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二 兵考四

译赏赐一百缗钱。等到清点核实府库的金帛，却不过三万两、疋，而赏赐军队的费用，估算需要五十万缗。皇帝大怒，三司使王玫请求向京城百姓征收财物来补足。又按房屋作为征收标准，不论是自住还是租住，都预先借取五个月的租金。有关部门想尽办法搜刮百姓财物，才得到六万缗。皇帝大怒，把有关官员下到军巡狱中，日夜督促责罚，狱中关满了囚犯，贫穷的人甚至上吊自尽、投井自杀，而军士在街市中游荡却都面带骄横之色，市民聚集起来责骂他们。这时用尽左藏府的旧有财物以及各道进贡的财物，甚至连太后、太妃的器物服饰、簪子耳饰都拿了出来，才凑够二十万缗。皇帝为此忧虑，李专美说："臣私下考虑，自长兴末年以来，屡次频繁地行赏赐，士卒因此变得骄横。接着又遇上山陵大丧和出师征战，府库因而枯竭，即使有无穷无尽的财物，终究也满足不了骄纵士卒的贪心，所以陛下当初能在危困之中拱手而得天下（指士卒因不满前朝而倒戈拥立）。国家的存亡，并不完全取决于赏赐的丰厚，也在于修明法度、树立纲纪。陛下如果不改弦更张，避免重蹈覆辙，臣恐怕只会白白困扰百姓，国家存亡就难以预料了。如今财力已经用尽于此了，应该按现有的财物平均分给士兵，何必一定要兑现当初的承诺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壬辰日，下诏对在凤翔归顺的禁军，从杨思权、尹晖等人开始，各赐两匹马、一头骆驼、七十缗钱，下到普通军人赐钱二十缗，留在京城的各赐十缗。军士仍不满足，还心怀怨恨，编造谣言说："除去菩萨，扶立生铁。"意思是因为闵帝仁弱，而末帝（潞王）刚强严厉，士卒心中有悔恨拥立末帝之意。

后晋初年设置乡兵，号称"天威军"，训练了一年多，村民不熟悉军旅之事，最终不能任用，全部撤销，只让每七户人家出十千钱，铠甲兵器都上缴官府，而那些无赖子弟不再肯回去务农，大多聚集到山林中做了盗贼。等到契丹进入汴京，放纵胡骑到处"打草谷"（劫掠），百姓不堪忍受，各地盗贼纷起，攻陷州县，地方长吏都无法制止。

后周太祖显德元年，军士中有流言，说郊祀的赏赐比唐明宗时期薄。太祖把众将召到寝殿，责备他们说："朕自即位以来，粗衣淡食，一心只想着供养军队，府库的积蓄、四方的贡献，除去供养军队之外，很少有多余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如今却纵容凶恶之徒散布流言，不顾念人主的勤俭，不体察国家的贫乏，又不想想自己有什么功劳而受赏，只知道心怀怨望，这样对你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众将都惶恐谢罪，退下后，太祖搜捕那些不法之徒处死，流言才平息。

世宗即位后，在高平打败北汉军队之后，谋划整顿军政。当初，宿卫的禁军历经几朝相承，都力求姑息迁就，不愿意认真检阅挑选，怕伤了士卒的感情，因此老弱之人居多，只是骄横不听命令，实际上不堪使用，每逢遇到强敌，不是逃跑就是投降，国家之所以屡次失利，大多是由于这个原因。世宗因高平之战，才开始认识到这个弊病，对侍臣说："凡是用兵务求精锐而不求数量多。如今用一百个农夫也抵不上一个披甲的士兵，为什么要搜刮百姓的膏血来供养这些无用之人呢！况且强健和怯懦的士兵不加区分，士众还有什么可以勉励的呢？"于是下令大规模检阅各军，把精锐的提升为上军，老弱的都淘汰出去。又因为骁勇的士兵，大多被各藩镇所蓄养，就下诏招募天下的壮士，全都派遣到京城，命太祖皇帝（赵匡胤）挑选其中最优秀的人组成殿前诸班；骑兵、步兵各军，也分别命将帅挑选士兵。从此士卒精锐强悍，是近代所没有的，四方征伐，所向披靡，这都是精心挑选训练的功劳。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下诏殿前司、侍卫司，各自检阅所掌管的军队，训练其中骁勇的士兵，提升为上军，老弱怯懦的，安置到剩员中去（剩员承担

译官府符宫观、园苑、寺庙、仓廪的杂役。咸平五年七月，有戍边士卒因苦寒而肢体残废的，真宗顾念他们的劳苦，不想立刻抛弃他们，命令他们隶属剩员，俸禄供给照旧，从此就成为惯例）。

止斋陈氏说："设置剩员的做法，不仅是出于对老弱士卒的仁爱，也是为了节省冗余的开支。熙宁十年十月，下诏各路州军，按各州就粮的驻军情况，禁军、厢军，合计以十分之一为定额。剩员定额从此开始设立。自从宣和年间的战乱以来，养兵越来越多，因战功而给予的赏赐，按惯例都加授官职，于是退役老兵成为天下的一大耗费，大概拣选淘汰老弱兵员是从绍兴七年开始的，按惯例设置添差官来安置他们。从各司到各州军都各有剩员的名额，核定为节镇一百三十名额，次一等的州军六十五名额，极边节镇二十六名额，次一等的州军十八名额，等待补缺的名额数目也依照这个标准（乾道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敕令）。因而州县的财力，就困顿在供养退役老兵这件事上了。"

八月，下诏各州长官挑选所属士兵送到京城，以补充禁军的缺额。又挑选身强力壮的士兵，定为兵样，分送到各道。此后又用木棍作为身高高低的等级标准，分发给各州军，委托长官、都监等人负责招募训练，等到训练精熟，就送到京城（京城各司库务都有役兵，那些手持兵器的就不设等级样板）。从此军队都变得精锐，禁军的名籍不再有缺额。

止斋陈氏说："世人大多说国家养兵的费用，是从太祖时期增设禁军开始的，考证起来却并非如此。按祥符、天圣年间编纂的敕令，各州郡，从骑射到牢城，共有名额二百二十三个，总称为本城的兵，那么天下（当时）并没有所谓的禁兵。所谓的禁兵，都是三司统辖的士卒，分别屯驻并轮番更戍，就是如今屯驻、驻泊之类的名号，由钤辖、都监、监押等官员统领。三边地区的士兵，有的因事务需要而升格为禁军的，就是所谓的四十四处禁军（咸平四年，开始把陕西各州挑选出来的士兵升格为'保捷'。庆历元年秋，把河北教阅的本城兵升格为禁军），这称为'就粮'。自元昊反叛以后西北设有'保毅'；王伦叛乱以后东南设有'宣毅'之类，于是各郡才逐渐设置禁军。嘉祐年间，下诏东南各帅司各设置'威果'共二十五指挥，虽说已经不少了，但也没有超过九个大郡的范围。熙宁年间清查天下厢军的名籍，有五十万人却仍不足以作战，于是教阅的制度兴起。此后又把厢军统一编并定为名额，就是如今两浙的'崇节'、福建的'保节'之类。教阅的士兵，因另设名额而隶属于将官之下，就是如今两浙的'雄节'、福建的'广节'之类。熙宁五年，才开始把这些排列在就粮禁军之下。元丰年间的兵令把'雄节'之类全部提升等同于禁军，从此禁军才遍布天下。这一点不可不加以辨明。"

自唐朝中叶以后，营兵都驻在各方镇，每逢秋防之时，大规模的就由节度使亲自率领，小规模的就由列校统领。禁卫军虽然设置但都不精练。强大的藩镇能够擅自决定调换将领。河北的军队最为强大，所以朝廷的声威教化无法达到那里，然而屯营驻扎的地方，也颇有耕战结合。僖宗、昭宗年间，征讨战事不断，军中士人……

译（士卒）疲惫困苦，很多人逃亡背弃军籍。后梁太祖对此十分忧虑，于是命令各军都在脸上刺字以标明军号，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现在。五代以来，国土日蹙、兵员减少，但这种做法习以为常；也有靠近藩镇之地轮番戍守的情况，然而各藩镇的将校，权势地位已大不如前。后周显德年间以后，攻取了淮南地区，获得了东南漕运之利，京师的仓库渐渐充实，因而得以聚集兵力，作为增强国力的办法。太祖、太宗凭借雄才大略和英武之姿，平定统一了天下，鉴于历朝藩镇跋扈难制的教训，把兵权全部收归京师。当时天下山林川泽的利益，都归入朝廷，府库粮仓因此充盈丰足，得以供给军需，并随时应付调用。至于边防以外，藩镇需要驻兵屯守的地方，兵员都从京师派遣，所以有"驻泊""屯驻"这类名目。京畿附近便于运输粮道的各州，则设有"就粮兵"，允许携带家属前往；本州的兵员也都轮流屯驻，等换防归来后再回到原来驻地。旧制规定，除禁军之外，各州的兵员名号都沿用节度使及本军的称号，从唐末开始逐渐增添了一些美化的名号。本朝建国之初平定各割据政权后，把所收编的兵员合并起来，另立军籍名额，其中愿意回乡务农的就解除其兵籍，或者分给田地。此后有的经过重新甄选整编，有的因合并而有多余，于是有的特意创立新名号，有的则沿用旧名额而增加指挥的数目，并没有固定的规矩。凡是招募兵员，所在之处都设旗张榜、给予奖赏，由长官和都监专门负责此事，然后派人送到吏部、送往京城；到达后由军头司重新核验等第并引见皇帝，再让他们编入各军服役。（淳化二年，朝廷下诏，凡子弟依附兵籍冒名者一律革除，愿意登记入伍的须经考核测试后方予录用。景德三年，又下诏规定有才能勇力者可准许编入本军。）从下等军升入上等军的，从上等军选入各班直的，都要皇帝亲临殿前检阅（新招募入各班直的人，若非才能勇力特别出众，则不能入选，其余都是从下面挑选补充。大中祥符五年，下诏挑选检阅各军中身强力壮却被淘汰的人，委托当地官府晓谕告知，听凭他们自己申诉）。每逢上等军派遣戍守，都由本司整顿编排，军头司在便殿引见，发给置装的钱。换防归来时也要入朝觐见，用酒食犒劳，挑选精锐的予以升补，把疲弱衰老的予以淘汰。凡遇大祀都有赏赐，每年寒食、端午、冬至，各有专门的额外发放（额外发放有多少之别，也有不按固定时节发放的）。戍守边疆的兵员每季又加发银鞋钱，环州、庆州沿边一带，因炊事供给困难，还发给薪水钱；服役劳苦的兵员，有的按季发钱；有的在四川、两广地区换防归来的，另外发给置装钱。四川、两广轮换补缺的士卒，有的发给季节性衣服钱和鞋钱。凡是外出服役的一般都有口粮供给（有的折算为月粮，有的另行发放）。

译开宝四年，在南郊举行祭祀，礼成之后论功行赏，皇上因为御马直随驾护卫南郊祭祀，特命每人增发五千钱，而川班内殿直没能照此例得到赏赐，于是相约击打登闻鼓上诉申冤。皇上发怒说："朕所给予的就是恩泽，哪有什么惯例可言！"下令将带头妄自申诉的四十人斩首，其余的全都发配隶属许州"骁捷军"，各都校都被杖责并降职，于是废除了这个班次。

当时有个宦官叫李承进，曾经侍奉过后唐。皇上问他："庄宗凭借英勇武功平定中原，享国却不长久，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庄宗喜好田猎，只求姑息将士，将士们每次跟随皇上出行，走到近郊，禁兵卫卒必定拉住马头禀告说：'弟兄们又冷又饿，希望能得到救济。'庄宗就随他们所要的一一给予。这样的事不止一次，因失于禁止约束，于是酿成祸乱，都是由于威令不能执行、赏罚没有节度所致。"皇上拍着大腿感叹说："(庄宗)二十年在黄河两岸征战才得到天下，却不能用法度加以约束，纵容这些人无止境的索求，用这种方式来治理天下，实在是儿戏。如今我抚恤养育士卒，本不吝惜爵位赏赐，但只要触犯我的法令，绝不宽贷。"

太宗挑选军中的勇士，教他们剑舞，都能将剑掷向空中，然后绕身接住，敏捷精妙如同神助。每逢契丹使者到来赐宴时，就让他们出来表演给使者看，共有数百人赤膊上阵、擂鼓呐喊，手持利刃而入，各自献上自己的技艺，剑锋如霜雪般闪耀，在空中飞跃翻腾，观者无不为之震撼。等到皇上亲征太原，巡视城池炫耀军威时，也必定让剑舞在前面开道，观看的人无不精神振奋。

至道初年，皇帝借机询问侍臣河渠转运漕粮供给军粮的事情，谈话涉及屯兵的利弊。参知政事张洎退朝后查考旧例典故，写了一份密奏说："我朝顺应天命建立国家，经营宏大的功业，鉴于前代帝王的过失，审察地势形胜之处，认为大梁是八方汇聚之地，是天下的枢纽，可以使百姓安定富足，统御四海，所以选定京邑而定都于此。当年汉朝开国，高帝说：'我用羽檄征召天下的军队，却没有一支到来。'孝武帝又说：'我刚即位时，不想动用虎符调发郡国的军队。'由此可知当时的兵甲都驻扎在京城之外的地方。只有南、北军，期门郎，羽林孤儿是用来供天子扈从藩卫之用的。唐朝承袭隋朝的制度，设置十二卫府兵，都是农夫。等到废除府兵制，才开始设置神武、神策军作为禁军，也不过三万人，也只是用来供天子扈从藩卫罢了。等到安禄山进犯京城，朝廷只能驱使市井百姓去接战。德宗蒙难出逃时，随驾护卫的仅有四百多骑，兵甲都散布在各郡国。军额存留而可以调动的，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杜各有十万人，〇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余人，占据要害之地的观察使、团练使，也不下万人。如今天下有甲兵数十万，战马数十万匹，都聚集在京师，根本稳固，兵力强大，这是国家的利益所在。"皇上看后很是赞许。

真宗咸平四年，开封府上奏说："龙武军的士兵逃亡后被捕获，依法应当判处徒刑。"皇帝认为这支军队没有俸禄，若按照禁军的惯例定罪就太重了，命令改为从轻处罚。此后又下诏，禁军若非因出征而是因为服役逃亡的，只判处杖刑和流配（当时宁朔军因在太庙服役而逃亡，法官议定应当斩首，皇帝下诏改为流配）。

景德元年颁布军队奖惩的法令，派遣宦官带着御剑前往北面前线，用以整肃军纪。

（关于北面各路驻泊兵马使臣等奖惩条令）：临阵能率先效命杀敌的，与敌人交战并生擒敌人的，临阵擒获敌军首领的，出击敌营能使敌军惊扰混乱并擒获人畜的，各偏裨部下的士兵与敌人交战能奋勇作战击退敌人的，敌人设诱兵夹击而受命拦截并能击溃敌军的，敌人的游骑往来或靠近大军而受命突袭并能擒杀的，效命深入敌阵而受伤的，临阵效命冲入敌阵斩杀敌人首领并击散其旗鼓的，都予以奖赏，其中擒获敌军首领又缴获其旗鼓的加等奖赏。如果敌人已经败逃，所夺得的车辆帐篷、人畜、财物都赏给立功者。

至于约定日期会战而未能按时到达的，夜间喧哗扰乱军心的，不等敌人稍稍逼近就乱射箭的，已经列阵

译而监军和各级将校擅自挑选一兵一骑（调离阵列）的，殿后的马匹有违反规定的，队列大寨不整齐的，旗枪在队伍中交错混乱的，敌人来犯本可以出兵而不出兵的，作战中袖手旁观不去救援的，兵器不加修整以致临阵不能使用的，用诈术逃避征役的，临阵先行退却的，贪图争夺财物牲畜而不去杀敌的，被派入敌境却借机躲避、返回后又谎报实情的，担任侦察却未能察觉敌人来袭的，临阵不射敌人反而丢弃剩余箭矢的，遗失铠甲兵器的，敌人放下武器投降却擅自杀害的，泄露军中号令及传令不谨慎而致机密外泄的，受命追击敌人到某处却擅自越过的，部署以下的牙队军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随从人员使臣，军校以下的押前队圆寮、军头、十将及随从人员，临阵擅自离开左右不听从指挥调度的，一律处斩。

凡军中都以斩获首级来论功行赏，此后颇有人枭取过路百姓的首级来邀功请赏的，真宗听闻后下诏加以告诫。又下令沿边凡是俘获蕃人贼寇的，都必须辨明审问核实情况，确该处死的才准予行赏；如果不合情理，就以军法论处。

（景德）二年春天，因为与契丹通好，边境没有战事，于是释放河北各州的强壮民兵让他们各自回家，把镇州、定州两路的部署合并为一，裁减河北防守城池镇兵的十分之五，沿边地区裁减三分之一。

《两朝国史志》记载：太祖、太宗统一天下，鉴于历朝藩镇跋扈的教训，把天下的精兵全部收归中央，列营驻扎在京畿，用以拱卫朝廷，其中分驻在外地的营队称为"就粮"。所谓就粮，本是京师的军队，只是便于在外地领取粮食供应，所以允许他们携带家眷前往；至于边防要地需要驻兵把守的，就派遣京师及各镇的军队前去，也都实行轮换戍守。真宗、仁宗、英宗继承并遵守这一制度，使之更加完备周密。当时天下山川湖泽的利益，都收归朝廷，用来供给军队的俸禄赏赐；统兵的将帅大臣，入朝奉命听候差遣，以备随时调度指挥。凶悍强横的百姓，都被收编入军籍，用来充当守卫。军队没有固定的统帅，将领没有固定的部属，内外互相牵制，上下互相制约，各级之间互相制衡，即便有凶暴悖逆之人，也无处施展其(奸谋)，因此天下安定，历经百余年而没有丝毫扰乱之忧，这是治军得法的表现。

军队的编制有四种：叫做禁兵，叫做厢兵，叫做乡兵，叫做藩兵。分别隶属殿前司、侍卫亲军总管司，而户籍档案则收藏在枢密院，凡是招募、供给、训练、屯戍、拣选补充的政令，都由枢密院掌管。

禁兵，是天子的卫兵，总归殿前、侍卫二司统领，其中最亲近扈从的称为班直。其余从"龙卫"以下，都轮番戍守各路，有战事就调去征讨。自景德以后，士兵不再经过考试选拔。

厢兵，是各州的镇兵。太祖鉴于唐末藩镇跋扈的教训，下诏挑选各州兵中强壮勇猛的都调送到京师，用来充实禁卫，其余的留守本州本城。留守本城的虽然有时也轮换戍守，但很少加以教练检阅，大多只是从事劳役罢了。

乡兵，是从户籍中挑选出来的，或是本地百姓应募而来，在当地就地编组训练，作为防守本地的军队。本朝以来，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河东、陕西有"义勇"，麟州有"义军"，川峡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广南东、西有"枪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壮丁"（其详细来龙去脉分别见于《郡国兵门》）。

蕃兵，是边塞以内归附朝廷的各部落，编组起来作为屏藩的军队。西北边境的羌族戎人，各部落彼此不相统属，据守寨堡的称为"熟户"，其余的称为"生户"。陕西方面则有秦、凤、泾、原、环、庆、〇、延，河东方面则有石、隰、〇、府，其中的大首领担任都军主，统辖百帐以上的担任军主，次一等的担任副军主。此外还有因功劳次第补授的，他们的官职俸给各有差等（其

译军队人数的详细情况，见于《郡国兵门》）。

招募的制度，起源于府兵卫兵制度的废止，本来是登记天下的良民来征讨有罪之人，夏商周三代的军队与府兵卫兵制就是这样。收编天下凶悍之人以护卫良民，如今的招募之兵就是这样。唐朝末年士卒疲于征战徭役，很多人逃亡，梁太祖下令各军都在脸上刺字，用来标识军号，这就成了长期从军的士兵。当初招募时，先度量人的体格材质，再检验其奔跑跳跃的能力，测试其眼力，然后才在脸上刺字，赐给缗钱衣鞋而编入各军。自国朝建立以来，招兵的途径不止一种，有的是当地人就地编组，有的是招收营伍将士的子弟让他们跟从本军，有的是趁着灾荒年份招募饥民补入本城军队，有的是把犯罪之人发配隶属充当劳役，因此天下失业、凶悍强横之徒，都被收编登记入伍。身强体健的调入禁卫军，矮小瘦弱的编为厢军，用队伍编制加以约束，用法令加以管束，个个服服帖帖不敢逾越规矩，平日领取俸禄口粮，养活妻子儿女，用以备征战防守之需，一旦有紧急警报，勇猛的就奋力作战，弱小的就负责漕运挽输，那么从前天下失业凶悍的人，如今就成了保卫良民的力量了。

供给的制度，内外厢军、禁军等各军总计将近百万人，说到国家开支最大的项目，应该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虽然如此，古时候是寓兵于民，百姓平时缴纳常规赋税，遇到战事又自带口粮而成为士兵，后世兵农分离，常规赋税之外，山泽关市的利益，全都用来供养军队。但是一旦有战事，就用平素供养的军队来抵御，百姓可以安然无事而不必参与征战徭役。唐朝时兵权分散，藩镇能够擅自征收租税，天子的禁卫军队，中央和地方加起来不过十几万人。本朝收编天下甲兵数十万，全都聚集在京师。京师是八方汇聚之地，水陆四通八达，每年从江、淮漕运粮食六百万石，而丝绢布帛、货币钱财、齿角皮革等各种物资的储备，多得数不胜数，因此军需储备丰足有余。当初，太仓的存粮才够支用两三年，太平日子过久之后，常常有几年的余粮，凭借这些来统御四方，就像手臂使唤手指一样得心应手。世上议论此事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竟说是耗尽百姓的赋税来供养不打仗的士兵，浪费国家的钱粮来优待坐享其成的将校，这哪里知道祖宗用来役使强悍之人、消弭争乱的深意呢！

屯戍的制度，凡是派遣上军（出戍），军头司要负责引见奏对，赐给装备钱；轮换回京时也要入见皇帝，用饮食犒劳，挑选精锐留用，淘汰老弱。至于各州的禁兵、厢兵，也都实行轮换戍守。隶属于州的称为"屯驻"，隶属于总管的称为"驻泊"。

拣选的制度，有从厢军升为禁军的，禁军升为上军的，上军升为班直的。升为上军和班直的，都要皇帝亲临检阅，若不是材质勇武超群出众的，不能被选中招募，其余的都从下一级选拔补充。

仁宗时，元昊反叛，西部边境用兵作战，大量招募禁军。官吏以所招募人数的多少作为奖惩的标准，各军将士的子弟都被允许登记入伍，禁军的名额也多从本城选补，所以庆历年间内外禁军、厢军总数达到一百二十五万，比祖宗时代最多。等到西部战事平息，天下都为兵员冗滥所苦，国库无法供给，枢密使庞籍上奏说："当今养兵一味求多而不求精，请与中书省商议裁汰的办法。"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裁减兵员数万人。

石林叶氏《燕语》记载："元昊叛乱之初，庞颖公从延州入朝担任枢密副使，首先说关中地区苦于运送军粮，请求把沿边的军队调到内地就地取食。议论的人纷纷说不可以，认为西夏刚刚归附，情况真假难测，不可以马上放松防备。只有庞公知道元昊已经困顿，必定不会马上背弃盟约，最终裁减士卒二十万人。后来担任枢密使，又提出天下兵员太过冗滥，大多不能用，请求淘汰其中年老体

译弱的。当时议论纷纷，尤其认为这样必定会引发变乱，仁宗也心存疑虑。庞公说：'倘若有一人为此闹事，臣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担保。'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裁汰了八万人。"

嘉〇二年，重新制定招兵的身高标准。从上四军到"武肃"、"忠靖"都要求五尺以上。按寸划分等级来核定其俸钱的数额。俸钱一千的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分为三等，俸钱七百的依次递减各有差等。只有"武严"、御营喝探是以武艺精湛的人充任，各军中执杖的不设身高等级。

至于供应军粮，粮料院先呈上样品，三司核定仓库的分界地区，再按照年月先后依次供给。国初的时候，各粮仓分别供给各营，营地在国都城西的，多在城东领粮，南边北边也是如此，相距有远达四十里的，大概是担心士兵习于懒惰，让他们知道负担运粮的辛苦。时间久了，有关部门才按照缴纳赋税的年月分界，依照军队驻扎地的远近来供给。

凡是三年一次的大祭祀，都有赏赐，有优厚的赏赐。每年寒食、端午、冬至有特别的补贴，特别补贴有大小的差等。也有不定时发放的。戍守边疆的，按季节加发银钱、鞋子。〇、宁、环、庆沿边地区取柴打水艰难的，每两个月发给薪水钱，遇到严寒有时赐给棉衣。服役士兵劳苦的，按季节发给钱财。戍守岭南的，增加每月的俸钱。从川、广戍守归来的，另外给予置装钱。川、广两地轮换补充的士卵有时给予时令衣服、钱财、鞋子。屯兵的州军，官府赐钱设宴犒劳将校，称为"旬设"，过去只用来接待屯泊的禁军，此后也延及到本城的军队。

天圣七年，用法令裁定各军的衣装标准，骑兵春、冬季衣服各七件，步兵春季衣服七件，冬季衣服六件，若变卖的按重罪法处置。

三司使程琳上疏，论述说："军队贵在精而不在多。河北、陕西军需储备屡屡匮乏，而招募却不停止，况且驻扎一个兵所需的费用，可以供给屯驻三个兵，从前供养一万士兵的费用，现在要养三万士兵了。河北每年耗费粮草一千零二十万，其赋税收入只能支付十分之三；陕西每年耗费一千五百万，其赋税收入只能支付十分之五。其余的都要仰赖京师供给。从咸平年间到现在，两处边境所增加的马步军指挥使达一百六十个。计算骑兵每一指挥使所需供给，每年大约耗费缗钱四万三千，步兵每一指挥使所需供给，每年大约耗费缗钱三万二千，其他赏赐还不在此列。合计新旧军队所耗费用，不止一千万缗。天地生财有限，而耗用却没有节制，这就是国家财用一天天窘迫的原因。如今同州、华州沿黄河一带的州军，积存的粮食多到腐烂也用不完；而沿边地区商人入中缴纳粮草，价格却常常昂贵而从未充足过。诚恳希望停止河北、陕西招募营兵，不要再增设，遇到缺额就挑选厢军中的精锐补充，并且逐渐把营地迁到内地州郡，以便于粮饷供应。没有战事时轮番戍守边疆，情势紧急就调发靠近的军队。严格告诫镇守边疆的臣子，不得侵扰滋事以求邀取恩赏，违反命令的按重罪处置。这样一来，边境就会太平无事，而国家的财用也会有余了。"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嘉〇七年，宰相韩琦上言说："祖宗时代凭借军队平定天下，凡是有征伐就招募设置军队，事情结束就裁减合并，所以军队一天天精锐而耗费不多。如今契丹、西夏虽然号称通好，但西北屯守边疆的军队，常常像是在等待敌人到来一样(严阵以待)，因此耗尽天下的财力却仍不能供给。如果不在此时预先考虑并尽快加以救治，一旦边境用兵，又逢水旱灾害相继而来，到那时惊慌失措再图谋解决，就来不及了。再说三路就粮的军队，虽然勇猛强悍熟习军旅，但边境物资储备价格昂贵，常常苦于难以供应充足。如果这类军队数量过多，又会有尾大不掉的隐患。京师的军队虽然混杂而且精锐较少，但从东南漕运粮饷供给，范围广而容易供应，其数

译量多，正符合强干弱枝的形势。祖宗时代，就粮的军队并不算多，边疆有事，就用京师的军队增援，那种考虑是深远的，而花费也少。希望下诏枢密院会同三司，衡量河北、陕西、河东以及三司榷货务每年收入金帛的数额，估算能够供给京师及三路兵马多少人，然后依照能够供给的数额确立为固定的编额。达到编额就停止招募，有缺额就增补。编额之外数目已尽而营的编制有零散的，就加以裁减合并。既然确立了固定编额，就可以确定某路马步军每一营以多少人为编额。还请求参照开宝、至道、天禧、庆历年间中央地方兵马的数额。因为开宝、至道年间的军队，是太祖、太宗用来平定天下、降服四夷的。天禧年间的军队，是真宗用来守成、预备不测的。庆历年间的军队，是西部用兵之后增设的数目。用祖宗所供养军队的数目，来对照如今数目的多少，那么精锐和冗滥就容易判别，裁减制约也就没有疑虑了。"于是皇帝下诏让中书省、枢密院共同商议。枢密院搜集祖宗以来的兵员数目奏报皇帝。大概开宝年间的兵籍，总共三十七万八千人，其中禁军马步兵十九万三千；至道年间的兵籍，总共六十六万六千人，其中禁军马步兵三十五万八千；天禧年间的兵籍，总共九十一万二千人，其中禁军马步兵四十三万二千；庆历年间的兵籍，总共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其中禁军马步兵八十二万六千。可见较之从前招募的兵员逐渐增多，从此才稍加裁减制约，作为固定的编额。

韩琦曾经从容地议论到养兵之事，感慨地说："养兵虽然不是古制，但是长期积习已久，形势上已经不能废除，而且自有其好处。从前征发百姓戍守边疆没有一年空缺，父子、兄弟之间，常常有生离死别的痛苦。议论的人只说不如像汉、唐那样从百姓中调兵，难道没有看到杜甫的《石壕吏》那首诗吗？从百姓中调兵，弊端就是这样。后世既然选取强壮无赖之人供养作为兵卒，士兵出征时，虽然百姓要多缴纳一些赋税，但却能终身享有骨肉团聚的快乐，这难道是小事吗？再者士兵经过操练熟习战阵，勇武可以驱使作战，又怎能与农夫相提并论呢？"

知谏院范镇说："河北连年招兵不停，招募的都是市井无赖子弟以及田间耕作的百姓，声称是军营子弟，请求刺字入军。况且如今田地十分荒芜，百姓十分稀少，赋税征敛十分沉重，国家财用十分不足，正是由于兵员太多的缘故。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这是为了防备契丹。但契丹五十年不敢南下入侵为寇，是因为得到金银缯帛的好处丰厚。假使契丹放弃利益而选择为害，那么大河以北，妇人女子都会是守城之人，那些城市中的无赖、田间耕作的百姓，又哪里用得着预先蓄养他们来困扰百姓呢？况且契丹贪图利益而不敢轻举妄动。从百姓中抽调兵员，百姓就会稀少，百姓稀少田地就会荒芜，田地荒芜赋役就沉重，赋役沉重百姓就会离心。把军队寄托于百姓之中，百姓就会稠密，百姓稠密田地就会得到开垦，田地开垦赋役就轻，赋役轻百姓就会归心。与其使民心离散来防备契丹，契丹还没到而民力已经先耗尽，不如使民心归附来防备契丹，即便契丹来犯而民力还有余，国家财用也有储备，其中的利害就像分辨黑白、数一数二那样清楚。可如今却认为这样做很难，我因此深感困惑。从前汉武帝用兵使天下困顿，那是因为用兵征讨匈奴，扫空漠北，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目的。陛下用兵使天下困顿，却不是用兵而是养兵才到这个地步，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想要的目的。何苦要这样做呢？五口之家尚且知道量入为出，何况天下的大计，怎么可以不计较收支呢？怎么可以没有一定的常法呢？请把我的奏章下交中书省、枢密院大臣详细审议。如果陛下真能停止如今的招兵，命令大臣们开列出太祖、太宗、真宗每朝的赋税收入

译是多少、兵员是多少、官员是多少，陛下天圣年间的赋税收入是多少、兵员是多少、官员是多少，参照如今赋税收入的数目与兵员数目、官员数目，取一个折中的数额，确立为常法制度，以赋税收入的数目十分为标准，用七分供养军队、官员，供给郊祀宗庙宫廷的各项费用，留三分用来防备水旱灾害等紧急非常情况，这样施行十年，才勉强可以说是治理得当。古人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做危急，没有三年的储备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如今从京师到天下各州郡，大多没有储备，边境城池严重的甚至没有三个月的储备，万一连年发生水旱灾害，将拿什么来供养这些军队呢？这些军队若不能供养，那么忧患就不在契丹身上了。"

欧阳修当时论述《原弊》说："国家自景德年间罢兵以来，已经三十三年了。曾经历过战阵的老兵，大多已老死殆尽，而后来的士兵未曾听过金鼓、见识过战阵。他们生长在太平无事的年代，饱食终日，衣食无忧，这种情势不得不使他们骄纵懒惰。如今卫士入宫值宿，不自己拿着被褥而雇人替他拿；禁兵领取粮食，不自己肩挑而雇人替他扛。他们骄纵到这种地步，又怎肯冒着辛苦去作战呢？前些时候西部边境的官员，如高化军、齐宗举两次用兵都遭到失败，这就是明证。假使士兵能耐辛苦而善于作战，即便耗费农民的财力供养他们也是可以的。可是为什么会有当兵的虚名，而实际上却是骄纵懒惰无用之人呢？古时候凡是身材高大健壮的百姓都在田间耕作，农闲时节才教习作战，如今却大不相同，一遇到荒年，州郡官吏就用尺子丈量百姓的身高，挑选其中健壮的招募去当禁兵，其次身高不够而稍显怯弱的，登记造册作为厢兵。官吏招募人数多的有奖赏，而百姓正当穷困之时争相前去投军，所以一经过荒年，那么留在田间耕作的，就只剩下老弱之人了。而官吏才说不收编为兵，恐怕他们会去做盗贼。唉！只知道一时之间他们不会做盗贼，却不知道他们终身骄纵懒惰而白吃粮食。古时候身材高大健壮的人从事耕作，而老弱的人才游手好闲。如今身材高大健壮的人游手好闲，而老弱的人反而留下耕作，为什么相反到这种地步呢？然而百姓在田间竭尽全力耕作的，有时还不免像狗猪一样吃粗食，而一旦离开去当了兵，就能终身安逸享受丰厚的待遇，那么田间耕作的百姓就不能不一天天减少了。所以说有诱使百姓离开田地的弊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又在《本论》中说："古时候善于用兵的人，可以使士兵赴汤蹈火。如今厢兵、禁兵，有关部门都不敢役使他们，实在不得已而暂时使用一下，就称之为'借倩'（借用雇请）。那些士兵也互相说，是官府雇用我，而官府的公文也称作'倩'。奖赏本是用来慰劳有功之人的，如今由于大礼的缘故，不劳而获的赏赐，三年发放一次，所耗费用达八九十万。有关部门不敢延误赏赐的期限，士兵得到赏赐不但不因无功而感到惭愧，反而互相攀比，嫌多嫌少，一有不如意，就手持棍棒呼喊闹事，甚至手持棍棒想要殴打天子的命官。太平无事的时候尚且如此，由此可知军队的骄纵。士兵之所以敢于骄纵，是因为使用他们没有正确的方法，而法度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前朝五代的动乱，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五十三年之间，更换了五个姓氏、十三位君主，而亡国被杀的有八人，在位长的不过十几年，短的甚至三四年就灭亡了，那些君主难道都愚蠢吗？他们的内心难道乐于祸乱而不想做长治久安的打算吗？只是他们的力量做不到，是形势所迫。当时东边有汾、晋，西边有岐、蜀，北边有强大的胡人，南边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裂为十三四个割据势力，四面环伺，再加上中原地区，又有反叛的将领、强横的大臣割据一方，那些统治天下的君主，大多是立国时间尚短，威望恩德还未普及，强势的君主凭借武力勉强维持，仅能自保而已，不幸遇到懦弱的子孙，往往传承一两代之后又重新陷入动乱败亡，因此供养士兵就像是把儿子献给虎狼吞食一样，尚且担心不能得到他们的效力，又哪里敢加以控制约束呢？天下的形势，正像一间破败的屋子，修补了屋角墙壁就压

译塌了角落，整修了椽子屋梁就倾斜了，只能勉强支撑扶持、苟且保存罢了，哪里还有闲暇按照礼法规矩来制定制度呢？如今宋朝立国，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定了僭越叛乱之人，没有与之抗衡的敌国；对内削弱了地方藩镇，没有强横叛乱的臣子。天下统一，四海安宁，立国不能说不长久，天下不能说不广阔。然而军队却不足以在对外时显示威严，反而敢在国内骄纵妄为，制度不能成为万世效法的准则而且一天天变得混杂繁琐，一切都是苟且应付，与五代时期没有什么不同，这实在是很值得叹息的事情。"

苏轼应皇帝诏令写的《策别》中，第一篇说的是确定军队编制。自从夏商周三代衰落以后，井田制度废弃，士兵和农民分开居住，士兵不能休息回家做百姓，百姓不能卸下负担而无需当兵服役已经十几年了，而没有像今天这样极端的情况。三代的制度，已经不能再追随恢复了。至于汉朝、唐朝，还有一些可以说道的地方。军队若无所事事却仍要供养粮食，就不能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又不能让他们无所事事而白白供养，这两者互相矛盾而不能并行，这是形势使然。如今假使有百顷的良田，就足以放牧千匹马，却不知如果聚集千匹马来供养，再从百顷田地运送草料，那费用就要多上百倍，这道理很容易明白。从前汉朝的制度，有轮流服役的士卒，而没有屯田的常备军，虽然这些士兵都出身于农夫，但当他们当兵的时候，就不再从事农事。因此郡县没有长期驻扎的军队，而京师也不过设有南北军、期门、羽林军罢了。边境有战事，诸侯有变故，都用虎符来调发军队和地方的兵力。等到事情结束军队解散，就涣然各自恢复原来的身份，因此他们的军队虽然不脱离农业，而天下不至于因此困弊，是因为从未长期聚集军队。唐朝拥有天下时，设置十六卫府兵，天下的府共有八百多处，而驻扎在关中的多达五百处，然而这些军队平时无事就努力耕种积蓄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足以充实朝廷的储备，因此军队虽然聚集在京师，而天下也不至于因此困弊，是因为并非无所事事却白白供养。如今天下的军队，不从事耕种而聚集在京畿一带的多达数十万，都仰赖朝廷供给，既有汉、唐时的弊病却没有汉、唐时的好处，选取了其中偏颇的一面而兼用二者，因此兼受了两者的弊害而没有加以分别处理。天下的财富，近的从淮河一带，远的到吴、楚地区，凡是舟车所能到达的地方，人力所能达到的地方，无不全部搜刮征取运往京师。太平无事之时，赋税征敛的沉重，已经到了不能再增加的地步，而三司的用度，仍然苦于供给不足，这些弊病都是由于不耕种的军队聚集在京城内，而消耗四方的贡赋所致。不仅如此，还有循环往来屯戍于各郡县的军队。从前建国之初，各地分裂割据，拥兵而不服从朝廷。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盔，奋力作战才平定天下，虽然已经降服了那些割据的君主并收编了他们的疆土，但是那些旧有的根基和余党还有存留的，朝廷的人看到天下难以合并统一而担心他们会再度反叛，于是就派出禁兵去戍守这些地方。大到藩镇府城，小到县城镇寨，往往都有京师的军队驻守。由此看来，天下的土地，一尺一寸，都由天子亲自派兵驻守。这样怎么能够长久而不改变呢？没有什么费用比养兵更大的了，养兵的费用没有什么比征战调防更大的了。如今派出禁兵去戍守郡县，远的有数千里之遥，除了每月每年供给的口粮之外，又要每日供给草料粮食，三年轮换一次，前往的士兵纷纷，归来的士兵累累，虽然每次不过几百人一批，但归结起来，与数十万军队每三年出征一次没有什么不同。农夫的劳力怎么能不耗尽？运输粮草的士卒怎么能不疲惫？况且如今天下未曾发生战事，那些勇武凶悍的士兵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可以邀求上面的赏赐，然而都不能让他们做休闲无用的兵卒，是因为他们认为

译自己是为天子出征戍守的。因此他们美衣丰食，打开府库，运送金帛，如果有所亏欠，一旦违背了他们的心意，就想要一起起来喧哗闹事。这算什么呢？天下一统已经数百上千年了，百姓拥戴君主，即使远在海角天涯，也与京畿地区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必怀疑四方的军队而只专门信任禁兵。从前蜀地有均贼之乱，近年贝州发生叛乱，未必不是禁兵所导致的。我私下认为，郡县的地方兵，可以逐渐加以训练，暗中削夺禁兵的权力，那么禁兵就可以逐渐裁减而不再需要，天下的勇武强健之人难道有固定的地方吗？山川的习性，风气的熏染，四方的百姓本是一样的。从前战国时代常常运用地方民兵，蜀地人的怯懦，吴地人的矮小，都曾经与中原大国相抗衡，又哪里需要禁兵才能作战呢？如今的地方兵之所以迟钝衰弱而不能振作，是因为他们看到郡县都有禁兵而对待他们不平等，因此他们也就自甘堕落，沦为低贱的仆役劳工，而将领官吏也不加以训练。假使禁兵逐渐裁减，而把节省下来的资粮用来优待郡县的地方兵，那么他们必定欢欣鼓舞，出乎意料，感戴皇上的恩德而愿意效力，又怎么会比不上禁兵呢！地方兵一天天增多，禁兵一天天减少，除了天子的扈从、守城之外，就没有其他用处了。这样一来，对内没有屯聚仰赖供给的费用，对外没有迁徙供应的劳苦，节省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一半了。"

第二篇说的是训练充实军队。夏商周三代的军队，不用挑选就精锐，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农民中征兵，有固定的数额而没有固定的人选。国家有战事需要，一家出一名正卒，如此而已。因此年老的人得以奉养，患病的人得以休闲，而百姓被官府征调服役的，无不都是家中壮健的子弟，所以平时田猎，从不征发老弱的百姓；军队出征需要运送粮草，也从不使用无用的士卒。使得他们的脚力足以轻易越过险阻，双手足以灵活使用器械，耳聪目明足以跟上旗鼓号令的节奏，勇猛强悍足以冒着死伤的危险，作为保卫城池的军队，人人都足以自我保全，所以杀伤人数少而成功的却多，费用节省而兵卒强悍。大概春秋时代，诸侯互相兼并，天下百战不休，从经传所记载的所谓"败绩"来看，如城濮之战、鄢陵之战，都不过是侵犯对方的偏师，猎取对方的游散士卒，收兵而退，从来没有像后世那样僵尸百万、血流成河的战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各自推举自家的壮丁去当兵，那么形势上就不可能造成大量的杀伤。等到了后世，士兵和百姓已经分离，士兵不能再回归为百姓，于是才开始有了老弱的士卒……

译既然已经招募百姓来当兵，他们的妻子儿女和房屋田产已经登记在军营队伍之中，他们的姓名已经登记在官府的户籍簿上，出门不能经商，在家不能务农，只能靠官府养活，到了年老体衰无处可归的地步，从道理上说实在不能抛弃不管。因此，那些没有用处的士兵，即使减少他们的钱粮，也都要终身供养他们。凡是人的一生，从二十岁以上到年老体衰，不过四十多年的时间，而其中勇猛强壮、能够冲锋陷阵、不畏刀刃的时期，不过二十多年。如今却要终身供养他们，那么一个士兵就有大约二十年是白白无用而靠官府吃饭的。由此推算，养兵十万，那么就有五万人是可以裁去的；屯兵十年，那么就有五年是白白浪费的费用。百姓是天下的根本，而财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有兵却不能用来打仗，这叫做白白浪费财物；不能打仗却硬要驱使他们打仗，这叫做白白抛弃百姓的性命。我看秦汉以后，天下为什么遭受那么多的残败啊！这些弊端都起源于把百姓分割出来当兵，士兵得不到休整更替，致使那些年老体弱不堪一战的士兵，只能束手待毙、任人宰杀。所以有的以百万之众的军队，却被几千敌兵屠杀；有的良将善于用兵，也不过是拿这些士兵当诱饵，送给敌人吞食。可叹啊！夏商周三代衰亡之时，百姓无罪而死的，也是数不胜数啊。如今天下招募的士兵已经很多，从前陕西的战事，将平民都编入军籍充作士兵，加上明道、宝元年间，天下遭遇旱灾蝗灾，接着近年来青州、齐州闹饥荒，以及黄河、河朔一带发生水灾，百姓因走投无路而当兵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查阅户籍加以核实，近世以来，招募士兵之多没有比得上今天的，然而这些士兵大多年老体弱、未经训练，抵不上古代军队的十分之一五，而供养他们衣食的费用，却比古代多出百倍，这实在不是能够长久维持而不改变的办法。凡是百姓中去当兵的人，大多不是良善之民。当他们年轻力壮之时，赌博饮酒、不安于在家生活，然后才肯舍身从军，等到他们年纪稍长、意气消沉之后，恐怕也有后悔却不能回头的人了。我认为五十岁以上愿意恢复平民身份的，应当准许。从今以后，百姓中愿意当兵的，都在三十岁以下就予以收编，限定十年期限，届满就除去他们的兵籍。百姓三十岁当兵，十年后回归平民，他们的精力思虑，还能够用来奉养老人、送终尽孝，为自己终身做打算。他们应募之时，心里明知不出十年就要按十年之计行事，那么到时除去兵籍也不会怨恨。用终身白白供养无用之兵的费用来加重招募的待遇，那么应募的人必定很多。这样一来，官府就常常没有老弱无用的士兵，而百姓中不能胜任作战的人，也不至于无罪而死。他们都知道不过十年就能重新成为平民，就会自爱其身、郑重地不敢触犯法律，不至于胡乱叫嚣、无所顾忌，把自己混同于凶恶之徒而自暴自弃。如今天下的祸患，在于百姓不懂军事。所以士兵常常骄横凶悍而百姓常常怯懦畏缩，盗贼来侵犯却不能抵御，西戎北狄来劫掠却不能抗击。如今如果让百姓能够轮流更替来当兵，士兵能够重新回归为平民，那么天下懂得军事的人就多了，而盗贼和戎狄也会有所忌惮。然而唯独有人会说，如果以十年为期轮换，旧的士兵已经离去而新的士兵还没训练好，那么遇到紧急情况就会应付不来。所谓十年一换，难道是整支军队一并撤换吗？其中有刚到的，有已经服役很久的，有将要离去的，有正当轮换的，新兵旧兵混杂在一起加以训练，那么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没有忧虑了。

译警戒防盗。凡告发捕获（盗贼）有所获的，按照赏格行事。同保之中有人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掠人、传习邪教、制造畜养蛊毒等罪，知情而不告发的，依照法律按伍保连坐法处理。其余与己无关的事情，又不是敕令法律所允许纠举的，都不得告发，即使知情也不予连坐。如果按法律类属于保内应当连坐的罪行，才予以连坐。收容强盗三人以上，经过三天，同保邻里即使不知情，也要按失察之罪处罚。因逃亡迁移、死亡而户口断绝，使同保不满五家的，就并入邻近的地保。有从外地迁入保内的，收编为同保，户数不足时附于其中，等到凑足十家，就另立为一保，设置保牌写明户数和姓名。派遣官员先在京城周边施行，等到办理妥当，就推行到五路，推广到全国各地。

王安石想要改变募兵制而推行保甲制，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皇帝曾谈到节省财用的事，王安石回答说裁减兵员最为紧要。皇帝说："与庆历年间相比，兵员数目已经大为减少了。"于是举出河北、陕西的兵员数目，担心招募的兵太少，又训练不够精良。王安石说："精心训练招募的士兵，同时鼓励三路的百姓练习武艺，那么兵员就可以节省。臣屡次说过，河北过去为武人割据之地，内抗朝廷，外御四邻，也曾抵御奚人、契丹，兵力储备不需向外求取就足够了。如今河北户口繁衍增多，又拿天下的财物供养它，还常常苦于不足，来抵御一方的夷狄，它的布置反而不如武人割据时期。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过去能够专门任用本地百姓的缘故。臣以为如果不能整顿兵制，稍微恢复古代的制度，那么中国就没有富强的道理。陛下如果想要革除数百年来募兵制的弊端，就应该果断决断，制定法令，使本末都完备，否则就没有补益。"皇帝说："制定并施行这件事，按道理应当预先立好条文制度，逐渐推行就可以了。"

王安石又说

译："陛下认为柴世宗能够开拓疆土、使天下归服，是为什么呢？"皇帝说："世宗不就是因为能够果断行事吗？"王安石说："是的。世宗能够使军威重新振兴，不仅是因为高平之战能够斩杀樊爱能等人罢了，天下的盗贼、杀人在逃的亡命之徒，都招募他们充作禁军。史官认为当时孤儿寡母见到仇人都不敢与之较量报复，后来世宗后悔，但没有人能够宽贷那些被斩的人。臣认为史官还不足以真正了解世宗，世宗并不是后悔。当中原兵力弱小的时候，认为如果不招募这些人就不足以战胜各个僭越割据的伪国。等到招募的人数已经充足之后，军法就不能长久松弛，所以不再宽免他们的死罪，这是事先定下计策，然后一定要在后来建立功业，哪里是因为后悔呢？世宗招募盗贼、杀人在逃的亡命之徒充作禁卫军，而不以此为忧虑，确实是因为他有帝王的威严与谋略的缘故。如今正当太平之世，征发义勇入卫京师，有爵位赏赐俸禄作为劝诱的利益，却反而担心他们发生变乱，这难道是切实周到的论断吗？大概是世人习惯于看到募兵制，而没有见过民兵的实际情况，所以一听到这个建议，就不能不感到惊诧。然而募兵的制度不加以改变，才真正是值得忧虑的事情。"文彦博等人又认为士兵难以被派遣到千里之外出征戍守。王安石说："前代征讨琉球，讨伐党项，难道不是府兵吗？"皇帝说："募兵专门从事战守，所以还可以依靠；至于民兵，他们的兵事和农事各占一半，能够依靠他们来战守吗？"王安石说："唐代以前没有在脸上刺字的兵，然而也同样能够作战防守。臣以为募兵和民兵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在于所任用的将帅如何罢了。"

有一天，皇帝批示："陈留县现在施行保甲法，每十人编为一小保，其中三人或五人必须备有弓箭，县吏督促责令，没有弓箭的就要受刑。又每保命令设置鼓，每人置一

译鼓，花费的钱不少。甚至有人典当衣服去购买弓箭的，由此可见贫苦百姓难以置办这些装备，应当迅速下令制止禁绝。"王安石说："百姓贫困，是应该有的现象。但强迫百姓置备弓箭，这是法令所不允许的。以往冬季检阅以及巡检轮值上番，只是使用官府提供的弓箭罢了，不知道百姓为什么会到了典当衣服的地步。但是自有人类以来，兵与农本是一体，男子生下来就用桑木弓、蓬草箭射向四方，懂得使用弓箭是男子应有的本事。犁耙用来维持生计，弓箭用来避免死亡，这都是百姓应当自己具备的东西，自古以来没有由官府制造犁耙、弓箭来供给百姓的。既然如此，即使让百姓自己置备弓箭也不算过分。只是陛下对百姓体恤忧虑十分周到，所以现在立法完全听从百姓自己的便利罢了。况且京城周边地区本来就盗贼成群，攻劫杀掠的事件，一年之内多达二百起，每一起都有赏钱，承担这些赏钱的人，就是如今的保丁。在他们筹备赏钱的时候，难道没有卖掉衣物来缴纳官府所需赏钱的人？然而人们都认为赏钱应当由百姓出。出钱再多也不足以制止盗贼，而保甲法能够制止盗贼，它的效果在今天已经显现出来了，那么即使让百姓出一点钱来置备器械，也没有什么损害。"皇帝说："赏钱这件事，人们若是已经习惯了，就会安然接受如同自然之事；如果不习惯，就难免会有怨言。比如黄河决口毁坏百姓田产，百姓不会怨恨；若是人为挖开黄河来毁坏百姓田产，那就会招致怨恨了。"

四年，开始下诏命令京城周边的保丁练习武艺军事。每年农闲时节，所隶属的官员约定日期，在便利的村落集中测试骑射、步射，并按照射中目标的亲疏远近来分等级。骑射还要考核他们所用的马匹，有其他技艺而愿意参加测试的，也予以准许。成绩第一等的，由官府保明上报，引见到朝廷庭堂，天子亲自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