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一 经籍考八
噫！至於姓亦从焉，何其甚也。久之祸难并起，与莽曾无少异，殆《书》所谓“与乱同事”者邪！
陈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历载千数，而太平之遗迹扫荡殆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於是时，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知其数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又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尤难”。新法误国，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宁八年，诏颁之国子监，且置之义解之首。
※《周礼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杨时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书。
※《周礼中义》八卷
陈氏曰：祠部员外郎长乐刘彝执中撰。彝，诸经皆有《中义》。
※《周礼详解》四十卷
陈氏曰：王昭禹撰，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
※《周礼讲义》四十九卷
陈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陈君举《周礼说》三卷
陈氏曰：其书曰《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各四篇。
《中兴艺文志》称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纲领三，养君德、正朝纲、均国势也。郑注之误三，《王制》，汉儒之言，今以释《周礼》；《司马法》，兵制，今以证田制；汉官制皆袭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学於傅良，记所口授，而为书曰《微言》。傅良为《说》十二篇，专论纲领。
《朱子语录》曰：於丘子服处见陈、徐二先生《周礼制度菁华》，下半册徐元德作，上半册即陈君举所奏《周官说》。先生云：孝宗尝问君举：“闻卿博学，不知读书之法当如何？”陈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尝用心推考。今《周官》数篇已属藁，容臣退，缮写进呈。”遂写进御。大概推《周官》制度亦稍详，然亦有杜撰错说处。如云冢宰之职，不特朝廷之事，凡内而天子饮食、服御、宫掖之事，无不毕管。盖冢宰以道诏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说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属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礼，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马；盖周家设六官互相检制之意。此大不然，何圣人不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复疑之邪？或问：“如何？”先生曰：“宾客属秋官者，盖诸侯朝觐、会同之礼既毕，则降而肉袒请刑，司寇主刑，所以属之，有威怀诸侯之意。夏官掌诸侯土地封疆，如职方氏皆属夏官。盖诸侯有变，则六师移之，所以属司马也。”又问：“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盖司马职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画井田，创置纤悉，必属於司空，而今亡矣。”
※《周礼井田谱》二十卷
陈氏曰：进士会稽夏休撰，绍兴时表上之。
译"帝姬"。唉！竟然连姓氏都要跟着改，何等过分啊！过了不久祸乱纷起，与王莽当年的情形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大概就是《尚书》所说的"与乱同事"吧！
陈振孙说：这本书的序言说："自从周朝衰落到现在，经历了千百年，太平时代的遗迹已经扫荡殆尽，学者所看到的，没有一部完整的经书。在这个时候，我却想要训释阐发它，我确实不自量力，也知道其中的困难，认为用训释阐发它已经很难，又知道要建立政令、创设事业，追寻恢复古制就更加困难了"。新法之所以误国，从这里就可以推知其根源了。熙宁八年，皇帝下诏把这部书颁布到国子监，并且把它放在经义解说的首位。
※《周礼辨疑》一卷
晁公武说：本朝杨时（字中立）撰写。共一卷，攻驳王安石的这部书。
※《周礼中义》八卷
陈振孙说：祠部员外郎长乐人刘彝（字执中）撰写。刘彝对诸经都写有《中义》。
※《周礼详解》四十卷
陈振孙说：王昭禹撰写，不清楚是什么人。近世准备科举的人大多采用这部书，其学说都宗奉王安石的新说。
※《周礼讲义》四十九卷
陈振孙说：林之奇撰写，共四十九卷。
※陈君举《周礼说》三卷
陈振孙说：这部书分《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各四篇。
《中兴艺文志》记载陈傅良的话说："《周官》的纲领有三条，就是培养君主的德行、端正朝廷的纲纪、均衡国家的形势。郑玄注解的错误有三处：《王制》是汉代儒者的说法，现在却用它来解释《周礼》；《司马法》是讲兵制的书，现在却用它来印证田制；汉代的官制都是承袭秦制的，现在却用它来比附《周官》。"徐筠向陈傅良求学，记录他口头传授的内容，写成《微言》一书。陈傅良撰写《说》十二篇，专门论述纲领。
《朱子语录》说：在丘子服那里看到陈傅良、徐元德二位先生的《周礼制度菁华》，下半册是徐元德所作，上半册就是陈君举所进呈的《周官说》。朱先生说：孝宗曾经问陈君举："听说你学问渊博，不知读书的方法应该怎样？"陈君举回答说："臣平生对《周官》大致曾用心推求考证。现在《周官》有几篇已经写成草稿，容许我退下后，抄写清楚呈上。"于是就抄写呈献给皇帝御览。大致推究《周官》的制度也算比较详细，但也有杜撰错说的地方。比如他说冢宰的职责，不只是朝廷的事务，就连内廷天子的饮食、服饰、宫掖之事，也无不全部管理。因为冢宰用道来劝导君王，纠正君主内心的过失，所以才如此。这个说法本来是对的。但是他又说主管接待宾客、传令的行人之官，本应归属春官宗伯，却掌管在司寇手中，宗伯掌管礼仪，司寇掌管刑罚，土地疆域的事务，本应掌管在司空手中，却掌管在司马手中；这是周朝设置六官相互检查牵制的用意。这就大错特错了，圣人怎会不用君子长者之道对待自己的臣子，既然任用他却又怀疑他呢？有人问："那应该怎么解释？"朱先生说："宾客之事归属秋官，是因为诸侯朝觐、会同的礼仪结束之后，就要脱去上衣、露出肩膀请求处罚，司寇主管刑罚，所以归属于他，含有以威严安抚诸侯的意思。夏官掌管诸侯的土地封疆，比如职方氏都归属夏官。因为诸侯如果有变故，就要调动六军去征讨，所以归属司马。"又问："冬官司空掌管什么事？"回答说："大体上是掌管土地田亩之事。因为司马的职方氏保存的是疆域的固定制度，至于详细规划井田、创立各种细致制度，必定属于司空掌管，而现在这部分已经失传了。"
※《周礼井田谱》二十卷
陈振孙说：进士会稽人夏休撰写，绍兴年间上表进呈。淳熙年间，楼钥把它刻印出来，永嘉止斋陈傅良作序说："夏休所著的《井田谱》，也算是有志向了。郑玄解释井田疆界，像画棋盘一样整齐，这是根据《王制》
淳熙中，楼钥刻之，永嘉止斋陈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谱》，亦有志矣。郑氏井邑若画棋然，盖祖《王制》，《王制》晚杂出汉文帝时，以海内尽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为国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货志》亦谓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为庐舍盖人二亩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汉以来诸儒鲜或知之者。其说畿内广成万步，谓之都；不能成都谓之鄙，不能成鄙即成县者与之为县，成甸者与之为甸，至一丘一邑尽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谓之▯田；以其不可为军、为师，而无所专系，故谓之闲民。乡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摄，备其数，不必具其员，岁登下民数於是，损益之，是谓相除之法，皆通论也。馀至纤至悉，虽泥於数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与时务合，不为空言，去圣人远。《周礼》一经，尚多三代经理遗迹，世无覃思之学，顾以说者谬，尝试者复大谬，乃欲一切▯尽为慊。苟得如《井田谱》与近时所传林勋本《政书》者数十家，各致其说，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则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则天下庶几於治矣。”
※《周礼丘乘说》一卷
陈氏曰：项安世撰，一卷。
※黄度《周礼说》五卷
陈氏曰：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记》。
水心叶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刘歆遽行之，大坏矣，苏绰又坏矣，王安石又坏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坏，而是书所存无几矣。《诗》、《书》、《春秋》皆孔子论定，孟轲诸儒相与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从；井洌於逵，众酌饮焉，惟其量尔，故治虽不足而书有馀也。孔子未尝言《周官》，孟子亦以为不可得闻，一旦骤至，如奇方大药，非黄帝、神农所名，无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乱颠错几希，故用虽有馀而书不足也。虽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书，他经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书，他经其缓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齐备，义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实政在是也，柰何使降为度数事物之学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为之说，▯▯乎孔、孟之以理贯事者必相发明也，恻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纬经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设邦家非自尊也。养民至厚，取之至薄；为下甚逸，为上甚劳；洗涤三坏之腥秽，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虽未能表是书而独行，犹将合他经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时永嘉陈君举亦著《周礼说》十二篇，盖尝献之绍熙天子，为科举家宗尚。君举素善文叔，论议相出入，所以异者，君举以後准前，由本朝至汉，溯而通之；文叔以前准後，由春秋、战国至本朝，沿而别之。
译来的，而《王制》晚出，是汉文帝时才杂出的，认为天下都划为九州，每州必定方圆千里，千里之内必定分为二百一十个诸侯国。此后班固的《食货志》也说井田方圆一里，八家各自私有田地百亩，公田十亩，合计为八百八十亩；建造庐舍则按人口每人二亩半计算。凡是这一类的说法，夏休都不采信，汉代以来的儒者很少有人了解这些。他的说法是，畿内广达一万步的称为'都'；不能达到'都'的规模称为'鄙'；不能达到'鄙'的规模、能达到'县'规模的就当作'县'，能达到'甸'规模的就当作'甸'，一直到一丘一邑都是如此。因为它们不能构成'都'、'鄙'的规模，所以称之为'闲田'；因为不能编为'军'、'师'，而没有专门的隶属，所以称为'闲民'。乡遂的市官，都是小的兼并大的，其他方面也是上下相互统摄，只求配备齐全数目，不一定要配足人员，每年登记百姓的人数，据此增减调整，这就叫做'相除之法'，都是通达的论述。其余极为细微琐碎之处，虽然拘泥于数字度量，未必都能相合，但他的用意要与实际事务相吻合，不说空话，虽然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远。《周礼》这部经书，还保留很多三代经理天下的遗迹，只是世上没有深思的学问，反而认为解说的人错了，尝试实行的人错得更厉害，于是就想一概加以否定为快。如果能得到像《井田谱》和近来所传林勋所著《本政书》这样的书几十家，各自阐明自己的说法，取其能通达如此的部分，去除其拘泥不通达如彼的部分，那么周代的制度就可以考察清楚了。周代的制度能够考察清楚，那么天下也就差不多可以达到大治了。"
※《周礼丘乘说》一卷
陈振孙说：项安世撰写，一卷。
※黄度《周礼说》五卷
陈振孙说：黄度字文叔，没有解释《考工记》。
水心叶适作序说：《周官》晚出，而刘歆急于推行它，造成了极大的败坏，苏绰又败坏了它一次，王安石又败坏了它一次。一千四百年间历经三次大的败坏，而这部书所保存下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了。《诗》、《书》、《春秋》都是孔子论定的，孟轲等诸位儒者相继辅佐传承，世人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却能相信其源流；就像清澈的井泉在通衢大道旁，众人都可以酌取饮用，只是各人根据自己的酒量罢了，所以即使治理不够完善，这些经书本身却是完备有余的。孔子未曾谈论过《周官》，孟子也说这书是不可得而听闻的，一旦突然出现，就像是奇异的药方、猛烈的药物，不是黄帝、神农所命名的，也没有制定服用的方法，而平庸鄙陋之人却随意乱吞，不产生眩晕错乱的很少，所以虽然用处有余，这部书本身却存在不足之处。虽然如此，据我考察，周代的道统本来没有比这部书更集中的了，其他经书是它散见的部分；周代的典籍本来没有比这部书更切要的了，其他经书是它的补充。公卿恭敬，各级官吏廉洁，教化法度齐备，道义与利益均衡，本来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的实际政绩都体现在这里，为什么要让它沦落为讲度数事物的琐碎学问呢！新昌人黄度（字文叔），开始阐述五官而加以解说，深切地体现出孔孟以理贯通事物的用意必定相互印证发明，恳切地体现出文王、武王以自身为百姓表率的用意必定相互交织。守护天下的人不是出于私智，设立邦国不是为了自我尊崇。养育百姓极其深厚，索取百姓的却极其微薄；对下极其安逸，对上极其辛劳；洗涤三次败坏所留下的污秽腥臭，一律用性命道德来重新唤起后世的公心，即使不能单凭这部书就独自流传，也要与其他经书一起共存，他的功劳是很大的。同时永嘉人陈君举也著有《周礼说》十二篇，曾经进献给绍熙年间的天子，被科举家所推崇。陈君举向来与黄文叔交好，两人的议论互相出入，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陈君举以
其叙乡遂沟洫，辩二郑是非，凡一字一语，细入毫芒，不可损益也。
※史浩《周礼讲义》
《中兴艺文志》：孝宗为建王，浩分讲《周礼》，多启发，孝宗称之。然止於《司关》。
※郑锷《周礼解义》
《中兴艺文志》：《周礼》一经，说者仅一二家，又多舛或凿。淳熙中，锷为《解义》，详制度，明经旨，学者宗其书。
※《周礼纲目》八卷《摭说》一卷
陈氏曰：绍兴府教授括苍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鹤山《周礼折衷》二卷
陈氏曰：枢密临邛魏了翁华父之门人税与权所录。条列经文，附以传注。鹤山或时有所发明，止於《天官》，馀未及。凡二卷。
※《礼记》二十卷《郑玄注》
晁氏曰：汉戴圣纂，郑康成注，即所谓小戴者也。此书乃孔子没後，七十子之徒所共录。《中庸》，孔▯作；《缁衣》，公孙尼子作；《王制》，汉文帝时博士作；河间献王集而上之。刘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删，八十五篇；小戴又删，四十六篇。马融传其学，又附《月令》、《明堂义》，合四十九篇。
陈氏曰：汉儒辑录前记，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驳而不纯，独《大学》、《中庸》为孔氏之正传，然初非专为礼作也。唐魏徵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盖有以也。
夹氵祭郑氏曰：戴圣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为扬州刺史，圣惧，自免。後为博士，毁武於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戴圣为礼家之宗，身为赃吏，而子为贼徒，可不监哉！学者当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语录》曰：《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後杂乱，不切於日用。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学《礼》，先看《仪礼》，《仪礼》无全书，其全皆是讲说。如《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大学》、《中庸》是说理之书，《儒行》、《乐记》非圣人之书，乃战国贤士为之。有许顺之者说：人
译后代的制度去参照前代，从本朝一直上溯到汉代，逆流而通贯全局；而黄文叔以前代的制度去参照后代，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本朝，顺流而分别考辨。他们对乡遂沟洫制度的叙述，对郑玄、郑众二人是非的辨析，凡是一字一句，都细致入微，不可有丝毫增减。
※史浩《周礼讲义》
《中兴艺文志》记载：孝宗当年做建王时，史浩分篇为他讲授《周礼》，多有启发，孝宗称赞他。但只讲到《司关》就停止了。
※郑锷《周礼解义》
《中兴艺文志》记载：《周礼》这部经书，解说的人仅有一两家，而且大多牵强附会或穿凿附会。淳熙年间，郑锷撰写《解义》，详细阐述制度，明确经文旨意，学者们都推崇他的书。
※《周礼纲目》八卷《摭说》一卷
陈振孙说：绍兴府教授括苍人林椅（字奇卿）撰写，嘉定初年进呈朝廷。
※鹤山《周礼折衷》二卷
陈振孙说：这是枢密使临邛人魏了翁（字华父）的门人税与权所记录的。逐条排列经文，附上传注。魏了翁鹤山有时会有所发明阐述，但只讲到《天官》，其余部分没有涉及。共二卷。
※《礼记》二十卷《郑玄注》
晁公武说：汉代戴圣编纂，郑玄（字康成）作注，就是所谓的"小戴"礼记。这部书是孔子去世之后，七十弟子这一辈的人共同记录整理的。《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河间献王收集整理后进呈朝廷。刘向校定为二百五十篇。大戴已经删减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减为四十六篇。马融传授这门学问，又加进《月令》、《明堂位》两篇，合计为四十九篇。
陈振孙说：汉代儒者辑录前人的记载，本来就不是出自一家之言，大体上驳杂而不纯正，唯独《大学》、《中庸》是孔门的正统传承，然而当初也并非专门为讲礼而写的。唐代魏徵曾经因为《小戴礼记》编排杂乱不成条理，重新编撰了《类礼》二十篇，也是有道理的。
夹漈郑樵说：戴圣做九江太守的时候，处理政务大多不合法度。何武担任扬州刺史，戴圣心中害怕，自己请求免职。后来做了博士，在朝廷上诋毁何武，何武听说这件事，始终没有张扬他的恶行。而戴圣的儿子结交宾客做起了强盗，被关押在庐江，戴圣自认为儿子必死无疑。何武秉持公心裁决此事，最终使他没有被处死。从此戴圣感到惭愧而心服，何武每次入京奏事，戴圣未尝不登门致谢。戴圣是礼学家的宗师，自身却是贪赃的官吏，儿子又是盗贼之徒，这怎能不引以为戒呢！学者应当先重视他的言论罢了。
《朱子语录》说：《礼记》中有些讲宗庙、朝廷之事的，说得比较远、比较杂乱，不切合日常实用。如果想要观览《礼》，应当把《礼记》中切合日常实践的内容摘出来，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这几篇来看。学习《礼》，应当先看《仪礼》，但《仪礼》没有完整的经文，它的完整内容都是讲说而来的。像《周礼》、《王制》是讲制度的书，《大学》、《中庸》是讲义理的书，《儒行》、《乐记》不是圣人所作的书，是战国时期的贤士所作。有个叫许顺之的人说：人……
谓《礼记》是汉儒说，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尝有《礼记》中说话来？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如何说得到这里。想必古来流传，得此个文字如此。《礼记》有王肃注，煞好。太史公《乐书》载《乐记》全文，注家兼存得王、郑。如陆农师《礼象》、陈用之《礼书》亦该博，陈氏胜陆氏。如後世礼乐，全不足取，但诸儒仪礼，颇有好处，此不可废，当别类作一书。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当时此学自专门名家，朝廷有礼事，便用此等人议之。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王肃议礼，必反郑玄。
译说《礼记》是汉代儒者所作，恐怕不是这样。汉代儒者中最纯正的莫过于董仲舒，董仲舒的文章中最纯正的莫过于《三策》，其中何曾有《礼记》里那样的说法？像《乐记》所说的"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董仲舒怎么能说到这个地步。想必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得到了这样的文字。《礼记》有王肃的注，很好。太史公《乐书》记载了《乐记》的全文，注家兼存了王肃、郑玄的注。像陆农师的《礼象》、陈用之的《礼书》也都很渊博，陈氏胜过陆氏。至于后世的礼乐，完全不值得取法，但诸位儒者关于仪礼的论述，颇有好的地方，这不能废弃，应当另外分类编成一本书。六朝人大多精通这方面的学问，想必当时这门学问自成专门名家，朝廷有礼仪方面的事情，就用这些人来商议。郑康成是个好人，考订礼制名数，大有功劳。王肃议论礼制，必定反对郑玄。
※《礼记正义》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颖达等贞观中奉诏撰。其序称：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门；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爰从晋宋，逮於周、隋，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其为义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见於世，然皇甫为胜，今据以为本，其有不备，则以熊氏补焉。
《朱子语录》：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答曰：“《郑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礼记外传》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撰。《义例》两卷，五十篇；《名数》两卷，六十九篇。虽以《礼记》为目，通以《三礼》言之。刘明素序，张幼伦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删定，李林甫等注。序谓吕氏定以孟春日在营室，不知气逐闰移，节随斗建，於是重有删定，俾林甫同陈希烈等八人为之解。国朝景▯初改从旧文，由是别行。
《宋三朝国史艺文志》：初，《礼记 月令篇第六》即《郑注》，唐明皇改黜旧文，附益时事，号《御删月令》，升为首篇，集贤院别为之注。厥後学者传之，而释文、义疏皆本《郑注》，遂有别注小疏者，词颇卑鄙。淳化初，判国子监李至请复行《郑注》，诏两制、三馆、秘阁集议，史馆修撰韩丕、张亻必、胡旦条陈唐本之失，请如至奏；馀皆请且如旧，以便宣读时令。大中祥符中，龙图阁待制孙▯又言其事，群论复以改作为难，遂罢。
※《石经礼记》二十卷
晁氏曰：伪蜀张绍文所书，不载年月，经文不阙唐讳，当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题云“御删定”，盖明皇也；“林甫等注”，盖李林甫也。其馀篇第仍旧。议者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为首，孝明肆情变乱，甚无谓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颢撰。陈▯得之江涛，涛得之曾天隐，天隐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
※杨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杨时撰。时载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盖亦犹王氏之说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学者以中庸为二事，虽程正叔亦然，故说是书者，皆穿凿而二之。於是本诸胡先生、司马温公、程明道、张横渠、王肃、郑玄作是传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门人。
※《中庸大学广义》一卷
陈氏曰：司马光撰，一卷。
※芸阁《礼记解》十六卷
晁氏曰：吕大临与叔撰。
译《礼记正义》七十卷
晁氏说：唐代孔颖达等人在贞观年间奉诏撰写。其序称：大戴、小戴二人，本是同族而分立门户；王肃、郑玄两家，注解同一部经典而说法不同。从晋、宋以来，一直到周、隋，传习礼学的人，江南一带尤为兴盛。为《礼记》作义疏的人很多，唯有皇甫侃、熊安生的著作流传于世，而皇甫侃的更胜一筹，如今就以他的书为底本，其中有不完备之处，就用熊氏的来补充。
《朱子语录》：有人问：“《礼记》除了古注之外，还有更好的注本吗？”朱子回答说：“郑玄的注本身就很好。看了注再看疏，就可以了解了。”
《礼记外传》四卷
晁氏说：唐代成伯〇撰写。《义例》两卷，五十篇；《名数》两卷，六十九篇。虽然以《礼记》为书名，实际上是通论《三礼》而言的。刘明素作序，张幼伦作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说：唐玄宗删定，李林甫等人作注。序中说吕不韦（《吕氏春秋》）定孟春时太阳位于营室，却不知节气会随闰月推移，节候随北斗星移动而变化，于是重新加以删定，让李林甫会同陈希烈等八人为之作解。本朝景〇初年改用旧文，从此另外单独流传。
《宋三朝国史艺文志》：起初，《礼记·月令篇第六》就是郑玄的注本，唐玄宗改动删削旧文，附加当时的事务，称为《御删月令》，把它提升为首篇，由集贤院另外为之作注。此后学者传习它，而释文、义疏都以郑玄注为本，于是就有了另外注解、略作小疏的本子，用词颇为浅陋。淳化初年，判国子监李至请求恢复通行郑玄注本，皇帝下诏让两制、三馆、秘阁集体讨论，史馆修撰韩丕、张亻必、胡旦逐条陈述唐本的失误，请求依照李至的奏请办理；其余的人都请求暂且照旧，以便宣读时令。大中祥符年间，龙图阁待制孙〇又提出此事，众人议论又认为改动很难办，于是就作罢了。
《石经礼记》二十卷
晁氏说：伪蜀张绍文所书写，没有记载年月，经文没有避唐朝的讳，应当是孟知祥僭位之后所刻。开篇以《月令》为首，题为“御删定”，指的是唐玄宗；“林甫等注”，指的是李林甫。其余篇目次序仍照旧。议论的人说：“《经礼》三百条，《曲礼》三千条，'毋不敬'一句话就足以概括，所以先儒把它列为首篇，唐玄宗放纵情性、变乱旧制，实在毫无道理。”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说：程颢撰写。陈〇从江边得到此书，是从曾天隐那里得来的，曾天隐是从傅才孺那里得来的，据说是李丙所收藏的。
杨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说：杨时撰写。杨时记载程颐的话说“不偏叫做中，不变叫做庸”。这大概也和王安石的说法相似。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说：叔父詹事公撰写。近世学者把中和庸看作两件事，即使程颐也是如此，所以解说这部书的人，都牵强附会而把它分成两件事。于是他根据胡先生（胡瑗）、司马光、程颢、张载、王肃、郑玄的说法而写成此传。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说：游酢，字定夫，也是程颐的门人。
《中庸大学广义》一卷
陈氏说：司马光撰写，一卷。
芸阁《礼记解》十六卷
晁氏说：吕大临，字与叔撰写。吕大临师从程颐，礼学十分精深广博，对《中庸》、《大学》尤其用心。
陈氏说：据《馆阁书目》记载只有一卷，只有《表记》、《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共八篇。现在
与叔师事程正叔，《礼》学甚精博，《中庸》、《大学》，尤所致意也。
陈氏曰：按《馆阁书目》作一卷，止有《表记》、《冠》、《昏》、《乡》、《射》、《燕》、《聘义》、《丧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礼》上《下》、《中庸》、《缁衣》、《大学》、《儒行》、《深衣》、《投壶》八篇。此晦庵朱氏所传本，刻之临漳射垛书坊，称《芸阁吕氏解》，即其书也，《读书目》始别载之。
※方悫《礼记解》二十卷
陈氏曰：政和三年表进，自为之序。以王氏父子独无解义，乃取其所撰《三经义》及《字说》申而明之，著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解文义亦明白。
《朱子语录》曰：方、马二《解》，合当参考，尽有说得好处，不可以其新学而黜之。
※马希孟《礼记解》七十卷
陈氏曰：希孟字彦醇，未详何人，亦宗王氏。
※《礼记新义》
《宋中兴艺文志》：陆佃撰。亦牵於《字说》。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礼记》
《中兴艺文志》：夏休以《礼记》多汉儒杂记，於义有未安者，乃援《礼经》以破之。然《中庸》、《大学》实孔氏遗书也。
※燕山《中庸说》一卷
陈氏曰：太中大夫河南郭忠孝立之撰。
※张无垢《中庸说》六卷，《大学说》二卷（少仪解附）
朱子《杂学辩》曰：张公始学於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於释，既自以为有得矣。而其释之师语之曰：“左右既得{列巾}柄，入手开道之际，当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涂同归，则住世出世间，两无遗恨矣。然此语亦不可使俗辈知，将谓实有恁么事也”（见大慧禅师《与张侍郎书》，今不见於《语录》中，盖其徒讳之也）。”用此之故，凡张氏所论著，皆阳儒而阴释，其离合出入之际，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乎释氏之门，虽欲复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师者，其二本殊归，盖不特庄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巳也。窃不自揆，尝欲为之论辩，以晓当世之惑，而大本既殊，无所不异，因览其《中庸说》，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於篇。其他如《论语》、《孝经》、《大学》、《孟子》之说，不暇遍为之辩，大抵▯遽急迫，其所以为说，皆此书之类也。
※吕氏《大学解》
朱子曰：吕氏之先，与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学最为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按《正献公神道碑》载：公进读，上语及释、老虚寂之旨，公曰：“尧、舜虽知此，乃以知人安民为急，此其所差之端也。
译又有《曲礼》上下、《中庸》、《缁衣》、《大学》、《儒行》、《深衣》、《投壶》八篇。这是朱熹所传的本子，刻印于临漳射垛书坊，称为《芸阁吕氏解》，就是这部书，《读书目》才另外加以著录。
方悫《礼记解》二十卷
陈氏说：政和三年上表进献，方悫自己作序。因为王安石父子唯独没有为《礼记》作解义，方悫就取王氏所撰的《三经义》和《字说》来加以申发阐明，写成这部解说，因此得以上舍出身。他所解释的文义也很明白。
《朱子语录》说：方悫、马希孟两家的解说，应当参照比较，其中都有说得好的地方，不能因为它们是新学（王学）就废弃不用。
马希孟《礼记解》七十卷
陈氏说：马希孟字彦醇，不清楚是什么人，也是宗奉王安石之学。
《礼记新义》
《宋中兴艺文志》：陆佃撰写。也受《字说》牵累影响。宣和末年，他的儿子陆宰把书献上。
《破礼记》
《中兴艺文志》：夏休认为《礼记》里有很多是汉儒杂乱的记述，在义理上有不妥的地方，就援引《礼经》来加以驳斥。但是《中庸》、《大学》实际上是孔子留下的书。
燕山《中庸说》一卷
陈氏说：太中大夫河南人郭忠孝，字立之撰写。
张无垢《中庸说》六卷，《大学说》二卷（附《少仪解》）
朱子《杂学辩》说：张公起初在杨时（龟山）门下求学，后来却逃离儒学而归依佛教，自认为已经有所领悟了。他的佛门老师对他说：“您既已掌握了权柄，在入手引导别人的时候，应当改头换面，随机应变地讲说佛法，使儒佛殊途同归，那么在世出世，两方面就都没有遗憾了。不过这些话也不可让俗人知道，以为真有这么回事”（见大慧禅师《与张侍郎书》，如今在《语录》中看不到，大概是他的门徒讳言此事）。正因如此，凡是张氏所论著的东西，都是表面尊儒而暗地里崇佛，他在儒佛之间离合出入之际，务求蒙蔽世人的耳目，使人们安然不觉，从而进入佛教之门，即使想再脱身出来，也办不到了。他学说的本末旨意，大略如同他从老师那里所受的一样，儒佛这两家本源不同、归宿各异，不只是庄周出自子夏、李斯源于荀卿这样简单的关系罢了。我不自量力，曾想为此写文章加以辩驳，以警醒世人的迷惑，但由于根本已经不同，因而处处相异，于是翻阅他的《中庸说》，姑且摘取其中特别严重的十分之一二，写成此篇。其他如《论语》、《孝经》、《大学》、《孟子》的解说，来不及一一辩驳，大体上都是仓促急迫写成的，他立论的方式，都和这本书是一类的。
吕氏《大学解》
朱子说：吕氏的先人，与二程夫子交游，所以他家的学问最为接近正统。但是未能不被佛教、道教的学说所迷惑，所以后来的流弊难免有出入儒佛的毛病（按《正献公神道碑》记载：吕公向皇帝进读经典时，皇帝谈到佛、道虚无寂灭的宗旨，吕公说：“尧、舜虽然也懂得这些，却把知人安民作为当务之急，这就是他们与佛道相差的地方所在。”尧、舜之道，无论精粗本末，都是一以贯之的，他们所懂得的道理，似乎和佛道并不相似。如果认为所知在此、而当务之急却在彼，那就是本源分为两截了。本源既是这样，那么后来流弊之大，怎么说得尽呢。）现在评论其中一二点，来补足其中的缺漏，至于他其他接近正统的说法，君子还是可以采纳的。
《中庸集解》二卷
陈氏说：会稽石〇，字子重，辑录汇编而成。收录周敦颐、程颢、程颐、
”尧、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贯之，其所知者，似与释、老不相似也。以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本原如此，则末流之弊，岂可胜道哉。”）。今论其一二，以补其阙，盖其他说之近正者，则君子犹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陈氏曰：会稽石▯子重集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君▯享，凡十家之说。晦庵为之序。
※《大学章句或问》、《中庸章句或问》各三卷
陈氏曰：朱熹撰。其说大略宗程氏，会众说而折其中。又记所辩论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後。皆自为之序，至《大学》，则颇补正其脱简阙文。
《朱子语录》曰：《大学》一书，有正经，有《或问》，看来看去，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伊川旧日教人看《大学》，那时未有解，而今有注解，觉大段分晓了，只在仔细去看。《大学》解本文未详者，於《或问》中详之。《或问》未要看，俟有疑处，方可去看。
又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书岂可以章句求哉！然学者之於书，未有不得於辞而能通其意者。《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对说将来，直是整齐。某旧读《中庸》，以为子思做，又时复有个“子曰”字，读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参夫子之说，著为此书。自是沈潜反覆，遂渐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摆布得来，直是恁细密。《中庸》全在章句，其《或问》中皆是辩诸家说，恐未必是。问：《中庸》编集得如何？曰：便是难说。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亻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剥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有人说。
※《中庸辑略》二卷
陈氏曰：晦庵既为《章句》，复取石子重所集解，删其繁乱，名以《辑略》。其取舍之意，则《或问》详之。
※《曲礼口义》二卷，《学记口义》二卷
陈氏曰：戴溪撰。
※《中庸说》一卷
陈氏曰：项安世撰。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陈氏曰：直秘阁昆山卫▯正叔集诸家说，自注疏而下为一书，各著其姓氏。宝庆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秘。魏鹤山为作序。
※《孔子▯居讲义》一卷
陈氏曰：慈湖杨简敬仲撰。
※《大戴礼》十三卷
晁氏曰：汉戴德纂，亦河间王所献百三十一篇，刘向校定，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德删其烦重，为八十五篇。
译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君〇享，共十家的说法。朱熹为此书作序。
《大学章句或问》、《中庸章句或问》各三卷
陈氏说：朱熹撰写。他的说法大体上宗奉二程，汇集众家说法而折中取舍。又记下他所辩论取舍的用意，另外编成《或问》，附在书后。都由他自己作序，到了《大学》一书，则大量补正了它脱漏错简、缺失文字的地方。
《朱子语录》说：《大学》这部书，有正经，有《或问》，反复研读，起初只看注解就可以了；久而久之，就只看正文就可以了；再久一些，自然心中就有了一部《大学》，正文也就用不着了。但是不下我这许多工夫，也看不出我这里的门道；不下圣贤这许多工夫，也看不出圣贤的门道。程颐当年教人读《大学》，那时还没有注解，如今有了注解，觉得大致清楚明白了，只是需要仔细去阅读。《大学》解说中正文没有讲透彻的地方，在《或问》中加以详细说明。《或问》不必急着去看，等到有疑问的地方，才可以去看。
又说：《中庸》这一篇，我妄自用自己的想法划分了它的章句，这部书哪里能靠分章断句来求得真意呢！但是学者读书，从来没有不通过文辞而能通晓其中含义的。《中庸》从首章以下，多是两两相对地陈述，非常整齐。我早年读《中庸》，以为是子思所作，可是文中又时常有“子曰”这样的字样，读熟之后，才知道是子思参照孔夫子的说法而写成此书。从此我反复沉潜研读，才逐渐领会其中的旨趣，确定下现今的《章句》，安排布置得来，实在是十分细密。《中庸》全在于章句，其中《或问》都是在辩驳各家的说法，恐怕未必都对。有人问：《中庸》编集得怎么样？朱子说：这个很难说。因为前辈各位先生说得已经很多了，其中确实有很多差错的地方，但又不想把他们的说法全部驳倒，所以很难下手。这和《大学》不一样，《大学》从来没有人讲过。
《中庸辑略》二卷
陈氏说：朱熹既已撰成《章句》，又取石子重所汇集的解说，删去其中繁琐杂乱之处，命名为《辑略》。他取舍的用意，在《或问》中有详细说明。
《曲礼口义》二卷，《学记口义》二卷
陈氏说：戴溪撰写。
《中庸说》一卷
陈氏说：项安世撰写。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陈氏说：直秘阁昆山人卫〇，字正叔，汇集各家学说，从注疏以下编成一书，各自标明其姓氏出处。宝庆二年上表进献，因此得以在秘阁任职。魏了翁（鹤山）为此书作序。
《孔子〇居讲义》一卷
陈氏说：慈湖杨简，字敬仲撰写。
《大戴礼》十三卷
晁氏说：汉代戴德编纂，也是河间王所献的一百三十一篇，经刘向校订，又得到《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戴德删去其中繁复重复的部分，编成八十五篇。如今此书只剩四十篇，篇目从第三十九篇开始，缺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这四篇，却有两个第七十四篇，大概是因袭旧本的缺漏而照录的。每卷都标着“今卷第几”，题为“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是戴圣，戴德是信都王太傅，这大概是后人错题了。
陈氏说：汉代信都王太傅戴德，字延君，九江太守戴圣，字次君，都跟随后苍学习《礼》，这就是所谓《大戴礼》、《小戴礼》的由来。从汉初以来，直到刘向校订宫中藏书为止，各家所记录的礼学著作差不多有数百篇，戴德删去其中繁复的部分，编成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减为四十九篇，相传是这样的。如今《小戴礼
今书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盖因旧阙录之。每卷称“今卷第几”题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圣也，德为信都王太傅，盖後人误题。
陈氏曰：汉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圣次君皆受《礼》於后苍，谓《大》、《小戴礼》者也。汉初以来，迄於刘向校定中书，诸家所记殆数百篇，戴德删其烦重，为八十五篇，圣又删为四十九篇，相传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书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载卷数，皆与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阙三十八篇，末阙四篇，所存当四十三，而於中又阙四篇，第七十二衤复出一篇，实存四十篇。意其阙者，即圣所删邪？然《哀公问》、《投壶》二篇，与今《礼记》亦不异，他亦间有同者；《保傅传》，世言贾谊书所从出也，今考《礼▯》篇，汤武、秦定取舍一则，尽出谊疏中，反若取谊语剿入其中者；《公符》篇至录汉昭帝《冠辞》，则此书殆後人好事者采获诸书为之，故驳杂不经，决非戴德本书也。题九江太守，▯戴圣所历官，尤非是。
《朱子语录》曰：《大戴礼》无头，其篇目缺处，皆是元无，非小戴所去取。其间多杂伪，亦有最好处。然多误，难读。《大戴礼》本文多错，注尤舛误，或有注，或无注，皆不可晓。武王诸铭，有直做得巧了切题者，如《鉴铭》是也，亦有绝不可晓者。想他古人只是述戒惧之意，而随所在写记，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为此铭，便要就此物上说得亲切。其间亦有切题者，如汤《盘铭》之类。至於武王《盥盘铭》，则又切似个船铭，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错杂处。《大戴礼》冗杂，其好处已被小戴采摘来做《礼记》了，然尚有零碎好处在。 淳问：《大戴 保傅篇》多与贾谊《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说‘秦无道之暴’，此等语必非古书，乃後人采贾谊《策》为之，亦有孝昭《冠辞》。”
周氏《西麓涉笔》曰：《大戴礼 公冠篇》载汉昭帝《冠辞》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辞，皆典驯简仆，有史佚祭公风味。班固徒取《麟》、《马》以下夜祠诸篇文词峭美者入《礼乐志》，此皆不录，可恨也。
※《三礼义宗》三十卷
《崇文总目》：梁明威将军崔灵恩撰。其书合《周礼》、《仪礼》、二戴之学，敷述贯穿，该悉其义，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闳深，有名前世云。
晁氏曰：灵恩，武城人，少笃学，尤精《礼》、《传》。仕魏，归梁，为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经理，尽极精致。
译记》四十九篇通行于世，而《大戴礼》现存的书只剩这些。从隋、唐两朝《志》所记载的卷数看，都和现在相同，而篇目次第却是从第三十九篇往下排，止于第八十一篇，前面缺了三十八篇，末尾缺了四篇，现存的应当是四十三篇，但其中又缺了四篇，第七十二篇又重复出现了一篇，实际存有四十篇。猜想其中缺失的部分，会不会就是戴圣所删去的呢？但是《哀公问》、《投壶》这两篇，和现今《礼记》中的内容也没有不同，其他也间或有相同的地方；《保傅》篇，世人说是贾谊著作的来源，如今考察《礼〇》篇，商汤、周武王、秦朝取舍法度这一段，全部出自贾谊的奏疏之中，反倒像是取贾谊的话剪辑放入其中的；《公符》篇甚至记录到汉昭帝的《冠辞》，那么这部书恐怕是后人喜好搜奇之事的人采集各种书籍编成的，所以驳杂而不合经典规范，绝对不是戴德的原书。题为九江太守，那是戴圣所历任的官职，就更不对了。
《朱子语录》说：《大戴礼》没有开头，它篇目缺失的地方，都是原本就没有的，不是戴圣所删去的。这部书中掺杂了不少伪造的成分，也有很好的地方。但错误很多，很难读。《大戴礼》正文错误很多，注解更是讹误，有的有注，有的没有注，都弄不明白。周武王的各篇铭文，有直接写得巧妙切合题意的，像《鉴铭》就是；也有完全弄不明白的。想来古人只是叙述戒惧之意，随处写下来记录，用以自我警醒，不像现在的人写这类铭文，总要就着这件器物说得贴切具体。其中也有切合题意的，像商汤的《盘铭》之类。至于周武王的《盥盘铭》，却又很像一篇船的铭文，想来只是因水而生发意念，不过恐怕也有错杂的地方。《大戴礼》内容冗杂，其中的好处已经被戴圣采摘出来编入《礼记》了，不过还剩下一些零碎的好处在里面。淳（弟子名）问：《大戴礼·保傅篇》大多和贾谊的《策》相同，是怎么回事？朱子说：“《保傅》中说‘秦朝无道而暴虐’，这类话一定不是古书原有的，是后人采录贾谊的《策》写进去的，其中也有汉昭帝的《冠辞》。”
周氏《西麓涉笔》说：《大戴礼·公冠篇》记载了汉昭帝的《冠辞》以及《郊天》、《祀地》、《迎日》三篇祝辞，都典雅质朴、简洁厚重，有史佚、祭公的遗风。班固只取《获麟》、《获马》以下夜间祭祀等篇文辞峭拔华美的收入《礼乐志》，这些都没有收录，实在可惜。
《三礼义宗》三十卷
《崇文总目》：梁朝明威将军崔灵恩撰写。此书汇合《周礼》、《仪礼》、大小戴礼的学说，铺陈论述、贯通始终，把其中的义理讲得十分详尽，共一百五十六篇。推演阐发深广宏大，在前代很有名气。
晁氏说：崔灵恩是武城人，年少时就笃志好学，尤其精通《礼》和《春秋传》。他在北魏做官，后来归顺梁朝，任博士。他为人十分拙朴，但一到解析经典义理时，就极为精细周到。正始以后，学界不崇尚经学，都热衷于清谈虚论，公卿士大夫大多只是敷衍文饰而已，而崔灵恩经学精深、品行端正，撰写了《义宗》以及关于《诗》、《易》、《春秋》的著作共一百多卷。最后官至桂州刺史。这部书在唐代有一百五十篇，现存的有一百二十七篇。凡是大小戴、王肃、郑玄学说不同的地方，都援引古义，商讨衡量其是非，是礼学著作中最好的一部。
陈氏说：全书共一百四十九条。它的说法推本于《三礼
正始之後，不尚经术，咸事虚谈，公卿士大夫盖取文具而已，而灵恩经明行修，制《义宗》、《诗》、《易》、《春秋》百馀卷。终桂州刺史。此书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两戴、王、郑异同，皆援引古谊，商略其可否，为礼学之最。
陈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条。其说推本《三礼》，参取诸儒之论，博而▯矣。《本传》四十七卷，《中兴书目》一百五十六篇，皆与今卷篇数不同。《书目》又云“庆历中高阳许闻诲为之序”，家本亦无此序也。
※《礼略》十卷
《崇文总目》：唐京兆府栎阳尉杜萧撰。采古经义，下逮当世，概举沿革，附礼见文。以其言约旨详，故自题略云。
※《礼粹》二十卷
《崇文总目》：唐宁州参军张频纂。凡一百三十五条，直钞崔氏《义宗》之说，无他异闻。
※《丧礼极义》一卷
《崇文总目》：唐商价集。杂序先儒五服轻重之论，然首末不伦。
※《三礼图》二十卷
晁氏曰：聂崇义周世宗时被旨纂集，以郑康成、阮谌等六家图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赐紫绶犀带，奖其志学。窦仪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尧、舜之典则，总夏、商之礼文，命崇义者此书，不以世代迁改，有所抑扬，近古云。
陈氏曰：盖用旧图本六参定，故题《集注》。诏国学图於先圣殿後北轩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论堂之上，以笺代壁，判监李至为之记。吾乡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创论堂缋《三礼图》，当是依仿京监，今堂坏，不存矣。
※《编礼》
晁氏曰：皇朝吕大临编。三卷。以《士丧礼》为本，取《三礼》附之。自始死至祥练，各以类分，其施於後学者甚惠，尚恨所编者，五礼中凶礼而已。
※《礼象》十五卷
陈氏曰：陆佃撰。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器，与聂《图》大异。戴岷隐分教吾乡，作阁斋馆池上，画此图於壁，而以礼象名阁，与论堂《礼图》相媲云。
※《太常礼书》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陈祥道用之撰。祥道，元▯初以左宣义郎仕太常博士，解《礼》之名物，且绘其象，甚精博。朝廷闻之，给札缮写，奏御。今世传止五十卷。予爱之而恨其阙少，得是本於叙州通判卢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饰之，於是始见其全书云。
陈氏曰：论辩详博，间以绘画。於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元▯中表上之。
※《丁丑三礼辩》
《中兴艺文志》：李心传撰。
译》，参照吸取各家儒者的论述，内容广博而〇。《本传》记载是四十七卷，《中兴书目》记为一百五十六篇，都和现今的卷篇数不同。《书目》又说“庆历年间高阳人许闻诲为此书作序”，我家藏的本子却没有这篇序。
《礼略》十卷
《崇文总目》：唐代京兆府栎阳县尉杜萧撰写。采集古代经义，一直延伸到当代，概略举出沿革变化，并附上礼制方面所见的文字。因为言辞简约而旨意详尽，所以自题为“略”。
《礼粹》二十卷
《崇文总目》：唐代宁州参军张频编纂。共一百三十五条，直接抄录崔灵恩《义宗》的说法，没有其他新的见解。
《丧礼极义》一卷
《崇文总目》：唐代商价编集。杂乱地排列先儒关于五服轻重的论述，但首尾条理不清。
《三礼图》二十卷
晁氏说：聂崇义在周世宗时奉旨编纂，用郑玄、阮谌等六家的图加以刊定。本朝建隆二年上奏此书，皇帝赐予紫绶犀带，以嘉奖他专志治学。窦仪为此书作序，其中说到周世宗和当今皇帝，恢复了尧、舜的典章法则，总汇了夏、商的礼仪文物，命聂崇义编写这部书，不因朝代更迭而有所增减，是接近上古礼制的著作。
陈氏说：这书是根据旧图本参照六家而定的，所以题为《集注》。皇帝下诏让国子监把图画在先圣殿后北轩的墙壁上，到至道年间，改画在论堂之上，用纸笺代替墙壁，判国子监李至为此写了记文。我家乡郡学安定胡先生所建的论堂，曾绘有《三礼图》，应当是仿照京师国子监的做法，如今讲堂已经损坏，图已不存了。
《编礼》
晁氏说：本朝吕大临编写，共三卷。以《士丧礼》为根本，取《三礼》中的相关内容加以附益。从人刚死到祥祭、练祭，各按类别加以区分，它对后学的帮助很大，只是遗憾所编的只是五礼当中的凶礼而已。
《礼象》十五卷
陈氏说：陆佃撰写。用来纠正旧图的错误。书中的尊、爵、彝、舟等器物图形，都取自公卿之家和秘府所收藏的古代遗留器物，和聂崇义的《图》大不相同。戴岷隐在我家乡分教时，在阁斋馆池上建楼，把这幅图画在墙壁上，并用“礼象”来命名此阁，可与论堂的《礼图》相媲美。
《太常礼书》一百五十卷
晁氏说：本朝陈祥道，字用之撰写。陈祥道在元〇初年以左宣义郎的身份担任太常博士，解说《礼》中的名物制度，并且描绘出图像，非常精细广博。朝廷听闻此事，赐给纸张让他缮写，进呈皇帝御览。如今世上流传的只有五十卷。我很喜爱这部书，遗憾它残缺不全，后来在叙州通判卢彭年家中得到这个本子，书中的图像还用五彩加以装饰，于是才见到它的全貌。
陈氏说：此书论辩详尽广博，间或配有绘图。对于唐代各儒者的论述、近世聂崇义的图，有的纠正其错误，有的补充其缺漏，元〇年间上表进献。
《丁丑三礼辩》
《中兴艺文志》：李心传撰写。书中就《仪礼》方面，与郑玄注不同而加以辩驳的有八十四条；《周礼》方面，与郑玄注不同而加以辩驳的有二百二十六条，都有依据。《大戴礼》一书，存疑的有三十条，《小戴礼》一书，存疑的有一百九十八条；郑玄的注，存疑的有三百七十五条，也都分别辩明缘由并详加记录。
夹氵祭《乡饮礼》七卷
陈氏说：郑樵撰写，共七卷。
《丧服加减》
《崇文总目》：共一卷，不知作者姓名。杂乱记录服丧制度的增减变化，文字没有条理次序。
《周公谥法》
以《仪礼》之说，与郑氏辩者八十四；《周礼》之说，与郑氏辩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书，疑者三十，小戴之书，疑者一百九十八；郑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辩其所以而详识之。
夹氵祭《乡饮礼》七卷
陈氏曰：郑樵撰，计七卷。
※《丧服加减》
《崇文总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杂记服制增损，文无伦次。
※《周公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谥法始於周，学者录之，因▯以名篇。
晁氏曰：其序曰：“维周公旦、太公望闻嗣王发建功於牧野，及终，将葬，乃制谥。”计一百九十馀条云。谥，《隋志》附《论语》类中，今迁於此。
※《春秋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于《周公谥法》。
晁氏曰：与《周公谥法》相类，而小有异同。
●卷一百八十二 经籍考九
○经（春秋）
《汉 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徵，成也。献，贤也。孔子自谓能言夏、殷之礼，而杞、宋之君文章贤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礼也）。”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师古曰：仍亦因也），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师古曰：谓人执所见，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宜，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梁》立於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隋 经籍志》曰：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後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於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
译一卷
《崇文总目》：不知作者姓名。谥法从周代开始，学者把它记录下来，因此用来命名此篇。
晁氏说：书序说：“周公旦、太公望听说继位的周王姬发在牧野建立了功业，等到他去世将要安葬时，就制定了谥法。”共计一百九十多条。谥法这一类，《隋书·经籍志》附在《论语》类中，如今把它移到这里。
《春秋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知作者姓名。它的法则比《周公谥法》略多一些。
晁氏说：与《周公谥法》相类似，但略有异同。
卷一百八十二 经籍考九
经（春秋）
《汉书·艺文志》说：古代的君王，世代设有史官，君主的一举一动必定加以记载，用来使言行谨慎、彰明法度。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事迹，记事的成了《春秋》，记言的成了《尚书》，历代帝王没有不这样做的。周王室已经衰微，典籍残缺不全，孔子想要保存前代圣王的功业，于是说道：“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杞国不足以验证它；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宋国不足以验证它。这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够验证它了（颜师古说：这是《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话。徵，就是验证。献，就是贤人。孔子自己说能够讲出夏、殷的礼制，但杞国、宋国的君主、文献、贤才不足以验证它，所以我无法验证这种礼制）。”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仪文物齐备，史官记事有法度，所以孔子和左丘明一起观看鲁国的史料记载，依据其中所记的事迹，遵循人情事理（颜师古说：仍，也是依循的意思），借着事情的兴起来阐明立功之道，就着事情的败坏来彰显惩罚之义，借助日月的记载来确定历法的次序，依托朝聘之礼来端正礼乐制度。其中有所褒扬避讳、贬抑损减的地方，不便明写出来，就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们各自传述却有分歧（颜师古说：是说各人所执守的见解不同）。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坚持己见，从而失去了本来的真意，所以依据史事而撰写《左传》，说明孔夫子并不是凭空发表议论来解说经义的。《春秋》中所贬抑损减的都是当世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君臣，这些事情的实情都体现在传文之中，所以要把这部书隐藏起来而不适宜公开，这是为了避免招致当时的祸患。到了后世，口头相传的说法广泛流行，于是就有了《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这四家当中，《公羊》、《穀梁》被立于学官，邹氏没有传人，夹氏没有成书。
《隋书·经籍志》说：遭遇秦朝焚书灭学，口头传授的学说还保存着。汉朝初年，有公羊、穀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于世。王莽之乱时，邹氏没有传人，夹氏失传了。当初，齐人胡母子都传授《公羊春秋》，传给东海人嬴公，嬴公传给东海人孟卿，孟卿传给鲁国人眭孟，眭孟传给东海人严彭祖、鲁国人颜安乐，所以后汉《公羊》学有严氏、颜氏两派，和《穀梁》学三家并立。汉朝末年，何休又撰写了《公羊解说》。至于《左传》，汉朝初年出自张苍家中，本来没有传授的人，到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它作训诂，传授给赵地人贯公。此后，刘歆掌管校订经籍，加以考订校正，想要把它立于学官，但众儒者都不响应。到建武年间，尚书令韩歆请求设立却未能施行。当时陈元最精通《左传》，又上书为此事辩护。于是就任命魏郡人李封为《左氏》博士。后来那些顽固守旧的儒者屡次在朝廷上与他争辩，等到李封去世，这个职位就被废除了。但是传习《左传》的儒者仍然很多。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