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四 兵考六

译外，八年五月，吕师古留兵三千驻扎太平州，而刘〇留兵驻扎镇江。至于四川的军队，曲端死后，吴〇兼并统领他的军队，王庶、刘子羽占据兴元，又招集流散的兵员，建立成都的军伍。刘子羽被罢免后，吴〇又兼并统领他的军队，所以吴〇的军队有十万人。吴〇死后，胡世将担任宣抚使，命令吴〇（此处当为吴璘）率二万人守兴州，杨政率二万人守兴元，郭浩率八千人守金州。而吴〇的中部三万人，分驻仙人关内外，吴〇一并统领，因此四川的军队，独独偏重于兴州。

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上言："金人为患，至今已经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却茫然不知安身立命之所，这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将帅人才，而驾驭他们又没有得当的方法。像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〇含这些人，身为大将，论他们的官职则兼任两镇节度使的重任，比照执政大臣的班位，甚至有韩琦、文彦博都不敢承担的地位。论他们的家产，则金帛充盈，锦衣玉食，仆役众多，都是凭借军功赏赐补授官职，以至于一军之中，使臣反而比士卒多。平时飞扬跋扈，不遵守朝廷法度，所到之处驱使掳掠百姓，比夷狄还厉害，陛下也不能过问，正是因为要在防秋时借重他们的死力罢了。张俊在明州只能稍作抵抗，为何敌人还未退到几里之外，就率兵先逃跑，这是害死了明州一城的百姓生灵，而陛下再度经历馆头之行的逃难，正是张俊造成的。臣痛心地想到，自去年秋天以来，陛下为宗庙社稷的大计考虑，认为建康、京口、九江都是要害之地，所以派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让王〇含隶属杜充，这样的安排并非不妥当。而韩世忠在八、九月间就已经把镇江储备的物资全部装上海船，焚烧城郭，做出逃跑的打算，等到杜充在前方奋力作战时，韩世忠、王〇含终究不肯出力相助，刘光世也安然坐视，不出一兵，正与韩〇朝夕饮宴，敌人到了几十里之内还不知道，那么朝廷失去建康，敌虏侵犯两浙，陛下受到震惊，是韩世忠、王〇含造成的。失去豫章，使太后流离逃亡、六宫离散，是刘光世造成的。唉！这些将领辜负国家的罪过如此严重，而张俊从明州率兵到温州，沿途一片空虚，百姓都逃到山谷之中。韩世忠逗留在秀州，放纵士兵四处掳掠，甚至捆绑县令，来索取钱粮，虽然陛下亲笔手诏，召唤他三四次都不肯来，元宵节还抢夺民间子女，张灯设宴大摆酒席，君父蒙难而不体恤。王〇含从信州进入福建，所过之处敲诈勒索不计其数，还公然发布公文说：'不要枉害百姓生灵。'他的真实用意究竟在哪里？臣看如今这些将领，按古法都应当处死，然而不能全部处死。只有王〇含本来隶属杜充，杜充在前方战败，而王〇含不予救援，这是不可饶恕的，应当先斩王〇含来向天下示警。其他的依次严加贬降，让他们以功赎罪。臣以为，敌虏退去之后，正是大力申明赏罚、重整纲纪之时，不如选择一位有威望的大臣，统一节制各军，即使是陛下的亲军，也听从他的节制，逐渐用法度加以裁制。凡是军队擅自以护驾为名而移动驻地的，从主将以下，都依法论处，同时在偏裨将领中，选拔可用的人才，间或授予他们方面的权力，等他们立功之后，加以爵位官秩，暗中作为将领们的替代人选，这是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希望陛下与大臣们仔细商议，果断实行。"

起居郎胡寅上疏说："赵充国是西汉名将，曹操是三国英雄，他们用兵没有不屯田积粮的，而如今的军队，张口就要吃饭，这是什么道理？自古以来面对敌人，有的听从命令，有的不听从命令，所以太祖皇帝，曾经亲自出入

译军中，用剑砍士卒的皮帽，记下退缩的人，等战事平定后诛杀他们，若是攻坚陷阵有功的，则赏赐不过夜，这就叫做有赏有罚，分辨勇敢与怯懦。而如今论功行赏，全军一起授官，从未听说有因不听命令而被处死的，这是什么道理？自古以来行赏：那些立有特殊功勋的将帅就升迁官职品秩，或者封赐国邑；至于士卒则不过犒赏赐予而已，或者只是赐给金帛而已。如今从普通士兵以上，都用实职官位来赏赐，人人拿着凭据请求丰厚的俸禄，甚至用官名来命名队伍，这是什么道理？自古以来财权都归于朝廷，予取予夺，全由君主掌控，比如李牧军中的市场租税、太祖命令边将进行贸易之类，那么衣食器械赏赐的费用，都从中支出。如今煮盐酿酒的收入，遇到军队所到之处，就被侵占独占，什一之利，一半被军人所得。至于衣食粮饷，则说仰仗大司农，器械则必须取自武库，赏赐则全都出自地方官府，这是什么道理？自古以来统率军队，有事时交给将帅，无事时归还天子。光武帝中兴，可算是马上得天下之时了，尚且不肯长久地把兵权借给将帅。邓禹攻取三辅，统领数十万大军，一旦无功，收回兵权就像从口袋里取东西一样容易。如今统兵的人把军队当作自己的家产，好像不肯再放手一样。曹操说：'要我放弃兵权，是不可能的'，莫非现在也类似这种情况！自建炎以来，更换宰相执政共有四十多人了。谋略不当，政事不善，即使是位高权重的宰相、亲近的股肱之臣，一句话就可以罢免他，为何独独将帅不能进退调动，来均衡劳逸的差使，提拔沉沦被压抑的人才呢？这又是臣所不明白的。自古以来统率军队，一定有确实的员额数目。作战就会有败亡，平时也会有死亡，紧急时也会有逃散，这是不能避免的。如今各军近的四五年，远的八九年，从未见过死亡损失逃亡的数目减损，难道都没有死亡吗，还是随时死亡随时补充？逃跑而不报告，战败而不报告，死亡而不报告，补充而不报告，这是不应该的。用补充的人的姓名充作死者的姓名，把死者的妻子儿女当作补充者的妻子儿女，这是不应该的。不然的话，军籍怎么会从来没有缺额呢？这又是臣所不明白的。自古以来统率军队，必定要去除多余无用的人员，保留精锐，分为等级，如所谓价值百金的士兵，价值千金的士兵，就是作战时所依靠必胜的力量，其余的只是充当声势、准备辎重罢了，那么供养他们、使唤他们的人，不敢与精锐士卒并列。虽然等级如此，但都是军旅所用之人。如今各军中却什么人都有了，逃避赋役、想免除门户差役的人去当兵，行贿求官爵的人去当兵，有过错不能做官的人去当兵，犯了刑法害怕被逮捕的人去当兵，考不上科举失去仕途的人去当兵，还有乡党故旧之人，各种手艺工匠之人，方术占卜之人，音乐戏曲之人，他们之所以聚集到军队里来，不正是因为有势力可以庇护他们吗？不正是因为有利益可以聚集他们吗？不然的话，人生各有各的职业，何必都跟着当兵呢？这又是臣所不明白的。"

按：建炎中兴以后，兵力弱小敌人强大，动辄战败，以致王业只能偏安一隅，这是将领骄横、士卒懈怠、军政不整肃所造成的，汪彦章、胡致堂两篇奏疏，切中当时的弊病，所以完整地记录下来。

建炎四年，诏令神武右军统制张俊上言："牙军的士兵大多是招募聚集的乌合之众，想把上等的改称胜捷军，次等的称振华、振武，希望军政能够归一统一，便于训练。"诏令依

译从此议。此后把河北人充作河北振武军，其余的人称为陕西振华军。

绍兴元年，金人留驻承州、楚州，浙西大帅刘光世驻守镇江，想使他们(敌人内部)产生二心，于是铸造金银铜三色钱，钱文写着"招纳信宝"，凡获得敌方降人就设宴款待并赠送这种钱，不久相继来降的人，得到数千人，都发给良马利器，像对待本国人一样使用他们，因此创立赤心、奇兵两军，颇为得用。二年，左仆射吕颐浩请求出兵北伐以恢复中原，并且说："天时人事，如今都可以有所作为，为什么呢？以前自淮扬之变以来，兵器损失十之八九，不久，敌人分三路入侵，江浙的军队都溃散成为盗贼。自从陛下专心致力于军政以来，逐渐裁汰冗员，整修器械，如今张俊军三万人，有全套装甲一万副，刀枪弓箭都齐备。韩世忠军四万人，岳飞军二万三千人，王〇含军一万三千人，虽不如张俊的军队，也都很精锐。刘光世军四万人，老弱士兵颇多，但挑选一下也能得到一半精锐。此外，神武中军杨沂中、后军吕师古都不下万人，而御前忠锐军如崔增、姚端、张守忠的部队也有二万人。臣上考太祖取得天下时，正规军不过十万人，何况如今有十六七万兵力，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的呢？而且以前群盗四处骚扰，朝廷疲于应付，如今都已平定。又自从敌虏南侵以来，没有人敢抵挡他们的锋芒，近年来张俊在四明取得胜利，韩世忠在镇江振奋军威，陈思恭在长桥出击，张荣又在淮甸大捷。实在是因为敌虏太过贪婪残暴，天意大概将要悔祸了。又敌人把中原交给刘豫，而刘豫琐碎烦扰，不懂治国大体，三尺孩童都知道他不能立国，事情本可预料。看宇文虚中的密奏，虽不可全信，但敌骑连年不到淮甸，必定有所牵制，天意大概可以看出来了。如今韩世忠已到行在，臣希望陛下英明决断，尽早决定，命令韩世忠、张俊，与臣等共同商议，决策北伐。让韩世忠从宿州、泗州，刘光世从徐州、曹州进军，又在明州留海船三百艘，让范温、阎皋乘四月南风北上，直取东莱。这几路都有粮草可以依靠，不必调动百姓运送粮饷。大军一旦集结，刘豫必定向北逃跑。所收复的各郡，就地选择土豪担任守将，敌人如果举兵来争夺这些地方，那么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这样骚扰几年，中原就可以收复了。况且如今作战的士兵，其中精锐的都是中原之人，恐怕时间一长会消磨殆尽，将来势必难以再举兵，这是值得深深惋惜的。"等到听说桑仲进兵，于是商议大举出师，亲自率军北伐，并且说："近来听说敌人和伪齐联合，来窥伺川陕，如果趁尚未举兵之时（先动手），必定可以牵制陕西的危急局势，万一王师驱逐刘豫，那么敌人必定震惊恐慌。"命令韩世忠从京城进入潼关，这也是一步妙棋。

按：吕颐浩的这番话说得很好，然而皇帝相信他的说法，颁布督师的命令，才到常州，部将就叛变了，最终托病不再前进，竟没能向北射出一支箭，又回到宰相之位，没有建立什么功业。因为他所说的当时军旅情况比较详备，所以记录下来。

四年，枢密院上言："提举御前军器所申报：'本所的杂役人员额定五百人，自从户部裁减月俸，都逃跑了。若按户部所定每月米五斗五升，每天不到二升；麦四斗八升，每斗折钱二百，每天支给伙食钱一百，实在供养不足。'"诏令："由户部裁定，在月粮一石七斗的基础上，增加为一石九斗。"五月，诏令："神武义军统制王〇含所部经检阅列为第三等的士兵一千六百六十人，拨发填补各州厢军禁军。"

《军防令》规定：各军招募挑选的身高标准，

译天武第一军五尺八寸，捧日军、天武第二军、神卫军五尺七寸三分，龙卫军五尺七寸，拱圣、神勇、胜捷、骁捷、龙猛、清朔诸军五尺六寸五分，骁骑、〇骑、骁胜、宣武、殿前司虎翼水军五尺六寸，武骑、宁朔、步司军虎翼等五尺五寸，广捷、威胜、广德、克胜等五尺四寸五分，克戎、万捷、〇捷、横塞等五尺四寸，亳州雄胜、飞骑、威远等五尺三寸五分，济州雄胜、骑射、桥道等五尺三寸，挑选中式的广效、武和、武肃、忠靖及三路厢军五尺二寸。

七年，枢密院上言："查核历次颁布的指挥文书，各军不得互相招收以及强行拖走别军的官兵。据访察得知近来各军中，有因故投奔别军的人。恐怕互相认识收留，另外引起纷争，理应加以处置。"诏令："各军凡在今日以前，已收留别军官兵的，特别赦免追究，此后不再允许招诱扣留。"十一年四月，给事中范同因为诸将掌握兵权难以控制，向秦桧献策，并且用柘皋大捷向皇上进言。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入朝觐见，论功行赏，都授任枢密副使。张俊率先交出所部兵权，于是分别命令三大帅的副将各自统领所部，各自成为一军，改称其官衔为统制御前军马。撤销宣抚司，遇有出师需要请示旨意，军队都隶属枢密院，仍旧驻扎原地，而四川大将的军队也分别屯驻就地取粮，分布在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太安军、兴元、隆庆、潼川府共十四郡。所以如今镇江大军，就是韩世忠的旧部；建康大军，就是张俊的旧部；鄂州大军，就是岳飞的旧部。绍兴末年，荆南、江州、池州又都新建立了军籍，荆南所驻扎的，是刘〇所招募的效用兵，加上鄂州的军队；江州、池州的军队，则是三衙中疲弱不堪、驻守戍卫的士兵。江州一军，大多都是茶寇出身。而兴元府、兴州、金州三都统的军队，本是曲端、吴〇、关师古这些人的部下，是关西的旧部。考察乾道末年，建康都统司兵约五万人，池州都统司兵一万二千人，镇江府都统司兵四万九千人，荆南都统司兵二万人，兴元都统司兵一万七千人，金州都统司兵一万一千人。此后分别驻屯戍守，人数增减不定，挑选训练、合并整编，分合也不统一。其下设有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等职名。

十三年，诏令："殿前司等处统领将官除本身俸禄之外，另外没有供给和职田之类，供养不足，派遣官员管理运送，侵夺了军政。可以每月发给供给：统制、副统制每月一百五十贯，统领官以至准备将各按等级发给不同数额，希望能够充分供养他们的家庭，以此要求他们将来立功报效。若各军仍像以前那样擅自差遣士兵去做买卖贸易，依照私自役使禁军的法律处置，所贩卖的货物，计算赃款定罪。州县明知而不举报的，与犯人同罪。"

二十九年，枢密院上言："查核内外各军招募人员，大多招收有技艺的工匠和贩卖之徒，导致人才身材短小，体质怯懦，败坏了军政。可以自今以后一律按照身高标准招募刺配身强力壮、能够披甲上阵的人。如有违反，从重依法惩处。"皇帝依从此议。孝宗隆兴二年，殿前司上言："各军的法规规定，士兵年满六十岁，将校年满六十五岁，减发充剩的钱粮请给；其中有战功的，也只发一半。近年以来，有人谋求全额支给，又有年龄已到而不予裁减除名的，支出费用浩大，不免向百姓横征暴敛，请求如今所属各部遵照旧法，各营分别设立名籍，籍贯、年龄、招募刺配的年月，都记载在册，一份留存本营，一份留存户部，一

译份留存总领所，以备核查裁减除名时使用。"诏令："依此办理。"

乾道元年诏令："三衙及沿江各军，今后升迁调补，必须等到年限期满，才允许申请。"

关于升迁补授的制度：凡是各军将校，任职年月有长有短，功绩表现有优有劣，有的按名次排列比较，来加以升迁提拔，称为排连；若有战功，或遇上大礼郊祀恩赏，依次升迁补授，就叫做转员。只有年老患病、犯有过失的人，不在升迁补授之列。《军防令》规定：各军将校转补：指挥使出缺，由副指挥使补充；副指挥使出缺，由都头补充；都头出缺，由副都头补充；副都头出缺，由军中十将补充。各禁军将领转补：任职满三年的，十人出缺三人则补三人，七人至五人出缺则补二人，三人出缺则补一人；即使未满三年，八人出缺五人、七人出缺四人、五人出缺三人、三人出缺两人的，都可以进行转补。各禁军将校、军头、十将应当转补的：由当职官员按照挑选禁军的方法进行考核，没有疾病的才测试弓弩，其中枪刀、标牌手各项粗通熟练达到规定标准的，才能获得转补。若有疾病衰弱，或年满六十九岁，或转补之后犯有贪赃枉法、超越法度情节严重以上的，即使遇到恩赦，也一律搁置不予转补。那些被差遣外出的，不受考核限制，在别的州的，等到所在州考核完毕后，报告原驻营处。各就粮军出缺，应转补将校的，各处分别在现管同一等级军分内按缺额人数依次递补升迁。如果人数不足，申报总管或安抚使、钤辖，县镇先在本州挑选，本州在本路相邻州及依次的州同一等级军分内，挑选已经转补满两年的人来填补空缺。若还是不足，各司报请本处，随即转补，并上奏朝廷。诸禁军转补、排连的将校节级正管人员，各按职位次序依次排列，兼管及代理同管而与下一级将校节级职名相同的人，都按照补授的先后顺序排列次序。诸禁军已经转补、排连，而有以前的功勋赏赐、武艺应当升转官资的，先在旧的职位上转补，然后在已转的官资上再转补、排连。如果没有空缺，就在应排的转补名次之下、名额之外予以补授。各军因过失而应当搁置转补、排连的，若尚未搁置就立有战功或身受创伤的，予以免除搁置。诸厢军应当补授僚属官员的，完整记录所颁降的朝廷旨意，发给凭牒。补授节级的，发给凭帖。诸禁军转补、排连，限定在一季之内上奏，厢军则限十日。诸马军龙猛、步军龙骑、归远、壮勇诸军的将校士兵，虽犯有徒刑罪但到军营后不曾犯盗窃罪的，允许补转、排连。诸都作院将校，所管理的工匠三百人以上出缺满三人的，其余遇有出缺之日转补。满三年后，依照名次依次升迁。

容斋洪氏《随笔》说："本朝宿卫禁军升迁补授的制度，按照任职年月和功劳次序依次晋升的，叫做排连。举行大礼后的第二年，在殿庭比试武艺，皇帝亲临检阅，叫做推垛子。那些任期已满应当离去的，按照本人资历，资历高的授任正任团练使、刺史，外补为州总管、钤辖，资历小的得到州郡监当之职。应当留任的在军职内升迁补授，叫做转员。唯独推垛比试之日，因病未能前往应试的人，所受的损害最为严重。绍兴三十二年四月，我以右史身份在午间入对，当时将有出使之事，与副使张才甫一同在皇城司吃饭，有一个老兵头戴幞头、拄着黑色拐杖，拜别皇城司办官刘知邦（音译），哭泣哽咽，刘知邦也为之伤感。我问他缘故。这老兵拿拐杖给我看，拐杖上面都刻记着士卒姓名和军营屯戍的事情，说：'我本是天武第

译一军都指挥使，曾经立过战功，累积升官到遥郡团练使。今年任期已满应当离职升迁，如果在御前呈报比试合格了，便能得到正任的官衔，成为附近州郡的总管。不幸得了小病，就遭到淘汰裁减，只能降职调任外藩将校。原有的官位，一切都被撤除，才屈就侍奉州都监，听命于管营部辖使唤。三十七年的辛勤劳苦，一旦如同扫地出门，命运不济到了这般地步。'在座的人都为他叹息怜悯。案：崇宁四年，有诏令说各班直曾经担任宿卫，因病告假期满尚可医治的，殿前指挥使补外任牢城指挥使，这是沿用旧有的法规。"

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上言："本司各军空缺的名额相当多，绍兴末年，统辖二万九千余人，乾道三年，以二万七千人为定额，如今统辖二万五千四百余人，所派出戍守在外的实际占去一万零一百四十三人，检阅所属部队能够披甲上阵的，仅有六百二十七人，请求允许本司按照绍兴末年原有定额招募补充。"皇帝依从了这个请求。

叶〇奉诏所作《兵总论》之二说："自唐代至德年间以后，节度使专擅一方领地而抗拒朝廷号令，喜怒叛服，全在瞬息之间，而藩镇的祸患，当时的人认为是极大的忌讳。然而国家权力被将领窃取，这还可以理解；没过多久，将领的权力又被士兵窃取，将领的所作所为，只能听从士兵的意愿，于是士兵便以此挟制朝廷。所以国家权力被将领窃取，人人都知道；将领权力被士兵窃取，却少有人知晓。大历、贞元年间，节度使已经是由士卒拥立的了，唐末更加严重。而五代延续到本朝初期，君主的兴废，都是由士卒们操纵的，一旦发动拥戴，天下就俯首听命而不敢计较。而议论者却偏偏认为忧患在于藩镇，岂不是太过疏漏了吗！太祖收回节度使的权柄之后，所以裁汰士兵使数量极少，治理军队使纪律极严，之所以能够平定僭乱、威服海内，是太祖统御驾驭的能力所致，并非依靠兵力来巩固政权的。群臣不考察其中原委，不体察事情形势，忘记了当年士卒奋起呼喊、目无君上的祸患，反而认为太祖之所以立国，关键在于兵力；建都于大梁，没有山川形势的险要，而以军队作为险要屏障。建都大梁，是沿袭周、汉的旧制，并非太祖挑选而后定都于此的。假使真的是依靠兵力来巩固政权，那么绵延数百里的军营、上百万的军队，太祖自己就会增加，用不着等到后世了，可他的兵力却不满二十万，这是为什么呢？不以兵力强盛为务，是前代帝王的一贯做法。何况太祖的兵力不满二十万，他并非依靠兵力来巩固政权，这是可以肯定的。招募的日益增多，供给的日益增加，大概是因为端拱、雍熙以后，契丹强横难以制服才这样的。康定、庆历年间谋划国事一再失误，依靠兵力立国的说法大肆盛行而不能禁止，此后天下才开始拥有上百万的军队，使天下削弱以供养军队，而国家的治理就无所作为了。而上上下下却洋洋自得，认为得计，为此设置文书制度、聚敛财赋，用尽衰败乱世搜刮的手段，向百姓索取来供给军队还是不够，等到这些军队不能用时，又向骄横的敌虏低头屈服，让他们安然生活在军营之中。所以王安石为神宗讲解裁减军队的办法，知道军队的负担养不起，却仍然没有醒悟到征兵不必求多，教练各路保甲达到四五十万人，暗中想用来取代正规军，正规军无法取代，而保甲反而使天下的百姓都变成了兵，于是虚耗的形势就显现出来，天下的形势更加衰弱。元祐年间废除保甲，史臣认为太祖设立官阶等级的制度，用什伍编制来消磨壮士的奸雄之心，兵制最为高明，因此百余年没有祸乱。王安石实在不足以懂得这一点，《实录》所记载的，大概就是

译当时议论的根本所在。虽然如此，王安石尚且不足以懂得这个道理，而不是王安石的人，又怎么能懂得呢！至于绍圣以后，就更加严重了。保甲重新整治，正规军也依然如故，内外都消耗殆尽，本末都被削弱。大观、政和年间，保甲的数目达到六七十万，两种制度都已弊坏，名存实亡，所以军制大坏，士卒不能披甲持戈作战，平民相互挺身而起，变成盗贼。〇离不才率领十万余兵力，长驱直入却无人能敌，仓促间派人召集乌合之众来勤王，京师失守，那么勤王的人反而在天下四处掳掠。唉，真是痛心啊！养兵却使自己陷入困境，多兵却给自己招来祸患，不用兵却使自己失败，没有比本朝更严重的了。而议论的人还说依靠兵力才能巩固，控制军队的办法很好，只能沿袭而不能改变，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这实在是严重诬蔑太祖，而又严重贻误国家。加上四处屯驻的军队，又是过去所没有的，用数倍于祖宗时期的财用，投入四处总领所这个巨大的深渊，而各州郡又因厢军、禁军的负担而困顿，侵夺削减民力，以至于耗尽枯竭。问起对外防御，就说来不及讲和；问起国内防备，就说仓促之间令人担忧。统制、统领、总管、路钤、路分钤辖等统兵的官员，充斥天下，白白耗费厚禄，而军队却从未有过一天真正的用处。当今国家没有见到有难以治理的弊病，敌人没有见到有难以攻破的证据，只是白白地被军队所困扰，逐渐积重难返，不能轻快获利，其一是，四处屯驻大军的祸患；其二是各州郡厢军、禁军、土兵、弓手的祸患。去除一个祸患就得到一分利益，一州的兵患去除了，那么一州就得利；一方的兵患去除了，那么一方就得利。兵患去除了兵力就会强盛，任凭怎样使用都没有不可以的。陛下如果能在这件事上果断决策，难道还有长期不能革除的弊病吗？"

又《论四屯驻大兵》说："敢问四路屯驻大军，知道它是当今的深重祸患吗？假使知道它是深重祸患，岂能积累五十年之久，却不谋求解决的办法？既然如此，那也只是不知道罢了。自从靖康年间国家破败，扬州仓促逃难，海路艰难，杭州、越州仓促建立行朝，天下距离远的地方号令不通，距离近的地方横行溃乱无法制止。国家没有威信来驱使强悍之人，而各位将领各自夸耀自己雄豪，刘光世、张俊、吴〇兄弟、韩世忠、岳飞各自凭借组建的军队称雄天下，其中玩忽敌情、贪图安逸，没有比得上刘光世的；其中权谋算计、逃避责任，没有比得上张俊的。当时，粮饷任由他们索取，功勋任由他们上奏。将领官阶所占的俸禄，多于士兵人数所占的份额。朝廷让转运使负责供应粮饷，随意搜刮盘剥，不再顾惜，各军志得意满，仇恨嫉妒相互产生，而上上下下都以此为忧患。等到张俊收编刘光世的兵权时，处置没有办法，吕祉因上疏批评张俊而督促他，(叛军)一旦杀死主帅，就卷起铠甲逃散了。此后秦桧考虑不……

译考虑长远，之所以急于求和、以忍辱来换取苟安,是因为担心诸将的兵权不容易收回，逐渐酿成毒疮般的祸患，那样不仅北方无法收复，连南方也难以安定下来。

所以核定各军的开支调拨数额，分配天下的财赋，特意任命朝臣来统一管理，作为财政出入的枢纽。

各将领的军队全部隶属御前，将帅虽然出自军中，但任免调换都由君主决定，以此显示如臂使指、上下相制的形势。

从前的大将，有的被杀、有的被罢黜，都战战兢兢地听候旨意，此后江左才得以稍稍安定。

由此可知，(高宗)深知这是如此严重的祸患罢了。

尽管如此，秦桧的思虑却不够长远，他不仅仅满足于屈辱求安，反而径直把如今这样的措置当作大功一件。

耗尽南方的财力，来供养这四支大军，常常忧惧不安、担心财用不足，秦桧却只是坐视不管，毫不体恤。

秦桧久居相位，年老病死。

后来的人对此习以为常，也不再去深究，只当作理所当然。

所以朝廷把四支大军当作命脉所系，却因此使民财枯竭；四都统、副统制借机侵吞克扣军饷，宫中宠幸之臣借机把持将帅的兵权，弊端相沿承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何况长期不打仗，老兵日渐凋零耗损，新补入伍的又懈怠偷惰，能够作战的士兵十个里挑不出四五个，士气低落衰弱，再加上被役使去做买卖，相互拖欠债务，家眷日益增多，养家糊口都不够，怨声哀号，朝野内外都能听见。

从前祖宗耗尽天下的财力来供养天下的军队，这本是前代所没有的事；而如今耗尽南方的财力，来供养这四支屯驻大军，又是祖宗时代所没有的事。

若论土地，则北方更为重要；若论财赋，则南方更为丰厚。

运用我方充足的财力，使军队强盛、士卒饱足，实力雄厚富足，凭借这样的条件去北方夺取土地，不必等智者指点，就该知道是可以做到的。

如今怎么能把财力都耗费在三十万疲弱的士卒身上，沿袭五六十年积累的弊端，使之成为庸碌将领和腐朽宦官买卖谋取富贵的场所呢？

那么陛下的宏图大业，又将寄托于何处呢？

陛下如果真的奋发有为、要在天下有一番作为，抒发不可压抑的平素志向，去图谋与那不共戴天之仇的深仇大恨，就一定要从这里做起。

使兵制得以确定，减少州县供应军粮的负担，来让穷苦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培植国家的根本，然后激励士兵使其奋勇作战，激励将领使其无所畏惧，一再与敌军对阵，胜负便可决出了。

军队因精简而后才能强盛，财赋因节省而后才能富足，这个道理十分简单，这个策略十分紧要，实行起来也十分容易。

译又《论厢禁军弓手土兵》说："厢军负责杂役，禁军负责作战防守，弓手是县里巡逻缉捕的力量，土兵是乡里镇守要害的力量。承担劳役有兵，防备战事有兵，巡逻缉捕有兵，镇守要害有兵，大州有四五千人，中州有三千人，小州有二千人。算一算养一个兵的费用：正常的廪食供给占其中一份，因养兵而设置的营伍将校，其上又有路分钤辖、总管等，这占一份，恩赐、阅视、借支、供食等又占一份，因兵而生的各种弊病、损公肥私的又占一份。百姓中所谓的第一等户，倾尽其全部赋税所入，尚不足以供养一个兵的衣食。如今州郡二税的正额全部上供朝廷，其所征收的酒税等名目也全部上供朝廷，朝廷既已用这些来供养庞大的中央军队，而州郡自己应当支用的部分，又要全部用来供养厢军、禁军、土兵，还有配隶发配的罪人，牢狱人满为患，这些也都是州郡所要供养的。既然如此，财力怎能不匮乏，百姓又怎能不困顿呢？养兵的用意，是为了有战事时能作战，不是为了没有战事时也要防备。若无事而防备，那就必须有一批不必养的兵才行。如今在无事之时供养他们，竭尽州郡的财力来供给他们衣食，这本来就不是为了作战。那么即使拥有百万之兵，也难免自贬为极其弱小的国家，这是形势必然如此。所以不裁减守卫京师、屯驻各地的大军，国家的财力就宽裕不了；不裁减厢军、禁军、弓手、土兵，州郡的财力就宽裕不了。在繁重滞塞、纷扰不堪的制度中立法定制，把困苦百姓当作使国家安定强盛，把耗费国力当作施行仁惠，把使士大夫精力疲惫当作善用人才，把人心愈发卑陋、操守愈发低下当作有远见，把不敢有所行动当作以国家为重，把养兵而不打仗当作消解奸雄的野心，以致落到忘却仇耻的地步。抛弃中原华夏之地、废弃天命，礼崩乐坏，积累各种弊端而无人革除，这都是因为守卫京师、屯驻各地的军队在上使国家困顿，厢军、禁军、弓手、土兵在下使州郡困顿罢了。陛下只从外部着想，却不谋划内部的问题，忧患于难做的事，而不切实去做那些容易做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古代的兵都是从百姓中征发出来的，所以百姓归附则兵源众多，国家便能勃然兴起；百姓叛离则兵源稀少，国家便会忽然灭亡，从三代以来都是如此。秦汉开始有了招募的兵，但仍与民兵参杂使用。到了唐朝中期，才完全废除民兵而改为募兵。兵既然完全出自招募，于是兵与民便开始分成两回事了。兵与民分为两截，于是兵的多寡，就不再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国家的存亡，也不再关系到民心的叛离或归附。募兵的数量一天天增多，养兵的费用一天天浩大，而败亡的迹象反而由此奠定根基。唐朝自天宝以来，内外都用募兵。外兵被藩镇所擅有，内兵被宦官所擅有，两者势力不相上下，而其力量足以相互牵制，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反叛时，郭子仪、李光弼便用节度使所辖的兵将其诛灭。朱泚僭乱时，李晟、浑瑊便用神策军将其诛灭。等到唐朝衰落之后，宦官便凭借内廷之兵挟制君主，藩镇便凭借外地之兵擅自扩张地盘。等到朱温举兵向内进逼，将宦官尽数诛灭，废除神策军，唐朝的皇权就转移到了内部权臣手中。杨行密、钱镠、马殷、王建、刘仁恭、李茂贞这些人，凭借士卒窃据一方，唐朝的疆土便在外部分裂，唐朝于是灭亡了。中间又经历五代，国家的权力被将领所掌控，将领的权力又被士兵所掌控。士卒所推举的人便成为君主，国家因此兴起，这并非因为得到了民心；士卒所废黜的人便成了孤家寡人，国家因此灭亡，这也并非因为失去了民心。宋朝拥有天下，太祖、太宗凭借武力削平海内，等到传到一两代之后，兵越来越多，而国势

译却越来越弱。元昊这个蕞尔小丑，兴兵作乱，朝廷军队所到之处，动辄败北，最终不免因循苟且，置之不理。等到女真南下侵扰，征召勤王之师，动辄数十万。然而援救河北，就在河北溃败；援救京城，就在京城溃败。于是中原拱手让给了金人，而宋朝的江山便偏安于江南一隅。建炎、绍兴年间，骄兵散卒，遍布东南，聚集成为大股盗贼，攻陷城池，残害百姓，行在数百里之外，大多沦为盗贼的渊薮。而所谓的这些盗贼，并不是百姓怨愤而反叛，都是不能北上抵御敌人的溃散士兵罢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这些人，辅佐中兴，论功行赏，与前代的卫青、霍去病、裴度、郭子仪相比并无多少差别，然而细究他们的功勋，也大多是平定境内叛乱、安抚东南地区罢了。一旦遇到女真，不是战败就是逃遁，纵然偶有小胜，也无法弥补过失，最终不免采取委屈求和的下策，来成就在江南苟安宴乐的打算。到了宋朝末年，夏贵在汉口、贾似道在鲁港，都统率着数十万大军，不战自溃，于是那些卖国投降、为敌效力的并非百姓，都是宋朝的将领；那些临阵倒戈的，也并非百姓，都是宋朝的士兵。兵既然不是出自百姓，所以兵越多国家越危险，百姓尚未叛离而国家已经灭亡，唐朝、宋朝便是如此。唉！兵，就好比手足；国，就好比身体。手足强壮则身体得以存活，手足枯槁则身体便会残废；兵多则国家得以存续，兵少则国家灭亡，从来没有因为兵多而灭亡的。如今唐朝的兵虽然人数众多、剽悍勇猛却不能为国所用，就好比患了狂躁病的人，挥拳伸爪，自己抓伤自己的皮肤，自己戕害自己的肠胃，以至于丧命。宋朝的兵虽然人数众多却孱弱不堪、不可任用，就好比患了肥胖麻痹之病的人，任由自己纵情享用而养出臃肿的四肢，小腿粗如腰身，手指粗如大腿，而病症也随之加重，以至于丧命。既然如此，那么使国家覆灭的正是兵，使身体丧命的正是手足。此外，古代按户籍征发百姓为兵，其法不过是根据田赋可以征收的户来征收，根据年龄适合服役的人来征发，百姓本来不容许侥幸逃免，但也不可以滥加征入。《司马法》说："使智者、使勇者、使贪者、使愚者"，大概是说家家户户都要出兵，那么君子与小人、贤能与不肖之人都会掺杂其中。自从募兵之法施行以来，于是挑选那些愿意应募的人，而所谓愿意应募的人，不是游手好闲、没有户籍的无赖之徒，就是负罪逃亡的亡命之辈罢了，良民是不会去当兵的。所以世人骂人的时候，说"黥卒""老兵"，大概就是说这种身份低贱、令人羞愧。既然如此，募兵所招募到的，都是些不肖的小人。兵本是用来捍卫国家的，而所得的却都是些不肖的小人，那么国家能够存续，实在是侥幸。纲纪尚能确立、威令尚能施行的时候，还能驱使他们亲近君上、为长官效死；否则便会溃散作乱、四处流窜，反而成为百姓的祸患，国运也就随之而去了。真是令人不胜感慨啊！

●卷一百五十五 兵考七

○禁卫兵

《周官》记载：宫正掌管王宫中的戒令纠禁，按四时校核宫中各官府、值宿处人员的多寡（"时"，指四季；"比"，校核其人是否在岗，"官府"是指设在宫中的机构，如膳夫、王府内宰之类；"次"，指各官吏轮流值宿的处所，如同现在各官署的庐舍；"舍"，指他们所居住的处所）。为此制作名册版图以备核查（官府、值宿处的图册以及其人员的名籍，以备核查），傍晚敲击木柝而核查人员（傍晚巡夜以核查值宿的人，为的是防止他们懈怠离开岗位）。国家如有变故就下令值宿，核查方式也一样（"故"，指灾祸；"令宿"，指守卫王宫）。分辨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