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十一 经籍考十八

译司马迁又担任太史令，继承完成他父亲的志向。上起黄帝，下至炎汉，合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称之为《史记》。司马迁去世之后，好事的人也颇有著述，然而大多浅陋鄙俗，不足以相继承。到了后汉，扶风人班彪缀写后传数十篇，并对前人的错误加以讥评订正。班彪去世后，明帝命他的儿子班固继续完成他的志向。班固认为唐、虞、三代，世代都有典籍记载，司马迁所记述的，却把汉朝接续在百代帝王之末，这不合乎道理。所以他断限从高祖开始，终于孝平帝、王莽被诛，写成十二纪、八表、十志、六十九传。他潜心积虑二十多年，建初年间，才奏上表及纪传，其中十志终究未能完成。班固去世后，才命曹大家续写完成。此前，明帝召班固为兰台令史，与诸位前辈陈宗、尹敏、孟冀等人一同撰成《光武本纪》，提拔班固为郎，主管校订秘书。班固撰写后汉之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此后，刘〇、刘毅、刘陶、伏无忌等人相继在东观著述，称之为《汉纪》。到了三国鼎立之时，魏国和吴国都设有史官。晋朝时，巴西人陈寿删削汇集三国之事，只有魏帝称为纪，其余功臣以及吴、蜀之主都作为传，仍各自依照其本国，按类归属，称之为《三国志》。陈寿去世后，梁州大中正范颖上表奏明此事，皇帝下诏命河南尹、洛阳令到陈寿家中抄写此书。从此以后世代都有著述，都仿效班固、司马迁作为正史，作者尤其多，一个朝代的史书，多达数十家。只有《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且都有解释。《三国志》以及范晔的《后汉书》虽然有音注，但因为是近世的作品，一读便可知晓。梁朝时精通《汉书》的有刘显、韦棱，陈朝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都是名家。为《史记》作传注的人很少，如今依照他们的世代，汇集编排在一起，以备正史之用。

译晁氏说：后世撰写史书的人，其体裁有三种：编年体，是把事情系于日月之下，再总归于年份，大概本于左丘明；纪传体，是分别记载君臣行事的始终，大概本于司马迁；实录体，这个名称始于萧梁，到唐代兴盛起来，杂取前两种体裁的方法而写成，用来备史官采择罢了，起初并没有独创著作的意图，不值得多说。至于编年体、纪传体，则各有所长，实在不容易以优劣来评判。虽然如此，编年体所记载的，对于一国治乱之事记述较详细；纪传体所记载的，对于一个人善恶事迹记述较详细。就此而言，编年体似乎更优，而且它的起源最早。然而人们都认为纪传体便于翻阅，独行于世，号称正史，这不也很奇怪吗！

王氏《挥麈录》说：凡是史官记事，所依据的通例有四种：一叫时政记，是宰相执政大臣朝夕议政、君臣奏对的言语；二叫起居注，是左、右史所记的言语动作；三叫日历，是根据时政记、起居注加以润色写成的，过去属于史馆，元丰官制改属秘书省国史案，由著作郎辅佐负责；四叫臣僚墓碑行状，是各家所呈上的。这四种之中，只有时政记，是执政大臣每日的记录，对于一时的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有两员，但轮日侍立，御前的谈话既然远不可闻，所依赖的是臣僚所申报的内容，而这些臣僚又多务求省事，凡是上殿奏对，只说"没有别的所得圣语"，那么能够记录下来的，也不过是百司的关报而已。日历不是这两者所具备的内容，不敢随意增添。臣僚行状对于士大夫的行事记述较详细，但人们多认为它出自门生子弟之类的手笔，以为是虚词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如此，其中泛泛称颂的德行功业不足取信是可以的，但其中所记载的事迹，用同时代人的记载来考证，自然不能被诬蔑抹杀，又怎么可以全部废弃呢。

《汉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原本附于《春秋》类，现今归入史部）。

按：班孟坚的《艺文志》，《七略》中没有史类，把《世本》以下诸书附在《六艺略·春秋》类之后。大概是因为《春秋》就是古代的史书，而《春秋》之后，只有秦、汉之事，篇帙不多，所以不必特别设立史部。后来朝代传承已久，史书言论渐渐增多，而撰述的体裁也不统一，《隋志》史部的分类已经有十三门，唐以后的志书都沿袭了这个分法。然而《汉志》所收录的《世本》以下九种书，《隋志》则把《太史公书》归入正史门，《战国策》、《楚汉春秋》归入杂史门，其余各书，是后学未能全部见到的，无从知道应该归入哪一门，所以姑且把这九种书全部放在正史类之首。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连同已亡佚的书一并计算，共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零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两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兴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以上是正史类。

《隋·经籍志》说：自从史官职位断绝之后，作史者相承而来，都以班固、司马迁为准则。汉献帝素来喜好典籍，认为班固的《汉书》文字繁多难以省阅，命颍川人荀悦仿照《春秋左传》的体裁，撰写《汉纪》三十篇，言辞简约而叙事详尽，评论辨析大多精美，在世上广为流传。到晋太康元年，汲郡人挖掘魏襄王的坟墓，得到古代竹简书，字体都是蝌蚪文。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等人，编次整理为十五部，八十七卷。其中多是杂乱琐碎、怪诞荒谬的内容，难以理解通晓，只有《周易》、《纪

译年》两种最为清楚明了。其中的《周易》上下篇与今本正好相同。《纪年》都用夏历建寅之月作为岁首，从夏、殷、周三代王事开始记起，没有分诸侯各国。只特别记载晋国之事，从殇叔开始，其次是文侯、昭侯，直到曲沃庄伯。晋国灭亡之后，就单独记载魏国之事。一直记到魏哀王，称他为"今王"，大概这是魏国的史记。这部书都是按编年体依次编排，文意仅以《春秋经》为准，所记载的很多事情与《春秋左氏传》相符合。学者因此认为，《春秋》乃是古代史书记载的正统方法，凡有所撰述，大多依照《春秋》的体裁。现在依照它们的世代先后，编排叙述，以显示作者的区别，称之为古史。

《宋三朝艺文志》说：编年体的著作，本是《春秋》的旧法，自东汉以后，变换名称的越来越多，到北齐时，或称纪，或称春秋，或称略，或称典，或称志，梁代有《皇帝实录》，唐贞观年间，撰作《高祖实录》，从此以后直到本朝都沿用这种体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去姓名的四家，柳芳以下未著录的十九家，共三百五十五卷）。

《唐志》：实录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刘知几以下未著录的四百五十七卷）。

按：实录就是仿照编年体的方法而写成的，只有《唐志》专门设立实录一门，《隋志》把实录附在杂史类中，《宋志》把实录附在编年类中，现在依从《宋志》的分法。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宋敏求所撰武宗以下诸书，原来归入杂史门，现在附在这里）。

《宋中兴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以上是编年类。

《隋·经籍志》说：起居注这一体裁，是记录君主言行举止之事的。《春秋传》说："君主的举动必定要记载。"《周官》记载：内史掌管君王的命令，随即抄录副本收藏起来，这就是它的职责。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皇后撰写了《明帝起居注》。这样看来，汉代的起居注，似乎设在宫中，是女史的职责，然而这些书都已散佚，不能再详知其详情了。现今存留的，有汉献帝以及晋代以来的《起居注》，都是近侍之臣所记录的。晋代时又发现《汲冢书》，其中有《穆天子传》，体裁与现今的起居注相同，大概是周代内史所记录的王命副本。近代以来，另外设有专门的职务，其事记载在《百官志》中。现在依照它们的先后次序，编排排列。那些伪政权的起居注，只有《南燕》一卷，不便单独列出，就附在这里。

《宋三朝艺文志》说：古时候左史记言，右史记动。此后有起居注，大概是记动的；时政记，大概是记言的；又有日历，兼记言动而合成。淳化年间以来，这些书都齐备了。唐代所录除编年体之外，又有起居注，类似前代的记注体。现今只有《唐创业起居注》存世，其余的都已散失。本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秘藏在有关部门，不列在这里。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去姓名的二十六家，《开元起居注》以下未著录的三家）。

《唐志》：诏令十一部，三百零五卷（失去姓名的十家，温彦博以下未著录的十一家，共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别设立诏令一门，历代史书都没有这样的分法。按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后世官制中的起居郎、起居舍人，就是左、右史的职务。所以把诏令并入起居注门，也算是

译相近的分类。

《宋中兴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本志原来把实录、日历都归入编年类，现在除了把实录归入编年类之外，把日历附在起居注类中）。

以上是起居注类。

※《史记》一百三十卷

晁氏说：这是汉太史令司马迁续写其父司马谈的著作。创立体例，起自黄帝，止于获麟之年。撰成十二纪来叙述帝王，十表来贯通岁月，八书来记载政事，三十世家来叙述公侯，七十列传来记载士庶。上下三千多年，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司马迁去世后，缺失了《景纪》、《武纪》、《礼》、《乐》、《律书》、《三王世家》、《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靳蒯列传》等十篇。元帝、成帝时，褚少孙追加补写，并增补了武帝以后的事情，文辞浅陋粗俗，远远比不上司马迁原书。司马迁的书，旧有裴る为之作注解。班固常常讥讽司马迁，"论大道就先讲黄老而后讲《六经》，叙述游侠就贬抑隐士而褒扬奸雄，记述货殖就推崇权势财利而以贫贱为耻"。后世喜爱司马迁的人多认为这种评论不对。认为司马迁只是有感于当世的过失，愤慨自己所遭遇的境况，寄托在书中，是有所触动才说这些话，并非他内心真正认为如此。当武帝之世，表彰儒术，罢黜百家，本应大治，却穷奢极侈，海内凋敝，反而不如文帝、景帝崇尚黄老时君主恭俭、天下富足。这就是他为什么先讲黄老而后讲《六经》的原因。武帝用法苛刻严酷，群臣一句话触犯了旨意，就被下狱处死，而应当受刑的人，却可以用财物赎免。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家贫没有财物可以自赎，交游中也没有人相救，最终遭受腐刑。他褒扬奸雄，大概是感叹当时没有朱家那样的人，不能使自己脱离祸患，所以说："士人贫困窘迫能够保全性命，这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贤豪吗？"他以贫贱为耻，大概是自伤因为贫穷的缘故，不能使自己免于刑戮，所以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不是空话。"班固不体察他的用心而轻率地讥讽他，实在是错了！

陈氏说：汉太史令夏阳人司马迁字子长撰写，宋南中郎参军河东人裴る作集注。按：班固说：司马迁依据《左氏》、《国语》，采取《世本》、《战国策》，记述《楚汉春秋》，接续其后的史事，一直到大汉，可以说是很勤勉了。十篇有缺失，只存目录没有正文。张晏说：司马迁去世之后，散失了《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将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龟策》、《靳蒯列传》。元帝、成帝时，褚先生补写了《武纪》、《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言辞鄙陋，并非司马迁的本意。颜师古说：本来没有《兵书》，张晏说得不对。现在考察这十篇，都完整存在。褚先生所补的《武纪》全部抄写《封禅书》，《三王世家》只是记述封拜的策书，两篇列传都低劣猥杂不足称道。而其余六篇，《景纪》最为疏略，《礼书》、《乐书》抄录荀子的《礼论》、河间王的《乐纪》，《靳蒯列传》与《汉书》相同，而《将相年表》一直记到鸿嘉年间，就不知道是什么人所补的了。褚先生，名少孙。裴る就是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的儿子。最初徐广撰写《史记音义》，裴る就以此书为基础撰成《集解》。我私下曾经认为著书立说，叙述前人旧说容易，开创新的体例难，六经之后，有四个人。搜罗史实而富有文采的，是左丘明；凭空构思而富有义理情致的，是庄子；

译屈原改变《国风》、《雅》、《颂》而写成《离骚》；至于司马迁改变编年体而创为纪传体，这些创作在此之前没有可以比拟的，在此之后可以成为效法的典范，如果不是豪杰特立独行之士，又有谁能做到呢？

李方叔《师友读书记》说：司马迁撰写《史记》，大体上讥讽汉武帝短处的地方居多，所以他的用意深远，扬雄、班固的评论未能得其实情（见班固《司马迁传》）。《秦始皇本纪》都是在讥讽武帝，可以以此推求《史记》的用意，用意越深远，言辞就越委婉，事情越繁琐细碎，言辞就越简洁，这是《诗经》、《春秋》的笔法。

《朱子语录》说：司马迁才气高，见识也高，只是粗疏草率。太史公在三代本纪中，都记述了孔子对四代礼制损益的说法，《高帝纪》又说"色尚黄，以十月为岁首"，这固然有深意。而且如果是孔子、颜回来行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戴周代的冠冕，用《韶》乐来舞，那本来是好的；但让刘邦来做这些，那就未必能成事了。

曹器远说："黄屋左纛，以十月朝会，葬于长陵。这些都是大事，所以记载在后面。"先生说："我曾经认为《史记》恐怕是一部未完成的文字，所以记载没有条理，有疏漏不连贯的地方，就是这类情况。"

伯恭吕祖谦、子约都推崇太史公的学问，认为不是汉代儒者所能比得上的，我曾经极力与他们辩论。苏辙的《古史》说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这两句话最切中司马迁的过失，吕伯恭极为厌恶这个说法。《古史序》说：古代的帝王，他们必定行善，就像火必定是热的、水必定是寒的一样；他们不做不善之事，就像驺虞不会杀生、窃脂鸟不会啄食谷物一样。这话说得最好。我曾经问吕伯恭，这难道是司马迁所能达到的吗？然而苏辙的话虽然说得好，却又自有毛病，比如说"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旨"之类的话。他只是说得气势宏大，但下面具体的功夫，又都空疏。这也就像司马迁《礼书》说："伟大啊，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众生。"说得气势很大，但下面也空疏，只是引用荀子的各种说法来凑数。又如《诸侯年表》大力宣扬："形势的有利，拥有国家的人不可没有。"末尾却说："形势虽然强大，还是要以行义为根本。"他上文本意是主张形势的重要，而末尾却这样说，大概他也知道仁义是好东西，不得不说，姑且说得好看一些。就像《礼书》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吕伯恭极其喜欢这类说法，认为司马迁知道行夏代历法，乘殷代车，戴周代冠冕，是得到了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汉代儒者所能及的。这其实也是众所共知的道理，何必是司马迁独有的见解？然而司马迁曾经跟董仲舒游学，《史记》中有"我曾听董先生说"这样的话，这类言语，也是有来历的。司马迁的学问，也讲仁义，也讲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而他的本意大概只在于权谋功利。又比如《伯夷传》，孔子明明说伯夷"求仁得仁，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可他这篇传记首尾都是怨恨之辞，把伯夷说得很不堪。苏辙的《古史》把这些全部删去，全部用孔子的话来作传，难道可以说苏辙不对，司马迁对吗？可惜苏辙已经去世了，这个论断至死没能辩明。圣贤用《六经》来垂示教训，明白如日月，无非都是仁义道德的说教。如今求取义理，不去《六经》中求索，反而去取疏略浅陋的司马迁，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东莱吕氏说：太史公的著书笔法，难道是拘泥的

译儒生、偏狭的士人所能理解的吗？他用意的深远，寄托兴致的悠长，隐微而又显豁，中断而又连续，正笔而又变化，文字表现在这里而用意却在别处，就像鱼龙变化，无法追寻其踪迹！读这部书的人，能不参照互相印证，来探究他主旨的归趋吗？

夹漈郑氏说：孔子去世之后，诸子百家兴起，都仿效《论语》，用空泛的言论著书，至于历代的实际史迹，就没有统系可循了。到了汉代建元、元封年间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现了，世代掌管典籍，擅长著述，所以能够上考孔子的用意，融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的记载，贯通黄帝、尧、舜以至秦、汉之世，编成一部书，分为五种体裁，本纪按年记事，世家按世代传承，表用以厘正历法，书用以分类记事，传用以记述人物。使得百代以后，史官不能改变他的方法，学者不能舍弃他的书，《六经》之后，只有这一部著作。所以说周公去世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五百年就该轮到自己了！他对自己的期许竟是如此之高。然而要写成大著作，必须精通博雅之学，看尽天下的书籍，然后才能没有遗憾。在司马迁的时代，挟书之律刚刚废除，获得书籍的途径还不广，横跨三千年的史籍，而只依据七八种书籍。这是司马迁值得遗憾的地方，就是见闻不够广博。凡是著书，即使杂采前人的书，也必须自成一家之言。左丘明是楚国人，他见识很多，而他书中的用词都是楚地人的语言；公羊是齐国人，他所闻很多，而他书中的用词都是齐地人的语言。而现在司马迁的书全部照用旧有的文字，甚至掺杂了俚俗的语言，实在是因为采集不够完备，删削不够充分的缘故。所以他说："我不敢辜负先人的遗言，只是叙述旧有的史事，整理其中的传承，并非我自己所独创的。"刘知几也讥讽他"多聚集旧有的记载，偶尔插入新的言论"。这是司马迁值得遗憾的地方，就是雅正不够。大凡开创基业的人，难免要经历草创的阶段，全靠继承其志向的人来弥补完善。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其实是一回事。《乘》、《梼杌》没有善于继承的人，所以都没有流传下来；《春秋》得到孔子在前面加以修订，左丘明在后面加以推演，所以这部书能与日月一同流传。不然的话，一卷事目，怎么能流行于世？自《春秋》之后，只有《史记》独擅创制的规模，不幸班固不是合适的继承人，于是失去了会通的宗旨，司马氏这一门户从此就衰落了。先父说：太史公整理世代相传的史料，编排论述其文字，七年间遭遇李陵之祸，于是叙述从陶唐氏到获麟为止。这就是《史记》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的历史（年数根据张中节的说法）用七年时间写成。

※《前汉书》一百卷

晁氏说：这是后汉元武班固续写司马迁《史记》而撰的书。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起自高祖，止于王莽被诛，共二百三十九年，共八十多万字。班固病死之后，书颇为散乱，章帝命他的妹妹曹世叔的妻子班昭到东观整理校订，其中八表、《天文志》都是她所补写的。唐太宗的儿子李承乾，命颜师古考订众家说法为之作注。范晔讥讽班固粉饰王莽的篡逆，这个说法大概也不对。班固的赞语大多用微妙隐晦的笔法，只是读者没有察觉罢了。刘知几又诋毁他的《古今人物表》对汉代历史没有益处。这个说法确实如此，但这不是班固的罪过。至于说他受贿鬻笔，班固虽然

译谄媚依附了不该依附的人，又怎么至于到这种地步呢？然而有见识的人认为班固的书都是根据司马迁、王商、扬雄、刘歆、刘向的旧文加以润色而成的，所以他的文章首尾都写得好，而中间却颇为冗杂琐碎，实在是因为班固的才华，比起这几位来稍显逊色。班固在自序中所称述的内容，难道不也是说明他有所依据吗？

陈氏说：汉尚书郎扶风人班固字孟坚撰写。唐秘书监京兆人颜师古作注。本传称他字籀，恐怕本名应是籀，而以字行世。班固的父亲徐令班彪字叔皮，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太初年以后就缺而不录了，所以撰写了《后传》数十篇。班固认为所续写的内容还不详备，探究撰写前代的记载，收集所闻的资料，写成《汉书》。起自高祖，终于孝平帝、王莽被诛，共二百三十年，撰成纪、表、志、传共一百篇，从永平年间接受诏命，到建初年间才写成。按《班昭传》说，八表和《天文志》还没写完他就去世了，和帝诏令班昭到东观藏书处接续完成。现今《中兴书目》认为是章帝时的事，是不对的。班固因窦宪一案而死于永元初年，不在章帝时期。颜师古奉太子李承乾之命，总汇先儒的注解，服虔、应劭以下共二十多人的说法，删削繁琐补充简略，用自己的见解裁断，于是自成一家之言。世人称颂杜预（左氏之忠臣）、颜师古为《左传》、《汉书》的忠臣。

李方叔《师友谈记》说：《左氏传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全书只有十九万字。太史公《史记》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多年，只有七十万字。而班固《汉书》记载十二帝共二百三十年，却有一百万字。虽然号称是良史善于叙事，但至于文书档案之类的文字，卑陋琐碎的事情，也全都收录，这就大大失去了《春秋》的宗旨了！《春秋》大概全书才一万字左右。

夹漈郑氏说：班固是浮华的文人，全无学术根基，专门从事剽窃。肃宗询问他关于制礼作乐的事，班固回答说京城中的诸位儒生一定能够知道。假使做臣子的都像他这样，那还要顾问何用？等到诸位儒生各自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只是窃取叔孙通的十二篇礼仪来敷衍塞责而已。假使做臣子的都像他这样，那奏议还有什么用？肃宗知道他浅薄鄙陋，所以对窦宪说："您喜爱班固而忽视崔る，这就像叶公好龙一样。"班固在当时已经有了定评，像这样的人才，能写出什么样的著述？《史记》这部书，功劳在于十表，就像衣裳有了冠冕，草木流水有了本源一样。班固不通晓表格横向记载的方法，胡乱以古今人物勉强分出等级；并且认为汉朝继承尧的气运，自然应当直接继承尧，不像司马迁把《史记》夹杂在秦、项之间，这实在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因此断代为《汉书》，导致周、秦不能相互因承，古今就此隔断。从高祖到武帝，共六位皇帝之前的内容，全都窃取司马迁的书，却不以为惭愧；从昭帝到平帝，共六代之后的内容，取材于贾逵、刘歆，又不以为羞耻。何况又有曹大家（班昭）终篇完成，那么真正出自班固自己所写的部分就少之又少了。往往出自班固自己心中构思的，只有《古今人表》一篇而已。别人没有像他这样荒谬的。后世众多史家修书，就像在道旁筑室、任人评说一样，掠夺别人的文字，就像掩耳盗铃一样，这都是班固开的先例啊！班固的事业不过如此，后来的史家忙于追随班固都来不及，又怎能测出他的深浅？司马迁比起班固，就像龙比起猪一样，为什么诸位史家舍弃司马迁而取法班固，刘知几这类

译人尊崇班固而贬抑司马迁呢？况且善于学习司马迁的，没有人比得上班彪。班彪续写司马迁的书，从武帝、昭帝一直到后汉，想要让后人续写自己的书，就像自己续写司马迁一样，既没有多余的文字，又没有断绝的头绪，世世代代相承，如同出自一人之手。这样的继承志向做得多好啊！他的书现今已经看不到全貌，所能看到的，只有元帝、成帝二帝的《赞》语而已。都是在本纪之外，另外记载所听闻的内容，可以说是深深进入了太史公的堂奥了。凡是《左传》中有"君子曰"的地方，都是经文之外新增的义理。《史记》中有"太史公曰"的地方，都是史事之外的评论，并非用来褒贬的。其中有褒贬的地方，是褚先生这类人所杂入的。况且纪传之中，已经记载了褒贬善恶，足以作为鉴戒，何必在纪传之后再加褒贬呢？这实在是科举应试之文的写法，怎么能用在正式的著述之中？大概不是司马迁、班彪的本意。何况称之为"赞"，哪有褒词的道理？后世的史家，有的称为论，有的称为序，有的称为撰，有的称为评，都是效仿班固，我不得不严厉批评班固啊。

又说：颜师古注解《汉书》，之所以获得忠臣的美名，是因为他做得非常透彻。《汉书》在颜师古之前的注解，共有好几家，一经颜氏注解之后，后人就不能再改变他的说法了，纵使有人措辞另作解说，也不过像清晨的月亮、拂晓的星星，不能与他的光明相比（详见经录《左氏传》条目下）。

容斋洪氏说：班固撰写《汉书》，其制作的精巧，就像《英》、《茎》、《咸》、《韶》这些古乐一样，音节超凡脱俗，后世写史的人，都不能望其项背。然而到了《后汉书》中所记载的班固的文章，却断然像出自另一个人的手笔一样。

又说：颜师古注《汉书》，评判各家说法的是非最为精当详尽，但也有失于冗赘以及不必要作音释的地方。他在开始遇到字词的假借用法时，就为之解释，已经说了"其他都与此类同"，那么此后就不必再重复申说。但是有些字义并不深奥隐晦，他已经作了解释，却又多次出现，甚至同在一版之内又再次出现的情况，比如《项羽传》，"伯"读作"霸"，在传中前后出现四次都加以说明，这类情况繁多，不可胜数。颜师古自己在注释凡例中说："至于常用而可知的、不涉及疑难隐晦的字词，大家都能理解，不必多费笔墨。"这恰恰与今本书中的做法相矛盾。

※《后汉书》九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说：这是宋代范晔所撰。十篇帝纪，八十篇列传。唐高宗命章怀太子李贤与刘讷言、革希元等人作注。当初，范晔命谢俨撰写志书，还没完成范晔就被处死，谢俨把志稿全部用蜡封起来覆盖在车上（销毁）了。梁代时，刘昭得到旧本，于是补注了三十卷。看范晔的《与甥侄书》，叙述他写这部书的用意，自称自古以来体制宏大而思虑精深的著作，没有能比得上这部书的。又说各篇序论笔势放纵，确实是天下的奇作，往往不逊色于《过秦论》，常常以此自比班固，不仅不觉得惭愧，反而更加自负。他就是这样的自负。然而世人多讥讽范晔创设《皇后纪》，以及采用《风俗通》中王乔、《抱朴子》中左慈等诡异荒诞的事迹，收录在列传之中，又说他的赞语轻佻取巧，有失史书的体统。

陈氏说：按《唐·艺文志》，撰写后汉史书的有谢承、薛莹、司马彪、刘义庆、华峤、谢沈、袁山松七家，在这之前又有刘珍等人的《东观记》，到范晔才删取众家之书，写成一家之作。他自视很不寻常，然而颇有直接取用前人旧文的地方，注文中也标明了这些内容的出处。至于论后再加赞语，他尤其自以为是杰出的构思，几乎没有一个字是虚设的。现在看来，几乎

译显得多余了！

又说：《志》三十卷，晋秘书监河内人司马彪字绍统撰写，梁剡县令平原人刘昭字宣乡作补注。范晔本来的书，《隋志》、《唐志》都记为九十七卷，现今的书纪、传共九十卷，大概是从未有过志书的部分。刘昭所注的，其实是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而已。序文原本就说范晔的志书现今已缺，就借用旧志来加以补充，这些内容与范晔的纪传，本来是各自独立的一部书。后来纪传单独流传，而志书就不显了。到本朝乾兴初年，判国子监孙〇才建议校勘，只是删去补亡借阙的说明，却没有标明这是司马彪所写的书。《馆阁书目》竟直接把这一百二十卷都称为范晔所撰，就更不对了。现今考察章怀太子注中所引用称为《续汉志》的内容，文字与现今的志书相同，可以确信这是司马彪所写无疑。司马彪，是晋朝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撰写了很多注述之作，注《庄子》以及《九州春秋》之类就是。

《朱子语录》说：刘昭的《补志》，对于冠帻车服的记载尤其详细，是前代史书所没有的。

水心叶氏说：前汉虽然有太史令司马迁，认为经过百年的积累，遗留下来的文献古事，无不齐备，从石室金匮中搜集材料，自成一家之言，但在朝廷之上，本来没有史官可以考究。班固也不过是缀辑他所听闻的内容而成书，依靠当时天下一统，风俗还比较质朴，流传下来不至于有太大的谬误。总之这两部书不可以完全相信的地方，也很多。到了后汉，才开始有史官在东观著述记录，前后相承。范晔之所以能够在二百年之后撰述历史，是因为有各家的旧书可依据。然而东汉虽然有著述记录，但当时的风俗质朴程度，却不如前汉，所记载的内容多有溢美之词，又加上胡广、蔡邕父子终究没能完成著述，所以一代的典章制度，最终散失了。范晔编排类次整齐，用律精深，只是见识有限，体制格局局促薄弱，令人感到遗憾。他的序论想要在班固的基础上增添华丽、堆砌辞藻，来凑足篇幅，而自称笔势放纵，确实是天下的奇作。大概宋、齐以来的文风，自然应当如此，也不足为怪。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晁氏说：晋代陈寿所撰。魏书四纪、二十六列传，蜀书十五列传，吴书二十列传。宋文帝嫌他记述过于简略，命裴松之补作注解，广泛采集各家说法，分别编入书中，注文的篇幅超过原书好几倍。王通多次称赞陈寿的书，细细观察，确实简洁精当而有法度。比如不明说曹操本来的出身，却在诸曹传中记载了夏侯惇、夏侯渊，就可以看出曹嵩本是夏侯氏之子。高贵乡公只记载他去世，却记载了司马昭的奏章，就可以看出高贵乡公不得善终。其他情况都与此类似。只是把魏国作为正统而写作纪，而称蜀汉、吴国为传，又把汉改称为蜀，世人颇讥讽他失当。至于说他因为诸葛孔明曾经剃了他父亲的头发而心怀怨恨，因而在书中贬低诸葛亮，这种说法就……（原文到此中断）

译丁氏没有得到米，就不给丁仪、丁廙立传之类的说法，也未必是真的。

陈氏说：陈寿的书刚写成时，人们称赞他善于叙事，张华尤其赞赏。但说他向人索米才肯作佳传、因私怨而诋毁诸葛亮父子这类说法，使他难免招来众人的非议！王通认为陈寿有志于修史，依据大义而黜斥异端，但总体上还是过于简略疏漏。裴松之在元嘉年间奉诏为其作注，搜集各种传记，增补了许多异闻。大体上说，原书本就简略疏漏，而注文又繁杂芜杂，本应加以融会贯通、裁定取舍，成一家之言，然而始终没有人奋然以此为己任。丰〇〇，南丰的吕南公曾锐意要做这件事，把自己的书斋题名为"衮斧"，可是书还没写成人就去世了，于是没能流传下来。又绍兴〇年，吴兴的郑知几（字维心）也曾着手做这件事，家乡的前辈大多称赞他做得好，但这部书同样没有流传下来。近来永康的陈亮也颇有此意，只写成了几篇论赞，收在他的文集中，而全书实际上从未真正编成。

译水心叶氏说：陈寿文笔高超之处逼近司马迁；与班固相比，只是少了些文辞的修饰渲染罢了，但归根到底还是胜过班固的。近世有人说《三国志》应当重新修订，是因为看到裴松之注中所引的还有很多书，却不知道陈寿早已把这些都取来写进了自己的书中。注文所引的那些材料，都是陈寿写书时舍弃剩下的东西。后辈读书不仔细，轻率发表议论，这种做法最害事。

《续后汉书》四十卷

庐陵贡士萧常撰写。周平园作序大略说：陈寿本身是蜀人，只因为多次出仕被贬黜，父亲又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对于刘氏君臣，不能没有怨恨。他写《三国志》以魏为帝统，却把汉称为"蜀"，与孙氏一样都称之为"主"，用心已经有偏。所以凡是当时高祖以下祫祭的昭穆制度，都省略不写。当时他还要向别人乞讨米粮，想为人写好的传记。私心如此，他史笔的公正性可想而知！他死后不久，习凿齿写了《汉晋春秋》，起于汉光武帝，终于晋愍帝，以蜀汉为正统，魏为篡逆。他说："汉朝灭亡才一两年，就已经是晋朝了，炎兴这个年号，实是天命所归"，这才是公论。可是萧常的书五十四卷只见于《唐艺文志》和本朝《太平御览》的目录中，到仁宗时修《崇文总目》，此书已经散失。有人说世上仍有留存，但我没有见到。幸好《晋史》记载了他所著的论说一千三百多字，大旨十分明白。刘知几《史通》说：若以王道为准则，则曹魏是篡逆而刘氏是正统。本朝欧阳修论正统却不废黜魏的正统地位，他的宾客章望之写《明统论》反驳他，此事记载在国史中。近世张栻的《经世纪年》，直接以先主刘备上承汉献帝为汉，而把魏、吴附在下方，都是类似的做法。如今庐陵贡士萧常潜心史学，认为古时把班固的史书称为《汉书》，范晔的史书称为《后汉书》，于是从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开始，到少帝炎兴元年癸未为止，写成《续后汉书》。既纠正了名称，又选取裴松之注文中好的部分一并收录。花了二十年的辛勤功夫，写成帝纪、年表各二卷，列传十八卷，《吴载记》十一卷，《魏载记》九卷，另编音义四卷。可惜陈寿在前面写得太简略，使萧常在后面不能补记那些英才贤德的典章制度，来化解裴松之的遗憾！

以上是正史。

●卷一百九十二 经籍考十九

○史（正史）

《晋书》一百三十卷

晁氏说：唐代房乔（玄龄）等人撰写。贞观年间，因为何法盛等十八家所写的《晋史》都不够完善，皇帝下诏令房乔与褚遂良、许敬宗重新编纂，于是根据臧荣绪的书增删而成。后来又命李淳风、李义府、李延寿等十三人分别负责撰写，敬播等四人考订体例。西晋四位皇帝共五十四年，东晋十一位皇帝共一百零二年，另外还有胡、羯、氐、羌、鲜卑等割据中原，建立了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夏、蜀十六国，全书共成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体例出自敬播。《天文》、《律历》两志，由李淳风专门负责。房乔亲自撰写了《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的论说，所以称为"制旨"，全书又总称"御撰"。按：历代史书中，唯有《晋书》最为繁杂冗乱，这是可以批评的。至于采信沈约荒诞不实的说法，采录《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中怪异荒谬的话，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辨别。

夹漈郑氏说：古时修史，出自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固、司马迁这类人便是如此。到唐代才开始动用众人之手，《晋书》、《隋书》两部书便是这样。但即便如此，也是根据各人所擅长的学术领域来分配任务，从来不曾夺人所长而强人所短。像李淳风、于志宁这类人就把志书交给他们撰写，像颜师古、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