在说官府与百姓之间赊贷不方便。常平法，是买进卖出粮食的办法；青苗法，是赊贷钱财的办法。买进卖出的办法，用钱与粮食两相交易，看似未必对百姓有什么好处，但用官府的法度来施行，反而简便。赊贷的办法，拿出钱来借给百姓，按时计息收取，看似真的对百姓有所救济，但用官府的法度来施行，反而繁扰。然而买进卖出的说法起源于魏文侯，常平法起源于汉宣帝，三代的时候，未曾有这些制度。而赊贷的办法，《周官·泉府》却明确记载了，难道周公制定的经制，反而不去实行简易的办法，却要去实行繁扰的办法吗？如果说《周礼》是不可信的书，那么《左传》记载郑国饥荒，子皮受子展之命，赈济国人以粮食，每户一钟；宋国饥荒，司城子罕请求平公，拿出公家的粮食借贷给百姓。让大夫们都出借，司城氏借出的不予记录；替没有粮食的大夫出借，使宋国没有饥饿的人。齐国的陈氏用家用大的量器借出，用官定的小量器收回。那么春秋的时候，官府对于百姓，本来就有赊贷这种事。虽然当时未曾像青苗法那样收取二分的利息，然而熙宁年间诸位贤人所说的，并不是嫌弃它收取利息太多，而是认为贫穷的人愿意借贷，借了却没有能力偿还，那就亏损了官府；富裕的人不愿意借贷，被强行摊派借给他们，还要让他们担保贫穷的人，代为偿还欠款，这样又损害了百姓。两方面都没有好处，本来就不如常平法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听凭百姓自便，来得简易而两全其美。然而《左传》所记述的郑、宋、齐三国的事，都被称赞为善政，作为美谈，未曾见其有熙宁、元丰年间的弊端，这是为什么呢？郑、宋、齐，是列国诸侯，他们所任用的，是罕氏、乐氏、陈氏，都是世代享有食禄封邑，与国君分土而治的人。王安石所治理的，是整个天下；他所任用的，是六七个少年、四十多个使者，以及州县的小吏，都是些趋炎附势、迎合时势的人。但这并不是说郑、宋、齐三国的大夫都贤能，而王安石的党羽都不贤良。因为

译世代私有土地、以百姓为子民的人，与百姓的感情常常亲近，亲近就能周知利弊，所以法度虽然繁琐，也足以有利于百姓。暂时奉命宣扬教化的人，与百姓的感情常常疏远，疏远就不能彻底洞察实情虚伪，所以法度虽然简单，还是担心会危害百姓。用青苗赊贷这一件事来看，就可以知道《周礼》所记载的，凡是法度制度琐碎繁密的，可以在分封制的时代推行，而不可以在郡县制之后推行。必定要懂得时势变化的人，然后才可以谈论"通经学古"这样的话。

●卷一百八十一 经籍考八

○经礼

※《周礼疏》十二卷

晁公武说：唐代贾公彦撰写。贾公彦，某州人，永徽年间，官至太学博士。史书记载他著这部书共四十卷，现在合并为十二卷。世人称赞他阐发郑玄的学说最为详细明白。

陈振孙说：他在序中讲述《周礼》的兴废，认为始于成帝时的刘歆，而完成于郑玄。又说郑众认为《尚书·周官》就是这部《周官》（即《周礼》），这是错误的。《尚书》只有一篇，《周礼》却有六篇，文字相差数万，不是《尚书》一类的书，这样看确实如此。但《周礼》六官实际上本源于《尚书·周官》，《周官》举其大概，《周礼》详其条目，那么郑众的说法，也未必算错。而其中最可疑的地方，是"邦土"、"邦事"这类说法的不一致。《馆阁书目》说："按《艺文志》称之为《周官经》，这就是《礼器》篇所说的'经礼'。"《汉书·艺文志》有《周官经》六篇，《传》四篇，只不过说是经、传罢了，随便就把它当作"经礼"，尤其可笑。《广川藏书志》说："贾公彦这部《疏》，是根据陈邵的《异同评》和沈重的《义疏》写成的。"这两部书都见于《唐书·艺文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石经周礼》十二卷

晁公武说：伪蜀孙朋古书写，用国子监刻本加以校正。它的注文有的多余有的脱漏，与国子监本不同的地方多达上千处。

※《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

晁公武说：本朝王安石（字介甫）撰写。熙宁年间，设立经义局，王安石自己撰写《周官义》十多万字，没有解释《考工记》。按秦代焚书之后，《周礼》比其他经书最晚出现，议论的人各不相同，唯独刘歆称它是周公致太平的遗迹，郑玄则说是周公归还政权给成王之后，把这部书传授给成王，让他定都雒邑，治理天下；林孝存说它是荒谬混乱、不可验证的书，何休也说它是六国时期阴谋家编造的说法。从前北宫锜曾问孟子周朝分封爵位俸禄的制度，孟子说诸侯痛恨这种制度对自己不利，把相关典籍都毁灭了，那么在孟子的时代已经没有《周礼》了，何况经过秦代焚书呢！林孝存、何休非议这部书，确实是有道理的，不知道刘歆、郑玄根据什么来说这些话，而且他们自己的说法也相互矛盾不同。王莽曾经拿这部书来施行，搜刮聚敛财货，滥行祭祀、烦扰百姓，冗杂琐碎、诡异怪诞，离人情相差太远。用这部书来写文章还算可观，用来处理实际事务就难以施行，王莽之所以导致大乱，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此后只有苏绰、王通认为这部书好，其他儒者未曾有人称赞它。到了王安石，因为这部书中讲理财的内容占了一半，所以特别喜爱它，像推行青苗法之类的事情都以此为依据，他之所以自己解释这部书的意义，大概是想把自己所创立的新法都依附在里面加以阐明，务求堵住反对者的嘴，后来他的党羽蔡卞、蔡京继承王安石的主张，想要全部推行，圜土之法、方田之法，都是这样。周朝是姬姓，所以周王的女儿称为"王姬"，其他诸侯的臣子如宋、齐的女儿，也不称"姬"，而各自随自己的姓氏，称为"子氏"、"姜氏"。赵宋是嬴姓，蔡京却让皇帝的女儿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