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六 刑考五

译。行笞刑的，打在腿部；行杖刑的，背部、腿部、臀部分别承受。需要多次拷问审讯的，也是这样处理。笞刑以下，如果犯人愿意背部、腿部平均承受的，也可以听从；如果是在殿庭上行刑的，都打在背部。

太宗即位，以为古者断狱，必讯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平议之。”

唐太宗即位后，认为古时候判决案件，必定要征询三槐九棘之官（三公九卿）的意见，如今的三公九卿就相当于这个职责；于是下诏："死罪案件，要由中书省、门下省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尚书省官员共同评议。"

帝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〇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乃诏罪人毋鞭背。

太宗曾经翻阅《明堂针灸图》，看到人的五脏都靠近背部，针灸如果扎错了地方，就会造成致命的危害，于是感叹道："鞭刑，是五刑中较轻的；死亡，是人最看重的事情。怎么能因为犯了最轻的刑罚，却可能导致死亡呢？"于是下诏规定对罪犯不得鞭打背部。

诏：“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时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曰：“善果虽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与诸囚为伍？”乃诏：“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须引过，听於朝堂俟进止。”

太宗下诏："三品以上官员，犯公罪应处流刑、犯私罪应处徒刑的，都不必亲自到案受审。"当时押解囚犯到案，其中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说："郑善果虽然有罪，但官品并不低微，怎么可以和其他囚犯排列在一起呢？"于是下诏："从今以后三品以上的官员犯罪，不必亲自到堂过堂受审，允许在朝堂等候旨意处置。"

致堂胡氏曰：“三品以上，贵近之臣也。大臣不欲与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诸囚蒙引，而贵近之臣反不见引，设有诬陷冤抑欲面诉於君而止於朝堂，无由自进，其所失又多矣。隋史万岁实在朝堂，而杨素以往谒东宫谗之；朝堂虽近天子之居，至是远於万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与囚同引者，别引可也。”

致堂胡氏（胡寅）说："三品以上的官员，是显贵亲近皇帝的大臣。大臣不愿意和其他囚犯一同被引见受审，这算是得到了以礼相待、顾及颜面的方式了。但是其他囚犯尚且得以被引见受审，而尊贵亲近的大臣反倒不能被引见，假使有人蒙受诬陷冤屈，想要当面向皇帝申诉，却只能止步于朝堂，没有办法自己进见申诉，这样失去的东西也就很多了。隋朝的史万岁实际上就在朝堂，而杨素却借口前往拜见东宫太子而在皇帝面前进谗言陷害他；朝堂虽然靠近天子居住的地方，但到了这种地步，也如同远隔万里一般。所以太宗不愿意让三品以上的官员和囚犯一同被引见受审，其实另外安排引见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二年，诏长孙无忌、房元龄等复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又〇律令不便者四十馀事，遂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殄除其半。据有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於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七十一条。

贞观二年，下诏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律令，商议将绞刑之类的罪行五十条，都改为免除死罪而砍断右脚趾。此后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又指出律令中不便施行的四十多件事，于是废除了断趾之法，改为加役流放三千里，服劳役二年。相比古代的死刑，减除了一半。根据有关部门制定的律法五百条，分为十二卷。相比隋朝旧律，减少死刑改为流刑的有九十二条，减为徒刑的有七十一条。

既定免死断右趾法，帝又哀其断毁支体，谓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复断人趾，吾不忍也。”王〇、萧〇、陈叔达对曰：“受刑者当死而复生，岂惮断一趾？去趾，所以见者知惧。今以死刑为断趾，盖宽之也。”

在确定了免死断右脚趾的法律后，太宗又哀怜这种毁伤肢体的做法，对侍从的大臣说："肉刑，前代早已废除很久了，如今又要砍断人的脚趾，我不忍心这样做。"王珪、萧瑀、陈叔达回答说："受刑的人本应处死却得以活命，怎么会畏惧砍断一个脚趾呢？砍断脚趾，是为了让看见的人心生畏惧。如今用断趾代替死刑，正是宽大处理啊。"

其後裴弘献〇律令，房元龄等又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今肉刑既废，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

此后裴弘献又指出律令的问题，房玄龄等人又认为："古代的五刑，刖刑（断足）是其中之一。如今肉刑既然已经废除，以笞、杖、徒、流、死作为五刑，如果又加上断足之刑，这就成了六种刑罚了。"于是就废除了断趾之法。

五年，帝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斩之。既而大悔，诏“死罪虽令即决，皆三覆奏。”（见《详谳门》）

贞观五年，太宗因为大理寺丞张蕴古上奏案情不属实，将他斩首。事后太宗十分后悔，下诏规定："死罪案件即使已下令立即处决，也都必须经过三次复奏。"（详见《详谳门》）

六年，帝亲录囚徒，纵死罪三百九十人归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来，乃赦之。（见《赦门》）

贞观六年，太宗亲自审录囚犯，释放三百九十名死罪犯回家，约定第二年秋天回来接受行刑。到了约定的日期，这些人都如期返回，太宗于是赦免了他们。（详见《赦门》）

十一年，颁新格於天下，凡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定律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为三十卷；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馀条为七百条，以为格

贞观十一年，向天下颁布新的法令，律法共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共审定条例一千五百四十六条，编为三十卷；又将武德年间以来的敕令三千多条删定为七百条，作为格。

译又取尚书省各部门以及诸寺、监、十六卫的计帐，作为定式。

各州县都设有牢狱，而京兆府、河南府的牢狱审理京师地区的案件，其他各官署有罪犯及金吾卫所捕获的人犯，另设有大理寺的牢狱。京师的囚犯，刑部每月上奏一次，由御史巡查监察。每年从立春到秋分，以及遇大祭祀、致斋、朔日望日、上弦下弦、二十四节气、雨天以及夜色未明之时、假日、禁止屠宰的月份和日子以及假日，都停止执行死刑。京师执行死刑时,由御史、金吾卫官到场监督，在外地则由长官的佐官监督，其余情况都由判官到场监督。五品以上官员被判死罪的，乘车前往刑场，由大理寺正官到场监督；有的则赐令在家中自尽。凡囚犯已经处刑，没有亲属的，由将作监供给棺木，埋葬在京城七里之外，墓穴中放有刻着姓名的砖铭，上面立牌标注，家人可以据此取回尸骨安葬。各牢狱的长官，每五天巡视囚犯一次。夏季供给饮水，每月给囚犯洗浴一次；生病的供给医药，病重的解除刑具，其家中可派一人入内探视照料，职事官、散官三品以上者，妻子儿女孙辈可以入内侍奉。全国有疑难案件需要评议的，大理寺不能判定的，由尚书省众官共同商议，将可以作为定例的案件记录下来送交秘书省。奏报不必用驿马急送。经过复核后才判决的案件，刑部每年正月派遣使者巡查复核，所到之处，检查囚犯的桎梏枷锁与粮饷供给，惩治处理不合法度者。

译十六年，诏令说："盗贼作案，危害最深。州县官员，多追求虚名声誉，只要有盗案发生，便不愿受理陈告；乡村的长正，知道这种情形，便相互劝阻不让告发，十件盗案说不出一件。假如有人前来告发，反先弹劾失主，进而牵连邻里，长期陷于牢狱之中。有这一种情形，实在有损于正常教化。从今以后，不要再让这种情况发生。"

十七年，刑部认为谋反谋逆连坐律中兄弟没官为奴的处罚太轻，请求改为处死。皇帝敕令八座大臣商议此事，议论者认为："秦汉魏晋的法律，谋反者都要诛灭三族，如今应当依照刑部所请办理。"给事中崔仁师说："古代父子兄弟，罪责不相牵连，怎能因为亡秦的严酷法律而改变兴隆的周朝中正的法典？况且诛杀他的父子，已足以使他内心有所顾忌；这样都不顾忌，又怎会顾惜兄弟？"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高宗即位，诏令通晓律学的人士撰写《律疏》。又命长孙无忌等人增删格敕，其中属于各官署日常事务的称为《留司格》，颁行天下的称为《散颁格》。龙朔、仪凤年间，司刑太常伯李敬元、左仆射刘仁轨相继又加以刊定校正。

赵冬曦上书说："臣听说如今的律法，从前曾有一千多条。近来，隋朝的奸臣想要玩弄法律，所以在律文中写道：'犯罪而律文没有明确条款的，应当从轻处置的就举重以明轻，应当从重处置的就举轻以明重。'凭这一句话就废除了其中几百条律文。从那时到现在，竟然没有刊定改革，于是使得生死判决不能依据法律，量刑轻重必然取决于爱憎之心。受罚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何获罪，办事的人不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臣恐怕贾谊看到这种情形，一定会为之痛哭。立法的可贵之处，在于让百姓都能明白，那么天下人就不敢触犯了，何必要修饰文辞含义、简化科条呢！科条简省，百姓就难以明白；文义深奥，法吏就便于取巧。百姓难以明白，就会暗中陷入法网，怎能没有犯法的人呢；法吏便于取巧，就会援引比附而任意使用法律，怎能没有玩弄法律的官吏呢。臣请求对律、令、格、式，重新加以刊定其科条，凡说到定罪就直接写明其事实，不要凭借文辞修饰。那些用"以""准""加""减""比附""量情"，以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类的说法，都不要采用。使愚夫愚妇，听闻之后必定能明白，就会相互约束而远离犯罪，又怎肯明知故犯呢。倘若真有犯法的人，即使是权贵也必定治罪，那么天下之内，都会肃然信服。所以说法律清楚明白百姓就信服，法律统一天下人就尊崇君主，《尚书》说："刑罚的目的是达到没有刑罚。"这话说得真对啊！"

永徽以后，武氏得志而刑罚泛滥，当时的重大案件，由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共同审理，称为"三司"，而法吏以残酷刑讯为能事，甚至有人不解开枷锁就用鞭杖打死，都不加禁止。律法规定杖一百的罪名，共有五十九条，犯者往往还未打完杖刑就已死去，于是下诏说："其中盗窃及危害尤其严重的，酌情保留十二条，其余四十七条，一律停止执行。"但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武后时，内史裴居道、凤阁侍郎韦方质等人又删定武德以后至垂拱年间的诏敕，编为新格，收藏于有关官署，称为《垂拱留司格》。中书令韦安石又续编其后至神龙年间的部分，称为《散颁格》。武后自从徐敬业反叛之后，怀疑天下人大多图谋加害自己，又自认为长期专擅国事，且私生活不端正，知道宗室大臣心怀怨恨、不肯顺服，想要大肆诛杀来震慑他们，于是大开告密之门。当时有十几名飞骑在坊间饮酒，一人说："早知道没有别的功勋赏赐，不如拥立庐陵王。"一人起身，前往北门告发此事。座席还未散去，众人便都被逮捕，关进羽林狱。说那话的人被斩首，其余知情不报的人都被处以绞刑；告发的人则被授予五品官。凡有告密的人，臣下不得过问，都发给驿马，供给五品官的食宿标准，让他前往皇帝所在之处。

译即使是农夫樵夫，也都能被召见，安置在客馆供食，所言若合乎旨意，就破格授官，所告不实的也不予追究。于是四面八方告密的人蜂拥而起，人人都畏惧得脚不敢并拢、屏息不敢喘气。有个胡人索元礼，摸透了太后的心意，借着告密被召见，提拔为游击将军，命他审理制狱。索元礼生性残忍，审讯一个人，必定要逼他牵连出几十上百人。太后多次召见并赏赐他，以此彰显他的权势。于是尚书都事长安人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流仿效他，纷纷相继而起。周兴屡次升迁至秋官侍郎，来俊臣屡次升迁至御史中丞。二人各自私养无赖数百人，专门以告密为业。想要陷害一个人，就命人从几处同时告发，所言情状如出一辙。来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人万国俊共同撰写《罗织经》几千字，教导他们的党羽罗织无辜之人，编造出谋反的罪状，构陷布置，都有条有理。太后得到告密的人，就让索元礼等人去审理。这些人竞相使用审讯囚犯的酷刑，制作大枷，起了"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目。有的用椽木绑住手足加以转动，称为"凤皇晒翅"；有的用东西绊住腰部，拉着枷向前，称为"驴驹拔橛"；有的让人跪着捧枷，在上面堆叠砖块，称为"仙人献果"；有的让人站在高木之上，拉枷尾向后拽，称为"玉女登梯"；有的把人倒挂起来，用石头系住他的头往下坠；有的用醋灌鼻；有的用铁圈套住头部再加木楔，以至有人脑裂髓出的。每次抓到囚犯，就先把这些刑具陈列出来给他看，无不吓得战栗流汗，望风就自己诬服认罪。每逢有赦令颁下，来俊臣就命狱卒先杀掉重犯，然后再宣布赦令。太后认为他忠心，更加宠信重用他。朝廷内外畏惧这几个人，甚于虎狼。又在丽景门内设置制狱，进了这座牢狱的人，不死不能出来，人们戏称之为"例竟门"。当时法官竞相以严酷苛刻为能事，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能保持公平宽恕，被告的人都说："遇到来俊臣、侯思止一定死，遇到徐有功、杜景俭就能活。"

致堂胡氏说："自古以来的酷刑，没有比武后时期更甚的，那些手段和刑具，都不合乎人之常理，大概是出自佛家地狱之说。佛家的本意原是用来使愚昧的人恐惧，从而使他们信奉佛法。然而这种说法从南北朝开始泛滥流传到唐代，从来没有人用它来治理狱讼的，为何独独说武后时期效仿它呢？佛家的说法记载在典籍中，知道的人少；而画成图画，就人人都能看见了。于是残忍苛刻的官吏，其奸巧手段由此更加滋长。阎立本所画的地狱变相图，至今还留存着，何况当时群僧得志，绘制佛像之风盛行，由此可以推知一二。所以只有仁德之人的言论，其益处才广大。佛家本来是用善言来劝说的，说的是在幽冥之中惩治鬼魂的罪过罢了，没料到它的流弊竟使人们真的遭受这样的苦楚。唉，这也太不仁德了！"

长寿元年，左台中丞来俊臣罗织罪名告发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在此之前，来俊臣上奏，请求规定只要降下敕令一经审问就承认谋反的可以减免死罪。等到任知古等人下狱之后，来俊臣用这个办法引诱他们，狄仁杰回答说："大周革命，万物都焕然一新，我这唐室旧臣，甘愿被诛杀。反是实！"来俊臣于是对他稍加宽待。狄仁杰暗中撕下被子上的绸帛写下申冤的状词，让他的儿子拿着状词声称有变故发生，得以被召见。武则天看了状词，拿去问来俊臣，来俊臣回答说："狄仁杰等人下狱，臣从未解下他们的头巾腰带，睡卧安适得很，若非确有其事，怎肯承认谋反。"太后派通事舍人周〇前去查看，来俊臣暂时借给狄仁杰等人头巾腰带，让他们排列在西边，让周〇去查看；周〇不敢正视，只是朝东张望唯唯诺诺罢了。来俊臣又假造狄仁杰等人的谢死表，让周〇上奏。乐思晦的儿子还不满十岁，被没收入司农寺为奴，上告有变，得以被召见，太后询问情况

译，他回答说："臣的父亲已经死了，臣的家已经破败，只是可惜陛下的法律被来俊臣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陛下如果不相信臣所说的话，可以选择朝臣中忠诚清廉、陛下向来所信任的人，编造反状交给来俊臣去审理，没有不承认谋反的。"太后的心意稍有醒悟，召见狄仁杰说："你承认谋反是为什么？"狄仁杰回答说："不承认，那就已经死在拷打之下了。"太后说："那为何又写谢死表？"回答说："没有这回事。"拿出表章给他看，才知道是伪造的，于是把这七族之人都放出来，一并流放贬谪处置。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接着又波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官员，多得数不清。每逢任命一个官员，人家的婢女私下相互说："鬼薄又来了。"不到一个月，就遭到抓捕、灭族。监察御史朝邑人严善思为人公正敢言。当时告密的人多得数不清，都是引诱人家的奴婢告发自己的主人以谋求功赏，太后也厌烦其中的烦扰，命严善思审查此事，查出虚假而伏罪的有八百五十多人。罗织罪名的一党因此受到打击而不能得逞，于是相互勾结陷害严善思，他也因此获罪流放贬谪。

右补阙新郑人朱敬则认为太后原本任用威严刑罚是为了禁绝异议，如今已经改朝换代，人心已定，应当减省刑罚崇尚宽厚。于是上疏，认为："李斯辅佐秦国，用刻薄狡诈的手段屠戮诸侯，不知道用宽厚和平的政策取代它，最终导致秦朝土崩瓦解，这是不知道变通的祸患。汉高祖平定天下，陆贾、叔孙通用礼义来劝说他，因此汉室传承十二代，这是懂得变通的好处。自从文明年间天下草创，天地混沌未开，三叔散布流言，四凶制造祸乱，若不设置钩距侦查的手段，就无法顺应天意民心；不切实施用刑罚，就不能摧折奸邪、平息暴乱。所以设置告密的神器，开启告发的渠道，是非曲直的真相必定呈现出来，包藏祸心的人心思也全部暴露，天理助佑正直，有罪的人无不被清除，百姓得以安宁，帝位得以稳固易主。然而急速奔驰就没有好的步伐，弦柱调得太急就少有和谐的音律，从前的巧妙对策，到如今已经成为无用的刍狗了。恳请陛下审视秦、汉两朝的得失，考察当今时事应合适宜之处，明白哪些糟粕应当被抛弃，觉悟到临时的权宜之计应当废止，去除谗言诽谤的枝节，收敛奸险的锋芒，堵塞罗织罪名的源头，扫除朋党勾结的痕迹，使天下百姓坦然大悦，岂不是很好吗！"太后认为他说得好，赐给他三百段布帛。侍御史周矩上疏说："负责审讯的官吏都相互夸耀谁更残酷，用泥堵住耳朵、用袋子罩住头，戴枷加楔、束缚身体，压迫胸口、扎刺指甲，悬挂熏烤耳朵，称之为'狱持'。有的连续几天不给饭吃，接连几夜不停审问，白天黑夜不断摇撼身体，使人不能睡眠，称之为'宿囚'。这些人既非草木土石，姑且顾及眼前的痛苦，只求能拖延一时避免立即死去。臣私下听百姓议论，都说天下太平，何苦要谋反！难道被告的人都是英雄豪杰，想谋求做帝王吗？只是受不了严刑拷打而自己诬服罢了。愿陛下明察此事。如今满朝官员都战战兢兢不安，都认为陛下早上还与他亲近，晚上就变成仇敌，无法保全自身。周朝崇尚仁德而昌盛，秦朝崇尚刑罚而灭亡。愿陛下缓刑用仁，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太后颇为采纳他的意见，制狱的严酷程度稍有减弱。

太后对身边的臣子说："前些时候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朝臣，说他们谋反；国家有常法，朕怎敢违背。朕心中怀疑此事不真实，派亲近的臣子到狱中审问，得到他们亲手写的供状，都是自己承认服罪，朕就不再怀疑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不再听说有谋反的人了，那么以前死去的人难道没有冤枉的吗？"夏官侍郎姚元崇回答说："自垂拱年间以来因谋反罪被处死的人，大多都是周兴等人罗织的罪名，他们自认为立了功。陛下派亲近的臣子去审问，那些亲近的臣子自身也难以

译保全，怎敢有所动摇！被审问的人如果翻供反悔，又害怕遭受更惨毒的刑罚，不如速死。幸赖上天开启圣上的心智，周兴等人伏法被诛，臣愿以全家性命向陛下担保，从今以后朝廷内外的大臣不会再有人谋反了；若稍有实据，臣请求承担明知而不举发的罪责。"太后高兴地说："当时的宰相都顺从促成这些事，使朕陷于滥施淫刑的君主之名；听了你所说的话，深合朕心。"赏赐姚元崇一千缗钱。当时很多人为魏元忠伸冤，太后又召他任肃政中丞。魏元忠前后因罪被判处死刑、流放共四次。他曾侍奉宴席，太后问他说："你过去屡次遭受诽谤，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臣就像一只鹿罢了，那些罗织罪名的人想得到臣的肉来做羹汤，臣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玄宗开元三年，黄门监卢怀慎等人编撰了《开元格》。此后李林甫又编撰新格，一共增删了几千条；宋璟编撰了后格，都以"开元"命名此书。天宝初年，又诏令刑部尚书萧炅稍加增删修订。

十年，前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对他处以杖刑，兵部侍郎张说进言说："臣听说'刑不上大夫'，是因为大夫地位接近君主。所以说'士可杀，不可辱'。臣今年秋天巡视边境，途中听说姜皎在朝堂上被决杖并流放。姜皎是三品官，也曾有些微小的功劳，不应当当廷决杖羞辱，把他当作士卒对待。况且法律有八议之条，功臣显贵都在其中。如今裴伷先也不可轻视，不应当处以杖刑。"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张嘉贞不高兴，退朝后对张说说："你为何把这件事说得这么严重！"张说说："宰相之位，机会来了就有人担任。如果显贵之臣都应当受杖刑，恐怕我们这些人也将会轮到。我这番话不是为了裴伷先，而是为了天下的士人君子啊。"

容斋洪氏《随笔》说："唐太宗亲自督察治军，因队伍阵列不整齐，命大将军张士贵杖责中郎将等人，又嫌他打得太轻，把张士贵交给小吏处置。魏徵进谏说：'将军的职责，是国家的爪牙，让他执掌刑杖已经不合乎治国之法，何况又因为杖责轻了而把他交给小吏处置呢？'太宗立刻释放了他。唐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因监督朝堂杖责人时用刑太轻而获罪，被贬为睦州刺史，姚崇当时任宰相，也不能阻止；卢怀慎也是宰相，病重之时，上表说宋璟是清明时代的重臣，所获罪责很小，希望能予以怜悯录用，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宗、明皇，都是唐朝的贤君，却因为杖责别人用刑轻的缘故，加罪于大将军、御史大夫，可以说是失于政刑了。"

吴氏《能改斋漫录》说："陈政敏《遯斋闲览》说：杜甫诗中'脱身簿尉中，始与鵷鹭群'，韩愈说'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说'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羌鞭，一语不中治，鞭笞身满疮'，是说唐代参军、主簿、县尉如有过错，免不了受杖刑。鲍彪认为'仔细考察杜甫、韩愈所说的，都是指鞭打有罪之人。杜牧的诗也是说他亲眼看见有罪的人如此受刑，并非自己亲身受杖。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诗说：栖栖法曹掾，何处事卑陬，何况亲犴狱，敲榜发奸偷。这难道是他自己受杖刑吗？'然而《太平广记》记载李逊判决包县尉臀部受杖十下，以及《旧唐书》记载于頔任湖州刺史，后改任苏州刺史，追究此前对湖州旧尉的旧怨，封好刑杖用计逼迫强行对他施杖刑，那么鲍彪的说法也不见得完全恰当。"

按：从裴伷先这件事来看，唐朝三品官员本来就有受杖刑的。又张士贵、宋璟所监督执行的对象，其受刑的人必定都是与裴伷先类似的官员，那么鞭杖之刑就不仅限于主簿、县尉这样的末等小吏了。

十六年，御史中丞李林甫上奏说："天下核定赃物估价，各地互有高低不同。比如山南地区绢价便宜，河南地区绢价昂贵，价格便宜的地方计算赃物折合不到三百就要判处死刑，价格昂贵的地方要到七百以上才判死

译刑。这样量刑轻重不一致，刑法的公正又寄托在哪里呢。请求天下统一核定赃物估价，以绢每匹计价五百五十为标准。"皇帝下敕依从此议。凡应当追缴的赃物没入公私财产的，依照通常的规定办理。到上元年间，敕令说："先前依照格文规定，每匹以五百五十价折算绢一匹。从今以后，凡核定赃物数额，应当依照当时的绢价估算，并折合成实际钱数，这样才能符合从宽处理的原则，使其能够长久不变。"

十八年，刑部上奏说天下判处死罪的只有二十四人。

致堂胡氏说："从表面上看，四海九州这么广大的地域，一年之中判处死罪的只有二十四人，几乎接近刑罚搁置不用的程度了。但从实际情况来论，玄宗用奢侈放纵、安逸享乐的作风来教化统治国家，那么诉讼案件怎能一一都得到公正处理，是非曲直怎能一一都得到辨明；恐怕是徒慕刑罚搁置的虚名，粉饰太平盛世的表象，其中难道没有本应处死却蒙受宽宥的人吗？官吏审案的严酷或宽松，全看君主的好恶而定。君主喜好宽仁，臣下便照着做；君主如此推行，下面的人便跟从。所以《诗经》说：'诱导百姓是很容易的。'如果真想搁置刑罚不用，即使监狱经常空着也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诉讼案件的是非曲直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裁断，奸猾之人逃脱了应有的诛罚，作恶多端的人躲脱了死罪，而无辜的百姓蒙受冤屈的却很多。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去除虚华而务求实际，这样才不会被人蒙蔽。"

三十三年，殿中侍御史杨汪被张〇等人所杀。此前，张〇的父亲张审素任〇州都督，有人告发他贪赃枉法，皇帝派杨汪去审查此事。总管董元礼率兵七百人包围杨汪，杀了告发的人，对杨汪说："好好为张审素奏报就能活命，否则就得死。"恰逢救兵赶到，杀了董元礼。杨汪却上奏说张审素谋反，张审素因此坐罪被斩，家产被抄没。当时张〇和他的弟弟张〇年纪都还小，因连坐被流放岭南；不久逃回来，图谋寻机报仇。三月间，他们亲手把杨万顷杀死在都城，把状表系在斧头上，说明父亲的冤情；又想到江外去杀死与杨万顷共同陷害他们父亲的人，走到汜水时，被有关官府抓获。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认为这两个儿子的父亲死得冤枉、罪不当死，年幼却能孝烈报父仇，应当加以宽恕；张九龄也想让他们活命。裴耀卿、李林甫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国法；皇帝也认为如此，对张九龄说："孝子的心情，义不顾惜性命；然而如果杀了人还赦免他，这条先例是不能开的。"于是下敕说："国家设立法律，目的是为了制止杀戮。他们各自伸张作为儿子的心志，谁不是尽孝的人呢！但辗转相互报仇，哪里有个尽头！咎繇制定刑法，法律必须执行。就算是曾参杀了人，也不能宽恕。应当交付河南府杖杀。"士人百姓都为他们感到哀怜。

致堂胡氏说："复仇原本是人之常情所决定的，也是做人子女的重大义理。有仇不报，那么人伦之道就灭绝了，天理也就沦丧了。所以说：'杀父之仇，不与仇人共处于天地之间；杀君之仇等同杀父之仇。'张审素并未谋反，是被人诬告，杨汪受命前去审查，却轻率地以谋反上报，致使张审素坐罪被斩，这是杨汪的罪过。张〇与张〇痛恨他们父亲死得冤枉，逃亡在外去报仇，他们的过失在于没有到官府去申诉，但他们的心志也是值得怜悯的。张九龄想要宽恕他们，难道不是出于这个道理吗。而裴耀卿、李林甫以及下敕的言辞，又是何等的乖戾啊！设立法律的本意，本来就是想制止杀戮。然而儿子的心志得不到伸张，这难道就是应有的教化吗？况且说'即使是曾参杀了人，也不能宽恕'，这是只看到杀人者当死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复仇之义的一面。杨汪不合理地杀害了张审素，而张〇、张〇杀了杨汪，两件事情本应等同论处，只是因为他们不是司法官员而擅自杀人应当治罪，再加上怜悯他们的心志，那么免除死罪而流放就可以了；如果直接处死他们，这就等于杨氏以一人性命抵偿张氏三条人命，岂不是太偏颇了吗？"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杨〇因贪赃罪当处死，皇帝下令杖责六十，流放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

译，认为："用决杖来代替死罪，从恩典上说是很优厚的；但脱去衣物受笞刑，是很受羞辱的事情，只可以施加于奴隶身上，不应当施加在士人身上。"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大理少卿徐峤上奏说："今年天下判处死刑的共五十八人，大理寺的监狱，历来相传说杀气太重，乌雀都不来栖息，如今却有喜鹊在那里的树上筑巢了。"于是百官都认为这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上表称贺。

按：《资治通鉴》把这件事记在开元二十五年，然而当时李林甫正当权，推崇奖掖奸邪之人，排斥打压忠直之士，监察御史周子谅因弹劾牛仙客而被杖打死在殿前廊庑，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因失宠被谗言陷害，无罪却在同一天被赐死，这些都是同一年发生的事情。这年滥施刑罚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却把大理寺喜鹊筑巢当作刑罚搁置不用的祥瑞，这是为什么呢？

天宝初年，李林甫任宰相，大兴冤狱来诬陷异己之人，宠信任用吉温、罗希奭担任御史。这两人都根据李林甫想要陷害之人的轻重程度，罗织构陷成案，没有人能够自己脱身，当时人称他们为"罗钳吉网"。他们所杀害的人有几十上百人。

六载，敕令从今以后所判处绞刑、斩刑的案件，应当废除先前决杖再处死的做法，仍命法官依照近来的先例详细拟定处理办法。又下诏说："徒刑本不是重刑，但服役的人无论寒暑都不解除枷锁束缚；杖刑，古时是用来代替肉刑的，但有的人所犯并非重大恶行却被鞭笞至死，这些人都应当赦免，改为发配各军自效。百姓年满八十岁以上以及患有重病而犯罪的，都不予治罪。侍奉双亲的独子犯法，予以宽宥，让他能终养父母。"

肃宗至德二载，广平王李俶收复东京洛阳，百官中接受安禄山父子所授官职的陈希烈等三百多人，都身穿素服悲泣请罪。李俶依照皇帝旨意释放了他们，不久又命令他们前往西京长安。崔器命令他们到朝堂请罪，仪式如同西京百官的一样，然后再把他们收押进大理寺、京兆府的监狱。那些府县衙役、随从人员等被叛贼驱使追捕百姓的人，也都一并收押。皇帝登上丹凤楼，颁下诏令："士人百姓接受叛贼授予官职俸禄、为叛贼所用的，命三司分条审理上奏；那些因战乱被叛贼掳获，或所居之地与叛贼相邻，因而与叛贼有所往来的人，都允许他们自首免罪；其中妻女被叛贼玷污的，不予追究。"任命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〇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同审理陈希烈等人的案件。李岘任用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李栖筠办案多秉持公平宽恕的原则，所以人们都怨恨吕〇、崔器的苛刻严酷，而唯独李岘获得了好名声。崔器、吕〇上奏说："凡是陷身叛贼的官员，背叛国家投降伪朝，依照律法都应当处死。"皇帝想要听从这个意见。李岘认为："叛贼攻陷两京，天子南巡避难，人人都是为了逃生。这些人大多是陛下的亲戚或有功勋的旧臣的子孙，如今一概按照叛国的法律处死，恐怕有违仁厚宽恕之道。况且河北尚未平定，群臣中陷身叛贼的人还有很多，如果对这些人宽大处理，就足以为他们打开重新做人的道路；如果全部诛杀，就会更坚定他们依附叛贼的决心。《尚书》说：'只诛杀那些元凶首恶，被胁迫附从的人不予治罪。'崔器、吕〇拘泥于条文，不明白治国的大体。希望陛下仔细斟酌此事。"争论了好几天，皇帝听从了李岘的意见，把罪行分为六等定罪：罪重的在闹市处以刑罚，其次的赐令自尽，再次的重杖一百，其余三等分别流放、贬黜。在城南独柳树下斩了达奚〇等十八人，陈希烈等七人在大理寺被赐令自尽，应当受杖刑的人在京兆府门前受刑。

代宗宝应元年，下诏说："凡诏敕规定处以一顿杖刑的，杖数最多为四十；至于处以到刑，以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的，杖数都最多为六十。一律不得致人于死。"

代宗生性仁厚宽恕，河北、洛阳平定之

译后，下诏对河北、河东在叛军中任伪职的官吏百姓，一律不予追究。俘获史朝义部下将士的妻儿四百多人，都予以赦免。仆固怀恩反叛，赦免了他的家人，不加连坐。有进谏的人常常暗示皇帝的政令过于宽松，导致朝廷法纪不够严肃。皇帝笑着说："艰难时局没有能力约束下属，如果刑法过于严峻急切，只有威严而没有恩德，朕不忍心这样做。"即位五年，官府县衙及寺院监狱都没有重犯关押。过去，另外用敕令对人施加鞭笞的次数没有限度。有关官员上奏说："凡是应当处以重杖之刑的人，法令条文原先没有区别对待。京城里的人知道这是危害极大的处罚，受刑的人大多因此而死；外地州郡的人以为是流放岭南，认为受刑不至于死。同样的处罚却有两种不同的结果，这是法律开了两个不同的门径。请求详加规定处理办法。"因此才有了这道诏令。

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上奏说："十恶之中的谋反、大逆、叛、恶逆这四种罪行，请依照律法用刑；其余触犯别的应当判处斩刑的罪行，从今以后一律请改为重杖一顿处死，用来代替极刑。重杖既然属于死刑，各官署使者就不必受奏请才能决重杖这一限制。"皇帝下敕依从此议。

贞元八年，下敕说："近来所判决的罪案，拘泥于律法条文，有的本应判处死刑，还要先施以杖刑，然后再处以极刑，这样反而使人受到更多的摧残，朕心中恻隐不忍。从今以后应判处死罪的，先施以杖刑的做法应当停止。"

按：鞭刑在虞舜时代属于最轻的刑罚，位列五刑之末，到汉文帝废除肉刑，才开始用笞刑代替斩去脚趾的刑罚，然而笞打的次数一多，反而会打死人。此后因为笞打的人大多致死，那些罪不至死的人，就不再施以笞刑，而改用徒刑、流刑。魏晋以后，笞打的次数都很多，笞刑的规定都很重，到唐朝以后，又有了重杖、痛杖的律法，只说一顿，却不规定具体数目，行刑的人可以随意加轻加重，想让人活就能让人活，想让人死就能让人死。生和死之间，鞭杖和刀锯之间，其实相差是很大的。如今重杖、痛杖之法，正处在生死之间的模糊地带，使得奸猾的官吏借此营私舞弊，这是什么道理呢？至于本应处以绞刑、斩刑的人都先要决杖，有的一百下有的六十下，那和秦朝同时具备五种刑罚又有什么区别？建中年间才开始规定重杖为死刑，贞元年间才开始下令死刑不必先决杖，这大概是革除历朝弊政的做法吧。

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人删定天宝以后的敕令编为《开元格后敕》。

当时李吉甫、李绛任宰相，李吉甫说："治理天下必须运用赏罚，陛下屡次颁降赦令，减免拖欠的赋税、赈济饥荒，恩德已经很深厚了。然而典章刑法没有得到贯彻施行，朝廷内外都产生了懈怠之心。"李绛说："如今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但也没有很混乱，正是古代平治国家运用中正法典的时候。自古以来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必定先施行德化，到暴虐混乱的乱世，才专门任用刑法。李吉甫的话说得过头了。"皇帝认为李绛说得对。司空于頔也暗示皇帝应当用刑法来收揽威权，皇帝对宰相说："于頔心怀奸谋，是想让朕失去人心啊。"

元和八年，下诏说："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犯死罪的十恶重罪、杀人、私铸钱币、私造官印，以及强盗持械在京兆界内行劫、或其他盗贼所盗赃物超过三匹绢的，依照原来的法律判处。其余死罪都改判流放天德五城，其父祖子孙想要随同前往的，不予禁止。"

《唐史·刑法志》评论说："刑罚，是政教的辅助手段。政教得当，仁义就能兴起推行，礼让就能形成风俗，然而即使如此也不敢废弃刑罚，这是用来防范百姓的手段，只是要宽缓一些罢了。如今不重视德化的根本、不顾及风俗如何而废除常用的刑罚，这是放松了对百姓的约束，开启了奸邪之门，就好比蓄积了大水却拆掉了堤防。所以自从玄宗废除徒刑、杖刑之后，到这时又废除死刑，百姓还不

译知道感恩德化，反而白白以此为侥幸。"

穆宗时，每逢有关官员判决重大案件，就命一名中书舍人参与斟酌轻重，称为"参酌院"。此后就废除了这个做法。

大理少卿崔杞上奏说："国家的法度，是高祖、太宗制定的，已经施行两百多年了。《周礼》规定正月要公布刑法，张挂在城门里巷以及都城边邑、诸侯邦国，这是为了反复叮咛告诫，使四方百姓谨慎遵行。大理寺，是陛下掌管法律的官署。如今另外设置参酌之官，有关官员定了罪，却要另外议论其中的出入之处，这是把定罪量刑之权系于人情之上，而使法官不能坚守自己的职责。从前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必须先正名分。'臣认为参酌这个名分不正当，应当废除。"于是废除了这个做法。

文宗时，命尚书省各部郎官分别删定本司的敕令，而由丞与侍郎覆核审查，中书省、门下省参酌其可否之后再上奏，编成《太和格后敕》。

太和九年，李训、郑注谋划诛杀宦官没有成功，仇士良等人擒获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人押入左神策军营，给他们戴上刑具，拷打得他们不堪忍受痛苦，于是自己诬服认罪，声称与李训合谋图行大逆之事，尊立郑注为帝。于是左神策军派出三百名士兵，由李训带头引出王涯、王〇、罗立言、郭行馀，右神策军派出三百名士兵，押解贾饣束、舒元舆、李孝本献于太庙社稷，在长安东西两市游街示众。命百官前往观看，在独柳树下腰斩，将他们的首级悬挂在兴安门外示众。他们的亲属无论亲疏都被处死，连年幼的孩子都不放过，妻子儿女没有被处死的也被没收为官府的婢女。

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为王涯等人辩白罪名，并且说："王涯等人是儒生，蒙受国家的荣宠恩宠，都只想保全自身和家族，怎么肯谋逆作乱。李训等人确实是想要铲除宦官，左右两神策中尉是为了自救而谋划反击，于是酿成互相残杀；却诬陷他们谋反，实在恐怕是冤枉了他们。假设宰相真有谋反的图谋，也应当交给有关官署，依照正常的法典处置，岂能让宦官擅自率领甲兵，肆意抢掠杀戮，牵连到士人百姓，无辜遭受杀害，血流千家万户，尸体成堆多达千万，搜捕株连范围广泛，朝廷内外人人自危、疑惧不安。臣本想亲自前往朝廷，当面陈述是非曲直，又恐怕连累家眷一同遭受灭族之祸，事情也无法成功。臣现在谨当整顿边防，训练士卒，对内做陛下的心腹，对外做陛下的屏障，如果奸臣难以制服，臣誓死清除君主身边的奸邪！"仇士良等人对他十分忌惮。

武宗时，下诏说："偷盗赃物达到一千钱的判处死刑。"

以前，偷盗之罪不判死刑，是因为体谅百姓受饥寒所迫的情由。武宗颁布了这条法令，宣宗即位后，就废除了它。会昌五年制文节文说："依照律法，已经离任的官员，公罪流刑以下的，不再追究。公罪的条款，情节有轻有重，如果涉及欺诈，怎能不予追究？从今以后公罪中情节难以宽恕的，一律不在不予追究的范围之内。"

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〇按照刑律分类立目并附以格敕，编成《大中刑律统类》，皇帝下诏命刑部颁行天下。

大中五年，敕令说："从今以后有官吏经手之人犯有贪赃罪以及各种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只要是在事情完全没有被发觉之前能主动到官府自首陈明的，就依照律文……"（原文至此中断）

译减一等处罚；如果知道案发已经露出苗头，即使尚未被追捕审问，也不适用主动自首的限制条件。

七年，皇帝下敕令：“司法官员判罪，每一脊杖折算为法杖十下；每一臀杖折算为笞杖五下，这样官吏就不会超越制度，执法遵守常规。”

译八年，敕令：“计算绢帛的赃物价值，天下统一标准，依照上都的规定，以一千一百九十文作为一陌（一百文），折算为一匹赃绢。”

僖宗乾符四年，敕令：“法律中有‘离任后不再追究’的条文，很容易被人钻空子。从今以後，凡是州县官所犯的各种罪行，若在离任五年之後才发现，不予追究；五年之内，按照现任官员的先例追究收捕，根据情节确定处理方式。”

梁太祖开平四年，中书门下上奏：“新删定的《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计一百三卷，请命名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颁行天下施行。”皇帝准奏。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台上奏，请求废除伪梁的《新格》，施行本朝的旧法典章。如今召集众人商议，《开元格》大多是有关公事条例的内容，《开成格》则关涉刑狱之事，现在打算暂且请求施行《开成格》。皇帝准奏。

同光三年，大理寺上奏：“依照《断狱律》，凡是立春之後、秋分以前，不得奏请决处死刑，违反的要判处徒刑一年。如今大理寺陆续有案件积压，如果依照律文，等到秋分之後才申报奏请，恐怕会使刑狱案件拖延滞留。”皇帝下诏说：“在秋冬季节行刑，虽然体现了怜悯之心；但罪犯之中多有牵连之人，反而令人担忧案件拖延。倘若十个人当中只有一人真正应当抵罪，又怎能以轻罪之人陪同重罪之人，被长期关押！念及应当怜恤，又难以完全废除此制。凡各司囚犯，不论罪行轻重，都应交由本司依据罪行详细审断，罪轻的立即予以疏理释放，罪重的等过了立春，到秋分之後再执行刑罚。如果是事关军机、必须严令施行的，或是图谋叛逆作恶的，或是蓄意奸邪的，或是行劫杀人的，难以拖延滞留的，都不在此限制之内。”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上奏：“按《断狱律》，凡是死罪未等覆奏批复就擅自处决的，判处流放二千里；即便奏报之後应当处决的，也要等三日才能行刑，如果期限未满就行刑的，判处徒刑一年。臣以为人命至关重大，一死便不能复生。近年以来，完全不进行覆奏，有的本应蒙受赦免宽宥，却已经被处死。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凡在京城内犯有死罪的，在判决前、判决当日各覆奏一次，听候裁决；有凶恶悖逆、触犯军令的，也要详审之後临时覆奏一次。”奉敕准奏依行。

容斋洪氏《随笔》说：“五代之时，当时的君主把杀戮当作儿戏，视人命如同草芥，唐明宗却颇有仁心，唯独能够斟酌情理、悔改补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头奏报，说有两个百姓拿竹竿演习格斗之事。皇帝当即传旨交给石敬塘处置，石敬塘便将二人杀了。第二天，枢密使安重诲详细奏报，这才知道原来是幼童在嬉戏玩耍。皇帝下诏自责，认为是错误用刑，减少日常膳食十天，以此告慰冤魂；罚石敬塘俸禄一个月；浑公儿被削去官职，杖打脊背，流放到登州；对被杀小儿的家属，赐绢五十匹、粟麦各一百石，命令依法予以安葬。并且告诫各道州府，凡有死刑案件，都必须仔细审慎处理裁决。这件事记载在《旧五代史》中，《新五代史》却把它删去了。”

长兴四年，大理寺正张仁彖上奏：“臣见各道州府处死犯人之後，即便有家属亲属在旁，也不允许立即收殓埋葬，都要交给专门负责丧葬的行人在城外办理，有的甚至残害尸体，大多是为了索取钱财。依照《狱官令》，凡判处死刑的，都要由官府供给酒食，允许亲属故旧前来告别，宣读犯罪情状，等到白天过後才行刑。注文说：处决之後过了一夜，主管部门就应当为其收殓埋葬；如果有亲属故旧的，也听任他们收殓安葬。另有条文规定，凡囚犯死後没有亲属的，由官府供给棺木，在官地埋葬，在墓穴内放置砖刻的铭文，在坟上立牌，写明其姓名。请求依照法令指挥施行。”皇帝准奏。

闽主王曦想要杖打御史中丞，谏议大夫郑元弼进谏说：“古时候刑罚不加于大夫，御史中丞是百官的表率，怎

译么能对他施加杖刑呢！”于是就放了他。

致堂胡氏说：“庶人贫贱，不能具备完整的礼仪，所以不用礼法来要求他们；大夫尊贵，不可对他们施加刑罚，所以不让他们受刑。这并非本来就要如此，而是根据各自的地位形势而定。贾谊领会了圣人的用意，所以才引用‘投鼠忌器’的比喻，从此汉代不对大臣施加刑罚，大臣有罪，都是自杀了事。而临川王氏却反其义而论说：‘礼，不能因为庶人地位低下就不施用于他们；刑，不能因为大夫地位尊贵就不施加于他们。’他的用意并非为了教化百姓、成就风俗而弘扬礼教，只是想要杀戮元老重臣以铲除异己罢了，这难道不是邪说害义中最严重的吗！凭闽国这样弹丸之地、王曦这样无道之君，尚且能够因郑元弼的正论而自行屈服；那些谈经论道、辅佐君王的人，却奉行韩非、商鞅的权术，竟连郑元弼都不如，而世人还尊崇信奉他们。这是为什么呢！”

晋天福十二年，敕令：“凡天下所有涉及强盗被捕获的案件，不论赃物多少，只要查验属实，一律处死。”

当时四方盗贼众多，朝廷深以为患，所以加重了法律的严厉程度，并分派使者前去捕捉。苏逢吉自己起草诏书内容说：“凡是盗贼以及四邻同保之人，都要全族处斩。”众人认为：“盗贼尚且不应灭族，何况是邻保之人呢？”苏逢吉坚持争辩，不得已，只是删去了“全族”二字。因此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害了平阴十七个村的百姓。苏逢吉为人心思深沉、喜好杀戮，在河东幕府任职时，曾经命人让皇帝清理监狱囚犯以祈福，苏逢吉却把狱中囚犯全部杀光回来复命。

後汉的法律已经很严酷，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其残忍，他宠信任用孔目官解晖，凡是被关入军狱的人，都任由解晖随意折磨拷打，没有不屈打成招的。等到三处叛乱连兵而起，百姓人心震动惊惶不安，史弘肇执掌部下禁兵，在京城巡逻，抓获罪犯後，不问情节轻重、是否符合法律，都擅自处死而不加请示，有的处以割口、断舌、抽筋、折断小腿的酷刑，没有一天间断，虽然使得奸盗之徒因惧怕而收敛，但被冤枉致死的人也非常多。

周太祖广顺二年，敕令：“百姓有诉讼案件的，必须先经过县、州以及观察使处审理裁决，如果认为判决不公正，才允许到台省申诉。有的人自己不会写状纸、请人代写的，必须在状纸上写明代写人的姓名、住址；如果没有人可以代写，就允许呈交空白的纸张。所诉的必须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得挟带私怨、虚妄告状。”

世宗显德四年，中书门下上奏：“依据圣旨，现行的法律条文使用时间已久，文辞古朴，条目繁琐细密，使人难以理解，加上前後的敕令格例，参差错乱、重复交叠，也难以详细考究。应当命中书门下一并加以删定，务求简明扼要，以便于天下颁行遵守。臣等认为，如今奉旨删定律令之书，探求政治治理的根本，历经圣贤的增删损益，作为古今的规章制度，历代以来称之为常法典章。朝廷现今施行使用的，有《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以及本朝的制敕等。断决案件、确定刑罚，都不出这些法典的范围。律令的文辞古朴，阅览的人难以详细明了；格敕的条目繁多，查阅的人有时也会产生疑惑差误。加上边远地区，有贪婪狡猾之徒，借此作奸犯科，逐渐形成弊端。正当政治清明兴盛之时，应当申明统一的规范，希望能使百姓不至于误陷刑网，官吏也知道所应遵守的准则。臣等商议，希望依照圣旨施行，并派遣侍御史知杂事张昭等十人编集新的法律条格，编成之後汇集成书。律令中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就随文加以训释；格敕中有繁杂重复的地方，就随事加以删除。只求道理明晰、文字简省，并且要直接明了、容易理解。其中如果有轻重失当、适合古代而不适合当今的地方，

译或者相互矛盾、适用于此处而不适用于彼处的地方，都应当加以改正，不可草率因循。等到编集完毕之日，交由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共同详加审议是否可行，再送交中书门下商议决定，奏请皇帝裁决。”皇帝准奏。到显德五年七月七日，中书门下以及兵部尚书张昭远等人上奏：“所编集的法典，已勒成一部，另有目录，共二十一卷，命名为《大周刑统》，恳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一并通行使用。其中的《刑法统类》、《开成格》以及编敕等，其中内容既已全部采录，不再作为司法机关行使的依据；自来有宣命指挥的公事以及三司临时制定的条法，州县现今正在施行的，不在此次编集的范围之内。至于应属京城各官署的公事，各衙门各自有现行的条例，希望命本司加以删定汇集，送交中书门下详细审议後上奏。”奉敕准依此办理。

显德五年，敕令：“州县自长官以下，因公事施行责情杖时，应根据情节轻重量刑，用杖不得超过臀杖十五下；如因责情杖打致死的，要具报事情缘由上奏朝廷。”又敕令：“凡盗贼经过判决处罚後又再次行窃，前後共三次犯案，并且都曾经官府审问认罪的，不论是在赦免之前还是之後、不论赃物多少，一律处死。”

容斋洪氏《随笔》说：“周世宗英明果毅、雄才大略，凭借衰乱之世，短短五六年间，威武的声名，震慑华夏夷狄，可以说是一代贤明的君主，然而享年不到四十岁，他去世还不到半年，国家也随之灭亡。这本是上天正要将天下授予宋朝，让周世宗来为宋朝扫清障碍。但是考察他所行之事，有过于喜好杀戮的缺失，周朝的法律过于严酷，群臣办理公事，稍有不当，往往就被处以极刑，即便本来素有才能名望，也毫不宽恕，这是他的短处。薛居正《旧五代史》记载，翰林医官马道元上奏，诉说在寿州境内他的儿子被贼人所杀，抓获了真正的凶手，人还关在宿州，但本州却不加以审理判决。皇帝大怒，派遣窦仪乘驿马前去审查此案。等到案件审结，因此案而被株连处死的竟有二十四人。窦仪出发领命的那一天，皇帝的旨意十分严厉，所以窦仪用刑，就流于苛刻深重，知州赵砺因此被判除名。这件事本来只是马氏一个儿子被杀，怎么会牵连到二十四家被灭族呢，其他类似的事情也就可以由此类推了（见《窦仪传》）。”

又说：“周世宗用法过于严苛，我已经在《续笔》中记述过了。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记载这些事情十分详尽，而欧阳修先生大多都删去了。现在在这里略作记录。樊爱能、何徽因为带兵先行溃逃，按军法应当处死，没有什么可说的。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璘因捕盗不力而未能抓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监督纳粮时克扣损耗，刑部员外郎陈渥因勘核田亩有误，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因桥梁道路失于修整，内供奉官孙延希因监督修建永福殿而有役夫在瓦片中拌饭吃，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因未遵奉使者之命检视夏苗，左藏库使符令光因赶制军士的夹衣未能办成，楚州防御使张顺因隐匿遗漏税钱，都被处以极刑，然而他们的罪行还够不上死罪。”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制定了大辟死罪案件的详细复核制度。

皇帝鉴于五代时藩镇擅自专杀的弊端，起初命令各州凡奏报大辟死罪案件，都要交付刑部详加复核；随後又命令各州的录事参军与司法掾一同审断案件。

二月，皇帝下诏说：“王者禁止人们做坏事，于是设立法令，治理下民要力求简明，必须务求怜恤宽恕。世道处在乱离之时，就要用严厉手段加以纠正；百姓知道廉耻、知所归正之後，就要用宽厚之政加以救济。窃盗案件的发生，本来并非严重的祸害。近来朝廷所定制度，处罚重于律文的规定，这很不符合爱护百姓的本意。从今以後，凡窃盗赃物满足陌五贯的，才处死。”

唐代建中年间所定的法令，窃盗赃物满三匹的处死。会昌年间

译以後，窃盗赃钱一贯以上的就要处以极刑。大中初年，因为这个标准太重，又恢复了建中年间的制度。後汉乾祐年间以来，用法严酷急切，百姓盗窃一文钱都要处死。周太祖深深惩治这种弊端，定下法令，窃盗赃物满三匹的弃市。建隆二年，增至钱三千，陌以八十文为限。到此时，又有这道诏令法度，就更加宽和了。

容斋洪氏《随笔》说：“本朝削平各地割据的伪政权，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然而也有因循沿袭旧弊、未能及时更改的地方，所以还是要依靠贤良的士大夫直言进谏。江南刚刚平定，太宗选拔张齐贤担任江南西路转运使，晓谕他把百姓不便利的事情，逐条奏报朝廷。此前各州的罪犯大多被戴上枷锁押送到京城，沿途因非正常原因死亡的，常常达到十之五六。张齐贤到达蕲州，看见南剑州的官吏押送罪犯，索取州府文书查看，见是两个贩卖私盐的人，因为挑着盐筐得盐二斤而获罪；又有六个人，都是曾经看见有人贩盐却未加告发，一并被处以黥面、杖打之後押送，而其中五人已经死在路上。江州司理院从正月到二月，经过寄押关禁的罪犯，共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有两个百姓，本是佃农客户，曾在主人家的池塘里用锥子刺得鱼一斤半，就被处以杖打脊背、黥面之刑，押送京城。张齐贤上奏说：‘请等他们到京城後，选派官员详细审问，如果确实有蒙受冤屈的，请对本州官吏酌情加以惩处。从今以後只需押送本人前来即可。’到了虔州，押送三名囚犯，是因为曾在市上买了牛肉，连同家属共十二人全都要押赴京城，而真正宰杀耕牛的贼人却未能抓获，张齐贤怜悯他们，当即遣送他们的妻子儿女回乡。从此以後，江南押送罪犯的数量减少了大半。这都是相沿成习所导致的弊端，一位贤者加以改正，其惠及百姓竟能如此。”

建隆三年，制定了折杖法。凡流刑共分四等：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流二千里，脊杖十七；以上都另加配役一年。徒刑共分五等：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徒二年，脊杖十七；徒一年半，脊杖十五；徒一年，脊杖十三。杖刑共分五等：杖一百，臀杖二十；杖九十，臀杖十八；杖八十，臀杖十七；杖七十，臀杖十五；杖六十，臀杖十三。笞刑共分五等：笞五十，臀杖十下；笞四十、三十，臀杖八下；笞二十、十，臀杖七下。常用的官杖依照周显德五年的制度，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超过二寸，厚度以及小头直径不得超过九分。徒刑、流刑、笞刑都通用常行杖，判处徒刑的只行杖刑而不再服劳役。

建隆四年，判大理寺窦仪进呈重新修订的《刑统》三十卷，删去了令、式、宣、敕中一百九十条，增补了制敕十五条，又摘录律文中可以援引比照的条文共四十四条，附在《名例》篇之後。後来另外摘取格、令、宣、敕中删除的内容以及後来陆续颁布的常用条文，共一百零六条，编为四卷，称为《新编敕》。至于那些只涉及一司、一务、一州、一县范围内特殊事务的条文类别，则不在收录之列。皇帝下诏令与《刑统》一并刊印施行。窦仪等人斟酌参照轻重，处理得尤为详尽周备，世人称赞其公平允当。此後陆续平定各割据政权，各州府都颁发施行了这部法典。

开宝二年五月，皇帝因为暑气正盛，深深挂念在押囚犯的痛苦，于是下达亲笔诏书：“两京以及各州，命长史督促狱掾每五日检查视察一次，打扫清洁牢房，洗涤刑具枷锁。贫穷无以自给的囚犯供给饮食，患病的供给医药。轻罪关押的小案件，要立即判决遣散，不得拖延滞留。”从此以後，每年仲夏时节必定重申这道诏令，以此告诫官吏。

开宝八年三月，有关部门上报：“从开宝三年到现在，诏令宽宥的死罪囚犯共有四千一百零八人。”皇帝十分留意刑罚之事，怜悯无辜之人，曾经阅读《尚书·虞书》，感叹道：“尧舜之时，四凶之罪也只是流放驱逐。为什么近代刑法的罗网竟如此

译严密呢！”大概是有意想要减省刑罚。所以从开宝年间以来，凡是所犯死罪而情节并非深重危害的，大多被宽宥而免除死刑。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将司寇参军改为司理参军，把司寇院改为司理院，命令在选官部门中挑选历任清廉、善于断案辨讼的人来担任此职，任期满後，可免于再次参加铨选而直接赴京候用。又设置判官一员，委托各州从牙校中选择通晓法律、家资较高的人来担任，发给月俸，任期届满後，评定其政绩优劣，以确定升降任用。如有失职纵放的情况，则连坐长吏以下的官员。此後又诏令各州考察司理参军中有不能明察审理案件、导致刑狱拖延积压的，要如实上报姓名；如有隐瞒掩盖不加举报的，也要治罪。这一年，命有关部门整理国初以来的敕令条文，编纂成《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颁行于世。太平兴国年间，开始起用士人担任司理判官。

太平兴国六年，皇帝下诏：“从今以後，长吏每五日审查在押囚犯一次，情况属实的立即予以判决。”又下诏：“从今以後，在押囚犯如果证据确凿明白而囚犯本人仍抗拒不肯服罪、应当加以刑讯的，要召集众官属一同审讯，不得让胥吏进行拷打逼供。”皇帝十分担心天下有拖延滞留的案件，又建立了三个期限的制度：大案四十日，中案二十日，小案十日。有不需要追捕、容易判决的案件，不得超过三日。

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命令各州每十日呈报一次在押囚犯的名册以及所犯罪名、羁押天数，由刑部专门加以纠察。

当时皇帝审阅各州所奏的囚犯名册，见有关押到三百人之多的，于是下诏重申严格惩治积压狱案的告诫。命令从今以後，凡是门留、寄禁、取保在外，以及在客店中养病的囚犯等，都要比照在押囚犯的先例，逐一列明上报。凡审理案件超过期限，以及应当判决而未判决、事情轻微却被长期关押的，有关部门要奏报追究。

六月，皇帝下诏派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四十人，分别前往江南、江浙、西川、荆湖、岭南等道审查复核刑狱案件。情况属实的，立即判决；如果需要传唤证人的，则一并整理成案卷，依法论处。官吏中有懈怠废弛的，弹劾其罪状上报。其中处理事务能干明察、使刑狱不至滞留的，也要写明姓名上报。

太平兴国十年五月，规定窃盗赃物满十贯的，要奏请皇帝裁决；七贯的，处以杖刑、黥面，隶属本城；五贯的，配役三年；三贯的，配役二年；一贯的，配役一年。其余的按照旧制处理。

九月，皇帝下诏：“从今以後，京朝官、幕职官、州县官都必须研习诵读律令格式。任期届满到京城时，应当加以考试询问，对完全不熟悉的，酌情予以处罚。”

淳化元年，命刑部设置详覆官五员，专门审阅天下所呈报的案卷，不再另外派遣官员前往审理案件。设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都用京朝官充任。如果各州有重大案件，就乘坐驿传车马前往审理。他们离京之日，皇帝必定亲自接见叮嘱旨意说：“不要节外生枝，不要拖延滞留。”有时还赐给他们置装的钱财。等到他们回京之後，皇帝必定召见，询问所审理案件的情状，以此确立为常规制度。

淳化二年二月，判司天监苗守信等人，请求规定正月初一以及每月初八、太岁日、三元日、天赦日以及皇帝的生日，都不判决处决死刑。此事交付有关部门讨论。有关部门上言：“後晋天福七年的诏书规定，凡是判处死罪的，遇上重大祭祀、冬至元旦、接受朝贺、立春、立夏以及大雨雪天气，都不予论决处死。请从今以後，太岁日、三元日以及皇帝生日，两京以及各州不判决死刑，其余仍照旧例。”皇帝准奏。五月，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司，常常命参知政事一级的官员来主管此事，管辖境内州府每十日呈报一次在押囚犯的名册，如有疑难未决的案件，就立即乘驿车前往审视处理。各州郡如敢长期拖延重大案件，久不改正，或者偏听一面之词来审理案件，导致案情不能查明属实，以及官吏徇私枉法的，都要一并上报。八月，

译开始在禁中设置审刑院，命枢密直学士李昌龄主管院事，同时设置详议官六员。凡是案件已经审结上奏的，先由审刑院加盖印章，转交大理寺、刑部进行断覆之後再上奏，然後下达审刑院详加审议，经过复核裁决之後，转交中书。审理得当的立即予以施行，还有不妥当的，宰相再上奏皇帝，按照皇帝的旨意加以判决。命令左右巡使每五日巡查一次开封府司录司、左右军巡以及四推司在押的囚犯，借此督促他们，如有冤屈滞留的案件要上报。

淳化三年，命令各州判处死刑而有囚犯呼冤不服、或亲属称冤的，要立即报告长吏，转交其他部门重新审理。

这一年春天，京西、江浙一带发生大饥荒，百姓大多结伙拿着木棒到富人家中强要粮食，夺取其粮食，因此被判处强盗罪、处以弃市之刑的人很多。蔡州百姓张绪等二百一十八人，都应当判处死刑。知州张策、推官江嗣宗共同商议，只将为首的人处以杖脊之刑，其余的都改判为杖刑。把这件事情上奏皇帝，皇帝深有感触而醒悟，下诏褒奖他们，命本州大量开放官仓，赈济饥民。于是又派遣使者分别前往各道巡视抚恤，皇帝亲自接见嘱咐他们说：“那些人都是普通百姓，因为生活艰难缺食才强行索取粮食来维持生计罢了。如果他们情节并非严重危害的，都应当从轻减刑，不可依照强盗的罪名论处。至于那些凶悍难以约束、在乡里作恶为患的，则可以酌情自行处置，务求铲除恶行。”因此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几乎数以千计。

十月，皇帝下诏说：“近来屡次派遣使臣分赴各地审理案件，前後历时一年，却没有听说平反了什么案件，怎能有助于哀怜矜恤之心，反而增添了烦扰。各路提点刑狱司应当予以撤销，把相关事务归还给转运司管理。”

至道二年，敕令：“大理寺所判决的天下案卷，大案限期二十五日，中案二十日，小案十日。审刑院详细复核，大案十五日，中案十日，小案五日。”

真宗咸平三年，判大理寺王钦若上言：“本寺的公案常常有五到七件之多，如今在一个多月之内，竟然没有任何案卷，这足以彰显知耻归正的教化，也体现出天下渐趋太和的风气。请将此事送交史馆记载，用以昭示圣朝的政绩。”皇帝准奏。

咸平四年，知黄州王禹偁上奏，请求命各路设置病囚院，安置拿杖行劫的盗贼以及流刑以上患病的囚犯，其余的都责令具保、在院外看管。这一年，天下共判决死罪八百人。

皇帝阅览囚犯名册，神情怃然感动，对宰相执政大臣们说：“各种犯罪应处死罪的条目非常多，官吏倘若不能尽心审理，难道就不会有冤枉滥判的情况吗？按照旧例，死罪案件审结後，要三次覆奏，这大概是极为重视慎重之意，是从哪个朝代废除这一制度的呢？”于是命令检讨这一制度沿革的历史。最终因担心案件积压拖延，未能施行。

咸平六年，皇帝下诏：“凡有盗窃主人财物的，赃物五贯以上，处以杖脊、黥面之刑，配隶牢城；十贯以上的，奏请皇帝裁决；不得私自黥刺涅面。”

按照旧制，士人庶民家中的僮仆如有犯罪，有的会被私自黥刺面部。皇帝因为如今的僮仆本来是受雇的良家百姓，所以下达了这道诏令。

景德元年，皇帝下诏：“各道州军判决案件，其中有宣敕未明确判定刑名、只说应当予以极断处置的，各地便按大辟死罪处置，这很不公平妥当。从今以後，凡是说处断、重断、极断、决配、朝廷法典之类模糊字样的，不得就此判决，要详细整理成案卷後上奏。”

景德二年，皇帝下诏：“大理寺、刑部所推举的详断、详覆官，只需考试断案案例五道，派官员与两司互相校核。”又下诏：“刑部、大理寺、三司的法直官、副法直官，命吏部铨选流内官中一任满三考以上、行事谨慎无过失、擅长写判词的人，列出姓名引见、考试断案五道，合格的予以任用。三司、大理寺任职满一年，刑部满三年而没有私

译罪的，授予京官。”此前，这些职位都是从令史中递补选任的。端拱年间，寇准主管选官事务，奏请起用士人担任。到此时，又重申了先前的诏令。

景德三年四月，枢密院直学士刘综等人前往三司、开封府、御史台、殿前侍卫司整理编排在押囚犯名册。第二天，皇帝亲临崇政殿临场裁决，杀人者依法论处；犯有杂罪应处死刑的、流刑、徒刑的，都依次降低一等处置；杖刑以下的予以释放。到日暮才结束，命令军头引见司再次覆奏所判决的刑名，皇帝审视核准之後，才予以施行。此後，每年暑月，皇帝必定亲自前往审查询问，成为定制惯例。

景德四年，重新设置各路提点刑狱司官员。专门负责巡察各地囚犯监禁情况，详审案卷。各州郡不得对他们进行迎来送往、聚会宴请。皇帝内出御宝印纸作为记录册，登记他们的政绩，中书、枢密院登记他们的姓名，等到任期届满回朝考核政绩，据此论功行赏。如有刑狱案件冤枉滥判却不能查明检举的，官吏疏懈废弛而不加弹劾的、一味畏惧回避的，都要从重治罪。

知审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而收受财物，允许其曲解法律条文，在判决处置之时，依法科罪，却借机规避枉法的罪责。凡是证据确凿的，希望按照枉法论罪，罪至死刑的，改判为加役流。”皇帝准奏。

河北提点刑狱陈纲上言：“判处杖罪而戴枷关押的，其枷具至今没有统一的规格，希望现在特别制定，以十五斤为标准。”皇帝准奏。

大中祥符二年，皇帝下诏，命御史台、开封府以及京城内凡有审理刑案的地方，现今特别设置专司加以纠察，命金部员外郎、知制诰周起等人担任，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罪行的，要立即整理案卷收监并上报，其中案情尚未查清或被拖延的，要追查取回原有的证词，详细审阅之後上奏。

尉卫卿、权判刑部慎从吉上言：“依照淳化三年的敕令，各路所奏报的‘狱空’（即监狱无囚），必须是司理院、州司、倚郭县全部都没有在押囚犯，才能上报。又依照後来的敕令，各路从今以後奏报狱空，朝廷不再下诏加以嘉奖表彰；奏报送达後，交由刑部依据各地按旬呈报的在押囚犯记录，核实无误後，才具文上报。臣见各路提点刑狱司所奏报的狱空，本司加以核对比较，大多不符合先前的敕令要求。外地各州妄图求取朝廷嘉奖，沽名钓誉。近来沧州等两州审理大辟死罪案件，牵连多人，才过一夜就立即执行斩决。臣见前代京师判决死刑案件尚且要经过五次覆奏，就是想要慎重对待死刑，怎么能在一天之内便判决处死呢？朝廷近来力求审慎详尽，正是担心有冤枉滥判的案件，并非追求处理的急速。那些州府不体察朝廷的旨意，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只求做到狱空的虚名，实际上没有任何益处。希望依照先前的诏令，不再对此加以嘉奖表彰。各州府军监，按照公事多少分为三等：第一等，公事繁多的地方，以五日为期；其次的，以十日为期；再次的，以二十日为期；都必须是州司、司理院、倚郭县完全没有在押囚犯以及责保、寄店羁押之类的情况，才算是‘狱空’，交由提点刑狱司依据等第和数目核验属实後，登记在卯历簿册之中。”皇帝准奏。

大中祥符四年，皇帝下诏：“从今以後，判处杖刑并当众执行的，原来限期十日，现减为三日；判处半月以上刑期的，不得超过五日；酷暑季节则加以免除。”

大中祥符七年，殿中侍御史曹定上言：“各州长吏犯罪时，唯恐被人告发诉讼，便主动投案自首，即使情节十分严重，也依照惯例予以免罪。”皇帝下诏：“从今以後，如果罪行确实尚未被揭露的，即以此状呈报转运使；如果依据法令应当原谅赦免的，也要记录在案。”十月，御史台审理一起杀人贼案，案情已审结，知杂王隋请求将凶手处以脔割（凌迟）之刑，皇帝说：“五刑自有既定的规制，何必要用这种方式呢？况且这个贼人的罪行本来已经查明，一死也就足够了。”又，内供奉官杨守珍出使陕

译西督办捕盗事宜，因此请求：“凡抓获强盗判处死刑的，请求交给臣以凌迟处死，用以警戒後来者。”皇帝下诏：“所捕获的贼人应送交所属机关，依法论处判决，不得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

按：从这两件事来看，就可以知道法律之外的凌迟酷刑，祖宗在世时是不曾使用过的。

天禧二年，上书言事的人说：“如今审理判决天下的案件，都归大理寺；审议天下的法律，总归于审刑院。这两个机构，是天下的准绳法度。而今律令中都有明确的条文，制敕则常常有所修改变动。凡是判定罪行的要点，说到‘敕’，往往多指‘故意’或‘过失’；说到‘罪’，则都归于‘公罪’或‘私罪’。这四种情况来确定刑罚，轻重相差极大。犯罪情节轻微却依法处以重刑，就近于舞文弄法；案情本重却按轻罪条文处理，就属于失实判决。要审慎明辨这些情况，尤其需要尽心尽力。触犯私罪的要追夺官职、加处徒刑，属于公罪的可以赎金抵罪、记过处理，称为‘故意’的不能予以减轻处罚，称为‘过失’的按惯例可以降低等级处理。此前判定公罪、私罪、故意、过失的名目，仅仅是由法官临时裁量决定的，既没有明确固定的标准，深恐存在差错混乱。希望命令曾经历任刑法司的官员，制定公罪、私罪的名目，详加参酌，使之统一明确。其中违反制度、称为‘过失’的情况，也须详加审查，凡是过失情节轻微的，要明确逐条列出上奏，使人不能借此因缘为奸、轻重其法度。要杜绝这种弊端的萌芽发展，关键就在于此。”皇帝下诏命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开封府一同商议确定後上奏。随後法官详细参酌议定：“从今以後，捕盗掌狱的官员，未禀报长吏就擅自拷打囚犯，如果没有造成严重伤害而查得实情的，只以‘违制失’论处、按公罪处理；如果过分苛刻而未能查得实情，挟带私心拷打逼供、企图有所索求的，以‘违制私’论处、按私罪处理。又，捕盗官吏此前有捕捉盗贼延误时限而未能及时上报州府的，都以‘违制’论处，罪名涉及过重，希望命令这类犯罪的人以‘违制失’论处。又，法律区分公罪、私罪，说私罪，是指不缘于公事而私自所犯的罪行。即便是缘于公事，如果不吐露实情、心怀隐瞒欺骗的，也同样按私罪论处。公罪，是指缘于公事而致罪、并无私心的。即便处理有所偏差，只要确实是因公事所需、处理结果符合公正而只是违反了法律条文的，仍然按公罪论处。希望命令今後审断案件，都依照以上原则加以审定。又，法律规定，被交付制书要求施行却加以违反的，判处徒刑二年；如果是因过失错误的，处杖刑一百。现在请求法官断罪时，除每条依据原有敕令明确指定为‘违制’的以外，其余情节轻微、属于过失错误的，一律按‘违制失’论处；其中公罪、私罪各占一半、而私罪情节较重的，则奏请皇帝裁决。”皇帝准奏。四月，敕令：“命官犯有贪赃之罪的，不论轻重，都要一并弹劾检举；犯私罪且判处杖刑以下的，不予追究。”

天禧四年，皇帝下诏：“从今以後，天下凡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正枉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咒诅、编造妖言邪书、传授妖术、合制毒药、禁军和各军中逃亡，以及犯盗窃罪应处死刑的，每逢十二月，暂停判决处置，等过了天庆节後再执行；其余……

译犯了应处死罪的人，若在十二月及春夏之时，尚未处决，就先关押起来，奏请皇帝裁决。

咸平年间，殿中侍御史赵湘上奏说：“圣明的君王施行法度，必定顺应天道。汉朝的制度中，死刑一类的案子，都要到冬季才处决。臣私下认为古代的良好政令，也有适合于今日的，举而施行，不会有损大体。臣看到十二月正是陛下圣诞之月，是天下万方祝颂之时，可是死刑犯人的处决却照常进行。再者，十一月一阳始生，其阳气尚且微弱，以这至为微弱的阳气，处在浓重的阴气之下，因此议罪缓刑,正是用来扶助阳气、抑制阴气的做法。臣恳请陛下特降明诏，凡在十一月、十二月之内，天下已经审定应处死刑的案子，再命令详加复核；已经审结定案的，暂不下令处决。所在的州府，要对犯人多加怜恤体恤，打扫牢房，供给饮食、柴炭之类,并且严加防护，不要出别的意外。案情有可怜悯之处的，上奏听候皇帝敕令裁决。符合依法处死的，也要等到冬季才处决。在京城的死刑犯人，既然正当孟春之月，也正是施行庆典、布施恩惠的时候。臣恳请陛下在处理政务之余暇，亲临察看案卷，案情可怜悯的，特予从轻减刑，这样也可以将圣恩布施到无穷无尽，最大限度地体恤百姓触犯的罪责。况且不过延迟两个月处决，也算不上拖延过久。如此一来，则议罪详审刑罚，有助于顺应生生之气。倘若用刑能顺应阴阳，那么四时之气就会调和，气和则百谷丰收，水旱灾害也就不会发生了。”皇上看了奏疏，说：“这确实是件好事。然而古今制度不同，沿革各异，若真施行起来，恐怕会有拖延滞留的情况，或者有人趁机作奸。”到这时，才有了这道诏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