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三十一 乐考四

译●卷一百三十一 乐考四

○历代制造律吕

黄帝派伶伦到ㄍ溪的山谷中取竹子，截断两个竹节之间的一段来吹奏，把它作为黄锺律的宫音，制作了十二支律管来听辨凤凰的鸣叫，凤鸣六声（雄鸣六声），凰鸣六声（详情及注解见后卷）。

《周官》说："太师掌管六律六同，用来调和阴阳之声。阳声有：黄锺、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有：大吕、应锺、南吕、函锺、小吕、夹锺。都用五声来修饰它们，用八音来传播它们。"典同官掌管六律六同的名目，用来分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此制作乐器。（旧本"同"写作"铜"。郑司农说："阳律用竹做管，阴律用铜做管。竹，属阳；铜，属阴。各自顺应其本性。"郑康成认为"律，是传述气的；同，是辅助阳气使之宣发、与阳气相合的，都用铜制成。"）凡是制作乐器，都以十二律作为它的尺度标准，以十二声作为它的容量标准（数度指宽度和长度；齐量指器物容积的大小）。凡是调和音乐也是如此（和，是指调校原有的乐器）。"

汉文帝命丞相北平侯张苍开始厘定律历制度。

太史公《律书》说："帝王制定事务、建立法度，衡量事物、遵循规则，全都取法于六律，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六律对于兵械尤其重要，所以说'望敌军便可知吉凶，闻声响便可辨胜负'，这是百代帝王不变的道理。武王讨伐纣王时，吹奏律管来听音，从孟春一直推算到季冬，杀伐之气相互交并，而音律偏于宫音（《兵书》说："打仗时，太师吹奏律管，音合于商则战胜，军威张扬强盛；合于角则军中骚扰多变，失去士心；合于宫则军队和睦，将士同心；合于徵则将领急躁多怒，军士劳苦；合于羽则兵力弱小、军威不振。"）。同类之声相互应和，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高祖平定天下之后，三边之外的部族仍有背叛之心。大国的诸王虽然名义上称为藩屏辅臣，但臣子的礼节尚未尽到。恰逢高祖厌倦、苦于用兵之事，又有萧何、张良的谋划，所以偃兵休战，只加以笼络而不作防备。传到孝文帝即位时，将军陈武等人建议说：'南越、朝鲜（《正义》说："潮、仙两个读音。高丽平壤城本是汉代乐浪郡的王俭城，就是古代朝鲜之地，当时朝鲜王卫满占据着它。"）从秦朝时起便内属称臣，后来却拥兵阻险，动辄窥伺观望（○○读作○卖反。选读思兖反。蠕读昔兖反○《索隐》说：蠕音软。选蠕，是指蠢蠢欲动、想要进取的样子）。高祖之时，天下刚刚安定，百姓稍得安宁，还不能再兴兵作战。如今陛下仁德惠爱、安抚百姓，恩泽遍及四海之内，应当趁士民乐于效力之时，征讨叛逆之党，以统一疆域。'孝文帝说：'朕能担当衣冠之治（《正义》说："朕读而禁反。"），未曾料想到这些。当年恰逢吕氏之乱，功臣宗室都不以为耻，误使我登上帝位，我常常战战兢兢，唯恐事情不能善终。况且兵器是凶器，即使能如愿取胜，用兵也终究耗损民力，让远方百姓怎么办呢？况且先帝深知不可再烦劳百姓，所以不曾把用兵放在心上。朕又怎敢自认为有此能力呢？如今匈奴屡次入侵，军中官吏未建战功，边地百姓父子扛戈作战已久（《正义》说："荷读何我反。"），朕常常为此忧心伤痛，没有一天忘记。如今还不能立即消除边患，只愿姑且坚守边防、设置斥候，缔结和约、互通使节，使北方边境得以安宁，这样做的功效已经很大了，暂且不要再议论用兵之事。'因此百姓不必内外奔波服役，得以在田亩间休养生息，天下富庶，粮价每石降至十几钱，鸡鸣狗吠、炊烟万里，这可以说是天下和乐了吧！"又说："文帝之时，恰逢天下

译刚刚摆脱战乱之苦，百姓安居乐业，顺应他们的心愿而不加扰乱，所以百姓才得以安定。以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未曾去过集市，游玩嬉戏就像小孩子一样。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有德的君子吗！"

永嘉陈氏说："律吕之法，起源于黄帝；律吕之说，确立于太史公。只懂得黄帝制定的法度，而不懂得太史公的学说，就难以制定音律；懂得太史公的学说，而不懂得黄帝的法度，那么虽然不能制定音律，也不妨碍理解律吕的道理。为什么呢？黄帝派伶伦到ㄍ谷取竹，制成十二支律管，吹奏阳律来候凤，吹奏阴律来拟凰，十二律的法度由此而确定，确实是起源于黄帝的。黄帝的法度虽然存在，但太史公的学说尚未提出，那么天下人虽然知道音律在音乐中不可或缺，却不知道制定音律的根本；虽然知道音律在度、量、衡中不可废弃，却不明白制定音律的用意。根本不明白，用意不通达，那么即使截竹铸铜，确定形制、开凿孔窍，区区用上党的黍粒来划分律管的长短，比较是否吻合，费尽日夜之力去做，也未必能真正确定下来。那么太史公的学说究竟在何处呢？大概太史公撰写律书时，开篇不谈音律而谈用兵，谈用兵不谈用兵之事而谈偃兵休战，谈到偃兵休战时，对汉文帝尤其详加论述。既说陈武请求讨伐朝鲜，而文帝却认为应当姑且坚守边防、设置斥候，缔结和约、互通使节，因此天下富庶，鸡鸣狗吠、炊烟万里，可谓天下和乐了。"又说："文帝之时，能够不加扰乱，因此百姓才得以安定，年老之人不到集市，游玩嬉戏就像小孩子一样。唉！像太史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懂得制定音律的时机，而通达制定音律用意的人了。为什么呢？当文帝之时，偃兵休民，缔结和约、互通使节，天下安乐，那么民心和悦融洽，阴阳协调，天地之气也随之归于中正。如果制定音律来候验它，如果气与之相应，自然知道我所定的律是对的；如果气与之不合，自然知道我所定的律是错的。依据天地的正气，来确定一代的正律。音律有不能确定的道理吗！古人所说的天地之气交合而生风，天地风气归于中正，十二律便得以确定，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那么律吕之说，岂不正是确立于太史公的吗！"

武帝厘定雅乐，设置协律官职，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元帝时，郎中京房通晓五音、六十律的数理。皇上让韦元成向京房询问乐府之事。京房回答说："我曾受学于已故的小黄县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的方法是：以上律生下律，都是三分生二分；以下律生上律，都是三分生四分。阳律下生阴律，阴律上生阳律。终止于中吕，十二律便完成了。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止于南事，六十律便完成了。十二律的变化推衍到六十律，就如同八卦的变化推衍到六十四卦一样。伏羲创作《易经》，记录阳气初生的规律，以此作为律法。建立冬至这一天的音声，以黄锺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锺为徵，南吕为羽，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月令章句》说："以姑洗为角，南吕为羽，那么徵音便浊。"），这是声气的本源，五音的正宗。所以各自主管一日。其余各律依次运行，值日的律各自作宫音，而商、徵等音便依类相从（《月令章句》说："律，是遵循的意思，是发声的管子。上古圣人根据阴阳，辨别风声，审察清浊，但这些又不能用文字记载、用口头传授。于是开始铸造金属做成钟，用来掌管十二月的音声，然后用它来验证气候的升降。钟难以细致分辨，就截取竹管，称为律。律，就是分辨清浊的标准法度。声音的清浊，以管的长短来制定。"）《礼运篇》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轮流作宫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京房又

译说："竹制律管的声音不便用来调校度量，所以制作准器来确定音数。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有十三根弦，两端支柱之间相距九尺，以应合黄锺律九寸之数。中间一根弦，下面刻有分寸标记，用来标定六十律清浊的音节。"这种方法施行于史官候部时使用。截取竹管做成律管，吹奏它来考订声音，排列它来验证物候之气，这是律吕的根本（前汉书注说：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在泠道县舜祠下得到一支白玉律。古人是用玉来做律管的）。术士们因为音声细微而形体难以察知，其分数又不明确，所以制作准器来代替它。准的声音清晰通畅、容易辨识，分寸的刻度也较粗。然而弦音的缓急清浊，如果没有律管就无法校正。调准中间那根弦，使它与黄锺律音相合，按照刻画去求取其他各律，没有不与应有的数值相符合的。

《朱子语录》："文蔚问：《国语》说律是用来建立均、定出度的。韦昭注解说：'均是指均锺，木料长七尺，上面系有弦。不知道它的形制是怎样的？'朱子说：'均就是七均，比如以黄锺为宫，便以林锺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七律自成一均，音声自相谐应。古人要调合音律，先须吹律，使众声都相合，律才可以使用。后来的人想不明白怎么去逐律吹奏取音。京房才开始有了律准，是先做出一个母本，调准了之后，后来的人只依照这个作为标准。《国语》称之为均，梁武帝称之为通。它的形制是十三根弦，一根弦是全律，黄锺只是散声。又从黄锺算起，到应锺共有十二根弦，要取哪一个音，就用弦柱在各弦上按分寸移动，靠柱子来确定所取之声，建立均的用意，本来就是如此。'"

平帝元始年间，王莽执政，征召天下精通钟律之人百余人，让羲和刘歆总领此事、条陈奏报，论述最为详尽。一是备数，二是和声，三是审度，四是嘉量，五是权衡。这五者交相参验、变化推演，错综其数理，考订于古今之制，验证于气象物候，调和于人心听觉，参考于经传典籍，都能求得实情，无不协调统一。所谓数，就是一、十、百、千、万，用来计算事物，顺应性命的道理。《书》说："先推算其命数"（师古说："这是《逸书》上的话。是说帝王统理大业，先要确立算数来支配各种事务。"），数的根本起源于黄锺之数，从一开始而以三递乘，逐三累积（孟康说："黄锺，是子位的律。子数为一。太极元气蕴含三而为一，所以一数变化而为三。"），推演过十二地支的数值，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样五行之数便齐备了（孟康说："最初以子位的一去乘丑位的三，其余各辰则辗转按已得的成数乘以三，推演十二辰，便得到这个积数。五行阴阳变化之数便完备于此。"）。算筹之法用竹子制作，直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根排成六棱形，为一握（苏氏说："六觚，就是六角形。从一角量到对角，长度为一寸，每面容纳一分，可放九根算筹，相邻的数有十个，正面的数实为九个，其外表六面每面九根共五十四根，六角合计共得二百七十一根算筹。"）。算筹的直径取法于乾律黄锺的一分，而长度取法于坤吕林锺的长度（张晏说："林锺管长六寸。"韦昭说："黄锺管长九寸，取其十分之一，便得这一分。"）。这个数目依据《易经》大衍之数五十，实际使用四十九，成就阳爻六爻，象征周流六虚的意象（孟康说："以四十九成就阳爻六爻为乾卦，乾卦的策数是二百一十六，用以成就六爻，这就是周流六虚的意象。"）。推演历法、产生音律（张晏说："推演十二辰的历法来产生律吕。"）、制作器具，画圆用规、取方用矩，称重用权、量平用衡，取平用准、取直

译用绳，制作精美的量器（张晏说："准，就是水平仪。量器要能准确衡量多少，所以称为嘉。"），探究幽深、寻索隐微，钩取深奥、达于致远，没有一样不需要用到这些的（师古说："赜也是深的意思。索，也是求的意思。"）。度量长短的，不能有毫厘之差（孟康说："毫，是兔毛，十毫为一〇。"师古说："度读大角反。"），量取多少的，不能有圭撮之差（应劭说："圭，是自然形成的形状，是阴阳的开端。四圭为一撮，用三指撮取。"孟康说："六十四粒黍为一圭。"师古说："撮读仓括反。"），称量轻重的，不能有黍累之差（孟康说："〇读蠡。"应劭说："十黍为一〇，十〇为一铢。"师古说："〇读来曳反，此字也可读作累绁的累。"）。以一为纲纪，以十相协调，以百来延展，以千来扩大，以万来推衍，这些方法都在算术之中。将它宣布于天下，小学教育以此为准则。这项职责由太史掌管，羲和负责执行。所谓声，就是宫、商、角、徵、羽。五声的根本，产生于黄锺律（详见后卷《锺律篇》）。律共十二，制作方法都用铜。这项职责由太乐掌管，太常负责统辖。所谓度，就是分、寸、尺、丈、引，用来度量长短。这项职责属于内官（内官，是官署之名。《百官表》说："内官长丞，起初隶属少府，后来改属主爵，之后又改属宗正。"），由廷尉负责统辖（法度由此而生，所以归属廷尉）。所谓量，就是龠、合、升、斗、斛，用来量取多少。这项职责由太仓掌管，大司农负责统辖。所谓权衡，衡是平的意思，权是重的意思。衡是用来配合权来均衡衡量物体轻重的。这项职责属于大行，由鸿胪负责统辖（平衡曲直、统一远近，所以归属鸿胪。度、量、衡的详情，见下卷本门）。凡是律、度、量、衡使用铜制作的，是取"铜"与"同"字音相通之意（取铜的名称，是要与"同"相配合），用来统一天下、整齐风俗。铜是物质中最精纯的，不因干湿寒暑而改变其性质，不因风雨侵蚀而改变其形状，坚定不移、恒常如一，有类似士人君子的品行，所以用铜来制作。用竹子来做"引"，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引长十丈，高一分，宽六分，只有竹篾柔软而又坚韧，最为适宜）。

后汉肃宗元和元年，待诏候锺律殷彤上奏说："如今官府中没有精通六十律以调准音律的人。已故待诏严崇曾将准律之法完整传授给他的儿子严宣，严宣已经通晓熟习。希望召严宣补任学官，主管调校乐器。"皇帝下诏依从此议。太史丞弘对严宣考核十二律，其中两律合格，四律不合格，还说不知道是哪一律，严宣于是被罢免。从此制律之家再没有人能够为准器安弦定音，候部之法也无从再见于世了。

灵帝熹平六年，东观召来掌管律吕的太子舍人张光等人询问准器的用法。张光等人也不知道，回去翻阅旧日藏书，才找到那件器物，形制正如京房所记载的那样，但仍然不能确定弦音的缓急。音律这种东西不能用文字写给当世的人，懂得的人想要传授却无从教起，心中通达的人自己领悟却没有师承，所以史官中能辨别清浊音律的人于是就断绝了。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太榷的常数和候气之法罢了。五音产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辗转相生为六十律，都是用来记录斗建之气，验证万物之类的。天以日影来验证，地以声响来验证，这就是律。阴阳调和则日影准确，律气相应则灰烬飞散。所以天子常常在冬至、夏至之日亲临前殿，会合精通八能的乐师，陈列八音，聆听乐律，测量日影，候验锺律，衡量土灰，验证阴阳。冬至阳气相应时，乐律便清越，日影达到最长，黄锺律相通，土灰变轻而衡器上仰；夏至阴气相应时，乐律便浑浊，日影达到最短，蕤宾律相通，土灰变

译重而衡器下低（《淮南子》说："水气盛所以夏至潮湿，火气盛所以冬至干燥。干燥所以灰轻，潮湿所以灰重。"）。在前后五天之中反复推进后退，八能之士各自将候验的情况上报，太史封存上奏。验证相符则说明阴阳调和，不符则加以占测（《易纬》说："冬至这天人君不出宫殿，停止用兵，跟随音乐五天，敲击黄锺之磬。公卿大夫列士的心意得以顺遂，那么阴阳的日影度数就会合乎法度。夏至这天，礼仪如同冬至一样。冬至这天，立起八尺高的表杆，正午时测量它的日影。日影合乎法度的，这一年就丰收，百姓和顺。日影不合法度的，这一年就歉收，百姓多有讹言，政令因此不能公平。日影前移就会有水灾，日影后移就会有旱灾。前移一尺就会日食，后移一尺就会月食。发生月食就要端正臣下的行为，发生日食就要端正君主的德行。"）。候气的方法是，建造三重密室，关闭门户，涂抹缝隙务必周密，布上缇色帷幔。室中用木料做成案几，每一律各设一案，内低外高，依照各律所对应的方位排列，将律管安放在案上，用芦苇内膜烧成的灰堵塞律管的内端（葭莩产自河内），依照历法推算而候验它，节气到来时灰便飞散。因为气流而被吹动的灰会散开，因人或风而被吹动的灰则会聚拢。殿中候验用玉律十二支，只在冬至、夏至两天候验。灵台用竹律六十支，候验时依照该月历法（《月令章句》说："古代制定锺律的人，是用耳朵来辨别音声是否协调。后人做不到这一点，就借助数理来校正音律的尺度，尺度校正了，音律也就正了。锺是依照重量而尺寸中所能容纳的升斗之数来确定制法的，律也是以寸分的长短作为尺度，所以说黄锺律管长九寸，直径三分，周长九分，其余各律都是依此增补或缩短而成，虽然大小、周长的数值各有增减。用度量来记载的，可以用文字书写、用口头传授，与众人共知，然而终究不如耳朵辨别得清楚明白。"）。

魏武帝时，杜夔精通音韵，担任雅乐郎中。武帝命令铸铜工匠柴玉，此人心思巧妙，制作了许多器物，为当时人所称道。杜夔命柴玉铸造钟，钟声的音律清浊大多不合法度，屡次销毁重铸。柴玉对此很不满，认为杜夔是在任意挑剔清浊音律，向魏武帝诉说此事。魏武帝取来所铸的钟，混杂在一起重新测试，这才知道杜夔的辨音确实精妙，而柴玉的说法是错误的。

晋武帝时，张华、荀勖校订魏国杜夔所制定的锺律，发现其音声大多不协调，于是取出御府所藏古今铜律、竹律共二十五支，铜尺、铜斛七件，用来校对、削减新尺，比杜夔所用的尺短四分，于是据此制作了十二支笛。笛子具备五音，以应合京房的乐律之术。笛体所发的音，都各自用蕤宾、林锺的角音，如果偏短就再加倍。两支笛子合成八律之后才算完成，去掉四分之一，再用本宫管向上量度，就是宫音孔的位置。依照宫音孔的位置，再用本宫徵管向上量度，就是徵音孔的位置。各律都依照这个方法辗转相因，根据孔位的疏密，适当地安排布置。有的取一半，有的取四分之一，用来调和律吕、订正雅乐。正会时在殿庭演奏，荀勖自认为宫商已经调和相谐，然而议论的人却认为荀勖只是暗中揣摩而已（起初荀勖曾在路上遇见一个姓赵的商人的牛铃。等到他掌管乐事、律吕尚未调和时，说："若能得到那个姓赵人的牛铃，就能调和了。"于是命令各郡国把牛铃都送来，果然找到了能够调和的那个）。当时阮咸精通八音，议论的人称他为神解。阮咸心中常暗自讥笑荀勖新定的律声偏高，认为音调偏高近于哀伤，不合乎中和之道。每逢朝廷聚会奏乐，荀勖自认为远不如阮咸，常常猜疑阮咸说他

译调律不准，把他当作异己，于是把阮咸调出朝廷、外放为始平相。后来有个农夫在田野耕地时，得到一支周代的玉尺，荀勖用它来校对自己所定的锺、磬、丝、竹各种乐器，发现都比标准短了一粒米的长度，在这件事上，才叹服阮咸辨音之精妙。

宋元嘉年间，太史钱乐之认为京房的六十律，上下相生，终止于南事，于是依据京房南事律的余数，又推衍出三百律。到了梁代，博士沈重在锺律议中说："《易经》以三百六十策来对应一年的天数，这就是律历的数理。《淮南子》说：'一律产生五音，十二律演变为六十音，再将之扩充六倍，所以三百六十音用来对应一年的天数。律历的数理，就是天地的规律。'这个道理自古以来便是如此。"沈重于是依据《淮南子》的原有之数，运用京房的方法来推求，得出三百六十律。各律依照该月所属的本律，作为一部。以一部律数作为母数，以一个中气所占的天数作为子数，用母数去统率子数，依照数值多少，各自确定一律所建之日辰及分数。用这些来配合七音，那么建立冬至那天的音声，就是黄锺为宫，太蔟为商，林锺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五音七声，到这时便和谐完备了。其后按日建律，都依次类推运行。值日的律各自作宫音，而徵音也依次相从。用来考察音声、验证节气、辨识时序，万物各得其宜，各自顺应其节候。从黄锺开始终止于壮进，共一百五十律，都是三分损一而向下生律。从依行开始终止于亿兆，共二百零九律，都是三分益一而向上生律。只有安运一律作为终结，不再生律。这些律的数值都取黄锺之实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作为根本，以九三作为除法，各自除以其实数，得出寸分及小分，余数都舍弃不计。这就是各律的长度。至于各律部的次序，就是上生、下生、宫徵的次序。现在大略叙述其名目次序如下：黄锺一部，三十四律（每律各占三十四分之三十一日）。大吕一部，二十七律（每律各占一日又二十七分之三日）。大蔟一部，三十四律。夹锺一部，三十四律。姑洗一部，三十四律。中吕一部，二十七律。蕤宾一部，二十七律。林锺一部，三十四律。夷则一部，二十七律。南吕一部，三十四律。无射一部，二十七律。应锺一部，二十八律。梁武帝一向精通锺律，熟悉旧时典章制度，于是亲自制定礼乐，又设立了四种乐器，命名为"通"。通器受声之处宽九寸，通身长九尺，临岳（弦枕）高一寸二分。每种通都装有三根弦：其一叫元英通：应锺弦，用一百四十二根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弱强；黄锺弦，用二百七十根丝，长九尺；大吕弦，用二百五十二根丝，长八尺四寸三分稍弱。其二叫青阳通：太蔟弦，用二百四十根丝，长八尺；夹锺弦，用二百二十四根丝，长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一百四十二根丝，长七尺一寸一分强。其三叫朱明通：中吕弦，用一百九十九根丝，长六尺六寸六分弱；蕤宾弦，用一百八十九根丝，长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锺弦，用一百八十根丝，长六尺零四分四。其四叫白藏通：夷则弦，用一百六十八根丝，长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吕弦，用一百六十根丝，长五尺三寸二分大强；无射弦，用一百二十九根丝，长四尺九寸九分强。凭借"通"所发之声，转而推算各月气候，都没有差错，而且相互配合恰到好处。又制作了十二支笛：黄锺笛长三尺八寸，大吕笛长三尺六寸，太蔟笛长三尺四寸，夹锺笛长三尺二寸，姑洗笛长三尺一寸，中吕笛长二尺九寸，蕤宾笛长二尺八寸，林锺笛长二尺七寸，夷则笛长二尺六寸，南吕笛长二尺五寸，无射笛长二尺四寸，应锺笛长

译二尺三寸，用笛子来摹写"通"所发之声，参照古代的玉律及周代的古钟，都毫无差错。于是配以八音，施以七声，无不和谐协韵。

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有个叫陈仲孺的人从江南归附北魏，颇熟悉乐律之事，请求依照前汉京房设立准器的方法，来调校八音。有关部门询问此事，陈仲孺说："此前接到公文询问：'京房确定六十律之后，虽然器物尚存，但懂得的人已很稀少。到后汉嘉平末年，张光等人仍不能确定弦音的缓急、声调的清浊，你陈仲孺从哪位老师学得此法，出自哪部典籍，而说自己能够懂得？'我回答说：我在江南之时，颇爱好弹琴，又曾经阅览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看到京房所定准器之术，成数十分清楚明白。但张光等人却未能确定。我不自量才疏学浅，暗中留意于此，于是竭尽愚钝的心思，钻研了很长时间。虽然未能完全测知其中精妙的机理，但对于声韵，也颇有心得。度、量、衡、历，都出自黄锺，虽然制作律管、观测气候之法，经史中都有记载，但节气有盈有亏，黍粒有大有小，差之毫厘，便失之千里。如果不是依律管应验时令、以声音验证吉凶，那么是非的根源，实在也难以判定。这些不是我这浅陋的见识所敢妄言的。至于准器，本来是用来代替律管的，取它的分数，来调校乐器，那么宫商就容易辨别了。如果尺寸稍微加长，那么六十律的宫商就都会稍显浑浊；如果分数缩短，那么六十律的徵羽一类就都会稍显清越。至于清浊相互配合、协调歌唱与管乐，都能相互应合。虽然用累积黍粒来验证节气，是取声的根本方法，但清浊的协调，也须有一定的方法。如果通晓准器的用法，就能辨别五声清浊的音韵；如果精通琴术，就能懂得五调调音的体制。综合这两方面，来校准乐器，那么自然能够和谐应合，不相紊乱。如果不熟习这些，必定会导致乖谬失误。按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在辟雍举行典礼，演奏应锺，开始重新用黄锺来制作音乐，乐器依照月份对应的律。这说明十二律必须依次作为宫音，而商角徵羽则依类相从。探究调音的原理，宫商应当浑厚，徵羽应当清越，如果依照公孙崇所上奏的以十二律之声、说什么轮流作宫、清浊都能齐备，这不仅是不熟悉五调调器的方法，就是五声的次第，本身也是有所欠缺的。为什么呢？黄锺是声气的本源，它的律管最长，所以以黄锺为宫，太蔟为商，林锺为徵，这样便能顺理成章。如果要调和到八音，还须错综采纳众声，配合而成其美。如果以黄锺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徵，那么徵音浑浊而宫音清越，虽然自成一种韵味，却不能成就美好的乐曲。如果以夷则为宫，那么十二律之中只能取中吕作为徵音，商角羽都没有相应的音韵可取。如果以中吕为宫，那么十二律之内竟全无可取之音。为什么呢？中吕是十二律的末端，是变律的开端。依照京房的著述，以中吕为宫，就要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这样之后才能协调。而公孙崇却以中吕为宫，仍旧用林锺为商，黄锺为徵，怎么能够协调呢？我认为调和乐器、修饰五声之美，非用准器不能达到精妙的境地。如果像严嵩父子那样，凭心去品鉴清浊，那自然是很困难的。如果依照现有的尺子制作准器，调校弦音的缓急，清浊便可以凭心意推求。只是音声精微，史书记载简略，旧《志》上只说准器形如瑟，有十三根弦，两支柱之间相距九尺，以应合黄锺九寸之数。调准中间一根弦，使它与黄锺相合。按照刻画来求取音声，却没有说明准器是否需要弦柱？如果需要弦柱，弦柱的高低该如何设定，弦的粗细又该如何，其余十二根弦又该如何相应？这就使

译操作的人望而却步、无从下手。又按京房准器九尺之内相当于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再以十细分之，那么准器一寸之内也是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这样在准器一分之内，再乘以二千分，又要分出更细小的分数，来辨别音声的强弱，其中的细微和急促之处，即便有离朱那样的明察，也不能穷尽而细分它。虽然如此，我私下曾经加以考验，只要在中柱之前，使音数纳入常规准器的尺寸分数之内，相生的音韵，便自然能够应合。然而分数既然如此细微，乐器就必须制作得十分精妙。准器要平整笔直，要像静止的水面一样。其中间一根弦所用的弦柱，高低须与两端的临岳（弦枕）保持一致，移动弦柱上下之时，不能使弦离开柱、也不能抬起弦。又中间那根弦的粗细，须与琴的宫弦相类似。中弦须像琴一样安装弦轴，用弦轴调音，使之与黄锺律管的音相合。以中弦为准，依数定出六十律清浊的音节。其余十二根弦，须像筝一样另设弦柱。又凡是弦都须先素张（预先绷紧），使临时使用时不会松动，然后依照中弦所按刻画一周的音声，度量刻画到其余十二根弦上。之后依照相生的方法，依次运行，取得十二律的商徵之音。确定之后，再依照琴的五调调声之法，来调校乐器。调音以宫音为主，清调以商音为主，平调以角音为主。然后错综采纳众声，加以文饰，才能像锦绣一样华美。自古以来，调准音律的方法，都是史书记载所省略的，我这些说法都出于自己的愚见琢磨。如果所做之事与此相违背，音声便不会和谐。我探究这些分数，精微到那种程度；确定弦音的缓急，艰难到这种地步。而张光等人亲眼看到、亲自掌管此事，尚且不知道藏书之中有准器。既然不认识这件器物，又怎么能安装弦线呢？况且燧人氏没有老师传授而学会取火，焦延寿没有束脩之礼的拜师而能推演律法，所以说'懂得的人想要传授却无从教起，心中通达的人自己领悟却没有师承'。如果确有毫厘的心得，都出自内心的领悟，难道一定要经过老师传授然后才能探求奇妙的道理吗！只是我自省才识浅陋，能力不足，正可以说是粗略懂得音韵，姑且说说其中的道理罢了。"当时尚书萧宝夤又上奏说："金石律吕，制度和音准，自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通晓。陈仲孺虽然粗略地叙述了一番，但他的学问并非师承所授，说是出自自己的心得。他又说旧有的乐器不堪使用，必须重新制造，然后才能达到和谐。这上违背了沿用旧制的宗旨，轻率地想要另行制造。臣私下考虑，不应当依从许可。"皇帝下诏说："礼乐之事，本非寻常之人所能通晓，可以依照陈仲孺所奏之议施行。"

北齐神武帝的霸府中，田曹参军信都芳，世人称他精通音律，能够用律管候验节气，仰观云气颜色。他常常与人对话时，会指着天说："孟春的节气到了。"人们去验证律管，果然飞灰已经应验。每月所候验的，说的都毫无差错。他又制作了二十四个轮扇，埋在地下，用来测验二十四节气。每逢一个节气感应，就有一个轮扇自动转动，其余的扇子都静止不动。与律管候灰的结果相互应验，如同符契相合一般。

隋文帝开皇二年，下诏征求精通音律之士，参与厘定音乐。沛国公郑译说……

译"考察查寻乐府锺石律吕之学，都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这些名目。可是在七声之内，有三声不相应合，经常四处求教，始终没能弄通。当初周文帝在世时，有个龟兹人名叫苏祗婆，随突厥皇后来到中原，擅长弹奏胡琵琶。听他所演奏的乐曲，一均之中就有七声。于是向他询问，他回答说：‘我父亲在西域，被称为精通音律。世代相传学习，调式有七种。’用他的七调，来核对七声，应当正好相合。第一种叫‘婆〇力’，译成汉语是平声，就是宫声。第二种叫‘鸡识’，译成汉语是长声，就是商声。第三种叫‘沙识’，译成汉语是质直声，就是角声。第四种叫‘沙侯加滥’，译成汉语是应声，就是变徵声。第五种叫‘沙腊’，译成汉语是应和声，就是徵声。第六种叫‘般赡’，译成汉语是五声，就是羽声。第七种叫‘侯利Ψ’，译成汉语是斛牛声，就是变宫声。”郑译学习并弹奏这些译出的音，才得到七声的正确音律。然而就在这七调之中，又有五旦的名目，一旦就是七调。用汉语翻译，旦就相当于‘均’。这些音也对应黄锺、大蔟、林锺、南吕、姑洗五均，除此以外的七律，就没有别的调声了。于是就根据琵琶所按的弦柱相生为均，推演其声，又另立七均。合起来共十二均，以对应十二律。每律有七音，音律相配为一调，所以形成七调十二律，合共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全都和谐融合。郑译又用这套音律去考核大乐所演奏的乐曲，发现本该用林锺之宫，应当用林锺作宫音，却用了黄锺作宫音；应当用南吕作商音，却用了太蔟作商音；应当用应锺作角音，却取姑洗作角音，所以林锺一宫的七声，其中三声都不对。其余十一宫的七十七音，也都是这样错乱失序，没有一个是通顺的。郑译又因为钟磬悬挂有八，便创作了八音之乐。在七声之外，又另立一声，称为应声。郑译于是撰写了二十多篇文章，阐明其中的旨趣。到这时，郑译把他的著作呈交朝廷，并提出建议加以订正。当时有个叫万宝常的人，精通钟律，遍晓八音。他曾与人一同吃饭，谈论到声调的问题。当时没有乐器在旁，他就拿起面前的食器和各种杂物，用筷子敲击它们，辨别其音的高低，宫商各音俱全，与丝竹之音相协调。隋文帝后来召见他，问他郑译所定的音乐是否可行，他回答说：“这是亡国之音，怎么是陛下所应当听的呢！”于是极力陈说这种乐声哀怨淫靡放纵，不是雅正之音，请求用水尺来定律，以此调校乐器。皇上便听从了他的意见。万宝常于是制造了各种乐器，其音高大体比郑译所定的调低两律。他还撰写了《乐谱》六十四卷，论述八音旋相为宫的方法，改变丝弦移动琴柱的变化方式，制成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归于一千八百声。当时的人认为《周礼》虽有旋宫之说，但自汉魏以来，精通音律的人都未能真正弄通它，见万宝常当时提出这套理论，都嘲笑他。到这时，试着让他实际演奏，他随手就能成曲，毫无滞碍，见到的人无不感叹惊异。于是他对乐器多有增减改造，多得难以尽数记载，只是他的乐声典雅平淡，不为当时人所喜好，太常寺中擅长音律的人大多排斥诋毁他。此外，太子洗马苏夔对郑译说：“《韩诗外传》所记载的乐声感人之事，以及《月令》所记的五音所对应之处，都只有五种，并未提到变宫、变徵。又《左传》所说：‘七音六律，以奉五声。’照这样说，每应宫音立五调，没听说还要再加变宫、变徵两调而成为七调的。七调之说是从哪里来的，尚不清楚。”郑译回答说：“周代本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说：天、地、人以及四时，合称为七始。黄锺为天始，林锺为地始，太蔟为人始，这是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锺为冬，这是四时。四时加三始，所以是七。如今若不以变宫、变徵二音作为调曲之用，那么就会冬夏之声缺失，四时不全。所以每一宫都必须立七调。”于是众人都听从了郑译的意见。郑译又与苏夔一起说：“按现今乐府所用的黄锺，是以林锺作为调首，这就失去了君臣的名分；清乐的黄锺宫又以小吕作变徵，违背了相生之道。现在请求改用黄锺宫以黄锺为调首，清乐去掉小吕，仍用蕤宾作变徵。”众人都表示赞同。苏夔又和郑译商议，想要用累黍之法来确定音律的分寸，正定律吕。当时因为音乐之学长期不通，郑译、苏夔等人一下子就能通晓，大家便以为乐声就此可以确定下来了。可是何妥一向以学问闻名，被推为儒者之首。皇帝一向不喜欢学问，也不懂音乐，何妥又以自己身为宿儒却比不上郑译等人为耻，想要破坏这件事，便提出异议，反对十二律轮流为宫的说法，说道：“经文虽然讲旋相为宫，恐怕只是说个道理，实际上并不真的要随月份更换调式，所以自古以来都不采用这种做法。如果依照郑玄和司马彪的说法，须用六十律才能协调音韵。现在郑译只取黄锺一正宫，兼得七始的精妙意旨，不仅是金石之音协调，而且简约不繁，可以用来祭祀百神，可以用来配合各种舞乐了。”何妥又反对郑译七调之说，说：“近代典籍所记载，弹琴吹笛演奏缦乐的人，大多只说‘三调’。三调之说，由来已久。请只保留三调就够了。”当时牛弘总管音乐之事，却不能深究音律。万宝常又依据洛阳旧典，说自己从小学习音律，师从祖孝徵，了解到前代整理古乐的情形。周代的璧翣、殷代的崇牙，钟磬悬挂八虡而用七，都完全依照《周礼》而齐备。所谓的正声，又接近前汉的音乐，不可废弃。当时众人竞相提出不同意见，各自结党，是非的道理，被搅得纷乱不清。有人主张让各家各自制造乐器，等制成之后，再择取其中好的采用。何妥担心一旦乐器造成，好坏就容易看出，于是请求演奏试听。他先陈说道：“黄锺，象征着人君的德行。”等到演奏黄锺一调，皇帝说：“听起来洋洋然典雅，很合我的心意。”何妥便趁机陈述只用黄锺一宫，不必借助其他律调。皇帝十分高兴，赏赐了何妥等修订音乐的人。从此郑译等人的议论就此搁置。皇帝又派毛爽以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人依照古法测候节气：在三重密闭的屋子里，用木头做成十二个案台。每取律管，按十二辰的方位，放置在案台上，用土掩埋，使管口与地面齐平。管中装满芦苇薄膜烧成的灰，用轻薄的缇纱覆盖律管。管口所在的地气到来，与律管暗中相应，灰就会飞散冲出缇纱，散落到外面。可是地气的应和有早有晚，灰飞散的多少也不一样，有的刚进入这个月气就应验了，有的到了中旬、下旬气才应验；有的灰在三五夜之间就飞散完了，有的整整一个月才飞出一点点。皇帝对此感到奇怪，询问牛弘。牛弘回答说：“灰飞出一半，是和气；灰全部飞出，是猛气；吹不动灰飞出来，是衰气。和气应验，说明政治平和；猛气应验，说明臣子放纵；衰气应验，说明君主暴虐。”皇帝反驳他，说：“臣子放纵、君主暴虐，那说明政治不平，也不应当每月都有差异。如今十二月的律管，在一年之内所应验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哪能有暴君纵臣到这种程度呢？”牛弘无法回答。

译致堂胡氏说："音只有五个。而律吕却有十二个，就像十二地支要配十天干一样，为的是使变化不穷。律吕，就是阴阳，缺一样就不和谐了。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如今只演奏黄钟而不用其余的音，这就是有君而无臣、无民、无事、无物，这样做君主不也太孤高了吗！何妥，是个佞臣，是逢迎周宣帝立五位皇后的人。隋文帝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却任命他掌管音乐，何妥能揣摩出隋文帝猜忌防范、刻薄嫉恨的心思，便借尊崇君道的名义，把用意寄托在独用黄钟上。隋文帝果然高兴而听从了他，于是使古乐全部废弃，后世无从考证。这种危害难道不严重吗！况且礼乐历法，是关乎国家的大事。王道教化衰息，《易》学失传；有人想议定礼制，就众说纷纭如聚讼一般；有人想修订音乐，就谄媚顺从君主的心意；有人想校正历法，就必定要请求诛杀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终究不能恢复三代的正统，何况想要推行先王之道呢！评论事情，没有比从成败的效果去验证更好的了。万宝常精通钟律之妙，他所作的乐声雅正淡泊，必定接近古乐，却被苏威父子所压制。等到太常寺的音乐制成后，万宝常听了说："这是亡国之音啊。淫靡凄厉而哀伤，天下的人快要死光了。"不到二十年，他的话就应验了。假使隋文帝能以"五音不可偏废"的道理去驳斥何妥、郑译、牛弘这些人，而专门委托万宝常制作音乐，即便不能挽救隋朝的灭亡，先代的正音也一定不至于在隋代就湮灭断绝了。虽然如此，万宝常只懂得音乐的声音，却不懂得音乐的道理。如果懂得音乐的道理，那么他临死时应当把自己的书传授给爱好音乐的人，使之流传后世，却因为不受重用而烧毁了自己的书，没有那种宽厚平和、油然而生和乐之心的胸怀，所以说他不懂音乐之道。"

唐高祖刚接受禅让之初，还没来得及改造乐府，仍沿用隋朝旧的乐制。到武德九年，才命太常少卿祖孝孙校正雅乐。祖孝孙认为梁、陈的旧乐夹杂使用吴、楚的音调，周、齐的旧乐多涉及胡戎的技艺，于是斟酌调和南北之乐，参考古音，制作出大唐雅乐。让十二个月份各自顺应其所属之月，轮流以某律为宫音，制成十二和之乐，共三十二支曲子，八十四个调式（《周礼》中有旋宫的说法，但早已失传断绝，没人能弄懂，一朝恢复古制，正是从祖孝孙开始的）。

太宗贞观初年，张文收精通音律，曾经研读萧吉的《乐谱》，认为其记载还不够详尽，于是采集历代沿革，截取竹管制成十二律来吹奏，完备地体现了旋宫的道理。太宗把张文收召到太常寺，命他与少卿祖孝孙一起参定雅乐。太乐署中有古钟十二枚，近代只用其中七枚，其余五枚钟称为哑钟，没人能使它们发声。张文收吹律调音，使这些钟声都能响亮清彻，当时的人都佩服他的精妙。不久授予他协律郎的官职。等到祖孝孙去世后，张文收又采集《三礼》的内容，再加以改革，依照《周礼》，祭祀昊天上帝时以圜钟为宫音（详见《乐门》）。雅乐制成之后，张文收又请求重新校正其余的乐曲。皇帝不允许，说："朕听说人心和谐则乐声清正。隋朝末年丧乱，虽然改动了音律但乐声并不和谐。如果百姓安乐，金石之音自然会协调。"张文收制定乐曲之后，又铸造铜律三百六十枚，都收藏在太乐署。

总章年间，润州得到一件玉磬进献朝廷。张文收敲击其中一枚，说："这是晋朝某年闰月制造的，按理该有十三个月数，如今缺了一个，在黄钟位置东边九尺处挖掘必定能找到。"到那个州去寻找，果然如他所说找到了。裴知古，在武则天朝以精通音律在太常寺任职，一次在路上遇见一个骑马的人，听到马蹄声，私下说："这个人将会坠马。"好事的人跟着

译观察，走了不到半里路，马受惊，那人坠地而死。他曾经观看人家迎娶新妇，听到新妇佩玉的声音，说："这个妇人对婆婆不利。"当天，婆婆便生病，最终去世。他辨识音律都是这类事情。近代谈论音乐，卫道弼是最出色的，天下没人能用声音欺瞒他。曹绍夔次之。曹绍夔、卫道弼都曾担任太乐令，在北郊举行祭享大典时，监祭的御史对曹绍夔有怨气，想以乐声不和谐来治他的罪，就杂乱地敲击各种钟声，让曹绍夔一一辨认，竟没有一个说错的，因此那御史反而叹服。又，洛阳有一座僧房里的磬日夜自己鸣响。僧人觉得怪异，恐惧成疾，请术士用各种方法禁制它，始终不能止住。曹绍夔向来与这僧人交好，前来探病，僧人便把情况告诉了他。不久寺院敲响斋钟，那磬又发出声音。曹绍夔笑着说："明天可以准备丰盛的饭食，我当为你除去这个祸患。"僧人虽然不太相信曹绍夔的话，但希望或许有效，就备好饭食等他。曹绍夔吃完饭后，拿出怀中的锉刀，在磬上锉磨了几处便离开了，那自鸣的声音于是断绝。僧人苦苦追问原因，曹绍夔说："这个磬与斋钟的音律相合，所以敲击这个，那个也会响应。"僧人大喜，病也随之痊愈。

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到一支律管，通过宦官李辅国进献给皇帝，说："太常寺各种乐器的音调都偏低，不符合黄钟标准，请将各种钟磬全部重新制作。"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太常寺所有乐器都取入宫中，重新加以磨改，共花了二十五天才完成。皇帝到三大殿观看，然后归还太常寺。然而用汉代的律法来考证，那所谓的黄钟其实是太蔟，当时议论的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周世宗显德六年，枢密使王朴上疏说："臣听说音乐产生于人心，成形于外物的声响，声气既已调和，又反过来感应人心。所借助的外物，大小都有一定的数目。九，是一个完满的数，所以黄帝吹奏九寸长的律管，得到黄钟之声，作为音乐的起点。这个数的一半，是清声。加倍，是缓声。取其三分之一来增减，就是相生之声。十二次变化又回到黄钟，这是声律的总数。于是命名为十二律。轮流交替作为均，每个均有七调，合起来共八十四调，用八音演奏出来，写在歌颂之中。用来奉祀天地、侍奉祖宗、调和君臣、接待宾客、弘扬政教、敦厚风俗，把功德的形貌昭告神明，使百代之后知道国家所遵循的道理。西周以前，都遵循这个道理，从秦代以后，旋宫之法就废弃了。到东汉虽有太子丞鲍邺复兴此法，也随着人亡而音绝，没有人继承下去。从汉代到隋朝将近十代，历经数百年，留存下来的只有黄钟宫一个调式而已。十二律中，只用其中七声，其余五律称为哑钟，因为不使用的缘故。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于恢复古道，于是任用祖孝孙、张文收考订校正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又重新出现于当世，编悬的乐器中，才没有哑钟。所以知道太宗的治道与三皇五帝有同样的功绩。安史之乱后，京城成为废墟，乐器和乐工，十不存一，所使用的歌曲演奏，渐渐多有讹误。到黄巢之乱后，乐工和乐器都荡然无存，招募寻求都得不到，文献记载也已散亡，集合官员详细讨论，终究不知道原来的制度。当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依照《周官》《考工记》的记载，铸造钟十二枚，编钟二百四十枚。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如今悬挂使用的就是这些。虽然有了乐器的外形，却完全没有相应的和谐之声。到了伪梁、后唐，历经后晋与后汉，都是享国不长，没有空闲顾及礼乐。至于那十二枚钟，不问声律的宫商，只是循环敲击罢了，编钟、编磬也只是空挂着而已。丝、竹、匏、土各类乐器只用七声，演奏黄钟宫一个调式，也不完备和谐，其余八十四调因此而湮灭。音乐的

译残缺败坏，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陛下天生具有文武之才，统一中原，想要恢复三代的风范，亲临察看悬挂的乐器，亲自考察聆听，知道乐制已经亡失，深深触动圣心，于是命令中书舍人窦俨详细考订太常寺的乐事，不到一个月就调理品定了八音，大致加以调和会通。因为臣曾经研习律历，把古今的乐录宣示给臣，命臣加以讨论。臣虽不才，怎敢不奉诏行事。于是依照周代的方法，用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空径三分，作为黄钟之管，与现存的黄钟之声相应。用上下相生的方法推算，得出十二律管。因为众多律管一起吹奏，用起来不方便，于是制作了律准十三根弦，弦长九尺，张弦时各自依照黄钟的声音。用第八弦六尺，设柱如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的清声。十二声之中，轮流用七声为一均，作为均之主的，只有宫音，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依次排列在后。发出作为均主的那个声音，归结到本音所属的律，七声依次呼应而不混乱，于是构成一个调式。一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起来共八十四调，歌唱演奏的曲子，都由此产生。旋宫之声断绝已久，一朝补全，出自臣一人的见识，恐怕还不够详尽周全，希望下诏中书门下，召集百官以及朝廷内外精通音律的人，共同评议得失，然后依调制曲。八十四调，曲子应有数百首，如今现存的只有九首而已，都称为黄钟宫声。其余六首，错杂各调，大概是传习中的讹误。唐朝初年虽有旋宫之乐，但到实际使用曲子时，多与礼制文书相违背。既不敢用唐代的做法作为准则，臣又学识浅陋孤力难支，不能完备地考究古今，也希望召集多闻博识、通晓礼乐的人，向上取法古代典章，向下顺应通常的道理，来确定其中的义理，在哪个月份施行哪种礼仪，应当采用哪种调式的曲子，声律数目长短，几变几成，商议确定之后再制曲，才可以长久施行使用。所补的雅乐旋宫八十四调，以及所定的尺度，所吹奏的黄钟律管、所制作的律准，谨一并进呈皇上。"于是下诏尚书省召集百官详细讨论。兵部尚书张昭等人在太常寺议定："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的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互不逾越。其余十一律管的各调，希望依照新法教习，以备礼寺使用。"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宋太祖皇帝因为雅乐的音调偏高，下诏命有关官员重新加以考订校正。当时判太常寺和岘上言道："古代圣人设立法度，先确立尺寸制作律吕，用三分损益法，上下相生，取得相合的音律，称之为形器。但因为尺寸的长短，不是靠文字就能传承的，所以要用累积秬黍的方法，来求得准则依据。后代试验起来，有时不符合。西京的铜望臬可以校验古法，就是现今司天台影表下的铜臬石尺。用王朴所定的尺来比较，比石尺短四分，制作出来的乐声偏高，大概就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况且影表是用来测量天地的，那么律管可以以此为准绳。"皇上于是命令依照古法制造新尺，并制作黄钟九寸的律管，命工匠校验它的声音，果然比王朴所定的律管低一律。又从宫内取出上党羊头山的秬黍，累积尺寸来校验律管，也相符合。由此重新校正十二律管，雅乐变得和谐流畅。

仁宗时，冯元等人进献新修的《景〇广乐记》。当时邓保信、阮逸、胡瑗等人也奏请制作钟律，皇帝下诏

译命翰林学士丁度等人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人所定的钟律，详细考订其得失。丁度等人上奏议论道："秬黍有圆有长、有大有小的区别，而邓保信所用的是圆黍，又首尾相衔接排列；阮逸等人所用的是大黍，所以再次考订就出现了不同。尺度既然有差异，所以难以校定钟、磬。谨详考古今的制度，从晋朝到隋朝，累积秬黍定尺的方法，只是求得尺度来裁定律管，不用权量参照校验，所以历代黄钟律管所容纳的黍粒数目各不相同。只有后周挖地得到古玉斗，依据这玉斗制造律管，同时制定权量，也和周、汉的制度不同。所以《汉书》中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的说法，都是从黄钟起始的。如今想要各种器物的数目参差校验都不出差错，那么《汉书·律历志》中累积分数的方法最为接近。阮逸等人用大黍来定尺、用小黍来实龠，本身就已经违背了原本的法度。邓保信现在的尺是用圆黍来累积的，等到首尾相衔接，又和用来实龠的黍粒再次累积成尺时不相符合。"又说："年岁有丰有歉，土地有肥有瘠，即便在同一年之内、同一地域之内，取黍来校验，也仍然不一致。这大概是天生之物，道理上很难做到均一，古人制定法度，只是保存了大概的原则罢了。所以前代制定尺度，不单单依靠累积秬黍，还必定要寻求古代雅正的器物来参照校验。晋泰始十年，荀勖等人校定尺度，用来调正钟律，这就是所谓的晋前尺。荀勖等人用古代七种器物来核验：一是姑洗玉律，二是小吕玉律，三是西京铜望臬，四是金错望臬，五是铜斛，六是古钱，七是建武铜尺。当时用公会尺来核校古代的器物，与器物本身所刻的铭文尺寸没有差异，前代史书称赞他们用意精密。《隋书》所记载各代的尺度，共有十五等，然而以晋前尺为根本，因为它和周代的尺、刘歆的铜斛尺、建武铜尺是相合的。窃以为周、汉两代，享国年代长久，圣贤所制作的器物，值得取法。而隋朝销毁了各种典范的金石器物，罕有留存下来的了。古代器物有确定的分寸、明白记载在史籍中、可以核验的，只有汉代的钱币而已。周代的圆形钱币制度，年代久远，无法详知。秦代的半两钱，实际重八铢；汉初的四铢钱，钱文也称半两。汉武帝时，才开始使用五铢钱，一直到隋朝，多以五铢为名号。由于历代尺度屡次改动，所以钱币的大小轻重很少有相同的。加上盗铸的钱币又多，不一定都符合法度，只应当核校那些边缘、纹饰、长宽、分寸都符合正史记载的钱币来使用。然而唐朝享国三百年，它的制度法度，虽然比不上周、汉，也可以称得上是治世安定的时代。如今朝廷一定要求得尺度的适中，应当依照汉代钱币的分寸。如果认为太祖顺应天命接受禅让，创立制度垂范后世，曾经下诏和岘等人用影表尺来制定校正金石乐器，经过七十年，荐用于郊庙祭祀，参考古代唐朝的制度，以此昭示后世的谋略，那么可以暂且依照景表旧尺，等到有精通钟律之学的人出现，让他来考订校正，以此来遵从周、汉旧制也是可以的。"于是下诏停止了这场讨论。

宋祁、田况举荐益州进士房庶通晓音律，宋祁进呈他所著的《乐书补亡》三卷，召他到京城。房庶自己说："我曾经得到一部古本《汉书》，其中说：'度起源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从一粒黍开始累积，累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量得九十分，即黄钟的长度，一分对应一。'如今流传的版本脱漏了'之起积一千二百黍'这八个字，所以自前代以来，用累积秬黍的办法定尺，这是先有律再生尺，尺并非产生于黄钟本身。而且《汉书》所说'一为一分'，是指九十分之一，后世儒者错误地以一粒黍作为一分，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应当把中等大小的秬黍一千二百粒装入

译律管之中，黍粒装满后，量得九十分，就是黄钟的长度，九寸加一分作为尺度，那么律法就确定了。"直秘阁范镇认同他的说法，于是说道："房庶是用纵向排列的黍粒来定尺，律管空径三分，能容纳一千七百三十粒黍；胡瑗是用横向排列的黍粒来定尺，律管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而空径为三分四〇六毫，这两种方法都是先定尺再生律，不符合古法。如今房庶所说的，是把一千二百粒黍实际装入律管，以此确定黄钟的长度，再就此取三分作为空径，就不会有容受不相符的差误，比前两种说法更为正确。用累积秬黍来定尺，最初的错误始于《隋书》，当时议论的人因为容受量不符合而弃置不用。等到隋朝平定南陈后，得到古代的乐器，隋文帝听到后感叹说：'这是华夏的古乐之声啊！'于是传下来使用。到唐朝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精通音律，却不能重新制定尺律，只是沿用隋朝的古乐，制定音律乐器。朝廷长期以来因为钟律不正确，屡次下诏书，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希望有所收获。如今房庶所说的，是以律来生尺，实在是众人的议论所不及的，请依照他的方法，试着制造尺律，再用古代的器物来参照考订，应当能得到真相。"于是下诏命王洙和范镇一起在修制所依照房庶的说法制造律、尺、龠：律管直径三分，周长九分，长九十分；龠管直径九分，深一寸；尺是从黄钟的长度加十分而来，律管容纳一千二百粒黍。起初，房庶说太常寺的音乐比古乐高五律，等到律制成后，才低了三律，认为是现在所用的黍，不是古代所说的一稃二米的黍。他所定的尺比横向排列黍粒定出的尺长一寸四分。房庶又说："古代有五音，而如今没有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统治天下，徵音属火，不应当缺失。如今用旋相五行相生的方法，可以求得徵音。"又说："《尚书》说'统一律、度、量、衡'，是为了统一风俗。如今太常寺、教坊、钧容以及天下各州县，各自使用不同的律制，不符合《尚书》统一律法的旨意。而且古代帝王巡视四方，一定要考察礼乐制度是否一致，以此来施行赏罚。应当颁布统一的律法，从京城到各州县，不容许擅自有所差异，有擅自更改高低音调的人应当治罪。"皇帝召集辅政大臣观看房庶所进呈的律、尺、龠，又命房庶亲自陈述他的方法，趁机询问律吕旋相为宫的道理，命他绘制图表进呈。他的说法是用五正音、二变音配合五音，轮流交替作为主音，推衍成八十四调。旧法用宫、徵、商、羽、角五音，依次配上七声，然后再加上变宫、变徵二声来凑足。房庶推衍出旋相为宫之法，认为按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有矛盾不对之处，应当把变徵改为变羽，把变宫改为闰，随音加入其中，那么十二个月份各自以其所属的律为宫音，五行相生，循环不穷，皇帝下诏把他的图表交给详定所。房庶又论述吹律以听察军中之声的方法，说依据五行的顺逆，可以知道吉凶，先前儒者的说法还不够详备。这时胡瑗、阮逸制作音乐已有定论，于是只补授房庶为试秘书省校书郎，把他打发走了。范镇又上书说："陛下制作音乐，是用来祭祀天地、宗庙，用来弘扬祖宗的美德，这是盛德之事。然而自从下诏以来，到如今已经三年，有关官员的议论，纷纭不决，大概是因为只争论枝节而不讨论根本的缘故。窃以为音乐，是一种和气。发出和气的，是声音。声音的产生，产生于无形之中，所以古人用有形的实物来传承法度，让后人可以参照考订，然后无形的声音才能得到，和气才能导出。这些有形之物，就是秬黍、律管、尺、龠、〇、斛、算数、权衡、钟、磬，这十种东西必须相互吻合、不相违背，然后才算恰当，如今这些都互相矛盾而不相吻合，那就是不对的了。有形之物既然不对，却想求得无形声音的和谐，怎么可能做到呢？谨列举这十项不正确的证据，希望

译陛下裁夺选择！按《诗经》说'上天降下嘉美的种子，就是〇黍和〇丕'。所谓上天降下，是说上天所赐予的。许慎说：'〇，一稃二米。'又说：'一〇二米。'后汉任城县出产〇黍三斛八斗，果实都是二米的，史官记载下来，把它当作祥瑞。又古人用〇黍酿酒，称之为〇鬯。宗庙降神，只用一尊，诸侯立功，只赏赐一卣，以此表明这是上天所赐之物，世间不常有，因此十分珍贵。如今从百姓那里取得的〇黍，动辄几斛之多，〇丕却都是一米的，河东的人称之为黑禾。假使有真正的〇黍，因为取用数量太多，人们也不敢送到官府去，这就是〇黍不对的第一点。又按前代儒者都说空径三分、周长九分、长九十分，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实际体积八百一十分。如今律管空径为三分四〇六毫，周长十分三〇八毫，这样周长就比九分多出一分三〇八毫，然后才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如果除去多出的周长，那么律管的长度只有七十六分二〇了。有人说这四〇六毫是方分，古人是用竹子做律管的，竹子的形状本来是圆的，而如今却用方分来置算，这是律管不对的第二点。又按《汉书》，分、寸、尺、丈、引本来起源于黄钟的长度。又说九十分是黄钟的长度，这是根据一千二百粒黍而言的。一千二百粒黍用于容量，叫做黄钟之龠；用于权衡，就叫做黄钟之重；用于尺度，就叫做黄钟之长。如今丢掉一千二百这个数目，而用一百粒黍作为一尺，又不是从黄钟而来，这是尺不对的第三点。又按《汉书》说龠，它的形状像爵，爵指的是酒杯，形体是正圆的。所以龠应当圆径九分，深十分，容纳一千二百粒黍，实际体积八百一十分，与律管的分数正相符合。如今龠却是方一寸，深八分一〇，容纳一千二百粒黍，这也是用方分来置算，这是龠不对的第四点。又按《周礼》〇的规格：方一尺，外面圆形；深一尺，容纳六斗四升。方一尺，是用八寸为一尺来量的；深一尺，是用十寸为一尺来量的。怎么知道尺有八寸、十寸两种区别呢？按《周礼》说：'璧羡度尺，孔径三寸作为标准。'璧羡这种尺的制式，长十寸，宽八寸，都称之为度尺。以此为尺，那么八寸、十寸都可以算作一尺了。又《礼记·王制》说：'古代用周尺八尺为一步，现在用周尺六十四寸为一步。'八尺，是用八寸为一尺来量的；六尺四寸，是用十寸为一尺来量的。都称之为周尺，这就说明周代同时使用八寸尺、十寸尺，是很明白的了。所以知道用八寸的尺来量〇的方口，用十寸的尺来量〇的深度，而能容纳六斗四升，一千二百八十龠。实际体积一百三万六千八百分。如今〇是方一尺，体积一千立方寸，这是〇不对的第五点。又按《汉书》斛的规格：方一尺，外面圆形，容纳十斗，旁边有〇。在隋朝的时候，汉代的斛还留存着，所以《隋书》记载它的铭文说：'律嘉量斛，方一尺，外面圆形，〇九〇五毫，面积一百六十二平方寸，深一尺，容纳一斛。'如今斛却是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这是斛不对的第六点。又按算法，圆形用径围来计算，方形用方斜来计算，就是所谓的'径三、围九、方五、斜七'。如今是圆形的东西，却用方形的算法去计算，这是算数不对的第七点。又按权衡，是从一千二百粒黍起始而确立法度的。周代的〇，重一钧，声音与黄钟相合；汉代的斛，重二钧，声音也与黄钟相合。〇、斛这类器物的制作，既有容量，又有尺寸，还要考核它们的轻重，是想要通过厚薄来体现规范，以此来考验它们的声音。如今黍粒的轻重还没有确定为真，这是权衡不对的第八点。又按：'凫氏制造钟：大钟十分，钲部厚度为其中的一分；小钟十分，钲部厚度也为其中的一分。'如今没有大小厚薄的区分，而

译一律以黄钟为标准，这是钟不对的第九点。又按：'磬氏制造磬，倨句为一钜有半，宽度为一，股长为二，鼓长为三。'大概是各自依照所属律管的长短来制定标准的。如今也一律以黄钟为标准，而没有长短薄厚的区别，这是磬不对的第十点。以上这些，都是有形的实物，是容易看清的。假使其中一项不相符合，就不能作为法度，何况这十项都互相矛盾呢？臣因此知道那无形的声音是不可能求得和谐的了。请把臣的奏章交给有关官员，追问黍粒究竟是二米还是一米才对？律管的空径究竟是三分还是三分四〇六毫才对？究竟是先有律再生尺，还是先有尺再生律才对？龠究竟是圆形还是方形才对？〇究竟是方一尺外面圆形、深一尺，还是方一尺才对？斛究竟是方一尺外面圆形、〇旁九〇五毫，还是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才对？算数究竟是用圆形的算法还是方形的算法才对？权衡的轻重究竟是用二米之黍还是一米之黍才对？钟磬究竟是依照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薄厚的区别而与律相合，还是不依照古法而与律相合才对？把这些是非确定下来，然后再制作龠、合、升、斗、〇、斛来核校它们的容量；容量核校相符了，然后再下诏访求真正的〇黍，真黍找到后，然后才可以制作量器、制作钟磬；量器与钟磬的音律相合了，然后才可以制作音乐。如今尺、律的根本还没有确定，而详定局、修制局两个部门运作的费用，估计已经数以千万计了。这就是议论的人之所以纷纷议论的原因。然而议论的人不说是有关官员议论依违不决的问题，反而说制作音乐是过分之举。又说，当今应当以政令为先，礼乐不是当务之急，这正是臣尤其感到困惑的地方。倘若让有关官员会合商议礼乐，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陛下亲自临朝裁决，这对于政令来说，难道不是更重要的大事吗。"元〇初年，范镇采用房庶的律法，把所定的音乐进呈皇上，皇帝下诏褒奖赞美。杨杰说："按《尔雅》说：'〇是黑黍；〇丕，是一稃二米。'历代法律中有使用〇黍的记载，却没有必须使用〇丕的说法，认为一定要得到〇丕才能制定律法，这是从未听说过的。范镇所制造的铜量器：斛在上面，斗在下面；左耳是升，右耳上部是合，下部是龠。上三下二，与汉代的制度相符。《汉书》说：'量器，声音与黄钟相合，起始于黄钟，而反覆都能相合。'孟康说：'倒过来的斛声音与黄钟相合，正过来的斛也与黄钟的宫音相合。'臣敲击范镇所造的铜量器，它的声音并不与黄钟相合，那就不是汉代的制度了。黄帝命令伶伦截断竹管的两端节，听凤凰的鸣叫来制定律吕，这是制定律法的根本。当初根本没有用黍粒定律的方法，到汉代才有用黍粒定律的制度。范镇认为世间没有真正的〇黍，于是用大府尺作为乐尺，而这样定出的音调又低了一律有余，实际上比旧乐低了三律。这样的律法怎么能用呢！"范镇所定的乐律最终没有得到施行。

司马光君实与范镇景仁往来辩论钟律的书信 司马光的信中说："承蒙您给我看房庶的定尺方法，说房庶曾经得到一部古本《汉书》，说度起源于黄钟的长度，用中等大小的秬黍，从一粒黍开始累积，累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量得九十分。黄钟的长度，一分对应一。如今的文本错误地脱漏了'之起积一千二百黍'这八个字，所以从前代以来，用累积秬黍的方法定尺，纵向排列就太长，横向排列就太短。如今的新尺横向排列时不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于是就扩大它的空径为四〇六毫，因此乐声就偏高了。又曾经得到开元年间的笛子和方响乐器，校对发现太常乐比它低五律，教坊乐比它低三律，这都是由于儒者错误地把一粒黍当作一分，这个方法是不对

译的，不如把一千二百粒黍实际装入律管中，随着黍粒的长短来截断律管，把这作为黄钟九寸之管的九十分，一分对应一，取其中三分作为空径的尺寸，这样数目相合，律法就正确了。景仁近来极力称赞这个说法，认为前代儒者的用意都比不上它，可以纠正历来的谬误，解开天下人的疑惑。我私下思考，还有几点没有弄明白的地方，斗胆写信陈述，希望景仁您能指教我。景仁说：'房庶家中有一部《汉书》，与如今通行的本子不同。'依照秬黍求尺度，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了。房庶所得到的那部书，不知道是哪个时代流传下来的，而相沿承袭的谬误，从古到今，历经许多大儒都未曾察觉过。而且，那部书既然已经说了'累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又何必再说'一黍之起'呢，这四个字要放在哪里才合适呢？刘歆、班固这样的人写书，不应当如此冗长啰嗦。况且房庶想要把黍粒装入律管中，才求得它的长度，怎么能说是'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呢？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啊'，如果一定要照他所说的去做，那么新尺就要变成一丈二尺了，恐怕是想要迎合他自己的方法，反而更加矛盾了吧？景仁说：'度、量、权衡都是从律产生出来的。'如今先累积秬黍定尺，然后再制定律法，这岂不是反而使律产生于尺度和黍粒，恐怕不是古人的本意吧！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所谓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假使古代的律还留存着，那么用龠来量取它的声音就能知道声律，量它的长度就能知道尺度，审察它的容量就能知道量器的标准，核校它的轻重就能知道权衡的标准。如今古代的律已经失传了，没有黍粒就无法看出尺度，没有尺度就无法看出律法。律法不是产生于尺度和黍粒，那还能从哪里产生呢；度、量、权衡，是用来辅助律法、保存法度的。古人之所以要制造这四种器物，是为了相互参照校验。认为即使其中三种都亡失了，只要还有一种留存，那么另外三种就可以从它推求出来了。"又说："后世的器物有的损坏亡失了，所以记载在书籍中，体现在实物上。黍这种东西是自然生成之物，有恒常不变的特性，所以就把法度寄托在它身上。如今四种器物都已经亡失了，不从黍粒取法，又能从哪里取法呢？凡是物体，度量它的长短就叫做度，量它的多少就叫做量，称它的轻重就叫做权衡。然而量器有虚实的差异，秤衡有高低的偏差，都容易出现误差而难以精准，不如根据尺度来求律法更为审慎可靠。房庶如今想要先取能容纳一龠的器物作为黄钟的律管，这样就成了律产生于量器，可是量器与尺度都不是律法本身，舍弃那个而选用这个，又该怎样选择呢？景仁说：'古代的律法规定空径三分，周长九分。如今新律的空径是三分四〇六毫，这四〇六毫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所谓径三分围九分，是历代数学家所说的大概而已。如果用精密的比率来说，径七分的话，周长就该是二十六又二分之一分。古人计算数目的时候，担忧那空积微小的数目太过繁琐，所以上下各代所说的三分，都是取整数而言罢了。四〇六毫不到半分，所以就舍弃不计了。而且律管极其细小，黍粒的形体又是圆的，管中难道没有黍粒相互堆叠留下的空隙吗？却想要求它丝毫不差，怎么可能呢！景仁说：'房庶用一千二百粒黍实际装入律管中，作为九寸，取其中三分作为空径，这是自然而然相符合的。'我认为：按量器的方法，方一尺的量器所能容纳……

译近谨来。这斛，用〇黍的方法来校验就吻合了。如果从生所说的道理来看，度法就变了，而量法却依然如故，那么一斛的东西，怎么能装满一方尺的容量呢！景仁说：'量、权、衡都以一千二百粒黍为标准，为什么度法偏偏只用一粒黍？'光按：黄锺所派生出来的共有五种法度：一是备数；二是和声；三是审度；四是嘉量；五是权衡。量与衡是依据其容量与重量，非用一千二百粒黍不可。至于度法，只是以一粒黍作为一分，用不着其余的黍。至于数和声，那就用不着黍了，哪里在于一定要以一千二百粒作为定率呢！景仁说：'生说如今的乐音太高。'太常黄锺〇相当于古代的中吕，不知生所说的中吕究竟是后夔的中吕呢，还是开元的中吕呢！如果是开元的中吕，那又怎知如今的太高，不是从前的太低呢！笛子与方响，是里巷间的乐器，是平庸工匠所制作的，怎么能尽得律吕的准确呢？如今想要拿它作为标准，来考订雅乐，不也太难了吗！这些都是我十分疑惑的地方。"景仁又回信说："君实说，《汉书》流传于世已久，历经许多大儒和大量的普通人家，怎能得到善本而拥有它呢？这必定是庶妄自制造脱文来欺骗景仁了。这大错特错，景仁难道能被欺骗吗！这也是用义理来推求的。《春秋》'夏五'的阙文，《礼记》《玉藻》篇的脱简，后人难道是知道它有阙文与脱简才这么说的吗？也是用义理才知道的。就如景仁知道庶的道理一样，怎么能反过来说是欺骗而抛弃其中的义理呢！又说：'一黍的起算，刘子骏、班孟坚的书写得冗长。'古时候有律了，却不知它的长度是多少，不知它的空径是多少，不知它的容量是多少，怎么能直接以一千二百粒黍来置定它的〇呢！应当从一粒黍的体积开始累积，直到一千二百粒才满，所以说一黍的起算，是累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这种说法与文势都是应当如此的，怎么能算是冗长呢？如果照君实的说法，以尺产生律，《汉书》就不该先说本起于黄锺之长，然后才论用黍的方法。如果这样，那就是子骏、孟坚的书不是冗长，反而是颠倒了。"又说："'积一千二百黍之广'，这就是新尺一丈二尺，君实的意思，是把'积'当作排列累积的积，把'广'当作一粒黍的宽度才这样理解的吧！所谓积，是指积聚在管中；所谓广，是指所容纳的宽度。《诗经》说：'乃积乃仓'，孟康说：'空径之广'，就是这个意思。"又说："'径三分围九分'，数术家的通例是不足半分就舍弃它。如今，三分四〇六毫，其周长十分三〇八毫，怎能说不足半分而舍弃它呢？《汉书》说：'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是说以九分的周长，乘以九寸的长度，九九得八十一。如今围分的算法既然有差错，那么新尺与量就未必正确了。如果想知道庶的量与尺是否相合，姑且试验一下就可以了。"又说："权衡与量，依据的是它的容量与重量，必须用一千二百粒黍才行。至于尺法，只用一粒黍作为一分，用不着其余的黍，如果说是产生于一千二百，那是从量产生的。况且黍施用于权衡，就依据黄锺的重量；施用于量，就依据黄锺的龠；施用于尺，就依据黄锺的长度，其实都是一千二百粒。这些都是《汉书》正文所说的，怎能说是一粒黍生成尺呢？怎能说是尺生成量呢？"又说："庶说太常乐太高，黄锺〇相当于古代的中吕，不知中吕究竟是后夔的中吕呢，还是开元的中吕呢？如果是开元的中吕，那又怎知如今的太高不是从前的太低，这正是不懂音律的人的言论，不必再议论了。"又说："方响与笛子，是里巷间的乐器，是平庸工匠所制作的，不能尽得律吕的准确，这只是知道古今乐器名称的不同，而不知道律与声音的相通之处。也不必再议论了。即使得到真正的黍，用庶的方法，制成律吕，没有丝毫的差错，那也得是黄帝和孔子才行。哪里就直接说是后夔、开元的乐律呢？《尚书》说：'律和声。'当舜的时候，让夔掌管音乐，尚且用律然后才能使声音和谐。如今律有四〇六毫的误差，还认为它是对的，却想用它来求得音乐的和谐，来符合朝廷制作雅乐的用意，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君实的信又说："近来在梦得那里，接连收到您赐予的两封信，说铸造周〇汉斛已经完成，想让我到颍昌去观看。周室既已衰微，礼乐残缺松弛，典章制度散失，掌管历法的人流散各地，律、度、量、衡不存于世间，《咸池》《大夏》《韶》《护》不传于后人，加上暴秦焚烧毁灭六经，音乐的精妙之处，存在于声音之中，失传起来很容易，求取起来却很难。自汉代以来，各位儒者各取己意，凭主观臆测古法，被文义所牵制，被名数所拘束，比较竹管的长短，计较黍粒的多少，在无形的领域中争胜，在无凭证的地方争讼，相互攻讦否定，纷纷扰扰没有个了结。即使让后夔再生，也不能裁定了。那个周〇出自《考工记》，此事并非经典亲见，是非本来就无从知晓，至于汉斛，是刘歆为王莽所铸造的，即使那器物尚存于世，也不足以效法，何况景仁又改动了它的形制，恐怕只是白白劳心费力、耗费铜炭罢了。"

译所以在此详细加以说明）。"

又说："上下相生的方法，用中吕的律管长六寸又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万二千九百七十四寸，向上生出黄钟，三分增一，达不到正律九寸的数目，只得到八寸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之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寸，把它作为黄钟的变律，取其一半得四寸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之二万五千九百四十八寸，把它作为黄钟变律的子声（这是依据原文稍加详细润饰的，其中未达到应有数目的地方，只在'九'字处作为达到的变律，'七'字处作为变律的子声，'五'字都是如今所增补进去的，原来的数目还是用十分之一寸来计算，还是显得繁琐冗长，如今用九分之一寸重新在图中确定，而在这里保留其原文）。"

又说："从上下相生，一直到中吕，都是把相生所得的律的寸数减半，作为子声的律（现按：蕤宾以下，是中吕向上生所

译达不到的，所以没有变律，只有黄钟、太蔟、姑洗、林钟、南吕、应钟才有变律，算来正律变律共十八律，各有半声，共三十六声，其中又有八声，虽然存在却没有用处，实际计算只有二十八声罢了。杜氏又说变律上下相生，一直到中吕，那么这样又曾增加了十二声，合计为四十八声，似乎太多而没有用处了。如今雅乐俗乐，都有四种清声，它的来源大概就出自这里。然而缺少八声，又没有变律，那么这个方法就又太疏略而使用起来不够周全了。读者可自行详察）。"

《汉书·律历志》说："黄钟不再为其他律所役使，是因为黄钟极为尊贵，没有能与它并列的（这是说黄钟只在本宫位使用正律，如果其他律作为宫音，那么黄钟作为商、角、徵、羽以及二变的音时，都只使用它的变律，而正律不再为它所役使。这与《通典》变律的说法相互阐发，而《汉书·律历志》

译所说的还有不完备之处，所以摘取其大要附在这里）。"

（见书１８６０－１８６１有表。缺）

右旋宫八十四声之图　《传》引《礼记·礼运》说："五声、六律、十二律管轮流作为宫音（《孔氏正义》说："十二辰位各自作为宫音，各有五声，十二律管相生的次序，到中吕而终止，共六十声。"现按：孔氏因为原文只说五声十二管，所以没有涉及二变，故以上只有六十声。如今增补进二变二十四声，合计为八十四声。自唐代以来，方法都是这样）。"

（见书１８６１－１８６２有表。缺）

右六十调之图（六十调就是前面旋宫图中所列的六十声。至于其中二变的二十四声，不是五声的正音，不能作为调，所以只有六十调）。

《管子》说："凡是听到徵音，就像身负猪豕受惊而骇怕；凡是听到羽音，就像马在原野中嘶鸣（"马"字疑当作"鸟"字）；凡是听到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