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九 经籍考三十六
向，成帝时典秘书，采传记百家之言，掇其正辞美义可为劝戒者，以类相从，为《说苑》二十篇。今存者五卷，馀皆亡。
晁氏曰：刘向撰。以《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政理》、《尊贤》、《正谏》、《法诫》、《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式》、《谈丛》、《杂言》、《辩物》、《修文》为目。阳嘉四年上之，阙第二十卷。曾子固校书，自谓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与《崇文》旧书五篇合为二十篇，又叙之。然止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
南丰曾氏序略曰：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以为此书奏之，故以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当於理，故不得而论也。夫学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难也，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向之学博矣，其著书及建言，尤欲有为於世。意其枉己而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为者少也？盖古之圣贤，非不欲有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择其所学以尽乎精微，则其所至，未可量也。读其书，知考而择之可也。然向数困於谗而不改其操，与患失之者异矣。
陈氏曰：序言臣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馀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後，令以类相从，更以造新事，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说苑》。按《汉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谓《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今本南丰曾巩序言，《崇文总目》存者五篇，从士大夫得十五篇，与旧为二十篇。未知即当时篇章否。《新苑》之名亦不同。
※《续说苑》十卷
《崇文总目》：唐刘贶撰。以刘向著《说苑》二十篇时，汉史未行，故汉事颇缺，贶因采其所遗亡，凡十篇云。
※《盐铁论》十卷
晁氏曰：汉桓宽撰。按班固曰，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徵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抑末，母与天下争利，然後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冶《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凡十六篇。
高氏《子略》曰：汉志近古，莫古乎议，国有大事，诏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议郎杂议。是以庙议、匈奴议，捐朱▯而石渠论经亦有议，皆所谓询谋佥同者也。班氏一赞，专美乎此。然观一时论议，其所问对，非不伸异见，骋异辞，亦无有荦然大过人者。
译《指武》《谈丛》《杂言》《辩物》《修文》为篇目。阳嘉四年进献朝廷，缺第二十卷。曾巩校书时，自称从士大夫家中得到十五篇，与《崇文总目》所存旧本五篇合为二十篇，又为此书作序。但这只是把十九卷析分开来，把《修文》分作上、下两篇。
南丰曾氏序中大略说：刘向采集传记诸子百家所记载的行事事迹，编成这部书进献朝廷，用来作为法度鉴戒，但他所选取的内容，往往不符合道理，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求学的人对于道，不是了解其大概有多难，而是了解其精微之处才真正困难。刘向的学问算是渊博的了，他所著的书和向朝廷所进的言论，尤其想要对当世有所作为。料想他委屈自己意愿而勉强去做的事情是有的，为什么他顺从外物的时候多、而出于自己本心的时候少呢？大概古代的圣贤，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但是说"求取要有正确的方法，能否得到则要看命运"。假使刘向懂得这个道理，安于处世的出处进退，凭他那样的志向，能够选择自己所学之中的精微之处而穷究到底，那么他所能达到的成就，就不可限量了。读他的书，知道要加以考辨、有所取舍就可以了。不过刘向屡次因遭谗言陷害而困顿，却始终不改其操守，这与那些患得患失的人是不同的。
陈氏说：序中说，臣刘向所校订宫中藏书《说苑》所记杂事，除去与《新序》重复的部分，其余内容浅薄、不合义理的也删去，另外汇集编为"百家"之后的部分，命令按类编排，又另撰新的篇目，共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命名为《说苑》。查《汉书·艺文志》，刘向所编次的共六十七篇，指的是《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如今这个本子，据南丰曾巩序中所说，《崇文总目》存有五篇，又从士大夫处得到十五篇，与旧本合为二十篇。不知道是否就是当时的篇章。《新苑》这个书名也与此不同。
※《续说苑》十卷
《崇文总目》：唐代刘贶所撰。因为刘向著《说苑》二十篇时，汉代的史事还未通行于世，所以其中汉代事迹颇为缺略，刘贶于是采集其所遗漏的内容，共编成十篇。
※《盐铁论》十卷
晁氏说：汉代桓宽所撰。据班固说，所谓盐铁会议，起于始元年间，征召文学、贤良之士，询问治乱之道，他们都主张应当废除郡国的盐铁、酒类专卖、均输等制度，致力于抑制商业末流，不要与百姓争利，这样以后教化才能兴盛。御史大夫桑弘羊则认为这些制度正是用来安定边境、制服四方夷族、关系国家大业的举措，不可废除。当时双方相互诘难辩论，留下了不少论议的文字。到宣帝时，汝南人桓宽字次公，研习《公羊春秋》，被举荐为郎官，官至庐江太守丞。他学识渊博，擅长写文章，推演铺陈盐铁会议的论辩，扩展其中的条目，极尽辩驳之能事，写成数万言，也是想借此穷究治乱之道，自成一家之言。全书共十六篇。
高氏《子略》说：汉代的制度上溯古制，没有比"议"更古老的了，国家有大事，便诏令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议郎共同商议。所以有关于宗庙的议论、关于匈奴的议论，即便是捐弃朱〇之类的争议，以至石渠阁论经，也都有相关的议文，这些都是所谓询访众议、力求意见一致的做法。班固的一篇赞语，专门赞美这一点。然而看这一时期的论议，其中的问答，未尝没有申述不同见解、驰骋各异说辞的，但也没有特别超出常人的卓越之处。
陈氏说：本始元年，朝廷召见询问文学、贤良之士，他们主张应当废除盐铁、榷酤、均输等制度，于是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相互诘难，最终废除了榷酤制度，而盐铁专卖终究没有改变。所以《汉书·昭帝纪》赞语说："议论盐铁而废除了榷酤"。到宣帝时，桓宽
陈氏曰：本始元年，召问文学贤良，对愿罢盐铁、榷酤、均输，与御史大夫弘羊相诘难，於是罢榷酤，而盐铁卒不变。故《昭纪》、《赞》曰：“议盐铁而罢榷酤”也。及宣帝时，宽推衍增广，著数万言，凡十六篇，其末曰《杂论》。班《书》取以为论赞，其言“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上榷利之略，虽非正法，钜儒宿学不能自解，博物通达之士也”。呜呼，世之小人何尝无才！以《熙甯曰录》言之，王安石之辩，虽曰儒者，其实桑大夫之流也。霍光号知时务，与民更始，而盐铁之议，乃俾先朝首事之臣，与诸儒论议，反复不厌，或是或非，一切付之公论，而或行或否，未尝容心焉。以不学无术之人，而暗合乎孟庄子父臣父政之义，曾谓元▯诸贤而卢不及此乎？
※《潜夫论》十卷
晁氏曰：後汉王符节信撰。在安和之世，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进，隐居著书三十六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范▯华取其《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等五篇，以为足以观见当时风政，颇润益其文。後韩愈亦赞其《述赦》旨意甚明云。
※《申鉴》五卷
陈氏曰：汉黄门侍郎颖川荀悦仲豫撰。献帝颇好文学，政在曹氏，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此书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於君子之涂。”此古今名言也。
※《中论》二篇
晁氏曰：後汉徐▯伟长撰。▯，邺下七子之一也。曾子固尝序其书，略曰：“始见馆阁《中论》二十篇，以为尽於此。及观《贞观政要》，太宗称尝见▯《中论 复三年丧篇》，而今书阙此篇。因考之《魏志》，见文帝称▯著《中论》二十馀篇，於是知馆阁本非全书也。”▯笃行体道，不耽世荣，魏太祖特旌命之，辞疾不就，後以为上艾长，又以疾不行。盖汉承秦灭学之後，百氏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学者罕能自得於治心养性之方，去就语默之际，况於魏之浊世哉！▯独能考论六艺，其所得於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可不谓贤乎？今此本亦止二十篇，中分为上、下两卷。按《崇文总目》七卷，不知何人合之。李献民云别本有《复三年》、《制役》二篇。乃知子固时尚未亡，特不见之尔。
陈氏曰：《唐志》六卷，今本三十篇。有序而无名氏，盖同时人所作。
※《孔丛子》七卷
晁氏曰：楚孔鲋撰。鲋字子鱼，孔子八世孙也。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目疾而退，论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行事，名之曰《孔丛子》，凡二十一篇。
译加以推衍扩充，写成数万言，共十六篇，最后一篇叫《杂论》。班固的《汉书》取用其中内容作为论赞，其中说"桑弘羊凭借当世的形势，切合时代的变化，提出榷卖之利的谋略，虽然不合正道法则，但即使是大儒宿学也不能自我化解他的论辩，实在是一位博学通达之士"。唉，世上的小人何尝没有才干！用《熙宁日录》的话来说，王安石的辩才，虽然名为儒者，实际上却是桑弘羊一类的人物。霍光素来以懂得时务著称，与百姓休养生息，而在盐铁会议上，却让先朝首先倡议此事的大臣与各位儒生反复辩论，不厌其烦，或是或非，一概交由公论评判，而或推行或废止，从不曾心存偏私。以一个不学无术之人，却暗合孟庄子"父亲的臣子、父亲的政令（不忍更改）"的道理，难道说元〇等诸位贤人竟顾虑不到这一层吗？
※《潜夫论》十卷
晁氏说：后汉王符字节信所撰。他生活在安帝、和帝之世，性情耿介，不同流俗，因此不得进用，于是隐居著书三十六篇，用来讥讽当时政治的得失，又不想显露自己的姓名，所以取名叫《潜夫论》。范晔选取其中《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等五篇，认为足以观见当时的风气政事，还对其文字略加润色。后来韩愈也曾赞叹《述赦》一篇的旨意十分明白。
※《申鉴》五卷
陈氏说：汉代黄门侍郎颖川人荀悦字仲豫所撰。汉献帝颇好文学，但政权掌握在曹氏手中，献帝只是恭己而已，无所作为。荀悦志在向朝廷进献忠言以图有所匡正，但他的谋略却无处施展，于是撰写此书五篇进献给献帝。书中说："教化废弛，就会把中等资质的人推向小人的境地；教化推行，就能把中等资质的人引入君子的道路。"这是古今名言啊。
※《中论》二篇
晁氏说：后汉徐〇字伟长所撰。徐〇，是邺下七子之一。曾巩曾为此书作序，大略说："起初我在馆阁看到《中论》二十篇，以为已是全书。等到看到《贞观政要》，唐太宗称曾看过徐〇《中论·复三年丧篇》，而现今的本子却缺了这一篇。因此考证《魏志》，见到魏文帝称徐〇著有《中论》二十余篇，于是知道馆阁所藏的本子并非全书。"徐〇笃行体道，不贪慕世俗的荣华，魏太祖曹操特意旌表征召他，他以病推辞不肯就任，后来又任命他为上艾县长，他又以生病为由不肯赴任。大概汉朝承接秦朝焚书灭学之后，诸子百家之学与圣人之道混杂并传，求学的人很少能真正从中体会到修养心性的方法、以及出仕退隐、言说沉默的道理，更何况身处魏代这样的浊世呢！唯独徐〇能够考察论述六艺之道，他内心有所领悟之后，又能加以坚信并加以扩充，从容周旋于浊世之中，保持着出处进退、显达隐晦的大节操，能不说他是贤人吗？如今这个本子也只有二十篇，分为上、下两卷。据《崇文总目》记载有七卷，不知是何人把它们合并的。李献民说另有一个版本有《复三年》《制役》两篇。由此可知在曾巩的时代此二篇尚未散失，只是他没有见到罢了。
陈氏说：《唐书·艺文志》著录六卷，如今的本子是三十篇。有序文却没有作者姓名，大概是同时代的人所作。
※《孔丛子》七卷
晁氏说：楚人孔鲋所撰。孔鲋字子鱼，是孔子的第八代孙。他在陈胜手下任博士，因进言不被采纳，便假托眼疾而退隐，编集了他祖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等人的言论，以及自己的言行事迹，命名为《孔丛子》，共二十一篇。"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聚集。《邯郸书目》说："又名《盘盂》，取材料驳杂的意思。到了汉代，孔臧又把自己所著的赋和书信，称为《连丛》，附在卷末，共十一篇。嘉〇年间，宋咸为它作注。"查《汉书·艺文志》并
丛之为言，聚也。《邯郸书目》云：“一名《盘盂》，取事杂也。至汉，孔臧又以其所著赋与书，谓之《连丛》，附於卷末，十一篇。嘉▯中，宋咸为之注。”按《汉志》无《孔丛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杂家有孔甲《盘盂》书二十六篇。其注谓“孔甲，黄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书一名《盘盂》，《独治篇》又云鲋或称孔甲，《连丛》又出孔。臧。意者，《孔丛子》即《汉志》孔甲《盘盂》书，而亡六篇；《连丛》即《汉志》孔臧书，而其子孙或续之也。
陈氏曰：孔氏子孙杂记其先世系言行之书也。《小尔雅》一篇，亦出於此。《中兴书目》称汉孔鲋撰，一名《盘盂》。按《孔光传》，孔子八世孙鲋，魏相顺之子，为陈涉博士，死陈下，则固不得为汉人。而其书记鲋之没，第七卷号《连丛子》者，又记太常臧而下数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彦之卒，则又安得以鲋撰？按《儒林传》所载为博士者，又曰孔甲，颜注曰：“将名鲋而字甲也。”今考此书，称子鱼名鲋，陈人，或谓之子鲋，或称孔甲，然则颜监未尝见此书邪？《艺文志》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本注谓黄帝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也。其书盖田▯所学者，其与孔鲋初不相涉也。《中兴书目》乃曰“一名《盘盂》”，不知何据，岂以《汉志》所谓孔甲，即陈王博士之孔甲邪？
高氏《子略》曰：《汉艺文志》无《孔丛子》，而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出於杂家，而又益以《连丛》。其《独治篇》称孔鲋一名甲。世因曰《孔丛子》、《盘盂》者，其事杂也。《汉书》注又以孔甲为黄帝之史，或夏帝时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丛子》也。《记问篇》载子思与孔子问答，如此，则孔子时子思其已长矣。然《孔子家语後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鲁穆公时固常师之，是为的然矣。按孔子没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没七十年矣。当是时，子思犹未生，则问答之事，安得有之邪？此又出於後人缀集之言，何其无所据若此！
《朱子语录》：汉卿问：“孔子顺许多话▯好。”曰：“出於《孔丛子》，不知是否。只《孔丛子》说话多类东汉人，其文气软弱，全不似西汉文。字兼西汉初若有此等话，何故略不见於贾谊、董仲舒所述，恰限到东汉方突出来。皆不可晓。”
※《家训》七卷
晁氏曰：北齐颜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辩正时俗之谬，以训子孙。
陈氏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然其书颇崇尚释氏云。
译没有《孔丛子》，儒家类中却有《孔臧》十篇，杂家类中有孔甲《盘盂》书二十六篇。其注说"孔甲，是黄帝时的史官。有人说是夏代的国君，恐怕都不对。"如今这部书又名《盘盂》，《独治篇》中又说孔鲋有时又称孔甲，《连丛》部分又出自孔臧之手。我猜测，《孔丛子》大概就是《汉志》所说孔甲的《盘盂》书，只是散失了六篇；《连丛》大概就是《汉志》所说的孔臧书，其中或许经过其子孙续写增补。
陈氏说：这是孔氏子孙杂记其先世世系、言行的书。《小尔雅》一篇，也出自这部书。《中兴书目》称是汉代孔鲋所撰，又名《盘盂》。查《孔光传》，孔子八世孙孔鲋，是魏相孔顺的儿子，任陈胜的博士，死于陈地，那么他本来就不能算是汉代人。而这部书中记载了孔鲋去世的事，第七卷名为《连丛子》的部分，又记载了太常孔臧以下几代人的事，一直到延光三年孔季彦去世，那又怎么能说是孔鲋所撰的呢？查《儒林传》所记载被任为博士的人，又称作孔甲，颜师古注说："大概本名鲋，而字甲。"如今考察这部书，称子鱼名鲋，是陈地人，有时称他为子鲋，有时又称孔甲，既然如此，那么颜师古未曾见过这部书吗？《艺文志》著录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其注认为是黄帝的史官，有人说是夏代的孔甲，似乎都不对。这部书大概是田〇一派所研习的学问，与孔鲋原本并无关系。《中兴书目》却说"又名《盘盂》"，不知道有什么依据，难道是把《汉志》所说的孔甲，当成了陈王博士的孔甲了吗？
高氏《子略》说：《汉书·艺文志》没有《孔丛子》，而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出于杂家类，又加上《连丛》。其中《独治篇》称孔鲋又名甲。世人因此称之为《孔丛子》，说它又名《盘盂》，是因为其中内容驳杂的缘故。《汉书》注又认为孔甲是黄帝时的史官，或是夏代时期的人，而篇目次第又与此不同，似乎不是如今这部《孔丛子》。《记问篇》记载子思与孔子的问答，照这样说来，孔子在世时子思应当已经年长了。但是《孔子家语·后序》以及《孔子世家》都说子思只活了六十二岁，《孟子》一书又认为子思是在鲁穆公时才为鲁国所师法尊崇，这是确凿无疑的。查孔子去世于鲁哀公十六年，此后十六年哀公去世，接着是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元公在位二十一年。等到鲁穆公即位时，距离孔子去世已经七十年了。在那个时候，子思还没有出生，那么与孔子问答的事情，怎么可能存在呢？这又是出自后人缀合编造的言论，怎么会如此毫无根据呢！
《朱子语录》：有人问汉卿："孔子顺（孔鲋字子顺）的这些话好不好？"朱子回答说："这是出自《孔丛子》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是《孔丛子》里的这些话，大多类似东汉人的文风，文气软弱，完全不像西汉的文章。如果西汉初年真有这些话，为什么在贾谊、董仲舒的著述中却完全见不到，偏偏要到东汉才突然冒出来呢？这些都令人难以理解。"
※《颜氏家训》七卷
晁氏说：北齐颜之推所撰。颜之推本是梁朝人，所著全书共二十篇。阐述立身治家的方法，辨正时俗中的谬误，用来教导子孙。
陈氏说：古今谈论家训的书，都以这部书为鼻祖，不过书中颇为推崇佛教。
※《文中子》十卷
晁氏说：这是隋代王通的门人共同编集其师言论而成的书。王通的生平事迹，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唯独《隋唐通录》称他有污秽的品行，被史官删除不载。如今看《中说》这部书，其中的言论往往僭越比拟圣人，模仿窃取古人的言辞，有许多深可怪异嘲笑的地方。唯独贞观年间的诸位将相，像房玄龄、杜
※《文中子》十卷
晁氏曰：右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师之语为是书。通行事於史无考，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臣所削。今观《中说》，其迹往往僭圣人，模拟窜窃，有深可怪笑者。独贞观时诸将相，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皆其门人。予尝以此为疑，及见李德林、关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开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八岁，固未有门人。通仁寿四年尝一到长安，时德林卒己九载矣，其书乃有子在长安，德林请见，归，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自太和丁已，至通生之年甲辰，盖一百七年矣，而其书有问礼於关子明。《隋书薛道衡传》称道衡仁寿中，出为襄州总管，至炀帝即位，召还。《本纪》仁寿二年九月，襄州总管周摇卒。道衡之出，当在此年矣。通仁寿四年始到长安，是年高祖崩，盖仁寿末也。又《隋书》称“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继族父儒，养於儒宅，至於长成，不识本生。”其书有“内史薛公见子於长安，语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则以房、杜辈为门人，抑又可知矣。
程子曰：王通，隐德君子也。当时有少言语，後来为人传会，不可谓全书。其粹处殆非荀、杨所及，若续经之类，皆非其作。
王氏《挥尘录》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欧阳文忠公、宋景文修《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书阮逸伪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习之尝有《读文中子》，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志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云“门多伟人”，则与书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见於《文粹》。
龙川陈氏《类次文中子引》曰：讲道河、汾，门人咸有记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盖常参取之矣。薛收、姚义始缀而名之曰《中说》。凡一百馀纸，无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亚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遂次为十篇，各举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为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龚鼎臣得唐本於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与逸异。然则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福▯之旧也。昔者孔氏之遗言，盖集而为《论语》，其一多论学，其二多论政，其三多论
译如晦、李靖、魏征，以及二温（温大雅、温彦博）、王珪、陈叔达，都被说成是他的门人。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等到看到李德林、关朗、薛道衡等人的事情之后，才知道这些说法都是虚妄的。王通生于隋开皇四年，而李德林在开皇十一年就去世了，那时王通才八岁，本来就不可能有什么门人。王通在仁寿四年曾经到过一次长安，那时李德林已经去世九年了，可是书中却说王通的儿子在长安时，李德林请求拜见，回来后弹琴演奏《荡》这支曲子，门人们都感动落泪、沾湿了衣襟。关朗是在太和年间拜见魏孝文帝的，从太和丁巳年，到王通出生的甲辰年，大概相隔一百零七年了，可是书中却有王通向关朗（关子明）请教礼制的记载。《隋书·薛道衡传》记载薛道衡在仁寿年间出任襄州总管，到隋炀帝即位后，才被召回朝廷。《隋书·本纪》记载仁寿二年九月，襄州总管周摇去世。薛道衡出任此职，应当就在这一年。而王通仁寿四年才初次到长安，那年隋高祖驾崩，正是仁寿末年了。又据《隋书》记载："薛道衡的儿子薛收，刚出生就过继给族父薛儒，养在薛儒家中，一直到长大成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可是书中却有"内史薛公（薛道衡）在长安见到儿子，对薛收说：'你去侍奉他（王通）。'"这样的记载。用这三件事情来推究，那么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说成是王通的门人，也就可想而知其虚妄了。
程子说：王通，是位隐居而有德行的君子。他在世时留下的言语本来不多，后来被人牵强附会，所以这部书不能算是完整可信的。书中的精粹之处，大概是荀子、扬雄都比不上的，但像"续经"之类的说法，都不是他本人所作。
王氏《挥尘录》说：文中子，是隋末的大儒。欧阳修、宋祁修撰《新唐书》，房玄龄、杜如晦的传记中却完全没有提到他的姓名。有人说这部书是阮逸伪造的，未必真有其人。但唐代李翱曾写过《读文中子》一文，而刘禹锡撰写的《王华卿墓志序》，也详细记载了他家世行事，说他"门下多杰出之士"，那就与书中所说相合了，这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此外皮日休还写有《文中子碑》，见于《文粹》一书中。
龙川陈氏《类次文中子引》说：王通在河、汾之间讲学传道，门人都各自作了记录。其中的高足弟子如董常、程元、仇璋等，大概曾经参考采用了这些记录。薛收、姚义才开始把这些记录编缀整理，命名为《中说》。共一百多页，没有篇目和卷次，收藏在王氏家中。文中子的弟弟王凝，到晚年才把它传给福郊、福〇二人。二人于是把它编次为十篇，各自摘取每篇开头两字作为篇名，又为各篇作了序。这只是阮逸所据以著书的那个本子才有的情况。到龚鼎臣在齐州李冠家中得到唐代的本子，却是以"甲、乙"来标示篇目，而分篇的始末都与此不同，而且正文内容也多与阮逸本不同。既然如此，那么分篇作序的做法，未必都是福郊、福〇二人原来的样子。从前孔子留下的言论，是由弟子们汇集编成《论语》的，其中第一部分大多讨论学问，第二部分大多讨论政事，第三部分大多讨论……
礼乐。自记载之书，未尝不以类相从也。此书类次无条目，故读者多厌倦。余以暇日，参取阮氏、龚氏本，正其本文，以类相从，次为十六篇，其无条目可寻与凡可略者，往往不录，以为王氏正书。盖文中子没於隋大业十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後攀龙附凤，以翼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河、汾矣。虽受经未必尽如所传，而讲论不可谓无也。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不然，诸公岂遂忘其师者哉？及陆龟蒙、司空图、皮日休诸人，始知好其书。至本朝阮氏、龚氏，遂各以其所得本为之训义，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也。
译礼乐这类内容，自古以来的典籍，未尝不是按类别归并排列的。这部书编排类次没有条目，所以读者大多厌倦。我在闲暇之日，参照阮氏、龚氏两个版本，校正其正文，按类别归并，编为十六篇，那些没有条目可循以及大凡可以省略的内容，往往不予收录，作为王氏的定本。文中子死于隋大业十三年五月，这一年十一月唐公便进入关中，此后那些攀龙附凤、辅佐成就三百年基业的人，大都曾往来于河、汾之间。他们虽然所受的经学未必都如传闻所说的那样完备，但讲论切磋则不能说没有。然而他们的见识还不足以完全领会他的学问之道，师生朋友的名分也未曾真正确立，所以朝廷议论对此有所不及，不然，那些公卿大臣又怎么会忘记自己的老师呢？到了陆龟蒙、司空图、皮日休等人，才开始懂得喜好这部书。到本朝阮氏、龚氏，便各自依据自己所得到的版本为之作训释义解，考究其中的原委始末,他们都不足以真正了解这部书。
又曰：以《中说》方《论语》，以董常比颜子，与门人言而名朝之执政者，与老儒老将言而斥之无婉辞，此读《中说》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则曰：“严子陵钓於湍石，尔朱荣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贵得位。”龚氏本则曰：“严子陵钓於湍石，民到于今称之；尔朱荣控勒天下，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故模仿《论语》者，门人弟子之过也。龚氏本曰：“出而不声，隐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阮氏本则因董常而“言终之，曰吾与尔有矣。”故比方颜子之迹，往往过多。内史薛公使遗书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杨素诸公哉？薛公谓子曰：“吾文章可谓淫溺矣。”子离席而拜曰：“敢贺丈人之知过也。”谓其斥刘炫、贺若弼而不婉者，过矣。至於以佛为圣人，以无至无迹为道，以五典潜五礼，错为至治，此皆撰集《中说》者抄入之，将以张大其师，而不知反以为累。然仲淹之学，如日星炳然，岂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类次之意如此。
又曰：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盖尝有师友之义矣。如房、杜，直往来耳。故尝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门人弟子，其家子弟见诸公之盛也，又从而实之。夫文中子之道，岂待诸公而後重哉？可谓不知其师其父者也。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读古圣贤之书而粗识其用，则於道之未尝亡者，盖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学，亦不可谓无其志矣。然未尝深探其本而尽力於其实，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顾乃挟其窥觇想像之彷彳弗，而谓圣之所以圣，贤之所以贤，与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以及夫天下国家者，举皆不越乎此。是以见隋文而陈十二策，则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为汤、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问而告，则以轻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归，其年盖亦未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则异时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终无所遇，至於甚不得己而笔之於书，则必有以发经言之馀蕴，而开後学於无穷。顾乃不知出此，而不胜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书立言为己任，则其用心为己外矣。及其无以自▯，乃复摭拾两汉以来文字言语之陋，功名事业之卑，而求其天资之偶合，与其窃取而近似者，依仿《六经》，次第采辑，因以牵挽其人，强而跻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遗编虽不可见，然考之《中说》，而得其规模之大略。则彼之《赞易》，是岂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为体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岂有精一执中之传？
译并非草率处理。如果只是暗地里删削，长久以后就会使人产生疑惑。记录《论语》的人，正因为没有这样做，才留下了《孔子家语》，直到今天还成为一个病痛。
※《河南师说》十卷
陈氏说：尚书颍川人韩元吉（字无咎），把《河南雅言》、《伊川杂说》以及各家的语录，编为十卷，把尹和靖所编的放在卷首，不如《遗书》那样详细订正。
※《皇极经世书》十二卷
晁氏说：本朝邵雍（字尧夫）撰写。邵雍隐居而学识广博，尤其精通《易》学，世人说他能够穷究作《易》的本原，能预先知晓未来的事物。他刚开始学习的时候，睡觉不用枕头长达三十年。这部书以元统率会，以会统率运，以世纪年，从帝尧即位后的二十一年甲辰开始，到后周显德六年己未结束，按年编排记载兴亡治乱的史事，用来验证他的学说。后面还有《系述叙篇》，是他儿子邵伯温所作的解说。
陈氏说：他的学问出自李之才（字挺之），李之才是跟穆修（字伯长）学的，穆修是跟种放（字明逸）学的，种放
曹、刘、颜、谢之诗，是岂有物则秉彝之训？叔孙通、公孙述、曹褒、荀勉之礼乐，又孰与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来，一南一北，校功度德，盖未有以相君臣也。则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统绪继承之偏正，亦何足论，而欲攘臂其▯，夺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盖既不自知其学之不足以为周、孔，不知两汉之不足为三王，而独以是区区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响之▯，傲然自谓足以承千圣而绍百王矣，而不知其▯以是而自纳於吴、楚僭王之诛，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虽或有取於其言，而终不能无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己。至於假卜筮，象《论语》，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为弟子，是乃福郊、福▯之所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启之，则亦不得为无罪矣。或曰：“然则仲淹之学，固不得为孟子之伦矣。其视荀、杨、韩氏，亦有可得而优劣者邪？”曰：“荀卿之学，杂於申、商；子▯之学，本於黄、老，而其著书之意，盖亦姑▯空言以自见耳。非如仲淹之学，颇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实也。至於退之《原道》诸篇，则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杨、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乡之所在，终不免於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而其览观古今之变，将以措诸事业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恳恻而有条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独深惜之，而有所不假於三子，是亦《春秋》责备贤者之遗意也，可胜叹哉！
《朱子语录》：问：“董子、文中子如何”。曰：“仲舒本领纯正。班固所谓‘醇儒’极是。行於天下国家事业，恐未必如仲淹。仲淹识见高明，如说治体处极高了，但於本领处欠。如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处，皆不理会。要知，文中子论治体处，高似仲舒，而本领不及；爽似仲舒，而纯不及。”又曰：“文中子有志於天下，亦识得三代制度，较之房、魏诸公，又有些本领，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会。若究其议论本原，只自庄、老中来。”
陈氏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房魏论礼乐事》、《书关子明事》及《王氏家书杂录》。旧传以此为前後序，非也。又有龚鼎臣注，自甲至癸为十卷，而所谓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颇有所删取。李格非跋云，龚自谓明道▯得唐本於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馀处。
※《帝范》一卷
晁氏曰：唐太宗撰。凡十二篇，今存者六篇。贞观末，著此书以赐高宗，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其末颇以汰侈自咎，以戒高宗，俾勿效已。殊不知闺门之内，惭德甚多，岂特汰侈而已！
译是跟陈抟学的。这是一种数理之学，称作《元会运世》，用元统率会，用运统率世，从帝尧一直到五代，天下的离合，治乱兴废，以及得失邪正的事迹，用天时来验证人事，用阴阳刚柔来穷究声音律吕，用来穷究万物的数理。最后两卷论述写这部书的用意，穷究日月星辰、飞禽走兽、动物植物的数理，用来穷尽天地万物的道理；叙述皇、帝、王、霸的史事，用来阐明大中至正的道理。这部书称作《皇极经世》，篇章称作《观物》，全书共六十二篇。他儿子邵伯温为此书作了《叙系》，详细记载了《先天》、《后天》、《变卦》、《反对》等图，又写了《易学辩惑》一篇，叙述传授的本末真伪。然而世上能够明白他学问的人，实在是很少。
《朱子语录》说：邵康节最初大概只是看透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道理。心思一直在这上面运转，久而久之就贯通了，达到一抬眼就能分成四片的地步。他的方法是，四之外又有四。凡是事物刚过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烦扰不安了，这是因
武后之立，实有自来，不能身教，多言何益？悲夫！
※《臣范》二卷
晁氏曰：唐则天皇后武氏撰。“范”或作“轨”。武氏称制时，尝诏天下学者习之，寻废。本十篇，今缺其下五篇。
※《法语》二十卷
晁氏曰：南唐刘鹗撰。甲戌岁，擢南唐进士第，实开宝七年也。著书凡八十一篇，言治国立身之道。徐铉为之序。
※聱隅子《▯欷琐微论》十卷
晁氏曰：皇朝黄▯撰。聱隅子，▯自号也。其叙略曰：“聱隅者，▯物之名；▯欷者，兼叹之声；琐微者，述之之谓，故以名其书。”▯，蜀入，本朝仁宗时，
※《山东野录》七卷
陈氏曰：殿中丞临淄贾同公疏撰。本名罔，真宗御笔改之。盖祥符祀汾阴时，所放经明行修进士也。
※《续家训》八卷
晁氏曰：皇朝董政公撰。续颜氏之书。
※《家范》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马光君实纂。取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法，凡十九门，编类训子孙。
後溪刘氏後序曰：温公《家范》十有二卷。其自序，首《易家人》，明以大经大训。凡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匹夫匹妇，一言一行与经训合者，莫不纂集，以垂法於将来。於是既总述治家之要，又门分而事别之，由祖若父若母，由子若女若孙，由诸父若兄若弟若姑姊妹，由夫若妻，由舅姑若妇，由妾若乳母，终焉。门有其事，事有其法。呜呼！可谓备矣。公以其所躬行者，合之於古人之所躬行，以古人之所躬行，合之於《六经》与前哲之所尝言，其书反复详重，可谓至深至切矣。或曰：“圣人议道自巳而制法以人，谓其可以通行也。公佩服仁义，周旋道德，盖左准绳右规矩者也。今其为书，严矣哉！其所采录，文有人所甚难者。夫行不贵苟难，乡使公裁而归诸中，不亦善乎？”余曰：“今夫子事父母，下气怡声，问疾痛こ痒，而敬扶持之，抑搔之，徐行後长者，凡若此类，岂有难哉？而人犹忽之。则夫表出其所甚难，固以愧夫人之忽乎其所甚易者也。且匹夫匹妇未必一一知经，而或者乃能苦节危行，至有杀身以全大义立大伦，凛然如严霜烈日，此又岂有驱而率之者乎？观古人之事，愧其所甚难，则必能勉行其所甚易，蹈其常，履其变，充而至之可也。”
※《古今家戒》
太常少卿长沙孙景修集。颍滨序略曰：辙少而读书，见父母之戒其子者，谆谆乎惟恐不尽也。呜呼！此父母之心也。故父母之於子，人伦之极，虽其不贤，及其为子言也，必忠且尽，况其贤者乎！太常少卿长沙孙公景▯，少孤而教於母，母贤，能就其业。
译为已经渐渐趋向衰败了。比如看到花才刚含苞待放，就知道它将要盛开；等到花开了，就知道它将要衰败，这个道理不过如此。又比如说以今天的戌时为起点，从此往上推，一直推到没有天地的最初起始；从此往下推，一直推到人物消尽的时候。理就在数之内，数就在理之内。邵康节是因为他看透了一个盛衰消长的道理，所以能够知道这些。如果只说他能预知什么具体事情，比如欧阳叔弼定谥号之类的事，这是对邵康节的理解太浅陋了。程先生有一封信，说《先天图》很有道理，可以去听他讲讲看。看他的意思，是很不把这当回事的。然而自从有《易》学以来，只有邵康节把这件事说得如此整齐周密。比如扬雄的《太玄》，就零零碎碎地拼凑得可笑！如果不补凑，又缺少四分之一；补凑上了，又多出了四分之三。又如《潜虚》的数理用五，只像如今计算数位那样，竖着一画就代表五，下面加一横就是六，加两横就是七，这也是一部拼凑而成的书。
又说：《易经》是卜筮的书，《皇
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为《贤母录》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辙曰：“古有为是书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为此。合众父母之心，以遗天下之人，庶几有益乎！”辙读之而叹曰：“虽有悍子忿斗於市，莫之能止也，闻父之声则敛手而退，市人之过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无以发之耳。今是书也，要将以发之欤。虽广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来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若干，公又将益广之未止也。”
※《潜虚》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马光君实撰。光拟《太元》撰此书，以五行为本，五行相乘为二十五，两之得五十。首有气、体、性、名、行、变、解七图，然其辞有阙者，盖未成也。其手写藁草一通，今在子建侄房。
朱子《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後》曰：范仲彪炳文家多藏司马文正公遗墨，尝示子《潜虚》别本，则其所阙之文甚多。问之，云温公晚注此书，未竟而薨，故所传止此。尝以手藁属景景迂补之，而晁谢不敢也。近见泉州所刻，乃无一字之阙，始复惊疑，然读至数行，乃释然曰，此赝本也！
陈氏曰：言万物皆祖於虚。《元》以准《易》，《虚》以准《元》。
※《潜虚发微论》一卷
陈氏曰：监察御史张敦实撰。凡九篇。
※《信书》三卷
巽岩李氏曰：文轸撰。轸，绵州巴西县人。登元丰三年进士第，为朝散大夫以老。其书大抵祖《周易》而仿《太元》，略与《潜虚》相似。规模制造，虽不免乎屋下架屋之讥，然轸之用心亦勤矣。其数本三统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变，十五其八，一百二十断。《易》有“象曰”，《元》有“测曰”，《潜虚》有“解”，而此书乃无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语，则象、测、解之类也。十五式、一百二十断，皆宜有“信曰”，而今所见，独“勉成”、“地灵”、“忧苦”、“首疾”、“丰和”、“天英”六式之十二断。又终篇不载揲法，恐此本未为全书。且其▯尚多差误，不可强正，姑列於後，以待考之。
※《弟子记》一卷
晁氏曰：皇朝刘敞原甫撰。记其门人答问之言。杨忄造、王安石之徒书名，王深甫、欧永叔之徒书字。
●卷二百十 经籍考三十七
○子（儒家）
※《周子通书》一卷，《太极图说》一卷
朱子序曰：《通书》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学行有闻於世，而莫或知其师传之所自，独以河南两程夫子尝受学焉，而得孔、孟不传之正统，则其渊源固可概见。然所以指夫仲尼、颜子之乐，而发其“吟风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闻矣。
译极经世》是推算历法的书。《经世》用十二辟卦统辖十二会，固定时节，然后从中推算吉凶消长。帝尧的时候正当《乾卦》九五爻，这部书和《易经》本来是不相干的，"只是照着加倍的方法一路推算下去罢了。"有人问："邵伯温解释《经世书》怎么样？"先生说："他也只是照着讲下去而已，那里面精微曲折的道理，未必真懂得。当年邵康节只把这些道理讲给王某，不曾讲给邵伯温。"又说：邵康节的学问，骨髓精要在《皇极经世》，他的诗只是花草点缀罢了。
※《观物外篇》六卷
晁氏说：以上邵雍去世之后，门人记录他平生的言论，合成两卷。虽然是依次笔录传授下来的，不能没有一些小的失误，但是足以阐发成书的地方很多，所以用《外篇》来命名，有的本子分为六卷。
陈氏说：邵康节的门人太常寺主簿张□（字子望）记录他的言论，虽然十分中只记下了一二分，但也足以阐发成书。
※《观物内篇》二卷
陈氏说：邵康节的儿子右奉直大夫邵伯温撰写。就是《经世书》的第十一、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