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三 郊社考六

译级。疏文说：“查考贾逵、马融各家都认为是九层台阶，郑玄不采用这种说法，是因为按周代、殷代来比照推算，夏代宫室卑矮，一尺高的堂却设九层台阶，于理不合，所以认为是四旁各设台阶。郑玄之所以知道南面是三阶，是因为《明堂位》说：‘三公站在中阶之前，面朝北，以东为上位；诸侯的位置，在阼阶的东边，面朝西，以北为上位；诸伯的封国，在西阶的西边，面朝东，以北为上位。’所以知道南面是三阶。之所以知道其余三面各二阶，是因为《大射礼》说：‘从北阶登堂。’又《杂记》说：‘从侧阶登堂。’《奔丧》说：‘从东阶登堂。’由此可知四面都有台阶。”）；四面各有两扇夹窗（窗户是用来辅助门户采光的，每间室有四扇门、八扇窗。疏文说：“说‘四旁’，是说五间室，每室有四扇门，每扇门的两旁都有两扇夹窗，那么五间室共二十扇门、四十扇窗。”）；用蜃灰粉刷墙壁（蜃灰，就是用蛤蜊壳烧制的灰。盛，就是成就的意思。用蜃灰粉刷墙壁，是用来装饰完成宫室的。蜃，音同“慎”。垩，音同“恶”。）；门堂的规模是正堂的三分之二（门堂，是门侧的堂，其尺寸取自正堂的比例。如今堂按照上面所说的规制，那么门堂南北为九步二尺，东西为十一步四尺。《尔雅》说：“门侧的堂叫做塾。”），室的规模是门堂的三分之一（两间室与门，各占一份。疏文说：“这室是建在门堂之上的。说‘各占一份’，是说两间室与门各占一份。”）。

殷代的重屋，堂的进深为七寻，堂的高度为三尺，屋顶为四面坡形，屋顶为重叠式（重，音同“虫”。重屋，是王宫的正堂，如同天子的正寝。它的进深是七寻，即五丈六尺，参照夏、周之制，则它的宽度是九寻，即七丈二尺。五间室各占二寻。崇，就是高的意思。四阿，就像如今的四面坡屋顶；重屋，是重叠的屋檐。放，音同“方往”。复，音同“福”。笮，音同“侧白”。疏文说：“虽然说是参照夏、周之制，但经文说‘堂修七寻，则堂广九寻’，如果依照周代南北七筵的比例，那么东西就是九筵，这是偏重参照周法。而说参照夏代，是因为七、九的比例偏据周法，而夏后氏南北狭窄、东西狭长的格局，也正是参照这种比例，所以可以说兼采夏制。说‘四阿就像如今的四面坡屋顶’，是因为《燕礼》说，‘设置洗手器具在东面的屋檐角’，那么这四阿，就是指四个屋檐角。说‘重屋是重叠的屋檐’，是因为《明堂位》说‘复庙重檐’，郑玄注说：‘重檐，是重叠承托墙壁材料的意思。’那么这重屋、复笮，也是重叠承托材料的意思，所以称为重屋。”）。

周代的明堂，用九尺长的竹席（筵）作为度量单位。东西方向长九筵，南北方向长七筵，堂的高度为一筵。设五间室，每间室边长为二筵（明堂，是彰明政教的殿堂。周代用筵作度量单位，也是王者相沿改制，周代堂高九尺，殷代三尺，那么夏代就是一尺了。三代相参照的数字，夏禹使宫室卑矮，说的就是这一尺高的堂，与这三种说法，有的是就宗庙而言，有的是就王者的寝宫而言，有的是就明堂而言，交互说明它们制度相同。疏文说：“说‘其制度相同’，是说当代这三种建筑（宗庙、王寝、明堂）的制度相同，并不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相同。”）。室内以几案为度量单位，堂上以竹席为度量单位，宫内以寻（伸展两臂的长度）为度量单位，郊野以步为度量单位，道路以车轨的宽度为度量单位（周代的文治，是根据各种事物的适宜情况来确定度量单位的。室内是指四壁之内。疏文说：“‘根据事物的适宜’，是说室内坐着时凭靠几

译案，堂上行礼时使用竹席，宫内是合院之内，没有几案也没有竹席，所以使用伸手可及的寻作为单位。在郊野讨论里数，都用步作单位，所以用步。道路分三条，车辆从中间行走，所以用车轨宽度作单位。这都是根据事物的适宜之处来确定的。”）宗庙大门的宽度能容纳大扃七个（大扃，是牛鼎上的横杠，长三尺。每一根横杠算作一个，七个就是二丈一尺。疏文说：“之所以知道‘大扃，是牛鼎上的横杠，长三尺’，是参照汉代礼器的制度得知的。”）。闱门的宽度能容纳小扃三个（宗庙中的门叫闱门。小扃，是〇乡鼎上的横杠，长二尺。三个共六尺。疏文说：“说‘宗庙中的门叫闱门’，是《尔雅》中的文字，就是《杂记》所说‘夫人到来，从闱门进入’的那个门。〇乡鼎也是牛鼎的一种，但前面说的牛鼎横杠长三尺，是针对正鼎而言；这里说的〇乡鼎，是根据陪鼎三种〇乡〇熏晓来说的。”〇乡，音同“香”。《冬官·考工记》）。天子背靠画有斧纹图案的屏风，面朝南而立（负，是背靠的意思。斧依，是在门窗之间设置的绘有斧形图案的屏风，天子在它前面站立）。三公，站在中阶之前，面朝北，以东为上位；诸侯的位置，在阼阶的东边，面朝西，以北为上位；诸伯的封国，在西阶的西边，面朝东，以北为上位；诸子的封国，在门的东边，面朝北，以东为上位；诸男的封国，在门的西边，面朝北，以东为上位；九夷各国，在东门之外，面朝西，以北为上位；八蛮各国，在南门之外，面朝北，以东为上位；六戎各国，在西门之外，面朝东，以南为上位；五狄各国，在北门之外，面朝南，以东为上位；九州的方伯，在应门之外，面朝北，以东为上位；四方边远的属国，每逢新君即位才来朝见。这就是周公所定的明堂位次（九采，是九州的方伯，掌管贡赋职责的官员。正门称为应门，各方伯率领诸侯进入，方伯则在外督察纠正。四塞，是指夷服、镇服、蕃服等在四方作为屏障边塞的属国，新君即位时才来朝见。《周礼》说：“侯服每年朝见一次，甸服每两年朝见一次，男服每三年朝见一次，采服每四年朝见一次，卫服每五年朝见一次，要服每六年朝见一次，九州以外称为蕃国，每一代新君即位才朝见一次。”见《明堂位》。朱熹说：“郑玄认为天子的宗庙和正寝都如同明堂的形制，这未必是这样的。《明堂位》与《考工记》所记载的明堂制度，未必出自古代旧典，也不敢完全相信。”杨氏说：“这一章说周公辅佐武王讨伐商纣，武王驾崩后，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天子之位，治理天下；六年之后，在明堂朝见诸侯。注家说周公代行王位，用明堂的礼仪朝见诸侯。这种说法错谬，所以删去了它。”）。孟春正月，天子居住在青阳左个（青阳左个，是正寝东堂偏北的位置）；仲春二月，天子居住在青阳太庙（青阳太庙，是东堂正对太室的位置）；季春三月，天子居住在青阳右个（青阳右个，是东堂偏南的位置）；孟夏四月，天子居住在明堂左个（明堂左个，是正寝南堂偏东的位置）；仲夏五月，天子居住在明堂太庙（明堂太庙，是南堂正对太室的位置）；季夏六月，天子居住在明堂右个（明堂右个，是南堂偏西的位置）；中央属土，天子居住在太庙太室（太庙太室，是中央的正室）；孟秋七月，天子居住在总章左个（总章左个，是正寝西堂偏南的位置）；仲秋八月，天子居住在总章太庙（总章太庙，是西堂正对太室的位置）；季秋九月，天子居住在总章右个（总章右个，是西堂偏北的位置）；孟冬十月，天子居住在元堂左个（元堂左个，是北堂偏西的位置）；仲冬十一月，天

译子居住在元堂太庙（元堂太庙，是北堂正对太室的位置）；季冬十二月，天子居住在元堂右个（元堂右个，是北堂偏东的位置。见《月令》）。

《大戴礼》说：“明堂这种建筑，自古以来就有了。”《淮南子》说，神农氏时代，在明堂祭祀，明堂有屋顶覆盖，四面开敞。又汉武帝时，有人进献黄帝《明堂图》，或许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明堂共有九间室，每间室有四扇门、八扇窗，共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用茅草覆盖屋顶，茅草取其洁净质朴的特性。上部为圆形，下部为方形。明堂，是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等级的地方。外面环绕的水叫辟雍。”《韩诗》说辟像璧一样呈圆形，雍是用水环绕的意思。不说“圆”而说“辟”，是取“辟”有德的含义；不说“辟水”而说“雍”，雍，是和的意思。“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是说四海的君长，在祭祀时各自按照自己所在的方位排列在水外。“明堂月令”，是在明堂之中，颁布施行十二个月的政令。“红色的装饰门户，白色的装饰窗牖”。缀，是装饰的意思。“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记载明堂用九间室，是说取法于洛书龟文的数字。“堂高三尺，东西长九筵，南北长七筵，上部圆形下部方形，共九间室、十二间堂，每间室四扇门，每扇门两扇窗。它的宫室方圆三百步，位于近郊；近郊，是三十里的范围。”淳于登说，明堂位于国都的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的方位。《韩诗》说，明堂在南方七里的郊外，然而三十里的说法却没有依据。再说圆形方形以及门窗的数目，也显得繁复重复。“有人认为明堂就是文王的庙”。明堂与文王的庙并不相同，这种说法有误。“朱草每天生长一片叶子，到第十五天，长出十五片叶子，第十六天开始每天落一片叶子，周而复始。”《孝经援神契》说：“朱草生长，〇荚繁衍，嘉禾成熟，Ψ莆生长。”〇荚，是尧帝时期夹着台阶生长的植物，用来记录朔日。朱草可以食用，君王仁慈就会生长出来。它的形状没有确切记载。“周代时德泽和谐融洽，蒿草茂盛高大用来做宫室的柱子，因此称为蒿宫。”《晏子春秋》说：“明堂的形制，下面的潮湿之气不能侵入，上面的寒暑之气不能进入，木工不加雕镂装饰，用来向百姓表示知道节俭。”所以有人用蒿草做柱子，表示其俭朴的特质。这是天子的正寝，不斋戒时就不居住在这室内，正寝也是这种形制。《明堂位》疏文说：“《明堂月令》说，明堂高三丈，东西长九筵，南北长七筵，上部圆形下部方形，四堂十二间室，四扇门八扇窗，它的宫室方圆三百步，位于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的方位，靠近阳位，上部圆形下部方形，八扇窗、四扇门，是颁布政令的宫殿，所以称为明堂。明堂，是盛大的样子。周公在明堂祭祀文王，用来昭示侍奉上帝。许慎谨慎地考证：如今的《礼记》、古代的《礼记》各自按照自己的义理来解说，没有明……

译凭这段文字可以知道这件事。郑某说："《戴礼》所说的，虽然出自《盛德篇》，说有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好像是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的说法，大概不是古代的制度。'四堂十二室'这几个字是错误的，本书原说的是'九室十二堂'。淳于登的说法取义于《孝经援神契》所说，在明堂中祭祀文王来配享上帝，说明堂是上圆下方，有八窗四门，是颁布政令的宫殿，位于国都的南面。帝就是谛（审察）的意思，象征着上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实际在太微垣，在十二辰中属巳位，因此淳于登才这样说。如今汉朝在丙巳方位建立明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像郑某这里所说的是采用淳于登的说法，而《别录》所说的则是依据《考工记》的文字。然而前代各位儒者所说不一致，所以蔡邕在《明堂月令章句》中说，明堂是天子的太庙，是用来祭祀的地方。夏后氏称为世室，殷人称为重屋，周人称为明堂，飨宴有功之臣、赡养老人、施行教学、选拔士人，都在其中进行，所以这样说。从尊崇的外貌上取名，就叫太庙；从其正室上取名，就叫太室；从其堂上取名，就叫明堂；从其四时施教之学上取名，就叫太学；从其环绕的水取名，就叫辟雍。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郑某一定认为它们各不相同，袁准在《正论》中说：明堂、宗庙、太学，是礼制的根本事物。它们的事理意义不同，各有各的用途，而世上论说的人把它们合并当作一体，取《诗》《书》中散佚的文字、经典中相似的语句，加以推演附会，用人情来考察，实在是错得太远了。宗庙之中，是人们表达敬意的地方，幽深清净，是鬼神所居之所，如果让众多学生处在其中，在里面举行飨宴射礼，人与鬼神相互轻慢亵渎，生者死者交错相混，割截俘虏的耳朵来冒犯鬼神，这不合道理。茅草屋顶、原木椽子，是极其朴素的东西，如果树立日月旌旗、乘坐玉路车驾处在其中，这就不是同一类了。宗庙是鬼神所居之处，在人鬼的居室中祭天，不是合适的地方。王者的宫门有五重，宗庙在其中一门之内，如果射礼在宗庙中举行，还要张设三侯，加上辟雍也在其中，人员物品众多，恐怕不是宗庙之中所能容纳的。像袁准所论述的，正是郑某所说的各不相同的意思。

译蔡邕《明堂论》。（见《辟雍》条）

陈氏《礼书》说："夏代叫'世室'，商代叫'重屋'，周代叫'明堂'，可见其制度逐渐讲究文饰。夏代用步来测量，商代用寻来测量，周代用筵来测量，可见堂的规模逐渐加大。夏代只说堂的长宽而不说高度；商代只说堂的长度而不说宽度，说了四面坡顶而不说室；周代说了堂的长、宽、高却不说四面坡顶，这些说法大概都是互相补充、彼此完备的。郑康成说：'夏堂高一尺，商堂宽九寻。'这道理或许是对的。《月令》记载：中央为太室，东为青阳，南为明堂，西为总章，北为元堂，各自又分左右个（侧室），加上太庙，就是五室十二堂了。《明堂位》记载，前面有中阶、阼阶、宾阶，两旁有四门，而南门之外又有应门，那么南边三阶，东西北各两阶，共九阶（《考工记》说是五室九阶）。大概木室在东北，火室在东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央，外面用十二堂分隔，用九阶相通，用四门环绕，而南门之外，再加一道应门，这就是明堂的大致情形。《大戴礼》、《白虎通》以及韩婴、公玉带、淳于登、桓谭、郑康成、蔡邕这些人，讨论明堂的很多。当时淳于登认为明堂在都城的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这种说法大概是有传承依据的。为什么呢？听朔一定要在明堂举行，而《玉藻》说'在南门之外听朔'，可见明堂在都城之南是可以知道的；成王朝见诸侯、四方蛮夷之君，都排列在四门之外，如果是在朝寝之间，能有这样的规制吗？由此可知明堂在都城之外。然而《大戴礼》说明堂是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窗，上圆下方；公玉带说是一座大殿居中，上面盖茅草，四周环水，设有复道，用楼相通；郑康成说明堂、太庙、路寝，实际相同而形制一样（郑康成因为《春秋》记载世室屋顶损坏，《明堂位》称鲁公之庙为文世室，武公之庙为武世室，于是认为《考工记》所说的世室就是庙，重屋就是寝，有时举王的寝宫，有时举明堂，是互相交替说的）；蔡邕说明堂、太庙、辟雍，实际相同而名称不同。难道真是这样吗？诸侯的庙，见于《公食大夫》，只有东西堂、东西夹罢了；天子的路寝见于《尚书》，也只是东西房、东西夹，加上东序、西序、东堂、西堂而已；那么太庙、路寝就没有五室十二堂了，说明堂、太庙、路寝实际相同而形制一样，是不对的。宗庙位于雉门之内，如果在里面进行教学、饮酒、射礼，就没有地方容纳这些活动了；学者在供奉鬼神的宫殿里，在祭祀人鬼的房间里祭享天神，就有亵渎之嫌，袁准曾经批驳过这种说法，所以说明堂、太庙、辟雍实际相同而名称不同，也是不对的。他们大概是因为鲁国的太庙有天子明堂的装饰，晋国的明堂有功臣配享的事，于是就有了"实际相同"、"实际不同"的说法。这是不知道诸侯只有太庙、没有明堂，只是鲁国仿照了明堂的规制，晋国仿照了明堂的名称罢了。四季的气象，春天叫青阳，夏天叫朱明，秋天叫白藏，冬天叫元英。青色是春天的颜色，春天是阳气正盛之时，所以春堂用这个名字；总是万物聚集，章是文采形成，所以秋堂用这个名字；明是万物互相显现，元是万物返归本源，所以冬堂、夏堂用这些名字。左右两侧的堂叫"个"，因为它们

译处在四角的缘故；中间的堂叫太庙，因为大享之礼在那里举行的缘故。古时候，供奉鬼神的地方都叫庙，《尚书》和《士虞礼》把停放灵柩的殡宫叫庙，那么大享之礼在那里举行，称为太庙是可以的。明堂的建造，不是从周公开始的，武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礼记》说'在明堂祭祀，百姓就懂得孝道'就是证明。不只是在国都之内建造，四方的名山也有明堂，孟子的时候，齐国就有泰山的明堂（《荀子·强国篇》说："即使在边塞之外为他建造明堂，让他朝见诸侯的使者，也是可以的。"汉代有奉高明堂）。《月令》所说的明堂形制是这样的，但它说四季乘坐不同的车、载不同的旗、穿不同的衣服、用不同的器物，这就不对了。《明堂位》说在明堂朝见诸侯是对的，但它说周公站在天子的台阶上，背对屏风接受朝见，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呢？王者迎接五行之气是在东南西北四郊，祭祀六神是用青黄赤白黑各色的牺牲和玉器，按四季巡视四岳，顺应闰月来安排门位，天地之间没有不恭敬遵循的，那么十二个月在不同的堂听朔，并不为过。至于车旗的区分，见于《巾车》、《司常》；衣冠的等级，见于《弁师》、《司服》，都没有因四季而不同的规定。《礼运》说：'五色和十二种衣服，轮流作为质地。'郎ダ说：'王者顺应天时，从春到夏，把青色的衣服改为绛色，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尚书》说：'周公担任冢宰，整顿百官。'《诗序》说：'周公建成洛邑之后，朝见诸侯，就率领他们祭祀文王。'大概成王在居丧期间，周公担任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等到洛邑建成之后，辅佐成王朝见诸侯。《诗序》说'朝见诸侯后就率领他们祭祀文王'，那么朝见不是在庙里而是在明堂，是可以知道的。"

朱子说："讨论明堂形制的说法不止一种，我私下认为应当有九室，就像井田的制度一样。东边的中间是青阳太庙，东边的南部是青阳右个，东边的北部是青阳左个；南边的中间是明堂太庙，南边的东部即东边的南部是明堂左个，南边的西部即西边的南部是明堂右个；西边的中间是总章太庙，西边的南部即南边的西部是总章左个，西边的北部即北边的西部是总章右个；北边的中间是元堂太庙，北边的东部即东边的北部是元堂右个，北边的西部即西边的北部是元堂左个；中央是太庙太室。凡是四方的太庙各占不同的方位，它们的左个、右个，是青阳的右个就是明堂的左个，明堂的右个就是总章的左个；总章的右个就是元堂的左个，元堂的右个就是青阳的左个。只是随着当时的方位来开门罢了。太庙太室则每个季节的十八天，天子居住在那里。古人处理事情多半沿用井田的遗意，这大概也是这样的。"

有人问："祭天于郊，用后稷配天；祭祀于明堂，用文王配上帝。上帝就是天，天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分开祭祀呢？"朱子说："筑坛来祭祀，所以称为天；在屋子下面祭祀，用祭祀神祇的方式来祭祀，所以称为帝。"又说："明堂想来只是一座三间九架的房子。"

（图略）

杨氏说："我认为：明堂，是王者的堂，是说王者所居住、用来颁布政令的堂。所谓王者所居，不是说王的日常居所。注疏家说'明堂在国都之南，丙巳方位，三里之外、七里之内'，这种说法虽然不能确定作为依据，但明堂的形制一定是庄严肃穆、清静整洁的，是王者朝见诸侯、颁布政令的时候才居住的地方，也可以在这里事奉天地、与神明交往而无愧。周人在明堂祭祀上帝，用文王配享，就是这个道理。有人竟把明堂当作宗庙，又当作大寝，又当作太学，这不用辩说就知道是错误的。只是《考工记》说明堂有五室，《大戴礼》说明堂有九室，这两种说法不同。前代想要建造明堂的人，有的说五室，有的说九室，往往被这两种说法所困惑，不知如何决断而作罢。我认为五室是取五方的意思；九室则是在五方之外还要加上四角。九室的形制，比五室更加完备。但王者居住明堂，一定要顺应月令，如果真如《月令》所说，那要建成十二室才行吗？这又是讲不通的说法。只有朱子《明堂图》说：'青阳的右个就是明堂的左个，东边的南部即南边的东部；明堂的右个就是总章的左个，南边的西部即西边的南部；总章的右个就是元堂的左个，西边的北部即北边的西部；元堂的右个就是青阳的左个，北边的东部即东边的北部，只是随着当时的方位开门罢了。太庙太室，则每个季节的十八天居住在那里，古人处理事情多半

译沿用井田的遗意，这大概是对的。'朱子所说的明堂，想来是一座三间九架的房子，是指五方四角，共有九室的大概情形而说的。那么朱子的说法是不是也有依据呢？回答是：汉朝承接秦朝之后，礼经没有完整流传下来，姑且以《考工记》来看，也大致可以看出。《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以九尺为一筵来测量。东西九筵，为八丈一尺，说的是明堂的宽度；南北七筵，为六丈三尺，说的是明堂的长度。五室，象征五行的方位；有五方，就自然有四角，不用说也可以知道。既然有五方、四角，那么一堂之地，就分裂成九室了，又怎么能贯通成一体，还有九筵的宽度、七筵的长度呢？大概明堂的意思，是通明之堂，用来朝见诸侯、施行王政的地方就在这里，用来祭享上帝、配祀祖先的地方也在这里，如果不是七筵、九筵的长宽是无法进行这些活动的。五方、四角，也只是辨别方位的正确罢了。它的位置随王者所居的月份而定，由掌次官用帷幕、帐幔来布置，用来告知王的居所，用来顺应月令，用来奉行天道罢了，也就是所谓随着当时的方位开门这个意思。这大概就是明堂的大略情形。"又按："齐宣王想要拆毁明堂，孟子说，大王想要施行王政，就不要拆毁它。这又是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用来朝见诸侯、施行政教，不是国都之内的明堂。"

又说："按：《月令》迎春于东郊以及祭祀高禖的注文，引用了《王居明堂礼》。汉代《艺文志》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明堂阴阳说》五篇。魏相每次上表都采用《易阴阳》和《明堂月令》来上奏。汉代有这些书，如今都失传了。"

以上是经传及各位儒者所说的明堂制度（《北史·李谧传》记载李谧所著的《明堂制度论》非常详细）。

《孝经》说："孔子说：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了（严，是敬的意思，尊崇敬重自己的父亲），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于天更大的了，那么周公就是做到这一点的人（说的是用父亲配享于天的礼仪，从周公开始）。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于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享上帝（明堂，是天子颁布政令的宫殿。周公借着在明堂祭祀五方上帝的机会，尊奉文王来配享），因此四海之内，各诸侯都按自己的职分前来助祭（说的是诸侯履行自己的职责，前来协助祭祀）。"

《月令》说："季秋九月上旬的丁日，命令乐正入学练习吹奏乐器（这是为了将要祭飨上帝而准备。春夏重视舞蹈，秋冬重视吹奏）。这个月，举行盛大的祭飨上帝之礼。"（疏文说："'大飨'与'帝'连在一起说，所以是指祭天。"）《诗经·我将》，是在明堂祭祀文王的诗："我陈设我祭品，有羊有牛，愿上天保佑享用。效法遵循文王的典章，天天安定四方。伟大的文王啊，已经保佑享用了祭品。我要日夜勤勉，敬畏上天的威严，以此保住这基业。"

陈氏《礼书》说："先王对于天，尊崇而又疏远，所以在郊外祭祀，用祖先配享；对于父亲，亲近而又贴近，所以在明堂祭祀，用父亲配享。《孝经》说：'孝道没有比配享于天更大的了。'又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于天，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享上帝。'既然说尊敬父亲以配天，又说配享上帝，天就是昊天上帝，上帝则是五帝加上天。明堂不祭祀昊天上帝，就不能叫配天；不涉及五帝，就不能叫配上帝。把上帝

译当作昊天上帝吗？可是《周礼》把'祭上帝'和'祭四望'相对而言，那么上帝就不是一位天帝。把明堂当作按时祭祀昊天上帝吗？可是《考工记》说明堂有五室，那么五室就不是一个位次。《祭法》说：'周人〇祭喾而郊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说：'〇、郊、祖、宗，说的是祭祀时用配食的方式。'他的说法认为把五帝安坐在堂上，用五位人间的帝王和文王配享；把五神安坐在庭中，用武王配享。但是古时候有功的称祖、有德的称宗，说的是给他们的宗庙定尊号，不是说在明堂配享。（王肃说："如果真像郑玄所说的那样，经文应当说'祖祀文王'，而不应说'宗祀'。凡是称'宗'的，是尊崇的意思。周人既然把文王的庙定为祖庙，又尊崇他的祭祀。"）《月令》所说的五位人间帝王、五位人间神灵，是用来配食四郊祭祀的，他们是否参与明堂祭享，经文中没有记载，更何况把五神降到庭中，让武王降格去配享他们，这难道是尊敬父亲的本意吗？然而说宗祀文王，那应当是成王的时候。成王不祭祀武王而祭祀文王，大概是因为当时成王还没有服满丧期，武王的庙还没有建立，所以只是宗祀文王，这就是所谓'周公就是这样的人'的意思。《诗序》说：'《丰年》，是秋冬报答神恩的诗。'秋天报恩，是在季秋于明堂举行的；冬天报恩，是在冬至于郊外举行的。先明堂而后郊外的顺序，是礼仪由内而及外的道理；先尊父而后祖先的顺序，是礼仪由亲近而及尊崇的道理。明堂的祭祀，相对于郊祭而言比较讲究文饰，相对于宗庙祭祀而言比较质朴。所以郊祭只是扫地铺秸秆而已，明堂则有堂有筵席；郊祭只用一头牺牲而已，明堂则用羊又用牛。然而郊祭有燔烧祭品的仪式，明堂本来也有升烟的仪式。汉武帝在明堂行礼完毕后，在堂下燔烧祭品，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从汉代到唐代，有的祭祀太一和五帝（光武帝），有的只祭祀五帝（光武帝、明帝），有的取消五帝的神位，统一称为昊天上帝（晋武帝时，议论取消明堂五帝的神位，统一称为昊天上帝，各设一个神位而已。后来又恢复了帝位），有的合祭天地（唐武后在明堂合祭天地，中宗沿袭这种做法），有的用祖先配享，有的用多位祖先配享（汉武帝在明堂祭祀，用高皇帝配享。汉章帝在明堂祭祀，用光武帝配享，后来又用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配享，各用一份太牢祭品）。至于祭服，有的用衮冕（东晋武帝），有的用大裘（梁朝的礼制）。至于献祭的次数，有的行一献之礼，有的行三献之礼（梁朝朱异说："祭祀明堂改穿大裘。"又因为崇尚质朴，不应当行三献之礼，请求停止三献，只行一献之礼。隋朝在祭天坛行三献之礼）。而且明堂的形制，变化不定，跟《考工记》的说法也不一样，都是各个时代一时的制度罢了。"

朱子说："古时候，在圜丘祭天，只是扫地行礼，器皿用陶器和瓠瓢，牺牲用小牛，礼仪极其简单。圣人的意思，认为这样还不足以充分表达心意的曲折周到，所以在季秋之月，又有大享之礼。天就是帝，郊祭称为'天'，是为了尊崇它，所以用后稷配享。后稷年代久远了，用后稷配享郊祭，也是为了尊崇后稷。明堂祭祀称为'帝'，是为了亲近它，用文王配享。文王，是较近

译的先人，用文王配享明堂，也是为了亲近文王。既尊崇尊者又亲近亲者，周代的礼制就完备了。既然如此，那么郊祭是古代就有的礼仪，而明堂祭祀是周代的制度，是周公根据道理创制出来的。"

杨氏说："我认为：郊祭以先祖配天，明堂祭祀以父亲配上帝，天和上帝是一回事，祭祀上帝的礼仪应当与郊祭相同。然而《月令》有大享的记载，《我将》这首诗有'有羊有牛'的说法，可见明堂的礼仪更加完备。所以程子说：'这种礼仪一定要按照宗庙祭祀的礼仪来行祭享之礼。'朱子也说：'在屋子下面祭祀，用祭祀神祇的方式来祭祀。'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又说："按：周人在明堂宗祀文王，来配享上帝，上帝就是天，配享上帝的就是文王。从汉代以来，才有合祭五帝的礼仪。郑康成注解《祭法》，说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的说法，错误特别严重。到了唐代以来，就有了三位帝王一起配享的礼仪，都不是古人制礼的本意。所以现在把这些都记录在后面，并列出各位儒者的议论来加以说明。"

《祭法》说，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注文说："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称为祖、宗。祖、宗是通用的说法。《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来配享上帝。'《月令》说，春天的帝是太皞，神是句芒；夏天的帝是炎帝，神是祝融；中央的帝是黄帝，神是后土；秋天的帝是少昊，神是蓐收；冬天的帝是颛顼，神是玄冥。"

疏文说："所说的'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称为祖、宗，祖、宗是通用的说法'，是因为《明堂月令》五个时节都各有帝和神。又《月令》说季秋大飨上帝，所以知道明堂的神灵有五位人间神和五位天帝。《孝经》说'在明堂宗祀文王，来配享上帝'，所以知道是在明堂举行的。"又《郊特牲》疏文说："五个时节迎气以及求雨祭祀，就用五方人间帝王配享；九月大享五帝，就用五位人间帝王和文王武王配享。用文王配享五位天帝，就称为祖；用武王配享五位人间神，就称为宗。崔氏说，这些都在明堂之上，祖、宗是通用的说法，所以《祭法》说'祖文王'，文王被称为祖。《孝经》说宗祀文王于明堂，这里文王被称为宗。文王既然如此，那么武王也应该有祖、宗的称号，所以说祖、宗是通用的。"

王肃反驳郑玄的说法说："古时候，有功的称祖，有德的称宗，祖、宗本来是不迁毁宗庙的称号，不是说在明堂配食的意思。如果真像郑玄所说的那样，经文就应当说'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应该说'宗祀'。'宗'，是尊崇的意思。周人既然把文王的庙定为祖庙，又尊崇他的祭祀，谁说过在明堂'祖祀'的呢？郑玄引用《孝经》来解释《祭法》，却没有理解周公的本意，这实在不是孔子的本意啊。"

《通典》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说的是祭祀昊天上帝，前代儒者的解释各不相同。如果是祭祀五帝，那么五位天帝都坐在明堂中央，用五位人间帝王和文王配享；五官之神坐在庭中，用武王配享，都统称为祖宗，所以说'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是父亲，配享在上面；武王是儿子，配享在下面。照这样的说法，并不合理。因为五神都是生前做上公、死后成为贵神的，活着的时候，帝王聚会，都要登堂；如今死后成为贵神，却单独配享在下面，让武王的尊贵地位

译屈居于下座的位置，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应该是在明堂合祭五帝，只有一场祭祀，就是《月令》所说的'九月在明堂大飨上帝'。五帝和五神都坐在上面，用文王、武王两位祖先分别配享五帝和五神来祭祀。用文王配祭五帝，就称为祖；用武王配祭五神，就称为宗，表明两位君主同时配享，所以《祭法》说'祖文王而宗武王'。祖，是开始的意思；宗，是尊崇的意思。之所以把祭祀称为祖宗，是说明祭祀之中包含这两层意思。"

汉武帝元封五年，当初，天子在泰山封禅，泰山东北山脚下古时候有明堂的旧址，地势险要而不破败，皇上想在奉高附近修建明堂，但不清楚它的具体形制。济南人公玉带献上了黄帝时代的《明堂图》，图中有一座大殿，四面没有墙壁，用茅草覆盖，四周环水，用圆形的宫墙围绕，建有复道，上面有楼，从西南方向进入，命名为"昆仑"。天子按照这个方案进入，用来祭拜上帝。于是皇上命令在奉高的汶水边修建明堂（徐广说："这是在元封二年秋天的事。"），按照公玉带图中所画的样子。到了元封五年再次修封时，就在明堂上座祭祀太一、五帝，让高皇帝的神位对着他们陪祀。在下房祭祀后土，用了二十份太牢的祭品。天子从昆仑道进入，开始按照郊祭的礼仪在明堂行礼。礼毕之后，在堂下燔烧祭品，接着朝见诸侯王、列侯，接受各郡国的上计（师古说："计，就像现在各州的账簿。"）。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日凌晨，正值冬至，在明堂祭祀上帝，没有再次修封。祭祀祝词说："上天增授皇帝泰元的神策，循环往复重新开始。皇帝恭敬地拜谢太一。"（师古说："以上是赞礼祝词。"）没有再修封禅（徐广说："通常五年修封一次，如今才过两年，所以只在明堂祭祀。"）。

天汉四年，皇上巡幸泰山，修封并在明堂祭祀，顺便接受上计。

太始四年三月，皇上巡幸泰山。壬午日，在明堂祭祀高祖，用来配享上帝，顺便接受上计。癸未日，在明堂祭祀孝景皇帝。

征和四年，皇上巡幸泰山，修封，在明堂祭祀。

平帝元始四年，安汉公王莽上奏建立明堂、辟雍。

元始五年春正月，举行祫祭于明堂（按礼制，五年举行一次祫祭。祫，就是把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都合在太祖庙一起祭祀）。

致堂胡氏说："明堂、辟雍、灵台，散见于《孝经》、《孟子》、《诗经》和《礼记》中，其形制的详细情况已经无从得知了，后世纷纷的议论大概就是因此而起的吧？但是按道理来推究，先王做事，一举一动都能成为后世的法则，一定不会像后世那样胡乱制作。王者面向光明来治理天下，古代的堂，就是后代的殿。《孝经》认为是宗祀的场所，《孟子》认为是施行王政的堂，那么这就是人君的路寝，就像后代大朝会时的正殿一样。王者接见群臣，朝见诸侯，颁布历法、施行政令，都在这里举行，所以说'想要施行王政，就不能拆毁它'。齐国为什么会有明堂呢？是僭越礼制。有人说宣王想拆毁它，是要他革除这种僭越；孟子告诉他不要拆毁，是教导他借此施行王政。那么为什么又用来举行宗祀呢？文王已经有宗庙了，用季秋祭飨上帝的机会，把文王请来配享，不能在七庙之中单独为一庙举行大礼，所以把文王的神主迎到明堂

译，来配享上帝。祭祀上帝一定要在明堂举行，是因为帝出于震位而主宰万物，就像面向光明来治理天下一样。武王即位后，追尊文王为王，周公制定礼仪，推究王业的根本，所以用文王配享上帝，在明堂祭祀。这是同类相推的道理，这就是明堂的说法。后世纷纷的议论，都拘泥于刘歆'世室'、'重屋'的记载，吕不韦'青阳'、'总章'的比附，这些说法怎么能相信呢？"

世祖中元元年，开始营建明堂、辟雍、灵台，还没有正式使用。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日，第一次在明堂祭祀五帝，用光武帝配享。五帝的神位设在堂上，各自处在自己的方位，黄帝在未位，都跟南郊祭祀的位置一样。光武帝的神位在青帝的南面，稍稍靠后，面朝西。每位天帝各用一头牛犊作祭品。皇帝和公卿列侯开始穿戴冠冕、衣裳、玉佩、丝履来行礼，演奏的音乐跟南郊祭祀相同。礼毕之后，登上灵台，派尚书令拿着符节向骠骑将军、三公传诏说："如今在这吉祥的月份、吉利的日子，在明堂宗祀光武皇帝，用来配享五帝。礼仪齐备，各种祭祀用品完备，八音和谐，歌咏福祉，舞蹈颂扬功德，颁布时令，训诫诸侯百官。事毕之后，登上灵台，观望元气，吹奏四季的音律，观察万物的变化。众多官员、藩国诸侯、宗室子孙，各郡上计的官员，各方蛮夷进贡效力的使者，乌桓、貊人都前来助祭，单于的侍子、骨都侯也都陪同就位，这实在是先祖圣德所带来的成果啊。朕以浅陋之资，承担这样的大业，亲自手持圭璧，恭敬地祭祀天地。仰思先帝承受天命中兴汉室，拨乱反正，使天下安宁，在泰山封禅，建立明堂，设立辟雍，修建灵台，弘扬光大治国大道，惠及八方边远之地；而朕作为继承人，没有成王、康王的资质，群臣中也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谋略，每当洗手进爵行礼时，内心常常感到惭愧。朕生性愚钝浅陋，遇事更加惶恐。现在下令，天下除死罪以外的罪犯都赦免。各级官员们，要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顺应时令行事，敬畏上天，来安抚天下百姓。"

班固《东都赋·明堂诗》说："啊，光明的明堂，明堂多么显赫。圣明的君王宗祀先祖，庄严肃穆而又辉煌。上帝安享祭祀，五方神位依次排列。是谁来配享呢？是世祖光武帝。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各自尽自己的职分。多么美好而光明啊，愿永远怀有这样的多福！"

《东京赋》说："重叠的宗庙楼阁，八面通达九间房室。"薛综注解说："八达，是说房间有八个窗户。堂后面有九间房室，这是跟周代的制度不同的地方。"王隆《汉官篇》说："这就是古代清庙用茅草盖屋顶。"胡广说："古代的清庙，用茅草盖屋顶，用来表示节俭。现在的明堂，先用茅草覆盖，再在上面加瓦，是不忘古制的意思。"

章帝建初三年，在明堂宗祀；礼毕之后，登上灵台，观望云气万物。

元和二年二月，皇上巡幸泰山，在岱宗祭天，进而巡幸奉高。壬申日，在孝武帝所建的汶上明堂祭祀五帝，用光武帝配享，仪式跟洛阳明堂的礼仪相同。癸酉日，再次在明堂祭告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各用一份太牢祭品。

安帝延光三年，向东巡幸泰山，在汶上明堂祭祀，仪式跟元和二年的旧例相同。顺帝即位后，继续按常例奉行祭祀。

和帝永元五年

译，在明堂祭祀五帝，接着登上灵台，观望云气万物。

顺帝永和元年，在明堂宗祀，登上灵台，改年号，大赦天下。

汉安元年正月，在明堂宗祀，大赦天下，改年号。

灵帝初年，宦官朱瑀等人暗中在明堂中向皇天祷告说："窦氏无道，请皇天辅助陛下诛杀他们。"杀掉窦武等人之后，下诏命太官供给报答神恩的祭品（塞，就是报祀的意思，塞、赛通用）。

东汉的制度：明堂令、灵台令各设一人，掌管守护明堂、灵台，负责观测日月星辰、天气云物的变化，都隶属于太史。东汉明堂的形制：上圆下方（效法天地），有八个窗户、四道门（效法八风、四时），九间房室、十二个座位（效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户、七十二窗（效法三十六旬、七十二候）。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日，在明堂宗祀文帝，用来配享上帝，祝词称"天子臣某"，齐王也照这样行礼。

晋武帝太始元年二月丁丑日，在明堂宗祀文皇帝，用来配享上帝。又议论认为明堂应当取消五帝的神位，统一称为昊天上帝，各设一个神位而已。

晋朝的明堂，是裴頠建议建立的，只建成了一座大殿。

太康十年十月，下诏恢复明堂五帝的神位。

晋朝初年用文帝配享，后来又改用宣帝，不久又恢复用文帝配享，其余没有什么改变。由此可见，郊祭和明堂祭祀，有的配享相同、有的配享不同，参差不一。挚虞议论认为："汉魏的旧例，明堂祭祀五帝之神；新的礼制认为，五帝就是上帝，帝就是天。明堂应当取消五帝的神位，只祭祀上帝。按：孔子说：'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享于天，在明堂宗祀文王来配享上帝。'《周礼》说，祭天用'旅上帝'，祭地用'旅四望'。四望不是地，那么上帝不是天，这是可以断定明白的。郊……（原文至此中断）

译圜丘的祭祀，扫地设祭，牺牲用未成年的小牛，器皿用陶器、匏器，行事要返归祭祀的初始，所以配祭以远祖；明堂的祭祀，备齐各种祭品奉献，玉帛牲牢一并陈列，笾豆依次排列，礼制与人间常理相同，所以配祭以近考。郊丘与明堂的祭坛方位，本来就形制不同；牺牲祭品，质朴与文饰趣味各异。而且祖、考同时配祭，并非说这是尊严的美事；三日之内两次举行祭祀，也不是说不厌繁复的道理。这两者所祭并非同一神明，也就足以说明了。从前在上古，活着做贤明的君王，去世后就配祭于五行，所以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这五帝，是配祭于天的神灵，同样在四郊设坛祭祀，又在明堂加以报祭。祭天时，穿大裘、戴冕服，祭祀五帝也是如此。有人认为五帝是五行精气所化之帝，是辅佐上天化育万物的。历代相沿承袭，没有谁废弃过，到晋朝初年才开始有不同的意见。庚午年的诏书中，明堂及南郊祭祀取消了五帝的神位，只祭祀天神，新礼便依此奉行。前太医令韩杨上书，认为应当依照旧制祭祀五帝。太康十年，诏令已经施行。应当制定新礼，明堂及郊祀五帝仍依照旧的议论办理。”诏令依从了这个意见。渡江以后，还没来得及修建（明堂）。

译晋朝傅玄撰有《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篇，《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篇，《明堂飨神歌》一篇。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后辛日，在明堂举行祭祀。车驾服饰的礼仪，大体遵照汉朝的制度，出行用法驾，穿衮冕（当时孙耆之议论说："郊祭是用来祭天的，所以配以后稷；明堂是祭祀上帝的，所以配以文王。照这么说，郊是皇天的神位，明堂是上帝的庙，所以徐邈用'配'字来说，必定有神主，郊是祭天的坛，那么明堂就不是文王的庙了。"当时议定皇帝亲自奉祀，如今亲自祭祀北郊，第二年正月上辛日祭祀昊天，次辛日祭祀后土，后辛日祭祀明堂）。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依照汉朝汶上的旧议，设立五帝之位，太祖文帝配享。祭祀皇天上帝，鼎、俎、彝、簋等礼器全部依照太庙之礼。明堂的建制只建大殿屋十二间，没有古制所说的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只是加以雕刻彩绘装饰而已（当时有司上奏说："我们查考明堂、辟雍，历来没有固定的制度规定，从汉到晋，没有人能够辨明。《周书》说，清庙、明堂、路寝由司制掌管。郑玄注《礼》，其义理便由此而生。诸儒又说，明堂在国都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内。晋朝侍中裴頠认为尊祖配天，其义理已很明白，至于庙宇的建制，道理还没有分清，只可建为一殿，用来推崇庄严的祭祀，其余繁琐的规制，一概去除。裴頠所奏，我们认为可以采纳。国学的南面，地正处丙巳方位，其墙垣屋宇的规模，应当仿照太庙，只是应有十二间，以应一年十二月之数。"）。

齐高帝建元元年，在明堂祭祀五帝之神，以有功德的君主配享，明堂建制为五室（当时采纳王俭的建议）。

明帝崇昌元年，有司上奏建议以武帝配享（国子助教谢昙济议论说："按《祭法》，禘祭、郊祭、祖祭、宗祭，都并列为庄严的祭祀，郑玄的注释，也依据兼享之义。应当祖、宗两位都配享，文帝、武帝一同祭祀。"左仆射王晏议论说："如果用郑玄祖、宗通称的说法，那么活着有功德的君主，何况地位尊崇如此，历代都可配帝，岂止两位？如今隆重祭献上帝，本应属于武帝，百代不改，这难道是文王庙吗？"诏令准许）。

梁朝在明堂祭祀五帝，穿大裘冕，樽用瓦制，俎、豆用素漆，牲用特牛，肴馔比照南北二郊。至于水产、蔬菜之类，凡是郊祀所没有荐献的品类都应从简省去。取消五帝的配祀，五帝行礼时从东阶升堂，以春郊之帝为先，只行一献清酒之礼，停止三献及灌鬯之事（仪曹郎朱异议论，祭祀明堂改穿大裘；又认为贵在质朴，不应行三献之礼。他说："《礼》说：'朝践用太樽。'郑玄说：'太樽，是瓦樽。'有虞氏用瓦樽。这些都是用于宗庙，尚且以质朴为贵，何况明堂，按理不容许用象樽。郊祀贵在质朴，器用陶匏；宗庙贵在文采，理应雕琢俎器。明堂之礼，比郊祀讲究文采，比宗庙则质朴。请求改用器物为素漆，或许能合乎文质相宜的中道。旧的礼仪：用鬯酒灌地求神，先献清酒，其次……礼毕，太祝取俎上的祭肉，当着皇帝面前授予。五帝是天神，不可以像求地神那样求之于地，二郊主祭时，也没有授肉之礼。请求停止三献灌鬯及授俎之法，只行一献清酒之礼。旧例用太牢，按郊祀用茧栗之牲，《诗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有维羊维牛。这实在是因为周朝借鉴夏、商二代，其义理贵在文采，明堂比起郊祀，还算不上极致的质朴，所以特用三牲。如今斟酌历代帝王之制，义

译理上应存通行的典则，蔬果的荐献，虽然符合周礼，但牲牢的使用，应当遵循夏、商之制。请求从今以后明堂用牲改为特牛。"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至于明堂的建制：十二年，拆毁宋朝的太极殿，用它的木材构筑明堂十二间，都仿照太庙的规格。用中央六间安放六个天帝神位，都朝南。从东边数起第一位是青帝，五帝依次排列。又以五位人帝配享，位在阼阶，居东面，朝北。大殿之后建小殿五间，作为五位佐室（皇帝说："明堂祭祀五帝，是总括性的义理；郊祀祭祀五帝，是各自分别的义理。宗祀所配享的，也应当各有一室，如果专配于一室，那么义理上就不是配五帝了；如果都配五室，那就形成五个神位了。按道理说，明堂不应设室。"朱异根据《月令》"天子居于明堂的左个、右个"，认为听朔之礼既然在明堂举行，如今若没有室，则于义理上或有缺失。皇帝又说："郑玄的义理，认为听朔一定在明堂举行，这就使人与神混淆了，庄重恭敬之道就废弃了。《春秋左氏传》说：'介居于两个大国之间。'这里所说的左个、右个，是指祭祀上帝的殿堂南面还有小室，也号称明堂，分为三处听朔。既然有三处，就有左右之分，都在宫内，而在明堂之外。人与神有分别，彼此不相干扰。"这一议论的是非未能定论，起初还未改变。十二年，太常丞虞瞬又援引《周礼》明堂九尺见方的筵席之制，以此作为高低宽窄的尺度标准，堂高一筵，所以台阶高九尺。汉代的制度还遵循此礼。"于是拆毁宋朝的太极殿，改建明堂十二间）。

梁朝有《明堂送神雍雅》一曲，四言体。《明堂遍歌》、《五帝登歌》共五曲，四言体。

陈朝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五帝，用太牢之牲，六种粢盛谷物，羹、果蔬也一并齐备荐献。武帝以德帝配享，文帝以武帝配享。明堂建制：殿屋十二间，中央六间，依照前代的制度安放六个神座，四方之帝各按其方位安置，黄帝居于坤维之位，配享之座依照梁朝的制度。

北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开始营建明堂，改建太庙。迁都洛阳以后，宣武帝永平、延昌年间，想要修建明堂，而议论的人有的主张五室，有的主张九室。到明帝神龟年间，又重新议论此事。元乂执政时，于是营建九室，正逢代乱而未能建成，宗祀配享之礼，最终也没有设立。

北齐采用《周官·考工记》的说法，建为五室。

北周采用汉朝《三辅黄图》的说法建为九室，但最终都没有建成。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商议兴建明堂，因劳役繁重而未能实行。终隋朝一代，都是在季秋祭祀五方上帝于雩坛之上，所用的币帛各依其方位。人帝各在天帝的左侧，太祖配位于太昊之南，朝西。五官排列在庭中，各依其方位。牲用小牛十二头。皇帝、太尉、司农在青帝及太祖之前行三献之礼，其余由有司协助行礼。五官的神位在堂下，行一献之礼。有燎祭。省视牲牢、进献熟食，礼仪如南郊之礼（当时礼部尚书牛弘定议营建明堂，将作大匠宇文恺依照《月令》的样式，设计为重檐复屋，五房四面通达，尺寸规矩都有依据。皇帝命令有司规划营建，正要动工兴建，又命令详加议定，众儒争论不休，无法决断。炀帝大业年间，宇文恺又上奏此事，因为其他劳役繁多，于是搁置了）。

唐高祖武德初年，规定每年季秋在明堂祭祀五方上帝，以元帝配享，五方人帝、五官都一同从祀。直到贞观末年，始终没有商议建立明堂，季秋大享，就在圜丘举行。

《新唐书·礼乐志》说："明堂自汉代以来，各家

译儒者的议论不一，以至于无所适从，就一律临时增减，而无法合乎古制。然而推究其本来的宗旨，主要在于向百姓布政、在王者尊严的居所中与神交通罢了，其具体的制作方式何必与古制相同！然而营建明堂的人往往无所依据，于是援引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之类，用来作为仿象的依据，而各种说法也终究无法形成定论。隋朝没有明堂，季秋大享，常常寄托在雩坛举行；唐高祖、太宗时，寄托在圜丘举行。贞观年间，礼部尚书豆卢宽等人建议采用昆仑道的样式，上层用来祭天，下层用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颖达认为不可（孔颖达大略认为："六艺群书，都训释以基址之上称堂，楼上称观，没有听说在重楼之上设有明堂的。而且明堂效法上天，圣王要昭示节俭，如今若架设飞楼阁道，浮阁凌空，不合古人的说法。而且古代对于重大的事情十分敬重，与祭祀相类似，所以朝觐、祭祀都在庙中举行。如果在楼上祭祖，楼下临朝，用阁道登楼，道路便会狭窄，乘辇登楼则接神不敬，步行登楼则劳累圣躬，侍卫在旁，百官供奉，从经典文献中考求，全无此种道理。"）。侍中魏徵请求建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上层用来祭天，下层用来布政。他认为前代儒者所说虽然各异，但认为应当如此的意见居多。至于高低广狭尺寸的具体制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秘书监颜师古说：'《周书》记述明堂有应门、雉门的规制，由此可知这是王者日常居住之所罢了。其中青阳、总章、玄堂、太庙、左右个，都是路寝的名称。《文王居明堂》篇中，说到带弓〇、礼高〇、九门磔禳、国中有酒以合三族，推究这些事情都与《月令》相合，那么应当都有路寝。《大戴礼》说明堂在近郊，又说是文王之庙，这难道足以相信吗？而且门有皋门、库门，怎知这是设在郊野的？我认为应当就近设在宫中。'魏徵和颜师古都是当时的名儒，他们的议论也仅止于此。"

高宗永徽二年，奉太宗配祀明堂，有司于是请求以高祖配祀五方天帝，太宗配祀五方人帝。

显庆元年，诏令以高祖配祀圜丘，太宗配祀明堂。

太尉长孙无忌等人议论说："宗祀明堂，一定要配享天帝，而伏羲等五代帝王，本来是配祀五郊，参照明堂之礼，自然应当从祀。如今以太宗作为配享，于理未安，我们看到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循严父配天之礼，当时高祖已先在明堂配享，礼官感到疑惑，最终没有迁改祭祀，于是把太宗降配为五方人帝，虽然也是在明堂，却不能与天帝相配对。谨按《孝经》说：'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重大的了，尊敬父亲没有比使他配天更重大的了。从前，周公郊祀后稷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来配上帝。'又考查历代礼仪，也没有父子二人同时配享明堂的先例，只有《祭法》说：'周人禘祭喾而郊祀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郑玄注释说：'禘、郊、宗、祖，是说祭祀时以配享之礼相从食。禘是指在圜丘祭祀昊天，郊是指在南郊祭祀上帝，祖、宗是指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考究郑玄的这条注释，是把宗、祖二祭合为一祭，又让文王、武王一同在明堂，接连配享祭祀，这实在是错误的，所以王肃驳斥了这种说法。臣等谨慎地上考殷周，下及贞观年间，都没有一代之中两位皇帝同时配享明堂的先例。恭敬地想到高祖太武皇帝亲自承受天命，拥有整个神州，创制改革，处于正统之位，是国家的始祖，本有旧有的典章制度可循。

译太宗文武皇帝的德行上达上元，功业清除下界的黩乱，拯救天下百姓于涂炭之中，将大恩泽布施给苍生，请求依照诏书，宗祀于明堂，来配享上帝。"朝廷听从了这一建议。

乾封初年，诏令明堂仍然祭祀五方上帝，依照郑玄的义理。

仪凤二年，太常少卿韦万硕上奏说："明堂大享，依照古礼郑玄的义理，是祭祀五位天帝；依照王肃的义理，是祭祀五行之帝；贞观年间的礼制，依照郑玄的义理祭祀五帝；显庆年间以来，新修订的礼制，祭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的敕令，祭祀五帝，又奉制令兼祭昊天上帝；又奉上元三年三月的敕令，说五祀的施行由来已久，一并依照贞观年间的礼制为准；又奉去年的敕令，一并依照《周礼》行事。如今要用乐，必须先确定所祭祀的神，不知应当依照哪种礼制确定？臣在去年十二月已录奏此事，至今尚未得到批复，所以乐章无法确定。"皇帝和宰臣们都无法决断，于是诏令尚书省召集学者再重新商议，此事仍未能定论。从此明堂大享兼用贞观、显庆二种礼制，礼官更加没有依据的标准。

高宗改元号为总章，分出万年县设置明堂县，表示一定要建立明堂的决心。然而议论纷纷，有的主张五室，有的主张九室。皇帝依照两种意见，用帷幕搭建模型，与公卿一同前往观看，而议论更加不一致。于是下诏随意安排其制度，甚至采用黄琮的形象，上面设置鸱尾，其说法愈发不合经义，明堂最终未能建成。

皇帝亲自拿出九室的样式，又命令有司加以增减。有司上奏说："内定的样式：堂基分三重，每一层台阶各十二级。上层基址方九雉，八角形，高一尺；中层基址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层基址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层基址仿象黄琮，做成八角形，四面设十二级台阶。请求依照内定样式为准。基址的高低，仍请依照周制高九尺，其方广及施工尺度约准一百四十八尺，中层、下层基址，希望都不采用。又内定样式：每室各方三筵，开四扇门、八扇窗，屋顶圆形，横梁直径二百九十一尺。按照季秋大享祭祀五帝，各自在一室，商议认为不便。请求依照两汉季秋合祭之制，总合于太室；至于四时迎气之祀，则各在其方位所属的室中举行。至于安置九室的制度，是增损明堂的旧例，三室三室相重叠。太室居于中央，方六丈；四隅之室，称为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正对太室四面的，是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对应太室；宽二丈四尺，以对应左右房。各室之间都设通巷，各宽一丈八尺。这九室连同通巷都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取法坤卦的策数。屋顶做成圆楣、屋檐，或许不太妥当。请求依据郑玄、卢植等人的说法，用前面的梁作楣，其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取法乾卦的策数。圆楣之下所设置的圆柱，向旁边九宫四隅伸出，各七尺，取法上天以七为纪。柱子外面剩余的基址，共计施工约准每面各余一丈一尺。内定样式：每室各设四扇门、八扇窗，考察与古制相合，请依此为准。其门户仍设在外面，设置而不开启。内定样式：外面有立柱三十六根，每根柱子承十根梁；里面有七间，从柱根往上到梁顶高三丈，梁以上到屋顶高耸处，共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依照圆规校准，请依内定样式为准。至于屋顶的形制，仍希望依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式，并依照《礼》加设重檐，比照太庙安放鸱尾。堂的四面颜色，请依照《周礼》用白粉涂饰为宜，其四

译面各随其方位的颜色。请设置四面围墙及四座门。至于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的说法，辟雍多没有水的宽度、内径的具体数字。蔡邕说：'水宽二十四丈，环绕四周于外。'《三辅黄图》说：'水宽环绕四周。'与蔡邕的说法没有差异，还说'水外面环绕堤岸。'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桥梁。'《礼记·明堂位·阴阳录》说：'水向左旋转以象征上天。'商议认为水宽二十四丈，恐怕过于宽阔，如今请求减为二十四步，围墙之外估量取够周长即可。仍依照旧例，造舟为桥梁，其外围以圆形堤岸环绕，一并采用《阴阳》'水流向左旋转'的制度。至于殿的围墙，按《三辅黄图》：殿的围墙四周应在水的内侧，高度不遮蔽日光。殿门距离正殿七十二步。依照如今行事陈设的规模，恐怕还嫌狭小。其方形围墙四门距离明堂的步数，请依照太庙南门距离庙基的远近来制定；仍设立四门八观，依照太庙门的规制，各自分别安放三座门，设置元阃，四角建造三重巍峨的阙楼。"自此以后众儒各自分立门户争论，各执异议，九室、五室，都各有依据，皇帝命令有关部门在观德殿前依照两种方案搭建模型，皇帝前去观看，对公卿们说："明堂的制度，自古就有，议论者各不相同，所以一直没有建成。如今命令搭建了两种方案的模型，诸位认为哪一种更合适？"工部尚书阎立德上奏说："两种意见不同，都各有典故依据。九室之说本身晦涩，五室之说本身明晰，取舍的抉择，就取决于圣上的裁断了。"皇帝也认为五室更为方便。（后来因为制度未能定论而作罢）。

●卷七十四 郊社考七

○明堂

武后临朝，垂拱元年，郊丘、明堂各项祭祀，都以高祖、太宗、高宗一并配享（详见《郊祀门》）。四年，拆毁乾元殿，在原址上建造明堂。明堂建成后，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共分三层：下层效法四时，各随其方位的颜色；中层效法十二辰，上面为圆形盖顶，用九条龙捧托着；上层效法二十四节气，也做成圆形盖顶，上面安设铁凤，高一丈，用黄金装饰。当中有十围粗的大木，上下贯通，用榱、栌、㭜、栱等构件作为支撑。下面设置铁质水渠，象征辟雍，号称万象神宫。宴请赏赐群臣，大赦天下，放任百姓入内观看。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又在明堂北面建起天堂五层，用来存放大型佛像，登到第三层，就能俯视明堂了。僧人怀义因营建之功被拜为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侍御史王求礼上书说："古代的明堂，用茅草覆顶不加修剪，用柞木做椽不加砍削。如今却用珠玉装饰，用丹青彩绘，铁质构件插入榱栱，金龙隐藏在雾气之中。当年殷纣的琼台，夏桀的瑶室，也不能超过它了。"太后没有回复。

永昌元年正月初一，在万象神宫举行盛大祭飨。太后穿衮冕，插大圭，手持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到昊天上帝的神座前，其次是高祖、太宗、高宗，其次是武氏先王，其次是五方帝的神座。太后到明堂接受朝贺，在明堂布告政令，又到明堂宴飨群臣（天授二年革命称帝，以武氏祖宗配享明堂，唐朝三位皇帝也一并配享）。

中宗神龙元年九月，亲自到明堂祭祀，合祭天地，以高宗配享。季秋大享，又回到圜丘举行。

玄宗开元五年，驾临东都，将要举行大享之礼，因为武太后所建的明堂违背典章制度，于是拆除，依照旧制建造乾元殿。每次临朝，依照正殿之礼。此后皇帝驾临东都，常在元日、冬至在乾元殿接受朝贺。季秋大享，依旧在圜丘举行。

十年，又将乾元殿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