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四 经籍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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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史掌管书写对外颁布的命令（君王发往王畿之外的命令），掌管四方的记事典籍（"志"，是记录的意思。指的就像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这类书），掌管三皇、五帝的典籍，掌管将书籍的名目传达到四方（就像《尧典》、《禹贡》这样的名目，传达出去让人们知晓）。如果携带文书出使四方，就要记录下所传达的君命。

御史掌管邦国、都鄙以及百姓的治理法令，用来辅助冢宰（君王用以治理国家的政令，命令冢宰负责掌管君王的治理事务）。凡是负责治理的官员都要从御史那里领受法令（御史负责为他们抄写治理所依据的法令）。

小行人掌管五种事物（指国家的札丧、凶荒、师役、福事、灾祸这五类事情），以及百姓的利害之事汇编成一部书，礼俗、政事、教化、治理、刑禁的顺逆情况汇编成一部书，悖逆、暴乱、作恶、违犯法令的情况汇编成一部书，札丧、凶荒、贫困窘迫的情况汇编成一部书，安康快乐、和睦亲善、平安的情况汇编成一部书。凡是这五类事物，每个诸侯国都要分别辨明记录，回来向君王汇报，使君王能够周全地了解天下的情况。

按：成周之时，从太史一直到小行人，都是掌管官府典籍的官员，他们的名目也很多。如今除了《宝训》以及《太平六典》之外，也没有别的可以考证的资料了。

孔子生活在周朝末年，眼见史籍繁多冗杂，担心阅读的人不能统一理解，于是就制定礼乐、阐明旧有的典章制度，删定《诗经》为三百篇，简约整理史书的记载而修撰《春秋》，用赞述《易》道来废黜《八索》，用记述《职方》来废除《九邱》，探讨评述《三坟》、《五典》，从唐尧、虞舜以下断代记述，一直到周朝为止。

程子说：所谓的大道，如同关于性与天道的论说，圣人怎么会将它舍弃呢！至于讲阴阳、四时、七政、五行的道理，也一定是极为重要的义理，并非像后世那样繁琐冗杂的末流之术。这本来也是常行不变的道理，所以圣人没有将它舍弃。有人说的伏羲、神农的书，是后人称述记载当时的事迹，但已经失去了其中的义理，就像许行假借神农的名义立说，以及阴阳家、权变家、医方之家假托黄帝的名义立说一样，这才是圣人要将它舍弃的原因。《五典》既然都是讲常行不变道理的书，孔子又为何去掉其中三部呢？大概上古时已经有了文字，而制定确立了法度，治理国家有其踪迹可循，得以记录记载下来，有史官记录这些事情，是从唐尧才开始的。

九峰蔡氏说：如今按《周礼》记载：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典籍，这是周公所记录的，必定不是虚妄不实之说。而春秋时期的《三坟》、《五典》、《八……

译《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书，如果还有留存的，倘若真的完整齐备，孔子也不应该把它们全都删掉；或许是因为竹简散乱脱落，已经无法读通，或许是孔子当时所见到的，只是从唐、虞以后的部分，这就不得而知了，现在也不必深究这种说法了。

译《礼记经解》：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就能知道它的教化情况（观察它的风俗，就能知道它用什么来教化百姓）。这个国家的人如果为人温柔敦厚，那是《诗经》教化的结果；通达事理、明白深远之理，那是《尚书》教化的结果；心胸广博、平易善良，那是《乐经》教化的结果；沉静精微，那是《易经》教化的结果；恭敬俭朴、庄重敬慎，那是《礼经》教化的结果；善于连缀文辞、排比事例，那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属，就是连合的意思。《春秋》多记载诸侯朝聘会盟之事，有相互往来的言辞，有争论辩驳的事情）。所以《诗经》教化的弊病，是使人愚钝；《尚书》教化的弊病，是使人虚妄；《乐经》教化的弊病，是使人奢侈；《易经》教化的弊病，是使人偏执害人；《礼经》教化的弊病，是使人烦琐；《春秋》教化的弊病，是使人好乱（弊病，是说不能节制其教化。《诗经》使人敦厚，容易流于愚钝；《尚书》使人明白深远之理，容易流于虚妄；《易经》使人精微，若爱恶相互攻伐、远近相互取舍，就不能容人，接近于伤害；《春秋》使人熟习战争之事，容易接近于祸乱）。这个国家的人如果温柔敦厚而不愚钝，那是深得《诗经》教化真谛的人；通达明理而不虚妄，那是深得《尚书》教化真谛的人；广博善良而不奢侈，那是深得《乐经》教化真谛的人；沉静精微而不偏执害人，那是深得《易经》教化真谛的人；恭敬俭朴庄重而不烦琐，那是深得《礼经》教化真谛的人；连缀文辞排比事例而不至于混乱，那是深得《春秋》教化真谛的人（说"深"，是说既能用来教化人，又能防止它的弊病。《疏》引皇氏说："解"，是分析的意思；这一篇分析《六经》，体制旨趣各不相同，所以叫做《经解》。《六经》的教化虽然各不相同，但总归以礼为根本，所以记录者把它编入《礼记》）。

长乐刘氏说：这段经文是说周朝衰落之时，诸侯各国虽然赶不上文王、武王之时，还能各自通晓一经，用来教化百姓，所以孔子历游各国聘问之时，进入一个国家便能知道那里的教化情况。

山阴陆氏说：不说"失之"而说"之失"，是因为《六经》本身没有弊病，是学习的人自己有弊病罢了。

金华应氏说：醇厚的人未必能深入体察人情真伪，所以流于愚钝；通达的人未必笃实诚信，所以流于虚妄；宽厚广博的人未必能严格立定规矩法度，所以流于奢侈。深沉思索，多半自我耗损、蛀蚀心力，而且或许有害于道；舞文弄墨褒贬是非，容易混淆是非，而且或许招致祸乱。乐正用四种技艺教训士人，那么先王的《诗》《书》《礼》《乐》，其设立教化本来已经很久了。《易经》虽然用于卜筮，但其精微之理不是初学者所能谈论的。《春秋》虽然公开记载史事，但史册也不是平民百姓所能全部窥见的。所以《易象》、《春秋》直到韩宣子出使鲁国才得以见到，可见诸国的教化未必全都具备这六种。大概自从孔夫子删定赞述、笔削整理之后，这些书才流传学习越来越广，经学才广泛流行。孔夫子既扩大了它的流传，又担心它产生的弊病，所以有这些话。然而进入一个国家就能知道它的教化，不是见识深远、明察精微的人做不到；观察它的教化就能防止它的弊病，也不是思虑深远、防患于微的人做不到。

《庄子·天下篇》：古代的人真是完备啊！配合神明，醇厚天地，养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施及百姓，明白根本的数理，联系末端的法度，六合通达四方开辟，无论大小精粗，其运行无处不在。那些明白并见于法度制度的，旧有的法度、世代相传的史书中还大多保存着。那些体现在《诗》《书》《礼》《乐》中的，邹鲁的士人、绅带先生们大多能够明白。《诗》用来表达志意，《书》用来记述事情，《礼》用来指导行为，《乐》用来调和性情，《易》用来阐明阴阳，《春秋》用来辨明

译名分。这些道术散布于天下、设立于中原各国的，百家的学说时常有人称述并阐发它。天下大乱，贤人圣人不显明于世，道德不统一，天下人大多各得一部分而自以为是。就譬如耳目鼻口，都各有所明察，却不能相互通达。就像百家各种技艺一样，都各有所长，各有适用的时候。虽然如此，但都不完备、不周遍，只是一隅之见的士人罢了。他们割裂天下的完美，分析万物的道理，考察古人的全貌，很少有人能兼备天地的完美、称得上神明的容貌。因此内圣外王之道，"晦暗而不显明，郁积而不发扬"，天下的人各自随自己的欲望，把自己的一偏之见当作方术。可悲啊！百家学说各行其是不再返回本源，必定不能相合了！后世的学者，不幸看不到天地的纯粹、古人的大体，道术将要被天下人分裂了。

按：庄子的时代，六经还没有经历秦火，那些书都还完整存在，但是诸子百家，各自用自己的学说互相抵触、混淆是非，所以才有晦暗不明、郁积不发的忧虑。庄周用荒诞不经的言论著书立说，大概也是百家之一，然而这段议论确实醇正，与圣贤的格言没有两样。苏东坡说庄子大概是帮助孔子的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他所说的"后世的学者，不幸看不到天地的纯粹、古人的大体，道术将要被天下人分裂了"，似乎预先知道将要发生焚书坑儒的祸患，而深深为之悲叹了。呜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书说："从前诸侯并立争战，大量招揽游学之士。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出自朝廷，百姓在家就应致力于农耕工艺，士人就应学习法令。如今这些儒生不效法当今而学习古代，用来非议当世，迷惑扰乱百姓，共同违背法度教化，人们听到法令下达，就各自用自己所学的来议论它，入朝则心中非议，出朝则在里巷议论，向君主夸耀自己以博取名声，标新立异以显示高明，率领群臣制造诽谤。像这样不加禁止，那么君主的权势就会在上面下降，而朋党就会在下面形成。禁止它才合适。臣请求把史官所藏、不是秦国史记的书籍都烧掉。凡不是博士官职务所需的，天下有收藏《诗》《书》、百家语的，都送到郡守、郡尉那里一并烧掉。有敢私下相互谈论《诗》《书》的处死示众。用古代来非议当今的诛灭全族。官吏知情不举报的，与犯人同罪。法令下达三十天不烧书的，处以黥刑并罚做筑城劳役。不必烧毁的，是医药、卜筮、种植方面的书。如果想要学习法令，就以官吏为老师。"皇帝批复说："可以。"

魏国人陈馀对孔鲋说："秦国将要毁灭先王的典籍，而您是书籍的主人，这太危险了！"孔子鱼说："我研习的是无用之学，了解我的只有朋友。秦国不是我的朋友，我有什么危险呢？我将把书籍藏起来等待需要它的人，等到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就没有祸患了。"

夹漈郑氏说：陆贾，是秦朝的大儒。郦食其，是秦朝的儒生。叔孙通，秦朝时因通晓文学被征召待诏担任博士。过了几年，陈胜起兵，秦二世召集博士、各儒生三十多人询问缘故，他们都引用《春秋》的义理来回答。由此可见秦朝时并未曾不任用儒生和经学。何况叔孙通投降汉朝时，自己就有弟子一百多人，齐、鲁的风气也未曾废弛。所以项羽灭亡之后，鲁地仍然是坚守节操礼义的国家。由此可知秦朝并未曾废弃儒学，而秦始皇所坑杀的，大概只是当时议论不合的人罢了。

又说：萧何进入咸阳，收缴秦朝的律令图书，可见秦朝也未曾没有书籍。它所焚烧的，只是一时的事情罢了！后世不通晓经学的人，都归咎于秦朝的焚书，使学者看不到完整的书籍，难免以疑传疑。然而《易经》本来就是完整保存的书，何曾见过后世有真正精通《易经》的人呢！我以前说过"秦人焚书而书还在，而各家儒生穷究经义反而使经学断绝"，大概就是因此而发的感慨。《诗经》有六篇亡佚的篇章，就是"六笙"诗，本来就没有文辞；《尚书》有散佚

译的篇章，孔子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这些都不是因为秦火造成的。从汉代以来的书籍，到今天，百不存一二，不是秦人使它们散失的，是学者自己使它们散失的罢了。

按：秦国虽然出自西戎，但是自从非子、秦仲以来，在丰、岐一带立国已经好几百年了。春秋时代，盟会聘问朝享，与诸侯来往，《秦誓》被记录在《尚书》中，《车邻》《小戎》等篇被列入《诗经》，秦国的声名文物大概也很有先王遗留的风范了。如今下令焚烧《诗》《书》，而说"史官所藏不是秦国史记的都烧掉"，那么《秦誓》《秦风》也是秦国的记载，难道不是《诗》《书》吗？李斯这个人，承袭了流血刻骨的旧智谋，又用似是而非、如人头兽鸣一般的巧辩来辅助，本来就是世人所羞于称道的。然而李斯师从荀卿学习，荀卿的学说，大概是尊奉阐述六经、效法孔子的，这说明他起初也是从儒家门径中出来的。既然如此，秦始皇既不是声教不通的边远蛮夷而突然占有中原，李斯也不是粗鄙少文的俗物而盲目身居高位，如今却把焚毁经籍、坑杀儒生当作治国的长远谋略，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惭愧，二是畏惧。惭愧是惭愧儒生议论自己，畏惧是畏惧儒生危害自己。自从有史籍记载以来，《诗》《书》所记载的：夏桀有暴虐之德而天下归附殷商，商纣有暴虐之德而天下归附周朝，周幽王、周厉王有暴虐之德而周室东迁，逐渐衰微以至灭亡，五霸相继兴起，七国分立割据。秦始皇既然已经熟悉这些说法了，如今虽然推托说："德行兼备三皇，功业超过五帝"，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却是沿袭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的旧迹罢了，他难道自己不知道吗？而儒生们记录编纂，明白地告诉人们说：像这样就会兴盛，像这样就会灭亡，这不啻是明烛照物、蓍龟占卜一般，向后来的人昭示法度规范。这大概就是秦始皇所惭愧和畏惧的原因。自从孔夫子历游各国聘问，孟子用儒家学说游说诸侯，一心想要拯救天下沉溺的人，引导当时的君主走上正道，用心极其恳切；虽然不肯枉曲道义来求取任用，然而想要拯救天下沉溺的心意，也是极其恳切的。接着苏秦、张仪之流，专门用口舌之辩来求取当时君主的任用，虽然他们所持守的是诡诈权变的手段、妾妇顺从的方式，与孔子、孟子的学说如同黑白、香草臭草一般相反，然而他们汲汲惶惶、想要求得任用于世的心意却是相类似的。而范睢对付魏冉，蔡泽对付范睢，都逞其辩才，扼住对方的咽喉而夺取其地位。于是在那个时代出生的士人，都认为读书游说可以借此得志而取得高位。李斯也是靠做说客而进身的人，所以韩非入秦，用计策求见秦始皇，李斯就妒忌他而将他诛杀。天下难道没有还像韩非这样想要暗中窥伺取代李斯地位的人吗？这大概就是李斯所惭愧和畏惧的原因。散落在民间的《诗》《书》百家语就焚烧它，而收藏在博士官那里的就保存它，大概也是知道这些书本来是不能废弃的。废除分封而设置郡县，是要把土地据为己有；焚烧书籍却单单保存博士官所藏的，又是想要把经术据为己有。君主和丞相的心思，一心想要消灭经籍来愚弄天下人，用严峻的法律来威慑天下人，从而使天下人"没有谁能危害自己"，以此作为巩固不可动摇的长久之计。然而陈胜、项梁、项籍、刘邦这些人，本来就没有效法商汤、周武、广泛救济苍生百姓的夙愿，都是因为触犯禁网，才逃亡藏匿，抱着万死不顾一生的决心，挥舞木棍揭竿而起，从而造成天下土崩瓦解的局势。赵高这个熏黥腐刑的阉宦小人，也不是有什么文墨辞辩能够动摇皇帝的听闻；只是因为从小熟习严酷的法律条文，依仗残忍狠毒的手段，所以才能陷害扶苏、蒙恬，杀戮众公子，诛灭李斯全族，做法如出一辙。所以说，触犯法律而作乱的，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人，倚仗法律而作恶的，是赵高。既然如此，那

译么毁坏秦朝七庙、使秦国遭受五种刑罚而灭亡的，不是《诗》《书》，而是秦国的法律。

秦朝任用儒生做博士，每当国家有大事，就下交博士们商议。然而因为淳于越进言分封制度，就下达了焚书的命令；因为卢生等人私下议论时政，就下达了坑儒的命令。大概这两件事，都是被博士的正直言论所激怒引发的。既然如此，那些被秦朝任用提拔的人，必定都是像周青臣、叔孙通这类当面阿谀顺从旨意的人，然后才能保住俸禄苟且免祸罢了。稍微引用古代义理坚持正论的人，就会触犯逆鳞、招来奇祸。这样一来，书籍虽然保存却实际上已经消亡，博士官虽然设立却实际上已经废弃了。又按《史记》记载：秦始皇听说卢生私下议论后逃走，大怒说："我以前收缴天下没有用处的书全部除去。又召集了很多文学之士和方术之士，想要用他们来兴致太平，寻求奇异的药物。如今听说韩众逃走而不来回报，徐福等人耗费的钱财数以巨万计算，始终得不到仙药，只是每天听到有人互相告发奸利之事。"既然如此，秦始皇所说的没有用处的书，就是被焚烧的六经；所说的召集文学、方术之士寻求奇药的，就是被保存下来的医药、卜筮等书。然而六经虽然遭受焚烧的厄运，但是靠口耳相传、藏在墙壁中而保存下来的，仍然足以流传后世、树立教化，千年如同一日。医药、卜筮、种植的书，在当时虽然未曾被禁锢，但是也从来没有一卷流传到后世的。由此可见圣人的经典、贤人的传注，永远不会朽坏，而旁门左道、异端邪说，即使当时保存也必定消亡，本来就不是因为当世君主的好恶而决定它的兴衰存亡的。

《西汉书·儒林传》序说：秦始皇兼并天下，焚烧《诗》《书》，杀害方术之士，文学从此衰败了。陈涉称王的时候，鲁地的儒生们捧着孔子的礼器前往归附他，于是孔甲担任陈涉的博士，最终与陈涉一同死去（颜师古说：《孔光传》说："孔鲋担任陈涉的博士，死在陈地。"如今这里说孔甲，大概他名叫鲋而字甲）。陈涉以一介平民起兵，驱使被贬谪戍边的人来树立名号（颜师古说：驱，同"驱"。谪，读作"谪"），不满一年就灭亡了，他的事业极其微小浅薄，然而绅带先生们却背负礼器前往归附、委身为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秦朝禁绝儒生的事业，儒生们积怨已久而对陈王发泄愤懑。等到汉高祖诛杀项籍，率兵包围鲁地，鲁地的儒生们仍然讲习诵读礼法，弦歌之声不曾断绝，这难道不是圣人遗留教化、爱好学问的地方吗？于是儒生们才开始得以修习经学，讲习大射礼、乡饮酒礼。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因此担任奉常，参与共同制定礼仪的众弟子，都被选拔为首领，这样以后才慨然兴起于学问。然而当时仍有战乱，正在平定四海（颜师古说：是说陈豨、卢绾、韩信、黥布这些人相继反叛、进行征伐），也没有闲暇顾及学校教育的事情。孝惠帝、高后的时候，公卿都是武力功臣，孝文帝的时候才逐渐任用（颜师古说：是说很少任用文学之士），然而孝文帝本来就喜好刑名之学；到了孝景帝，不任用儒生；窦太后又喜好黄老之术，所以各位博士只是充数备员以待询问，没有得到晋升的（颜师古说：具官，是说只是备员而已）。汉朝兴起后，讲述《易经》的，从淄川田生开始；讲述《尚书》的，从济南伏生开始；讲述《诗经》的，在鲁地则是申培公，在齐地则是辕固生（颜师古说：培、固，是他们的名；公、生，是他们的尊称。其他都与此类似。培，读音陪），在燕地则是韩太傅（颜师古说：名叫韩婴）；讲述《礼经》的，是鲁地的高堂生；讲述《春秋》的，在齐地则是胡母生，在赵地则是董仲舒。等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罢黜黄老、刑名、百家的学说，招揽文学儒生数以百计，而公孙弘凭借研治

译《春秋》担任丞相，被封侯，天下的学士都望风归附了。

《西汉书·艺文志》序说：从前孔子去世后精微深奥的言论就断绝了（李奇说：微，是不显明的言论。颜师古说：是精微奥妙的言论罢了），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大义就产生了分歧（颜师古说：七十子，是说通达的弟子有七十二人。取其整数，所以说七十）。所以《春秋》分为五家（韦昭说：是指《左氏》《公羊》《穀梁》《邹氏》《夹氏》），《诗经》分为四家（韦昭说：是指《毛氏》《齐》《鲁》《韩》），《易经》有几家的传注。战国时代纵横家兴起，真伪相争，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纷扰乱。到秦朝时深以为忧患，于是焚烧毁灭文章典籍，来愚弄百姓。汉朝兴起，改正秦朝的弊政，大量收集篇章典籍，广泛开放献书的道路。到孝武帝时代，书籍残缺、竹简散落，礼乐崩坏（颜师古说：编联竹简的绳子断绝、竹简散落，所以说简脱，脱，读音吐活反），皇上感慨地说："朕对此深感忧虑！"于是设立收藏书籍的策略（如淳说：刘歆《七略》说："朝廷之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收藏的书籍，朝廷之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的府库。"）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下至诸子百家的传注学说，都收藏充实到宫廷秘府中。到成帝时代，因为书籍大多散失亡佚，派遣谒者陈农到天下各地搜求遗留的书籍，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勘经书、传注、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勘数术之书（颜师古说：占卜的书），侍医李柱国校勘方技之书（颜师古说：医药的书）。每校勘完一部书（颜师古说：已，是完毕的意思），刘向就随即分条列出它的篇目，摘取它的旨意大意，记录下来奏报皇帝（颜师古说：撮，是总括摘取的意思，读音於括反）。恰逢刘向去世，哀帝又让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颜师古说：卒，是完成的意思）。刘歆于是总括各种书籍，奏上他的《七略》，所以有《辑略》（颜师古说：辑，同"集"，是说各种书籍的总要），有《六艺略》（六艺，就是六经），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如今删削它的要点，来完备篇章典籍（颜师古说：删去浮泛冗余的部分，取其要旨。它每部分所记条奏及篇数，有与总数不相符的，是因为辗转抄写有脱漏错误，加上年代久远，无法详细知道原因了）。

夹漈郑氏说：班固的《艺文志》，是从《七略》中衍生出来的。《七略》虽然疏略但不滥杂，如果班固步步跟随，不脱离《七略》，就看不出他的失误；但凡是《七略》所没有而班固另外增补出来的，就出现差错了。扬雄所著的书，刘氏大概没有收录，而班固才把它列出来，为什么把《太玄》《法言》《乐箴》三部书合并为一部，总称为扬雄所撰的三十八篇，归入儒家类呢？按儒家原有五十二种，班固新增加一种，就是扬雄的这三部书。而且《太玄》，是属于《易》类的书；《法言》，是诸子类的书；《乐箴》，是杂家类的书；怎么能合并为一家呢？由此可知班固心中原本就没有分类的条理。

刘歆担任侍中，升迁为光禄大夫，总领《五经》，完成父亲以前未竟的事业，想要建立《左氏春秋》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入学官。哀帝命令刘歆与《五经》博士们讨论这些书的义理，各位博士有的不肯与他辩论应对（颜师古说：都不同意刘歆的意见，所以不肯为这些书设立学官。置对，是设置言辞来应对的意思）。刘歆于是致书给太常博士们，责备他们说："从前唐尧、虞舜衰微之后，夏商周三代交替兴起（颜师古说：迭，是交替的意思。读音大结反），圣明的帝王，接连兴起相互承袭，他们的治国之道非常显著。周朝王室既已衰微，礼乐就不再端正，治道难以保全竟到了如此地步。因此孔子忧虑治道不能施行，游历各国接受聘请，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音乐

译才得以端正，《雅》《颂》才各得其所；修订《易经》，编排《尚书》，撰作《春秋》，用来记载帝王的治道。等到孔夫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七十位弟子死后大义就产生分歧了，又遭逢战国时代，抛弃了礼器祭祀的礼仪，讲求军旅列阵的方法，孔子的学说受到压抑，而孙武、吴起的兵法兴起。逐渐衰败以至暴虐的秦朝，焚烧经书，杀害儒生，设立收藏诗书治罪的法律，把认为古代好的行为定为罪行（颜师古说：把古代的事当作正确的人，就治他的罪），道术因此就断绝了。汉朝兴起，距离圣明的帝王已经很遥远，孔子的学说又已断绝，法度没有可以因袭的。当时唯独有一个叔孙通，简略制定了礼仪，天下只有《易经》占卜之书，没有其他的书。到孝惠帝的时代，才废除了收藏诗书治罪的法律，然而公卿大臣绛侯周勃、灌婴这些人，都是披甲戴盔的武夫，没有人把这事放在心上。到孝文皇帝，才开始让掌故晁错跟从伏生学习《尚书》。《尚书》最初从墙壁中出来，已经腐朽折断、散落断绝，如今这部书还存在，是因为当时的老师传授诵读罢了。《诗经》才刚刚萌芽。天下众多书籍，往往逐渐出现，都是诸子传注学说，仍然广泛地设立在学官之中，为它们设置博士。在汉朝朝廷中的儒生，只有贾谊一个人罢了。到孝武皇帝的时候，然后邹地、鲁地、梁地、赵地才逐渐有《诗》《礼》《春秋》的先师（颜师古说：从前的老师），都是从建元年间兴起的。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也能独自穷尽通晓一部经书，有的传授《雅》，有的传授《颂》，合起来才成为完整的一部。《泰誓》后来才得到，博士们聚集起来诵读它。所以诏书上说：'礼乐崩坏，书籍残缺，竹简散落，朕深感忧虑！'当时汉朝建立已经七、八十年了，距离完整的经书，本来已经很遥远了（颜师古说：是说废弃断绝已经很久了，不能得到它的真本）。等到鲁恭王毁坏孔子的旧宅，想要用来建造宫室，却在毁坏的墙壁中得到古文经书，《逸礼》有三十九篇，《尚书》有十六篇。天汉年间以后，孔安国把它们献给朝廷，正逢巫蛊之祸仓促发生，来不及施行推广。至于《春秋》左丘明所编撰的，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种版本，收藏在宫廷秘府，隐伏而没有显露。孝成皇帝忧虑学问残缺文字散失，逐渐偏离了真本，于是下令陈列打开秘藏的书籍，校勘整理旧文，得到这三种典籍，用来考订学官所传授的经书，发现有的经书竹简脱漏，有的传注错乱失序（颜师古说：脱简，是遗失的意思。错乱失序，是说旧的编联已经烂坏断绝，就重新编排次序，前后错乱了。这个字，读音古竟反），询问民间儒生，就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所遗留的学问，与秘府所藏相同却被压抑而没有施行推广。这是有见识的人所惋惜忧虑的，士人君子所感叹悲痛的。以往钻研学问的士人，不考虑经书废弃断绝的缺陷，只是苟且因循简陋寡少的旧说，割裂文句、分析字义，繁琐的言辞、琐碎的说辞，学者到老死也不能穷尽通晓其中的一部经书（颜师古说：罢，读作疲。究，是穷尽的意思）。相信口头传说而违背经传记载，认为近世的老师是对的而认为古代典籍是错的。至于国家将要有重大事情，比如建立辟雍、举行封禅、巡狩的礼仪，就茫然昏昧不知道它的根源（颜师古说：幽冥，就是昏暗不明的意思）。还想要保守残缺的旧说，怀着害怕被人驳倒的私心，而没有从善如流、服从道义的公心。有的人心怀嫉妒，不考察实际情况，盲目附和跟从，随声附和是非，压制这三种学问，认为《尚书》已经完备了（苏林说：认为已经完备罢了。臣瓒说：当时的学者认为《尚书》只有二十八篇，不知道原本有一百篇。颜师古说：臣瓒的说法是对的），认为《左氏》不能解释《春秋》，难道不可悲吗！如今皇上德行通达神明，继承皇

译统发扬功业，也忧虑文献学问错乱，学者的情况像这样，虽然明白其中的情形，还是委婉谦让（颜师古说：依违，是说不专断决定的意思），乐于与士人君子共同商议这件事。所以下达明确的诏令，试行考察《左氏》是否可以设立学官，派遣亲近的大臣秉承旨意传达使命，将要用来辅助扶植弱小衰微的学说，与几位君子合力同心，希望能够振兴那些被废弃遗漏的学问（颜师古说：比，是合的意思。经书中有被废弃遗漏的，希望能够振兴建立它。比，读音频寐反）。如今却不是这样，深深闭塞坚决拒绝而不肯试行，随便用不曾诵习为借口来拒绝它（颜师古说：猥，是苟且的意思。苟且不诵习它，却想要断绝废弃这门学问），想要以此堵塞其他的道路，断绝消灭这门精微的学问。可以与人共享成功的喜悦，却难以与人共商创始的谋划，这是众人common的做法罢了，不是我对士人君子所期望的。况且这几家的事情，都是先帝亲自评论过的，当今皇上亲自考察审视过的，那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依据，内外互相印证，难道是随便草率的吗！礼仪散失了到民间去寻求，古文经书不是比在民间寻求还要好吗？从前博士所传授的《尚书》有欧阳氏一家，《春秋》有公羊氏一家，《易经》则有施氏、孟氏两家，然而孝宣皇帝还是广泛设立了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的学官，这些学说的义理虽然互相矛盾，还是一并设立了。为什么呢？与其错误地废弃它，不如错误地设立它。《传》说：'文王、武王的治道并没有坠落于地，还留存在人间；贤能的人记住它的重大方面，不贤能的人记住它的细小方面。'如今这几家的学说，正是用来兼容包含大小方面的义理，难道可以片面地断绝它们吗？如果一定要专执己见、固守残缺的旧说（颜师古说：专门坚持自己所偏执的见解，姑且保守残缺不全的文字），结党营私，排斥真正的道艺（颜师古说：结成同一师门的党羽，嫉妒真正的道艺），违背英明的诏令，辜负圣明的心意，以至陷入被文法官吏议论的境地，这是我很不希望几位君子采取的做法。"

刘歆总括各种书籍，撰著《七略》，总共三万三千零九十卷，王莽之乱时，全部焚烧殆尽，没有留存。

程氏《演繁露》说：汉代收藏书籍，原本知道有宫中秘府、外朝台阁的区别。如今读刘向叙述所校定的《列子》一书，才知道中书之外，又有太常、太史与中秘三种收藏。刘向说他所校勘的三种收藏本篇章，大体上中书多，外朝所藏的书少，可知汉朝特别留意宫中秘府的收藏，所以比其他版本特别完备。司马迁凭借金匮石室的藏书来撰成《史记》，难道他曾被允许查阅宫中秘府的藏书吗？或者太史所收藏的，对于汉朝家事而言就等同于金匮石室那样特别严格保密吗？然而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

汉光武帝中兴汉室，笃诚喜好文雅之学，明帝、章帝继承他的轨迹，尤其重视经学。四方博学大儒，背负书箱从远方前来的人，多得不可计数，石室、兰台的藏书，因此更加充实。又在东观和仁寿阁收集新出的书籍，校书郎班固、傅毅等人掌管这些事务，都依照《七略》来分类整理书籍。汉明帝亲临三雍宫，尊养三老、五更。飨射之礼完毕后，皇帝端坐亲自讲学，各位儒生手持经书在前面提出疑难问题，戴冠束带的绅士之人，环绕桥门观看聆听的，大概数以亿万计。建初年间，在白虎观大规模会集各位儒生，考订详辨经义的异同，接连几个月才结束。肃宗皇帝亲临会场裁决决定，如同当年石渠阁的旧例一样（前书记载甘露二年，诏令各位儒生讲论《五经》的异同，萧望之等人评定奏报他们的议论，皇上亲自裁决决定。又说：施仇在甘露年间在石渠阁论说《五经》。《三辅故事》说：石渠阁在未央殿的北面，是收藏秘府书籍的地方），命令史官记录，撰成《通议》（就是《白虎通议》）。孝和帝也多次亲临东观，浏览阅读藏书。灵

译帝熹平年间，诏令各位儒生校正确定《五经》，刊刻在石碑上，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用来互相参照检验，树立在太学门前（古文，是指孔子墙壁中的书。篆书，是秦始皇让程邈所创作的。隶书，也是程邈所进献的。主要用于徒隶，取其简便易写，谢承的《后汉书》说：石碑立在太学门外，用瓦屋遮盖，四面设有栏杆遮挡，在南面开门。河南郡设置官吏士卒看守它。杨龙骧的《洛阳记》记载朱超石在《与兄书》中说：石经文字都像刻碑一样，高约一丈，宽四尺，一块块排列相接），使天下人都能取来作为准则。当初，光武帝迁都回洛阳的时候，那些经书秘籍，装载了二千多车。从此以后，这些藏书陆续增补于前朝所藏。等到董卓迁移都城之时，官吏百姓惊扰混乱，从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各处收藏的典籍文章，竞相被剖开分散。那些丝绢帛书图籍，大的被剪裁连缀做成帷幕帐盖，小的就制成口袋（这个字，也是口袋的意思。读音徒恒反。《说文》说：这个字，就是口袋的意思）。等到王允收集起来向西迁运的，才只有七十多车，加上道路遥远艰险，又丢弃了一半。后来长安发生动乱，一时之间全部被焚烧荡尽，没有留存下来的了。

魏朝取代汉朝，收集拾取残余散失的书籍，收藏在宫内宫外三处阁楼中的秘书省。魏国秘书郎郑默，开始编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根据《中经》，重新编撰《新簿》，分为四部，总括各种书籍。第一叫甲部，记载六艺以及小学等书；第二叫乙部，收有古代诸子、近世诸子、兵书、兵家、术数之书；第三叫丙部，收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之书；第四叫丁部，收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总共四部，合计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只是记录标题和大略说明，用浅青色的丝绸口袋盛装，书写用浅黄色的丝帛。至于作者的用意，没有加以论辩说明。

晋朝惠帝、怀帝之时发生战乱，京城被荡涤覆灭，石渠阁的文献典籍，没有留下一点遗存。

东晋初年，逐渐重新收集聚拢。著作郎李充用荀勖的旧簿目来校核，那些还存在的书籍，只有三千零一十四卷。李充于是完全废弃了各部书原来的名称，只用甲、乙来排列次序。从此因循下去，没有变革。这以后中原留下的书籍，逐渐流传到江南。宋武帝进入关中，收缴那里的图书典籍，府库所收藏的，才四千卷，红色的书轴青色的纸张，文字古朴笨拙。宋文帝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编造了《四部目录》，总共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编造了《目录》，总共一万五千七百零四卷。王俭又另外撰写了《七志》：第一叫《经典志》，记载六艺、小学、史记、杂传；第二叫《诸子志》，记载古今诸子；第三叫《文翰志》，记载诗赋；第四叫《军书志》，记载兵书；第五叫《阴阳志》，记载阴阳图纬之书；第六叫《术艺志》，记载方技之书；第七叫《图谱志》，记载地域和图书。道家、佛家的书附带列在其中，合计九项条目。然而也没有阐述作者的用意，只是在书名之下，每一部都写一篇小传，又撰写了九篇条例，编排在首卷之中，文辞义理浅显，还算不上典范法则。

译齐永明年间，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又编造了《四部书目》，总共一万八千零十卷。齐朝末年发生兵火，延烧到秘阁，经籍散失遗落。

译梁朝初年，秘书监任昉亲自负责部集图书，又在文德殿内陈列收藏各种书籍，在华林园中汇集各种佛教典籍，总共二万三千一百零六卷，佛教典籍还不包括在内。梁朝有秘书监任昉、殷钧编的《四部目录》，又有《文德殿目录》。其中有关术数的书，另编为一部，让奉朝请祖恒撰写其目录名称，所以梁朝有《五部目录》。普通年间，有个处士阮孝绪，性情沉静寡欲，笃好典籍史书，广泛搜集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是有的书籍，参照官府的簿录，重新编成《七录》：第一叫《经典录》，记载六艺；第二叫《记传录》，记载史传；第三叫《子兵录》，记载子书、兵书；第四叫《文集录》，记载诗赋；第五叫《技术录》，记载数术；第六叫《佛录》；第七叫《道录》。它划分部类、拟定题目，颇有条理次序，但分析辞义时，见解浅薄，不合经典正统。梁武帝笃信推崇诗书之学，在上位者的教化影响到下面的百姓，境内之人，家家都藏有文史书籍。元帝平定侯景之乱后，把文德殿的藏书以及公私所藏经籍都收集起来，运到江陵，总共七万多卷，后来周朝军队攻入江陵郢城，元帝把这些书全部烧毁了。

陈朝天嘉年间，又重新搜集图书，考查其篇目，遗漏缺失的仍然很多。

北魏最初建都于燕、代之地，向南攻略中原，起初收集经史典籍，未能齐备。道武帝曾经问博士李先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增长人的智慧？"李先回答说："没有比得上书籍的。"皇帝说："书籍总共有多少？怎样才能收集齐全？"李先回答说："自从有文字以来，历代不断增加，一直到现在，多得数不清。只要人君喜好，何愁收集不齐。"于是命令各郡县广泛收集书籍，全部送到平城。孝文帝迁都洛阳，向齐国借书，秘府藏书才渐渐充实起来。到尔朱荣之乱时，书籍散失于民间。

北齐迁都邺城后，又大力搜求聚集图书，一直到天统、武平年间，校勘抄写不曾停止。

北周开始在关中一带立国，对外要应付强大的邻国，战马生于郊野，日常事务都忙不过来。保定初年，藏书只有八千卷，后来渐渐增加，才达到一万卷。周武帝平定北齐后，先接管其藏书府库，加上原有旧藏，也才五千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分派使者，搜寻访求各种版本的书籍。每献一卷书，赏赐绢一匹，校勘抄写完毕后，原本即归还本主。于是民间的各种珍稀典籍，往往被搜集献出。

牛弘上表，请求开辟献书的途径，说："从前周朝德运衰微，旧有的经典散乱废弃。孔子凭他大圣人的才能，开创了素王（无冕之王）的事业。效法祖述先王之道，制定《礼》，删定《诗》。校正《春秋》五始之义而修撰《春秋》，阐发《十翼》而弘扬《易》道。到秦始皇统治天下，吞并诸侯，先王的典籍，被扫荡消灭殆尽。这是书籍的第一次厄运。汉朝兴起后，制定藏书的政策，设置校书的官职。到汉成帝时代，派遣谒者陈农，到天下各地搜求散失的图书，又下诏让刘向父子，校勘整理典籍。汉朝的典章文献，在这时最为兴盛。到了王莽末年，这些书籍全部被焚毁。这是书籍的第二次厄运。光武帝继承帝业后，尤其重视经典诰命，还没下车（即位不久），就先访求文雅之士。到汉章帝时亲自到场讲习经典，汉和帝多次到藏书之处巡视。当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等藏书之处，秘藏典籍堆积充盈，比以前多出一倍。到汉献帝迁都时，官吏百姓骚乱，那些图画和缣帛，都被人拿去做了帷幕口袋，运到西边的只有七十多车，正逢西京长安大乱，一时间全部被焚毁荡尽。这是书籍的第三次厄运。魏文帝取代汉朝后，重新收集经典，都收藏在秘书省内外三阁，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有的文献。评论者赞美他能明辨真伪、区分优劣（朱紫有别）。晋朝承接魏朝

译，典籍文献更加广博。晋秘书监荀勖，考订魏朝的《中经》，又编著《新簿》，遇上刘渊、石勒的侵扰，这些典籍因而散失。这是书籍的第四次厄运。永嘉之乱以后，盗贼四起，那些建国立业的势力，虽然传承着名号，但典章礼乐制度，却寂灭无闻。刘裕平定后秦姚氏，收缴其图书典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都是红色轴、青色纸，文字古朴拙陋，全部归入江南。宋朝秘书丞王俭，依照刘歆的《七略》，撰成《七志》；梁朝人阮孝绪，也编成《七录》。总计其书籍数量，共三万多卷。到侯景渡江、攻破灭亡梁朝时，秘书省的经籍，虽然遭受兵火，但文德殿内的藏书史籍，却依然完好保存。萧绎占据江陵后，派遣将领打败平定侯景，收集文德殿的藏书以及公私典籍，连同重本共七万多卷，全部运送到荆州。等到周朝军队攻入江陵郢城，萧绎把这些书全部在外城焚毁，收缴到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这是书籍的第五次厄运。北魏本来立国于幽州偏远之地，迁都到伊水、洛水一带，日常事务忙碌不暇，经籍典籍因而缺乏。北周在关中创立基业，战事未曾平息，保定初年，藏书只有八千卷，后来又加以收集，才达到一万卷。北齐占据山东一带，起初也曾采访搜求图书，检验其书目，残缺的仍然很多。到东部华夏刚平定时，缴获其经史典籍，四部书混杂在一起，共三万多卷，比原有旧藏增加的，也只有五千卷而已。如今皇上取出的单本，合计一万五千多卷，各部帙数目，仍有残缺，与梁朝原有的书目相比，只有其一半。至于阴阳《河图》、《洛书》一类的篇章，医方图谱一类的书籍，就更加稀少了。臣认为经书自孔子以来，屡次遭遇五次厄运，如今兴起收集的时机，正逢圣明的时代。现在秘府所藏现有的书籍，也足够阅览，但一时的典籍，应当使其大为完备，不可让王府所没有的书，反而私人家中却有。如果陛下发布明诏，同时开出购求奖赏之法，那么珍异的典籍必定会送来，藏书阁的收藏就会因此丰富起来。"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汉代，郑玄为各种经书作注解，服虔、何休，也各自有著述。郑玄注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服虔注的《左氏春秋》，何休注的《公羊传》，在黄河以北广为流传；王肃注的《易》也在当地流传。晋代，杜预注《左氏春秋》。杜预的玄孙杜坦，杜坦的弟弟杜骥，在南朝宋时都做过青州刺史，传承其家学，所以齐地一带的人多研习杜氏之学。自北魏末年起，大儒徐遵明门下讲授郑玄所注的《周易》，徐遵明把这门学问传授给卢景裕以及清河人崔瑾。卢景裕又传给权会、郭茂。权会很早就进入邺都，郭茂则一直在门下教授学生。此后能谈论《易》学的人，大多出自郭茂的门下。黄河以南以及青州、齐地一带，儒生大多讲授王弼所注的《易》，但师承传授的人很少。北齐时，儒士很少传授《尚书》这门学问，徐遵明兼通此学。徐遵明向屯留人王聪学习，传授给浮阳人李周仁以及勃海人张文敬、李铉、河间人权会，他们所传都是郑玄注本，不是古文经。乡野的诸生，大多没见过孔安国的注解。武平末年，刘光伯（刘炫）、刘士元（刘焯）才得到费甝的《义疏》，才开始留意于此。至于《诗经》、《礼记》、《春秋》，尤其为当时人所崇尚，诸生大多兼通这几部经典。《三礼》之学都出自徐遵明门下，徐遵明把这门学问传授给李铉、祖隽、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给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熊安生又传给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此后能通晓《礼经》的学者，大多是熊安生的门人。诸生都通晓《小戴礼记》，能兼通《周礼》、《仪礼》的，只有十分之二三。通晓《毛诗》的学者，大多出自北魏刘献之

译一脉。刘献之传给李周仁，李周仁传给董令度、程归则，程归则又传给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此后能谈论《诗经》的人，大多出自这两位刘姓学者的门下。黄河以北的儒者中能通晓《春秋》的，大多依循服虔的注解，也是出自徐遵明的门下。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刘昼、鲍长宣、王元则都深得服氏学说的精微之处。又有卫觊、陈达、潘叔虔，虽然不是徐遵明门下所传，但也能通达讲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起初也是学服虔的注解，后来又兼取杜预所注的《春秋》来参照。黄河以南地区的儒生，都信服杜预的注解。至于《公羊传》、《谷梁传》这两部传，儒者大多不太留心。《论语》、《孝经》，各家学徒没有不通晓讲习的。众儒者如权会、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这些人，大多自己撰写义疏，虽然号称自成一家之学，但也都是相互承袭学习的。总体而言，南北两地所作的经文章句注疏，各有所好所尚，并不相同。江南地区：《周易》尊王弼，《尚书》尊孔安国，《左传》尊杜预；黄河洛水地区：《左传》尊服虔，《尚书》、《周易》尊郑玄，《诗经》都尊崇毛公，《礼》则都遵从郑玄。南方学者简约扼要，能得其精华；北方学派深奥繁杂，穷究其枝节末流。考察其始末，探求其归趋，他们在立身成名方面，虽然方法不同，但最终的成就是一致的。

以上是《北史·儒林传》的序文，讲述南北各家儒者传授经学学术的详情，是最为详备的记载，所以摘录在这里。

隋朝平定陈朝之后，经籍图书渐渐齐备。检查所得的书籍，大多是陈朝大建年间的书，纸墨都不精良，书写也拙劣粗糙。于是把这些书总的汇集编排整理，保存作为古本。征召天下擅长书法的人士，如京兆的韦霈、南阳的杜㨗等，在秘书省内补写残缺的部分，编成正、副两个本子，收藏在宫中，其余的用来充实秘书省内外的藏书，总共三万卷。隋炀帝即位后，增加秘书省官员一百二十人，都以学士充任。炀帝喜好读书著述，从他做扬州总管时起，就设置王府学士多达一百人，经常命他们编撰书籍，一直到他做皇帝前后近二十年间，编撰工作从未间断。从经学文章、兵法农业、地理，到医卜、佛道，乃至捕捉搏击鹰犬之事，都编成新书，无不精详完备，总共编成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当初，西京长安的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炀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人加以整理编次，删除其中重复和杂乱的部分，得到正式的御用本三万七千多卷，收纳在东都的观文殿。又抄写五十份副本，分为三个等级：上等用红色琉璃轴，中等用绀色琉璃轴，下等用漆轴。在东都观文殿的东西两侧厢房建屋子来存放这些书。东屋收藏甲、乙两部，西屋收藏丙、丁两部。又收集魏朝以来的古代碑刻和名画，在殿后建起两座台：东边叫妙楷台，收藏古代碑刻；西边叫宝迹台，收藏古画。又在宫内的道场中收集道教、佛教的经典，另外编撰目录。那些正式的御用书，都装订裁剪得华美整洁，用珍宝装饰卷轴、锦缎做标签，在观文殿前建造了十四间书室，窗户、床褥、橱柜帷幔，都极尽精美华丽。每隔三间开一道门，垂挂锦缎帷幔，门上方有两个飞天神仙的图案，门外地面下安装了机关。皇帝驾临书室时，有宫人手持香炉走在前面，踩到机关就会有飞天神仙的图案降下，卷起帷幔升上去，房门和橱门也都自动打开。皇帝出去后，就又自动关闭恢复原状。

唐朝把书籍分为四类，叫做：经、史、子、集，而藏书最兴盛的时期，没有超过开元年间的。当时正式著录在册的书籍，共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代学者自己撰写的著作，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啊，可以说是很兴盛了！六经的道理，简明严谨、平易正直而又兼备天道人事，所以时间越久越发彰明。此外撰述著作的人还有

译很多，用圣人之道来衡量，有的相合有的相悖，但是这些著作的精深宏博，各自穷尽其学术之能事，那些奇特瑰丽的见解，往往在其中震动焕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喜好奇文、博爱典籍的人不能忘怀它们的原因。然而这些书籍散失磨灭的，也数不胜数，难道是因为文辞华丽而内容空虚，不足以流传久远吗？而那些俚俗浅陋的言论著述，倒有幸存留下来的，这难道不是有幸与不幸的差别吗？现在著录在本篇中的书籍，那些只留下书名却已散失其书的，大概有十分之五六，怎能不令人惋惜呢！当初，隋朝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到唐高祖武德初年，只有书八万卷，而且重复杂乱。平定王世充后，得到隋朝旧藏图书八千多卷，太府卿宋遵贵监督运送到东都，乘船逆黄河而上运往西边长安，经过砥柱山时船只倾覆，这些书全部丧失了。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先后担任秘书监，请求购求天下的书籍，选拔五品以上官员中擅长书法的子孙亲手抄写，收藏在内库，由宫人掌管。唐玄宗任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一起整理校订图书。适逢皇帝驾临东都，就在乾元殿东侧厢房检校图书。褚无量建议宫廷所抄的书应由宰相宋璟、苏颋一同署名，仿照贞观年间的旧例。又向民间借阅各种不同版本传抄记录。等到返回京师后，把书籍迁移到东宫丽正殿，在著作院设置修书院。此后又在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永福门外，都创建了集贤书院，学士们凭借官籍出入其中。不久后太府每月供给蜀郡麻纸五千番，每季供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每年供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的兔皮一千五百张作为制笔材料。两都各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以甲、乙、丙、丁为顺序，分列经、史、子、集四个库。每部书都有正本和副本，用卷轴、书带、书帙、标签，都用不同颜色来区别。安禄山之乱后，连一卷书简都没能保存下来。元载任宰相时，上奏用一千钱购买一卷书，又命拾遗苗发等人到江、淮一带搜求访购图书。到唐文宗时，郑覃担任侍讲，进言说经籍图书还不齐备，于是下诏让秘阁搜寻采集，于是四库的藏书重新完备，分藏在十二个库中。黄巢之乱后，存留下来的书已经很少了。唐昭宗迁移都城时，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把书收归军中，把教坊安置在秘阁，后来皇帝下诏归还这些书籍，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人到各道去寻求购买，等到迁都洛阳时，藏书已经荡然无存了。

后唐庄宗同光年间，招募百姓献书，献够三百卷的，授予试衔（试用官职）。参加铨选的官员，每献一百卷可减去一次选期。天成年间，派遣都官郎中庾传美到蜀地访求图书，只得到九个朝代的《实录》以及各种杂书一千多卷而已。明宗长兴三年，开始命令国子监校订《九经》，雕版印刷出售。

石林叶氏（叶梦得）说：唐朝以前，所有书籍都是手写本，还没有摹版印刷的方法，人们以藏书为贵重之事。人们所藏不多，而收藏的人精于校勘，所以往往都有好的版本。学者因为传抄记录的艰难，所以他们诵读也就更加精细详尽。五代时，冯道才开始奏请由官府雕版印行书籍。本朝淳化年间，又把《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交付有关部门摹版印刷，从此以后书籍雕版刊刻的越来越多，士大夫不再把藏书当回事了。学者容易得到书籍，他们的诵读也因此变得粗略草率。然而版本最初校订不精，未免有讹误，世人既然都以版本为标准，而手写藏本一天天散失，那些讹误的地方就无法纠正了，实在很可惜。余靖担任秘书官时，曾说《前汉书》的版本讹误很严重，皇帝下诏让他与王洙一起拿秘阁所藏古本参照校勘，于是编成《刊误》三十卷。此后刘攽、刘敞兄弟对《两汉书》也都作了《刊误》。我在许昌时

译，得到宋祁用监本亲手校勘的《西汉书》一部，末尾题注说用了十三个版本校勘，其中还有脱漏两行的地方，可惜现在已经散失了！

又说：世人说雕版印书始于冯道，这种说法不对。只是国子监版本的《五经》是冯道主持雕刻的罢了。柳玭在《家训序》里说他在蜀地时，曾经浏览书肆，说"字书、小学一类的书，大多雕版印刷"。那么唐代本来就有雕版印刷了，只是恐怕不如现在精良。现在天下印书，以杭州刻本为上等，蜀本次之，福建本最差。京师近年印的版本，几乎不比杭州逊色，只是纸张不够好。蜀地与福建大多用软木刻版，图的是容易刻成而销路快，所以刻得不精细。福建刻本几乎遍及天下，正是因为它容易刻成的缘故。

致堂胡氏（胡寅）说：《易》、《书》、《诗》、《春秋》，是完整的经典。先贤用它们来配合皇、帝、王、霸各个时代，讲述世事的变化，道的运用，不出这几部书的范围。《论语》、《孟子》，是圣贤精微的言论，是各经的总纲和关键。《孝经》不是曾子所作，大概是他的门人记述所闻而写成的，所以整理编排的章节要旨，未免有浅近之处，不能称之为"经"。《礼记》大多出自孔子弟子之手，但一定要去掉吕不韦所作的《月令》以及汉儒所作的《王制》，还要传令集合名儒，选取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宴飨礼、相见礼等有关的经文，与《曲礼》按类归并在一起，然后才可以编成一部书。至于《大学》、《中庸》，则属于《孟子》一类的著作，不应该附在《礼记》篇内。至于《学记》、《乐记》、《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缁衣》、《表记》，其中格言警句很多，不是《经解》、《儒行》所能比的，应当排在《大学》、《中庸》之后。《礼运》、《礼器》、《玉藻》、《郊特牲》这一类，又要排在其后。至于《周官》（周礼），则绝对不是出自周公之手，不应当设立博士让学者传习，姑且搁置它就可以了。古代的经书没有固定数目，等到孔子删定《诗》《书》，撰作《易传》，然后《易》、《诗》、《书》、《春秋》才成为经典。然而在孔子、孟子的门下，并没有"五经""六经"这样的称呼，后世把《礼》、《乐》分为两种，与另外四经合称"六经"呢？还是把《礼》、《乐》合为一种，与另外四经合称"五经"呢？废弃孔子亲笔所注的《春秋》，而采用刘歆所附益增补的《周礼》，把它列入学官教授的科目，于是"六经"的名实就更加混乱了。凡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一定用经术来教化百姓，没想到五代那样的乱世君主、出身夷狄的人，竟然知道以此为先务，这难道不能说是贤明吗！虽然如此，命令国子监用木版印行经书，这样做是为了统一文字义理，去除错讹，使人们研习经书时不致迷惑，这是好事。颁发给大家是可以的，卖给大家就不对了。有人说：天下的学者很多，怎么可能人人都颁发一份呢？回答说：把国子监的版本作为标准，让各郡县都据此传刻，何愁不能满足需求？国家的一些浮滥花费，多得数不清，却唯独在这件事上吝啬吗！这是冯道、赵凤的过失。

后汉（后汉，五代之一）乾祐年间，礼部郎司徒调请求开辟献书的途径。凡是儒学之士、世家旧族，有把三馆散失的图书拿来进献的，按其卷帙数量，赏赐金帛，数量多的授予官职品级。当时正值戎狄扰乱中原之后，官宦世家辗转迁徙，书籍很少留存。诏书下达后，很少有人响应。

周世宗因为史馆的藏书还太少，一心一意地寻访搜求。凡是献书的人，都给予优厚赏赐，以此来引诱吸引献书者。而民间进献的书，传抄有讹误的，就选派常参官三十人校勘订正，让他们在书卷末尾署上自己的姓名官衔。自从各诸侯国分裂割据以来，都各自聚集典籍，只有吴、蜀两地藏书最多，而江南地区的藏本颇为精审准确，也编撰了不少著

译述。

宋朝建隆初年，三馆藏书有一万二千多卷。乾德元年，平定荆南，把那里的图书全部收缴，用来充实三馆。乾德三年，平定后蜀，派遣右拾遗孙逢吉前往收缴其图书典籍，共得书一万三千卷。乾德四年，下诏征购散失的书籍。当时《三礼》学者涉弼、《三传》学者彭干、学究朱载等人，都到朝廷进献书籍，共计一千二百二十八卷。皇帝下诏把这些书分别收藏到书府中，涉弼等人都被赐予科名（相当于科举功名）。闰八月，诏令史馆：凡是官吏百姓有拿书籍来进献的，应当检查其篇目，馆中所没有的就收录，献书人送交学士院考试询问吏事道理，堪任官职的，详细列出姓名上奏。开宝八年冬平定江南，第二年春天，派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到金陵登记造册收缴其图书，得到二万多卷，全部送到史馆，从此各类图书渐渐齐备。吴越钱俶归顺朝廷后，又收缴了他的藏书。此前，后梁建都汴京时，正明（应为"贞明"）年间，才把如今右长庆门东北的十几间庐舍列为三馆，低洼狭窄卑陋，仅能遮蔽风雨。皇宫巡逻的道路，就从三馆旁边经过，卫士驺卒，从早到晚喧闹嘈杂，历代以来，都没顾得上改建。每当诸位儒臣受诏撰写著作时，就要迁移到别的地方，才能完成。太平兴国初年，宋太宗因为驾临三馆，回头对左右侍从说："像这样简陋的地方，怎么可以用来收藏天下的图籍，招揽四方的士人呢！"随即下诏规划左掖门龙门东北原车路院的旧址，另建三馆，命宦官督办这项工程，房屋的规格样式，都是皇帝亲自规划的。太平兴国三年二月书院建成，皇帝下诏说："国家新建了这座宏大的建筑，广泛汇集群书，应当赐给它一个美好的名字，来为国家的藏书之府增光。这座新修建的三馆书院，应当命名为崇文院。"从开工到竣工，皇帝两次亲临视察，其建筑的宏伟壮丽，在皇宫内堪称第一。西侧廊庑开了一道便门，以备皇帝出入巡视，于是把旧馆的藏书全部迁来充实这里。院子的东廊是昭文书库，南廊是集贤书库，西廊有四个库，分别按经、史、子、集四部收藏，作为史馆书库。六个库的藏书，正本副本合计共八万卷，国家藏书府库的文献，焕然一新了。太平兴国九年正月下诏说："国家宣扬彰明法度，扩大发展政治教化，尊崇儒学，开启教化的源头，国家的典章制度，都要加以振兴举办，那些遗留散失的典籍，应当着力寻访搜求，念及经世济民之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应当让三馆按照开元年间四部书目，检查馆中所缺的书籍，详细列出书名，下诏中外征购搜寻。有把散失的书拿来进献的，凑够三百卷，应当商议记功奖赏；其余的按照卷数多少，分等级给予优厚赏赐。不愿意送交官府的，可以借来抄写完后归还。"从此四方的书籍，往往被搜寻献出。端拱元年，下诏把三馆一万多卷藏书分出来，另设一个书库，命名为秘阁。任命礼部侍郎李至兼任秘书监，右司谏、直史馆宋泌兼任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担任校理。淳化二年五月，把史馆所藏天文、历算、阴阳、术数、兵法一类的书共五千零十二卷，天文图画一百一十四卷，全部交付秘阁。八月，皇帝在秘阁赐宴。右仆射李昉，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以及翰林学士、各部侍郎、给事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等都参加了。皇帝命人大规模陈列图籍，让大家观看。第二天，又下诏让御史中丞王化基以及直馆官员一同赐宴，又让他们观赏藏书。这一年李至等人上言说："帝王收藏书籍的府库，自从汉朝设置未央宫以来，就有麒麟阁、天禄阁，命令刘向、扬雄主持校理其中的书籍，都在宫禁之中，称为中书，就是宫内库藏的书。后汉的东观，也在宫禁之中。到汉桓帝时才设置秘书监一职，掌管宫禁中的图书秘籍，称为秘书。到魏文帝时把秘书分出来另立中书，而秘书监

译专门掌管文献典籍之事。后来把秘书归属少府，王肃担任秘书监时，上表论说：'魏朝的秘书，就相当于汉朝的东观。'从此就不再隶属少府了，而兰台也收藏图书，所以薛夏说：'兰台是外朝的藏书处，秘书是内廷的阁楼。'那么秘阁的藏书，收藏在宫内是很明白的事了。晋、宋以来，都有秘阁这个名称。所以晋孝武帝喜好浏览文艺典籍，敕令秘书郎徐广整理秘阁的四部书三万多卷；南朝宋谢灵运担任秘书监时，补充秘阁遗漏散失的图书；齐朝末年，兵火延烧到秘阁，经籍散失；梁朝江子一也曾请求到秘阁观览图书；隋炀帝抄写秘阁的藏书，分为三个等级，收藏在观文殿的东西廊庑。那么秘阁的设置，由来已经很久了。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缮写四部书来充实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管此事，事情完成后，把书陈列在乾元殿的东廊。那么秘阁的藏书，都是收藏在宫内的。自从唐朝衰败以来，中原多次变乱，经史文献典籍，荡然流散，仅仅经过了将近一百年，这套制度几乎废弃。国家承接衰败凋敝的时局，开创政治的新局面，三馆的藏书，购求逐渐广泛，经籍之学，因此得以复兴。陛下运用独到的英明见识，颁下革新的诏令，重新建立秘阁，用来收藏珍奇的书籍，汇集各类经典的博大精要，供陛下夜间批阅观览之用，这实在是出自陛下圣明的心意，不是因为群臣建议才做的。何况陛下御笔亲书的墨宝，充盈在这些典籍之中，它所受到的崇敬重视，已经不能和其他官署相提并论了。然而自从创设以来，已经经历了寒暑变化，而它所属的官署位置，还没有确定的制度。希望陛下降下明诏，让秘阁与三馆并列，安排好先后次序，作为永久的制度确立下来。至于秘书省本来没有藏书，原来隶属于其他官署，请求依照旧有的制度办理。"皇帝下诏批准了他们的奏请，把秘阁排列在三馆之后。淳化三年八月，馆阁建成，皇帝亲笔书写赞文，并篆刻匾额、勒刻石碑，立在阁前。

容斋洪氏（洪迈）《容斋随笔》说：宋朝建国之初，承接五代乱离之后，各地的书籍，印版极少，理应经过焚烧荡涤后，什么都不剩了。然而太平兴国年间，编纂《太平御览》时，引用了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它们的纲目都记载在卷首，而杂书、古诗赋又没能全部收录，用现在的情况来考察，这些书没有流传下来的已经占十分之七八了，那么经过一百七十年的太平岁月，反而不如那极度混乱的时代（保存的书多）。姚铉在大中祥符四年编集《唐文粹》，他的序中有这样的话："何况如今历代的典籍，几乎没有散失的了。"看姚铉所收录分类的文集，大概也大多已经不存在了，实在令人叹息！

祖宗（宋朝先帝）藏书的地方，叫三馆、秘阁，在左掖门龙门以北，这就是崇文院。从建隆年间到大中祥符年间，正式著录的藏书总共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大中祥符八年，馆阁失火，迁移寄居在右掖门外，称为崇文外院。借用太清楼的藏本补写损失的书籍，但已经有很多损坏虫蛀，又重新命人抄写归还。天圣三年，抄成一万七千六百卷，归还到太清楼。天圣九年冬，新建崇文院，馆阁恢复而外院废弃。当时已经增募了抄写书籍的人员，专门从事完善编缉工作。景祐初年，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编纂四库藏书，由馆阁官员负责复核检查、抄录校勘。景祐二年，进呈经、史部书籍八千四百二十五卷；第二年，进呈子、集部书籍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分别赏赐官吏钱物，在辅臣、两制、馆阁官员那里举行宴会庆贺，负责管理的内侍官员都晋升一级。皇帝下诏征购散失的书籍，又因为书籍有讹误重复不完整的，开始命人裁定哪些应当保留哪些应当废弃。于是仿照《开元四部录》编成《崇文总目》。庆历初年，此书编成，共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然而其中有

译些互相重复，也有一些应该收录却被误弃不录的。嘉祐四年，右正言、秘阁校理吴及说："宫内负责监管馆阁的宦官长期不轮换更换，书籍大多散失，补写的又不精细。请求选拔馆职官员，分派吏员抄写，改用严格的借书方法，寻访搜求那些散失的典籍。"这些建议都得到施行。命令陈襄、蔡抗、苏颂、陈绎编定四馆藏书，不兼任其他职务，两年轮换一次。于是改用黄纸抄写印制正本，以防止蛀蚀损坏。又选拔京朝官、州县官四人负责编校，两年后升任馆职，出缺就随即补充。一年多后，皇帝下诏说："国家建国之初承接五代乱离之后，典籍散落，三馆聚集的书籍仅仅才一万卷。此后平定各个割据政权，先收缴其图籍，也曾分派使者，屡次颁下诏令，访求购买不同版本的书籍，校订确定篇目，处理政事的空闲时间，从不放弃阅览观看。然而与开元年间相比，散失的书籍仍然很多，应当加以购求赏赐，以扩大献书的途径。中外的士人百姓，都允许把馆阁所缺的书献上，每卷给绢一匹，献够五百卷的授予文官官职。"第二年冬天，进献了写在黄纸上的正式定本书籍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充了未定稿的白本书籍二千九百五十四卷，像景祐年间一样赐宴庆贺，从此编写工作没有间断过。共收到献书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三百六十八卷，加上《崇文总目》原有的，除去以前书目所记载的、删去重复讹误的部分，最终确定注录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宁四年，集贤院学士、史馆修撰宋敏求说："前代建立收藏图书的府库，广泛收集典籍，是用来供人君阅览，从而教化天下。现在三馆、秘阁各自都有四部书，分为经、史、子、集，这些书大多有讹误舛错，屡次加以校正，仍然没有精善的本子。大概每个馆将近四万卷，校勘的时候，只求尽快完成，每一部书只用一个原来抄写的底本校正而已，再没有别的本子来对照参校，因为卷帙数量太多，难以做到精密准确，所以藏书虽然丰富，却比不上前代。希望能先按照《前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书目，广泛搜求这些书的版本，让在馆任职的官员反复校正，校正完毕后，再校订后汉时期的各种书。私下认为战国以后、直到两汉的书籍，都是古书，文字义理简略深奥，大多有脱漏讹误，必须得到其他版本来参照校定。请求依照以前校勘《七史》的先例，在京师以及各路藏书之家那里，借来版本抄写送到官府，等校勘精善之后，再依次校订魏、晋时期的书，再依次校订宋、齐时期的书，到唐代的书则分成几个等级，选取那些值得流传的，加以校正，这样也许秘府的典籍，可以做到完备精善。"这件事虽然没有施行，但补写校定、访求散失典籍的工作，却从未废止过。熙宁七年，命三馆秘阁编校所详细核查成都府进士郭有直以及他儿子郭大亨所献的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到秘阁所没有的书五百零三卷。皇帝下诏授予郭大亨将作监主簿的官职。从此以后，朝廷内外送来的书籍，共增加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丰三年，改革官制，废除馆职，把崇文院改为秘书省。刊印抄写的书籍分别收藏在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由秘书郎负责主管；编辑校订、纠正其中的脱漏讹误，则由校书郎、正字负责主管。每年在仲夏时节晒书，就给予酒食费用，谏官、御史以及待制以上的官员都要前来参加。元祐年间，皇帝下诏说秘书省现有校对的黄纸本书籍，可以增添一名人员，让选人秦

译觌校对。黄本书，就是嘉〇年间抄写刻印的正本。绍圣初年，废除不再设置。崇宁年间，下诏两浙、成都府路凡百姓家有雕版的奇书，令漕司搜寻索取，呈送秘书省。大观二年，下诏命大司成分派委托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员，校对本监书籍，等校完，再令礼部覆核校对。四年，秘书监何志同上言说："汉代编著《七略》，共著录书籍三万三千九百卷，隋代所藏达三十七万卷，唐开元年间有八万九千六百卷。庆历年间，曾命儒臣汇集四库典籍编成目录，名叫《崇文总目》，共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距今不算远，按照目录查找，十本里只能找到六七本，号称全本的，不过两万多卷，而残缺不全、散失遗漏的数目日益增多。我认为应当趁现在有所搜集采录，看旧目录中还不完备的地方，把书名数目颁布到天下各地，选拔文学博雅之士，在《总目》之外寻求访求，另有奇异的书，一并借来抄写或由官府给〇，就在其家中，就地加以校正，呈送到朝廷藏书之所。"朝廷便依从了他的请求。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上言说："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作为藏书的场所。景〇年间，仁宗皇帝诏令儒臣就秘书省所藏，编排整理条目所得的书，按类分门，赐名叫《崇文总目》。神宗皇帝把崇文院改为秘书省，〇正了官名，唯独四库藏书还沿用《崇文》旧目录。近来因臣僚建议访求遗留的书籍，如今累年所得的书在《总目》之外，已有数百家，几万余卷。请求依照景〇年间的旧例，诏令秘书省官员，把所访求到的遗书，加以讨论编排，增补进《总目》里，合成一部书。请求另外制定美好的名称，来更换《崇文》的名号。"于是命孙觌以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编撰整理，取名叫《秘书总目》。宣和初年，提举秘书省的官员建言，在秘书省设置补写御前书籍所，逐渐访求天下的书籍，用来资助校对。以侍从官十人担任参详官，其余官员担任校勘官。进士以平民身份充任检阅者的有数人，到了年限，都授予官职。四年四月下诏说："朕想到太宗皇帝安定天下，振兴斯文，屡次颁下诏书，访求散失的书籍。朝廷四部藏书，几乎接近古时的规模，历经岁月渐久，主管官员习以为常，多有散失残缺，私家所藏，世上有的也不流传。可令郡县宣谕旨意访求，允许士人百姓把家藏的书籍所在自行陈报，不论卷帙多少，先开具篇目，申报提举秘书省以便上闻，听候旨意递交呈进，可以收录的，应当从优给予赏赐。或有所秘藏的未曾见过的书，如果值得观览采录，就授予官职，商议加以褒奖，那些书籍抄录完毕后归还本主。若能率先奉行、访求最多的州县，也要开具姓名上报，以符合朕表彰阐扬文教的心意。"又下诏说："三馆图书的丰富，历经岁月已久，简编脱落，字迹讹误，核对其卷帙，还有很多散失，很不符合彰显崇尚儒学、尊重文治的用意。"于是命令设立机构，以补全校正典籍文书为名，设官总理其事，招募工匠缮写，一处设在宣和殿，一处设在太清楼，一处设在秘阁，让提举秘书省的官员兼管。"凡是所需费用，全部出自内库，不耗费有司经费，希望能成就一代的典章制度。"三道诏书同一天下达，从此四方奇异的书籍纷纷涌现。五年二月，提举秘书省上言说："有司搜求访得士人百姓家藏的书籍，都送交官府，核对有无重复，招募工匠抄写，收藏在御府中。近来与三馆核对荣州助教张颐所进献的二百二十一卷，李东所进献的一百六十二卷，都是缺失的书，请求加以褒奖赏赐。"诏令赐张颐进士出身，李东补授迪功郎。七年，提举秘书省又上言说："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的书籍，用三馆、秘阁的书目相比对，没有的共有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等到集合省中官员校勘，都是善本，比前后所进献的书数量稍多。"诏令王阐补授承务郎，张宿补授迪功郎。然而自熙宁以来，搜访补充辑录，到宣和年间达到鼎盛。到靖康之变，散失无法查考。如今见于著录的，往往多不是从前访求到的那些，共有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以后，书籍散失。献书者有赏赐或授予官职，所以世家藏书的人家有的被命令就地抄录，出售者一律买下。于是下诏分经、史、子、集四库。仍分派官员按日校对。又颁布内降诏书，大略说："国家用武力开创基业，尊崇文治达到大治。藏书的丰盛，比古代更多。艰难以来，网罗散失的书籍，可十份里还得不到四五份。命令监司郡守，各自晓谕所辖地区，把书籍全部送交官府，献书多的从优奖赏。"又重新设置补写机构，命令秘书省提举，掌管搜求遗书，下诏制定献书的赏格。从此前来献书的人渐多。淳熙四年，秘书少监陈〇癸等上言说："中兴馆阁的藏书，前后搜访，部帙逐渐增多，请仿照《崇文总目》分类编排。"五年，书目编成。统计现存的书有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比较《崇文总目》所载，实际多出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又参照三朝所记，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记，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因为四库之外的书又增多充斥，下诏秘书丞张攀等续修书目，又得到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所藏，以及各郡各路已刻板而尚未献上的书，都不在其中。大概自绍兴到嘉定，承平百年，遗留的书籍十之八九都被搜得，著书立说的人士又更加众多，往往大多充入秘府。绍定辛卯年发生火灾，书籍多有缺失。如今根据《书目》、《续书目》以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的书籍，加以校订并记录下来。

译叶氏《过庭录》说：前代大乱之后，书籍散失，当时的君主大多用心搜求。自从汉成帝派谒者陈农到天下各地求取遗书，命刘向等人加以校订，到隋炀帝设立两个藏书台，用金帛招募图书，开元以后，元载执政，也命拾遗苗发等人担任江、淮括图书使，每以千钱换一卷书，所以有人贪图利益伪造图书争相进献。当时没有刘向那样的人加以论定考核，就都一并收藏起来，只以卷数多为贵重。以前太平时期，三馆每年都要曝晒书籍，我每次都参与其中。凡是世上没有流传下来的书，大多冗杂浅陋没什么可看的，到唐末五代的书尤其如此。然而好奇的人有的得到其中一部，就争相向人夸耀，不再进一步考证真假，这也是藏书的一种偏执毛病。汉武帝时，河间献王把《乐书》进献上来，那其实是《周官·大司乐章》。当时《六经》还没有完全出现，他的错误本来也不值得奇怪。齐高帝时，雍州挖掘古墓，得到十几片竹简，拿给王僧虔看，说是蝌蚪文的《考工记》，是《周官》所缺失的篇章。世上既然没有这部书，王僧虔又从何加以证实呢？这也是好奇以欺骗众人罢了！本朝公卿之家的藏书，只有宋宣献家最为精良而不算多。大凡没有用处和不值得看的书，都不收取，所以我藏书常常以此为准则。

又说：古书自唐以后，用甲、乙、丙、丁大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太平时期，三馆所藏不满十万卷，就是《崇文总目》所记载的那些。公卿中有名的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各地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我都见过他们的书目，大多只有四万来卷，其中颇有些不必看的书。只有宋宣献家挑选得很精，只有两万来卷，而校勘详细周密，都胜过各家。我原先所藏的书，仅与宋家相当，而宋家所藏的好书，别人未曾见过的，我也不能全部得到。从《六经》、各种史书与诸子中的善本，一共有三千多卷。读书本来不能限定数量，但以二十年计算，每天读一卷，也可以读完两遍，其余的书读一遍就够了。只有《六经》不可一天离手。我自从科举登第以后，每到五月以后，天气渐渐炎热，不能广泛涉及其他书，就每天专门诵读《六经》一卷，到中秋时读完，称之为"夏课"，坚持得很牢固。宣和以后才稍稍荒废，一年也一定要读一遍。每次读，不仅常常获得先前未能领悟的新见解，先前理解有误的地方所纠正获得的也不少，所以我对《六经》大致不算马虎荒疏。《南史》记载徐盛年过八十，仍然每年读一遍《五经》，我大概不比他差。前辈说刘原父当初专攻经学，寝食坐卧，即便是拜会宾客，也未曾不带着《六经》在身边。用蝇头小字抄成一册，放在夹袋中，有人也仿效他这样做。后来抄书人便刻成雕板，世间流传的"夹袋《六经》"就是这个。如今的人只是随自己的好恶，随便诵习一家的说法，便自立门户，自以为通晓经学。对内不从自身求索，对外不从古人求索，这样可以吗？后生只熟习耳闻目见的东西，所以一天天趋于浅陋。

王氏《挥麈录》说：太平时期，士大夫家中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都有藏书的名声，如今都已散失。近年来所到的各郡府，大多刊刻书籍，而且容易得到传抄的本子。稍有名望的官员，家中必定有几千卷书，然而大多疏于校勘。吴明可任会稽帅时，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以振兴，唯独没有传抄书籍。明清曾经问起其中的缘故，他说："这件事做官的人极容易办到。只是我既然要按期办理公务，接待宾客

译，没有空闲亲自校勘；子弟又正让他们练习科举文章，不想因此分散他们的精力；交给别人去办，谁肯尽心尽力？随便堆满箱箧，用来贻误后人，不如不做。"

又说：唐代著作郎杜宝的《大业幸江都记》说：隋炀帝聚集的书籍多达三十七万卷，都在广陵被焚毁，书目中大概没有一部流传到后代。靖康之乱骚扰时，宫中秘阁所藏和士大夫家中所藏的书籍，全都化为乌有。南渡以后，只有叶少蕴年轻时就地位显贵，一生喜好收藏书籍，超过十万卷，把书藏在○川弁山的山居中，建造书楼来存放，极为华丽光彩。丁卯年，他的宅院与藏书一起被一场大火烧尽。李泰发家原有一万多卷书，也在这一年被火烧毁。难道厄运的到来自有定时吗？

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说：象牙犀角、珠玉、奇珍异宝之类的东西，能让人耳目愉悦，但不能供实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之类，能供实用，但用了就会损耗，取了就会用尽。既能让人耳目愉悦，又能供实用；用了却不损耗，取了却不穷尽的，只有书籍吧！自从孔子这样的圣人，他的学问也必定从读书开始。在那个时候，只有周朝的柱下史老聃拥有较多的书。韩宣子到鲁国出使，然后才见到《易象》与鲁国的《春秋》；季札到中原诸国聘问，然后才听到《诗经》的《风》、《雅》、《颂》；而楚国唯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人生在那个时代，能够见到《六经》的大概没有几个，他们求学可以说是很艰难了！然而他们都熟习礼乐，深通道德，不是后世君子所能赶得上的。自秦、汉以来，写书的人越来越多，纸张与字体日趋简便，因而书籍也越来越多，世间没有人不拥有书，然而求学的人却越发苟且简略，这是为什么呢？我还赶上见过老一辈的儒者，他们自己说年轻时想求得《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到，都是亲手抄写，日夜诵读，唯恐来不及。近年来市面上的人辗转翻刻诸子百家的书，每天转印上万张纸。求学的人对于书籍，如此之多又如此容易得到，那么他们的文辞学术，应当比古人加倍才是，但后生科举应试之士，都把书捆起来不看，空谈游说没有根底，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朋友李公择，年轻时在庐山五老峰下的白石庵僧舍读书。公择离开之后，山中的人怀念他，把他所住的地方称为李氏山房，藏书总共九千多卷。公择既已涉猎其中的流派，探求其中的根源，采集剥取其精华，并且咀嚼品味其精髓，把它变成自己的学问；表现在文辞上，见诸于行事上，因此在当世闻名。而书籍仍然照旧，未曾有丝毫损耗，将要留给后来的人，供应他们无穷的求索，各自满足他们才分所应得到的。因此不把书藏在自己家中，而藏在他原先所住的僧舍里，这是仁者的用心啊。我已经衰老又多病，在世上没有什么用处，只希望能得到几年的空闲，把自己没有见过的书全部读完，而庐山本来就是我一直想去游览却未能实现的地方，将要在那里终老，全部打开公择的藏书，拾取其中剩余被遗弃的部分来补充自己，也许还有些益处吧！而公择请我写文章作记，于是写下这一篇，让后来的人知道从前的君子见到书籍的艰难，而如今的求学者有书却不读，实在是可惜的事。

以上历代收书的数量、藏书的处所，都详细见于前面的志书；而叶氏、王氏所说的，又是近代士大夫藏书的大概情况。东坡这一篇记文，可以警戒那些只积藏书籍却不读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