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征榷考二

译斧头、一把锯子、一把锥子、一把凿子，才能成事。不这样而能成事的，天下没有这样的例子。’如今针的重量每十分加征一分，三十根针的重量就是一个人应缴的税额（针的重量，每十分加一分为多征的部分来征收，那么一个女子应缴的税额是三十根针）。刀的重量每十分加征六分，五六三十，五把刀就是一个人应缴的税额（刀的重量，每十分加六分作为多征的部分来征收，五乘六等于三十，那么一个女子应缴的税额是五把刀）。耜铁的重量每十分加征七分，三把耜铁就是一个人应缴的税额（耜铁的重量，每十分加七分作为多征的部分来征收，那么一个农夫应缴的税额是三把耜铁）。其余轻重的器物都照此类推来征收（器物越重，加征得就越多），这样一来，凡是能够举得起手臂来做事的人，没有不承受这种税额的。”桓公说：“既然如此，那么国家如果没有山海资源，就不能称王于天下了吗？”管子说：“可以凭借别国的山海资源，假借名义说自己拥有海（即便没有海也假借名义说拥有海，那么即便没有山也可以假借名义说拥有山），从我国购买盐来出售（那个国家有盐而向我国购入，只是转手贩卖罢了），一釜盐十五钱我们买入，官府再以一百钱卖出去（“受”，就是买取。假使那个国家的盐平价一釜十钱，我方再加五钱来买入，这是为了招徕对方的盐；已经得到对方的盐后，就命令我国管盐的官员再收购来卖出，一釜定价一百钱），我们并没有真正经营盐的本业（“与”，就是使用的意思。“本事”，指本地产的盐）。借用别人的产业，靠加价来相互周转（“以重相推”，就是指加征五钱之类的做法。“推”，犹言估量），这就是役使别人的财物为我所用的方法（对方拥有的资源都成了为我所用的东西了）。”管子又说：“齐国有渠展的盐场（“渠展”，是齐国的地名，是沛水流入大海的地方，是可以煮盐的地方，所以称为渠展的盐场），请国君下令砍伐枯草作柴薪（枯草叫作“菹”，读音“采居”反切），煮海水制盐（煮海水），征税之后再储存起来（“正”，读音“征”）。从十月开始征收，到正月，共积成三万六千锺，于是下令说：‘初春已经到来，农事即将开始，大夫们不得修建坟墓、修整宫室、建造台榭、修筑围墙。北海一带的民众，不得召集人手（“庸”，就是佣工）来煮盐（“北海之众”，是指北海煮盐的人。本意是要禁止百姓煮盐，下令却先以妨碍农事为由，担心有所妨害掠夺，先从大夫做起，是想让人不明白其中的用意，这正是权谋之术）。’这样一来盐价就顿时上涨十倍，于是趁机下令出售官盐。梁国、赵国、宋国、卫国、濮阳，这些都是要靠运进食物才能吃饱的国家（本国自己没有盐，要靠远方运来才有得吃）。人如果没有盐吃就会得浮肿病，守卫边防的国家对盐的需求尤其迫切。”桓公于是让人出售官盐，得到了折合黄金一万斤的收益。

按：《周礼》所设立的掌管山泽的官职虽然很多，但大概不过是掌管相关的政令禁令罢了，并不在于征收榷税来聚敛财物。到了管夷吾辅佐齐国之时，凭借山海的资源利益，才开始有了盐铁方面的征税。看他论述盐税，即便是幼小男女所吃用的一点点盐，谈到铁税，即便是一根针、一把刀这样的小物件，都要一一计算征收，实在是苛细到了极点。所以他说：“利益出自一个来源的国家，就没有敌手；利益出自两个来源的国家，兵力就不会屈服；利益出自三个来源的国家，就不能出兵作战；利益出自四个来源的国家，这个国家必定灭亡。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要堵塞百姓自谋生利的途径（“养”，就是利益），使他们获利的门路变得狭窄。所以给予百姓恩惠的权力在于国君，剥夺百姓利益的权力也在于国君；使百姓贫穷的权力在于国君，使百姓富裕的权力也在于国

译君。”管子又说：“人们受到给予就高兴，遭到剥夺就愤怒。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只让百姓看到给予的表象，而看不到剥夺的实质，所以百姓才能对君上心怀爱戴而融洽相处。”管子的用意不过是想巧妙地制定法令，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而全部据为己有，他既凭借这套办法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齐国也就世世代代遵循这套法令。所以晏子说：“山中的树木如同市场上的货物一样多，却不对山征税；鱼盐蚌蛤如同大海中的资源一样丰富，却不对海征税。百姓的劳作所得分成三份，其中两份要交给官府，自己只能留下一份来维持衣食。山林中的树木，由衡麓官员看守；沼泽中的芦苇蒲草，由舟鲛官员看守；草泽中的柴薪，由虞侯官员看守；海中的盐和蚌蛤，由祈望官员看守。城郊乡野的百姓，进城要听从官府的差遣；边境要塞的关卡，横暴地征收私人的财物。布匹的征收没有定规，赋税的征敛没有限度。”这大概是极力说明当时苛政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看来，桑弘羊、孔仅这一类人的做法，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汉高祖承接秦朝弊政之后，衡量各种利禄，核定官府开支，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山川、园林池塘、市场店铺等祖传的税收所得，从天子直到受封的汤沐邑君主，各自都用来自行供养，不纳入国家的经费开支之中。秦朝征收盐铁的赋税，比古代重了二十倍，汉朝建立之后，沿袭旧制没有改变。

按：史书既说高祖减省赋税，却又说盐铁的赋税仍沿袭秦制，大概是因为当时分封的诸侯国很多，山泽的利益凡属于诸侯王国的，都依照秦朝的旧法自行征收以自我富足，并非中央官府经费所征收的部分。

孝惠帝、高后时期，吴王拥有豫章的铜山，就招募天下的逃犯来私铸钱币，又在东边煮海水制盐，因此不征赋税，国家用度依然十分丰足。

班固评论说：“吴王独占山海的利益，能够减轻赋税来笼络百姓，叛逆祸乱的苗头，是从他儿子那一代兴起的。古代诸侯的封地不过百里，山海之利不用来分封，大概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啊。”

武帝元狩四年，设置盐铁官。

元狩年间，战事连年不断，国库极度空虚，而富商大贾冶铁煮盐，财产有的多达上万金，却不肯资助国家的急难。于是任用东郭咸阳、孔仅担任大农丞，掌管盐铁事务。五年，孔仅、咸阳上奏说：“山海资源，本是天地的宝藏，应当归属少府管理，陛下不将它据为私用，而将其划归大农来辅助国家赋税。希望招募百姓自行承担费用，借用官府的器具来煮盐售卖，官府提供煮盐用的盆具（苏林说：“‘牢’，就是价钱。如今世人还说‘雇手牢’。”如淳说：“‘牢’，就是供给的口粮。古代称官府供给的粮食为‘牢’。‘盆’，就是煮盐用的盆。”）。那些游手好闲、投机取巧的人想要独占山海的资源，来谋取暴利，役使剥削平民百姓。阻挠此事的各种议论，多得听不过来。凡敢私自铸造铁器、贩卖私盐的人，要处以在左脚上戴上刑具的钅大左趾之刑，没收他的器物。凡不出产铁的郡，就设置小铁官，隶属于所在的县。”于是派孔仅、咸阳乘坐驿车巡行天下推行盐铁政策，设立官府机构，起用原先经营盐铁而致富的人担任官吏。官吏中商人出身的人因此越来越多。孔仅让天下各地铸造器具，官府因为盐铁和缗钱的收入，用度略微宽裕了一些。于是进一步扩大关塞的范围，设置左右辅都尉。当初，大农所掌管的盐铁官所出产的布匹很多，于是设置水衡都尉，想让他掌管盐铁事务，等到杨可告发隐瞒财产之事以后，上林苑的财物大量增多，于是命令水衡都尉掌管上林苑，上林苑的财物已经充盈之后，其管辖范围就更加扩大了。卜式担任御史大夫时，见到各郡国大多不方便由官府来经营盐铁，认为官营的器具粗劣（盐味发苦，器具粗劣不堪用），价格却昂贵，还强迫百姓购买，于是借着孔仅上奏这件事来进言，

译皇帝听了并不高兴。

先父说：“孔仅、咸阳所说的，此前山海之利归属少府时其利益微薄，如今改归大农之后，其利益全部收归国有，这是聚敛钱财的臣子用花言巧语来掩盖他们的私心啊。管仲经营盐铁，他的大体办法不过是征税而已，盐虽然官府也曾自己煮制来权衡时机牟利，但也并没有长期施行，铁则官府从未曾自己冶铸过，这和孔仅、桑弘羊的做法是不同的。”

元封元年，采纳桑弘羊的建议，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别管辖各郡国，名义上往往由均输、盐铁官兼管，不出产铁的郡就设置小铁官，隶属于所在的县。

设有盐官的共二十八郡：

河东郡（安邑）　太原郡（晋阳）　南郡（巫县）　钜鹿郡（堂阳）　勃海郡（章武）　千乘郡　琅琊郡（海曲、长广）　会稽郡（海盐）　犍为郡（南安）　蜀郡（临邛）　益州郡（连然）　巴郡（朐〇忍）　安定郡（三水）　北地郡（弋居）　上郡（独乐）　西河郡（富昌）　朔方郡（沃〇）　五原郡（成宜）　雁门郡（楼烦、沃阳，设有长、丞）　渔阳郡（泉州）　陇西郡　辽西郡（海阳）　辽东郡　南海郡（番禺）　苍梧郡（高要）　东平郡　北海郡　东莱郡（曲城、〇弦、东牟、当利、阳乐）

设有铁官的共四十郡：

京兆（郑县）　左冯翊（夏阳）　右扶风（雍县、漆县）　弘农（宜阳、渑池）　太原（大陵）　河东（安邑、绛县、皮氏、平阳）　河内（隆虑）　河南　颍川（阳城）　汝南（西平）　南阳（宛县）　庐江（皖县）　山阳、沛郡（沛县）　魏郡（武安）　常山（都乡）　千乘（千乘）　齐郡（临淄）　东莱（东弁）　东海（下邳、朐县）　济南（东平陵、历城）　泰山（嬴县）　临淮（盐渎、堂邑）　桂阳、汉中（沔阳）　犍为（武阳、南安）　蜀郡（临邛）　琅琊　渔阳（渔阳）　右北平（夕阳）　辽东（平郭）　陇西　胶东（郁秩）　鲁郡、楚国（彭城）　广陵　中山（北平）　东平　城阳（莒县）　涿郡

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奉命巡视考察各地风俗，假托诏命，让胶东国、鲁国自行鼓铸铁器、煮盐，回朝之后上奏此事，被调任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弹劾徐偃假托诏命，犯下重大罪过，依法应当处死。皇帝下诏让终军去查问情况，终军诘问徐偃说：“胶东国南边靠近琅琊，北边连接北海，鲁国西边紧靠泰山，东边有东海，从这些地方都能得到盐铁供应。你估计一下这四郡的人口数目、田地状况，按比例计算他们所需要使用的器具和食盐，难道不够同时供给这两个郡吗？还是说本来绰绰有余，只是官吏们没有能力办好？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假托诏命让他们鼓铸铁器煮盐，是想赶在春耕播种的时候供给百姓所需的器具。如今鲁国鼓铸铁器，本应先准备好各项事宜，到了秋天才能开炉冶炼。这么说来，你所说的和实际情况是相反的吧（再次追问）？你此前已经三次上奏，都没有得到诏令批准（就是没有得到答复许可），你不但不想想为什么没有得到允许（“惟”，就是思考的意思），反而径直假托威福擅自行事，来顺从百姓……

译望，深得百姓的赞誉，这是明君圣主必定要诛杀的人。汲偃假托君命擅自行事，不符合奉命出使的体统，请求交给御史查办汲偃，判处他应得的罪。"皇上认为他的奏请很好，批复同意。

译汉昭帝始元六年，下诏令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向他们询问百姓的疾苦、教化的要务。他们都回答希望废除盐铁专卖、酒类专卖、均输之法，不要与天下百姓争利，要以俭朴勤劳来教导百姓。御史大夫桑弘羊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国家的大事业，是用来制服四方夷狄、安定边疆、充实国用的根本，不可废除。

桑弘羊说："以往豪强之家能够垄断山海之利，开山采矿、鼓风冶炼、煮盐为业，一家聚集的人多达上千，大多是些流亡之人，远离家乡，抛弃祖坟，依附豪门大族，聚集在深山穷泽之中，形成奸邪不法的行当。一般人家有了宝物，尚且要用匣子藏起来，何况天地之间的山泽呢？权势利益所在之处，必定在山泽之中，不是豪强之人不能通晓其中的利益。往昔盐铁尚未由官府垄断时，平民中有朐、邴那样的富商，君主之中有吴王，独占山泽的富饶资源，减轻对百姓的赋税以收买人心，救济穷困之人以树立个人的权威，个人权威积聚起来，叛逆之心便会滋生。如今若放纵百姓去追逐权势利益，废除盐铁专卖来资助强暴之徒，成全他们的贪心，各种邪恶势力聚集在一起，在私门之下结成朋党，那么强横不驯之人便会一天天难以控制，兼并他人财产的奸邪之徒就会形成。盐铁的利益，用来辅助百姓的急难，供给军队的费用，是不可废除的。"

文学回答说："平民百姓把财富藏在家中，诸侯把财富藏在国内，天子则把财富藏于四海之内。因此为王者不聚敛财富，而是把财富留藏于民间，远离与民争利，致力于百姓的道义，利益分散开来百姓的怨恨也就止息了。如果这样，即使商汤、周武王生活在当世，也无从施展他们的谋虑。至于工商之事、欧冶子那样的技艺，又怎能形成奸邪之事呢？鲁国的三桓专权、晋国的六卿瓜分国政，都不是靠盐铁做到的。所以权势利益深重之处，不在山海，而在朝廷；一家危害百家，祸根在宫墙之内，而不在朐、邴那样的富商身上。"

大夫说："山海之利有所禁制，百姓便不会倾轧争夺；贵贱之间有了平准，百姓便不会心生猜疑。官府设立衡器、确立标准，百姓便能各得其所，即使让五尺高的孩童去市场买卖，也没有人能欺骗他。如今若废除专卖，那么豪强之人便会独占其用、垄断其利了。"

文学说："山海，是财货用度的宝藏之路。铁器，是农耕的得力工具。这个工具用得好，仇敌便可消灭，田野得以开垦，五谷得以丰熟。宝藏之路开通，百姓便能富足、用度充足，用度充足便能富国，进而用礼义教化百姓。礼义施行，道路上便有谦让之风，百姓敦厚朴实地相互交往而不相互算计利益。秦、楚、燕、齐各地的人士本就不同，刚柔之气各异，器物大小的用途、锐钝的适宜程度，各地风俗不同，各有各的方便之处。官府若将其笼统划一，那么铁器便会失去适宜之处，农人也会失去方便之处。器具用起来不方便，农夫便会在田野中劳累而荒地得不到开垦，荒地得不到开垦，百姓便会陷入困乏。"

大夫说："当年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各种官营的利益，收取山泽的赋税，因此国家富强，积蓄有余。因此征讨敌国，开拓疆土，不必向百姓加赋，军队便能得到供给。所以利用之资源用之不竭而百姓却不觉察，土地扩展到西河而百姓也不感到痛苦。如今盐铁的利益，用来辅助百姓的急难，供给军队的费用，致力于积蓄，以防备匮乏断绝，供给的很多，对国家用度有益，对百姓无害。"

文学说："从前汉文帝的时候，没有盐铁的专卖之利而百姓富足，如今有了这专卖之利而百姓却困乏，看不到专卖带来的利益，只看到它带来的祸害。况且利益不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出的，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出来又拿去牟取百倍之利，这是计算上的错误。李树梅树结果多的年份，第二年便会结果减少；新粮食成熟，旧粮食便会因此亏损。天地尚且不

译能永远满盈，何况人呢？所以在那边得利的，必定在这边有所损耗，就像阴阳不能同时照耀，昼夜要交替长短一样。商鞅制定严酷的法令来谋求长远之利，秦国百姓无法安生，一起为秦孝公之死而哭泣，此后秦国便一天天走向危亡。利益积聚而怨恨也随之积聚，土地扩大而祸患也随之酝酿，哪里有什么利用不竭的道理呢？"于是丞相上奏说："贤良、文学之士不明白国家政事，胡乱认为盐铁专卖不利。应当废除郡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的铁官。"皇帝批准了这个奏议。于是利益重新流向民间，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盐是百姓的食用之物，而价格都很昂贵，应降低天下的盐价。"

汉元帝初元五年，废除盐铁官。

永光二年，恢复盐铁官。

汉成帝绥和二年，赐给丞相翟方进策书说："百官的用度各有定数。你却随意增减盐铁之利，变动无常。朕既然不明察，就依照你的奏请批准了"云云。翟方进因此自杀。

东汉时期，设有盐官、铁官的郡，根据事务的多少设置令、长以及丞。本注说："凡是郡县出产盐多的，设置盐官主管盐税；出产铁多的，设置铁官主管冶铁鼓铸。"

汉明帝时，官府自行卖盐。

当时盐价昂贵，官府的用度不足。尚书张林进言说："盐是饮食中不可缺少之物，即使价格昂贵，百姓也不得不需要它，官府可以自行卖盐。"皇帝下诏让各尚书共同商议。朱晖等人说："盐的利益归于官府，那么百姓便会贫困怨恨，这不是明主应当做的事。"皇帝最终认为张林的话是对的。

永平十五年，恢复设置涿郡故安的铁官。

汉肃宗建初年间，商议恢复盐铁官，郑众进谏，认为不可这样做。皇帝多次下诏严厉责备他，甚至有人上奏弹劾他。郑众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改变，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按：盐铁官在汉明帝时已经曾经设置过，如今说"恢复"，难道是中间曾经废除过吗？

汉和帝即位后，废除了盐铁的禁令。

诏书说："从前汉武帝征讨匈奴、南越，所以实行盐铁专卖来供给军队的费用。自从光武帝中兴以来，匈奴还没有归顺，永平末年，又重新进行征伐。先帝即位后，致力于让百姓休养生息，然而仍然深思远虑，居安思危，探究考察旧有的典章制度，重新收取盐铁的专卖之利，想用来防备意外之事，安定边境，然而官吏大多不良善，动辄失去应有的分寸，违背了皇上的本意。先帝对此感到痛心，所以留下遗命告诫郡国废除盐铁的禁令，放任百姓煮盐冶铁，只要照旧向官府缴纳赋税即可。应当申明告诫刺史、二千石官员，遵奉顺应圣上的旨意，努力施行德化，将此事布告天下，使天下人都明白朕的心意。"

汉献帝建安初年，设置使者监督卖盐。

当时流入荆州的关中百姓有十多万户，等到听说家乡安宁下来，都盼望着回归故里，但没有可以维持生计的产业。于是卫觊建议，认为："盐，是国家的大宝，自从战乱以来就散失了，如今应当依照旧制设置使者监督卖盐，用卖盐所得的钱多买些犁牛。归来的百姓，用这些犁牛供给他们，鼓励耕种、积蓄粮食，来使关中丰足充实。远方的人听说这件事，一定会有很多人争相归来。"魏武帝于是派谒者仆射监督盐官，将司隶校尉的治所迁到弘农。流亡的百姓果然归来，关中变得丰足充实。

后来后秦国主姚兴因国家用度不足，增加关卡渡口的赋税，盐、竹、木都要征税。群臣都进谏，认为天生万物，用来养育百姓，为王者应当像父母养育子女一样养育天下万民，不应该节省吝啬，来夺取百姓的利益。姚兴说："能够越过关卡桥梁在山水之间牟取利益的，都是豪强富有之家，我减损有余的人来补益不足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就这样施行了。

陈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因国家用度不足，奏请设立煮海盐的税收，于是照此施行。

后魏宣武帝时，河东郡有盐池，先

译前设立官府来收取税利。此前曾经废除过，富强的人便独自占有其用，贫弱的人不能从中获益。延兴末年，重新设立监察官司，衡量盐价的贵贱，节制其赋税的收入，使公家和私人都能得利。孝明帝即位后，又废除了这一禁令，把利益与百姓共享。

当时御史中尉甄琛上表说："《周礼》记载，山林川泽设有虞、衡之官，为它们设立防护的禁令。这只是取用要按时节，不使它们受到损害而已。所以虽然设有专门的官吏，实际上是替百姓看守着这些资源。作为一家之长，必定要施惠养育子孙；作为天下的君主，必定要施惠养育万民。没有身为百姓父母而吝惜一点醋酱，富有天下万民而专擅垄断某一样物品的道理。如今官府封锁保护河东盐池并从中收取利益，这是只顾自己的口腹之欲而不顾百姓的四肢温饱。况且天子富有四海，何必担心贫困呢？请求放开盐禁，与百姓共享其利。"录尚书、彭城王元勰说："圣人收取山泽的财货，来宽减田赋；征收关卡集市的赋税，来资助什一之税的储备。取之于此、用之于彼，都不是为了自身。这就是所谓的凭借天地的物产，来惠及天地间的百姓。盐池的禁令，实行的时日已经很久了，积聚起来又分散出去，用来补济国家的用度，并非专门用来供给朝廷的享用，应当依照旧制施行。"魏主最终听从了甄琛的意见。

致堂胡氏说："盐这种东西，是天地自然的资源，用来养育百姓的。如果全部让给百姓，就会放纵不务正业的末作、资助游手好闲之人；如果全部归属官府，就会剥夺百姓日常所需，而使朝廷有贪图近利之害。甄琛、元勰的言论，都没有得到中正之道。官府设立防护的禁令，让百姓自行取用，而适当征收其中的赋税，这样政令就公平而祸害也就止息了。"

魏朝自从放开盐禁之后，官府虽然不再专卖，但是豪门贵族又趁机侵占夺取，靠近盐池的人又常常有所隐匿吝惜。神龟初年，太师高阳王元雍、太傅清河王元怿等人上奏，请求依照先朝的做法，实行禁令为宜，于是又设置监察官员来监督检查。此后屡次废除又屡次设立，一直到永熙年间。自从迁都邺城以后，在沧、瀛、幽、青四州境内，沿海煮盐。沧州设置盐灶一千四百八十四座，瀛州设置盐灶一百五十二座，幽州设置盐灶一百八十座，青州设置盐灶五百四十六座，又在邯郸设置盐灶四座，总计一年共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零八斛四斗。军国所需的物资，因此得以周全供给。

后周文帝主持朝政之初，设置掌管盐务的政令，一叫散盐，是煮海水而制成的；二叫监盐，是引池水而形成的；三叫形盐，是掘地而取出的；四叫饴盐，是从西戎那里取得的。凡是监盐，每个盐池都设有禁令，百姓取用都要交税。

按：东南地区的盐，只是煮海水而已；西北地区的盐，出产方式则不止一种，名称也各不相同。《南史·张畅传》记载，北魏太武帝到达瓜洲，赠送给武陵王九种盐，说"这些盐各有各的适宜之处：白盐是魏主所食用的；黑盐能治疗腹胀气满，刮取六铢用酒送服；胡盐能治疗眼痛；柔盐不能食用，能治疗马脊上的创伤；赤盐、〇盐、臭盐、马齿盐这四种，都不适合食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隋文帝开皇三年，此前一直沿袭北周末年的弊政，盐池、盐井都禁止百姓开采使用，到这时才开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同享用。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沦陷，百姓财物耗损凋敝，天下的用度不足。于是吴地的盐、蜀地的麻、铜的冶炼都要征税，将轻便的货物通过江陵、襄阳、上津的道路辗转运到凤翔。

唐贞元元年，河中尹姜师度因为安邑盐池逐渐干涸，便开拓疏浚水道，设置盐屯，公家私人都从中大获其利。左拾遗刘彤请求检核天下盐铁的收益，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刘彤上表说："臣听说汉武帝治理国家时，马厩养马三十万匹，后宫有数万人，对外征讨戎狄夷族，对内兴建宫室，耗费之多，实

译在超过当今百倍。然而古时候耗费多而财货有余，如今耗费少而财用却不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古时候取用于山泽，而如今取用于贫苦百姓吗！取用于山泽，那么国家的利益丰厚而百姓归心于农业；取用于贫苦百姓，那么国家的利益微薄而百姓离弃他们的本业。所以先王制定法度时，山海设有专门的官吏，虞、衡设有专门的职守，轻重缓急有一定的方法，禁止或开放都有一定的时节，一来可以专心于农业，二来可以使国家富饶，这是关系到国家兴盛的大事。臣实在为当今的做法感到疑惑。煮海水制盐，开山冶铁，砍伐树木建造房屋，这些都是富余之人所为。挨饿受冻没有衣食，靠出卖劳力来维持生计的，这些都是穷苦之人。如果能够收取山海的丰厚利益，从富余之人身上取得，蠲免赋税徭役的沉重负担，从穷苦百姓身上免除，这就是所谓的减损有余的人来增益不足的人，帝王之道，难道不应当是这样吗！臣希望陛下下诏让盐、铁、木材等官吏各自收取其中的利益，用来与百姓互通有无，那么用不了几年，国库就会有充裕的储备了。然后再颁布宽大的政令，蠲免穷苦孤独之人的徭役，就可以施惠于万民，可以安抚边远归附的地区，即使戎狄尚未臣服，尧、汤那样的水旱灾害，也不足以担忧了。奉行上天的变化之道，全在于陛下如何施行。"皇上让宰相大臣商议此事是否可行，大家都认为盐铁的利益，对国家用度大有裨益，于是命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一同兼任御史中丞，与各道按察使一起检核天下盐铁的税收。到了贞元十年八月十日，敕令说："各州所产的盐铁，每年应当有一定的官府税收。近来命令使者主管此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要求。在外地的情况不能详细了解，如果听说有侵吞克扣的情形，应当命令本州刺史、上佐之中的一人负责检核，依照法令规章收取赋税。如果有隐瞒账目、欺骗侵吞的情况，仍然委托按察使纠察发觉后上奏。姜师度除了蒲州的盐池以外，其余地方就不必再巡查检核了。"

唐代有盐池十八处，盐井六百四十口，都隶属于度支使。蒲州安邑、解县有五处盐池，总称为"两池"，每年得盐一万斛，用来供给京师。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窑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有河池，这三州都用运送米粮来代替上缴盐。安北都护府有胡落池，每年得盐一万四千斛，用来供给振武、天德两地。黔州有盐井四十一口，成州、〇州各有盐井一口，果、闻、开、通四州共有盐井一百二十三口，由山南西院管辖。邛、眉、嘉三州有盐井十三口，由剑南西川院管辖。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十一州共有盐井四百六十口，由剑南东川院管辖。都按月督促征收赋税。幽州、大同横野军设有盐屯，每个盐屯都配有丁夫和士兵，每年得盐二千八百斛，少的也有一千五百斛。沿海各州每年免除租税，改为缴纳盐二万斛输送给司农寺。青、楚、沧、海、棣、杭、苏等州，用盐价购买轻便的货物，也输送给司农寺。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开始改变盐法，在靠近山海井灶有利可图的地方设置监院，招募游散的百姓从事制盐业称为亭户，免除他们的各种杂役。私自盗卖的人依法治罪。等到第五琦担任各州权盐铁使时，将天下的盐全部实行专卖，每斗在时价基础上加价百钱后再卖出，达到一百一十钱。自从战乱兴起以来，流亡的百姓还没有恢复，赋税不足以供给费用，盐铁使刘晏认为凭借百姓的急需而征税，那么国家的用度就能充足。于是他上奏盐法轻重的适宜之处，认为盐利征收过多会扰乱州县，在出产盐的乡里就沿用原有的监院设置官吏，让亭户把盐卖给商人，任凭商人自行贩运。江、岭一带距离产盐地较远的地方，设有常平盐，如果商人不到，就降价卖给百姓，官府获取丰厚利益而百

译姓也不觉得价格昂贵。刘晏又因为盐在阴雨连绵时卤水就会变淡薄，天旱时土壤就会松散肥沃，于是随时节制定法令，派遣官吏加以晓谕引导，比劝农还要用心。吴、越、扬、楚一带的盐仓多达数千处，积存的盐多达二万余石。设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个盐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个盐监，每年得钱一百多万缗，可以抵得上一百多个州的赋税。从淮北设置十三个巡院，分别是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用来缉捕私盐贩子，奸邪盗贼因此渐渐衰减平息。然而各道又增加了榷盐钱，商人的船只经过之处都要征税。刘晏上奏废除了州县的抽税，禁止在河堰渡口拦截船只索取利益的做法。刘晏刚上任的时候，盐利每年才四十万缗，到大历末年，达到六百多万缗。天下的赋税，盐利占了一半，宫廷的服饰用度、军队的粮饷、百官的俸禄都仰仗盐利供给。第二年刘晏就被罢免了。贞元四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上奏增加百姓的赋税，从此江淮的盐每斗也增加二百钱，达到三百一十钱，此后又增加六十钱，河中两池的盐每斗达到三百七十钱。江淮的豪商谋取暴利，有时价格甚至翻倍，官府的收入还不到一半，百姓这才开始怨恨起来。刘晏的盐法制定成功后，商人纳绢来代替盐利的，每缗加收二百钱，用来准备将士的春季服装。包佶担任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时，允许用漆器、玳瑁、绫罗绸缎来抵充盐价，即使是不能实用的东西，也高估价值来卖出，虚报数目来欺骗上级。亭户违犯法令，私自贩卖不曾断绝，巡查缉捕的士卒遍布州县。盐价越发昂贵，商人趁机牟取暴利，边远乡村的贫苦百姓因高价而困苦，甚至有淡食无盐的人。巡查的官吏既然增多，官员冗余耗费财力，当时的人都以此为忧患。此后军费一天天增加，盐价也逐渐上涨，甚至有用几斗粮食才能换取一升盐的情况。私自贩卖违犯法令的事，从未稍稍平息过。唐顺宗时，才开始降低江淮的盐价，每斗为二百五十钱，河中两池的盐每斗三百钱。增设了〇安、涣阳、涂浍三个盐监。此后盐铁使李〇上奏请求江淮每斗减价十钱以便利百姓，但不久又恢复了原价。当此之时，〇大肆进贡以巩固恩宠，朝廷大臣都用丰厚的财货贿赂来收买，盐铁的利益都积聚在私人家中，而国家的用度却日益匮乏亏损，榷盐法大受破坏，大多是虚报的价格，大概每千钱实际不到一百三十钱。兵部侍郎李巽担任盐铁使时，将盐利全部归入度支，物价不再虚报，天下卖盐征茶税，盈余达六百六十五万缗。当年最初的利润，就相当于刘晏晚年的水平，此后就达到刘晏时期的三倍了。两池的盐利每年收入一百五十多万缗。各地的豪商奸贾杂居在解县，主管的是郎官，他的副手都是御史。制盐百姓的田园登记在县里，而县令却不能按照普通百姓来治理他们。

元和年间，皇甫镈上奏说："凡是主管煎盐的盐户以及盐商，还有各监院停场的官吏、差役等人，前后的制敕都规定除两税之外不许再派其他差役骚扰追索。如今请求，如果还有违反此规定的，县令要上奏罢黜，刺史要罚俸，再犯就要罚俸并上奏请旨施行。"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贞元二十一年，停止了盐铁使每月的进献。原先盐铁的钱全部纳入正库，用来资助各项开支，而主管此事的官员逐渐按时购买珍玩、时新之物来进献，以求得皇恩的眷顾。此后越来越过分，每年进献钱财货物，称为"羡余"，而实际纳入正库的却越来越少。到贞元末年，每月都有进献，称为"月进"，到此时才被废止。

唐宪宗征讨淮西的时候，度支使皇甫镈增加了剑南东西道、两川、山南西道的盐价来供应军需。贞元年间，盗卖两池食盐一石以上者处死，到元和年间，减为死刑改判流放天德五城。皇甫镈上奏请求恢复像当初那样判处死刑，一斗以上的处以杖背之

译刑，没收他的车驴，能够缉捕盗盐者的赏给一千钱，州县以团保之法相互监察，比贞元年间更加严酷了。自从战事兴起，河北的盐法只是名义上加以羁縻而已。到皇甫镈时又上奏设置榷盐使，如同江淮的榷盐法一样，违犯禁令的一年比一年多。

元和十三年，盐铁使程异上奏说："各州府先前请求设置茶盐店收税。谨按今年正月的赦文规定，各州府自用兵以来，凡是有擅自设置官职名目以及擅自增加征收摊派的，事情不合乎正常的制度，一律予以禁止废除。臣认为榷收茶盐税，本来是资助国家财赋，供给军镇之用，这本是权宜之计，战事结束了自然应当停止，如果时间久了实际上就成了苛重的赋敛。各道先前所设置的店铺以及所收的各种钱物等，虽然不是擅自增设的，但也不合乎正常的制度，谨请依照赦文的规定予以停止。"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按：皇甫镈、程异都是聚敛钱财的小人。元和十三年，正是唐宪宗平定淮西之后，逐渐骄奢淫逸，这两人因为进献羡余财物而受宠、担任宰相的时候。然而皇甫镈增加盐价、严峻榷盐法，无所不用其极，而程异却能上这样的奏疏，相比之下还算是较好的了。史书称程异自知不合众人之心，能够廉洁谨慎、谦逊退让，担任宰相一个多月，不敢掌管印信、执笔签署文书，所以最终得以免除祸患，看这份奏疏，也是他这种性格的一个体现。

唐穆宗时，田弘正率领魏博归顺朝廷，于是命令河北废除榷盐法。户部侍郎张平叔提议榷盐法已经弊坏，请求由官府自己卖盐可以使国家富裕，皇帝下诏让公卿大臣商议此事是否可行。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逐条质问驳斥，认为不可行，于是此议未能施行。

韩愈的奏疏大略说："张平叔请求如今由州府派人自己卖官盐，可以获得一倍的利润。臣认为在城郭之外，很少有现钱流通，购买食盐大多用杂物来交换。而盐商则什么东西都收取，有的赊欠贷款慢慢偿还，用这种方式来完成交易，双方都得到方便。如今如果让官吏坐在铺子里自己卖盐，利益跟自己无关，出了差错却要自己承担罪责，如果不是收到现钱，一定不敢收受货物，这样一来贫苦的百姓就没有办法买到盐，官府自然而然就会白白损失应有的赋税，又怎么会有加倍的利润呢？又想要让官吏带着盐挨家挨户地卖，一定会向百姓索要各种供应招待，骚扰百姓的情况就会非常多。有贫苦人家吃盐很少，有的甚至淡食无盐，动辄经过十天半月，如果按人口发放食盐，按时征收盐钱，官吏害怕获罪，一定会动用威势刑罚，臣担心所到之处百姓不得安宁，这是尤其不可行的重大弊端。张平叔又说：'四处流动的奸猾之人反而更加富裕，安土重迁守着本业的人反而一天天贫困，如果由官府自己卖盐，不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僧人道士以及一切游手好闲之人，都要根据他们所吃的盐，全部把钱缴纳给官府；并且各道的军队、各使的家属亲族，相互勾结庇护，从来不曾缴纳赋税，如果由官府自己卖盐，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的。'臣认为这几类人，在官府没有自己卖盐的时候，向来都是买盐来吃，并不是等到官府自己卖盐之后才吃盐的。国家实行榷盐法，把盐卖给商人，商人缴纳榷税后，再把盐卖给百姓，那么天下的百姓无论贫富贵贱，都已经把钱缴纳给官府了，不必非要与国家当面交钱，才算是把钱缴纳给官府了。"

当时奉天的盐池滩地长着水柏，用它烧成的灰一斛可以得到十二斤盐，利润是普通硷卤的一倍。唐文宗时，规定采集这种灰一斗，按照盐一斤论罪处置。开成末年，下诏规定私盐犯罪每月两次的，就撤换县令，罚刺史的俸禄；犯罪十次，就罚观察使、判官的俸禄。唐宣宗即位后，茶、盐的法令更加严密，卖盐少、私盐盗卖多的地方，就贬谪观察使、判官，不必等到犯罪十次。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因为两池的盐

译法弊坏，派遣巡院官司空舆重新制定新法，赋税收入因此加倍，他也升任权盐使。设有壕沟篱笆作为盐池的堤防禁令，有盗决堤坝以及贩卖硷卤的，都要处死，盐盗携带弓箭的，也都要处以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说："两池盗贩食盐的人，追查其居住地，由保、社按罪治罪。卖出五石、买入二石的，亭户私自卖出二石的，都要处死。"这时候，江、吴一带的盗贼把抢劫来的财物换取茶盐，不肯接受的就烧毁他们的房屋，官吏不敢与之抗衡，各处的镇戍、场铺，以及河堰渡口都通过勾结走私而致富。唐宣宗于是挑选曾经担任过两畿地区望县县令的人担任监院官。户部侍郎裴休担任盐铁使时，上奏盐法八件事，这些法令都得以施行，两池的榷税收入大为增加。此后战乱遍及天下，各地藩镇擅自占据利益，两池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占有，他每年进贡盐三千车。宦官田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粮饷供应不上，于是又提议两池重新归属盐铁使管辖，而王重荣不奉诏令，甚至举兵反叛，唐僖宗因此再次出逃，然而最终也无法夺回两池。

后唐同光三年，敕令说："魏博每年所征收的随丝盐钱，每两减免五文，历年出卖的蚕盐、食盐、大盐、甜次冷盐，每斗都减五十文，栾盐减三十文。"

天成元年，敕令说："各州府百姓应当分发的蚕盐，在二月内一次性分发完毕，按照夏税的期限缴纳盐钱。"

后晋天福元年，敕令说："洛京、洛管辖境内所配给百姓的食盐，从来年开始，每斗减免十文。"

天福七年，宣布旨意下达给三司："凡是有来往贩运的盐货，一律征税，过境税每斤七文，落地税每斤十文。各道所属的盐务，全部命令三司派人主管经营。"

此前，各州府除了分发蚕盐征收盐钱之外，每年年末盐界划分的场务，大约能卖得十七万贯有余的钱。上言议事的人说，虽然得到这笔钱，但百姓大多违犯盐法，请求把上述的食盐钱，按各道州府统计户口，每户从一贯到二百文不等，分为五等来摊派，然后任凭百姓自行贩卖流通，这样既不亏损官府的收入，又有利于百姓。朝廷施行了这个办法，各处的场务仍旧照旧存在。不久盐价骤然降低，距离产盐地远的州县，每斤不超过二十文，靠近产盐地的不超过十文，掌管此事的官员又说这样骤然改变了原来的法令，上奏请求重新设置税收，其实是想要断绝百姓自行贩运，把利益收归官府。场院卖盐虽然很多，但百姓所摊派的盐钱又没有免除，百姓因此十分困苦。

按：盐利之事，自从齐国管仲开创以来，此后治理国家的人，榷税牟利之举日渐兴起。起初，是夺取灶户煮盐的利益而由官府自行煮盐，更甚者则是夺取商贩的利益而由官府自行卖盐。然而官府卖盐未必能够周遍各地，而普通百姓要吃盐又不能都与官府直接交易，于是收上来的赋税反而比商税还要亏损。于是设立了蚕盐、食盐等名目，把百姓按贫富分为五等而分发、强行摊派给他们。这正是唐代张平叔所提出的官府自行卖盐的策略，而昌黎公韩愈之所以反驳这一议案，他的顾虑已经大致料到了这一点。等到弊端发展到极点，官府又重新收回食盐自行贩卖，另外征收盐钱，而百姓所缴纳的盐钱于是就等同于正常的赋税了，这种毫无名目的横征暴敛便永远不能废除了。当时，江南地区也曾把盐分摊给百姓而改征米粮，后来盐已经不再分发但仍照旧征收米粮，这种做法历经三百年都没有废除。天下分裂割据的时候，各国自行为政，然而苛捐杂税却如出一辙，真是奇怪啊！后周广顺二年，敕令庆州的榷盐务，此后每一石青盐依旧抽税钱八百八十五陌、盐一斗；每一石白盐抽税钱五百八十五陌、盐五升，除此之外不得再有其他额外的索求。

青盐池、白盐池在盐州以北。唐朝原来管辖四个盐池：乌池、白池、瓦窑池、细项池。如今征税设置官吏的只有青、白二池了。

敕令规定，凡是各种违犯规定私自贩卖食盐、酒麴五斤以上的，一律加重杖刑处死，五斤以下则按不同情节分别定罪；私自刮取硷卤

译煎炼私盐的，所犯一斤以上判处死刑，一斤以下则按不同情节分别定罪；百姓所领取的蚕盐只能用来喂蚕结茧供给食用，不得用来交易买卖，违反者按照私盐罪论处。州城、县镇城郭之内按房屋税应当领取食盐的人家，如果是在州府，一律在城内领取分配；如果是外县城镇郭下的人家，也允许把盐带回家中食用。命令本县预先登记每户应当领取的盐数，编成账册统领各户领取，责令本处的官吏以及所在的场务一同点验检查后送入城内。如果城镇郭下的人家在城外另有田庄，也应当由本县预先分别登记划分，不要让他们混在一处分领使用。

后周广顺三年，敕令说："各州府以及外县城镇之内，那些按房屋税应缴纳的食盐，此后不再分发，其应缴的盐钱也不再征收。所有乡村百姓应当领取的蚕盐，所在州城县镇要严格检查稽核，不得让蚕盐运入城门。"

显德元年，皇帝对身边的侍臣说："朕看到食用末盐的州郡，违犯私盐法令的比食用颗盐的地区多。大概是因为地势低洼潮湿的地方容易刮取盐分煎炼制盐，这样不仅违反了我们的榷盐法令，也玷污了我们优质的食盐。况且末盐的煎炼，运输费用也比颗盐加倍。如今应当划分出十几个州，让他们改食颗盐，这样不仅可以减轻运输的劳力，也可以减少犯禁的人数。"从此以后，曹、宋以西的十几个州都改食颗盐了（用种植的方法制成的叫颗盐，产自解州。用煮制的方法制成的叫末盐，产自沿海地区）。

显德三年，敕令说："漳河以北州府管辖境内，原本是官府设场卖盐，此后除了城郭草市之内仍然依照旧法禁止私盐流通外，那些乡村一律不许盐货通商流通。凡是有咸卤之地的地方，一律任凭百姓自行煎炼制盐，兴贩买卖则不得越过漳河进入不通商的区域。"

显德五年，后周夺取了江北的各州之后，南唐国主上表归附进贡，趁机向皇帝陈说江南没有产盐的卤田，希望能得到海陵的盐监归属南唐来供养军队。皇帝说："海陵在江北，难以让你们交界居住管理，应当另有安排。"于是下诏每年拨给盐三十万斛供给江南，士卒渐渐地才归附朝廷。

宋朝的制度，颗盐产自解州安邑、解县的两处盐池。用当地的百姓作畦夫，全部免除他们其他的徭役，每年从二月一日开始垦畦，四月开始播种，八月才结束，由官府供给他们粮食。安邑池每户每年种盐一千席，解池减少二十席（宋太宗至道二年，两池共得盐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席，每席一百一十六斤半，这是产盐最多的一次记录。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四月，陕西转运使张象中说："两池现存盐三千二百七十六庵，共计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价值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零八十贯。担心还有遗漏的利益没有开发，希望订立条约加以规范。"皇帝说："地方财物的丰厚，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过分追求增加盈余，恐怕会有枯竭的时候，不可允许这样做。"）招募士兵一百人，称为"护宝都"来巡逻盐池，供给本州以及三京、京东的齐、兖、曹、濮、单、郓州、广济军，京西的滑、郑、陈、颍、汝、许、孟州，陕西的河中府、陕虢州、庆成军，河东的晋、绛、慈、隰州，淮南的宿、亳州，河北的怀州以及澶州各县中位于黄河以南的地方（郓、……

译齐州、宿州过去食用末盐，建隆二年因为逆流运输劳民伤财，才开始改食颗盐。

煮海末盐方面，楚州盐城监每年煮盐四十一万七千余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余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供给本州及淮南的庐州、和州、舒州、蕲州、黄州、无为军，江南的江宁府、宣州、洪州、袁州、吉州、筠州、江州、池州、太平州、饶州、信州、歙州、抚州、广德军、临江军，两浙的常州、润州、湖州、睦州，荆湖的江陵府、安州、复州、潭州、鼎州、鄂州、岳州、衡州、永州、汉阳军（庐州、和州、舒州、蕲州、黄州、汉阳军过去实行通商，太平兴国二年才开始改为官府专卖。信州、歙州过去食用两浙盐，后来改为食用此盐。江南、两浙过去都实行禁榷，太平兴国九年，盐铁使王明请求开放禁令，估算每年卖盐收钱五十三万五千余贯：其中二十八万七千余贯是分配盐给百姓、随税收取盐钱，二十四万余贯是商人贩卖交易、征收其税钱。雍熙二年六月，又恢复了旧的禁令）。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每年煮盐四十七万七千余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余石，用来供给本州、本军及京东路的徐州，淮南的光州、寿州、濠州、泗州，两浙的杭州、苏州、湖州、常州、润州、江阴军。密州涛洛场每年煮盐三万二千余石，供给本州及沂州、潍州。杭州盐场每年煮盐七万七千余石，明州昌国东、西监三十万一千余石，秀州盐场二十万八千余石，温州天富南、北监及密缨、永嘉二场七万四千余石，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余石，用来供给本州及越州、处州、衢州、婺州（越州过去还有盐润监，每年煮盐三千余石，后来被撤废）。福州长清场每年煮盐五百一万五千余斤，用来供给福建路（宋朝刚得到福建时便实行盐禁，太平兴国八年开放禁令，后来又重新实行禁令。建州、剑州、汀州曾经食用两浙的盐，后来改为食用本路的盐）。广州东莞、静安等十三场每年煮盐二万四千余石，用来供给本州及封州、康州、英州、韶州、端州、潮州、连州、贺州、恩州、新州、惠州、梅州、循州、南雄州，广南西路的昭州、桂州，江南的南安军（过去潮州还有松口等四场，每年煮盐供给本州及梅州、循州二州，雍熙四年被废除）。廉州白石、石康二场每年煮盐一百五十万斤，用来供给本州及容州、白州、钦州、化州、蒙州、龚州、藤州、象州、宜州、柳州、邕州、浔州、贵州、宾州、梧州、横州、南州、仪州、郁林州。此外高州、窦州、春州、雷州、融州、琼州、崖州、儋州、万安州各自煮盐供给本州，没有固定数额。大体上煮海盐设有亭户、盐丁，把盐卖给官府或用来折抵租税，也有派遣军士定额煮盐的做法（通州、泰州亭户每煮出一石盐要连同损耗煮出三石，官府给钱五百文，并用布帛、茶、米折算充抵，百姓深受其苦，开宝七年才下诏一并给以实钱。宋朝刚平定岭南时，命百姓煮盐，以一百一十斤为一石，给钱二百文，后来廉州上言盐田荒芜污秽，百姓刚锄治开垦，旧的盐课每月要交八石到三石不等，共分五等，无法达到定额，希望酌情减少，朝廷下诏减免一半）。此外还有滨州盐场，每年煮盐二万一千余石，用来供给本州及棣州、祁州的各项开支，以及京东路的青州、淄州、齐州（滨州、棣州二州过去实行禁榷，雍熙二年下令改为通商）。

煮井盐方面，益州路则有陵井监及二十八口盐井，每年煮盐一百十四万五千余斤（乾德五年，前蜀陵井监知监任元吉才请求开凿五口井煮盐，这一年得盐八十万斤，因此提拔任元吉为永清县令，此后煮盐数量逐渐增加），绵州二十四万余斤，邛州九井二百五十万斤，眉州一井一万余斤，简州十九井二十七万斤，嘉州十五井五万九千余斤，雅州一井一千六百余斤，汉州一井五百余斤。梓州路则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六万余斤，资州九十四井六十四万二千余斤，遂州三十五井四十一万六千余斤，果州四十三井

译十四万六千余斤，普州三十八井二十二万九千余斤，昌州四井四万余斤，泸州育井监及五井七十八万三千余斤，富顺监十四井一百一十七万三千余斤。利州路则阆州一百二十九井六十一万余斤。夔州路则夔州永安监十一万七千余斤，忠州五井五十一万三千余斤，达州三井十九万余斤，万州五井二十万九千余斤，黔州四井二十九万七千斤，开州一井二十万四千斤，某安军某安监及一井八十一万四千余斤，大宁监一井一百九十五万余斤。这些盐都用来供给各自所在的路。设监的地方由官府掌管，设井的地方由当地百姓自行经营出卖，只要按数缴纳课税，就任凭他们前往邻近地区贩卖，只是不得贩运出川峡（川峡的盐，起初沿袭前蜀的制度，由官府专卖。开宝七年，下诏每斤减价十钱，又允许百姓自行经营出卖，其中盈余的利润只需缴纳十分之九。太平兴国二年，右拾遗郭泌上言："剑南各州官卖盐，每斤为七十钱。盐井极深，煮盐十分辛苦，柴薪价格越来越贵，运输也越发艰难，加上还有风浪水患的风险，有时甚至遭遇漂没损失。而豪强百姓与狡黠官吏相互勾结做手脚，低价从官府买进，高价卖给百姓，甚至有每斤能赚数百钱的。官府因此亏损了年度定额，而百姓也无法买到便宜的盐。希望稍稍提高旧价定为一百五十文，那么豪强奸猾之徒就无利可图，百姓也有希望买到食盐了。"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有关部门上言："昌州每年虚报收盐一万八千五百余斤，是开宝年间知州李佩随意搜刮百姓、以求考课优异，废弃了各井原有的柴薪费用，在原定额之外又向百姓摊派煮盐任务。百姓不熟悉这项事务，深以为苦，以至于倾家荡产也无法偿清定额，很多人流亡迁徙到别的地方，而多年积欠的赋税又不能立刻豁免。希望把这部分摊派到各州，折算成两税的草估钱米来上缴官府。"朝廷下诏全部免除，原来的旧定额二万七千零六十斤就命井户自行煮盐缴纳。端拱元年七月，因为西川食盐不足，允许商人贩运阶州、文州的青盐、白盐，以及陕西路的井盐、永康军的崖盐进入四川，且不征收盐税。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下诏泸州南井灶户遇到正月、冬至、寒食节各放假三天，当天应收的定额也一并免除；大中祥符三年正月，减免泸州育井监盐课三分之一）。

煮卤盐方面，并州永利监（原名河东榷盐院，咸平四年改名）每年煮盐十二万五千余石，用来供给本州及忻州、代州、石州、岚州、宪州、辽州、泽州、潞州、麟州、府州、威胜军、岢岚军、火山军、平定军、宁化军、保德军，并允许商人贩卖，制度如同川峡一样。

凡是颗盐、末盐，都以五斤为一斗。颗盐的卖价，每斤从四十四钱到三十四钱不等，分三个等级；末盐的卖价，每斤从四十七钱到八钱不等，分二十一个等级（开宝初年，曾下诏各州卖盐每斤六十钱的减为五十钱，四十钱的减为三十钱，后来颗盐又减至四十四钱。开宝九年，又减了四钱。太平兴国初年，新实行禁榷的地区因为转运路途遥远，又有把颗盐提高到五十钱、末盐提高到四十钱的地方。至道二年，杨允恭等人又请求规定和州、无为军每斤定为三十六钱，舒州、庐州加二钱，蕲州、黄州、濠州、寿州再加二钱，安州、复州再加二钱，最高不超过四十四钱）。到至道末年，卖颗盐得钱七十二万八千余贯，卖末盐得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贯。

凡是实行禁榷的地区，官府都设立标识，让百姓远远望见就能知晓。颗盐实行通商的地区，京西路有蔡州、襄州、邓州、随州、唐州、金州、房州、均州、郢州、光化军、信阳军，陕西路有京

译兆府、凤翔府、同州、华州、耀州、乾州、商州、泾州、原州、渭州、宁州、仪州、渭州、坊州、丹州、延州、环州、庆州、秦州、陇州、凤州、阶州、成州、保安军、镇戎军（这些地区过去沿边各州还兼食乌池、白池出产的青盐、白盐。淳化三年，陕西转运使郑文宝因为李继迁叛乱，请求禁止青白盐买卖，允许商人贩卖解池的盐，可以借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朝廷下诏同意，规定从陕西以西私下贩卖买入者处死。此后西戎百姓缺乏食盐，又恢复了商贩往来。解池盐利润微薄，很多人改走其他路线前往唐州、邓州，以求卖得好价钱，官吏无法禁止，导致关陇一带百姓没有盐吃。淳化四年八月，废除了这项禁令。咸平年间，有人建议由官府运送解盐，在边境州郡设置官吏出售，朝廷任命度支使梁鼎驰赴当地规划此事。度支员外郎李士衡上言："用车马运输太劳民伤财并不方便，请求推行解盐通商。"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把原来专卖时的年度定额钱分摊到各州，随两税一并征收。景德三年，李士衡又说京兆府、同州、华州、耀州的定额钱太多，请求减去十分之二，朝廷下诏全部免除。蔡州、襄州等州及安州、复州、商州过去实行通商，太平兴国初年，命令商州、蔡州食用解盐，其余各州食用海盐，都由官府专卖。后来因为运输道路不通，又恢复了通商，只有安州、复州仍然实行禁榷），以及澶州各县中位于黄河以北的地区。

末盐运商的地区，京东路有登州、莱州，河北路有大名府、真定府、贝州、冀州、相州、卫州、邢州、洺州、深州、赵州、沧州、磁州、德州、博州、棣州、祁州、定州、保州、瀛州、莫州、雄州、霸州、德清军、通利军、永静军、乾宁军、定远军、保定军、广信军、安肃军、永定军（河北过去实行盐禁，建隆四年，才下令邢州、洺州、磁州、镇州、冀州、赵州六州城外二十里范围内可以通行盐商。开宝三年，全部废除了禁榷，改由官府收取税钱，每斤一钱，前往外地贩卖的加倍收取。原来专卖的利钱，均摊征收给城郭居民以及门户形要户，随夏税一并缴纳，数额也比原来有所减少）。

译五代时期，盐法非常严峻。建隆二年，才开始制定官盐私自阑入禁地的法令，贩卖到十斤、私煮硷盐到三斤就要判死罪，百姓所领的蚕盐带入城市三十斤以上的，要向上请示。三年，增改为阑入三十斤、煮硷到十斤才判死罪，蚕盐入城市一百斤以上的，奏请裁决。此后每次下诏都放宽一些，到太平兴国二年，才下诏规定阑入到二百斤以上，煮硷及主管官吏盗卖到一百斤以上，蚕盐入城市五百斤以上，都要黥面押送京城。

止斋陈氏说："国朝初年，盐引只允许州县发放出卖，每年把所收的课利上报户部，转运司则从中获取盈利，用来补贴一路的费用，起初并没有商人的钞引。雍熙二年三月，命令河东、河北的商人如果想要用茶盐折价交易，就让他们在所在地缴纳银两，到京城领取交引。边地郡州入纳算请（钱粮换取盐引），从此开始。端拱二年十月，设置折中仓，让商人缴纳粮食，发给茶盐钞。在京城入纳粮食算请，从此开始。天圣七年，让商人在京城的榷货务缴纳钱银，算请末盐。在京城入纳现钱算请，从此开始。解盐算请，始于天圣八年；福建、广东盐算请，始于景祐二年。京师每年收入现钱多达二百二十万，各路收入粮食多达十万石（见这一年八月淮南、江、浙、荆湖、福建等路提举盐事朱某的奏章）。祖宗的用意，是担心商人钞引通行后州县的盐会不足，于是加以限制（至道二年二月，敕令江、浙、淮南的官卖盐，都要到永丰、盐城监请领，海陵监则供应客商；至于解盐，则以唐、邓、商、均等十一州作为在京城入纳金银交引的地区，永兴、凤翔等二十五州作为陕西入纳粮草交引的地区。可说是十分详密了），熙宁、元丰新法，提高了盐价（福建路原额卖盐收到二十七万三百多贯，自从推行新盐法后，元丰二年收到四十六万五千三百多贯，三年收六十万多贯，见转运司贾青的奏章。河北路自元丰七年正月推行盐法，到十一月底，收盐利钱二十六万五千贯，充作便籴司的籴本，见元丰八年四月六日的敕令。由此可以大略看出当时的盐课）。于是河北恢复官盐，广盐也通行进入江、湖地区，设置便籴司，用各路封桩的增盈盐利钱充作籴本。元祐年间裁减增盈的数额，并停止封桩。三年，命任公裕裁定增减九路的盐价，不久，又恢复新法。绍圣三年二月，江、湖、淮、浙六路，通算钞引所得现钱已经充足。元祐八年，年度额外增收部分五分归朝廷封桩，五分归转运司。元符元年九月，令福建仿此办理。崇宁元年二月，敕令盐钞每一百贯在京城入纳九十五贯，在请盐的地方缴纳补足盐本，绍圣三年五分的规定不再施行。自二年十二月施行新法，到三年十一月，在京城已收到一千二百多万贯，于是全部废止，各路官府按每百贯盐钞拨一贯给转运司。于是东南官卖和西北折博的利益全部归于京城，而州县的横征暴敛就出现了。"

开宝七年，下诏令三司考核各州盐、麴、市征、地课的政绩优劣。

命令各州知州、通判、兵马都监、县令所掌管的盐、麴以及市征、地课等事务，都要亲自督察，每月造册报送三司，任满后考核其政绩优劣，欺瞒隐瞒的依法处置。招募举报者，赏钱三十万。

止斋陈氏说："太平兴国以后，虽然有比较每年收入增减而给予奖惩的法令，但历朝大多没有真正实行。到景德以后，还规定各盐场监官所收课额超出的部分不算作功劳。嘉祐年间的赦文，又重申严禁邀求恩赏、苛刻阻挠商旅的禁令。到熙宁五年，才开始命令各转运司每年比较州县盐酒课利最多和最少的两处，列出增减情况及知州、通判、县令、县尉的姓名官衔

译上奏，应当施行赏罚，该罢黜的不因为离任或遇赦降级而免除。"

雍熙四年，禁止代州、宝兴军等地百姓私自购买北方契丹的骨堆渡盐和桃山盐，违犯者按情节轻重治罪。

雍熙以后，因为用兵缺乏军饷，命令商人向边塞运送粮草，提高给价，命令江、淮、荆湖地区用颗盐、末盐支付。

端拱二年，设置折中仓，允许商人向京师运送粮食，给予优厚的价钱，用江、淮的茶盐支付。

咸平四年十月，秘书丞、直史馆孙冕上奏说："茶盐的制度，利与害是相互依存的。如果让江南、荆湖通商卖盐，在边境折价换取粮草，在京城缴纳金银钱帛，那么公私都便利，得利实在很多。现在如果马上放开，那么南方州军姑且仍令官府专卖。商人既然已经入中（缴纳粮草），等他们换取交引，再到亭场（盐场）领盐，路途遥远，风波阻滞，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到达江州、潭州。还没到货之前，官卖盐的课利已经加倍获取，即使私盐大量聚集，稍微侵占官卖的份额，但用增加的部分弥补亏损，官府并无损失，而边境入中的粮草也会因此更加充裕。况且三路官卖旧额只有一百三十万贯，我估计在北方所得已经很多，在南方所亏很少，旧额的钱数必定大大增加。至于淮南的禁盐，有长江作为屏障，只要严密巡查，明确赏罚，官卖盐课，必定不会亏空。假使淮南在江南、荆湖通商之后，官吏懈怠，或许导致年度定额稍有亏损，那么国家用折中的粮草供给边境军队，用入中的金银充实官库，还能免除雇车运输、骚扰百姓，冒着严寒、跋涉远路。即便要从荆湖调拨运钱一万贯，从淮南运米一千石，按路程用人力运送到边远之地，那么官府的耗费、百姓的劳苦，何止多出好几倍！"皇帝下诏命吏部侍郎陈恕等人商议此事。陈恕等人上奏说："江、湖之地，向来是官府自己卖盐，禁绝私商，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靠近煮海盐的地方，即便有犯禁的人，官府得到的缗钱，也颇能补助经费。况且江、湖地区的赋税，布帛虽然多，铜钱却很少。每年买茶纳入专卖，收购铜料铸钱，用来补充粮食的运输，平抑金银价格以充实贡赋。乃至京师的支付调度，南方的供应偿还，用度的名目，实际上都要依靠盐课的钱来资助，平常的开支尚且时常不够。现在如果全部允许通商，那么必定顿时没有储备可用，又没有别的钱可以补充，盐法怎么能轻易改动？况且改变制度、更换方案，不是小事，如果不停止官盐买卖，那么私商就无法通行。假如就此停止官卖盐，那立即就损失一年的课额。况且行商谋划，必定务求十全，怎么可能江、湖官府还在卖盐，而边塞的私商肯运粮入塞？假使敢私运货物，换取官盐，起初运到江、湖，必定官盐私盐争相竞卖。既而官价高，私价低，多卖私盐，那么官盐就卖不出去；如果都按官价，那么私价就太高。公私两条路子，矛盾不断，那么官府的利益受损而私商也会陷入困境。况且不马上停止官卖而希望商人运粮入中的，是没有的事；已经运粮入中却希望课利不亏损的，也是没有的事。以前淮南通商，也在边境折价，一年之内，收入的数量很少，粮食不到一万锺，草料几乎一束都没有。近来陕西的盐法，也命令缴纳秸秆资助边境，一年之内，数量也没多少。完全没有实际效果，只有虚名。江、湖如果放开通商，淮南也必须撤除禁令。三处既有私商混杂骚扰，两浙必然官盐流失，走私渗透，无法禁止。一旦改变，江、湖首当其冲，最终紊乱，淮、浙也会相继受影响，大大损失公家储备，无法挽救边防储备，如果在今日实行，恐怕未必合适。"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个

译意见。

榷矾的制度，唐朝在晋州设置平阳院来收取利益，开成三年，度支上奏罢除，把矾山归还给州县。五代以来，创立官署设置官吏专管。宋朝的制度是：白矾产于晋州、慈州、坊州、无为军、汾州的灵石县（无为军的矾场叫昆山，从大中祥符元年以后，因为积存太多，暂时停止煮造。灵石场，至道初年废除，景德元年恢复设置，大中祥符八年又废除，那里的矾改由晋州供给。慈州的矾场，叫芥泉），绿矾产于慈州、隰州，池州的铜陵县（隰州的矾场，太祖时因地邻河东的伪政权境界，废除了。太平兴国八年，本州牙吏卜美请求招募工人建镬煮矾，缴纳官课，皇帝下诏依从了他的请求。铜陵矾场，雍熙二年废除，天禧五年恢复设置。另外汾州灵石也出产绿矾），各设官员专门管理，由镬户煮造后交纳官府。收购晋州、汾州、慈州的矾，以一百四十斤为一驮，给钱六千（给现钱三分之二，其余用茶、丝折算）。隰州的矾每驮减三十斤，给钱八百。转卖白矾的价格：晋州每驮二十一贯五百，慈州再加一贯五百，绿矾：汾州每驮二十四贯五百，慈州再加五百，隰州每驮四贯六百，都转卖给百姓。此外还有零卖的：白矾，坊州每斤八十钱，汾州一百九十二钱，无为军六十钱；绿矾，每斤七十钱。至道年间，白矾每年课额九十七万六千斤，绿矾四十万五千多斤，卖钱十七万多贯。真宗末年，白矾增加二十万一千多斤，绿矾增加二万三千多斤，卖钱增加六万九千多贯。建隆三年，下诏禁止商人私自贩卖幽州的矾，官府严加缉捕没收。此后定下法令，私贩河东、幽州的矾一两以上的，私自煮矾三斤以及盗窃官矾到十斤的，处死示众。开宝三年二月，改为私贩到十斤，私煮及盗窃满五十斤的处死，其余按情节轻重定罪。太平兴国初年，因为每年产量不足，有关部门请求严格禁令，皇帝下诏私贩境外之矾一两以上以及私煮到十斤的，都依法论处，再犯的一律流放，流放后再犯的处死。淳化元年，有关部门说："慈州的官矾积压滞销，是因为百姓多在山谷偏僻处私自煮矾，侵夺其利益，而绿矾价格便宜，不能用晋州矾的法令一律相同处理。"皇帝下诏按照私贩茶叶的罪名论处。

建隆年间，命令晋州设立制置矾务，允许商人以金帛、丝绵、茶叶及现钱折价购矾，官府用矾偿付，每年增加课利八十万贯。淳化初年，有关部门说："国家用现钱来支付矾的价钱，商人却用陈旧的茶叶折价换购，这只对豪商有利，对国家用度没有帮助。请求从今以后只用金银现钱折价换购。"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止斋陈氏说："太祖设立矾的禁榷，是为了防备契丹、北汉而设的，此后连盐、酒也都实行专卖，这并非本来的用意。"

●卷十六 征榷考三

○盐铁（矾）

仁宗时，下诏天下的茶、盐、酒税以一年的中等数额为定额，此后即使有盈余增加也不再提高定额，不得强行摊派给百姓、苛刻阻挠商旅。

天圣八年，有上书的人说："县官禁榷食盐，得利微薄而害处很大，两个盐池积存的盐堆成小山，上面长出合抱粗的树木，数量多得无法计算。请求允许通商，公平估价出售，可以宽减百姓的负担。"于是下诏废除三京、二十八军州的榷盐法，允许商贾在京城的榷货务缴纳钱或金银，到两个盐池领取盐。从此，商贾往来流通，但税课收归官府的部分却大为减少。自从元昊反叛，在西边聚集军队，用度不足，于是下诏允许商人运送其他货物入中，发给凭券用盐池的盐来偿付。因此羽毛、筋角、胶漆、钱炭、瓦木之类，一律都用盐来交换。狡猾的商人贪婪的贾人趁机贿赂官吏营私舞弊，甚至运入两根椽木，估价一千钱，给一张大凭券，可换盐二百二十斤。白白耗费了池盐，不可计数，盐价因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