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 刑考九

译昭陵一株柏树就要杀两位将军，千年之后人们将如何评说！臣不敢奉行这道诏令。"皇上这才作罢。

武后图谋革命，大开告密之门，以此诛除持异议的人，司法官员争相严酷苛刻，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自坚持公平宽恕的原则，被告的人都说："遇到来俊臣、侯思止一定死，遇到徐有功、杜景俭一定活。"酷吏所诬陷构陷的人，徐有功都为他们申明冤屈，前后救活了几十上百家人。他曾经在朝廷上为案件争辩，太后疾言厉色地诘问他，左右的人都为他战栗害怕，徐有功神色不为所动，争辩得更加恳切。太后虽然喜好杀戮，但知道徐有功正直，非常敬重畏惧他，曾经对徐有功说："你近来审案，为何判轻了的这么多？"他回答说："判轻了，是做臣子的小过失；爱惜生命，是圣人的大德。"太后默然无语。司刑丞李日知也崇尚公平宽恕。少卿胡元礼想要处死一名囚犯，李日知认为不可，来回争论了好几次，胡元礼发怒说："我胡元礼不离开刑曹一天，这个囚犯终究没有活命的道理！"李日知说："我李日知不离开刑曹一天，这个囚犯终究没有处死的法理！"最终两人各自写了状子呈报上去，李日知果然是对的。

推事使上奏说："瀛州人李仁怛等三十七人被告发说谋反，法司判决一并处斩；父母妻子流放三千里。"徐有功坚持说："元淑是里正，元得是户人，因为祖上的纠纷，互相告发对方，有的说以谋反相互招呼，有的说以叛逃相互牵连。谋反必须有共谋的人，叛逃岂能没有约定的同伙；既无共谋又无约定，只是口头言语随口一说，就以谋反的实罪论处，也太苛刻严酷了。抢竿本来就没有真实的响应，星象文书本来就参差不齐，纵使确实说过反叛的话，只是根据这些改换了他们的姓氏，因根据这些说他们有罪，正是因为口头所说，同党却完全没有，明显不是真正的谋反。《贼盗律》说：'口头说出想要谋反的话，心中并没有真实的图谋，流放三千里。'律疏说：'口头说出想要叛逃的话，杖打八十。'依照告状来看，都只是口头言语，追究其犯罪的实情，都不是内心真实的图谋。臣忝任审慎裁量之职，认为这样处理才恰当。如果不采纳我的推断，就请依照我的浅见办理；如果认为不妥当，最终还须重新审理。"记录上奏后，敕令批复："得到宗君哲的状子，说没有谋反的迹象可查，请依照徐有功丞的意见流放三千里。"奉旨依从此意见，正好遇上大赦而免罪。

魏元忠被张易之等人诬陷，因此获罪被贬官，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在郊外为魏元忠饯行，张易之伪造了一份告密人柴明的状子，声称崔贞慎与魏元忠图谋造反。太后派监察御史马怀素审理此案，说："这件事都是事实，稍加审问，赶快上报。"宫中使者多次催促，说："谋反的情状已经很明显了，为什么拖延到这个地步？"马怀素请求让柴明前来对质，太后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柴明在哪里，只要根据状子审理就行了，何必用告密的人？"马怀素据实上报，太后发怒说："你想要放纵谋反的人吗？"他回答说："臣不敢放纵谋反的人！魏元忠因为宰相身份被贬官，崔贞慎等人因为亲友旧交前去送行，如果诬陷他们为谋反，臣实在不敢这样做。从前栾布在彭越首级下祭奠奏事，汉高祖不加罪，何况魏元忠受的刑罚还不及彭越，陛下却想要诛杀那些为他送行的人呢！况且陛下掌握着生杀大权，想要加罪于人，取决于圣意就可以了；如果是命令臣去审理，臣不敢不据实上报。"太后说："你是想要完全不定他们的罪吗？"他回答说："臣智识愚钝浅薄，实在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罪。"太后的心意有所缓解，崔贞慎等人因此获免于罪。

许州人杨元嗣告发说："张昌宗曾经召术士李弘泰占卜看相，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劝他在定州修建佛寺，那么天下人心就会归附。"太后命韦承庆以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璟审理此案。崔神庆是崔神基的弟弟。韦承庆、崔神庆上奏说："张昌宗自己陈述说'李弘泰的话，不久已经上奏了'，依照法律应当按自首原谅；李弘泰妖言惑众，请依法收押治罪。"宋璟与大理丞封全祯上奏说："张

译昌宗恩宠荣耀如此之盛，却又召术士占卜看相，志向想要求什么！李弘泰说占卜得到纯《乾》卦，是天子之卦。张昌宗倘若认为李弘泰的话是妖言妄语，为什么不立即将他抓起来送交有司！虽说已经上奏，终究是包藏祸心，依法应当处斩并抄没全家。请将他收押入狱，彻底追究他的罪行！"太后很久都不答应，宋璟又说："倘若不立即收押，恐怕会动摇民心。"太后说："你暂且停止追究，等我再检查详审一下文书状子。"宋璟退下后，左拾遗江都人李邕上前说："刚才看宋璟所奏的内容，志在安定社稷，不是为了自身谋利，希望陛下准许他的奏请。"太后不听。不久敕令宋璟去扬州审案，又敕令宋璟去查办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的贪赃案，又敕令宋璟作为李峤的副手去安抚陇、蜀地区。宋璟都不肯前往，上奏说："按照旧例，州县官员有罪，官品高的由侍御史、官品低的由监察御史查办，中丞若非军国大事，不应当出使在外。如今陇、蜀没有变乱，不知道陛下派臣出京在外是为了什么。臣都不敢奉行诏命。"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认为："张昌宗没有功劳却蒙受恩宠，反而包藏祸心，自招祸患，这是上天在降下愤怒；陛下不忍心加以诛杀，那就是违背天意而不吉祥。况且张昌宗既然说已经上奏过了，就不应当再与李弘泰来往，让他为自己求福消灾，这就说明他起初根本没有悔改之心；他之所以要上奏，是打算事情败露就说自己先前已经奏报过了，事情不败露就等待时机谋反。这是奸臣的诡诈计谋，如果说这样也可以放过，那还有谁应当受刑！何况这件事已经发生过两次，陛下都放过不加追究，使张昌宗更加自负得计，天下人也会认为这是天命不该他死，这是陛下在养成他作乱啊。如果叛逆之臣不诛杀，社稷就要灭亡了。请交付鸾台、凤阁、三司会审，彻底查究他的罪行。"奏疏呈上后，没有得到答复。崔玄暐也屡次进言，太后命令司法部门商议他的罪行。崔玄暐的弟弟司刑少卿崔升，将他判处死刑。宋璟又上奏请求将张昌宗收押下狱，太后说："张昌宗已经自己奏报过了。"他回答说："张昌宗是被匿名飞书所逼迫，走投无路才自己陈述，这种势态并非出于本心自愿。况且图谋造反是大逆之罪，不容许以自首为由免罪。如果张昌宗不服从重刑处置，国法还有什么用！"太后用温和的话语来化解此事。宋璟声色更加严厉地说："张昌宗超乎寻常地蒙受恩宠，臣知道话一出口祸患就会降临，但正义之情激荡于心，即使死也不遗憾！"太后不高兴。杨再思担心他触怒圣意，急忙宣布敕令让他退出。宋璟说："圣明的君主就在这里，不劳烦宰相擅自宣布敕命！"太后于是准许了他的奏请，派张昌宗到御史台去。宋璟当廷站着要审问他，事情还没有办完，太后就派宫中使者召回张昌宗，拿着敕令赦免了他。宋璟叹息说："没有先把这小子的脑袋打裂，真是辜负了这份心愿！"太后于是让张昌宗到宋璟那里去道谢，宋璟拒绝不见。

玄宗开元十八年，冀州武强县令裴景仙犯下索取贿赂积累五千匹绢的罪行，事情败露后，皇上大怒，下令召集众人处死他。大理卿李朝隐上奏说："裴景仙的罪行是索取贿赂，罪不至死。而且裴景仙的曾祖已故司空裴寂，当年参与创建大唐，是首要的元勋之一。载初年间，裴家蒙受非罪之祸，他的兄弟们都被诛杀灭族，只有裴景仙一人幸存下来，如今是嫡系继承人。依照贪赃的数额还不至于判死罪，依照犯罪情节还应当适用议罪的条款。十代之内尚且要宽宥贤人的后代，功勋确实应当记录；一门断绝祭祀，情理上也令人哀怜。希望能宽免暴尸街市的刑罚，让他去投荒服役，那么旧日的功勋就不会被抛弃，法律的公平也能够实现。"皇上亲手写诏书不予批准。李朝隐又上奏说："判决权断自上天，处以极刑，生杀大权，应当由君主专断；轻重自有法律条文，臣下应当遵守。枉法之罪，是歪曲法理来牟取利益，达到十五匹绢就要判处死刑；乞取贿赂之罪，是通过索取来获得赃物，数额达到几千匹也只判处流刑。如果让乞取贿赂获罪的人，就处以斩刑，以后再有枉法应当定罪的人，又该加以什么刑罚呢？所以是为国家珍惜法律，期望能坚守律文，不敢因为

译要顺从法外之情而歪曲法律，来特别怜悯裴景仙的性命。射杀白兔于魏国御苑、惊吓御马于汉朝桥上这样的事情，起初震动了皇威，最终还是听从了朝廷的公议，难道是皇威不能施加，而是法律贵在有恒常性。而且裴景仙的曾祖父，被定为开国元勋，恩德应当加倍于常规。如果把裴寂的功勋完全抛弃，对裴景仙的罪特别加重，那么叔向那样的贤人后代，又何足称道；若敖氏的鬼魂，岂不是要挨饿了！希望能舍弃罪行而顾念功勋，恳请陛下垂听。"于是判决杖打一百，发配流放。

张琇为父亲报仇杀死杨汪一事。（见《刑制门》）

肃宗至德二年，将军王去荣因为私人怨恨杀死本县县令，应当处死。皇上因为他擅长使用炮石作战，壬辰这天，敕令免他一死，让他以平民身份到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没有立即执行下达这道命令，上表说："王去荣行为荒谬，杀死本县的父母官。《易经》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有其逐渐形成的原因的。'如果放纵王去荣，可以说是在滋生这种渐进的祸端了，议论的人说陕郡刚刚收复，没有合适的人不能守住。但既然如此，其他没有王去荣本事的人，又是凭什么也能坚守呢？陛下如果因为擅长使用炮石一种技能就免去死罪，如今各军中技艺超群的人，那类人实在很多。他们必定会仗恃自己的才能，到处冒犯上级，那还怎么制止得了呢！如果要制止这种情况而放过王去荣却诛杀其他类似的人，那么就是法令不统一而诱使人触犯罪行了。如今爱惜一个王去荣的才能而不杀他，必定会导致杀掉十个像王去荣这样的人才，这不是伤害更大吗！这个王去荣，是叛逆作乱之人，哪有在这里叛逆而在那里顺从，在富平作乱而在陕郡守法，忤逆本县的县令却不忤逆更高的君主的道理呢！恭请圣明的君主保全那些更长远、更重大的利益，那么祸乱不用多久就能平定了。"皇上把这件事交下去，命令百官商议。太子太师韦见素等人商议后，认为："法律，是天地间的重要典章，帝王尚且不敢擅自杀人，而小人却能够擅自杀人，这是臣下的权力超过了君主。王去荣既然杀了人却不处死，那么军中凡是有技艺才能的人，也会自认为无所顾虑，到处横行霸道，做郡县长官的人，岂不是很艰难吗！陛下作为天下的君主，对人的爱护不分亲疏，得到一个王去荣却失去万千百姓的拥护，这有什么好处呢！按照法律，杀死本县县令，列在十恶大罪之中。而陛下宽宥了他，王法得不到施行，人伦道理受到扭曲，臣等奉行诏令，不知道该怎么办。国家要靠法律来治理，军队要靠法律来取胜；只有恩惠没有威严，就是慈母也不能管束她的儿子。陛下厚待战士却每次作战收获甚少，难道不是因为没有法度吗！如今陕郡虽然重要，也不至于急迫到不遵守法律。有法度那么天下就没有攻克不了的忧虑，何况陕郡呢！没有法度那么陕郡也治理不好，得到它又有什么益处呢！而王去荣这种末流技艺，陕郡的存亡不在于他；王法的有无，才是关系国家安危的轻重所在。这就是臣等所以恳切希望陛下遵守贞观年间法度的原因。"皇上最终还是放过了王去荣。

德宗时，下诏命中书门下选拔精通律学的人才，选取至德年以来的制书、敕令、奏章判例，摘取其中可以作为法律典范的记录保存下来，但不署名成书。

宪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亲报仇杀了人，自己投案到县衙请罪。敕令说："报仇杀人，本来就有常法可依。因为他伸冤请罪，把死看得如同归家一样平常，自己前往官府投案；这是发自天性的行为，志在遵循节义，本来就没有求生的念头。宁可判决失当也不失去经义常法，特别减去死罪，应当判决杖打一百，发配流放循州。"于是史官、职方员外郎韩愈献上《复仇议》说："恭承本月五日的敕令：'复仇，依据礼经来看则道义有所不同，依据天子的法令来看则杀人的应当处死。礼法二者，都是帝王教化的重要方面。有这样的分歧，本来就需要论辩，应当命令都省集议后上奏。'臣认为儿子为父亲报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见于《周官》，见于诸

译子史书，多得数不清，从没有认为这是错的而加以治罪的。律法记载最为详细，可是律文中却没有这一条，这不是文字有所缺漏。是因为如果不允许复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心，而违背先王的教诲；如果允许复仇，那么人们将会依仗法律而擅自杀人，就没有办法禁止这种行为的开端了。律法虽然本源于圣人，但是执行它的，是官府的司法人员。经典所明示的，是用来制约司法人员的。之所以在经典中反复叮咛这个道理，却在律文中深深隐没这方面的文字，其用意是想让执法的官吏一律依据法律来断案，而通晓经学的士人则可以引用经典来议论。《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就命令不得报仇；如果报仇就要处死。'义，就是适宜的意思，说明杀人而不合乎适宜之处的，儿子就可以复仇。就好比百姓之间相互仇杀的情形一样。《公羊传》说：'父亲没有被依法诛杀，儿子可以为他报仇。'所谓没有被依法诛杀，是指他的罪不应当被处死。诛，是上对下所使用的说法，不是指百姓之间互相残杀。又《周官》说：'凡是要报仇的，先在士官那里登记备案，杀了人就无罪。'是说将要复仇的人，必须先向官府申告，那么就无罪。如今陛下用心于典章制度，想要确立永久的制度，既珍惜司法官员的职守，又怜悯孝子的心意，表示不独断专行，征求群臣的意见。臣愚昧地认为复仇的名义虽然相同，但其中的事情各有不同。有的是百姓之间相互复仇，如同《周官》所说的那样，是可以在当今议定的；有的是被官吏所诛杀而复仇，如同《公羊传》所说的那样，是不可以在当今施行的。又，《周礼》所说的，将要复仇，先禀告士官就可以无罪，如果是孤苦幼弱之人，怀抱着隐秘的志向而等待时机报复仇人，恐怕不能自己先禀告官府，这一条也不能作为当今判决的依据。既然这样，那么处死与赦免，就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制定这样的规则：凡是有为父报仇的人，事情发生后，详细陈述事情的原委，交下尚书省集体商议后上奏。斟酌其中的适宜之处再作处理，那么经义和法律就都不会失去其本意了。"

柳宗元担任柳州刺史时，百姓莫诚为了救哥哥莫荡，用竹子刺伤了莫果的右臂，过了十二天后死去，莫诚被关押在龙城县监狱中。依照法律，用其他器物殴打伤人，在十二天限期以内死亡的，按杀人罪论处。柳宗元在《上桂管观察府状》中说："下官恭奉文牒，依照律文处置此事。私下认为莫诚是在情急之下行动，事出仓促，一心想解救危难，哪里还想到用的是什么器物。他救兄有着急难当头的悲切，刺伤手臂并非必致死命的创伤。不幸导致死亡，推想并非他的本意。按照法律条文固然应当恭敬遵守，但体察案情实在令人怜悯同情。他当时只顾伸手相救，来不及考虑周全长远的后果。依律是不应当赦免，这是要让主管官吏坚守恰当的判断标准；但依情理也许有不安之处，这是执法官吏切望从轻处理的心愿。恭请俯赐怜悯，特别通融从轻发落，免去他的性命，以此来安慰边远的百姓。"

穆宗长庆二年四月，刑部员外郎孙革上奏说："依照京兆府所申报，鄠县力人张莅欠了羽林官骑康宪的钱米，康宪前去索讨，张莅乘着醉意殴打康宪，气息几乎断绝。康宪的儿子康买得当年十四岁，前去救护父亲，因为张莅是有力气的人，不敢与他正面较量抗衡，于是拿着木锸击打他的头部致其流血，两天后张莅因此而死。依照法律，父亲被人殴打，儿子前去解救，打伤了对方，比照一般斗殴罪减三等治罪；如果致人死亡，就按照通常法律处置。那么康买得应当判处死刑。臣认为法律是用来防止凶暴的行为，孝行是用来推行教化的。如今康买得救父危难，是出于天性的孝心，而不是凶暴；打张莅是出于情势危急，而不是凶恶。以他才十四岁的年纪，正是父子情深之时，如果不是圣明教化所培育，一个孩童怎么能做到这样呢？《王制》中说五刑的道理，必须要考究父子之情；《春秋》的大义，是根据心意来判定罪行；《周书》的训诫，各种刑罚都要有权衡变通。如今康买得生来就承受了圣朝的教化，年幼便合乎至孝之道，怜悯宽宥他，应当出自圣上的仁慈。臣职责所在应当审理刑案，理应申

译明善恶。谨先具列事情原委陈奏，恭请下达中书门下商议。"敕旨说："康买得还只是童年，却能懂得作儿子的道理，虽然杀人应当处死，但为父报仇的心意值得哀怜。如果按照通常判死刑的条例处理，恐怕就失去了体察实情的用意，应当交付司法部门，减死罪一等处理。"

长庆二年，白居易上言说："依据刑部和大理寺所判定的：'依照法律，不是因为斗殴而是无缘无故杀人的，称为故意杀人。如今姚文秀是因事而杀人，那么就不算故意杀人。'依据大理寺直崔元式所坚持的意见：'依照法律，相互争执叫做斗，相互击打叫做殴，因交手斗殴而致死的，才叫做斗杀。如今阿王被打得遍体鳞伤，因此而死；而姚文秀检验身上，却一点伤损都没有，那么就不能称为相互击打。阿王当天夜里就死了，怎么能称为相互争执呢？既然不是斗殴，又是蓄意怨恨发怒，那么就是故意杀人。'又依据《律疏》说：'不是因为斗殴而是无缘无故杀人的，称为故意杀人。'这里所说的'事'，是指斗殴争执之事，不是指其他的事情。如今大理寺、刑部所坚持的意见，认为姚文秀是因为妻子有过错而发怒，这就不是无缘无故，既然是有原因的，因此而将她殴打致死，那就不算是故意杀人。这就是只用'无事'两个字，却不引用'争斗'这句上文。像这样，就是让天下的人，都能够借故杀人，杀了人以后，就说：'我是因事而杀，不是故意杀人。'这样可以吗？况且天下的人，哪有无缘无故就杀人的呢？这足以说明这里所说的'事'指的是争斗之事，而不是其他事情。而且，凡是说因斗殴而致死的，是指事先本来没有仇恨嫌隙，偶然相互争斗，一殴一击，没料到会致人死亡。像这样，就不算是故意杀人，因为他原本就没有杀人的意图。如今姚文秀对妻子的怨怒非常深，积怨已久，殴打得遍体鳞伤，当夜就死了，考察这个情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故意杀人，那什么才是故意杀人呢？如果因为先前有争吵谩骂，就不算是故意杀人，那么如同有人预谋杀人，先挑起相互谩骂，便算作是交相争执，争执之后，再用器物将其殴打致死，就说：'我是因事而杀，不是故意杀人。'这样可以吗？况且阿王既然已死，无从辨明真相；姚文秀自己说是相互争执，又有什么凭据呢？臣认为审案贵在明察实情，法律必须能够长久施行。如果崔元式所议不被采用，而大理寺所坚持的意见得以施行，实在恐怕被殴打致死的人从此永远含冤，而故意杀人的人从今以后就得到了逃脱的办法。"奉敕："姚文秀杀害妻子，罪列十恶之中，如果予以宽宥赦免，这是助长凶恶愚昧之风。律文纵然有可以变通援引的文字，但在情理上终究应当果断处置。应当依照白居易所奏，交由所在官府重打一顿处死。"

敬宗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婆鞭打儿媳致死的案件，上奏请求判处死刑抵命。刑部尚书柳公绰议论说："尊长殴打卑幼，不算是斗殴；况且她的儿子还在世，如果因为妻子的死而处死他的母亲，这不合乎教化之道。"于是减去死罪论处。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御史台、刑部、大理寺等上奏说："依照《名例律》：'凡是判罪而没有明确正条可依的，如果应当出罪的，就援引重罪的条文来说明轻罪的处理；如果应当入罪的，就援引轻罪的条文来说明重罪的处理。'律疏说：'判罪没有正条，是指在整部律法之内，所犯之罪没有相应罪名的情况。'依照《杂律》：'不应当做而做的，笞打四十；'律疏注解说律令没有相应条文，事理上不可以做的杖打八十。律疏说：'各种轻微违法行为，涉及类别繁多，法律条文再完备，也难以包罗无遗。有的行为在律、令中都没有明确的正条可依，如果不用轻重相互说明的方式，就没有条文可以比照援引，只能临时处理，酌情定罪，来弥补法律的疏漏，所以设立这一条款。其中情节较轻的笞打四十，情理较重的杖打八十。'"奉敕依从此议。

同一年七月，磁州平恩县百姓高弘超，他的父亲高晖被同乡人王感所杀，高弘超持刀杀死王感，提着他的头颅自首陈述，大理寺按故意杀人罪论处。尚书刑部员外郎李

译殷梦又上奏说："臣认为持刀杀人，依照法律应当判处死刑；投案自首，依法应当减罪。高弘超既然完成了报仇的心愿，本来就不逃避法律的制裁，即使背负杀父之仇也无愧于心，把死看得如同归家一样平常。历代以来，这样的事情大多都能得到宽贷性命的处理。长庆二年，有康买得的父亲康宪被力人张莅乘醉殴打得气息几乎断绝，康买得年仅十四岁，用木锸击打张莅，三天后张莅死亡。敕旨说：'康买得还只是童年，却能懂得作儿子的道理，虽然杀人应当处死，但为父报仇的心意值得哀怜。如果按照通常判死刑的条例处理，恐怕就失去了体察实情的用意，应当减去死罪处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悦杀死父亲的仇人，投案到县衙请罪。敕旨说：'报仇杀人，本来就有常法可依，因为他伸冤请罪，亲自到官府投案，这是发自天性的行为，本来就没有求生的念头，宁可判决失当也不失去经义常法，特别应当减去死罪。'如今正当圣明之世，有这样的孝子。这个高弘超如果一定要将他处以极刑，实在担心这不符合皇恩浩荡的用意。"奉敕："可以减去死罪一等。"

长兴二年四月，大理正剧可久上奏说："依照《开成格》，凡是抓获盗贼但必须找到确凿的赃物证据，然后才能定罪判决；如果有在审讯拷问过程中因而致其死亡的情况，就按照故意杀人罪论处。臣请求从今以后，如果因此而导致死亡，且没有其他缘故，就请求减一等治罪。另外要增加规定，如果是因病死亡的，就依照辜限的规定处理，主犯的罪行，减本罪五等。"中书门下复奏说："从今以后凡是涉及盗贼案件，如果在审讯拷问中因而致死的，有故意情节的，按故意杀人罪论处；没有故意情节的，减一等治罪。如果拷打过程中因而加重了病情，等到检验清楚，如果没有其他缘故，即使在规定期限内死亡，也按照减等论处。"依从此议。到了后晋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上奏说："依据《刑法统类》所记载的条文说：'盗贼案件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赃物，在审讯拷问过程中因而致死的，有故意情节的，按故意杀人罪论处；没有故意情节的，减一等治罪。'又说：'从今以后如果有故意情节的，按故意杀人罪论处；没有故意情节的，如果作案的痕迹十分明显，各种证据确凿无误，但顽固地坚持奸恶不肯招认实情，因此而导致死亡的，请求减故意杀人罪三等；如果是被冤枉牵连攀扯，终究是清白之人，因此而导致死亡的，请求减故意杀人罪一等。'臣按照上文所说'有故意情节的，按故意杀人罪论处'，这一点是明确的。而其中没有故意情节的，也要坐减一等的罪名，恐怕就不太恰当了。假如官府审理案件，还没有查清案情实情，也不可以完全不加以询问。文中所说的有故意情节，是指曾经进行拷打或者违反了法令的规定，或者使用了粗大的枷锁大棒，压制逼迫审问，因此致人死亡的，都属于有故意情节；没有故意情节的，是指审讯的官司不曾拷打，又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故意压制逼迫，这类情况都属于没有故意情节，不应当因此定罪。假如有犯事的人本来就患有旧疾，审讯过程中，突然暴毙身亡，也不应当就此判审讯官吏减等之罪。又根据《断狱律》说：'如果依照法律使用杖刑，依照数目拷打决罚，而意外致人死亡的，不予论罪。'邂逅，是说本来不期望致人死亡而对方却死了。况且那里说的是拷打决罚，尚且允许不予论罪，这里说的是没有故意的情况，却仍然要治罪，事理上前后相互矛盾，道理上说不通。请从今以后审讯拷问时致人死亡的，如果确实没有故意情节，请依照意外事故不予论罪的道理处理。"详定院上奏说："臣等仔细审议，如果是违法拷打或者枉法夹带私情因而致人死亡的，只要有故意的情节，就依照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虽然不是依法拷打，但也不是枉法夹带私情因而致人死亡的，且没有故意情节的，请求减故意杀人罪一等。如果本来没有故意的情节，又是依法拷打，或者还没有拷打，或者还没有开始诘问，也没有压制逼迫，是因为其他缘故而致人死亡的，都属于意外事故不予论罪的情形。"依从此议。

按语：有罪的人被拘禁滞留在监狱之中，官府不能及时判决处

译理而让他因病瘐死狱中，这确实是治国者应当怜悯的事情。然而既然称之为盗贼，那么罪大的可以处死，罪小的可以施加刑罚，那些审讯拖延而不肯立即招供伏罪的，都是大奸巨恶之徒。因意外事故致死却依照故意杀人罪论处，这就过分了！

宋太祖皇帝开宝三年，下诏命各道州府，凡是判处死罪并已论定的案件，都要抄录案卷，用红笔书写律格条文、判词、囚禁审讯的月日、主审官吏的姓名上报朝廷，交由刑部复核审查。

自五代用兵以来，藩镇长官骄横跋扈，大多有枉法杀人的行为，朝廷致力于施行姑息迁就的政策，大多搁置不问，刑部复核审查的制度于是就荒废了。到这时候，才有了这道诏令。又，金州防御使仇超等人因故意判处无辜之人死罪，被除去官职名籍，流放到海岛。从这以后，人们才知道要奉行法律了。

开宝五年，陕州上报说：百姓范义超，在后周显德年间，因私人怨恨杀害同乡人常古真全家十二口人，常古真最小的儿子留留逃脱幸免于难，到这时已经长大成人，将范义超捉住到官府控诉。有司援引大赦条例认为应当予以原谅，皇上说："哪有杀了人家一家十二口人却可以按大赦条例论处的道理？"当即下令将他斩首。

太宗兴国二年，泾州上报说：定县有个妇人怒骂丈夫前妻所生之子的媳妇，割断她的喉咙将她杀死。皇上下诏说："刑法的设立，是用来敦厚人伦关系的，孝道慈爱之心的产生，实在是出于天性。何况在嫡子、继子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偏爱与憎恶的差别。法律贵在体察人的本心，情理上难以一概而论。从今以后继母杀伤丈夫前妻所生之子以及婆婆杀害儿媳的，一律按照普通人之间的杀伤罪论处。"

开宝九年，凤翔司理杨燕、许州司理张睿都因为拷打平民百姓和逃亡士兵致其死亡而获罪，大理寺将杨燕等人的罪行定为公罪，刑部又将其复核定为私罪。皇上下诏说："大理寺认为杨燕等人本来不是出于私心用刑，应当按公罪的过失来议定刑罚；刑部认为他们擅自施行拷打，应当以私罪来定刑。虽然两方所坚持的意见不同，但也都不算是不恰当的。国家正要看重珍惜人的性命，慎重对待刑罚的施行，怎么忍心让无辜的人死在酷吏手中！应当按照刑部的意见处理，从今以后各道如果有敢擅自拷打囚犯致死的，一律以私罪论处。"

端拱元年，广安军百姓安崇绪在禁军名册中登记，控诉他的继母冯氏曾经与他的父亲安知逸分居离异，如今前来霸占夺取父亲的家产，想要给自己的儿子。大理寺判定安崇绪控告母亲，罪当处死。太宗对此有所疑虑，判大理寺事的张佖坚持先前的判决，于是交下台省集体商议。徐铉议论说："详细审察安崇绪的诉词理由虽然繁复，如今只应当认定他的母亲冯氏与他父亲究竟曾经离异还是没有离异。如果已经离异，那么就必须让冯氏回归自己的本家；如果没有离异，那么安崇绪就应当依照法律以控告母亲之罪被判处死刑。如今详细审察案卷内容，两人并没有离异，其证据有四点：安崇绪所持有的父亲的书信，只说遂州曾经公开评议此事，后母冯氏自己回归本家便算是离异，这本来就不是事实；而且安知逸在京城时，冯氏一直跟随在安知逸的家中，好几年后安知逸才去世，怎么会一直都没有诉讼争执呢？这是第一点证据。安崇绪原来所在的军中最初审理此案时，有同族人安景泛作证说'确实曾经离异，各位亲属都知道此事'，等到要追寻查证各位亲属时，安景泛便自己退缩了，这是第二点证据。安知逸有三

译处庄田一事，冯氏后来自己占了两处，小妻高氏占了一处。高氏来收取冯氏庄田的地租，双方曾经因此打过官司，高氏随即自行退让。这说明冯氏与其夫并未离异，这是第三条证据。本军曾传讯崇绪的生母蒲氏加以审问，她也说不知道有离异之事，这是第四条证据。此外，自知逸入京之后、阿冯嫁归以来，前后共经过三次官府审讯，都没有发现有离异的情形。

不孝之罪，是教化中最重的罪名，崇绪请求依照刑部、大理寺原先的判决处以死刑。

右仆射李〇等四十三人议论说："依照大理寺的判决，以安崇绪控告嫡母冯氏之罪，便应当处死，臣等以为这实在不妥当。若说五种母亲身份都等同，那么阿蒲虽然身份卑贱，却是安崇绪的生身之母；崇绪本是因为田产被冯氏强行霸占，生母衣食无着，所以才提起诉讼。若依大理寺判处死刑，那知逸有什么罪过要因此断绝后嗣？阿蒲又该置身何地？臣等详加商议：田产应当全部归还崇绪；冯氏也应当与蒲氏同住，终身供养侍奉，不得有所欠缺。冯氏不得擅自买卖庄田，她本家的亲族也不得插手主持崇绪家中的事务。这样一来，儿子虽是庶出，也有父亲的产业可以安身；女儿虽已出嫁，也有娘家可以归依；阿冯终身也不会缺乏供养。所有的罪过，一并准予赦免。"

诏令依从〇等人的奏议，铉、必二人各罚扣一月俸禄。

译真宗咸平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有八百人，皇帝翻阅囚犯名册，怅然动容，对宰相执政大臣说："各种触犯死罪的条目太多，官吏倘若不用心，怎么会没有冤枉滥判的呢！按旧例，死罪案件审结后，要三次复奏，这是为了慎重对待，是哪个朝代废除了这个制度呢？"于是命人检讨这一制度的沿革变化。最终考虑到怕耽延囚禁太久，没能实行。

仁宗天圣初年，燕肃任刑部判官，上奏说："唐朝大理卿胡演进呈月度囚犯名册，太宗说：'其中有可以怜悯的，怎能一概按律条判决？'于是下诏：凡是判死刑的重罪，命尚书、九卿共同审议。又下诏：凡是判决死刑，京师要五次复奏，各州要三次复奏。从此保全性命的人很多。贞观四年，判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人，开元二十五年，也只有五十八人。如今天下人口并未超过唐朝，而天圣三年判死刑的却有二千四百三十六人，比唐朝多出近百倍。京师判死刑虽然只复奏一次，但州郡的案件中有疑问及情理可悯的，一旦上奏请示，大理寺往往加以驳回，官吏大多因此获罪不应上奏，所以都增添粉饰案情，扭曲实情以迁就法条，有失朝廷体恤慎刑之意。希望依照唐朝旧例，全国死罪都能一次复奏。议论的人一定会说'等待批复会耽延拖延'，我却认为，汉律都是在秋季审理定罪囚犯，唐朝从立春到秋分不判决死刑，也没听说因此耽延而损害汉、唐的治理。"这份奏章下发到中书省，王曾认为："如果全国死罪都只一次复奏，那么必死的囚犯，就会白白地充满牢狱而久久得不到判决。请规定案情有疑问或情理可怜悯的，才许上奏请示。"于是下诏说："朕考虑到人口繁多，触犯法律的人也多。法律有轻重之分，情节有重轻之别，而有关官吏巧妙地回避法律条文的细微之处，一概判处重刑，这怎么符合朕爱惜生命的心意呢？命令全国死罪中情理可怜悯及罪名有疑虑的，都要写成案卷上报。有关官吏不得驳回。"当时是天圣四年。此后，即使按法不应上奏、官吏应当获罪的案件，审刑院也会附上奏章草稿，大多以恩典赦免，形成惯例，称为"贴放"。于是官吏没有了牵制约束，请求审议的案件大多被减免死罪，靠此保全性命的人，多得数不胜数。

庆历年间，宁州有个九岁的孩童，殴打杀人，应当处以弃市之刑。皇帝认为孩童争斗，没有杀人的心思，只命令罚金交给死者家属。开封有百姓聚集孩童教书，有孩童因体罚而死，被其父母告发。开封府审结案件，认定该百姓应当处死。宰相认为情有可悯，皇帝说："情理虽然可悯，法律也难以屈从。"命杖打脊背，将其释放。

神宗熙宁元年，下诏："谋杀已经致人受伤，在审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起初，登州上奏说：有个妇人在服丧期间被嫁给韦姓男子，嫌恶韦某相貌丑陋，谋杀未遂，在审问将要举发时，自首了。审刑院、大理寺判处死罪，用违律成婚的规定上奏请裁决，予以宽贷。知州许遵说："应当按谋杀罪减二等，请依照敕律论处。"于是送交刑部，刑部判决与审刑院、大理寺相同。许遵不服，请求下交两制官员议论。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共同议论，二人意见不同，于是各自上奏。司马光说："凡是议论法律的人，应当先推究立法的本意，然后才可以断案。"按律："对他人造成损伤的，不在自首减免之列。"解释说'犯下杀伤罪而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之罪，仍按故意杀伤定罪'，这是因为对他人造成损伤，既然不在自首减免之列，而是另因其他犯罪，如盗窃、劫囚、掳掠贩卖人口之类，本来没有杀伤的意图而导致杀伤人的，担心有关官吏拘泥条文，一概不许自首，所以申明'因犯罪而致杀伤自首的，可免除所因之罪'。然而杀伤之中，本就有

译两个等级：处心积虑，巧诈百端，趁人不备而下手的，叫做谋杀；率性而为，毫不顾虑，公然杀害的，叫做故杀。谋杀罪重，故杀罪轻。如今因犯其他罪而导致杀伤人，其他罪可以自首，杀伤罪不予原谅，如果按谋杀论就太重，如果按斗杀论就太轻，所以折中处理，按故杀伤的法条论处。至于直接犯杀伤罪、没有其他罪名的，只有未造成伤害的可以自首，已经造成伤害的不在自首之列。如今许遵想把谋与杀分为两件事。按律，谋杀、故杀都是杀人，如果把谋与杀当作两件事，那么故与杀也应当是两件事了。那平时谋划思虑，并非杀人本身，应当有什么罪可以自首呢？由此可知'谋'字只是因'杀'字而产生的文义，不能另外算作所因之罪。如果把劫、斗与谋都当作所因之罪，按故杀伤法论处，那么斗殴伤人自首反而会加罪一等了。说是获得宽贷免死，已经是宽大的恩典了；许遵还为此请求，想让天下人都援引为惯例，这会打开奸邪凶恶之人的活路，助长贼杀之风，不是善于教化的做法。臣愚以为应当按大理寺所定的判决。"王安石说："《刑统》中杀伤的罪名不止一种，有因谋划的，有因斗殴的，有因劫囚窃囚的，有因掳掠贩卖人口的，有因被囚禁而拒捕逃跑的，有因强奸的，有因巫蛊咒诅的，这些都是杀伤而有所凭因的。只有故意杀伤才是无所凭因的，所以《刑统》规定'因犯罪而致杀伤自首的，可免除所因之罪，仍按故杀伤法论处'，其用意是认为，按法可以自首的，所因之罪既然已经被原谅免除，而法律又不允许自首杀伤罪，罪名就没有可以依从的了，只有故杀伤是没有所因而杀伤的，所以令其按故杀伤法论处。至于如今因犯过失杀伤而自首的，那么所因之罪已经免除，只有杀伤之罪未除。过失杀伤，并非故意杀伤，不能也按故杀伤法论处，所以《刑统》规定过失的，按本来的过失法论处。至于斗杀伤，那么所因之罪往往较轻，杀伤之罪往往较重，那么自首应当按本罪论处也就可知了。这就是《刑统》的本意，只有过失与斗殴应当按本罪论处。其余的杀伤，可以免除所因之罪的，都按故杀伤罪定罪，那么在法律上可以自首减免的罪都被原谅了，而在法律上不能自首减免的罪都不能免除；那些杀伤本情较轻的，自然按本罪论处，本来较重的，可以因自首而被原谅。如今刑部认为因犯罪而杀伤的，是指另有其他犯罪而导致杀伤。臣私下认为律文只说'因犯'，没有说'别因'，那么谋杀为什么不能算作杀伤所因的犯罪呢？又刑部认为起初谋划专门是为了杀人，就没有所因之罪。臣私下认为，律文说：'谋杀人的判徒刑三年，已经伤人的判绞刑，已经杀人的判斩刑。'谋杀与已伤、已杀本来就是三个等级的刑名，因为有谋杀徒三年这个犯罪行为，然后才有已伤、已杀绞、斩的刑名，怎么能说没有其他所因之罪呢？如今大理寺、刑部竟然把按法可以自首免除的谋杀罪，与按法不能自首免除的已伤罪合并为一罪，这明显违背了律文的本意。臣认为谋杀已经造成伤害，在审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应当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然而臣私下推究大理寺、刑部之所以历来援引惯例判决谋杀已伤不许自首免除的原因，是因为《律疏》只说'假设因盗窃而杀伤，盗窃罪可以免除，但故杀伤罪仍要定罪'，于是援引作为所因之罪，只是指因盗窃而杀伤之类，盗窃与杀伤是两件事，与谋杀杀伤的情况类别不同。臣认为，《律疏》是假设的条例，在开脱罪责这方面，应当举重以包轻，因盗窃而伤人的判斩刑，尚且可以免除所因之罪，谋杀伤人的判绞刑，绞刑比斩刑轻，那么可以免除所因之罪也就可知了。然而议论的人有的说，谋杀已伤，情理有极其严重的，如果开放自首之路，就可能启发奸邪之心。臣认为有关官吏议罪，只应当遵守法律，情理的轻

译重，则由敕令许可上奏裁决。如果有关官吏擅自舍弃法律来论罪，那么法律就会在下面混乱，百姓就无所适从了。"御史中丞滕甫仍然请求再选官员重新议定，诏令送交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于是吕公著等人说："王安石、司马光所论述的，敕律都已经详备了，所争论的，只是谋算作杀伤的凭因还是不算作凭因罢了。臣等认为，律文规定不得自首的一共六种情况，而对人造成的损伤，不在自首之列。解释说'犯杀伤而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之罪，仍按故杀伤法论处。'这是说自首的，只能免除所因之罪，而仍要按故杀伤法论处，那么所因的谋划之罪虽然被原谅免除了，而受伤的还要判伤罪，被杀的还要判死刑。而且律文对于器物损坏到不能赔偿的地步就不许自首，如今对人造成损伤，尚且有可以相当的刑罚，却一定要让他偿命，不也太过分了吗！古时候立法，杀人者判死刑，伤人者抵罪。后世因劫掠而伤人的，就加重到斩刑，因谋划而伤人的，就加重到绞刑。倘若不是因为事先谋划，就不过是徒刑、杖刑三等的处罚罢了，怎么会重到绞刑斩刑呢？如果因事先谋划而自首，那么伤害之罪仍然存在，这说明伤害之罪不能自首，而谋划之罪可以自首，那么谋划算作伤害的凭因，也就很明白了。律文之所以设立自首减免的条款，不仅是为了给悔改的人开一条路，也是担心犯罪的人自知不能免死，就会索性起了必杀的恶念。如今如果就此定为定论，堵塞了自首的道路，那么以后自首的人，不分轻重，有关官吏就会一概按条文处死了，朝廷即使想要宽宥，又怎么可能呢！如果认为谋杀情节严重，律文本意不许其自首，那么六种情况之中，就应当明确规定谋杀已伤不在自首之列。《编敕》所记载的，只是意在致人于死这一点是相同的，无论已伤未伤，情理、凶恶程度不至于死的，允许上奏裁决。如今令所因的谋划之罪，可以适用旧律而原谅免除，已伤的情节，再依据后来的敕令上奏裁决，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臣等认为应当按王安石所议论的更为妥当。"皇帝下制说："可以。"大理寺、审刑院、刑部的法官都被免罪。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都认为吕公著等人的议论不恰当。又下诏命王安石与法官一起集议，王安石与王师元、蔡冠卿反复辩论，王师元等人更加坚持自己的说法。第二年二月庚子日，下诏："从今以后谋杀人已经致死后自首及在审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一并上奏请敕令裁决。"而判部刘述、丁讽上奏认为庚子日的诏书不够周全，把诏书封还给中书省。于是王安石上奏认为："律文的本意，因犯罪而杀伤后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之罪，仍按故杀伤法论处；如果已经杀了人，按故杀法论处，那么为首的必定要处死，不须上奏裁决；为从犯的，自然有《编敕》上奏裁决的条文，不须再另立新的制度。"与唐介等人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这个月甲寅日，下诏："从今以后谋杀人自首及在审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都按去年七月诏书的规定处理。至于谋杀人已经致死的，为从犯的即使应当按自首减刑，依照《嘉祐敕》：凶恶之人，情理特别恶劣的以及误杀人无论伤与不伤，都要上奏裁决。"收回了庚子日的诏书。刘述等人又上奏，认为不应该只把敕令颁布给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及开封府而不颁布给各路，导致误引刑律的司敕，请求中书省、枢密院共同商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藻都请求按刘述等人所奏，下发给二府商议。皇帝认为律文已经很明白，不须共同商议。而曾公亮等人都认为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堵住进言者的口没有坏处，就把众人的议论交给枢密院。文彦博认为："杀伤，是想要杀人而致伤，如果已经杀死人就不能自首。"吕

译公弼认为："杀伤按律不能自首。请从今以后，杀伤按律论处，其中跟从帮凶而自首的，就上奏裁决。陈升之、韩绛的议论与王安石大致相同。当时富弼入朝为相，皇帝命富弼与王安石商议。富弼认为王安石"把谋与杀分为两件事，破坏分析律文的本意，何不听从众人的议论"，王安石不同意，富弼于是以生病为由推辞。八月，于是下诏谋杀人自首及在审问将要举发时自首的，都依照今年二月甲寅日的敕令施行。诏令开封府推官王尧臣弹劾刘述、丁讽、王师元的情况后上报，刘述等人都被贬官。司马光说："阿云的案子，中等才能的官吏都能立刻判断，朝廷命令两制、两府官员定夺，各自反复两次，敕令颁布后又收回一次，收回后又颁布一次，争论纵横交错，至今没有定论。执守条文依据惯例，是有关官吏的职责；推究情理制定义理，是君主宰相的事情。分辨争论诉讼，不合礼制就不能决断，礼制所摒弃的，正是刑法所要惩治的。阿云这件事，陛下试着用礼制来看待它，难道是难以判决的案子吗！那谋杀算作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谋划算不算所因之罪，这些是苛刻烦琐、纠缠不清的言论，是舞文弄墨的俗吏所争论的问题，难道是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所应当留意的吗！如今议论了一年多才形成定法，最终是抛弃了历代通行的常法，却说保存了三纲的大义，使得善良的百姓无处申冤，奸邪凶恶之人得逞，这难道不是徇从枝节末节而忘记了根本吗！"没有得到答复。当初，王安石的议论得以施行，司勋员外郎崔台符举起手加额说："几百年来错误地使用刑名，如今才得以纠正！"王安石很高兴他附和自己，第二年六月，提拔他判大理寺。

苏州百姓张朝的堂兄用长枪戳死张朝的父亲后逃走，张朝抓住他并杀了他。审刑院、大理寺判张朝犯十恶不睦罪应处死。案卷刚上报，参知政事王安石说："张朝的父亲被堂兄所杀，而张朝报仇杀了他，罪责最多加役流放，遇上大赦应当原谅。"皇帝听从了王安石的意见，特赦张朝不予追究。

当初，曾公亮认为中书省评论纠正刑名是不对的，王安石说："如果有关官吏用刑名不当，那么审刑院、大理寺应当予以评论纠正；如果审刑院、大理寺用刑名不当，那么应当另派官员定议；如果议论仍然不当，那么中书省自然应当评论上奏，由皇帝取决。这就是所谓的国体。哪有中书省不能评论纠正刑名的道理。"

熙宁五年，洪州百姓有犯徒刑而判杖刑的，其余罪行遇上大赦而被赦免。官吏判决失当而出现偏差，应当弹劾。中书省堂后官刘衮等人议论，认为："按律，因为罪人而定罪的，如果罪人遇上恩赦的，可以按罪人所依据的法条原谅。洪州的官吏应当被原谅。"又请求从今以后官府判案出现偏差的，都援用这个规定。而审刑院、大理寺认为：判决偏差，是官府误使百姓获罪，难以援用这个规定。那些判决过轻的，应当按刘衮所议的处理。"皇帝听从了。

熙宁六年，御史台说："大理寺判决邵武军、兴元府的上奏案件，刑部郎中杜纮议论认为判决不当。诏令御史台审定，从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都没有明确表态，只有杜纮提出了议论。"诏令崔台符等人各自罚金，起初，邵武军上奏审议的案件，妇人与人通奸，谋杀她丈夫的计谋已经定好，丈夫因喝醉酒回家，通奸者杀了他。大理寺判妇人谋杀为从犯，而杜纮议论认为妇人参与出力，罪应处死。又兴元府上奏审议的案件，梁怀吉前往探望被休弃妻子的病情，因而寄放粟米，她的儿子擅自取来吃了，梁怀吉殴打她的儿子致死。大理寺按盗窃粟米论罪，判梁怀吉犯杂犯死罪，援引大赦予以原谅。而杜纮议论认为被休弃的妻子接受寄放的粟米，而她的儿子擅自耗用，不构成盗窃罪。议论上奏后，御史台评论杜纮的

译议论不当，也下诏罚金，仍延长年限磨勘。

熙宁八年，尚书省说："各处抓获的盗贼，有的已经杀过人，以及原本犯强奸、强盗被宽贷死罪判处流配的人再次犯罪被抓获的，有关官吏惯例援用知道有人要告发或审问时自首的减免法条。而且律文中'知道有人要告发'及'审问时想要举发而自首'之类减等发落的，是因为其情节不算特别恶劣，有改过自新的心思，所以给予宽贷。至于奸淫、盗窃，与其他犯罪不同，难以照例减刑。请规定各处强盗已经杀人的，以及强奸或原本犯强盗被宽贷死罪的，如果是三人以上持械行凶、知道有人要告发、审问时想要举发而自首的，因他人首告而应当减刑的，都不在减等之列。"皇帝听从了。

元丰八年下诏："从今以后凡是各州审讯强盗案件，情理没有可以怜悯之处，罪名没有疑虑之处，却擅自上奏请示的，一律命刑部驳回，从重按朝廷法典处置，不得援引惯例破坏条文。"这是听从了司马光的请求。

司马光说："杀人不判死，伤人不判刑，就算是尧、舜也不能因此达到大治。近来刑部上奏兖州、怀州、耀州三州百姓中有斗殴杀人的，都应当判处死罪，如今却谎称情理可悯或罪名有疑虑而上奏请裁决，刑部就援引旧例一律宽贷。凡是律、令、敕、式有没有完全记载的情况，就由有关官吏援引先例来判决。如今斗殴杀人应当处死，本有正式的条文，而刑部沿袭惯例，不问是否恰当，一概免除死刑改判流配，写成奏钞施行，这样杀人的人就不用处死了，那斗杀的法律条文就没有用了。请从今以后各州所上奏的死刑案件，情理没有可以怜悯之处，罪名没有疑虑之处的，命令刑部退回去，让他们依法处置。确实有可以怜悯、有疑虑的，命令刑部在奏钞后面详细写明实情，先拟定处置意见，再命门下省审核复查。如果有不恰当的，以及援引惯例破坏条文的，就命门下省上奏，请旨查办。皇帝听从了。

元祐元年闰二月，给事中范纯仁说："各地上奏审议的案件，去年还没有修改法令以前，一年上奏的死刑案件共二百六十四件，被判死的只有二十五人，保全性命的接近九成。自从去年修改法令，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天，所上奏的案件共一百五十四件，被判死的却有五十七人，保全性命的才达到六成多。臣本来知道修改法令以前保全性命的人数多，其中一定有不当的宽纵，但仍不失'罪疑从轻'的仁德。自从修改法令之后，保全性命的人数少了，其中一定有滥用刑罚的，那就深深地损害了'宁可失于不合常规而不可错杀'的道义。请从今以后各地所奏的死刑案件，都命令刑部、大理寺再次进行审核复查，大致写明所犯罪行及原来上奏的依据，让执政大臣取旨裁断，如果所奏不当，也应原谅其罪责。这样就不会有冤枉滥判的案件了。"下诏："死刑罪名有疑虑、情理可悯的，命令刑部详细审查，不得枉法滥判。"四月，尚书省说："远方上奏审议案件等待批复，拖延囚禁的很多，请规定四川、广南、福建、荆南路的罪犯，情节轻而法律重应当上奏判决的，申报安抚使或钤辖司酌情判决完毕后再上奏。"皇帝听从了。

门下侍郎韩维说："全国上奏的案件，必须由大理寺判决，在刑部详细议论，然后上报中书省，由皇帝决断。近年来有关官吏不明晓法律，只图方便自身，只是根据州郡所请，含糊附和其说法，就上报中书省贴例请旨，所以各地上奏审议的案件一天天比以前多了。想要使刑罚清明、案件减少，很难做到。从今以后大理寺接受全国上奏的案件，其中有罪名疑虑、情理可悯的，须写明情节与法条轻重，否则，指明所判决的法条，命令刑部详细审核，依次上报。"下诏命刑部立法上报。

绍圣元年，权刑部侍郎杜纮说："各州死刑案件，本来

译不是有疑虑的，其中有的因为上奏请裁决而得以免死，而已经判决的却不能得到宽免，这就是使人生死取决于是否上奏罢了。"下诏命刑部、大理寺申明立法。

徽宗崇宁三年，大理寺说："熙宁四年，下诏规定案件不应当上奏而上奏的，如果是死刑有疑虑、情理可悯的，免于查办，其余的都要把官吏应当承担的刑罚写在案卷后面，请旨原谅。元祐初年，流罪以下，不应当上奏而上奏的，不予治罪。所以有关官吏都知道可以免罪，不再详细依法用刑，大多上奏，导致奏牍越来越多，烦劳朝廷处理判断。请从今以后都依照熙宁的法令。"皇帝听从了。

崇宁五年，下诏："百姓因犯罪而受法律制裁，情节有轻重，法律就应有增减。所以情节重而法条轻，情节轻而法条重的，从前有请旨的规定。如今有关官吏只在情节重而法条轻时请求加罪，而法条重情节轻时却不上奏请求减刑，这是乐于给人定罪，而难于宽恕别人，不是体恤慎刑的做法。从今以后应当遵照旧法请旨，使情节与法条的轻重，各得其中，否则以违反制度论处。"

宣和六年，臣僚说："元丰旧法，规定有情节轻而法条重、情节重而法条轻的，以及死刑罪名有疑虑的，都允许上奏裁决。近来各路把死刑有疑虑的案件交由朝廷裁决时，大理寺大多以'不应当'为由弹劾。情理特别恶劣、罪状明白的，却裁决上奏以求侥幸得到宽贷，这固然是应当警戒的；但是有疑虑而难以判决的案件，也一概弹劾，那么官吏就没有不图方便自身的了。臣担心天下不再有人以疑难案件上奏了。希望下诏命大理寺都依照元丰的法令。"皇帝听从了。

高宗绍兴元年，因为道路不通，各地死囚应当上奏审议的，暂且命令降等发落，是担心案件拖延滞留。

绍兴三年，下诏各路死刑案件应当上奏的，由提点刑狱司写明依据一并上奏。

绍兴四年，下诏宣州上奏檀偕杀人有疑虑的案件，命令刑部重新拟定判决，申报尚书省。

起初，宣州百姓叶全三，盗取檀偕窖藏的钱财，檀偕命令佃农阮授、阮捷杀了叶全二等五人，把尸体丢弃在水中，应当判斩刑，但因尸体没有经过检验，上奏请裁决。诏令阮授、阮捷都杖打脊背，流放三千里，檀偕宽贷死罪，杖打脊背，发配琼州。孙近任中书舍人，被命令重新拟定判决。当初孙近担任浙东提点刑狱时，绍兴百姓俞富抓捕盗贼时连带杀死了盗贼的妻子，孙近上奏说俞富与盗贼另外没有私仇，愿意宽贷死罪。皇帝下诏听从了。大理寺援引这个案例作为比照，坚持原来的拟判不改变。孙近又说："俞富是拿着本县的判状去抓捕行劫的盗贼，杀了拒捕的人以及其妻子；檀偕却是私自动用威力，被杀的有五人，所犯的情节不同。"于是下诏命御史台详细审查。侍御史辛炳等人说："檀偕是故意杀人，众多证据分明，孙近拿降级申明的条法来类比，不应当上奏裁决。"辅臣把这个意见呈报给皇帝，朱胜非说："疑难案件不应当上奏而擅自上奏的，法律不予治罪。"因为孙近认为宣州有观望的态度，想要一并治罪。皇帝说："宣州可以原谅，如今如果加罪，那么以后确实有疑虑的案件，也不再上奏陈述了。"于是下诏檀偕依律论处，大理寺当职的丞、评官，刑部郎官，各自罚金有差别。

绍兴二十六年，下诏重申严格州郡妄自上奏出入死罪的禁令。

右正言凌哲上疏说："臣听说汉高祖入关，废除了秦朝所有的法律，与百姓约定三章法律罢了。所谓杀人者死，实际上位居首位。司马光曾说：'杀人的人不处死，即使是尧、舜也不能达到大治。'这话可以说是极为恰当了。臣私下看到各路州军所审理判决的死刑案件，即使刑罚与罪行相当的，也大都以为可以怜悯而上奏裁决，于是得以宽贷发配。此前臣僚多次上奏论列这个问题，

译而近年来尤其严重。没有别的原因，居官的人没有判决失当而受牵累的忧虑，为吏的人有放纵自己贩卖司法的侥幸，上下互相蒙蔽，没有人改正。宽贷死刑的越来越多，杀人的也越来越多，这恐怕不是以刑止刑的正道。臣曾经会集了自从去年郊祀之后到现在上奏裁决的死刑案件，总共不下五十多人，姑且择要略述其中一二，汀州的雷七、处州的徐环儿、常州的郭公彦、夔州的冉皋，这四个人，情理凶恶，实实在在触犯了故杀、斗杀的条文，本是常赦所不能原谅的，在法律上既没有疑虑，在情理上也没有可以怜悯之处。如今各州审结完案后，刑部、大理寺详细审查，都一并上奏裁决予以宽贷减刑。那杀人的人可以说是侥幸了，只是被杀的人含恨于九泉之下，不知道要到何时才能罢休啊！臣担心强暴的风气，一天天滋长，善良的人，没有办法自保，对于刑罚政治，危害不小。希望特降圣旨，规定今后各州军的死刑案件，如果情节确实有疑虑的，才可以上奏。那些情节与法条相当、确实没有可怜悯之处的，自然应当依法申报本路提刑司详细复查施行，当职官吏以及刑部、大理寺，日后如果对于没有疑虑、情节并非可怜悯的案件擅自援引先例减轻宽贷以破坏正规条文的，都允许台官弹劾，严格设立法典，才能使用刑公平允当，使恶人更加畏惧犯法。"皇帝看了奏章说："只怕各路草率行事，确实有疑虑、情理可悯的人，一概不上奏，那就有失体恤慎刑的本意了。"命令刑部核定条文以及前后的旨意下发施行。

容斋洪氏《随笔》说："州郡疑难案件允许上奏审议，这是朝廷的仁德恩惠。但是不问所犯罪行的轻重以及情理的危害程度，一概予以宽纵，那就是破坏法律。耿延年任提点江东刑狱，专门致力于保全死囚的性命，他的用心固然是好的。但南康有个妇人谋杀丈夫的事实很明显，却曲加宽贷保全其性命，多次审理的官员反而因判决失当而获罪。我担任赣州知州时，有一个逃兵逃到外地一个县，在深林中杀了一个村民，村民的哥哥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害怕上报官府要花费钱财，就烧毁了尸体，事情败露后被关进监狱，因为杀人时没有证人、尸体没有经过检验而上奏裁决，刑部、大理寺竟然定为流配处置。我扣着敕令不发下，又上奏论述这件事，还没批下来这个士兵就死在狱中了。因此想起元丰年间，宣州百姓叶元，因同居的哥哥与他的妻子通奸而杀了她，又杀了哥哥的儿子，还威胁父亲与嫂子订立契约不向官府起诉。邻里揭发了这件事，州府认为情理可悯，为此上奏请示。审刑院上奏想要宽贷，神宗说：'被害人已经先死了，通奸的事情，仅仅是从叶元口中说出来的，不足以据此定罪。而且平民百姓虽然无知，触犯法律禁令，本该给予怜悯，但是叶元因为对妻子的偏爱，既杀了他的哥哥，又杀害了侄子，还欺骗了他的父亲，违背天理，败坏人伦，应当按殴打兄长致死的律条论处。'这道旨意可以说是极为英明了。"

绍兴二十七年十月，有盗贼盗掘了乌江县王公衮母亲的坟墓，有关官吏将其释放，王公衮亲手杀了那盗贼。事情上报朝廷，他的哥哥王佐任吏部员外郎，请求纳官来为王公衮赎罪。下诏命给事中、中书舍人议论。当时给事中、中书舍人杨椿等人大致认为："挖掘坟墓开棺的，按律应当处以绞刑。王公衮起初抓到盗贼，不敢擅自杀死而交给官吏，案件审结后官吏却把他放了，让他大摇大摆地出入乡里，与普通百姓平起平坐，那么地下亲人所受的耻辱，沉痛郁结，最终无法伸张，做儿子的，怎能还自比于常人！我们认为王公衮杀了这个按法应当处死的挖坟盗贼是无罪的，纳官为弟弟赎罪的请求应当不予批准，所以纵容失于用刑，是有关官吏的罪责，应当依律处置。"皇帝认为这样是对的。下诏王公

译衮降一级官，王佐照旧任职，绍兴府当职的官员都获罪受罚。

孝宗乾道六年，臣僚说："国家立法，议定罪行最为详备。大凡共同殴打伤害杀人的，一定有首犯有从犯，甲是首犯，那么乙以下都是从犯，甲按法应当判处死罪的，从乙以下应当先行判决发落。地方州郡的案件，如果甲情理可悯，才允许上奏裁决；如果是皇帝驻跸的地方，凡是罪应处死的一定要上奏；徒刑、流刑以下的，申报御史台请旨施行。这是既定制度。如今有关官吏不致力于遵行既定的法令，只要涉及死刑，不问首犯从犯一律上奏。又流刑、徒刑以下的，大多作为情节严重看待而请旨，那么应当先行判决发落的人，怎能不都被例行关押！请规定今后死刑案件，只允许以首犯应当判死罪的上奏，作为从犯而不应判死罪的，先行判决发落；流刑、徒刑罪不允许牵连引带，因情节严重而请旨。否则，以不应当上奏而上奏之罪论处。"皇帝听从了。

淳熙十三年，臣僚说："恭敬地看到本朝的法令，各种死刑案件情理昭然、不应当上奏的，写明奏章申报提刑司详细复查后判决执行；其中有情节轻而法条重、情节重而法条轻、罪名有疑虑应当上奏裁决的，直接由本州申报上奏，抄录副本申报提刑司。听说各路的提刑官，间或有固执己见的，凡是所辖的案件不问是否应当上奏，都命令申报上级，等待他详细审查之后，才允许上奏朝廷。推究他的本意，本来是想要审慎克己，但能力赶不上心意，最终造成拖延滞留，以至于有一个郡的案件共十八件申报上级，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复，于是导致一路积压了四百多件案件，整年等待批复而不能判决。请命令刑部依照《庆元敕令》，通行下发各路州军，凡是应当上奏的，州郡直接依照条文上奏，不必等待提刑司回复，才能使案件不再拖延滞留。"皇帝听从了。

中书舍人葛必阝说："乾道六年的旨意，强盗一律依照旧法处理。议论的人认为，持械胁迫人来抢劫财物的也判死刑，这是把胁迫人与杀人等同判死，恐怕不是为善良百姓着想的做法。后来于是设立了六种情况一律依照旧法处置，其余的听凭依照罪名有疑虑上奏裁决。自从这道旨意实行以后，不仅罪名有疑虑的不判死，就连属于那六种情况的也不判死了。这就成了法律漏洞、奸邪滋生的地方，白白成了官吏受贿的门路。如果犯强盗罪的不分轻重一概判死，那么处死的人一定很多，又不是为了显示上天好生之德。请求下发有关官吏详细议论，设立为定法。"皇帝听从了。此后进言的人又认为，强盗如果不犯那六种情况，即使多次行劫达十几次以上，赃物达到百千贯，都可以宽贷性命。认为应当规定六种情况指令之外，其中行劫达到两次以上的，即使是从犯，也应当依照旧法处置。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凡是强盗除了六种情况的指令外，其中有多次行劫达到两次以上的，即使是从犯，也依照旧法处置。有确实情理可悯的，才进行上奏裁决。"所谓六种情况，是指为首犯、动手伤人、动手放火、因而奸淫、杀人出力、已曾获得宽贷性命而再次犯罪的人。

宁宗开禧元年八月，衡州知州张埒说："国家判案，非常详细审慎，如果有疑虑，就上奏裁决另行推问。又有杀人无证的一条规定，《断狱》注解说：'杀人尸体没有经过检验以及没有证人的，如果审讯的证人逃跑、死亡，以及虽然有证人但依法不能作为证人的，等同于尸体没有检验与证人逃跑、死亡的情况。'事情原因明显，往往州郡援引…（原文至此中断）

译使用不当，于是导致抵触矛盾。大概谋杀、劫杀这类案件，会有同伙作证但必定没有旁证人，斗杀、故杀这类案件，会有旁证人但必定没有同伙作证。所谓"证"，是指旁证；所谓"佐"，是指帮助自己作案的同伙。说"证"说"佐"，本来是两回事，只要具备其中一项，都可以用来证明是否杀了人。至于不允许作为证人的，正是指杀害人的亲属等人，考虑到他们可能偏袒同党，因此法律不允许他们作证。近来歪曲法律的人，凡是重大案犯，大多以"没有旁证"为由上奏。况且行凶的时候相助协力，到官府后又互相供认，这就可以称为"有佐"了，何必再要求"有证"。至于行凶之人，其亲属在旁协助的，到官府本来就没有作证的道理，按例拘押其亲属，不允许他们作证。沿袭错误，辗转失去了本来的用意。请下发给刑部、大理寺及敕令所，明确执行。"刑部、大理寺上奏说："确实如奏请所言，下发给各路，从今以后不允许把无证有佐、无佐有证的案件列入疑难案件上奏请示定夺。"皇帝准奏。

译三十六匹。又有二年刑，男子缴纳二十四匹。罚金一两以上的算作赎罪。赎免死罪的，缴纳黄金二斤，男子则缴纳绢十六匹。赎免髡钳五年刑加笞二百的，缴纳黄金一斤十二两，男子缴纳绢十四匹。赎免四年刑的，缴纳黄金一斤八两，男子缴纳绢十二匹。赎免三年刑的，缴纳黄金一斤四两，男子缴纳绢十匹。赎免二年刑的，缴纳黄金一斤，男子缴纳绢八匹。罚金十二两的，男子缴纳绢六匹。罚金八两的，男子缴纳绢四匹。罚金四两的，男子缴纳绢二匹。罚金二两的，男子缴纳绢一匹。罚金一两的，男子缴纳绢二丈。女子的数额各减半。五刑若判决不够周详，就归正到五罚；五罚仍不能使人心服，就归正到五过，按赎罪论处。因此设立了这十四等的差等。将领、官吏以上以及女子应受罚的，用罚金来代替。

致堂胡氏说："按《舜典》所列五刑的名目，一是'依照法典明定刑罚'，二是'鞭刑作为官府之刑'，三是'扑刑作为教化之刑'，四是'用黄金作为赎刑'，五是'怙恶不悛者处以死刑'，为什么要设立赎刑呢？是针对罪状有疑的情形而言的。夏商周三代相承，到了周穆王时，这一法律更加细密，于是有了罚锾的具体数额，这些都是针对疑罪而设的。鞭刑施用于官府之中，大概是针对胥吏、徒隶而言的。扑刑施用于教化之中，大概是学校中的夏楚（戒尺）之类的惩罚。由此可见，鞭刑重而扑刑轻，鞭刑用来惩戒疼痛，扑刑则不过用来使人羞愧罢了。至于官府执掌刑罚、学校执掌教化，都是临时应用的，有什么可疑之处，需要让人赎罪呢？没有疑点却许人赎罪，就会使顽劣之人更加肆无忌惮，怠惰之人更加放纵，法律不够严明，人便容易触犯，到了末流，甚至演变成只图赎罪之利，扰乱正常的刑罚，其弊端多得说不完。而且让士人与士卒适用同一条法律，难道符合'刑不上大夫'的道理吗？"

案：《虞书》只是说"用黄金作为赎刑"而已，九峰蔡氏认为赎刑特是为鞭刑、扑刑这类轻刑而设，五刑本来没有赎罪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