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 宗庙考十

译外，当神主出入的时候，必须清道禁止行人通行。见《曾子问》）。天子举行春礿是单独祭祀，夏禘、秋尝、冬烝则是合祭（直，读作犆。春天单独举行礿祭而已，不合祭，是因为万物尚未成熟，不举行盛大的合祭。卢植说：春天单独祭祀，其余各季合祭。程子说：祫，是合祭。诸侯也举行祫祭。只是祠、礿、尝、烝这四时之祭，若都按庙礼举行则太繁琐，所以每年四祭之中，有三次是合祭于祖庙，只有春祭是分祭各庙。杨氏说：程子这段话正好解释了这一章的意思，他说"祫，是合祭。只是礿、祠、尝、烝的祭祀若都按庙礼举行太过繁琐，所以每年四祭之中，三次合祭于祖庙，只有春祭是分祭各庙。"这个说法阐明了时享的本意，最为明白。又说"诸侯也举行祫祭"，那么下文关于诸侯祫祭的内容，也可以由此推知了）。诸侯春礿也是分祭，夏禘则一次分祭一次合祭，秋尝、冬烝都是合祭（这是互相说明分祭与合祭的文字。见《王制》。张横渠说：天子七庙，若一天之内全部祭遍，则精力不够，所以礼制中有"一次分祭、一次合祭"的说法。分祭是只祭一庙，合祭是遍祭众庙。比如春天祭高祖，夏天合祭众庙，秋天祭曾祖，冬天又合祭。到来年春天祭祖父，夏天又合祭，秋天祭父亲，冬天又合祭。杨氏说：张子所说"礼有一特一祫之说"，正是解释这一章。但本章说礿、尝、烝三祭都是合祭，只有禘祭是一次分祭一次合祭，礼文残缺，指意不甚分明，所以张子不采用这种说法，另外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说"春天祭高祖，夏天合祭众庙，秋天祭曾祖，冬天又合祭。来年春天祭祖父，夏天又合祭，秋天祭父亲，冬天又合祭。"虽然"一次分祭一次合祭"的说法似乎也讲得通，但说分祭只祭一庙而遗漏其余各庙，恐怕在人情上也有所不安，不如前面程子的说法简明而意思完备。又：春祠、夏礿、秋尝、冬烝，是周代祭祀的名称，《诗经》所说的"礿、祠、烝、尝，献给先公先王"就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礿、禘、尝、烝，是记礼者的笔误。详见《四时祭篇》。又按：时享，就是四季礿、祠、烝、尝之祭，因为分祭各庙礼节太繁琐，于是把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神主合并在太祖庙中一起祭祀，所以称为时享）。

◎以上是关于时享

△朱子《周时享图》（见原书第1398页，缺表）

朱子说："昭穆不代表尊卑的说法，前面已经讲过。至于大祫，则是从始封之君以下依次相承，也没有差错。所以张巡（按：应为张载）认为四时的常规祭祀各在自己本庙进行，神位不并列相邻，所以武王进居王季的位次而不嫌僭越尊于文王。等到合祭于祖庙时，王季与文王便重新排定为昭穆，不能说没有尊卑之序，这话是对的。只是四时的祭祀不兼及已毁庙的神主，那么右边就没有昭位而穆位独尊了。若是两世室（文王庙、武王庙）的神主，那么文王庙总是穆位，武王庙总是昭位。所以陆佃认为已毁庙的神主有时不能全部合祭，以此来责难张载的说法，但没见到张载对此如何回应。我私下认为，按照上世的次序推算，一昭一穆本来就有固定的次序，而它们彼此相配的关系也不可更改。只是各庙分散供奉、各自为主而互不相压，所以武王进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于文王。等到合祭于祖庙时，王季虽已迁出，武王自然应当与成王配为一对，不能就此进居王季的位置。文王作为穆位，也只是空出他所面向的位置罢了，那么即使朝北而立，又有什么妨碍他仍居尊位呢？"于是绘制此图以说明。

有人问：朱子对祫祭时考妣的位次是如何安排的？

译回答说：太祖朝东而坐，那么昭穆位次中朝南朝北的，应以西方为上位。这样昭位的排列，高祖在西而其妣在东，祖父在西而其妣在东，这样祖母与孙辈并列，从伦理上说是顺当的。若按余正父的说法，高祖在东而其妣在西，祖父在东而其妣在西，那就是祖父与孙媳并列，从伦理上说是不顺当的。他大概是根据《汉仪》中"高祖朝南、吕后稍偏西"的记载，却不从经文中取证，偏偏取《传》注中的一两条来作为依据，这个说法断然不可采纳。

△《祫祭考妣位图》（见原书第1399页，缺一表）

杨氏说：我听老师说过，禘祭有两种。《曾子问》说"禘祭在祖庙举行，祝官便迎请四庙的神主"；《王制》说天子"合祭尝祭、合祭烝祭"，诸侯"合祭尝祭、合祭烝祭"，这是时享中的祫祭。《公羊传》说"已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一起在太祖庙中受祭"，这是大祫，是合祭已毁庙与未毁庙的神主。禘祭，只有这两条记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说法了。汉代儒者的议论，又把禘、祫混在一起说，多么纷繁杂乱啊。马融认为，岁祫是在坛壝举行的祫祭，禘祭则涉及郊祀所配的宗祖以及石室中的祖先。郑玄认为，祫祭是把已毁庙、未毁庙的神主合祭在太祖庙；禘祭则只是把太王、王季以上迁出的神主祭于后稷庙，文王、武王以下的，若是穆位迁出的神主则祭于文王庙，昭位迁出的神主则祭于武王庙。何休认为祫祭不涉及功臣，禘祭则功臣都要合祭。至于论及禘祫祭祀的年月，都援引《公羊传》"五年再殷祭"的说法作为依据。按祫祭的年月，经文中并无明文，只有《公羊传》记载文公二年在太庙举行大事，《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五年而再殷祭"，这里说的殷祭乃是大祫之祭。五年再殷祭，是说三年一祫，五年两祫，就像天道三年一闰、五年两闰一样。这跟禘祭又有什么关系呢？汉代儒者却援引这句话来证明禘、祫相因相循的说法。郑康成的说法是：三年而祫，五年而禘。徐邈的说法是：两祭相隔各三十个月，三十个月举行一祫，再三十个月举行一禘。唐朝自睿宗以后，三年一祫，各自单独计年，互不相通，然而到第二十七年，共举行了五次祫祭、七次禘祭，那一年夏天祫祭刚结束，冬天又该举行禘祭，禘、祫二祭便凑在了同一年。

太常寺议奏说：如今太庙的禘祫二祭，各自单独计算年数，两条线各自推算，合并计算下来，有时接连两年频繁相合，有时同一年内两次排定，有时一次禘祭之后紧接着又是一次祫祭，有时五年之内竟连续举行三次殷祭，拿礼经来核对，颇有乖谬失当之处。本朝宗庙的祭祀，三年一祫在孟冬举行，五年一禘在孟夏举行，这是采用郑康成的说法。后来有司又提出，三年丧期满后，遇到祫祭之年就行祫祭，遇到禘祭之年就行禘祭。这两种说法相互抵触，无法考订清楚。庆历初年，便采用徐邈的说法，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禘或祫。后来又认为禘、祫二祭各不相因，所以熙宁八年既举行祫祭又举行禘祭，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定论。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都是因为把禘、祫混为一谈，都认为是合祭于太祖。既然把禘、祫混同起来，都当作合祭于太祖，那么禘、祫之间就没有分别了。可是又想勉强穿凿附会，分辨出它们的不同之处，这就是众说纷纭而无法统一的原因。懂得禘祭的人知道，禘是祭祀始祖所自出的先祖，不兼及其他各庙的神主，只是用始祖来配享，这样禘与祫就不同了，不容混淆。懂得大祫兼及各庙神主的人就知道，从太祖以下，已毁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合祭于太祖庙。又哪里有坛壝之祫与郊宗

译石室之分呢？又哪里有太王、王季合祭于后稷，文王、武王以下按昭穆分别祭于文王庙、武王庙之分呢？禘祭时功臣都参与合祭，就是《司勋》所说的"祭于大烝"，谁说祫祭时功臣不参与祭享呢？懂得禘、祫的不同，就知道郑康成、徐邈的说法都错了。至于其间相因不相因的说法都毫无意义了，又哪里还值得去讨论它们的异同得失呢？

《司尊彝》：凡是四时之间的祭祀，包括追享、朝享，禘祭用虎彝、蜼彝，都配有承托的舟器。朝献用两只大尊，再献用两只山尊，都配有勺器。这是诸位臣子所斟酌用来敬献的（蜼，音诔。大，音泰。郑司农说：追享、朝享，指的是禘、祫二祭，因为在四时正祭之间举行，所以叫"间祀"。大樽，是太古时的瓦樽。山樽，是刻有山形花纹的樽，《明堂位》说，"泰"是有虞氏的樽；山樽是夏后氏的樽。郑玄认为，追享是祭祀迁出宗庙的神主，因为有事要祈祷；朝享是在祖庙禀受政事。《春秋传》说"闰月不告朔，仍然要到祖庙朝拜"。蜼，属于猿猴一类，鼻孔上仰而尾巴很长，山樽上也刻画着它的形象，作成山中蜼兽的样子。禺，音遇。犹，音隅。邛，读若鱼丈反，又读五刚反。疏文说："大樽，是太古时的瓦樽"，就是有虞氏的大尊，从道理上说是对的，所以都以《明堂位》作为佐证。说"蜼，属于猿猴一类，鼻孔上仰而尾巴很长"，是因为鸡彝、鸟彝相配都是鸟形，那么虎彝、蜼彝相配就都应是兽形，所以《尔雅注》说蜼像猕猴而更大，毛色黄黑，尾长数尺，像水獭，尾巴末端分叉，鼻孔外露向上仰起，下雨时就自己悬挂在树上，用尾巴堵住鼻孔，有时用两根手指堵，如今江东一带的人也捕来饲养它，这种动物十分敏捷矫健。虎彝、蜼彝，应当是有虞氏的酒尊，所以郑玄注《尚书》说，宗彝是宗庙中盛郁鬯酒的樽，是虞舜时所用的器物。见《春官》）。

黄氏说：郑司农说"追享、朝享，指的是禘、祫二祭，因为在四时正祭之间举行，所以叫间祀"，这个说法是对的。赵伯循《春秋纂例》说："《大传》讲'王者禘祭他始祖所自出的先祖，并用始祖来配享。'大概是帝王建立始祖庙，仍觉得没有尽到追念远祖的道理，所以又推及始祖所出的那位上帝而追祭他。'用始祖来配享'，是说在始祖庙中祭祀时便用始祖来配享，不兼及其他各庙的神主，因为这位先祖太尊贵久远，不敢轻慢亵渎。《公羊传》说"大事就是祫祭。已毁庙的神主都陈列于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一同在太祖庙中受祭"，所以称为大事。这样说来，禘是追祭始祖所自出的先祖，所以称为追享；祫是众神主都朝向太祖庙合祭，所以称为朝享。《礼记》说"丧礼中的朝庙，是顺应死者生前孝心的表现"，这就是"朝"字的含义。郑玄也说，追享是追祭迁出宗庙的神主，说是因为有所祈祷，并非常规礼制。又说朝享，是每月初一朝拜祖庙，这从字义上讲得通，可是既然月月都举行，又怎能称为间祀呢？《礼运疏》说，祫祭的礼法，须齐备五齐、三酒，用以充实八种酒樽。禘祭是在秋天举行的。按《司尊彝》说"秋尝冬烝，朝献用两只著樽，馈献用两只壶樽"，那么泛齐、醴齐分别用著樽盛放，盎齐、醍齐、沈齐分别用壶樽盛放，共五樽。又五齐各自配有盛明水的樽，共十樽。三酒各配一樽再加元酒之樽，共六樽。加上通用的彝器盛明水，黄彝盛郁鬯，一共十八樽。所以崔氏说大祫祭祀共用十八樽。明水、元酒摆放的位置，都在五齐、三酒之上。

杨氏说：我认为《礼运

译疏》说，《司尊彝》中说的酒樽都称"两"，如果是禘、祫这样的大祭，所用的酒齐既然很多，就不可能只用"两"樽而已。因为五齐各自还要加明水樽，应当用十樽。这里却说用"两大樽"、"两山尊"，这正是《疏》文所感到疑惑的地方。然而《司尊彝疏》已经说"禘、祫之祭要用当时应有的酒樽，重复使用以取足够之数罢了"，可见并不曾拘泥于"两"这个数字。所谓"重复使用以取足够"，是说泛齐、醴齐分别用大樽盛放，盎齐、醍齐分别用山樽盛放，也就是五齐各用五樽，五齐再各加一樽明水，合计便是十樽。

△《大祫九献图》

至于时享，所用的彝器和酒樽，与《春祠夏礿秋尝冬烝》、《九献》两图相同。《礼运疏》：崔氏说，按《周礼》，大祫在太庙举行，须齐备五齐三酒。朝践之礼，君王酌泛齐，王后酌醴齐；馈食之礼，君王酌盎齐，王后酌醍齐；朝献之礼，君王酌泛齐，用朝践所用的酒樽再献；王后酌醍齐，用馈食所用的酒樽；若有诸侯来助祭为宾，则酌沈齐。神尸回敬君王与王后时，都用各自所献的酒齐回敬。宾长向神尸酢酒时用清酒，加爵时也用三酒。

二彝：虎彝盛明水，蜼彝盛郁鬯。

五齐：大樽盛泛齐，大樽盛醴齐，山樽盛盎齐，山樽盛醍齐，山樽盛沈齐。

禘祭：君王第一献（禘祭用蜼彝），王后第二献（禘祭用蜼彝）。

朝践：君王第三献（用大樽泛齐），王后第四献（用大樽醴齐）。

馈献：君王第五献（用大樽盎齐），王后第六献（用山樽醍齐）。

朝献：君王第七献（用朝践时的大樽泛齐）。

再献：王后第八献（用馈献时的山樽醍齐）。

宾长第九献用山樽沈齐。

《天府》：凡是国家的玉镇、大宝之器都收藏在这里。若遇有大祭，就取出陈列展示；祭事结束后，再重新收藏起来（镇，读若珍忍反，又音珍。玉镇、大宝之器，是玉制的祥瑞信物、精美的玉器，禘祭、祫祭时陈列它们，以此彰显国家的荣光。见《春官》）。

《大飨》大概是关于君王祭祀之事吧？（与，音馀。丰盛的馔品和四方贡献之物，指的是祫祭先王。疏文说："盛其馔"，指的就是三牲、鱼腊、笾豆之类；"贡"，指的是纳金以示和睦、龟甲陈列在最前列之类。说"这是指祫祭先王"，是因为有三牲、鱼腊，可知不是祭天；因为有纳金陈列在庭中作为实物，又可知不是宴飨宾客，因为宴飨宾客时没有这种庭实。之所以知道不是朝见时进贡，是因为朝见进贡不称为大飨。《孝经》说，四海之内，各国都按自己的职分来助祭，所以知道大飨就是祫祭。因为在飨礼中规模最大，所以称为大飨），三牲、鱼腊，是四海九州的美味；笾豆所陈的食物，是四时调和之气所生（腊，音昔。这些馔品，是诸侯所献上的）。纳金，表示和睦之意（内，读作纳。这是诸侯所进贡的物品，纳入即先摆设在庭中作为实物。金属性从革，性情柔和。荆州、扬州两州进贡三种金属。疏文说：知道金是庭中陈列之实物，是因为《左传》说"庭实旅百，捧献时用玉帛"，所以知道金是庭实之一。前面先说"纳金"，所以知道先摆设的是金。《禹贡》注说，三品，指金、银、铜三种颜色的金属）。束帛之上加璧，表示尊崇德行（诸侯进贡朝飨时手持用以传达心意的礼物，君子把玉比作德行。疏文说，知道束帛加璧是行飨礼时所持用以传达心意之物，是根据《觐礼》的文字。说"君子把玉比作德行"，是说诸侯手持玉器来进贡，是想以此自我勉励，把玉比作德行；同时也表示对君王的敬意，把玉比作君王）。龟甲陈列

译在最前面，表示能预知未来（龟能预知事情，所以陈列在庭中最前面。荆州进贡大龟。疏文说，龟能预先知道吉凶，所以说它能预知事情，所陈列的众多物品中，龟排在最前面）。金排在其次，表示能显现真情（见，读若贤遍反。金属于照见之物。金有两重含义，先纳入，后陈设。照，音照。"金是照见之物"，是解释经文中"见情"的意思。"两重含义"，一是表示和睦，二是显现真情。"先纳入后陈设"，这是经文先说纳金以示和睦，是先纳入，陈列在龟甲之后，是后陈设）。丹砂、漆、丝、绵、竹、箭等，是与民众共有的财富（纩，音旷。万民都拥有这些物产。荆州进贡丹砂，兖州进贡漆、丝，豫州进贡丝绵，扬州进贡竹箭。〇，读若大党反。疏文说，这些都见于《禹贡》的记载）。至于其余没有固定贡物的国家，就各自按自己国家所出产的东西进贡，这样就能招致远方的物产（其余指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等各国。《周礼》称九州之外为蕃国，每一世才朝见一次，各自把自己最珍贵的宝物作为贽礼）。宾客离开时，演奏《肆夏》乐曲来相送，这是表示格外郑重的礼节（出，指诸侯宾客，礼毕而出，奏乐来节制其行止。《肆夏》应当作《陔夏》。疏文说，大飨诸侯时，诸侯出入都奏《肆夏》，这里所说是助祭之后，礼毕客人已醉而后出，应当奏《陔夏》，所以燕礼、大射之礼中，宾客离去时都奏《陔夏》，表明没有失礼。见《礼器》）。大飨之礼，崇尚元酒（水），俎中盛放生鱼，肉羹不加调味，这才是有令人回味无穷之处（大飨是祫祭先王，用生鱼作为俎中之物，其实并未煮熟；大羹是肉汁，不用盐菜调味。腥，音而。氵音，读若去及反。疏文说：这些都是质朴简素的食物，大飨却用这些来陈设，本不是人们所喜爱的。然而正因为其中蕴含德行，质朴简素之味反而更加珍贵，令人爱慕难忘，所以说有令人回味之处。见《乐记》。《大戴礼》说：大飨崇尚元酒之樽，俎中盛放生鱼，先献大羹，这是重视饮食的本源。大飨崇尚元酒之樽而用酒食，先献黍稷再进献稻粱，祭祀时调和大羹而后才能饱食，各种美味佳肴都重视本源而后才加以食用）。《大司乐》：凡是奏乐，用黄钟作宫音，大吕作角音，太蔟作徵音，应钟作羽音，用路鼓、路鼗，取阴竹制成的管乐器，龙门山所产木材制成的琴瑟，演唱九德之歌，跳九韶之舞，都在宗庙之中演奏。如果乐曲奏满九遍变化，那么人鬼之神就可以感通而受礼了（大，音泰。蔟，读若七豆反。徵，读若张里反。九韶，依字读作大韶，"韶"读上声，昭反。黄钟之音生于虚危二星之气，虚危二星对应宗庙祭祀，即九德之歌。《春秋传》所说"六府三事称为九功，九功之德都可以歌颂"就是这个意思。阴竹，指生长在山北面的竹子。龙门，是山名。九韶，应当读作大韶，是文字的讹误。疏文说：宗庙祭祀不特别说明是哪个季节，是因为天神地祇本来是相对而言的，到这里讲宗庙祭祀就没有相对的对象了，指的是祫祭。至于分乐之制，已见于《四时祭礼》。杨氏说：《大司乐》中，用圜钟作宫音的乐曲，是在冬至日于地上的圜丘演奏的，与前文"于是奏黄钟，歌大吕，跳云门之舞，以祭祀天神"所说的不同，由此可知，用圜钟作宫音的乐曲，若不是冬至祭祀昊天上帝就不能使用。用函钟作宫音的乐曲，是在夏至日于泽中的方丘演奏的，与前文"用以祭地祇"、"用以祭四方名山大川"、"用以祭山川"所说的不同，由此可知，用函钟作宫音的乐曲，若不是夏至祭祀后土地祇就不能使用。以此类推，用黄钟作

译宫音的乐曲，在宗庙之中演奏，与前文"用以祭享先妣"、"用以祭享先祖"所说的不同，由此可知，在宗庙之中演奏此乐，说的是祫祭。所以疏家引用《公羊传》"在太庙举行大事，大事是什么？是大祫"的说法作为依据，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宗庙之礼，禘祭、祫祭是最大的祭祀，禘祭、祫祭时也应当使用这种乐曲）。

《思文》　《天作》　《清庙》　《执竞》　《维清》　《武》　《雍》

△以上是祫祭所用的礼物与乐舞

按：杨氏《祭礼》一书，把《思文》以下这六首诗当作祫祭时所用的乐歌，大概是本于《通典》的说法。然而根据《诗序》来考证，只有《天作》一篇是祭祀先王先公的，接近于祫祭之用，而其余各篇则都不是。这是因为朱熹解释《诗经》，都摒弃《诗序》而自立新说，所以他的门人也附和他的说法。然而祫祭是合祭太祖以下诸位祖先，其涵盖范围极为广泛，那么诗中所赞颂的内容，也不应当专指某一个人。像《天作》、《执竞》、《武》、《雍》这几篇，所赞颂的对象比较广泛，那么在祫祭时歌唱它们还说得过去。至于《思文》专门歌颂后稷，《清庙》、《维清》专门歌颂文王，若用于祫祭，就不太恰当了，恐怕还是应当以《诗序》的说法为准。

祭祀前十天（其余内容并见《四时祭礼》）

祭祀前一天，小史官要诵读大祭祀的礼法，太史官则依照昭穆次序书写俎簋的排列（诵读礼法的，是太史与各位执事官。这里说的"史"，是小史。疏文说：大祭祀，指的是三年一祫的宗庙之祭，其中有神尸主祭，须依次排列昭穆的俎簋。太史官诵读礼法的时候，小史官便依照昭穆次序排列俎簋，应当依照礼法的规定来核对，使之不出差错。其余内容并见《四时祭礼》）。祭祀当天，酒正官供备五齐三酒，用来充实八种酒樽（详见《祫祭九献图》，其余内容并见《四时祭礼》）。

△九献

禘祭：用虎彝、蜼彝，都配有承托的舟器（其余内容并见《四时祭礼》。《礼运疏》说，神尸进入庙室后，才奏乐降神，所以《大司乐》说，凡奏乐，用黄钟作宫音，奏满九遍才能感通人鬼之神，就是这个意思，随后进行灌鬯之礼。所以《尚书》说"王入太室灌鬯"。当祫祭之时，各位神尸都同在太庙之中，依次序进行灌礼，所灌的是郁鬯酒。《小宰注》说，神尸祭酒、尝酒、放下酒爵，这算是一献。君王随后出庙迎接祭牲，王后跟随进行灌礼，这是二献）。

朝践：朝事所用的笾中，盛放的是干枣、栗子、干桃、干梅、形盐、鱼干、鲍鱼、干肉丝。朝事所用的豆中，盛放的是韭菜腌菜、肉酱、菖蒲根、麋鹿肉酱、蔓菁腌菜、鹿肉酱、茅根腌菜、麇肉酱（蜃，音芳弓反。〇，音符文反。〇肃，读若所求反。〇，读若乃兮反。菁，读若作宁反，又音精。茆，音卯。麋，读若京伦反。详见《祭物》）。鲁国祭祀周公，用什么作祭牲呢？周公用白色公牛作祭牲（白牡，是殷代的祭牲。周公去世后，享有天子之礼，出于谦逊而不敢与文王、武王用同样的祭牲。不用夏代的黑色公牛，是为了避免有更改周代礼制之嫌。王，读若于况反），鲁公则用赤脊的も〇冈牛（も，读若息营反。〇冈，音刚。も〇冈，就是赤脊牛，是周代的祭牲……

译鲁公因为诸侯没有嫌疑（不必避讳），所以遵从周制，以脊骨来区分（等次），群公则用不纯色的牲（不毛，就是毛色不纯，用来表示比始祖降一等。见《春秋》文公十三年《公羊传》）。朝践之礼要用两只大樽（樽即彝，其余都见于《四时祭礼》。《礼运疏》说，迎牲而入直到庭中，所以《礼器》说"纳牲诏于庭"。天子亲自执鸾刀开启牲毛，然后祝官以血毛在室中禀告，所以《礼器》说"血毛诏于室"。凡是牲，各庙各用一牢，所以《公羊传》说"周公用白色公牛，鲁公用〇冈"。案：《逸礼》说"已毁之庙的神主，昭穆各共用一牢",于是行朝践之礼时，尸从室中出来，太祖之尸坐在户西，面朝南，其神主在其右边。昭位在东，穆位在西，相对而坐，各自的神主都在其右边，所以郑玄注《祭统》说"天子诸侯之礼，朝事之时，将尸延请到户外，因此才有北面事尸之礼，祝官便取牲的〇率〇在炉炭上燎烤，拿进去在室中禀告神明，又拿出来荐于神主之前"。《郊特牲》说"在室中禀告祝辞，让尸坐在堂上"，说的就是这个。天子于是用郁鬯洗肝并加以燔烤，在神主前制而祭之，这就是所谓的制祭。接着把牲首升入室中,放置在北窗之下。王后进献朝事所用的豆、笾，再把生肉荐于尸和神主之前，这称为朝践。也就是《礼运》所说的"荐其血毛，腥其俎"。天子于是用玉爵酌取太樽中的泛齐来献给尸，这是三献。王后又用玉爵酌取太樽中的醴齐来行亚献，这是四献。（《礼器》说"周代旅酬时敬六尸"，疏文说"毁庙之主本来很多，却只说尸，是因为先儒与王肃都说毁庙没有尸，只有神主。"）

译馈献：馈食用的笾，共盛放枣子、栗（〇，栗的古字）、桃、干〇（{艹〇}，音"老"）、榛子。馈食用的豆，盛放的是腌葵菜、螺肉酱、切开的脾脏、〇肉酱、大蛤、〇氐肉酱、剖开的小猪肉、鱼肉酱（榛，反切"侧巾"。蠃，反切"力禾"。{庳虫}，反切"蒲佳"。蜃，反切"市轸"。拍，音"博"。详见《祭物》）。鲁国祭祀周公，用什么盛放祭品？周公用新谷盛放，鲁公用新谷覆盖旧谷，群公则用陈谷（"盛"音"成"，指粢盛，装在器皿中称"盛"。"盛"，即新谷。"焘"，是覆盖之意，所以在上面加新谷。"廪"，是把新谷接续在陈谷之上，只让财物一半相连罢了。这说的是正当〇祭之时，按昭穆次序排列的差别。疏文说，如果是按时令祭祀，粢盛应当精细舂治，群公的祭馔怎会到这种地步？由此可知这正是〇祭之时，按昭穆次序排列，是降低子孙、尊崇祖先的缘故。见《春秋》文公十三年《公羊传》。馈献所用的酒樽，见前〇祭《九献图》。其余都见《四时祭礼》。《礼运疏》说"于是退而合祭，到荐熟食时陈设于堂上"，所以《礼器》说"陈设祭馔于堂"。然后延请尸主入室，太祖面朝东，昭辈面朝南，穆辈面朝北，把堂上的祭馔移到室内座前，祝官用〇爵斟酒奠在祭馔南边，所以《郊特牲注》说"天子奠〇爵，诸侯奠角爵"，就是指这个。奠酒之后，又取肠间脂肪与香蒿一并烧出馨香，《郊特牲注》说"奠，是指荐熟食时正当此际大合奏乐"。在此之前，称为接祭。于是迎尸入室，举起这奠过的〇爵，主人行拜礼以安定尸主。所以《郊特牲》说"举〇角，拜以安尸"，就是指这个。此后进献祭馔、献上豆笾，王便用玉爵斟酌山樽中的盎齐来献尸，这是第五献。王后又用玉爵斟酌山樽中的缇齐来献尸，这是第六献）。

朝献（朝献沿用朝践时的酒樽，见前图。其余都见《四时祭礼》。《礼运疏》说，于是尸主吃过十五饭之后，王用玉爵沿用朝践的酒樽斟酌泛齐来献尸，这是第七献。所以郑玄说"变朝践"，是说朝献的酒樽与朝践相沿袭。朝献，指的是王此时献尸沿用朝践的酒樽。此后王后进献，加上豆笾。尸主斟酒回敬主人，主人接受尸主所赐的福胙。这是王用来宴飨诸侯的礼节）。

再献：再献用两只山樽（见《司樽彝》）。所加笾中盛放菱角、芡实、栗子、肉脯，菱角、芡实、栗子、肉脯。所加豆中盛放腌芹菜、兔肉酱、深水蒲菜、〇肉酱、〇腌菜、雁肉酱、┺腌菜、鱼肉酱（菱，音"陵"。芡，音"俭"。芹，音"勤"。〇，音"台"。详见《祭物》）。都设有〇，是供众臣酌酒回敬用的（"昨"应读作"酢"，是音近而讹。疏文说，尸主回敬宾长，就用〇樽。三种酒之中，清酒用来自斟自饮，因为不敢与王的神灵共用一只酒樽的缘故。其余都见《四时祭物》。《礼运疏》说，于是王后用瑶爵沿用山樽斟酌醍齐来献尸，这是第八献。郑玄注《司樽彝》说，把馈献改称再献，也是因为酒樽相沿袭。再献之后便是尸主回敬。"献"，指馈食时王后的献礼，此时王可以用瑶爵献酒给卿。作为宾客的诸侯，用瑶爵斟酌山樽中的沈齐来献尸，这是第九献。九献之后，称为加爵。按：《特牲》中有三次加爵，那么天子以下加爵的次数，依尊卑不止三次。所以《特牲》三次加爵之后，另有嗣子举奠之礼。《文王世子》中诸侯所说的"上嗣举奠"也是同样道理。崔氏认为王后的献礼都用瑶爵，又认为九献之外的加爵用璧角、璧散。如今按《内宰》说，王后〇献时，赞礼者用瑶爵也是如此。郑玄注说，瑶爵，是指尸主吃完饭后，王已经献过尸，王后也进献，才开始用瑶爵，那么王后未献尸之前是不用的。又郑玄注《司樽彝》说，王献尸用

译玉爵，而再献用璧角、璧散，可知这里的璧角、璧散就是瑶爵。崔氏却说正献之外，众臣加爵用璧角、璧散，这说法是不对的）。众人依次互相劝酒，敬六位尸主（让他们互相斟酒。后稷的尸主，祭爵时不参与旅酬。疏文说，这是指〇祭时把群庙的神主聚集在太祖后稷庙中，后稷位在室的西壁，面朝东，是受祭爵礼的至尊，不与子孙互相酬酢，其余从文王、武王两位尸主起，在亲庙之中，共六位，排在后稷东边，昭穆相对，依次互相劝酒。太庙中神主众多，却只说六位尸主，是因为先儒与王肃都说已毁之庙没有尸主，只有神主牌位）。曾子说："周朝的礼制，大概就像凑份子喝酒吧（"醵"，反切"其庶"，又反切"其约"。凑钱一起饮酒叫作"醵"，旅酬时互相斟酒与此相似。王居于明堂的礼制中，仲秋便命令国人凑份子饮酒。见《礼器》）。"

《通典》记载：将要举行〇祭，在此之前十天的前一晚，肆师禀告祭品已齐备，太宰、太宗、太史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择定吉日，占卜之后，司隶、隶仆清扫洒除宗庙。祭祀前一晚，在太庙南门外察验牲畜，庖人禀告〇（牲畜已备妥）。太宰查看祭器涤洗清洁的情况。掌次在庙门外的东侧，为主人及公卿以下设置帷幕，尸主的帷幕另外设置帐幄（《掌次》说："凡是祭祀，张设群臣所居的帷幕，张设尸主的帐幄。"郑玄说："旅，是众人的意思。公卿以下就在所祭之庙的门外等候行事，为他们张设大帷幕，尸主则设帐幄。"郑司农注说："尸次，是尸主所居、更衣的帐篷。"）各部门所供奉的物品，都陈列到庙门外。司徒捧牛牲，司马捧羊牲，司空捧猪牲，每座庙各用一牢（按《公羊传》说："周公用白色公牛，鲁公用〇〇色牛，群公用杂色牛。"可见牲畜各有不同）。司烜氏用夫燧从太阳取明火来照明祭馔，用鉴从月亮取明水来加入五齐之中（是为了取阴阳的洁净之气。"加"是指陈设在上面）。笾人陈设四种笾中的食物（指朝事之笾、馈食之笾、加笾之实、羞笾之实，名目详见前《九献》条下）。醢人掌管四种豆中的食物（指朝事之豆、馈食之豆、加豆之实、羞豆之实，名目见前《九献》条下）。醯人供应五齑、七菹、醯酱等物。盐人供应苦盐（颗粒盐）、散盐（即今天的海盐）。小史依次排列昭穆的俎簋。酒正供应五齐三酒，用来装满八只酒樽。司樽彝供应〇彝、黄彝（《司彝》说："秋尝冬〇祭，用〇彝黄彝。"郑玄说："〇彝，画有禾稼图案。黄彝，即黄目樽，是说用黄金做成眼睛的样子，设在樽上，因为〇祭在秋天，所以用它。"）幂人供应画有图案的布巾来覆盖祭器。烹人供应鼎镬以及太羹、〇羹（镬，是用来煮肉及鱼腊的器具，煮熟之后，才升进鼎中）。舍人供应〇簋。甸师氏供应〇盛（谷物）以及萧茅（萧茅要交给乡师，乡师取来捆扎，长五寸，切断，用来垫祭品）。凡是王后所陈设进献的玉〇、玉敦等物，都由九嫔共同准备。献尸所用的瑶爵等物，由内宰供应。天府陈设国家的玉镇、太宝等器物，陈列在东西两序之间（即《尚书·顾命》所记的那些）。九服之内的诸侯以及夷狄等前来助祭的，所进贡的方物珍异，都陈设在庙庭之中。至于几筵，《司几筵》说："吉礼要更换几案（〇祭在室中，馈食在堂上，绎祭在庙门旁的礼方，每件事都更换几案，因为神事文饰，要显示新意）。"席子都用蒲草编织的莞筵，镶以花纹狭窄的丝带为边，上面加用染色蒲草编织的缫席，镶以彩画为边，再加次席，镶以黑白相间的花纹为边，左右各设玉几（"纷"，像绶带一样有花纹而狭窄的东西。缫席，是把蒲草削薄铺展，用五彩丝线编织，如同今天的合欢席

译。"画"是指云气图案。次席，即桃枝席，编织有次第排列的花纹）。司服供应礼服，飨祭先王穿兖冕，飨祭先公穿〇冕，尸主的服饰也是如此。凡是各部门所供应的物品，都由太史清点核对数目，以及指教应当放置的位置（《太史职》说"祭祀之日，手持文书按次序安排位置"，就是这个意思）。王所乘的车辂、鸡人报晓、司乐提前悬挂乐器等，都与祭圜丘时相同。当天清晨起身，把酒齐等陈设在室中，靠北陈设郁鬯，郁鬯的南边陈设明水，明水南边、室户之内陈设泛齐、醴齐、盎齐，室户之外的堂上只陈设醍齐。再往下，堂下陈设沈齐，沈齐的南边陈设玄酒，玄酒的南边陈设事酒、昔酒、清酒（这是取《礼运》"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的意思。杨氏说：我认为《四时祭礼》中，陈设五齐的次序也应当如此，只是四时之祭陈设了却不全用，只用醴、盎两齐，唯独〇祭并用五齐）。于是大宗伯请出高祖以下的木主，守祧官请出先王先公的祧主，都进入太祖后稷庙中的室内，放在西南角落西壁之下，面朝东，排列太祖后稷的位置，尸主在东边，面朝北。太祖的儿子在席位前偏北，面朝南，属昭辈；其次昭辈之子在南方面朝北与之相对，属穆辈，依次向东排列，孙辈与祖父辈并列，一直排到亡父这一代。各位尸主分别坐在各自木主的左边，共七位尸主（"七尸"是《逸礼》的说法。按《礼器》说"周朝旅酬六尸"，郑玄说"后稷的尸主祭爵时不参与旅酬"，就是这个道理。杨氏说：我认为〇祭之礼有两种，大〇则不迁到宣王为昭辈，都朝南；鞠迁至幽王为穆辈，都朝北，如朱子的《大〇图》。时〇，则太祖后稷朝东，二昭朝南，二穆朝北，世代依次迁移，如朱子的《时〇图》）。用九献之礼。王穿兖冕入庙，奏《王夏》乐；王后穿副衤韦服，随王而入，则奏《齐夏》乐；接着尸主入室，奏《肆夏》乐（《祭统》说"君主迎接牲畜却不迎接尸主，是为了避嫌"）。王于是执瓒斟酌〇彝中的郁鬯酒授予尸主，尸主接过，浇灌在地上祭告以降神，然后略微品尝，放下酒爵，这是求神的开始，这算第一献（乐章歌颂九种功德，诗用《清庙》篇）。接着王后用璋瓒斟酌黄彝中的郁鬯来亚献尸主，也祭告一番，略微品尝，放下酒爵，这是第二献。接着奏黄锺为宫音，大吕为角音，太蔟为徵音，应锺为羽音，敲响路鼓、路鼗，用阴面所生竹子做的管乐，龙门山所产木料做的琴瑟，唱九德之歌，跳九韶之舞，在宗庙之中演奏。如果乐奏九遍变化完毕，那么人鬼之神便可以依礼感格而来（人鬼指的是主祭的后稷。先奏这乐曲以招致神灵，然后合乐而祭。路鼓，是四面都蒙皮的鼓。九德之歌，即《春秋》所说的六府三事。九种功德都可以谱成歌乐。阴竹，是生长在山北的竹子。龙门，是山名。九韶，应当是大韶）。前面的祼酒与奏乐，都是为了求神，称为"二始"（杨氏说：我认为求神的二始，指的是祼酒与奏乐。但《通典》此章先叙述二献，后叙述大司乐奏乐之事，那么祼酒在先而奏乐在后；又按《大司乐》黄锺为宫一段，注说"先奏此乐，以招致神灵而后祼酒"，那么奏乐在先而祼酒在后，两种说法不同）。因为周人崇尚气味，所以用郁鬯的香气来感神。接着王出庙迎接牲畜，入庙时奏《昭夏》乐（《郊特牲》说"祼酒之后，然后迎接牲畜"）。王亲自牵牲，大夫在旁协助，手持币帛跟随（《礼器注》说"把牲畜引入庭中"，说的就是这个，当用币帛来告神然后宰杀牲畜）。于是把牲畜的情况告知于庭中，说牲畜"宽大结实、肥壮丰满"（《礼器》说"把牲畜引入庭中并禀告"，就是这个）。王于是亲自执鸾刀，割取牲畜耳旁的毛

译，交给祝官。祝官入室，向神灵禀告，这是幽、全并用之义（《礼器》说"把血和毛在室中禀告"，就是这个。"幽"，指血；"全"，指毛色纯正）。于是延请太祖尸主，坐在室户外的西边，面朝南，木主在尸主的右边，也面朝南。昭辈在东边，穆辈在西边，相对而坐，木主各在其右边。王于是亲自射牲而宰杀它，来举行朝事之礼。接着延请尸主到户的西边，面朝南。取牲畜的〇〇在炉炭上燎烤，把肝放在郁鬯中洗过再烧烤，入室禀告神灵，又出室，分取一部分祭告木主（"堕"，是指分取一些肝〇来祭告木主。"堕"，读音"许志反"）。接着把牲畜的头升进室中，放在北窗之下（尊崇头部，崇尚气息）。然后进献生肉给尸主与木主，这称为朝践之礼。王于是用玉爵斟酌泛齐来献尸，称为朝践之献，这是第三献。此时王后进献朝事之笾豆，堂上用大吕调式歌唱《清庙》之诗，堂下用黄锺调式演奏《大武》之乐。演奏《大武》时，便歌唱《维清》和《大武》之诗（《诗序》说："《维清》，是为了演奏象舞。演奏《大武》。"）献给后稷尸主时，乐曲与降神时相同，乐章则歌唱《思文》（《诗序》说："《思文》，是后稷配天之诗。"）献给先王先公时，《大司乐》说："演奏无射调，歌唱夹锺调，跳《大武》舞，以此飨祭先祖先王先公。"乐章则歌唱《天作》（《诗序》说："《天作》，是祭祀先王先公之诗。"）献给文王尸主，歌唱《清庙》（《诗序》说："《清庙》，是祭祀文王之诗。"）献给武王尸主，歌唱《执竞》（《诗序》说："《执竞》，是祭祀武王之诗。"）乐曲与先王先公相同（凡是唱歌，都由大司乐师和瞽人登堂歌唱）。此时王后进献之后，便用瑶爵斟酌著樽中的醴齐来亚献，这是第四献。此时堂下奏乐，王从东阶往西行酌酒献尸，王后则从西往东行酌酒献尸（《礼器》说："君主从西边斟酌牺樽、象樽的酒，夫人从东边斟酌〇樽的酒。礼节在上面交相行动，乐曲在下面交相呼应。"）到了将要进献熟食之时，先把要进献的祭馔陈设在堂上，禀告尸主与木主（《礼器》说"把祭品陈设在堂上"，郑玄说"把祭馔陈设在堂上，是人君之礼"）。此时祝官用〇爵斟酒奠在祭馔的右边（郑玄注《郊特牲》说："天子奠〇爵。"）这时又〇割肝与黍稷放在香蒿上烧烤，使香气向上飘散透过墙壁室内，随后便迎请尸主入室，各自就座。祝官取来先前所奠的〇爵，将要祭告，祝官便告诉王要拜谢尸主以安定他，尸主于是坐下，祭酒，略微品尝，放下酒爵。此时王又用玉爵斟酌壶樽中的盎齐来献尸，这称为再献，是第五献。此时王后进献馈食之笾豆，进献完毕，便用瑶爵斟酌壶樽中的醍齐来亚献，这是第六献（每一次进献都奏乐，如同最初一样）。尸主于是进食，吃完后，王用玉爵斟酌朝践时著樽中的泛齐来献尸，这称为朝献，是第七献（《司樽彝》说："朝践用两只著樽。"注说："把朝践改称朝献，是因为酒樽相沿袭。"）王后于是进献加事之豆笾。尸主饮完酒，交给祝官，祝官斟酌清酒交给尸主，尸主用来回敬王，于是在户内为王设置回敬的席位（《司几筵》说："祭祀先王时，回敬的席位也是如此设置。"郑玄注说："尸主吃完饭，王已经献过尸，饮尽酒爵，祝官接过；祝官又交给尸主，尸主用来回敬王，于是在户内为王设席。王后与众臣进献酒爵之后才设席。"杨氏说："我认为《礼运疏》及《通典》都说王献尸完毕后，王后才进献加事豆笾，那么王后进献豆笾应当在王献尸这一环节；又按《笾人疏》说，这加笾是在尸主进食之后，王献尸，王后亚献于王之后才进献，那么王后进献豆笾应当在王后献尸这

译一环节，两种说法不同。"）此时王后用瑶爵斟酌壶樽中的醍齐来献尸，这称为再献，是第八献（郑玄注《司樽彝》说："王献尸之后，王后斟酌亚献。"）尸主于是回敬王后，王后饮下回敬之酒。接着作为宾客的众臣斟酌壶樽中的沈齐来完成尸主进食后的第三次献酒，这是第九献（《司樽彝注》说："王与王后各献四次，众臣献一次，这是祭礼的正数。"）大祝于是在庙门外西侧的房室中陈设祭馔，举行搜索求神之祭，名为"礼方"（《郊特牲》说"搜索求神之祭，祝官在庙门旁举行"，就是这个。因为此处平日是接待宾客之处，所以广泛求神）。九献完毕之后，王便戴上冕冠，手持盾牌与斧钺，率领群臣，王站在东边，跳《大武》之舞来使皇尸欢乐（这就是所谓的"入佾"）。又戴上皮弁跳《大夏》之舞，兼奏历代六朝之乐，于是举行加爵之礼，作为旅酬的开始（《礼器》说"周朝旅酬六尸"，就是这个）。所谓加爵，是指太子（即所谓"上嗣举奠"）以及三公之首一人、九卿之首一人，用璧角斟酌沈齐，各自进行一次加爵（按《少牢》《特牲》之祭，加爵只到三次为止，加上前面共十二献，也是与天数相合。《明堂位》说"加上璧散、璧角"，就是这个）。然后〇（掌管某物之官）、胞人、掌乐舞者、守门人等都各有赏赐。到了第二天又举行祭祀，名为"绎"，也称为"礼方"（《尔雅》说："绎，是又一次祭祀。"《春秋》说："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杜预注说"前一日辛巳已在太庙行过祭事"，就是这个。又郑玄注《礼器》说："礼方，是祭祀次日的绎祭。称为'礼方'，是因为在庙门旁边举行，因此得名。"）这祭礼，先在庙门外西侧的房室中陈设祭馔，而在堂上侍奉尸主。室内的祭礼简单，而堂上侍奉尸主的礼节隆重，这是因为孝子求神不止一处，不知道神灵究竟在哪里，是在那里呢，还是在这里呢。

△以上是九献

杨氏说：我认为《特牲馈食礼》贾公彦疏说"天子举行大〇祭，用十二献"。宗庙祭礼之中，没有比大〇祭更隆重的了，恐怕未必止于九献。《周官》记载诸公用九献，诸侯用七献，见于《行人》篇；诸侯之长用十二献，见于《掌客》篇，注说"诸侯之长，是九命而任方伯者。所献次数，公侯以下依各自的命数而定"。以诸侯之长十二献来推断，那么大〇祭用十二献，于礼也应当如此。只是这礼已经失传，具体条文无从考据。《礼运疏》及《通典》所记述的九献，大略写在这里，或许可以借此看出这礼制的大概轮廓。贾公彦疏"十二献"之说，如今也一并保存，留待后来学者考证。

《左传》记载：文公二年，在太庙举行大事（祫祭），把僖公的神位升列到闵公之上（"跻"，是升的意思。僖公是闵公的庶兄，继闵公而立为君，庙位次序本应排在闵公之下，如今却升到闵公之上，所以经文记载而加以讥刺）。左氏说，这是颠倒了祭祀的次序。当时夏父弗忌担任宗伯之职（"夏"，反切"户雅"。疏文说，小宗伯掌管建立国家的神位，辨明宗庙的昭穆次序，诸侯之官所掌管的也应当如此），他尊崇僖公，并且公开表明说："我看见新死的鬼神大，旧的鬼神小（新鬼指僖公，既是兄长，去世时年纪又较长；旧鬼指闵公，去世时年纪较小。弗忌明白表达他所见到的情况），先大后小，是顺理的；使圣贤升位，是圣明的。"君子认为他失礼，因为礼制没有不顺的。祭祀，是国家的大事，而颠倒了次序，还能称得上是礼吗？儿子即使庄重圣明，也从来没有在父亲之前受祭的道理（"先"，反切"悉荐"，下文"不先"同此。"齐"，是庄重的意思。臣子继承君位，就像儿子继承父亲一样）。所以禹不先于鲧受祭（鲧是禹的父亲），汤不先于契受祭（契是汤的十三世祖），文王、武

译王不先于不窋受祭（"窋"，反切"知律"。不窋是后稷之子）。宋国以帝乙为祖先，郑国以厉王为祖先，尚且尊奉在上位的祖先（帝乙是微子的父亲，厉王是郑桓公的父亲，两国不因帝乙、厉王不贤而不尊崇他们）。所以《鲁颂》说："四季祭祀从不懈怠，享祀之礼从不差错。伟大光明的上天之帝啊，伟大光明的先祖后稷啊（"解"，反切"佳卖"；"忒"，反切"他得"，是差错的意思。"皇皇"，是美好的意思。"后帝"，指天。此诗歌颂僖公郊祭上天，以后稷配享）。"君子认为这符合礼，是因为后稷虽是亲近的祖先，却排在天帝之后（先称天帝）。《诗经》说："问候我的姑姑们，接着问候我的姐姐。"君子认为这符合礼，是因为姐姐虽然亲近，却排在姑姑之后。《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〇祭（详见前文）。'跻'是什么意思？是升的意思。为什么说升僖公？"是"讥刺颠倒了祭祀的次序。这颠倒祭祀的次序是怎么回事呢？"是"先祭亡父而后祭祖先（"升"，指升到西边上位。"后祭祖先"，是因为僖公以臣子的身份继承闵公之位，如同儿子继承父亲一样，所以闵公对僖公来说也如同祖父一般。从先君的辈分来说，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本应各自都是兄弟，只是贵贱有别罢了；从继位的先后来说，则有父子君臣之道，这恩义与顺逆的道理，各有各的适用场合。《穀梁传》说法相同。《国语·鲁语》记载夏父弗忌担任宗伯——弗忌，是鲁国大夫；宗，指宗伯——将要升僖公之位，宗有司说（宗有司，是宗伯属下掌管具体事务的官员）："从元王一直到主癸，没有谁比得上汤（元王，即契。主癸，是汤的父亲），从后稷一直到王季，没有谁比得上文王、武王，商、周两朝的禘祭，都不曾升汤与文王、武王之位，是因为不越次序的缘故（不使晚辈越过前辈）。"杨氏说：《春秋》记载"大事于太庙"，指的是大〇祭。大〇祭与时〇祭不同。《国语》说"〇祭，将要升僖公之位"；《穀梁传》说"称为〇、称为尝，都是指按时祭祀而言"，这说法并不对）。"定公八年冬十月，按顺序祭祀先公（"从"，是顺的意思。"先公"，指闵公、僖公，是要纠正这两位先公神位的次序）。左氏说，按顺序祭祀先公并祈祷（阳虎将要举行大事，想要顺应祭祀次序来讨好众人）。

《通典》记载：古代天子诸侯三年守丧期满，都要〇祭先祖的神灵而合祭他们。因为生前有庆贺团聚的欢欣，死后也应当具备合食一处的礼节。顺应生者侍奉死者的情理，借着天道运行一周的完成来设立〇〇之飨，把先祖的神灵都合祭在一起。虞夏时代，先王驾崩，新王在位第一年、第二年守丧期满后举行〇祭。第三年春天单独举行礻龠祭，夏天单独举行〇祭，秋天单独举行尝祭，冬天单独举行〇祭。第四年春天单独举行礻龠祭，夏天合祭〇祭，秋天合祭尝祭，冬天合祭〇祭。每逢〇祭之年都是如此，直到这一代结束为止（高堂隆说："守丧若在单数年满期，那么〇祭也常在单数年；若在双数年满期，那么〇祭也常在双数年。"）殷商时代，先王驾崩，新王在位第二年守丧期满后举行〇祭。第三年春天单独举行〇祭，夏天单独举行礻龠祭，秋天单独举行尝祭，冬天单独举行〇祭。第四年春天单独举行〇祭，夏天合祭礻龠祭，秋天合祭尝祭，冬天合祭〇祭（〇祭之年单双数与虞夏相同。按殷商把虞夏"春礻龠"改称为"〇"，又把"〇"改称为"礻龠"。按《郊特牲》说"春〇秋尝"，这是殷制的祭礼）。周朝的制度，天子诸侯三年守丧期满，举行礻覃祭之后，便在太祖庙中〇祭，来年春天在群庙中〇祭（〇祭，是把已毁

译之庙与未毁之庙的神主都合祭在太祖庙中；〇祭，则不涉及已毁的亲庙。只是文王、武王以下已毁的神主，依照昭穆次序在文王、武王庙中祭祀，王季以上的神主在后稷庙中祭祀。之所以知道先〇祭后〇祭，是根据《春秋》所记鲁国僖公、定公、宣公都是在第八年举行〇祭，以此再推算两次殷祭的间隔得出的）。此后每五年举行两次殷祭，一次〇祭一次〇祭（之所以守丧期满之祭必定有这样的〇祭〇祭，是因为要为以后再次举行殷祭确立根本。守丧期满之〇祭，是〇祭的根本；次年之〇祭，是〇祭的根本。所以从此以后各自计数，每满三年便各举行一次，所以能做到五年两次殷祭。用这来效法五年两次闰月，象征天道大成的道理）。〇祭在夏天举行，〇祭在秋天举行（《诗经·雝宫传》说"诸侯再次举行〇祭就不举行礻勺祭，秋天举行〇祭就不举行尝祭，只有天子才能两者兼行"，就是这个道理。崔灵恩说："〇祭在夏天举行，是因为要审察辨明昭穆次序，排列尊卑高下，夏天时阳气在上、阴气在下，尊卑有序，所以隆重地依次第祭祀，所以'〇'的意思是审察、是次第。〇祭在秋天举行，是因为要合聚众多神灵，这礼节最为隆重，必须在秋天万物成熟之时，大规模合祭，所以'〇'的意思是合聚。"）

以上杨氏《祭礼》只把大〇祭、时〇祭分为两类，而没有说到四个朝代各自的制度，也没有说明〇祭的具体时间，大概是因为经书没有明文记载，不敢臆测妄说。而《通典》则详细说明了这些，大概是《通典》采用了郑康成所注《礼记》的说法；而郑康成又依据《春秋》的记载来立论，大体上都属于臆测之说，所以历代先儒大多加以驳斥。然而自从郑玄的注解流行以来，后世有国者大多依据此说来确定宗庙祭祀之礼，所以这里详细记录《通典》所述内容，并把诸儒的论辩列在下面。

赵氏说：《王制》说"春礻勺夏〇"，郑玄注认为这是夏朝的礼制；《祭统注》则说是夏商的礼制。《祭义》说"春〇秋尝"，注认为春〇是夏商之礼，周朝把〇改称殷祭，另把春祭改名为"祠"。《郊特牲》的注又说"〇应当作礻龠"。《礼记》各篇，有的是孔门末流弟子所撰写，有的是汉初诸儒私自撰述以求取购金赏赐而作，都是依据《春秋》而写成的。他们见《春秋》记载〇祭始于庄公，便以为这是按时祭祀的名称。又见《春秋》只有两次记载〇祭（闵公二年五月吉日〇祭于庄公，相当于今天的三月；僖公八年七月〇祭于太庙，相当于今天的五月），所以有的说是春祭，有的说是夏祭，各自撰写著作，彼此不相符合，其中的道理由此可见。而郑玄没有领会其中的用意，所以注《郊特牲》说"〇应当作礻勺"，《祭义》的注与《郊特牲》相同，而《祭统》及《王制》的注却又说"这是夏商时代的礼制"。况且《祭统》篇末说成王追念周公的功德，赐给他隆重的祭礼，郊社、尝〇之祭都在其中，又怎能说是夏商之礼呢？《王制》说"诸侯举行礻勺祭就不举行〇祭，举行〇祭就不举行尝祭，举行尝祭就不举行〇祭，举行〇祭就不举行礻龠祭"，撰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是因为见《春秋》中只记载了〇、〇、尝三种祭礼，便以为鲁国只举行这三种祭祀，所以才这样说。如果真如郑玄注所说，诸侯每年都要朝觐天子，那么路途遥远的诸侯国往来就要经历好几个季节，怎么会只是废止一个季节的祭祀而已呢？而且还必须常年在道路上往来，又怎能守护国家、治理百姓呢（郑玄的注认为虞夏之制，诸侯每年朝觐，所以废止一个季节的祭祀）？《公羊传》说"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注》说"五年两次殷祭宗庙，一次〇祭一次〇祭"，又说"〇祭、〇祭，都是殷祭。〇祭，是在太祖庙中排列群庙的神主；〇祭，则是在文王、武王庙中各自迎请

译昭穆之主"。太庙举行〇祭，象征生者有聚族而食的意义，排列昭穆次序，区分尊卑长幼。如今却把昭穆分别放在各自的庙中，这有什么道理呢？如果真有这样的道理，那么五庙、七庙中有虚位无主的情况，《曾子问》篇中为什么没有提及呢？大概是儒者们无法分辨〇祭、〇祭的区别，才勉强生出这种说法。僖公三十三年，《左传》说"〇、尝、〇于庙"，大概左氏见《春秋》经文前后所记的祭祀，只有这〇、尝、〇三种，便以为祭祀的名目仅止于此。但他只按经文字面，却没有理解经文的本意，所以才这样说。又昭公十五年"〇于武宫"，二十五年"〇于襄公"，定公八年"〇于僖公"，也是左氏见经文记载庄公时的〇祭，便以为各庙都应当合行〇祭，所以妄自说"〇于武宫""〇于僖公""〇于襄公"，都是错误地援引〇祭之文而妄加祭祀罢了。有人问：如果说〇祭是三年守丧期满之后的殷祭，那么晋人所说"因为敝国国君还没有举行〇祀"这话怎么解释呢？回答说：这是左氏的错误。左氏见经文记载"吉〇于庄公"，便以为守丧期满就应当举行〇祭，却不知道这本是鲁国自己的礼制，不适用于其他诸侯国。左氏自己也说鲁国有〇乐，接待宾客祭祀时使用，这就说明其他诸侯国没有〇祭可知了。这正是左氏自相矛盾之处，也由此可见。

林氏说：有些事情出于一时的浅陋之见，却流传施行了几千百年，竟没有人察觉它的错误，实在令人感叹！至于〇祭〇祭的说法，历代儒者聚讼纷纭已经很久了。论年份的先后，有的说先三年后三年（郑康成、高堂隆），有的说先两年后三年（徐邈）；辨祭礼的大小，有的说〇祭大于〇祭（郑康成），有的说〇祭大于〇祭（王肃），有的说这是同一祭礼的两个名称，礼节上没有大小差别（贾逵、刘歆）；又有的说〇祭在夏天而不在春天，〇祭在冬天而不在秋天。彼此矛盾、互相攻讦，始终没有定论。这些姑且都放在一边不去辨析。真正值得深加责难的，是最初那些出于个人浅见的荒谬说法，招致后世儒者纷纷聚讼，这恐怕是郑氏的过失吧。郑氏的说法是：鲁国的礼制，三年守丧期满后在太祖庙举行〇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〇祭，从此以后，每五年再举行两次盛大的祭祀，一次〇祭一次〇祭。周礼废弛断绝已经很久了。僖公去世，文公即位，第二年秋八月在太庙举行大事，"大事"就是〇祭，据此推算，这是三年守丧期满而在太祖庙举行〇祭。第二年春天举行〇祭，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参照僖公、定公八年都有举行〇祭的记载可以推知。大概因为文公二年举行了〇祭，就可以知道僖公、宣公二年也应当都举行过〇祭，那么第二年就是三年之内的春〇祭；再加上四年、五年、六年的秋〇祭，是三年之内的〇祭；再加上七年、八年，合计前后共五年而举行〇祭，所以说"〇祭于群庙"。从此以后每三年一次〇祭，每五年一次〇祭。唉！郑氏不了解《春秋》的本意，本来就是错误地作出这种说法，而后世学者又不加以省察，本就被他所迷惑了。当春秋之时，诸侯僭越礼制，混乱不堪，不再遵循礼制，鲁国的祭祀，都是僭越妄行的。诸侯却去郊祭上帝、〇祭始祖，这是罪过；大夫却去祭祀泰山、跳《八佾》之舞，这也是罪过。《春秋》

译常事不书,其书者,皆悖礼乱常之事。所以《春秋》记载"郊"祭的有九次,记载"〇"的有两次,以及"大事"一次、"有事"两次、"〇"两次、"尝"祭一次之类,无非是记载这些反常之事,使后世看出其中的错误,怎么反而把它当作周礼、当作可以效法的典章呢？假使鲁国的祭祀合乎周礼,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了。据考,僖公在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去世,到文公二年秋八月,丧期尚未结束,本不可以举行"〇"祭,而竟然举行了"大事"之祭,这是第一桩罪过。把僖公的神主提升(在闵公之上),这是第二桩罪过。文公犯了这两桩罪过,《春秋》讥讽他,郑玄却说这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〇"祭,这果真合乎礼吗！他又说第二年春天举行"〇"祭。经文中并没有三年后举行"〇"祭的记载,他从何得知？他只是根据僖公、宣公八年都有"〇"祭的记载而妄加推测,这就更加荒谬了。鲁国举行祭祀,哪有什么常规可言,圣人对合乎常规的祭祀又不加记载,又怎能拿其他国君在位之年去比附文公,从而证明"三年一〇"、"五年两次殷祭"的说法呢？假使文公二年不是因为提升僖公神主之事,《春秋》就不会记载"大事";假使僖公八年不是因为用了致夫人之礼,《春秋》就不会记载"〇",这又能有什么标准呢？何况宣公八年经文记载"在太庙举行祭祀",这本是寻常的祭祀,却把它说成是"〇"祭,这是为什么呢？如果真是"〇"祭,经文就不会称之为"有事"。而且闵公二年,《春秋》记载夏月对庄公举行吉〇之祭,这说明鲁国通常在第二年就举行"〇"祭了,何必等到第三年或第八年呢？闵公时明明有"〇"祭的记载却不加依据,宣公时并没有"〇"祭的记载却妄加援引,他牵强附会的做法由此可见。不然的话,鲁国直到僖公时《春秋》才开始记载"三望",难道其他国君在位时都不曾举行望祭吗？直到成公时才记载举行郊祭,难道其他国君都不曾举行郊祭吗？桓公在一年之内两次举行"〇"祭,十二位国君在位期间却只记载了一次尝祭,这又能当作效法的准则吗？拿乱世的典章,当作治世的制度,郑玄哪里懂得《春秋》啊！区区一个郑玄本不值得苛责,可后世的儒生随波逐流地附和他,历代的祭祀典章都遵照沿用,这就更加可悲了。

他论述"〇""〇"两种祭祀制度既然已经错了,说到举行祭祀的时间也是不对的。《春秋》记载"大事"是在秋八月,他却说是在冬天。记载闵公的"〇"祭是在夏四月,记载僖公的"〇"祭是在秋七月,他却一律说成是夏天。既然依据鲁国的礼制来推行祭祀典章,却又不采用鲁国祭祀的实际时间,这是自相矛盾。所以说,有些事情出于一时的浅陋见解,却被沿用成百上千年也没有人察觉它的错误,"〇""〇"的说法就是如此。

话虽如此,鲁国的祭祀确实是错的,那么先王的制度还能听闻得到吗？回答是：孟子的时代对周礼的详情尚且难以尽知,何况又经过秦火焚书的摧残呢！孔子说"多闻,有疑处则存而不论",郑玄偏偏不懂"存疑"的道理,竟胡乱立说来迷惑世人,更何况后人又效仿他的错误呢。所以在经书中查考,"〇""〇"的文字记载并不详细,唯一可以确知的是,一个尊贵、一个卑下。按礼,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〇"祭,有人问起"〇"祭的道理,孔子回答说不知道,这是在讥讽鲁僖公的僭越。《春秋》的笔法,凡是讥讽的对象是祭祀本身,就记下该祭祀的名称,否则就不记。记载"郊"、记载"望""〇",那么所讥讽的就在于郊祭、望祭和〇祭本身。至于文公的"〇"祭,讥讽的是他丧期未满就举行逆祀,而不在于"〇"祭本身,所以只说"大事"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〇"祭,是祭祀那位始祖所由出的先祖。天子设立始祖庙,还不足以完全体现追念远祖、尊崇先人的意义。所以再往上推及始祖所由出的那位先君,加以追祭,这就叫做"〇"。有虞氏、夏后氏都〇祭黄帝,因为他们的始祖颛顼是黄帝所出。商人、周人都〇祭帝喾,因为契是他们的始祖,也是帝喾所出,文王也是由此而出。"〇"祭,是天子专用的重祀。诸侯没有举行"〇"祭的礼制,鲁国却使用它,这是僭越。至于"〇"祭,则是把祖先神主合在一起祭祀而加以追念。已毁之庙与未毁之庙的神主,都合祭于太祖庙,不只是天子才能举行"〇"祭,诸侯也可以举行"〇"祭。详细辨明这两种祭祀的名称,则一尊一卑,可以说是很清楚了。先前的儒者依据郑玄的说法,大都认为"〇"大于"〇",这就等于把诸侯的祭礼凌驾于天子的祭礼之上,这样可以吗？考察经籍,关于"〇""〇"两祭能够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这大概是其中最重要的礼制内容。至于间隔年数的长短、举行祭祀的时间先后,经书中并无依据,学者应当对此存疑,不可依据汉代儒者的臆测之论。如果世上有圣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通晓礼制的本意,根据时势变通行事,来重新制定礼制,那是可以的。又何必胶柱鼓瑟、不知变通呢！如果只是把郑玄的错误说法、鲁国人僭越礼制的先例,当作百代都应遵行的常规,那恐怕会被后世懂得《春秋》的人所耻笑。

译杨氏说：自汉代以来，宗庙的礼制不符合古制的，其错误有两个方面：把〇〇混为一事，是第一个错误；轻视宗庙而看重原庙，是第二个错误。第一点是说，〇、〇两种礼制本不相同。天子既已建立始祖之庙，又要追溯始祖所从出的那位帝，用始祖来配祭他，这就是所谓的〇。把各庙的神主合祭于始祖之庙，举行盛大的合祭，这就是所谓的〇。前代儒者都知道〇是殷祭，却又把〇也当作殷祭，这种说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大概是从成王念及周公有大功劳，赐给他郊〇之礼，把祭祀圣人看得很重，(前人)已经感叹这不合礼制。然而鲁国举行〇礼，本来只是专门在周公庙中祭祀，向上推及文王，因为文王是周公所从出的先祖。此后到闵公二年，僭越使用〇礼合祭先祖，排列昭穆次序，并把夫人的神主请入庙中，从此〇礼才开始与〇礼混淆而无区别。《春秋》对于寻常之事不予记载，唯独特意记下闵公、僖公两次〇礼，这是记录失礼之始。文公二年，在太庙举行大事，把僖公的神位提升次序。《公羊传》说："大事是什么？就是大〇。"是说把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大规模合祭于太祖庙中而祭祀。天子有〇礼，诸侯也有〇礼，那么对文公有什么可讥讽的呢？是讥讽他颠倒祭祀次序，把僖公的神位提升了。郑康成却认为〇、〇都是鲁国的礼制。说〇是鲁礼，这是可以的；鲁国举行〇礼，本来在周公庙中举行已经不合礼了。何况僭越地把它用在庄公庙中，又在太庙中举行〇礼，以此安置妾母的神主，这能称得上合礼吗？〇，是宗庙中最盛大的祭祀。所以只有〇礼才最为隆重，看《明堂位》的记载就可以明白。闵公、僖公窃用了〇礼的盛大礼仪，来夸耀一时的美观，就像周公庙中有八佾之舞，后来被季氏窃用在自己庭院中一样，这都是圣人深恶痛绝的事。何况三年丧期结束后举行吉祭，这本是〇礼；闵公丧期尚未结束，就窃用〇的盛大礼仪来举行吉祭。合祭先祖，排列昭穆，这本是〇礼；僖公窃用了〇的盛大礼仪，用来安置夫人神主。〇、〇的混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郑氏不能追本溯源，辨明〇、〇二礼的差异，纠正闵公、僖公僭越〇礼的罪过，以阐明《春秋》的用意，反而拿《春秋》所深加讥讽的事，来说明先王〇、〇的正礼。又妄称〇、〇都是殷祭，三年一次〇祭，五年一次〇祭，两种礼常常相因而并行，并且多方立说来文饰他的说法。查郑氏注《王制》以及《春官·大宗伯》《诗·殷颂》，都说鲁礼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〇祭，第二年春天在各庙举行〇祭，从此以后每五年再举行一次殷祭，一次〇一次〇。我起初读郑氏这三处注释，以为必定有明确可依据的事实，等到考察其来源，才发现所谓一〇一〇的说法出自《春秋》鲁礼和纬书。沉溺于纬书的伪说而不觉悟其错误，这是郑氏被蒙蔽迷惑，不值得深责。但说是出自《春秋》鲁礼的，却并无事实可以证明，才明白他是拿僖公的〇、文公的〇这两件事，牵强附会来文饰其说而已。〇、〇二礼，其来源各不相同，本来互不相因。僖公的〇祭从来不是因为〇祭而举行，文公的〇祭也从来与〇祭无关。如今他的说法却是：文公二年既然有〇祭，那么僖公二年也必定有〇祭；僖公八年既然有〇祭，那么文公八年也必定有〇祭。事情本来没有，却牵强附会说成有，大概是想证明僖公的〇祭之前有〇祭，作为文公有〇祭的证据；又平添宣公八年的〇祭来加以证明，说僖公、宣公八年都有〇祭，以附会《春秋》。宣公八年只是在庙中有事，从未有〇祭的记载，郑氏却凭空捏造言辞来增加证据，这是他的第二个荒谬之处。文公二年《公羊传》说"五

译年而再殷祭"，所谓五年再殷祭，是说三年一次〇祭，五年两次〇祭，就像天道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一样。郑氏却引用这句话来作为三年一〇、五年一〇的证据，这是他更加荒谬的第三点。从二年到八年，相隔总共七年，与五年再殷祭的数目不合，于是就找说辞说：鲁礼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〇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〇祭，从此以后五年再举行殷祭。说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〇祭，这是可以的；但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〇祭，又有什么依据可以这样说呢？强行添加这件事在五年再殷祭之前，只是想借此掩盖五年、七年数目不合的问题罢了。后世的儒者知道这说不通，就又找说辞说：丧期结束后的〇祭，是〇祭的根本；第二年的〇祭，是〇祭的根本。这种说法似乎巧妙，可惜看似有理而实际上是错的，这是他的第四个荒谬之处。而且后世之所以相信郑氏，是因为他所依据的是《春秋》。但郑氏所依据的，却是把没有的说成有，把虚假的当作真实，拿闵公、僖公僭越窃用的礼制，来说明先王〇、〇的正礼。既在经文中三次注释这种说法，又依此推演写成《〇〇志》，注疏繁多，文字冗杂到难以尽述，所以读者无法辨别，各位儒者纷纷跟从他，这都是在郑注中寻求他的说法，却从未拿经文来考察郑注的真伪。王肃最不相信郑氏，却也把〇当作五年殷祭的名称，这不也是错误的吗。自从郑氏的说法确立以来，把〇混同于〇，〇的礼制于是消亡了；把〇混同于〇，〇的礼制也因此紊乱了。礼制规定，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〇祭；天子祭祀其始祖所从出的帝，这见于《大传》，见于《小记》，见于《丧服》《子夏传》，说得非常明白。《祭法》开篇就叙述虞、夏、殷、周四代已经施行的礼制，又有确切的证据可信，这本来是拥有国家的人所应当讲明并加以推行的。可是自汉代以来，世上的儒者都把它搁置不论，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后代研究礼制的人，都在三年一〇、五年一〇之中寻求解释，而不去考求祭祀始祖所从出之帝这件事。这都是由于汉儒把〇混同于〇，以致最终不知道有〇这回事，这就是〇礼消亡的原因，怎能不令人惋惜呢！汉儒既然把〇、〇都当作鲁礼，又把〇、〇同当作殷祭，这在〇、〇的本原上已经出错了。又想要探寻末流，辨析〇、〇名称为何不同，因此马融认为〇大〇小（〇是三年大祭以及郊祭宗庙；〇是每年的祭祀以及坛坫单独的祭祀）。郑玄认为〇大〇小（〇是把已毁庙、未毁庙的神主合祭于太祖；〇是把已毁庙的神主合祭，未毁庙的则分别在其本庙祭祀）。贾逵、刘歆认为这是一种祭祀的两个名称。众说纷纭，得失难以判定，尤其是郑氏说法最多，附会经文而流行，扰乱经义尤为严重。于是〇礼被〇礼所混淆，历代所施行的，众说纷纭错乱，时间先后的问题也牵扯缠绕不清，以致〇礼也不能得到正确的施行，这样〇的礼制，也从此紊乱了。所以说把〇、〇混为一事，这是第一个错误（轻宗庙重原庙的说法，见《宗庙门》）。

又说：我考察郑氏注《王制》《春官·大宗伯》以及《诗·殷颂》，都说鲁礼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〇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〇祭；又注《鬯人》"庙用修"，又说始行〇祭是从馈食开始的。如果真如此说，那么丧期结束后有〇祭，〇祭之前又有〇祭，是从馈食开始的。用丧礼来考察，大祥、礻覃祭都有这种祭祀，仍然属于丧祭。丧期结束就有吉祭，从未听说丧期结束后既有吉祭性质的〇祭，〇祭之前又有吉祭性质的〇祭。自从郑氏注释有这种说法后，魏卞后、唐睿宗的丧礼，都是礻覃祭之后有〇祭，丧期结束有〇祭，第二年春天有〇祭。本朝治平二年，

译同知太常礼院吕夏卿也提出这个建议，称之为小〇。后代的儒者，本意在于尊崇信服圣人经典，却不知经文中并无此文字，这只是郑氏的说法罢了。至于疏家所说郑氏是引用《〇梁传》"练而坏庙"的说法，认为此时木主刚刚入庙，用〇祭祭祀它，这尤其是错误的。〇祭是吉祭，练祭而迁庙之时就贸然举行吉祭，尤其没有这种道理。

案：〇、〇二礼的制度，礼经中没有明文记载，汉代解释经典的儒者，各自凭主观揣测立说，其中说法最详尽的是郑氏，而其说法支离破碎的，也莫过于郑氏。所以前代儒者都不认同他的说法，如赵氏、林氏、杨氏的言论，辨析论说详尽明白，已经没有遗漏。他们所批驳的，大概有四点：三年一〇、五年一〇，是第一点；把〇、〇混为一事，是第二点；把〇当作丧服除去之后即吉的祭祀，是第三点；把〇当作时祭，是第四点。至于三年一〇、五年一〇，经文中并无此文字，大概是纬书的说法。至于把〇、〇混为一事，则是郑氏依据鲁国的僭越之礼，妄加造作而当作周礼，前代儒者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至于说把〇当作丧服除去后即吉之祭是错误的，我认为《王制》说三年丧期之内不举行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时才越过丧服而行事。既然如此，那么丧服还没有除去时，宗庙的各种祭祀都全部废止，不只是〇、〇两种祭祀而已。《左传》说"练祭而制作神主，专门在神主前举行祭祀。〇祭之后再举行尝祭于庙"。既然如此，那么丧服除去之后，宗庙的各种祭祀就全部举行，也不只是〇、〇两种祭祀而已。由此看来，郑注所说的鲁礼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〇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〇祭，恐怕只是泛指丧期结束后就可以举行吉祭而言，并不见得就是把〇、〇当作丧期结束后的祭祀。像丧期结束后的祭祀，礼制上称之为〇祭。然而左氏所说的"专门在神主前举行祭祀"，前代儒者的注释认为是在寝宫祭祀新神主，那就不涉及群庙了。《仪礼·士虞礼》记载〇祭的祝文说："孝子某人，孝顺显扬先人，早起晚睡，小心敬畏，不敢懈怠自身，心中不安。用干肉来祭祀（干肉叫做尹祭）。嘉美的祭品丰盛，普遍进献浊酒。祭飨您皇祖某甫，用清酒供奉您的子孙某甫，希望享用。"那么〇祭也有祭告于庙的礼节。但《仪礼》所说的是士人之礼，如果是国家的礼制，那么在〇、〇按时祭祀之外，必定另有一种〇祭的礼节，只是经文中无从考证。到了鲁国才开始把〇祭当作〇祭，礼制的失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前代儒者批评康成对〇、〇的解释，指责他依据鲁国的失礼来当作周礼。然而鲁国自己是把〇当作〇祭来祭祀，而康成自己说的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〇祭，那么他的本意其实是把〇当作〇，本来并不是把〇当作〇，实际上并未专门以鲁国为依据。〇祭，是合祭。大〇祭，是把已毁庙的神主合祭于太祖而祭祀。时〇祭，是把未毁庙的昭穆各庙神主合祭于太祖而祭祀。至于〇祭，也是把新神主与旧神主合祭。既然如此，那么用〇来解释〇祭，也未尝不可。而所谓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〇祭，那自然是吉祭了。所以我认为康成所说的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〇祭，第二年在群庙举行〇祭，本来不是依据鲁礼而言，不可过分苛责。只是不应当根据《春秋》所记载的内容而遥远推算〇、〇祭祀的年份，那就是没有依据而凭空臆测了。至于说〇祭又是时祭，那么《王制》"天子举行〇祭，诸侯举行一次〇祭直到一次〇祭"的说法，《左传》"〇祭之后又尝祭于庙"的说法，以及所记载晋人所说的"寡君尚未举行〇祀"的说法，都是指时祭而言，没有理由都是虚妄的。〇祭有两种含义：有大〇之〇，就是《大传》

译所说的"礼制规定，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〇祭，天子祭祀其始祖所从出的帝，而用始祖来配祭"，以及《礼运》所说的"鲁国的郊〇之祭不合礼"，说的就是这个；有时〇之〇，就是《祭义》所说的"春天举行〇祭，秋天举行尝祭"，《王制》所说的"天子举行〇祭〇祭，诸侯举行一次〇祭直到一次〇祭"，说的就是这个。赵伯循一定要认为〇不是时祭的名称，因而不相信郑氏并连带诋毁《礼记》《左传》，他的意思大概是说〇只是大〇祭，没有所谓的时〇祭。然而〇的名义，在别处不曾见到经典记载，只有《礼记》详细说明。赵氏所说的，也是因为"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〇祭"的说法，"鲁国郊〇不合礼"的说法，认为〇是天子的大祀，所以不可以用来称呼时祭。然而《大传》《礼运》是《礼记》，《王制》《祭义》也是《礼记》。如今他所依据的是《大传》《礼运》，所诋毁的是《王制》《祭法》，这是拿《礼记》来攻击《礼记》。至于"〇祭之后又尝祭于庙"这一句话，虽然是《左氏传》所说的，但其中所记载的昭公十五年在武宫举行〇祭，二十五年在襄公庙举行〇祭，定公八年在僖公庙举行〇祭，襄公十六年晋人说"寡君尚未举行〇祀"，这些都是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如今赵氏都认为这是左氏的臆说。他是看到经文中有在庄公庙举行〇祭这一件事，所以对于当时鲁国及其他国家的祭祀，都妄自认为是〇祭，这种说法就尤其说不通了。哪有鲁国原本没有这种祭祀、晋人原本没有这种说法，却凭空捏造妄说的道理呢？大概鲁国伯禽曾经受赐郊〇之礼，那么鲁国后来所施行的〇祭，或许是大〇祭，或许是时〇祭，也是未可知的。至于左氏所说的"〇祭之后又尝祭于庙"，晋人所说的"寡君尚未举行〇祀"，那么时〇祭是通行于天子诸侯之间的，不只是鲁国施行而已，恐怕难以将其等同于郊祭望祭之类而一概斥之为僭越。

●卷一百一 宗庙考十一

○〇〇

有虞氏〇祭黄帝（赵氏说：虞氏以颛顼为祖先，颛顼出自黄帝，这就是所谓的"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夏后氏也〇祭黄帝（道理与虞舜相同）。殷人〇祭帝喾（殷的祖先是契，契出自帝喾）。周人〇祭帝喾（道理与殷相同）。礼制规定，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〇祭。天子祭祀其始祖所从出的帝，而用其始祖来配祭（所从出，是指所联系的那位帝）。诸侯的祭祀达到其太祖为止（太祖，是最初受封的国君。赵伯循说：诸侯有五庙，只有太庙百代不迁毁。用"达到"这个字，是说远祖祭祀所能达到的范围。不说〇祭，是因为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〇祭，这一点没有疑问；不说〇祭，是因为四季都要祭祀，所以不说〇祭），大夫如有大功大德，被国君考察记录，就可以逆推祭祀达到其高祖（"有""省"，是说有功德，被国君考察记录。"干"字，是逆向向上的意思，是说逆向向上达到高祖。杨氏说：我认为天子有〇祭，诸侯祭祀达到其太祖也有〇祭，大夫没有〇祭，只有立下大功德被国君所知晓的，才能够〇祭达到高祖。《仪礼·丧服·不杖期》章"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条下《子夏传》说："都邑的士人，就知道尊崇父亲了。大夫和学士，就知道尊崇祖先了。诸侯的祭祀达到其太祖，天子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杨氏说：按《大传》和《子夏传》这两段，都说大夫祭祀祖先，诸侯又向上推及其太祖，只有天子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这就是所谓的"礼制规定，不是天子就不能举行〇祭"）。

案：郑氏注释"祭祀其祖先所从出的先帝"，认为天子的先祖都是感应太微五帝之精气而生，"祖"指的是后稷，祖先所从出的，是苍帝灵威仰。于是把〇祭也当作祭天之礼，与郊祭混为一谈。舍弃帝喾而说灵威仰，这种说法妖妄，尤其支离破碎，前代儒者大多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