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 职官考四

译之事，若有差错，就退回尚书省。覆核刑部、大理寺所判决的案件，审察其轻重曲直，判罚不当的，就依法予以纠正。国初沿袭旧制，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宰相之职，又用两制官一员判理门下省事务。官制改革实行後，才予以纠正。共设官十一种：侍中、侍郎、左散骑常侍各一人，给事中四人，左谏议大夫、起居郎、左司谏、左正言各一人。

元〇初年，左仆射司马光上奏说："我谨按西汉时丞相统领百官，而九卿分别治理天下事务。光武帝中兴後，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事权归於台阁，尚书开始受到重视，而西汉的公卿渐渐失去了原有职权。到魏武帝辅佐汉室时，起初建立魏国，设秘书令掌管尚书奏事。文帝受禅後，把秘书改为中书，设有令，有监，但也没有废除尚书。然而中书官员亲近皇帝，尚书就渐渐疏远了。东晋以来，天子因侍中常在身边，多与他们商议政事，不再专任中书，於是又设立门下省，中书的权力就开始分散了。到南北朝时期，大体都沿袭这一制度。唐朝初期，才把中书、门下的职权合并，所以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称。此後又设立政事堂，因为中书发出诏令，门下掌管封驳，每天有争论，纷纭不决，所以让两省先在政事堂商议决定，然後再奏报皇帝。开元年间，张说奏请把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从此相沿相承，直到本朝，没有人能够改变。不是不想分开，而是形势不允许再分开了。以前所说的中书，就是中书门下政事堂。唐末各司使，都由内臣统领，枢密使参与朝政，才开始与宰相分权。到了五代，改用士人担任。枢密使都是天子的心腹之臣，每天与皇帝商议军国大事，其权力比宰相还重。太祖受命後，让宰相专门主管文事，参知政事辅佐他；枢密使专门掌管武事，副使辅佐他。从此以来，一百多年，官员相承，中外安定。各司长官以及各路监司、各州长吏，都能够直接上达，有的申奏朝廷，有的只申报中书、枢密院。事情重大的，就由中书、枢密院进呈请示旨意，颁降敕令宣命指挥。事情小的，就批复文状直接下达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所以文书简明直接，事务没有滞留。神宗皇帝因为唐朝自中叶以後，官职繁冗，名分器用混乱，想要加以革除纠正，确实非常恰当。但只应当依据今日的实际情况，考察前代的错误，删除重复的部分，去掉冗长的内容，必须确有此事，才设置此官。不必完全依照唐朝的《六典》，把中书分为三省，让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凡是从宫内降下的文书，以及各处所上的奏状、申状到达门下、中书省的，大多都要送交尚书省。尚书省下发给六曹，六曹交付各案勘察处理，检索文书，核对事务详情，近的就问寺监，远的就问州县，一切都齐备之後，再斟酌事理，作出决定，申报尚书省。尚书省送交中书取旨，中书取得旨意後，送门下省覆奏画可，然後再誊录下发尚书省。尚书省又下发六曹，才能符令下达各处。因此文字繁冗，办理迂回曲折，近的要几个月，远的超过一年，不能及时决断。有的是四方紧急奏报等待回复，有的是官吏百姓诉讼请求裁决，都因滞留而受困。又原本设置门下省，是想用来封驳中书省的录黄、枢密院的录白，恐怕有不妥当之处。如果让门下省切实履行职责，就必须每天都有驳正，争论纷纭，执政大臣之间就会不和睦。所以自设置门下省以来，驳议很少。而且门下省不能够直接取旨施行，即使有驳议，也必须再送回中书取旨，中书有的坚持之前的意见，又重新加以改动。又有宫内批复的文字以及各处奏请之事，大多下达三省一同进呈，那么门下省的官员已经商量决定过了，如果之後又有驳正，就成了反复无

译常。近来中书省的紧急文字，往往就不再送交门下省了。既然如此，门下省这一官署几乎形同虚设，白白使吏员倍增，文书繁冗，对政事没有好处。臣等现在共同商议，请求依照旧制让中书、门下通同处理职务，以都堂作为政事堂；凡有政事差遣任命以及台谏官的章奏，如果已经有圣旨命三省一同进呈的，其余的都让中书、门下的官员一同商议签署施行。事情重大就进呈请示旨意，颁降敕令；事情小的，就直接批复文状指挥，完全依照旧日中书、门下的成例。并把两省的十二房吏员合并为六房，共同点检文状，办理文书。如果有多余的人员，除了拣选留用之外，一并特别减去三年出职的年限，不满三年应当出职的，减去磨勘年限。如果政事有差失，交由给事中封驳；差遣任命有不当之处，交由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再加上两省谏官都能够加以论列，那么号令的发出，也就不算不审慎了。这样一来，政事就能统一，吏员不会冗余，文书不会繁多，办理直接，对先帝所建立的官制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在职责事务上稍作修改，想使处理事务更加简便合宜罢了。"

石林叶氏说："本朝沿袭唐朝制度，官制改革实行後，开始依照《六典》把尚书、门下、中书分为三省，各自以本省长官担任宰相，就是侍中、中书令、尚书令。既然又因为品秩太高而不轻易授任，所以就用尚书令的副职左、右仆射担任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代行侍中的职责，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责，又另外设置侍郎来辅佐他们，这样三省就相互兼职了。然而左、右仆射既然担任宰相，那么凡是命令的拟定进呈，没有不经由他们发出的，而左、右仆射又是发令部门的长官，那么发出命令的职责本来就由自己履行了，还哪里需要门下省去覆核呢？当他们进见皇帝奏对时，执政大臣没有不一同参与的，那么所谓门下侍郎的人也一同参与了，所以批复旨意都称'三省同奉圣旨'。既然已经共同奉行了命令，又再加以审核，也没有这个道理。门下省的事务，只有给事中负责封驳而已，从没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己驳回自己已经奉行的命令的。那么侍中、侍郎所谓的审核，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元〇年间，议论的人因为诏令拖延滞留，吏员冗多，白白造成重复，於是有合并撤销门下省的想法。此後虽然没有实行，但事情有应当奏禀的，左相必定批送中书，左相将要上呈而右相有不同意见，往往有的坚持不上呈，有的退回不接受，左相无可奈何，侍郎也无从出力，事权大多落在中书。从中书侍郎升迁为门下侍郎，虽然名义上是晋升，其实未必都乐意接受。"

致堂胡氏说："古代论述宰相之职只设一人便罢。到成王时，虽然让周公位居冢宰，但也与召公一同担任左右辅相。这是《尚书》的记述次序，孔子的话语。为什么呢？周公不敢自认圣明独揽相权，又要训示後世，因为人心各不相同而大贤之才难以求得，所以就交错并用，就像驾驶车辆一样，就像营建房屋一样，兼取众人的力量，相互辅助相互匡正，最终归於没有过失罢了。所以自汉朝以来，有的设左、右丞相，有的一并设三公，不拘泥於一相的成规。到唐朝时法度用意尤为周密，既有左、右仆射，又有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左、右丞，以及官阶未到而人才可用的参预朝政；而其大纲，则是让中书发出命令，门下审核驳正，分为两省，而尚书接受成命，颁行给有关官司。当贞观年间，君主贤明臣子忠诚，朝廷很少有弊政，不过几年就实现了太平，这就是集合人才、共同任用的成效啊。诸葛武

译侯说：'参与商议决策的人，可以集中众人的思虑，广开忠诚有益的言论。如果难以相互违背覆核，那就会有欠缺和损失。相互违背覆核而能得当，就像丢弃破草鞋而获得珠玉一样。'唉！身为君主能像唐太宗，身为臣子能像诸葛武侯，公心期望天下大治，可以作为後世的法则啊。如果抛弃几百年形成的成规，把三省合而为一，由一位宰相专断，而官属依旧存在，却毫无可否之权，只是署名而已，这样中书、门下的名义还在，而稽核命令、驳正违失的实际作用却消亡了。这难道不是玩弄文法谋取私利的极端表现吗？"

按：司马光所说，以三省共同取旨为正确，是主张合并的立场。胡致堂所说，以三省各自履行职责为正确，是主张分权的立场。他们的宗旨看似不同。门下审核覆核的说法起源於唐朝，然而唐朝把中书门下作为政事堂，就已经合而为一了。只是门下省的官员，有给事中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之事，有散骑常侍、左右司谏负责谏诤过失之事，这些都是所谓的覆核审察。而贞观年间，太宗又命谏官随同宰相一起进入内阁议事，有过失就立即谏诤，那么门下省就没有不履行职责的官员了。坐镇朝堂的宰相，在拟定命令之初就相互商订，不敢擅权好胜。担任纠察驳正之职的官员，在命令发出之後认真审察，不惧纠正过失以匡正违误，那么上下之间就不会有旷废职守的情况，三省的设置也就不会成为一纸空文。本来就不必要求担任宰相的人各自占据一省，明确划分你我，然後才称得上称职。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实行後，王〇担任首相，蔡确担任次相。蔡确奏请让首相兼门下侍郎，次相兼中书侍郎，其实是依据唐朝中书发出命令的说法，於是奏事取旨都由次相负责，而首相反而不能参与，这是暗中排挤王〇而夺取他的权力。等到司马光担任门下侍郎时，曾经恳请蔡确，希望多加会商议事，各自充分发表意见，但蔡确始终不答应。这是小人擅权的一贯常态。於是门下省又把审核覆核驳正作为自己的职责。如果各自逞其私意以为在履行职责，那么担任中书省长官的人就会坚持发出命令的说法，一定排斥门下省，使其不能参与取旨的权力；担任门下省长官的人就会坚持审核覆核的说法，一定要驳回中书已经取旨的事务。那么两省的分立，就变成使他们相互成为仇敌了。其实两省的属官既然各自设有负责封驳的官员，那么由都省共同奏事取旨施行，事情有不妥当的然後由省里留下黄纸缴驳，这才是不可更易的正确做法。

○侍中

侍中，就是周公在告诫成王的《立政》篇中所说的常伯，让他担任皇帝的左右辅臣，就是这一职责（《汉官》说："从侯伯中选拔，转任补充衮职空缺。说他的道德可以长久受人尊崇，所以称为常伯。"《周礼》有太仆一职，干宝注释说相当於侍中）。秦朝设有侍中一职（《晋书·职官志》说："黄帝时，风后担任侍中。"这些都出自兵家和谶纬之书，不足以徵信。刘昭解释太尉的职责时，对此说得很详细），本来是丞相史，派五人往来於宫殿内的东厢奏事，所以称为侍中。汉朝的侍中是一种加官。凡是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都是加官（《汉仪注》说："诸吏给事中的，上朝谒见，评议尚书的奏事，分为左、右曹。"）。所加的官职有的是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一直到郎中（没有定员。"将"是指郎将以下的官职。从列侯以下到郎中，都可以有这种加官），多的时候达到几十人。侍中、中常侍能够进入禁

译中，各曹接受尚书的事务，诸吏能够检举违法之事。汉朝的侍中头戴武弁大冠，也叫"惠文冠"，加饰金〇，附有蝉形装饰，用貂尾作装饰（担任侍中的服饰在左边佩貂，担任常侍的服饰在右边佩貂。用金取其坚固刚强，经百炼而不损耗。用蝉取其身居高处而食用洁净之物。用貂取其外表刚劲、内里温润。这本是赵武灵王胡服的制度，秦国攻破赵国後得到这种冠饰，用来赏赐侍中），便於随侍在皇帝左右，与皇帝一同升降。过去多用儒者担任此职，但是权贵子弟以能得此职为荣耀，甚至有的婴儿时期就被抱着接受宠信的官位，佩带贝饰腰带、涂脂抹粉、穿绮罗短袄细绢裤、戴〇〇冠（惠帝时，侍中戴〇〇冠，系贝带，敷脂粉。张辟疆十五岁，桑弘羊十三岁，都担任侍中。〇字读思俊切。〇字读鱼奇切。〇〇形似凤凰，是神鸟），随侍在皇帝左右，分别掌管皇帝乘舆服饰器物，甚至下到亵器虎子之类（苏则与吉茂一同隐居在太白山，後来苏则担任侍中。侍中过去要亲自察看皇帝起居，所以被称为"执虎子"。吉茂见到苏则，嘲笑他说："做官到如此地步，只是拿虎子而已。"苏则笑着回答说："确实比不上你驾着简陋的鹿车艰难前行。"）。武帝时，孔安国担任侍中，因为他是儒者，特别准许他掌管皇帝的唾壶，朝廷都以此为荣。侍中本来设有仆射一人（秦、汉时以侍中中功劳最高的一人担任仆射），後汉光武帝把仆射改称祭酒，有的设置有的不设，而在文书上隶属少府，掌管赞助引导各种事务，负责顾问应对（桓帝末年，侍中皇甫蝉陪乘，皇帝问他貂〇的制度出自何处，他不知道出处；又问地震之事，他回答说不算灾异。回宫後，被降职为议郎）。皇帝的法驾出行时，就由博学多识者一人背负国玺，手持斩白蛇剑陪乘；其余的都骑马，跟随在乘舆之後。献帝即位後，起初设置六人，赞助法驾出行时由值日的一人背负玉玺陪乘（皇帝大驾出行时，就由值日的侍中护驾，正值日的侍中背负玉玺陪乘，不佩剑，其余的都骑马跟从）。宫殿内门下省的各种事务都由他们掌管。此後选拔侍中，都是原来的儒学名士、德高望重之人，学识渊博深厚，仰观俯察，切近询问、随时应对，向公卿传达皇帝旨意，上殿时可以传达皇帝命令。手持笏板陪同觐见，过去位次在尚书令、仆射之下，尚书之上。司隶校尉见到侍中，要执板作揖。侍中过去与宦官一同留宿在禁中，因为武帝时侍中马何罗挟带兵刃图谋叛逆，从此以後就住在禁外，有事才召见入宫，事情办完就退出。王莽秉政时，侍中又重新住进宫内，与宦官一起留宿禁中。章帝元和年间，郭举与後宫私通，拔出佩刀惊吓皇帝，郭举被处死，侍中从此以後又搬出宫外居住。秦、汉时侍中没有固定员额（蔡质《汉仪》说："员额本来是八人。"《汉官》说"没有定员"。侍中官舍有八区，议论的人因此说员额本来是八人。其官署门上题写"尚书寺"，这是孝明帝在东宫仿照尚书省而设的官署模式），魏、晋以来设置四人，另外加官的就不在此数（王粲担任侍中，《曹植集》中赠给王粲的诗说："头戴蝉冠，耳饰貂尾，锦衣皓带。入朝侍奉帷幄，出行护卫华盖。"）。皇帝登楼观望时，与散骑常侍相对搀扶，侍中在左边，常侍在右边，随时准备切近询问、就近应对，拾遗补缺。到了江左兴宁四年，桓温奏请裁减二人。此後又恢复旧制（晋武帝时，彭权担任侍中，皇帝问身边侍臣："髦头的含义是什么？"彭权回答说："《秦纪》记载秦

译国有一种奇怪的野兽，能触碰山石截断波浪，无不摧毁溃败，唯独畏惧髦头，所以让人持着髦头来护卫至尊。"又有褚翼字谋远，担任侍中。苏峻发动叛乱，朝廷军队战败，大火蔓延到宫室，褚翼亲手抱着天子登上太极殿。苏峻的军队攻入後，呵斥褚翼命他下殿，褚翼不为所动，说："苏冠军前来觐见至尊，军人怎么能够逼迫侵犯宫禁！"於是士兵们不敢登上太极殿。苏峻掌权後，仍然让他担任侍中。当时钟雅也担任侍中，图谋奉迎天子出逃投奔义军，事情被发觉，被苏峻杀害。又有王爽担任侍中，孝武帝驾崩後，王国宝夜里想要打开宫门让人假传遗诏进入。王爽拒绝他说："皇帝驾崩，太子还没有到来，擅自进入的人斩！"王国宝害怕，就此作罢）。侍中，在汉代是亲近皇帝的职位，魏、晋时选用人才担任，地位渐渐增加尊崇，但大体意义没有变化（晋朝任恺字元衷，担任侍中，朝廷大小事务，大多由他综合管理。任恺公正无私，以国家社稷为己任，厌恶贾充的为人，不愿意让他长期把持朝政。有人替贾充出谋划策说："任恺总揽门下枢要之职，能够与皇上亲近接触，应该建议让他掌管选拔官员之事，使他渐渐被疏远，这只是一个都令史的事务罢了。九流人才难以精通选拔，正好可以趁机排挤。"贾充於是称赞任恺的才能，适合担任官员选拔的职务。当天就任命任恺为吏部尚书，从此以後任恺侍奉觐见皇帝的机会就渐渐稀少了）。头戴武冠，身穿绛色朝服，佩戴水苍玉。过去升迁为列曹尚书，美职升迁为中领护、吏部尚书。宋文帝元嘉年间，王华、王昙首、殷景仁等人都担任侍中，皇帝对他们情谊亲密（王华等人每次与皇帝促膝交谈，貂尾拂到皇帝的手，就把貂饰摘下放在案上，谈话完毕，又亲手重新插上。孝武帝时，侍中何偃在南郊陪乘，銮驾经过白门阙时，何偃将要俯伏行礼，皇帝反手扶住他说："是朕反而要陪着爱卿啊。"又宋孝武帝挑选侍中四人，都因为相貌丰美，王〇与谢庄配成一对，阮韬与何偃配成一对，经常兼任充任。又有谢フ字敬仲，宋朝末年担任侍中。到齐朝受禅之日，谢フ正在当值，百官都在陪位。侍中应当解下皇帝的玉玺，谢フ假装不知道。传诏官说："解下玉玺授给齐王。"谢フ说："齐国自然应该有自己的侍中。"就拉过枕头躺下。传诏官惊惧，让他假称有病，谢フ说："我没有病，怎么能这么说。"於是穿着朝服步行出门，找到车子返回家中。这一天，於是就让王俭担任侍中解下玉玺。齐高祖说："我如果诛杀他，他反而会因此成名。"就把他废黜在家。永明年间，又重新担任侍中；到梁朝也担任侍中）。齐朝的侍中，功劳高的称为侍中祭酒。朝会时，大多用姿容俊美的人兼任此官（本想让陆慧晓担任侍中，因为他身材短小，就此作罢）。永元三年，东昏侯到南郊祭祀时，不想亲近朝中大臣，就让主玺官陪乘，这是前代所未曾有过的（齐朝设有主玺、主衣等官职）。梁朝的侍中中功劳高的在职满一年，就下诏加封为侍中祭酒，与散骑侍郎中功劳高的一人共同掌管禁令，这就相当接近宰相的地位了（王训字怀范，升任侍中。受拜之後入朝觐见，武帝问何敬容："褚彦回多少岁担任宰相？"何敬容回答说："不到三十岁。"皇帝说："如今的王训，不比褚彦回逊色。"又说：柳庆远担任侍中时，曾经宫中失火，禁中一片惊惧。皇帝把各门的钥匙全部收起来，问柳侍中在哪里。等他到了以後，就把钥匙全都交给他。又有王峻与谢沦约定，官做到侍中就不再

译谋求晋升）。陈朝的侍中也如同梁朝的制度。後魏设置六人，加官的也在此数之内。宜都王穆寿、广平公张黎都以侍中身份辅政。北齐的侍中也是六人。後周初期设有御伯中大夫二人，掌管出入侍从之事，隶属天官府；保定四年，把御伯改称纳言，这就是侍中的职责。宣帝末年，又另外设置侍中作为加官。隋朝又把侍中改称纳言，设置二人。炀帝大业十二年，又把纳言改称侍内（隋朝避讳"忠"字，所以凡是"中"字都改称"内"）。唐朝初期，称为纳言。武德四年，改称侍中，也设置二人。龙朔二年改称左相，咸亨元年恢复旧称。光宅元年，又改称纳言。神龙元年，恢复为侍中。开元元年，又改称黄门监；五年，恢复为侍中。天宝元年，改称左相（至德初年，恢复为侍中。从隋朝到现在，都担任宰相之职。原来的官阶为正三品，大历二年升为从二品）。按照法令条文，掌管侍从皇帝、背负国玺、进献建议、赞助礼仪、审核签署奏抄、驳正违失、监督封题、发给驿券、监督起居注的记录，总管门下省事务。

宋朝制度，侍中掌管辅佐天子商议国家大政，审核宫廷内外文书出纳事务。举行大祭祀时上奏中严外办之事，引导皇帝乘坐车辂，宣告升降的礼节；皇帝斋戒时请他就位斋室。举行大朝会时承接旨意宣读制书，宣告任命、行礼、祭祀也是如此。册立皇后时奉上印玺交授给司徒。因为官阶太高很少实际授任。从建隆年间到熙宁年间，真正拜授侍中的只有五人，虽然有其他官员兼任此职，但实际上并不承担其职事。官制改革实行後，用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行使侍中的职责，另外设侍郎来辅佐他。元丰年间的寄禄官阶为开府仪同三司。

《容斋随笔》论述三省长官的内容（见《中书令门》）。

○侍郎

门下侍郎。秦朝官职中有黄门侍郎，汉朝沿袭此制（刘向给儿子刘歆的信中说："如今如果年少就能担任黄门侍郎，那是重要的职位。"）。与侍中一同管理门下省的各种事务，没有定员。郊庙祭祀时由一人执掌华盖，临朝朝会时由一人执掌旗麾。凡是禁门宫闼，都称为黄闼；这个官职在黄闼之内供职，所以称为黄门侍郎。当初，秦、汉时另外设有给事黄门之职（扬雄曾担任给事黄门），後汉合并为一个官职，所以有给事黄门侍郎之称。掌管侍从皇帝左右，供职宫中传达使命，沟通宫廷内外；以及各诸侯王朝见皇帝於殿上时，引导诸侯王就座。没有定员，隶属少府（又《汉旧仪》说隶属黄门令）。傍晚时分，进入青琐门拜见皇帝，所以称为夕郎（《宫闼簿》说青琐门在南宫。卫〇注释《吴都赋》说："青琐，是门户边缘的青色雕镂纹饰。"）。献帝刚即位时，设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设员额六人，出入禁中，在皇帝身边近侍帷幄，省察尚书事务。此後把给事黄门侍郎改称侍中侍郎，去掉给事黄门的称号，不久又恢复旧称。当初，诛杀宦官之後，侍中、侍郎出入宫廷禁地，机密事务颇有泄露。因此王允就上奏比照尚书的规格，不得随意出入宫禁，不得私自结交宾客，

译自此始（荀悦担任黄门侍郎。郭况因为是皇后的弟弟，小心谨慎，十六岁时担任黄门侍郎）。魏、晋以来，给事黄门侍郎都成为侍郎一类的官职，定员四人（《山公启事》说："黄门侍郎和峤最有才干，可以担任吏部郎。"诏书说："想让他留在皇帝身边，另外再找别的人选。"）。宋朝的制度，戴武冠，穿绛色朝服，多由中书侍郎兼任此职。齐朝也主管诏令事务，称为"小门下"。梁朝提高了品级，与侍中一同掌管侍从事务，负责迎宾赞礼、朝仪威仪，尽力规谏进言，纠正过失缺漏，监督调配、试尝皇帝所用药物，封缄玺书。陈朝的制度也是如此。北魏也设有此官（崔光担任黄门侍郎，未曾专注于文书案牍，只是从容地参与议论，参预谋划国家大政）。北齐设六人，所掌管的职责与侍中相同。北周天官府设御伯下大夫二人，周武帝改称纳言下大夫。隋朝设六人，隶属门下省。到隋炀帝时，减为四人，并去掉"给事"的名号（隋炀帝刚即位时，仍以张衡担任给事黄门侍郎。当初，刘行本担任黄门侍郎，隋文帝曾对一名郎官发怒，在殿前鞭打他。刘行本上前进谏，文帝不予理睬。刘行本便端正地站在文帝面前说："陛下不因为臣不才而弃用，将臣安置在身边，怎么能够轻视臣而不加理睬？"于是将笏板放在地上而退下。皇上向他道歉，并赦免了那个受鞭打的人）。唐朝龙朔二年，将黄门侍郎改称为东台侍郎，咸亨元年恢复旧称，光宅元年改称为鸾台侍郎，神龙元年恢复旧称，天宝元年改称为门下侍郎（至德年间恢复旧称。旧制品级为正四品上。大历三年，又改称为门下侍郎，品级升为从三品）。定员二人，掌管侍从事务，签署奏章诏令，驳正违失之处，通判省中事务；如果侍中缺位，则由他监督封缄题署，签发驿券。

译按宋代官制，侍郎执掌两位侍中的职责，掌管禁中内外收发出纳之事。举行大祭祀时，侍郎在前引导天子车驾，传诏进止指令。举行大朝会时，侍郎接受表章以奏报祥瑞。册立皇后时，侍郎捧持符节及宝位。侍郎与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同为执政官。元丰改革官制施行后，由尚书左仆射兼任侍郎，又重新设置门下侍郎一员来代替参知政事。南宋中兴之后，宰相不再兼任此职，又把门下侍郎改回参知政事。

按语：宰相兼任其他官职，本来不是好的制度，唐代所说的这样反而降低了宰相的体统，说的就是这种情形。然而当时正逢用兵，就兼任节度使；崇尚儒学，就担任大学士；急需财用，就担任盐铁使、转运使。这是因为国家正重视这些事务，用宰相来提纲统领，下面就不敢把它当作泛泛的官署来看待，这还算说得通。至于三省，则都是政务的根本所在，无所不统，长官就是宰相，也就是所谓的中书门下同平章事；佐官就是参知政事。如今元丰改革官制，既然已把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改为左右仆射，把参知政事改为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却又让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就是既已自有佐官，又用长官兼任佐官之职，实在是重复多余得很。这是因为神宗一定要恢复唐代三省的职制；而蔡确因为有"中书造命"之说，自己身为次相而兼中书侍郎，王〇身为首相而兼门下侍郎，实际上是想暗中排挤〇于门下省，使他不能参与造命取旨之事，只是为了方便自己专擅政务的私心，而不再顾及体统名称是否顺当了。

○给事中

给事中，是加官。秦代设置，汉代沿袭。所加的对象，或是大夫、博士、议郎。执掌顾问应对之事。位次在中常侍、侍中、黄门之下，没有固定员额（《汉官表》说：凡是"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都是加官"）。各位给事中，每日上朝拜谒，平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因为要在殿中办事，所以叫给事中。汉代东京时废省此官。魏代又重新设置，有的作为加官，有的作为正员。晋代没有加官，也没有固定员额，位在散骑常侍之下、给事黄门侍郎之上，戴武冠，穿绛色朝服。宋、齐时隶属集书省。梁、陈时也执掌献纳，省阅各种奏闻之事。北魏时没有固定员额。北齐时也隶属集书省，共六十人。北周天官之属有给事中士六十人，掌管六经，在天子左右供职。此后又另外设置给事中，在六官之外。隋代初年没有此官，到开皇六年，才诏令吏部设置给事郎（共设置八郎，说法见《爵命篇》）。炀帝于是把吏部给事郎移为门下省之职，位次在黄门下，设置四员，负责审阅奏案。唐武德三年，改给事郎为给事中，后来定为四员。龙朔二年，改为东台舍人，咸亨元年恢复旧称。常年侍从天子，宣读署理奏抄，驳正违失之处，分掌省中事务；如果侍中、侍郎都空缺，就由给事中监督封题，签发驿券。前代虽然有给事中这个名称，但不是现在这个职务。现在的给事中，是沿用古代的名称，采用隋代的职权。

宋代淳化四年，诏令给事中，凡是制敕有不妥当之处，依照旧例予以封驳。九年，诏令停止给事中，开始把封驳之事归属银台司。元丰改革官制施行后，给事中才恢复其正职，封驳之权也归还门下省。又诏令给事中可以批"书"或"画黄"，但不能批"不书"，并著为法令。元〇元年，门下、中书上奏说后省已经修撰完成，凡是省、曹、寺、监的条例文件，都以门下、中书后省的名义颁布。朝廷同意了这个建议。六年，诏令有驳正之事要向执政大臣禀报商议。给事中韩忠彦说：

译"朝廷的事务，是执政大臣所推行的，如果封驳的职责，就是自己与执政意见不同，应当向皇上请求裁决，还有什么可禀报商议的呢？"皇帝下诏同意了他的意见。绍圣四年，叶祖洽说："两省设置给事中、中书舍人，是为了让朝廷施政能够相互查验。如今让中书舍人兼管封驳，那么给事中的职责就废弃了。"于是下诏特旨规定：书读之事不必回避，其余的命令互相书写。元符三年，曾肇说："门下省负责驳正中书省的违失之处。近来给事中封驳中书省的录黄文书，却命令中书舍人书读，这是败坏了官制。"宣和元年，张叔夜说："命令的发出，由中书省宣布奉行，门下省审阅宣读，尚书省颁布施行；而枢密院接到旨意，也要抄录送交门下省，这是神宗定下的制度。如今紧急文书不经过三省，各房用空白的黄纸先行书读，那么审读之制几乎成了虚设，请求立法禁止这种做法。"朝廷同意了。元丰年间寄禄官定为通议大夫。建炎年间，依照旧制设置门下后省，以给事中为长官，定额四员（绍兴二年，韩世忠论功行赏的文书，给事中贾安宅被任命为工部侍郎，门下后省缺官，于是诏令检正官李与权代为书读。这件事也是前所未有的）。

岳氏《愧郯录》说："唐代李藩在门下省任职时，用笔涂改诏书，称为'涂归'。本朝十分重视这项制度，银台司既已设立'封驳'二字之权，也允许缴还奏章。元丰改革官名，门下省设有给事中，中书省设有中书舍人。然而中兴以后，三省合并为一，都称为后省。封还奏章有时用同一官衔，就说'未敢书读'、'未敢书行'，否则就分开说，措辞仅止于此而已。我查考典故，元〇四年五月乙酉，权给事中梁焘缴还蒲宗孟出知虢州，以及胡宗回、范锷、孙升、杜天经等被放免罪罚金的诏令，他驳正的文书都说：'所有的录黄文书，谨此奉还，恳请圣上恩准，特意交付中书省，另外颁下旨意施行。'措辞与如今不同。就当时来考察，大概官制推行之后，分省办事，谨守审察复核商议的训示，所以其制度是这样的。然而元〇初年，司马光已经曾经请求合并三省，那么虽然道理揆度是一致的，但职守仍然是分开的。至于像把二府合为一堂、把两省列为同一机构，那本来就不必如此区分。这也是南渡之后简化制度的做法。"

○散骑常侍

散骑常侍。秦代设置散骑，又设置中常侍。散骑一并乘车侍从（并读音步浪切。骑马散从，没有固定职务）之后，中常侍得以进入禁中，都没有固定员额。汉代沿袭，都作为加官（说法见《侍中篇》）。散骑分为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东汉时，起初废省散骑，而中常侍改用宦官担任。魏文帝黄初初年，设置散骑，合并于中常侍，称为散骑常侍。后来任用士人担任，最初用孟达补任此职。任职长久的人被称为祭酒（孟达字子度，从蜀地投降魏国。魏文帝喜爱孟达的姿态才干仪容，任命他为散骑常侍）。散骑常侍掌管规谏，不主管具体政事。貂尾插在右侧，骑马散从。又有员外之称，因此称为员外散骑常侍。晋太始年间，命令员外散骑常侍二人与散骑常侍一同通值，因此称为通直散骑常侍，也戴武冠，右侧饰金蝉貂尾，穿绛色朝服，佩戴水苍玉（《山公启事》说："郄诜才志器局，应当担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黄散指的是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又说："散骑常侍出缺，应当选取品行素来端正的人补任。"于是举荐郄诜。又阮孚字遥集，任散骑常侍，曾经用金貂换酒喝，被主管官员弹劾，皇帝宽恕了他。又说贾充任常侍。后来改常侍为侍中，不清楚其中的用意。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共同平决尚书奏

译太兴年间，元帝命一人与散骑侍郎一同通值，所以称为通直散骑侍郎。按历代常侍，有的有员外之称，有的有通直之称，所以史传中称员外散骑侍郎有时单称为员外郎；称通直散骑侍郎有时单称为通直郎；那些不是员外及通直的，有的称为正员散骑侍郎，有的单称为正员郎）。唐贞观二年制定，各散骑常侍都作为散官，为从三品。后来全部废除。贞观十七年，又重新设置为职事官，最初任命刘洎担任。此后定制，设置四员，隶属门下省，掌管侍从规谏。显庆二年，调二员隶属中书省，于是分为左右（左属门下省，右属中书省。左散骑与侍中戴左貂，右散骑与中书令戴右貂，称为八貂）。龙朔二年，改左、右散骑常侍为左、右侍极，咸亨元年恢复旧称。

宋代散骑常侍不常设置，与谏议大夫、起居郎（舍人）、司谏、正言，都附属于两省的班籍，通称为两省官（左散骑常侍隶属门下省，右散骑常侍隶属中书省，都掌管谏诤之事，虚设而不任命人选，也作为检校官）。

石林叶氏说："元丰改革官制以来，四十年间，职事官没有不曾被授予的。只有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曾任命过人。这是因为这两种官职是台谏之长，对宰执大臣不利，所以没有人提议设立此官。有人说元丰末年，黄安中长期担任御史中丞，神宗想要提拔他为常侍，恰逢神宗卧病未能实现。崇宁年间，朱圣子任御史中丞时，曾请求设置这两个官职，最终没有施行。"

按语：神宗初年推行官制改革时，曾经告谕辅臣，想要新旧人才两方都加以任用，又说："御史大夫这个职位，非司马光不可担任。"蔡确进言说："国家大计刚刚确定，希望稍稍延迟此事。"王〇也附和蔡确，此事于是作罢。这是因为台谏之长，皇上的心意一定要选取像司马光这样天下公认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这尤其不利于小人，所以最终始终没有任命人选。

○谏议大夫

秦代设置谏议大夫，执掌议论，没有固定员额，多达数十人，隶属郎中令。到汉武帝元狩五年，才重新设置此官（刘辅因才能出众被提拔为谏议大夫。成帝想要立赵婕妤为皇后，刘辅上书劝谏，奏书呈上后，刘辅被逮捕关入掖庭的秘密监狱。又王〇、贡禹、王吉、匡衡、何武、夏侯胜、严助等人都曾担任此职）。东汉时增设谏大夫为谏议大夫，也没有固定员额。两汉时都隶属光禄勋（韦彪字孟达，上疏说："谏议的职位，应当任用公正耿直之士，通晓才能又刚正不阿，对朝廷有所裨益的人。如今有的从征召考试之辈中选取此职，是不适宜的。"从此以后就没有听说这样的建议了）。北魏也称为谏议大夫。北齐有七人，隶属集书省。北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向天子进行规谏，大概相当于此职。隋代也称为谏议大夫，设置七人，隶属门下省，炀帝废除了此官。唐武德五年恢复设置，隶属门下省（王〇任谏议大夫，曾经有谏言议论，太宗称赞他做得好，于是下诏："每次宰相入宫商议国家大计，一定要让谏官随同进入，一起参与政事。"）。龙朔二年，改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武后临朝执政，垂拱二年六月设置铜匦四个，共放在一室之中，陈列在朝堂上。东方，象征春季，颜色为青色，有能就养民、劝农之事进言的人，可以把书信投入青色的匦中，题名为"延恩"；南方，象征夏季，颜色为赤色，有能正面进谏、议论时政得失的人，可以把书信投入红色的匦中，题名为"招谏"；西方，象征秋季，颜色为白色，有能自行申诉冤屈的人，可以把书信投入白色的匦中，题名为"申冤"；北方，象征冬季，颜色为黑色，有能出谋献策的人，可以把书信投入黑色的匦中，题名为"通元"。

译应当命令正谏大夫、补阙、拾遗等官员中一人担任使者，主管铜匦之事。每日所投的书信，到傍晚就呈进。天宝九载三月，改铜匦为献纳。至德元年十月，又改回铜匦的称呼）。此后又设置谏议大夫，隶属中书省（延载元年，山人武付方被任命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开元以来废除正谏大夫，恢复以谏议大夫隶属门下省。共设四人，掌管侍从规谏之事（至德元年九月下制，谏议大夫议论政事，从今以后，不须让宰相先知道。乾元二年四月，命两省谏官每十日呈上密封的奏事，直言议论政事得失，不必假借文书形式，希望能有所成效，用以存留鼓励与劝诫。大历七年二月，规定其中四名员外官、内供奉官不得超过正员的人数。贞元四年五月，分为左右，各设四员，其中右谏议隶属中书省）。

宋代承袭五代的弊病，官职失去了原有的职守，官、职、差遣仅仅用来确定俸禄而不亲自任职。谏议大夫、司谏、正言，都必须另外下达敕令，允许赴谏院供职，才算是真正的谏官，也有兼领其他职务而不参与谏诤的。那些由其他官员兼领此职的，带"知谏院"的头衔，用两省官员来充任。执掌供奉谏诤之事。凡是朝廷有阙失，大的问题就在朝廷公开议论，小的就上呈密封的奏疏。明道初年，陈执中担任谏官，多次请求设置谏院，于是把门下省改作谏院，把原来的门下省迁到左掖门以西（司马光著有《题名记》）。真宗天禧元年，诏令两省设置谏官六员，不兼任其他职务。后来又恢复兼职如故（诏书说："朕大力庇护万民，振兴盛世之治。弥补阙失，本应交由众多官员承担；日夜思虑忠言规谏，屡次颁布明诏。虽然曾经虚心等待，却未能符合朕的期望。所谓谏诤之臣，也属于风纪法度之列。倘若因循守旧而沉默不语，那么进献建言之事又从何体现？况且朕亲自处理万机政务，每日披阅奏章，广泛延请百官，向来不怕有所遗漏之言。尽职为公，又有什么可回避的呢？明哲保身、缄口不言，怎能到如此地步。将要儆戒懈怠为官之人，因此颁布诏告，还要加以优待，以此鼓励尽力进言之人。从今以后两省设置谏官六员；御史台中丞、知杂事之外，设置侍御史以下六员，都不兼领其他职务，每月增给俸钱十五贯，三年内不得外任差遣。凡是诏令有不妥当之处、官员治事有涉及私心的、措置失当的、刑罚赏赐超越规制的、赋税征敛繁重暴虐的、案件拖延滞留的，都命令谏官上奏议论、宪臣弹劾检举。每月必须有一人奏事，如果有紧急事务，也允许不按时间入宫奏对。即使言论有过分之处，也一定要给予保全宽容。如果事情难以公开施行，就命令留在宫内处理。只是不得暗中结党营私，故意进行中伤陷害。这些谏官仍从谏院或两省之内选择。官署办公之处可酌情添置器物设备。等到任职满三年，或者屡次呈上奏章，确实有所裨益的，特别破格提升，另外加以升迁。如果任职期间毫无建树，公正的言论也没有听到，就调任闲散官职，同时派人监督察视。朕常常思念古代贤臣，不忘忠诚谏言，即使遇到雷霆震怒，仍不说谄媚的话。如今朕这个年轻的君主渴望听到忠言，虚心接受正直的议论，并给予优厚的待遇。这正是不因言获罪的朝廷，哪里有冒犯龙颜的顾虑呢？升迁贬黜的典章制度，必定要坚决施行，说话或沉默的抉择，也要尽快由自己选择，还要请宰相府将此诏令宣布施行。"）。庆历初年，诏令选任谏官不得任用现任辅臣所推荐的人。元丰年间寄禄官定为大中大夫，才正式定名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院之长，专门负责言论职责。左谏议隶

译属门下省，右谏议隶属中书省，共同执掌规谏之事。凡是朝政有阙失，大臣以至百官任用不当，都可以进行谏正。靖康元年，诏令宰相执政不得举荐台谏官员，应当由皇帝亲自选拔，定为常制。建炎三年，诏令谏议大夫不再隶属两省，另外在后省之侧设置官署，允许与两省官员相见议事。把登闻检院、登闻鼓院专门隶属于此。又诏令台谏言事官员，凡是非按时上殿奏事的，不算在轮流奏对的名额之内。绍兴三年，曾统说："本朝多用谏议大夫兼任记注官，并且允许直接进见奏事。元丰年间开始不用谏官担任记注，然而也允许直接进见。近来权臣当政，言路被壅塞。"朝廷下诏依照元丰旧制施行。

《容斋随笔》论述谏官与台官过去不相往来之事（见于《御史台门》）。

绍兴年间，致堂胡氏给政府写信说："古代人臣都可以向君主进谏。后代专门设立一个职位，本身已经有失偏颇，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又大多以标新立异为心思，扰乱政事。君主难以完全听从，所以谏官员额多有不备，又难以完全废除，所以姑且设置一两个人，比作牺牲用的羊，只是备而不用罢了。台官也是如此。当祖宗那个时代，被选入台谏之职的都是天下有名望的人士，有的在朝廷内外历任官职已久，无所不知，所以能够有所裨益。后代却任用新进而能言善辩的人担任此职，难怪他们只会伺机而动、喋喋不休，无法遏制。然而事情要随时势而定，官职也要因时而立。当汉光武帝、唐太宗在马上经营天下之时，与齐桓公小白、秦符坚专任一位相国以成就霸业之时，未曾听说有台谏官在旁喋喋不休，实在是因为军事谋略、征伐制胜的谋划，不可以告诉他人，也不是他人所能参与的。等到天下平定之后，法制已经建立，就必须设置台谏之臣，让他们纠察违犯之事，开通谏诤之路，以弥补阙失，这是时势使然。如今应当让给事中兼任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兼任司谏，左右史官兼任正言，把政事下达到后省，就可以纠正弊端了。谏官员额既已扩充，谏院的名额就可以废除，而御史台只应当弹劾纠举官员的邪恶行为以及那些破坏既定法度的人。至于政事的得失，专门由大臣与谏官负责。至于四方的诉讼，自有州县、监司、台省依次受理；如果还得不到公正处理，就有登闻检院、登闻鼓院两处存在。御史台本来就不是受理诉讼的地方。这样一来，就治理有体统，朝廷更受尊重，国家形势不会动摇，这才可以说是治理得当。"

按语：以标新立异为心思，以能言善辩为才能，这就是谏官之所以让人厌恶的原因。何况身处多事之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中的机要贵在保密，行动贵在果断，尤其不适宜让喜好标新立异、能言善辩的人在其中喋喋不休。然而想要因此就废除这个官职，那就过分了。从前司马光说，凡是选择言事之官，应当以三件事为优先：第一不贪爱富贵，其次要看重爱惜名节，再次要通晓治理的要领。这真是至理名言。假使担任谏官的都能是这样的人，又何至于像致堂所说的那样呢？

○起居

起居之官，周代设有左史、右史，记录君主的言语和行事，这大概是如今起居官的本源（"君主有所行动，就由左史记录；君主有所言语，就由右史记录"。"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行事"）。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东汉马皇后撰写《明帝起居注》，那么汉代的《起居注》似乎是在宫中，由女史官负责记录。又王莽当政时，设置柱下五史，官阶等同御史，在旁边侍候听事，记录君主的言行，这也是起居之官的职责。从魏到晋，起居注就由著作官掌管。此后的起居官

译，都是由近侍之臣负责记录，记录君主的言行与他的功勋事迹。历代都有这个职责却没有专门的官职。北魏才开始设置起居令史，每逢皇帝出行、宴会，就在皇帝身边，记录皇帝的言语以及宴请宾客的训示应答。此后又另外设置修起居注二人，用其他官员兼领此职。北齐设有起居省。北周设有外史，掌管书写君王的言语以及行动之事，作为国家的史志，就是起居官的职责；又设有著作官二人，掌管编纂国史，那么起居注、著作的职责，从此就分开了。到隋代初年，用吏部散官以及校书郎、正字之中有文辞才能的人执掌起居的职责，由纳言统领。到炀帝时，认为古代有内史、外史之官，如今的著作官相当于外史了，应当设置起居官来掌管内廷记事，于是在内史省设置起居舍人二员，位次在内史舍人之下（庾自直、崔〇祖、虞南蔡、允恭等人都担任过这个职务）。唐贞观二年，废省起居舍人，把这个职责移到门下省，设置起居郎二人。显庆年间，又在中书省设置起居舍人，于是与起居郎分掌左右两方。龙朔三年，改为左史、右史（起居郎为左史，起居舍人为右史），咸亨元年恢复旧称。天授元年，又改为左史、右史，神龙初年恢复旧称。每当皇帝亲临正殿，就在殿上对立而侍（左史在左，右史在右），皇帝有命令，就走近台阶低头听候，退下之后就记录下来，作为起居注。凡是册命、启奏、封拜、薨免等事，都记载下来，史馆据此加以撰述（令狐德〇、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李安期、顾允、高智周、张大素、凌季友等人都曾担任起居官，都是有名望的贤才）。

宋代沿袭唐代的制度，起居郎隶属门下省，起居舍人隶属中书省，号称小两省官，都是虚名，不主管本省的事务。而真正任职的自称为修起居注，共二人，多用馆阁官员兼任。掌管轮流在崇政殿侍立，又跟随皇帝出行，以备记录。宋朝初年，起居院设在皇城之外，只是把敕令关送史馆而不加以撰写编集。淳化五年，史馆修撰张亻必上书，请求依照旧例，恢复左右史的职责，撰写起居注。于是皇帝下诏同意，在禁中设置起居院，任命起居舍人史馆修撰梁周翰、秘书丞直昭文馆李宗谔掌管起居郎、起居舍人的事务，一并撰写记注。凡是宣徽院、客省、四方馆、阁门、御前忠佐引见司制置、进贡、辞谢、游幸、宴会、赐赉、恩泽等事，每五天上报一次；翰林的麻制、德音、诏书、敕榜等涉及沿革制度的，门下、中书省的封册告命，进奏院所报四方官吏风俗善恶的奏章、礼宾院各藩国朝贡宴劳赐赉之事，都是每十天上报一次；吏部文官除授选调的沿革、兵部武臣的除授、司封的封建、议定谥号考核行状、户部土贡以及旌表州县废置之事、刑部法令的沿革、礼部奏贺祥瑞贡举的规格制度、祠部祭祀择日以及道释的条例制度、太常寺雅乐的沿革、礼院礼仪制度的撰定、司天监风〇气候祥异的证验、宗正寺皇族封建出降之事、宗庙祭享的制度，都是每月月终上报；盐铁增减、度支经费出纳、户部版图的升降变化，都是每年年终上报，每季度汇总撰集后送交史馆。这一年，命令审刑院把可以垂鉴戒的谕旨复审结果，一并抄录送交起居院。熙宁初年，诏令谏官兼任修注官的，可以趁着侍立后殿的机会，允许奏事。元丰年间，兼任修注官的王存请求恢复起居郎、起居舍人的职责，使他们能够尽量听闻朝政，明白天子的旨意，退下之后加以记录。神宗也说："人臣奏对如果有偏颇、谗言邪恶之处，如果左右有史官记录，那么他们就无法肆意行奸了。"按照旧例，左右史官虽然每日侍立，但想要奏事一定要禀报中书

译省等待旨意批准。王存借此机会提及此事。于是诏令即使不兼任谏官职务的史官，也允许直接进见奏事。五年，官制施行，废除修注官，起居郎、起居舍人才开始专任此职（见《四朝志》）。起居郎、起居舍人掌管记录天子的言语、行动。皇帝御临正殿，就在殿门廊庑之外等候；在便殿，就侍立在旁；皇帝出行，就跟随记录；举行大朝会，就在殿下螭首之侧相对而立。凡是朝廷的命令、赦免恩宥、礼乐法度的增减改革、赏罚劝惩、群臣的进见应对、文武大臣的除授以及祭祀燕享、临幸引见等事，四时的气候、四方的祥瑞、户口的增减、州县的废置，都记录下来交付著作官。六年，诏令左史、右史分别记录言语、行动。元〇元年，又诏令不再分开记录。七年下诏："迩英阁讲读结束后，如果接着有留下来奏事的人，允许史官侍立记录。"绍圣元年，御史中丞黄履说所奏的事有的涉及机密，难以让人在旁侍立，于是停止了这项规定（见《会要》）。隆兴元年，胡铨上奏说记注制度的缺失有四点：第一，君主不应当亲自查看史官的记录（本朝梁周翰任起居注官时，每月都把记注呈进御览。庆历年间，欧阳修请求不再进呈记注文本，仁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如今希望遵循仁宗所施行的成规）；第二，站立的位置不对（本朝，记注之臣站立在御座之后。欧阳修认为应当面对君主的言行来记录，于是站在御座之前。欧阳修罢职后又恢复了原来的位置。如今却站在正殿的东南角，君主的言行都听不到。请求恢复欧阳修所定的制度）；第三，前殿不设侍立（本朝古制，前殿、后殿都要侍立记注。而如今前殿不设侍立，又左史、右史分日轮流侍立，没有兼记言行的区别。希望在前殿、后殿都分日侍立）；第四，奏事不能直接进见（臣想要直接进见奏事，阁门以没有事先报备为由拒绝；曾经事先报备了，又以没有排班为借口推辞。这样虽然有直接进见的名义，却没有可以奏事的时机了。请求左史、右史奏事可以直接进见，不必以事先报备以及有无排班次序为限制）。皇帝下诏，前殿依照后殿的规矩侍立，其余的都依照旧制。淳熙年间，罗春伯（点）从户部员外郎升任右史，因为要避祖父的名讳，改用太常少卿兼任侍立修注官。此后如果两史官职有空缺，就降旨命某人暂代侍立官，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元丰年间寄禄官，起居舍人定为朝散郎。

○拾遗补阙

补阙、拾遗。武则天垂拱年间设置补阙、拾遗二官，执掌供奉、讽谏之事。天授二年，各自增设员额，加上原来的共五员。三年，凡是应举之人无论贤能与否都得到提拔任用，才能高的授任凤阁侍郎、给事中，其次的有的授任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当时相当滥杂，被编成歌谣传诵（歌谣说："补阙官多得要用车装载，拾遗官多得要用斗来量。抓一把可以推出个侍御史，一碗豆子倒出来都是校书郎。"）。自开元以来，这些职位就变得尤其清贵，左、右补阙各设二人，内供奉各设一人，左、右拾遗也是如此（两省的补阙、拾遗共十二人）。左属门下省，右属中书省。

宋代端拱初年，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改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当时，太宗想要让谏官切实履行职责，所以下诏改变这些官名。后来也有兼任其他官职而不履行谏官职责的情况。

译真宗天禧初年，下诏在两省设置谏官，不兼任其他职务，任用刘烨、鲁宗道担任左、右正言。元丰年间始创新的官制，左、右司谏各设一人，官阶正七品；左、右正言各设一人，官阶从七品，共同掌管规谏讽谕之事。凡是朝廷有过失，大事就在朝廷上当面谏诤，小事就上奏论列，分别隶属于两省，左右司谏寄禄官为朝奉郎，左右正言为承议郎。南宋中兴之初，下诏不再隶属两省，绍兴二年恢复旧制。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上奏说："谏诤之官还有空缺，担任此职的人往往分担御史的职责，至于箴规朝政过失方面，却寂然无闻。希望依照唐代的制度，设置拾遗、补阙之官，左右各一员，专门掌管谏诤之事，不允许纠察弹劾。"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任用许深父、薛象先担任此职，班次位列在监察御史之上。光宗即位后，又将其省去。

译年，任命宗室东平王赵允弼、襄阳王赵允良担任此职。元丰年间任命曹佾担任此职，距赵允弼、赵允良任职已相隔十七八年，但相应的爵位官秩仍然存在。沈括《梦溪笔谈》说有关部门因为曹佾是新任命的，声称从来没有在世的中书令请领俸禄的成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官制改革推行后，把三种使相都改称为开府仪同三司。元〇年间以后就不再有此官了，虽然崇宁、大观、政和、宣和年间轻率地滥用官职名号，并且改称为左辅、右弼，但蔡京三次担任公相，也不敢居于此职。乾道年间，下诏在录黄及告命之中删去侍中、中书令的官称，于是废除了这一官职。如今应当先下达指挥恢复设置此官，这样在事理体制上才更为妥当。嗣秀王最终不敢接受此职，于是先前的任命就此搁置，只赐予他朝拜时赞礼不直呼其名的礼遇。"

○侍郎

汉代设置中书，统领尚书省的事务，下设丞、郎。魏黄初初年，中书省既已设置监、令，又设置通事郎（《魏志》说他掌管诏书草稿的起草，相当于汉代尚书郎的地位），位次在黄门郎之下。黄门郎已经在文书上签署过之后，通事郎才在上面署名；已经签署完毕上奏送入之后，供皇帝审阅、认可批复。后来把通事郎改称为中书侍郎（明帝下诏选举中书郎，对卢毓说："能否得到合适的人才，就在于你了！"又，魏末张华升任兼中书郎，朝议奏表中他的意见大多被采纳施行）。晋代设置中书侍郎四员。到东晋初年，又改称通事郎，不久又恢复为中书侍郎。其职责是协助掌管王言诏令，轮流入省值宿五日，随皇帝出行时由正值者随从，次值者留守（张华兼任中书郎，随驾征讨钟会，掌管书疏

译表檄。嵇含担任中书郎，书檄文书〇聚汇集时，嵇含起初都不打草稿）。宋代中书侍郎，戴进贤一梁冠，戴介帻，穿绛色朝服，由散骑常侍兼任此职。齐、梁两代都设置四人。梁代由功劳最高的一人主管省内的事务。陈代沿袭此制。北魏、北齐都设置四员。隋初称为内史侍郎，也是四员。炀帝时减为二员，改称为内书侍郎。唐初称为内史侍郎。武德三年，改称为中书侍郎。龙朔年间以后，随着中书省名称的变化而改号，但侍郎的名称没有改变（旧制品秩为正四品，到大历二年升为从二品）。设员二人，掌管侍从进言劝谏、制敕册命的起草、奏章文表的敷陈上奏、并通判中书省的各项事务。

宋代的制度，侍郎掌管辅佐中书令的职责，参与商议重大政务，接受所宣布的诏旨并奉行执行。官制改革推行后，由尚书右仆射兼任此职，又另外设置侍郎来代替参知政事的职任。建炎初年，又把侍郎改称为参知政事。

○舍人

中书舍人。魏代设置中书通事舍人，也有说舍人、通事本是各自独立的两个职务（魏明帝时，有位通事名叫刘泰），到东晋时才把两者合而为一，称为通事舍人。戴武冠，穿绛色朝服。掌管呈递奏章案卷。后来省去这一官职，而由中书侍郎一人在西省当值，即由侍郎兼掌其职，负责诏命的起草。南朝宋初年，又设置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入内在宫门内值宿，出外宣布诏命。凡是有陈奏的事情，都由舍人持入宫中，在宫中参与决断，从此中书侍郎的职任就变得轻微了。齐永平初年，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各自居住在一省，当时称为"四户"，权势倾动天下（茹法亮长期担任中书通事舍人，后来外调为大司农。中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