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钱币考一

译暖，吃到嘴里也不能增添饱腹，先王用它们来掌管财物，来治理民事，从而使天下平定，因此称它为"衡"。所谓"衡"，就是使物价有高有低，不能长期一致（如果五谷与万物价格相当，那么百姓就得不到利益。所以设立上中下三等货币，实行调节轻重的方法，使物价有高有低，才能把权衡制约的利益都归于朝廷）。

周朝的制度，用商业来流通货物，用买卖来交换物品。太公又设立九府圜法（《周官》中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都是掌管财物货币的官员，所以称为九府。圜，是说均衡而流通）。黄金一寸见方而重一斤；钱币外圆内方（外面圆形而中间孔为方形），轻重以铢来计量（黄金以斤为计量单位，钱以铢为计量单位）；布帛宽二尺二寸为一幅，长四丈为一疋。所以说货物以金为宝，以刀为利，以泉来流通（在泉这种货币中流通），以布来分布（分布于百姓之中），以帛来聚集（束，是聚集的意思）。《周官 司市》说：国家遇到凶年灾荒、瘟疫死丧，市场就不收赋税而铸造发行钱币（凶年物价昂贵，设置钱币来使百姓富足）。

夹漈郑氏说："称之为泉，是说它的形状；称之为金，是说它的质地；称之为刀，是说它的器形；称之为货、称之为布，是说它的用途。古文'钱'字写作'泉'，是说它的形状像泉水，文字一变而成为刀的器形，再变而成为圜法（就是太公所创制的）。自从圜法流通于世间，百姓确实感到便利，所以泉和刀就都废弃不用了。后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看古钱它的形状就是篆书'泉'字的样子，后世改用'钱'字，所以'泉'字就被借用为泉水的'泉'，其实'泉'字的篆文下半部并不从'水'。前代儒者不明白事情的本末，因而说流通于泉、分布于布、以金为宝、以刀为利，这些都是牵强附会的说法。"

外府掌管国家布币的收支，用来供给各种物品，以备国家的开支。凡是有法度规定的（布，就是泉。有法，是指百官的公共开支），供给天子以及王后、世子衣服所用的费用。凡是祭祀、宾客、丧事、会盟、军旅之事，供给所需的财物钱币，以及馈赠赐予的财物（赍，是指途中所用的费用）。凡是国家的各种小项开支都由此供给。每年年终就核算账目，只有天子和王后所用的服饰不列入核算。

泉府掌管征收市场的税钱，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那些滞积不能流通于民用的货物，按照它们的价格登记造册，以备不时之需前来购买的人使用。购买者各自依据原来的价格购买，都邑、边鄙地区依照其主管者定价，国人、郊人依照其有关官吏定价，然后卖给他们（抵，就是原来的价格。主，是指分别治理的大夫。郑玄说："抵，是本的意思。本是指所属的官吏，主、有司就是这个意思。"）。凡是赊欠的，祭祀所用的不超过十天，丧事所用的不超过三个月。凡是百姓借贷的，与有关的官吏商议后再借给他们，按照国家规定的服事之税作为利息（郑司农说："按照他们所买的货物在本国所出产的东西作为利息。假如那个国家出产丝絮，就用丝絮偿还；出产麻布、葛布，就用麻布、葛布偿还。"郑玄说："按照他们在国事上应缴纳的赋税作为利息。因公事而受领园廛之田、借贷一万钱的，那么规定要出息钱五百。"）。凡是国事所需的财用都由此供给，年终就核算其收支，缴纳其结余。

按：《周礼》中掌管财物的官员虽然很多，但专门掌管钱币布帛的只有外府、玉府两个官职，外府掌管赏赐的收支，泉府掌管买卖的收支。自从王安石用郑玄所注"国服为息"的说法来推行青苗法而贻害天下之后，后来的儒者解释这句话，有的把"息"解释为生息的息，有的把"息"解释为休息的息，然而在道理上都不恰当。大概古人创设泉布的本意，实在是取

译其流通。因为货物有时会滞留而不能流通于民用，而钱却能无所不通；泉府这个官职最便于百姓，货物滞销就买下它，不合时宜想要购买的就卖给他，没有能力的就赊贷给他。大概先王视百姓如子女，洞察他们隐微的困境，多方设法救济他们的缺乏，仁政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最初并非专门为了谋取利益、取得利息而设立的。不推究设立这个官职的本意，却抓住其中一句话来断定天下大事，难道可以这样吗？

在货物正当滞销的时候购买，在人们想要购买的时候卖出，这与常平仓贱时买进、贵时卖出的用意相同。泉府是用钱来换取货物，常平仓是用钱来换取粮食，它们的本意都是为了利民，并非谋取私利。然而后世常平仓的法令转变成了和籴之法，而且把储备的粮食挪作他用而不用来救济百姓，就唯恐它数量不够多、利益不够丰厚，于是也就把它当作理财的方法来看待了。

周景王二十一年因担忧钱币太轻，改铸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钱文写着"大泉五十"，钱肉、钱孔都有周边的轮廓，用来劝勉农事，救济不足。

周景王将要铸造大钱，单穆公说："不可以这样。古时候上天降下灾祸，于是就衡量资财货币，权衡轻重，以此赈济救助百姓。百姓担忧钱币太轻，就铸造重币来发行（币轻则物价贵），于是就有以重币为母、轻币为子而并行流通，百姓都能从中获益（重的叫做母，轻的叫做子。相互权衡，并行流通）。如果不能承受重币，就多铸造轻币来发行，也不废弃重币，于是就有以轻币为子、重币为母而并行流通，大小货币都对百姓有利（百姓担忧钱币太重，就多铸造轻钱来发行，也不废弃重钱。是说重钱用于贵重之物的交易，轻钱用于低贱之物的交易）。如今大王废弃轻币而铸造重币，百姓就会丧失资财，怎能不匮乏呢？如果匮乏，大王的用度将会有所短缺，短缺就会更多地向百姓索取，百姓供应不上，就会产生远走他乡的念头，这就是使百姓离心离德。而且防备之事若在灾害没有到来时就设立，若灾害已经到来才去补救，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可以提前防备却不作准备，这叫做危急；可以延后却抢先去做，这叫做招致灾祸。况且断绝百姓的财用来充实王室府库，就如同堵塞河流的源头却挖水塘蓄水一样，它枯竭的日子不远了。"周景王没有听从。

楚庄王因为认为钱币太轻，就把小钱改铸为大钱，百姓感到不便，都放弃了自己的营生。孙叔敖担任令尹，市场的官员对令尹说："市场混乱，人们不能安于自己的处所，交易也无法确定。"孙叔敖禀报楚王，于是下令恢复原来的样子，百姓才得以安定。

秦朝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两等，黄金以"镒"为单位计量名称，是上等货币（二十两为一镒）。

译改变了周代以一斤为单位的制度，改用"镒"作为黄金的计量名称。汉高祖起初赏赐张良黄金百镒，这还是沿用秦朝的制度。（所谓上币，是在两等货币中，黄金为上等，铜钱为下等）；铜钱的质地如同周代的钱币，上面刻文为"半两"，重量与所刻文字相符。而珠玉、龟贝、银锡这类东西只作为器物饰品和珍宝收藏，不作为货币，但它们的价值都随时价而变动，没有固定标准。

译汉朝兴起后，认为秦朝的钱太重不便使用，就下令让百姓改铸荚钱（形状像榆荚。荚音颊）。黄金以一斤为单位（恢复周朝的制度，改用"斤"作为黄金的计量名）。而一些不守法规、追逐私利的人囤积多余的财富来把持市场物资，使物价飞涨（稽，是储满的意思。是说他们用多余的财富囤积各种货物，使物价大幅上涨），米价涨到一石一万钱，马价涨到一匹值百金。

高后二年，推行八铢钱（就是秦朝的半两钱。汉初嫌它太重，改铸榆荚钱，人们又嫌太轻，所以又恢复推行八铢钱）。六年，推行五分钱（就是荚钱）。

文帝五年，因为钱越铸越多而且越来越轻，于是改铸四铢钱，钱文是"半两"。废除盗铸钱的禁令，允许百姓自行铸钱。

贾谊上谏说："法令让天下人都可以公开出钱雇工、铸造铜锡为钱，如果有人胆敢掺杂铅铁等取巧的，处以黥刑（顾租，是雇佣的酬劳，或指租用其本钱）。然而铸钱的实情是，如果不掺假取巧，就无法获利，而掺假的分量很微小，获利却很丰厚。事情有招致祸患的，法令也有滋生奸邪的，如今让平民百姓人人都掌握铸币之权，各自隐蔽起来私自铸造，想要在此情形下禁绝那丰厚的利益、细微的奸伪行为，即使黥刑的判罚天天上报，这种势头也止不住。近来百姓因此获罪的，一个县就有上百人，加上官吏所怀疑追查、遭鞭笞而四处奔逃的人更多。设立法令去引诱百姓，使他们落入陷阱，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从前禁止铸钱，死罪的案件积压在下面（是说死罪案件多堆积在下面）；如今允许公开铸钱，黥罪案件又积压在下面。制定这样的法令，君主能依靠什么呢？再者百姓用钱，各郡县标准不同，有的地方用轻钱，每百钱要另加若干（当时钱重四铢，按法定标准一百枚钱应重一斤十六铢，钱轻就要用钱补足若干枚，使重量凑够）；有的地方用重钱，即便称重合格也不肯接受（秦钱重半两，汉初铸荚钱，文帝又改铸四铢钱。秦钱与荚钱本都该废除，却仍与四铢钱一起流通。百姓因为这些钱将被废弃，所以用轻钱时每百钱要加若干；用重钱即使一枚当一枚用，仍然不肯接受，因此各郡县标准不一）。法定标准的钱制立不起来（法钱，是指依法定标准铸造的钱），官吏如果急于统一标准，就会造成极大的烦扰苛刻，而力量又不能胜任；如果放任不管，那么市面上使用的钱各不相同，钱文就会大乱。如果没有恰当的办法，该往哪个方向去做才行呢！如今放弃农事、去开采铜矿的人一天天增多，人们丢下耒耜，去搞冶炼鼓风，奸伪的钱一天天增多，五（原文残缺）也不算多。善良的人被诱惑而做出奸邪之事，眼看百姓陷入刑戮之中，这种刑戮的后果将极为不祥，怎能忽视呢！国家知道这个祸患，官吏议论必定说要禁止它。禁止若不得法，损害必定很大。如果下令禁止铸钱，那么钱必定变重，钱越重利润越大，盗铸就会像（原文残缺）一样兴起，弃市这样的死罪也不足以禁止了。奸邪的行为屡禁不止，法令也就一再崩溃，这都是铜造成的。所以铜遍布天下，它带来的祸患也就广泛了。如今这普遍的祸患可以消除，而七种福祉可以获得。什么是七种福祉？朝廷把铜收归自己，不让它流散在民间，那么百姓就不会私自铸钱，黥罪案件不再累积，这是第一；假钱不再繁衍，百姓之间不再互相猜疑，这是第二；采铜铸钱的人回去种田，这是第三；铜全部归朝廷所有，朝廷掌握铜的储备来调控钱币的轻重，钱轻了就用手段收敛，钱重了就用手段散发，物价必定平稳，这是第四；用铜来制造兵器，赏赐给显贵的大臣，赏赐的多少有制度规定，用来区别贵贱等级，这是第五；用它来掌控各种货物，调节货物的盈缺，收取多余的部分，那么官府就会富足充实而末业之民（商人）就会困窘，这是第六；用我们所不需要的财物，去与匈奴争夺他们的百姓（归附），那么敌人必定心生归附之意，这是第七。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能把祸患转化为福祉，把失败转化为功绩。如

译今长久地放弃这七种福祉，而去推行普遍的祸患，我实在为此感到痛心。"皇上没有听从。

这时，吴国凭借靠近山地的便利私自铸钱，富有程度与天子相当，后来终于叛乱。邓通因为铸钱，财富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吴、邓二人所铸的钱遍布天下。

贾山上书进谏，认为钱是没有实际用途的器物，却可以用来换取富贵。富贵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如果让百姓也能获取富贵，这就等于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这种情况不能任其发展。此后，朝廷又禁止民间铸钱。

景帝中六年，制定了铸造假黄金者处以弃市之刑的法律。

有人告发邓通私自越出边界铸钱，交给官吏审查询问，果然查有此事，于是彻底查办，将他的财产全部没收。

武帝建元元年，推行三铢钱（销毁四铢钱来铸造。重量与钱文所标相符）。

五年，废除三铢钱，推行半两钱。自从孝文帝改铸四铢钱以来，到元狩四年，已经四十多年。从建元年间以来，钱越用越少，各地官府往往就着铜山铸钱，百姓也私自盗铸，多得数不清。钱越铸越多而越来越轻薄，物资越来越少而价格越来越贵。有关官员进言说："如今半两钱按法定标准应重四铢，但奸人有的私自磨损钱的边缘来取铜屑（钅谷，即铜屑），钱越来越轻薄而物价越来越贵，那么远方使用这种钱币就会耗费繁多而不能节省。"于是下令各地官府销毁半两钱，改铸三铢钱，重量与钱文相符。第二年，有关官员说三铢钱太轻，轻钱容易被人做手脚造假，于是又请求让各郡国铸造五铢钱，钱的边缘加上外郭，使人不能再磨损钱边来取铜屑。

元狩四年，制造白金和皮币。

当时朝廷府库十分空虚，而富商大贾中有的人囤积财物、役使贫民，转运货物数以百计，从事冶铸、贩卖食盐等业，财富有的累积上万金，却不肯资助朝廷应急之需，百姓因此更加困苦。于是天子与公卿商议，改造新的钱币来补充财用。当时皇家禁苑里有白鹿，而少府又有很多银锡，有关官员进言说："古时候的皮币，是诸侯用来朝聘献礼的。黄金分为三等，黄金为上等，白金为中等，赤金为下等。如今半两钱按法定标准应重四铢，但奸人有的私自磨损钱边来取铜屑，钱越来越轻薄而物价越来越贵，那么远方使用这种钱币就会耗费繁多而不能节省。"于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镶上彩绘花纹的边饰，做成皮币，价值四十万钱。诸侯王、宗室在朝觐献礼时，必须先献上皮币垫着玉璧，然后才能进献。又铸造银锡合金的白金。认为天上之物没有比龙更尊贵的，地上之物没有比马更尊贵的，人间之物没有比龟更尊贵的，所以称之为金三品：第一种重八两，做成圆形，钱文刻龙纹，名叫"白撰"，价值三千钱；第二种重量略轻一些，做成方形，钱文刻马纹，价值五百钱；第三种更轻一些，做成椭圆形（下部扁而长），钱文刻龟纹，价值三百钱（第一种重八两，那么第二种重六两，第三种重四两）。此后，官府又铸造赤仄钱。白金逐渐贬值，百姓不肯珍视使用，官府下令禁止贬值，也没有效果。过了一年多，白金最终废弃不再流通。自从造出白金、五铢钱之后五年，赦免了因犯私铸金钱死罪的官吏百姓数十万人。那些没有被发觉、彼此互相残杀的人，更是不可胜数。主动自首而被赦免的有一百多万人。但是自首的还不到一半，天下大概几乎人人都在私铸金钱了。犯法的人太多，官吏不能全部诛杀，于是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别巡行各郡国，检举兼并土地之徒以及谋取私利的郡守、封国相并弹劾他们。

当时张汤当权，皇帝与张汤制造白鹿皮币，拿这件事询问大司农颜异，颜异回答说："如今王侯朝贺用价值几千钱的苍璧，而垫底的皮币却值四十万钱，本末价值不相称。"皇上不高兴。张汤上奏说颜异心中不满而未明言（腹诽），颜异因此获罪被处死。

元鼎二年，命令京师官府铸造赤仄钱。

当时各郡国都在铸钱，而百姓大多私自作伪铸钱，钱大多轻薄，公卿于是请求命令京师官府铸造赤仄钱（用赤铜做钱的外郭），一枚

译当五枚普通钱使用，缴纳赋税给官府若不是赤仄钱则不得通行。此后过了两年，赤仄钱贬值，百姓设法钻空子使用它，很不方便，于是又废除了。于是完全禁止各郡国铸钱，专门命令上林三官铸钱。钱既已铸造很多，又下令天下不是三官所铸的钱一律不得流通，各郡国先前所铸的钱全部废除销毁，将铜料输送给上林三官。此后百姓私铸的钱越来越少，因为计算成本已经不划算，只有真正的巧匠和大奸之徒才敢私铸。

元帝时，贡禹进言说："铸钱采铜，一年就有十万人不去耕种，百姓因犯私铸罪而遭刑罚的人很多。富人家中藏钱堆满屋子，仍然不知满足。人心浮动，抛弃根本、追逐末业，从事耕种的人不到一半，奸邪之事屡禁不止，根源都出在钱上。要根除末业的弊病，就要断绝它的根本，应当罢免采集珠玉、金银以及铸钱的官员，不再以钱作为货币，废除按物价收取租税的法律（租铢，是说按所卖物品的价格，衡量出细微的差别来收取租税），俸禄赏赐、租税都改用布帛及粮食支付，让百姓一心专注于农桑。"议论的人认为交易需要依赖钱币，布帛不能像钱那样按尺寸分割使用，贡禹的建议也就搁置了。

《师丹传》中记载，有人上书说古时候用龟甲、贝壳作货币，如今改用钱币，百姓因此变得贫困，应当改革币制。皇上就此事询问师丹，师丹回答说可以改革。这份奏章交给有关部门议论，大家都认为使用钱币已经很久，难以骤然改变。

自从孝武帝元狩五年上林三官初次铸造五铢钱，到平帝元始年间，共铸成钱二百八十亿多枚。

石林叶氏说："《汉书·王嘉传》记载，元帝时都内府库存钱四十万万，水衡府库存钱十五万万，少府存钱十八万万，是形容其数目之多。用现在的标准来计算，才不过八百三十万贯而已，还不足以抵得上榷货务鼎盛时一年的收入。大概汉代时钱极重而币值极轻，粮价很低时曾到一斛五钱（耿寿昌因为粮价太低伤害农民，提出建立常平仓的建议，就是那一年粮价一斛五钱），所以王嘉说那时外戚中家财达千万的人很少。即使真有千万家财，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万贯，中下等人家都能有这个数目。汉朝律法，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俸六万钱，折合现在也就六十贯，御史大夫月俸四万钱；而大将军每月得米三百五十斛，往下到最低级的佐史，秩俸百石，每月也还有八斛多。皇帝赏赐臣下黄金，动辄每次一百斤、二百斤，最少也有三十斤，即使像燕王刘泽用田生的说法向吕后求得赏赐，也得到黄金二百斤，梁孝王死时，留下黄金四十多万斤。因为币值轻，所以米贱而黄金多。近代忧虑国家财用不足，认为是钱太少，所以铸造夹锡钱当十等各种名目的钱一起使用，最终也没有什么补益。大概钱的多少取决于币值的轻重，而不在于铸钱范围的广狭。"

又说："如同魏文侯的国相李悝所说，一个成年男子耕种百亩田地，每亩收粟一石半，共收粟一百五十石。一家五口人，每人每月食用一石半粮食。百亩地的收成，拿出十五石作为税收，九十石作为口粮，剩下四十五石。粮价一石三十钱，折合为钱一千三百五十，而社闾祭祀、尝新祭、春秋祭祀只需用钱三百，剩下的钱用来供五口人的衣服费用（衣服，按人均每年用钱三百计算，五口人一年共用一千五百，如今只剩一千零五十，还差四百五十）。这样看来本不必嫌钱少。但即使币值轻，又怎至于此？大概是每天的开销尚且不满一钱，不知道靠什么维持生计。"

王莽摄政时，改变汉朝的制度，认为周朝的钱币有大小相权（互相调节）的做法，于是改铸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钱文写"大钱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契刀，它的环像大钱，身形像刀，长二寸，钱文写"契刀五百"。错刀，用黄金镶嵌，钱文写"一刀直五千"。（张晏说："按照如今所见的契刀、错刀，形状质地像大钱，而钱孔与钱肉的轮廓比这里说的厚，大钱的形状像大刀的环，契刀的身形是圆的，并不长二寸。它的钱文左边写'契'，右边写'刀'，没有'五百'二字。错刀则是刻上文字，

译用黄金填在文字里，上面写'一'，下面写'刀'。这两种刀钱与志书的记载很不相符，似乎是原本的记录有差错，文字磨灭的缘故。"颜师古说："张晏的说法不对。王莽的刀钱如今都还留存，形状质地和文字都与志书记载相符。"）与五铢钱共四种，一并流通。

王莽正式称帝后，因为"刘"字里有"金"和"刀"，于是废除错刀、契刀以及五铢钱，改造金、银、龟、贝、钱、布等种类的货币，命名为"宝货"。小钱直径六分，重一铢，钱文写"小钱直一"。其次直径七分，重三铢，写"么钱一十"（么，是小的意思）。其次直径八分，重五铢，写"幼钱二十"。其次直径九分，重七铢，写"中钱三十"。其次直径一寸，重九铢，写"壮钱四十"。加上先前的"大钱五十"，这就是钱货六品，各自的价值都如钱文所标。黄金每重一斤，价值一万钱。朱提所产的银，每重八两为一流，价值一千五百八十（朱提，是县名，属犍为郡，出产好银。朱音殊，提字读上支反）。其他地方产的银每一流价值一千。这是银货二品。元龟的背甲长达一尺二寸（冉，是龟甲的边缘。〇巨，是到达的意思。是量背甲两边边缘间长度为一尺二寸），价值二千一百六十，相当于大贝十朋（两枚贝为一朋。一朋价值二百一十六，元龟值十朋，所以是二千一百六十）。公龟七寸以上，价值五百钱，相当于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价值三百钱，相当于么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价值一百钱，相当于小贝十朋。这是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五十。么贝二寸四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三十。小贝一寸二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十。不满一寸二分的，不够尺寸不能算作一朋，按每枚价值三钱计算。这是贝货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共十种。小布长一寸五分，重十五铢，钱文写"小布一百"。从小布往上，每种依次长增加一分，重增加一铢，钱文各自标明该布的名称，价值各增加一百。往上到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价值一千钱。这是布货十品（布也是一种钱币）。总计宝货有五类物品，六种名目，二十八个品种。铸造钱、布都用铜，掺入链（一种铜属材料）、锡（许慎说："链，是铜的一种。"那么就是用链和杂铜来铸钱，链音连），钱文和质地及边郭都仿照汉代五铢钱的样式（放，是依照的意思）。凡是金银与其他物质相混杂，颜色不纯正美好的，龟壳不满五寸的，贝壳不满六分的，都不能作为宝货。大龟被视为祥瑞珍品，不是平民百姓所能私自拥有的，有人得到，须交到太卜那里领取相应价值。此后百姓愦乱不堪，这些货币行不通，百姓私下仍用五铢钱交易买卖。王莽为此忧虑，下诏说凡是私藏五铢钱的人就是惑乱人心，要发配到边远四方。于是农业商业都荒废，衣食财货都受损，百姓在街市道路上哭泣。因买卖田宅奴婢、私铸钱币而获罪的人，从公卿大夫到平民百姓，多得数不清。王莽知道百姓忧愁不堪，于是只推行价值一钱的小钱，与大钱五十两种并行，龟、贝、布等种类的货币于是被废止。王莽天凤元年，又恢复兼用金、钱、龟、贝等货币，并相当增减它们的价值，废除大小钱，改铸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布首长八分多，宽八分，圆形的钱孔直径二分半，布足长八分，宽二分，钱文右边写"货"，左边写"布"，重二十五铢，价值二十五枚货泉。货泉直径一寸，重五铢，钱文右边写"货"，左边写"泉"，每枚价值一钱，与货布两种并行。又因为大钱流通已久，如果废除它，恐怕百姓私藏不止，于是命令百姓暂且单独流通大钱，与新铸的货泉一样都定值一钱，两种并行满六年，此后不得再私藏大钱。每次改换钱币，百姓的产业都因此破败，而且大批因此获罪受刑。王莽因为私铸钱而处死以及诽谤宝货而流放边远之人，犯法的人太多，不能全部处罚，于是又放宽了法律：私自铸造泉、布的人，本人连同妻子儿女没收为官奴婢，官吏及邻里知情不报的，与之同罪（比读作频未反）；诽谤宝货

译的，百姓罚做一年劳役，官吏则免官。但犯法的人反而更多，又规定五户连坐都要没收入官，各郡国用囚车锁链，押送到长安钟官（钟官，是主管铸钱的官署），因愁苦而死的人有十之六七。汉朝原本使用五铢钱，自从王莽改革币制以后，百姓都感到很不方便。到公孙述废除铜钱，设置铁官铸造铁钱，百姓的货币流通更不顺畅。当时有童谣说："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喜欢议论的人私下说王莽自称属"黄"（土德），公孙述想要接续他，所以自称"白腹"，而五铢钱是汉朝的货币，是说汉朝将要重新统一天下。

世祖建武十六年，开始推行五铢钱，天下都得到它的便利。

当初，王莽之乱以后，货币混杂使用布帛金粟。建武初年，马援在陇西，上书说应当像从前一样铸造五铢钱。这件事交给三公府议论，三公府上奏认为不可批准，事情就此搁置。等到马援回朝，从三公府那里要来先前反对的奏章十几条，就逐条加以解释，又重新详细上表陈述。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建武年间，长安铸钱多有作伪，第五伦担任督铸钱掾兼管长安市场，第五伦校准秤和衡器，端正斗和斛的标准，市场上没有欺诈舞弊之事，百姓心悦诚服。

桓帝时议论想要改铸大钱，刘陶说这样不方便，于是作罢。

当时有人上书说人们因为货币轻薄财力微薄，所以导致贫困，应当改铸大钱。这件事交给四府群臣以及太学中善于议论的人商议。刘陶上奏议论说："当今忧虑的，不在于货币，而在于百姓饥饿。百姓可以百年没有货币，却不能一朝忍受饥饿，所以粮食才是最要紧的事。议事的人不懂得农业生产才是根本，大都谈论铸钱的便利，所以想借此机会行诈，以此谋取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将要耗尽，谋利的人就会争相竞逐，铸造新钱的弊端，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假使一万人铸钱，一个人夺取，尚且供应不足，何况一个人铸钱，一万人来夺取呢？想要百姓殷实、财物丰足，关键在于停止劳役、禁止掠夺，那么百姓不用劳苦就能富足。陛下想要铸钱来齐平物价，来补救这个弊病，这就好比在沸腾的鼎中养鱼，在烈火之上栖鸟。水和树木本是鱼和鸟赖以生存的东西，如果使用不得其时，必定导致焦烂。"皇帝于是作罢，没有铸钱。

灵帝中平三年，铸造四出文钱。

这种钱背面有四条纹路通向四方，明白事理的人私下议论说这是奢侈暴虐已经到了极点的征兆，预兆已经显现出来了，这种钱铸成后，天下必定会像这四条纹路一样分崩离析、四处流散。等到京城发生动乱，这种钱果然流散到四方各地。

献帝初平元年，铸造小钱。

董卓销毁五铢钱，改铸小钱，把洛阳、长安的铜人、钟簴、飞廉、铜马等物全部取来用作铸钱原料，因此货币贬值而物价飞涨，米价涨到一石数万钱。而且这种钱毫无条理和纹饰，很不便于人们使用。

昭烈帝刘备取得蜀地后，铸造直百钱。

先主刘备进攻刘璋时，与将士们约定，如果事情成功，官府库藏和百姓的财物，自己一概不取。等到进入成都后，将士百姓都放下兵器，奔赴各处仓库抢夺财物，导致军费不足，刘备为此忧虑。西曹掾刘巴说："这很容易解决！只需铸造直百钱，平衡各种物价，让官吏设立官营的市场即可。"刘备听从了他的建议，不过十天到一个月的功夫，府库就充实起来了。钱文写"直百"，也有的加铸"五铢"字样的，大小、重量都一样，直径都是七分，重四铢。

魏文帝黄初二年，废除五铢钱，让百姓用谷物布帛进行交易。到明帝时代，废除钱币而用谷帛已经很久了，人们作伪的手段渐渐增多，竞相把布浸湿弄重来牟利，做成薄绢来充当交易之物，即使用严刑处置也不能禁止。司马芝等人建议认为使用钱币不只是使国家富足，也可以减少刑罚，如果重新铸造五铢钱，那么国家富足而刑罚减少，这样做才有利，明帝于是设立五铢钱。

孙权嘉平五年，铸造大钱，一枚当五百枚普通钱。赤乌元年，又铸造当千钱。当初吕蒙平定荆州，孙权赏赐给他一亿钱。因为钱币面值

译过高，只是徒有虚名，人们对此都深感忧虑。孙权听说百姓觉得不便，就废止这种钱，把它熔铸成器物，官府不再发行了。私人家中所藏的这种钱，一律缴纳入库，按较低的价值折算，不允许有所偏差冤枉。

晋朝沿用魏国的五铢钱，没有听说另有创制。

元帝渡江之后，使用孙吴旧钱，钱币轻重混杂流通，大的称为"比轮"，中等的称为"四文"。吴兴人沈充又铸造小钱，称为"沈郎钱"。因为钱数量不多，因此价值渐渐上涨。

孝武帝太元三年，下诏说："钱，是国家的重要宝物，小人贪图私利，屡屡加以毁坏没有止息，主管官员应当留意此事。广州的少数民族珍视铜鼓，而广州本地一向不产铜，听说官府商人都把重量偏重的比轮钱运入广州，卖给少数民族，熔铸损毁用来做鼓。要对此严加禁止管制，抓到的人依法治罪。"

安帝元兴年间，桓玄辅政，商议想要废除钱币而使用谷帛，朝廷议论认为不可行，于是作罢。

孔琳之议论说："《洪范》所讲的八种政务，货币仅次于粮食排在其后，这难道不是因为交易所依赖的、最要紧的用途所在吗！如果让百姓都在铸钱上花费力气，那就是妨害了谋生的本业，加以禁止是可以的。如今种田的人自己致力于耕作，做工的人自己致力于制器，各自守着自己的本业，何曾要在铸钱上耗费精力？所以圣明的君王制造本身无用的货币，来沟通有用的财物，这样既没有毁坏损耗的花费，又省去了运输的辛苦，这就是为什么钱能承继龟、贝的作用，历代都不能废弃的原因。谷帛本来是用来满足衣食所需的，如今把它分出来当作货币，就会造成很多损耗，又会在商贩之手中受到磨损，在裁剪割截使用时被耗费损弃，这种弊病，是显而易见的。所以锺繇说：'奸诈的人，争相把布浸湿弄重来牟利，做成薄绢来充当财物。'魏朝用严刑来制止，也不能禁绝。因此司马芝认为使用钱币不仅能使国家富足，也能减省刑罚。钱之所以不被使用，是因为战乱已久，才导致它被废弃，这是有原因的，汉朝末年就是这样。如今既然已经使用过又要废弃它，那么百姓就会顿时失去这个便利。如今计算天下的谷帛，来满足天下的衣食所需，有的地方仓库充盈，有的地方缺乏粮储，靠着货币互相调剂流通，那么贫穷的人可以仰赖富有的人。要达到这个目的，实在要依靠钱币，一旦断绝使用，钱币便成了废物。这样一来，有钱没有粮食的人，都会坐困于饥荒之中，用这种办法来断绝钱币，又会产生新的弊病。况且如今使用钱币的地方并不因此而贫穷，使用谷帛的地方也不因此而富裕，加上人们习惯已久，改变它会引起怨恨和困惑。俗话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要改变行业。'何况钱币本来就比谷帛更便利呢！魏明帝时，钱币废弃不用而用谷帛已经四十年了，因为对人不便，于是召集满朝大臣广泛商议，那些才智出众、通晓政务的人士，没有不认为应当恢复使用钱币的，朝廷内外没有异议。他们尚且舍弃谷帛而改用钱币，足以说明谷帛的弊病已经十分明显，成为前车之鉴了。我认为补救弊病的办法，不在于废除钱币。"朝廷议论大多赞同孔琳之的看法，所以桓玄最初的提议没有实行。

前凉张轨的太府参军索辅对张轨说："古时候用金、贝、皮、币作为货币，是为了节省谷帛作为量度标准时的损耗。两汉制定五铢钱，流通交易毫无阻滞。晋朝太始年间，河西一带荒废不治，于是不再使用钱币，把整匹布帛裁开来作为交易单位，缣帛既已被裁坏，交易又变得困难，白白毁坏了女工织造的成果，又不能穿用，弊病十分严重。如今中原虽然战乱，这一方却完全安定，应当恢复使用五铢钱，来成就通达变革的时机。"张轨采纳了他的建议，制定标准以布帛折算钱币的价值，钱币于是大为流通，百姓都依赖它得到便利。

宋文帝元嘉七年，设立钱局，铸造四铢钱，钱文写"四铢"，重量与钱文相符。

百姓中很多人偷偷私铸，大多剪凿古钱来取铜，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建议用一枚大钱抵两枚普

译通钱使用，以此防止钱被剪凿，议论的人大多赞同这个办法。何尚之议论说："钱币兴起，本以估算货物价值为根本，事情在于交易，哪里需要多设名目？钱的数量少则币值重，数量多则物价重，多少虽然不同，但满足使用的效果并无差别，何况又用一枚抵两枚，只会白白抬高虚假的价值。至于钱的形制，大小种类繁多，只说'大钱'，却不知道它的具体规格是什么。如果只限于四铢、五铢的规格，那么钱文都是古篆字，本非普通百姓所能辨认，如果字迹磨损模糊，就更难分辨清楚，公私之间必然发生混乱，纷争必然由此而起，这是最令人深深疑虑的地方。您提议中也考虑到剪凿钱币的现象日渐增多，以致钱币逐渐销毁殆尽，我的浅见认为这实在是由于纠察不够严密，才导致自从设立禁令以来，被发觉的人很少。如今虽然有悬赏告发的名义，最终却没有兑现赏赐的实际行动，如果重申旧有的法令，一旦抓获立即兑现赏赐，人们畏惧法律又希望获赏，这种现象不用多久就会平息。"中领军沈演之认为："晋朝迁到江南，疆域还没有开拓，有的地方沿袭旧习，钱币并未普遍使用。如今疆域已经开拓广大，教化远播四方，钱币流通已遍及边远荒僻之地。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货币却愈发匮乏，如果再让人竞相偷偷剪凿钱币，销毁的现象更加严重，刑罚虽重，奸邪之事却愈发隐秘，用尽力气铸钱的人，即使勤劳也不足以供应需求。这实在是因为货币贵重而物资低贱，通常的调剂手段还没有改变的缘故。我的浅见认为，如果用一枚大钱抵两枚使用，那么国家就可以传承难以毁坏的宝物，家家户户都能获得加倍的利益，用不着再加严刑，作伪的根源自然会一天天断绝。"皇上听从了沈演之的建议，于是用一枚钱当两枚使用，推行了一段时间，公私都感到不便，于是废止了。当时议事的人大多认为钱币减少，国家用度不足，想要禁止民间私铸铜钱，让官府专门铸造五铢钱以充实钱币。范泰又上书说："货币的存在是为了便利交易，不在于数量多少，从前的贵重和如今的低贱，是彼此共有的现象，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只要官方与民间流通均衡，就不必担忧不足。如果一定要靠扩大铸钱规模来充实国家用度，那么龟、贝之类的货币，自古以来就在流通。铜作为器物，用途十分广泛，钟律所依赖的范围深远，机衡所测算的规模宏大。器物有重要的用途，那么无论贵贱都需要依赖它；物资有它特殊的适宜之处，那么无论国家还是家庭都同样急需它。如今毁坏这种必需的器物来铸造无用的钱币，从货币角度来说功效抵不上耗费，从使用角度来说君主和百姓都会陷入困境，实际比较起来，损失多而益处少。实在是因为根基还未稳固，却存有长远的图谋。恳请陛下考虑长久可行的办法，摒弃急于求成的心理，那么好的谋略就会日渐呈现，圣明的思虑也可以更加开阔。"

自从元嘉年间铸造四铢钱，钱的轮郭形制，与古代的五铢钱一样，价值上没有获利空间，百姓因此不去私铸。孝武帝孝建初年，铸造四铢钱，钱文一面写"孝建"，一面写"四铢"。此后逐渐去掉"四铢"字样，只保留"孝建"二字。

尚书右丞徐爰议论说："货币轻薄，百姓贫困，公私财力都已耗尽，如果不加以变革，将会陷入极度匮乏的境地。应当遵循古代的成法，收集铜料修整铸造钱币，允许缴纳铜料来赎抵刑罚，这一做法在以往的典籍中就有记载。应当以铜赎刑，按照罪行轻重分等级折算。"皇帝下诏批准。所铸的钱形制薄小，轮郭也不完整。于是百姓中偷偷私铸的人纷纷出现，掺杂铅锡铸造，钱都不牢固。又有人剪凿古钱来取铜，钱因此越铸越小，逐渐偏离官方规定的标准。虽然加重刑罚严加治罪，官吏、百姓、地方长官因此获罪被免职的人接连不断，但私铸现象却更加严重，各种物价飞涨，百姓深受其苦。于是制定标准规格，凡是薄小没有轮郭的钱一律加以禁止。当时议事的人又因为铜料越来越难得，想要铸造二铢钱。颜峻说："议论的人大概认为官府库藏空虚，应当改变现状，天下铜料稀少，应

译当减小钱币的规格，以此挽救灾害弊病，赈济国家救助百姓。我的浅见认为不然。如今铸造二铢钱，放纵这种新式的细小钱币流通，对官府来说无助于缓解匮乏，而对百姓来说却会大肆滋生奸巧行为，天下的财货将会被磨碎耗尽。空自设立严厉的禁令，而获利深厚难以断绝，用不了一两年时间，这种弊病就无法挽救了，这是第一个不可行之处。如今偷偷铸钱能获得利润，却看不出能一下子获得一两倍的道理，纵然能获得这样的利润，也必须等到年终才能实现，这是第二个不可行之处。百姓因大钱的改革而心有余悸，又畏惧近日新颁布的禁令，市井之人，必定会因此产生混乱，富商因此得志，穷人因此更加困窘，这是第三个不可行之处。何况还看不到什么好处而各种弊端却是这样多，在当时就打错了算盘，将被后世耻笑！"皇上没有听从。

废帝景和二年铸造二铢钱，钱文写"景和"，形制越来越细小。官钱每次发行，百姓就立即仿造，但大小厚薄都比不上官钱。这种私铸钱没有轮郭，也不打磨钱炉的毛边，就像现在被剪凿过的钱一样，被称为"来子"，尤其轻薄的被称为"荇叶"，在市面上通用。永光元年，沈庆之上奏建议开放私铸，因此货币流通更加混乱败坏，一千枚钱串起来长不满三寸，大小都是这样，被称为"鹅眼钱"，比这更劣质的被称为"纟延环钱"。这种钱放入水中不下沉，一经手就破碎，市面上不再一枚一枚地计数，几十万钱都装不满一捧，一斗米要卖到一万钱，商贾都无法通行贸易。

明帝太始初年，只禁止鹅眼钱、纟延环钱，其余的钱都照常通用。后来又禁止百姓私铸，官府的铸钱作坊也停工，不久又全面禁断，只使用古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说："三吴地区是国家的门户要地，连年遭受水灾却粮价不贵，这说明是天下钱少，而不是谷物丰收价贱，这是不能不明察的。铸钱的弊病，在于轻重标准屡屡变更。钱重的弊病是难以使用，但难以使用还不至于造成大的祸患；钱轻的弊病是容易被盗铸，而盗铸带来的祸患就深重了。百姓之所以私自盗铸，严刑也禁止不了，是因为朝廷铸钱吝惜铜料、爱惜工本。之所以吝惜铜料、爱惜工本，是因为把钱当作没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只用来沟通交易，一心只想让钱轻而数量多，以便节省工本容易铸成，却没有仔细考虑其中的隐患。自从汉代铸五铢钱以来，到宋文帝时，已有五百多年，其间制度有兴有废，但始终不改变五铢的标准，是因为它的轻重最为得当，最适合货币的本质。我认为应当设立铸钱的官署，督促各地进贡铜料，大兴铸造，钱重五铢，完全依照汉代的方法。府库因此充实，国家用度有了储备，于是可以斟酌调整俸禄，减轻赋税，那么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近来私铸新钱的人，都是仿照剪凿旧钱的办法，并不铸造大钱。如果官铸的钱已经在民间流通，就该严令禁止剪凿钱币，凡是轻薄破损、没有轮郭的钱一律不准使用，官铸的钱中细小的，可以按照铢两标准，熔铸成大钱。这样既有利于贫穷善良的百姓，又能堵塞奸巧取利的门路。钱币的价值一旦统一，远近都能一致，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市场上不再发生争执，衣食也就更加富足了。"当时议论的人认为钱币流通渐渐……（原文缺）

译少，应该重新大规模铸钱，加重钱的分量，以防止有人作奸取巧。皇上就派各州大量收购铜和炭，正逢皇上驾崩，此事才停止。

武帝时，竟陵王萧子良上表说："近来钱贵物贱，几乎相差一倍，凡属这类情况，没有人不知道。种庄稼辛苦劳累，一斛谷才值几十钱；织布辛苦劳累，一匹布才值三百钱。之所以这样，实在是有原因的。百姓多剪凿钱币，很少还有完整的，官府所收的钱，必须是圆整厚实的，只好用两个（剪凿过的）代替一个（完整的），百姓因此陷入困顿无着，遭受鞭打拘禁，越发使人无所依靠。"

译梁朝初年，只有京师以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等地使用铜钱，其余州郡则杂用〇帛交易，交州、广州一带则完全用金银作货币。

梁武帝于是铸钱，钱的内郭外郭都很规整，钱文写"五铢"，重量为四铢三参二黍，若论其文字（标称）则相当于一斤三两。又另外铸造一种，去掉内郭外郭，称为"公式女钱"，直径一寸，钱文写"五铢"，重量与新铸五铢相同，两种钱同时流通。百姓中也有私自用古钱交易的，那种五铢钱直径一寸一分，重八铢，钱文写"五铢"，在三吴属县流通。女钱直径一寸，重五铢，没有内郭外郭，各郡县都通用。太平百钱有两种，都直径一寸，重四铢，源流本是一个，只是文字有古今的差别，钱文都写"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直径六分，重一铢半，钱文写"定平一百"。稚钱五铢，直径一分半，重四铢，钱文写"五铢"，源出于五铢，只是形制狭小，东境一带称它为"稚钱"。五铢钱直径七分半，重三铢半，钱文写"五朱"，源出稚钱，只是略有变化，把"铢"字改作"朱"字罢了，三吴一带流通它，数量比其他钱略少。又有一种对文钱，其来源不详。丰货钱直径一寸，重四铢，当时人称它为富钱，说是收藏它能使人富有。布泉钱直径一寸，重四铢半，当时人称它为"男钱"，说妇人佩带它就能生男孩。这些钱轻重不一，天子屡次下诏书，规定不是新铸的这两种钱，一律不准使用。可是趋利的人，私自使用旧钱的反而更多，到普通年间，于是议定全部废除铜钱，改铸铁钱。人们因为铁钱容易得到，都纷纷私铸，到大同以后，各处的铁钱便堆积如山，物价飞涨，交易的人用车装载铜钱，不再一一清点而只论车贯计数。商人趁机行诈，借此谋利。从破岭以东，八十文算一陌，叫做"东钱"，江州、郢州以上，七十文算一陌，叫做"西钱"，京师则以九十文算一陌，叫做"长钱"。大同元年，天子于是下诏统一使用足陌钱。诏令下达而百姓不听从，缺陌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到梁末竟以三十五文当一陌。

陈朝初年，承接梁朝丧乱之后，铁钱不再流通。早在梁末，又出现了两柱钱和鹅眼钱，当时人杂用它们，价值相同。但两柱钱重而鹅眼钱轻，民间多有私铸，又掺以锡铁，同时也用粟米布帛作货币。陈文帝元嘉五年，改铸五铢钱，刚发行时，一枚可当十枚鹅眼钱。陈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钱，以一枚当五铢钱十枚，与五铢钱同时流通。后来又改为一枚只当一枚，百姓都感到不便，于是相互讹传说："六铢钱有不利于官府的征兆。"不久宣帝驾崩，于是废除六铢钱而改行五铢钱，一直用到陈朝灭亡。那时岭南各州大多用铜钱、米、布交易，都不用钱币。

北魏初建太和年间，钱币还没有派上用场。

魏孝文帝才开始下诏令天下使用铜钱。太和十九年，官铸的钱粗略齐备，钱文写"太和五铢"，诏令京师及各州镇都通行使用。朝廷内外百官的俸禄都按绢折算成钱发放，一匹绢折钱二百文。在各地派遣钱工设置炉冶，凡有人想铸钱，就听任他们铸造，但铜必须精炼，不得掺杂其他成分。

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天，又铸五铢钱。孝明帝熙平元年，京师及各州镇有的地方不用新钱，有的地方只用古钱，不通行新钱，导致商货不能流通，贸易颇受阻碍。

孝明帝熙平初年，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说："我私下考察太和年间铸的钱，是孝文帝用心创制的，后来与五铢钱并行，这本是不可更改的制度。我私下听说，君子行礼，不强求改变旧俗，而是顺应各地所宜，因势利导而加以使用。'太和五铢'钱，虽然便利于京城的市场，却行不通于徐州、扬州的市场（徐州，即今彭城琅琊郡一带。扬州，即今寿春郡一带）。各地物产既然不同，贸易方式也就有异，便利于荆州、郢州一带的（荆州，即今南阳郡一带。郢州，即今汝南郡一带），却在兖州、徐州一带（兖州，即今鲁郡

译、东平郡一带）行不通，以致使贫苦百姓遭受更重的困苦，也使王道教化在推行中受到诘难。以臣的愚见，认为如今的太和钱与新铸的五铢钱，以及各地方风俗习惯所便于使用的古钱，虽然有大小的差异，都应准许流通，贵贱的差价，各自依照当地市价而定。这样才能使货物流通于海内，公私都不受阻塞。至于那些不通行的钱币，以及盗铸、销毁大钱改铸小钱、伪造不合法度的钱，则依法治罪。"皇帝下诏说："钱币的通行已经很久了，如今东南地区有战事，暂且可以按旧例办理。"

元澄又上奏说："'太和五铢'钱本是大魏的通用货币，是不可磨灭的常制，怎能只在京城流通，而不在天下通行！只是如今战马正在郊外征战，江淮疆域尚未统一，东南各州，按旧例办理为宜。至于京西、京北境内各州镇尚未用钱的地方，推行新钱并不难，若加以禁止则有违通行的常法。为什么呢？因为布帛不能按尺寸零割，五谷则有负担运输的困难，而钱币作为货币，用绳穿连便可相属，不须借助斗斛这样的量器，也不劳称尺来衡量，对于济世应时来说，其便利就在于此。请一并下令各方州镇，凡是太和钱以及新铸的和古代流传下来内外完好的钱，不论大小，都听任其流通。至于鹅眼钱、环凿钱，则依法予以禁止。河南各州镇原先已用钱的，既然听任照旧，就不受此限制。只有太和、五铢这两种钱可以使用官府新铸造的，其余各种杂钱，一律只用古钱，新生产的杂钱种类，一概加以禁止。各地的钱在京师通行，也听任照旧，使它们与太和钱及新铸五铢钱一并流通，若有盗铸钱币的，依法从重治罪。"皇帝下诏采纳了这个意见。但河北各州向来缺少钱币流通，仍旧以其他物品交易，钱币几乎进不了市场。

熙平二年冬天，尚书崔亮上奏说："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估计一斗矿石能炼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的矿，一斗能得铜五两；鸾帐山的矿，一斗能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即今玉山县）的矿，一斗能得铜八两；南边还有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都是过去设置铜官的地方，旧的开采痕迹还在。我谨考虑铸钱之事正当兴起，用铜的地方很广，既然有开采冶炼之利，都应准许开炉铸钱。"皇帝下诏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后所流通的钱币，百姓大多私自铸造，钱变得越来越轻薄，钱价也越来越低贱。建义初年，朝廷加重了盗铸的禁令，设立了检举有赏的条例。

孝庄帝初年，私铸的钱更加轻薄，甚至可以被风吹起、在水上漂浮，一斗米几乎要花一千钱。秘书郎杨侃上奏说："我以前在雍州任职时，曾上表陈述，请让百姓与官府一同铸造五铢钱，使百姓乐意去做，从而改变民间铸钱的弊病。奏旨下达尚书省，八座大臣却不同意。以今天的情况来比照过去，道理并无不同，请取来臣从前的奏表，交御前审阅分析。"杨侃于是随机应变地加以剖析说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铸造五铢钱。御史中尉高恭之又上奏说："士农工商四民的生计，都以钱币流通为根本，革除弊病、改铸新钱，是王政应当优先考虑的事。近来以来，私铸的钱轻薄滥造，官府加以纠察治罪，触犯法网的不止一人。以现在的铜价而言，八十一文钱可以买到一斤铜，而私造的薄钱，一斤铜却能铸出二百多文。既然摆在面前的是巨大的利益，又随之施以严刑，即便获罪的人很多，私铸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今的钱只有五铢的名义，却没有二铢的实重，薄得比榆荚还薄，穿上绳子便会破裂，放在水面上，几乎沉不下去。这是因为长期以来逐渐积弊，防范的法令不够切实，是朝廷有失职之处，那些私铸者又有什么罪过呢？从前汉文帝因为五分钱太小，改铸四铢钱，到汉武帝时又把三铢钱改为半两钱。这都是以大换小、以重代轻的做法。以今比古，应当改铸大钱，钱文上刻上年号，用以记载铸造的起始年代，那么每一斤铜就能铸出七十六文钱。铜价十分便宜，五十

译多文就能买一斤，其中人工、伙食、锡炭、铅沙等费用，即便私自经营，也无法从中获利。这样一来私铸就无利可图，人们自然会打消私铸的念头，更何况再辅以严厉的刑罚、广泛的防范呢。依臣的估计，这样必定能使钱币货币永久流通，公私两便。"后来朝廷便采用了杨侃的计策。永安二年秋，皇帝下诏重新铸钱，钱文写"永安五铢"，官府自设炉冶铸造，也听任百姓就近铸造，从九月开始，到三年正月才停止。官府想知道钱价的贵贱，便拿出府库所藏的绢帛，分派使者到两市出售，绢一匹只卖二百文钱，而民间市场卖到三百文。利益所在，盗铸的人也就更多，作伪造假的手法既多，钱的轻重也不一致，各地州镇所用的钱也各不相同。

当时铸钱都督长史高谦之（就是高恭之的兄长，字道让）上表请求铸造三铢钱，说："钱币之所以设立，本来是为了流通有无、便利交易，所以钱币的轻重，历代各不相同。太公为周朝设置九府圆法，到周景王时又改铸大钱。秦朝统一海内后，钱重半两。汉朝兴起，因为秦钱太重，改铸荚钱。到汉文帝五年，又改为四铢钱。汉武帝时，把这些钱全部销毁，重铸三铢钱，到元狩年间，又改为五铢钱，还铸造赤仄钱，以一枚当五枚使用。王莽摄政时，钱币分为六等，大钱重十二铢，其次九铢，其次七铢，其次五铢，其次三铢，最小一铢。魏文帝废除了五铢钱，到魏明帝时又重新设立。孙权在江东铸大钱，一枚当五百。孙权赤乌五年，又铸大钱，一枚当一千。可见钱币的轻重大小，无不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何况如今外寇未除，州郡沦陷，人口物产凋零，军国用度不足，那么铸造小钱正可以增加财富，对政事有什么损害，对百姓有什么妨碍呢？况且政事兴旺不在于钱大，政事衰败也不在于钱小，只要能使公私各得其所，政令教化没有亏损，这既然是古代已经实行过的做法，也应当在今天效法它。臣现在请求铸造，用来补济交易中五铢钱不足的问题，让新旧钱一并使用，推行起来没有损害，而国家能从中获益。"皇帝下诏打算采纳，但事情还没有施行，恰逢高谦之去世。

北齐神武帝霸府主政之初，仍旧使用永安五铢钱。迁都邺城以后，百姓私铸的钱，形制逐渐各不相同，于是各以特点命名，有雍州的青钱、赤钱，梁州的生厚钱、紧钱、古钱，河阳的生涩钱、天柱钱、赤牵钱等名称。冀州以北地区，钱币都不通行，交易都用绢布。神武帝于是收缴境内的铜和钱，仍按照旧的钱文重新铸造，发行到四方境内。没过多久，钱又逐渐变得细薄，作伪造假之风又兴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认为钱文既称"五铢"，名称就应当与实际相符，应当规定凡称重一文重五铢的钱才准许入市使用，按此计算一百文钱应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其余数目都依此类推。京城的两个市场以及天下州镇郡县的市场，各设两杆秤，悬挂在市门口，百姓所用的秤，都要以市秤为准来核定轻重。凡是私铸的钱，一律不加禁止，只要重量达到五铢，就准许使用。如果入市的钱重量不到五铢，或者虽然达到五铢但掺杂了过多铅锡，都不准使用。如果有人擅自用轻薄杂钱入市交易，被人检举查获的，那些钱全部判给举报者所有。至于那些轻薄的小钱，如果立即禁止使用，恐怕百姓会因此陷入交易困难，因此规定京畿之内以五十天、京畿之外以一百天为限，逐步淘汰。群臣商议此事，都认为当时物价正贵，请等到丰年再行此事。文襄王便听从了这个意见，此事就搁置了下来。

文宣帝接受东魏禅让后，废除了永安钱，改铸"常平五铢"钱，重量与钱文相符。这种钱价值很高而铸造十分精美。这种钱还没有正式流通，私铸的现象已经兴起，一两年间，就出现了粗劣低劣的私铸钱，即使用杀头也不能禁止，于是官府提高铜价，因此私铸获利变薄，私铸现象才稍有收敛。到

译乾明、皇建年间，又常常出现私铸。邺城一带流通的钱有赤郭钱、青熟钱、细眉钱、赤生钱的区别，河南所用的钱有青薄钱、铅锡钱的分别，青州、齐州、徐州、兖州、梁州、荆河等州，各地钱币种类各不相同。武平年间以后，私铸更加严重，有人甚至用生铁掺入私铸的铜钱，一直到北齐灭亡，始终无法禁绝。

北周初年，仍然沿用北魏的钱币。到北周武帝保定元年，才改铸布泉钱，以一枚当五枚，与五铢钱一并流通。梁州、益州一带，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各郡有的地方使用西域的金银钱（《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用银铸钱，正面刻有骑马图案，背面刻有人的面容。'漫'就是钱背没有花纹的部分。乌弋山离国的钱与罽宾国相同，正面是人头图案，背面是骑马图案，用金银加饰在钱的边侧。安息国也用银铸钱，正面是国王的面容，背面是王后的面容，国王去世就重新铸钱。大月氏国也是如此），官府并不禁止。建德三年，又铸五行大布钱，以一枚当十枚，从而大量收取商贾的利益，与布泉钱一并流通。建德四年，又因为边境地区私铸钱的人很多，便下令五行大布钱不得出入四关，布泉钱只准入境而不准出境。建德五年，因为布泉钱逐渐贬值而百姓不再使用，于是废除了它。起初规定私铸者处以绞刑，从犯则发配远地为民户。北齐平定以后，山东一带百姓仍然杂用北齐旧钱。到宣帝大成元年，又铸造"永通万国"钱，以一枚当一千枚，与五行大布、五铢钱共三种钱一并使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因为天下钱币轻重不一，于是重新铸造新钱，钱的正反面内郭外郭都很规整，钱文写"五铢"，重量也与钱文相符，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魏书·食货志》记载，北齐文襄王曾下令，钱重一文达五铢者，才准入市使用，按此计算一百钱应重一斤四两二十铢，那么一千钱就该重十二斤以上。而隋朝五铢钱一千文才重四斤二两，这应当是大秤和小秤的差异所致）。这时，各种钱杂出流通，百姓中也有私自铸钱的。开皇三年，诏令四面各关口各交存一百枚钱作为样品。凡从关外来的商旅，都要用样钱核验相符，然后才准放行；不符合样钱的钱，就要销毁作为铜料，收归官府。诏令推行新钱之后，前朝的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以及常平钱，一律不准使用，因为这些钱使贸易受阻。开皇四年，诏令规定，凡有依旧使用旧钱而不加禁止的，该县县令要被罚去半年的俸禄。然而百姓使用旧钱已经习惯很久了，仍然不能完全断绝。开皇五年，又下诏加严规定。从此钱币才开始统一，流通各地，百姓感到便利。这时，所使用的铜钱，都需要掺以锡镴。锡镴价格既然便宜，求利的人便多起来，私铸的钱屡禁不止。这一年诏令禁止开采锡镴产地，并且不许私自采取。开皇十年，诏令晋王杨广在扬州设立五座炉冶铸钱。此后奸猾之徒逐渐增多，渐渐磨去钱郭上的铜来私铸新钱，又掺入铅锡，互相仿效，钱因此变得轻薄。于是又颁布了禁止劣钱的法令。京师及各州的邸店市肆，都要立榜置样作为标准，不符合样钱标准的钱不准入市使用。开皇十八年，诏令汉王杨谅在并州设立五座炉冶铸钱。又因为江南一带钱少，晋王杨广又请求在鄂州白〇山有铜矿的地方铸钱，于是诏令准许设置十座炉冶铸钱。又诏令蜀王杨秀在益州设立五座炉冶铸钱。这时铸出的钱越来越粗劣，于是命令有司检查天下邸店市肆现存的钱，凡不是官铸的一律销毁，把铜收归官府。而京师有人因用劣钱交易被官吏抓获，甚至有被处死的。几年之间，私铸之风才稍有平息。大业以后，朝廷纲纪松弛紊乱，大奸大猾之人于是大量私铸钱币，钱变得越来越轻薄粗劣，本应每千钱重二斤，后来逐渐减轻到一斤。有人甚至剪裁铁片，用裁剪的布和糊制的纸来冒充钱币，与真钱混杂使用，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高涨，

译一直到隋朝灭亡。

唐高祖武德四年，废除五铢钱，铸造"开元通宝"钱，每十枚重一两，一千枚合重六斤四两，轻重大小都很适中。在洛州、并州、幽州、益州等各州设置钱监。赐给秦王、齐王各三座炉冶，右仆射裴寂一座炉冶，用以铸钱。凡盗铸者处死，家属没入官府。

唐高祖当初进入关中时，百姓多使用线环钱，这种钱制作轻薄细小，大约八九万枚才能装满半斛。于是铸造"开元通宝"钱，钱文由给事中欧阳询撰写并书写，当时人称赞他的书法工整。字体兼含八分、篆书、隶书三种笔法，钱文先读上后读下，再左后右地读。若从上边起循环左转来读，意思也能读通，民间俗称它为"开通元宝"钱。郑虔的《会粹》说，欧阳询当初进献蜡样那天，文德皇后曾用指甲掐了一下，所以钱上留有掐痕。每两分为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代的秤是今天秤的三分之一，那么现在的钱相当于古秤七铢以上的重量，比古代五铢钱还要重出二铢以上。

唐高宗显庆五年，因为盗铸的劣钱太多，官府出面收购，用一枚好钱兑换五枚劣钱。百姓中有人私藏劣钱，等待禁令松弛后再使用。

仪凤四年，因为天下劣钱越来越多，命令东都拿出存放多年的糙米和粟米在市场上出售，每斗要另外交纳一百文劣钱。这些劣钱交由少府、司农两司相互知会，随即销毁；其中厚重、够斤两的，则听任其继续流通使用。

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直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以一枚当旧钱十枚使用。过了一年，旧钱大多被废弃不用。第二年，因为商贾贸易不通、米价布价飞涨，又恢复使用"开通元宝"钱，天下各地都铸造这种钱。然而私铸犯法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有人甚至用船筏在江中私铸钱币。朝廷下诏令各地收缴劣钱，但奸伪之风仍未止息。仪凤年间，沿江百姓大多以私铸钱为业，朝廷下诏派巡江官员督察缉捕，凡携带铜、锡、镴超过一百斤的，一律没收充公。仪凤四年，命令东都出售米粟，每斗另外交纳一百文劣钱，交由少府、司农两司销毁。当时因为铸钱太多，钱价贬值，米价上涨，于是诏令少府停铸，不久又恢复旧制。永淳元年，规定私铸者处死，邻里保甲连坐。

武后长安年间，命令在市场悬挂样钱，让百姓依照样钱使用铜钱。不久发现挑拣甄别十分困难，交易因此滞留，于是下令凡不是有穿孔破损、也不是铁锡熔液铸造的钱，都可以使用，熟铜钱、排斗钱、沙涩钱都可以出售流通。从此盗铸之风蜂拥而起，江淮一带尤其严重，官吏无法查获缉捕。先天年间，两京的钱越来越粗滥，郴州、衡州的钱仅仅有个轮郭的样子，铁钱锡钱之类的五铢钱都可以使用，有人甚至用锡模铸钱，片刻之间就能造出成千上百枚。

唐玄宗开元初年，宰相宋璟请求禁止劣钱，推行二铢四参钱，销毁不能使用的旧钱。江淮一带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等名目，朝廷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出使江淮，搜括劣钱。萧隐之办事严苛急躁、扰民过甚，怨声载道，因此获罪被贬官。宋璟又请求出售十万斛粮食来收兑劣钱，交由少府销毁。

开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敕令说："布帛不能按尺寸来交易，豆谷不能按抄勺来买卖以互通有无。古人铸钱，是用来流通货币的，近来虽然官府铸钱，但收益甚微，核算工本，耗费颇多，公私的花费，供给都不充裕，长久考虑这个弊病，难道没有变通的办法吗？从前汉文帝时，已经有开放私铸的法令，虽然曾被贾谊所批评，却也没有被贤明的君主所废止。古往今来，时移事异，我们也想不禁止民间私铸，这个道理如何？请公卿百官详细讨论其中的可行与否。"秘书监崔沔提出意见说："国家有钱币，是当时通行使用的。如果允许百姓私铸，人们必定争相铸造，各自谋求私利。稍微有些利益，就会渐渐荒废本业，从大局来看这样反而使国家贫困。所以贾谊

译向汉文帝陈说私铸的七种祸害，是想改变当时的法令；姜太公创设九府圆法，是想借此使贫困的百姓富足。何况依法铸钱本就无利可图，违法私铸才有利可图。谨按《汉书》记载，汉文帝虽然废除了禁止私铸钱的法令，但也不许私铸者掺杂铅铁等其他巧诈的成分。这样看来，即使允许私铸，也不容许掺杂奸伪。钱不容许掺假，那么私铸者就无利可图。私铸者无利可图，私铸自然就会停止。这样看来，禁止私铸和不禁止私铸，其法度效果是一样的。只要能严格执行法令并节制用度，那么法令得以推行而奸诈不会兴起，情势变化而奸邪不会滋生，这正是称得上贤明君主的原因。如今如果听任百姓私铸，同时严厉惩处劣钱，官府必须得到得力之人，百姓都知道禁令，这样告诫的效果或许能与汉朝的政绩相当，但恐怕还比不上我大唐旧有的制度。如今如果对铜器征税、折抵徭役，那么官府的冶铸就能维持；再核算成本、酌情征发劳役，那么私铸就无利可图。这种办法容易推行且能长久，简便而难以作假，只须谨守旧的制度，不必超越现有的规章。况且钱这种东西，贵在流通货物，利益不在于多，又何必等到允许私铸，然后才能够满足使用呢！"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发表意见说："古时候以珠玉为上等货币，以黄金为中等货币，以刀币、布币为下等货币。管子说：'这三种货币，拿在手里并不能增加温暖，舍弃它们也不会减损饱腹。先王用它们来掌控财物，用以驾驭人事，从而使天下太平。'因此称之为'衡'。所谓衡，就是使货物有时贵有时贱，不能保持固定不变。所以给予百姓财富的权力在君主手中，夺取的权力也在君主手中。因此百姓拥戴君主如同日月，亲近君主如同父母，正是运用了这种权术，这就是所谓君主的权柄。如今的钱，就相当于古代的下等货币。陛下如果放弃对它的掌控而任凭百姓私铸，那么君主上面就没有办法驾驭臣下，臣下下面也没有办法侍奉君主，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货物贱了就会损害农民，钱贱了就会损害商贾，所以善于治国的人，要观察货物的贵贱、钱币的轻重。货物价格高，说明钱价轻，钱价轻是因为钱太多，钱多就要用办法收回使它减少，钱少了价值就重，价值重了就要用办法散布出去使它变轻。轻重的根本，必须出自朝廷，怎么能假手于民间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铸钱如果不掺入铅铁就无利可图，掺入铅铁就成了劣钱，不用严厉的禁令就不足以惩戒制止。况且如今正堵塞私铸的门路，人们尚且冒死去触犯，何况开启这个源头而想要人们服从法令呢！这是设下陷阱而引诱百姓落入其中，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如果允许百姓铸钱，没有利益百姓就不会去铸，有利益百姓中离开农田的人就会增多。离开农田的人多了，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又靠近饥寒的境地，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人一旦富足到了极点就不能用赏赐来劝勉，贫穷饥饿到极点就不能用刑罚来禁止，所以法令之所以不能推行，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都是因为贫富不均所致。如果允许私铸钱币，那么贫穷的人必定无法铸造。臣担心贫穷的人会更加贫穷，而不得不为富家服役，富家趁机则会更加为非作歹。从前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只是一个诸侯，财富却与天子相当；邓通，只是一个大夫，财富却与王侯相埒。这都是铸钱所导致的结果。如果一定要允许百姓私铸钱币，这就是把利益和权柄一并授予他人而放弃自己的权柄，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陛下如果认为如今钱重而伤害了本业，铸钱费工而获利甚少，那么臣愿意说明其中的失误之处，以贡献我的浅见。所谓钱变重，是因为人口一天比一天比从前增多，而炉冶的数量却没有比从前增加。又因为官铸的钱重，与铜的价格相当，所以盗铸的人便销毁重钱来铸造轻钱。禁令宽松时轻钱就流通，禁令严格时就停止，停止了轻钱也就被丢弃了，这

译就是钱变少的原因。铸钱的费用不够充裕，原因在于铜价太贵，铜价贵的原因，在于用铜的人太多。铜若用来制造兵器，还不如铁好用；用来制造器物，又不如漆器好用，禁止百姓用铜制造这些东西并无妨害，陛下为何不加以禁止呢？那么铜就没有别的用处了，铜没有别的用处，铜价自然就会降低，铜价降低了，铸钱的费用就充足了。铜不流散到民间，那么盗铸的人就没有原料可以铸钱，没有原料可铸，那么官铸的重钱就不会被销毁，官铸的重钱不被销毁，百姓就不会触犯死刑，钱币又一天天增多，铸钱的末业又能获利。这样一来就能一举而得四种好处。恳请陛下仔细考察这个道理。"这一年十月六日，敕令说："货币兼有流通的作用，是为了便利使用，然而布帛才是根本，钱币不过是末端。轻视根本而看重末端，弊病由此加深，法令教化的推行，应当有所变革。从今以后，凡是庄宅、奴仆车马的交易，都应先使用绢布、绫罗、丝绵等物，其余买卖至一千文以上的，也命令钱币和实物兼用，违反者依法治罪。"开元二十六年，在宣州、润州等州设置钱监。

这时两京所用的钱币品质渐好，米粟的价格也随之下降。此后钱又逐渐变得粗劣，朝廷下诏在产钱的地方设置钱监，铸造"开元通宝"钱，京师的库藏因此都装满了。可是天下盗铸之风更加兴起，广陵、丹阳、宜城尤为严重。京师的权贵豪门年年到那里收购私钱，舟车络绎不绝。江淮一带的偏炉私钱有数十种，掺杂铁锡，轻薄散乱不成钱形。官府铸的钱称为官炉钱，用一枚官炉钱可以兑换七八枚偏炉钱，富商往往囤积官炉钱，用来换取江淮的私铸钱。两京的钱有鹅眼钱、古文钱、纟延环钱的区别，每贯重三四斤，甚至有剪裁铁片而穿成一贯的。宰相李林甫请求拿出绢布三百万匹，按平价收购民间的钱，结果物价飞涨，前来申诉的人多达百万。兵部侍郎杨国忠想借机揽权邀宠，在市门扬鞭宣示说："马上就要恢复旧制了。"第二天，朝廷便下诏恢复使用旧钱。天宝十一载，又拿出钱三十万缗，来兑换两市的劣钱；又拿出左藏库的排斗钱，允许百姓兑换。杨国忠又提出，除了铁锡钱、铜沙钱、穿孔破损钱、古文钱以外，其余的钱都可以使用。这时朝廷增派农民铸钱，这些农民既然不熟悉铸钱工艺，因此生活都很艰难。内作判官韦伦请求用高价招募工匠，用来减少劳役而增加铸钱数量。天下共有钱炉九十九座：绛州三十座，扬州、润州、宣州、鄂州、蔚州各十座，益州、郴州各五座，洋州三座，定州一座。每炉每年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使工匠三十人，耗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铸一千文钱要耗费七百五十文的成本。天下每年共铸钱三十二万七千缗。

唐肃宗乾元元年，户部侍郎第五琦因为国家用度不足、货币贬值，于是请求铸造"乾元重宝"钱，直径一寸，每贯重十斤，以一枚当旧钱十枚，与"开元通宝"钱一并使用。等到第五琦担任宰相后，又铸造重轮乾元钱，以一枚当五十枚，每贯重十二斤。与前两种钱三品一并流通。法令屡次更改，物价飞涨，一斗米涨到七千钱，饿死的人遍布道路。当初，有所谓"虚钱"，京师人人都私自铸造，并且铸造小钱，甚至毁坏钟、佛像来取铜，犯禁的人越来越多。郑叔清担任京兆尹，几个月内因此被处死的人多达八百余人。上元元年，把重轮钱降为以一枚当三十枚，"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都以一枚当十枚，凡是经过碾磨检验、可以实际使用的，都算作实钱，而用虚数记账的交易一概用十当钱结算，由此钱有了"虚"和"实"的名称区别。

史思明占据东都时，铸造"得一元宝"钱，直径一寸四分，以一枚当"开元通宝"一百枚使用。不久又嫌"得一"这个名称不吉利、不是国祚长久的征兆，便改钱文为"顺天元宝"。

译

唐代宗即位后，"乾元重宝"钱改为以一枚当二枚，重轮钱改为以一枚当三枚，共实行了三天，大小钱又都改为一枚当一枚使用。自从第五琦改铸新钱以来，犯法的人每天多达数百，州县无法禁止，到这时百姓才感到十分便利。此后百姓把乾元、重轮这两种钱熔铸成器物，这两种钱就不再流通了。

当时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从天宝年间到现在，人口有九百多万户。《王制》说：上等农户能供养九人，中等农户能供养七人。按中等农户计算，全国共有人口六千三百万人。按老幼壮弱平均计算，每人每天要消耗米二升，一天要耗费米一百二十六万斛，一年就要耗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着的花费又是这个数目的一倍，吉凶礼仪方面的花费又要再加一倍，此外还要留出三年的储备粮以防备水旱灾害，这样一共需要米十三万六千零八十万斛，以贵贱丰歉相抵，那么米的价值与钱的价值大致相当。按每一顷田地论高下肥瘠丰歉的比例，一顷可产米五十多斛，那么需要田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才够。而铜钱每年也会因为陪葬棺瓶、埋藏、焚烧、沉溺等原因而损耗，加之铜价贵而钱价贱，有人把钱熔铸成器物，不出十年，钱几乎要耗尽，不足以满足当世的使用。"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认为，江州、岭南各州，依土产所出，运往京师的大多是粗重低贱的货物，运费不足以抵偿运输的成本。于是就把这些货物积存在江淮一带，用来换取铜、铅、柴炭，大量铸钱，每年能获利十余万缗，运送到京师及荆州、扬州二地，从此钱币日渐增多。

唐德宗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奏说："江淮的钱监，每年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运送到京师，核算工本和转运的费用，每贯要耗费二千文，这是本钱的一倍利息。"如今商州有红崖冶，出产铜料日益增多，又有洛源监长期荒废没有整治。请求增加人工开山取铜，重新兴办洛源旧监，设置十座炉冶铸钱，估计每年可铸钱七万二千贯，核算工本和转运费用，每贯只需九百文，这样就超过了本钱。江淮的七座钱监，请求全部停办。"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建中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佶上奏说："江淮百姓近来在集市交易的钱币，交纳上来的粗劣低质，经过挑拣上缴官府的仅有三分之二，其余的都掺杂了铅锡铜料，不够斤两，导致绢价飞涨，劣钱越来越多。据了解，各州的山野地窖中，都藏有私铸的钱，辗转私下交易，奸邪的行为日益加深。今后应责成本道观察使明确制定赏罚制度，切实加以禁止。"

贞元九年正月，张滂上奏说："各州府公私铸造铜器杂物等。臣认为国家钱币短缺，损耗的门路很多。从事贩卖的人，暗中把一千文钱销毁得铜六斤，用来制造器物，那么每斤铜就值六百多文。既然有厚利可图，销钱铸器的现象就越来越多，江淮一带，钱币确实因此减少损耗。恳请依照从前的敕令，除了铸镜之外，一律加以禁止。"

贞元十年六月，敕令说："今后天下铸造、买卖铜器，一概不必禁止，但这些铜器每斤的价格不得超过一百六十文。委托所在地的长官及巡院一同负责查访，如发现有销钱取铜的，按盗铸钱罪论处。"

贞元十四年十二月，盐铁使李若初上奏说："各道州府近来多因为钱币数量减少，绢帛价格降低，禁止现钱出境流通，导致赋税收入受损，商贾贸易不通。请指令准许现钱自由往来，不要加以禁止。"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唐宪宗因为钱币短缺，又下令禁止使用铜器。当时商贾到京师，把钱寄存在各路的进奏院以及各军、

译各路使者、富商轻装奔赴四方，凭票据合验后才能取钱，称为"飞钱"。京兆尹裴武请求禁止与商贾往来经营飞钱的人，搜查各坊，十人互相担保。盐铁使李巽因郴州平阳铜坑有二百八十余处，重新设立桂阳监，用两座炉子每日铸钱二十万。天下每年铸钱十三万五千缗。下令让积蓄钱财的商贾都拿出来购买货物，天下凡有银矿的山必定有铜矿，只是银子对百姓无益，五岭以北，采银一两的人流放他州，官吏也要论罪。

译元和四年，京师规定使用钱贯短缺二十文及夹杂铅锡钱的，予以逮捕；但如果不是用于交易而只是在道路上携带流通的钱，则不予追究。又下诏开采五岭的银矿，禁止钱币运出岭外。六年，规定交易用钱十缗以上的，须搭配使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离飞狐旧铸钱监不到二十里，河东节度使王锷设置炉灶，疏导拒马河水以铸钱，工本费用尤其节省，任命刺史李听为铸钱使，用五座炉子铸钱，每炉每月铸钱三十万。从此河东的锡钱都废止不用了。自从京城禁止飞钱（汇兑券）以来，各家都有滞留窖藏的钱财，物价立刻变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求允许商人在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办理飞钱汇兑，每一千缗额外多给一百钱，但商人却没有人来办理。又允许商人按等额兑换，但钱重货轻的情况依旧如故。宪宗为此拿出内库钱五十万缗购买布帛，每匹加上原来估价的十分之一。恰逢吴元济、王承宗联合抗拒朝命，朝廷发动七道兵马讨伐，经费匮乏用尽。皇甫〇建议，内外用钱每缗除原有的克扣二十文之外，再抽取五十文送交度支以供养军队。

十二年敕令："从今以后，文武官员，不论品级高低，以及公主、郡主、县主、中使，下至士人百姓、商旅、寺院道观、街坊市集，凡是私人储藏的现钱，都不得超过五千贯。如有超过此数的，允许从敕令颁布之后，限期一个月购买其他物品收藏。如果限期内未能办完，可再申请延期，但也不得超过两个月。限期满了仍违犯的，平民处死；有官职的人上奏朝廷加以贬黜，其超额储藏的钱没收充公，五分之一用于赏赐检举人。"当时京城各里坊区域市肆所积储的，大多是各藩镇的钱，如王锷、韩弘、李惟简，少的也不下五十万贯。于是大家争相购买田地房屋来把钱花出去，而那些出高价大手笔购置的，多假借依附左右神策军官的钱为名义，府县无法追究处理，此项禁令终究未能实行。

在此之前，三年时曾下诏："天下商贾中先前积蓄了现钱的，委托当地长官，让他们收购货物，官府不得随意设定期限，逼迫商人，任凭他们自由买卖，以求方便有利。满一年之后，此法在全国推行完毕，朕将另立新规，设立蓄钱的禁令。所以先行告示，允许他们方便行事，用意是日后执法时不再宽贷。"

按：后世治理国家的人，不能通过均分田产来均衡贫富，却只想设法限制豪强兼并之徒。限制百姓占田的名额，还说得过去；限制百姓蓄钱，岂不是太过分了！然而买田的人是志在兼并，所以必须由上面的人立法限制他们的顷亩数；而蓄钱的人是志在流通钱财，本来就不必劳烦上面的人立法来教他们经商买卖。如今因为钱重货轻的缘故，设立蓄钱的限额，然而钱重货轻，正是那些藏匿钱财追逐利益的人所乐于见到的。别人抛售我便收购，谁没有这种心思？本不必设法禁止来驱使他们，这样只是白白开了互相告发的门路，徒然造成烦扰罢了。

穆宗即位后，京城买卖金银十两也要克扣一两，买米盐一百钱要克扣七八十文。京兆尹柳公绰用严法加以禁止。不久因为各地用钱克扣的比例不一，下诏依从各地的习俗，内外支付使用，每缗一律克扣八十文。

宝历初年，河南尹王起奏请将熔钱铸造佛像的行为以盗铸钱论罪。

太和三年，下诏规定佛像须用铅、锡、土、木制作，装饰所用的带子可用金银、〇石、乌油

译、蓝铁，只有镜子、磬、钉子、〇、钮扣可以用铜，其余一律禁止，盗铸者处死。这时严格盐铁钱的禁令，告发私藏一千钱的赏五千钱。

四年，下诏规定积蓄的钱以七千缗为限，超过十万缗的限一年内用完，二十万缗的限两年。凡是交易一百缗以上的，匹帛米粟须占一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因为是繁华都会，约束办法比照京城执行。不久都废止了。

八年，河东的锡钱又重新出现，盐铁使王涯在蔚州设置飞狐铸钱院，天下每年铸钱不到十万缗。文宗为货币贬值、钱贵的问题所苦，下诏让各藩镇放开钱币〇交易。当时虽然禁止用铜制作器物，但江淮、岭南的店铺照样公开出售，把一千钱熔铸成器物，出售获利数倍。宰相李〇请求增设炉灶铸钱，于是禁止铜器，官府一律收购。天下有铜矿五十处，每年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到武宗废除佛教之法时，永平监官李郁彦请求将铜像、钟、磬、炉、铎都收归巡院，州县所得的铜也很多了。盐铁使因为工匠的劳力有限，不足以增加铸造，允许各道观察使都可以设置铸钱作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求天下各州以州名铸钱，京城铸京钱，大小尺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止使用旧钱。恰逢宣宗即位，把会昌年间的政令全部推翻，因为新钱字样可以辨认，又重新熔铸成佛像。昭宗末年，京城用钱八百五十文为一贯，每一百文实际只有八十五文，河南府则以八十文为一百文。

●卷九 钱币考二

○历代钱币之制

后唐同光二年，命令京城及各道，对于市面流通的钱当中，检查出杂有铅锡的恶钱，一律予以禁断；沿江州县每逢船只靠岸，都要严加查察，不许携带杂有铅锡的恶钱往来兑换好钱，如有私自携带的。一律予以收缴。

天成元年，中书门下上奏："访察得知各道州府买卖铜器价格昂贵，多是因为熔销现钱，以谋取厚利。"敕令："应普遍告知，凡属原有的旧的破损铜器及碎铜，即准许铸造铜器。生铜器每斤定价二百，熟铜器每斤四百，如违反官定价格，买卖的人依照盗铸钱的律条论罪。"又敕令："各道州府约束现钱，一向有相关条例，如果全部禁断，实在不合常理。应命令三京、各道州府，城门放出的现钱如超过五百文以上的，不得放出。"

二年，敕令："买卖人所使用的现钱，旧有规定，每陌以八十文计。近来访察得知京城及各道市肆人户，都把短陌钱转换成长钱使用。今后凡有买卖，都必须使用八十陌钱，如有仍用短陌钱做买卖的，命令所在地官府查获惩治。"

四年，制令："今后流通的钱陌中，查获一文、两文夹带铅铁钱的，其所用的钱不论多少，一律没收充公并治罪。"

晋天福三年，下诏说："国家所依赖的，以钱币最为重要，若任其销毁则损害甚大，而增添铸造却又无所听闻。应命令三京、邺都各道州府，不论公私，凡有铜的，都准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钱文，从左向右环绕读之。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仍禁止掺杂铅铁铸造。各道凡有长期废弃的铜矿，允许百姓自便开采冶炼，永远为业主，官府不收取课税利益。除铸钱之外，不得顺便另铸铜器。"

同年十一月，敕令："先前已许可铸钱，但顾虑各地缺铜，难以依照先前规定的铢两标准。应命令天下公私凡有铜想铸钱的，酌情自行掌握轻重铸造，但不得掺入铅铁以及做得缺损不堪流通长久。"

四年，敕令："因天下公私铸钱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