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三 选举考六

译而对他礼遇有加，特意超过丞相、大将军之上。这是因为受重视的原因在于这个人本身，本来就不会因为亲近而变得轻慢随便。后世不存这层道理，君主亲近士大夫的时候少，亲近宦官、宫妾的时候多，即便是辅政的股肱之臣，也不过是天亮时上朝，鞠躬屏息，捧笏奏事，卑恭地趋前，说几句话就退下，而与君主亲密相处、日夜相伴的，都是些受宠幸的亲信之流罢了。何况贤良方正之士，从草野之中脱身而来朝廷观光，他们眼中君主的车驾之后尘、天子的容貌仪表，远在九霄之上，地位悬隔而情意一天天疏远，等级森严而震慑畏惧容易滋生，所谓在殿前详加延请的事，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怎能像汉代那样每日亲近天颜，从而能够及时进献忠言正论呢？既然如此，那么苏轼所说希望君主稍稍放下追猎狐兔之事，而讲求确立纲纪的谋划，确实是极为恰当的议论；至于说一定要让大臣不能参与宴饮游乐，方正修洁之士不能随从射猎，然后才能够建立功业，那就不是自古以来的道理了。他又说："士人在家中修养自身，却在天子的朝廷上败坏了。"所谓贤良方正之人，取的是他们能够直言极谏，从而切实劝谏君主自身罢了。如今反而说他们被君主宴游射猎所迷惑而败坏，那又怎么能称他们为贤良方正呢？汲黯、魏徵这一类人，难道会因为每日陪侍游猎，就不能端正自身、砥砺节操了吗？

译又按：《晁错传》记载：汉文帝时，下诏命有关官员推举贤良文学之士，晁错被选中。参加对策的有一百多人，只有晁错名列高等，升任中大夫。晁错在被举荐为贤良之前，已经担任太子家令，上书议论政事，文帝赐给他盖有玉玺的诏书亲切答复说："皇帝问太子家令：你上书谈论用兵大要三章，朕已经知道了。信中说：'狂放之人的言论，明智的君主也要加以选择。'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进言的人并不狂放，而选择的人却不明智，国家的大患，正在于此。让不明智的人去选择不狂放者的言论，所以听了千万条建议也千万条都不恰当。"由此可见文帝对进言的地位低微的臣子，所给予的尊崇达到了极点，从未有过轻慢的意思，正如吕祖谦所说的那样。策问的诏令大略说："朕德行不足，官吏执法不公，政令不能通达，百姓不得安宁，这四方面的缺失，请你们全部陈述你们的看法，不要有所隐瞒。对上可以用来光耀先帝的宗庙，对下可以用来兴办有利于愚昧百姓的实事，把它写在文章里，朕将亲自阅览。看看诸位大夫用来辅佐朕的，是周到还是不周到，写下来，要周密，要慎重，要严谨，要含蓄，一切从朕自身做起，诸位大夫要秉公直言，不要曲从阿附。唉，要警惕啊！诸位大夫要坚定志向不要懈怠！"由此可见他虚心询问求教的态度，尤其显得恳切。然而看晁错所对答的内容，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没有人能比得上，陛下神明德厚，不逊于五帝，执事的臣子没有人能望见陛下的清辉，陛下不亲自处理政事，而是依靠那些望不到陛下清辉的臣子，臣私下担忧这是对陛下神明的辜负。"这些话大体上都是引导阿谀、进献谄媚之言，很辜负了文帝孜孜以求的本意，反而不如他担任太子家令时所进言的劝农、备边之策来得切实。晁错名列高等，所对答的尚且如此，那么其余一百多人可想而知。这样看来，是贤良方正之士辜负了文帝，文帝却未曾辜负贤良方正之士。

汉武帝建元元年，下诏命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武帝即位后，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前后共有上百人，其中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参加对策（董仲舒，汉景帝时任博士），天子看了他的对策后感到很惊异，于是又再次策问他，对答完毕，又再次策问他，最终任命他为江都相。辕固，在武帝刚即位时，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其他儒生嫉妒诋毁他，说辕固年老，于是罢免让他回乡了。

武帝刚即位时，下诏命天下举荐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将以超越常规的官位对待他们。各地士人纷纷上书言事，谈论朝政得失，自我推荐求进的人数以千计，其中不值得采纳的，就一律答复知道了并予以罢退。

丞相卫绾上奏说："所举荐的贤良之中，有的研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会扰乱国家政务，请求一律罢黜。"奏请获得批准。

先父说："这是施行董仲舒的建议，卫绾只是让人代为写成奏章罢了。阐明这样重大的道理，难道是卫绾所能辨明的吗！武帝当时年纪不到二十岁，就能如此奋发地明辨取舍，可以说是英明的君主了。然而辕固因为年老而被弃用，庄助因为善于逢迎讨好而被录用，董仲舒虽然殷勤地三次应对策问，却不能因此被引用留在皇帝身边。仅以举荐贤良这一件事来考察，武帝一生施政的得失都可以由此推知了。"

元光五年，下诏策问贤良之士。武

译帝刚即位时，招纳贤良文学之士，当时公孙弘年已六十，以贤良身份被征召为博士，出使匈奴，回来汇报，不合皇帝心意，皇帝发怒，认为他没有才能，公孙弘于是称病请求免职回乡。到这时，朝廷又征召贤良文学之士，当地郡国又推举公孙弘，公孙弘推辞说："以前我已经西行应召过，因为没有才能而被罢免，希望改选他人。"郡国之人坚持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到了太常那里，皇帝下策书诏问诸位儒生，公孙弘进呈对答。当时参加对策的有一百多人，太常上奏时将公孙弘排在末等。策文呈上后，天子却提拔公孙弘的对策为第一，召见他入宫，见他容貌十分俊美，拜为博士，在金马门待诏。

按：《武帝本纪》说元光元年策问贤良，所记载的制策内容与《公孙弘传》所记载的文字略有差异。公孙弘对策是在元光五年，而《本纪》又在制策文字的末尾说董仲舒、公孙弘就是由此出仕的。按：董仲舒对策是在建元元年，都不在元光元年，可见《本纪》有误。

公孙弘最初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为博士，后来被罢免回乡，又一次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才参加对策。这样看来，尚未参加对策的贤良之士，也可以先担任博士吗？董仲舒、辕固也都是先担任博士，后来才被举荐为贤良的。

按：西汉贤良对策记载在史书上的，只有晁错、董仲舒、公孙弘、杜钦、谷永、杜邺等几人而已。董仲舒最为醇正，又恰逢武帝刚即位之初，当时皇帝初心清明，所以对他的对答感到惊异，又再三询问追究，使他能够竭尽自己的学识。公孙弘一向曲学阿世，又正当因不合旨意而被罢免之后，自然会姑且发表一些平缓不违逆的言论来求取皇帝的宽容，这本来就不值得苛责。晁错通晓治理国家的大体，善于议论，不是公孙弘所能相比的，又遇到像文帝这样谦恭好问的君主，而且自己曾经受到知遇，在太子家令的职位上蒙受眷顾，进言的时候，又不像董仲舒那样只是一个泛泛的下级官吏，仓促应对重大的策问，可是他却反复申说五帝神圣之类的话，赞颂不绝口而完全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实在可惜啊！谷永、杜邺阿附王氏外戚，议论就更加卑下了。杜邺指出外戚专权的弊端，讥讽批评丁氏、傅氏，还稍稍不辜负方正之名。王吉、贡禹的正大，朱云、何武的刚正，必定也有精彩的言论，可惜史书遗失了他们的记载。

汉昭帝始元元年，派遣原任廷尉持符节前往各郡国，举荐贤良之士。

始元五年，下诏命三辅、太常各举荐贤良二人。

始元六年，下诏命有关官员询问郡国所举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了解百姓的疾苦，商议罢除盐铁专卖、酒类专卖。

所谓有关官员，就是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所谓贤良、文学之士，是茂陵的唐生、鲁国的万生、中山的刘子、九江的祝生以及他们的同僚六十多人。他们建议开头说："有诏书，命丞相、御史与所举荐的贤良、文学之士对话，询问百姓的疾苦。"文学之士回答说："我们私下听说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防止放纵奢靡的根源，弘扬道德的端绪，抑制求取末利而开启仁义之道，不向百姓展示利益，然后才能兴起教化，移风易俗。如今各郡国有盐铁专卖、酒类专卖、均输之法，这是与百姓争利，破坏了淳厚朴实的民风，助长了贪婪鄙俗的风气，因此百姓从事农业根本的人少，追逐末业的人多，希望全部废除这些制度。"御史大夫桑弘羊反驳他们，认为这是国家的重大事业，是用来制服四

译方夷狄、保障边防经费充足的根本，废除它不利于国家。

按：自从汉文帝策问晁错以后，贤良方正之士都是承接皇帝亲自策问，由皇帝亲览并评定其优劣。到汉昭帝时，年纪尚幼未能亲政，所以没有亲自策问之事，于是下诏命有关官员询问百姓的疾苦。但是所询问的盐铁、均输、酒类专卖，都是当时的重大事务，让提出建议的大臣与他们反复辩驳诘难，讲求废除或推行的适宜之处，最终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为此废除了酒类专卖。这样看来，虽然没有亲自奉答重大策问，但从上下相互切磋、并非只是以浮泛的义理文辞相应付这一点来看，反而更胜一筹。国家用科目考试选拔人才，士人凭借科目考试进身，必须像这样才能对国家有所裨益啊（贤良与大夫辩驳的始末，见《征榷考》）。

汉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发生地震，下诏命三辅、太常、内郡国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

地节三年，下诏命内郡国举荐能够亲近爱护百姓的贤良方正之士。

诏书说："前不久九月发生地震，朕深感惧怕。有能够指出朕的过失的人，以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用来纠正朕的不足，有关官员不要有所忌讳。"

神爵四年，命内郡国各举荐一名能够亲近爱护百姓的贤良之士。

汉元帝初元二年，因为陇西郡发生地震，下诏命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荐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永光二年，因为发生日食，下诏命内郡国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

何武任京兆尹时，因为举荐方正之士，所举荐的人被召见时行礼周旋（行礼容拜的意思。盘辟犹如盘旋的意思），有关官员认为这是欺诈众人、虚伪做作，何武因此获罪被降职为楚内史。

汉成帝建始二年，下诏命三辅、内郡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

建始三年，因为发生日食、地震，下诏说："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及内郡国，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送到公车署，朕将亲自阅览。"

皇帝将所有直言之士全部召到白虎殿参加对策。

元延元年，因为发生日食、星辰坠落、彗星出现，命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依据经义对答，并命内郡国各举荐一名能直言极谏的方正之士（命公卿与内郡国共同举荐）。

汉哀帝元寿元年正月，因为发生日食，下诏命公卿大夫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等，考察举荐贤良方正以及能直言的人各一人。

西汉举荐贤良文学名单：

晁错（以太子家令的身份被举荐，升任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的身份被举荐，升任江都相）　公孙弘（以博士的身份被举荐，升任博士待诏）　杜钦（以武库令的身份被举荐，升任议郎）　严助（由郡举荐，提拔为中大夫）　朱云（以博士的身份被举荐，升任槐里令）　王吉（以云阳令的身份被举荐，升任昌邑中尉）　贡禹（以博士的身份被举荐，升任河南令）　魏相（由郡卒史举荐，升任茂陵令）　盖宽饶（以郎官的身份被举荐，升任谏大夫）　孔光（以议郎的身份被举荐，升任谏大夫）　谷永（以太常丞的身份被举荐，在公车署待诏）　杜邺（以凉州刺史的身份被举荐，还没来得及授官就去世了）　何武（由太守卒史举荐，升任谏大夫）　辕固（以清河王太傅的身份被举荐，不久被罢免回乡）　黄霸（以丞相长史的身份被举荐，升任扬州刺史）　朱邑（由太守卒史举荐，升任大司农丞）

汉世祖建武六年十月，下诏说："朕德行浅薄、不够明智，盗贼为害，强者欺凌弱者，百姓无所依归，长久思

译念这些过失，心中深感愧疚。命公卿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

建武七年四月，下诏说："近来阴阳错乱，日月发生亏蚀。百姓有过失，责任在朕一人身上，大赦天下。命公卿、司隶、州牧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派遣到公车署，朕将亲自阅览考试。"

汉章帝建初元年三月，下诏说："朕德行不足，承奉宏大的帝业，日夜战战兢兢，不敢懈怠安逸，然而灾异仍不断出现，与政事相应验。朕既不明智，在治道上涉猎甚浅，加之选举官吏不切实际，庸俗官吏伤害百姓，官职混乱失序，刑罚不当，怎能不忧虑呢！从前冉雍是季氏的家臣，子游是武城的小小县宰，孔子尚且教诲他们要重用贤才，询问他们如何得人，可见治理政事无论大小，都以得人为根本。乡举里选，必须积累功劳业绩。如今刺史、太守国相不辨真伪，茂才、孝廉每年以百来计数，既不是真正贤能显达之士，却要委以政事，实在没有道理。每每考究前代举荐人才贡献士人的做法，有的人起于田野乡间，不凭借家世门第，陈述奏对时文章可观，明确考核其功绩则政绩显著，文采与实质兼备，朕对此十分赞赏。命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

建初五年二月初一，发生日食，下诏："公卿以下，各举荐一名能直言极谏、能指出朕过失的人，派遣到公车署，朕将亲自接见询问。要优先选取隐居山林的贤士，不要选取徒有虚名的浮华之辈。"

汉和帝永元六年三月，下诏说："阴阳不调和，水旱灾害超出常度，朕想得到忠良之士，来辅佐朕的不足。命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要昭示隐居山林的贤才，发掘幽居隐逸之人，派遣到公车署，朕将悉数听取他们的意见。"皇帝于是亲自到场策问，选拔补任为郎官属吏。

汉安帝永初元年三月，发生日食，下诏命公、卿、朝廷内外众官员、郡国守相，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有道术、明晓政务方术、通达古今、能直言极谏之士。

永初五年闰三月，下诏说："朕不够明智，治理国事失当，想得到忠良正直的臣子，来辅佐朕的不足。命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有道术、通达政务教化、能直言极谏之士，以及至孝品行超群出众的人，一并派遣到公车署，朕将亲自阅览。"

汉顺帝即位后，下诏命公、卿、郡守、国相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

汉安元年二月，下诏命大将军、公、卿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能探究幽深隐微之理的人。

汉冲帝即位后，下诏命三公、特进、侯、卿、校尉，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隐逸修道之士。

汉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师发生地震，下诏命大将军、公、卿、校尉，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

建和三年六月，下诏命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以及卿、校尉，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

永兴二年二月，京师发生地震，下诏命公、卿、校尉各举荐一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人。

延熹八年正月，发生日食，下诏命公、卿、校尉举荐贤良方正之士。

永康元年五月，下诏命公、卿、校尉举荐贤良方正之士。

东汉举荐贤良文学名单：

鲁丕（由郡功曹举荐，升任议郎）　申屠刚　苏章　李法　爰延　崔るi　周燮（未就任）　刘瑜　荀淑　皇

译甫规　张奂　刘淑　刘焉

魏明帝青龙元年，下诏命公、卿各举荐一名贤良、品行笃厚之士。

晋武帝泰始四年，下诏命公、卿以及郡国守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挚虞被举荐为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的对策被评为下等，授职为中郎。武帝下诏说："审阅了各位贤良的答策，虽然所论述的路径各有不同，但都通晓帝王大义，有益于治国之道。朕想要详细阅览他们的对策，深入了解贤士大夫用心之所在。"于是下诏命各位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在东堂集会应对策问，说（内容从略）。挚虞对答完毕，被提拔为太子舍人。

阮种与刘诜、王康一同应对贤良策问，都被列入上等，随即授任尚书郎。然而有毁谤之人，说应对者是趁机假托作弊的，武帝于是再度召集众位士人，在朝堂上当面询问他们。下诏说："先前策问所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让诸位贤良大夫畅所欲言，所以再次召见，请各位详细陈述自己的想法。"阮种呈上策文，武帝亲自阅览，又提拔他为第一，转任中书郎。

按：考核贤良直到再次策问，是从汉武帝对待董仲舒时开始的，而晋武帝时也有这样的做法。大概是在应对者数百人之中特别拔擢出来的，而且又再次策问他们，由此可见二位帝王对于考核士人这件事用心到了这种地步。后世也不过是把这件事交给有关官员处理，把它当作空有其表的文书罢了。

唐代的制度，天子亲自下诏的称为制举，用来对待非同寻常的人才。这种诏令举荐人才的方式，没有固定的科目，都是标明考试的名目而广泛搜求人才。考试那天，天子亲临现场观看，考试完毕，把姓名糊住来考核他们的文章，对策优异者特别授予美好的官职，其次的则授予出身资格。

唐玄宗开元八年，皇帝亲自到含元殿策问应制举的士人，说："古时有三道策问，如今减少为一道。近来没有甲等，朕打算保留最上等的名额，务求收罗贤能俊才。"并命令有关官员设宴款待。

石林叶氏说："汉代举荐贤良，文帝二年，参加对策的有一百人，晁错名列高等。武帝元光五年，参加对策的也有一百多人，公孙弘名列第一。当时没有黜落的规定，对策的人都能进入选拔之列，只是有名次高低的区别罢了。到了唐代，才开始对策一道而有及第与否的区别，但是录取的人数比现在多。建中年间，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及第；太和年间，裴休等二十三人及第；其下的，如贞元年间，韦执谊、崔元翰、裴〇等都有十八人及第；元和年间，牛僧孺等；长庆年间，庞严等，至少也都有十四人及第。"

容斋洪氏《随笔》说："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录取十六人，裴〇为榜首，王播位居其次，隔一个名次后，裴度、崔群、皇甫〇相继而上。六个名次之中，接连出了五位宰相，可以说是极为兴盛了。然而其中邪正之人不能相提并论，裴度、崔群同在元和年间任宰相，而皇甫〇却因聚敛贿赂也位居其中，裴度、崔群极力陈说这不可行，裴度以与其同列为耻，上表请求自行引退，两人最终都被皇甫〇诋毁而离职。况且三位宰相同时登科，不能说没有情分，但是良莠混杂，香草与臭草同处一器，如果沉默不语姑且安享其位，那就是贪恋恩宠、害怕失去，以私害公，裴度、崔群的贤德，在道义上是难以这样处置的。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也是同年联名及第，熙宁年间，韩康公、王荆公任宰相，王岐公任参知政事，所以有'一时同榜用三人'的说法，很类似于这种情况。"

天宝十三载，皇帝在勤政楼考试四科举人，

译因为他们的文辞华丽宏大，在策问之外又加试诗、赋各一道。制举考试诗、赋从此开始。

唐宪宗元和元年，下令参加制举考试的人考完试后，有的人通宵撰写对策文书，估计来不及回去的，一并在光宅寺留宿，由金吾卫派人监督引导到住宿的地方，务必严加照管，不要让他们喧哗杂乱。

这一年，策问贤良，下诏命杨于陵、郑敬、李益、韦贯之一同评阅考核。贤良牛僧孺、皇甫〇、李宗闵所对策论言辞十分正直，毫无畏惧回避，考官把他们的对策评定为三等。权贵宠臣厌恶他们的直言指责，而没有考中的人竟然对他们的对策文字加以曲解诬陷，一同散布诽谤之言，韦贯之等人都因此获罪被贬黜。

致堂胡氏说："以制策空谈取士的方式，然而它的由来最为古老，得到人才也很多；到了末流，应试科举的人未必是英才，而出题者往往摘取抉发细枝末节隐晦之处，追究难以知晓的东西，务求博学广闻的人，而直言极谏的风气却衰败了。总要深切诏告朝廷内外，精心寻求见闻广博之人，对于有学问品行的人不要让他们先呈献自己的著作，直接召到殿廷之上而亲自用当世的紧要政务、以及政事的缺失过错来策问他们，让他们举出古代治国之道适宜于当今的方面，如果他们所说的可以采纳，就当即加以任用，以此符合尧舜考察进言、检验功效的做法，那么卓越杰出的人才就不会困顿于筛选淘汰之中，而国家就能获得众多贤士的实际效用了。"

唐文宗太和三年，贤良、前进士刘蕡对策切中要害，直言不讳，指陈时事，不避讳权贵近臣，言辞激烈恳切，读书人为之感动。考官冯宿、贾餗、庞严等人有所畏惧忌惮，不敢向上禀报，按照惯例将他摈弃斥退，议论的人都感到不平。谏臣中有人把他的对策呈报给宰相，宰相畏惧胆怯，也不敢为他辨明是非。同科应试的李郃上表请求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刘蕡，没有得到批复。

按：既然叫做制科，那么天子应当亲自策问、亲自阅览，升黜的权力，应当完全出自皇上。汉武帝对待董仲舒，意犹未尽，就再次策问，三次策问；晋武帝对待挚虞、阮种也是如此。公孙弘的对策，太常上奏列为下等，而武帝却提拔为第一。大概汉代的君主对于考核贤良之事，都亲自评定他们的优劣，臣下是不能加以轻重取舍的。唐代的制科，却完全交给有关官员处理，所以牛僧孺等人因为直言触犯权贵宠臣，考官就因此受到牵连；而刘蕡所陈述的尤其忠愤恳切，可是从宰相以下都不敢为他辨明是非。虽然这是当时宦官的势力令人畏惧，但也是由于向来没有皇帝亲自阅览的做法，所以这些人才能够挟制左右评判取舍之人。

唐代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显庆二年，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乾封元年，幽素科，苏瑰、解琬、苗神容、格辅元、徐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二年，辞殚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辞标文苑科，房晋、皇甫琼、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及第。

长寿三年四月，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稷、寇泚及第。

证圣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张漪及第。

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瑰、崔元童、袁仁敬、何凤、孟温礼、洪子舆、卢从愿、赵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考试拔萃科，崔翘、郑少微及第；疾恶科，冯万石及第。

长安二年，龚、黄科，马克麾及第。

神

译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郡、卢绚、张文成、褚珪、咸廙业、郭邻、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正、张敬及第。

神龙三年，材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瓌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泚、卢怡、吕恂及第。

景龙三年，抱器怀能科，夏侯〇及第；茂才异等科，王敬从、卢重元及第。

景云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及第；藏名负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萃科，赵冬曦及第；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郭邻之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手笔俊拔、超越辈流科，杜昱、张子渐、张秀明、常无名、赵居正、贾登、邢巨及第。

开元二年，直言极谏科，梁〇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孙逖及第；良才异等科，邵闰之、崔翘及第。

开元五年，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文史兼优科，李〇期、康子元、达奚〇及第。

开元六年，博学通议科，郑少微、萧诚及第。

开元七年，文辞雅丽科，邢巨、苗晋卿、褚思光、赵良器及第。

开元十二年，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

开元十五年，武足安边科，郑〇、樊衡及第；高才沈沦、草泽自举科，邓景山及第。

开元十七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吴巩及第。

开元十九年，博学宏词科，郑〇、陶翰及第。

开元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鱼及第。

开元二十三年，王霸科，刘璀、杜绾及第；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广琛及第。

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崔明允、颜真卿及第。

天宝六年，风雅古调科，薛据及第。

天宝十三年二月，辞藻宏丽科，杨绾及第。

大历二年，乐道安贫科，杨膺及第。

大历六年，讽谏主文科，郑〇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姜公辅、元有直、樊泽、吕元膺及第；文辞清丽科，奚陟、梁肃、刘公亮、郑辕、沈封、吴通元及第；经学优深科，孙〇比、黎逢、白季随及第；高蹈邱园科，张绅、卫良儒、苏哲及第；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凌正、周渭、丁俯及第；孝弟力田闻于乡闾科，郑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贞元元年九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韦执谊、郑利用、穆质、杨于陵、裴复、柳公绰、归登、李直方、崔〇、郑敬、魏弘简、沈回、田元佑、徐兖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及第；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许贽及第。

贞元四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丰、史牟、陆震、柳公绰、赵参、徐弘毅、韦彭寿、邹儒立、王乃、杜伦、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闻于乡闾科，张浩及第。

贞元十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〇、王播、朱谏、裴度、熊执易、许尧佐、徐弘毅、崔绾、皇甫〇、王仲舒、许季同、仲子陵、郑士材、邱颖及第；博通坟典、通于教化科，朱颖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张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韦〇、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蟠、元修、萧俯、沈传师、柴宿及第；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陈岵及第。

元和三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〇、李宗闵、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贾饣束、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冯苞、陆亘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萧睦及第。

长庆元年

译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庞严、任畹、吕述、姚中立、韦曙、李回、崔嘏、崔龟从、韦正贯、崔知白、陈元锡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李思元及第。

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伸、杨俭、韦端符、舒元裒、萧敞、杨鲁士、来择、赵祝、裴恽、韦丝、李昌宝、严楚封、李涯、萧夷中、冯球、元晦及第；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韦正贯及第；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裴俦、侯〇章及第。

太和二年闰三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李〇、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〇、王式、罗邵京、崔渠、韩宾、崔慎由、苗〇、韦昶、崔焕、崔谠及第；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宋混及第；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

容斋洪氏《随笔》说："唐代制举科目非常繁多，只是名目不同罢了，实际上与各种常科考试是一样的。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科对策名列高等，用《登科记》以及《会要》来考核，大概是先天元年九月，唐玄宗刚即位时，宣劳使所举荐的各科共九人，经邦治国科、材可经邦科、才堪刺史科、贤良方正科，与这个道侔伊吕科各一人；藻思清华科、兴化变俗科各二人。这道侔伊吕科的策问其实很平平淡淡，只是说：兴办教化达成治理，必须等待得到合适的人才；寻求贤才慎重任官，没有比先任命举荐更好的方法了。想要远远效法汉魏的规制，恢复州郡自主选官的制度，只是担心地方长官的明察不能足以鉴别人才。接下来又谈到越骑、〇飞都出自京城附近地区，想要把井田制均衡地推行到边远地区，按照丘赋之法征收兵车赋税，以及安置民众、重视农桑、编制户籍、发展农桑等事，完全没有涉及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大道，那么他用来对待伊尹、吕尚这样的人才所提出的问题也未免太狭隘了。张九龄在神龙二年考中材堪经邦科，本传没有记载，估计也是这一类情况罢了。"

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十月，下诏说："制策悬立科目，是前朝的盛事，无不是从卑微隐没之处访求贤良，从规谏箴言之中寻求正直之人，在殿廷的台阶之下，帝王亲自考试。如果有大益于国家政务，有益于当时的时局机要，就一定要以优厚的恩典对待，用美好的爵位笼络，拔取奇才、选取异能之士，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能够得到贤士的国家就会昌盛，

译就是这样。近代以来，长期废弃了这一科目，使得怀才蕴器的人郁郁不得伸展，隐藏才华、韬光养晦的人埋没而无法显露，于是使众多出众的人才多被弃置不用，众多杰出的良驹无从得到驾驭施展，人才被遗弃、才能被闲置，还有什么弊病比这更严重的呢！应令天下各类人中，凡有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经学造诣精深可为人师表，熟悉吏事、通达教化的人，不论是有过去任职经历的还是现任官员，也不论是布衣还是隐居草野之人，一律准许应诏。各州府应依照每年贡举取士的旧例，差派官员考试，选送到尚书吏部，仍酌情考试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天之内选取文理俱佳、人物出众的，才准予选送，定于来年十月齐集京城。其中已在朝任职的官员，也准许上表自我举荐。

译宋朝的制度，建国初年设置制科，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一共三科。凡内外职官中曾任前资官及现任官员，以及黄衣、草泽之人，都可以由各州及本司保送到吏部，在皇帝面前对策，要求写三千字，以文理都优异的人入选。

真宗咸平四年，下诏命学士、两省官、御史台五品官，尚书省各司四品以上官员，在朝廷内外的京朝官、幕职州县官、草泽之人中，各举荐贤良方正一人，但不得举荐现任转运使以及馆阁职事官应诏。

景德二年，下诏说："恢复设置博通坟典达於教化、才识兼茂明於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目，委托中书门下先加以考试。如果器度学业可观，就开列姓名奏闻，朕将亲临轩阶亲自考试。"

当时命两制官员考核应试文卷，评为中等的很少，又命令侍读、待制官重新考核。皇上仍担心遗漏人才，命中书省重新详加评定后，考试论六首合格的人上报。

大中祥符元年，当时有上书言事的人说："两汉举荐贤良，多是因为发生兵灾荒年异变，所以借此询访朝政缺失。如今国家承受祥瑞、封禅建功，不应再设此科。"于是全部废止。

凡是皇帝特降旨意考试才艺的，有的在中书学士院、舍人院进行，有的特派官员专门主持，所试诗、赋、论、策、颂、制诏，有的三篇，有的一篇。景德以后，只有将要任命为知制诰的人，才考试制诰。东封泰山以及祭祀汾阴的时候，献文章的人多因考试合格而得官。

仁宗天圣七年，下诏说："朕开辟多条途径以广泛招揽天下士人，而制科却长期搁置不设，恐怕我朝的豪杰之士有因此被遗漏的，应当恢复设置这个科目。"于是增加科目名称，共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於教化科，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共六科，以待京、朝官被举荐及自己应选的人。又设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应试。又设高蹈邱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百姓被举荐及自己应试的人。又设武举，以待有方略勇力的人。其法是，先将才艺学业呈交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加以考核，然后到秘阁考试，合格后，再由天子亲自策问。

过了几年，李淑上书说："吏部旧例，选人资格年限不够者，能考试判词三节的，称为拔萃。这本只是有关部门的事，而陛下却亲自策问，与其名分不相称。又所谓茂材异等，本是求取超群出众之才，而那些乡试不得意的士人，才出来应试这个科目。臣认为这两科都不是国家求取人才的本意，应当加以更改。"于是废除书判拔萃科，命幕职州县官都可以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凡常科乡试落第的人，不得再应茂才异等科。此后十几年，又下诏：从今以后制科须由近臣推荐评议，不得自己申请应试。当初，御史唐询与参知政事吴育有嫌隙。皇帝屡次称赞近年制科选拔得人，认为吴育贤能，而唐询上奏说："自古以来遇到灾异才策问贤良，如今，六科大都不经公卿推荐引荐，而只是按进士考试的期限特设。凡应此科的人，竟自称贤良方正、茂才异等、博通坟典，臣认为风气浮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全部废除。"而吴育又上奏说："策问贤良自晁错开始，晁错并非因灾异而被举荐。"皇帝认为吴育说得对，因此制科得以不废，只是特别禁止自我推荐罢了。

公是刘氏《杂说》说："自己推荐自己与别人举荐自己，用来激励世风、矫正习俗的作用，怎能相提并论呢？如今不仅进士可以自荐，就连贤良方正也可以自荐，岂不是太过分了吗！所谓贤良，是美好的称号；所谓方正，是善良的品行。古时候担当这个名号的人，正当高卧隐

译居、深藏不出的时候，不知道用羔羊大雁、玉璧这样的聘礼，三番四次前来延请才肯出山，如今的人却都循规蹈矩地窥测他人脸色、谋求个人便利而争相求进。争门抢位、指手画脚，还不足以形容他们的情态；侧身争抢金钱，还不足以比拟他们的姿态；击腹自卖，还不足以比方他们的羞耻：这岂不是名实不符吗！如今世人都知道贤良比进士高贵，却不知道贤良对世风的败坏，比进士更严重。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人说：'南边的沼泽里有兔子，可以追逐捕获。'听到这话的人，必定争先恐后用力捕捉，但那些去的人，一定是游手好闲、疏于务农的人。又有人说：'那里有鹿。'那就不仅是游手好闲、疏于务农的人才去争抢了，一定还会有放弃产业前去的人，这是因为兔子小而鹿大的缘故。进士，好比兔子；贤良，好比鹿。这两者都足以打动人贪图利禄的心，而贤良所打动的人更多，这能不谨慎对待吗！"

石林叶氏说："富公凭借茂材异等科登第，后来被召去考试馆职，因不熟习诗赋而请求免试，仁宗特别命令改试策论，此后遂成为惯例。制科不试诗赋，是从富公开始的。到了苏子瞻，又去掉策，只考论三篇。熙宁初年，废除制举，这件事便废止了。"

又说："按旧例，制科分为五等，上面两等都是虚设，只以下面三等录取人才。但是入选的人也都是第四等，唯独吴正肃公曾列入第三等，此后再没有能与之相继的人。到了嘉〇年间，苏子瞻、苏子由才开始都列入第三等。不久苏子由因为言辞过于直率，被考官胡武平所贬抑，想要黜落他，又降为第四等。设立此科以来，只有吴正肃与苏子瞻列入第三等，所以苏子瞻的谢启中说：错误地占据了长期空缺的等第。"

玉山汪氏说："范子功也曾列入制科第三等，后来熙宁年间，孔文仲考中第三等，因触怒王安石，被特旨黜退。"

神宗熙宁七年，吕惠卿认为制科只不过是记诵之学，不是义理之学，况且进士已经考试策论，与制科没有区别。于是下诏废止。

在此之前，秘阁考试制科，陈彦古六篇论文竟不知道题目出自何处，字数又不够规定，按规定不予考核通过。大概自秘阁试制科以来，还没有像陈彦古这样空疏浅陋的人。第二年，就废除了制科。

哲宗元〇元年，恢复制科。

绍圣元年，废除制科。自朝廷废除诗赋、废止明经以来，讲究词章、记诵的学问都断绝了，到这时制科又被废除，没有办法兼收擅长文学、博学特异的人才，于是设置宏词科，来接续贤良科。

三省上奏说："唐代选拔人才，根据不同需要设立科目，其中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等名目，考察其所考试的内容，都不同于进士、明经科。如今既然已经恢复旧科，专用经术取士，那么诸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等文体，都是朝廷官员日常必用而不可缺少的，先朝已经曾经留意到这一点，只是科目还未来得及设立。"二年，下诏设立宏辞科，每年允许考中进士的人到礼部请求应试，若是现任官员，须等到有人接替其职位才能应试，通常在春季会试上舍生的日子附带考试，不另外设立考院。派官员锁院引试，全部依照进士科，只是不以诏、诰、赦敕为题，所试文体为：章、表、露布、檄书用四六文，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今各体文，也不拘于四六。考官选取四道题目，分两天考试，应试的人虽多，录取不得超过五人。中选的上报三省，三省复核审查，分为上、中两等，各按等级授予恩赏；文辞格调特别优异的，恩命临时请旨决定。

徽宗大观四年，改名为词学兼茂科，遇科举考试年份，附在贡士院考试，录取不得超过三人，不设固定录取名额，允许缺额。仍旧不试檄书，增加制诏，分两天考试四道题目，其中两道以历代史事假借拟题作文，其余以本朝典故或时事命题。宰相、执政官的亲属不得应试。

高宗绍兴元年，下诏恢

译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有关部门研究考订旧制度，规定每逢科场考试年份，命中丞、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学士、待制三人共同举荐一人，不论已经出仕还是尚未出仕的人（诏令仍规定不得用曾经犯有贪赃、私罪的人充任推荐人）。应举者须先备好词业文章（策、论共五十篇），呈送两省、侍从官员参详审核，分为三等：文理优长的为上等，其次优异的为中等，一般平常的为下等。次优以上的一并召赴阁试。每年九月，命学士、两省官在秘阁考试，由御史监考，考试六道论题（每篇五百字以上），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扬子》《管子》《文中子》的正文内出题，派楷书吏应差抄写，答对四道以上算合格。仍分为五等，考试卷密封上奏，呈请皇帝拆号，进入四等以上的，召赴殿试。到殿试那天，皇上亲临轩阶亲自策问（要求写三千字以上），由宰相拟定题目，派初考官、覆考官、详定官。应试的人被引见赐坐，殿廊两侧设置垂帘、帷幕、青褥、紫案，派楷书吏应差，内侍赏赐茶果。对策时先叙述历史渊源，然后议论时事。第三等为上等，恩赏比照廷试第一名；第四等为中等，比照廷试第三名，都赐予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等，比照廷试第四名，赐予进士出身；不入等的，授予主簿、县尉一类的差遣。以上都是指白身应试者，如果是已有官职的人，就晋升一官加以升擢。

旧制规定，六道论题从经书正文以及注疏中出题。到这时，有关部门请求废除注疏出题。

绍兴七年，因太阳出现异象，云气四合，下诏命朝廷内外的侍从官各举荐一位能直言极谏的人。吕祉举荐选人胡铨，江藻举荐布衣刘度，皇上当天就任命胡铨为枢密院编修官，而刘度最终没能被召见。

孝宗乾道元年，下诏命尚书、两省官、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荐一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仍须备好词业文章一并呈缴。

苗昌言上奏说："国朝建国之初曾设立三科，景德年间增加到六科。仁宗皇帝时，李景请求依照景德旧例，皇帝亲自在秘阁策问贤良，六道论题专门从《六经》出题并询问时务，史传注疏请求不要出题询问。皇帝也认为，询问隐僻深奥的内容只能看出其博学，不如取其能够明察当世治乱、有补于朝政缺失的人才。又下诏把景德年间的六科定为制举的科目，让少卿、监以上官员上奏举荐朝廷内外的京朝官；增设书判拔萃科、高蹈丘园科、沈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总共十科，并允许布衣百姓应诏。于是何咏、富弼、余靖、尹洙、苏绅、张方平、江休复、张伯玉这些人才相继涌现。这是因为立法宽松，所以选拔的人才广博。自绍兴年间恢复制科以来，三年下一次诏令，将近四十年，从未听说有一个杰出豪杰之士出来应制科考试，难道太平盛世反而没有这样的人才吗？大概是要求太过完备，而应试的人感到困难；招揽的范围不够广泛，而来应试的人就受到阻隔。臣请求参照前代制度，每年下诏，暂且从经书正文出题，那些冷僻典籍的注疏不得作为问题。恢复天圣年间的十科制度，开辟拓宽推荐举荐的道路，振奋多年来士人萎靡不振的风气，太平之治不难建立。"皇上下诏命礼部召集馆职、学官商议此事，都说："注疏的确可以省略，但科目不必广泛设置。天下的士人隐居山林，行迹远离朝廷，侍从大臣怎么能都了解他们呢？我们见到国朝初年制科，是由皇上命令监司、州郡长官保送。乾德年间，因为没有人应制科，才允许直接到阁门请求应试。如果依照乾德年间的旧例，恐怕会引起侥幸取巧之风，请求按照建国初年的制度办理。"皇帝下诏同意。

在此之前，翰林学士汪应辰把眉山布衣李〇推荐应

译诏，皇上看了他的文章大加称赞，命令按规格召来考试，恰逢有人阻挠此事，最终没有考成。这一年，宰相虞允文替他向皇上进言，才依照元〇年间单独考试的旧例，命翰林学士王〇严、起居舍人李彦颖主持考试，仔细审定六道论题总共答对五道，皇上高兴地说："从今往后必定会有人应诏了。"十一月，皇上亲自在集英殿策问，有关部门审核评定为第四等。又召他到殿上引见，赐予制科出身，授予节度推官之职，他的对策依照正奏名第一甲的先例，抄录成册进呈皇帝并送德寿宫，同时焚化进献给历代皇陵。淳熙四年，李〇的弟弟李塾又被举荐应贤良方正科，而皇帝身边受宠幸的近臣又担心制科会攻击自己，从中动摇阻挠。恰逢台州赵汝愚举荐姜凯，信州太守唐仲友举荐郑建德，吏部侍郎赵粹中举荐马万顷应诏。皇上问辅臣："召试贤良，按旧例有黜落的情况吗？"回答说："上次李〇是单独应试的。如果是好几个人，就必须分出优劣。"不久监察御史潘纬上言说："制科考试不过三件事：一是缴纳呈进词业文章，二是考试六道论题，三是对答制策。而进呈的词业文章大多是事先写好的，殿廷对策难道就没有事先准备的吗？只有六道论题这一场称为'过阁'，人们认为最难。如果废除注疏出题而恢复以答对四通为合格标准，那么这与应试进士举、一场只考经义五篇的又有什么区别呢？"于是下诏增加为答对五通才算合格。这一年，才开始命官监考、糊名、誊录，都依照旧例。所考试的六道论题，两天后，考试院上奏说："很多人的文卷都不知道题目出自何处，而且引用上下文不完整，有的只答对两通而已。"皇上下令赏赐布帛并停止此次考试，举荐的人如周必大等都被判处罪责。旧例考试六道题目，一明一暗。当时考官出题大多晦涩偏僻，失去了国家求取直言的本意。

淳熙十一年，下诏废除从注疏出题的做法。于是各郡国举荐庄治、滕{山成}，考试六道论题都答对四通，但考官颜师鲁认为他们的文章平淡无奇，不符合近来的科举规格，又将他们黜落。从此，士大夫看重经由正式推荐，隐居山林的人也耻于自我炫耀，慷慨应举的人就很少了。

自从李〇之后，制科考试再没有合格的人。又过了三十多年，永康人何致，是郡守陈缵的门客，陈缵入朝时举荐了他，皇帝下旨召他应试。恰逢同时被举荐的滕{山成}、杜富因遭遇父母之丧未能赴诏，须等到服丧期满后一并召试。何致性情急躁，想要抢先应试，通过苏师旦向韩〇胄说情，得到内批准许他先应试的请求，中书省将此批复退回不准，后来又被台谏官弹劾，说他进呈的论文中说"伊尹起初辜负了尧舜之道，而最终为天下开启了以下犯上的先例"，认为这是诋毁诬蔑，因此被治罪罢黜归乡。辛未年，何致因吴挺举荐再次被召，又被台谏官弹劾，于是被勒令回乡增进修习学业。

叶〇论制科说："用科举的常规办法，不足以获得天下真正的人才，那些偶然得到人才的，只是侥幸而已。自明道、景〇年间以来，能言善辩之士就有这样的议论了，虽然如此，考察其根本一直到末流，也未见有真正偶然得到人才的，总之这不过是败坏天下人才、使人才最终陷入无用境地的科举弊法罢了。至于制科，朝廷对待它尤其重视，选拔尤其艰难。假使科举不足以得到人才，那么制科或许还能够得到一些。虽说如此，科举之所以不能得到人才，是因为用固定不变的方法去衡量不同寻常的人；那么制科之所以能够多少得到一些人才，必定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成法，然而制科的法度反而比科举更加繁密。如今寻求天下豪杰特异之士，是为了光大圣朝功业、共成治国之功，那些区区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制度之类的东西，为什么用来要求他们呢？而且要在一篇对策之中，把天文、地理、人事的

译纲纪几乎全部问遍，如果认为他的说法能够应对我所提的问题，那也可以称得上是奇才了。当制科兴盛的时候，设立学馆、延请老师，用固定方法互相传授，浮夸虚妄的言论，剖析发挥无穷无尽，号称'制科习气'，所以科举既然不足以得到人才，而制科又或许因此丧失了人才。既然如此，那么朝廷想要办成一件事，必定先立下一套法度，至于制科的法度，本来就没有求取人才的用意，只是徒然立法来困扰那些泛泛能够记诵的人罢了，这本来就是所谓真正豪杰特起之士轻视而不屑参与的。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过去用三道题目考进士，而应制科的人以回答对策为最难，那些能够回答好的，还算是有可取之处。自熙宁年间用策论考进士以来，这种风气蔓延开来，以至于五尺高的孩童没有不熟习谈论利害的，用来应付考试，那么制科的对策就不足以显示才能，所以哲宗认为如今进士的对策有胜过它的，于是制科因此再次被废除。因此八九十年间，被举荐而没能得到考试机会的，得到考试却没被录取的，侥幸被录取的人，其才能大多平庸低下，往往比不上科举出身的优秀士人。然而每三年下一次诏令来恢复制科，不必等到科举之年，都可以随时举荐，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设立极其严密的法度，给予极其美好的名号，只是使那些得以入选的人急于谋求官爵罢了。况且天下懂得治国、明晓时事的人，不应该有这么多，那么三年一次用策论考进士，让他们畅所欲言而无处施展，这实在是失策了。如今又让应制科的人自己拿出所谓五十篇文章，泛泛谈论古今，铺陈利害，他们的言论杂乱空泛，看的人厌烦，听的人厌倦。况且如今士人之多，没有超过当今的，怀着并无过人之实的才能，却冒用高不可攀的名号，那么朝廷急切寻求人才的做法，反而成为被人讥笑的把柄。如今应当暂时平息天下的多余空谈，进士不必亲自策问，制科不必记诵，不必论著，逐渐忘掉旧有的套路，有朝一日，天子慷慨激昂亲自举荐人才，三代那样的英才固然不能骤然得到，但也不至于像近世这样冗长而无可取之处，这样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巽岩李氏《制科题目编序》说："秘阁考试的六道论题，不从经史正文中出题，这不是制科的本意。大概是想用士人所不知道的内容来使天下士人惭愧自省，把博览强记作为前面的辅助功夫，把直言极谏作为后面的核心要务，也是想借此郑重看待这件事而使选拔更加艰难，使贤良方正之士望而却步吗？然而士人终究不因此而稍稍挫伤他们进取的锐气，问得越深，答得越周密，历经数代，从未有过失败落败的过错。士人难道真的这样多才多艺吗？这是主持考试的人对他们宽容优待罢了。到了熙宁年间，陈彦古起初竟不认识题目出处，有关部门按规定不予考核通过，制科随之被废止。君子认为陈彦古不通达时势变化，他被黜落是应该的。在此之前，孔文仲因为直言极谏触犯了宰相的心意，本来考中高第，却被贬为小官。那些人心怀狡诈，想要放纵他们邪恶的心思，来残害典章法度，厌恶这个科目对自己不利，想要尽快废除它却未能如愿，于是姑且搁置它，使它名存实亡了。凡是所谓贤良方正之士，还有谁肯再涉足其中呢？陈彦古区区一个人，一时糊涂，一定是不敢高谈阔论、切中时弊的，大概是揣摩当世风气，只求迎合取悦罢了。传注义疏那些细微琐碎的内容尚且不能通晓，何况国家的大政方针，他又怎么能有所阐发呢！而主持考试的人还厌恶这个科目的名声，一定要彻底废除它才肯罢休。陈彦古被黜落，是应该的，但却因此使天下人再也没有机会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被举荐了，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到了元〇年间，刚刚恢复又随即被废，其中得失的轨迹，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

译当今皇上已经三次明诏征求，而士人却没有响应，难道不是仍然对陈彦古之事心有余悸吗？大概古代所说的贤良方正，只是能够直言极谏罢了；如今却只讲究博览强记，直言极谏反而弃置不顾，甚至厌恶听到、忌讳听闻直言，追逐末节而抛弃根本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士人不肯应诏的原因。我自己血气未消、按捺不住，妄图有志于古人直言极谏的益处，但生性最为疏懒放纵，勉强从事博览强记之学，终究难以达到。担心侥幸能够跟随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之后应试，如果对此毫不留意，却白白蒙受陈彦古那样的羞辱，就趁着这空闲的日子，取五十多家的文集书籍，摘录其中可以用来发挥议论的内容，各得几十上百道题目，都记录如另外的清单所示。也故意打乱句读，隐藏首尾，就像世间流行的覆物猜谜游戏一样，虽然看起来好像难以猜测，但终究是不能被蒙骗的，姑且与朋友们一同猜测演练，胜过下棋游戏罢了，其实并不是制科真正的本意。因此写下这些来自我警醒。"

按语：制科考试最难的是六道论题，然而所谓的答对四通、五通就能入选，所谓不符合规定不予考核便宣告被废，这都是把能够说出议论题目的出处当作奇特之能，而根本不论文章的工拙好坏，这与明经科的墨义考试没有什么区别了。况且有像巽岩这样博闻强记的人，收集各家奇僻的书籍，摘录其中可以作为论题的内容，抄成一编，反复揣摩、收集整理，几乎没有遗漏，那么浅薄学识的士人，拿着这些去应试，也可以大言不惭地以贤良自诩，而抱有夺取巍科高第的希望了。科举取人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看《邵氏闻见录》记载，范文正公用制科举荐富郑公，富弼以尚未熟习为由推辞，范仲淹说："我已经为你辟出一间房子，都是应制科所需的文章，可以前去就学。"由此看来，所谓的应制科文章，往往就是像巽岩所编的那类东西。凭富弼日后那样的德业成就，然而在他应制科之初，倘若不去研求学习这些文章，恐怕也未必能够入选。苏东坡撰写的《张文定公墓志铭》说："天下的大器，若非力量能兼容万人的人，谁能举荐他？若非仁宗皇帝的宽宏大量，谁能容纳这万人中的英才？大概仁宗即位八年，就用制科对策取士，一次举荐得到富弼，再次举荐得到张公。"这大概是为了夸赞制科选拔人才的兴盛，然而制科之所以为制科，不过如此罢了，那么这两位公卿所蕴藏的才识抱负，这难道足以体现出来吗？

◎博学宏辞科

绍兴三年设立此科，共十二道题目，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从中随机抽出六道题目，分为三场考试，每场一道古题一道今题。应试的人先呈缴自己所撰的文章三卷，朝廷交付学士院，考核其中优秀的召来考试。遇到科场考试之年，凡是有官职的人，除去归明人、流外官、纳赀入仕以及曾经犯有贪赃罪的人以外，公卿大夫子弟中的俊秀之才都可以应试，每次录取不得超过五人，如果人才有余，临时请旨定夺，开列合格试卷的字号，连同真实姓名的试卷一并送交中书省详加审核。授予的恩赏则按旧例更加优厚，分为三等录取：上等者升转一官，选人改为京官品秩，没有出身的赐予进士及第，并免去召试，授予馆职；中等者减免三年磨勘，交由堂除任命，没有出身的赐予进士出身；下等者减免二年磨勘，没有出身的赐予进士出身，并允许召试馆职。大观年间，有词学兼茂科，建炎初年还有人应试，到这时才重新改立此科。自从恢复此科以来，所选拔出的擅长文辞、才华出众之士，大多官至卿相、翰林院。绍兴年间，得十七人；隆兴到淳熙年间，得十三人；绍熙年间，一人；开禧到嘉定年间，

译三人。当初，洪遵入选中等，洪适入选下等。高宗看了他们的文章，感叹说："这是洪皓的儿子吗？父亲远在他乡，儿子却能自立，这是忠义之报啊。"当即任命洪遵为秘书省正字，洪适为枢密院编修官。词科出身的人得以入馆任职，就是从洪遵开始的。三年后，洪迈也相继入选。真德秀、留元刚参加应选，主考官在评定真德秀的试卷时写道"宏而不博"，评定留元刚的试卷写道"博而不宏"。宁宗喜爱他们的文章，命令都列入优异等第。此后有关部门每逢郡试，一定挑剔应试者的细微瑕疵，仅仅呈报上省或降旨升擢罢了。

容斋洪氏《随笔》说："本朝的宏词科虽然沿用唐代的科目名称，但所考试的文体却不相同。从乙卯年到绍熙癸丑年二十次开科，有的取三人，有的取二人，有的取一人，合计共三十三人，绍熙庚戌那次空缺没有录取。凭借荫补出身进士的人中，汤岐公官至宰相，王曰严官至翰林承旨，李献之为学士，陈子象为兵部侍郎，汤朝美为右史，陈岘刚被提拔任用，而我们兄弟也名列其中，文惠公官至宰相，文安公官至执政，我忝居翰林院。此外都是已经考中科举之人，但被擢用显达的只有周益公官至宰相，周茂振官至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官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官至左右史，其余大多平庸无为，而现存尚未显达的只有陈宗召了。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家所蒙受的恩泽，也可说是过分了。"

叶〇论宏词科说："法度有时是因相互激荡而产生的。宏词科废弃已久，绍圣初年，既已全部废除词赋考试，又忧虑天下应用文体的写作从此断绝，才开始设立博学宏词科。此后又改为词学兼茂科，其立法尤其不切合实际。为什么这样说呢？朝廷诏诰典册一类的文章，应当使其简洁质朴、宏大庄重，铺陈义理，用来晓谕教化天下，《典》《谟》《训》《诰》等经文就是这样。孔子把它们收录为常经之文，用来教导后世，历代帝王都不能更改它，可以说是极其重要了。到了两汉的诏令制书，词意就变得短浅粗陋，再也不能仿佛接近其中万分之一了。大概当时的人所看重的是武功，所推崇的是经术，而文辞方面，虽然士人们喧嚷着相互标榜夸耀，朝廷却对此忽略不理，大概与刀笔小吏所能写的文书相差无几。然而汉代文章的深厚温雅，仍然称雄于后世，自汉代以来就没有人能够赶得上。至于四六对偶、铭檄赞颂之类的文体，沿袭汉末以至于宋、齐时期，这些实在是两汉刀笔小吏能够写却不屑去做的文章，而如今世人却把它称作奇文绝技，用这个来选拔天下的士人并任用于朝廷，这是为什么呢！自从词科兴起以来，其中最受推崇的是四六对偶文，然而这种文体最为浅陋而没有实际用处。士大夫们以对仗工整、用典精当相互夸耀，甚至有人凭借一联的工巧，就得以独占终身的官职爵禄，这种风气盛行而无法遏制，已经七八十年了。前前后后官居卿相、显赫尊贵的人，祖孙父子相继占据要害之地的，大都是词科出身之人。这些人从未真正懂得道义，他们的学问从未懂得治国方略，他们的才干从未能够胜任大器，他们只是执笔铺纸做对偶之词，又从未真正从内心有所领会、从古人那里探究其源流。为什么单单凭这个来选拔他们、把他们当作卿相显贵之人来对待，代代相沿而不能革除呢！而且还有更加荒谬悖理的事：自从熙宁年间用经术来培养造就士人，本来是担忧天下士人习染于词赋的浮华而不切合实用，凡是王安石与神宗皇帝往返辩论所极力主张的，以至于完全摈弃排斥当时的文人，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绍圣、崇宁年间号称追述熙宁新法，熙宁年间既然禁止求仕的人写词赋，反而用美好的官职诱使那些已经任职的人去应宏词科，这就是开始用经义来启迪士人

译，最终却用词章来蒙蔽淫惑他们，士人又该如何折衷取舍呢？所以既然设立了宏词科，那么应试的人自己就已经与道德性命的根本大统绝缘了，而认为天下人的才能全都局限在区区的雕虫小技上面，那么这种弊病还不仅仅是使朝廷把高官厚禄轻易授予他们罢了，反而使人才陷入不肖的境地而不可挽救。而且从前是因为废除词赋才设立词科，如今词赋、经义并行已经很久了，而词科却始终没有加以更改。这是为什么当初创立法度，却不能考察它的最终结果，导致自相矛盾呢！大概进士科、制科，其立法还有可以议论而加以损益改进的地方，至于宏词科，则应当直接废除它罢了。"

●卷三十四 选举考七

○孝廉

汉文帝十二年，下诏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天下最大的顺德；努力耕作，是维持生计的根本；廉洁的官吏，是百姓的表率。朕十分嘉许这两三位大夫的德行。如今拥有万户人家的大县，却没有人应答朝廷的诏令，这难道符合人之常情吗？这是官吏举荐贤才的方法还不完备的缘故。应派遣谒者去慰劳赏赐孝顺之人布帛，每人五匹；敬爱兄长以及努力耕作的人，每人二匹；廉洁的官吏俸禄二百石以上的，每一百石加赐三匹。"（自二百石以上，每一百石增加三匹）

孝景帝后二年，下诏说："那些清廉的士人，欲望很少，容易满足。如今财产估算达到十万钱以上才能做官，清廉之士的财产估算未必很多。有市籍的人不能做官，没有财产的人也不能做官，朕对此很怜悯。财产估算达到四万钱就可以做官，不要使清廉之士长期失去做官的机会，而让贪婪之徒长久谋求私利。"

孝武帝元光元年冬天，开始命令郡国各举荐孝廉一人。

董仲舒对策说："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让各位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拔他们属下官吏百姓中的贤能之人，每年各进贡两人。"所以各州郡举荐茂材、孝廉，都是从董仲舒的建议开始的。

元朔元年，下诏说："朕深切地告诫在职官员，要兴举廉洁、推荐孝行之人，如今有的整个郡竟一个人也不举荐，这是教化没有推行到底层，使得有积累善行的君子被壅蔽而不能上达朝廷。"（详见《乡举里选考》）

按语：汉代下诏命郡国举荐人才，贤良方正与孝廉二科同时并行。然而贤良一科，在文帝和武帝时期，每次对策动辄有上百人应试，又征召到公车署，上书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而孝廉的选拔，文帝的诏书中说万户人家的大县竟没有响应诏令的，武帝的诏书中说整个郡竟不举荐一人，大概是因为贤良科只要稍有文墨才学的人就可以充数入选，而孝廉科如果不是有实际德行可以体现的人，就不容许随意妄举的缘故。

孝宣帝黄龙元年，下诏说："举荐廉洁官吏，本来是想要得到真正廉洁的人才。俸禄六百石、位居大夫之职的官员，有罪可以先请示后处置，其品秩俸禄已经上达朝廷，足以显现他们的贤能才干，从今以后，不必再举荐廉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