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三 经籍考二十

译前所说的子注音切，可以毫不犹豫地删去，而衍文虚词，也应当参考班固《汉书》的句读，略加订正。其他的讹误，或许还有一些，我不敢仅凭主观臆断来判定。前人说校勘错误的书就像秋风扫落叶，随扫随有，这话难道不可信吗？自从司马迁开创性地把《春秋》记事的体例改为本纪、世家、表、志、列传，班固沿袭这一体例，到荀悦才开始恢复编年体的古法，学者们非常看重他的书，袁宏、干宝以下的人都效法他。把事情按年月贯串起来，这在史家来说本是很好的方法，但是流传抄录年代久远，最终未能保存其真貌，实在令人叹息啊！

※《後汉纪》三十卷

晁氏说：是袁宏（字彦伯）所撰。袁宏在晋末是当时的文坛宗师，认为东汉的史籍体例不一，谢承、司马彪等人的记载错谬不一，无从取证订正，只有张璠的《汉纪》稍微详备一些，于是参考摘录各种传记加以增删，与其他各家相比号称精密。

陈氏说：袁宏认为《后汉书》繁杂错乱，撰集成这部编年史。

※《晋春秋略》二十卷

陈氏说：是唐代秘书省正字杜延业所撰。他对从王隐以下的各种著述以及各种僭伪政权的传记都详加考究，并把萧方等的《三十国春秋》删削编辑成这部书。《馆阁书目》记作杜光业。按《唐志》也记作延业。查考新、旧唐史，别处再没有见到相关记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的人。

※《元经薛氏》传十五卷

晁氏说：是隋代王通所撰，唐代薛收作传，本朝阮逸加以注解讲解。起于晋惠帝太熙元年，终于陈朝灭亡。王通的从兄之子王逸在安康做官，曾经得到这个本子，回来给四叔看，四叔读到"帝问蛙鸣"一句，讥笑它的浅陋说："这比《六经》中奴婢说的话还不如。"按《崇文总目》没有这个书目，怀疑是阮逸依托伪造的。

陈氏说：题为王通所撰。薛收作传，阮逸补充并加注。按河汾王氏的各种著作，除了《中说》之外，都是《唐艺文志》没有记载的。这部书的传是出自阮逸之手，有人说都是阮逸伪造的。现在考察，唐高祖名讳渊，其祖父景皇帝名讳虎，所以《晋书》中戴渊、石虎都以字代名。薛收是唐代人，在传中称戴若思、石季龙，是应该的。但《元经》写作于隋朝太兴四年，也写作"若思"，这是为什么呢？想来是阮逸的用心良苦却越发拙劣，自己也掩饰不住了。这部书我最初在莆田得到，只有三卷，止于晋成帝。后来从石林叶氏那里得到全本，抄录成书。

※《唐历》四十卷

晁氏说：是唐代柳芳所撰。当初，唐肃宗下诏让柳芳整理续编吴兢的著作，柳芳叙述天宝以后的史事体例不一。上元年间，柳芳被贬谪到黔中，恰逢高力士也同时被贬，柳芳因此向高力士询问开元、天宝以及宫禁中的事情，了解了这些事的来龙去脉。当时旧史已经送交官府，无法追加刊改，于是推衍类比，仿照编年体的方法编写了这部书。起于隋义宁元年，止于唐大历十三年。柳芳善于叙事，有人讥讽他不能确立褒贬义例，但对典章制度记述详备，然而景迂生（晁说之）多次称赞这部书，认为《资治通鉴》多取材于此。

巽岩李氏说：唐肃宗下诏让柳芳与韦述一同续修吴兢所撰的国史，韦述先去世，柳芳一人独自续写。上起唐高祖武德年间，下讫肃宗乾元年间。而先天以来柳芳笔削的内容多有不妥当之处，史官对此深感不满，柳芳自己也很后悔。到了上元年间，柳芳因事获罪被贬到黔中，恰好与高力士在贬所相遇，于是向高力士询问开元、天宝以及宫禁中的事情，详细了解了这些事的来龙去脉。他考虑到国史已经送交官府，不能再追加修改，于是采用编年体的方法，另外写成这部书，用意是想以此弥补前书的不足。本朝欧阳

译修、宋祁编修《唐书》的纪、志和传，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几乎把这四十卷中的史事都摘取殆尽了。然而其中的一些异闻佳话，还有很多被遗漏没有采用，柳芳这部原著还是不可缺少的。宋祁的传中指出柳芳的《唐历》没有确立褒贬义例，被各位儒者讥讽，然而宋祁所称赞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人的评语，其实都是沿用柳芳原有的说法。按刘恕说柳芳当初编写这部书，还没完成就已流传出去，所以世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现在这篇书首注明："起于隋义宁元年，止于建中三年，共一百八十五年。"但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实际止于大历十四年。《资治通鉴》常常用《唐历》来考订辨证抵牾之处，见于《考异》的，不下一百一十多处，而这些内容在这个本子里都没有，可见其散失遗漏还不止这些。我怀疑这正是刘恕所说的还没完成就流传出去的那个本子，或者是后人抄录节略了柳芳的原书，所以没有得到全本，如果真是散佚到了这种地步，也是很可惜的。现在用唐代各种书籍参照校订其中的谬误，稍加订正，其中文字有不能确定以及应当有而没有的内容，都列在卷末，留待以后再考证探求。

※《续唐历》二十二篇

陈氏说：是唐代监修国史崔龟从（字元吉）所撰。起于大历十三年春，止于元和十五年，是为了续接柳芳的书。《艺文志》记载是韦澳、蒋偕、李荀、张彦远、崔龟从等人所撰，实际上是在大中年间完成的。

※《大唐统纪》四十卷

陈氏说：是唐代江南西道观察判官陈岳所撰。采用荀悦、袁宏的编年体例，起于武德年间，止于长庆年间，共写成一百卷。现在只有武后如意年间的内容，不是完整的书了。

※《唐纪》四十卷

巽岩李氏说：是已故参知政事陈彭年所撰。陈彭年在真宗时以博学著称，凡是朝廷重大的著述、重大的议论大多出自他手。陈彭年所撰的《唐纪》，是采用编年体，依据刘昫的《旧唐书》，本被认为最为疏略，所以唐代三百年治乱善恶的史迹，陈彭年也有很多遗漏。后来欧阳修、宋祁另外编修了纪、志、表、传，以及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流行于世之后，陈彭年这部《唐纪》就显得没有什么可看之处了。然而陈彭年用心也算勤勉了，还可以和袁宏、干宝、裴子野、元晖等人一样自成一家之言，而荀悦所说的参核得失、广开视听的作用，终究是不能废弃的。这部书第二卷武德三年缺十月以后的事，四年缺四月以前的事，京师、蜀地两个本子都是这样，我采用刘昫的《旧唐书》加以补足，才可以读通。因怀疑而不敢随意增补进正文，姑且列在后面。

※《河洛行年记》十卷

晁氏说：是唐代刘仁轨所撰。记载唐初李密、王世充的事迹。起于大业十三年二月，止于武德四年七月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第九卷记述大业年间的都城。第十卷记载宫殿苑囿，还说隋炀帝还都的诏书声称要务求节俭，但看他的宫室却极尽奢华绮丽。

陈氏说：《唐志》记作二十卷。

※《五运录》十二卷

《崇文总目》记载：是唐代曹圭所撰。起于三皇，止于隋代，是历代年世的简略记载。

※《通历》十卷

晁氏说：是唐代马总所撰。纂集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以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各代兴亡的史事，大略叙述各代君主的贤明与否，并采取虞世南《帝王略论》的内容附在书末，以显明其中的义理。

陈氏说：这部书原本十卷，止于隋代。现在这个本子一直写到五代，多出的五卷，是后人续写的。

※《续通历》十卷

晁氏说：是荆南孙光宪所撰。辑录唐代直至五代的史事，以续接马总的《通历》，并参录了黄巢

译、李茂贞、刘守光、耶律阿保机，以及吴、南唐、闽、南汉（广）、南平（荆南）、南楚（越）、前蜀后蜀等政权的事迹。宋太祖下诏销毁这部书，因为其中记载的内容大多不实。

※《帝王镜略》一卷

晁氏说：是唐代刘轲所撰。从开天辟地直至唐初，历代帝王的世系，编成四言韵语，用来教导启蒙儿童。后蜀的冯鉴续写了这部书，一直写到唐末。

陈氏说：《唐志》及《馆阁书目》记载有刘轲的《帝王历歌》一卷，怀疑就是这部书。

※《唐年补录》六十五卷

陈氏说：是后晋起居郎、史馆修撰钜鹿人贾纬所撰。因为唐武宗以后没有实录，所以编写了这部书。写到唐末为止，实际上是补充实录的缺失。只是论述编次多有缺漏讹误，但史事大致保存下来了，对史学也算有所补益。

※《五代通录》六十五卷

晁氏说：是本朝范质所撰。《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范质删削其中冗繁的文字，摘除其中虚妄不实的言论，写成这部书。从乾化壬申年到后梁灭亡这十二年间的史事，因简牍散失，也采用当时的制敕碑文来补充缺漏。

※《运历图》六卷

晁氏说：是本朝龚颖所撰。起于秦昭王灭周的乙巳年，止于本朝雍熙丁亥年，把历代兴亡大事附记在下面。这部书于第四年献给朝廷，皇帝下诏嘉奖了他。欧阳修曾经依据这部书考订《集古录目》，称赞它精审详博。按《晋史》记载，张轨世代镇守凉州，一直沿用愍帝建兴的年号，只有张祚篡位时，把建兴四十二年改为和平元年，才开始奉行东晋穆帝升平年号的正朔，始终没有听说另外改元的事。而龚颖的书中记载张寔改元叫"永安"，张茂改元叫"永元"，张重华叫"永乐""和平"，张元龙叫"太始"，张天锡叫"太清"，张大豫叫"凤凰"，不知道龚颖是根据什么这样记载的。有人说是出自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但崔鸿的书早已在世上失传，无法考证了。

※《纪年通谱》十二卷

晁氏说：是本朝宋庠（字公序）所撰。从汉文帝后元戊寅年开始，止于周恭帝显德庚申年，共九篇，加上本朝建隆元年到庆历辛巳年为一篇，都称为"统元"，用甲子纪年贯穿始终。分正、闰、伪、贼、蛮夷五种名号。把王莽的十九年系于孺子婴、更始帝之下，以此上接建武；把东魏的十七年附于西魏之下；把豫王（武则天）六年、天后十五年系于中宗之下，以接续神龙年号；把朱梁的十六年归入后唐的济阴王（少帝）名下，以接续同光年号；把晋恭帝禅位于宋这一年，与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相对应。尊奉北方为正统而以南方降附，才开始以此确定正朔，这就是《纪年通谱》断代取舍的用意所在。另外两篇按字类分列，各按部类归属，称为"类元"。这部书在庆历年间献给朝廷，皇帝下诏嘉奖了他。晁公武按：《三国志》记载魏景初元年是丁巳年，相当于蜀汉建兴十五年，第二年戊午年，蜀汉改元延熙，到延熙二十年丁丑年为止，第二年改元景耀。而现在《纪年通谱》记载蜀汉建兴年号止于丙辰年，共十四年，延熙改元记在丁巳年，而且又增加到二十一年，不知道是否另有依据。欧阳修的《集古录目》曾用东魏《造石像记》来考证《纪年通谱》所记武定七年不是戊辰年的说法有误。大概是从元象年间以后，依次都错差了一年。宋庠听说此事后，认为应当更正，于是在书的按语中记述了这件事。这部书编纂繁富广博，也难免时有讹误。

陈氏说：这部书分正、闰、伪、贼、蛮夷，以正统为主，把其他的附列在旁边，称为"统元"，共十卷。另外两卷叫"类元"，根据文字内容的相同之处，各自归类区分。

※《编年通载》十五卷

晁氏说：是本朝张衡所撰。张衡遍观四部书籍，看到古今纂辑历运年历的书有十几

译家，都浅陋杂糅，不值得深入探究，于是编排历代年号，用甲子加以贯穿，起于帝尧，止于本朝治平丁未年。参照经史，取材于各种传记百家之书，圣贤的功勋德行、奸雄的篡权窃国以及蛮夷盗贼之事，凡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纲纪的大事，无不详细记载。共三千四百年。而且刊正了一些讹误，比如《史记》所记舜的年岁，与《尚书》所记不同；《汉纪》记载魏受汉禅让之事，与《魏志》、《受禅碑》各不相同之类的问题。熙宁七年，他把这部书表献给朝廷。

陈氏说：张衡的族父张粢（字质夫）为这部书作了序。张衡是嘉祐二年的状元，官至集贤殿大学士。

※《稽古录》二十卷

晁氏说：是本朝司马光（字君实）编撰。起于三皇，止于本朝英宗治平末年。到周共和庚申年才开始采用编年体。

陈氏说：司马光在表中说："从三晋分立诸侯国到后周显德末年，我已经把这段历史写在《历年图》中了；从宋朝统一天下到熙宁初年，我又已经写在《百官表》中了。至于威烈王丁丑年以前，伏羲画卦、发明文字以来的历史，全部依从各家论述编纂而成，都有所依凭。"这大概是元祐初年进献的。这部书最初在越州刻印，后来又在潭州重刻。越州本的《历年图》和各篇议论汇集在第十六卷，是因为沿用了原图的旧例；潭州本把各篇议论分别系于各国灭亡的时候，所以第十六卷只保留了总论。

《朱子语录》说：《稽古录》这部书，可以用作经筵讲官进讲之用，小孩子读完《六经》之后，让他读这部书也很好。书末的一篇表文，其中的话就像蓍草占卜一样，件件都应验了。又说：司马光所说的话平实质朴，就像桑麻粟米一样朴实无华。比如《稽古录》，非常值得一读。我常常想让太子、诸王来读，担心《资治通鉴》太难读，姑且先读一部《稽古录》，有不完备的地方，再用《资治通鉴》来补充。司马光编写这部书，想来是在忙碌之中完成的，原本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

※《编年纪事》十一卷

晁氏说：是本朝刘恕依据司马光所撰的书编次而成。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晁氏说：本朝治平年间，司马光奉诏编纂历代君臣事迹，皇帝准许他自行征辟属官，借用馆阁的藏书，在外任职时也允许他带着书局随行，到元丰七年，共花费十七年才最终奏呈御览。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简略列出事目，以年为经、以国为纬，以便检阅，另编为《目录》；参考考订各种异同之处，使其归于一致，另编为《考异》，各成一编。司马光自己说他的精力全部耗费在这部书上了。神宗赐名为《资治通鉴》，亲自作序冠于书首，并且认为这部书胜过荀悦的《汉纪》。晁公武衷心喜爱这部书，研习了多年，发现书中大体上不收录那些俊伟卓异的传奇事迹，比如屈原抱石投江自沉、商山四皓辅佐太子、严光把脚搭在光武帝肚子上、姚崇以十事进说唐玄宗之类的事，都删去不录，这才知道司马光忠诚信实有余，也知道了司马迁喜好奇闻异事其实是有所欠缺的。

陈氏说：当初，司马光曾经约略编写从战国到秦二世的历史，仿照《左传》的体例，写成《通志》八卷进献给皇帝。宋英宗很喜欢这部书，于是命他继续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于周威烈王，止于五代。《目录》仿照《史记》的年表体例，以年为经、以国为纬，采用刘羲叟《长历》的气朔推算方法，并且把新修史书的精要摘取出来，穿插在其中。《考异》参核各家的异同，订正其中的谬误，使其归于统一。

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告诉他的朋友晁说之说：这部书能够修成，是因为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史记》、《前汉书》、《后汉书》部分是刘攽负责，三

译国到隋朝这九个朝代是刘恕负责，唐代到五代是范祖禹（字纯甫）负责。在正史之外，楚汉相争的史事参考了司马彪、荀悦、袁宏的著作，南北朝时期参考了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萧方等的《三十国春秋》、李延寿的《南北史》，裴子野的《宋略》（太清记）也多有采录，《建康实录》以下的书则不值一提。柳芳的《唐历》最值得称道，唐代以来的野史杂说，以及各家的族谱名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也都不敢轻易忽略。如果不先阅读正史，那么《资治通鉴》又能有什么成就呢？

武夷胡氏说：从前听已故的谏议大夫陈公说，因为读了《资治通鉴》，这才知道司马文正公（司马光）具有宰相之才。我自从立志向学以来，广泛涉猎各种史书，可是文辞浩繁散乱，不知道纲要所在，白白耗费精神却没有什么收获。等到读了这部书，按年编排记事，先后有条理。凡是君臣的治乱兴衰、成败安危的事迹，就像登上高山，天空澄澈清朗，环顾四周，一切都历历在目、尽收眼底。虽然调理阴阳、辅佐君主的相业，还不能完全窥测其中的奥妙，但也确实相信这部书是历代典章制度的总汇了。

致堂胡氏说：司马光六次担任闲散官职，都带着书局随行，年深日久之后，他又多次应诏上书，议论新法的弊害。小人想要中伤他，而司马光的品行操守，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于是就编造流言，说这部书之所以长期不能完成，是因为书局中人贪图尚方所赐的笔墨、绢帛以及御府所赐的果品、钱财的缘故。不久之后，朝廷暗中派宦官前去查验，才知道当初虽然有这样的旨意，但司马光其实并未曾请领过。司马光于是严格规定编写进度，减少应酬事务，加紧修撰完成此书。他在表文中说："时间不够用，就接着夜里做。简牍堆积如山，浩瀚如同渊海，其中的抵牾之处，我不敢保证完全没有。"现在读这部书，从唐代到五代这一部分，选取取舍较为疏略，日月记载有时也有差错，确实是有原因的。司马光因为政见不合，辞去执政的职位而不肯担任，放弃大郡长官而不肯做，甘心接受清闲散职，编纂修集旧史，来实现自己报效朝廷的志向。而那些奸险的小人，却硬说他是留恋那份微薄的俸禄。孟子说："假如我贪图富贵，为什么要辞去十万俸禄的官职，而接受只有一万俸禄的官职呢？"小人用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君子，大多都是这样的。编纂修集旧史，是想让君主和学者便于阅览，这份功劳并不算小，正因为耗时长久的缘故，还能听到别人说些风凉话，更何况是矫正世俗、复兴先王之治这样的大事呢！唉，可悲啊！

高氏《纬略》说：司马光在给宋次道的信中说："我自从到洛阳以来，专门以编修《资治通鉴》为事，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才刚刚把晋、宋、齐、梁、陈、隋六朝以来的部分整理完毕并呈报。唐代的文字资料尤其繁多，范祖禹（梦得）把各种书籍依照年月编次成草稿，每四丈截为一卷，我自己规定每三天删定一卷，如果有事耽搁就事后补上。自去年秋天开始删定，到现在已经完成了二百多卷，才写到大历末年而已。往后要写的卷数恐怕还要比这多一倍，总共加起来不会少于六七百卷，还需要三年，才能粗略编成，之后还要细加删削，最终保存下来的恐怕不过几十卷罢了。"他所耗费的工夫就是这样巨大。司马光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所以才能完成这部书。现在的学者看《资治通鉴》，往往以为这只是编年体的写法罢了，殊不知其中每一件事都要综合三四处不同的出处才能纂成，可见其功夫之大。如果不是对正史十分熟悉，是不容易判断《资治通鉴》的功绩所在的。《资治通鉴》除了采用正史之外，还采用了各种杂史，共二百二十二家。

容斋洪氏《容斋随笔

译》说：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征辟范祖禹（梦得）担任属官，曾经用手帖论述编纂撰述的要点，大体上想要像《左传》叙事的体例一样。又说："凡是年号，都以后来的正统为准。比如武德元年，就从正月开始，便称为唐高祖，不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就不再称唐天祐四年。"所以这部书就按这个方法作为准则。然而推究到极处，也颇有窒碍不通的地方。司马光的本意正是以《春秋》记载鲁定公即位之事为范例，在定公还没有正式即位的时候，就把正月记为他的元年，然而昭公是在去年十二月去世的，那么第二年的事，就不能再归属于昭公名下，所以定公虽然还没有正式即位，也应当追记在他名下。然而《春秋》经文极其简略，不过一二十个字，一眼就能看明白。而《资治通鉴》却不是这样，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称他为"恭皇帝上"，一直到下一卷的末尾，恭帝正式即位，才改称义宁；再下一卷，便称为唐高祖。前后经历了三卷，而炀帝其实还健在，才开始记载他在江都时候的事情。唐玄宗（明皇）之后一卷的开头，就标记为肃宗至德元载，到这一卷的中间，才记载太子（肃宗）即位的事。代宗之后一卷说"皇上正励精图治，不拘常规选用人才"，其实指的是唐德宗。后唐庄宗同光四年，便归入明宗名下的天成年号，而卷内又记载庄宗命令李嗣源征讨邺城，直到下一卷开头，庄宗才驾崩。后唐潞王清泰三年，便标记为后晋高祖，而卷内记载石敬瑭反叛，直到卷末才正式改为后晋天福年号。这一类的记载，实在是煞费口舌来解释。此外，比如晋、宋时期各个僭伪的胡族政权所封的王公，以及授予的卿相官职，都一一详细记载，有的甚至多达二百字。又比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去世，北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去世，这些人都与国家治乱没有关系，却一一记载。而周勃去世这样的大事，反倒没有记载。又记载汉章帝出行到长安，又前往槐里、岐山，又前往长平，驻跸池阳宫，向东到高陵，十二月丁亥日返回宫中；又乙未日前往东阿，向北登上太行山，到天井关，夏四月乙卯日返回宫中。又记载北魏皇帝七月戊子日前往鱼池，登上青冈原，甲午日返回宫中；八月己亥日前往弥泽，甲寅日登上牛头山，甲子日返回宫中。像这样的出行记载，几乎年年都有，其实都可以省略不记。

巽岩李氏说：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从隐公到成公共八位国君，共一百五十年，写成十三卷；从襄公到哀公共四位国君，共一百零五年，写成十七卷。年代越近记载越详细，年代越远记载越简略，这是情理和形势所必然的，不值得奇怪。司马光与范祖禹商议编修《唐纪》时，最初约定写成八十卷，这封信中说已经写到一百卷，后来最终还是删定为八十卷，可见删削的功夫之大。卷数这样细小的事情，前辈们尚且如此郑重地商议斟酌，那么其他方面又怎么会轻易下笔呢？唉，实在令人敬畏啊！然而现在拿《唐纪》和《汉纪》相比，《唐纪》的纸叶篇幅大概多出八九倍，和《周纪》相比更是多出许多，这对于文章又有什么妨碍呢！可是有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用篇幅的繁简来评判文章优劣，就像晋代张辅曾经说班固（孟坚）比不上司马迁（子长）一样。班固比不上司马迁固然是事实，但这难道是因为文字的繁简造成的吗？这实在是浅薄之见罢了！

先父说：张新叟说洛阳有《资治通鉴》的原始草稿，堆满了两间屋子。黄庭坚（鲁直）翻阅了其中的数百卷，竟然没有一个字是潦草写就的（见于李巽岩的文集），这正是

译司马光所说的一生精力都耗费在这部书上的缘故啊。像常人是根本做不到的！司马光曾经说："我这部书只有王益柔（胜之）曾经通读过一遍，其他人读不到几卷，就已经困倦得睡着了！"司马光编写这部书经历了英宗、神宗两朝，共十九年才最终完成。

※《通鉴举要历》八十卷

晁氏说：是本朝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呈献给皇帝的第二天，辅政大臣们就急切地请求观看，神宗拿出来给他们看，每一编的开头都盖上"睿思殿"的印章，可见这部书受到的尊崇宠遇到了这种地步。司马光还是担心这部书太过浩大繁多，所以又撰写了这部《通鉴举要历》。

陈氏说：司马光担心原书太过浩大，难以掌握要领，而目录又没有始末的说明，晚年撰写了这部书，来解决这两个弊病。这部书的草稿保存在姚说（字之道）家中，绍兴初年，谢克家（字任伯）得到后献给了朝廷。

※《累代历年》二卷

陈氏说：是司马光所撰。就是前面所说的《历年图》，是治平初年进献的。从周威烈王到后周显德年间，原本编为图五卷，历代都附有议论。现在这个本子是陈晔（字晦叔）在章贡刊刻的，为了便于观览，从汉高帝开始记起。

司马光在《历年图后记》中说：我近年来读史书，苦于文字繁多、内容广博，不能抓住其中的纲要，又因为各国分列并存，年代先后参差不齐，于是只采用共和以来，下至五代，简要记录国家兴衰的大事，编成五幅图。每幅图分五层，每层六十行，每行记一年的事，选取其中一国作为主线，用朱笔写出其他各国的纪年附在下面。这样是想通过指明其中一国的元年，来推知其余二、三、四、五国的年份，这样便可以类推而知了。一共记载了一千八百年的历史，命名为《历年图》。这部书编排杂乱，没有严谨的体例，只是姑且用来方便自己私下探讨查阅，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没想到有位姓赵的人把它摹刻到雕版上，流传到了蜀地，梁山县令孟君得到了其中一部拿来给我看。当初我随意写成这部书，如果天下不是统一的，就姑且用一个国家作为纪年主线，本来就不能辨明其中的正统和闰位。而这位姓赵的人却把书名改成了"帝统"，这不是我的本意。这位姓赵的人还对内容有所增删，改变了原来的卷帙编排，又在传抄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脱漏讹误。现在这部浅陋的书既然已经无法遮掩，我便借此机会加以刊正，使它恢复原貌，归还给它本来的面目。

※《资治通鉴外纪》十卷

晁氏说：是本朝刘恕所撰。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起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下至五代为止。刘恕曾经问司马光："为什么不从上古或者尧、舜时代开始写起呢？"司马光回答说，那段历史已经包含在《春秋》之中，不能再重复。刘恕又提出经书不容易通读，自己不敢从获麟那一年开始写起。刘恕认为这样会有所缺漏，于是撰写了这部书。起于三皇五帝，止于周共和年间，只记载各代的世系传承；从共和庚申年，到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年，共四百三十八年编为一编，命名为《外纪》，就像《国语》被称为《春秋外传》一样。

陈氏说：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征召刘恕担任属官。刘恕曾经说《史记》记载的内容不够包括……

译羲、神农（时代）的历代典籍未涉及威烈王之前的历史，（刘恕）想撰写《前纪》，而本朝（部分）作为《後纪》，打算等书写成后请示于（司马）公。恰逢（他）生病，无法完成，遂绝了这个念头，后来才把《前纪》改称为《外纪》。《资治通鉴》书成之时，刘恕已经去世，范祖禹（淳父）上奏说刘恕在这部书上用力最多，援引黄鉴、梅尧臣的先例，请求授予其子官职，并将此书赐给他家。（刘恕字）道原，其父刘涣，字凝之，家住庐山，就是欧阳公（欧阳修）所作《庐山高》一诗所写的那位。

译《疑年谱》一卷，《年略谱》一卷（附杂年号）

陈氏说：刘恕撰写。他认为《春秋》起于周平王、鲁隐公，《史记》本纪起自轩辕，列传以伯夷为首，年表起于共和，从共和到鲁隐公，其间七十一年，正好与《春秋》相衔接。前代儒者记述包羲、女娲以下直到三代在位年数，各家说法不一。他担心后人把疑而未定的事当作确凿的史实，穿凿附会愈演愈烈，所以把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编为《疑年谱》，把共和以下到元朝壬申年共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编为《年略谱》。大体不采取正统与闰位之分的说法，而是按实际记载来记录。四方夷族及僭越称号的贼寇，都附录在书末。

《宝历歌》一卷

晁氏说：撰者不详。此书从开辟太古一直讲到周世宗，将正统帝王的世系与谥号，编成一篇七言韵语。

《历代纪元赋》一卷

晁氏说：本朝杨备撰，依次叙述汉到五代的正统年号，作赋一首；又另作《宋颂》四章。

《通鉴节文》六十卷

晁氏说：题为司马温公自己节录《资治通鉴》的要点而成，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绍运图》一卷

陈氏说：诸葛深通甫撰。是元朝中期的人，籍贯官爵也不详，此书在民间颇为流行。

《历代帝王年运诠要》十卷

陈氏说：左朝请大夫朱绘撰。有绍兴五年的自序，不知是何处人。

《历代纪年》十卷

陈氏说：济北晁公迈伯咎撰。是晁咏之的儿子，曾任提举常平使者。他自己作的序，写于绍兴七年。

《皇王大纪》八十卷

陈氏说：胡宏仁仲撰。叙述三王五代直到周赧王。前二卷从盘古到帝喾，年代不可考实，姑且记载其事罢了。从尧以后，采用《皇极经世》的历法，从甲辰年开始，才正式著录年纪。广泛采集经传，随时有所论说，自成一家之言。但有的地方采用庄周的寓言当作实事，而在叙述远古之初时，最终仍以无从证实、不可尽信来说明。

《经世纪年》二卷

陈氏说：侍讲广汉张钦夫撰。依据《皇极经世》的谱系编排，遇有可阐发之处便加以论述。他说邵雍用数理推算得知去除外丙、仲壬在位年数，正好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相合。如今按孔氏《正义》，正是说班固没见过古文，误从《史记》之说。而张衡的《通载》却说，按纪年推算，外丙、仲壬正合于岁次，《尚书》有残缺，而《正义》的说法有误。大概三代以上，帝王在位年数久远难以考证，情况大都如此，这就是刘道原所说的"疑年"。

南轩张氏自序说：太史公司马迁作《十二国世表》，从甲子开始纪年，起于成周共和庚申年，庚申以上，就无从纪年了。历经世代愈发久远，其事迹散见于各种典籍，没有一个统一的折衷标准，也就只能存疑相传了。本朝嘉祐年间，康节邵雍先生出于河南，穷究既往、预知未来，精研数理达到极致，作《皇极经世书》，上溯唐尧受命的甲辰年为起点，编成年谱。譬如说外丙、仲壬的纪年，邵雍凭数理推算得知，正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相合。成汤之后，实际上是由孙子相传，孟子所说的，只是因为太丁没有即位就去世了，当时外丙已出生两年、仲壬已出生四年罢了。又比如订正武王伐商的年代，武王当时已在位十一年了。所以《书序》一处称"十有一年"，另一处又称"十有三年"，那是文字有误。这类都是从司马迁以来沿袭传习的谬误，一旦让学者清楚地了解其真相，便是万世不可更改

译的定论了。我自不量力，就依据先生的历法，考订从尧甲辰年到当今乾道改元之年，共三千五百二十二年，列为六图，命名为《经世纪年》，以便于观览。凡有我个人的浅见，就顺便加以阐明。其中重要的关节有六处。比如孟子说尧、舜三年丧期结束后，舜、禹躲避尧、舜之子而天下人归附于他们，然后才登上天子之位，这正体现了帝王奉受天命的大旨，怎能隐晦而不加以彰明？所以在甲申年记"服尧之丧"，乙酉年记"践位"的实情，丙戌年记"元年始于文祖之庙受命"。从乙酉到丁巳，是在位三十三年，就记"荐禹于天"，与《尚书》命禹的说法相合。从丁巳到癸酉，是荐禹十七年，与孟子的说法相合。对于禹受命的记载体例也是如此。然而《尚书》说舜在位五十年，"陟方乃死"，这是史官从尧崩的次年起通算的。夏后相在位二十八年，寒浞弑杀夏后相，第二年少康才出生在有仍氏，共四十年之后才恢复祭祀、配享于天，没有丢失祖业。寒浞怎能算是承续了夏朝的统绪，所以这四十年缺而不书，只记少康的出处，而把元年记在他复国之年，以显示少康经营四十年，宗庙祭祀断绝后又得以延续，足以称为万代中兴的典范（今按：张氏此序作于乾道年间，所谓"四十年经营中兴"，是因为少康所经历的时间如此之久，用以讽喻当时，但两者的情势并不相同）。对王莽篡位那段年代空缺不书，也足以彰显光武帝中兴的意义。汉朝吕太后临朝称制，既不能把年数系于她名下，而她所立的他人之子号称少帝的，又怎能算承续帝统？所以也把这几年空缺不书，只写"吕太后临朝称制"，这也是范太史祖禹在《唐鉴》中系于嗣圣纪年的用意。汉献帝末年，曹丕虽然称帝，但昭烈帝凭正义在蜀地立国，没有改用汉的国号，那么汉朝的统绪怎能算是断绝了呢？所以献帝之后，就接续记昭烈的年号，写作"蜀汉"，直到后主亡国，才开始系于魏的年号。以上这些都是其中重要的关节，我妄自揣测想要阐明幽微、扶持正统，也不自知这是否愚妄。其他如夏以前称"载"，商代称"祀"，周代才开始称"年"，都可以从《尚书》中考见。而《周书》、《洪范》独独称"祀"，是因为武王不愿以臣子对待箕子，还存有商朝立箕子的心意。从魏以后，南北分裂，像元魏、北齐、北周，都是夷狄政权，所以正统仍独系于江南。五代更迭混杂，那么建都中原的政权，就不得不系年于其下。

先公说：我认为张氏本着《皇极经世书》作《经世纪年图》，我所撰述的，也是本于此。但我曾怀疑尧以前，标出甲子的有六处，却不载世代与事迹。想来是因为黄帝命大挠创制甲子，那么用甲子纪年是从黄帝开始的，在此之前没有甲子，自然也就无从记载了。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陈氏说：工部侍郎袁枢机仲撰。袁枢从太学官分教严陵时撰成此书，杨诚斋为之作序。

朱子说：古代史书的体例，可以考见的，只有《春秋》而已。《春秋》按年编排、通贯记载，以显示事情的先后。《尚书》则每件事分别记述，以完整呈现事情的首尾。想来当时史官既已按编年记事，到了重大事件，又另外采集汇合、单独记录下来。像《尧典》、《舜典》所记，上下相隔一百多年，而《武成》、《金縢》等篇，其所记载的，有的经历数月，有的经历数年，那期间难道

译没有别的事情？大概是因为已经记在编年的史书里，而如今不再见到了。所以左丘明在《春秋》之后，既依据经文作传，又另撰《国语》二十多篇。以国别分记不同的事情，有时跨越数十年才完成一件事的记述，这大概也接近《尚书》的体例，与《左传》相互交错补充。然而自汉代以来，写史的人一律采用太史公纪传体的方法，这层意思便不再有人讲求了。到司马温公奉诏纂述《资治通鉴》，此后二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才编年系日，清清楚楚如指掌一般。虽然此书假托从三晋之后开始，但追溯其本源，实始于智伯，上接《左传》的末章，实际上是一脉相承。伟大啊，这部书！自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史书。但一件事的首尾，往往散见于数十上百年之间，前后不相连属，读者深以为苦。如今建安袁机仲趁闲暇之时撰成此书，以方便学者阅读。其中门类的安排、事件始终离合的处理，又都各有精微的用意，对于把司马温公的书重新错综编排来说，这也算是《国语》一类的流亚了。

《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陈氏说：侍讲新安朱熹元晦撰。起初，司马公的《资治通鉴》有《目录》、《举要》。后来，胡给事安国康侯又撰《举要补遗》。朱熹因此另立体例撰成此书，自己作了序，写于乾道壬辰年。大字书写的是纲，分注的是目，纲如同经文，目如同传文。此书曾在泉州刊刻，把纲单独抽出，称为《提要》，如今刻板存于国子监中。庐陵所刻的本子，则纲目并列，不再分开。

朱子自序说：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编成之后，又摘取其中精要的语句，另编《目录》三十卷，一并进呈。晚年他觉得原书太详细、《目录》太简略，又撰《举要历》八十卷，以求折中。绍兴年间，胡文定公依据司马公的遗稿，修成《举要历补遗》若干卷，其文字更加简约，而事情更加完备。如今我就与同道，依据两位先生的四部书，另立体例，增删剪裁，编成此篇。大体是列出年份以标明纪年之首，依据年份来标明所属的正统，大字书写以提示要点，分注以详备记述，使得年代的久近、国统的分合、文辞事迹的详略、议论的异同，都能一贯而清楚地了解，如指诸掌，命名为《资治通鉴纲目》。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自古以来注书，往往首尾不能相互照应，即便是《资治通鉴》也未能完全免于此弊，大抵是因为编纂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的缘故。姑且以一事为例，汉景帝四年、中四年都是在冬十月发生日食，如今《通鉴》都记在夏、秋之后，这是编纂者从原来的志书中摘录出来，却没考虑到汉朝初年以十月为岁首，所以误系在年末了。近年来吕伯恭最称通晓古事，陈君举最称通晓今事。伯恭亲自撰写《大事记》，君举亲自撰写《建隆编》，世人都称赞其精密。我曾加以考订，都难免有差错，也就随事一一辨正了。朱文公的《通鉴纲目》体例极为完善，如今流传于世的草本，在唐肃宗一朝竟直接脱漏了两年的史事，这也是因为门人辑录时前后没有互相照应；又从唐武德八年以后到天祐末年，甲子的纪年都有差错。考究其中缘故，大概是《通鉴》按岁名记载，而文公的门人大多不熟悉史学，不熟悉岁名的排法，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我因为有学生提问，也就为他们订正了。既然如此，那么贯通古今的学问，也并非可以轻视的事，只是不至于

译因此而丧失志向就可以了。

《国纪》五十八卷

陈氏说：吏部侍郎睢阳徐度敦立撰。是丞相徐处仁择之的儿子。此书详略颇为适中，但并不十分流行于世，鄞县学宫有魏王府旧藏之书流传得来的本子。

《续通鉴长编》一百六十八卷

陈氏说：礼部侍郎眉山李焘仁父撰。所谓"长编"，是因为司马公编写《资治通鉴》时，先命其属官编写丛目，丛目编成后，再据以修成长编，然后删削成书。唐代部分的长编有六百卷，而如今《通鉴》中唐代部分只有八十卷。李焘在所上表文中，自称此书还不能称为"通鉴"，只能称为"长编"。所以此书虽然繁芜也不嫌弃。此书的卷数虽是这样，但装订的册数多达三百余册，是因为每卷又自行分为子卷，有的多达十余个子卷。

《续通鉴长编举要》六十八卷

陈氏说：李焘撰，大体都依照司马温公原来的体例。

巽岩李氏进呈《长编》的奏状说：隆兴元年，知荣州李焘上奏："臣曾竭力研治史学，对本朝的历史事迹，尤其倾心仰慕，常常遗憾士大夫各自所传闻的说法，不考核实录、正史，纷杂错乱难以采信。像建隆、开宝年间的禅让授受，涪陵王、岐王、魏王的贬迁死殁，景德、庆历年间的盟誓，元昊、谅祚的叛服无常，嘉祐年间的立储，治平年间的复辟，熙宁年间的变法维新，元祐年间的追述旧制，这些都是最重大的事情，各家却各执一说。臣于是发愤加以讨论考辨，使各种说法都归于一致，斗胆先将建隆到开宝共十七年的事迹，编成十七卷进呈。"

乾道四年，礼部郎官李焘上言：臣遵照朝廷旨意，取臣所著《续资治通鉴》，从建隆年间到元符年间，命有关部门缮写后投进。如今先将从建隆元年到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的事迹，共一百零八卷投进。治平以后，文字增多，容臣再加整理，依次投进。臣私下听说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先让他的属官采集各种异闻，按年月日编为丛目，丛目编成后，再修成长编。唐代三百年的部分，实际上是由范祖禹掌管的。司马光对范祖禹说：长编宁可失之繁多，也不可失之简略。如今《唐纪》就是取范祖禹的六百卷删削成八十卷的。臣如今所纂辑的，体例全都依照司马光所创立的，交错编排、取舍剪裁，都有所依据。只是臣的这部书，怎敢就称为《续资治通鉴》？姑且称为《续资治通鉴长编》就可以了。广泛采集各种异闻，弥补实录、正史的缺略，考求真实情况，破除巧说伪辩的纷纭杂乱，更加彰显祖宗丰功盛德之昭明。这点微薄的贡献，或许还值得采录。现将《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零八卷，随表进呈。

淳熙元年，知泸州李焘上言：臣先前已投进《续资治通鉴长编》从建隆到治平的部分，如今想纂辑治平以后到中兴以前六十年的事迹，希望能使一祖八宗的丰功盛德，灿然俱存，没有遗漏。这六十年的事迹，在实录、正史之外，增补了不少内容，大体理清头绪之后，编成《长编》。共六十年，每年编为一卷，再依文字的繁简，均衡分卷，总共二百八十卷。然而熙宁、元丰、元祐、绍圣、元符、靖康、崇宁、大观、政和、宣和年间的重大兴革与征伐，关系到天下重大利害的，其事迹比治平以前尤为特殊。宁可失之繁多，也不可失之简略，必须由圣上亲自裁决，如同两汉宣帝、章帝的旧例，不能让各家各执一说，这样才能流传后世

译、取信无穷。

淳熙九年，知遂宁府李焘上言：臣屡次进呈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如今重新誊写进呈，共九百八十卷，计六百零四册，其中修改替换的部分，另编总目十卷。又因一百六十八年的史事，分散编为九百八十卷，文字繁多，本末很难一目了然，姑且存其梗概，以便检索查阅。如今新编建隆到靖康的《举要》六十八卷，加上卷首总目共五卷。以上四种，合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投进的。记载一祖八宗的盛德至善，意义怎能止于区区百篇？汇集九朝三世的各家所见异闻，事情有的还有两种说法。只有折中于圣断，才能求得真相。臣网罗收拾几近四十年，缀辑连缀超过一千卷，讹误怎敢自认没有？几乎耗尽了臣毕生的精力撰成此书。若非仰仗大臣的品评题评，恐怕难以逃脱众人的非议指摘。汉孝宣帝称制决疑之事，以甘露年间之事为最高典范；我朝神宗赐名冠于序文，《资治通鉴》之功莫过于元符年间的褒奖。承蒙恩宠有言在先，得以比肩前贤，臣纵死也无憾了。乾道六年，奉旨将《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七十六册交付秘书省，令依照《资治通鉴》纸样缮写进呈存档。

水心叶氏说：李氏的《续通鉴》，是《春秋》以后才有的这样一部史书。自从史法败坏、谱牒断绝，诸子百家的异说与《诗》、《书》、《春秋》并行于世。而从汉代到五代，史事大多记载在事发之后，史官常常狼狈收拾，仅能勉强成篇。唉！这又如何能取信于天下呢。《资治通鉴》虽幸而恢复了古法，然而是从千余年之后，去追溯战国、秦、汉以前的史事，就显得太遥远了。疑惑的说法、错误的叙述，早已深入人心，正想要钩沉考索、验证核实，融会贯通、辨析异同，力气实在耗费很大而形势又难以统一。到了李公抓住时代变革交替的关头，趁着岁月尚存，断然从本朝开始，凡是实录、正史、官方文书，无不加以订正，纳入统一的体例之中；又采集家藏笔录、民间野史，多方参照审核，丝毫不使其遗漏，邪正得失，都随着卷帙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孔子之所以要审定时日必须借助《春秋》，是因为年代较近、其书完备，如今唯有《续通鉴》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说《春秋》以后才有这样一部书，这正是众人所信服汇聚的原因。即便如此，李公最终仍不敢自称此书已经完成，只是想使极简约的成果，出自极详尽的考索，使极简明的文字，成于极繁复的资料，以留待后人罢了。

先公说：李文定公纂修本朝《长编》，从绍兴、隆兴、乾道、淳熙年间，依次进呈，收拾旧事，历时近四十年。这部记载一百六十八年历史的《长编》，是用四十年的时间才编成的。

《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

陈氏说：起居郎建安熊克子复撰。

《中兴小历》四十一卷

陈氏说：熊克撰。熊克著书，往往疏漏简略、多有错误，算不上良史之作。

《中兴遗史》六十卷

陈氏说：从义郎赵□之撰，庆元年间进呈。此书大体记载军中之事最为详尽，而朝廷政事则十分简略，想必是当时游走于边境、出入幕府的士人所作。等到看他记述张浚攻打濠州一段，自称姓名为"开封张鉴"，可见这部书其实是张鉴所作，而赵□之窃据为己有了。有人说张鉴就是赵□之的岳父，不知是否可信。

《丁未录》二百卷

陈氏说：左修职郎昭武李丙撰。从治平丁未年王安石初次被召用

译起，直到靖康年间童贯被诛为止，所以用"丁未"来命名。每件事都全文收录制诏章疏，记载十分详尽。

《思陵大事记》三十六卷，《阜陵大事记》二卷

陈氏说：李焘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

陈氏说：工部侍郎陵阳李心传微之撰。此书大概是接续李巽岩的《长编》而作，也曾自隆兴以后接续编写，因逢蜀地战乱而散失，无法再寻得完整。

《大事记》十二卷，《解题》十二卷，《通释》一卷

陈氏说：著作郎东莱吕祖谦伯恭撰。从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集《左传》、历代史书、《皇极经世》、《资治通鉴》、《稽古录》，加以辑录扩充，虽然上接"获麟"之年，但记述体例则参照太史公的记法，并不完全采用编年史书的旧例。《解题》，是大略叙述事情的本末，有时附上自己的见解，多有阐发之处。《通释》，则收录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的重要议论。当初的意图是想从《春秋》续起，一直接续到五代，结果仅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就停止了。吕东莱正当壮年出仕之时，却患了不治之症，他一生的论著，大多是开了个头却未能完成，像《读诗记》、《书说》都是如此。此书的撰作，是在淳熙七年。又过了两年他就去世了。假使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寿，他留传于世的著作，又何止于此呢！

朱子说：伯恭的《大事记》十分精密，古今大概没有这样的书，如果有人能续写完成，岂不是美事一件？只是读书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年老体衰昏聩，哪里还能承办此事？当今天下英才济济，一定会有能够胜任的人，只怕他们经世的用意，未能脱离功利权术的窠臼，那就不是笔削此书的本意了（《答詹师书》）。《语录》说：伯恭的《大事记》辨析司马迁、班固记载异同之处写得最好，大体上是谦逊不敢以自撰新书自居的意思，所以《左传》、《通鉴》已经记载的就不再重复，他所记载的都是《左传》、《通鉴》所没有的内容。其中有很多精巧细腻之处，比如指出公孙弘、张汤等人的奸诈狡猾之处，都写得令人羞愧。伯恭年轻时，被人说他不懂世事，所以他论事时多指出人情的真伪虚实。我也知道他有这样的用意。吕东莱写《大事记》时自己已经感觉患病了，一天写一年的内容，如果不死，从汉武帝到五代只有一千年，三年就能完成这部书。《解题》下了很大工夫，往往只一句话就能概括一段意思。

《建隆编》一卷

陈氏说：陈傅良撰。这大概是《长编》中宋太祖一朝的节略本，随事加以考订，并涉及历朝的始末。庆元初年曾在经筵上进呈。

止斋自序说：本朝的国史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各部门专门执行指挥、记载典故的书籍；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各家小说、私修史书、与士大夫的行状志铭之类，多得不可胜数。自从李焘撰写《续通鉴》，起自建隆元年，止于靖康元年，一代的史料都汇集在这里，可以说是齐备了。但篇幅浩繁，文字多有重复，还算不上成书，难以阅览。如今大略依照汉代司马迁《年表》的大事记体例、司马光的《稽古录》以及李焘的《举要》，摘取其要点，按年月编排，在上方列出将相大臣的任免，而在下方记述当时政事的沿革。学问原本就是关乎治国之事，不像书生那样一味追求博多，即便是章句言语，也都不忍舍弃。若真能考察大臣的任免，从而认识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键，考察政事的沿革，从而认识取士、养民、治军、理财的方法，那么此后治乱

译成败的效验，都由此而生，这就足以成就孝敬、扩广聪明了。所以如今节略《通鉴》，像群臣的奏疏，以及其他一时的诰令，出自代笔之臣的文字，如果不关涉当年治道的大端，就不加抄录。有时见于其他书籍，确实关系到治国大体，不可不知道，而《通鉴》偶有遗漏的，就依据某书补入。至于《通鉴》所记载的，万一有细微的遗漏或错误，也略附加以说明。至于历代圣君深仁厚泽，垂范后人，传之万世，尤其应当遵循恪守的地方，必定加以评论。但求保存本来的意旨，不加文采修饰，是深切希望读者能够加以省察。

《读书谱》一卷

陈氏说：陈傅良撰。从伏羲一直到春秋末年。就《尚书》、《诗经》、《春秋》各经考订世代并加以附注。从共和年间以下，才开始有确切年数。

《纪年统论》一卷，《纪年备遗》一百卷

陈氏说：永嘉朱黼文昭撰。他曾跟从陈止斋求学，撰有《纪年备遗》，起自陶唐，终于后周显德，共一百卷，大概也是本于《资治通鉴》、《稽古录》，而摘取其中论及正统的部分编为《统纪论》。

水心叶氏作序说：平阳朱黼依据《通鉴》、《稽古录》各章分别加以论述，从尧、舜开始，一直到五代，共三千余篇。他叙述吕后、王莽、曹丕、朱温，都删去他们的纪年以遵从正统的说法，说：这正是我写这部书的宗旨所在，书写的义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报仇雪耻、尊华夏贱夷狄，是其次的义法。凡是关乎百姓、家国的用度，典章制度等级威仪的差异，都加以论说来处理；众说纷纭混乱的地方，就加以折中统一；讹传谬误相沿袭的地方，就加以订正；南北华夷分合争夺的琐碎史事，是人们所厌烦而想简省的，他也都一一详加论述。因为该书包罗既广，条目也就繁多。这样做是为了保存世代次序，观察兴衰治乱，本于经典训示，追溯事情本源，删除芜杂繁冗，彰显幽微隐晦之处，扶植树立正义，标举被遗漏的史事，不以华丽的文辞为高明，不以主观臆断为觉悟，没有偏颇之说，没有标新立异之论。反过来加以概括，就知道他能做到详备而又不失简约深奥；随时加以运用，就知道他能做到典雅而又恰当。啊，这难道不是学者应当尽心致力的事吗！

《皇朝编年举要》三十卷，《备要》三十卷，《中兴编年举要》十四卷，《备要》十四卷

陈氏说：太学生莆田陈均平甫撰。陈均，是丞相陈俊卿的堂侄孙，端平初年，有人向朝廷进言，下令福州征取他的书稿，由此他得到了初品官职。大体上是依仿朱熹的《通鉴纲目》体例。《举要》，是纲；《备要》，是目。但取舍没有一定的准则，详略失当，算不上一部好书。

《续稽古录》一卷

陈氏说：秘书丞历阳龚颐正养正撰。此书用来续接司马光原先的《稽古录》，而叙述繁复冗长。书中记绍熙甲寅年的事情，把功劳归于韩侂胄。龚颐正本名龚颐，因避讳而改名。他曾撰《元祐党籍谱》而得官，韩侂胄当权时，被赐进士出身并进入馆阁任职。

《历代帝王纂要谱括》二卷

陈氏说：徐姚孙应符仲潜撰。大概是《绍运图》的详细版本。

●卷一百九十四 经籍考二十一

○史（起居注）

《穆天子传》六卷

晁氏说：晋太康六年汲县百姓盗发古墓所得，共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皇帝下诏命荀勖、和峤等人用隶书抄写下来。按《春秋左氏传》记载："周穆王想要放纵他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