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九 刑考八

译》记载，周王说："君陈啊，殷商的百姓有犯法的，我说'应当治罪'，你切不可就治罪；我说'应当宽宥'，你切不可就宽宥：只要求得恰当公正。"

周穆王的《吕刑》说，应当判上等刑罚的，情节较轻则服下等刑罚，应当判下等刑罚的，情节较重则服上等刑罚，各种刑罚的轻重都有权衡变通，刑罚随着时代不同而或轻或重：追求的是齐一而非机械的一律，要有条理、有要领（事情属于上等刑罚而情节较轻，就服下等刑罚，这就是舜所说的"宽宥过失不论多大"，《康诰》所说的"大罪并非有意为之"就是这个意思。事情属于下等刑罚而情节较重，就服上等刑罚，这就是舜所说的"惩罚故意不论多小"，《康诰》所说的"小罪并非出于过失"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各种刑罚的轻重，也都有权衡变通。所谓权，就是进退推移，来求得轻重的适宜。刑罚随时代或轻或重，是说《周礼》中对新建立的国家用轻典治罪，对动乱的国家用重典治罪，对太平的国家用中典治罪，是根据时势来决定轻重的。各种刑罚的轻重有权衡，是权衡一个人罪行的轻重；刑罚随时代或轻或重，是权衡一个时代的轻重。追求齐一而非一律，是法的权变；有条理有要领，是法的常道。是说刑罚虽然唯有权变是从，但用不整齐的方式来使之齐一，至于其中的条理要领所在，还是有截然不可紊乱的地方。这两句是总结上文的意思）。

《大戴礼》说，刑法，是驾驭人的马衔和缰绳。官吏，是马缰。刑罚，是马鞭。天子，是驾车的人；内史、太史，是天子的左右手。古人把法当作马衔缰绳，把官职当作马缰，把刑罚当作马鞭，把人当作双手，来驾驭天下。公家不豢养受过刑罚的人，大夫不供养他们，士人在路上遇到他们不与之交谈，把他们摈弃到四方，任凭他们到哪里去，不让他们参与政事，这是不愿意让他们活下去的缘故。又说刑不上大夫，是因为古代的大夫如果犯了贪污不廉洁的过错，就说"祭器不加整饰"；如果淫乱、男女无别，就说"帷帐没有整治好"；如果欺罔君上、不忠诚，就说"为臣的节操还不够彰显"；如果懈怠软弱、不能胜任职守，就说"下属官员未尽职守"；如果触犯了国家的纲纪，就说"办事没有请示"。这五种情况，是给大夫定罪名的说法，不忍心直接明白地指斥他。因此大夫犯了罪，如果属于五刑的范围，听说有谴责的命令下达，就自己戴上冠、系上冠缨，捧着盘水加上剑，来到宫阙前自己请罪，君主不派有关官员去捉拿捆绑、牵引施加刑罚。如果犯了大罪的，一听到命令就面向北跪下自杀，君主不派人牵引拉扯而将其处以刑杀，说："这是大夫自己招致的啊！我对待你已经是有礼了。"这就叫做刑不上大夫。

汉高帝七年，下制诏给御史："案件有疑问的，官吏有的不敢决断，有罪的人拖延很久不加论处，无罪的人也长久被拘押而不能决断。从今以后，各县、道的官府案件有疑问的，都分别上报给所属的二千石官员，二千石官员按照罪名给予批复（是说做出处断）。不能决断的，都转送给廷尉，廷尉也应当给予批复。廷尉也不能决断的，就详细写成奏章，附上应当援引比照的律令，报告给我知道。"

文帝时，张释之担任廷尉，罪行有疑问的就从有利于百姓的角度处理。

当时皇上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惊了皇帝车驾的马匹。于是派骑兵将他捉住，交给廷尉审理。张释之上奏判决说："这个人冲撞了皇帝的车驾，应当罚金。"皇上愤怒地说："这个人亲自惊了我的马，幸亏马性情温顺，如果换了别的马，岂不是要伤害我了吗？可廷尉竟然只判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如今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再加重处罚，这就使法律在百姓面前失去了公信力。况且当时，如果皇上派人当场把他杀了也就算了。如今既然已经交给廷尉审理，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一旦有所偏差，天下人执法都会随之轻重不一，百姓又将如何安放自己的手脚呢？希望陛下明察。"皇上过了很久才说："廷尉的判决

译是对的。"后来有人偷了高祖庙前的玉环，被抓获，皇帝大怒，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按照盗窃宗庙服饰御用之物的罪名上奏，判处弃市。皇上大怒说："这人无法无天，竟敢盗窃先帝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是想灭他全族，而你却按照法律条文上奏判决，这不是我用来恭敬承奉宗庙的本意。"张释之脱下帽子叩头谢罪说："按照法律这样判决已经足够了。况且罪行相等，也要看是顺理还是逆理来作为区分的根据。如今偷盗宗庙器物就要灭族，假使有愚昧的百姓挖取长陵上的一捧土，陛下又将用什么刑罚来加在他身上呢？"皇帝于是禀告太后，同意了这个判决。

孝景帝中元五年，下诏说："各种案件有疑问的，如果虽然按文字条文可以定罪但在人心上却难以接受的，就应当重新审议。"

孝景帝后元元年下诏说："案件审理，是重大的事情。人有智愚之分，官吏有上下之别。案件有疑问的，交由有关官员重新审议。有关官员不能决断的，转送给廷尉。已经下令重新审议之后如果判决不当，参与重新审议的人不算失职（师古说："假如重新审议完毕，其中的道理判断得不恰当，参与审议的人不算犯罪、不算失职。"）。要让审理案件的官员务必以从宽处理为先。"

当时廷尉呈上一个案件，防年的继母陈氏诬告杀害了防年的父亲，防年因此杀死了陈氏，依照法律，杀害母亲应当以大逆罪论处，皇帝对此有疑问。武帝当时年方十二岁，身为太子，在旁边侍立，皇帝命他回答这个问题。太子回答说："继母虽然如同母亲，但毕竟名分不及生母，只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把她比照母亲对待。如今这个继母行为不端，亲手杀害了她的丈夫，那么在她动手的那一天，母子的恩义就已经断绝了。应当与杀人罪同样论处，不应当以大逆罪论处。"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

文帝时，下诏废除了收孥连坐的法令。

景帝时，下诏说："年老的人、鳏寡孤独的人、幼弱的人、孕妇、乐师、侏儒，凡是犯罪应当拘禁审讯的。都要用宽松的方式拘禁他们。"（都详见《刑制门》）

武帝时，儿宽担任廷尉史，用古代法律的义理来判决疑难案件，张汤非常器重他。当时皇上正倾心于文学经术，张汤审理重大案件，想要援引古代经义，于是奏请挑选学习《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补任为廷尉史。张汤虽然文法深刻、心存忌讳，不能完全公正，但因此获得了这样的名声。而那些用法苛刻的官吏大多成为他的爪牙，依附于研习文学经术的士人。

宣帝时设置了廷平之职，每年秋季之后申请重新审议案件。当时皇上常常临幸宣室，斋戒静居来决断事务。（详见《刑制门》）

成帝下诏："命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熟悉法律条令的人，商议减轻死刑以及可以蠲除、简省的条文，要使条文清楚明白、容易理解，逐条上奏。"（详见《刑制门》）

沛县有一户富人，家产三千多万，小老婆生的儿子才几岁，不久失去了母亲。父亲没有亲近的族人，而他的女儿又不贤惠。这位老翁病重之时，考虑到担心女儿争夺家产、儿子必定难以保全，于是叫来族人写下遗书，命令把全部家产都交给女儿，只留下一把剑，说等儿子十五岁时，把剑还给他。后来女儿果然不肯把剑给弟弟，儿子到郡里去申诉、索要那把剑。当时太守何武得到诉状的内容，于是把女儿和女婿都记录在案，仔细审阅那份遗书，回头对属吏说："这个女儿性情强悍蛮横，女婿又贪婪卑鄙。老翁担心他们会残害幼子，又估计幼子得到这份家产也不能保全，所以姑且把家产给了女儿，实际上是寄放在她那里罢了，本不应当把那把剑也给她。剑，是用来决断事情的信物，儿子十五岁时，智力已经足以自立。老翁料想这女儿女婿一定不肯归还那把剑，儿子必定要告到官府，官府或许能够查明真相，让他得以伸张。这种寻常之辈哪里能想得这么深远呢！"于是把全部家产都判给了儿子。又说："这个恶女婿、坏女儿，白白让他们温饱了十年，也算他们侥幸了。"评论的人对何武十分佩服。

薛宣担任丞相时，弟弟薛循担任临某县令，继母一直跟随薛循在任所居住。薛宣要把继母接来奉养，薛循不肯放行。后来

译继母病死，薛循辞官为她守丧。薛宣认为三年丧期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兄弟之间不应当固执己见、相互对立（〇，是指坚持己见、不肯相同，就好像颜色的驳杂不纯一样）。薛循最终还是坚持服完丧期，因此兄弟之间产生了不和。后来薛宣被免去丞相之职，加封特进。过了很久，哀帝即位，博士申咸担任给事中，也是东海人，他诋毁薛宣不供养继母、不为她服丧，对骨肉之情十分淡薄，之前又因为不忠不孝而被免职，不应当再封为列侯留在朝中任职。薛宣的儿子薛况担任右曹侍郎，多次听到这些议论，就贿赂门客杨明，让钦某人去伤害申咸的面容，使他不能在朝中任职（创，是伤害的意思）。恰逢司隶校尉一职出缺，薛况担心申咸会被任命担任此职，于是命令明、钦二人在宫门外拦截砍杀申咸，割断了他的鼻子、嘴唇，全身被砍了八处伤。此事交由有关部门商议，御史中丞众等人（史书未记载其姓）商议后上奏说："薛况是朝廷大臣，父亲曾任宰相，被封为列侯，不但不能自我约束、承受教化，反而骨肉之间互相猜疑，申咸接受薛循的说法来诋毁薛宣，申咸所说的都是薛宣的行迹，是众人所共同见到的，是公家应当知晓的事情。薛况知道申咸担任给事中，担心他会为司隶校尉一职弹劾薛宣，因而公然命令明等人在宫阙附近拦截、伤害朝廷近臣，在大道上众人围观之中，想以此堵塞视听，杜绝议论的源头（鬲同隔。杜，是堵塞的意思）。他凶狠狡黠、无所畏惧忌讳，引起众人喧哗议论，消息传遍四方，与一般人的忿怒争斗不同。臣听说尊敬近臣，是为了尊重君主。按照礼制，经过公门要下车，见到君王的马要抚轼致敬（经过公门就要下车，见到君王的车马就要抚着车前横木致敬，这是出于崇敬。式，是车前的横木），对于近臣所居处、所畜养的东西尚且要加以敬重。《春秋》的大义，意图恶劣即使最终成功，也不能免于诛罚（遂，是成功的意思。是说起意不善，即使最终得逞，仍然应当加以诛罚），伤害逼近君主之人的这种做法的苗头不能任其滋长（浸，是接近的意思。伤害杀戮大臣，是有所逼近君主的行为。浸也写作侵，是侵犯的意思，两种解释都说得通。长读作竹两反）。薛况是首恶，明是直接下手伤人，二人的手段和用意都很恶劣（亲手伤人是'功'，指使别人伤人是'意'），都属于大不敬之罪，明应当以重罪论处，薛况和明都应当处以弃市之刑。"廷尉直某人商议说："法律规定：'用刀刃斗殴伤人的，判处完刑做城旦，如果是蓄意加害的加重一等治罪，与其同谋的人同罪。'诏书中没有以诋毁诬蔑定罪的规定（诋，是诋毁的意思，读丁礼反）。古书上说：'对待别人不合道义而被殴打致伤的，与殴打人的人罪行相当，这是因为对方的行为本身就不正当（用棍杖殴打人，打破皮肤，肿起青黑色，但没有留下创伤瘢痕的，法律上称之为殴伤某种程度。对待别人不合道义就叫做不正当，虽然被殴打，罪行也和殴打人的相同）。'申咸与薛循交情深厚，多次称说薛宣的过恶，传扬出去、不合道义，不能说是正直的言论（申咸为薛循说话而诋毁薛宣，这是既不合道义又不正当）。薛况因此谋划伤害申咸，计谋已经定下，后来才听说要设置司隶校尉一职，因而依照先前的谋划催促明动手（趣读作促），并不是因为担心申咸担任司隶校尉才起意谋划的。这本来是因私事而起的争执变故，虽然是在宫掖门外的道路上伤害了申咸，但与普通人之间的争斗打架没有区别。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判刑，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是夏商周三代都不曾改变的准则。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吗？名分不正确，那么言语就不顺畅，以至于刑罚判决不得当，百姓就无从措置自己的手脚（措，是安放的意思）。'如今把薛况定为首恶，把明的动手伤人定为大不敬，这在公私两方面都没有差别。《春秋》的大义，是根据本心来定罪（原，是指探究其根本）。推究薛况的用心，是因为父亲被诽谤而愤怒，并没有其他重大的恶意。如果加上诋毁诬蔑的罪名，把小过错拼凑成大罪，判处死刑，这就违背了明诏的本意，恐

译怕不合乎法律的本意，不能施行。圣明的君王不会因为一时的愤怒而加重刑罚。明应当以蓄意伤人但情节不算正当论处（因为他收受了钱财），薛况与同谋的人都应当因为有爵位而减罪，判处完刑做城旦（因为他本身有爵位等级，所以能够减罪而判处完刑。薛况本人以及同谋的人，都按照这一条科处）。"皇帝拿这个案子去询问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都认为御史中丞的意见是对的，从将军以下直到博士议郎，都赞同廷尉的意见。薛况最终减死罪一等，被流放到敦煌。薛宣因此获罪、被免职为平民，遣返回原籍。

定陵侯淳于长因犯大逆罪被诛杀，他的小老婆乃始等六人，都是在事情尚未败露时就被休弃离去，有的还改嫁了别人。等到淳于长的事情败露后，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商议说："按照法令，犯法的人应当以案发时的法律条文来论处（这是援引法令条文的原文。发时，是指他犯法的时候）。这说明是有明确的截止时间的（讫，是截止的意思）。淳于长犯大逆罪的时候，乃始等人还是他的妻子，本来就应当承担连坐的罪行，与本人亲自犯法没有区别。后来虽然被休弃离去，但按照法律并没有可以解除罪责的依据（解，是免除的意思）。请求依法论处。"廷尉孔光某人商议，认为："犯大逆无道之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同产兄弟，无论老少都要处以弃市之刑，这是为了惩戒后来犯法的人（惩，是惩戒制止的意思）。夫妻之间的道义，有情义就结合，没有情义就分离。淳于长本人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被定为犯大逆之罪，就已经休弃了乃始等人，有的人还改嫁了，情义已经断绝，如果还要把她们当作淳于长的妻子来论罪杀害，名分就不正当了，不应当连坐。"皇帝下诏认为孔光的意见是对的。

王尊担任美阳县令时，美阳有一女子告状说："我丈夫前妻的儿子把我当作妻子对待，还嫉妒地鞭打我。"王尊审问查验，那人认罪伏法。王尊说："法律上没有关于娶继母为妻的条文，这是圣人所不忍心写下来的事情，这属于经书上所说的应当另立刑法处理的情况（是说这不是寻常的刑名，需要另立诛杀的法条）。"于是派五名骑吏把他射杀了。

哀帝时，廷尉梁相与丞相长史、御史中丞以及五位二千石官员共同审理东平王某人的案件（某人是被息夫躬等人诬告犯了不道之罪），当时正值冬季还剩不到二十天，而梁相心中怀疑此人是被冤枉的，案卷中有粉饰不实之词，上奏想要把这个案子转移到长安（传，是指转移这件事）另外交给公卿重新审理。天子认为梁相等人都是看到皇上身体不适，就里外观望、首鼠两端，心存侥幸想要拖过冬天，没有讨伐凶贼、痛恨邪恶、为主上报仇的心意，下制诏免去梁相等人的官职，都贬为平民。几个月后遇上大赦，丞相王嘉举荐梁相等人熟习审理案件，又封还了增加董贤食邑户数的诏令，皇上因此大怒，召王嘉到尚书处责问。光禄大夫孔光等人迎合皇上的旨意，弹劾王嘉迷惑国家、欺罔君上、大逆不道，请求把王嘉召到廷尉诏狱审讯。王嘉最终死在狱中。

永信宫少府猛等十人认为："圣明的君王判决案件，必定先探究犯人的本心来定罪，探求犯人的意图来确立案情，所以死去的人不会含恨而入地下，活着的人也不会心怀怨恨而接受惩罚。圣明的君主亲身实践圣德，重视大臣的刑罚处置，广泛延请有关部门商议，是想使天下百姓都……

译服罪。孔光等人认为，孙宠、息夫躬的罪名虽然应当依法治罪，但圣明的君王对待大臣，坐车时地位在其之下，皇上坐着时大臣起身（颜师古说：解释见于《翟方进传》），大臣生病时探视不计次数，死后前去哭吊，废除宗庙的祭祀（以示哀悼），以礼相待地引进他，以义相待地黜退他，用他的德行事迹来撰写诔文（颜师古说：说的是大臣死后，累积他的德行来写诔文。诔，就是积累德行的文章）。按丞相嘉本来是以孙宠等人为罪证，他们的罪恶虽然已经显著，但大臣被戴上刑具、赤身受笞刑（颜师古说：括，是捆绑的意思。关，是贯穿的意思。裸，是裸露的意思），这不是用来看重国家、褒扬宗庙的做法。如今正当春季，寒气错乱失常，屡次降下露霜，应当向天下显示宽和之德。臣等不懂大义，只求陛下明察。"于是有诏令借给谒者符节，召丞相进入廷尉的诏狱。使者到了丞相府，掾史们哭泣流泪，一起调好药让丞相嘉服下，丞相嘉不肯服。主簿说："将相不到廷尉那里陈述冤情，前后相继已成惯例（颜师古说：踵，就是跟随的意思），您应当自行了断。（颜师古说：让他自杀。）"使者端坐在丞相府门上（颜师古说：这是用来逼迫丞相嘉）。主簿又上前进药，丞相嘉举起药杯把它摔到地上，对属官们说："丞相有幸得以位居三公，奉职却辜负了国家，应当在闹市被处刑，以此昭示万民。丞相难道是小儿女子吗，为什么要说吞药自杀呢！（颜师古说：咀，是嚼的意思，音才汝反。）"丞相嘉于是整装出门，见到使者拜了两拜接受诏令，乘坐小吏的车子，去掉车盖不戴冠帽，跟随使者前往廷尉处。廷尉收缴了丞相嘉的丞相、新甫侯印绶，把丞相嘉捆绑起来送往都船诏狱。皇上听说丞相嘉自己前去接受审讯，大怒，派将军以下官员和二千石官员会同审理。官吏审讯丞相嘉，丞相嘉回答说："审案的人是想得到实情。我私下见孙宠等人先前审理东平王一案时，并非认为不应当判死罪，而是想请示公卿，以示慎重；设置驿马传送囚犯，不能超过冬季这个月份，实在看不出他们有内外观望、阿附权贵的证据。后来又有幸蒙受大赦，孙宠等人都是良善的官吏，我私下是为国家爱惜贤才，并非偏袒这三个人。"狱吏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您凭什么定罪还应当受罚？必定是有辜负国家的地方，才不会白白入狱。"官吏渐渐侵犯凌辱丞相嘉，丞相嘉长叹一声，仰天叹息说（颜师古说：读作"仰"）："我有幸得以充任宰相，却不能进用贤才、斥退不肖之人，因此辜负了国家，死也不能抵偿罪责。"官吏询问贤才与不肖之人的姓名，丞相嘉说："贤才，是已故丞相孔光、已故大司空何武，我没能进用他们；奸恶之人，是高安侯董贤父子，他们奸佞邪僻扰乱朝廷,而我却不能斥退他们。我罪该处死，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丞相嘉被囚禁在狱中二十多天，不吃饭，呕血而死。

译后汉制度规定，设治书侍御史二人，选拔精通法律的人担任。凡是天下各地上报的疑难案件，都由他们依据法律来判定其是非曲直。

汉明帝永平十四年，楚王刘英因谋反被废黜流放，自杀身死。当时穷究追查楚王谋反一案，竟拖延数年之久。牵连的供词相互连及，从京师亲属、诸侯、州郡豪杰到审案官吏，因阿附楚王而被判处死刑、流放的人多达数千，而尚在狱中未决的还有数千人。颜忠、王平供词中牵连出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〇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刘建等人供称从未见过颜忠、王平。此时皇帝震怒异常，官吏都惶恐不安，凡是被牵连到的人，一律加以定罪陷害，没有人敢按实情为其申辩。侍御史寒朗内心为这些冤情所触动，便试着拿刘建等人的相貌特征分别询问颜忠、王平，二人顿时错愕，无法应对。寒朗由此知道这是诬告，便上奏说："刘建等人并无奸情，纯粹是被颜忠、王平所诬陷，我怀疑天下无辜受累的人，大多都是这种情形。"明帝说："如果真是这样，颜忠、王平为何要牵连他们？"寒朗答道："颜忠、王平自知所犯是大逆不道之罪，所以多方虚妄攀引他人，希望借此为自己开脱。"明帝说："如果真是这样，你为何不早些上奏？"寒朗答道："臣是担心天下另有人揭发他们的奸情。"明帝大怒道："这个官员脚踏两条船，快把他拉下去用刑！"左右刚要将寒朗拉走，寒朗说："请让我说一句话再死。"明帝问："这份奏章是谁和你一起写的？"寒朗答道："是臣一人独自所写。"皇帝说："为何不与三公府商议？"寒朗答道："臣自知必定会被灭族，不敢多牵连别人。"皇帝说："为何说会被灭族？"寒朗答道："臣审理此案一年，未能彻查出真正的奸情实状，反而替罪人申诉冤情，所以自知会被灭族。然而臣之所以这样说，实在是希望陛下能因此有所醒悟。臣看到那些参与审理囚犯的官吏，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妖邪凶恶的大罪，为人臣子理应一同痛恨，如今如果开释罪人不如加罪于人，可以免除日后的责难。因此审一人便牵连出十人，审十人便牵连出百人。再者，公卿朝会时，陛下询问施政的得失，大家都长跪禀奏说：'按照旧制，犯大罪要祸及九族；陛下大恩，只将刑罚止于本人，天下人对此感到万分庆幸！'但等到他们回到家中，虽然嘴上不说，却仰望屋顶暗自叹息，没有人不知道其中多有冤枉，却没有人敢向陛下进言。臣今日所陈述的，实在是即便死也不后悔。"明帝的怒气这才消解，下诏放寒朗出去。过了两天，皇帝亲自驾临洛阳狱中录审囚徒，审理释放了一千多人。当时天旱，皇帝一到便下了大雨。马皇后也因楚王谋反一案牵连过滥，趁机向明帝进言，明帝为之恻然感悟，夜里起身徘徊不安，因此宽宥赦免了许多人。任城县令汝南人袁安调任楚郡太守，到郡后不先进官府，而是先前往查办楚王刘英谋反一案，凡是审理后发现没有确凿证据的人，逐条上奏请求释放。府丞、掾史都叩头力争，认为"阿附谋反的贼人，依法应与之同罪，不可释放"。袁安说："如果有不妥之处，由我太守一人承担罪责，不会牵连到你们。"于是分别详细上奏，明帝深受感动而醒悟，当即批复许可，因此得以释放的有四百多家。

汉章帝初年，陈宠担任尚书，他认为章帝刚刚即位，应当改变前朝严苛的旧俗，便上疏说："应当推崇先王之道，涤荡烦琐苛刻的法令，减轻刑罚、放宽惩处，以顺应天意。"章帝采纳了陈宠的建议，下诏命有关部门废除钻钻等各种残酷的刑罚科目，解除妖邪罪名的禁令，废除因文辞苛细而请求判罪的条文五十多项，并将此定入法令之中。

陈宠的曾祖父陈咸，在汉成帝、汉哀帝时以精通律令担任尚书，性情仁厚宽恕，常常告诫子孙说："替人议定罪行，应当从轻处置，即便有百金之利，也切莫给人从重判处。"王莽篡位时陈咸托病辞官，收藏起家中的律令书籍文书，藏于墙壁之中。陈宠精通法家之学，年轻时曾任郡吏，被司马鲍昱征召入府，转任辞曹，掌管天下的狱讼案件。他所审理判决的案件，无不让众人心服。他撰写《辞讼比》七卷，其中判决案件的科条，都按事类相归属编排。陈宠之子陈忠担任廷尉正，司徒刘凯举荐陈忠精通法律，提拔他为尚书。陈忠因家族世代掌管刑法，用心务求宽厚详明。当初，其父陈宠任廷尉时，曾上奏请求删除汉律中超出《尚书·甫刑》规定的苛酷条文，但未曾施行。陈忠大致依照父

译亲的用意，制定了二十三条，编为《决事比》，用以减省上报请求判决案件的弊端。

汉和帝元和三年，廷尉郭躬逐条列出律令中量刑过重、可以从轻处理的四十一件事上奏，这些事项都得以施行，写入法令。

汉明帝时，奉车都尉窦固出兵征讨匈奴，骑都尉秦彭担任副将。秦彭驻扎在别处的营地，却擅自依法斩杀人犯，窦固上奏弹劾秦彭专擅妄为，请求诛杀他。明帝问郭躬说："军队出征，校尉都统一受督帅节制（督帅指大将）。秦彭并未持有斧钺，怎能擅自杀人？"郭躬答道："统一受督帅节制，指的是在同一部曲之内的情形（《前汉书音义》说：'大将军出征有五部，每部下辖曲。'）。如今秦彭独自统领一军，另外驻扎在别处，情形与此不同。用兵之事瞬息万变，不容先请示督帅才能行事。况且汉朝制度中的〇戟即等同于斧钺（有套子的戟叫〇）。"明帝采纳了郭躬的意见。又有一次，有兄弟二人共同杀人的案件，明帝认为兄长未能教训好弟弟，所以判处兄长罪重（报，是判决的意思。重，指死刑），而减轻弟弟的死罪。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令时，却说两人都应判处重罪，尚书上奏弹劾孙章矫改诏命，依律应当腰斩。明帝就此事询问郭躬，郭躬答道："法令区分故意和过失。孙章传达诏令有误，就此事而言属于过失，过失依律应从轻处置，应当罚金。"明帝说："孙章与囚犯同属一县，我怀疑他是故意的。"郭躬答道："'周道平坦如磨石，正直如箭矢（出自《诗经·小雅》。如磨石，是说贡赋公平。如箭矢，是说赏罚均等）。''君子不预先怀疑他人存心欺诈。'况且君王效法上天，用刑不可凭空臆测他人心思而加以曲解。"明帝对此十分赞许。

郭躬之父郭弘，精通《小杜律》（《前汉书》记载，杜周断案严苛刻薄，其子杜延年也精通法律。相对于父亲而言，人称其为小杜律），太守寇恂任命郭弘为决曹掾，断案长达三十年，用法公平。凡是经郭弘判决的案件，当事人退堂后都没有怨言，郡中人将他比作东海于公。郭躬年少时便继承父业，讲学授徒常有数百人之众。后来担任郡吏，被公府征召。元和初年，出任廷尉。郭氏家族世代执掌法律，务求宽厚公平，等到郭躬执掌司法、判决案件时，也多依循从宽怜悯的原则。

梁地有人续娶后妻，后妻杀害丈夫，前妻之子又杀死了后妻。孔季彦返回鲁国途经梁地，梁国国相说："此子应以大逆不道之罪论处。按礼法，继母如同生母，杀继母就等同于杀生母。"孔季彦说："说继母如同生母，是说与亲生母亲地位相当，是想用道义来约束继子。从前文姜参与杀害鲁桓公，《春秋》便削去她'姜氏'的称号，《左传》说：'断绝母子之情、不再以母亲相待，这是合乎礼法的。'既然断绝了母子之情，那她便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况且亲手杀人比知情不报罪责更重，知情不报尚且不能算作母子至亲，那么在她亲手杀人之时，母亲的名分便已断绝了。以古义来衡量，此子应以'非司寇之官而擅自杀人'的罪名论处，不能以'杀母'之罪论以大逆。"梁国国相听从了他的意见。

汉和帝即位。此前建初年间，曾有人侮辱他人的父亲，其子将侮辱者杀死，汉章帝赦免了他的死罪而减轻处罚，此后便援引此例作为先例。此时遂将此议定为正式制度，称为"轻侮法"。张敏对此提出异议说："这轻侮法，本是先帝一时特别开恩的做法，并非制定为正式的法律条文。《春秋》之义认为，儿子不为父报仇，就不能算是儿子。但法令并不因此而减轻杀人之罪，是因为不可开启彼此相杀的道路。如今因义愤杀人的可以减刑，妄自杀人的处罚各有差等，这就使执法的官吏得以巧言诈饰，这并非遵循《周易》中'在幽暗处，鬼神也不与人争讼'之义的做法。而且轻侮的比附案例，日渐滋生繁多，以至多达四五百条，官吏们辗转互相观望效仿，情况愈演愈烈，难以流传后世作为定法。可下令三公与廷尉商议，废除这一条例。"这一奏议被搁置未获批复。张敏又上疏说："臣认为孔子留下经典，皋陶创制法律，探究他们的本意，都是想禁止百姓做坏事。臣不明白轻侮法究竟能禁止什么？这必定不能使人们不再互相轻慢侮辱，反而开启了彼此相杀的祸端，执法的官吏又借此徇私枉法。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其中利害，广泛征询群臣公正地商议此事。"汉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永元十六年，诏令凡是依法存疑的囚徒案件一律不得判决，以此奉行敕令。

汉安帝即位，邓太后临朝听政。此前汉章帝时，断案都定在冬至之前，此后议论此事

译的人多有不同看法。邓太后下诏命公卿以下官员共同商议。鲁恭提议说："君王的制度，都应顺应时令而制定法律。孝章皇帝深深思考古人的治国之道，助益三正之微义，制定律令，希望能够顺承天意，顺应万物的本性，以达到四时和顺。然而自变革以来，年成屡屡歉收，物价常年昂贵，百姓不得安宁。那些不与国家同心的小吏，往往一到十一月，只要抓到犯死罪的盗贼，便不问曲直，当即处死，即便案情存疑，也不再复核申报请求判决。一个人的哀叹，就能亏损王道教化，何况众人呢？《周易》中说十一月'君子应当议决刑狱、缓期处死。'应当命令有疑问的案件详细依法审理，重罪的判决，应等到冬月结束才可定断。其中立春在十二月中的年份，就不要沿袭旧例上报囚犯而急于处决。"此建议后来终获施行。

吴〇担任胶东太守时，安丘县有个男子毋丘长，与母亲一同赶集，路上遇到一个醉汉侮辱他的母亲，毋丘长便将醉汉杀死后逃亡，后被官府捕获。吴〇召见毋丘长对他说："母亲被人侮辱，是人之常情都会感到羞耻的事。然而孝子发怒也必须考虑后果，一举一动不能连累亲人。如今你若违背亲情、逞一时之怒，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赦免你不合正义，处死你又于心不忍，这该如何是好？"毋丘长自请戴上刑具（戴在手上的刑具叫械），说："国家制定法律，我以身触犯了它。大人您虽施以哀怜同情，但恩德也无从施予。"吴〇问毋丘长："你可有妻儿？"毋丘长答道："有妻子，尚未有子嗣。"吴〇当即行文安丘县逮捕毋丘长之妻，妻子到后，吴〇解除了毋丘长的桎梏，让夫妻二人同宿于狱中，妻子于是怀了身孕。到了年终执行死刑之时，毋丘长哭泣着对母亲说："儿子辜负母亲、应当一死，我又该拿什么来报答吴大人的恩情呢？"于是咬破手指吞下血液，含血说道："妻子若生下男孩，就取名叫'吴生'。"说完便用绳索自缢而死。

按：此案正是所说的因遭受侮辱而杀人的情形，汉章帝时曾赦免这类死罪，汉和帝时又废除了此例。所以吴〇对这个案子心存疑虑，姑且容许毋丘长自缢而死，而没有明确依正律定罪行刑，这大概还属于可议之列。

汉献帝建安年间，应劭删定律令（详见《刑制门》）。此前汉安帝时，河〇人尹次、颍川人史玉都因犯杀人罪当处死刑，尹次的兄长尹初和史玉的母亲军都到官府请求代替其性命受死，因此自缢而死。尚书陈忠认为罪有存疑应从轻处理，建议赦免尹次、史玉的死罪、让二人活命。应劭后来追论此事说："政治清明的时代刑罚应当重，时局混乱的时代刑罚应当轻，《尚书》说'刑罚要因时世而或轻或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正值清平之世，尹次、史玉却为逞一己私愤，仗着人多势众、丧失恻隐之心，将尸首弃于道路。朝廷恩德在于宽厚，幸而等到冬季才行刑，而尹初、军二人却愚昧固执，妄自投身赴死。从前召忽为公子纠殉难而死，孔子却说'像死于沟渠之中而无人知晓一样，毫无价值。'晁错的父亲并非因晁错刻薄严峻，才自杀身亡，班固也曾说'不如赵括之母指腹为誓以保全宗族'的做法。古书上说'仆人小妾感慨激愤而自杀的，并非真能称得上是义勇，只不过是没有深谋远虑罢了。'刑罚牢狱之威，是效法上天雷霆震怒诛杀万物；温和仁慈的恩惠，则是效法上天化育万物、使其生长繁育。所以春天若有一株草木枯萎，便被视为灾异；秋天若有一株树木开花，也被视为怪异之事。如今杀死无罪的尹初、军二人，却让本应处死的尹次、史玉活命，这与春枯秋华的怪异之事，岂不是一样的道理吗？陈忠不曾详察制定刑法的根本用意，却轻信一时的仁慈之心，于是广泛援引'八议'为求生开脱之端。而所谓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议，难道能适用于尹次、史玉应当治罪的情形吗？至于说大小案件都应依情理而断、探究本心以定罪，这是说案件本身可以求得活命，并非说找人代死也可以求得活命。这种做法败坏法度、扰乱政事，日后追悔也来不及了。"应劭所著的《〇议》共三十篇，多是这一类的议论。

魏文帝时，有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刘朱，对待儿媳过于严酷暴虐，前后三个儿媳都因此自杀，判定刘朱减刑免死，罚送到尚方做工，因此又下发了怨毒杀人可以减死的诏令。

按：所谓怨毒杀人，是指行凶之人遭到被杀之人的苦毒虐待，因而无法忍受心中的怨愤，起而将其杀死。如今刘朱一案，史书并未记载儿媳有

译忤逆婆母的行迹，那么此案就不属于怨毒杀人的情形。总之，婆婆对儿媳过于苛责，儿媳因不堪苛责而自杀，并非婆婆亲手杀害儿媳，所以可以免除死罪。但若以此案作为"怨毒杀人"的先例，则史书记载并不明确，看不出可以依此律定罪的依据。

魏齐王时，司马师辅佐朝政，犯大逆之罪者，刑罚要牵连已经出嫁的女儿。母丘俭被诛杀时，他的儿子毋丘甸之妻荀氏依律应当连坐处死，荀氏的族兄荀ダ上表请求赦免她的性命，皇帝下诏准许他们离婚。荀氏所生的女儿毋丘芝是颍川太守刘子元的妻子，也因此案连坐当死，因怀有身孕而被囚禁于狱中。荀氏前往司隶校尉何曾处申诉，请求自愿没入官府为婢，以此来赎回女儿毋丘芝的性命。何曾对此深表同情，便让主簿程咸上奏议论说："臣认为女子有'三从'之义，没有自作主张的权利，出嫁到别的家族，就要降低为父母守丧的服制，这是用来表明她已归属夫家、成为外姓之人的礼节。然而如果父母犯了罪，却要追究已出嫁女儿的刑责，夫家一旦被诛，她也要随之被杀戮，这样一个人，在娘家、夫家两方面都要受到刑罚。而且男子尚且不会因夫家犯罪而受牵连，女子却独独要在娘家、夫家两处都遭受刑戮。臣认为：女子若尚未出嫁，就应当随父家而受刑罚；若已经出嫁，就应当随夫家而受惩处。"于是皇帝下诏修改了这条律令。

晋惠帝在位之时，朝政大权旁落于群臣之手，每逢有疑难案件，各人都掺入个人私情来判决，刑法不能统一确定，狱讼案件因此繁多滋生。尚书裴〇、刘颂曾上疏议论此事（详见《刑制门》）。

晋元帝承受天命于江左建国，当时主簿熊远上书说："自军事兴起以来，处理案件不再依据律令，竞相标新立异，遇事临时制定规矩，早上制定晚上又更改，以至于主管此事的官员都不敢按律法办事，每每都要向上请示，这不是为政的正道。臣认为凡是拟定议论刑案的人，都应当援引律令经传作为依据，不得只凭个人主观意见，没有任何依据准则，以致损害旧有的典章制度。至于是否应当变通开合、权衡时宜而处置事务，这是身为人君才能施行的权限，不是臣子所应当擅自采用的。"

晋成帝时，廷尉上奏殿中帐施吏邵广盗窃官府帷幔两幅，合计布匹三十匹，有关部门依正律判处弃市之刑。邵广有两个儿子，邵宗十三岁，邵〇十一岁，二人手持黄幡、击打登闻鼓请求恩典，请求自愿没入官府充当奚官奴仆，以此赎回父亲性命。尚书官朱映提议说："天下之人，没有子嗣的很少，一旦此事得以施行，便会成为永久定制，恐怕死罪的刑罚，会因此而松弛废弛。"当时议论的人认为，将邵广改判为钳徒（戴刑具服劳役），把他两个儿子没入官府为奴，已经足以惩戒，同时又能让百姓知晓父子之情的伦常，彰显圣朝垂恩宽仁的仁德，可以特许将邵广的死罪减为五年刑，邵宗等人交付奚官署为奴，但不作为永久的定制。尚书右丞范坚对此提出异议说："自从淳朴的民风逐渐浇薄散乱，刑罚才随之设立，刑罚的目的是用来制止犯罪，杀戮的目的是用来制止杀戮。虽然历来也有赦免过错、宽宥罪责，议决刑狱、缓期处死的做法，但从未有过因不忍加刑而轻易更改正典刑法的先例。而且既然已经准许了邵宗等人的请求，宽宥邵广的死罪，那么日后若再有像邵宗一样的情形却无法赎回父亲性命的人，难道能不因此摈弃人伦、视同禽兽吗！按主管此事的官员如今上奏说，只允准邵宗这一件个案，而不作为永久的定制。臣认为君王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国家的兴衰，即便是一笑一颦，也应当慎重对待。如今之所以能宽宥邵广，正是因为邵宗等人的缘故。世人爱惜父亲之情，谁又能不如邵宗？如今既然准许了邵宗的请求，将来再有人前来申诉，又怎能唯独不是人子之情！特许一案的用意，看不出有什么益处；而不将其作为定例，则又会招致纷纷的怨恨。这是在今日施予一份恩德，却在日后开启万般的怨愤啊。"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宋文帝元嘉七年，剡县人黄初的妻子赵氏，殴打儿媳王氏致死。后来遇上大赦，王氏的父母以及儿子赵称，要求将赵氏流放二千里之外。司徒左长史傅隆提议说："礼制律法的兴起，本源于人的自然天性，求之于人情事理，并非从天而降，也非从地而出。父子之间是至亲，本是同一血脉分形而成，赵称对于赵载来说是子女，赵载对于赵氏来说也是子女，虽历经三代，但同为一体，从来没有分割割裂的道理。赵称虽然遭受创痛深重，但本来就没有仇视祖母的道理，所以古人不会以父亲的命令来

译推辞祖父的命令。若说赵称可以出面处死赵氏，那么又该如何安置赵载呢？如果父子、孙祖互相仇杀，恐怕不是先王明定刑罚、皋陶设立法律的本意。假使当年石厚之子、日〇之孙，也磨砺刀锋、挺身而出，不与祖父二人同戴一片天，那么石〇昔、〇宅侯又怎能对国家做纯臣、对家族尽孝道呢！旧令说：'杀害他人父母的，流放二千里之外。'这明确说明此条并不适用于父子孙祖之间。赵氏应当避开孙儿赵周（应即赵称）等人千里之外便可。律令又说：'凡是流放的人，同籍近亲若愿意跟随的，可以听任。'这又是极为通达人情礼法的规定，正是借由亲情来教化人们相亲相爱。赵氏既然被流放迁移，赵载身为人子，怎能不随行呢？若赵载随行而赵称却不随行，这岂是名教礼法所能容许的？赵氏虽然内心愧疚终身，赵称也应当沉痛悲伤直至老死，但祖孙之间的名分不能断绝，事理本来就是如此。"

宋孝武帝在元嘉年间出镇历阳时，沈亮以行参征虏将军事的身份处理政务。当时有人盗掘坟墓，按律罪责牵连到附近的村民，与符伍编制内的人若遇劫而不赶去救援，也一同治罪。沈亮提议说："探究盗掘坟墓的情形，本质上只是偷窃行为，只是因为它侵扰亡者而与死罪相类比，所以才等同处以严酷的刑罚。至于穿地挖掘的盗贼，必定衔枚缄口以掩藏其行迹；而劫掠的团伙，则必定呼喊叫嚣以显示其声势。所以显露凶暴气焰的容易被发现，而潜藏隐秘行事的却难以察觉。况且山间原野本是荒无人烟之地，坟茔墓地也不是人们日常经行的道路，至于防范救援之责，就不能与村庄乡里相提并论。核实追究其过错，事理上本与劫掠案有所不同，那么符伍连坐的罪责，理应有所降低。再者，连坐处罚的规定，虽然有'同符'范围的限定，却没有远近距离的界定。如果不划定一个范围界限，那么相距数步之内的人，与相距千里之外的人，便要承受同样的罪责。防范他人犯罪的禁令，不可不谨慎制定，制止犯罪的法度，也应当量刑相当。臣认为，凡相距一百步以内、未能及时赶去救援报告的，判处一年刑罚，超出此范围的，便不应再追究罪责。"

孔渊之在宋孝武帝大明年间任尚书比部郎。当时安陆应城县有个名叫张江陵的人，与妻子吴氏一同辱骂母亲黄氏，黄氏悲愤怨恨之下自缢而死，此后遇到大赦。依律文规定："儿子殴打伤害父母的，处以枭首之刑；辱骂父母的，处以弃市之刑；儿媳谋杀丈夫父母的，也处以弃市之刑。若遇大赦，可免除刑罚、改判从事冶炼劳役。"张江陵辱骂母亲，导致母亲因此自尽，其情节比殴打伤害更为严重。如果按照杀人之罪论处，恐怕过重；如果只按照殴打伤害及辱骂之律论处，又恐怕过轻。依照现行律令，只有对父母下手殴打，即便遇大赦也仍要处以枭首之刑的条文，却没有辱骂母亲致其死亡、遇赦仍应枭首的条文。孔渊之提议说："凡是在心中萌生逆乱悖逆之念的，仁人就不会与之交往，即便仅仅是名分上有所触犯，也应当予以厌恶，何况这是真实发生的人事。所以殴打伤害、诅咒他人的行为，依法都不能原谅；至于言语辱骂致人死亡的，于理更是无可宽宥。刑罚从轻处理，本是担心会失于宽纵、有失善道，但探求律文本旨，并非指这种情形。张江陵虽然遇上大赦之恩，也应当依律处以枭首之刑。至于其妻吴氏，本来是因道义关系而非血亲，黄氏所怨恨的对象，情理上并不在吴氏身上，若判其死罪、罚做冶炼劳役，则有枉曲正法之嫌。"皇帝下诏依照孔渊之的意见判决。

吴兴余杭人薄道举犯下劫盗之罪。按劫盗罪的律令规定，同籍的周亲（服制中最近的亲属）要连坐补充军役。薄道举的堂弟薄代公、薄道生等人都属于大功之亲，本应在连坐补役之列，而执法者却因代公等人的母亲尚且在世、属于周亲身份，认为其子理应随母亲一同连坐补役。何承天提议说："探究劫盗罪的规定，同籍周亲要连坐补役，大功之亲则不在此例。妇人讲究三从之道，即出嫁后从属于丈夫，丈夫死后从属于儿子。如今薄道举犯下劫盗之罪，若其叔父尚在世，依律理应连坐补役，其妻儿随之一同服役，这本是理所应当的。但在犯罪之时，其叔父已经去世，代公、道生都只是堂弟，属于大功之亲，本不应当连坐补役。如今若因其叔母属于周亲，便让代公随母连坐补役，这既违背了'大功之亲不连坐'的规定，又违背了妇人'三从'的礼法。这都是因为主管此事的官员

译拘泥于'周亲'这一字面规定，未能辨明男女身份的不同，出于避嫌怕担责任的顾虑，才导致这一疑难，恐怕这不是圣朝体恤刑罚、慎重用刑的本意。臣认为代公等母子二人都应当予以赦免。"

吴兴武康县人王延祖犯下劫盗之罪，其父王睦主动向官府告发了他。按新制规定，凡是犯劫盗罪的，本人处以斩刑，家人处以弃市之刑。王睦既已主动自首举报，依法应当如何处置便产生了疑问。当时尚书何叔度提议说："设立法律以制止奸邪，本源于人情事理。并非说一人犯下劫盗之罪，全家便都应当连坐处死，之所以要罪及同产亲属，是想借此开辟一条相互告发的途径，以此使作恶之人无所遁形。王睦作为父亲，本可以与儿子一同逃亡，却割舍血脉亲情，转而将儿子擒获缚送官府，这如同手被毒蛇螫伤而忍痛断腕以求保全性命一般，从情理上讲实在令人怜悯，从法理上讲也应当予以宽宥。这样才能使凶恶之人无处容身于家庭之中，逃避刑罚也无处可逃，这才是真正从根源上杜绝此类犯罪。王睦既然已经检举送官，那么其余家人便不必再重复告发，也应当一并予以赦免。"

沛郡相县人唐赐，前往北村朱起的母亲彭氏家中饮酒，回家后便患了病，吐出十几条蛊虫。临死前他嘱咐妻子张氏，要她在自己死后剖开腹部取出病灶。他死后，张氏果真亲手剖开他的遗体察看，五脏都已糜烂碎裂。郡县官府认为张氏忍心剖尸，唐赐之子唐副也未能加以阻止，此事发生在大赦令颁布之前，依法难以判决。按照律法，伤害死人尸体的，判四年刑；妻子伤害丈夫的，判五年刑；儿子不孝顺父母的，处以弃市之刑，但此案都不属于这些律条所规定的情形。三公郎刘勰提议说："其妻是遵从丈夫临终遗言而剖尸，其子唐副则是因年幼识浅、不明事理，考察此事的原委和本心，并非出于忍心加害的用意，臣认为应当予以哀怜宽宥。"吏部尚书顾恺之提议说："依法，擅自移动、暴露尸体尚且属于不道之罪，何况是妻子亲手剖尸，做出普通人都不忍为之的事情。不应当曲从个人小情理，而应当以大义正理来断定，臣认为唐副应当以不孝论罪，张氏应当以不道论罪。"皇帝下诏依照顾恺之的意见判决。

梁武帝天监三年，建康有个女子叫任提女，因犯下诱拐人口罪当处死刑。她的儿子景慈在受审对质时供词说，此事确实是母亲所为。当时法官虞僧虬启奏说："按照儿子事奉父母之道，应当为父母隐瞒过错、而不应当直接指证父母的罪行，直躬为证明父亲偷羊而作证，孔子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景慈平素并没有防范约束母亲的行为，如今母亲被处死却有他亲口作证的明确证据，这是将母亲陷于极刑之中，有伤和气、有损风俗。凡是请求复核案情而调查不实的，都应降低一等罪责，何况岂能为了逃避五年的刑罚，就轻易断送母亲的性命！景慈应当加以治罪。"皇帝下诏将他流放到交州。

北魏太武帝制定规定，凡是论定刑罚的案件，由部门主管陈述案情，经公车署审核供词，再由三都决断。凡是判处死刑的案件，都要写定案卷上奏皇帝知晓。皇帝会亲自过问审理，若确认罪犯没有异议或怨言，才最终处以刑罚。各州凡有判处死刑的囚犯，都要先上报朝廷复核审议，才能施行。

太武帝真君年间，因有关部门断案不够公平，皇帝下诏命凡是存疑的案件，都要交付中书省，依据经义来评议判决。

北魏孝文帝时，官吏百姓若触犯了其他的法律，皇帝大多予以宽宥；凡是罪责存疑的案件上报朝廷复核，大多减轻死罪、改判流放边地，每年因此获免死罪的多达千人之计。

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冀州人费羌皮的母亲去世，家中贫困无力安葬，便将七岁的女儿卖给张回作婢女。张回转手又将女孩卖给梁之定，却未告知实情。按律法规定，拐骗他人、或明知是良家人口而买卖为奴婢的，处以死刑。张回明知费羌皮之女是良家女子而故意买入，图谋转卖牟利，依律应处以绞刑。皇帝下诏说："律法所说的'买卖良人者处死'，指的是两人相互欺诈、骗取他人财物的情形。费羌皮卖女时，曾告知张回此女是良家女子；张回贪图价格低廉，明知是良家女子仍公然买入。此事确实与律法的本意相违背，但双方各自都并非出于欺诈的用意。然而张回在转卖之时，本应有所迟疑，却最终依照真实身份将其转卖，从情理上讲，本可判处绞刑。"三公郎中崔鸿提议说："按律法规定，卖自己子女的，判一年刑；若被卖的是

译五服之内的尊长亲属，判处死刑；若卖周亲及妾室与儿媳的，判处流放。这是因为天性至亲难以割舍，而旁支亲属的情分则相对容易疏远，又因尊卑地位不同，所以才特别用死刑加以区别。况且买主对于被卖之人，本无天性亲属的关系，其罪责本应依同一标准论处。张回明知是良家女子，却最终依真实身份转卖，因此使这名女子流离漂泊，家人无从知晓，也无从赎回，从此永远沉沦为贱隶，考察其罪行的实质，与拐骗掠卖并无二致。"太保、高阳王元雍提议说："查验张回所买之人，确有中间保人证实其为良家人口，那么将此事定为'知情买卖良人'之罪，实在是不太恰当。律法说：'谋杀人而事情被发觉的，判处流放，从犯判处五年刑；已经伤害或杀害后又救活的，判处死刑，从犯判处流放；已经杀死的，判处斩刑，从犯若有加功的判处死刑，未加功的判处流放。'仔细比较，一人陷入贱籍与一人身遭死亡，流离飘零与化为枯骨，一存一亡，究竟哪一种危害更为严重？然而《贼律》中关于杀人的规定，设有首犯从犯的区别科条，而关于拐骗贩卖人口的规定，却没有主从唱和的差等区分。谋杀之罪与知情买卖良人之罪，二者所侵害的对象同样都是良家之人，理应作为可以相互参照的先例。之所以此前不援引杀人罪来类比减刑，反而降格参照强盗罪的科条，纵然谋杀罪与强盗罪能够作为参照先例，从轻处置，但这样做的道理究竟何在？又律法规定：'明知是他人掠夺盗窃所得的财物而故意买入的，按从犯论处。'这条规定明确是为了杜绝暴力掠夺的根源、遏制奸邪盗窃的本源，并非是说从亲近尊长之人手中买入人口，也等同于从盗贼掠夺者手中买入的过错。臣认为，五服之内亲属相互买卖，双方同样都是良家之人，之所以容许存在等差的罪责区分，正是明确表明这与拐骗掠夺的情形相去甚远，所以要依据亲疏关系来划分等级，依据尊卑地位来区别轻重。依照律法规定：'凡是共同犯罪的人，都以最先起意的人作为首犯。'这清楚表明买卖行为的起因是有源头的，首犯从犯的罪责理应据此确定。如果不是费羌皮先说要卖女儿，那么张回便不会产生买入的念头，那么费羌皮才应当是首犯，张回则是从犯，这样论罪才是恰当的。而且此女既已卖身为婢，无论是否再被转卖，都已不再是良家之身，又何必因为未转卖便可以原谅、而转卖便难以宽恕呢？张回的罪过，应当鞭打一百下。费羌皮卖女安葬母亲，其孝心确实值得称许，然而表彰奖赏的评议尚未施行，刑罚的科条却已然加身，恐怕这并非弘扬敦厚风化的本意。"皇帝下诏说："费羌皮卖女安葬母亲，孝心确实可嘉，可以特别予以原谅。张回虽然是从费羌皮之父手中买入，也不应当再行转卖，可判处五年刑。"

河东郡人李怜因犯下下毒害人之罪，依律应当判处死刑。他的母亲上诉称："自己一人年老，再无其他周亲，按照惯例应当上表请求特殊照顾。"官府查验户籍，确认此言不假。等到李怜的母亲去世后，州府裁定按律为母亲守孝三年、服丧期满后再执行死刑。主簿李阳提议说："按《法例律》规定：'凡是犯下死罪的人，若其祖父母、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且没有成年的子孙、身旁又没有其他周亲的，应当详细写明情状上表请求特殊照顾。判流放的，可改判鞭笞之刑，留下来奉养双亲，等双亲去世后再执行流放，但这并不属于可以免罪赦免的情形。'况且李怜既已怀有下毒害人的狠毒之心，即便母亲尚在人世，也理应阖家投案受死，何况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官府已给予假期安排丧葬事宜，已足以显示朝廷的仁厚宽宏，不应当再行拖延。可依律判处斩刑，其妻子儿女流放。"皇帝下诏依此办理。

北魏神龟年间，兰陵公主的驸马都尉刘辉，因与河阴县人张智寿的妹妹容妃、陈庆和的妹妹惠猛通奸淫乱，殴打公主致使流产，事发后便畏罪潜逃。门下省处理此案上奏说："容妃、惠猛二人，都应判处死刑。张智寿、陈庆和，都因明知实情却未能加以防范约束，应当处以流放之刑。"皇帝下诏说："容妃、惠猛可赦免死罪，改为髡刑鞭笞后送入宫中为奴，其余按所奏执行。"崔纂坚持异议说："臣见到朝廷旨意募集悬赏，说若能捉获刘辉的，官员可升两级，平民百姓可获准以出身身份晋升一级，服劳役者可免除劳役，奴婢可赦免为良人。臣认为刘辉并未犯下叛逆谋反之罪，不应将他与谋反之人相提并论、同等悬赏。君王治理天下，不应因个人喜怒而随意增减刑罚，也不应因亲疏关系而随意更改法度。按《斗

译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因一时愤怒而用兵刃杀死子孙的，判处五年刑；若是殴打致死或是因平素怨恨而故意杀害的，则各自减轻一等。'虽然王姬下嫁，身份贵重不同于寻常妻子，但妇人怀有身孕，其所怀之子也不能不算作子嗣。而且依照初平四年先朝旧有的规定：'凡是判处流放及死罪的案件，都要先审定首犯末犯的罪责，然后才能加以处决。'况且判案必须依据本源事由，若因刘辉逃逸，便悬空定案处置，从未有舍弃案件的首要罪责、而先定其次要过错的先例。查验容妃等人，她们的罪行仅止于私通奸情，律法所定的刑罚不应超出通常的处罚标准，怎能与宫刑、腐刑相提并论，与掖庭奚官署的劳役相等同呢？据张智寿的口供，其妹已嫁人，已生育两个女儿，是别人家的母亲、别人的妻子。当年三国魏晋末年废除了'诛灭五族'的刑罚，也曾有过免除株连儿子而只惩处母亲的规定。所谓'在室之女'，是说：'尚未出嫁的女儿，应随从父家的刑罚；已经出嫁的妇人，应随从夫家的惩处。'律法也允许周亲之间相互隐瞒罪行，即便是奸淫私通之类可耻之事，也不应强求同胞兄妹相互指证。按律法规定，通奸之罪不应牵连他人一同治罪。不可以因刘辉逃逸激起的愤恨，而加重迁怒于其兄弟一并处刑。将罪人处刑于市集，与众人一同摈弃他，将官爵授予某人于朝堂，与众人一同分享荣耀，正是要表明天下之事不因君王个人私意而定。"右仆射游肇等人上奏，都附和崔纂的说法。皇帝最终下诏说："刘辉悖乱法纪、扰乱伦理，罪不可轻纵，重赏悬赏征募，正是希望能将他擒获归案。容妃、惠猛与刘辉私通淫乱，因此更加沉迷惑乱，以致公主遭遇非常之祸。此事若不加以严惩，将来还怎能惩戒肃清风气！张智寿、陈庆和二人，起初未能加以防范禁止，反而招引刘辉入内，共同酿成这场淫乱丑事，败坏风俗、玷污教化，岂能与寻常百姓等同视之？况且自古以来断案，难道都要一律归于大理寺决断？而尚书省处理此案的根本，本应约束依据所辖法条，却未能深究悖乱法纪罪行的深浅，也未能详察败坏教化的程度轻重，实在是辜负了朝廷的委托重任，与所担负的职责严重不符。崔纂可免去郎官之职，仍留任尚书都坐之职，一并夺去一年的俸禄。"

隋文帝因见执法官吏用律各有不同、判决多有偏差、罪行相同判决却各异，便下诏规定各州的死罪案件不得直接决断，都要移送大理寺进行复核审查，等事情审理完毕后再上报朝廷裁决。

仁寿十五年，皇帝下诏规定："判处死罪的案件，须经三次上奏后方可最终定断。"

唐朝的制度规定，凡天下疑难案件，大理寺不能判定的，交由尚书省众官共同商议决定，记录下可以作为定例的案件，送交秘书省保存。凡是上奏各地疑难案件，法官各自坚持不同意见的，可以提出异议，但异议不得超过三种。

唐太宗即位当年九月（时为武德九年，尚未改元），朝廷大规模开科选拔官员，有人趁机伪造资历门荫以谋求入选，皇帝下令让这类人自首，不自首的将处以死刑。不久有人伪造资历之事败露，大理少卿戴胄依律判处流刑。太宗说："朕曾下敕令，不自首的处死。如今却判处流刑，这是向天下人显示朝廷言而无信。你是想拿这案子卖人情吗？"戴胄答道："陛下若当场就把他处死了，那不是臣所能过问的事。但既然已交付有关部门依法处置，臣就不敢亏损法度。"太宗说："你是坚守法度，却让朕失信于天下吗？"戴胄答道："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昭示重大诚信的准绳；而陛下所说的话，不过是当时一时喜怒之下所发出的言语罢了。陛下因一时的愤怒而许诺要将此人处死，事后觉得不妥而改判流刑，这正是忍住一时的小忿怒而保全国家的大诚信。倘若顺从一时之怒而违背了法律的诚信，臣私下里替陛下感到惋惜。"太宗说："法律若有欠妥之处，爱卿能够加以匡正，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译贞观元年，同州人房任在岷州担任统军，因谋反被处死，他的哥哥房强因受牵连按律应当处死。按旧律条文，兄弟分家之后，恩荫不再相及，但连坐仍要一同处死；祖孙则只是流放。皇帝命百官详细议论此事。房玄龄等人议定说："按照礼制，孙子可以充当祖父的尸主。按照法令，祖父对孙子有荫庇之义。既然如此,祖孙关系亲厚而兄弟关系疏远,应当重判的反而流放,应当轻判的反而处死,依礼推情,实在不能令人满意。请求修订法律,祖孙与兄弟因连坐获罪的,都改为流放。其中因出言不当触犯法律而实际不能造成危害的,情节较轻,兄弟应免死,改为流放才算妥当。"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译皇帝想要杜绝奸邪贪污之风，派人用财物去试探官员。有个负责看守宫门的令史收受了一匹绢的贿赂，皇上大怒，要杀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这个人受贿，确实应当重判。但陛下用财物去试探他，这就等于是引诱他犯法，这叫做故意陷人于罪，恐怕不符合以德行教化、以礼法整肃的道理。"皇上采纳了他的话。

贞观二年，大理少卿胡演每月呈进囚犯名册，皇上阅览后问道："这些罪犯中有情有可原可以宽恕的吗，都是按律条判决的吗？"胡演回答说："体察实情宽恕罪责，不是臣下敢做主的。"皇上对侍臣说："古人说：'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瘟疫流行。'并不是想害人，而是为了利于卖棺材罢了。如今司法官员审理一桩案子，总想着从严从重，以此来求得考核政绩。现在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判案公平允当？"王珪上奏说："只要挑选善良宽厚的人来断案，判得公允的加以奖赏，那么奸邪虚伪的做法自然就会平息。"皇上称赞这个建议好。

贞观五年，河内人李好德因妖言惑众罪被下狱，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患有癫狂病，按法律不应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是相州人，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担任相州刺史，所以张蕴古上奏时没有如实陈述。太宗大怒，立即将张蕴古斩首，事后非常后悔，下诏说："死刑虽然下令立即执行，都要经过三次复奏。"过了很久，皇上对群臣说："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判决死囚虽然要三次复奏，但在顷刻之间，哪里来得及仔细思虑？从今以后改为两天内五次复奏。执行死刑的那天，尚食局不得进献酒肉，教坊、太常寺停止教习乐舞；各州处决死罪也要三次复奏，那天也要吃素食，务必符合撤除音乐、减少膳食这种慎重的用意。"然而自从张蕴古死后，司法官员都以判轻了为戒，对于判重了的错误，反而不加罪，从此官吏执法渐渐趋于严苛。皇帝就此询问大理卿刘德威，刘德威回答说："按律法，判轻了的减三等治罪，判重了的减五等治罪。如今判重了让无辜者受害，却成了大罪，所以官吏都苛刻严酷地援引法条。"皇帝猛然醒悟，于是下令判轻判重都一律依律治罪。从此以后官吏执法也就公平持平了。

贞观十八年九月，茂州有个叫张仲文的儿童忽然自称天子，口头封他的同伙数人为官员，大理寺认为这是指斥皇帝之罪，即使遇上大赦也应当斩首。太常卿代理刑部尚书韦挺上奏说："张仲文所犯的，只是妖言惑众之罪，如今既然遇上大赦，按法律应当免死。"皇上对韦挺发怒说："去年十五年，怀州人吴至浪擅自闯入先前设置的钩陈仪仗，口称天子，大理寺、刑部都说这是指斥皇帝，都判处斩首。如今张仲文称帝作妖，却是同罪不同罚，你这是在下面施恩讨好，却把残暴归给君上啊！"韦挺拜谢退下。从此司法部门不敢再上奏此事。几天后，刑部尚书张亮又上奏说："张仲文请求依照先前的意见按妖言惑众定罪。"皇上对张亮说："韦挺不懂刑律，把重罪当轻罪判，朕当时怪罪他的执意坚持，没有加以处置，你今天又再次坚持上奏，不过是想为自己博取刚正的名声罢了。歪曲法律来沽名钓誉，这是朕所不取的。"张亮默然退回班列。皇上于是对他说："你没有怨恨的神色，而我却起了猜疑之心，做君主的应当宽容包涵，理亏的应当是我。可以准许你所请求的，委屈我自己的看法，张仲文应当按妖言惑众定罪。"

皇帝曾经因为审录囚犯之事对侍臣说："谋反叛逆有两种：起兵动众，是一种；口出恶言触犯法律，是另一种。轻重本来不同，却都一概认定为谋反，连坐都判死罪，这难道是确定不移的法律吗？"

●卷一百七十 刑考九

○详谳（平反）

高宗上元三年，左威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砍伐昭陵的柏树，大理寺上奏应当削去官职、除名论处，皇上特意下令要处死他们。大理丞狄仁杰坚持上奏，说"罪不当死"，皇上不听从。狄仁杰坚持奏道："法律悬挂于象魏之上公示于众，徒刑、死刑，都有差等区分。古人说：'假使有人盗挖长陵一撮土，陛下将如何加罪于他？'如今陛下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