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八 选举考十一

译才准予施行。"

周世宗显德元年，开始命令翰林学士、两省官员推举县令、录事。授官之日，要签署推荐者的姓名，如果所举之人贪赃败坏了官职，推荐者要连带治罪。

宋朝的制度，凡入仕途径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种。吏部铨选只负责注拟州县官职。原来的幕职官都由使府自行辟召任用，本朝只由吏部拟定授予。京城各司六品以下的官员都不经过铨选，由中书特别授予。后周时每逢藩镇郡守出缺，有时派遣朝官暂代其职。太祖开始削弱地方长官的权力，牧守一类的官职出缺，只命文臣暂时代理。此后，中央和地方的官职都不再是固定的本官职务，只是把差遣当作资历。京朝官由审官院主管，使臣由三班院主管，少卿、监以上，以及刺史、副率、内职等，由中书、枢密院主管。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下诏："常参官以及翰林学士中，有曾经辅佐过藩镇郡府或历任州县官职的，各自保举能够胜任幕职、令录官职的人一人，不必因为是亲属而回避，只须条分缕析、据实上报，届时在授官的制书中会写明举荐人的姓名，日后如果所举之人有所违犯、与举状所说不符，举荐人要连带治罪。"

知制诰高锡上奏说："请求允许人们揭发告发滥举的情况，如果所告不实的要治罪，属实的话，如果被告发者是平民就授予官职，有官职的优先提拔，不是仕宦人员的赏赐钱财。"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建隆四年，下诏："此前各藩镇大多奏请初任官员担任掌书记，颇有超越资历次序的情况。从今以后要历任两任、并有文学才能的人，才能被奏请任用。"又下诏命令陶〇等人在现任、前任幕职、州县官员中推举能够胜任藩镇郡府通判的人一名，如果所举有误，酌情连带治罪。又下诏："从今以后各州的吏民不得直接到京城请求挽留即将离任的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以及刺史、知州、通判、幕职、州县等官员。如果确实是因为其治理政绩特别突出而知名，吏民本来就想借此挽留他，或者请求为他立碑颂扬德政的，允许就在当地陈述情况，等候上报朝廷。"真宗咸平年间，又重申禁止这种做法。

乾德二年，下诏翰林学士等四十二人，各自推举有能力胜任通判的人一名。又下诏吏部南曹，把可以升迁提拔的人才上报中书门下进行引见核验。皇上担心铨选衡量只是依据资历，恐怕英才被埋没在下层官职之中。

开宝四年，下诏："从今以后各州不得以代理官员的身份处理政务，其中出缺的官职，要及时上报，交由有关部门任命注拟。"十一月，又下诏："近来因为各道代理官员，都命令罢免撤去，又担心他们更换处理民政事务、想要展现吏治才能的时候，却被一概遗弃不用，实在可惜。应当命令有关部门查核他们历任的政绩，只要在三次代理任职期间没有荒废败坏政事的，就把姓名上报。曾在伪朝任职的人不在此列。"

开宝五年，此前，命令各州在春季发放应选人的文解证明，从一千里到五千里以外，按路程远近分为五等，规定各自离开本地的日期，以及京城各司的文解，一律要求在正月十五日以前到达尚书省，其他季节以此类推。如果州府超过期限，或者文解证明中缺少必要的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程式，本地判官、录事参军、本曹官员要受到罚扣选期的处分。各州官职空缺，都要上报出缺情况并加以申解，用木夹重重封好并写上标号，按季度传送，符合规定的当年就四季奏报，年满之后，等待敕令下达后依据规定标准前来领取本司文解赴选集会。流外铨依据状文申奏，按四季领取文解参加铨选。到这时，国家夺取了荆、益、交、广等地，开拓的疆土已经很广，官吏名额多有空缺，因此常常在非常规时间放宽铨选。应选者在南曹递交状文，经判定合格后送交铨司，铨司按次序注拟官职。此后，吏部铨选官员出缺时，就特别下诏免除文解要求，不按常规时间赴选集会，称为"放选"，习以为常，原来

译按季度取解集会的制度，便有名无实了。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此前，应选者要考试判词三道，评定为三个等第：两道全部通晓、一道稍差但文辞都很优美的，评为上等；一道全部通晓、两道稍差但文辞尚能过关的，评为中等；三道都稍差而文辞错谬的，评为下等。判词评为上等的，任职事官的加官一阶，任州县官的超升一资；判词评为中等的，依照原来资历；判词评为下等的，归入同类，只有平民出身的人要降一资。到这时，下诏增加为四个等第：把三道全都稍差、文辞毫无可取之处的，评为中下等；仍照旧例中判词评为下等的处理办法，把三道全都不通晓、文辞错谬的，评为下等，罚扣一个选期。

太平兴国六年，命令各路转运使在所属州府中，令长官挑选现任判司、簿、尉中清廉贤明的人，写明姓名上报。届时用驿站召来朝见问对，授予知县的职位。

太平兴国八年，下诏："从今以后凡应当由朝廷亲自选定的官吏，一并送交中书门下，考核他们的履历，审慎决定去留。"当时皇上选用一般官吏，不完全委托给有关部门办理，都要引见问对，观察他们陈述的内容，有可取之处的，都予以破格提拔；又担心有人借此机会矫饰邀宠、侥幸冒进，于是才有这道诏令。

雍熙二年，命令翰林学士、两省官、御史台、尚书省官员，各自在京官、幕职、州县官中推举一名可以升为朝官的人。

雍熙四年，下诏说："推荐贤才引进士人，应当务求大公无私；授予爵位颁发俸禄，本来就不应虚设空授。如果确实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又何必吝惜恩宠奖赏。近来各地推荐奏请的，大多涉及亲近党羽，既然不是正当的举荐，只是白白开启了侥幸的门路。要想堵塞这个漏洞，应当加以告诫晓谕：从今以后各路转运使以及各州郡长官，一律不得擅自举荐人员充任本部内的官职，其中如有官职空缺，要及时具体上奏。"

端拱三年，命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自推举一名朝官担任转运使。这一天，下诏说："国家详细寻求熟悉政事的官吏，在外分设掌管财计的官署，虽然名义上是负责转运，实际还兼有按察监督的职责，总揽郡国事务，职责任务尤其重要，百姓民情的舒畅或愁苦，无不由此而定。还担心他们只求侥幸邀功，本应责求实效，交相考核检验，在道理上是应当的。从今以后转运使凡是整顿改革政务、平反冤狱案件、办理漕运钱粮，取得的成绩最为出色的，以及有兴建设置政绩、确实有利于百姓的，命令各州每年年终分条列举上报，不是特别突出的不得随意奏报。"下诏："三司、三馆的职事官员已经得到提拔升迁的，不再列入推荐讨论的范围；其中怀有才能但被外放任职、尚未被朝廷了解的，才准予推荐奏请。"

端拱四年，命令内外官员所保举的人如果有变节逾越法度的情况，举荐人主动自首的，原谅他的罪责。

皇上励精图治，处理政务之余，索取两省、两制清望官的名册，询问朝廷官员中有德行名望的人，都命令各自举荐官员。并命令从今以后中外官员所举荐的人，都必须写明他们的籍贯乡里以及历任官职的政绩优劣，不得有所隐瞒。所推举的人如果查核核实不符的，要治罪；如果查核确实属实的，则予以奖赏。

真宗咸平二年，秘书郎陈彭年请求恢复官员举荐自代的制度，下诏命秘书直学士冯拯、陈尧叟共同审议此事。冯拯等人上奏说："仔细查考以前的制度，常参官以及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少尹，京畿、赤县令，以及七品以上清望官，授官后三日之内，要到四方馆上表推举一人自代。这份表文交到中书门下，每逢官职空缺，就按被推举次数最多的人酌情授予官职。如今由于官品制度已经沿革变化、与过去不同，恳请命令两省、御史台官员、尚书省六品以上官员，各司四品以上官员，授官之后，都要写表文推举一人自代，在阁门投递，才能入朝谢恩。在外任职的官员，授官后三日之内，写好表文通过驿站呈报朝廷。"皇上下诏准许。

景德元年，下诏："中外各官所保举的人，也有中途改

译变节操的情况，只是有的人未必上报，必定担心因此而连累更加严重。应当命令比照先例，一并允许他们主动上报陈述，从而惩处那犯错误的人，特别免除举荐人的连带责任。"

景德四年，又下令："举荐官员所举荐的差遣职务，被举荐的人如果在所任职务内犯下贪赃之罪，就要依照连坐的制度处理；如果是改任其他职务后犯下贪赃之罪，原来的举荐人不再连坐。"

大中祥符二年，下诏："幕职、州县官初任的人，也许还不熟悉为官之道，各官员不得加以举荐。"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下诏："从今以后每年年终，翰林学士以下的常参官，都一同举荐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各一人，明确说明其治理政绩堪任什么职务，或者是自己亲自熟悉了解的，或者是众人共同推荐称许的。到时候，命令门、御史台核算催促，如果年终没有举荐官员的状文，就要具体上奏，予以惩处。如果十二月内被差遣外出的，也必须在举荐官员之后才能入朝辞行。各司使副、承制、崇班中曾经担任过西北边疆、四川、广南等地掌管兵马、亲近治民职务的官员，也同样适用这个规定。各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具结罪状后举荐部内的官属，不限定人数，要明确说明其在任的政绩；如果没有可以举荐的人以及明显有逾越滥举情况的，也必须加以说明，不得回避推诿。要在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之前到达京城，如果超过期限，由都进奏院具名上报，要依照未申报考核帐目的先例治罪。三司使副则要具结罪状举荐在京城掌管事务的京朝官、使臣，并命令中书设置簿籍，先列出被举荐人的姓名官衔，其次列出他历任的功过以及举荐人的姓名、荐举的次数，一份留在中书，一份常在五月一日呈进宫内。次年的簿籍内，仍要计入以往的功过以及荐举的次数，使臣的簿籍由枢密院设置。两省、尚书省、御史台官员，凡是奉命出使巡视归来，都必须采访所到之处及经过的邻近郡县官员的政绩善恶来上报。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到达京城时，各自要写明前任所辖部内官员的政绩能力如何，以及邻近州县、途经地方所访闻到的官员善恶情况，也必须一并上奏，先在门投递之后，才能入朝进见。有的是朝廷需要征召使用的重要人才，以及有难以处理的棘手州县公事，都要在上述簿籍中挑选过失较少、举荐任用及政绩记录较多、资历也相当的人来委任，并在授官的敕命中一一列出举荐人的姓名。如果能够一任期满、政事办理有成效，就特别予以升迁；如果没有办出成效，本人所犯虽不至于去职，也要调往闲散怠慢、偏僻遥远的地方。内外群臣中共同举荐三人以上都办事有成效的，由中书、枢密院具名上奏请旨，应当予以嘉奖；如果共同举荐三人都办事无成效，所犯罪责不至于去职的，也要上奏请求裁决，应予以责罚降职；如果功过参半的，也要折抵相当。"

天禧三年，吏部铨上奏说："本司所管的令、录官职略多，而官职空缺很少，请求暂时借用审官院所管辖的京朝官知县的空缺让他们担任一任。"皇上下诏命审官院把五千户以下的县借给吏部铨。

仁宗天圣六年，下诏："审刑院举荐在京担任刑法官职的常参官为详议官；大理寺详断官、刑部详覆官、法直官，都要举荐熟悉法令的幕职、州县官来担任。从今以后凡自愿请求考试法律的人，必须已满五考，并且要有人举荐才能允许他考试法律三道、律疏二道，还要判断大小案件各一道，达到合格标准的才算通过。"

当时举荐官员、提拔人才，没有固定的制度。国子监缺讲官时，曾经下诏命令各路转运使举荐通晓经义的人；有时想破格用人，又曾经下诏命令近臣举荐没有赃罪、且历任通判并有能力担当繁重职务的常参官，已经获得升迁的官员以及执政大臣的近亲近属不得被举荐；想要选任边疆要地的官员，又曾经下诏命令从节度使到门使、知州军、铃辖、各司使，举荐能担任边疆将领的殿直以上武官，有时命令三司使以下到天章阁待制一并举荐奏报；边疆有战事警报时，又或下诏各转运使、提点刑狱、升朝官举荐所辖部内能够胜任将帅的官员；三路的知州、通判、县令，都下诏命近臣举荐廉洁能干的官吏来担任，不拘泥于资格限制。至于精通文才的士人、擅长钱谷的人才、通晓刑名之学的人，都根据当时的需求而分别加以举荐。而按常规等待铨选的官员，也可以借郊祀大赦而减少等待调用的时间。后来又立法规定：所举荐的人如果尚未升迁而所犯罪行赃

译罪已经暴露的，举荐人可以免于问罪。自天圣年间以后，被举荐得到升迁的人相当多，舆论担忧此制过于冗滥，于是开始告诫近臣，如果不是奉旨专门要求就不得随意举荐官员。又下诏加以整顿，以此作为对徇私阿附举荐的惩戒。那些已经升任为部使者的人，不得再被推举。已经被错误推举而受到提拔任用的，允许当事人自陈实情不符，不会因此被追究连带责任。

又下诏规定，官员经磨勘升为京官的，将考核年限从四考增加为六考，将所需举荐人数从四人增加为五人，犯有私罪的还要再加一考。举荐人虽然多，但如果没有本道使者的举荐也算不符合规定。有的舆论认为身、言、书、判这四项没有实际用处，就废止了这个考核方式，而试判词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因循守旧，没有实际的取舍标准。

御史王端认为："按法度只须有两名举荐人，就可以任命为县令；担任县令期间没有过失，就可以升任职事官、知县；再没有过失，就可以改任京官。这实际上是只凭两名举荐人的举荐，就保证了他三任的仕途。朝廷起初没有互相参照、反复考核的方法，偶然侥幸没有过失，就轻易信任而委以重任，因此许多庸碌无能的人都得以自我升迁。如果一直沿袭不加以革新，这个弊病将会越来越深重。"于是制定法令：被举荐担任县令的官员，任期内又有人举荐才能升迁，否则就按普通铨选程序，不得随意破格升补。当时又增设了限制：常参官已经被授予外任的官职，不得再奏请举荐。京官现任知州、通判，升朝官兼任兵马都监、各司副使以上的官员，以及在京担任员外郎、曾经担任过知州、通判的官员，各司副使中曾经担任过兵马都监的人，才准许予以举荐。第二年，流内铨又裁减了内外臣僚每年贡举的名额，文臣从待制到侍御史，武臣从观察使到各司副使，各自举荐官吏都有等级限额，不得随意超过；而被举荐的人必须有本部监司、长官、按察官作为举荐人，才能获得磨勘的资格。睦州团练推官柳三变到任还不满一月，知州吕蔚就举荐了他。侍御史知杂郭劝进言："吕蔚还没看到他的良好政绩就举荐他，这是出于私心。"于是规定到任必须满一考，才可以被举荐。又下诏："应选人经过六考改任京官、而曾经犯有私罪的，要再加一考。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官员，每年举荐京官不得超过二人，那些曾经参与朝政的官员不得再被举荐。"从此举荐官员的数目大为减少。又命令监司根据所辖州郡的多少、事务繁简的差异来确定举荐名额的多少，不是本部所辖的不得随意举荐。此后又增加举荐人到三名。这是因为官职冗滥的弊病日益严重，所以保荐的法度，大体上是先简略而后逐渐详密。

仁宗朝，尤其重视应选人升迁为京官的事情，虽然有关部门引见问对后依法应当予以升迁，皇帝也要亲自考察其是否得当才准许。

苏轼《策别》说："国家选取人才的途径，有制策，有进士，有明经，有……"（原文至此中断）

译诸科出身的官员，有靠祖上恩荫入仕的，有出身府史杂流的。这些人虽然人数众多，倒也没有什么妨害。真正决定他们一生进退的关键，在于召见改官的那一天，这一点尤其不可不加以爱惜和慎重对待。

如今议论此事的人不过说：'增加他们的资历考核年限，并要求他们完成一定数量的举荐官员的名额，那些人也不过是勉强应付罢了。等到资历年限已经够了，举荐官员的数目也达到规定，他们就会拿着文书凭证，一定要向朝廷要官，即使成百上千人一起来，也没有人敢不全部给予。'

我私下认为，如今的弊病正在于过分依赖成文的规定，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制度，使得天下人只要熬够年月就一定能得官，这实在很可惜。

当今可行的办法，不如让六考以上的官吏都可以将姓名上报吏部，吏部根据他们资历考核年限的长短、举荐官员数目的多少，依次排定名次，然后让一两位大臣共同加以考核，参照他们才能器识的优劣来确定等第，年终上奏朝廷，由天子裁决任用或罢黜。估算天下官吏每年因病故、获罪罢免的有多少人，据此增加录用的名额，用所奏报的等第人选来补充,补满定额就停止。这样使得授予或罢黜也掺杂在贤与不肖之间来决定，而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那么天下的官吏就不敢存有必定能得官的侥幸心理，就会自我奋发磨砺，以求在当时有所声名，而先前所说的用人的最大弊病,就会不费力气自然消除了。

然而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法度不确定，而以才能优劣作为差等，这是给徇私好恶开了方便之门。'我认为不是这样。所谓法度，本来是用来保存大的纲纪的，至于其中的具体出入变化，本就应当交给人去掌握。从前唐朝拥有天下时，应举进士的人成群结队地到主考官门下,这是因为唐代的制度，只信任主考官一人。因此主考官能够搜罗天下的贤才俊杰，并且熟悉了解他们的为人，到了考试那一天，其实早已心中有数、不取那些不该取的人了。唐代得人才之盛，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兴旺。如今把姓名上报吏部的，每年不过数十上百人，让一两位大臣得以访问参考他们的才能，即使有失误的，大概也已经很少了。如果一定要说：'依靠法度而不依靠人，天下的人一定不可信任。'那么那种一成不变的制度，我也不知道它就一定不会被人用来营私舞弊。

又说：天下的官吏，不可能一个一个都了解清楚，所以让上级长官来举荐；又担心他们出于私心举荐而选不到合适的人，所以又让上级长官对所举荐的人负责担保，日后如果出了问题，就要连坐处罚，被举荐者过错越重，举荐者所受的处罚也相应加重。

况且人是很难了解透彻的，这一点连尧舜都感到为难。今天做善事，明天却做恶事,尚且不能保证一贯如此，何况经过十几年之后，当年年幼的人已经壮年，当年壮年的人已经年老，却还要拿他当初一时的评语，让举荐者一同承担罪责，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天下的人，做官而尚未如愿升迁时，没有不勉力向善以求得被举荐的;唯独等到已经改官、无所忧虑之后，就放纵无所不为了。当他还在州县任职的时候，上级长官亲眼见到他廉洁谨慎勤勉的操守，那么形势上就不能不举荐他，那长官又怎能预知他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呢！所以说'如今的法度,是要求人做他做不到的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县之长考察本县的属官，一郡之长考察本郡的属官，职司官考察所辖各郡的官员。这三种情况所辖的属官都不算多，他们贪婪与否、廉洁与否、宽厚还是严苛、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不能说不了解。如今如果有人放牧牛羊却不知道牛羊的肥瘦，这样的人还能算是称职的牧人吗？身为长官，对属下却不了解，这本来就是可以罢免而不足惜的。如今属下的官员犯了罪，而他的长官不立即上报，日后有人告发出来，那么这个长官不过被定为失察之罪，而已经离任的长官又不因此而获罪。失察，是天下最轻微的罪过。职司考察所辖各郡，郡县各自考察所属官员，这并非人力所不能做到的事，而处罚却如此之轻，也真是奇怪。

如今世上之所以严惩贪赃的官吏，是什么原因呢?那些贪婪的官吏,起初一定要伪装廉洁以求得被举荐。举荐他们的都是王公贵人，地位低一点的也是卿大夫一类的人物，他们以自身来担保。做官的人没有不爱护同类等辈之人的，所以这种关系盘根错节，牢固而不可动摇。受连坐牵连的常常有六七人，严重的甚至多达十几人，这就如同盗贼劫持良民作人质来求得侥幸免罪一样。立法造成的弊端，到了这种地步，也应该改变了！

依我的办法，用职司、守令的罪责来治举官的罪，用举官的罪责来治职司、守令的罪。如今使举荐人与被举荐人所犯的罪责相当，即使再加重对举荐人的处罚，也无可奈何，终究不能预先知道谁将终身廉洁才去举荐他，这不过是把责任推给幸与不幸罢了。如果用属官的罪责来治职司、守令的罪，那么按照这种形势,确实能够对他们起到督促考察的作用。我深知贪图私利的小人将无处容身，又何必在举荐官员这件事上感到为难呢。

译石林叶氏说："祖宗（太祖、太宗）时期，监司、郡守推荐属吏，起初并没有固定名额，有合适的人就推荐，所以人人都谨慎慎重不肯轻易举荐，每年改官的人几乎没有几个。自庆历以后，才开始按属县的多少来规定名额。于是各地都只求充足原定名额，不再核实其才能实际情况，每年改官的人于是增加到几倍。有些事本想革除弊端反而造成了弊端，所以本来就不能不谨慎地对待其起初的做法。治平年间，贾直孺担任御史中丞时，曾就此进言，朝廷始终无法处理，因为世情沿袭已久，即使要恢复旧制，也无法做到了。"

英宗时，御史中丞贾黯又进言说："如今京朝官到卿、监一级的共有二千八百多人，可以说很多了。而吏部奏请磨勘尚未引见的候选人，竟达二百五十多人。臣不敢远举前代之例，姑且拿先朝之事来比较：正当天圣年间，法令还算简单，候选官员满四考便可改官，而各路使者推荐属吏，人数还没有限制，而京城台阁及常参官曾任知州、通判的，即使不是属吏也都可以举荐。当时磨勘改官的人，一年才几十个。此后资历考核逐渐增多，而知州举荐属吏，按属县多少来裁定名额，又规定常参官不许荐举人才，这些条例比天圣年间渐渐繁密，而改官的人数本来已经很多了。然而符合资格该磨勘的人，仍然不超过十天就能得到引见奏对，没有需要等待轮候的。皇祐年间，才开始限定监司奏举的名额，法令更加细密，而磨勘等待轮候的人已经不下六七十人。皇祐到现在才十年而已，人数却猛增到三倍。以前法令疏松而人数少，如今法令细密而人数反而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正是因为举荐属吏的人每年被规定了限额，只求充满数额而已。比如一郡长官每年准许推荐五人，如果到年底没有满这个数，就会人人觉得自己被遗漏了。当该举荐的人怕受指责讥笑，想停止却不敢，这就是荐举者之所以人数众多，而真正的人才、廉洁之士未免反而被埋没在无能之辈之中的原因。臣认为应当明白诏告天下，让有合适的人就举荐，不必凑满所限的名额。"天子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加以申明告诫。

第二年，下诏说："朝廷内外臣僚每年得以举荐京官的名额，按原有数目以三分计算，减去一分；举荐职官的，若已有三人举荐，任满后按法选用。"这是用来分减举荐者的名额，以精简京官人数。这一年，判吏部流内铨蔡抗进言说："奏举京官的人还是太多，估计要两年的引见奏对才能完毕，计算每年所举荐的，不下一千九百人，被举荐的人既然多，那么等待磨勘的人就更多。而且如今天下官职名额多而空缺少，大约三人等待一个空缺，如果不稍加改变，将来除授官职会更加困难。臣愚以为可以废除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每年举荐官员的法令。"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举荐官员的名额更加减少了。

治平三年，命令宰相、执政大臣各举荐馆职人选五人。在此之前，皇上对中书省说："水涝成灾，进言的人说过失在于不能荐举贤才，这是为什么？"欧阳修说："如今进用贤才的路子狭窄，以前进入馆阁有三条路径，如今已堵塞了两条。进士科考中高第，是一条路；大臣荐举，是一条路；因差遣依例除授，是一条路。以往，进士前五名以上都能应试，第一名及第的，有不到十年就做到宰相辅臣的；如今第一名要任满两任才能应试，而第二名以下就不再准许应试，这样高第一路就堵塞了。以前，大臣荐举后立即召来考试，如今只让登记造册，等到有缺额才考试，这样荐举一路也堵塞了。只剩下因差遣依例除授的，其中一半是靠年资积累、年老多病的人，这就是臣所说的荐举的路子狭窄。"皇上采纳了这个说法，所以有了这道命令。韩琦、曾公亮、赵概等人举荐了蔡延庆以下共二十人，都命令召来考试。宰相大臣认为人数太多，感到为难，皇上说："既然已经委托诸位举荐人才，如果确实贤能，何必担心人数多呢？先召蔡延庆等十人来考试，其余的等以后再说。"

石林叶氏说："本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都寄居在崇文院，实际上并没有另外的馆舍，只是各自把

译库藏的书籍分列在廊庑之间罢了。直馆、直院称为'馆职'，用其他官职兼任的称为'贴职'。凡是状元、制科出身的人任满一任还朝，就考试诗、赋各一篇进入馆阁，否则就靠大臣举荐再经考试，这叫做'入馆'。官制推行以后，废除崇文院改为秘书监，在其中建立秘阁，从秘书监、少监到正字，都列为职事官，废除直阁、直院这些名称，而藏书库仍然存在，只把直秘阁作为贴职之首，都不经考试就授予，大概只是特意用来作为一种恩宠而已。"

治平四年，陈汝羲在学士院应试，成绩中等，被授予集贤校理。御史吴中进言说："近来挑选十人先试馆职，而陈汝羲也在其中，渐渐变得冗滥，况且诗赋并不是用来经国治民的学问。请求改用两制官员荐举，同时废除诗赋考试，改用策论。"朝廷下诏命两制官员详细商议。这一年，考试胡宗愈等人，仍然用诗赋。熙宁元年，废除诗赋考试，改用策、论。二年，王介等五人，开始用策、论在学士院应试，都被授予馆职。此后接连几年都有应试的人，苏税、陈睦、李清臣、刘挚、王钦臣等人，都是通过考试被授予的。四年，太常丞许将把自己的著作进献朝廷，被召来考试，任命为集贤校理。五年，吕公弼举荐王安礼有才能可以担当重任，皇上召见对答称旨，想要破格重用他，他的哥哥王安石推辞了，于是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曾布曾经举荐邓润甫可以充任经筵、馆职，朝廷下诏调取邓润甫应制科的进卷来审阅，提拔他为集贤校理。

旧制度中，凡是设立考试来对待候选士人，纳入铨选注官系统的，除了荫补、铨试之外，还有进士科的律义考试、武臣的呈试材武以及刑法等官员的考试，其中铨试所涉及的对象最为广泛。荫补人员初次参加选官，都要考试律令和诗；已经任职而没有政绩劳绩、没有荐举也没有免试恩典的，都要考判词。熙宁改革制度以后，大致都考律义、断案议，后来又增加考经义。考中的人都能依次参加铨选注官，这就是铨试的大概情况。

按语：这个时候进士、候补选人中守选待缺的人，也都要经过考试然后才能放官，然而尤其详备的是对荫补人员的规定。

四年，下诏说："按照旧例，二府大臣（宰相、枢密使）初次任职时，要各举荐所了解的人才三人，用来考察大臣的能力。近年来大多是因为迎合请托谋求名誉，举荐得不公正。今后命令中书省、枢密院，凡是举荐人才都要明确说明其才能所长，能够胜任什么职事，以符合朕为官职选择人才的本意。"

熙宁二年，陈升之被拜为宰相，按照惯例为侯叔献、程颢都安排了堂除的官职，又升迁一任。皇上说："荐举士人不考核才能实际，因为是辅臣的缘故就按照惯例得以晋升官阶、升迁任职，这算是什么做法？"于是废除了二府大臣初任时举荐官员的制度。

熙宁二年，御史请求废除由中书堂除选任知州的做法，曾公亮坚持认为不可以。皇上说："精心挑选审官院的人来负责这件事，有什么不可以呢？"王安石说："中书省所统辖的事务已经很多了，通判的任命也有属于堂选范围的，白白造成滞留，无法精心挑选，把这些事归还给有关部门负责，是合适的。"

按语：考核选拔儒生，是有关部门的职责，如今认为礼部主持的考校不够妥当，一定要等待皇帝亲自策问。进退百官，是宰相的职责，如今认为中书省选择人才会造成滞留，就把这件事全部交给审官院，轻重的次序就颠倒了。何况地方长官的职任，关系到千里百姓的安危祸福，不是其他官职可以相比的，而朝廷竟然完全不过问，那么所谓"中书所统辖的事务已经很多"这种说法，难道有比举贤退不肖更重要的事情吗？

三年，设立审官西院。旧制度：文臣京朝官，由审官院主管；武臣内殿崇班到诸司使，由枢密院主管；供奉官以下，由三班院主管。到这时，下诏说："枢密院的职任重大，不应当亲自处理有关部门的具体事务。把审官院改为东院，另外设立西院，专门负责阁门祗候以上诸司使的磨勘常规差遣事务。"又下诏说："川陕、

译福建、广南七路的官员任满卸任，往返迎送十分劳苦，命令转运使按规定就地委派注官，免除他们赴京参加铨选。作为正式法令。"后来又增加湖南为八路。

皇上因为以前的举官往往是因为请托谋求得来的，人数又多又滥，想要革除荐举制度，全部改用统一的公开法则，于是下诏内外举官的法令全部废除，命令吏部、审官院商议制定选官的标准格式。

四年，下诏堂选、堂占全部废除。吏部开始制定选官的标准格式，其法令是各按所任职事，根据历任的功绩状况制定标准，以此来对待铨选注官。

代理开封府推官苏轼进言说："大凡名位爵禄，是人人所争相追求的，一定要让人积累功劳而后才能升迁，以此表明官位持久而难得，那么人人才会安于自己的本分，不敢急躁地追求。如今如果多开一些骤然晋升的门路，让人有意外获得的机会，公卿、侍从之位，一步之遥就可以谋取，那些获得的人既然不肯以侥幸自居，那么没有获得的人必定都会以沉沦下僚而叹息，会使天下按常规候选的人产生非分之想，以不如别人为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想要指望风俗淳厚，怎么可能做到呢！候选人改任京官，通常需要十年以上，历经种种艰险阻碍，锱铢必较，其中只要有一件事情不顺，往往就会终身沉沦被弃。如今却因为一个人的举荐就授予他官职，还担心不够称心，官服随即而至，那么那些靠积累功劳、按次序等待长久才得到官职的人，又怎么能心悦诚服呢？那些按常规候选的人，无论是当县令还是其他职务，官员名额多而空缺少，长久以来已经是个问题，不能再打开多种途径，让投机取巧的人有机可乘。如果投机取巧的人侵夺得太厉害，那么老实拙笨的人就会陷入窘迫无聊的境地，利害对比之下，不能不加以省察。所以近年来朴实拙笨的人越来越少，而巧于钻营晋升的人越来越多，希望陛下重视这个问题，怜惜他们，哀悯他们，救助他们。就像近日三司所进言的，让天下各郡各选一人，负责催办三司的文书事务，允许他们优先挑选官职，以此酬报他们的辛劳。那么几年之后，审官院、吏部又会多出三百多人可以优先占据空缺，那些按常规候选、等待轮候的人，不是更加艰难了吗？此外还有负责勾当发运均输的官员，巡视农田水利的官员，已经振作了监司的体制，各自怀着求取晋升的心思，转对的官员盼望以称合圣意而骤然升迁，上报政绩的人谋求评为优等而迅速得到提拔，用势力互相争胜，用言辞互相标榜，那么名实就混乱了。希望陛下以简约平易作为治法，以清静无为作为治心之道，使奸邪之人无隙可乘，而百姓的德行归于淳厚。臣所希望使风俗淳厚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

按语：废除各部门的荐举，把铨选之权交给吏部，这是熙宁年间制定的法令，大概是用来显示最公正、断绝侥幸之门的做法。如今东坡先生所说的却是这样，难道这个法令只是用来对待遵守常规、安分守己的人，而那些阿谀迎合时政旨意、附会新法的人，比如所说的六七个年轻人、四十多个使者之类，从一开始就不在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吗？

哲宗元祐年间，司谏苏辙进言说："祖宗旧有的法令，凡是恩荫补官的子弟年满二十五岁，才准许出任官职，其余进士科、诸科出身的人，初次授官以及已经任职而应当守选候补的，如果没有遇到恩赦就不能重新参加铨选。先朝担忧官吏不熟悉法律条令，想要引导他们学习法令，于是减少了恩荫补官人出任官职所需的年限，废除了守选候补的法令，一概命令他们考试法令，考中的人可以随即得到注官。从此天下人争相诵读法律条令，对处理事务不能说没有帮助。然而人人都学习法令，那么应试没有考不中的，所以恩荫补官的人按惯例减少了五年的年限，而候选人不再受守选年限的限制。吏部官员名额多而空缺少，听说如今已经用到了元祐四年夏秋的空缺，官员冗滥到这种地步也算是到极点了！应当追溯恢复祖宗守选的旧法令，而候选期满之日，同时施行先朝考试法令的科目，这也是当今的

译便利之法。"

恩荫补官进入学校学习，修习学业满一年，没有犯上等三级处罚的，才准许参加铨选考试。（详见《学校门》）

御史上官均进言说："定差法不合适之处有七点：诸路参加铨选时，是通过考试才得到任命，而八路却可以随意直接挑选，这是不平均之处一；诸路官吏的选任，有的要等待考试，有的要等待轮候，大概要经过七年，才能完成一任，粗略计算八路就地注授的情况，若也是七年，已经经历三任了，这是不平均之处二；八路虽然有因过失被停职罢免的，但仍然允许随意挑选注授，而其他各路官吏没有过失的，还要经过考试法令，等到满一年才有资格拟注，这是不平均之处三；候选官员的俸禄，一旦离任就随即停发，又要等待轮候大概四年，才能再次得到俸禄，而八路等待轮候的人，又允许暂时代理，俸禄没有中断的日子，这是不平均之处四；八路本地人得到特奏名恩典的，可以免试就地方便注授，年老体衰，不再指望升迁，往往营私废弃职守，这是弊端之五；在八路任职久了，人脉关系既多，本地人挑选注授本路的官职，难免有亲戚故旧的请托嘱托，这是弊端之六；八路的监司，地方偏远而权力专断，即使荡然抹灭功过名次的记录，人们也不敢争辩较真，所以有权势的人多能得到优厚便利的差遣，而孤苦贫寒的人则受阻滞留，这是弊端之七。定差法的本意，只是为了节省迎来送往、雇人的费用，然而事情到了极端就会产生弊端，八路的空缺常常有余，吏部的空缺常常不足。如今立法交替使用，而运司定差仍然占了一半，这是一半平均一半不平均。听说迎来送往、雇人的费用，一年计算下来支出不小，用坊场、河渡的税钱已经可以够用了，请求把八路的定差全部归并到吏部统一处理，这样才最为公平方便。"

左仆射司马光进言说："臣私下认为为政的要领，没有比得人更重要的了。百官各称其职，那么所有事务都能治理好。然而人的才能秉性，各有所长，有的德行优良而才能不足，有的擅长这方面而短于那方面，即使是皋陶、夔、后稷、契这样的贤臣，也只能各自守住一个职位，何况是中等资质的人，怎么能求全责备呢？所以孔门用四科来评论士人，汉朝用多种途径来选拔人才。如果专挑毛病掩盖优点，那么朝廷就没有可用之人；如果按照才能授予适合的职任，那么世上就没有可以抛弃的人才。臣有幸蒙受提拔，忝居宰相之位，谨慎选拔百官，本是臣的职责，然而臣的见识浅陋，见闻狭窄。了解人才的困难，是圣贤都重视的事情，天下如此广大，才俊之士多如林木，有的因为恬淡退让而沉滞下僚，有的因为孤苦贫寒而被埋没遗漏，怀抱美玉而身穿粗布衣裳，怎么能都周全地了解到呢？如果专门依靠所熟识的人，就有挟带私心的嫌疑，难以使众人心服；如果只按照资历次序，那么官不称其职，又怎么能达到大治呢？不如让在位的高官，每人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才，这样才能既做到最公正，又不使民间有遗漏的贤才。臣想要请求朝廷设立十科来举荐士人：一是行为道义纯正坚定可以做为师表的科目（无论有官职还是没有官职的人都可以被举荐），二是节操方正可以担任谏诤献纳职务的科目（举荐有官职的人），三是智勇过人可以担任将帅的科目（举荐文武官员中有官职的人），四是公正聪明可以担任监司的科目（举荐资历已达知州以上的人），五是经学精通可以担任讲读官的科目（无论有无官职的人都可以举荐），六是学问渊博可以担任顾问的科目（同上），七是文章典雅华丽可以担任著述之职的科目（同上），八是善于审理狱讼、能公正得实的科目（举荐有官职的人），九是善于治理财赋、能兼顾公私利益的科目（举荐有官职的人），十是熟悉法令、能够裁断案件请示定夺的科目（同上）。凡是职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大中大夫，职名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每年都必须在这十科当中举荐三人（不是说每一科都要举荐三人，而是各按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在十科之内一年总共举荐三人），要写具奏状说：'臣切见某人有什么样的德行才能（必须列举具体的事实，不能只是空泛的虚词。地位在上的人可以举荐地位在下的人，地位低的人不能举荐地位高的人）

译，臣现在保举他能够胜任某科，如果蒙朝廷提拔任用之后，如果不像所举荐的那样（是指举荐他行为纯正而后来违反名教之类的情况），或者犯了贪污受贿的罪行，臣甘愿服从朝廷的刑典处罚，绝不推辞。'等到奏状呈报之日，交给中书省登记造册，抄录举荐人和被举荐官员的姓名，另外设立应当举荐官员的臣僚名册，到年终若没有举荐或者举荐人数不足，就按律弹劾处理。或者遇到京城内外有事务，需要派官员去查勘、商议、检点、磨勘、清查、催促、审讯、裁定，就委托执政大臣亲自查阅各个名册，各按所举荐的科目挑选官员，命令他们试行管理这些事务。如果能够办理成功，就另外设立名册记录他们的功劳政绩，遇到本科的职任出现空缺（比如说经筵讲官或者学官出现空缺，就选用行义纯固、经术精通等科的人；台谏出现空缺，就选用节操方正科的人之类），就委托执政大臣亲自查阅各个名册，选择才能名声相称、或者举荐人多、有功劳政绩的人补充，同时在此人正式除官的官敕告身前面，一律列出举荐人的姓名于后面。如果被举荐的人不像所举荐的那样，那么举荐的人就按照贡举非其人的法律定罪；如果犯了直接贪污受贿的罪行，举荐的人减三等定罪。如果是因为受贿徇私而举荐的，罪名重的，就依照更重的法律处罚。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宽恕，即使是身为现任执政大臣、朝廷不可缺少的人，也必须降官示以惩罚。这样才能使人人都慎重谨慎，使所举荐的都是合适的人才。"

司马光又说："朝廷执政大臣只有八九个人，如果不是旧交故友，就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德行才能。这样不但会有徇私的嫌疑，而且所了解的范围也太狭窄，怎么能穷尽天下所有的贤才呢。如果采集访求人们的褒贬评价，那么就会喜爱被称誉的、憎恶被诋毁的，其中真假各种情况千差万别。与其听信别人游说传扬的言论，不如让他们承担罪责保举人才。所以臣奏请设立十科来举荐士人，其中一科是'公正聪明可以担任监司'，臣确实知道请托干求、挟带私心的情况不可能完全没有，但只要有不像所举荐那样的情况，就严加谴责，绝不宽恕，那么今后自然会谨慎地挑选，不敢随便举荐了。"皇上下诏都听从了这些建议。

下诏说："大臣奏请举荐馆职人选，一律按照制度召来考试后才授官。朝廷特别除授的，不适用此项法令。"

在此之前，右正言刘安世进言说："祖宗对待馆职的做法，是把他们安置在英才俊杰荟萃之地，用以磨砺他们的名节，让他们博览古今图书，以此启发增益他们的聪明才智，稍稍优厚他们的俸禄，不用官吏日常事务来要求他们，这是用来滋养增长他们的德行器识，培养他们成为名卿贤相的做法。近年以来，馆职的选拔逐渐变得轻率。有的是因为世袭恩赏，有的是因为军功，有的是酬报聚敛财富的能力，有的是迎合权贵的举荐，从未经过考试比较，就获得了贴职。多开了侥幸得官的门路，恐怕不是祖宗的用意。希望明白诏告执政大臣，详细考察其人的文学、品行操守，审察确实可以长期培养的，然后才召来考试，不经考试就不得随便授命，这样才能使名位职位受到重视而贤能之士得以进用。"到这时朝廷才下诏命，然而这个建议并没有完全实行，刘安世又上奏说："祖宗时期，进入馆阁的很少不经过考试的，只有那些名望实绩素来显著、治绩显明昭著的人，或者屡次担任持节的使职、或者调任镇守大藩的人，为了表示特别的恩宠，才让他们兼任贴职。如今既然已经接受了臣的建议，追复了旧的制度，却又有所谓'朝廷特别除授的不在此限'的规定，这样就是不问人才的高低、资历的深浅，只要不是通过奏请举荐的，都可以直接除授。名义上是改革，弊病的根源却还在。希望仿照旧例，只有达到一定的资历次第以及转运使一级的官员，才可以特别授命除官，这样才能堵塞侥幸之路，使馆职的选拔更受重视。"

熙宁四年，殿中侍御史吕陶进言说："郡守统辖疆域千里，管理百姓万众，关系着百姓的安危祸福，而如今

译不考察能力好坏，一律按照资格任用，凡是曾经两次担任通判，有三个人举荐的，就能得到知州之职了。这种做法不公正、不明智的，十个郡当中占了三四个，这就是天下百姓有一半失去了很好的抚养管理。请求命令朝廷内外的侍从大臣，每年各举荐可以担任郡守的人才三人，不太看重资历而采纳公正的评价，希望以此来选择人才、庇护百姓。"于是下诏："朝廷内外的待制、大中大夫以上官员，每年举荐已两任通判资历、能够胜任知州的人一名，登记在吏部名册中。遇到三路以及一州辖四县以上的地方，郡守出现空缺，先委任本来资历相符的人，其次按照名册顺序委任被举荐的人。"八月，殿中侍御史韩川进言说："近来命令大中大夫以上官员每年举荐郡守人选，而没有被举荐到的人，即使考绩评为优等，也都没有被列入候选，这是过分依赖举荐作为凭信的做法。然而大中大夫以上的官员，大都在京城，只有那些奔走请托、辗转钻营的人，常常能够得到举荐。而那些身处偏远、地位卑微的人，即使担任郡守很久，治绩显著，考绩评为上等，偶然因为没有得到举荐，反而地位在通判之下，不许进入三路以及辖四县以上的州郡。而且州郡按照辖县多少来划分简易繁重，也未必完全恰当。因为事务的繁简在于具体事务而不在于辖县多少，本来就有辖县多而事务不繁重的，也有辖县少而事务不简单的。希望参照考核政绩的实际情况，制定成通行的法令，不再按照辖县多少来划分繁简。"朝廷下诏命吏部制定法令上报。不久，每年举荐积累的人数太多，吏部没有足够的空缺来授官。四年，于是废除了大中大夫以上每年举荐郡守的法令，只有奉皇帝诏命才举荐。

绍圣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砺请求："稍微责成吏部甄别官员的才能优劣，凡是京朝官才能政绩确实有可以记录的，由尚书和郎官铨选甄别后把姓名上报，三省分三年考察他们，考核高的就引见奏对，其次就试用，考核低的就退回原来的候选序列。如果按照资历、举荐条件应当列入高等，但才能品行不相称的，允许上奏降低他的等级。凡是这些都大略允许超出常规法令加以升降黜陟，每年各不超过三人。"

徽宗政和六年，臣僚进言说知县、县令共有一百七十多个空缺，没有人愿意前去就任。朝廷命令吏部安排处理。不久吏部就在候选人中挑选应当就任的，按照他们的资历，从高到低，不问是否愿意，直接委派注授，就像强制委派法一样，于是就出现了户籍在福建却被强行注授四川官职的情况。第二年，皇上知道路途遥远难以赴任，特别允许就便按家乡所在地委派注授，路途即使远，也不超过三十驿站；已经注授的允许改注。

重和元年，臣僚进言说："八路的定差法，年代久了弊端很多，曾经探究其根源，在于所托付的人不合适，而且举荐的职责也不专一。四选之中在吏部管辖的部分，由尚书、侍郎专门总管其事，而八路则委托给转运使。转运使既然把军队储备、官吏俸禄、供给馈送、支移调度当作自己的责任，就把差遣注授看作次要事务，于是就交给主管文字的官员负责。这个官员又把稽核考察簿书、检查勘验文书往来当作首要任务，不再专心研究差遣注授之事，于是就交给士案的胥吏负责，大都是吏员拟定，而佥厅只是象征性地看一下成文的批复而已，这样怎么能不使法令荒废呢！近年以来，贿赂公然横行，按照贿赂的多少来决定所授空缺官职的高低。甚至有人说：'某个空缺供给丰厚，送我一季的收益，就可以委任你了；某地田租优厚，把一份的收入归我，我就派你去。'那些原本清贫不廉洁的官吏，也增加贿赂来谋求官职，然后在到任之后想办法找补。偶尔有刚正不肯行贿的人，那么他的定差文书，就会被脱漏词句、隐去关键条目，等到呈报吏部，一定会被驳回，等他重新参详补报，已经过去半年了。士大夫因为身在八路，情势上必然有所畏惧忌讳，如果一定要投诉，那就是投诉自己所隶属的监司，因此空缺很多而没有得到调任的人也很多。应当督促考察主管这项事务的官员，年终依据吏部所退回的文书情况，看其中的难

译题有无、多少，作为考核依据加以赏罚，这样才可以做到公正拟定注授而杜绝官吏受贿。"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并立为法令。

升官改秩、荐举任用的法令，候选官员用来晋升资历、改变官阶，京朝官用来升迁任职，过去都有相应的制度。自熙宁以后，又加以调整增减，所以举荐都限定名额，而且每年又分批举荐，制度更加详备了。

在此之前，候选官员应当改任京官的，必须在便殿受到皇帝接见。旧制度是每五天引见一次，每次不超过两人，后来等待轮候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超过两年才得到引见的。皇上怜悯他们滞留过久，到元丰四年，就下诏每一批引见四人，以便利这件事。

熙宁四年，规定了十六路提点刑狱官员每年举荐京官、县令的名额：京东、京西、河东、淮南路，京官七人，职官三人，县令五人；成都府、梓州、江南东、江南西路，京官五人，职官三人，县令四人；福建、利州、荆湖南、荆湖北、广南东、广南西路，京官四人，职官三人，县令二人；夔州路，京官三人，职官二人，县令二人。

六年，下诏察访官举荐京官、职官、县令的名额：河东、两浙各十二人，其余各路十人，升迁提拔不限定数目。

在中都担任官职的候选人，过去没有荐举的法令。到这时，下诏规定其属下有六名候选官员的，每年可以举荐三名。又规定提举市易司每年举荐京官五名。

元祐元年，每年荐举升迁的名额开始设立限额，比照举荐改官以及职官、县令的数目。恢复了通判的举荐法。下诏每年举荐京官、县令各一名，并且轮流交替举荐。采纳孙觉的建议，候选官员改官，每年以一百人为限额。

绍圣元年，右司谏朱勃进言说："候选官员初次受任，即使有才能的人，按法令也不能举荐为京官；而有的凭借权势善于钻营请托的人，职官、县令的举荐名额已经用满，又一并向改官的举荐名额谋求。"朝廷下诏规定历任经历满三考，而资历已进入幕职、令录一级，才准许举荐他改官。又进言说："候选官员改官每年限额一百人，而元祐年间变更法令，三人一批，每月引见三次。积累到如今，等待轮候的人不下二百八十多人，按照这个数目计算，要经过两年三季才能引见完毕。请求参照元丰年间的法令加以增减调整。"朝廷下诏依照元丰年间的规定五天引见一批，一批三人，每年不超过一百四十人，等到轮候的人不到一百人的时候，另行奏请规定。

大观四年，裁减国学正、副长官每年举荐改官的名额并加以限定，大司成十五名，祭酒、司业各八名。

政和三年，尚书省修订制定改官的标准："承直郎到登仕郎经六考，将仕郎经七考，有改官的举主而且经过吏部这一职司考核合格的，就予以磨勘；如果因为犯有公私过失，各按情节轻重增加考核年限以及举荐官员的名额有所不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七年，臣僚进言说："官员冗滥、吏员增多，本来是因为进入官员队伍的人日益增多。熙宁年间郊祀恩典，文武官员因恩荫补官的总共六百一十一人；元丰六年，候选官员磨勘改任京朝官的总共一百三十五人。近来考察吏部的记录，政和六年，因郊祀恩典而恩荫补官的大约一千四百六十多人，候选官员改官的大约三百七十多人。这样进入官员队伍的人既然日益增多，吏员就越来越多，想要节制这个来源，只有严格遵守磨勘的旧法令，不能随意迁就、随便授予而已。而且如今的磨勘，有的是靠所在局务减少考核年限，有的是用远地任职减少举荐官员的名额，有的是用功劳奖赏来比照，有的是因为大臣的特别举荐，有的是因事到京城而不用满任年限，有的是按法令有妨碍而准许提前改官的，这些都是抛开法令使用惯例。法令不能加以约束，而惯例日益繁多，如果不加以裁减，将来又会比现在增加数倍而无法估计。请求下诏三省和吏部：原来有正式法令的，自然应当照旧执行，其余的一概不得援用惯例。"朝廷下诏："只有川、广一带水土恶劣贫弱的地区，允许按照制度减少举荐名额，其余地方一律按照元丰年间的法令执行，

译崇宁四年制定的法令不再施行。"

高宗建炎初年，下诏就在皇帝驻跸的地方设立吏部。当时四选（候选官员的名籍档案）散失，姓名籍贯都无法查考，于是开始下令各道州、府、军、监，逐条列出所辖官吏和寓居官员的籍贯、年龄、出身、历任经历、功过表现、举荐人、到任离任的月日，编成名册。

下诏："京畿、京东、京西、河北、河东的士大夫在吏部注授官职的，即使还没轮到铨选但年龄已到的，都准许注官。"二年，下诏："赴行在参加铨选的京官，命令吏部审核衡量，不是政和以后进献书颂或者直接赴殿试的人，才准许参加铨选。在吏部候选的知州军、通判、签判以及京朝官知县、监当官，原来以三年为一任的，命令暂时改以两年为一任，等到战事停息后再恢复旧制。"这是因为赴调参选的人聚集在东南，铨选法令因此滞留积压的缘故。

四年，进言的人评论说："近来主管铨选的官员，不能坚守法令。自从王黼当权用事以来，凡是有人到中书省或吏部谋求空缺的，只要批一个'取'字，即使已经注授给别人了，也要夺过来给他，甚至吏部有好的空缺，就秘密透露出去以此自我表功谋利。使得贫寒边远的士人受害，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希望明白告诫吏部的正副长官，从今以后，中书省或者提取吏部的空缺，一律都必须坚持原来的规定，不得供报（提供空缺信息给中书省）。"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绍兴元年，下诏馆职候选人到任满一年，通算计入四考之内，并且允许自己申报改官。

候选官员改官，过去没有固定的名额。绍兴以后，多的不超过九十人，少的甚至只有五十人（绍兴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捕盗以及职事官都不计算在这个数目之内。三十二年，竟达到一百一十三人。孝宗对此感到忧虑，隆兴元年四月，下诏以一百人为限额。乾道三年七月，又把四川一并算入，共计一百二十人。七年十月，有关部门请求不限定名额，皇上批准了，当时是虞丞相（虞允文）主持朝政。淳熙初年，皇上因为官员冗滥，逐渐从严把控升官改秩的命令，于是六年引见改官的人不超过七十人，捕盗官员也计算在内。周洪道担任吏部尚书，七年二月，因此请求以七十人为限额。这一年四月，又增加到八十人，职事官一并引见改官的六十五人，四川换给官职的十五人，特旨改官的不计算在内。十三年三月，又下诏职事官改官在八十人的年度限额之外另计。从此每年改任京官的仅有一百人，如今就成为永久的定制了。奏请举荐京官，祖宗时期没有固定名额，有合适的人就举荐。太平兴国以后，各州通判也可以举荐京官。熙宁年间，用这个名额来作为提举常平官的员数。元祐年间，曾经暂时恢复过这个做法。到绍圣年间又废除了。淳熙六年九月，皇上因为每年举荐京官的名额太滥，命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台谏官员商议这件事。王仲行、傅希吕当时兼任给事中，于是请求六部、寺、监（户部右曹郎官同样处理）每年减少举荐名额三分之一，各路监司减少四分之一，礼部、国子监正副长官减少三分之二，前任执政大臣每年减少两名，各州没有辖县的每年只有一名。年终没有除授运判的，而由判官补发举荐状的，不算作职司的举荐。皇上批准了这个建议。庆元元年十一月，又下诏恢复由判官补发副状，算作职司的举荐。又下诏……

译职司状不得使用两张纸,这是采用姚察院愈的奏议。在京城候选的官员,过去没有由外地监司推荐举荐的做法。渡江以后,朝廷下诏让六部的正副长官充当职司(负责荐举)。乾道七年九月,废除了这项做法。只有馆阁学官,任满四考(通算资历),不需要举主推荐就可以改官,这是历代皇帝优待贤才的用意。

译二年，吕颐浩说："近来朝廷直接除授官职（堂除），多侵占了吏部按规定注拟的名额，使士人失去应有的职位。应当仿照祖宗旧例，外任官员中，从监司、郡守以及原来规定由朝廷直接除授的通判以上；内任官员中，从察官、省郎以上、馆职、书局编修官以上的，仍由朝廷除授；其余的空缺，以及寺、监丞、法寺官、六院等官职，武臣中从准备将领、正副将以上的，其部将、巡尉、指使以下的，都归吏部注拟。"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三年，右仆射朱胜非等人进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从渡江以后，文献典籍散失，恰逢广东转运司把所抄录的元丰、元祐年间吏部的法令呈上，朝廷于是根据记忆中的旧法以及后来陆续下达的指挥，详细审定编成了这部书。

五年，诏令：从今以后注拟官职，都要选择那些不是年老患病、也不曾犯有贪赃或因扰民而获罪的人。当时提出建议的人说："州县中接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得上县令的。现在大都以资历为限，即使是贪婪懦弱的人，只要符合资格，大官显职也可以自行挑选。请求诏令监司、郡守分条列出难治理的县邑，挑选清廉公正、明察秋毫的人，像以前预选十科名目的人那样来担任。"

二十二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上奏说："中兴之初，朝廷的恩赏有的并非按常规发放，人们得以侥幸获官，有因从军而改换官阶的，有因捕盗而改换官阶的，有因面见皇帝奏对而改换官阶的。如今朝廷已无战事，应当谨慎珍惜官职名分，改换官阶没有别的途径，只有荐举这一条路，因而贪婪急躁的人迅速升迁，而廉洁清静的人却沉沦下僚。臣想采取根据考核年限增减荐举人数的办法来加以调整：多任一届就减少一名举主，十考的用四名举主，十二考的用三名，十五考的用二名。如果减少举主的办法能够实行，就必须要求确实历任过县令，不得仍旧请求祠禄闲职来充数。至于那些因过犯而被降职选用的人，则依旧按照原有的规定处理。士人中符合这一标准的，行迹上没有污点欠缺，年纪也已蹉跎，无非都是些孤苦寒微、老练而安分守己的人。希望交付有关部门拟订条例上报，以此消除奔走钻营之风。"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进士登科和门荫入仕的子弟，才刚获得一命之官，就不再经吏部注拟，大多通过朝廷直接除授，这样有损铨选之法。朝廷下诏禁止此事。

二十九年，敕令所删定官闻人滋请求："凡是在职官员任职满十考以上，没有公私方面的过失，即使荐举的名额不够格，也允许降低等级予以升迁改官。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太过泛滥，那么可以取吏部历年改官的中等人数，定为限额，将荐举文状和资历年限一并参照使用。"于是天子把这个建议下发给近臣讨论，中书舍人洪遵、给事中王希亮等人上奏议论说："凡是从一命之官以上在州县之间任职的人，即使有真正贤能廉洁之人，情势上也难以自己上达朝廷，所以为他们设立荐举的制度。一定要让他们历任满六考，这样做是为了拖延他们的年限而督责他们建立功绩；一定要让他们获得五名官员的荐举，这样做是为了增加担保的人数从而保证他们真正可用。如果荐举了不称职的人，那是监司、郡守的过失，而不是这个制度不好。现在如果按照建议大臣所请求的办法，那么有权势的人只会图谋等待下一次机会，没有才能的人也只求苟且熬到任满，大概不出十几年，就可以坐等取得京官资格，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现在想要斟酌每年改官的名额，减少其比例，以留给没有荐举资历的人，那么被荐举的人，必定会有失职被压制的怨言，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京官容易获得，逐渐升迁到郎官之位，那么恩荫的名额，就更不能减少，这并不是补救末流弊病的办法，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祖宗留下的法度，如果没有大的害处不应轻易改动，现在一旦废弃两百年来的成法而加以改变，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臣认为还是照旧比较妥当。"闻人滋的建议于是被搁置。

三十一年，诏令："初任官员，有出身的须任满三考，无出身的须任满四考，才能听候监司、郡守荐

译举升为京官。"

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说："国家设立铨选制度来处理众多官吏的治理事务，这些事务掌管在七司手中，明文记载在法令之中，那么所依据的就是法令。如今升降都出自胥吏之手，其中有所谓的'例'。长官、副职有变动调迁，郎曹官员有替换转移，后来的人无法完全知晓前情，离去的人也不能一一交待清楚。查找先例而找不到，即使有刚强精明、干练敏捷的才能，也无法再作商议；援引先例而不恰当，即使有极其公正、合情合理的事情，也无法再申辩。于是贿赂公然横行，奸邪弊病更加严重。我曾见汉代公府设有'辞讼比'，按类归纳事例，使不良官吏无法找到可乘之机；尚书省则有'决事比'，用来减省申报审议的弊病。'比'这个词，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例'。臣认为如今吏部七司也应当允许设立例册，凡是更换发放的期限、战功的评定处置、去职或失职的担保、文书填写的核实审查、奏请荐举的限制隔离、赏赐酬劳的施行与否，凡是经过申报请示，或是禀白朝堂，或是请示皇帝旨意的事情，每办完一件，就命令郎官依次拟定下来，由长官、副职将其记录在册，永远作为成例。每半年就呈报尚书省，并且知会御史台加以详细核查。这样一来，狡诈的官吏就无从施展手段，而铨选任用也就公平允当了。"

在此之前，刘珙担任吏部员外郎，有才智，善于查究揭发奸邪弊端。有一天，他命人在庭院中央张设帷帐、摆设几案，将有关的法令格式放置其中，让参加铨选集会的人可以自由出入翻阅查看，并与胥吏辩论，胥吏惊愕失色，无言以对。当时议论的人都一致称赞此事。

孝宗隆兴元年，诏令："选人任职满十二考以上，且没有贪赃私罪的，可以减少一名举主。"

这是采用了闻人滋的建议。以前荐举必须凑足举主人数，才能把荐举的文书呈上，如果举主中有人去世或被罢免，就不予计算在内。所以有的人得到荐举文书十几份，却仍无法通过磨勘考核。淳熙年间，才开始有陆续分批放行的规定，人们都感到方便。

乾道二年，命令在科举考试前一年，酌情留出司户、主簿、县尉、职官、教官等空缺，以留待新科进士填补。又诏令："现任在京任监当、六部架阁等职的，如果是京朝官以上的，必须实际历任过一任知县，才允许予以升迁改任。通判资序初次改换官阶的人，也照此办理。"当时很多人以朝廷直接除授来作为实历任职的理由，越级升迁，所以有这道诏令。

在此之前，有出身的人被允许注授教官，可以算作历任知县来看待。这一年，诏令："从今以后，有出身且曾任县令的人，初次改官时，允许注授教官；其余的一律先注授知县。"从此以后，改换官阶的人，没有不实际治理县邑的了。

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说："用人的方法，在朝廷选官时应当衡量人才的高低，在铨选部门则应当遵守既定的法度。法度本来没有弊病，而是先例实际上败坏了它。法度，是为了天下的公平而制定的；先例，则是因人而设立的，用来破坏天下公平的东西。从前的祸患，在于用先例破坏法度；近年来的祸患，则在于依据先例来制定法度，所以人们称吏部为'例部'。如今的《七司法》，自从晏敦复裁定以来，不是没有疏漏简略之处，但已经十分之中做到了八九分，有关部门只要遵守它办事，就可以没有弊病。然而现在徇私废弃法度，相互效仿成风，大概依循先例破坏法度，其危害还小；而依据先例来制定法度，其危害就大了。法度常常受到限制，先例却常常放宽，如今以致法令繁多，官职冗滥，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希望诏令有关部门收集参照现行法及乾道年间陆续颁布的申明条例，重新加以考订审定，凡是不与大局有严重抵触的就不予废除，凡是涉及宽纵放任的都一律加以刊正。这样一来，或许可以使国家的成法简明易懂，贿赂谢罪的奸弊断绝，冒滥的门路堵塞。"于是诏令依此修订。不久吏部尚书蔡洸把改官、奏荐、磨勘、差注等条法，分门别类加以编纂，冠以"吏部条法总类"的名称。十一月，参知政事龚茂良进献《吏部七司敕令

译格式申明》三百卷，朝廷诏令颁行。

三年，吏部说："六十岁以上不得参加铨选，如今文臣武臣都有隐瞒减报年龄的弊病。"朝廷下诏禁止此事。当时州郡上报空缺的文状拖延延误，大多委托私人代为处理，于是诏令下达各道转运司，州里委派通判，县里委派县丞，监司委派属官，按时申报发送，对拖延隐瞒的人予以治罪。

光宗绍熙二年，吏部侍郎罗点说："铨选衡量的方法，应当能够考察人的品行才能，衡量他的功过而决定升降进退，然而有关部门执行起来，逐渐变成了走过场的形式。众人成群结队前来，一作揖便退下，是非贤愚，一概没有时间过问；更有甚者，因循沿袭旧例，刚一注授差遣，就再也不加铨量考核。恳请从今以后，命令长官、副职从容接见交谈，稍稍询问一些政事，除了年老患病已有固定处置办法的以外，如果有完全不通晓政事以及有过失罪愆的人，另外予以注拟安排。"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宁宗庆元年间，制定规定："初次改官的人必须担任县令，这称为'须入'。中兴以来，多次申明严格执行这条规定。如今除了殿试前三名、南省省元以外，都要担任知县。"从此以后，即使是宰相的儿子、进士甲科出身的人，也没有不担任知县的了。

●卷三十九 选举考十二

○辟举

夏商周三代以前，天下各诸侯国设有三卿、五大夫、十七士。大国的三卿，两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本国国君任命；小国的三卿，一卿由天子任命，两卿由本国国君任命。公、侯、伯爵国的大夫是再命，子、男爵国的大夫是一命。士以下的官员都不由天子任命，都由本国国君自行决定。汉朝初年，王国、侯国的百官都仿照汉朝朝廷的制度设置，只有丞相由天子任命，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都由王侯自行设置。等到汉景帝惩治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削减了这种制度，废除了御史大夫以下的官职。到汉武帝时，又下诏说："凡是王国、侯国官吏俸禄达到两千石的，不得擅自补任。至于州郡的辅佐官吏，从别驾、长史以下，都由刺史、太守自行征辟。"历代因循沿袭，没有改变。

汉朝初年，掾吏被征辟，都要上报朝廷，所以有俸禄相当于命士的；那些没有上报的，就作为百石属吏。后来都是自行征辟任用，所以统称为百石。

汉世祖下诏说："当今选拔举荐人才，贤能与奸佞混杂使用。按照丞相府过去的成例，用四科来选取人才：一是德行高尚美好、志向节操清白的人；二是学问贯通、品行修美、精通经典可担任博士的人；三是明晓通达法令、足以裁决疑难、能够按照条文核查案件、文才足以担任御史的人；四是刚毅果决、谋略丰富、遇事不惑、明察足以决断、才能可以担任三辅令的人，这些人都应具有孝顺友爱、廉洁公正的品行。从今以后，审慎地按照这四科征辟召用，以及刺史、两千石官员考察举荐特别优异的秀才、孝廉之类的官吏，务必要务求真实，在县邑中选择英俊、贤良、廉洁、公正端方的人，务必授予他们实际的职务加以试用。如果所选的人不称职，到考核时经过审查，发现他不能胜任所任职事，文书疏奏不端正，不符合诏书要求的，有关部门要上奏定罪，并且连带处罚举荐的人。"

建武二年，卫飒被大司徒府征辟，因能够审理疑难案件而被举荐，任命为侍御史。

安帝元初六年，诏令三公府选拔属吏中考核优等、能够施惠于民、善于治理教养百姓的人五名。

过去按惯例是由三公府选任令史，光禄勋考试尚书郎，当时都是特别任命，不再经过选拔考试。李固与吴雄上疏，认为选举补任官职之事，应当归还有关部门管理。皇帝被他们的话所感动，从此很少再有特别任命的情况，并严厉责成三公，明确加强考察，朝廷都称赞这种做法好。杨秉也说凡是被征召的人都特别任命而不加考试，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翟酺担任侍中，当时尚书有空缺，皇帝诏令让大夫以及六百石以上官员测试政事、天文、道术方面的才能，用成绩优等的人来补任空缺。翟酺自恃才能出众，而忌惮故太史令孙懿，担心他会被优先录用，于是欺骗孙懿说："图谶书上记载有汉朝的贼人孙登，将会因为才智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