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二 学校考三

译们便四散归去，考官也无所事事，如此一来，学校只不过成了游学之士寄名应考的场所，全然没有国子监研习学业的规范。平时讲席上从来没有一二十人听讲的情况。希望从今以后，凡是国子监，每逢科场敕令下达，在收纳解送考试的家状之前，必须是确实曾在本监听学满五百天的人，才允许提交申请。命本监核查文簿，确认属实，依照惯例召集京朝官出具担保，才准许应试。每十人之中，取三人予以解送。那些尚未登记为监生却想要申请补试的人，也不限定时月，可以随时提交申请、经过测试后收补入学。每天听讲的生徒，都要在授业的学官面前亲自签到。如果因私事外出，或因病告假、回家探亲，都要写具呈文请假。如果满一整年不来请假报到的，除去其名籍。"这件事下发给国子监议处，本监请示说："从今以后，测试补录的学生要听学满五百天，才允许参加解送考试；已经获得国学解送资格却在省试中落第的，只需再听学满一百天，就允许重新申请解送。此外，国子监除了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允许召集担保官出具证明后测试补录之外，八品以下直至平民的子弟，一律不予收补，因此每逢科场，常有冒充品官子孙的情况，难以详细辨别，甚至引发争讼诉讼。请仿照唐代制度，设立四门学，用来安置八品以下直至平民的子孙，补充为学生。从今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补录考试，委派学官封锁考场、糊名弥封，严格考核，选取文理略通的人，列名上报，发给凭证收补入学。其中不合格的，暂且让他们按原来的方式继续听学，等下一次再参加考试。如果三次考试都未考中，就不再享有补试资格。"皇帝准奏。四月，下诏国子监、太学以及全国州县学生，不再设定听学天数的限制，这是因为谏官余靖极力陈说此法不便的缘故。

按语：古人所说的每隔一定年限考核一次、九年才算学成，讲的是进德修业的道理。到了汉代补授博士弟子员的做法，也只要求通晓一部经书，然后才授予官职。唐代的制度也大致效仿如此。到了宋代熙宁、元丰年间设立三舍法之后，考核就不过是用浮华的文辞来测试，再用利禄前途来加以诱导。但是明经科必须通达一门经艺，考试文章必须历经三舍，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成的，所以国家虽然未曾严格法度、稽查去留，而作为士人，内心以学业未精为耻，外部又被可羡慕的仕途所吸引，其在学的时日自然不容不长久。如今庆历年间的制度，所说的修习学业，虽然有讲习听学的安排，却未曾以通晓经书作为年限的限定；所说的仕途出路，也只是拔取解送参加省试，而没有别的特殊捷径。这就是为什么科场考试结束之日，生徒便四散归去，讲官也无所事事的原因，虽然限定了听学的年限，却不能强制他们长期留下，反而以久留学校为困苦，所以不久便废止了。

庆历三年，设立四门学，以士人、庶人子弟为生员。庆历四年，判国子监王拱辰等人进言说："以京师为天下之首善，汉代太学有二百四十间房舍，一千八百多个房间，生徒三万人。唐代的学舍也有一千二百多间。如今国子监才二百来间房屋，不足以容纳求学的人，请把锡庆院改作太学。"皇帝准奏。第二年，三司进言说，改建锡庆院耗费财力太多，而且锡庆院是接待外邦使者赐宴的场所，不能缺少，于是又把太学恢复为锡庆院。

皇祐末年，任命胡瑗为国子监讲书，专门管理太学事务。几年后，晋升为天章阁侍讲，仍旧兼任学正。起初，人们并不十分信服他，于是他让已经出仕的门徒盛侨、顾临等人分别管理各项事务，又让孙觉讲解《孟子》，京城的士人才渐渐地跟从学习。有一天，他登堂讲解《易经》，声音洪亮清朗，义理阐述明白，大家这才十分佩服。然而在朝为官的人却都不喜欢他，诽谤议论纷纷而起。胡瑗不予理会，坚持

译不懈地努力，最终有所建树。到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仍旧沿用他所建立的规模而没有废弃。胡瑗在学校时，每逢公试、私试结束，掌仪就率领众学生在首善堂聚会，让人唱雅乐诗歌，直到深夜才散去。各个斋舍也各自吟诵诗歌，弹奏琴瑟的声音传到外面。胡瑗在湖州办学时，教学之法最为完备。朝廷开始筹建太学时，有关部门请求下令让湖州学校采用胡瑗的教学方法作为太学之法，至今仍被列为正式法令。

神宗熙宁元年，增加太学生员名额，庆历年间曾设置内舍生二百人，此时又增加一百人，不久诏令定额为九百人。

熙宁四年，侍御史邓绾进言说："国家治理太平已一百多年，虽然有国子监，却仅能容纳释奠祭祀所用的斋厨，而生员却没有容身之处。至于太学，从未曾营建，只是借用锡庆院的几十间廊庑，生员才三百人。请把锡庆院改作太学，同时修缮武成王庙作为右学，往上比照三代四朝胶、庠、序、学左右分设的制度，往下也不至于落后于汉唐时期生员学舍的盛况。"于是下诏将锡庆院及朝集院西侧廊庑全部用来建造四座讲书堂。诸生的斋舍、掌管事务官员的官舍略微具备，太学的房舍才勉强够用。除了主判官之外，又增设直讲一职，总共十人，大致由两人共同讲授一部经书，委托中书省选任差派，或由主判官奏请。生员分为三等：刚入学的称为外舍生，外舍生升为内舍生，内舍生升为上舍生。上舍生名额一百人，内舍生二百人，外舍生不限名额。各自依照所讲授的经书，从对应的讲官处受学，每月考核测验学业，成绩优等的上报中书省。学正、学录以及学谕，都由上舍生担任，每部经书各设二人；学问品行卓越出众的，由主判官、直讲再次担保上报中书省，经审察后，奏请授予官职。原先已有职务的，已经受官的，仍旧保留原职，等到直讲、教授有空缺时，依次序选用补任。

议学校贡举（详见《举士门》）

当初，苏颂的儿子苏嘉在太学求学，颜复曾以王莽、后周变法之事出策问，苏嘉极力论述这是错误的，结果被评为优等。苏液暗中抄写下来给曾布看，说："这些人相互唱和，诋毁当今政事。"曾布大怒，责问张琥说："您身为谏官兼判国子监，怎能容许学官与生徒诋毁时政而不加以弹劾？"于是把这事禀告了王安石。王安石大怒，于是驱逐了各位学官，任命李定、常秩共同判国子监，选用学官，凡不是执政大臣所喜欢的人一概不用。陆佃、黎宗孟、叶涛、曾肇、沈季良被选中，沈季良是王安石的妹夫；叶涛是他的侄女婿；陆佃是他的门人；曾肇是曾布的弟弟。陆佃等人晚上在王安石的书斋里接受口头讲授的经义，早上到学校去讲授，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见解。他们设立三舍法，都不过是想借机安插引用自己的党羽罢了。

熙宁八年，把王安石所作的《诗经》《尚书》《周礼义》颁布给太学。（详见《举士门》）

太学生安焘等人已经升入上舍，都特别免除解试。那些自己已经取得解送资格的，就免除礼部考试。当时三舍法尚未确立推恩定制，所以特别降下这道诏令。

仁宗时曾经设置武学，不久便中止，到此时又重新设立，随后诏令生员以一百人为名额。又设置律学，设教授四员。

公试时，考习律令的生员出义理题三道，学习断案的生员出一道，刑名案情为五到七件事。私试时，义理题两道，案例一道，刑名案情为三到五件事。

元丰二年，颁布《学令》：太学设置八十个斋舍，每斋容纳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总计二千四百人。每月举行一次私试，每年举行一次公试，用以补录内舍生；每两年举行一次舍试，用以补录上舍生。糊名封弥、誊录抄写都依照贡举的办法进行。而上舍生的考试则学官

译不参与评定考核。公试中，外舍生考入第一、第二等，并参照其平日品行学业记录的，升为内舍生；内舍生考入优、平二等，参照品行学业的，升为上舍生。上舍生分为三等：都是优等的为上等，一优一平的为中等，都是平等或者一优一劣的为下等。上等的授予官职，中等的免除礼部考试，下等的免除解试。学正名额增加到五人，学录增加到十人，学录中也参用学生来担任。

太学生虞蕃控告学官在升舍评定上有偏私不公，事情下交御史台核查，何正臣请求设立专案审理，凡涉及的言辞，即使不是虞蕃本人所说的，也都要一并追究处理。于是在全国各地追捕逮捕，历时一年多才审结此案。判国子监李季长因收受学生的竹席、陶器，被削职停官。判国子监黄履因失于察查、陈襄因接受请托，都受到降职处罚。直讲王沇之被削除官籍，太常丞余中被降低品秩，都是因为收受了贿赂。

朝廷又下诏每年赐给国子监经费到二万五千缗钱。又增加了郡县田租、房屋租金、放贷利息之类的收入，用作学校经费。

学制所进言说，国子监以"国子"命名，但实际上却从未教养过国子。于是下诏允许清要官员的亲属子弟入监成为国子生听学，名额为二百人。同时把开封府的解送名额全部归给太学，国子生的解送名额，则按太学的分数比例来分配，不超过四十人。

熙宁七年，采纳司业朱服的建议，来自四方前往礼部应试的人，即使不曾登记在太学名籍中，如果有明显过失，比如散布流言诽谤朝政的，允许监官上报，依照学规予以惩处。

按语：子产不因郑国百姓议论执政得失就毁掉乡校，是因为学校本来就是用来汇聚公论的场所。如今熙宁年间创建太学，苏嘉议论变法之事触犯了王安石，学官就一并被治罪，改用李定、常秩这类人，考试文章推崇新经义，策问时务夸赞新法。如今又设立诽谤朝政者按学规惩处的条例。那么太学的设立，就成了钳制罗织罪名的工具了，用这种方式来"统一道德"，能行得通吗？

哲宗元祐六年，岑象求等人进言说："国学设立了师生关系，却禁止学生拜见请教老师，导致学生无从请教问难。"礼部审议后，允许学生向长官、副职请教疑难，同时设立讲习训导考核课业的制度。私试既然不封锁考场，那么这天的讲说课程也不废止。

元祐七年，设置广文馆解送名额。此前，开封府的解送名额较为优厚，各地士子大多冒充京畿属县的户籍来应试。又有隶属太学不到一年、不该享有解试资格的人，也常常冒充户籍。礼部依据旧制，凡是参加国子监考试的人，先要补录成为广文馆生，才能凭凭证申请应试。于是仿效这个办法，设立广文馆生二千四百名。除了开封府原有的一百名解送名额允许直接应试外，那些原本从诸科抽取的二百名、国子监名额四十名，共计二百四十人，如今都从开封府中抽取，作为本馆的解送名额。遇到科场年，测试补录馆生，考中的人凭凭证到国子监接受核验考试。凡是应试的人，十人之中取一人，开封府的考核录取也按此比例。应试人数不满一千人的，就按比例减少录取名额，同时严禁重复参加考试。礼部进言说："国子生应享有的解送名额已有法定标准，应试人数满一百人时，就依照名额录取二十人，如果不满一百人，就与国子生混合考试一并录取，按元祐五年计算，大约五个人多一点就能解送一人。"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太学及国子生的解送，一律按当年的比例来核定录取人数。"皇帝亲政后，众大臣大多认为元祐年间所更改的学校科举制度不妥当。皇帝考虑到宣仁太后辅政功劳深厚已久，不许更改。到此时，议论此事的人越来越多。监察御史郭知章进言说："先帝设立三舍法，用年限来考核学生的实际表现，所以能进入上舍并

译考中上等的人，可以不必经过礼部考试，特别下令授予官职。要求严格而且需要长久坚持，所以能获得这种资格很难，自元丰年间以来，符合标准而被特别授官的，只有林自一人罢了。用这种方式来引导激励士人，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元祐年间的新法令，却废除了这种推恩授官的制度。应当恢复元丰年间的制度，以此推广培育人才的德政。"郭知章又请求三学中补录外舍生，依照元丰年间的法令，一年考试四次。皇帝都予以采纳。废除五路经历通礼科。太学生中考入上舍的，一律按元丰年间的制度给予推恩授官，其中上等应当授官的，每年不超过二人；免除礼部考试的，每次不超过五人；免除解试的，不超过二十人。同时按人数扣减省试解送名额，元祐年间的法令一律不再使用。至于三舍升补等各项制度，一律恢复推行旧有的规定。如果确实需要增减调整的，就分条列出上奏。

绍圣元年，国子监上奏请求废除广文馆的解送制度，其名额本来是从开封府、诸科和国子监中抽取的，如今全部归还原处。凡是学生从外地前来核对假期、以及新补录尚未安排入学的，暂且附于国子监另设专号考试，只进行一次。

诏令五路礼部的奏名名额，十分之三分配给开封府和国子监，各路进士总共录取十分之二，五路合计录取十分之五，剩下十分之五由国子监自行录取。废除《春秋》科。

元符元年，诏令允许有官职的人担任国子生，名额不超过四十人。凡是考试，优先录取《周礼》《仪礼》的考生，这两经允许占全部名额的一半，另一半分配给其他经书。恢复设置《春秋》博士，崇宁年间又将其废除。

徽宗崇宁元年，命将作少监李诫，就在城南门外相地营建外学，这就是辟雍。蔡京又上奏说："古代国家的内外都设有学校，周代的成均设在国都之中，而党庠、遂序则设在国都之外。臣亲自领受圣上的诏令，全国都兴办学校、贡举士人，于是在国都南面建外学来接纳他们，等到他们的品行学业达到标准后，再升入太学。这一圣意，完全与古制相符。现在把应当施行的事宜上奏：太学专门安置上舍生、内舍生，而外学则安置外舍生。太学上舍生原定名额一百人，内舍生二百人，如今贡举来的士人云集，希望把上舍生增加到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外舍生三千人。外学设置四座讲堂、一百间斋舍，每斋分列五间房，一斋可容纳三十人。士人刚被贡举到来时，都进入外学，经过考试补录进入上舍、内舍后，才能进入太学。太学的外舍生，也命令迁出居住到外学。等到学业有成再上奏施行。相关的敕令、法规、格式，一律沿用太学现行的制度。国子祭酒总管学务。外学的官员编制，司业、丞各设一人，稍微减少太学博士、学正、学录的名额归入外学，同时增加博士为十人，学正、学录为五人，充任学谕的学士十人，直学二人。等贡举的士人到来后再任命。"设置诸王宫大学、小学教授，建立考核选拔的制度。

诏令选拔士人一律通过学校、三舍法进行，废除科举法（详见《举士门》）。

内侍刘公度、郑禄在国学中修习学业，文章还算粗通可取，特别减免其磨勘年限以示嘉奖。

命令，如果学生实际上没有正当疑问却擅自求见师长，借机干求请托的，用学规按最重的等级来处罚。凡是奉祠及在职官员因解官或等待补缺的，都允许进入内学、外学修习。荫补入官的子弟不受州籍限制，随其寄居之处入学，同时另设斋舍居住，另编专号进行考试。曾经升补为三舍生、后来因献纳资助而得官的人，其入学资格比照荫补子弟的办法处理。

大观三年，提举淮东常平徐畈进言说："荫补入官的人须在学校登记满一年，且不曾犯上述三等处罚，才允许参加铨试；如果曾经两次考试都列入等第，就可

译以免除铨试。公试、私试中曾经获得第一名的，比照铨试的推恩标准处理。"皇帝准奏。

政和七年，有大臣进言说："进士当中符合铨选标准的人，每一百人当中能够获得优待恩例注授官职的不过五到七人，去年考中、上二等的名额都空缺无人录取。如今按照在学国子生考试的标准，运用到铨选之法中，五年就能使上、二等获得优待恩例的人达到二百四十人，免试的人数还不算在内。这样一来，荫补而入学的人，反而比屡次应试及第的人优厚。"皇帝下诏，对在学中曾经考取过魁首一次的人，仍旧按照旧例给予优待，其余的只允许免试注授官职。

钦宗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进言说："王安石著书立说提出邪说，用来蒙蔽学者的耳目，使蔡京这一党人得以轻率浪费、奢侈无度地奉承皇上，几乎危害了国家社稷。请求追夺王安石的王爵封号，毁去他配享孔庙的塑像，使邪说淫辞不能再迷惑学者。"皇帝下诏："王安石从祀于孔子庙庭的位置，由礼部改在郑康成之下。"

御史中丞陈过庭进言说："《五经》的义理精微，各家因此产生不同见解，这是难以避免的。把自己认为对的当作正统，把自己认为不对的斥为邪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偏颇的重大错误。此前把苏轼的学说指斥为邪学而加以严禁，如今已经放松了这项禁令，允许采纳其中的优长之处加以运用，这实在是通达的见解。祭酒杨时矫枉过正，又诋毁王安石的学说为邪说，这也是不对的。众多学生习惯运用王安石的学说，聚众见到杨时就加以诋毁辱骂，杨时回避不敢露面，才得以散去。斋舍中的学生又相互结党，分为王学、苏学两派，甚至互相追逐攻击，附和跟从的人纷纷不断。凡是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恰恰足以证明杨时不能使众人心服。"皇帝下诏罢免杨时兼任的祭酒之职。

正言崔鶠进言说："近来下诏让谏臣直言得失，来寻求真正正确的做法，陛下求治的心情十分迫切。然而几千年来，王公卿相以及身居要职的人，都出自蔡京门下，那又哪里能有真正正确的见解上达陛下呢？况且举冯澥所上的言论说：'士人没有不同的议论，正是太学兴盛的表现。'这是奸邪的言论啊。当年王安石排斥异己，像韩琦、司马光这样的名臣都因持不同意见而被驱逐，而他所著的《三经新义》，士子中尊崇它的人得以做官，不采用它的人则被黜落，于是天下人望风顺从，没有一个人敢有异议了。国势因此逐渐衰败以至于大乱，这正是没有不同意见的祸患啊，怎么还敢用这种话来蛊惑人心呢？他又说：'崇宁年间以来，博士们各自偏袒自己的党派，所以言论都有偏颇分歧，附和王安石学说的就诋毁元祐年间的文章，附和元祐学说的就讥讽王安石的说法。'这更是欺骗蒙蔽的说法了。这个时候，士大夫哪里还敢公然学习元祐之说、诋毁王安石的呢？自从蔡京这个奸贼当权用事以来，借助学校法度来钳制士人，就如同用军法来胁迫士卒一样，大小官员相互制约，内外相互牵制，一旦有不同意见，学官也都会因此被罢黜。这还不仅仅是钳制学校罢了，恐怕是担心有不同意见就会揭露自己的过失，暴露出来罢了。这样的情形下，又哪里有博士先生敢稍微讥讽诋毁王安石学说的呢？前几日博士的讲解记录都还在，拿来复查核对，就能看出其中真伪虚实了。至于像苏轼、黄庭坚的文集，范镇……

译沈括的《杂说》，有的记录祖宗的典故，有的记载名臣的言论，（有人）担心它会照见自己的罪过，于是一概加以禁绝收缴，用严刑重赏使人不敢私藏，那么这种禁绝也已经到了极点了，可是元〇又怎能与王氏两家并存呢？其欺骗蒙蔽也实在太过分了。”

译律学：熙宁六年，设置教授四员，凡是有官职的和普通学子都可以自己申请入学，举人则须有两名命官作保、证明其平素品行。先入学听讲，然後才参加考试补录。学习断案的，考试时出一道案例；学习律令的，考试出五道大义题。每月举行一次公试，三次私试。

所需用的古今刑法典籍，允许向所属官署索取。凡朝廷新颁布的条令，刑部要注明日期发送给律学。

算学：崇宁三年设立。其课业以《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假设疑难数目为算题，同时兼习《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邱建算经》《夏侯阳算经》等算法，并以历算、三式、天文之书作为本科。本科之外，学生兼修一部小经，愿意兼修大经的也听其自便。公试、私试、三舍升补之法大略与太学相同。上舍生分三等推恩授官，依次授予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

洪迈《容斋随笔》说："大观年间，设立算学，仿照学校的制度。大观三年三月，下诏尊文宣王（孔子）为先师，以兖国公、邹国公、荆国公三人配享，十哲从祀，并且将历代以来著名的算数之人的画像列於两廊，加封他们五等爵位。於是中书舍人张邦昌确定了这些人的名单：风后、大桡、隶首、容成、箕子、商高、常仆、鬼臾区、巫咸九人封为公；史苏、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邱、史赵、史墨、裨灶、荣方、甘德、石申、鲜于妄人、耿寿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张衡、周兴、单飏、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业、萧吉、临孝恭、张胄玄、王朴共二十八人封为伯；邓平、刘洪、管辂、赵达、祖冲之、殷绍、信都芳、许遵、耿询、刘焯、刘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昙罗、李淳风、王希明、李鼎祚、边冈、郎顗、襄楷共二十人封为子；司马季主、洛下闳、严君平、刘徽、姜岌、张邱建、夏侯阳、甄鸾、卢太翼九人封为男。考察这份名单所罗列的人物，确实有些人在传记中并无记载，而且爵位高下的等级划分，也颇为荒谬失当。比如司马季主、严君平仅封男爵，鲜于妄人与洛下闳共同制定《太初历》，而鲜于妄人却封伯爵，洛下闳只封男爵，尤其可笑。这一年十一月，又改为尊奉黄帝为先师。"

书学：篆、隶、草三种字体，以及《说文解字》《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部书，同时兼通《论语》《孟子》的义理，愿意兼修大经的也听其自便。三舍试补、升降的办法大致与算学相同，推恩授官时比算学降低一等。

画学：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几科。以《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为教材。《说文解字》要求学生能篆写文字，标注音训；其馀各书都设问答，通过学生对义理的解释，来考察其能否通晓画意。同时分设士流、杂流两类，分别以不同的斋舍安置。士流兼习一部大经、一部小经，杂流则诵读小经或研读法律。考核画作的等级，以不模仿前人、而所画之物的情态形色皆自然逼真、笔法气韵高妙简练为上等。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授官的办法大致与书学相同。只是杂流授官，止步於三班借职以下三个等级。

医学：起初隶属太常寺，神宗时设置提举判局，才不再隶属太常寺。也设教授一员，由翰林医官以下的人以及上等学生和在外的良医担任。学生通常在春季考试，招收三百人为定额，太学、武学、律学的学生若愿意参加也听其自便。仿照三学（太学、武学、律学）的制度，设立三舍法，分为三科教授学生，即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科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病源》《千金翼方》为小经。考察升补等级的办法大致与其他各学相同，选拔成绩最优者授予尚药医师以下的医官职位，其馀各按等级补官，担任本学的博士、正、录以及外州的医学教授。

小学（见《童科门》）

高宗建炎初

译年，下诏在皇帝驻跸之处设立国子监，设博士两员，以随驾的士人三十六人为监生。

国子监的生员都是官宦子弟。按旧制，行在职事官的同姓缌麻亲属、州县官的大功亲属，允许经考试补录入学，每三年科场考试录取三人取一，如果没有补录中，则七人取一。然而太学生都可以依据公试、私试累积考核评定分数而升舍，只有国子监生因为要避父兄之嫌，只是名义上寄籍而已，必须等父兄外调，才能转入太学而得以升舍。

绍兴八年，叶林上书说："西汉被大盗（王莽）篡夺，天下已非汉室所有，光武帝从河朔起兵，五年就建立了太学。西晋亡於狂暴的胡人，天下已非晋室所有，元帝在江左兴起，一年就建立了太学。光武帝当时天下十分之中占有四分，元帝当时天下十分之中占有两分，然而这两位君主都急於推行教化培养人才，未曾以恢复中原为借口，也未曾以军饷不足为托辞。我宋朝以儒学立国，将近二百年，美好的典范、宏大的规制，不是汉、晋能相比的。""如今中兴的国运驻跸於东南，各官署机构大致已经经营完备，如果兴建太学，即便官吏、生徒姑且供养五百人，所费也不过是陛下一位观察使一个月的俸禄。希望陛下与大臣商议，向宿学之士咨询，尽快恢复这一盛典以昌明文治。"然而朝臣都说："如果仿照元丰年间的规制，则军粮尚且来不及供应，国力反而削弱，这不合礼制，请从容再议。"

绍兴十三年，才开始兴建太学，设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供养士人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一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凡各地居住在本籍地方学满一年，经三次考试合格，且未曾触犯第三等以上处罚，或者虽未在学居住、但曾两次参加释奠礼及在乡饮酒礼中按年齿列位的，允许申请充任弟子员。这一年秋季开始招补，前来应试的有五千人。此後春、秋两季都招补。三舍旧法共四百一十条，绍兴年间重新修订，比元丰年间更加严密。各斋斋长每月记录学生的品行与学业於簿籍中（"行"指遵循师教、不违规矩，"艺"指治经的功课），每季末评定可入选者，先由学谕考核（仲月以後入学的，改到下一季考核），十天後由学录考核，二十天後由学正考核，三十天後由博士考核，四十天後由长贰（祭酒、司业）考核，年终予以核定（三经的季选按此核定，到升补之日，延展一季）。外舍生取一百人、内舍生取三十人登记入籍（如果某舍达到核定标准的生员不满原定名额，就按分数高低录取）。内舍生再分优、平两等，在次年六月以前上奏朝廷。凡补内舍生附於公试，以外舍生中考在上二等的一同参与考选，与簿籍参照核定，如果簿籍内被选中的人，则依照缺额升补（缺额多而应试人少的，以应试人数为标准，所取不得超过一成五；上舍生依此办理，不得超过三成。如果簿籍尚未编成，其应升补的年月，听凭以考试中式之日为起算之始。即使考试列入上二等而考选未能入选的，等候一年後再补）。私试列入三等以及未曾触犯三等以上处罚的，或者虽经预选而考试未列入上二等的，等候再试；列入三等以上的，听候补录。凡补上舍生，以某年九月五日锁院考试（遇发解年，等发解试考完後，另立一甲附试），考校合格者，分优、平两等上奏，由长贰共同拆封唱名。学官入院时依据所奏的品行学业参照核定：两项都是优等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两项都是平等或一优一否为下（"否"是指已经历三季以上选录、或考核未能上报朝廷，而考试却列入优等，以及虽有优等的核定而考试未能入等的）。登记入籍後，将姓名一并上奏。上等的授予官职，中等的免除省试，下等的免除解试。中、下等升补满一年的，一并申报尚书礼部（如果下等本应免解，以及已经免解而再次符合免解条件的，就一并免省；如果不合免解条件的，允许再试，考入优等则升等）。

王〇奂任临安知府，清查百姓侵占的

译白地钱，每年收入十二万缗有馀，作为太学供养士人的费用。

绍兴十八年，下诏规定太学在籍的外舍生，如果入学已满五年而未曾参加核定，也未曾申请获得国学解额，或者未曾在公试中入等，自绍兴十九年起，年终予以检查除籍，免除申请本州公据的手续，只需找本学两名生员作保便可再次补录。此後每年年终，都依此办理检查。

权礼部侍郎陈诚之说："国子监设立的名额不能算不宽广，然而却有等候空缺的士人，我曾经了解过其中的原因。京师距离四方极为遥远，若非亲自在太学求学的人，不能应试，他们请假归乡探亲，便就地参加乡试，所以名额常有空馀。如今京师这个首善之地，江、浙一带的士人来往方便，一旦补中外舍，就不会有请假逾期未回而被除籍的人，所以未曾有出现空缺，後来的士人又拿什麽办法来等候补入呢？据国子监核查，往年京师太学外舍生以二千人为额，从来未曾满额。这是因为四方士人请假归乡，路途遥远，往往就地参加乡试；又依照旧法，有的经三次考试而未能升补，有的两次考试中曾触犯规矩受罚，本有除籍的规定，所以名额空缺得以流转不塞。如今太学现在以一千人为额，而江、浙一带的士人往来既没有请假逾期除籍的顾虑，就得以故意规避考核、长期占据学籍，使有关部门补试无法正常进行，妨碍了後来求学之人。"因此才有了这道诏令。

按语：自崇宁、大观以来，三舍法已经十分完备，议论的人批评它开辟了一条捷径，助长了钻营奔竞的风气。然而看这份奏疏，就可知道当时还有人请假归乡、再去参加乡试录取的。按照後来的法度，从资历声望而言，太学舍选比乡举尊贵；从名额而言，太学舍选比乡举优厚；从来没有太学生反而退而求其次去参加乡举的。不仅是朝廷没有这样的制度，士人本身也绝不肯舍尊贵而就卑下、舍优厚而就狭窄的名额。

绍兴二十七年，下诏自此以後在春季放榜招补，遇省试之年就改在孟夏（四月），并定为永久制度。

孝宗隆兴元年，开始改为三年一次招补。

太学遇朝廷推恩赦免时，旧例没有免解的规定，孝宗开始创立此例，从此成为定例，省试名额因此增加数十人。

乾道二年下诏：凡下达省试及曾经请举参加招补的人，若太学遇有省试名额空缺，予以收补，但名额之外不再增加。在朝担任清要官职的，允许荫其期亲子弟作待补国子生，另立名号加以考校。如果太学生遇到有期亲担任清要官，或者是国子生，不参与核定升补及外补差遣职事，只能参加公试、私试，遇科举考试则与其他人混合考试。旧例公试、私试都由学官主持，自淳熙年间以後，公试仍锁院考试，由朝廷降敕另外派官主持，学官不再参与其事。

太学补录弟子员，按旧例，每三年科举考试之後，朝廷派官锁院，凡四方举人都可以前来应试，录取合格者补入太学，称为"混补"。淳熙年间以後，朝议因应试者太多，想加以限制，於是设立了待补法：各路漕司及州、军，都以发解试终场应试人数为准，每一百人取六人允许赴京参加补试，一般在开院後十天张榜公布。然而远方士人大多不能前来应试，就有被他人取得其公据冒名顶替的，弊端愈发严重。庆元年间於是废除了这一制度。嘉泰二年，又恢复混补，应试者多达三万零七十馀人，分六场、十八天进行考试。

嘉泰三年，黄伦以"两优"资格释褐（授官），自绍兴年间建立太学以来，到此时才第一次出现"两优"，援用崇宁年间的恩例，授予承务郎、国子录之职。

《朝野杂记》记载："按旧制，太学上舍生若平时累积核定已达优等、而舍试又考入优等的，就在化原堂举行释褐礼，称为释褐状元，照例补授承事郎、太学正录之职。淳熙初年，郑鉴（字自明）由此途径入仕，不到四年就升任著作郎，外补郡官。郑自明多次上言议事，皇上起初很喜欢他，时间一长便

译渐渐厌烦了他。淳熙六年，刘尧夫（字纯叟）又以两优释褐授国子正之职。当时王仲行任兵部尚书，上奏说：『如今两优释褐，初授便是京官品秩，随即授予学官之职，比起状元、制科出身的恩数还要优厚，於情理不合，请先授以外任之职。』当时知滁州张商卿也说：『如今中、上舍生一旦担任学官，不出几年便可升任监司、郡守，可是狱讼、财赋一类事务并非他们平素所熟习，怎能保证他们不出差错，请先授以职官之职。』皇上认为有理。这年十月丙申，下诏改照殿试第二名的恩例授官。"

光宗绍熙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求恢复混补法以招揽更多士人。皇帝下诏令两省、台谏商议可否。於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人联合上奏说："臣等恭奉诏书，讨论混补之法，这实在是关乎根本的议论。若稍稍效法古制而论，我朝崇尚儒学、右重文治，历代先帝一脉相承，从京师到地方郡县，都设有学校，庆历以後，文物制度灿然可观，几乎与三代之治同风。到了崇宁、大观年间，创立推行三舍法，确实颇得古代乡党学校的遗意。所以当时求学的人大都略知检点约束自己，若非穿戴冠带便不敢在道路上行走，遇到乡里的长者以及学校的职事人员，就恭敬地退避，风俗确实淳美。但其弊端在於专攻经义，崇尚老、庄之学，废黜《春秋》，断绝史学。又废除科举，使得贫寒的士人求进无其他途径，於情理都有所违背。不久便被废止改革。国祚中兴以後，才在临安建立太学，在各郡推行贡举。然而奔竞钻营的风气反而更盛，忠信的风俗却渐渐衰微，士人的荣辱升沉，都不再取决於学校，至於德行道艺，也只凭糊名考试来决定，士人只求雕琢文辞，再无进德修业之志，把学校视同旅舍，把师长视同路人，季考月书都成了一纸空文。臣等恳请远稽古制，近酌时宜，不烦劳朝廷增设官职，不劳烦有关部门增加费用，只须重视教官的选拔，同时假予郡守以推行之权，仿照三舍法以培育人才，借科举大比之机而选拔士人，考核终场应试人数，确定应贡之名额，约定在次年，在太学参加考试。这样庶几能使士人修养实际德行，不再从事虚浮文辞，渐渐恢复淳朴的风气，有助於大化的推行，既能得三舍法之利，而无三舍法之弊。至於各州教养、课试、升贡的具体办法，请交下有关部门拟定条例上奏。"倪思的建议於是被搁置。当时朱熹的门人有人问三舍法怎样，朱熹说："这没有从根本上去理解。如果太学没有非分的恩泽，又在乡试名额狭窄的地方增加名额，那麽人们自然会安於在乡里求学了。"

朱子在《学校贡举私议》中说："学校必须选拔确实有道德的人担任学官，以招徕真正治学的士人，同时裁减解额和舍选中过滥的恩例，以堵塞利益诱惑的途径。因为古代的太学，主要在於教育人，进而顺带选拔人才，所以来求学的士人是为求道义而不是为求利益。姑且以本朝的事情来说，比如李ㄔ所记载的元祐年间侍讲吕希哲的话说：『仁宗年间，太学的法度宽简，国子监的先生必定要选拔天下确实贤能、真正可以为人师表的人，在其中又选拔尤其贤能的，如胡翼之（胡瑗）一类人，让他们专门负责教导规矩之事。所以在那个时候，天下的士人不远万里前来乐於拜其为师，游学於太学的人真正为的是学习道义技艺，称为弟子的人也发自内心地悦服。』这大概还残留有古代法度的遗意。熙宁年间以来，这种法度逐渐败坏，所谓太学，只不过成了追求名声利禄的场所，而主持教学之事的人，不过是选取那些擅长写科举文章、曾在科场中获取过功名的人罢了。有志於义理之学的士人既然对太学无所求，那些争相前来入学的人，不过是图解额之滥、舍选之私罢了。师生之间相视漠然如同路人，即便偶尔交谈，也未曾以德行道艺的实际内容去开导，而月书季考，又只能助长他们贪图利益、苟且求得、冒昧无耻的心态，这实在不是国家设立学校教育人才的本意

译。要革除这一弊病，不如完全遵照仁宗的制度，选拔有道德可以为人师表的人担任学官，并使其长久任职，让他们讲明道艺以教诲学生，同时大力削减过滥的解额而归还给各州，废除舍选之法，而让担任教师的人考察各州所推荐的德行之士以及学生中的贤能者，特别加以任命，那麽太学的教育就不会流於虚设，而那些心怀私利、争相钻营的人，自然就无从而来了。如此一来，待补之法固然可以废除，而混补者也必须让他们与各州科举在同一天引试，那麽那些有乡举可以指望的人自然就不会再来，也就不必担心考生过於纷杂冗滥了。至於录取人数，也应当严格限定名额，并允许补中的人从名额中挑取靠前的几分，特别赴省试，这样那些放弃乡举而来应补的人，也不算太过失职了。至於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一类的做法，也应当大力削减分数，严格设立告发奖赏之法，以杜绝其中的冒滥行为。各州的教官，也应当以有德行的人担任，并责成他们切实履行教导之责，那麽州县的学校，也才能渐渐懂得义理的教化，而不只是研习科举之学了。"宁宗庆元二年，因国子监学生员额中冒滥作假的现象很多，规定：从此以後，只有职事官的期亲、州县官的子孙才能应试补录。凡是国子监、太学学生都发给绫牒。如果告假在外，遇到科举考试则在曹司处应试。嘉定七年，祭酒请求把外舍生考核分数达到五分或六分且是其中最优的一人，与次年一并升补内舍。此後两年，家某（原文残缺，疑为人名）开始以外舍优等身份升补。此後每年都以此为定例。

宗学：绍兴十四年在临安建立，学生以一百人为定额：太学生五十人，小学生四十人，职事人员各五人。设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在学的都是南宫、北宅（宗室居所）的子孙，若是亲贤宅的近支宗亲，则另外选拔馆阁之职的人担任教授。

宁宗嘉定九年，下诏将诸王宫学改设为宗学，参照本朝的典章旧例，仍旧隶属於宗正寺，把宫教授改称为博士、宗谕。

叶适论学校说："什麽叫做京师之学？就是有考核之法而用利益去引诱天下士人。三代、两汉儒者，谈论学校之法已经十分完备，都是人所熟知的，不再赘述。至於东汉的太学，倒确实办得很好。唐朝初年也还称得上美观可观。本朝起初议论建立太学，很久都未能建成，直到王安石才最终建成，然而没过多久就爆发了大狱。崇宁、大观年间以才俊闻名於学界的人，很快就成为大官，而宣和、靖康年间那些误国之臣，大都是当年学校中的名士。等到太学诸生伏阙叩鼓请求起用李纲，天下人或许认为这是忠义之气的表现，可是朝廷却认为倡乱鼓动众人的，没有比太学之士更甚的了。等到秦桧任宰相，就极力使诸生变得没有廉耻以谄媚自己，用些许小利来引诱他们，暗中借以堵塞进言之路。士人从此靡然成风，纷纷献上颂词、上表祝贺，希望得到恩泽，一旦有所不及，就谤议纷纷，因此到了如今，太学的弊病尤其严重，竟成了姑息养奸之地。端正道义、阐明大道，这样的准则本应用来律己、用来教化他人，最应当如此的莫过於天子所设的学校，可如今却为何弄到这个地步？大概是因为原本立法，使月书季考、核定分数的些微差别，成为决定终身利害的关键，而在此之外又用势利去招徕士人，这样落到如此地步，也就不足为怪了。什麽叫做州县之学？就是没有考核之法，只是聚在一起吃闲饭罢了。当年崇宁、政和年间，也曾考核州县学校如同考核太学一样，使士人进身都由此途径，并废除科举，这个法度未必不好，可是执行这一法度的人，都是天下平庸之辈，所以不久便废止了。如今州县设有学校，房舍、廪食供给无所不备，设置官员、延请教师，其规模远远超过汉、唐，只是因为没有加以考核而只是白白聚食，於是士人中真正杰出的，反而不愿

译入学。州县设立学校，先王遗留的一点意思才幸而得以复见，本意是要造就士人、使之杰出，可那些真正杰出的人反而不愿入学，这难道不是法度有所偏颇、讲求得不够透彻的缘故吗？如今应当稍稍看重太学，改变其陈旧的积习，不要用利益去引诱，选拔当世的大儒使之长久任职，彼此以师友之道相处讲习，使学问的源流有所本，那些真正卓然成德的人，朝廷授以官职任用，也就不难了。而州县的学校，应当让他们考核上报给监司，再上报礼部，最终呈达天子，那些真正卓然成德的人，有的可以升入太学，有的可以直接授官。这样人人都知道要经由学校求进，科举的陋习才能逐渐洗涤除去；学问有了根本的统绪，古人的文章典章制度也才不至於湮没失传。像这一类的事，只须更改法度、订立制度，在朝廷来说并不是有什麽困难的，只是自己以为做不到罢了。虽说如此，治国之道若不加以阐明，其纲纪法度若不一一揭示纠正，那麽自然会觉得有做不到的地方；如果陛下能一一揭示而加以纠正，那麽像这一类的事，即便想不去做，也是做不到的了。"

东莱吕氏（吕祖谦）说："先王的制度，虽然自秦、汉以来都已废弛败坏，然而其他像礼乐法度这类东西，还可以根据其影子推知其原形，根据枝叶可以寻得其本根；唯独学校一事，几乎与先王之制完全背道而驰，已经无法再考求了。且比如礼，後世所流传的固然已非先王之旧制，比如射礼、飨礼、宗庙之礼、明堂之礼，虽然辗转流传夹杂了许多讹误，可是有见识的人还是能够看出其大概；再比如乐，像《韶乐》《文始》《五行》之舞，已经完全不是旧貌，然而懂得音律的人还是可以据此推寻，恢复先王六律五音的旧制；再比如官名，後世到了体统断绝的地步，可是从上临下、以大统小、左右相互监察、彼此相互参照的原则，依此推求还是可以追溯到先王的旧制。唯独学校这一制度，与古制大不相同。以上这几样虽说是流传中出现了差错，但终究还是学校流传下来的，只是学校不仅仅是流传有差错，而是与先王之学完全背道而驰。比如唐、虞、三代设立教化，与後世的学校制度大不相同，只举学官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在舜的时代，命夔掌管乐事、教育贵族子弟；在周代，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以此来治理建国的学政，并聚合全国的子弟前来受教。为什麽这样呢？都是因为掌管乐事的官员来掌管教化，因为乐教有一种从容涵养、鼓舞感化的作用，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这不仅仅是设立一个官职衙门那麽简单。自秦、汉以後，就错误地把学校当作一个官署机构来看待，所以与唐、虞、三代的宗旨自然就不同了，虽然足以美化人的外表形迹，却不足以感化人的内心，虽然法度制度一应俱全，可也不过是用法制相临驭而已，全然没有深入人心的道理。大概教化与政事本是两回事，後世误认为一事，便把教化当作政事来看待了。像後世的学校，是完全不可以效法的。大体上说，因枝叶可以推知本根，如今只应当去考察三代设立教化、任命学官、教养人才的用意。再比如《周礼》这部书，设立官职、设立教化的目的是为了便利百姓，像师氏、保氏、大司乐、大胥、小胥这一类官职，他们所教的不过是国子（贵族子弟），然而当时所谓的乡、遂之制是用来兴举贤能之士的，在周代三百六十种官职中，却并不见有专门设立教化之官，虽然州序、党遂之制大略可见於《周礼》，然而却始终未见明文说明这州序是由何人掌管，其法度又是如何。只须看这一点，也是求学的人所应当深思的。再说周公设立官职，下至於射猎鸟类这样极其细微琐屑的事情，尚且都详细记载，难道对於兴举贤能这样关乎国家的大教化之事反而没有明文记载？其他大纲小纪，表里都如此详备。求学的人必须要体会先王的用意，只因为它不是一个官署衙门。凡是隶属於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之下的，都是法度所寄托之处，唯独学校之官，不隶属於六官，不是文书往来、期会考核之类的事务。其上者三公论道，不见记载於典籍；其下者学官设教，不隶属於六官，因为这两者都是

译事关重大，不是一般官署所能统辖的。唯独国子是世袭禄位的官宦子弟，很少能自觉遵循礼法，容易以骄纵荡逸损害德行，实在有违天道，不能不设官加以教养。然而所以教养他们的用意，上比三公论道，事关重大，都不是一般文书期会的官署所能统辖的。要真正理解先王的用意，虽然学校不属於六官所统辖，可是设立教化的道理，从来没有只有理而无事、只有体而无用的，本末始终也都自有体现，只是不在官联、官属的编制之中罢了。舜的时代，除了国子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专门掌管教化的官职，然而『那些顽劣不化、进谗言的人，如果不遵循时宜，就用明察来彰显他们的过错，用鞭笞来警戒记取，用文字书写以示惩戒，希望使他们能够共同得到教化而生存下去。乐官以进言的方式劝谏，随时予以疏导。』这样的教化已经十分完备了。到了周代，学官虽然不隶属於某一固定官职，然而『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隔年进行一次考核。第一年考察学生分析经义、辨明志向的情况；第三年考察学生是否能敬勉学业、乐於与同学相处；第五年考察学生是否能广博地学习、亲近师长；第七年考察学生能否论辩学问、择友而交，这称为小成；到第九年，学生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坚定己志而不违背师教，这称为大成。』这一整套教化制度始终完备。至於那些不服从教化的人，就把他们驱逐到边远之地，终身不许其列入士人之列，这又可见其体用本末之无穷。总的来说，学校的大意，在唐、虞、三代以前是不把它当作一个官署衙门来看待的，秦、汉以後却把它当作一个官署衙门来看待了，所以後世的学校已无法追溯先王之制，若要求索，只须求之於唐、虞、三代就够了，秦、汉以後的事就应当搁置不必再看了。如今详加编录的，正是要体会这层用意。大体说来，看後世秦、汉这一段，就是错误地把教化当作政事，完全背离了先王之意。自秦至五代，喜好文治的君主，时常能够举办学校，比如汉武帝表彰六经、兴办太学，这不值一提；比如光武帝为诸生放下武器讲论经义，初见三公，也不值一提；比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想要改变戎狄的旧俗，也不值一提；比如唐太宗贞观初年，功业已成、天下大治，将要用文饰来装点治具，扩建学舍一千二百区，游学的人多达八千馀人，也不值一提。这些做法都不过是要铺张显设、装点门面以求美观罢了。唯独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国家、偏僻简陋的地方，遇到刚正贤明的君主，他们即便把学校看得如同破鞋断木一样不值一提，可是仍然有不能自已的地方，这正是因为看到了义理存於人心、不能自已之处。如今求学的人，大多去看汉武帝、光武帝、北魏孝文帝、唐太宗的所作所为，却不知道他们的用心内外并不相同，那不过是文饰治国的工具而已，距离唐、虞、三代的学校已经相去甚远了。至於那些动荡的时代、刚武的君主、偏僻窘迫的国家，本来就没有闲暇考虑这些事，比如南北朝时期，虽然是草创局面，似乎不值一提，可是那时候的教化并非只是装点门面，自有一种不能自已的用心，这与唐、虞、三代学校的距离反而没有那麽远。可惜没有大儒巨匠来加以阐发。这方面求学的人须要深入考察，其他制度也应一一加以考究，这样自然可以看出学校制度得失的原因，三代以上设立教化、任命学官所依据的至理精义，也应当深入考察。"

●卷四十三 学校考四

○祠祭褒赠先圣先师录後

《礼记·文王世子》说："凡是学校，在春季官员要在先师处举行释奠礼，秋、冬两季也是如此（"官"指礼、乐、诗、书之官。《周礼》说：『凡是有道之人、有德之人，都让他们负责教化，去世之後就尊为乐祖，在瞽宗祭祀他们。』这里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