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一 宗庙考十一

译它。大概"祖"是指后稷，祖先所从出的是帝喾。郊祀只祭到后稷为止，而〇祭则向上追溯到帝喾，这说明宗庙的祭祀，没有比〇祭更盛大的了。所以《祭法》把〇祭排在郊祭之前，是因为〇祭所祭祀的祖先最为久远的缘故，与祭天无关。至于杨氏引用《子夏传》来解释"祖先所从出"，他的说法就更加清楚明白了。

〇祭，是大祭（五年举行一次大祭）。绎祭，是又一次祭祀（疏文说，知道这不是祭天的〇祭，是因为下文说"绎祭，是又一次祭祀，是宗庙的祭祀"，可知这里说的"〇祭，是大祭"，也是指宗庙的祭祀。——《尔雅》）。《长发》，是大〇祭的诗（《诗经·殷颂》）。

朱子说：《诗序》认为这是大〇祭的诗，大概是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而用其祖先来配祭。苏氏说：大〇祭所涉及的祖先很久远，所以这首诗历数商朝的先君，又提及其卿士伊尹，大概是参与〇祭的人。《商书》说"我现在大规模宴享先王，你们的祖先也跟随一起享用"，说的就是这种礼，难道这不是从商代就已经兴起的吗？如今看来，大〇祭不涉及群庙的神主，这首诗应当是〇祭之诗，但经文中没有明确记载，无法考证。〇祭，是〇祭太祖（《周颂》）。

朱子说：《祭法》说"周人〇祭帝喾"，又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周朝的太祖，就是后稷，在后稷庙中〇祭帝喾，而用后稷来配祭，这就是所谓"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用其祖先来配祭"。《祭法》又说周朝"以文王为祖"，而《春秋》家的说法是"三年丧期结束后，把新去世者的神主送入庙中，这也称为吉〇祭"。这样看来，"祖"是一个称号却有两座庙，"〇"是一个名称却有两种祭祀。如今这篇《诗序》说"〇祭太祖"，那应当是在后稷庙中〇祭帝喾，但这首诗的文字中却没有涉及帝喾、后稷的内容。如果认为是〇祭文王之后除去丧服的吉祭，那么与《诗序》已经不相协调，而且诗文中也没有这个意思，恐怕是《诗序》的错误。这首诗只是武王祭祀文王后撤除祭品时所作的诗，后来才通用于其他庙中而已。

陈氏说：赵伯循认为〇祭不兼祭群庙的神主，理由是群庙的祖先疏远，不敢亵渎，这恐怕是不曾考察过经文。《诗经·颂·长发》大〇祭时歌颂"元王开拓疆土""相土功业显赫"，以及武王般的成汤，中叶的太甲。〇祭是〇祭太祖，却歌颂皇考武王、烈考文王，那么"不兼祭群庙"的说法，难道可信吗？

杨氏说：我认为〇祭不兼祭群庙的神主，这不是赵伯循的凭空臆说。《大传》说"天子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用其祖先来配祭"，那么不兼祭群庙神主，是很明确的。《曾子问》说"〇祭在太庙举行时，祝官要迎请四庙的神主"，又说"如果不是〇祭，那么七庙、五庙就不会没有神主在位"。《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〇祭。已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庙中；未毁庙的神主，都要升入，一起合祭于太祖庙"。这些都是指〇祭而言，并没有一句话说〇祭是殷祭，那么〇祭不兼祭群庙神主，又是很明确的了。因此朱子怀疑《长发》是大〇祭的诗，怀疑《〇》是武王祭祀文王撤除祭品的诗，这大概是用道理来判断，而不被《诗序》所迷惑。而且《诗经·颂·长发》大〇祭只叙述元王以下的先祖，而向上没有涉及所从出的那位帝；《〇》诗〇祭太祖，没有一个字涉及帝喾、后稷，却都称述文王、武王，那怎么能称之为〇祭的诗呢？《诗序》的不可信，在这里就更可以看出来了。

案《尔雅》把〇祭当作大祭，《祭法》把〇祭排在郊祭之前，孔子回答有人问及〇祭之礼时，不敢轻易作答，而认为知道其中道理的人，对于治理天下国家就如同看着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因此后代的儒者认为〇祭是各种祭祀中最盛大的，就一

译定要推尊其之所以盛大的理由，所以有人认为祖先所从出的是天帝，他的意思一定是说郊祭、明堂祭祀都是祭天，〇祭既然是大祭，难道只限于祭祀祖先吗？又有人认为〇祭是合祭群庙的神主，他的意思一定是说〇祭如同合祭群庙，〇祭既然是大祭，难道只限于祭祀祖先及祖先所从出的先帝吗？这两种说法，赵伯循、杨信斋诸位先生批驳得很好。至于大〇祭之外还有时〇祭，这在《礼记》《左传》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而赵、杨二位先生偏偏不认同，他们的意思也一定是认为"〇祭是大祭"，不应当再用这个名称来称呼时祭。但是不知道〇祭也是大祭，却也有大〇祭、时〇祭的区分，那么〇祭又何妨是一个名称却有两种祭祀呢？既然如此，那么把祖先所从出的当作配天，把〇祭当作合祭群祖，把〇祭当作不是时祭，这些说法的本意都在于想要推尊〇祭之所以盛大，而不想贬低它的缘故罢了。

△朱子周代大〇祭图（见书1414页有一个表）

《司尊彝》说："凡是四季之间的祭祀、追享、朝享，〇祭用虎彝、〇祭用隹彝，都配有舟形器座。举行朝践礼时用两个大尊，再次进献时用两个山尊，都配有〇。这是诸位臣子用来酬酢的器具（郑司农说：追享，指的是〇祭。黄氏说：〇祭是追祭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所以称为追享，详见《〇祭条》《司尊彝注》。杨氏说：《司尊彝》说"凡是四季之间的祭祀、追享、朝享"，指的是〇祭、〇祭，所用的尊彝都相同，那么〇祭之礼大概应当与〇祭之礼相似）。"　〇祭在郊祭中举行时有全〇（升，是升举的意思，把牲体完整地升举起来。——《国语·周语》）。天子举行〇郊之事时，必定亲自射杀祭牲（牲，指牛。——《国语·楚语》）。〇郊所用的牲不超过茧栗般大小（角像蚕茧、栗子一般大小。同上。王肃《圣证论》说，昭王问观射父祭祀牲畜的规格，回答说〇郊不超过茧栗大小的牲。观射父自己说天子的〇祭，特意用茧栗大小的牲，并不是把〇祭当作祭天）。

杨氏说：我认为王肃说"〇祭用茧栗大小的牲，而不是祭天"，这句话是对的。但王肃又认为"〇祭是殷祭"，那就与〇祭没有区别了，却不知道所谓〇祭，是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这个说法也没有说对。我认为祭天用小牛犊，天子〇祭诸侯（此处疑有讹误），诸侯膳食用牛犊，这是尊崇尊者的道理。〇祭是祭祀其所从出的先帝，既尊贵又疏远，也用茧栗大小的牲，是像尊崇天一样尊崇他。祖先与天本来是同一气，祖先亲近，所以用人道来侍奉他；所从出的先帝既尊贵又疏远，所以用天道来侍奉他。又案〇祭之礼大体上虽然与〇祭相同，但大〇祭是合祭已毁庙、未毁庙的神主而祭祀。〇祭又向上推及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那么〇祭又比〇祭更盛大了。马融、王肃都说"〇祭大、〇祭小"，这话是对的。郑玄注解经文却说"〇祭大、〇祭小"。贾逵、刘歆则说这是"一种祭祀两个名称，礼制上没有差别等级"。他们大概没有深入考察《大传》《小记》的文字以及四代郊祭、祖祭、宗祭的意义，只是把〇、〇都当作殷祭，却不知道〇祭是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所以才白白地产生了这些纷争。郑氏《〇〇志》说，〇祭准备五种齐酒三种酒，〇祭用四种齐酒二种酒；〇祭用六代的音乐，〇祭用四代的音乐。贾公彦说，〇祭进献十二次，〇祭进献九次。这大概是注疏家沉溺于"〇祭大、〇祭小"的说法而产生的。《尔雅》说"〇祭，是大祭"。像礻龠祭、祠祭、〇祭、尝祭、时〇祭、大〇祭，都是宗庙的祭祀。《尔雅》特意说〇祭是大祭，那么〇祭比〇祭更盛大就可以知道了。《明堂位》说鲁国"用〇礼在太庙祭

译祀周公，牲用白色公牛，酒樽用牺尊、象尊、山罍，郁鬯之樽用黄目尊，灌礼用玉瓒大圭，祭品用玉豆雕〇，酒爵用玉盏并雕刻纹饰，加献时用璧散、璧角为爵，俎豆用〇完、{山厥}"。其音乐，则是"升堂歌唱《清庙》，堂下用管乐演奏《象》，手持红色盾牌、玉制斧钺，戴着冕冠而跳《大武》之舞，身穿皮弁、白色裳裙，袒露上衣而跳《大夏》之舞。"这大概是天子之礼。用在周公庙中已经是不合礼制了，后来其他各庙就僭越沿用了。比如闵公二年夏五月乙丑日在庄公庙举行吉〇祭，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〇祭以安置夫人神主之类的事情就是。荀偃、士モ说，鲁国有〇祭之乐，宴宾祭祀时都使用。那么不只是在祭祀中僭越使用，在宴享宾客时也僭越使用了。这与鲁国用佾舞、《雍》诗撤祭之礼，后来也被季氏用在自己庭院中、三家用在自己厅堂中，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春秋》特意记载两次〇祭，是为了讥讽僭越礼制的开端，而《注》《疏》反而引用它作为先王的正礼，这不也是错误的吗。贾公彦说，大〇祭进献十二次，〇祭比〇祭更盛大，其礼节更加隆重，至于进献的次数，也应当相同，只是礼文残缺，无法看到其详细的仪节了。

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大功劳，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等同于周朝天子，是尊崇他。鲁公，指的是伯禽）。在夏季的六月，用〇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牲用白色公牛，酒樽用牺尊、象尊、山罍，郁鬯之樽用黄目尊，灌礼用玉瓒大圭，祭品用玉豆、雕〇（读作息缓反），酒爵用玉盏并雕刻纹饰，加献时用璧散、璧角为爵，俎豆用〇完（读作若管反）、{山厥}（读作居卫反），升堂歌唱《清庙》，堂下用管乐演奏《象》，手持红色盾牌、玉制斧钺，戴着冕冠而跳《大武》之舞，身穿皮弁、白色裳裙，袒露上衣而跳《大夏》之舞。《昧》，是东夷的音乐；《任》，是南蛮的音乐，把夷蛮的音乐也纳入太庙演奏，是说要把周公的功德广布于天下（夏季六月，是建己之月。〇祭，是大祭。周公之庙称为太庙，鲁公之庙称为世室，其余各代国君之庙则称为宫。白色公牛，是殷代所用的牲。樽，是盛酒的器具。牺尊，用沙羽纹样绘饰，用象骨作为装饰。郁鬯之器，是黄彝。灌礼，是斟酌郁鬯之酒来敬献。瓒，形状像盘子，容量五升，用大圭作为柄，这就叫做圭瓒。〇，属于笾类器具，用竹子制作，在其直柄上雕刻纹饰。爵，是国君在门户前进献时所用的酒器。仍，是沿袭的意思，是沿袭爵的形状来作装饰。加，是加献之爵。散爵、角爵，都用玉璧来装饰其口部。〇完俎有四足，{山厥}是它的支撑架。《清庙》，是《周颂》中的篇目。象，指的是《周颂·武》，用管乐来演奏它。朱干，是红色的大盾牌。戚，是斧钺。冕，是冠帽的名称。诸公的服饰，从衮冕以下，都如同天子的服饰一样。《大武》，是周朝的舞乐。《大夏》，是夏朝的舞乐。《周礼》中的昧师，掌管教授《昧》乐。《诗经》说"用雅乐、用南乐，用〇乐而不僭越"。广，是广大的意思。　疏文说，夏历的季夏，不是〇祭举行的月份，所以知道这里说的是周历的季夏。牺尊、象尊、山罍，鲁国得以使用天子的酒樽为牺尊，做成牛和象的形状，凿开其背部作为樽。山罍，是夏后氏的樽。荐，是指祭祀时所进献的腌菜、肉酱之类的祭品。〇，形状像笾，用竹子制作，在其柄部雕刻纹饰。盏，是夏后氏所用酒爵的名称。加，是指神尸进入室中受馈食完毕后，主人斟酌醴酒和齐酒来敬献神尸，称为朝献；朝献完毕，夫人斟酌盎齐来进行第二次敬献，称为亚献，也叫做加献。此时进献加豆

译、加笾。这次再献之时，夫人使用璧角之爵，就是《内宰》中所说的瑶爵。至于璧散之爵，是夫人再献完毕后，诸侯作为宾客，用它来敬献神尸，虽然不是正式的加献，但是在夫人加爵之后，总而言之，也可以称为加献。所以这里总说"加以璧散、璧角"，先说散爵后说角爵，是为了行文方便。〇完、{山厥}，是两个朝代的俎器。虞朝的俎器名为〇完。〇完的形状四足如同案桌，长二尺四寸，宽一尺二寸，高一尺。诸侯所用的加上〇气（此处疑有讹误），天子的则用牺牲图案来装饰。夏朝的俎器，名为{山厥}。{山厥}也如同〇完一样，但是横向的支柱连接四足，中央如同支架。贺氏说：直接有脚的叫做〇完，加上脚中央横木的叫做{山厥}。升歌，是升堂歌唱《清庙》。下管，是堂下用管乐吹奏来演奏《象武》这首诗。朱干玉戚，是红色的盾牌柄和玉制装饰的斧钺。"戴冕而跳《大武》之舞"，冕，是衮冕；《大武》，是武王的乐舞；天子戴着衮冕，手持红色盾牌、玉制斧钺而跳武王讨伐纣王的乐舞。"身穿皮弁、白色裳裙，袒露上衣而跳《大夏》之舞"，皮弁，是三代帝王的服饰；裼，是显露美好之意；《大夏》，是夏禹的乐舞；天子又穿着皮弁，袒露上衣而跳夏后氏的乐舞。六种冕服，是周朝的制度，所以用冕服来跳周朝的乐舞。皮弁，是三代帝王的服饰，所以用皮弁来跳夏朝的乐舞。周朝的乐舞是武舞，武舞崇尚质朴，所以不袒露；夏朝的乐舞崇尚文采，因为文采，所以要袒露。如果是诸侯举行祭祀，各自穿着与所祭祀相应朝代的冕服来跳舞。所以《祭统》说"诸侯举行祭祀时，与境内的百姓共同奏乐，戴着冕冠，手持盾牌，率领群臣，用音乐来娱悦神尸"，说的就是这个。《昧》，是东夷的音乐。《任》，是南蛮的音乐，是说周公的德行广大，不只是使用四代的音乐，也被蛮夷所归附，所以赐给他在庭院中演奏蛮夷的音乐。这里只说夷、蛮，那么戎、狄也可以类推而知了）。国君戴着礼帽穿着礼服站在阼阶上，夫人戴着首饰穿着礼服站在房中。国君袒露上身在门口迎接祭牲，夫人进献豆、笾等祭品。卿大夫协助国君，命妇协助夫人，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凡是荒废职责的官员都要处以重刑，因此天下人都深深信服（衤韦，读音同"辉"。袒，读音同"诞"。副，是首饰。《诗经》说"戴着副饰和发笄，垂着六串玉珠"。《周礼》"追师掌管王后的首服"，副衤韦是王后的最高等级服饰，只有鲁国国君及王朝所省视过的诸侯之后，其夫人才能穿戴。诸侯大夫的夫人则从翟衣以下。赞，是辅助的意思。命妇，在宫内是指世妇，在宫外是指大夫的妻子。祭祀时，世妇以下的人辅助夫人。扬，是举行的意思。大刑，是重罪。天下人深深信服，是知道周公的德行，应当享受这样的祭祀。珈，读音同"加"。追，读作丁回反。プ，读作羊昭反。疏文说，说明祭祀周公之时，国君与夫人、卿、大夫、命妇举行礼仪的仪式。神尸刚刚进入之时，国君在阼阶上等待，夫人站立……

译於东房中。鲁国的太庙，如同天子的明堂一样。（这段文字承接上文"举行禘祭祭祀周公"之后，说明周公的德行，应当享受这样的祭祀）。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庄公丧期尚未满而另立新庙，庙成之后行吉祭又不在太庙举行，所以详细记载以示讥讽）。《左氏》说"这是急速之意"。《公羊》说"称吉，是说这时还不可以称吉。为什么要记载？是讥讽最初没有满三年就举行祭祀"。《穀梁》说"所谓吉禘，是指这本不是吉时。丧事尚未结束就举行吉祭，所以加以非议"。（赵氏说，鲁国举行禘祭，是在周公庙中并上及文王，因为文王正是周公的先祖，所以这种祭祀只能在周公庙中举行。到闵公时，竟僭越在庄公庙中举行，这也如同因周公庙有八佾之舞，季氏便在自家私庭中僭用一样。因为不是追配文王，所以直接说"庄公"而不说"庄宫"，表明只是用了那套礼仪器物罢了，并非追配文王。《春秋》记载在庄公庙举行吉禘，是讥讽此举既不当称吉，又不当在庄公庙举行）。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将新死者神主迎入庙中列位，致祭夫人（禘，是三年一次大祭的名称。太庙，即周公庙。致，是指将新死者的神主迎入庙中，列入昭穆之位。夫人淫乱而被杀，没有死在正寝之中，按礼不应当迎入庙中致祭，所以特意记载此事。杀，读作"弑"）。《左氏》说，"举行禘祭而迎哀姜神主入庙致祭，这是不合礼制的。凡是夫人不死在正寝，不在庙中停殡，不向同盟诸国讣告，不祔祭于姑婆，就不应当迎入庙中致祭（寝，指小寝。同，指同盟。将要下葬又不曾停殡经过庙堂。据《经》文，哀姜死后，安葬的记载便是停殡于庙、讣告同盟、祔祭于姑，如今应当因为她没有死在正寝，就不得迎入致祭）。"《公羊》说"用，是说不应当用；致，是说不应当致（《穀梁传》这两句意思相同）。举行禘祭并迎入哀姜致祭，是不合礼制的（赵氏说，这是讥讽此禘祭举行的时机不对，又讥讽迎入夫人神主致祭之事）"。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夏至，可以祭祀祖先。七月举行禘祭，就是献子这样定下来的（这是记载鲁国失礼的由来。孟献子，是鲁国大夫仲孙蔑。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在正月冬至之后郊祭上天，也以始祖后稷配祭。献子想要尊崇他的先祖，便以郊天之月与之相对，用（夏至之）月来举行禘祭，这是不对的。鲁国的宗庙祭祀，本应还是用夏历的孟月才对。《明堂位》说，"季夏六月，用禘祭之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疏文说，献子认为十一月建子之月冬至已经祭祀了上帝，所以建午之月夏至也可以禘祭祖先，因为这两个至日月份相对，所以想要祭祀祖庙与祭天相对应。所以说"七月夏至，可以祭祀祖先"。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凡是大祭应当用一季的首月，应当在孟月举行禘祭。在夏历为四月，在周历则为六月，所以《明堂位》说"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这正是夏历的孟月。献子舍弃这个道理，想要用两个至日相对应，以祭天对祭祖，实在是大失礼意。见《杂记下》。赵氏说，禘祭本来应当用夏历的孟月，到孟献子时才改用夏历的仲月举行。又说，禘祭举行的年数，或者是每年一次，或者是三年一次，这就不得而知了）。孔子说，"我观察周朝的礼制，幽王、厉王毁坏了它，我若舍弃鲁国，又到哪里去考察呢！鲁国的郊祭和禘祭，都不合礼制，周公的礼制已经衰败了！"（见《礼运》）。孔子说："禘祭从灌礼之后的部分，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朱子说，成王因为周公有大功劳，特赐鲁国可以举行重大的禘祭，所以能在周公庙中举行禘祭，以文王为始祖所出之帝，而以周公配祭。然而这终究是不合礼的。灌，是祭祀刚开始时，用郁鬯之酒浇灌于地以降神的仪式。鲁国的君臣，在这个时刻，诚意还没有涣散,还有值得一看之处。从这以后，就渐渐懈怠下来，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了。大概鲁国的禘祭本来就不合礼制，孔子原本就不想看，到了这一步，在失礼之中又添失礼，所以才发出这样的感叹）"。有人问禘祭的道理，孔子说："我不知道。知道这个道理的人治理天下，大概就像把东西摆在这里给人看一样容易吧。"一面说一面指着自己的手掌（朱子说，先王报本追远的用意，没有比禘祭更深切的了，若不是仁孝诚敬达到极致，是不足以参与这种祭祀的，这不是那个提问的人所能理解的。而且不是天子却举行禘祭，这种做法又是鲁国所应当忌讳的事，所以孔子用"不知道"来回答。"示"字与"视"字相同。指着手掌，是弟子记录孔子说这话时自己指着手掌，是说道理明白且容易understand。大概明白了禘祭的道理，那么天理就没有不明白的，诚意就没有不能感通的，治理天下也就不难了。圣人在这个问题上，难道真的有所不知吗？（见《论语·八佾》）。

译工具权限未开启，我将依据禘祫礼制的经典定义（"礼不王不禘""诸侯有祫无禘""祫为合祭毁庙未毁庙之主于太祖庙，禘为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逐处判定〇为"禘"或"祫"，直接给出译文。

---

问"禘"之说，朱子说：禘的意义最为深远长久。像祭祀祖父辈，因为祖辈与自己身心并未相隔太远，祭祀的道理还比较容易理解。至于郊祭天、方泽祭地，还有天地这样显而易见的对象在，不敢不竭尽自己的诚心。到祭祀始祖，已经十分辽远，很难做到那种感通神明的境地了。如今又要推及始祖所由出的那位远祖来祭祀他，如果不是洞察事理极其精微、诚意达到极致，怎么能做到这一步呢？所以懂得这个道理，治理天下也就不难了。

朱子又说：程先生（程颐）讲"禘"就是"祫"，说的是祭祀始祖所由出的远祖，并把历代祖庙的神主都一并祭祀；而"祫"，则只是从始祖往下，把历代祖庙的神主合在一起祭祀。程先生这种把"禘"混同于"祫"的说法恐怕不对，所以《论语集解》最终只采纳了赵伯循的说法。

有人问："关于禘的说法，各位儒者大多认为是鲁国把僖公的神位排在闵公之上，昭穆次序颠倒，所以孔子不愿看这种祭礼，是这样吗？"朱子答：禘，是在始祖庙中，推尊始祖所由出的那位帝王，设一个虚位来祭祀他，而以始祖配享，这样做本来就不曾排列昭穆次序，所以周朝禘祭帝喾，是用后稷来配享的。天子既有禘又有祫，诸侯只有祫而没有禘，这正是鲁国之所以失礼的地方。

杨氏说：我听老师讲过，郑玄把禘、祫都当作鲁国的礼制，却不知道天子有禘有祫，诸侯只有祫而没有禘。周成王把禘礼赐给周公，也不过是允许周公之庙可以行禘祭而已。鲁国闵公、僖公二君窃用了禘这种盛大的礼仪，来举行吉祭、致享夫人之礼。《春秋》对于寻常之事是不记载的，唯独特意记载闵公、僖公两次禘祭，是要谴责其僭越窃用之始。如今竟据《春秋》所记的这两次禘祭，就把它当作鲁国的正常礼制，这怎么可以呢？又把祫、禘都当作同一种殷祭，却不知道祫，是把已毁之庙、未毁之庙的神主一并集合到太祖庙中祭祀，这才叫殷祭；而禘，是在始祖庙中禘祭始祖所由出的那位远祖，并以始祖配享，这种祭祀并不兼及历代祖庙的神主，因为那位远祖太过尊贵辽远，不敢轻慢亵渎。如今竟说禘是殷祭，这怎么可以呢？正因为把祫、禘都当作鲁国的礼制，又把祫、禘都当作同一种殷祭，所以后来讲禘的人，都只在一祫、一禘之中去求解，却不去探求禘祭祖先所由出的这层含义，把禘混同于祫，于是竟至于不知道还有禘这回事，致使两千年来国家的大典礼被搅乱败坏，这是谁的过错呢？然而义理存在于人心之中，终究是埋没不了的。唐代大历年间，赵伯循写《春秋纂例》，独自从《大传》《小记》《祭法》之中领悟到这个道理，来破除郑玄等诸儒注疏的谬误，士大夫都认为他说得对。但是这个说法一直没有在朝廷上被阐明。我恭读《国朝会要》，元丰五年，神宗皇帝因议论宗庙祭祀而说："禘，本来是用来审察详明始祖所由出的那位远祖，所以'礼制规定，不是天子就不能行禘礼'。因为天子拥有四海之内的一切，用来奉事神明，力量宏大所以能顾及到辽远的对象，所以在祖庙、祢庙之外，又要推及更远的祖先，还觉得这样做不够，于是再往上推，推及祖先所由出的那位远祖。自秦汉以来，世系谱牒不明，没有人知道自己祖先所由出之处，所以那个禘礼本来就可以废止了。"宰相蔡确说："各位儒者议论纷纭，都不清楚禘礼的本意，陛下的圣训阐发得明白透彻，不是臣等所能企及的。"神宗皇帝的圣学高明如此，当时的儒臣如果有人能推广发挥皇上的旨意，寻绎古代典制而使这一礼制完备，那么两千年来已经废止的礼制，就可以在后世重新举行了。可惜啊！禘的说法已经在朝廷上阐明了，却没有人能够在下面顺应推行它。

有人说："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己所由出的那位远祖，所以禘礼可以施行；而后世像汉高祖从民间崛起，五年就成就帝业，并没有一个像虞、夏、商、周那样世系相承、有据可考的所由

译出之帝，那么应该怎样举行禘祭呢？"回答说：树木有根本，河流有源头，人没有不各自有其所由出的祖先的。如果论到所由出的根源，那就要追溯到最初生养人类的那位始祖了。虞、夏、殷、周有各自所由出的远祖，所以报本追远的心思，向上推及黄帝、帝喾便到头了。如果报本追远之心没有止境，那就必定要追溯到最初生养人类的那位始祖才罢休。因此程子的《祭礼》中有"冬至祭祀最初的始祖"这一条，用来阐明孝子慈孙报本追远之思的深长、仁孝诚敬之念的无穷。后来朱子又认为祭祀最初始祖这件事近似于禘礼，所以不敢施行。程子未曾向朝廷建言修订祭礼，他所论的冬至祭始祖一节，也只是笼统地讲祭礼的大纲，没有涉及到尊卑轻重、隆杀等级的差别。朱子认为祭祀最初始祖之礼近似于禘礼而不敢施行，是因为"礼制规定不是天子不能行禘礼"的缘故。汉代既没有太祖庙，又不把禘祭追溯到最初的始祖，这是不能拿来当作法度的。后世的君子如果有人能够推阐明白《大传》《小记》的文义，以及虞、夏、殷、周已经施行过的礼制，再参照程子、朱子精微的论说，那么禘礼就可以重新施行，古人极为隆盛的这一典礼就能重现于后世了。

杨氏又说：我按礼经来看，唯独禘礼被注疏搅乱败坏得最厉害。禘，是天子的大祭。天子已经建立了始祖之庙，又推尊始祖所由出的那位远祖，在始祖庙中祭祀他，而以始祖配享，这在《大传》《小记》《祭法》以及《仪礼》《子夏传》中记载得如此详细明白。郑康成看见《祭法》中记载禘祭的文字都排在郊祭之上，就轻率地立论，说禘祭比郊祭更为隆重，把禘当作祭天的名称。接着又因为地祫、宗庙之祭也都是大祭，于是又把祫指为祭地、祭宗庙的名称。并且在《大司乐》注中另立三禘之说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支离繁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历代儒者已经辨明了他的谬误。至于把祫当作祭宗庙，这似乎还说得过去，但他又说祫是四时常祭，又说禘是殷祭，这又与《大传》《小记》《祭法》大相违背，这是什么缘故呢？把祫当作时祭，这是因为记礼的人本身有误，郑玄没能察觉，就把它当成夏商的礼制了，赵匡已经辨明了这一点。唯独把禘当作殷祭，这个错误由来已久，混淆得更加严重，我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把先儒的说法一并列在后面，希望可以互相参照。

汉元帝永光四年，废除郡国庙，下诏让将军、列侯、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定宗庙制度。

韦玄成等四十四人上奏议论说："按礼制，帝王开始受命称帝，诸侯开始受封立国的国君，都立为太祖。太祖以下的祖庙，满五庙就要依次毁去（迭，是交替的意思。亲缘尽了就毁去），已毁之庙的神主藏在太祖庙中，每五年再合祭一次，就是所说的一禘一祫（颜师古说：殷，是大的意思。禘，是审谛的意思。壹，是一次祭祀。祫，是合的意思）。祫祭，是把已毁之庙与未毁之庙的神主都合在一起，到太祖庙享用祭品，父辈居昭位，子辈居穆位，孙辈又归入昭位，这是古代的正礼。《祭义》说：'天子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那位远祖，以他的祖先配享，并设立四座亲庙。'意思是说，如受命称王，祭天时以其祖先配享，却不为那位远祖专门立庙，因为亲缘已尽的缘故。设立四座亲庙，是为了亲近亲人。亲缘穷尽就依次迁毁，这是亲疏之间的等差，用来表示祭祀有终止的道理（其余见《宗庙门》）。"

汉哀帝时，商议毁庙的事。刘歆认为："按礼制，祭祀随着世系疏远而递减（去，是除去的意思。杀，是渐次减少的意思，音所例反），所以《春秋外传》说：'（对祖、祢）每日祭祀，（对曾祖、高祖）每月祭祀，（对二祧远祖）按四时祭祀，（对更远的祖先所在的坛、墠）每年进献一次，（对更远的先祖）到新王即位才来朝献。'祖、祢每日祭祀，曾祖、高祖每月祭祀，二祧远祖按四时祭祀，坛、墠所祭的更远祖先每年进献一次，最远的祖先则到新王即位时才来朝献（服虔说："蛮夷诸国，要等到新王即位才入朝助祭，各自献上自己的珍宝，来供奉大祫之祭。"颜师古说："每逢一位君王去世，新王即位，才来助祭。"）。恩德越隆盛，覆盖的范围就越广，这是亲疏递减的道理；世系越疏远反而地位越尊崇，所以祫祭就更加隆重了。孙辈居于祖父的位置

译，端正昭穆次序，那么孙辈总是与祖父互相接替，这就是迁庙时的递减之法。圣人对于自己的祖先，是出于至情的，礼制没有不顺应人情的，所以不设毁弃神主的做法（晋灼说："用自己的情感来推及子孙，用子孙的情况来推及祖先，这样合乎人心，礼制哪有什么违背的，所以没有毁弃不祭的神主。这是指前面说的三庙毁弃成为废墟的做法。"）。自从贡禹提出依次毁庙的建议后，惠帝、景帝以及太上皇的陵寝园庙就荒废成了废墟，这是有失礼制本意的。"

《汉旧仪》记载：宗庙每三年举行一次大祫祭，历代子孙皇帝按照昭穆次序坐在高庙中，各座已毁之庙的神主也都合在一起享用祭品，设置左右两边的座位。高祖神位面朝南，帷幄上绣着帐幔，设在堂上西北角，帐子里的东西都长一丈、宽六尺，绣制的坐垫厚一尺，就穿戴齐整地坐在帷幄之中。（器物）六寸，用镶白银的器皿，每份太牢祭品都从中一分为二，右边分给上帝，左边分给上后。神尸都齐备。俎案上剩下的祭肉。穆位神主面朝东，都设置曲几，像高祖的祭品一样陈设在他右边，神尸各自配在他左边就座，就座的方式如同祖妣就座的礼法。太常引导皇帝从北门进入，陪祭的群臣，都举手依班次退避，快步上前叩首伏拜。大鸿胪、大行令、九位傧相依次传呼说："起立，各归原位。"于是皇帝登上堂来盥洗，侍中捧着酒杯跟随在后。皇帝上前跪拜行礼，赞礼官致辞说："曾孙嗣皇帝恭敬地再拜，在前面献上这杯酒。"依次巡行，走到昭穆各位神主的座次前进酒。子辈居昭位，孙辈居穆位，各自父子相对而坐。礼毕，退回西面就座，坐法如同乘舆时的坐法。赞礼官致辞说："奉上高祖所赐的福胙。"皇帝起身再拜。就着席位把太牢祭品左边的一半赏赐给皇帝，如同祠祭的礼法。祭礼在半夜开始举行，天亮时进献九杯酒完毕，礼毕，群臣都下拜，随即赏赐胙肉。皇帝退出，随即更换衣冠。诏令礼毕，随行的人员奉引皇帝退朝。

按语：《西汉书》未曾提到禘祫之祭，唯独《汉旧仪》记载其制度颇为详细。又《韦玄成传》记载诸儒因商议毁庙一事而涉及禘祫，其说法都写在了这里。既然如此，把祫当作五年一次的殷祭，把禘当作祭天，把祫当作合祭历代祖庙的神主，韦玄成、刘歆等人的说法已经是这样了，郑康成不过是承袭了他们的错误而已。刘歆"最远的祖先要到新王即位才来朝献"的说法，是指每一代新王即位才举行一次禘礼，这又与"五年一次"的说法不合。

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驾临长安，下诏让太常在高庙举行祫礼，排定昭穆次序。父辈居昭位，面朝南；子辈居穆位，面朝北。建武二十六年，光武帝下诏询问张纯："禘祫之礼多少年施行一次？应当依据经典详细制定其制度。"张纯上奏说："按《礼》，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春秋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就是合祭。已毁之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中，未毁之庙的神主，也都升入太祖庙，一并到太祖庙享用祭品，五年再举行一次殷祭。'汉朝旧制，三年举行一次祫祭，把已毁之庙的神主合祭于高庙，尚存之庙的神主未曾一并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的宗庙，会集起来举行祫祭。又建武十八年皇上亲自驾临长安，也施行了这种礼制。《礼记》说三年一次闰月，天时节气才稍稍齐备；五年两次闰月，天时节气才完全齐备。所以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父辈居昭位，面朝南；子辈居穆位，面朝北。父子不并排而坐，孙辈的位次跟从祖父。'禘'这个字的含义是审谛，是审察昭穆尊卑次序的意思。祫祭在夏历四月举行，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用来端正尊卑的次序。禘祭在夏历十月举行，五谷成熟，各种物产齐备礼制完成，所以要合聚饮食来庆祝。这一礼制的废止，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我认为应当依照古礼施行，按时确定议案。"皇上很难再重新为每位先帝立庙，于是就把合祭于高庙当作常制。后来在三年冬季举行祫祭、五年夏季举行禘祭的时候，只是就着已经陈列的已毁之庙的神主进行祭祀而已，称之为殷祭。太祖神位面朝东，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居昭位，景帝、宣帝居

译穆位。惠帝、景帝、昭帝这三位皇帝，不在殷祭之时就不祭祀。从此以后，禘、祫的制度便固定下来了（见《郊祀志》及《张纯传》）。

汉章帝建初七年八月，举行饮酎之礼于高庙，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日，下诏说："《尚书》说'祖先的神灵降临'，这是圣明祭祀的道理。我这末代小子，才质浅薄，仰念先帝对禘祫之礼的深情，此前已经修举禘祭，来尽孝敬之心。朕因此得以认识昭穆的次序，寄托对远祖的思念。今年这一大礼又要重新举行，加上先帝的神位，令人悲伤感怀。用欢乐来迎接神灵到来，用哀伤来送别神灵离去，虽然祭祀时如同祖先在世一般，但内心空虚，不知如何是好，希望或许祖先能享用这份祭品。哪能没有恭谨肃穆的大臣、公卿的辅佐，来共同帮助朕表达这份依依眷念之情呢。现在赏赐三公每人四十万钱，九卿减半，以及百官各有差等的赏赐。"

按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说法，先儒林氏、杨氏都认为是郑康成根据《春秋》文公二年有一次祫祭、僖公八年、定公八年各有一次禘祭，就据此揣测想象而立出这个说法的，大概是把鲁国僭越紊乱的制度当成了周朝的礼制，从而误导了后人。然而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下诏询问张纯禘祫之礼，张纯上奏说"按《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可见这个说法由来已久。大概这话出自纬书，纬书起源于汉元帝、成帝时的议论，而光武帝深信不疑。当时国家的典礼、朝廷的大事，大多依此来决定，所以这个制度便沿袭施行下来。郑康成大概是把汉朝的礼制当成了周朝的礼制，而不是鲁国的礼制。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书责难王肃说："《曾子问》只提到禘祭于太祖庙时群主一并配享，却不曾提到祫祭，可见祫祭不合祭。"王肃回答说："禘、祫都是殷祭，群主都要合祭，举出禘祭就可以知道祫祭的情形了。"袁准在《正论》中说："先儒有的认为禘、祫相同，有的认为不同，然而'禘祭涉及坛、墠所祭的远祖，祫祭涉及郊祀所配的远祖及宗庙石室中的远祖'，这是所涉及的远近之间的差别。《大传》说：'按礼制不是天子不能行禘礼。'诸侯不能行禘礼，是相对于天子而有所降等。如果禘、祫是同一回事，那么诸侯也应当不能行祫礼了，这不仅仅是不能行禘礼的问题。"武宣皇后于太和四年六月去世，到太和六年三月，有关官员建议今年四月举行禘祭的告祭仪式。王肃提出意见说："现在应当从武宣皇后去世的那一年算起。按《春秋》记载鲁闵公二年夏天，在庄公庙中举行吉祭，这时正处于居丧期间，到二十五个月服满大祥就举行祭祀，不再等到礻覃祭，所以《春秋》讥讽这次祭祀过于仓促。距武宣皇后去世的太和四年六月，已经过了二十六个月才安葬，除服之后即改行吉礼，四时的祭祀，都由皇帝亲自主持。如今应当计算从除服那天算起的日数，应当按照礼制等到举行礻覃祭的那个月才能行禘礼。"赵怡等人认为要等皇帝去世满二十七个月之后，才能举行禘祫之礼。王肃又上奏说："如果像郑玄所说的分别在各庙祭祀，那就与四时常祭没有区别，不能称之为殷祭。有人认为殷祭是因为祭品丰盛、百物齐备，其实孝子侍奉双亲竭尽心意，对四时之祭都致以敬意，每次祭祀都要备齐祭品，不可以不完备，没有理由平常祭祀简省，累积多年之后才丰盛一次。之所以称为殷祭，是因为祖宗神主一并陈列，昭穆次序都排列出来的缘故。有人认为毁庙之主都参与祭祀才叫殷祭，可是把已毁之庙的神主都拿到太祖庙祭祀，而太祖之前的六庙神主却唯独排列在太祖之前，这不合适，不是事理所应当。近来尚书责难我说：'《曾子问》只提到禘祭于太祖庙时群主一并配享，却不提祫祭，可见祫祭不合祭。'我回答说：'禘、祫都是殷祭，群主都要一并合祭，举出禘就可以知道祫的情形了。'《论语》记孔子说：'禘祭从灌酒之后的仪节，我就不愿再看下去了。'孔子之所以特意提到禘祭，是因为禘是大祭，所以想看它完整的礼仪。禘、祫都是大祭，孔子只举出禘，那么祫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在《礼记》中把禘看得最为重大，在《论语》中把禘看得最为隆盛，进退推敲都不知道郑玄的说法是否

译可行。汉光武帝时颁下的祭礼把祫定为已毁之庙的神主都合祭于太祖庙，把禘定为唯有未毁之庙的神主合祭而已。郑玄却认为禘是分别在各庙祭祀。推究其原因，夏商时代夏祭叫做祫，但是他们的殷祭也叫大祫。《商颂·长发》，就是歌颂大祫的诗篇。到了周代，把夏祭改称为礻勺，而唯独把祫当作殷祭的名称。周公因为自己有圣德，就采用殷代的礼制，所以鲁国人也就沿用祫作为夏祭的名称。因此《左传》所说的'祫祭于武宫'，又说'礻勺尝祫祭于庙'，这些都是四时的祭祀，不是殷祭的祫。郑玄在这一点上是错的。至于经书所说的祫，应当是指殷祭而言，郑玄依据《春秋》立论，与大义相违背（按：太和八年采用了王肃的意见）。"袁准说："'禘祭涉及坛、墠所祭的远祖，祫祭涉及郊祀所配的远祖及宗庙石室的远祖'，这是所涉及远近之间的差别。《大传》说'按礼制不是天子不能行禘礼'，诸侯不能行禘礼，是相对天子而有所降等。如果禘、祫是同一回事，那么诸侯也应当不能行祫礼了，既然如此，那就是禘礼隆重而祫礼较轻。之所以把祫当作殷祭，是因为它比四时之祭更隆重，都属于大祭。《国语》说：'禘祭、郊祭所用的牲畜不过茧栗那么小，祫祭所用的牲畜不过一把那么大。'可见禘祭最为隆重，与郊祭相当。《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就是祫祭，已毁之庙的神主，陈列在太庙中，未毁之庙的神主，也都升入，一并到太祖庙享用祭品。'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是：禘祭涉及坛、墠，那也是毁庙的神主，都是祭祀已毁之庙的神主，只是所涉及的范围不同罢了。所涉及的范围虽然不同，但已毁与未毁的神主一并祭祀这一点却是相同的。这正是议论者容易迷惑的地方。郑玄认为禘、祫不同，这是对的，但他认为禘祭不涉及已毁之庙的神主，这就错了。刘歆、贾逵认为已毁未毁之庙神主一并祭祀，这是对的，但他们不区分禘、祫所涉及范围的远近，这就错了。"

东晋穆帝升平五年五月，穆帝驾崩，十月举行殷祭。兴宁三年二月，哀皇帝驾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驾崩（是废帝海西公的皇后），十月举行殷祭（这是在哀皇帝服丧未满两周年之内，是在庾氏安葬之后举行的殷祭）。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本应举行殷祭，但这一年九月孝武帝驾崩，直到隆安三年国家大局安定吉庆，才补行殷祭之事。元兴三年夏天，本应举行殷祭，太常博士徐乾等人建议："应当用孟秋七月举行"，后来改用孟冬十月举行（孔安国说：自太和四年以后，殷祭都用冬季或夏季举行。再详察徐乾提议用孟秋，也没有错）。安帝义熙三年，本应举行殷祭，御史中丞范泰提出意见，认为章太后去世还不满一周年，不应当举行殷祭。当时朝廷采纳了太常刘瑾的意见，认为"皇后之丧，不应因此而废止国家大礼"（范泰的意见说："如今虽然除丧之后可以举行礻覃祭、尝祭，但没有殷祭那样合祭的规格。按礼制，居丧期间要用荐新之礼而废止吉祭，把新去世者的神主祭祀于寝宫。如今没有另设别寝，除丧之后，就直接在庙中祭祀了。所以四时的礻覃祭、尝祭，是用来寄托追远的思念；三年一次的殷祭，是用来演习昭穆的次序，两者的意义本来就不同。三年丧期满了，才能合祭于太祖庙，过了这个时限才举行殷祭，不必拘泥于三十个月的限制。"隆安初年，就因居丧而废止过殷祭。刘瑾的意见说："我查考升平以后举行的殷祭，都是在服丧周期之内举行的。永和十年到如今五十多年了，每三十个月就举行一次殷祭，这是依据礼制'五年再举行一次殷祭'的规定。范泰的说法不妥当，如果我的上奏不被采纳，那就应当追究我上奏失误的责任。"）。当初晋安帝元兴三年四月，未能举行殷祭，就改到十月举行，如果按照通常的时限计算，如今应当在冬季举行；如果重新起算，那么就应当在四月举行。当时尚书上奏采纳了领司徒王谧的意见，把四月重新定为殷祭之礼的起点（王谧的意见说："有非同寻常的喜庆，就有非同寻常的礼制。殷祭以往的准则并无差错，至于义熙年间的这场喜庆，古往今来都少有可比，虽说是拨乱反正，但道理上

译等同于重新受命于天。我认为国运更新，应当从此开始，应当用四月。"太常刘瑾的意见："殷祭没有固定的日期，只是按照时令来致敬，况且礼意应当崇尚简约。去年的祭祀虽然日期上有些差异，但情理和典章都很周备，应当仍旧以此为准。"徐乾的意见："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经传典籍中，都没有见到'补行殷祭'的说法。"著作郎徐广的意见："如果按三十个月计算，如今就应当在四月举行，那时候本应举行殷祭却推迟到冬季才办。从太元元年十月举行殷祭算起，如果按通常的三十个月计算，如今应当在（太元）二年四月举行。这样推算，辛未年十月，还不满六十个月就再次举行殷祭了。"刘涧之等人的意见："太元元年四月本应举行殷祭，但礼官延误失职，拖到十月才办，这本来就不是正确的日期，只是权且以此为起点罢了。"尚书上奏采纳了王谧的意见）。博士陈舒上表说，三年一次闰月，五年一次殷祭，八年再举行一次殷祭，两头都按四年计算，实际上还不满三年。又推算十一年该举行殷祭，十四年又该举行殷祭，中间加起来算两次，那么十年间共有四次殷祭，这与礼制"五年再举行一次殷祭"的规定，正好相合。博士徐禅的意见："《春秋左氏传》说：'每年祫祭，涉及坛、墠所祭的远祖；最终的禘祭，涉及郊祀所配的远祖及宗庙石室中的远祖。'许慎引旧说说：'终，是指孝子服满三年丧期，就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致祭新近去世的人。'"徐邈的意见："礼制五年再举行一次殷祭，一共六十个月，从中间平分，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太学博士曹述初责难说："三年之丧，实际上是二十五个月，那么五年为什么一定要六十个月呢？按礼制，天子唯独礻勺祭是特殊的，其余三时都要举行禘祭，禘祫虽然有固定的年限，但经文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月份（按：《礼记·明堂位》说'夏历六月，用禘礼祭祀周公'，那就相当于如今的四月。'七月月圆之时，孟献子举行禘祭他的祖先'，那就相当于如今的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在太庙举行大事'，那就相当于如今的六月）。"徐邈回答说："五年再举行一次殷祭，象征着两次闰月，并不是取三年丧期的意思。禘祭之所以三个季节都可以举行，是因为居丧期间遇上吉庆之事就要举行禘祭，服丧终止的时间并不固定，所以禘祭要随机而定，唯独春天不举行禘祭，所以叫做'特礻勺'，这并不是殷祭常规的礼仪。按礼制，大事都有确定的时日，所以礻覃祭、尝祭都要按时举行，何况禘祭这样隆重的大礼，怎么会没有固定的月份呢！"如今依据徐邈的意见，每三十个月应当举行一次殷祭（贺循《禘祭图》：太祖神位面朝东。昭位诸主向北排列，面朝南。穆位诸主向南排列，面朝北）。

宋朝的制度，殷祭都要等到除服改行吉礼之后才举行。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采纳傅亮的意见："权且改行吉礼制度，这在圣明的本朝是适宜的。"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确定十月三日举行殷祫之祭，十三日举行禘礼（太学博士徐道娱的意见说："按禘祫之礼，三年一次，五年再一次。这些都应当纳入四时之内举行，这是合乎礼制的。"《周礼》说"仲冬时节举行祫祭"。《礼记·月令》说"季秋时节尝食新稻"。晋朝在春天于曲沃举行禘祭，齐国在十一月祭祀太公，这些都说明孟冬时节各有分别、不能混同的明确记载。推究殷祫之祭份量隆重，而荐新之祭礼节较轻。份量轻的尚且要另择月份，份量重的反倒要合并在一起吗？况且"祭祀不宜过于频繁，频繁了就显得亵渎"。如今相隔十天就连续举行两次祭祀，从礼制上说未免过于繁复）。"宋孝武帝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关官员上奏："依照旧例，今年十月是举行殷祫之祭的月份（领曹郎范义参与议论说："依照永初三年的先例，须等到丧期满两周年之外才能举行殷祭。推算祭祀满两周年，是来年二年三月，如果要用四月来举行殷祭，那还在礻覃祭期之内。"下交礼官议定。国子助教苏玮生的意见："按《礼》，三年丧满，然后才在太祖庙举行祫祭。又说'三年之内不举行祭祀，唯独祭祀天地社稷，是超越丧服常规而进行

译的。'况且没等到礻覃祭就先行祭祀，这在《春秋》中是要受到讥讽的。求之于古礼，丧服还没有满期，所以没有举行禘祫之祭的道理。自汉代以来，一律依从权宜之制，宗庙朝聘等礼，无不都改行吉礼。"太学博士徐宏的意见："三年的丧期，虽然依从权宜之制，但两周年服除变服之后，仍旧要穿缟素之服，还不算是纯粹的吉礼，不适宜举行祭祀。我认为等到来年四月，还不适宜就举行殷祭，十月则比较妥当。"太常丞朱膺之的意见："《仪礼·士虞礼》说：'过一个月就举行礻覃祭，这个月就可以举行吉祭了，只是还不曾以配偶配享。'意思是二十七个月既已举行礻覃祭，遇上四时祭祀之日，还不能以配偶来配享，是因为哀思还没有忘怀的缘故。据此推论，是说礻覃祭之后仍不能马上举行殷祭，《春秋》记载闵公二年'吉禘祭于庄公庙'，郑玄注说：'闵公内心恐惧于祸难，力求自我尊崇壮大来压制这场祸患。前后一共二十二个月就除服了，又没有举行礻覃祭。'可见礻覃祭期之内是不能举行祫祭的。按旧说，三年丧满之后，遇上禘祭之年就举行禘祭，遇上祫祭之年就举行祫祭。郑玄说：'禘祭在孟夏举行，祫祭在孟秋举行。'如今相沿用十月，正如徐宏所引《公羊传》的文字，也是因为鲁闵公沿袭旧制的缘故，何必一定要允许穿着素冠、施行吉禘之礼呢。"郎中周景远参与议论说："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提出意见说'权且改行吉礼，这在圣明的本朝是适宜的。宗庙的大礼，应当依照古代的旧典。'这正是本朝开国以来所定的准则。我认为徐宏、朱膺之的意见，用来年十月举行殷祫之祭，是妥当的。"皇帝下诏同意）。"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二月，有关官员上奏："四月应当举行殷祫之祭，如果因事未能如期，就改用孟秋七月举行（领军长史周景远的意见说："按《礼记》说：'天子举行禘、祫、尝、祫之祭。'那么夏、秋、冬都可以举行殷祭。晋朝义熙初年，仆射孔安国的意见说'自太和四年以来，相沿举行殷祭，都用冬季或夏季。'又说'永和十年到如今五十多年，每三十个月就举行一次殷祭。'博士徐乾援引《礼记》责难孔安国，又引证晋朝咸康六年七月举行殷祭之事，说明并非专用冬夏两季。当时虽然没有采纳徐乾的意见，但孔安国也无法反驳他。如今如果来年四月不能举行殷祭，改用孟秋七月，在礼制上也没有违背。"皇帝下诏同意）。"

梁朝的制度，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合称为殷祭。祫祭在夏季举行，禘祭在冬季举行，都以功臣配享。这种礼仪与南郊祭天大体相同。

尚书左丞何佟之提出意见说："禘祭在夏历四月初举行，此时万物都还没有成熟，所以规格较小；祫祭在秋冬举行，万物都已经成熟，这时的礼制就格外隆重了。《大司乐》中把有功之臣列为六位，都在举行大祫时祭祀他们，可见祫祭更为隆重，才涉及到功臣配享的问题。近代举行禘祭、祫祭，都不涉及功臣配享，这有悖于典章制度，应当改正。"皇帝下诏采纳了这个意见。

陈朝的制度，五年再举行一次殷祭。殷祭，就是大祫合祭。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下诏让公卿商议王肃、郑玄关于禘祫问题的是非。尚书游明根说："郑玄的意思，禘是大祭的名称。在圜丘举行的大祭称为禘，是要审察五方星辰之精；在宗庙举行的大祭称为禘，是要审察昭穆次序、百官的班位。圜丘之祭常年合祭而不称为禘，宗庙之祭因时而祭所以称为禘。这样说来，宗庙中禘、祫两种礼制是并行的，圜丘只有一种禘祭而已。应当在宗庙中同时施行禘、祫两种礼。这两种礼制不同，所以名称也不同。依照《礼》，春天废止禘祭，唯独举行特殊的礻勺祭；到了禘祭之时就举行禘、祫，到了尝祭、烝祭之时就举行禘、尝、祫，不废弃三个季节的祭祀，三时都施行禘、祫之礼。"中书监高闾又说："把禘祭当作圜丘之祭，这一点与郑玄的看法相同，是因为认为虞舜禘祭黄帝，黄帝并非虞舜宗庙中所祭之帝，既然不在庙中，那不是在圜丘又是在哪里呢？再者《大传》说的'祭祀祖先所由出的那位远祖'，这也不是指宗庙中的文字规定。《论语》说'禘祭自灌酒以后的仪节'，《尔雅》说'禘

译，是大祭'，诸侯没有禘礼，唯独夏祭称为禘，这又不是宗庙中的禘礼。鲁国施行天子的礼仪，不敢擅自施行圜丘之禘礼，于是改称殷祭为禘，取用禘这个名称在宗庙之中，因为先前已经有了祫礼，于是就产生了禘、祫两个名称。至于宗庙中禘祫之祭，依据王肃的意思，禘与祫本是同一祭，禘只在一个季节举行，因为祭祀不宜过于频繁。如果一年之中要举行三次禘祭，我认为那就次数过多了。"

皇帝下诏说："游明根、高闾等人，依据王肃、郑玄两家的观点，讨论禘祫的问题已经很详尽了。但要折衷取舍，还有不够妥当之处。高闾把禘、祫当作一个名称，这一点与王肃的看法相同；把禘祭当作圜丘之祭，这一点又与郑玄相同，都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游明根认为与郑玄相同，是两个名称、两种祭祀并存并用，这道理上还不够周全。依据这两种说法，一个季节举行禘、祫，却缺了其余两个季节的祭礼，这事情就难以采纳了。先王制定礼制，对内要顾及为人子孙的情感，对外要符合尊卑的次序。所以天子设七庙，代数满了就毁去，把神主收藏在太祖庙中，三年后举行禘祭。世代穷尽就毁庙，用来表示有终止的道理；三年后举行禘祭，用来表达追念远祖之情。禘、祫既然是同一种祭祀，却把它分成两个名称，这在事理上没有依据。已毁之庙三年才举行一次禘祭，又不能顾及到四时的常祭，这在礼制上是有缺失的。七庙的四时常祭，禘祭却三年才举行一次，又不能顾及四时，在情理上又太过简略了。王肃认为禘、祫是同一种祭祀，王肃的说法比较可取。郑玄认为圜丘之祭是禘，与宗庙大祭同名，这一点的道理也算恰当。如今兼取郑玄、王肃两家的意思：把禘、祫合并为一个名称，采用王肃的说法；禘是圜丘大祭的名称，上下通用，采用郑玄的说法。如果考虑到次数过多就会显得亵渎，那就五年举行一次禘祭，把祫改为禘。五年一次禘祭，那么四季都要举行禘祭，以符合现在的情理。禘祭则依照礼文规定，先举行禘祭，然后再举行四时常祭。就此施行，把它写入法令，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度。"

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秘书丞孙惠蔚上言说："魏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驾崩，到废帝正始二年，累计二十五个月为大祥之期。有关官员认为礻覃祭应在二十七个月，到那一年四月，依礼应当举行禘祭。王肃认为大祥之月，到那一年二月，就应当举行禘祭。虽然两人意见各不相同，但对于服丧结束后要举行禘祭、次年要举行禘祭这一点，意思是一致的。请采用郑玄之说而舍弃王肃之说，礻覃祭结束于这个月末，下个月中旬，依礼应当举行大禘祭。六座宗庙的神主，一并升祭于太祖庙。第二年春天举行祭享，都要禘祭历代祖庙。从此以后，五年为一次常制。此外古代的祭法，禘祭与四时之祭同时并行，天子先举行禘祭再举行时祭，诸侯先举行时祭再举行禘祭。这种做法在古代适宜，在今天则不适宜。而且礼制有升降之别，事情有文质之分，禘祭与时祭并行的制度，圣人也没有违背过。到举行禘祭的那个月，应当减省当月的常祭。"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驾崩，孝明帝即位。三月，朝议认为来年秋天七月应当在太祖庙举行禘祭。太常卿崔亮上言说："如今宣武皇帝的神主虽然已经入庙，但是礻覃祭、尝祭等时祭，仍旧要在别的寝室举行，至于殷祭、禘祭，应当保存古代的典制。按《礼》，三年丧满，在太祖庙举行禘祭，第二年春天再禘祭历代祖庙。又按杜预说：'服丧满卒哭之后就除服，三年丧满之后才举行禘祭。'魏武宣皇后在太和四年六月去世，那个月就已安葬，除服之后就改行吉礼。四月举行祭祀之事，但仍未举行禘祭。王肃认为既然已经除服改行吉礼，所以特意举行时祭，至于禘祫之礼，应当保存古礼。"

译高堂隆认同肃的奏议，于是停止了殷祭。又往上推考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驾崩，当年十月在庙中举行祭祀，景明元年七月在太祖庙〇祭，三年春在群庙〇祭。也是满三年才〇祭。依照古礼以及晋、魏两朝的旧议，并参照景明年间的旧例，臣愚以为来年秋七月，〇祭应当停止，应等到三年服丧期满之后再举行〇祭〇礼。"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

译致堂胡氏说："宗庙的祭祀，没有比〇〇更重要的了。可是自汉代以来，各家儒者的议论纷乱交错，真如聚讼一般，抓不住要领，于是就稀里糊涂地照旧施行，如果没有通达事理的真儒，从经典训诫中加以抉择并折中定论，又怎能破除自古以来的昏昧不明，向后世昭示清楚的道理呢！真儒的话说，天子行〇，诸侯行〇，大夫行享祭，庶人行荐祭，这是尊卑的等级。之所以知道天子行〇，是根据《礼记》说'依礼，不是天子就不能行〇'而知道的。之所以知道诸侯行〇，是因为鲁国本应当用〇，而（成王）却把天子的礼乐赐给鲁国，所以《春秋》中只记载〇而没有〇，孔子却说'鲁国郊〇是不合礼的'，是说诸侯不应当用〇。〇〇，是合祭的名称罢了。天子有始祖所从出的帝，作为面朝东方的最尊之位，其余各庙的神主依照昭穆次序在其前面合食，这叫做〇。诸侯没有始祖所从出的帝，就把各庙的神主合并在太庙中享食，这叫做〇。至于所用的时节和所用的祭品，则要看各自等级所许用的东西而定其隆重或简省。用这个标准来判定〇〇，难道不是很明白了吗？"

按：把〇〇当作是同一祭祀而有不同名称，把〇当作是合祭祖先，审察分辨昭穆次序的意义，这是汉代儒者的说法。近代的儒者大多不认为这样，唯独致堂遵从这种说法。然而《礼记·大传》说："依礼，不是天子就不能行〇。天子〇祭他始祖所从出的天帝，并以他的始祖配享。"接着又说："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如果有大功劳被君主知晓，〇祭可以推及到高祖。"这段文意似乎是共用一个说法，只是说的是同一种祭祀。对天子来说就称为〇。所谓"不是天子就不能行〇"，是说祭祀能推及始祖所从出的天帝。对诸侯来说，则不能称为〇，所祭只到太祖为止。对大夫、士来说，又不能称为〇，必须有功劳被君主知晓，特许行〇祭，才可以推及到高祖。这大概是说都是合祭祖宗，但因为君臣身份的缘故，所祭及的范围有远有近，所以名称不同。所以鲁国的〇祭，其实就是〇。如果《大传》原文中"诸侯"二字下面还有一个"〇"字，那么它的意思就更加明白了。

北齐的〇、〇如同梁朝的制度，每次祭祀每室用一头太牢，开始用皇后参与陪祭。

北周的〇、〇则在太祖庙举行，也用皇后参与陪祭，其礼仪与北齐相同。

隋朝每两年举行一次〇，在孟冬举行，已迁的神主和未迁的神主一起在太祖庙合食。每五年举行一次〇，在孟夏举行，已迁的神主各自在所迁往的庙中受祭，未迁的神主各自在本庙受祭。举行〇〇之日，就停止当时的时祭，而在庙庭陈列各种祥瑞之物以及征伐所获得的珍奇之物，并让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正当举行〇祭，可是有司对年数有疑问。太学博士史元璨等人议论，认为"新君丧期结束後行〇，第二年行〇，从此以後每五年再举行一次祭祀，大致是从〇算起往前推五年；〇常常在〇後第三年举行，〇常常在〇後第二年举行。鲁宣公八年〇祭僖公，是丧期满两年後行〇，第二年行〇，到第八年又行〇。昭公二十年行〇，到二十五年又行〇，由此可以推知。"议论的人认为史元璨的话有经典依据，于是就依从了他的说法。

唐玄宗开元六年，睿宗驾崩，丧期满後行〇，第二年行〇。从此以後，〇、〇各自单独计算年数，不相通算，一共举行了七次〇、五次〇。到开元二十七年，〇、〇恰好同在一年，有司发觉这样不对，于是商议：认为一〇一〇，五年之内举行两次大祭，应当合并计算年数。至于〇之後设置〇之间相隔年数的远近，两种说法不同，郑玄采用高堂隆"前三後二"的说法，徐邈则主张"先二後三"的说法。徐邈认为两次祭祀之间相隔六十个月，从中间平分为三十个月，各设置一次祭祀，这个说法最为妥当，于是就采用了他的说法。由此，一〇一〇，都在五年之间举行，符合"五年再举行

译盛大合祭"的意义，只是设置〇的先後次序有所不同。

致堂胡氏说：《礼记·大传》说："依礼，不是天子就不能行〇。天子〇祭他始祖所从出的天帝，并以他的始祖配享。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如果被君主特别赏识，〇祭可以推及到高祖。"这是天子行〇、诸侯及大夫士行〇的正确记载。整篇《大传》，没有与圣王教化相违背驳杂的地方，这是孔氏所传授的。《礼记·王制》却是汉代儒者摘取经典而写成的，出自汉文帝时代，其中的说法与圣王的教化多有违背驳杂之处，本来就不是孔氏所传授的。用义理来考察，〇、〇都是合祭。所以君子说，祭祀始祖所从出的天帝作为面朝东方的最尊之位，其余的神主在其前合食，这叫做〇；诸侯没有始祖所从出的天帝，就在太祖庙中把各庙的神主合并起来享食，这叫做〇。天子行〇，诸侯行〇，这是上下等级的差别。鲁国作为诸侯为什么能够行〇？周成王追念周公对天下有大功劳，把天子的礼乐赐给鲁国，让鲁国在太庙中使用，向上祭祀周公，于是就有了〇祭。所以《春秋》只记载〇而不记载〇，这是考察《大传》而作出的折中之论。《王制》的原文说："春祭叫礻勺，夏祭叫〇。"又说，天子"〇、〇祭叫尝祭、〇"。又说诸侯"〇一次，〇只能一次〇"。又说"诸侯举行礻勺祭就不举行〇祭，举行〇祭就不举行尝祭"。这些说法纷乱错杂，无从依据。郑玄不能加以辨正，又曲意为其解说，说"春天叫礻勺、夏天叫〇，是夏商的祭名，到周代就改了，把〇作为殷祭"。况且《王制》所记载的六官之事，都是周代的制度。这是被汉儒所迷惑而不通晓〇义的第一点。又说，天子诸侯服丧期满後，把先君的神主合祭于祖庙，这叫做〇，这是被汉儒迷惑而不通晓〇义的第二点。又说，天子先行〇而後行时祭，这是被汉儒迷惑而不通晓〇祭的第三点。又说，鲁国的礼制是三年丧毕後在太祖庙行〇，第二年春天在各庙行〇，这是被汉儒迷惑而不通晓〇义的第四点。又说，〇，是殷祭。五年内再举行两次盛大的祭祀，一〇，一〇，这又是自相矛盾，不明白〇义的第五点。又说，诸侯每年不行〇，是为了表示比天子低一等，这又是不明白〇义的第六点。它解释《大传》中"〇其所自出"，说是指郊祀祭天，这又是凭自己的臆断而不明白〇义的第七点。它有七处错误，却未曾折中于孔子的说法。孔子说"鲁国郊〇是不合礼的"。由此可知，诸侯没有〇而只应有〇，天子没有〇而只有〇，难道不是很明白容易理解的吗？後世的人只相信《王制》，依凭郑玄的解释，而不考察《祭法》《大传》以及孔子的话。唐代于是就到了夏行〇、冬行〇的地步，才知道计算的次数太过频繁而亵渎了礼制，这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天子和诸侯的礼制，就像"一"与"二"的差别一样，怎么可以僭越呢！鲁国接受成王的赏赐，以臣子的身份僭用君主的礼制，孔子已经深深地指责它，何况後世遵从汉儒的谬误，用臣子的礼制去代替君主的礼制，反而不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圣明的君主借鉴这一点，那么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了。

天宝八年下制说："国家本是仙宗一脉，帝业承自圣祖。从今以後，每逢举行〇〇之礼，一并在太清宫圣祖神位前设立位次，依序排列，对上表明升祔配享之礼，恭敬顺从玄宗之教，对下尽到恭敬虔诚之心，不违背至高之道。近来每逢举行〇〇之礼，就停止平常的祭享，这样做虽然是权宜从便，但礼制上或许有所欠缺。今後每逢举行〇〇之礼，平常的祭享不再废止，享祭用素食，三次焚香，以代替三献之礼。"

致堂胡氏说，唐朝皇室并非李聃的後代，却把李聃当作祖先，孝顺的子孙怎么忍心这样做呢！即便李聃果真是祖先，也不过是始祖所从出的一位天帝，不应当享受合食之祭。何况他本不是唐室的祖先，却把他安置在祖先考妣之上，这等于是设立了两姓的宗庙啊。这是唐代典礼制度的重大失误，而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指出来。君主喜

译好谄媚阿谀，臣子就一味逢迎谄媚，所以即便把别人当作祖先，也始终没有人察觉，更何况其他的事呢！

唐德宗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奏说："国家承受天命而诞生，历代圣君相继辉映，景皇帝最初受封为唐国公，实际上就是太祖。中间世代相隔尚近，还在三昭三穆之内，所以皇家太庙，只设有六室。至于弘农府君、宣、光二祖，辈分尊于太祖，但按亲属关系已尽，就该迁出，不列入昭穆的次序。这些记载在礼志中，可以照此施行。开元年间，增设为九庙，懿祖、献祖二祖，都列入昭穆之中，因此太祖景皇帝未能居于面朝东方的最尊之位。如今二祖已经迁祧，九室的次序才算理顺，那么太祖的地位，又怎么可以不予以匡正呢？窃以为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迁却屈居昭穆之列，献祖、懿祖二祖，按亲属关系已尽本应迁庙，却居于面朝东方的尊位，考察前代的典章故实，觉得这样做有所不妥。请下发百官共同商议。"皇帝下旨表示依从。

依照礼制，行〇〇之祭时，太祖之位在西面朝东，他的子孙依次排列为昭穆，昭位面朝南，穆位面朝北。即便是已经毁庙的神主，也都要请出来按照昭穆次序排列。殷、周兴起的时候，太祖距今的世代已经久远，各庙的神主都排在太祖之後，所以这一礼制容易明白。汉、魏以来，它们的兴起都很仓促，加之上世地位低微，所以开国的君主被定为太祖，而世代相隔较近还未毁庙的神主，反而都排在太祖之上，于是〇〇之礼就不能像古代那样施行，汉、魏的制度是，太祖以上已毁庙的神主，都不参与合食。唐朝兴起，以景皇帝为太祖，可是世代相隔尚近，还在三昭三穆之内，到举行〇〇之祭时，只好空出面朝东方的位置，让太祖与其他各庙的神主一起排入昭穆之中。唐代宗即位後，将玄宗、肃宗的神主〇祭，而把献祖、懿祖的神主迁入夹室，于是太祖居于第一室，〇〇之祭得以纠正其位置，面朝东方，而献祖、懿祖则不再参与合食。建中二年，太学博士陈京请求为献祖、懿祖另立别庙，到举行〇〇之祭时再加以祭享。礼仪使颜真卿议论说："太祖景皇帝居于百代不迁的尊位，可是在举行〇〇之祭的时候，暂时屈居于昭穆之列，委屈自己以奉侍祖宗，也是可以的。"于是援引晋代蔡谟的议论，主张让献祖居于面朝东方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依次排为昭穆。由此议论纷纷。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提出建议，认为"太祖百代不迁，献祖、懿祖二祖按亲属关系已尽应当迁庙，却居于面朝东方之位，这是不对的。请下发百官商议。"工部郎中张荐等人的议论与颜真卿相同。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说："颜真卿所依据的，是晋代蔡谟的议论。蔡谟提出禹不先于鲧受祭的说法，虽然有这种言论，当时并未被采用。献祖、懿祖二祖，应当收藏于夹室，以符合《祭法》中'远庙称为祧'，以及'坛、〇单有祈祷才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的原则。"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说："《周礼》中记载有先公的祧庙，迁出的祖先神主收藏在后稷之庙，这大概是周朝尚未受天命之前的祧庙吧？又有先王的祧庙，那些迁出的神主收藏在文王、武王之庙，这大概是周朝已经受天命之後的祧庙吧？如今献祖、懿祖就如同周朝的先公一样，请另建别庙来安置他们。"司勋员外郎裴枢说："在皇陵寝园建造石室，用来收藏神主，到举行〇〇之祭的年份就加以祭祀。"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都说："把神主迁到德明、兴圣二庙。"京兆少尹韦武说："行〇祭时献祖面朝东方，行〇祭时太祖面朝东方。"贞元十一年，左司郎中陆淳说："议论的人很多，不过归纳起来只有三种：一是恢复太祖的正位，二是并列昭穆而空出面朝东方之位，三是〇祭时献祖面朝东方、〇祭时太祖面朝东方，交替居于面朝东方之位，从而恢复太庙正位，这种做法是对的。然而如果恢复太祖的正位，那么献祖、懿祖的神主，

译应当有个安置之处：一是收藏于夹室，二是安置在别庙，三是迁往皇陵寝园，四是〇祭于兴圣庙。然而收藏在夹室就没有享祭的时机，安置在别庙又不符合《礼经》的记载，迁往皇陵寝园又会扰乱宗庙的礼仪，只有〇祭于兴圣庙才是正确的做法。"到贞元十九年，左仆射姚南仲等人呈上五十七份奏议，交付尚书都省集体商议。户部尚书王诏等五十五人，请求把懿祖神主迁到兴圣庙。议论终于确定下来。从此太祖才恢复了面朝东方的尊位。

四门博士韩愈献上议论说："现在我姑且先举出众人议论的错误之处，然後再阐明我自己的看法。第一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永远收藏在夹室，臣以为不可以。所谓〇，就是合的意思，已毁庙的神主，都应当在太祖庙合食，献祖、懿祖二祖就是已毁庙的神主，如今虽然把他们收藏在夹室，到举行〇〇之祭的时候，难道能不在太庙享祭吗？名义上称为合祭，可是这二祖却不能参与祭祀，这就不能称之为合祭了。第二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加以毁弃埋葬，臣又以为不可以。谨按《礼记》记载，天子设立七庙，一坛一〇单，那些已毁庙的神主都应当收藏在祧庙，即便历经百代也不毁弃，遇到〇〇之祭，就陈列在太庙加以享祭。自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弃埋葬神主的议论，这种做法没有经典的依据，终究不能施行。如今国家德泽深厚，恩泽流传广远，创立九庙，用周代的制度来推断，献祖、懿祖二祖犹如处在坛、〇单的位置，何况把他们毁弃埋葬而不让他们参与〇〇之祭呢？第三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各自迁到他们的陵墓所在地，臣又以为不可以。二祖在京城受祭，排列在太庙之中，已经二百年了。如今一旦把他们迁走，恐怕不仅令人听闻起疑，也恐怕二祖的神灵，眷恋徘徊，不肯立即在地方上接受祭享。第四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〇祭于兴圣庙而不参与〇〇之祭，臣又以为不可以。《礼记》说'祭祀祖先要如同祖先真在眼前一样'。景皇帝虽然是太祖，可是从辈分上说，仍是献祖、懿祖的子孙，如今想要匡正做儿子的面朝东方之位，却废除做父亲的重大祭祀，实在不能成为典制。第五种说法是献祖、懿祖二祖应当在京城另立庙宇，臣又以为不可以。礼制有降等，情感有所减杀，所以离开正庙就称为祧庙，离开祧庙就称为坛，离开坛就称为〇单，离开〇单就称为鬼，越来越疏远，祭祀也越来越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宫，《春秋》加以指责，认为不应当，取出已毁庙、已收藏的神主，又重新建造宫室来祭祀他。如今所议论的做法，与此正好相同。而且即便违背礼制建立庙宇，到举行〇〇之祭的时候，合祭，那么〇就无处安放；废止祭祀，那么在义理上也讲不通。这五种说法，都是不可行的。所以臣广泛采集前人的见闻，寻求折中的办法，认为殷代祭祀元王、周代祭祀后稷，太祖以上都各自称帝。而且他们的世代已经久远，不再对他们进行祭祀，所以太祖才能够正位面朝东方，子孙依照昭穆次序排列。礼制所说的这些内容，大概是用来记录一时的权宜之制，并非要传给後代作为永久的法则。《礼记》说'儿子即便贤圣齐备，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大概是说做儿子的要委屈自己以尊奉父亲。景皇帝虽然是太祖，可是他相对于献祖、懿祖来说，仍然是子孙，在举行〇〇之祭的时候，献祖应当居于面朝东方之位，景皇帝应当依照昭穆之列，祖先因子孙尊贵而得以受祭，子孙因祖先而委屈自己，用这个道理去揆度神明之道，难道会违背人情吗？而且平时的祭祀很多，合祭很少，那么太祖所委屈的祭祀是极少的，而所伸展的祭祀是极多的，比起伸展子孙的尊位、废除祖先的祭祀，不是更顺理成章吗！"

朱熹在《韩文考异》中说：现在按韩愈本人的意思，献祖是始祖，他的神主应当居于最初的一室，百代不迁。懿祖的神主，则应当迁到太庙西面的夹室，而太祖以下各代神主，依次排

译列在各室之中。四时的祭享，只有懿祖不参与，献祖、太祖以下各自在自己的庙室中受祭。各室自成尊位，互不因彼此而降损，这就是所谓"所伸展的祭祀常常较多"。至于举行〇〇之祭，则只有献祖居于面朝东方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都依照昭穆次序排列，南北相对，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祖先因子孙尊贵而得以受祭，子孙因祖先而委屈自己"，而所委屈的祭祀，常常是很少的。韩愈的礼学造诣精深，大概是其他儒者所不能达到的，所以他的议论独能深得孝子贤孙报答根本、追溯始祖、不忘记自身由来的本意，真可以作为万世通行的法则，不只是可以施行于一时而已。程颐认为不可以随便看待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一类吧！只是他的文字简约严谨，读者或许不能立刻领会，所以我私下加以推衍，以求穷尽他的本意。

贞元十二年，举行〇祭于太庙。按照以往的惯例，举行〇祭以及皇帝亲自郊祀时，会命宦官中使引导传国玉玺到祭坛所在地，昭示武功。到这时，皇上认为传国玉玺是国家大事，由宦官中使引导不合适，就命令礼官一人，从内库中监督引导玉玺到太庙。

昭宗大顺元年，将要举行〇祭，有司请求把三位太后的神主〇祭于太庙，三位太后分别是孝明太皇太后郑氏（宣宗生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生母）、正献皇太后韦氏（文宗生母）。三位太后去世後都制作了神主，因为原因特殊，不应当供入太庙。当时的礼官建议，一并另设别庙，每年举行五次祭享，三年一〇，五年一〇，都在本庙举行祭祀仪式，没有请神主进入太庙的先例。到这时经过战乱离散之後，旧有的典章制度已经散失，礼院依据《曲台礼》，想要把三位太后〇祭合食，太常博士殷盈孙上奏反对这个做法（议论详见《后妃庙门》）。

●卷一百二 宗庙考十二

○〇〇

後唐长兴二年四月，举行〇祭于太庙。

後周显德五年六月，举行〇祭于太庙。在此之前，议事的人认为皇家宗庙没有迁祧的神主，不应当举行〇〇之礼。国子司业聂崇义认为前代的宗庙，屡经迁祧以及追尊而尚未毁庙的，都曾举行过〇〇之礼，另外援引九条旧事作为证明，说：

魏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驾崩，到五年二月举行〇祭，第二年又举行〇祭。从此以後，五年一次成为常例。而且魏朝以武帝为太祖，到明帝时才不过三代皇帝而已，还没有毁庙的神主就举行了〇〇之礼，这是第一个证据。

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确定在十月三日举行殷祭。太学博士在议论中说："按照〇〇之礼，三年一次，五年两次。"刘宋从高祖到文帝，才不过三代皇帝，还没有毁庙的神主就举行了〇〇之礼，这是第二个证据。

梁武帝采用谢广的建议，三年一〇，五年一〇，称之为殷祭。〇祭在夏天举行，〇祭在冬天举行。而且梁武帝是受命开国的君主，仅仅追尊了四代祖庙就举行了〇〇之礼，由此可知，祭祀是追念奉养的常道，随着时节的推移变化，孝子有所感触而思念亲人，所以按照时令进献祭品，在仲月举行祭祀，中间穿插举行〇〇之礼，依照昭穆次序排列，这是礼制的常法，与宗庙是否齐备无关，这是第三个证据。

唐代的礼制：贞观九年，将要举行〇祭高祖于太庙，国子司业朱子奢请求依照礼制设立七庙；当时才设立了六庙就举行了〇〇之礼。如今查检《会要》以及《通典》和《礼阁新仪》，都记载了这一礼制，并且与《实录》相符合。这是宗庙还未齐备就举行了〇〇之礼，这是第四个证据。

贞观十六年四月己酉日，光禄大夫、宗正卿、纪国公段纶去世，太宗十分悲痛哀悼，为此停止上朝，将要亲自前往吊唁，太常寺上奏说正逢〇、〇祭致斋期间不能哭泣，于是就停止前往。这清楚表明太宗当时，宗庙尚未齐备而确实举行了〇〇之礼，这是第五个证据。

贞观二十三年，从九〇（山）下葬归来，把神主迎至太极殿西阶，中午举行虞祭之礼。有司请求依照典礼把神主供入太庙，唐高宗想把神主留在宫内寝殿，早晚供奉膳食，以表达如同生前一样的孝敬之心。下诏停止入庙之礼。英国公李勣等人上表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