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六十三 刑考二

译妖言令，讨论还没决定他就驾崩了，如今就废除这些法令。"

孝文帝元年，全部废除了收孥连坐的律令。

下诏给丞相、太尉、御史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绳，用来禁止暴行、保护善良百姓的。如今触犯法律的人已经被定罪处置了，却又让没有罪过的父母、妻子儿女、同族之人跟着一起获罪并被没收入官为奴，我非常不赞同这样做，你们商议一下。"左右丞相周勃、陈平上奏说："父母妻子儿女同族相坐并被没收入官，是用来牵累其心，使人更加不敢轻易犯法。收孥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了。以我们愚见，还是照旧沿用为好。"文帝说："法律公正，百姓就诚实；罪罚得当，百姓就服从。治理引导百姓向善的，是官吏的责任；官吏既然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来治罪，这样法律反而害民，成了施暴的手段了。我看不出这样做的好处，希望你们仔细考虑一下。"陈平、周勃于是说："陛下有幸对天下施加大恩，使犯罪的人不再连累父母子女，无罪的人不再株连获罪，这是极为盛大的德行，是我们比不上的。我们恭敬地接受诏令，全部废除收孥律、连坐法。"后来，新垣平图谋叛逆，又恢复了诛灭三族的刑罚。

洪迈《容斋随笔》说："汉朝诛灭家族的法令，常常轻率使用。袁盎陷害晁错，只说：'如今的计策，只有斩杀晁错一条路可走了。'景帝就让丞相以下的官员弹劾上奏，最终导致晁错的父母妻子儿女同族不论老幼全部被处死于集市。主父偃陷害齐王致死，武帝本想不追究主父偃的罪，公孙丞相极力争辩，于是族灭了主父偃。郭解的门客杀了人，官吏上奏说郭解本人无罪，公孙大夫商议此事，却想要族灭郭解。况且主父偃、郭解二人本来罪不至死，因为议事者的一句话，杀了就够了，何必要到灭族的地步呢？用刑的滥用竟到了这种地步！"

孝文帝所施行的政令中，唯独新垣平这一件事，是他盛德上的一点瑕疵。然而这件事所牵涉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文帝宠信新垣平，是因为迷惑于求仙祈福的说法，而这种淫祀谄媚的祭祀风气，直到汉朝末年都没能纠正过来，原因就在这里；文帝诛杀新垣平之后，又恢复了收孥连坐的律法，而这种滥用酷刑的做法，直到汉朝末年也没能废除，原因也在这里。文帝本是恭俭仁厚贤明的君主，然而这两件事一失于礼、一失于刑，竟让后世子孙遵循沿袭，把它当作汉家的制度，不敢加以改正。真是可惜啊！

二年，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的君主，朝廷设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用来沟通治国之道、招来进谏的人。如今法律上却有诽谤、妖言之罪（颜师古说："高后元年下诏废除了妖言令，如今又有这条法令，说明中间应当是曾经又重新设立了这一条。"），这使得群臣不敢尽情进言，而君主也就无从听到自己的过失。这又怎么能招来远方的贤良之士呢？应当废除这条法令。百姓中有相约诅咒皇上，而后又互相欺骗的（颜师古说："谩，是欺骗的意思。当初相约一起施行诅咒；后来又互相欺骗，半途而止，并无实际行动。"），官吏把这认定为大逆之罪（刘敞说："相约诅咒皇上，汉朝的风俗就是这样，就像《后汉书》所说的，'不正直的人不敢诅咒，因为怕应验'，所以称为大逆"）；如果还有其他言论，官吏又把它认定为诽谤。这些不过是平民百姓的愚昧无知，却要因此抵死获罪，我非常不赞同。从今以后，有触犯这些罪名的人，一律不予追究治罪。"

胡寅说："妖言令刚设立的时候，一定是针对那些煽动百姓、蛊惑人心、心怀奸邪叛乱之意的人的；等到它被滥用之时，就成了暴君、权臣假借这个名目来威吓恐吓朝廷内外、堵塞进言之路的工具了。所以贾谊评论秦朝说：'忠诚的进谏被称为诽谤，深谋远虑的计策被称为妖言。'忠臣替君主竭尽忠诚、深谋远虑，必定要切中君主自身的问题，探究尚未发生的事情，陈述危亡的警戒，而不只是停留在眼前近处的事情上。在小人看来，就说'这不过是想借着张扬君主的过失来沽名钓誉罢了，尚未发生的事情、危亡的征兆，你怎么会知道呢？这大概就是诽谤妖言罢了'！这种论调一旦流行开来，就使得朝廷内外的

译人都闭口不言，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沉沦于危亡的境地而不自知。这样说来，那些所谓的诽谤，其实是天下的忠诚之言，而那些自以为是的说法，其实才是天下的妖异邪说。既然把忠诚的谏言、深远的计策当作诽谤妖言，那么就会指着鹿说是马，指着野鸟说是祥瑞的鸾鸟，指着菌类说是灵芝，指着不祥的云气说是吉庆的云气，指着冰雹说'这不算是灾害'，指着彗星说'这是用来除旧布新的'，蝗虫滋生了就说'它们不吃好的庄稼'，日食发生了就说'是阴气遮蔽了它'，地震发生了就说'官府没有受到损伤'，久雨不停就说'秋天的庄稼自然会长得茂盛'，洪水泛滥就说'百姓没有被淹死流亡的'，年成饥荒就说'道路上从来没有饿死的人'。凡是贤能与否、是非曲直、治乱得失，全都违反常理、颠倒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地陈说，用来欺骗蒙蔽世上的君主，使他沉沦于危亡的境地，这种罪过难道只是诽谤所能比拟的吗？这种妖异邪说的危害，不也太大了吗！唉！文帝废除了这条法令，他能够长久享有国祚，这是应该的啊！"

按：古代平民可以议论朝政得失，商旅之人也可以议论时事。孔子说："天下太平的时候，平民就不必议论朝政了。"由此可见，诽谤这种事，是自古就有的。周公说："平民百姓会怨恨你、咒骂你。"又说："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在口中暗自诅咒你。"晏子说："百姓生活困苦，夫妇都会一起诅咒。即便君主善于祈祷，又怎能胜过亿万百姓的诅咒呢？"由此可见，诅咒之事也是自古就有的，然而从来没有因此而治人以罪。到了秦朝立法，触犯这两条的，都被判为大逆之罪而遭到诛灭家族的惩处。汉高祖进入关中时，与百姓约法三章，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扰民之法，而首先提到诽谤、私下议论之罪的酷烈，本应当尽快废除它，然而始终没有废除。到高后元年，才有诏书废除这条法令，然而后来又没能真正废除。文帝的时候，又有了这样的诏书。然而自景帝、武帝以后，就完全沿用秦朝的法律了，凡是张汤、赵禹、江充、息夫躬这些人，用来诬陷迫害忠良、倾覆陷害骨肉至亲的手段，用苛刻的法条罗织罪名、用危言耸听的罪名中伤他人的，不是说"诽谤不道"，就是说"诅咒皇上，有恶毒的言辞"。可见这两条法律，终整个汉朝一代，都不曾真正废除过。

四年，绛侯周勃获罪，被逮捕押送到廷尉的诏狱中。当时有人告发周勃谋反，周勃被交付法吏审理，他惶恐不安，不知该如何应对。狱吏渐渐地欺侮侮辱他。周勃把一千金送给狱吏，狱吏在木牍背面写字给他看，教他"用公主来作证"。公主是孝文帝的女儿，周勃的儿子胜之娶了她，所以狱吏教他援引公主作证。薄太后替他说情，文帝于是派人手持符节赦免了周勃，恢复了他的爵位封邑。周勃出狱之后，说："我曾经统率过百万大军，哪里知道一个狱吏竟能如此尊贵啊！"

贾谊上疏说："古时候用廉耻礼节来约束君子，所以对犯罪的大夫有赐死之礼而没有当众戮辱之刑，因此黥刑、劓刑这样的刑罚不施加于大夫身上。如今从王侯三公这样尊贵的人，都是天子要改容相待、以礼相接的人，如今却让他们和普通百姓一样承受黥刑、劓刑、髡刑、刖刑、鞭笞、弃市这样的刑法，遭受这种侮辱不是太过分了吗！凡是曾经身居显贵尊宠地位的人，如今有了过错，废黜他可以，斥退他可以，赐死他也可以，诛灭他也可以；至于像捆绑他、用绳索拴系他、送交司寇官署、编入服苦役的官府之列，让司寇的小吏辱骂鞭打他，恐怕这不是应当让平民百姓看到的场面。"这是当时丞相周勃刚被免职回到封国，有人告发周勃谋反，被逮捕押入长安监狱审理，最终查明并无此事，所以贾谊借此事来讽谏皇帝。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话，此后待臣下都保留一份体面。此后大臣有罪，大多是自杀了结，不再受刑。到武帝时，才又渐渐恢复了下狱受刑的做法，从甯成开始。

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

太仓令淳于

译公犯罪应当受刑，被诏令逮捕押送到长安的诏狱中（颜师古说："逮，是牵连、涉及的意思。供词所牵连到的人，就要追捕他，所以称为逮。另一种说法是，逮者，是指在途中押送、始终有人防守押解，就像如今押送囚犯一样"）。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到了应当被逮捕押解之时，他骂他的女儿们说："生孩子不生个男孩，遇到紧急情况就没有一点用处！"他的小女儿缇萦为此伤心哭泣（颜师古说："缇萦，是女子的名字。"），跟随她的父亲来到长安，上书说："我的父亲是官吏，齐地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如今他因触犯法律应当受刑。我为此感到悲伤，人死了不能再复生，受了肉刑的人也不能再恢复原状（颜师古说："属，是接续的意思。"）即使以后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了。我愿意被没收入官府做奴婢，来赎免我父亲应受的刑罚，使他能够有机会改过自新。"这份上书呈给天子后，天子被她的诚意所感动而哀怜她，于是下令说："诏令御史：我听说在有虞氏的时代，只用在衣冠上画出与常服不同的图案来作为羞辱的标记，百姓就不再触犯法律了，这是多么完善的治理啊！如今法律上有肉刑三种（孟康说："黥刑、劓刑两种，加上斩去左右脚趾合为一种，一共三种。"），而奸邪之事仍不能制止，这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明的缘故吗？我对此深感惭愧。所以说教化引导不纯正，愚昧的百姓才会因此陷入罪网。《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是说君子如果有平和快乐、简约平易的德行，那么他的臣民就会像敬重父亲、亲近母亲一样对待他）。'如今百姓有了过错，教化还没有施行，刑罚就已经加在了他们身上，有的人本想改过向善，却没有门路可循，我对此深感怜悯。刑罚到了要截断人的肢体、刺刻人的肌肤的地步，使人终身不能再生长恢复（颜师古说："息，是生长的意思"），这种刑罚是多么痛苦而又不合乎德行啊！这难道是作为百姓父母应有的用意吗？应当废除肉刑，用别的办法来代替它；至于让犯罪的人各按照情节轻重服相应的刑期，不逃亡的，满一定年限后就予以赦免（孟康说："那些不逃亡的人，服满规定的年限，就可以被免除刑罚成为庶人"）。具体条例另行制定（颜师古说："让人重新制定具体的条例。"）。"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说："肉刑是用来禁止奸邪的，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陛下颁布明诏，哀怜天下百姓一旦有过错被判处肉刑就终身不能恢复，以及犯罪的人想要改过向善却没有门路可循，这是极为盛大的德行，是我们比不上的。我们恭谨地商议、请求制定律法规定：凡是应当受完刑（保全肢体不加肉刑）的，改判为城旦舂（臣瓒说："文帝废除肉刑，都有相应的办法来替代，所以用完刑代替髡刑，用笞刑代替劓刑，用戴脚镣代替斩去左右脚趾。如今既然已经说是完刑了，就不再说用完刑代替完刑了。这里应当是说髡刑改判为完刑。"）；应当受黥刑的，改判为髡钳城旦舂；应当受劓刑的，改判笞刑三百；应当斩去左脚趾的，改判笞刑五百；应当斩去右脚趾的、以及杀人后自首的、以及官吏因接受贿赂而枉法、看守官府财物却监守自盗的，如果已经论罪服刑而又有笞罪的，都判处弃市之刑（李奇说："命，是逃亡的意思。是说在已经论罪服刑之中又有罪过。"晋灼说："命者，……

译(取名字，是为了完成对他的定罪。）颜师古注解说：“趾，就是脚。本该斩去右脚的人，因为他的罪行次于最重的一等，所以改从弃市（处死示众）。‘杀人先自告’，是指杀了人而自首，从而得以免罪的情形。‘吏受赃枉法’，是指官吏歪曲公法而收受贿赂的情形。‘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就是现在律令里所说的‘主守自盗’。杀人危害重大，受贿盗取财物，赃物牵连其身，所以这三种罪已经被定罪判刑之后又再犯笞刑的，也都要处以弃市。如今流俗的传抄本里，在‘笞三百’‘笞五百’之上以及‘劓者’之下有‘籍笞’二字，‘复有笞罪’也写作‘复有籍笞罪’，这都是后人胡乱添加的，旧本里没有这些字。”

罪人的案件已经判决，完刑为城旦舂的，满两年改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服满一年，改为隶臣妾。隶臣妾服满一年，免刑为庶人（颜师古注解说：“男子做隶臣，女子做隶妾。鬼薪白粲满一年改为隶臣，隶臣满一年免为庶人。隶妾也是这样。”）。隶臣妾满两年的，改为司寇。司寇满一年，以及被判处如司寇之刑满两年的，都免刑为庶人（如淳注解说：“罪减为司寇的，所以只需一年；本来就是正式判为司寇的，所以需要两年。”）。其中有逃亡以及犯有耐刑以上罪行的，不适用这条法令（颜师古注解说：“是指在原本的罪行之中又重新犯罪的人。”）。此前法令中判处城旦舂若干年、而并非终身禁锢的，按完刑为城旦舂的年数来免罪（李奇注解说：“是说在文帝制定这条法令之前已经受刑的人。”）。臣冒着死罪进言。”皇帝下诏说：“可以。”

译按语：古代的五刑都是肉刑。孝文帝的诏书说"如今有三种肉刑，而奸邪之事却不能止息"，注释说是指"黥刑、劓刑、斩趾刑三种"，于是用髡钳（剃发戴枷）代替黥刑，用笞打三百代替劓刑，用笞打五百代替斩趾，唯独没有涉及宫刑。到景帝元年，诏书说："孝文皇帝废除了宫刑，放出了宫中的美人，是因为看重不能断绝人的后代啊。"由此可知文帝是把宫刑一并废除了的。到景帝中元年，赦免修筑阳陵的刑徒，判死罪而愿意接受腐刑（宫刑）的准许他这样做。而武帝时李延年、司马迁、张安世的兄长张贺都因犯罪而被处以腐刑，由此可知景帝中元年之后宫刑又重新使用，用来施加于死罪中情节较轻的人，并不常用。

孝文帝时法网宽疏，选用张释之担任廷尉，罪行有疑问的就从轻判给百姓，因此刑罚大大减省，以至于全年判案只有四百件，有刑罚搁置不用的气象。

孝景帝元年，下诏说："加重笞刑与重罪（重罪指死刑）没有区别，侥幸不死，也不能做人了（是说不能自己起居活动了）。应当重新制定法律：笞打五百的改为三百，笞打三百的改为二百。"

孝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表面上有轻刑的名声，实际上却是在杀人。被判斩右趾的又要处死。被判斩左趾的改为笞打五百，该受劓刑的改为笞打二百，大多都因此死去（颜师古说："斩右趾原本就要弃市处死，所以人多死于此。用笞打五百代替斩右趾，笞打三百代替劓刑，笞打的次数既然很多，也是活不成的。"）。所以下达了这道诏书。

七月，诏书说："官吏接受所监管辖治之人的饮食馈赠，就被免官，处罚太重；而接受财物、贱买贵卖谋利的，论罪却太轻（颜师古说："皇帝认为当时的律条中，官吏接受所监临之人赠送的饮食，就要被判罢免官爵，在法理上太重；而接受所监临之人的财物以及贱买贵卖的，判决却太轻，所以命令重新商议修改。"）。廷尉与丞相重新商议、制定法令。"廷尉信谨慎地与丞相商议说（当时的丞相是申屠嘉）："官吏以及各级有俸秩的人接受其所属官员、所治理、所巡察、所率领之人（颜师古说："行是指巡察，音读'下更反'。"）馈赠的饮食，只需计算所花费的价值偿还，不予论罪（颜师古说："计算他所花费的钱数而偿还其价值，不追究罪责。"）。其他财物，如果是故意贱价买入，或故意高价卖出，都以贪赃论处如同盗窃，赃物没收充公（其他财物，是指饮食之外的东西）。官吏调任或罢免后，接受原来所属官员、所率领、所监管治理之人的财物，就剥夺爵位贬为士伍，并罢免其官职（李奇说："有爵位的就剥夺爵位，让他做士伍；有官位的就罢免官职。"颜师古说："这种说法不对。是说既剥夺其爵位，令其成为士伍，又罢免其官职，就是如今律法中所说的除名。士伍，就是列入士卒的行伍。"）。没有爵位的，罚金二斤，命令没收其所接受的财物。有能够检举揭发的人，把所受的赃物赏给他。"

中二年，把磔刑改称为弃市（应劭说："在此之前各种死刑都在市中肢解处死，改称为弃市后，除非是妖言逆乱之罪，不再施行肢解。"），不再实行磔刑。

四年，诏书说："年长的老人，是人们所尊敬的；鳏寡孤独，是人们所怜悯的。应当写入法令：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以及怀孕尚未生产的妇女（乳，指生产）、乐师和侏儒（乐师是盲人乐工。侏儒是身材矮小之人，不能行走），应当被审讯拘押的，一律宽容对待、不加桎梏（颂读作容。容，是宽容之意，不上枷锁镣铐）。被判死罪而愿意接受腐刑的，准许他这样做（腐，就是宫刑。男子割除生殖器，就不能再生育子女，如同腐朽的树木不能结果实一样）。"

中元六年，下诏说："施加笞刑的人，有的还没打完就已经死去，朕对此十分怜悯。应当把笞打三百减为二百，笞打二百减为一百。"又说："笞刑，是用来惩戒教育人的，应当制定笞杖的规格（〇，就是杖，用来击打的工具）。"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示说："施行笞刑的杖，长五尺，木制的粗一寸，若用竹制的，末端厚度减半为半寸，都要削平竹节。应受笞刑的打臀部（如淳说："这样说来先前是打背部的。"）。行刑过程中不得中途更换执行的人（是说执行笞刑的人不

译能中途换人），打完一人的刑罚才能换人。"从此以后受笞刑的人能保全性命，然而酷吏仍然以此来立威。死刑既然过重，而轻罪的刑罚又太轻，百姓便容易触犯法律。

孝武帝即位后，对外致力于讨伐四方夷狄的功业，对内极尽耳目声色的享乐，征发赋役频繁，百姓因此贫困耗竭，走投无路的百姓触犯法律，酷吏严厉打击，奸邪之事却屡禁不止。于是征召任用张汤、赵禹等人，制定条例法令，制定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连坐"之法（颜师古说："见到别人犯法而不检举揭发的，叫做故纵；而所监督管辖之人有罪的，一并连坐。"），对深文周纳、故意入人以罪的过失从宽处理（孟康说："孝文帝想要从严治理刑罚，官吏若有严酷伤害或故意陷人入罪的，都从宽处理。"），而对放纵释放罪犯的行为则从严诛罚（颜师古说："官吏释放罪人，如果被怀疑是有意放纵，就急速处以诛罚。这也说明当时崇尚严酷。"）。此后奸猾之人巧妙地钻法律的空子，辗转互相比附援引，法网因而逐渐严密（颜师古说："浸，就是逐渐的意思。以下也是这样。"）。律令一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判处死刑的条文四百零九条，涉及事项一千八百八十二件，判决死罪所引用的比附案例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颜师古说："比，是用先例互相比照援引。"）。这些文书堆满了几案书阁，主管官员都不能全部看完。因此各郡国在援引使用时（颜师古说："弄不清楚律令的旨意，各自理解运用不同。"），常常出现罪行相同而判决结果不同的情况。奸猾的官吏便借机弄权谋利（颜师古说："玩弄法律而收受钱财，就像做买卖交易一样。"），想让谁活命，就援引从轻的比附条例；想陷害谁，就给他判死罪的比附条例（颜师古说："傅读作附。"），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这很冤枉。

自从公孙弘用《春秋》的义理来约束下属，张汤用严酷的条文来判决案件，于是"见知"之法产生，而"废格沮诽"这种深究到底的案件也开始施行。张汤上奏弹劾九卿颜异，说他看到诏令不便却不进言而心中腹诽，判处死刑。此后就有了"腹诽"的判罪先例。又制定了"沈命法"（沈，是隐匿的意思，敢于隐瞒盗贼的人，要处以死刑），规定："群盗兴起而没有察觉，或者察觉了却没有捕获到规定数额的，从二千石以下直到主管的小吏都要处死。"天下每年判决的案件数以千万计。

张汤担任廷尉时，所审理的案件，如果是皇上想要治罪的人，就交给判案严酷的属吏；如果是皇上想要开释的人，就交给判案宽平的属吏。他所审理的案件如果对方是豪强，一定舞文弄法，巧言诋毁；如果对方是弱小的贫寒之家，就常常口头上说"虽然依法条文可以定罪，但请皇上裁夺察看"，于是皇上往往就会赦免张汤所说的这些人（对弱小贫寒之家，张汤想要帮助他们，虽然按律令文字写成奏章上呈，但又口头进言，说虽然依照律令条文可以定成这个罪，但希望皇上裁决察看，大概是替这个人求恩赦。皇上往往就赦免了这个人，大概在正式上奏之前，先口头预先说明）。杜周担任廷尉，大体上仿效张汤的做法，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意。皇上所厌恶的人，就借机陷害；皇上想要陷害的人，就长期拘押，等待审讯，暗中透露出冤枉的迹象。有客人对杜周说："您替天下决断公平之事，却不遵循法律条文，专门按照皇上的心意来断案，难道审案本该如此吗？"杜周说："法律条文又在哪里呢？前一位君主认可的写成法律，后一位君主认可的定为法令；只要在当时被认可就是对的，何必要遵循古时的法律呢！"义纵以像雄鹰搏击猎物那样凶狠来治理（是说像鹰隼搏击一样，展开羽翼扑捉飞鸟）。任定襄太守时，义纵一到任，就突袭搜捕定襄狱中重罪犯人二百多人，以及探视这些囚犯的宾客兄弟也有二百多人，义纵将他们一并逮捕审讯，说"这是替死罪犯人开脱（把探视的人全部逮捕。认为他们是想帮死囚脱罪，于是全部处死）。"当天就上报处死了四百多人（上奏请示得到批复后判处死刑），全郡的人无不因恐惧而战栗。义纵最终也因犯事被处死。严延年担任河南太守，他治理的重点在于打击摧折豪强，

译扶助贫弱之人。贫弱之人即使触犯了法律，也曲解法律条文为他们开脱；那些欺压小民的豪强，则罗织罪名将他们定罪（修饰文辞而给他们加上罪名）。众人都认为应当处死的人，他有时一下子就放了；众人都认为应当活命的人，他却违背常理将其处死（诡，是违背正理而杀死）。官吏百姓都不能揣测他心思的深浅，因而战战兢兢不敢触犯法禁。审查他判的案子，都文字周密到无法翻案的地步（致，是极其严密的意思。是说他的文书案卷十分严整周密。反读作幡）。对忠心尽职的官吏，他厚待得如同骨肉至亲一般，官吏们都因此亲近依附他，献身效力毫不顾惜，因此他治下没有隐瞒的实情。然而他嫉恶太甚，被他中伤的人很多，他尤其擅长编造判案文书，精通文书典籍，想要处死的人，判决文书都亲手写成，就连他身边的主簿亲信也无从知晓。奏章一批复下来判处死刑，速度快得如同神明一般。冬天时，把下属各县的囚犯押解集中，会集在郡府一并处决（把全郡的人集中在郡府一并处决），血流数里，河南人因此称他为"屠伯"。他最终因为施政残暴不道而被处以弃市之刑。

容斋洪氏《随笔》说："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祖庙、长陵高祖陵园的正殿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中推演解说这件事的意义。草稿还没有上呈，主父偃就偷走了他的奏稿呈给了皇上。皇上召集众儒生前来审看，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写的文章，认为写得非常愚蠢。于是把董仲舒交给官吏问罪，应当处死，皇上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谈论灾异之事。这是本传所记载的。而《五行志》记载他的对策说：'汉朝正当继承秦朝极度衰败之后，承接的是那残破的余绪，又有很多兄弟亲戚骨肉相连之人，骄横放纵奢侈的人很多，恣意妄为的人也多，所以上天的灾异好像是在告诉陛下：不用至公至平的太平之道，就不能治理好天下。要审视那些在诸侯中亲属贵戚而最不端正的人，忍痛诛杀他们，就像我烧毁高祖陵园的正殿一样是可以的；如果说，在外地而行为不正的人，即使尊贵如高祖庙，尚且遭受火灾焚烧，何况诸侯呢！在朝廷内部行为不正的人，即使尊贵如高祖陵园正殿，尚且遭受灾火焚烧，何况大臣呢！这就是上天的意思。'此后淮南王、衡山王谋反，皇上想起董仲舒先前的话，派吕步舒手持斧钺审理淮南王的案子，用《春秋》大义独断专行地在外处理，不必请示。回朝奏报此事后，皇上全都认可。凡是参与谋反的列侯、二千石官员、豪杰之士，都因罪重而被处死，两案因此而死的人数以万计。唉！凭武帝嗜好杀戮的性情，当时刚刚亲政才几年，本可以引导他向善，庙殿失火，难道就没有别的解释吗？而董仲舒却率先劝说皇上诛杀骨肉至亲和大臣，这与他平生的学术主张大相违背，最终酿成数万人惨死的祸患，都是这篇对策引发的。既然如此，那么董仲舒差点被交付官吏处死，大概是上天用来激发吕步舒的，使他因此而遭受惩处，也并非不幸。"

按语：汉代儒者中像贾谊、董仲舒这样的最为纯正，然而说到他们议论诸侯王的问题时，却都主张诛杀。董仲舒的这篇对策，与他天人三策中的议论截然不同。真西山也曾说："太史公说'贾谊通晓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如今读他的《治安策》（政事书），充满了洙水泗水儒家的典章法度，看不出他有申韩之学的影子；但读到'诸侯王都像众多的髋骨大腿骨（比喻势大难制）'等语，才知道太史公的说法并非错误。"孟子说过："您认为如果有圣王兴起，会效仿当今的诸侯而诛杀他们呢，还是先教化他们，若不改正然后再诛杀呢？"圣贤处理事情本来就与常人不同。诸侯王虽然是汉初的深重祸患，但事后株连诛灭而铲除他们，本来就不如在开始时就建立法律制度加以防范。孝文帝时，淮南王、济北王也曾经谋反作乱，讨伐并诛杀了他们，罪责仅止于其本人，未曾深入追究党羽，也没听说后来还有后患，又何必诛杀多达两万多人呢！孝宣帝本始四年，下诏命令各郡国上奏可以蠲除以安抚百姓的律令条文。诏书说："近来官吏用法，条文运用得越来越苛巧深刻，这是朕德行不够啊。判案不当，会使有罪的人产生邪念，无罪的人蒙受杀戮（判案该重却判轻

译，会使有罪的人产生邪僻之心；无辜的人反而遭受刑罚，说明判案不公平），使父子之间悲痛怨恨，朕对此十分痛心。如今派遣廷史与郡里一同审案，他们责任轻、俸禄薄（廷史，是廷尉属下的史官。用囚犯所犯罪行来判决叫做鞫，是指疑难的案件），应当为他们设置廷平之官，秩俸六百石，员额四人。他们要致力于公平审案，以符合朕的心意。"于是选拔于定国担任廷尉，寻求明察、宽厚的黄霸等人担任廷平之官，每年秋季之后请示上报判决结果。当时皇上常常临幸宣室，斋戒静居来裁决案件（宣室在前殿旁边，是布施政教的地方。因为慎重用刑，所以斋戒后再裁决），刑狱因此号称公平。

当时廷尉史路温舒上书说："臣听说秦朝有十种过失，其中一种至今仍然存在，那就是治理刑狱的官吏。秦朝那个时候，以文学为耻，崇尚武勇，轻视仁义之士，看重治狱的官吏；正直进言的人被称为诽谤，规劝过失的人被称为妖言（颜师古说："遏，是阻止的意思，读音'一曷反'。"）。所以品德端正、遵奉先王之道的人不被世所任用，忠良恳切的进言都郁积在胸中（颜师古说："郁，是积聚的意思。"），谄媚阿谀的声音每天充满耳边，虚假的美誉熏染人心，真实的祸患被遮蔽掩藏（颜师古说："熏，是气息熏染的意思，读音'勋'。"）。这就是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依赖陛下深厚的恩泽，没有兵革战乱的危险，没有饥寒交迫的忧患，父子夫妻齐心协力安家立业，然而太平之世还未完全实现，是因为刑狱混乱造成的。刑狱，是关系天下的重大命脉，死去的人不能再复生，被截断的肢体不能再接续（颜师古说："〇，是古代的'绝'字。属，是连接的意思，读音'之欲反'。"）。《尚书》说：'与其杀害无罪之人，宁可犯下失于常法的过错（颜师古说："这是《虞书·大禹谟》所记载咎繇的话。辜，是罪的意思。经，是常法的意思。是说人命至关重大，审理案件应当谨慎，宁可犯下不合常法的过失，也不能滥杀无罪之人，这是用来推崇宽厚仁恕之道的。"）。'如今治理刑狱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上下相互驱使逼迫，把苛刻当作精明（颜师古说："驱与驱字相同。"）；判案严酷的人获得公正的美名，判案公平的人反而多遭后患。所以治狱的官吏都想要人死，并不是憎恨这个人，而是自己能够安然无事的办法就在于这个人死去。因此死人的鲜血在市集中流淌，受刑之人肩并肩地站立着，判处死刑的数量每年以万计，这就是仁德圣明之君感到痛心的原因。太平之世不能完全实现，都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之常情是安逸就贪恋活着，痛苦就想到死去，在鞭打拷问之下，想要什么口供得不到呢？所以囚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编造言辞来展示给审讯者看（颜师古说："视读作示。"）；审案的官吏正好利用这一点，就诱导指引他招供以坐实罪名；上奏时又害怕被驳回退回，就精心锻造罗织周密的罪状（晋灼说："精细熟练、周到详尽，把人硬套进法网之中。"颜师古说："〇，是退回的意思，害怕被上级驳回退案。〇读音'邱略反'。"）。这样一来，上奏定罪的案子一旦炼成（颜师古说："当，是判定其罪的意思。"），即使让咎繇来听审，也会认为死者罪有余辜（颜师古说："咎繇担任司法之官，善于审理案件，所以用他来作比喻。"）。为什么呢？因为罗织炼成的手段众多，文饰周密的罪状显得确凿无疑。因此狱吏专门追求严酷苛刻，残害无度，苟且行事以应付了事（如淳说："〇俞，是苟且的意思。一切，是权宜行事的意思。"），不顾国家的祸患，这是当世的大害。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个圈当作监狱，人们商议后都不肯进去；用木头刻个假吏，也必定不肯与之对质（颜师古说："画地为狱、刻木为吏，尚且不肯进去应对，何况是真实的呢！期，是必定的意思。商议之后必定不肯进去应对。"）。"这些都是憎恶酷吏之风、悲痛哀伤的言辞。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刑狱更深重的了；败坏法度、扰乱正道、离间亲情、堵塞正路，没有比治理刑狱的官吏更严重的了，这就是所说的十种过失中仍然存在的那一种。臣听说乌鸦老鹰的蛋不被毁坏，凤凰才会飞来聚集（颜师古说："鸢，是鹞鹰，读音'弋全反'。"）；诽谤的罪名不被诛罚，忠良的

译进言才会被采纳。所以古人曾说："山林沼泽中隐藏着毒害之物，江河湖泊容纳着污浊之水，美玉之中也隐藏着瑕疵，国君也应当包容一些耻辱（颜师古说："这是《春秋左氏传》所记载晋国大夫伯宗的话。诟，是耻辱的意思。是说山林沼泽中长有草木，就会有毒害之物栖居其中；江河湖泊地域广大，就能容纳浑浊之物；君主善于驾驭臣下，也应当忍受一些耻辱。诟读音'垢'。"）。"希望陛下废除诽谤之罪以招纳恳切的进言，敞开天下人的言路，广开规劝进谏的渠道，扫除亡秦的过失，尊崇文武二王的德政，减省法律制度，宽缓刑罚，来废止严酷的刑狱之治，那么太平的风气就可以在世间兴起，永远享有和乐，与天地一样没有穷尽，天下人就十分幸运了（颜师古说："与天地一样长久，没有穷尽。"）。"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好，于是就有了前面那道诏书。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圣明的君王制定法律、明确刑罚，并不是为了以此治理天下，而是为了挽救衰败混乱局面的兴起。如今圣明的君主亲自垂听政事，即使不设置廷平之官，刑狱自然会走上正轨；如果是为了给后世子孙开个头，还不如删削修订律令。律令一经确定，愚昧的百姓就知道该避开什么，奸猾的官吏也就无从玩弄法律了。如今不端正法律的根本，却设置廷平之官来治理其末端问题，一旦政事衰败、听政懈怠，那么廷平之官反而会招揽权力而成为祸乱的祸首了。"

致堂胡氏说："杨恽的死是因为两句话，说'南山上草木荒芜'、'当官不值得为朝廷尽力'，如此而已。君主的行事如果不合乎人心，天下人自然可以议论他，哪里会因为杀了一个人、钳住一个人的嘴，就能够堵塞天下人的议论呢！因为两句狂放不羁的话，就杀害廉洁刚直之士，如同割除杂草一般，丝毫没有顾惜之意，宣帝在这件事上就失去了做君主的正道了。当时执掌天下公平之权、百姓自认为审案不冤的，就是于定国。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这几人的死，于定国认为应当呢，还是不应当呢？如果认为应当，那么这四位大臣都是良臣，后世评论的人都说他们的罪行本应按照司寇之刑来议处，即使罪该处死也还不至于杀头；如果认为不应当，那么于定国曾经上奏说杨恽'口出妖言恶语，大逆不道'，那么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的被杀，也必定是经过廷尉审定的。既然这样，那么这四位大臣被处死并非罪有应得，这不仅是宣帝的过失，丞相、御史大夫、执金吾都有责任。而廷尉的责任尤其重大。"

地节四年，诏书说："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妻之间的道义，都是出于天性。即使遭遇祸患，也应当冒死保全对方。诚挚的爱凝结在心中，是仁厚到了极点的表现。从今以后，儿子首先隐匿父母的罪行，妻子隐匿丈夫的罪行，孙子隐匿祖父母的罪行，都不予治罪。至于父母隐匿子女的罪行，丈夫隐匿妻子的罪行，祖父母隐匿孙子的罪行，如果所犯是死罪，都要上报请示廷尉，等候裁决。"九月，诏书说："令甲规定，死者不能复生（文颖说："萧何承袭秦朝法律所制定的律令，经律就是这个。天子诏令中所增减的内容，如果不写进正律的，就称为令。令甲，是先帝所颁的第一道令。"如淳说："令有先后顺序，所以有令甲、令乙、令丙。"），受刑致残的人不能恢复原状（息，是消灭的意思。比如黥刑、劓刑留下的伤疤创痕不能消除。），这是先帝所看重的事情，然而官吏们却没能体现这一精神，如今在押的囚犯有的因为拷打而受伤，或者因饥寒而病死在狱中（瘐，是生病的意思。囚犯生病，在律法中就叫做瘐。瘐读音'庾'）。为什么用心竟然违背人道到这种地步啊！朕对此十分痛心。命令各郡国每年上报在押囚犯中因拷打或因病而死的人的姓名、所在县、爵位、里籍（名，是指此人的姓名。县，是指其所属的县。爵，是指其本人的官爵。里，是指其所居住的乡里。），丞相、御史大夫要考核评定政绩优劣后上报。"元康四年，诏书说："朕考虑到那些年老之人，牙齿脱落，血气已经衰弱，也没有叛逆作乱的心思，如今有的却触犯了法律条文，被关押在牢狱之中，不能安享天年，朕对此十分怜悯。从今以后，凡是年满八十岁的人，除了诬告他人和杀伤人命之外，其他一律不予治罪。"

黄龙元年，诏令规定俸秩六百石、职位大夫以上的

译官吏，有罪先要奏请皇帝。

武帝时，俸秩二千石的官吏有罪要先请示皇帝。

元帝初年，下诏说："律令，是用来抑制强暴、扶助弱小的，希望它能让人难以触犯而容易避开。如今律令繁多琐碎而不简约，就连专门研究律令的官吏也不能把它辨析清楚，却还想用它来网罗百姓智识所不能及的过失（不逮，是说意识所达不到的地方），这难道是刑罚适中的本意吗！应当商议律令中可以蠲除或减轻的条款，逐条上奏，只求便利安顿百姓罢了。"

初元五年，减省刑罚七十多项。废除了光禄大夫以下直到郎中官员的父母兄弟连坐担保之令。

成帝河平年间，诏书说："《甫刑》说'五刑的种类有三千条，死刑的种类有两百条'，如今死刑的条文却有一千多条，律令繁多，多达一百多万字，各种特殊的申请和比附援引的先例，每天都在增多（颜师古说："奇请，是指在通常条文之外，主管官员另外有所申请以定罪。他比，是指援引其他类似的案例来比附援引，逐渐增加律条。"）。应当与中二千石官员、博士以及精通熟习律令的人商议，减省死刑以及可以蠲除简省的条款，使律法清楚明白容易理解，逐条上奏。《尚书》不是说过吗，'唯有刑罚要谨慎啊'！应当仔细审核，务必以古代的法度为准则，朕将尽心审阅这些奏议。"然而主管官员没有仲山甫那样贤明能干的才干，不能顺应时势广泛宣扬君主的恩德，建立明确的制度，成为一代的法典，只是徒然摘取一些细枝末节，罗列几件小事来应付塞责罢了。

鸿嘉元年，制定律令：年龄未满七岁，因斗殴杀人以及犯下死罪的，要上报廷尉请示，可以获得减免死罪。

哀帝即位后，废除了诽谤欺君之法。

平帝元始元年，命令公爵、列侯的继承人有罪的，凡是判处耐刑以上的都要先请示皇帝。

四年，敕令："妇女除非亲自犯法，以及男子年龄在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者，若家中不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诏令指名逮捕的，其余一律不得拘押。对于应当查验的，就到其住所进行查验讯问（颜师古说："就是到他所居住的地方去查问。"）。"

班固在《西汉·刑法志》中评论说："汉朝的政治道义达到极盛的地步，至今已经历了二百多年（颜师古说："今，是指撰写这部《志》的时候。"），考察自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六代以来，判处死刑的案件，大约每一千多人中才有一人被处死（如淳说："大约天下犯法的人，一千人中有一人被处死。"），判处耐刑以上直到斩右趾的人数，是死刑人数的三倍多（李奇说："耐刑从司寇以上直到斩右趾，在一千人中约有三人受此刑。"）。古人曾说过：'满堂的人在饮酒，如果有一个人对着墙角悲伤哭泣（颜师古说："乡读作向。"），那么满堂的人都会因此而不快乐。'君王对于天下，就好比是这满堂之上一样，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得不到公平对待，君王心中就会感到凄凉悲伤。如今各郡国每年被判死刑而死去的人数以万计，天下的监狱有两千多处，其中含冤而死的人多少互相掩盖，没有一个郡的监狱能减少一个含冤而死的人，这就是祥和之气还不能普遍实现的原因。推究刑狱之所以如此繁多的根源，是因为礼教没有建立，刑法没有明确，百姓大多贫穷，豪强之人一味谋取私利，奸邪之事不能立即被查获，狱讼不公平所导致的。（服虔说："乡里的监狱叫做犴。"臣瓒说："狱岸，就是诉讼案件。"颜师古说："《小雅·小宛》诗中说'宜岸宜狱'，臣瓒的说法是对的。"）《尚书》说'伯夷降下礼法，用来判断教化百姓，才用刑罚（颜师古说："这是《周书·甫刑》中的话。折，是明白知晓的意思。是说伯夷颁布礼法来教导人们，人们熟悉了解礼法之后，才施用刑罚。"）'，是说要靠制定礼法来遏止刑罚的滥用，就好比是用堤防来防止洪水泛滥一样。如今堤防已经崩坏，礼制还没有建立；死刑超过了应有的限度，轻罪的刑罚又容易触犯；百姓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便肆意妄为；豪强之人擅自谋取私利，成了他们藏污纳垢的口袋（颜师古说："有底的叫囊，无底的叫橐。是说容纳隐藏奸邪之人，就像口袋装东西一样。"），奸邪之事有所隐匿，就会习以为常而逐渐蔓延（颜师古说："狃，是习以为常的意思。浸，是逐渐的意思。狃读

译音'女救反'。"）。这就是刑狱案件之所以繁多的原因。孔子说：'古代懂得法律的人能够减省刑罚，这是抓住了根本；如今懂得法律的人只求不放过有罪的人，这只是抓住了末节（颜师古说："省，是减省除去的意思，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杜绝它，所以说是根本。不放过有罪的人，只是等事情发生了才去处理诉讼，所以说是末节。"）'。"又说："如今审理案件的人，总想着如何置人于死地；古代审理案件的人，总想着如何让人活命。与其杀害无辜之人，宁可放过有罪之人。如今审理案件的官吏，上下相互驱使逼迫，把苛刻当作精明，判案严酷的获得公正的美名，判案公平的反而多遭后患。谚语说：'卖棺材的人希望年年有瘟疫。'这不是因为憎恨人而想要害死人，而是因为有人死了对自己有利。如今治理刑狱的官吏想要陷害别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以上这五种弊病，就是刑狱案件之所以特别繁多的原因。自光武帝建武年间、明帝永平年间以来，百姓也刚刚摆脱了兵革战乱的祸患，人人都有珍惜生命的想法，与汉高祖、汉惠帝时期的情况相同，然而当政者致力于抑制豪强、扶助弱小，朝中没有作威作福的大臣，乡邑中没有豪强侠客，按人口比例计算，判决的案件比成帝、哀帝时期减少了十分之八，可以说是清明了（颜师古说："十分中减少了八分。"）。然而还不能与古代的太平盛世相媲美，是因为前面所说的弊病还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刑罚的根本还没有端正。孙卿（荀子）论述刑罚的话说得好！他说：'世俗的说法，认为上古太平之世没有肉刑（颜师古说："治古，是指上古最太平的时代。治读音'文吏反'。"），只有象刑，比如在衣冠上标以墨色作为惩戒，用草鞋、赭衣而不加衣缘（颜师古说："菲，是草鞋。纯，是衣缘。衣服不加缘饰，表示有耻辱之意。菲读音'扶味反'，纯读音'之允反'。"），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说是太平之世，那么人们都不会触犯罪行了吗？岂止是没有肉刑，恐怕连象刑也用不着了（颜师古说："人们不犯法，那么象刑也就无从施行了。"）。如果认为人们有时会触犯罪行，却只是从轻处以刑罚，那就是说杀人的人不用死，伤人的人不用受刑了。罪行极其严重而刑罚却极其轻微，百姓就会没有敬畏之心，天下的祸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凡是制定刑罚的根本目的，是要用来禁止暴虐邪恶，并且惩戒那些末端的恶行（颜师古说："惩，是禁止的意思。"）。杀人的人不用死，伤人的人不用受刑，这是在施惠于凶暴之人、宽纵邪恶之人。所以象刑并非产生于太平的上古时代，而是兴起于混乱的当今之世（如淳说："古代没有象刑，之所以有象刑这种说法，是因为近来的人厌恶刑罚过重，于是就推想说古代的圣君只用象刑，天下就自然得到治理。"）。征讨暴虐、诛杀悖逆，是治理天下的威权所在。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这是历代帝王共同的做法，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所以政治清明时刑罚就重，政治混乱时刑罚就轻（李奇说："社会得以治理的原因，是刑罚重；社会陷入混乱的原因，是刑罚轻。"），因为在治世犯罪的人罪行本来就重，在乱世犯罪的人罪行本来就轻。《尚书》说刑罚要随时代变化或轻或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颜师古说："这是《周书·甫刑》里的话，是说刑罚的轻重，要各自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所谓'象刑惟明'，是说效法上天之道来制定刑罚（颜师古说："《虞书·益稷》说'咎繇正在恭敬地遵循秩序，正施行象刑以昭明法度'，是说要恭敬地遵循次序，施行的刑法都要明白清楚。"），哪里会有穿草鞋、着赭衣的说法呢？孙卿的说法既然如此，我又根据世俗的说法来加以论述：大禹继承了尧舜之后，自认为德行有所衰退而制定了肉刑，商汤、周武王沿袭并施行肉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风俗比唐尧虞舜时更加浇薄的缘故。如今汉朝承接的是衰败的周朝、残暴的秦朝极度凋敝的余绪，风俗已经比夏商周三代更加浇薄，却要施行尧舜时期的刑罚，这就好比用系马口的绳索去驾驭凶悍的烈马一样（孟康说："用绳子系住马口叫做〇几。"晋灼说："〇几

译，就是古代的'羁'字。"如淳说："〇旱读音'捍'。突，是凶恶的马。"颜师古说："马笼头叫做羁。"），是违背了适应时势变化的道理啊。况且废除肉刑的本意，原本是想以此保全百姓的性命，如今去掉了髡钳这一等刑罚，反而转向判处死刑。用死亡来陷害百姓，反而失去了原本施恩惠的初衷（颜师古说："罔，是罗网的意思。"）。所以每年死于刑罚的人数以万计，这是刑罚过重所导致的。至于说到那些穿墙打洞的盗贼、愤怒之下伤人的人、男女之间淫乱不端的人、官吏贪赃枉法的人（颜师古说："佚读音同'逸'。"），像这样的恶行，仅用髡钳的刑罚又不足以惩戒。所以每年被判刑的人数以十万计，百姓既不畏惧刑罚，又丝毫不感到羞耻，这是刑罚过轻所造成的。所以世俗中所谓能干的官吏，公然以杀盗贼来立威，专断杀戮的人被认为能胜任，遵守法律的人反而被认为不称职，混淆了法律的名分，损害了刑罚的本意，这种情况多得数不胜数。因此法网严密而奸邪之事却不能杜绝，刑罚繁多而百姓却越发怠慢法度（颜师古说："塞，是止息的意思。蕃，是繁多的意思，读音'扶元反'。〇与'慢'字相同。"）。这样即使经历一代人也未能实现仁政，即使经过百年也不能消除残暴之风，实在是因为礼乐制度有所欠缺，而刑罚不端正的缘故啊。难道不应当好好思考一下如何清理源头、端正根本的道理，删削修订律令，编撰两百章条文，来对应死刑的罪行（孟康说："撰读音'撰'。"）。其余的罪行等次，按古代的标准本应判处生刑，如今却触犯了死罪的，都可以允许自愿改判肉刑（李奇说："是想要死呢？还是想要接受腐刑呢？"）。至于伤害他人、盗窃财物、官吏贪赃枉法、男女淫乱这些行为，都恢复古代的肉刑，编撰成三千章条文。至于诬陷欺骗、周纳文饰、细枝末节的苛刻条文，全都予以废除（颜师古说："诋，是诬陷的意思，读音'丁礼反'。"）。这样一来，刑罚就会既令人畏惧又容易避免触犯，官吏不能专擅生杀之权，法律不会自相矛盾，轻重与罪行相当，百姓的性命得以保全，符合刑罚公正适中的原则，达到天人和谐的境地（李奇说："殷也是适中的意思。"），顺应稽考古制的精神，成就时和政通的教化；虽然成王、康王时期刑罚搁置不用的盛世不能马上达到，但孝文帝时那样断案数量稀少的局面，或许还是可以企及的。"

容斋洪氏《随笔》说："《虞书》说：'象刑惟明。'象，就是效法的意思。汉文帝的诏书中最先说：'有虞氏的时候，在衣冠上做标记、用不同的服饰来表示惩戒，而百姓却不去触犯法律。'武帝的诏书也说：'唐尧虞舜时施行象刑而百姓不去触犯法律。'《白虎通》说：'画象刑，是说衣服上的标记象征五种刑罚。犯了墨刑的蒙头巾，犯了劓刑的用赭色衣物系在衣服上，犯了髌刑的用墨涂黑膝盖，犯了宫刑的穿〇（〇，是草鞋），犯了死罪的穿没有领子的布衣。'这种说法虽然未必正确，但扬雄的《法言》也说'唐虞时期象刑非常清明'，解说的人援引前面的诏书来加以印证，那么唐尧虞舜之所以能够整齐百姓，靠的是礼义和荣辱观念罢了，并不专门依靠刑罚。秦朝末年，穿赭衣的罪犯充斥道路，然而奸邪之事却没有止息。本朝的制度，凡是减死一等以及被发配充军的官吏、士卒，都在脸上刺字染墨，本意是用来羞辱他们，并且方便让人一望便能辨识出来。时间久了这种人越来越多，每个郡的牢城营，其……

译额度常常超出，几乎多达十几万，凶恶的盗贼对此安然处之，大概是习惯了而不觉得羞耻了。罗隐《谗书》说："九个人戴冠而一个人科头，那科头的人会羡慕而戴冠的人占上风；九个人科头而一个人戴冠，那么戴冠的人反倒羡慕而科头的人占上风。"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吧？《老子》说："百姓常常不怕死，怎么能用死来威吓他们呢。假如百姓常常怕死，那么做坏事的人我们能抓住而杀掉他，谁还敢作恶？"这真可以说是至理名言。荀卿认为象刑是治理上古之世的做法，这种说法不对，这也是正确的论断啊。

译按：古时候的五刑，大辟（死刑）最重，墨刑最轻。汉文帝废除肉刑，用髡钳（剃发戴铁圈）代替墨刑，用笞刑代替劓刑和刖刑。此后又减少了笞刑的数目，制定了相关法令，刑罚制度就越来越宽缓了。然而汉景帝、汉武帝以后，习尚变得严酷，死刑数量非常多。《甯成传》记载："甯成获罪被处以髡钳之刑。这时九卿获罪就直接处死，很少被判处肉刑，而甯成受的刑罚已到极点，自己认为不会再被收用了。"又如王吉、龚遂、王式，都因为辅导昌邑王失职而获罪，减死一等，被处以钳刑做城旦舂（一种劳役刑）。《何并传》记载，何并任颍川太守时，钟元任尚书令，钟元的弟弟钟威任郡掾，贪赃达千金。何并去向钟元告辞，钟元摘下官帽为弟弟请求减死一等的罪（如淳解释说："减死罪一等"），希望尽早处以髡钳之刑，何并不答应，最终判决处死钟威。由此可见，当时死刑数量极多，而生刑（非死刑）反而很少。髡钳本来是用来代替墨刑的，是刑罚中最轻的一种，然而减死一等，也就止于髡钳；髡钳再加重一等，就进入死刑了。而用来代替刖刑、劓刑的笞刑，却没听说还在施行。

王莽摄政时，翟义、刘信起兵讨伐王莽，王莽打败了他们，诛灭其三族，株连到子孙后代，都被埋在同一个坑里，用五种带刺的植物一并埋葬他们。此后，陈良、终带叛逃投奔匈奴，王莽找到他们后，施行焚烧之刑，将他们烧死。等到天下兵起，董忠谋反，王莽打败了他，命人用毒药毒杀董忠，收捕其家族，用浓醋、毒药、利刃和荆棘一起将他们埋葬。

△西汉狱名

中都官狱（见《宣纪》。徐氏说："按《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汉武帝以下，设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设令、长。'"）廷尉诏狱（周勃曾被送到廷尉诏狱）　上林诏狱（《成纪》记载，废除了上林诏狱。颜师古说："《汉旧仪》说上林诏狱主管治理上林苑中禽兽及宫馆之事"）　郡邸狱（《宣纪》记载，汉宣帝的曾孙被收押在郡邸狱。注释说："《汉旧仪》记载，郡邸狱审理天下各郡国上计吏（呈报政务者）的案件"）

掖庭秘狱（刘辅被囚禁在掖庭秘狱。《三辅黄图》说："汉武帝把永巷改为掖庭，在那里设置监狱。"）

共工狱（《刘辅传》记载，把他转移关押到共工狱。注释："即考工狱。"）　若卢诏狱（王商曾被送到若卢诏狱）　都船狱（王嘉被送到都船狱）　都司空狱（窦婴被弹劾后关押在都司空狱。又《伍被传》记载，任左右都司空诏狱书一职）　居室（《灌夫传》记载，灌夫被弹劾后关押在居室。注释说："后来改称保宫。"）　保宫（《苏武传》记载，李陵的母亲被关押在保宫）内官（《东方朔传》记载，昭平君一案关押在内官）　请室（《袁盎传》记载，绛侯周勃谋反案，被关押在请室。注释："即监狱"）　导官（《张汤传》记载，廷尉的属吏谒居的弟弟被关押在导官）　暴室（《宣纪》注释说："暴室，是关押宫人的监狱。"）

水司空（《伍被传》注释说："上林苑有水司空，主管囚徒。"）

洪迈《容斋随笔》说："汉代以廷尉主管刑狱，但中都各狱也不止一处。宗正的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有别火令丞，管辖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管辖考工、共工狱。执金吾管辖寺互、都船狱。又有上林诏狱、水司空、掖庭秘狱、暴室、请室、居室、徒官等名目。《张汤传》苏林注说：'《汉仪注》记载共有监狱二十六所。'《东汉志》说：'这是汉武帝所设置的，光武帝时全部撤销了。'东汉到唐代，虽然审讯囚犯不止一处，但不至于像汉代这样多。本朝（宋朝）只有大理寺和御史台的监狱，元丰、绍圣年间，蔡确、章惇兴起同文馆狱之类的案件，那不是常规做法。"

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年，下诏说："近来狱中多有冤枉之人，用刑过于苛刻，朕对此深感怜悯。孔子说：'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应当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商议减省刑罚。"

桓谭上疏说："如今法令判案，轻重不

译一致，有时同一件事适用不同的法律，同样的罪却有不同的判决，奸猾的官吏得以借机营私舞弊，想要让人活命就援引宽宥的条文，想要陷人于死地就比附死刑的条文，这等于是为刑罚开了两扇门。现在应当命令通晓义理、精通法律的人，校订确定判例，统一法度，颁布到各郡国，废除旧有的条文。这样一来，天下人就知道方向，诉讼案件就不会再有冤枉和滥判了。"

建武三年七月，下诏说："俸禄不满六百石的官吏，直至系黑印绶的县长、国相，如有罪先要奏请。男子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因连坐而获罪的妇女，除非犯了不道之罪、或诏书点名捕拿的，都不得关押。应当查验的，就地查验。女性徒犯可以出钱雇人代役后回家（《前汉书》注解说："令甲规定：女子犯徒刑遣送回家，每月出钱雇人到山中伐木，叫做'雇山'。"）。"

建武七年，下诏中都官、三辅、各郡国将在押囚犯放出，凡不是犯了死罪的，一律不再追究其罪。在押的徒犯赦免为平民。犯了耐罪（较轻的刑罚）而逃亡的，以上罪名的一并免除。

建武十一年，下诏说："天地之间人最为尊贵，杀害奴婢的，不得因此减罪。"

建武十二年，高山侯梁统上疏请求加重刑罚，未获批复。

梁统的奏疏说："臣私下见到，汉元帝初元五年，减轻死罪的条文有三十四条；汉哀帝建平元年，减轻死罪的条文有八十一条，其中四十二条是亲手杀人的减死一等。两位皇帝减轻死罪的条文共一百二十三条，此后人们轻易犯法，官吏也容易杀人。臣愚以为刑罚不应一味追求从轻，而应务求适中，因此五帝时有流放、诛杀、放逐、处死等惩罚，三王时有死刑、肌肤刻画之刑，这是用来铲除残暴、消灭祸乱的。高帝制定法律，传给后代。文帝时值天下安康太平，顺应时势施行恩德，废除了肉刑和连坐之法，天下几乎太平。武帝时正值中原鼎盛，征讨远方，百姓疲惫，豪强触犯法禁，奸吏舞弄法律，所以加重了首匿之罪的处罚，制定了知纵之律（凡首匿，是指作为主谋，藏匿罪犯。到宣帝时，免除了子女藏匿父母、妻子藏匿丈夫、孙子藏匿祖父母之罪，其余的仍需上奏请示至死刑级别。知纵，是指明知情而故意放纵，武帝时设立了知情故纵之罪，命张汤等人制定法律条文，都见于《前汉书》）。宣帝遵循正道治理天下，臣下奉行法度，没有偏差，天下号称安定。元帝、哀帝在位时间短，丞相王嘉轻率地穿凿附会，损毁破坏了先帝旧有的成法（《王嘉传》和《刑法志》都没有记载此事，梁统与王嘉年代相接，他所引述的应当不是虚妄之言，只是班固的《汉书》记载简略罢了），共有一百多件事。臣选取其中尤其妨碍政事的条文奏报，恳请陛下选择其中妥善的加以采纳，制定不可更改的法典。"当时廷尉商议认为，推崇严刑峻法，不是英明君主应当急于去做的事，于是此事作罢。

建武十四年，群臣请求增加禁令条款，未获批准。

群臣上奏说："古时候肉刑严重，人们就畏惧法令；如今法律轻缓，所以奸邪之事屡禁不止。应当增加禁令条款，以杜绝祸源。"诏书下达公卿商议。杜林上奏说："古代英明的君王，见识深远，考虑周到，行事厚道，不追求繁多的刑罚，周朝的五刑，条文不过三千条。大汉初兴之时，详细考察得失，把繁苛化为简明，把雕琢化为质朴，废除苛政，重新建立疏简的法网，天下欢欣鼓舞，人人心怀宽厚之德。到了后来，法令逐渐繁琐，吹毛求疵，诋毁欺诈没有限度。就连馈赠水果蔬菜这样的小事，也能被凑成贪赃的罪名；无关大义的小事，也被视为大罪加以诛杀，所以国家没有廉洁之士，家中没有品行完备之人。以至于法令禁止不了，命令也阻止不住，上下互相欺瞒回避，弊病更加深重。臣愚以为应当保持旧有的制度，不宜再作改动。"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建武十八年，下诏说："如今边郡百姓盗窃五十斛粮食，罪就要判处死刑，这给残暴的官吏胡乱杀人开了方便之门，应当废除这条法令，使之与内地各郡一致。"

建武二十八年，下诏死罪囚犯全

译都可以自愿请求以宫刑代替死刑，关入蚕室；女子则处以幽闭之刑（蚕室，是行宫刑的监狱名称。受宫刑的人怕风，需要静养，所以建造像养蚕室一样保暖蓄火的暗室，因此得名。女子宫，是指幽闭之刑）。

建武三十一年又下达了同样的诏令。

建武二十九年，下诏命令天下在押囚犯，从死罪以下直到徒刑犯，各自减轻本罪一等，其余的赎罪、服劳役等按等级各有不同（袁宏《后汉纪》注说："犯不孝、不道之罪的不在此列。"）。

东汉设有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只有廷尉狱和洛阳狱是诏狱。立春这天，颁布宽大为怀的诏书说："诏告三公：正当春天万物初生之际，应当恭敬对待、谨慎从事，一切行动都要顺应此意，凡罪不至死的，暂且不要审理查验，都要等到麦收时节（即初秋）。"

明帝即位后，下诏对被判处宫刑及各郡国囚犯，凡是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大赦令之前所犯的罪、而在此之后才被捕入狱的，全部免除其刑罚。中二千石以下直至黄绶级别的官员，因罪降级、需要赎罪的，全部恢复原来的品级、免除赎罪。赦免陇西的囚犯，减罪一等。

十二月甲寅日，下诏："天下逃亡者，从死罪以下，都可以听凭赎罪：死罪要缴纳细绢二十匹，右趾（刖右足）至髡钳城旦舂的要缴纳十匹，全城旦舂至司寇作的要缴纳三匹。其中尚未被发觉的罪行，若在诏书下达前主动自首的，只需缴纳一半的赎金。"

永平三年正月，下诏："主管官员应当审慎用刑、谨慎处罚，明察单方之词，日夜不懈怠，以符合朕的心意。"

永平八年，下诏三公招募各郡国、中都官在押死罪囚犯，减罪一等，不加笞刑，屯戍朔方、五原等边境县；其中犯大逆不道该判死罪的，一律准许自愿请求处以宫刑，关入蚕室。逃亡者，命令按等级各自赎罪。

永平十五年，下诏逃亡者从死罪以下按等级赎罪各有不同（详见《赎刑门》）。

汉明帝善于治理刑狱，法令明确，常常到傍晚才结束上朝理政，幽隐冤屈的案情一定要弄清楚，判案能查明实情，号称是历代中最少冤狱的（十件案子中错判的不到两件，是说很少用错刑）。

楚王刘英因谋反罪而死，穷究楚王谋反一案历时数年，因此获罪处死或流放的人非常多。韩朗上言说其中有冤情，明帝亲自到洛阳狱视察在押囚犯，为一千多人平反昭雪。当时正值天旱，随即降下大雨。马皇后也曾就此事进言，明帝为之动容而醒悟，夜里起身徘徊不安，因此又宽宥赦免了许多人（详见《详谳门》）。

明帝生性苛察，喜欢用耳目暗中侦察来显示自己的明察，近臣、尚书以下的官员，甚至有被他亲自拖拽的。有一次因事发怒责怪郎官药崧，用手杖打他。药崧逃到床下躲避，明帝更加恼怒，厉声说："郎官出来！"药崧于是说："'天子举止庄重肃穆，诸侯恭谨严正'，从没听说过做君主的会亲自起身用杖打郎官的。"明帝这才赦免了他。当时朝廷上下无不战战兢兢，争相以严苛为能事，来躲避罪责。

顺帝在位时，大司农刘据因职务上的过失被责备，被召到尚书处，传唤时催促他快步走，还加以杖打。左雄上言说："九卿的地位仅次于三公，位列大臣之中，走路要有佩玉相击的节度，行动要有庠序中的礼仪。明帝时才开始有杖打之罚，这些都不是古代的制度。"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以后九卿不再有被杖打的了。

汉章帝在位之初，下诏命有关部门废除钻刺一类的酷刑（"钻"，用铁具挖取之意，《说文解字》说是铁质挖取工具，音"其炎反"。"钻"，即膑刑，是指钻去膝盖骨。"钻"音"作唤反"），解除对妖言惑众等罪的严苛禁令，废除了文过饰非、罗织罪名的奏谳条文五十多条，并将这些明确制定为法令（"文致"是指原本无罪之人，被文饰罗织罪名而陷入法网）。

当时沿袭永平年间的旧例，官吏崇尚严酷苛刻，尚书处理案件，大多倾向于从重判决。陈宠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屡次下诏群臣，大力提倡宽厚安定。然而主管官吏在执行公务时，并没有完全遵从旨意，在用刑

译执法时，仍然过于严酷。断案的官员急于用杖击、拷打等痛苦的手段，执法的官员则热衷于罗织构陷、放纵滥用法律条文，有的借公事谋私利，肆意逞威作福。如今应当涤荡繁苛的法令，减轻刑罚的痛苦，来拯救众生；成全弘扬至高的德行，以奉行上天的旨意。"皇帝采纳了陈宠的建议，此后处理每件事都力求宽厚，于是有了这道诏书。

建初五年二月，下诏命二千石官员审理冤狱，登记轻罪在押者的名册。三月，下诏说："孔子说：'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如今官吏大多不良，任意发泄喜怒，有的滥加罪名，逼迫无辜之人，以致被逼自杀的人一年之内竟多于依法判决而死的，这很不符合作百姓父母官的本意。有关部门应当商议如何纠正检举这类行为。"

建初七年，下诏天下在押囚犯减死一等，免除笞刑，发配到边境戍守；妻子儿女可随行，如犯死罪的，一律准许自愿请求处以宫刑、关入蚕室；女子则处以宫刑。在押的鬼薪、白粲以上的囚犯，都减轻本罪一等，改判为司寇作。逃亡者可赎罪，死罪要缴纳的细绢数量各有等差（见《赎罪门》）。

元和二年正月，下诏说："正当春天万物生长养育之际，草木破甲而出，应当顺应阳气来培育时令的生物。命令有关部门，凡罪不至死的，暂且不要审理查验；官吏百姓之间相互检举告发的文书，也不得受理，希望能够以此平息事端、使百姓安宁，顺应天时地气。到立秋时恢复原来的做法。"　七月，下诏说："按照法律，十二月是立春时节，不应上报处决囚犯的事。《月令》记载，冬至之后，有顺应阳气助长生机的规定，而没有审理断案、施行刑罚的政令。朕咨询过儒者，考核经典法则，认为帝王施行生杀大权，应当顺应时令节气。特此确定法律：不得在十一月、十二月上报处决囚犯。"

汉代旧例，处决囚犯的奏报，常常要拖到整个冬季三个月都过完，这时明帝才开始改为只到冬初十月为止。元和二年，天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人上言，认为断案处决没有拖满整个冬季，所以阴气微弱，阳气过早发泄，才招致灾害旱情，问题就出在这里。皇帝把这个意见下发给公卿商议，陈宠上奏说："冬至这个节气，阳气刚刚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兰草、射干、芸草、荔草萌生的物候应验。《时令》说：'各种生物开始舒展生长，安顿形体。'周朝把这个月定为岁首，也就是正月。十二月阳气向上贯通，野鸡开始交配孵卵，殷商把这个月定为正月。十三月（即夏历正月）阳气已经到达，天地之气交融，万物都破土而出，蛰伏的昆虫开始苏醒，夏朝把这个月定为正月。这三个月阳气渐次显著，以此贯通三种历法系统。周朝以天为正朔的开端，殷商以地为正朔的开端，夏朝以人为正朔的开端。如果在这个时候施行刑罚，那么按照殷商、周朝的岁首来算，都应当在此时流血杀人，这既不符合人心，也不符合天意。《月令》说：'孟冬之月，要加紧处理案件，不要拖延未决的罪案。'说明重大的刑罚都应在立冬完成。又说：'仲冬之月，人应当安宁，事情应当平静。'如果因愤怒而用刑，就谈不上安宁；如果在此时施行重刑，就谈不上平静。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干旱的起因，过错在于更改法律。'臣认为，殷商、周朝断案并不避开这三个月的阳气渐生之时，但教化却依然达到了康乐太平，没有发生灾害。而从元和年间以前，一直都是在整个冬季三个月内断案，可是水旱灾害，却常常发生。由此说来，灾害自有其他的成因，与更改法律无关。秦朝施行暴政，四季都可以行刑，我大汉朝兴起之初，就改为从简易行事。萧何草创法律，规定在秋季末月审理囚犯，都是为了避开立春之月，而没有考虑到天地间真正的正朔所在，三王时代的春天，实际上与此有所出入。陛下探究幽微之理，公允持中，革除百年来的失误，建立可以延续久远的功业，对上有迎合天意、承奉天时的恭敬，对下有体恤入微的恩惠，既符合《春秋》的记载，又契合《月令》的旨意，这

译是圣明的功业和美德，不应当中途产生疑虑。"奏疏呈上后，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就不再更改。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列举了各条量刑过重、可以从轻处理的条文共四十一条奏报朝廷，这些意见都得到了施行。七月，下诏说："《汉律》规定'拷问犯人只能用榜（击打）、笞（鞭打）、立（罚站受审）这几种方式（掠，就是审问的意思。榜，就是击打，音'彭'。《说文解字》说：'笞，就是击打。'立，是指让犯人站立着接受审讯）'。又《令丙》中，对刑杖的长短有明确规定（刑杖长短的规定，见于景帝时期的记载）。可是自从近来发生大案以来，拷打审讯大多极为残酷，出现了钻刺一类的酷刑（大案，是指楚王刘英谋反等事件。'钻'，就是挖取的意思。《国语》说：'中等的刑罚用钻凿。'这里都是指用残酷的手段摧残人的肌肤），痛苦惨烈到了极点。朕想到这样的痛楚毒害，不禁悚然动心。《尚书》说'鞭打是官府使用的刑罚'，难道说的是这样残酷的手段吗？应当在秋冬审理案件之时，明确制定禁令。"

按：自建武年间以来，虽然屡次颁布减省刑罚、宽待百姓的诏书，然而朝廷上下互相影响，都以苛刻严酷作为为政的能力，而在拷问囚犯的时候，尤其极尽残忍之能事。《独行传》记载，楚王刘英因谋反获罪被诛杀，他所结交的天下名士名单中，有会稽太守尹兴的名字，于是尹兴被征召到廷尉狱受审。他的功曹陆续、主簿梁宏、驷勋等以及掾史共五百多人，都被押到洛阳诏狱接受拷打，其中大多数官吏都受不了杖打的痛苦，死了一大半，只有陆续、梁宏、驷勋三人受尽各种酷刑，皮开肉绽、肌肉溃烂，始终没有改变口供。戴就在郡里担任仓曹掾，刺史欧阳参上奏弹劾太守成公浮贪赃枉法，派遣部从事去查办此案，将戴就收押在钱塘县狱中，囚禁拷打，各种酷刑无所不用其极。又烧红铁钳，让戴就夹在腋下。每次拷打时（"彭"即"榜"，就是击打），就趁机断绝他的饮食，不肯让他下来，皮肉被烧焦脱落掉在地上的，他就捡起来吃掉。又命人把他倒扣在翻过来的船下，用马粪熏他（马通，就是马粪）一天一夜；他没有死，又用火烧地，用大针刺他的指甲缝，指甲全部脱落。直到查清成公浮所受的确是诬告，这才释放了他。况且尹兴不过是因为姓名出现在名单上，谋反的罪状根本没有落实；成公浮是被人诬告贪赃之罪；陆续、戴就所获的罪，不过是因为身为郡功曹而不肯作伪证坐实太守的罪名，以及作为非同谋之人而已，却遭受如此极端的残酷刑罚，那么对于那些罪行确实较重、而又不肯屈打成招的人，被拷打致死在牢狱之中的，恐怕不计其数了。

章帝又下诏："郡国、中都官在押囚犯减死一等，不加笞刑，发配到边境各县；妻子儿女可随行（其余规定与建初七年诏书相同）。"十二月，下诏说："《尚书》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顺，兄长不友爱，弟弟不恭敬，这些过错互不牵连。'过去因妖言惑众而兴起的大案，株连范围极为广泛，一人犯罪，禁锢竟殃及三族亲属，使他们都无法在朝廷任官，即便有贤能之才，也终生不得任用，朕对此深感怜悯，这并不是与百姓共同开创新局面的本意。凡是先前因妖言惑众之罪而遭禁锢的人，一律全部废除这项禁令，以彰明弃旧图新、赦免过错的途径，只是他们不能担任宫廷宿卫罢了。"

章和元年，下诏郡国、中都官在押囚犯减死罪一等，发配金城；犯大逆不道该判死罪的，一律准许自愿请求处以宫刑、关入蚕室；女子则处以宫刑；在押的鬼薪、白粲以上的囚犯，减罪一等，改判服劳役。缴纳细绢赎罪的数额各有等差。

●卷一百六十四 刑考三

○刑制

汉和帝永元三年，皇帝行加冠礼，命令郡国、中都官在押死罪囚犯缴纳细绢赎罪，直到司寇及逃亡者，赎罪的数额各有等差。

永元六年，因为天旱，下诏中都官的服役徒犯各自免除一半的刑期，其中尚未服满的，五月以下的刑期全部免除、遣送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