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十三 经籍考四十
”颜师古曰：“蔡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计研。班固《宾戏》‘研、桑心计於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何云书籍不见哉？”予按唐贞元中马总《意林》一书，钞类诸子百馀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蔡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乌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る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於松子，陶朱成术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为计然。师古盖未能尽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谓《范子》所称计然，但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亦十二卷，马总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馀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说误也。”《唐艺文志 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於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吕氏春秋》二十卷
晁氏曰：秦吕不韦撰，後汉高诱注。按《史记 不韦撰》云：不韦相秦，致辩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记，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予之，时人无增损者。高诱以为非不能也，畏其势耳。昔《张侯论》为世所贵，崔浩《五经注》，学者尚之。二人之势，犹能使其书传如此，况不韦权位之盛，学者安敢牾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诱之言是也。然十二记者，本周公书，後儒▯於《礼记》，善矣。而目之为“吕令”者，误也。
高氏《子略》曰：淮南王尚志谋，募奇士，庐馆一开，天下隽绝驰骋之流，无不雷奋▯集，蜂议横起，▯诡作新，可谓一时杰出之作矣。及观《吕氏春秋》，则淮南王书殆出於此者乎！不韦相秦，盖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韦则徕英茂，聚▯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计。始皇甚恶书也，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吁，不韦何为若此者也，不亦异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耳不能闻；帷墙之外，目不能见；三亩之▯，心不能知。
译晋朝《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都写作计倪。这样看来，'倪''研'与'然'，声音都相近，其实是同一个人罢了。怎么能说史籍不见记载呢？"我查考唐代贞元年间马总所著《意林》一书，抄录了诸子百余家的内容，其中有《范子》十二卷，说："计然，是蔡丘、濮水一带的人，姓辛字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的公子。他为人内心充实而外表不显，容貌似乎不及常人。年少时便聪明过人，学习阴阳之术，能见微知著。他心志深沉，不肯自我显露，天下没有人了解他，所以称他为计然。当时他遨游于海边水泽，号称'渔父'。范蠡请他去见越王，计然说：'越王为人像乌喙一样，不可以与他共享利益。'"依据这个记载，计然的姓名出处便清楚可见了。裴骃注《史记》，也知道引用《范子》。《北史》萧大圜说"张良追随赤松子的踪迹，陶朱公学成辛文子的方术"，正是用的这件事。曹子建的表文引用《文子》，李善注认为就是计然。颜师古的说法大概还没有考究透彻。而《文子》十二卷，李暹作注，其序中认为就是《范子》所说的计然，只是这部书完全以《老子》为宗旨，丝毫没有与范蠡谋议的内容。《意林》所编录的《文子》，正与此相同。所谓《范子》，是另外一部书，也是十二卷，马总只记载了其中论计然的部分以及其他三件事，说"其余都是阴阳历法度数的内容，所以不采录"，那么它与《文子》完全不同，李暹的说法是错误的。"《唐书·艺文志》著录《范子计然》十五卷，注说："范蠡发问，计然作答。"把它列入农家。这个说法大概是对的，可是如今这部书已经不存在了。
※《吕氏春秋》二十卷
晁氏说：秦国吕不韦撰写，后汉高诱作注。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不韦担任秦国丞相，招致辩士，给予优厚的待遇。让每个人各自写下自己的见闻，汇集论述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认为这样便完备地包括了天地万物古今的事情，取名为《吕氏春秋》。把它陈列在咸阳城门，悬挂千金在书上，说有能增删一字的人就把千金赏给他，当时的人没有能增删的。高诱认为并非他们没有能力，而是畏惧吕不韦的权势罢了。从前《张侯论》被世人所推重，崔浩的《五经注》，学者都很尊崇。这两个人的权势，尚且能使他们的书这样流传，何况吕不韦权位如此显赫，学者又怎敢违背他的意愿而擅自更改呢？高诱的说法是对的。然而十二纪，本是周公所著的书，后来儒者把它编入《礼记》，这是很好的。可是把它称作"吕令"的说法，是错误的。
高氏《子略》说：淮南王有崇高的志向谋略，招募奇才异士，馆舍一经开放，天下才华卓绝、纵横驰骋的人物，无不像雷震一样奋起云集，如蜂群般议论纷起，诡奇新异，可说是一时杰出的著作了。等到看《吕氏春秋》，才知道淮南王的书大概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吧！吕不韦担任秦国丞相，正是在秦始皇初年。秦始皇不喜好士人，吕不韦却招徕英才俊杰，聚集豪杰之士，簪缨满庭，多达以千计。秦始皇十分厌恶读书，吕不韦却极力精研简册，用力于笔墨，采撷精要，记录奇异，编成一家之言。唉，吕不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也奇怪吗？《吕氏春秋》中说："十里之外的地方，耳朵听不到；帷幕围墙之外，眼睛看不见；三亩大小的室内，心思也不能全知。可是却想向东到达开悟之地，向南安抚多〇，向西征服寿靡，向北招抚靡耳，怎么能做到呢（这四个是极远之地的国名）？"这大概是用来讥讽秦始皇的。秦始皇难道没有察觉吗！吕不韦把这部书陈列在咸阳城门，说"有能增删一字的人赏赐
而欲东至开悟，南抚多▯，西服寿靡，北怀靡耳，何以得哉（四极国名）？”此所以讥始皇也。始皇顾不察哉！韦以此书暴之咸阳门，曰“有能损益一字者予千金”，卒无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贱若此，可不哀哉！虽然，是不特人可愚也，虽始皇亦为之愚矣。异时亡秦者，又皆屠沽负贩，无一知书之人，呜呼！
陈氏曰：十二记者，即今《礼记》之《月令》也。
※《淮南子》二十一卷
晁氏曰：汉刘安撰。淮南厉王长子也。袭封，招致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著《内书》二十一篇，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讳，以“长”为“修”。後汉许慎注。慎自名注曰“记上”。今存《原道》、《ㄈ真》、《天文》、《地形》、《时则》、《览宜》、《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汜论》、《诠言》、《邱略》、《说山》、《说林》等十七篇。《李氏书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则云存者十八篇。盖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容斋洪氏《随笔》曰：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 艺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杂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盖《内篇》也。寿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处，传记不见姓名，而高诱序以为苏飞、李尚、左吴、田申、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然惟左吴、雷被、伍被见於史。雷被者，盖为安所斥，而亡之长安上书者，疑不得为宾客之贤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爱读《楚辞》、《淮南》、《小山篇》，聱峻▯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离骚》有传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读其书二十篇，篇中文章，无所不有，如与《庄》、《列》、《吕氏春秋》、《韩非子》诸篇相经纬表里。何其意之杂出，文之沿衤复也？《淮南》之奇，出於《离骚》；《淮南》之放，得於《庄》、《列》；《淮南》之议论，错於不韦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书，是又非独出于《淮南》。所谓苏飞、李尚、左吴、田申、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诸人，各以才智辩谋，出奇驰隽，所以其书驳然不一。虽然，淮南一时所延，盖又非止苏飞之流也。当是时，孝武皇帝隽锐好奇，盖又有甚於《淮南》。《内篇》一陈，与帝心合，内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莱，神仙谲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谓昆仑增城、璇室悬圃、弱水流沙者乎！
译千金"，最终没有一个人敢更改，这也是极其愚弄百姓的行为了。秦国的士人如此卑贱，能不令人悲哀吗！虽然如此，这不仅仅是普通人可以被愚弄，就连秦始皇也被这件事愚弄了。后来灭亡秦朝的人，又都是屠夫商贩之流，没有一个懂得读书的人，唉！
陈氏说：十二纪，就是如今《礼记》中的《月令》篇。
※《淮南子》二十一卷
晁氏说：汉代刘安撰写。他是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承袭封爵后，招致众位儒生方士讲论道德，总括仁义，撰写《内书》二十一篇，取名叫《鸿烈》。"鸿"，是大的意思；"烈"，是明的意思。认为这是阐明大道的言论。为避父亲的名讳，把"长"改成"修"。后汉许慎作注。许慎自己把注解命名为"记上"。如今存有《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氾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等十七篇。《李氏书目》也说第七、第十九篇已经亡佚。《崇文总目》则说存有十八篇。大概李氏认为亡佚了两篇，《崇文总目》认为亡佚了三篇。我家所藏的本子又少一篇，等找到善本再加以订正。
容斋洪氏《随笔》说：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撰写了《内书》二十一篇，《外书》数量很多；又有《中篇》八卷，讲论神仙炼丹的方术。《汉书·艺文志》记载，《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入杂家。如今存世的有二十一卷，大概就是《内篇》。寿春有座八公山，正是刘安招纳延请宾客的地方，传记中没有记载这些人的姓名，而高诱的序中认为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但只有左吴、雷被、伍被见于史书记载。雷被这个人，大概是被刘安所排斥，因而逃往长安上书告发的人，恐怕算不上是贤能的宾客。
高氏《子略》说：年少时喜爱读《楚辞》和《淮南子》中的《小山》篇，文辞奇崛峻拔、堆砌华丽，是别人的著作难以企及的。又仰慕它有《离骚》般的传统，情致窈窕深婉，常常说："淮南王，是天下的奇才啊。"又读他的书二十篇，篇中文章，无所不包，与《庄子》《列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各篇互相经纬交织、表里相通。为什么它的用意如此驳杂纷出，文辞如此因袭重复呢？《淮南子》的奇特，来自《离骚》；《淮南子》的放纵，得自《庄子》《列子》；《淮南子》的议论，与吕不韦之流交错混杂；其中精妙美好的部分，又如同《玉杯》《繁露》一类的书，这又不单单出自《淮南子》本身。所谓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这些人，各自凭借才智辩才谋略，标新立异、驰骋才思，所以这部书驳杂不一。虽然如此，淮南王当时所招纳的人才，大概又不止苏飞这些人。在那个时候，汉武帝雄才英锐、好奇尚异，比起淮南王来大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内篇》一经陈奏，正与武帝心意相合，内有李少君，下有王母，聘请方士，搜寻蓬莱仙山，神仙谲诡怪异之事，天天翻新，这大概与《淮南子》所说的昆仑山增城、璇室悬圃、弱水流沙这些内容相感应吧！武帝虽然没有成仙，却也享有长寿，而淮南王又是为了什么呢，最终不能善终，士人对人的贻误，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这部书的文字确实颇多新奇独特之处，那些厌倦平常、玩味不俗之趣的士人，往往喜爱这部书，何况它对事物道理的推测，对阴阳之理的探索，也确实有卓然超出常人意料之外的地方。只有扬雄说："淮南王学说的用处，不如太史公学说的用处。太史公的学说，圣人将会有所采纳。淮南王的学说，很少有可取之处了。可悲啊！"
周氏《涉笔》说
武虽不仙，犹享多寿，王何为者，卒不克终，士之误人，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厌常玩俗者，往往爱其书，况其推测物理，探索阴阳，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惟扬雄氏曰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耳。悲夫！”
周氏《涉笔》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诸家，虽章分事汇，欲成其篇，而本末愈不相应。且并其事，自相舛错，如云：“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又云：“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两楹，以俟远方。”当诸子放言之时，不自相考，几无一可信者。又谓武王用太公之计，为三年丧，以不蕃人类。又甚矣！
陈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诱注。今本记题许慎注，而详序文即是高诱，不可晓也。序言自诱之少，从同县卢君受其句读。卢君者，植也，与之同县，则诱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东郡濮阳令，十七年迁监河东。则诱乃汉末人，其出处略可见。
※《子华子》十卷
晁氏曰：其传曰：“子华子，程氏，名本，晋人也。”刘向校定其书。按《庄子》称“子华子见韩昭侯”，陆德明以为魏人，既不合。又《艺文志》不录《子华子》书。观其文辞，近世依托为之者也。其书有“子华子为赵简子不悦”，又有“秦襄公方启西戎，子华子观政於秦”。夫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赵简子与孔子同时，相去几二百年，其▯牾类如此。且多用《字说》，谬误浅陋，殆元丰以後举子所为耳。
朱子曰：会稽官书版本有《子华子》者，云是程本字子华者所作，孔子所与倾盖而语者，好奇之士多喜补之。以予观之，其词故为艰涩，而理实浅近，其体务为高古，而气实轻浮，其理多取佛老医卜之言，其语多用《左传》、班史中字，其粉饰涂泽、俯仰态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拟变撰者所为，不惟决非先秦古书，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因《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语一事，而不见其所语者为何说，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予，必是当时贤者，可以假托声势，眩惑世人，遂为造此书以傅会之。正如麻衣道者本无言语，▯氐因小说有陈希夷问钱若水骨法一事，遂为南康军戴师愈者伪造《正易心法》之书以托之也。《麻衣易》予亦尝辩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尝识之，其书鄙俚不足惑人。此《子华子》者，计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丽过《麻衣易》远甚。如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沉五居其中，据三持七，巧亦甚矣。
译：《淮南子》大多本于《文子》，因而出入于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各家之说，虽然分章汇事，想要编成完整的篇章，但首尾却越发不能呼应。而且就连所记的事情，也自相矛盾抵触，比如书中说："武王讨伐纣王，载着（其父）灵位出征，天下尚未安定，所以不实行三年守丧。"又说："天下尚未安定，四海之内尚未和睦，武王想要彰显文王的美德，让四方夷狄各自带着他们的贡物来朝贡。路途遥远的还不能到达，所以实行三年丧礼，把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来等待远方的人前来。"在诸子肆意立说的时代，不自加考察，几乎没有一处可信的地方。又说武王采用姜太公的计策，实行三年守丧，是为了不使人类断绝繁衍。这就更加荒谬了！
陈氏说：据《唐书·艺文志》记载，又有高诱的注本。如今的版本上题作许慎注，但详细考察序文，实际上是高诱所作，这个矛盾无法弄明白。序中说，自己年少时，跟随同县的卢君学习句读。这位卢君，就是卢植，与高诱同县，那么高诱应当是涿郡人。序中又说他在建安十年被征召为司空掾，东郡濮阳县令，建安十七年升任监河东。那么高诱是汉末人，他的生平仕历大致可以了解。
※《子华子》十卷
晁氏说：这部书的传记说："子华子，程氏，名本，是晋国人。"刘向校订编定此书。据《庄子》记载"子华子拜见韩昭侯"，陆德明认为他是魏国人，这与前说已经不合。又《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子华子》这部书。看它的文辞，是近世假托古人写成的。书中有"子华子被赵简子所不喜"的记载，又有"秦襄公正开拓西戎之时，子华子在秦国观察政事"的记载。秦襄公去世是在春秋之前，而赵简子与孔子同时代，两者相隔将近二百年，书中这样的矛盾之处正是如此。而且这部书多沿用王安石《字说》中的说法，谬误浅陋，大概是元丰年间以后科举士子所写的。
朱子说：会稽官府刻印的版本中有一部《子华子》，说是名叫程本、字子华的人所作，就是孔子曾与他倾盖交谈的那位，喜好新奇的人多喜欢为它作补注。依我看来，这部书的文辞故意写得艰涩难懂，而道理实际上却很浅近；体例务求显得高古，而气韵实际上却很轻浮；书中义理多取自佛、道、医、卜之说，用语多套用《左传》和班固《汉书》中的字句，其粉饰涂抹、装模作样的手法，只不过如同近年后辈善于模仿撰造的人所做的那样，不但绝不是先秦的古书，也不是一百多年前的文字。推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孔子家语》等书中，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谈的一件事，但没有记载他们谈论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喜好生事的人便妄自揣测，这个人既然被先圣所赞许，必定是当时的贤者，可以借用来假托声势、迷惑世人，于是便编造这部书来附会此事。这正如麻衣道者本来没有留下什么言论，因为小说中有陈希夷向钱若水询问骨相的一件事，于是南康军的戴师愈就伪造了《正易心法》这部书来假托是他所作。《麻衣易》我也曾经辨析过。但是戴生质朴浅陋，我曾经认识他，他的书粗鄙俚俗，不足以迷惑人。这部《子华子》，料想必定是一位擅长文辞的人所作，他的言辞精美华丽，远远超过《麻衣易》。比如书中论述《河图》中二与四相合而向上，六与八相接而升高，一居其下，五居中央，据三持七，也够巧妙的了。正因为它太过巧妙，所以才知道它不是古书。又把《洛书》当作《河图》，也是沿袭刘牧的谬误，更足以证明这是近世人的著作。有人说王铚（字性之）、姚宽（字令威）擅长制作伪书，这两人都住在越地，恐怕出自他们的手笔，但又恐怕不是他们能力所能达到的。像《子华子》这样的书，如今也没有闲
唯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书也。又以《洛书》为《河图》，亦仍刘牧之谬，尤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或云王钅至性之、姚宽令威多作赝书，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华子》者，今亦未暇详论其言之得失，但观其书数篇，与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为刘向而殊不类向他书。後二篇乃无名氏岁月，而皆托为之号，类若世之匿名书者。至其首篇“风轮”“水枢”之云，正是并缘释氏之说。其卒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皆剽剥他书，傅会为说。其自序出处，又与《孔丛子》载子顺事略相似（《孔丛》亦伪书也）。又言有大造於赵宗者，即指程婴而言。以《左传》考之，赵朔既死，其家内乱，朔之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故武从其母，畜於公宫，安得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吕相绝秦语，其不足信明甚。而近岁以来，老成该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说以自证其姓氏之所从出，则又诬其祖矣。大抵学不知本而眩於多爱，又每务欲出於众人之所不知者以为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周氏《涉笔》曰：子华子所著。刘向序者，文字浅陋不类向，其云善持论，聚徒著书，更题其书，皆非当时事辞。大抵十卷者，编缉见意，鸠聚众语，《老》、《庄》、《荀》、《孟》、《国语》、《素问》、《韩非》、《楚词》俱被剽拾，殆似百家衣葆，其实近时文字。又多解字义，盖古文屡降，至汉世，今文犹未专行。吾尝疑其《三经》後此书方出，故信《字说》而主《老》、《庄》，又论：“治古之时，积美於躬，弗忧於无闻，如击考鼓钟，其传以四达，驿如也。今则不然，荒飚怒号而独秀者先陨，霜露霄零而朱草交槁。媾市之徒，又从而媒孽以髡摇之。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触机阱；展布其四体，未有以为容也，而得[QXDI]梏。抱其一概之操，泯泯默默而愿有以试也，而漫漫之长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注，鸡鸣於▯时，而失其所以为司晨也。人寿几何，而期有以待也？”吾反覆其言而悲之，嗟夫！斯人也，是书也，毋乃党禁不开，善类涂地，无所叫号之时乎！
陈氏曰：考前世史志及诸家书目，并无此书，盖假托也。《馆阁书目》辩之当矣。《家语》有孔子遇程子倾盖事，而《庄子》亦载子华子见昭僖侯一则，此其姓字之所从出。昭僖与孔子不同时，然《庄子》固寓言，而《家语》亦未可考信。班固《古今人表》亦无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岂应见遗也？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观者，当出近世能言之流，为此以玩世耳。
译暇详细论述它的言论是非得失，只是看它书中数篇，与前后三篇序文，都是同一人的笔迹。前面一篇，假托是刘向所作，但却完全不像刘向其他书的风格。后面两篇没有署名年月，都假托了不同的名号，就像世间那些匿名之书一样。至于开篇"风轮""水枢"之类的说法，正是牵合佛教的学说。末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都是剽窃拼凑其他书，附会成说。自序中所记的出处经历，又与《孔丛子》所载子顺的事迹大致相似（《孔丛子》也是伪书）。又说有大功于赵氏宗族的人，指的就是程婴。用《左传》来考证，赵朔死后，他的家族发生内乱，赵朔的几个弟弟有的逃亡有的被杀，而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女儿，所以赵武跟随母亲，被收养在宫中，哪里有所谓大夫屠岸贾兴兵要灭赵氏、而程婴与公孙杵臼以死来保护赵氏孤儿这样的事呢？而且书中所说的"有大功"，又套用了吕相绝秦时的言辞，其不可信是很明显的。可是近年以来，一些老成博学之士也有相信这部书的，这本来已经很奇怪了，甚至还引用它的说法来考证自己姓氏的来历，那就更是诬蔑了自己的祖先了。大抵治学不知探求根本却被广博的爱好所迷惑，又常常追求说出众人所不知道的内容来显示自己学识渊博，所以其弊端必然到这种地步，能不引以为戒吗！
周氏《涉笔》说：《子华子》是（假托的）作者所著。刘向作序，文字浅陋不像刘向的手笔，其中说他善于持论、聚集门徒著书，更改书名等内容，都不是当时应有的说法。大抵这十卷书，是编纂缀合已有的见解，杂凑众家言论而成的，《老子》《庄子》《荀子》《孟子》《国语》《素问》《韩非子》《楚辞》都被剽窃采摘，几乎像百衲衣一样拼凑而成，其实是近代人的文字。而且书中多解释字义，因为古代文字屡经变迁，到汉代时，今文还没有完全通行。我曾怀疑这部书是在王安石《三经新义》问世之后才出现的，所以信从《字说》而以《老》《庄》为宗旨。书中又论说："治理天道的人，日积月累修养自身，不担心没有名声，就像敲击鼓钟一样，它的声音会四方传播，络绎不绝。如今却不是这样，狂风怒号而独自出众的先遭摧折，霜露降落而香草也随之枯槁。市井小人之徒，又跟随着从中挑拨离间来动摇它。心志刚在方寸之间萌生，还没有丝毫壮大，就已经触到陷阱；四肢刚要施展作为，还没来得及施展，就已遭到桎梏的束缚。怀抱着一份操守，默默无闻却希望有所施展，然而漫漫长夜偏偏还未天明。疾雷震破山岳，暴雨如注而下，雄鸡在不该啼叫的时辰啼叫，便失去了它用以报晓的本分。人的寿命能有多久，却期待有所等待呢？"我反复读这些话而感到悲伤，唉！这个人啊，这部书啊，恐怕是在党禁未开、善类横遭涂炭、无处申诉的时候写的吧！
陈氏说：考察前代的史志以及各家书目，都没有这部书的记载，大概是假托的。《馆阁书目》对此的辨析是恰当的。《孔子家语》记载有孔子遇见程子而倾盖交谈的事，而《庄子》也记载了子华子拜见昭僖侯的一则故事，这大概就是书中主人公姓字的来历所在。昭僖侯与孔子并非同时代人，然而《庄子》本来就是寓言，《孔子家语》也未必可以完全信从。班固的《古今人表》中也没有这个人。假使真有这个人，曾与孔子相遇投合，班固怎么会把他遗漏呢？这部书的文字并不古朴，但也有值得一读之处，应当是出自近世擅长文辞的人之手，写来是为了游戏玩世罢了。
※《风俗通义》十卷
晁氏说：汉代应劭撰写。应劭字仲远，是应奉的儿子。他勤学好问，博览群书、见闻广博。灵帝时被举为孝廉，官至泰山太守。撰写
※《风俗通义》十卷
晁氏曰：汉应劭撰。劭字仲远，奉之子。笃学，博览多闻。灵帝时举孝廉，仕至泰山太守。撰《风俗通》，以辩物名号，释时嫌疑。文虽不典，世服其洽闻。自序云：“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阴阳，泉水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俗者，含血之类，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陈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惟存十卷，馀略见廖仲容《子钞》。
●卷二百十四 经籍考四十一
○子（杂家）
※《论衡》三十卷
晁氏曰：後汉王充仲任撰。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世为汉文章温厚尔雅，及其东也已衰。观此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诬。
高氏《子略》曰：书八十五篇，二十馀万言。其为言皆叙天证，敷人事，析物类，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而精，辞莫能肃而括，几於芜且杂矣。汉承灭学之後，文、景、武、宣以来，所以崇厉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学者向风承意，日趋於大雅多闻之习，凡所撰录，日益而岁有加，至後汉盛矣，往往规度如一律，体裁如一家，是足以隽美於一时，而不足以准的於来世。何则？事之鲜纯，言之少择也。刘向《新序》、《说苑》奇矣，亦复少探索之功，阙诠定之密，其叙事有与史背者不一。二书尚尔，况他书乎？袁崧《後汉书》云：“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客有难充书烦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众，少者为神乎？”充曰：“文众可以胜寡矣。人无一引吾百篇，人无一字吾万言，为可贵矣。”予所谓乏精▯而少肃括者，正此谓欤！
陈氏曰：充，肃宗时人。仕为州从事治中。初作此书，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尝诣蔡伯喈，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惟我与
译《风俗通》，用来辨析事物的名称称号，解释当时的疑惑。文辞虽然算不上典雅，但世人都佩服他见闻广博。他自序说："'风'，是因为天气有寒暖变化，地形有阴阳之别，泉水有美恶之分，草木有刚柔之异（而形成的地方习气）。'俗'，是有血气之类的生物，仿效这种风气而形成的习惯。相隔千里风气就不相同，相隔百里习俗就不一样。"
陈氏说：《唐书·艺文志》著录二十卷，如今只存十卷，其余内容大致可以在廖仲容的《子钞》中见到。
●卷二百十四 经籍考四十一
○子部（杂家）
※《论衡》三十卷
晁氏说：后汉王充，字仲任撰写。王充喜好论说，起初的说法看似奇诡怪异，但最终都合于实理。他认为世俗的儒生固守成说，大多背离了事情的真相，于是闭门苦思，在门窗墙壁上都放置刀笔（以便随时记录），撰写《论衡》八十五篇，用来解释事物种类的异同，纠正当时世俗的疑惑。后来蔡邕得到这部书，秘藏玩味，当作谈资。世人认为汉代文章温厚典雅，到东汉时期已经衰微了。看这部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一类的书，比起西汉诸书，差距很远，这才知道世人的说法并非虚言。
高氏《子略》说：这部书共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所写的内容，都是阐述天道的验证，铺陈人事，分析事物的种类，讲述古今之事，大略如同董仲舒《玉杯》《繁露》一类的写法，但它的文字更加详尽，详尽了，礼义就不能精审，文辞也就不能整肃简约，几乎接近芜杂了。汉朝承接秦朝灭学之后，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以来，用以推崇奖励、表彰文教的做法，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所以学者跟随这股风气、秉承这种意愿，日益趋向博大典雅、多闻广见的学风，凡是所撰写记录的内容，一天天增多、一年年加多，到东汉时便极为兴盛了，但往往体例大致相同、体裁如出一家，这足以在一时称誉，却不足以成为后世的准则。为什么呢？因为所记之事很少纯正，言论很少经过精心选择。刘向的《新序》《说苑》确实奇妙，可也同样缺乏深入探究的功夫，缺少精审的考订，其中记事与正史相违背的地方不止一处。这两部书尚且如此，何况别的书呢？袁崧《后汉书》说："王充撰写《论衡》，中原地区没有人传抄流传，蔡邕到吴地，才见到这部书，把它当作谈资。"这"谈资"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这部书了。有位客人责难王充的书繁琐重复，王充说："石头多而玉少，稀少的才珍贵；龙少而鱼多，稀少的才神异吗？"王充又说："文字多才能胜过文字少。别人没有一句引用我的百篇著作，别人没有一字引用我的万言著述，这才是可贵的啊。"我所说的缺乏精审、很少整肃简约的话，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啊！
陈氏说：王充，是汉章帝时人。曾任州从事、治中。他最初撰写这部书时，北方还没有人得到它。王朗曾经拜访蔡伯喈（蔡邕），到很隐蔽的地方搜寻，果然找到了《论衡》，拿了几卷就要离去，蔡伯喈说："只有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