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征榷考五

译，其产出没有限量，征税之法应以销售量多为有利，如果价格暴涨则购买的人就少，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

文宗时，王涯任宰相，兼判盐铁、度支二使，又重新设立榷茶使，亲自掌管，把百姓的茶树移植到官办茶场，对百姓原有的旧存茶叶也一并征收专卖，天下人对此极为怨恨。令狐楚接替担任盐铁使兼榷茶使，又下令恢复纳税的旧制，只是加了些税价而已。李石任宰相后，把茶税全部归还盐铁使掌管，恢复了贞元年间的旧制。

武宗即位后，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加了江淮的茶税。这时，茶商所经过的州县都征收重税，有的甚至掠夺商人的舟车货物，任其露天堆放在雨中，各道又设立邸店来征收税款，称为"拓地钱"，因此私贩茶叶的现象更加猖獗。大中初年，盐铁转运使裴休请求："革除横征暴敛，以便利舟船通行，商旅既然安心，税收自然丰厚。而且正规纳税的茶商，多被私贩茶叶的人侵夺利益，如今请求委派得力的官吏，先在产茶的山口以及庐州、寿州、淮南境内，设卡布防，晓谕招抚，酌情减半征税，发给自首凭证，让他们在所在地公开通行，不再受到苛刻掠夺。希望以此招抚穷困的私贩者，向下杜绝奸邪欺诈，使私贩者免除犯法的忧虑，正税者不再有丧失利益的叹息。"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

裴休制定条约：私自贩卖茶叶三次以上、每次都达三百斤的，判处死罪；结伙成群贩运的，即使茶叶数量少也判死罪；雇人运载三次累计达五百斤、或在家中窝藏包庇四次累计达一千斤的，都判死罪；茶园户私自贩卖百斤以上的，杖打脊背，三次以上加重劳役；砍伐茶园荒废产业的，按刺史、县令纵容私盐的罪名论处。庐州、寿州、淮南都加征半税，对商人征税并发给自首凭证。天下茶税因此比贞元年间增加一倍。江淮的茶叶制成大茶饼，一斤重达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〇又每斤增税五钱，称为"剩茶钱"，从此茶叶的斤两才恢复原状。

按《陆羽传》记载："陆羽嗜好饮茶，著《茶经》三篇，详细论述了茶的起源、制法、器具，天下人因此更加懂得饮茶了。当时卖茶的人甚至画出陆羽的形象供奉在灶台旁，把他祀为茶神。有个叫常伯熊的人，根据陆羽的理论进一步阐发弘扬了茶的功用。此后崇尚饮茶蔚然成风，回纥入朝进贡时，开始用马匹来交换茶叶。"陆羽在贞元末年去世，由此可见，嗜好饮茶和专卖茶叶，都是从贞元年间开始兴起的。

宋朝制度，设榷货务六处：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乾德二年八月，开始命令京师以及建安、汉阳等军、蕲口设置榷货务。太平兴国二年，又在江陵府、襄州、复州、无为军增设。端拱二年，又在海州设置。淳化四年，废除建安、襄州、复州的榷货务。此后京城的榷货务只负责发放和收兑交钞往来，而不再囤积茶货）。又设有场十三处：蕲州的叫王祺、石桥、洗马（还有黄梅场，景德二年废除），黄州的叫麻城，庐州的叫王同，舒州的叫太湖、罗源，寿州的叫霍山、麻步、开顺口，光州的叫商城、子安。此外还有收购茶叶的地方：江南则有宣州、歙州、江州、池州、饶州、信州、洪州、抚州、筠州、袁州，以及广德、兴国、临江、南康军；两浙则有杭州、苏州、明州、越州、婺州、处州、温州、台州、湖州、常州、衢州；湖南则有江陵府、潭州、澧州、鼎州、岳州、鄂州、镇州、归州、峡州，荆门军；福建则有剑南、剑州、建州（虔州、吉州、郴州、辰州，南安军，都折算税课，由本州收购供本地百姓使用）。山场的制度，管辖园户，收取其租米，其余的都由官府收购。此外还有另一类百姓将税折算为茶缴纳的，其出售都在本场进行。各州所收购的茶叶，无论是折税还是收租所得，都与山场一样，全部送往六个榷货务出售（江陵府接收本府以及潭州、鼎州、澧州、岳州、归州、峡州的茶叶；真州榷货务接收潭州、袁州、池州、吉州、饶州、抚州、

译洪州、歙州、江州、宣州、岳州，以及临江、兴国军的茶叶；海州榷货务接收杭州、湖州、常州、睦州、越州、明州、温州、台州、衢州、婺州的茶叶；汉阳军榷货务接收鄂州的茶叶；无为军榷货务接收抚州、吉州、临江军的茶叶，另外增收南康军的茶叶；蕲口榷货务接收潭州、兴国军的茶叶）。茶叶共分两类，即片茶和散茶。片茶制造，是把茶叶实压在模具中串结成形，只有建州、剑州的做法是先蒸后研磨，用竹子编成格子，放置在焙室中烘焙，制法最为精细洁净，其他地方无法仿造。它的名目有龙茶、凤茶、石乳、的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共十二等（龙茶、凤茶都是团状茶饼，石乳、头乳都是窄片，称为"京"。的乳也有宽片的。乳以下的都是宽片），用来供应每年的贡品以及各等级的用度，同时供应本路的食用茶（江南、两浙、荆湖过去每年进贡新茶芽的有三十多个州，有的一年之内甚至进贡两三次。大中祥符元年，皇帝体恤百姓的劳苦，下诏废除了这一做法）。其余各州的片茶，有进宝、双胜、宝山、两府产自兴国军，仙芝、嫩蕊、福合、禄合、运合、庆合、指合产自饶州、池州，泥片产自虔州，绿英、金片产自袁州，玉津产自临江军，灵川产自福州，先春、早春、华英、来泉、胜金产自歙州，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产自潭州，大拓枕产自江陵，大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产自岳州，双上、绿芽、大小方产自岳州、辰州、澧州，东首、浅山、薄侧产自光州，总共二十六个名目。两浙以及宣州、江州、鼎州的茶只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等级名称。散茶有太湖、龙溪、次号、末号产自淮南，岳麓、草子、杨树、雨前、雨后产自荆湖，清口产自归州，茗子产自江南，总共十一个名目。江南、两浙又有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为等级名称的。购买的价格：蜡茶，每斤从三十五钱到一百九十钱不等，共十六个等级；片茶，每大片从六十五钱到二百五钱不等，共五十五个等级；散茶，每一斤从十六钱到三十八钱五分不等，共五十九个等级。每年山场的茶课共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官府和市收购的：江南一千二十万余斤，两浙一百二十七万九千余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其出售的价格：蜡茶，每斤从四十七钱到四百二十钱不等，共十二个等级；片茶，从十七钱到九百一十七钱不等，共六十五个等级；散茶，从十五钱到一百二十一钱不等，共一百零九个等级。到至道末年，卖茶所得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余贯，天禧末年，增加了四十五万余贯。天下茶叶都实行禁榷，只有川陕、广南允许百姓自行买卖，但不得运出境外。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下诏百姓所产茶叶除折税外，其余全部由官府收购，敢私自藏匿不送交官府以及私自贩卖的，一律没收，依法论罪；主管官吏私自用官茶贸易达一贯五百以上的，以及持械贩卖私茶而被官府或民间擒获的，都判处死罪。

太平兴国二年，重新修订法令，务求从轻减刑。主管官吏盗卖官茶获利三贯以上的，处以黥面之刑，押送京师；茶园户擅自毁坏茶树的，按照其出产茶叶的数量依法论处。

八年，下诏禁止假冒的伪茶。又下诏对百姓原有的荒废茶园予以免税，本应以茶代税而实际无茶可纳的人家，允许用其他物品折抵。

淳化三年，下诏盗卖官茶获利十贯以上的，处以黥面之刑，发配本州牢城。雍熙年间用兵以后，粮饷供应匮乏，朝廷常常命商人向边塞输送粮草，按路途远近估定价格，不按市价支付而是在市价基础上再加抬，发给凭证，称为交引，商人到京师可凭此兑换成现钱，又行文江、淮、荆湖地区，可凭此兑换颗盐、末盐及茶叶。

端拱二年，设立折中仓，听任商人向京师输送粮食，

译给予优厚的价格，用江淮的茶盐兑付。

（端拱）三年八月，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人上言说："此前，朝廷在沿江设置了榷货八务，用来储存南方的茶叶，方便商人贸易。如今四海一统、无有边外，各榷货务都应当废除，命商人直接到产茶的州府官办茶场收购，这样既能大大节省运输费用，商人又都能买到新茶。"皇帝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任命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任副职协助他，商议此事的利弊得失。第二年四月，废除了沿江的榷货八务，听任商人直接到产茶州军收购贩卖，大幅降低了榷务的茶价。诏令已经下达，但商人大多认为往返产茶州县路途遥远反而不方便，有关部门又提出这样做会降低价格、亏损每年的财政收入。七月，又恢复设置沿江八务，废除了制置使、副使的职位。至道初年，刘式仍旧坚持先前的主张，西京作坊使杨允恭上言说："商人在各州混杂收购茶叶，新茶陈茶相互掺杂，两河、陕西各州，风土各有所宜，如果不掺配多种茶叶，商旅就难以获利，废除榷务而让商人到茶山直接收购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皇帝想要弄清其中利弊，命宰相召集盐铁使陈恕、副使、判官与刘式、杨允恭共同商议，并召集商人询问，商人们都希望按淳化年间所减的价格执行，否则就希望恢复旧制。有关部门专司出纳事务，既然难以承受减损，都赞同杨允恭的说法，刘式的建议于是搁置。随即任命杨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著作郎王子与担任副职协助他。（至道）二年，采纳杨允恭等人的请求，禁止淮南十二州军私自贩盐，由官府专卖，商人先前把金银布帛送入京师及扬州折博务的，一律用茶叶偿还。从此卖盐得到的都是实钱，茶叶也不再积压滞销，每年课税增加五十万八千余贯，杨允恭等人都因此受到奖赏。

止斋陈氏说："乾德年间，东南六路以及闽、浙地区归属职方管辖，其余地区尚未平定。太祖的榷茶之法，本意是禁止南方商人擅自占有中原地区的茶利，所以设立茶场统一收购，从长江以北都划为禁地。太平兴国年间，樊若水上奏说，江南各州的茶叶官府收购十分之八，剩下的二分按税额允许自行出卖，但如果越过长江、渡过淮河，趁机牟取暴利，就会扰乱国法，请求严加禁止，说的就是乾德年间的榷茶法。自樊若水提出建议后，这项法令才开始变得严密。茶叶的利益，一部分由官府专卖来充实州县财政；一部分用于边境的入中粮草，通过折算来节省运输费用；一部分是榷货务纳入的金银钱帛，用来折算供给京师。而与河东、河北的互市，以及川陕的折博贸易，又是用所拥有的茶叶换取所没有的物资，而其中最重要的还在于边防军备。这是因为祖宗为了西北驻军的军需供给，重重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所以用茶引来招徕商贾，用虚估加抬的办法来诱使他们获利。此后理财的官员往往认为这些利益都流失到了民间，屡次变更法令，然而大体上不出李谘、林特二人的办法，这两种办法大体都是为了抑制茶商和边地百姓的利益。所以林特用现钱买入贱价的交钞，而用实钱来折算茶叶价格，但仍然要用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的现钱折算成一百千的茶叶价值，这仍与虚估加抬相去不远。到李谘时恢复了刘式当年的主张（淳化三年，秘书丞刘式起草建议，让商人自行到园户处购买茶叶，向官办茶场缴纳贴射钱，废除榷货务），才彻底废除了买纳茶叶本钱的做法，让商人自行到茶山购买，而官办茶场坐收贴纳的利益，这一做法实行了三年就废止了。然而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只是责怪李谘的办法不能为朝廷留存现钱，却没有顾及这种做法对商贾造成的剥削和怨

译恨。景〇年间以后，西部边境战事兴起，又开始恢复虚估加抬之法。嘉〇四年，天下太平无事，仁宗皇帝慨然决定全面废除禁榷。当时的诏书说：'上下征利已近二百年，江湖地区，幅员数千里，都成了陷害我百姓的陷阱。还担心有喜好标新立异的人，以及借机牟取私利的党羽，妄自陈奏议论，来迷惑官府。必须严明刑法，用来惩治这些狂妄荒谬之人。'从此以后，茶叶不再成为百姓的祸害长达六七十年之久。这是韩琦为相的功业。到蔡京当政后，才重新恢复了榷茶法，于是茶利自一钱以上全都归于朝廷。他的儿子蔡绦曾亲自记述此事说：'父亲当初劝说皇上重视茶务，若是所得收入丰厚，就专门用来供养皇上。'这就是蔡京的本意，而西北边境的粮草，名义上叫做便籴，实际上却催生出均籴、结籴、贴籴、括籴等种种名目。都是用官告、度牒之类的东西按等级强行摊派，而边地百姓无法生存下去。蔡京误国的做法大抵如此。"

凡是园户，每年按规定制作茶叶缴纳租税，剩余的都由官府全部收购。卖给官府的茶叶，都是先领取本钱，然后再交纳茶叶，这叫做本钱。百姓每年应缴的赋税如愿意折成茶叶缴纳的，也折算成茶叶，这叫做折税。这就是收购茶叶的方法。

凡是百姓贩卖茶叶的，都要卖给官府，供百姓自家日用的，叫做食茶，运出境外则要发给凭证。想要经商贸易的人，把钱或金帛送到京师榷货务，用来兑换六个榷货务、十三处茶场的茶叶，发给凭证并按所兑换的数量给予茶叶，这叫做交引；愿意就近在东南地区缴纳钱或金帛的也听任其便，按价值折算给予茶叶，与在京师办理相同。凡是茶叶进入官府时按低价核算，出售时则按高价核算，官府从中获利极为丰厚，而商人再转运到西北地区，以致散布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其利润又格外丰厚。这就是出售茶叶的方法。

自从西北驻军日益增多以后，粮饷供给不足，于是招募商人向边塞输送粮草，按路程远近，加抬虚估的价格，发给凭证，用茶叶来偿付。后来又加上东南的现钱、香药、象牙，称为"三说"，而边塞急需军粮，想要广泛储备，就不吝惜虚估的价格，输送粮草的人凭借虚估的钱数获得实际的利益，人们竞相前往。等到这项法令弊病渐显，虚估的价格越来越高，茶叶的实际价值却越来越低，输入的实钱、金帛也越来越少。而输送粮草边塞获取凭证的人，并非都是行商，多数是当地土著百姓，他们既不了解茶叶价格的高低，又急于把凭证换成现钱，一拿到凭证就转卖给茶商或者京师坐贾中被称为交引铺的商人，获利极其微薄。茶商及交引铺有的用凭证兑取茶叶，有的收购囤积以图厚利。因此虚估的利益全都落入豪商巨贾手中，凭证大量积压滞销，即使两三年的茶叶产量也不足以偿付，而输送粮草的人因为获利微薄不再前往，边防储备日益紧张，茶法弊病严重。

景德年间，丁谓担任三司使，曾核算过这项法令的得失，认为边塞的籴粮收入才五十万，而东南地区三百六十余万的茶利却全部落入商人手中。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精辟的论断，此后虽然屡次变更法令来补救，但始终无法消除弊病。

天圣元年，有关部门请求废除"三说"法，改行贴射法（就是李谘所陈述的，见前文）。

景〇年间，叶清臣上疏说："我曾核算过每年的茶利收入，以景〇元年为标准，除去本钱之外，实际收得利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天下所卖出供百姓食用的茶，连同本息每年的收入也只有三十四万缗左右，而茶商所经营的六十五个州军，所征收的税钱已经达到五十七万缗。如果让天下自由通商，只征收税钱，收入自然会增加数倍，那么榷货务、山场以及食茶方面的利益，都可以全部收取。而且这样做既不需要废弃度支的本钱，也

译不需要设置榷场的官员，不需要兴办转运的劳役，不需要滥施黥刑徒刑。我猜想议论此事的人会说专卖有固定的比率，而征税没有一定的标准，通商之后，必定会亏损每年的财政收入。我按照管仲的盐铁法，是按人口来核定赋税，茶叶为百姓所必需，与盐铁相同，必须让天下畅通无阻，按人口核定赋税，百姓就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又能免除严刑，每人出几个钱，人们并不会因此感到负担沉重。"当时朝廷把这个建议交付讨论，大家都认为不可行。到嘉〇年间，何鬲、王嘉麟上书请求废除发放茶本钱的做法，放任园户自由贸易，而官府只收取租钱以及所在地的征税，归入榷货务以偿付边塞籴粮的费用。当时韩琦、富弼等执政大臣，极力主张这一建议，于是决定放宽禁令，由三司每年核定课额，均摊到茶户身上，称为租钱，与各路的本钱一并储存起来，以备边塞籴粮之用。从此以后，只有蜡茶仍旧实行禁榷，其余的茶叶就都可以在天下自由流通了。议论此事的人尤其认为朝廷的本意是要便利百姓、减省刑罚，用意本是好的，但茶户却因为要缴纳租钱而陷入困境，商人因获利微薄，贩运的人减少，州县的税收日益减少，供给费用也不充足。学士刘敞、欧阳修等人多次论及此事，大略说："过去那些在山间采茶的百姓，都能从官府领到本钱，如今却要反过来向官府缴纳租钱，其中的利害得失，相差百倍；以前百姓违法贩卖私茶才会受罚，如今却把赋税全部均摊给百姓，赋税不能按时缴纳，也要受到刑罚，这是让守法的良民代替违法的人受罪；以前大商巨贾替国家运输茶叶，州郡从中征收税款，如今大商巨贾不再经营茶叶贸易，那么税额就无法完成，而且会导致国家用度匮乏。"当时朝廷正力排众议推行此法，刘敞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种茶的百姓，先向官府领取本钱，然后把所产茶叶全部交纳官府，由官府自行出售，敢私自藏匿及私卖的都要治罪（这是宋朝立国之初的法令）。把十三处茶场收购茶叶的本钱和利息一并核算，废除官府发放本钱的做法，让商人与园户自行交易，一律按中等价格核定，而官府收取其中的利息，比如一斤茶叶售价五十六钱，其本钱是二十五钱，官府不再发放，只让商人缴纳利息钱三十一，这叫做贴射法（这是天圣年间的法令）。种茶的园户，由官府收取租钱，贩茶的商人，由官府征收赋税，而完全废除禁榷制度，这叫做通商法（这是嘉〇年间的法令）。

治平年间，每年收入蜡茶四十八万九千余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余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茶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朝廷内外总计收入的茶税钱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由此可以看出茶法实行得失的大概情形了。

吴氏《能改斋漫录》说："建州的茶务，仁宗初年，每年制造小龙茶、小凤茶各三百斤，大龙茶、大凤茶各三百斤，入香和不入香的京挺茶共二百斤，蜡茶一万五千斤。小龙茶、小凤茶，最初是因为蔡君谟担任建州漕运官时，制造了十斤献给朝廷，朝廷因这是额外增贡而免于责问。到后来……

译年间,朝廷下诏让第一纲全都由他去办,所以《东坡志林》记载司马温公说:"君谟也做这种事吗?"

神宗熙宁七年,才设立三司专管此事,当时官员李杞入蜀筹划买茶事宜,在秦凤、熙河一带以茶博马,和成都路漕司商议合办此事。事情刚有了眉目,王韶就上言说西边的人颇有带良马来到边境的,他们所嗜好的唯有茶,缺茶就无法与他们交易。于是朝廷立即下诏催促李杞根据现有的茶叶经水陆运输到边地,又拨给他白银十万两、绢帛两万五千匹、度僧牒五百道,借用常平仓及坊场的余钱,让著作佐郎蒲宗闵与他共同主管此事。当初,蜀地的茶园都是百姓两税之下的田地,不种植五谷,只适宜种茶。赋税照例折算缴纳绢、绸、绵、草,各按其价值折算缴纳,差役钱也依照其赋税数额而定。百姓卖茶来维持衣食,与农夫种田耕作没有什么不同,而税额总共是三十万。李杞受命经营筹划,随即在各州创设官办的茶场,每年增加利息达到四十万,并且加重了禁榷的法令。在收购茶叶交纳的时候,官吏往往压低茶叶的斤重,侵吞茶农应得的价钱。不久,运茶积压滞留,每年的课税收不齐,于是他建议在彭州、汉州两地每年各买布十万匹,用来折算脚力运费,实际上是用布匹的利息来补助茶利,但仍然不免积压滞留。他又建议每年调换解盐十万席,雇船运回来再装船运入蜀地,同时禁止商人贩运。不久,盐法又难以施行,蒲宗闵于是建议川陕地区大略估计百姓茶利收取十分之三,全部卖给官办茶场,又加严私自交易的禁令,稍重的处以徒刑,并没收其随身所有的财物,用来充作奖赏之用。于是蜀地的茶叶全部被官府专卖垄断,百姓从此开始困苦了。

译知彭州事的吕陶说："川陕四路所出产的茶货，与北方、东南各地相比，产量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各路既然都已经允许通商，唯独两川被划为禁地，这对治理体统的损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就好比解州有盐池，百姓私自煎煮的就是私盐；晋州有矾山，百姓私自炼制的就是私矾。如今川蜀的茶园乃是百姓自己的产业，这与解州盐、晋州矾的情形明显不同。恭敬地想，仁圣体恤百姓之心，一定不会这样做。"又说："国家设置市易司来统制百货，每年抽取的息钱不超过十分之二，而且一定要以一年为期限。如今茶场司却不以一年为期限，而是着意重新立法，把百姓的茶叶全部收归官府专卖，随买随卖，抽取十分之三的息钱，有时今天用十千钱买入的茶，明天就当作十三千卖给商旅，官府的本钱天天这样周转变卖，从不停歇，到年底一算，简直数不胜数，哪里只是十分之三而已？这与市易法的条例本身就自相矛盾。再者，商旅和牙人凭借专卖茶叶的特权，不许私下交易，共同压低价格、刁难园户，在外面事先商量好压低价钱，园户害怕触犯法律获罪，又想变卖茶货维持生计，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困境下，势必不得不听从商人开出的价钱，每斤只收七成的实钱卖给官府，其余三成留作商人买茶的利息。这样一来，园户就要亏损三成，而官府名义上得到了利息，其实这本是园户的本钱，商人却不用花费什么。请求下令让本路详加体察斟酌，加以更改。"朝廷没有答复。

从熙宁七年到元丰八年，蜀道设有茶场四十一处，京西路金州设茶场六处，陕西卖茶设场三百三十二处，税息到李稷时增加到五十万，到陆师闵时增加到一百万。

起初，熙宁五年，因福建茶叶陈积滞销，于是下诏：福建茶叶在京城、京东西路、淮南、陕西、河东仍旧实行专卖禁榷，其余各路则许通商。

王子京任转运副使时说："建州蜡茶过去立有专卖之法，自熙宁年间起暂许通商，从此以后茶户把好茶都卖给了商人，官府所得到的只是普通茶叶，税钱十分微薄，南方遗留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请求仍旧实行专卖之法。"元〇初年，罢免王子京的职务，命令福建原来实行禁榷的州军仍旧维持旧法。

元丰年间，宋用臣任都提举汴河堤岸，创议奏请设置水磨，凡是在京城茶户擅自磨制末茶的都予以禁止，一律要到官府购买，而茶铺掺入米豆等杂物拌和的要处罚，招募人告发的要给予奖赏。到元丰末年，每年获得的息钱不过二十万，商旅深以为苦。元丰年间设置的水磨，仅限于京城及开封府界的各县，从未推行到外路。到绍圣年间重新设置，此后便在京西的郑州、滑州、颖昌府，河州、澶州都推行了。

哲宗元〇二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的茶叶仍由官府统一计置，永兴、〇延、环庆则允许通商，凡是用茶交易的都听任照旧，不得超过转运司和籴的价格，其所换得的粮食也不得收取利息。

侍御史刘挚上奏说："蜀地专卖茶叶的祸害，有园户逃亡以逃避的，有投水自尽以逃避的，而这祸害仍然连累到邻近的乡里。想要砍掉茶树却有禁令，想要多种茶树却要多收税，所以当地俗语说，这地方不是生长茶叶，而是实实在在滋生祸患。希望选派使者考察茶法的弊端和欺压之处，以使蜀地百姓得以喘息。"

右司谏苏辙上奏说："按盗窃的法律，赃物达到二贯，才判一年徒刑，赏钱五千，如今百姓有用八百钱买卖交换四十斤茶的，就要判一年徒刑，赏钱三十千，立法只图自己方便，不顾轻重是否适宜。这都是因为制定茶法的都是些倾邪阴险的小人，不懂事理。"并且一一陈述了五种祸害。朝廷下诏派遣黄廉等人前去体察斟酌。

译绍圣元年，陕西重新实行禁榷，凡是茶法一律采用元丰年间的旧条例。

徽宗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建议大幅改革茶法，上奏说："自从祖宗确立限额专卖之法以来，每年收取净利共三百二十多万，而各州的商税还有七十五万贯有余，食茶的税收还不计算在内，鼎盛时期几乎达到五百多万缗。庆历以后，法制逐渐败坏，私自贩卖公然横行，于是废除禁榷，改行通商之法。此后商旅所到之处，都与官府自行交易，四十多年来，利源逐渐流失。臣以为应当让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的茶叶，仍旧实行禁榷官买，不再向百姓摊派，凡是产茶的州县，随处设置茶场，申明禁止商人与园户私自交易。凡设置茶场的地方，园户都要登记名册和数目，每年按定额卖给官府，都采用仓法，园户原来把茶叶折算租税的做法仍旧不变。产茶的州军允许当地百姓到茶场交纳息钱，酌量限定斤数，发给短引，在附近的郡县就近出售，其余的都听任商人到榷货务缴纳金银、缗钱，或者一并输送边境的粮草，即由榷货务发给凭证，方便的话可以在茶场领取，另外发给长引，前往指定的州军出售。商税从茶场发出长引起，沿途随时批验放行，到了指定地点，然后一并核算缴清税款，这样沿途就不会有苛刻的阻留。购买茶叶的本钱，用度牒、盐钞以及各种封桩钱、坊场钱、常平剩余钱，凑足三百万缗为标准，发给各路，由各路自行筹划安排，各自委派官员负责。"皇帝下诏一律照办。不久确定各路负责措置茶事的官员设立官司：湖南设在潭州，湖北设在荆南，淮南设在扬州，两浙设在苏州，江东设在江宁府，江西设在洪州。设置茶场的地方是：蕲州就设在本州及蕲水县，寿州设在霍山、开顺，光州设在光山、固始，舒州就设在本州及罗源、太湖，黄州设在麻城，庐州设在舒城，常州设在宜兴，湖州就设在本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就设在本州及清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就设在本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就设在本州及遂昌、青田，苏州、杭州、越州各自就设在本州，而越州的上虞、余姚、诸暨、新昌、剡县也都设置了茶场，衢州、台州各自就设在本州，而温州则设在平阳。大的法规既已确定，其具体的施行细目，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崇宁四年，蔡京又重新讨论改革，于是废除官府设场，商旅一律在所在的州县或京师申请长引、短引，直接向园户购买。茶叶用笼〇装载，官府负责抽验，按次序缴纳息钱完毕后，凭引批验贩卖，茶事管理更加严密了（长引可以前往其他路份，限期一年。短引只限于本路，限期一季）。

按：蔡京在崇宁元年所推行的是禁榷之法，这一年所推行的却是通商之法，只不过申请引票、抽验、征收商税，比祖宗时代更加苛刻罢了。

大观三年，核算七路一年的息钱为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多缗，榷货务两年为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多缗。蔡京专门凭借这个来玩弄权术、巩固权位，从此每年将上百万缗上供京师，用来供皇帝私人享用，抽取的利息也越发丰厚，私自贩卖公然横行，百姓因此更加困苦。

政和二年，大幅增减茶法。凡是申请长引再次通行的，缴纳缗钱一百，如果前往陕西，加征二万，茶以一百二十斤为限；短引缴纳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为限。私自伪造引票的，比照伪造川钱引法治罪。每年春茶上市，召集民户约定三年内的实际价值，并与现价一并上报户部。装茶的笼〇一律由官府统一制作，任凭商客购买，规定大小规格，严格制定加盖封印的办法。长引、短引擅自涂改增减以及新旧对换、缴纳延展、暂停出售转手

译贩卖等条例都一一订立齐备。起初，商客贩茶使用旧引的，尚未严格限定斤重，冒名影射的人很多。于是又下诏，凡贩卖长引茶达到三千斤的，必须重新购买新引对换出售，不到三千斤的，就用新引一斤带二斤出售，于是合同场之法就出现了。合同场设在产茶的州军，而账簿则发给都茶务。凡不限斤重的茶叶，都委派官员称验制作，不得只凭批引作为凭据，如有超出定数的，一律没收入官，另外制定新引的期限，并严格规定商旅规避称验的禁令，共十八条，如有隐匿钞引及擅自出售的，都以徒刑论处。又担心茶法仍然过轻，税课收入不够丰厚，规定园户私自出售以及虽持有引票但所卖数量超额的，以及保内有人犯法而不告发的，都比照煎盐亭户的法律处理。短引及食茶关子擅自带出本路的，判处流放二千里，赏钱一百万。

大抵茶法、盐法都由蔡京主持，一心巧取豪夺、盘剥牟利，屡次变更改动法度，前后废除又恢复不定，百姓因此听闻惶惑不安。

高宗建炎初年，在真州印制钞引，发给出卖东南茶、盐，以提领真州茶盐为名。建炎三年，设置行在都茶场，废除合同场十八处，只有洪州、江州、兴国军、潭州、建州各设合同场，设监官一员。废除食茶小引（建炎三年九月旨意，另外印制小引，每引五贯文，允许贩卖茶叶六十斤。因比照短引，增加了斤重，暗中亏损了引钱，损害了茶法，予以停罢。淳熙二年又重新设置）。凡是茶、盐经过而把守关隘的官军以搜查奸细为名进行骚扰的，依军法处置。第二年，因为处罚过重，减轻为徒刑。

建炎三年，捕获私茶的赏罚依照缉私盐的指挥办理。祖宗时凡是触犯禁榷法的，一律不追究来历，只按当场查获的数量定罪。嘉〇年间的旧例条文，如今户部说，不属于出产州军查获的私贩茶、盐，可以不追究其来历，而在出产州军私贩的，往往都是亭户、灶户、园户所为，如果一概不追究，就没有办法杜绝私贩的弊端。于是下诏，除茶、盐之外，其余禁榷货物一律不追究来历。此后，都省又上奏说，凡是触犯私贩茶、盐之罪的，不得轻信供词随意指认追捕，妄加传唤。皇帝下诏依从。

绍兴二十七年，命令凡是商人贩卖淮南长引茶的，命令称验发放的官司先询问客商所指定要前往出售的州县，经过的场务及应当经过的官渡，都要在批引背面注明经过的月日和姓名，随即放行；如果不依此批引放行，而放纵私茶，就与正犯私茶的人同样定罪。这是因为自榷场流入外族境内的，其中利益极为丰厚，淮河的私渡稽查禁令十分严格，然而百姓触犯法禁的情况依然如故。

宁宗嘉泰四年，知隆兴府韩邈上奏说："户部的茶引，每年都有固定的数额，隆兴府只有分宁产茶，其他各县都没有，可是那些专横霸道的豪民却申请茶引、认缴租税，借用官府的引票来搜刮盘剥一乡百姓，让没有茶的也要认缴茶税，没有食利的也要认缴食利钱，所到之处都受到惊扰。请求下达尚书省、户部，凡是不产茶的县，一律不许人户擅自认缴租税，其他路份也依照此例施行。"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四川茶：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转运判官赵开上奏说榷茶、买马有五种祸害，请求采用嘉〇年间的旧例，将榷茶之法一律废除，改由漕司负责买马；如果不能这样，也应当减少定额来使园户得以休养，降低价格来惠及行商，这样一来私贩就会衰减，盗贼也会平息。朝廷于是提拔赵开一同主管川、陕的茶马事务。建炎二年十一月，赵开抵达成都，大幅改革茶法，仿效蔡京的都茶场法，印制发放茶引，让商人直接向园户购买茶叶，一百斤为一大引，其中十斤予以免除不计算。设置合同场以稽查茶叶的

译进出，加重对私商的禁令，设立茶市以便利交易。每斤引钱春季七十文、夏季五十文，市利、头子钱另计。经过的地方征收一文，到达终点征收一文五分，引票与茶叶一同随行，违反的治罪。此后引息钱达到一百零五万缗。绍兴年间又恢复设置提举官，接着又不断增加引钱。到绍兴十四年，每引收取十二贯三百文，比起赵开当初推行时又增加了一倍。

自熙宁、元丰年间以来，蜀地茶叶事务的官府权力凌驾于各司之上，而其富裕程度也称冠天下，当时把每年多余的钱财上供朝廷。过去用来交换马匹的都是粗茶，到乾道末年才开始用细茶馈赠。然而蜀地细茶的品质，比南方的茶叶要差一些，只有广汉的赵坡、合州的水南、峨眉的白芽、雅安的蒙顶，当地人也十分珍视。然而所产数量很少，不能与江、建两地相比。

乾道初年，川、秦八个茶马场每年马匹的定额共计九千多匹，川马五千匹，秦马四千匹。淳熙以后，定额共计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此后所购买的马匹从未达到过这个数额。

建茶：建炎二年，因叶浓之乱，制茶的园丁四散逃亡，于是废除了每年的贡茶。绍兴四年明堂大礼，才开始命令购买五万斤茶叶作为大礼的赏赐。绍兴十二年兴办榷场，把原来蜡茶场作为榷场的本钱，禁止私自贩卖，官府将茶叶全部专卖，供上供之余允许通商，官府收取三倍的利息。上供的龙凤茶及京铤茶的每年定额，比起太平时期只有一半，这是因为高宗认为赏赐已经减少，又担心损伤民力，所以裁减了茶叶的数额。

○坑冶

《周官》记载，〇人掌管出产金玉锡石的地方，制定严格的禁令来加以看守，如果按时开采，就要记录该地的物产，绘制图册并交付给开采者（记录该地的产物，是要辨明该地矿石颜色深浅的情况。交付图册，是要指点开采者所应在的位置），并巡视检查各项禁令的执行情况。

齐国管仲论述盐铁的利益。汉代桑弘羊建议对盐铁实行专卖。东汉以后关于盐铁的始末，都记载在《盐铁门》中（不再重复记录）。

汉武帝出巡到回中，下诏说："以前朕在郊外祭祀上帝时，在泰山见到黄金显现，应当重新把黄金铸成麒麟蹄、马蹄的形状，以应验这吉祥的征兆。"

苏东坡《仇池笔记》说："王莽败亡的时候，宫中还有黄金六十万斤。陈平用四万斤黄金离间楚国君臣，董卓的〇坞中黄金也很多。其余三五十斤的更是数不胜数。近代黄金不再以斤来计算，即使是君主也没有拿出百斤黄金赏赐别人的，为什么古代黄金多而如今却少了呢？凿山披沙寻找黄金没有一天停止，那些黄金究竟去了哪里？我很怀疑，宝物财货变化神奇难以捉摸，是不是又重新归藏于山泽之中了呢？"

石林叶氏说："汉代赏赐给臣下黄金，每次动辄一百斤、二百斤，少的也有三十斤，即使像燕王刘泽，因诸侯赐给田生黄金也有二百斤，楚国的梁孝王去世时，遗留下的黄金有四十多万斤。这大概是因为货币轻贱，所以米价低而黄金多。"

按：如果照两位先生所说，那么黄金以汉代最多，但是百姓私下淘取黄金的情况，官府征收赋税的情况，史书都未曾记载，估计未必像后世那样严重。三代的时候，衣食器用，下面进贡的物品都有规定的标准，上面用度也有节制，不曾从百姓那里多加索取。后来那些谈论财利的人，才开始认为山海是天地所蕴藏的宝藏，居上位的人应当获取其中的利益来使国家富强，而不能让百姓和豪强独占。这种说法发端于管仲，而在桑弘羊、孔仅这些人手中大为盛行，然而也不过是说盐、说铁，是因为这两样东西是百姓日常所需之物，黄金是天地间的秘藏珍宝，却从未听说有对黄金征收专卖税的事情。汉代法律规定，百姓私自铸铁的要处以钅大左趾之刑，博

译士出使各郡国，假借诏令让百姓铸造农具的人罪至死刑，铁官共设四十郡，不出产铁的地方又设置小铁官，遍布天下，却从未听说有触犯采金禁令的事。铁是极为低贱的东西，可对它的专卖却精细到毫厘之间；黄金是极为贵重的东西，可人们用起它来却如同泥沙一般。由此可见，国家征收财利，是不依赖黄金的。《货殖传》所记载的蜀地卓氏、山东程郑、宛地孔氏、鲁地丙氏号称尤其富有，然而都说他们独占了冶铁的利益，却没有听说他们有窖藏黄金的事。由此可见，豪强致富，也不是靠黄金的。上上下下的风气爱好如此，大概还留有古人不看重难得之货的遗风吧。

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氵巢湖出产黄金，庐江太守将其采集献给朝廷。

后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关部门上奏说长安骊山（今昭应县）有银矿，两石矿石可以炼得七两银子。这一年秋天，恒州（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奏说白登山（今马邑郡界）有银矿，八石矿石可以炼得七两银子、三百多斤锡，其成色洁白，超过了上等品质。皇帝下诏一并设置银官，经常命人开采冶铸。此外汉中地方过去有金户一千多家，经常在汉水淘沙取金，到年终缴纳给朝廷。后来临淮王〇担任梁州刺史，上奏废除了这一做法。

按《酉阳杂俎》记载：魏明帝时，昆明国进贡避寒鸟，经常吐出金屑，形状如同粟米。《蜀都赋》说："金沙银砾流注。"注解说："永昌有一条河，出产的金子像糠皮一样，混杂在沙中。"《南史·夷貊传》记载：林邑国"有座金山，山石都是红色的，其中生出金子。金子夜里就会飞出来，样子像萤火虫一样。"这些都是史传中所记载的沙金。从前是边远蛮夷之地所产，如今则东南各处都有了。

唐代，金、银、铁、锡的矿冶共一百八十六处：陕州、宣州、润州、饶州、衢州、信州五州，银矿五十八处，铜矿九十六处，铁山五处，锡山二处，铅山四处。汾州矾山七处。

贞观初年，侍御史权万纪上奏说宣州、饶州二州银矿大量开采，如果开采每年可以获得数百万缗。太宗说："朕所缺乏的并不是财物，只是遗憾没有好的建议可以用来利益百姓罢了！你不曾进荐一个贤才，斥退一个不肖之徒，却专门谈论征收银税的利益，是想让我像桓帝、灵帝那样吗？"于是将权万纪贬黜回家。

麟德二年，废除峡山铜矿四十八处。

开元十五年，才开始对伊阳五重山的银矿、锡矿征税。

天宝五载，李林甫任宰相，对李〇之说："华山有金矿，开采出来可以使国家富裕，皇上还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有一天，李〇之趁着奏事的机会提起这件事，皇上拿这事询问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说："臣早就知道这件事，但是华山是陛下本命所系、王气所在的地方，开凿它不太合适，所以不敢说。"皇上因此认为李林甫是爱护自己，而轻视李〇之考虑事情不周全，李〇之从此失去了皇帝的恩宠。

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的利益应当归属朝廷，从此以后归盐铁使管辖。

元和年间，天下的银矿废弃了四十处，每年采得银一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零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没有固定的数量。

元和二年，禁止私自采银，凡私采一两以上的处以笞刑二十下，押解出本州境界，州县官吏按等级论罪。

开成元年，又把山泽的利益归还给州县，由刺史选派官吏主管。此后各州都借机牟利来自肥，全天下的收入合计不到七万缗，还比不上一个县的茶税。

宣宗时增加了河、湟戍边士兵的绢帛五十二万多匹，裴休请求恢复归盐铁使管辖以供国家用度，增设银矿二处、铁山七十一处，废除铜矿二十七处、铅山一处。天下每年大约收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一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后

译唐长兴二年敕令："从今以后，不论农具、炊具、生活用具等各种器物，都允许百姓自由随意铸造，各道监冶除了依照往年规定的数目铸造供应军用的熟铁及器物之外，所管辖出产的生铁，比照以前的价格，各自随所在地方现定的高低价格，每斤一律减价十文出售，杂用的熟铁也任由百姓自行冶炼。巡检、节级、负责买卖铁场的官员及铺户，一律全部废除。乡村百姓在夏秋两季按田亩缴纳农器钱一文五分，随夏税、秋税一并缴纳。"

后晋天福六年赦文说："各道铁冶归三司管辖，从前规定百姓的农具坏了，必须到官营场所购买，铸造时也必须到官营场所购买铁料。从今以后允许百姓随意自行铸造买卖，各地场院不得禁止或加以骚扰。"

宋朝建立后，金、银、铜、铁、铅、锡等货物，凡各军州产金的地方有五处，即：商州、饶州、歙州、抚州、南安军（至道元年，废除邵武军的冶院。至道二年，又废除成州的两个冶院。饶州过去禁止商人贩卖，导致很多纷争诉讼，大中祥符五年，依从凌策的请求，解除了这一禁令，改由官府收税）。产银的有三个监，即：桂阳监、凤州的开宝监（原本是七房冶，开宝五年赐名）、建州的龙焙监；此外还有五十一处场，即：饶州的德兴场，虔州的宝积场，信州的宝丰场，建昌的马茨湖场、看都场，越州的诸暨场，衢州的南山场、北山场、金水场（此外还有灵山场，大中祥符二年奏设），处州的庆成场、望际场，道州的黄富场，福州的宝兴场，漳州的兴善场、毗婆场、大深场、岩洞场，汀州的黄焙场、龙门场、宝安场，南剑州的龙逢场、宝应场、王丰场、杜唐场、高才场、赡国场、新丰岩场、梅营场、龙泉场、顺昌场，邵武军的焦阮场、龙门场、小杉场、青女场、三溪场、黄上场、同福场、〇累〇祭场，南安军的稳下场，广州的上〇场，韶州的乐昌场、螺阮场、灵源场，连州的同官场，英州的贤德场、尧山场、竹溪场，恩州的梅口场，春州的阳江场；三个务是秦州的陇城务、陇州务、兴元府务（太平兴国四年，在五台设置冶所，后来废除。秦州原有太平监，后来去掉了这个名号。此外贺州有宝盈场以及杭州务，后来一并省并）。产铜的有三十五处场，饶州、处州、建州、英州各一处，信州、南安军各二处，汀州三处，漳州四处，邵武军八处，南剑州十二处（饶州的叫日兴利场，建州的叫日同德场，英州的叫日礼平场，信州的叫日铅山场，南安军的叫日南康场、城下场，汀州的叫日锺僚场，其余的都与银场同名）；一处务是梓州的铜采务（国初，坊州、陇州两州也曾设场，后来废除。此外嘉州也有采场，咸平六年设置）。此外产铁的有四处监，即大通监——兖州的莱芜（莱芜监下辖杏山、阜阳、何家、鲁东、汶阳、万家、宜山七处冶。以前还有石门、大叔、道士等冶，景德年间，因为铁的产量不足，一并废除。汶阳、南鲁西冶，大中祥符七年废除），徐州的大通监、利国监，相州的利成监；此外还有十二处冶，即河南的凌〇冶，虢州的麻庄冶，同州的韩山冶，凤翔的赤谷冶、〇平冶，仪州的广石河冶，蕲州的回岚冶、瓷窑冶，黄州的龙陂冶，袁州的贵山冶，兴国军的慈湖冶，英州的黄石冶；二十处务是晋州、磁州、凤州、澧州、道州、渠州、合州、梅州各一处，陕州的集津务，耀州的榆林务，坊州的玉华务，虔州的上平务、符竹务、黄平务、青堂务，吉州的安福务，汀州的莒溪务、古田务、龙兴务、罗村务；二十五处场是信州的丁溪场、新溪场，鄂州的圣水场、荻洲场、樊源场、安乐场、龙兴场、大〇场，建州的晚化场，南剑州的毫村场、东阳场、武夷场、平林场、涂〇亢场、安福场、万足场、桃源场、交溪场、娄杉场、汤泉场、立沙场、黄溪场，邵武军的万德场、宝积场，连州的牛鼻场（此外还有沂州曾阝城冶、磁

译州苑城冶、齐州龙山冶。泽州、淄州、秦州、潭州、利州、英州、白州、郁林州都是过去出产铁的地方，后来都一并废除）。产铅的有三十六处场、务，即越州、建州、连州、英州、春州各一处，韶州、南安军各二处，衢州、汀州各三处，漳州四处，邵武军八处，南剑州十二处（都与银场、铜场同名）。产锡的有九处场，即河南的长水场，虔州的安远场，南安的城下场，南康的上犹场，道州的黄富场，贺州的太平川场、石场，潮州的黄冈场，循州的大任场（以前信州有铅场，后来废除）。产水银的有四处场，即秦州、阶州、商州、凤州。产朱砂的有三处场，即商州、宜州、富顺场。

太祖皇帝开宝三年，下诏说："古人不看重难得之货，后代却对山泽课以赋税，对上加以侵夺盘剥，对下更加使百姓困敝。朕每每想到这些事，心中深感痛恨，虽然还不能舍弃山中的金银财货，但又怎么忍心夺取百姓的利益呢！从今以后桂阳监每年应缴纳的银课，应当减少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关部门说凤州山中出产铜矿，定州各山出产银矿，请求设置官署来掌管此事。太宗说："大地并不吝惜这些宝藏，应当与百姓共同享用它。"没有答应。

到至道末年，天下每年的银课为十四万五千多两，铜四百一十二万二千多斤，铁五百七十四万八千多斤，铅七十九万三千多斤，锡二十六万九千多斤。到天禧末年，金一万四千多两，银八十八万三千多两，铜二百六十七万五千多斤，铁六百二十九万三千多斤，铅四十四万七千多斤，锡二十九万一千多斤，水银二千多斤，朱砂五千多斤，然而这些金银数字，除了坑冶开采、丁税、和市所得之外，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的也都包含在其中。

开宝五年，下诏废除岭南道的媚川都采珠机构。

在此之前，刘钅长曾在海门镇招募善于潜水采珠的士兵二千人，号称"媚川都"。凡是采珠的人必定用绳索系着石头，绑在身上潜入海中，深的地方达到五百尺，被淹死的人非常多。等到平定岭南以后，废除了这个机构，并且禁止百姓私自采珠。不久，又恢复由官府采珠。容州的海边沙洲也出产珍珠，官府设置官吏掌管此事。

从太平兴国二年起，进贡珍珠一百斤。太平兴国七年，进贡五十斤，其中直径一寸的有三颗。太平兴国八年，进贡一千六百一十斤。这些都是珠场所采得的。

金、银、铜、铁、铅、锡的矿冶，总共二百七十一处。金产自登州、莱州、商州、饶州、汀州、南恩州六州，冶所十一处。银产自登州、虢州、秦州、凤州、商州、陇州、越州、衢州、饶州、信州、虔州、郴州、衡州、漳州、汀州、泉州、福州、建州、南剑州、英州、韶州、连州、春州二十三州，以及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冶所八十四处。铜产自饶州、信州、虔州、建州、漳州、汀州、泉州、南剑州、韶州、英州、梓州十一州，以及邵武军，冶所四十六处。铁产自登州、莱州、徐州、兖州、凤翔、陕州、仪州、虢州、邢州、磁州、虔州、吉州、袁州、信州、澧州、汀州、泉州、建州、南剑州、英州、韶州、渠州、合州、资州二十四州，以及兴国、邵武二军，冶所七十七处。铅产自越州、衢州、信州、汀州、南剑州、英州、韶州、连州、春州九州，以及邵武军，冶所三十处。锡产自商州、虢州、虔州、道州、潮州、贺州、循州七州，冶所十六处。此外还有丹砂产自商州、宜州二州，冶所二处；水银产自秦州、凤州、商州、阶州四州，冶所五处。都设置官吏加以掌管。然而大体上山泽的利益是有限的，有的猛然爆发不久便告枯竭，有的开采年头久了，所得的收益抵偿不了开采的费用，而每年的定额课税却不能减少，有关部门必定要责令负责的人足额缴纳。

译

仁宗、英宗每次颁下赦书，就命所在地方巡视那些已经不再出产的矿冶，加以废除，或者免除负责人所欠的历年课税，大体上已经成为惯例，而有关部门若有请求，也总是一概听从，毫不吝惜，所以矿冶的兴办和废止变化无常，每年课税的增减也随之而定。皇〇年间，每年获得金一万五千零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零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零一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零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零一斤。此后，由于依照赦书行事，或是依从有关部门的请求，废除的矿冶有一百多处。不久山泽又重新兴办开发，到治平年间，有的增设矿冶，有的恢复旧制，总共六十八处。这一年，比起皇〇年间，金减少了九千六百五十六两，银增加了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两，铜增加了一百八十七万斤，铁、锡各增加了一百多万斤，铅增加了二百万斤，只有水银没有增减，另外又新得丹砂二千八百多斤。如今按次序论述各矿冶，就以治平年间所有的数目为准。

天圣年间，登州、莱州采金每年日益增加数千两。皇帝命令嘉奖当地官吏，王曾说："采金多了，那么背离农业根本而追逐末业的人就会增多，不应该诱导百姓这样做。"

景〇年间，登州、莱州百姓遭遇饥荒，朝廷下诏放松采金的禁令，听任百姓自行开采，等到后来年成丰收了才恢复旧制。

吴氏《能改斋漫录》说："登州、莱州出产黄金，自从太宗时就已经有了，然而当时数量还少，到皇〇年间才大规模开采出来。百姓荒废了农桑，前去开采地面上的金子，其中有重达二十多两一块的，取之不尽，官府按官价收购，每年的定额课税是三千两。"

《中书备对》所记各路矿冶产金的数目：

莱州产金四千一百五十两。房州产金六十六两。登州产金三十九两。商州产金三十九两。饶州产金三十四两。沅州产金一百三十二两。汀州产金一百六十七两。邕州产金七百零四两。

神宗熙宁元年，下诏说："天下宝货矿冶，如果不再出产而仍要负担每年课税的，一律予以免除。"

熙宁七年，广西经略司说邕州填乃峒出产黄金，请求设置金场。此后五年，共获得黄金折合钱二十五万缗。

元丰四年，因为所产的金子稀薄，下诏停止进贡黄金。

元丰八年，知熙州王韶上奏本路银矿、铜矿有所开采。朝廷下诏命令转运司、市易司共同核算，把所得的收入作为熙河地区籴买军粮的本钱。七月，下诏矿冶所在的坊郭、乡村，凡是淘金采矿冶炼的人户，一并互相编为保甲，保甲内如有人在矿冶方面犯法，知情而不举报，或者窝藏盗贼而不加察觉的，都按保甲法论处。

元丰元年，这一年各路矿冶产金总计一万零七百一十两，产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

译铜一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零九十七斤，铅九百一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余。

译七年，坑冶共有一百三十六处，隶属虞部管辖。

哲宗绍圣二年，江、淮、荆湖等地的坑冶司上奏说："新开发的坑冶，漕运司担心拨给本钱，往往不恰当地予以停闭，请命令本司会同派遣官员详加审度。"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湖南漕司上奏说："潭州益阳县近来发现金矿苗，用碎矿淘金征税收归官府，请制定私自出境私淘的禁令。"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徽宗崇宁四年，湖北设置旺溪金场监官。因为该地每年收金一千两，钤辖司请求设置官员管理。

大观二年，诏令："金银坑矿开发，即使有人告发或正被检查勘验，而私自开采淘取的，仍按盗窃罪论处。"九月，银、铜坑冶原先不隶属知县、县令管辖的，一律命令兼管，赏罚比正职官员降低一等。

政和元年，张商英上奏说："湖北出产金矿，不只是辰州、沅州、靖州的溪洞，还有峡州夷陵、宜都县，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到鼎州一带，都是商人淘金采矿的地方。漕司既然缺乏本钱，提举司买入的也只有一千两，而且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确定定额。请设置专门主管收购金矿的机构，凡是有金矿苗而无官员监管的地方，允许派遣境内州县官员及使臣掌管此事。"朝廷诏令提举官筹划上报，仍在荆南设置机构。

政和二年，诏令工部把坑冶所收金、银、铜、铅、锡、铁、水银、朱砂的数量，登记造册，每半年核销补录一次，上报尚书省。从此，户部、工部、尚书省都设有账册加以稽考，然而所依据的只是账目，以至于出现有额度而无实际收入、有收入而无额度的情况，于是就追究县丞、监官及曹、部执行官员的责任，并且追查历年拖欠违规的数目。九月，措置陕西坑冶的蒋彝上奏："本路坑冶收金一千六百两，其他物品也有相应数量。"诏令运往大观西库，蒋彝晋升官阶，属官各自减少磨勘年限。

六年，诏令："承买坑冶的，每年计算的课税息钱十分中减免一分。"这是因为连年没有人承买，想要给予优惠照顾的缘故。五月，中书省上奏说刘芑筹划开发万州、永州出产的金矿，刚满一年，就收到二千四百多两。诏令特别给予他晋升官阶。

宣和元年，石泉军江溪沙洲中含金的细金沙，允许百姓沿着金脉淘采，制定课税定额，或者按分数抽取。

坑冶，本朝早先就有，由官府设置场、监经营，或者由百姓承买，按分数缴纳给官府。按旧例，各路转运司也提供本钱，所产之物全部归入内库。崇宁以后，广泛搜求有利可图的矿穴，赋税征收愈加完备。凡是隶属提举司的，称为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作为本钱，金银等物往往都储积在大观库，这是从蔡京开始的。政和年间，屡次废止又屡次恢复，然而告发开矿的地方，多毁坏百姓田地，承买的人所定额度很重，有的坑冶原有产出现在已无，而额度却不因此减免。

政和年间，臣僚上奏说各路出产铁的地方很多，百姓依靠铁作为日用，但课税息钱很少，请仿照茶法、盐法，实行专卖制度。于是户部上奏说："详细审度后决定由官府设置炉冶，收取铁料后发给凭证，招人自由通商。矿脉稀少的地方，命令百姓出资承买，把所收的铁卖给官府，不得私自相互买卖。"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在此之前，元丰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上奏说："徐州、郓州、青州等地每年制造军器及上供的铁料等数量很多，而徐州利国、莱芜两个监每年的课铁数量少，不能满足供给。请让铁料交由官府开采冶炼，估计所获可以多出好几倍。"朝廷诏令批准他的请求。从此，官府专卖铁料，并且制造器具，卖给百姓，到元祐年间才废止。此后，大观初年，泾源干当、皇城使裴纟句上奏说："石河的铁冶让百姓自行开采冶炼，卖给官府，请禁止百姓私相买卖。农具、器用之类，全部由官府铸造，那些冶坊已经制成的物品，都要交给官

译府并偿付其价钱。"于是诏令不得私相买卖如其所奏，但农具、器用不予禁止。从此官府自行卖铁，只允许铸造器物的人户购买。

钦宗靖康元年，各路坑冶矿苗稀少，有的原先有现在已无，一律予以减免，凡是百姓承买金银的一律停止。

高宗建炎三年，诏令："福建、广南自崇宁以来，每年买入的上供银数量浩大，百姓承受不了，每年减少三分之一。"

绍兴七年，工部上奏说："知台州黄岩县刘觉民请求依照熙宁年间的法令，让百姓开采金银坑冶，自备物料烹炼，按十分计算，官府收取二分，其余八分允许坑户自便出卖。江西运司审度后认为，江州等地的金银坑冶也请求依照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办理。"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十四年，诏令："现今坑冶已设立适中的课税定额，委托提刑、转运司不得另外强行摊派，虚报认领虚假数目，让有权势的人家用心计谋侥幸免除，切莫使下等贫户蒙受其害。"

孝宗隆兴二年，铸钱司上奏，坑冶监官每年收买金及四千两、银及十万两、铜锡及四十万斤、铅及一百二十万斤的，各晋升一官；知州、通判、县令、县丞管辖范围内的坑冶每年比租税定额有所增加的，按等级给予奖赏。

宁宗嘉定十四年，臣僚上奏说："出产铜的地方，没有比东南更兴盛的，比如括苍的铜廊、南算、孟春、黄涣峰、长拔、殿山、炉头、山庄等地，诸暨的天富，永嘉的潮溪，信州上饶的罗桐，浦城的因奖，尤溪的安仁、杜唐、洪面、子坑等五十多处，大多铜银同时出产，大的矿场每月上交精铜以万计，小的矿场也不下几千，银各不下千两，获利十分丰厚。至今双瑞、西瑞、十二岩的矿坑出产银矿，繁氵〇、大定、永兴等矿场银铅并产，兴盛已久。又信州的铅山与处州的铜廊都是胆水，春夏时如同热汤，把铁投入其中，铜的颜色立刻显现出来（浸铜法，用生铁炼成薄片，放在胆水槽中浸泡数日，上面生出赤色的铜末，取来刮下放入炉中，经过三次冶炼炼成铜，大致用铁二斤四两，能得铜一斤。淳熙元年七月的指令，信州铅山场浸铜，每积存二千斤为一纲，供应饶州永平监铸钱之用）。上天把这些矿产赐给国家，而地方官吏贪婪残暴，积累成为弊病，各处检查勘察的官吏大肆祸害百姓，有实力的人家都竭力推辞退让，于是矿坑源头废弃断绝，矿脉洞穴堙塞封闭。有的人出资准备工本，替官府开凿疏浚，原来承佃的人家刚投入工本财力，还没享受到收益，就被喧哗之徒诬告胁迫，甚至遭受黥面流放、抄没家产，冤情无处申诉，这就是坑冶因此荒废的原因。"

●卷十九 征榷考六

○杂征敛（山泽津渡）

《周官》：委人掌管征收郊野的赋税，征收柴草，凡是林木材料，凡是积聚的物产（野，是指远郊以外所征收的郊野赋税，说的是郊野园圃、山泽的赋税。凡疏材，是指有果实的草木。凡畜聚之物，是指瓜瓠、葵芋等御冬的物品）。载师所征漆林的赋税，是二十分抽五（注疏：漆林特别重税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自然生长的，不是人力所造成的缘故）。

汉高祖时，山川、园池、市场店铺租税的收入，从天子到受封的诸侯汤沐邑的收入，都各自作为自身的奉养之用，不纳入天下的经费总账（意思是各自收取自己应得的赋税来自我供养，不纳入国家的仓库）。

文帝后元六年，放宽山泽的禁令。

章氏说："汉代对山泽、园池所征的税，本来是用来供给奉养之费的，由少府掌管。后来，仿效古代虞衡的制度设置了水衡都尉，于是取用原本属于少府的所谓山林、苑池的赋税，交由水衡来平衡调度。然而后来仍有江海陂池归属少府的，而海丞（掌管海税）、果丞（掌管果实税，二者都是少府的属官）仍然在少府之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