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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六 《历代名臣奏议》，归入诏令奏议类第二册【奏议类】提要。臣等恭敬地考察：《历代名臣奏议》共三百五十卷，是明永乐十四年杨士奇、黄淮等奉诏编纂的。上自商周，下至金元，分为六十四门。门类名称既然繁多，分类往往不恰当。又如文王、周公、太公、孔子、管仲、晏婴、鲍叔、庆郑、宫之奇、师旷、麦丘、邑人等人的言论，都是一时问答之语，却全都题作奏议，那么《尚书》中所说的“扬言”，哪一句不能采录进去呢？这也实在是错杂而失去条理。不过，自汉代以后，材料搜集得十分完备，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缘由、政治得失的原因，确实可以同《资治通鉴》及“三通”相互考证。当时此书编成刊印，只印了几百部，颁发给各地学宫，版片则收藏在宫禁之中，因此世上很少见。天启、崇祯年间，太仓张溥号称学识渊博，却自己说生长三十年从未见过此书。最后他才得到一部太原藏本，删节后重新刻印，卷目都依照原书。不同之处是：原本有“慎刑”一门，张本没有；张本有“漕运”一门，原本没有。大概张溥有意改动篇章，唐宋以后的文章全被割裂，几乎成了续貂补缀、削足适履，失去了原来的面貌。这部书是永乐年间颁行的原书，仍可称为完备完善，确实也是古今奏议的渊薮和海洋。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敬校订后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一卷。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君德。周武王即位三天后，召见师尚父，问他说：“黄帝、颛顼的治道还存在吗？”师尚父回答：“记载在《丹书》中。大王想听，就应当斋戒。”斋戒三天后，武王戴着端正的冕冠，师尚父也戴着端正的冕冠，捧着书进来。武王面向东方站立，师尚父面向西方，宣读书中的话：“敬慎胜过怠惰就吉利，怠惰胜过敬慎就灭亡；正义胜过欲望就顺利，欲望胜过正义就凶险。凡事不努力就会枉曲，不敬慎就不能端正。枉曲的会灭亡废弃，敬慎的可流传万世。”武王听到书中的话，警惕而恐惧。鲁哀公问孔子：“我听说君子不赌博，有这回事吗？”孔子回答：“有。”哀公问：“为什么君子不赌博呢？”孔子回答：“因为赌博有两种乘法。”哀公问：“有两种乘法，为什么就不赌博呢？”孔子回答：“因为那是走邪恶的道路。”哀公对此感到恐惧。过了一会儿，他说：“君子厌恶邪道，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吗？”孔子回答：“如果厌恶邪道不能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喜好善道也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喜好善道不能达到这种程度，那么百姓亲近他也不能达到这种程度。《诗经》说：‘没有见到君子，忧心忡忡；既已见到他，既已接近他，我的心就喜悦。’《诗经》喜好善道到了极深的程度，就是这样。”哀公说：“说得好。”又说：“假如不是孔子，我怎么能听到这些话呢！” 齐桓公对鲍叔说：“寡人想铸造一口大钟，来彰显寡人的名声。寡人的行为，难道比不上尧舜吗？”鲍叔说：“请问君王的行为是什么？”桓公说：“从前我围攻谭国两年，攻取它却没有把土地据为己有，这是仁；我向北征伐孤竹，削平令支后返回，这是武；我在葵丘举行会盟，使天下兵器停止使用，这是文；诸侯带着美玉来朝见的有九国，寡人却不接受，这是义。这样说来，文、武、仁、义，寡人全都有了。寡人的行为，难道比不上尧舜吗？”鲍叔说：“君王直率地问，臣也直率地回答。从前公子纠处在应当继位的位置上却不肯让位，这不是仁；违背太公的命令而侵犯鲁国边境，这不是义；在会盟坛场上被一把剑逼迫而屈服，这不是武；侄女、妹妹一直留在怀抱和衣襟之内，不能离开，这不是

译文。凡是做不善之事，遍及各种事物却自己不知道的人，没有上天降下的灾祸，也一定会遭受人的祸害。上天处在极高之处，听察却极其卑下；除了君王这些过错的话，上天也会听见。”桓公说：“寡人有过错吗？幸亏你记载并指出它们，这是国家的福气。你若不教诲我，我几乎犯下大罪，使国家受辱。” 楚惠王吃凉菜时得到一条水蛭，于是把它吞了下去。腹中患病，不能进食。令尹入宫问道：“大王怎么会得这种病？”惠王说：“我吃凉菜得到一条水蛭，想到如果责罚它却不执行诛杀之刑，就是废弃法令、不能树立威信，也不是使国家闻名的方法；如果责罚并执行诛杀，那么厨宰、食监和掌法者都应当处死。我心中又不忍，所以害怕水蛭被看见，便把它吞了下去。”令尹离席拜了两拜，祝贺说：“臣听说天道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君王有仁德，是上天所扶助的。疾病不会造成伤害。”当天晚上，惠王后来排出了水蛭，因此长久以来的病和心腹之疾全都痊愈了。上天的视察和听闻，不可不慎重体察。魏武侯乘船顺着西河而下，在河流中游回头对吴起说：“山河的险固多么美好啊！河山的险固，是魏国的宝物。”吴起回答：“在于德行，不在于险固。从前三苗氏，左边有洞庭湖，右边有彭蠡湖，但不修养德义，禹就灭了它；夏桀所居之地，左边有黄河、济水，右边有太华山，南边有伊阙，北边有羊肠山，修政却不仁，商汤就放逐了他；商纣的国家，左边有孟门山，右边有太行山，北边有常山，南边有黄河经过，修政却没有德，周武王就讨伐了他。由此看来，在于德行，不在于险固。如果君王不修德，那么即使船中的人也全都是敌国。”武侯说：“说得好。” 武侯谋划事情总能恰当，群臣没有人能赶上他，早朝时面有喜色。吴起进言说：“今天有人把楚庄王的话告诉过您吗？”武侯说：“没有。庄王说了什么话？”吴起说：“楚庄王谋划事情恰当，群臣没有人能赶上他，早朝时却面有忧色。申公巫臣进言说：‘君王早朝时面有忧色，为什么？’庄王说：‘我听说，诸侯能自己选择老师的可以称王，能自己选择朋友的可以称霸，只满足于自己而群臣没有一个比得上自己的，就会亡国。如今凭我这不肖之才在朝廷议事，群臣又没有人能赶上我，我的国家恐怕接近灭亡了。因此我面有忧色。’楚庄王因此忧虑，而君王您却独有喜色，为什么呢？”武侯徘徊不安，向吴起道歉说：“上天派先生来纠正我的过错啊！上天派先生来纠正我的过错啊！” 汉成帝即位后，光禄勋、御史大夫匡衡上疏，告诫妃嫔配偶之事，劝勉经学，并论述威仪法则：“陛下秉持极高的孝道，哀伤思念先帝，心中从未断绝，也没有游乐、射猎的宴饮，确实在慎终追远方面深厚而无穷。臣私下希望陛下虽然凭圣明的天性已经做到，仍然再加以圣心。《诗经》说：‘孤独忧伤地处在忧患中’，说的是成王丧期结束后，思念之情和心意仍未平复。这大概正是为了成就文王、武王的事业，推崇宏大的教化根本。臣又听老师说：‘妃嫔配偶之间的关系，是百姓繁衍的开端，是万种福祉的根源。婚姻礼仪端正，然后万物各得其宜，天命才能完备。’孔子论说《诗经》，把《关雎》作为开端，是说天子是百姓的父母；如果皇后、夫人的行为不能与天地相配，就无法奉行神灵的统绪，也无法治理万物应有的秩序。所以《诗经》说：‘美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意思是能够成就贞洁贤淑的品德，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使情欲的感触不显露于容貌仪态，私下宴饮的意念不表现在举止动静上。这样以后，才可以匹配至尊而成为宗庙的主持者。这是纲纪的首要，也是王道教化的开端。自上古以来，

译三代的兴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希望陛下详细察看盛衰得失的结果，以此确定国家大业；选用有德之人，戒除声色之娱，亲近严肃敬慎之士，远离奇技淫巧。”

译臣私下看见陛下圣德纯厚美盛，专心精研《诗经》《尚书》，喜好学习而不厌倦。臣匡衡才质驽钝，没有能力辅佐君王推行善道、宣扬德音。臣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彰明善恶归宿、辨明吉凶分别、贯通人道正理，使人不违背本性的典籍。因此，考察六艺的旨意，就可以使天人之理协调，使草木昆虫得到生养，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至于《论语》《孝经》，记载圣人言语行为的要旨，也应当探究其中的意义。臣又听说圣王自身的一举一动、进退周旋、奉天事亲、临朝接受群臣朝见，都有节度文饰，用来彰明人伦。收敛羽翼、恭敬战栗，是事奉上天的仪容；温和恭敬、谦逊退让，是侍奉父母的礼节；端正自身、严肃恭谨，是面对众人的仪态；慈惠和悦，是享用臣下进献时的面容。所有举止动作都遵循相应的仪法，所以外在形态体现仁义，行动成为法则。孔子说：‘德义值得尊崇，容貌举止值得观瞻，进退行动合乎尺度，用这些来面对百姓。’因此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把他作为准则而仿效他。《大雅》说：‘敬慎威仪，作为百姓的准则。’诸侯在正月朝见天子，天子只是以光明昭著、庄严肃穆的道德来接见他们，又以礼乐使他们观感，享用醴酒后才让他们回去，所以各国无不获得所赐的福祉，受到教化而形成良俗。如今正月初，陛下亲临路寝，接受朝贺，置办酒宴来享宴各方诸侯。《传》说：‘君子慎重对待开端。’希望陛下留意一举一动的节度，使群臣都能有所观望和效法。这样盛大的德行和美好的光辉，就能树立国家的根基，天下幸甚。”皇帝恭敬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东汉光武帝任大司马时，率兵向东北进军，攻取广阿，展开地图指给邓禹看，说：“天下的郡国像这样多，现在才得到其中一个。你先前说‘凭我的思虑，天下没有不能平定的’，为什么呢？”邓禹说：“如今海内混乱，百姓思念贤明的君主，就像婴儿思念慈爱的母亲。古代兴起的国家，取决于德行厚薄，不在于土地大小。”建武四年，隗嚣派马援去观察公孙述。马援与公孙述过去同乡，关系友善，以为到了那里应当像平生一样握手欢叙。可是公孙述大肆陈设仪仗卫队来接待马援，礼宴官属极为隆重，还想授予他封侯、大将军的职位，宾客们都很乐意留下。马援晓谕他说：“天下的局势尚未平定，公孙述不能吐出口中食物，亲自奔走迎接国士，与他谋划成败，反而修饰边幅，像个偶人一样，怎么值得长久留住天下士人呢？”于是辞别返回，对隗嚣说：“子阳不过是井底之蛙，却妄自尊大，不如专心经营东方。”隗嚣便派马援捧着书信到雒阳。马援刚到，过了很久，中黄门才引他入内。光武帝在宣德殿南廊下，袒露头巾坐着迎接，笑着对马援说：“卿往来于两位帝王之间，如今见到卿，使人深感惭愧。”马援叩头谢罪，于是说：“当今世道，不只是君主选择臣下，臣下也选择君主。” 臣与公孙述同县，年轻时彼此友善。臣先前到蜀地，公孙述摆列仪仗卫队以后才接见臣。臣如今从远方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奸人，却如此简易地接待我呢？”皇帝又笑着说：“卿不是刺客，只不过是说客罢了。”马援说：“天下反复无常，盗用名号的人数不胜数。如今见到陛下胸襟开阔、气度宏大，与汉高祖相合，这才知道帝王自有真正的气象。” 桓帝延熹二年，皇帝问侍中爰延：“朕算是什么样的君主？”爰延回答：“陛下是汉代中等的君主。”皇帝问：“为什么这样说？”爰延回答：“尚书令陈蕃主持政事，国家就治理；中常侍、黄门参与政事，国家就混乱。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同他一起做善事，也可以同他一起做坏事。”皇帝说：“我敬受你的直言，知道自己的不足了。”于是任命他为五官中郎将。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者认为京师将有大规模兵乱，两宫会流血。皇帝想以此压制灾异，于是征发四方军队，在平乐观举行军事演习。军队列阵三周后返回，皇帝问讨虏校尉盖勋：“我这样讲武，怎么样？”盖勋回答：“先王彰显德行而不炫耀武力。如今敌寇在远方，却在近处设置军阵，不足以显示果敢坚毅，只是滥用武力罢了。”皇帝说：“说得好，只可惜我见到你太晚了。”群臣起初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蜀先主在位时，群臣商议想推举他为汉中王并尊奉尊号。前部司马费诗上疏说：“殿下因为曹操父子逼迫君主、篡夺帝位，所以远行万里寄居他乡，纠集士众，准备讨伐逆贼。如今大敌还没有攻克，却先自行立号，恐怕会使人心疑惑。从前高祖与楚国约定，先攻破秦国的人称王；等到攻下咸阳、俘获子婴，仍然存有推让之心。何况如今殿下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门庭，就想自行称尊吗？愚臣实在不认为这对殿下是可取的。” 魏文帝问群臣：“关于君德，三种不欺骗君主的做法哪一种更好？”太尉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回答：“臣等认为，君主任用德政，臣下感于恩义而不忍欺骗；君主任用明察，臣下害怕被察觉而不能欺骗；君主任用刑罚，臣下害怕获罪而不敢欺骗。任用德政而使人感于恩义，与以德教导、以礼整齐，使人知耻而归正，是同一趋向；任用明察而使人畏惧被察觉，与以政令教导、以刑罚整治，只求免罪而不知羞耻，也是同一归宿。孔子说：‘用德政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处在自己的位置，众星环绕着它。’根据这句话及其中的道理，臣等认为，不忍欺骗和不能欺骗之间的优劣，差别在于权衡，不只是高低的差异，而是有如钧与铢那样悬殊。况且前代记载说：‘仁者安于仁，智者认为仁有利而实行仁，畏惧罪罚的人勉强实行仁。’如果比较他们实行仁所取得的功效，似乎没有差别；考察他们实行仁的原因，却不能不有所不同。安于仁的人，是本性善良的人；认为仁有利而实行仁的人，是努力践行的人；勉强实行仁的人，是出于不得已的人。三种仁相比，安于仁的人最优。《易经》说：‘神妙地教化，使百姓适宜于此。’这就像君主以教化使百姓如此。因此，安于仁的教化与勉强行仁的教化，优劣也不能不有极大差别。这样说来，三位臣子不欺骗君主，虽然同样达到了不欺骗的结果，原因却不同。因此，完全凭恩义来促成不欺骗，与凭威严和明察来造成不欺骗，既不能用同一标准概括比较，也不能混杂排列、互相替换。

译吴乌程侯凤凰元年，中书令贺邵劝谏说：“臣听说，能够兴盛国家的君主，喜欢听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荒乱的君主，喜欢听别人称赞自己。听到过错，过错日渐消除而福气降临；听到称赞，声誉日渐受损而灾祸到来。陛下严厉施行刑法来禁止直言，贬斥贤良之士来堵塞进谏的言路，臣下在仓促饮酒之间，生死都得不到保障，因此正直之士丧失原则，庸臣苟且献媚。人人发表违背道理的评论，士人吐露诡诈之论，于是使做官的人把退职当作幸运，留在朝中的人把外任当作灾祸，这不是保全国家大业的办法。为什么还要无故兴起劳役，征发江边戍兵去驱赶麋鹿呢？老弱者饥寒交迫，大小官民都怨恨叹息。《传》说：‘国家兴盛时，把百姓看作初生婴儿；国家灭亡时，把百姓当作草芥。’如今法令禁制越来越苛刻，赋税征调越来越繁重，百姓的呼号叹息之声，伤害了天地间的和气。而且国家没有一年的储备，百姓之家没有能维持一个月的积蓄，后宫却坐享供养，有一万多人；北方敌人正注视着，窥伺国家的盛衰。长江的险阻不能长久依靠，如果不能守住，即使一片芦苇也可以渡过。希望陛下充实根基、加强根本，割舍私情而遵从正道，那么圣祖的国运就会更加昌盛。” 晋孝武帝时，中郎将王坦之上表说：“臣听说，君主之道以孝敬为根本，统治四海以委任贤能为贵。恭敬顺从、顺其自然，则盛德日益更新；亲近任用贤能，则政治清明和睦。从前周成王、汉昭帝，都在幼年继承大统，当时天下并非没有艰难，最终却都能光显祖先、保全社稷，大概是由于尊重尊长、亲爱亲族，并且信任采纳大臣的缘故。臣伏惟陛下有奇异秀美的资质，禀受天生的聪慧，年纪还轻，学习道理尚未广博，正应顺从训导，以成就天赋的德性。皇太后仁慈贤淑的品德，超过三位太后；先帝侍奉她多年，常常称赞她圣明。臣希望陛下侍奉她的心意，应当与孝宗相同。太后慈爱的深厚，也不应不同于对亲生子女。琅邪王、余姚主以及各位皇女，应当早晚前去问安，接受教诲，学习仪法榜样，以成就令人景仰、恭敬的美德，不可以因为他们属于并非最亲近的亲属，就自行产生疏远和疑忌。从前肃祖去世时，成王、康王年幼，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向丞相周公旦、召公奭咨询，因此能够成就圣德，实在就是这个缘故。如今卫将军谢安、中军将军谢冲，都是众望所归、为社稷倚重的大臣，并且受到先帝厚遇，关系亲密深厚；他们都立志竭尽忠贞，尽心尽力，把诚心归向陛下，以报答先帝。” 臣愚以为，日常应对、举止行动，都应当向这两位大臣咨询。这两位大臣对于陛下来说，就像周代的周公旦、召公奭，汉代的霍光，以及显宗时的王导。谢冲虽在外地，但道路并不遥远，事情允许过夜，即应当详细参议，然后才能使各方面的心情和意见都得到充分了解，大多数政事也可以办完。况且上天的听察虽然聪明，不启发引导就不能扩大；群臣的情感虽然忠诚，不加以引导也不能充分表达。应当多次召见侍臣，询问求取正直的言论。太平容易治理的时代，有道的君主尚且戒惧谨慎，每天到日偏西也不倦怠，何况如今处境艰难，治理事务已经穷尽心力，祖宗基业的安危系于陛下，不能不专心致力于治道，以发扬先帝如尧舜般的风范。难道可以不恭敬地修养最高的德行，以保全宣帝、元帝以来上承天地的国运吗？”表章奏上，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后周武帝保定三年，在太学举行养老礼，以太傅、燕国公于谨担任三老。皇帝向于谨询问治国之道，于谨回答：“木材依照墨绳加工就能正直，君主听从劝谏就能成为圣明之主。贤明的君主虚心接受劝谏，因而知道得失，天下才能安定。”又说：“粮食可以舍弃，兵力可以舍弃，但诚信绝不能舍弃。希望陛下守住诚信，不要失去。”又说：“有功劳一定奖赏，有罪过一定惩罚，那么行善的人会日益进步，作恶的人会日益止步。”又说：“言语和行为，是立身的根基。希望陛下说话前三思，行动前九思，不要使自己有过错。天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人人都看得见。希望陛下慎重对待。” 隋文帝时，有人告发大都督邴绍诋毁朝廷，说朝廷昏乱糊涂。皇帝大怒，将要杀他。工部尚书长孙平进谏说：“江河湖泽容纳污水，所以能形成深广；山岳包藏疾病，所以能够成就高大。臣不胜至诚的愿望，希望陛下扩大山海一样的气量，发扬宽厚宽裕的德行。俗话说：‘不装聋作哑，就不能做一家之主。’这句话虽然浅近，却可以用来说明大的道理。邴绍的话本来不应当被奏闻，陛下又要杀他，臣恐怕百代以后会损害圣德。”皇帝于是赦免邴绍，并下令群臣，今后诽谤之罪不要再奏闻。唐太宗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除去佞臣。太宗对他说：“朕所任用的人，都认为是贤能的，你知道谁是佞臣吗？”那人回答：“臣身居民间，确实不知道谁是佞臣，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探群臣。如果能不畏惧雷霆之威，直言进谏，就是正直之人；如果顺着您的心意阿谀奉承，就是佞人。”皇帝对封德彝说：“流水清浊，在于源头。君主是政治的源头，百姓就像水。君主自己使用欺诈，却想让臣下行为正直，就如同源头浑浊却希望水清，按道理是不可能的。朕常认为魏武帝曹操多用诡诈，深深鄙薄他的为人，这难道能拿来作为教令吗？”又对上书的人说：“朕想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想用欺诈之道训导风俗。你的话虽然说得好，朕却不采纳。”太宗曾从容地对侍臣说：“周武王平定商纣的乱局而拥有天下；秦始皇趁周室衰弱，终于吞并六国。他们取得天下并无不同，可国运长短却如此悬殊。”尚书右仆射萧瑀进言说：“纣王无道，天下苦于他的统治，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会合；周室虽然衰微，六国却没有罪过，秦氏专门依靠智谋和武力，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步吞并诸侯。表面上都是平定天下，但人心感受却不同。” 太宗说：“不是这样。周灭殷以后，致力于弘扬仁义；秦得志以后，专门实行欺诈和暴力。不只是取得天下的方法不同，守护天下的方法也不同，国运的长短，或许就在这里吧？” 太宗又对侍臣说：“做君主的道理，首先必须使百姓能够生存。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己，就像割下大腿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而身体却死了。要使天下安定，必须先端正自身。从来没有自身端正而影子弯曲、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混乱的情况。朕常常思考，伤害自身的并不是外在事物，都是由于嗜好欲望而造成灾祸。如果沉溺于美味，玩赏声色，欲望越多，损害也越大；既妨碍政事，又扰乱百姓。再说出一句不合道理的话，万民就会因此离心离德。怨恨诽谤一旦产生，离叛也会兴起。朕每想到这些，就不敢放纵安逸。”谏议大夫魏征回答：“古代圣明智慧的君主，都能从自身近处取法，所以能够推及远方万物。从前楚王聘请詹何，询问治理国家的要领，詹何用修养自身的方法回答。楚王又问：‘修身与治国相比怎么样？’詹何说：‘从没听说过自身修养好了而国家仍然混乱的。’陛下所阐明的道理，实在与古义相同。”

译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做了天子就可以自我尊崇，无所畏惧。朕却认为正应当自我约束，保持谦恭，心中常存畏惧。从前舜告诫禹说：‘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能；你只要不自我夸耀，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功。’《易经》又说：‘人道厌恶自满而喜好谦逊。’凡是做天子的，如果只知道自我尊崇而不守谦恭，一旦自身有不对的事情，谁肯冒犯威严来进谏呢？朕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一定上畏皇天，下怕群臣。上天高远而能听见卑下之处，怎么能不畏惧？群公卿士都在仰望朕，怎么能不害怕？这样想来，只知道常常谦逊、常常畏惧，尚且还担心不能符合上天和百姓的心意。”魏征说：“古人说：‘没有好的开端，却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希望陛下守住常谦常惧的道理，一天比一天谨慎，那么宗庙社稷就会永远稳固，不会倾覆。”尧舜之所以达到太平，确实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法。贞观六年，太宗对侍臣说：“朕听说周、秦刚取得天下时，事情没有不同。然而周朝只以行善为务，积累功劳和德行，所以能够保住七百年的基业；秦朝却放纵奢侈淫逸，喜好施行刑罚，不过传到二世就灭亡了。” 这难道不是行善的人福禄延长，作恶的人寿命不长吗？朕又听说，桀、纣也是帝王，把他们同普通人相比，普通人反而以此为耻；颜回、闵子骞只是普通人，把他们同帝王相比，帝王反而以此为荣。这也是帝王深感羞耻的地方。朕常常把这些事作为鉴戒，时常担心自己做得不够，被后人嘲笑。”魏征回答：“臣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人很健忘，搬家竟然把妻子也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健忘得更厉害的，我见过桀、纣这样的君主，竟然忘掉了自身。’希望陛下常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以免被后人嘲笑。” 贞观八年，太宗对侍臣说：“言语是君子的关键，谈话怎么容易呢！即使普通百姓，说出一句不善的话，别人也会记住，成为他的羞耻和累赘。何况是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言语更不能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害极大，哪里能同普通人相比！我常常以此警戒自己。隋炀帝当初到甘泉宫，泉水山石都很称心，却奇怪没有萤火虫，于是下令说：‘捕捉多少只，送到宫中照夜。’有关官署立即派数千人采集，送来五百车萤火虫放在宫旁。小事尚且如此，何况大事呢？”魏征回答：“君主处在四海至尊的位置，如果有所亏失，古人认为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见，确实如陛下所警戒和谨慎的那样。” 贞观九年，太宗对魏征说：“近来我读周史、齐史，发现末代亡国之君作恶，大多彼此相似。齐王特别喜好奢侈，府库财物几乎用尽，甚至关市也没有不征税的。我常说这就像贪吃的人自己吃自己的肉，肉吃完了必然死亡。君主不停征收赋税，百姓困敝以后，君主也会灭亡。齐王就是这样。然而，北周天元帝和齐王相比，谁优谁劣？”魏征回答：“两位君主亡国虽然相同，行为却有区别。齐王懦弱，政令从多个方面发出，国家没有纲纪，所以到了灭亡。天元帝性情凶暴而强悍，威福都操在自己手中，亡国的事情全都出在他自身。这样比较，齐王更差。”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征：“朕克制自己来治理政事，仰慕前代贤君。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这四件事，朕常常把它们看作最重要的目标，也希望勉力做到。人苦于不能看清自己，不知道朕的所作所为究竟优劣如何。”魏征说：“德、仁、功、利，陛下兼而实行。不过，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的功；使百姓安定、各有生业，是陛下的利。这样说来，功和利占得较多。至于德和仁，希望陛下自强不息，一定可以达到。” 太宗时，太上皇驾临两仪殿，内外群臣前来拜见。太上皇返回西宫，太宗送到大安宫，回来时回头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如今天下无事，侍奉太上皇又同各位一起宴饮，可以说是最大的快乐。然而朕如果与各位忘掉政事，只顾欢宴，大概不是长久安定的办法。”魏征说：“陛下尽情宴饮之后，仍然不忘各项政务，古代尧、舜、禹、汤之所以实现太平，确实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太宗于是说：“古代君主身处朝廷、享受安逸快乐时，臣下只要有一件事没有办好，便抛弃以往的功劳，解除职务、罢免放逐，行动如此急迫。”魏征回答：“君主对一个臣子发怒，将要施行刑罚，却能够想到他的旧日功劳，这种情况很少。陛下如今发布仁德之言，臣等感到万分幸运。”太宗说：“朕常想，自古凡是拥有天下的人，都想让子孙传承万代，使政教超过尧舜；可是等到他们实际施行，反而同尧舜相反。比如秦始皇，也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国以后，自己刚刚免于死亡，到了儿子一代就失掉了国家。桀、纣、幽、厉，也都接近灭亡。朕因此不得不畏惧。而且天下百姓都侧耳注目，观察朕的善恶，朕怎么能不自我反省呢？” 魏征回答：“自古以来，君主之所以难做，只是因为一开口就会形成善恶的影响。如果君主开口是想听到自己的过错，国家就会兴盛；如果开口是想让人顺从自己，国家就会灭亡。古人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一句话可以使国家灭亡’，正是这个道理。不过天下人都自行来到陛下身边，想借此荣耀自身。正直之人，就想用正道辅佐；佞人，就想用邪道献媚；工巧之人，就进献奇异服饰器物；喜好鹰犬的人，就想劝陛下打猎游乐。他们想要自我进用而不觉察这是错误，都会把自己的意见说成正确。如果陛下常守正道，奸人就不能来效力；如果打开他们的门路，人人都想实现自己的欲望。”太宗说：“是这样。” 太宗对侍臣说：“朕看隋炀帝的文集，他博学多才，也知道喜爱尧舜的风范、以桀纣的行为为可耻，然而实际行事却同言论相违，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自古称赞君主的善处，在于他有统治人民的气量，能够任用别人：让有智慧的人替自己谋划，让勇敢的人替自己作战。即使自己聪明圣哲，也应当像戴着冕冠、耳边垂着黈纩那样，虚心借助臣下。隋炀帝虽然有杰出的才华，却没有君主的气量，依仗才华而傲视众人，所以到了灭亡。”太宗说：“是这样。从前汉武帝征发徭役、发动战争不止，户口减少了一半，中途能够改过自新，还能把国运传给子孙。假使隋炀帝早些醒悟，也不至于灭亡。”

译太宗又对侍臣说：“齐文宣帝是怎样的人？”魏征回答：“他非常颠狂，但同别人争论道理时，一旦知道自己理屈，就能听从对方。臣听说，齐国时魏恺先任青州长史，曾出使梁国回来，被授任光州长史却不肯赴任，杨遵彦把这件事奏告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来责问。魏恺说：‘臣先任青州这一大州的长史，如今又有出使的功劳，并没有罪过，反而授予小州长史，所以不肯赴任。’文宣帝于是回头对杨遵彦说：‘这件事汉有道理’，便命令放过他。”太宗说：“过去卢祖尚不肯接受官职，朕便杀了他。文宣帝虽然颠狂，尚且能容忍魏恺，这件事朕不如他。卢祖尚不接受处分，虽然失掉了臣子的礼节，朕却立即杀了他，实在过于急迫；人死不能复生，后悔也来不及了，应当恢复他的官职。”魏征相貌不过中等人的样子，却有胆略，善于改变君主的想法；每当冒犯皇帝威严苦苦进谏，即使皇帝非常愤怒，也常常因他而收敛威势。皇帝曾得到一只上好的鹞鹰，放在手臂上；望见魏征到来，就把它藏在怀中。魏征奏事故意拖延很久，鹞鹰最终死在皇帝怀里。魏征曾请假去拜谒祖坟，回来后对皇帝说：“有人说陛下想要到南山游幸，行装已经准备完毕，却最终没有去，为什么呢？” 皇帝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想法，只是害怕你发怒，所以中途停止了。” 太宗对右仆射李靖等人说：“做君主的道理，只在于宽厚；不只是刑戮，甚至鞭打，也不愿意施行。近来每每有人嫌朕过于宽厚，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可以实行？”魏征回答：“自古以来，帝王靠杀戮来放纵地显示威势，实在不是长久安定的策略。臣等见隋炀帝刚拥有天下时，也极其威严，但官员和百姓犯罪的事情并不少。如今陛下以仁德养育天下，万民获得安定，臣下虽然愚钝，难道能不知道陛下的恩德造化吗？”太宗说：“你们姑且认为这是错误，朕最终也不会改变这个志向。” 太宗又曾对侍臣说：“朕每天坐朝，想要说一句话，就要思考这句话对百姓有没有好处，因此不能多说。”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言说：“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录，言语也保存于左史，臣的职务又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竭尽愚诚直言。陛下如果一句话违背道理，就会成为千年之后损害圣德的累积，不只是当今损害百姓，希望陛下慎重。”太宗非常高兴，赐给杜正伦帛一百段。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奏《大宝箴》，其中说：“考察古今，俯视仰观，只有君主能够施福，做君主实在困难。居于普天之下、王公之上，任凭各地贡献自己所求取的东西，百官都附和君主所倡导的事情。因此，谨慎恐惧之心日渐松弛，邪僻的情欲逐渐放纵，哪里知道事情常起于忽略之处，灾祸常生于意外之中？所以圣人接受天命，拯救溺乱、使困厄通达，把罪责归于自己，按照民心行事。最明亮的光明不偏照一方，最公正的公义不偏爱亲近之人，所以是以一个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来奉养一个人。用礼来禁止奢侈，用乐来防止放纵。左边记录言语，右边记录政事；出门有警戒，入内有清道。四时调和寒暖舒惨，日月星辰共同显示得失。因此自身成为尺度，声誉成为律度。不要说百姓无知，因为身居高位也能听见卑微之言；不要说有什么妨害，因为小事积累会成为大患。快乐不可达到极点，极端的快乐会变成悲哀；欲望不可放纵，放纵欲望会造成灾祸。宫室在内修建得有九重之高，居住之处却不过容膝；昏昧无知的人却建造瑶台玉室。把八珍美味陈列在面前，所吃的不过是适口而已；只有狂妄而不思考的人，才会堆积酒糟、积酒成池。不要在内沉溺女色，不要在外沉溺禽猎；不要以难得的财货为贵，不要听亡国之音。” 内在沉溺女色会损害人的本性，外在沉溺禽猎会放荡人的心志；难得的物品会导致奢侈，亡国的声音会导致淫靡。不要说我尊贵就傲视贤者、侮辱士人；不要说我聪明就拒绝劝谏、自以为是。要知道，夏后氏接受进谏时，馈者多次起身；也有魏帝被人牵住衣襟而不能停止。要使那些反复不安的人得到安定，如同春日的阳光、秋日的露水一样，使天下广大安宁。应当推行汉高祖宽宏大度的作风，处理这些众多事务，如同踩在薄冰上、面对深渊一样战战兢兢。采用周文王小心谨慎的态度，《诗经》说‘不自以为聪明，不自以为有知’，典籍说‘没有偏私，没有结党’，把彼此一视同仁，抛弃内心的好恶。众人都抛弃之后才施加刑罚，众人都喜悦之后才发布赏赐。削弱强暴者，治理混乱；伸张受屈者，纠正枉曲。所以说：‘像秤、像砝码，不预先用标准衡量物品，悬挂物的轻重自然显现；像水、像镜子，不凭自己的情感显示物品，所照之物的美丑自然暴露。’不要昏昧混浊，也不要过分清察；不要昏暗蒙昧，也不要过分苛察明辨。即使冕旒遮蔽眼睛，也要看见尚未显现的事；即使黈纩堵住耳朵，也要听见尚未发出的声音。放开心志于澄澈之境，游心于至道的精微之中。有人叩问，就作出回应，无论声音洪亮细微都能得到回响；有人取用，就随器量而应，无论深浅都能充盈。所以说：‘天清，地宁，王正。’四时不说话却依次更替，万物无所作为却接受成就。” 哪里知道帝王拥有这样的力量，天下就会和平呢？我王以智力拨乱反正、平定祸乱，百姓畏惧他的威势，却还没有怀念他的德行；我皇顺应时运，以淳厚之风教化天下，百姓感怀他的开创，却还不能保证长久守成。于是撰述《金镜》，穷尽神妙、发挥圣明，使人能够以心相应。”这篇箴言用行动概括治国的体要，用褒贬来整饬言令，以天下为公，使君主一人享有吉庆。于是张开罗网，起身祝祷；取琴命人作诗。一天又一天，始终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是人力所召集的，上天就会给予保佑。臣作为直言诤谏、主持正直之责的人，谨敢把先前的疑问告诉陛下。太宗嘉奖他，赐帛三百段，仍授予他大理寺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说：‘以有才能的向没有才能的请教，以知识多的向知识少的请教；虽有如同没有，虽充实如同空虚。’这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圣人设立教化，是希望人能够谦逊而增益自己的光明。自己虽有才能，却不自我夸耀，仍向没有才能的人求教有才能的事情；自己的才艺虽多，仍认为少，继续向才艺少的人求取补益。自己虽有才能，外表却像没有；自己虽很充实，容态却像空虚。不仅平民如此，帝王的德行也应当如此。帝王内心蕴藏神明，外表必须深沉静默，使人无法窥知，所以《易》说‘以蒙昧培养正道，以明夷之道治理众人’。如果身处至尊之位，炫耀聪明，以才能凌辱他人，掩饰错误而拒绝进谏，那么上下情意隔绝，君臣之道乖离。自古以来国家灭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太宗说：“《易》说‘劳谦的君子，最终吉祥’，确实如你所说。”下诏赐帛二百段。

译太宗每次与公卿谈论古代治道，总是反复诘问辩难。散骑常侍刘洎上书劝谏说：“帝王与平民，圣哲与庸愚，上下相差悬殊，根本无法相比。因此，以最愚笨的人回答最圣明的人，以极卑微的人应对极尊贵的人，即使只想勉强自振，也不可能做到。陛下施恩消除他们的戒备，以威严的神色、垂旒的仪容听取他们的话，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还担心群臣不敢尽情应答，何况又发动神思，纵然凭天才般的辩才修饰言辞来驳倒他们的道理，援引古事来排斥他们的议论，想让凡夫如何能够应答呢？臣听说，上天以无言为尊贵，圣人以不言为圣明，老子称‘最大的辩才好像口吃’，庄子称‘最高的道理没有文辞’，这些都是不愿烦扰人。齐侯读书，轮扁曾私下议论；汉高祖仰慕古道，长孺曾加以讥刺。这也是不愿劳神。况且记忆过多会损伤心神，言语过多会损伤气力，心气从内部受损，形神从外部劳累，起初虽未察觉，后来必然成为负担。陛下应当为了社稷爱惜自身，难道要因为性情喜好而自我伤害吗？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太平，都是陛下努力实行所造成的；要使它长久，不在于辩论广博，而应忘却个人的爱憎，谨慎取舍，每件事都敦厚朴实，无不出于大公。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 至于秦始皇逞强善辩，因自我矜夸而失去人心；魏文帝才华宏大，却因空谈而损害众望。才辩的弊害，由此清楚可见。臣伏愿陛下略收这种雄辩之气，浩然养气，少看那些缃帙书籍，淡泊自得地怡然自乐，在南岳般长久地保全万寿，使百姓如东户人家般安乐，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皇帝的恩答到此为止，又以飞白书回答说：“没有思虑，就无法治理下属；没有言语，就无法表达思虑。近来常常谈论，终于导致言语过多，轻视事物、骄待他人，恐怕正是由此而来。形神心气，并不是因这些而劳累。如今听到正直的意见，我将虚心改正。” 太宗曾对侍臣说：“古书称应当舍弃粮食而保存信用，孔子说：‘人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身。’从前项羽已经进入咸阳，已经控制天下，假如他能够实行汉高祖那样的仁厚和守信，谁能夺走天下呢？”房玄龄回答说：“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废弃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以，努力实行它们会有很大益处。殷纣王轻慢侮辱五常，所以周武王讨伐他；项羽因为没有仁爱和信用，被汉高祖夺取天下，这些都确实如圣旨所说。” 著作郎郄崇上表请求把太宗的文章编纂成集，太宗对郄崇说：“我如果处理政事有益于百姓，史官就会记载下来，足以流传不朽；如果不以古人为师，扰乱政事、败坏事物，即使有华美辞藻，最终也只会给后代留下笑柄，不是我所需要的。就像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也都有很多文集，但所作所为大多不合规法，宗庙社稷都几乎倾覆。凡是人君，关键只在德行，何必一定要从事文章呢？”最终没有批准。太宗曾说：“隋炀帝生性多疑防备，专门宣扬邪道，极其忌恨胡人，甚至把胡床叫作交床，把胡瓜叫作黄瓜，修筑长城来防备胡人，最后却被宇文化及命令令狐行达杀死。他又诛杀李金才以及李氏诸人，几乎杀尽，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况且统治天下，只要端正自身、修养德行罢了，其他虚浮之事不值得放在心上。”太宗又曾对群臣说：“我作为人君，同时兼做将相的事情，难道不是夺了你们的名分吗？舜、禹、汤、武得到稷、契、伊尹、吕尚，四海便安定；汉高祖有萧何、曹参、韩信、彭越，天下便宁定。这些事情我全都兼做了。”给事中张行成退下后上奏说：“隋朝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岂是周、汉那些君臣所能相比的？” 即使如此，陛下盛大的德行含而不露，谋略规模宏大长远，左右文武臣僚确实没有将相之才，又何必在大庭广众之中同他们较量，损害万乘之尊而与臣下争功呢？”这篇奏疏得到皇帝嘉许并采纳。皇帝又问侍臣：“自古帝王即使平定中原，也不能使夷狄臣服；我的才能不及古人，成功却超过他们，为什么呢？”群臣称颂他的功德，皇帝说：“不是这样。我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只是因为五件事。自古帝王大多嫉妒胜过自己的人，我看见别人的优点，就像自己拥有一样；人的品行和才能不能样样完备，我常常舍弃他的短处而取用他的长处。人君往往提拔贤人时想把他放在身边，斥退不肖时想把他推入深渊；我看见贤人就尊敬他，看见不肖者就怜悯他。人君多厌恶正直之人，暗中诛杀、公开戮辱，历代都有；我登基以来，正直之士并肩立于朝廷，从未斥退责罚过一人。自古都尊贵中原、轻视夷狄，唯独我把他们一视同仁地爱护，所以他们的部落都像依靠父母一样依靠我。这五点，就是我成就今日功业的原因。” 肃宗曾从容地与掌管谋划军国事务的元帅长史李泌谈到李林甫，说想等各将领攻克长安之日，挖出他的坟墓，焚烧尸骨并扬灰。李泌说：“陛下正在平定天下，为什么还要向死者复仇？他的枯骨又知道什么呢？这样做只会显示圣德不够宏大。况且如今跟随叛贼的人，都是陛下的仇敌；如果他们听说此举，恐怕会阻塞他们改过自新的念头。”皇帝听了不高兴。德宗时，浑瑊击败朱泚，使他逃走。奉天的围困解除，随从大臣都来祝贺。汴州、滑州兵马使贾隐林进言说：“陛下性情过于急躁，不能容纳不同意见。如果这种性情没有改变，即使朱泚败亡，忧患也还没有结束。”皇帝非常称赞他。敬宗出行游幸没有定规，亲近结交群小，一个月中上朝不过两三次，大臣很少能够进见。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言说：“臣听说《诗经》说：‘心中爱慕君主，怎能不远远地称说？’这是古代贤人忠诚事君的原因。行迹疏远而言语亲近的人危险，身处远方而心意忠诚的人却会被视为忤逆。然而臣私下想到，臣是从先圣那里被选拔出来的，特别承受恩宠光耀，如果不以忠诚爱戴君主，就是上负神明的鉴察。臣从前侍奉先朝，适逢阴阳灾异频繁，常献《大明赋》以讽谏，颇蒙先朝嘉许采纳。臣今天竭尽节操辅佐明主，也仍是同样的心意。从前张敞镇守远郡，梅福身处偏远边地，尚且竭尽诚意规劝，不顾责难和后悔，何况臣曾学习旧史，颇知为官的规范，虽身处疏远之地，仍想着进献可否得失。谨叩首献上丹扆六箴，详细列在后面，仰请陛下阅览。臣内心一直惶恐不安。” 一是早起勤政。先王听理政务，天刚蒙蒙亮就等待，鸡鸣声已经响起，太阳一出来便临朝视事。大禹是大圣人，珍惜每一寸光阴；光武帝仁厚至极，也不忌讳反支之日。不要让姜后还要摘下簪珥来劝谏，彤管记录言语，也要能够想到前人的志向。二是端正服饰。圣人制作服饰，使法度和形制都可以观察。即使宴饮游乐，也不应贪恋安逸。汲黯神色庄重，即使不戴冠也能使人端正；杨阜意志刚毅，也曾讥刺穿着轻薄丝绸。四季所穿的服饰，各有主管官员掌管。不是规定的服饰不要穿，只有君主应当对此有所戒惧。三是停止进献。汉文帝停止各地进献，下诏送还騄駬马和銮辂，缓缓驱车，哪里需要日行千里？后来贤明的君王也能防止自己奢侈，翟王的皮衣已经焚毁，筒布也被毁弃；把道德作为美丽，把慈爱节俭作为美德，不超过天道，这才是最高的道理。

译四是接受劝诲。只有君主接受劝诲，才能求得中正；听从善言如水流趋下，才能成就功业。汉成帝沉溺酒色，举起酒杯饮酒，甚至使大钟漂浮；魏明帝奢侈放纵，修建凌霄宫。表面上虽没有违抗，却不听从善言，把规谏当作耳塞，这叫堵塞耳目。五是辨别邪正。身居上位、处在深宫，更要察觉祸患的萌芽；即使有防范邪恶的措施，也不能因此遮蔽明察。汉孝昭帝的睿智超过周成王，他从上书中知道欺诈，洞察奸邪而获得实情。燕王刘旦与盖长公主的阴谋既被揭破，王道便通达和平；百代以后，仍流传美善的声名。六是防范细微变化。天子应当孝敬，遵循先王法度，处于安乐时一定想到危险，这样才不会留下忧患。乱臣猖狂叛乱，并不是可以仓促列举完的。玄黄之色尚且难以辨别，直到触碰瑟弦才开始倾倒；伯高在栢谷微服出行，路上被豺狼野猪堵塞。看见君主的相貌才献上食物，这些事情都足以作为警戒和恐惧。文宗曾回头问郑覃：“郑覃，你老了，应当不要妄自试探评论。我像汉代哪一类君主？”郑覃说：“陛下是汉文帝、汉宣帝那样的君主。”皇帝说：“我哪里敢希望达到那种程度？”领度支李石想勉励皇帝的志向，使他不懈怠，于是说：“陛下的询问和郑覃的回答，臣都认为还不如颜回这个普通人，因为颜回尚且自比于舜。陛下拥有四海，年富力强，应当从前代观察得失，逐月增长德业，以赶上尧舜。为什么要把自己比作文宣帝，而且又自认为不如他呢？希望陛下放开并发扬自己的志向，不以仅仅达到文宣帝为满足，那么大业就能成就了。” 后唐明宗时，水运军将于临河县得到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非常喜爱，拿给中书侍郎冯道看。冯道说：“这只是前代有形的宝物罢了，君王本来还有无形的宝物。”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就是帝王的宝物。所以说‘最大的宝物是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爱。”明宗是一位武功之君，不明白他的话，冯道已经离去。明宗便召侍臣讲解其中的意义，听后嘉许采纳。宋真宗咸平三年，田锡任泰州知州，被召回朝，进献经、史、子、集中的重要言语。他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帝王，盘盂上都刻有铭文，几案和手杖上都有警诫，起居之间必定能够看见，早晚都不忘记。因此商汤的盘铭说‘德行日新，又日新’。太公《金匮》说：‘武王想制作关于起居的警诫，于是刻在几案和手杖上：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存在时不要忘记灭亡；谁能思考这两件事，日后必定没有凶祸。’墨子说：‘尧、舜、禹、汤把他们的事迹写在竹帛上，又刻在盘盂上说：君子福分越大越加警惧，爵位越高越加恭敬。’远处要察看，近处要明察，俯仰之间都有法则。何况黄帝的车和几案上都刻有铭文，说‘我居于百姓之上，时时惴惴不安，唯恐有所不及’。武王的门和席上也必有训诫，席上的铭文说‘不要做将来会后悔的事’，门上的铭文说‘得到很难而失去很容易’。” 圣人修养德行、防止懈怠，同时佩带并遵守这些鉴戒，整天都不忘记，所以才能成就至高的德行和伟大的功业，长久保有天下。”臣又曾读《唐书》，看见唐高宗命黄门侍郎赵智在百福殿讲解《孝经》，于是对他说：“其中的大旨我已经知道了，你只说这部经最重要、最切要的地方，来弥补我的不足。”赵智说：“天子有七名诤臣，即使没有道义，也不会失去天下。”微臣冒昧把这句话进献给陛下，皇帝非常高兴。又有唐宪宗在听政闲暇时，采集汉史及三国以来有关经国济民的重要事迹，撰成十四篇，题名《前代君臣事迹》，写在六扇屏风上，放在御座右边，出入时都观看省察。臣每次阅读经史子集，便取出其中的重要言语，总成十卷，恭敬进献。希望能够把它书写在屏风上，置于御座旁，出入时观看省察；所希望的，是圣德日益更新，和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相提并论。”},{ 景德年间，崇文院检讨陈彭年献上《大宝箴》，说：天地阴阳之内，最有灵性的就是人；百姓之中，地位最尊大的就是君主。百姓既然值得畏惧，上天也并不偏私亲附。君主所应辅佐的是德，所应归依的是仁。防备自身的过失，抵御臣下的邪曲，德业的光辉就会更加日新月异。古代典籍都在这里，治国谋略也都完备地陈述了。对内安抚万姓，对外安抚百蛮。国家治乱的开端，就在言语行动之间；观察它似乎容易，处置它却十分困难。因此，先哲用投身艰险来告诫人：如果能够考虑到尚未发生的事情，才可以预先防范。应当审慎访求敢于说逆耳之言而不加厌恶的人，使犯颜直谏的人逐渐增多。这样，富民教民的措施才能施行；慈爱、节俭的政治，正是国家富庶的基础。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是人们所悲悯的对象；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应当首先顾及他们。白发老人和鲐背老人，内心其实积累了很多见识。左右侍从，难道还要轻视这些人吗？放眼看那些百官，他们都是代行上天职事的人。倘若不虚授官职，就可以建立大中之道，充分彰明慎重选择人才的原则。只有凭借最公正的心，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善于听取有德者的意见，才能做到聪明通达。人才本来就难以完备，道术也很少完全相同。即使是蔓菁和豆叶，也不要舍弃；这样，杞梓之材才会充实其中。树木不用扶持也能挺直，是因为蓬草生长在麻中；不加选择，就无法发现人才。黄金藏在沙中，参与并充实顾问之职的人，必须辨别忠臣与奸邪。进献良言、纠正过失，能够使政事归于正道，所起的补益没有穷尽。即使隐居草野，也有国家的英华之才。访求这些俊杰之士，可以拒绝朋党私家的干请。《大宝箴》这三章的树立，希望成为百姓遵循的准则。[原文“钦防恤防”疑有讹误]，可以据此谨慎防备并体恤刑罚，从而做到可以不用刑罚。建立七种征伐之法，是为了平定奸邪妖孽。以仁为根本、以义为根本，可以消弭战争。这就是整齐礼法，也就是爱惜生命。有教化而不分类别，从真诚做起而达到明达。宗庙社稷，要恭敬地祭祀它们。宫室苑囿，要警戒不可过于奢侈。春季搜猎、秋季狝猎，不可废弃农事。击石磬、拊击鼗鼓，以此使神明祖宗来临。使百姓因此喜悦，才能成就功业。治理国家依靠政令，没有人敢不服从。人才济济，任用他们便能增添光彩。拘泥鄙陋的小才器，谋划事情就不会善美。忠直之言带来的益处，难道能让给膏粱子弟吗？以六艺作为教化之乐，难道可以落后于笙簧之音吗？任用贤人而不三心二意，这是尧能够昌盛的原因；改正过错而不吝惜，这是汤能够成就王业的原因。天地四方极其广大，万物繁多。风俗不能完全一致，嗜好欲望彼此相互磨荡。驾驭天下要像驾驭腐朽的绳索一样谨慎，又像防备决口的河流一样戒惧。执掌符契，六辔于是协调。用德来引导百姓，百姓就能免于陷入法网。任职不懈怠，风俗才会平息干戈。先王的教训，没有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君主的治理，也应当取法于此。要小心谨慎、恭敬戒惧，终日勤勉不懈。天地人三灵垂临鉴察，百般福禄没有差错。由此使天下各地永远拥戴光明的上天，巍巍盛大的功业延续亿万年。

译仁宗至和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以来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想成为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的，却常常终于导致祸乱；没有不想成为英明君主的，却常常终于变得昏庸。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忧患在于喜好猜疑而自行专断。猜疑之心在内心发动，视听就会在外界受到迷惑；视听受到迷惑，就分辨不清忠臣和奸邪，是非也随之颠倒错乱；是非颠倒错乱，就会觉得全国臣子都值得怀疑。把臣子全部疑虑起来，就必然自行采用自己的见解。以疑惑错乱的心意而自行专断，便会有许多失误；有了失误，国家的忠臣必然依据道理来争辩。争辩得不恳切，君主的意图就难以得到纠正；争辩得太恳切，又会激起君主的怒火，使他自行专断的意图更加坚定。这样一来，君臣便争胜负，于是奸邪谄佞的臣子得以乘隙而入，迎合君主旨意、顺从君主心意，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只对君主想要的事情随从顺应。君主正在同臣下争胜时，得到这样一个顺从自己心意的人，便以为他在帮助自己而感到高兴，忘记了他的奸邪谄佞，于是同他合力排斥忠臣。君主排斥忠臣而信任奸邪谄佞，天下没有不陷入混乱的，君主也没有不变得昏庸的。自古以来君主的用心，并不是厌恶忠臣而喜欢奸邪谄佞，也不是厌恶治理而喜好混乱，更不是厌恶英明而想要昏庸，而是因为喜欢猜疑、自行专断，并同臣下争胜。” 假使君主能够豁然消除疑心，回转自行专断的意图，那么奸邪谄佞之人就会远离，忠直的言论就能传入；君主的聪明才智便不会受到迷惑，万事也都能处理得合宜，使天下尊奉他为英明君主，使万世仰望他为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难道不是臣主双方都荣耀而且快乐吗？这同拘守自己的见解，同臣下争胜，内心更加劳苦而政事更加迷惑的情形，相距实在太远了。臣听说，《尚书》记载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又告诫商汤说：‘自行专断，成就就会很小。’商汤是古代的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但能够改正过错，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以商汤的聪明才智，他所做的事不至于荒谬乖戾，然而仲虺仍然告诫他不要自行专断；由此可见，古代的君主只有能够改正过错而不敢自行专断，才能成为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和英明君主。臣恭敬地看到，宰臣陈执中自从担任执政以来，不合乎众人的期望，屡次有过失和恶行，招致众人的议论，而陈执中却拖延不决，至今仍玷污着宰府的职位。陛下忧劳勤政，恭敬节俭，仁爱宽厚慈和，这是尧、舜一般的用心。按照陛下这样的用心推求，天下本来早就应该达到大治了；可是国家的纲纪却日益败坏，政令日益乖谬，国势日益贫弱，百姓日益困苦，流离失所的百姓遍布原野，滥竽充数的官员充斥朝廷，这又究竟是因为什么而造成的呢？” 这是因为陛下任用宰相没有选对人。近来宰相往往因言官的弹劾而被罢免。假如陛下仍不醒悟，宰相不是合适的人，反而怀疑言官喜欢驱逐宰相，那么疑心一产生，视听就已经受到迷惑，最终形成自作主张的意念，认为宰相应当由君主自行罢免，不能因为言官进言就罢免。因此宰相即使有重大罪恶和明显过错，陛下也委曲迁就来容忍他；他虽然恐惧，自己想请求离职，陛下也委曲迁就把他留下；即使发生天灾水旱、饥民流离、尸体横陈道路，陛下都无暇顾及，仍委曲迁就而任用他。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想阻止言官罢了。言官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地方呢？这使陛不上顾天灾，下不体恤人们的议论，把天下事务托付给一个不学无识、谄媚邪曲、狠毒刚愎的陈执中，竟还甘心如此。言官本来想帮助陛下，反而损害圣德的事情已经很多了。然而言官的本意本来并不想造成这种局面，是由于陛下喜欢猜疑、自作主张，自己损害了自己。如今陛下任用陈执中的意志越来越坚定，言官攻击得也越来越急切。陛下正想着怎样在言官面前取得胜利，邪佞之臣便有机会乘隙而入，必定有人迎合陛下的意思，说：‘陈执中是宰相，不能因为小事驱逐他，也不能让小官动摇他的地位。’ 更严重的还会诬陷言官，说他们想驱逐陈执中而援引别人。陛下正担心言官在上面忤逆圣聪，喜欢听到这种顺意的话，便不再察觉其邪佞而相信他们，所以拒绝言官更加严厉，任用陈执中更加坚定。以万乘之尊同三两个言事小臣较量必胜的力量，假如圣意确实不可改变，言官也只好知难而退。然而天下人和后世议论者，会认为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蠢的宰相，把陛下看作什么样的君主呢？前些日子御史论列梁适的罪恶，陛下大怒，空出职位而将他逐出；但今天御史又敢再次论列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怕权臣带来的祸患，这才是极其忠诚的臣子，是能够忘记自身而爱护陛下的人。陛下却嫉恨他、厌恶他、拒绝他、断绝他的进言。陈执中做宰相，使天下遭受水旱灾害、百姓流亡，公私财力困竭；他又不学无识，凭个人爱憎处理事务，任免调动错乱，成为朝廷内外的笑柄，家中私生活污秽恶劣，丑闻流传道路，迎合旨意，专门逢迎君主，这正是谄媚上级、傲慢对下、刚愎暴戾的臣子。陛下却爱护他、重用他，不忍心罢免他。陛下睿智聪明，群臣的善恶没有看不见的，不应当如此颠倒，只是因为言官进言过于急切，激成了陛下的疑惑。” 陈执中不知廉耻，又出来处理政事，这不值得再议论。难道陛下忍心因为陈执中而进一步损害圣德，使忠臣正士在清明之世都闭口不言吗？臣希望陛下豁然改变心意，放下疑虑，察知言官的忠诚，明白陈执中的过恶，醒悟任用他的做法不合制度。愿陛下具备成汤改过的圣德，遵守仲虺关于不可自作主张的告诫，把御史前后的奏疏全部交付外廷议论，以核正陈执中的过恶，罢免他的政事职务，另行任用贤能之才，以安定时务、拯救百姓、保全圣德，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因自身蒙受陛下恩遇，职分在于议论思考，心意恳切而言语狂直，罪当万死。”

译嘉祐年间，知谏院司马光陈述《三德劄子》说：“臣有幸承蒙圣恩，不因臣才质平庸，提拔臣为谏官。臣自从学习先王之道，心中希望对当世有所帮助，所以即使身在外地担任其他官职，仍愿竭尽愚诚，陈述国家急切的事务。何况如今立于陛下左右，以进言论事为职责。陛下仁厚圣明、聪慧明察，求取谏言从不厌倦，群臣即使有狂妄、偏激、愚昧、荒唐之言，触犯忌讳，陛下也都包容宽赦，从未因此加罪。这实在是微臣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不趁此时倾吐胸中所有，以符合陛下广纳意见的心意，就没有资格自比于常人，死了也罪过有余。臣私下认为，人君最大的德行有三种：仁、明、武。仁，不是温柔姑息的意思，而是兴起教化、修明政治、养育百姓、使万物得利；这才是人君的仁。明，不是烦琐苛细、暗中窥察的意思，而是懂得道义，识别安危，分辨贤愚，辨明是非；这才是人君的明。武，不是强横暴戾的意思，而是只要道义所在，就果断决定而不疑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动摇；这才是人君的武。所以只有仁而没有明，就像有良田却不能耕种；只有明而没有武，就像看见禾苗中有杂草却不能除草；只有武而没有仁，就像只知道收获而不知道播种。三者兼备，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并强盛；缺少其中一项，国家就会衰弱；缺少其中两项，国家就会危险；三者一项也没有，国家就会灭亡。自从有百姓以来，从未改变过。臣不胜区区之心，冒死忘生，私下看到陛下天性慈惠，谨慎对待细微之事，礼接下臣，像养育子女一样养育百姓，广泛爱护众生，即使古代先圣先王的仁德，大概也没有超过陛下的。因此自从登基以来将近四十年，陛下早晚勤勉，努力求得至治，然而朝廷纲纪仍有亏缺，民间穷困百姓仍有怨叹。想来是不是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使陛下在三德方面，即使只有万分之一，也还没有完全做到呢？臣听《春秋传》说：‘赏赐庆功、刑罚惩威，这叫君臣之道。’臣有幸修撰起居注，每天侍立在御座旁，看到陛下推诚用心治理天下，端坐而深沉寡言，群臣各自把意见陈奏，陛下却不再询问利害、考察得失，一概都答应。假如陛下左右前后辅弼、耳目之臣全都是忠实正直的人，这样当然最好；但如果出人意料地有一个奸邪之人在其中，难道能不使人寒心吗？” 善恶是非彼此混杂，如果一律对待而不加辨别，或者知道某人善良却不能赏赐，知道某人邪恶却不能惩罚，那么行善的人会一天比一天懈怠，作恶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受到鼓励。善人懈怠，恶人受到鼓励，即使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有稷、契、伊尹、吕尚、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凭此求得治理，也如同凿冰取火、去楚国却向北走一样不可能。伏望陛下稍加圣思，以天赋的至仁，扩展如日月般的光明，振作刚健的威严，果断处理善恶，使善行再微小也不遗漏记录，恶行再细小也不不惩罚，那么唐虞三代的盛治，距离还会有多远呢？这是臣愚昧浅陋的见解，不敢不陈述。”},{ 仁宗时，天下长期没有发生大事，参知政事宋绶担心宴饮享乐会逐渐滋长，于是上言说：“人心会因长久安逸而懈怠，祸患却会在被忽视的地方产生，所以应当在无事时设防，在变化尚未萌发时消除它；等事情发生后才应对，难道不是危险吗？”他勉励各部门不要因为处于太平时期就自我懈怠。宋绶又上言驾驭臣下有三种方法：遇到事情，贵在坚守；临到关键，贵在决断；谋划事情的征兆刚出现时，贵在严密。能够坚守，奸邪就不能改变你的意志；能够决断，邪说就不能迷惑你；能够严密，事情就不能扰乱你。愿陛下记住这些。至于居处深宫、安闲休息时，以声色滋味来调和六气，以节制调理来顺应四时，保养圣体，这是宗庙社稷的福祉。知制诰田况曾当面奏事，谈到治国的体制。皇帝颇认为好名声是不对的，心意在于遵守成法。因此田况退下后，常常撰写论说献给皇帝。其大意说：“名声是由实际成就产生的，并不是只要喜好名声就会自行到来。尧、舜以及三代的君主，并非喜好求取名声的人，但他们盛大的功业和美好的德行像日月一样显著，不能有丝毫昏暗，是因为他们有真实的功业和德行。假如只是谦弱自守，不去施行恢宏、睿智、英明的事业，那么名声也会随之暗淡。即使想求取名声，难道还能够得到吗？如今政令宽弛，百官职事都不整饬，辽、夏二敌日益炽盛并结交相连，凌辱轻慢中原。朝廷对此痛心怜悯，百姓横遭杀戮掠夺，竭尽脂膏血汗来供给修缮防备，却仍不能免除敌人侵扰的忧患。因此只好屈意讲和，把它作为时而收缩、时而扩张，时而给予、时而剥夺的权宜手段。若不是君臣早晚都以此为耻、为愤，奋发有为以遏制日后的忧患，形势就很值得担忧了。陛下如果因为害怕被说成好名而什么也不做，那就不是臣所敢预料的了。陛下倘若奋发刚健、明断政事，就会有英睿的名声；施行威令、震慑奸邪，就会有神武的名声；摒斥奢侈、革除坏的风俗，就会有崇尚节俭的名声；澄清冗员和滥官、减轻防务和征敛，就会有广施仁爱的名声；喜爱正直明亮之士、厌恶谄媚之人，就会有善于纳谏的名声；勤于咨询、通达被阻塞遮蔽的下情，就会有勤于政务的名声；考核实际功绩，压制苟且偷安、侥幸求进之人，就会有求治的名声。如今这些事情全都因为担心求名而不去做，天下还能够期望什么呢？又听说圣贤之道称为‘名教’，忠贞义烈的训诫称为‘名节’，群臣和儒生用来尊崇、辅佐朝廷的，正是维系纲纪人伦的大根本。陛下如果因此反对求名，那么教化就会衰微，节义就会废弃，无耻之徒争相进用，而奖善惩恶、劝勉阻止的办法也无法实行了。这难道是圣人率领、教导臣民的本意吗？” 判许州贾昌朝被召到迩英阁应对，皇帝问到《乾卦》的义理，贾昌朝上奏说：“《乾卦》上九爻说‘亢龙有悔’。悔，是凶灾的萌芽；爻处在亢极的位置，必然会有凶灾。不说‘凶’而说‘悔’，是因为‘悔’兼有可能转为凶、也可能转为吉的意义；修养德行，就能免除悔恨而获得吉祥。‘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祥。圣人运用刚健的德性，才可以决断万机。天下长久处于盛强状态，柔弱之道不能有所成就；然而亢奋而过于刚强，又不能长久。只有圣人在外以刚健决断政事，在内以谦逊之心应对万物，不敢自矜为天下之首，这才是吉祥。”皇帝亲自下诏予以优厚答复。

译英宗即位后，司马光起初任知谏院，请求简省琐细政务，不必全部报请皇帝亲自阅览。他在札子中说：“臣听说皋陶赞美舜说：‘君主英明啊，辅弼贤良啊，各项事务就安定了。’这是说君主英明，百官就能得到合适的人；百官得到合适的人，众多事务就没有不办得好的。皋陶又说：‘君主琐碎而没有大略啊，辅弼懈怠啊，万事就败坏了。’这是说君主只注意细碎事务而没有大略，群臣就不能竭尽力量；群臣不能竭尽力量，万事就都会废坏。这两点，是国家治乱最重要的关键。荀子说：‘英明的君主喜好掌握纲要，昏暗的君主喜好详察细节。’君主喜欢掌握纲要，百事就会得到周详处理；君主喜欢事事详察，百事就会废坏。做君主的自有君主的职分，本来不应当详察琐碎事务。那么君主的职分究竟是什么？臣愚昧地认为有三项：衡量才能而授予官职，这是第一；根据功劳大小而给予赏赐，这是第二；审查罪行而施行惩罚，这是第三。才能有长有短，所以官职任用有能与不能；功劳有高有低，所以赏赐有厚有薄；罪行有大小，所以刑罚有轻有重。这三件事，是君主应当用心处理的，其余都不值得说。臣私下看到，国家旧有制度中，各部门的琐碎事务，例如三司鞭打一名胥史、开封府补授一名厢镇官之类，往往都必须上奏皇帝。” 崇政殿召见并处理的事务，如军人的武艺、国家马匹的草料饲秣之类，也都一件件由皇帝亲自阅视。这大概是国家初建、形势艰难时因时制宜的制度，施行到今天，未免显得过于烦琐。陛下登基承受时运，圣明的政治面貌全然更新。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命中书、枢密院考察详核中外各部门一向必须申奏请旨的事务，以及后殿召见处理的事务；其中不关乎国家大体、不是君主应当亲自处理的，一概简省，交给有关部门办理。陛下养性安身，专心思考君主的三项职分，就足以取法天地的简易之道，达到虞舜无为而治的境界，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治平二年，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听说《尚书》说：‘当面考察天意。’《诗经》说：‘周文王上上下下，都在上帝左右。’大意是说，君王是上天的儿子，不敢不早晚小心谨慎、敬畏上天的命令，就像上天在自己头顶，就像上天在自己身边。因此，《洪范》九畴把五行作为根本，说君王应当敬慎顺应五行的性质，对内谨慎修治五事以修养自身，对外修明八政以治理国家，端正五纪以承奉上天的次序，以皇极之道加以折中裁定，选用具备三德的人，又参合龟卜筮占的谋断，观察风雨寒暖的变化，以此反省政事得失，知道吉祥和凶咎，引导并迎来五福，避开六极。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臣不胜狂妄愚昧，置生死于度外，冒死进言。臣私下看到，陛下即位以来，灾异非常多：太阳上常有黑斑；江淮之水有时泛滥，有时干涸；去年夏天的淫雨延续到秋天仍未停止，京畿东南十多个州，房屋沉没在深水之中，漂浮的枯草聚栖在树梢，老弱百姓流离失所，瘦弱病死者倒毙道路，妻儿的身价比犬猪还低；许州、颍州之间，亲戚彼此相食，累积的尸体堆成山丘。随后整个冬天没有下雪，暖气如同春天，草木过早荣发，接着又有黑风。今年夏天疫病大作，蔓延数千里，患病者一家挨着一家，防疫车辆交错行驶在道路上。” 到了秋天，幸而庄稼丰收，百姓欣喜，以为大概可以得到喘息休养；还没有来得及收获，暴雨却突然降下，一天之内，河流湖泽全都泛滥，沟渠水流倒灌，原野、低湿地和丘陵全都变成洪水，一株禾苗、一颗谷穗也没有留下。都城之内，道路上只能乘木筏通行；城墙和宫阙崩塌，官府、仓廪、军营和民居几乎全部被洪水淹没，死于房屋倒塌和溺水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老人们都说，凭自己一生的耳闻目见，从来没有见过、听过这样的事。这是古往今来最大的异常，是非同寻常的大灾，陛下怎么能够不侧身恐惧，思考造成这种灾祸的过失究竟在哪里呢？臣性情愚钝、学识浅薄，不足以窥测天意，但私下认为《尚书》说得好：‘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和威严，来自我们百姓所显示的明威。’又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百姓所听到的。’既然如此，灾异的到来并不在别处；如果人心和悦，上天的运行就没有不顺利的。《诗经》说：‘勤勉不倦的周文王，美好的声誉永不止息。’又说：‘像圭一样端正，像璋一样美好，有美好的声誉，有令人仰望的声望。’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先建立美好的名声，然后才能把政令施行于天下的。臣私下看到，陛下登基之初，从宰辅到朝廷大臣，下至闾巷百姓，以及士卒、仆役，没有不欣然同声称颂圣德，好像出自同一张口，都说如今皇族中奉诏入朝谒见的有八百多人，陛下的仁爱、孝顺、聪明是其中最为突出者；陛下了解百姓疾苦，辨识真情和虚伪，节俭而爱惜万物，刚毅果断，已经彰显了超过先帝的知人之明。” 他们又庆幸自己亲身遇到这样的时代，流着泪共同谈论，悲喜参半。臣愚昧地认为，从前汉惠帝没有儿子而得到文帝继承帝位；文帝仁爱、节俭、谦逊、恭敬，百姓富足，几乎达到了不用刑罚的境地。汉昭帝没有儿子而得到宣帝继承帝位；宣帝勤政、仁惠、英明果断，官吏贤良，百姓安乐，众人都称颂这是中兴。如此看来，国家没有嫡嗣而由旁系亲属入继，并不一定不是上天降福保佑社稷、启迪圣贤。臣私心中的庆幸，又超过众人。不久圣体患病，上下之人都想着杀身作为祭牲、粉碎骨头制成药物，希望祈求皇帝早日痊愈，以便看到圣明政治。没想到几个月以后，道路上的议论渐渐不同于从前，颇有诽谤之言，不再一味称美。等过了一周年，歌颂的人更加少，诽谤的人更加多。臣暗中伏在宫阙门外，每天听到众人的议论，实在不胜惆怅怨恨，痛心疾首，白天忘了吃饭，晚上忘了睡觉。臣替陛下深思其中缘故，始终不能明白。难道是陛下在举止行动和遵循守成之间，万一有某些地方没有考虑周全吗？臣斗胆把愚见说出来，大概有三件事。愿陛下宽恕臣的罪过，让臣把话说完。臣私下认为，皇太后的仁明德行，从先朝以来就传布于四方。加上皇太后在陛下还处于襁褓时抚养保育陛下，陛下入承大统，不能说完全不是皇太后的力量。”

译陛下刚开始患病时，外间传言说，皇太后在先帝的梓宫前为陛下叩头祈求，额头都因此受伤。这样难道能说皇太后对陛下没有慈爱之心吗？不幸被谗佞奸贼之人彼此离间，终于使两宫之间的感情明显产生隔阂。即使皇太后对陛下确实不慈，陛下作为人子，又怎么可以计较彼此的是非曲直，因而产生愤恨，以致对爱护皇太后的心有所不足呢？古语说：‘大德可以消除小怨。’先帝从众人之中选拔陛下，由防御使升为天子，只把一位皇后和几位公主交付给陛下，而先帝灵柩还停放在殡宫之中，陛下已经失去了皇太后的欢心。几位长公主都被屏居在闲置宫殿，很少能够得到召见。臣请用小事来说明大理：假设乡里有一个百姓，家中有一妻和几个女儿，又有几亩田地和一笔黄金财产，年老而没有儿子，便收养同宗之子作为后嗣。这个人死后，养子取得并占有了田产财产，于是疏远养母、抛弃妹妹，使她们忧愁、愤怒、怨恨、叹息。那么邻里乡党的人，会认为这个养子是怎样的人呢？一个普通男子做出这种行为，尚且会受到乡里的贬斥，何况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受到四海仰望呢？这就是陛下失去人心的开始。” 先帝天性宽厚仁慈，重视不违背众人的意愿；晚年患病，厌倦于防范万事，于是把天下事务一并委托给两府。两府有时看事情有所偏颇，有时心存私意，取舍、贬黜、升迁，未必都恰当。又巧设侥幸进用的门路，提拔所宠爱的人，超越资历、逾越等级，使众人受到欺凌防范，压抑孤苦寒微之人，使他们无处申诉。等到陛下即位，人人都说陛下一定能够振作奋发，施展刚健之才，彰明君主的德行，收回威权和恩宠，使其重新归于王室；进用贤能，斥退愚劣，赏赐善人，惩罚恶人，使海内豁然开朗，立即可以看到太平。然而陛下更加实行谦逊，深深地自我隐晦收敛；凡是百官奏请的事情，都不肯作出取舍裁决，动辄沿用旧例，不顾实际情况；对琐细事务谨慎周全，却忽略根本大事。知道某人贤能，却不能举荐；知道某人不肖，却不能罢免；知道某事错误，却不能改正；知道某事正确，却不能采纳。大臣专擅权力，比先朝更加严重，任凭己意差遣任命，无所顾忌。有的人并无才能却突然升进，有的人犯了罪却得到宽免，这就是天下人所以更加失望的原因。臣听说《尚书》说：‘树木依照墨线就能直，君主听从劝谏就能成为圣君。’因此尧向众人考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舜喜欢询问，也善于审察浅近的言论；禹听到善言就拜谢；商汤任用贤人如同任用自己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四位圣人，难道是才智不足吗？然而他们仍然勤勉急切地向下询问愚昧卑贱之人，是因为四海如此广大，万事如此繁多，不是一人能够独自全部知道的，必须借助天下人的耳目和思虑，然后才能曲尽其中的道理。陛下的圣明资质虽然美好，也应当取法于尧、舜、禹、汤。但陛下执政以来，有时心中有所见解，便固执不改，如同坚守严城、抵御外敌，使群臣的言论全都无从进入，这恐怕不是汇纳百川而成大海的办法。孔子说：‘有人说：“我没有什么喜欢做君主的，只喜欢他说什么都没有人违背我。”如果他说得正确而没有人违背他，不也是好事吗？如果他说得不正确而没有人违背他，不就危险了吗？难道一句话就能使国家丧失吗？’所以，明君对于听取和采纳意见，应当不分彼此、不分我你，不分亲疏，不论先后，只看是否正确罢了。如果看重自己的意见而轻视别人陈述的意见，相信亲近之人的话而怀疑卑贱之人的话，以最先听到的话为主而拒绝后来提出的议论，那么即使有正确意见，也无法显现出来。人心所喜爱的，往往把丑看成美；所厌恶的，往往把善看成恶。如果能够以平正之心加以考察，那么是非就容易看清了。《尚书》说：‘有言论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寻求依据；’ ‘有言论顺合你的意志，也一定要从不合道理的一面加以考察。’如果一定要等到意见符合圣意才高兴并听从，不符合就发怒并抛弃，臣恐怕谗媚之人日益进用，方正之士日益疏远，这恐怕不是增加社稷福祉的办法。况且国家设置台谏之官，作为天子的耳目，是为了防止大臣蒙蔽阻塞视听。朝廷政事，都由大臣彼此共同裁定，然后施行；台谏有时提出不同意见来干预。陛下本应亲自根据圣意察看哪些意见正确、哪些可以施行，可以施行的就施行，可以停止的就停止。如今却又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办理，他们哪里肯承认自己所做的是错误的，却承认别人所说的是正确的呢？这正是陛下独自取得拒绝劝谏的名声，而大臣却白白得到专擅权力利益的原因。君主和宰相的地位何止重如泰山，臣下的地位何止轻如鸡卵，却想彼此较量胜负，臣本来就知道臣下无法抵敌。因此，四方怀有忠心、愿意贡献微薄力量的人，都望风而不敢进言，闭口不语，沮丧泄气；这就是天下人再次失望的原因。这三件事，在朝廷列位的臣子都知道不可行，但上面害怕严厉诛罚，下面躲避怨恨和怒责，没有人敢把这些事情直言极谏地报告陛下，使海内郁愤之气积聚而不能发泄，天地和气受到感动，也就应当出现相应的灾异了。臣听说，上天有意保佑君王，所以为君王降下灾异来谴责警告；如果君王因此恐惧而修养反省，那么不但可以免除一时的灾害，还将有福禄随之而来，商代的太戊、武丁，周代的成王、宣王就是这样。若君王傲慢轻忽而不加理会，那么不但会在一时受到灾害，还将有危亡的祸患，汉代的成帝、哀帝、桓帝、灵帝就是这样。如今灾异降临，或许皇天也是要保佑陛下，使陛下成就商、周那样的美德吧。臣愿陛下向上考察天意，向下顺应人心，对这三件事都留意于圣心；侍奉皇太后更加孝敬谨慎，务求使她欢心；对各位长公主时时加以存问抚恤，不要使她们失去安居之所；总揽大权，不要把它假借给别人；选用英俊之才，依照名实考核；赏有功，罚有罪；舍弃小利而求取大体，铲除堵塞弊端和侥幸进用的门路，使大政焕然一新；延请采纳正直的言论，虚心听从善言。所有这些都要用至诚实行，而不只是说些空话罢了。至诚可以感动金石，何况是人呢？不诚实连普通人都不能感动，何况上天呢？《诗经》说：‘不要说天高高在上，天神上下往来，每日都在这里监察。’上天虽然极其高远，但它的视听非常临近；人的行为发自内心，天就已经知道了，本来不必等到看见人的容貌、听见人的声音。陛下如果真能在这些事情上竭尽诚意，那么圣德会日益更新，美名会传遍四方；人心既然喜悦，天道自然和顺，百谷繁茂，嘉祥瑞兆一同降临，蛮夷全都归服，福泽流传给子孙。臣自知没有才干，不能补益朝廷；但不敢就此闭口沉默，又有所陈说。惟愿陛下裁察。臣司马光冒死叩拜进上此疏。

译英宗时，起居舍人傅尧俞上奏说：‘臣听说自古以来受天命的君主，没有不上承天意、下顺人心的。所谓受天命，并不是别的，就是上天意向所在、人民归附所在。所谓上承下顺，也不是别的，就是恭敬、节俭、仁慈、孝顺。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从藩王府邸越级入继大统，朝廷内外都欣喜拥戴。如果说经过长久考验才能验证人心归附，那么这已经可以验证人心所归了。陛下登基之初，过度悲哀而生病，臣民侧耳倾听，却没有听到陛下发布的德音。将近三个时节而天下安然无事，这可以验证上天的意向了。然而陛下临朝时深沉沉默，不决断政事，不知陛下是务求谦抑呢，还是日常起居之间仍有不适呢？如果认为身体尚未适宜，就应当亲近医药；如果说是谦抑，那也已经谦抑到极点了。希望陛下察知苍天眷顾保佑的深厚，念及先帝托付的重大，思念皇太后援助的辛劳，顾念天下仰望期待的极点，宣畅自己的意旨，总揽万机。外出时就亲自礼敬大臣，婉转周详地沟通他们的志向；召见近侍，讲论切磋，以辅佐陛下的德业。入内时就奉养母后，顺承她的脸色；抚育诸位公主，务必使慈爱隆厚；用礼义来长久保持自己的德行，用节俭来丰厚国家的财用。’ 简省纷杂的思虑，一切归于至诚。至诚达到极点，连金石也会裂开，何况上合天意、下归人心的陛下，哪里会有不通达的呢？思虑烦乱，恰好足以损害正道。应当用至诚来安定内心，用大公之心来处理各项事务。宁静的状态不要扰乱，事情到来便应对它，还需要有多少思虑呢？这样做足以承受众多福祉，消除群臣的疑虑。如果不这样，臣就无法知道会怎样。臣虽然十分愚昧，实在担心天意不能长久违背，人心不能长久郁结。四圣的大业，百年相传的神器，愿陛下念及此事，不要忽略。小臣无能，冒昧献上孤忠，冒犯天威，恭敬地等待斧钺之诛。’给事中王畴上疏说：‘董仲舒曾向武帝谈论天人关系，说：“应当努力勉强自己罢了。努力学习，见闻就会广博，智慧就会更加明达；努力实行道义，德行就会日益增进，成就大功。”陛下从宗室诸邸中起身，光承天命；然而祖宗基业如此重大，在上天与人心相互顾念交会之际，陛下用心治理、自我修养、端正家庭、保全国家，更在于努力勉强、竭力实行。陛下从前身在宗藩，已经能够致力于修德、喜好学习，言语举动从不逾越礼法，这是天性具有圣贤资质。自从病体平复以来，到现在已有半年，陛下临朝高拱，无所可否；群臣陈述军国政务的奏报日益增多，请求君主亲自裁决的事情也日益增多，然而圣心仍然迟疑徘徊，对事情不作是非判断，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刚刚继承大统，担心还没有彻底了解朝廷事务，所以谦逊退让而无暇处理吗？还是圣体尚未安宁，不愿意使自己过于劳烦吗？或者有所畏惧顾忌而不肯说出来吗？如果是因为谦逊退让而无暇处理，那么国家的万般事务就会一天天荒废，形势无疑将走向祸乱。如果圣体尚未安宁，那么天下的名医良工每天都可以召到面前，却不试用医方、不进用药石，只让疾病留在身体中，坐等岁月过去，这不是求得痊愈的办法。如果有所畏惧顾忌而不说，那又是过分的计虑了。如今朝廷内外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疑惧的，臣曾经为陛下竭力说明过。陛下为什么不坦开心怀、铺陈诚意，开阔圣明来照临天下呢？对外就同执政大臣讲求治国之道，对内就向母后请教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延请礼遇贤能俊杰，咨询访问忠直之士，扩大自己尚未见到的见闻，通达自己尚未听到的言论。陛下如果早晨这样实行，众人的心晚上就会安定了。何况陛下从前住在藩邸，早晚侍立身旁的只有一两位讲学老师和左右供事之人。修养自身、实行己道，德业日益更新，而知道这些的人很少，这就是行善很多却所得声名一向很少。然而最终仍能德行成就、品行尊高，美名远播，这正是先帝所以寄托心意于陛下的原因。如今处在亿万百姓之上，一言一行天下都能知道，史册也会记载；和从前相比，这是善行更容易显现、美名更容易成就了。然而至今还没有听到这些美名，是因为陛下没有这样做，并不是不能这样做。有始有终，是圣贤所能做到的事业，只在于陛下努力勉强罢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君主的德行。宋神宗即位初年，御史中丞司马光上奏说：‘臣听说，澄清源头，水流就会清澈；巩固根本，枝梢就会茂盛。臣蒙陛下圣恩，从群臣之中被拔擢出来，委任以掌管风宪；天下细小的事情，都还不值得拿来向陛下陈说，谨先谈谈君主修养心性、治理国家的要领。这实在是太平的根本。’臣听说修养心性的要领有三项：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所谓仁，不是溺爱姑息；修明政治，兴起教化，养育万物，抚养百姓，这才是君主的仁。所谓明，不是繁琐苛细、暗中窥察；懂得道义，识别安危，分辨贤愚，辨明是非，这才是君主的明。所谓武，不是刚强亢进、暴戾凶悍；只要道义所在，就果断决定而不疑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动摇，这才是君主的武。因此，有仁而没有明，就像有良田却不能耕种；有明而没有武，就像看见禾苗杂乱却不能除草；有武而没有仁，就像只知道收获却不知道播种。三者都具备，国家就能治理而强盛；缺少其中一项，国家就会衰弱；缺少其中两项，国家就会危险；三者一项也没有，国家就会灭亡。自从有人民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道理。治理国家的要领也有三项：一是任用官员，二是赏赐必信，三是惩罚必行。’ 人的才干和性情各有所长，官职的职责各有所守。自古以来人才最盛的时代，没有超过唐尧、虞舜之际的；然而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龙各自守任一官，终身没有更换。假使让他们交替来去、调换位置，也未必能够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所以君主如果真能收罗天下英俊，按照各人的长处任用他们，有功劳的用重赏来劝勉，有罪过的用严刑来威慑，就如同乘坐轻车、驾驭骏马，掌握六根缰绳，挥动鞭子，哪里去不得呢？过去仁宗皇帝时，臣刚任谏官，第一次登殿就曾陈奏这番话。先皇帝时，臣曾进呈《历年图》，又把这番话载入书后序。如今有幸遇到陛下初始清明的政治，正值陛下虚心下问之时，臣又把这番话放在前面，是因为臣一生努力学习所得的最精要、最重要的道理，全都在这里。愿陛下不要认为它迂腐疏阔，试加以审察；如果果真没有可取之处，那么臣在圣明时代就没有用处了。’ 熙宁元年，右正言孙觉上奏说：‘臣听说，血属阴，气属阳，二者结合而成人。虽然二者结合成为人，但如果没有心术的精妙、精神的运转，也不过是最愚昧的人罢了。从前孔子深深看到了这个道理，于是推演说道：“血气尚未稳定，要戒除女色。”这是说阴阳二者交相争动时，人的欲望之心非常炽烈；如果没有精妙至神的道理去战胜它，就会发展到违背礼义、损害寿命。孔子又说：“血气正盛刚强，要戒除争斗。”阴阳二气既然旺盛，就会使人喜欢争斗。普通人的争斗，是逞强好胜，要求别人一定服从自己，为浅小之事争执而忘记后患；君主的争斗，则是崇尚强兵武力，开拓土地、扩张边疆，以便向夷狄争夺利益。凡是争斗，都是损伤精神、违背性理的。孔子又说：“血气已经衰弱，要戒除贪得。”凡人年老，必然吝啬贪婪，这是血气衰弱自然导致的。因此年纪越大而德行越高的人，就称为孔子的门徒。这三点，大概是在谈普通人的情性。普通人受阴阳二气驱使，所以同一个人的一生会有少年、壮年、老年三种变化。圣贤却不是这样，他们知道礼义可贵、寿命可宝，专心于精妙至神的道理，因此少年时不被女色迷惑；知道精神明察值得尊崇、性理值得喜悦，即使遭遇蛮横违逆之人，也不把他们当作可以较量胜负、争强弱的对象，所以壮年时不喜欢争斗。’ 年少时就减少欲望，长大后充分发挥天性，那么即使血气衰弱也不会贪婪；阴阳二气虽然役使人，却不能使人随之改变，因此内心安闲而精神清明，身体安逸而长寿。陛下凭借睿智明达的资质，正值鼎盛年华，求治十分迫切，听取阅览政务也不知疲倦，真可以说是有志于天下了。然而臣的忠心，私下里独自忧虑，未免考虑过多；愿陛下深切鉴察孔子的话，始终以这三点为戒，那么宗庙就大幸，天下也大幸。’ 富弼调任汝州知州，诏令他入朝觐见，允许他乘肩舆到殿门。神宗在内东门小殿召见他，命他的儿子扶掖着他进来，并且下令免去拜礼。富弼坐下从容交谈，神宗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皇帝果断而有作为，回答说：‘君主的好恶不能让人窥测；一旦可以被窥测，奸邪之人就能据此投合。君主应当像上天监察人一样，善恶都由人自己招致，然后分别给予诛罚和奖赏，这样功劳和罪过才没有不能得到真实判定的。’ 熙宁二年五月，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陛下既然已经服满三年之丧，并依经义考察此事，正是群臣进言劝戒的时候；臣任职近臣之列，职责应当在事情发生之前首先进言。臣切切听说，孔子谈论治理国家，先说“放逐郑国的淫声”，后说“远离谄佞之人”；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先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然后才说“任用人如同任用自己”。这是因为不让耳目沉溺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才能专心用志；能够专心用志，然后才能明白地观察事理；能够明察事理，然后才能识别人；能够识别人，然后才能远离佞人，使忠臣良士和有道君子一同进用，各自竭尽才能，那么法度的施行、风俗的形成就很容易了。至于君主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干，却不能及早戒除耳目之欲，以至于过失差错扰乱内心的思考，那么用志就不专一；用志不专一，见理就不明；见理不明，邪说和偏行必然窥伺空隙、乘机而起，那么发展到危乱，难道还困难吗？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以来，尚未听说有声色玩好方面的过失流传到外面；然而孔子这样的圣人，还认为到了七十岁以后才敢放纵心意去随心所欲。’ 如今陛下正值鼎盛年岁，享有天下供奉，足以感动、改变耳目之欲的事物实在不少；因此臣预先忧虑的事情，也正是陛下应当深切警戒的地方。上天降生圣人的才质非常吝惜，人能够遇到圣人的时代也十分困难。上天既然把圣人的资质交付给陛下，那么天下人也将要在这个时代期待圣人的恩泽。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爱惜自身以成就德行，自我勉强以成就功业，使后世不失去圣人的名声，使天下人都蒙受陛下的恩泽，这难道不是值得愿望的事情吗？臣愚昧而忧思不止，惟愿陛下宽恕我的狂妄，幸而赐予省察。’

译熙宁三年，右正言李常上奏说：‘臣听说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取法于天。多么广大啊，百姓无法用言语来称说他；多么崇高啊，他有这样的成功；多么光明啊，他有这样的礼法文章。”尧的德行达到百姓无法称说的程度，功业高大，法度光明，如此盛大，是因为能够与天相配。所以能够与天相配，是因为能够取法于天；难道只有尧如此吗？凡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想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易经》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我勉强而不停止。”这就是王者应做的事。《中庸》说：“他的仁厚深厚，他的深沉如渊，他的广大如天。”能够与天相配，是王者的德行。建立天下的正位，实行天下的大道，却不求取法于天、使德行与天相配，难道可以吗？臣私下听说，陛下即位以来，圣德日益更新，几乎如同天纵之才；博学大儒和元老重臣都惭愧自己比不上陛下。追赶帝王盛德的时机，大概就在今天。臣因此乐意为陛下陈说这些。从前子思论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根本常道；实行这九条，只在于修养自身。假如真能修养自身，天下国家的治理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他所说修身的次序，也必定从至诚不息开始，达到高明之境，最终使德行与上天相配。’ 既然志向在于与天相配，怎么可以停止呢？《诗经》说：‘啊，多么显明啊，文王的德行纯一。’孔子说：‘我学习不感到厌倦。’这些都在说永不停止。臣愿陛下凭借天生至为明达的资质，依靠已经显著的圣人之术，效法文王、孔子的心意，不断努力、更加努力，使德行达到广大无边而又穷尽精微之处；把自己的德行比拟于唐尧的盛德，难道还会担心功业法度不能光辉照耀万世、声誉不能流传无穷吗？臣不是故意以责难的道理来侍奉陛下，实在是因为凭陛下睿智的资质，做到这些非常容易。’ 知沧州曾巩上言说：‘臣听说，根基厚重，形势就崇高；力量强大，承担的责任就重大。因此功德卓异、光辉流传、福祚赐予，事业盛大繁衍，长久而更加昌盛，是天人之理必然达到的征兆。然而自有人类以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没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禹的功绩很大，但他的孙子太康却丧失了他的基业；商汤的功烈很盛，但他的孙子太甲即位后却不明。周朝从后稷传十五世到文王，大统仍未集中；武王、成王才开始收取太平之功，但康王的儿子昭王却困于南巡；昭王的儿子穆王几乎到了荒远边服。到了幽王、厉王时，周室衰败殆尽。秦凭借累世的智慧兼并天下，然而传至二世就灭亡；汉平定秦末乱局后，吕氏之乱和七国之乱接连发生；光武中兴，但冲帝、质帝以后，世事变故很多。魏的祸患使天下分为三晋，宋的祸患使天下分为南北；隋文帝刚刚统一海内，传给儿子就丧失了；唐朝的治盛在贞观、开元年间，但女祸接连出现，天宝以后纲纪败坏。到了五代，大约五十六年，先后更换八姓十四位君主，兴废的变故极其严重。宋朝兴起，太祖皇帝为百姓除去最大的残害，使百姓获得新生，兵戈不再反复使用；粤、蜀、吴、楚五国之君被生擒送到朝廷，九州归于统一，恢复了禹的旧日疆域。’ 内则整顿军队，用节制使其整齐；外则使藩属国谦卑守礼，用法度约束它们。这些措施用来安定百姓、抵御四夷、纲理万事的制度，虽然是开始创立经营，已经把各方面都考虑周全了。没有比做天子更尊贵的，没有比拥有天下更富有；但太祖舍弃传子而传弟，为万世制定策略，建立国家、接受天命的辛劳，作为帝王，太祖的功劳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太宗皇帝谋求安宁，既已平定晋地，钱俶也自行归附；建立法则，垂示后世，能够继承并发扬前业，保全国世、安定百姓，作为帝王，太宗的德业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真宗皇帝继承统绪、遵循先业，以涵养爱护来生育养息百姓，使平民繁衍，并且兼容并包、普遍覆盖，使异族受到安抚归服。自天宝末年天下动荡以来，直到真人出现、天下平定，西北的胡虏仍时常侵入窥伺边境。到了景德年间，经过二百五十多年，契丹才开始讲和，李德明也接受约束；天下销熔兵器、停止烽火，没有鸡鸣犬吠般的惊扰，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当时便封禅泰山、梁父山，祭告功德，以明示万世，成为永不迁毁的宗庙，这就是对真宗皇帝的称述。仁宗皇帝宽厚仁慈，虚心纳谏，慎重施政，谨守规矩，早朝晚退，没有一天懈怠；在位日久，明察群臣贤能与不肖，忠诚与奸邪，选用政事。’ 对于办理政事的臣子，委以任职、责成其功；同时公开听取、全面观察，以周全了解他们的真情和虚伪。在任用或舍弃之际，总是考察众人的意见，所以任事之臣也都警惧戒慎，不行就立即罢免。世人都认为仁宗掌握了驾驭臣下的要领。他年纪还不大，扶立有德之人，传付大统十分恰当；所以传授天下的那一天，不陈列一兵，不留宿一名士卒，以防非常变故，而上下安然，这是古来大概从未有过的事。他和乐仁厚的行为足以使众人归附，并不是挨家施恩、逐人取悦，而是用诚心日积月累形成的。百姓都把他当作父亲来尊敬、当作母亲来亲近，所以他离开群臣的那天，天下人听说后，在道路上祭奠，在街巷中哭泣，人人感动抽泣。他得人心如此深厚，没有人知道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因此在皇祖庙中，奉祀宋仁宗、英宗皇帝。英宗聪明睿智，言语举动合乎礼法，得到上帝眷顾扶助，是天命所归；但他称病退避，长达数月。自从登上东宫以来，他深沉沉默、恭敬谨慎，不发表言议、不施行作为，天下却传颂称说，他的德号显著闻名。等到正式面南称帝，他勤劳处理各种政务，每次召见三公，审察裁决万机，必定询问旧章，考求古义；听到的人都惊惧肃然，知道他的志向在于有所作为。虽然很早就离开天下，成功盛烈还未能充分施展，但他明察远识、通晓大略，足以继承并匹配前人的美德。

译因此在皇考庙中，奉祀宋英宗陛下。他神圣文武，可以说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仁慈、孝顺、恭敬、节俭，可以说具有君临天下的大德。英宗怜悯晚周、秦、汉以来历代君主不能独自超出众人见识之外，他们施行的政治大多只是沿袭卑近的旧习，依附世俗而已；于是慨然向上追寻唐虞三代已经荒废断绝的踪迹，修订并排列先王法度之政，把这件事视为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具有数千年来罕见的大志。他改变因循，号令必定兑现，使海内所见所闻无不奋发，群臣恪守职分，以前的因循作为反而成为羞耻，可以说取得了能够实行的成效。如今斟酌增损，革除弊病、振兴废坏，制定法度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完备，这不是因陋就简、拘泥于世俗常见之见所能达到的。继承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宗的基业，并加以推大，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前代有时不能使百姓归附，是因为刑罚和赋役的政策残暴。宋朝兴起以来，所使用的是鞭笞扑打之刑，但仍然详细审察、反复推究；即使是宽缓、姑息、放纵之类的罪刑，也慎重处理，重视避免误入刑罚，大概从未施用过一种残暴的刑罚。田赋有时达到二十税一，但每年按时省察，多次讨论宽减的办法，下达免除赋税的命令，大概从未增加一种残暴的赋税。百姓有的直到老死也不知道承担繁重的劳役，但朝廷仍然忧虑怜悯、恻隐不安，常常谨慎执行免除赋役的条令，严格禁止擅自兴发徭役，大概从未兴起一种残暴的劳役。这就是使百姓归附的办法，而前代有时失去了这些。掌握权柄的人和天下大势，有时落在外戚手中，有时落在近幸宦官手中，有时落在大臣手中。宋朝兴起以来，外戚、宦臣即使担任将、相，也从未能够擅自处理政事。这就是谨慎掌握权柄的情形。何况朝廷在内整顿军队，天下人不能私自使用一尺兵器、一个士卒；在外使藩属国谦卑服从，天下人不能专擅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力量。这就是宋朝自处的形势。至于敬畏上天、侍奉神明，以及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时候，也从未有片刻懈怠。这就是它忧劳勤勉的情形。前代不能使百姓归附，进而失去权柄，又怠惰轻忽，所以陷入危乱。百姓在下归附，权柄在上谨慎掌握，处置形势十分便利，再加上忧劳勤勉，这就是当今所以太平安定的原因。因此君主尊贵，心意稍有表示、脸色稍有变化，六服都会震动；言语传出、号令发布，万里之外都奔走执行。山岩洞穴中的百姓，不必等待期限，就按时输送岁贡，以供职守，只怕落在后面；乘船漂航、以绳索牵引而来的国家，没有受到征召，也携带箱笼、背负行囊前来献纳礼物，只怕赶不上。西北的戎人放下弓箭、纵马驰骋，彼此穿着盛装游乐；东南的夷人端正帽子、束好衣襟，彼此夹着书册吟诵。至于六府各得其序，百种嘉祥畅达成就，凡是在天地之内、含有气息的生物，全都安适自如。远古没有比三代更美好的，近世没有比汉唐更盛大的；然而有的只有四三十年，有的只有一二代，天下的变故却多得无法尽述。哪里有像如今这样，五世六位圣明君主，历时一百二十多年，从交通便利的大邑到荒远的海角，都没有变脸动色的忧虑在心中萌发，也没有敲鼓击柝的戒备接连进入耳目。臣所以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像大宋这样隆盛。臣私下考察《诗经》，在《国风》和《雅》《颂》中，陈述太王、王季、文王成就王业的由来，以及武王继承征伐、成王兴盛治理的事迹；赞美有《假乐》《凫鹥》，告诫有《公刘》《泂酌》。其中所说的，大都是农夫、女工、筑室、治田、军旅、祭祀、饮尸受福等曲折详尽的日常事务；至于《兔罝》中隐居修德的武夫，《牛羊》中爱及众人的牧人，也无不加以称述记载。所以论说功德，从小事说到大事，详细到了这样的程度。后代继承人用来彰明先人的功业，当代臣子用来归美于君上，并不只是祭告鬼神、使百姓觉悟而已。《尚书》说用九种歌来劝勉君主，使他不要败坏；歌颂他的善行，是为了激发他的向往和仰慕，振作他的进取之意，防止他产生懈怠废弛、难以长久的心情，用德行培养他，并在心中成就这种德行。这样劝勉帝王的功用，能够使美德昭明、法度和戒诫留给后世，这正是圣人把它列入经典、垂示为世代教化的原因。如今大宋祖宗兴建的功业，就像太王、王季、文王；陛下以德承继它，就像武王、成王；而群臣在考订、编纂、论述，将它列入简册、刻在金石上，用来通达神明、彰明法式的事情，却还没有完成，这是学士大夫的过错。周朝的德行在文王、武王时最盛，而《雅》《颂》的创作都在成王时代。如今按时势考察，祖宗的神灵本来正有待于陛下。臣实在不敢自量，冒昧陈说其中大体。至于寻类取称，从隐微处推及显明，使一切都能详尽明白，如今文学之臣充列朝廷，任凭陛下使用。至于周朝积累仁德善行，到成王、周公时达到最盛，《泂酌》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正是用来告诫成王的。处在极盛的形势中，却用戒惧之心来警醒自己，这是明察的极点、智慧的尽头。这种做法并非周朝独有，也是唐尧、虞舜达到至治极盛时的做法。他们的君臣互相告诫说：‘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处在至治的极盛境地，却用敬慎来保持它，这是唐尧、虞舜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承继祖宗的基业，扩大太平的福祚，使世世代代都能安治，三代也比不上；那么宋朝兴起以来最全盛的时代，确实就在今天。陛下向上探求皇天亲近有德、享用有道之人的心意，用敬畏来奉行；向下思念一日二日万般事务不可不察，用兢兢业业的态度来处理，使美好的光辉和实际功德日益更新、年年增长，广大崇高，遵循不止，直到千万世，永远成为法则。这些本来就是陛下素来积蓄的德行，臣出于区区爱君之心，实在不敢自量，只想略微达到《诗人》劝勉君主的意义。惟愿陛下选择采用。

译元丰七年，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吕公著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以至诚为治国之道，以至仁为守德之本；终身守持这两句话而不改变的，就是尧舜那样的君主。什么叫至诚？从上面的大臣到下面的百姓，从内里的亲戚到外面的四夷，都推诚心相待，不能有丝毫虚伪。这样，四海之内的人就会亲近君主如同父子，信任君主如同心腹。从来没有父子之间互相谋害、心腹之间互相欺骗的；这样做而天下不能治理好，是从来没有过的。丝毫的虚伪一旦在心中萌发，就像人有病先表现在脉象上，像人饮酒先表现在脸色上。声音和脸色在细微征兆之间稍有变化，猜疑阻隔就会实行于千里之外。强者成为敌人，弱者成为怨家。四海之内如同盗贼憎恨主人、鸟兽害怕弋猎一样，那么君主就会孤立，危亡也会到来。什么叫至仁？亲爱臣下如同手足，看待百姓如同初生婴儿，停止兵戈，减少刑罚，按时役使，减轻赋税，实行这六件事罢了。祸患没有比喜好用兵更大的，怨恨没有比喜好兴起狱讼更大的，灾害没有比兴建土木工程更深的，毒害没有比夺取百姓利益更严重的。这四件事，是陷害百姓的坑阱、砍伐国家的斧钺。除去这四件事，实行那六件事，仁德就会无穷无尽地发挥作用。’ 古书说：‘至诚如同神明。’又说：‘至仁没有敌人。’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些，应当获得四种福祉：从人事来说，君主安逸而国家安定；从天道来说，享有长寿，国家世代绵长。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古今已经验证的效果。距离圣人越远，邪说越加炽盛；厌弃常道而寻求奇异法术，文饰奸邪言论以助成暴行。学习申不害、商鞅学说的人说：‘君主不能不学习权术。君主是天下人的父亲，做父亲的却对儿子使用权术，这可以吗？’学习庄子、老子学说的人说：‘圣人没有仁爱，把百姓当作刍狗。’想穷兵黩武的人说：‘我用威势震服四夷，使中国安定。’想滥用刑罚、多加杀戮的人说：‘我用刑罚禁止奸邪，保全善人。’想残酷役使百姓、加重赋税的人说：‘我用这些来加强兵甲、诛灭暴乱。’虽然表面上似乎不仁，最终却都说成是为了仁。这些全都是亡国之言。秦二世、王莽曾经采用过这些说法，都把权术附会到那些学说上。《尚书》说：‘只有君主能制造福，只有君主能制造威。’这就是说威权和福赏不能转移到臣下手中。想使威福不转移给臣下，不如舍弃自己的私意而听从众人的意见。众人认为正确的，我就赞同；’ 众人认为错误的，我就废弃。众人没有不公正的，而君主正是天下公议的主持者。这样一来，威权和福赏将归于哪里呢？如今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而是说：‘君主不能不亲自施用威福。’于是便违背众人而任用自己的意志。君主的耳目终究不能遍及天下，必定要借助别人；但爱憎喜怒各自夹带私心，浸润式、肤浅而迎合的言论便流行起来。然后君主据此进行赏罚，虽然名义上是君主的威福，实际上却是左右近臣的私意。奸人窃取君主的威福，把它拿到外面出售，那么他们的权力就能和君主相等了。《尚书》说：‘威严能够胜过私爱，就一定能够成功；私爱能够胜过威严，就一定没有功效。’所谓威，是使人畏惧威严；所谓爱，是怀抱私心。管仲说：‘畏惧威严如同畏惧疾病，是百姓中最高的品德；顺从私怀如同水流，是百姓中最低的品德。’畏威之心胜过怀私之心，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如今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而是说：‘君主应当使威刑胜过恩惠慈爱。’照这样说，给予不如夺取，活着不如杀死，尧不如桀，幽王、厉王那样威势显赫的君主反而长久拥有天下。这是不能不加以辨明的。’ 哲宗即位，监察御史王岩叟上奏说：‘臣听说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困难，不就接近于治理之道了吗？难道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吗？臣私下认为，君主之道的重大之处，无事不难。如果能够掌握其中的要领并坚持实行，那么困难的事情就少了。臣请略举其要领，陛下试着垂听，臣就非常幸运了。所谓忠，是说话没有隐瞒；所谓信，是内心没有欺骗。忠于君主的人不躲避嫌疑，相信自己所做正确的人不考虑别人毁谤。因此忠信之人有时反而会获罪，君主能够察识忠信并主持任用他们，是困难的事。巧于言辞叫作佞，顺从办事叫作柔。巧言很容易得到君主欢心，顺从行事很容易被君主接受，所以佞人和柔顺之人常常会日益亲近。君主能够辨别佞柔之人并疏远他们，是困难的事。广大事业依靠勤勉，而人的情性常常容易产生倦怠，从而毁坏事业；所以君主能够长久勤勉而不疲倦，是困难的事。成就大谋略依靠果断，而人的情性常常被小事上不忍割舍的心理牵制，从而扰乱谋略；所以君主能够舍弃小小的不忍，是困难的事。臣认为治理国家的要领是：能够察识忠信之人并主持任用，使他们得以竭尽言论；辨别佞柔之人并疏远，使他们不能危害政事；以勤勉实行而没有废弛的忧患；以果断成就而没有优柔不断的祸患。这样，治国之道就成功了。’ 陛下盛大的德行日益更新，这四项要领本来没有什么困难，而且都能自行获得益处。愿陛下不要以轻易之心来对待它们，那么德行就会一天比一天更新。巗叟任起居舍人，又论述《洪范》的三德，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君主所说的话要成为天下的法则，所做的事要成为天下的准则。圣人考虑怎样使历代君王的内心严肃谨慎，并重视记录这些事情，所以设置右史记录言语，左史记录行动。恭惟陛下即位以来，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心怀敬畏而不轻易发言，至今已经五年。臣有幸以右史身份入内侍从，希望听到圣明的言语并记录下来，就像饥渴之人盼望饮食一样，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昨天臣参与在迩英殿侍讲的司马康讲解《洪范》九畴，讲到‘用三德使天下安定’时，陛下忽然启发圣明的询问说：‘只有这三种德，还是另有其他德呢？’臣不禁心中跃动、精神振奋。既因首次听到尧的言论而喜悦，又因陛下询问德行而抓住了要旨感到庆幸。臣已经恭敬地把这件事写在册上，以示万世。臣私下思量，陛下既然能够审察并询问这件事，一定会亲自体察并实行它。三德是君主治理人民的根本，得到它就能治国，失去它就会混乱，是片刻也不可离弃的。臣请为陛下分别明白地说明：能在朝廷上辨明是非，在众多士人中判别忠奸，不因顺从自己便忘记他的过失，不因违逆自己便遗漏他的长处；私下的请求不因所爱之人而徇私，公正的议论不因所憎之人而改变；竭尽忠诚和节操，把国家的急务放在首位而忘却自身的人，任用他时应当始终不二；

译依附下属、欺骗君上，只为盗取宠爱和俸禄，却不顾百姓疾苦的人，抛弃他时应当毫不迟疑、毫不吝惜。整饬纲纪，谨守法度，重视刑典，戒除姑息，这是君主的正直。声色是人所喜好的，却要远离它；游乐宴饮是人所喜欢的，却要断绝它；财利是人所看重的，却要轻视它。勇于挽救天下的弊病，果断地防止天下的疑患，不被邪说动摇，不被不合正道的事物取悦，这就是君主的刚强。处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尊位却不骄傲，享有四海的财富却不奢侈，聪明有余却把自己处得像有所不足，天下俊杰一同任用仍唯恐求取不及，虚心访求治道，委屈自己听从劝谏，像面临深渊那样戒惧，像踏着薄冰那样谨慎，这就是君主的柔德。三者足以概括天下的关键，只看君主努力实行得怎样罢了。陛下如果真能用《洪范》的三德修养自己，推广皋陶的九德来任用人才，那么尧、舜和三王的盛治就可以坐着等它实现了。这并没有什么困难，陛下努力去做就是了。”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傅尧俞上《宣仁皇后论治性之道》疏说：“臣从《尚书》中听说：‘慎重对待开始，要想到它的结局；又说，慎重对待结局，要想到它的开始。’开始时想到结局，就不敢不慎重；结局时想到开始，就不敢不勉励。臣愚昧地思量，陛下考察古代而治理今日，修明法度，恭敬节俭以约束自己，慈爱惠民以爱护百姓，推崇老成持重的人才，扩大进言的渠道，使大义彰明，仁德之声流传远近，总揽各项政务而掌握纲要，用来尊崇祖宗、引导世道、形成风俗，并为子孙百代谋划，实在周备得很，不是臣的笔墨言辞所能描绘的；即使《诗经》《尚书》所记载的、丹青所绘传的，大概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的。可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臣愚昧而心怀忧勤，认为陛下虽然凭圣明的天性已经具备这些，还应当进一步用圣心加以体察。天地没有样样功业都完成的，圣人也没有样样才能都具备的，这一点不可不思考。《传》说：‘审察好恶，调理情性，王道就完备了。’ 修治性情的方法，必须审察自己哪些方面有余，再努力补强不足；有余的方面要加以涵养，却不敢自我夸耀；不足的方面要努力改进，把它作为警戒。这样，别人就没有空隙可以窥伺，巧诈虚伪的人也不能相互勾结而谋求进用。如今陛下不出宫门，天下便都向往归附，百官奉行职守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陛下通达公允，政事出于大公无私罢了。如果稍有偏私，好恶的情绪显露出来，各种邪恶和奸曲之人一定会争相从缝隙中钻入。陛下前日积累劳苦所成就的事业，将会半途废弃而不能完备，难道可以不战战兢兢、勤勉敬慎，一天比一天谨慎，以求善终吗？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省察，这就是天下的大幸，天下的大幸。陛下没有嫌弃臣愚昧，任属臣以谏诤的责任，这不是臣衰老笨拙所应当推辞的；臣仰慕陛下的圣明，勉强前来任职。臣常常自己思量，大概人的志向有趋向和背离，才能有能与不能，事情有大小，责任有轻重。陛下让臣拾取遗漏、补救过失，以辅佐盛德；彰明善处、纠正过错，以平定各项政务；举荐正直、置换邪曲，以匡正大臣。在这种时候，臣将竭尽全力，至死相继。如果只是窥探别人的隐私，摘取细小过失，有所听闻便一定上报，遇到事情就随即进言，那不是臣的职责，也不是臣的志向。恭惟陛下要求臣守大节，宽容臣在近事上的功效，依据臣的才能，使臣发挥力量。臣最终不会因为自己年老，便只为子孙打算，畏首畏尾，以至辜负陛下的恩宠奖赏。开创事业本来困难，陛下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难道反而不能善始善终吗？然而仍不可不加以警戒。伏望陛下察知臣的诚恳，不废弃臣的言论，特意赐予阅览，那么就会获得永久的声誉而无所后悔。臣不胜大愿。” 蔡确因作诗诽谤而获罪，尧俞又上奏说：“臣看到蔡确狂妄悖逆，陛下神明裁断

译而不疑惑，对下合乎人情，对上彰明国家法典。虽然完全依据公议裁决他，本来未曾以怒气对待他。然而这难道是陛下所乐意的吗？何况在区分裁断之时，也必定稍稍劳烦圣心。臣愚昧地推测，私下恐怕陛下像海岳一样宽广的气量，不能不有一点违拗之感，心中还不能忘怀。外朝侧耳听闻此事，惊惧戒惕日益增加。臣从《易经》中听说：‘天下同归而道路不同，目标一致而思虑各异。’天下有什么可思虑的呢？事情来到时用无心去应对，事情过去后像从未放在心上，这就是圣人涵养至诚、驾驭远大福祉的方法。愿陛下放宽圣心，减少浮泛的思虑，防止情绪过于清厉，以巩固真实纯粹的德性。陛下的气息平和，上下的气息就平和；上下的气息平和，天地的气息也会和谐相应。唐代柳公绰进奏《太医箴》以讽谏宪宗，宪宗对他说：‘你是深深爱护朕的人。’臣没有柳公绰的才华，却有他的诚心。臣认为如今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所以忧勤恳切而不能自已。惟愿陛下不要轻视臣的言论，留心省察。” 元祐三年，中书舍人曾肇论述君主之道在于树立自身、了解人才，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早早临朝、很晚退朝，凭靠屏风端庄而坐，深沉静默而少言；即使身处深宫，也不沉溺于安逸享乐，可以说具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退朝后闲居，亲近翰墨，每天到迩英殿，虚心恭敬、约束自己，以延请讲诵之臣，可以说具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既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又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那么把它引导并发扬开来，使它广大而充实，正是今日的首要任务。圣人的本性与常人相同，只在于慎重对待它的开始。人的性情最初，如同刚刚燃起的火、刚刚通达的泉水。火刚开始燃起，不过是一点微小的火星；等到它发展起来，光明足以照耀万物，作用足以熔化金石，利益就很广大了。但若安置不当，就会烧遍原野，焚毁玉石，灾害也会极大。泉水刚开始流出，不过一勺之多；等到它发展起来，大则成为江河，小则成为沟渠，利益也很广大。但若引导不合道理，就会暴怒冲突，水势高到包围山陵，灾害也会极大。人的性情为什么会不同于此呢？何况拥有天下之大、享有四海之富，柔靡的音乐、妖艳淫荡的色彩足以改变人的耳目；宫室、猎犬、骏马以及珠玉、绮绣等玩物，足以改变人的心志。与贤人相处，却让不肖之人夹杂其中；同正直之士交往，却让邪人从中离间。日渐月染，习惯与本性逐渐形成，那么明智的人有时会变得昏昧，仁厚的人反而变得暴虐，难道是他的天资本来如此吗？是因为安置得不恰当、引导得不合道理。所以舜做君主时，禹告诫他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禹做君主时，他的戒诫见于《五子之歌》；武王做君主时，太保作《旅獒》来训诫他。到了成王，训诫更加详细，周公作《无逸》，又作《七月》诗；召康公作《公刘》来告诫民事，又作《泂酌》说明皇天亲近有德、享用有道之人。他们的教诲可说是谆谆不倦了。因此，成王虽是中等资质的君主，却能保持盈满、守成到底，终于成为贤君，是因为安置得当、引导合乎道理。自古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天下的权柄有时转移到权臣手中，有时被外戚借取，有时出自宦官之手；诸侯有时势力强大而不可控制，夷狄有时骄横傲慢而不可屈服，军队有时放纵凶悍而不可驱使，天下的赋税收入有时被强藩悍将专擅，而县官不能掌握；百里之地的长官有时擅自杀人，而主管刑狱的官员不能治理。只要上述情况有一种出现，君主即使有特别突出的资质和治理天下的志向，形势也不允许他大有作为。这是古今共同的祸患。本朝承平一百多年，政令出于一处，群臣奉守法令、恪尽职守，外戚奉诏入朝，宦官只负责洒扫而已；州县的权势，如同手臂指使手指一样协调。夷狄伸长脖子等待我们，衣食、兵器和赋税，都掌握得当。刑罚清明公

译平，也是前代所没有的。六位圣主相继相传，直到陛下。说到他们的德行，是光明盛大；说到他们的功业，是富足丰厚；说到他们的形势，是便利有利。陛下又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把这些引导发扬、扩充广大，想成为王就可以成为王，想成为帝就可以成为帝，只看陛下的志向罢了。孔子说：‘做君主很难；知道做君主的困难，事情本来有时也就容易了。’为什么这样说？君主之道最难在于树立自身，最难在于了解人才。自己不合礼就不能立身，不通过言论就不能了解人。孔子说：‘不懂礼，就无法立身；不懂得察辨言论，就无法了解人。’臣请为陛下说明。所谓礼，并不只是制度文饰方面的事情。奸邪的声音、扰乱人心的色彩，不留在耳目之中；淫靡的音乐、邪僻的礼法，不进入心术。

译不是正当的就不要看，不是正当的就不要听，不是正当的就不要说，不是正当的就不要做。视、听、言、动都依据礼，那么内心的邪僻念头就无从产生，外界的邪僻习气也无从进入；内在可以端正心志，外在可以端正行为。这样施行于侍奉父母就是孝，施行于兄弟就是友爱恭顺，施行于宗族婚姻就是和睦，施行于郊祀宗庙就是恭敬，施行于朝廷就是庄重，施行于治理百姓就是仁爱，施行于军队就是威严，没有一处施行不恰当。孔子说：‘一旦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归于仁德。’它的守持难道不简约吗？它的功效难道不广大吗？至于了解言论，尤其困难。言论有很多方面，有的善于辩说，有的善于容纳；有的华美，有的质朴；有的表面正确而实际错误，有的看似迂曲而实际正直，不可不加以审察。不仅如此，君主必定有好恶之心和是非之心。所喜好的是正直，所厌恶的是邪曲；把忠诚看作正确，把谄佞看作错误，本来就是好的。不幸的是如果反过来，小人必定迎合君主所喜爱的，避开君主所厌恶的，夸耀君主认为正确的，掩饰君主认为错误的，以推销他们的奸邪言论，实行他们的私说。所以君主喜好高远空泛，空洞的言论就会进入；喜好卑近琐细，浅近的言论就会到来；喜好刑名法术，惨酷刻薄的学说就会进用；喜好功利，兴作营造的谋划就会采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君主用这些标准向臣下求取，臣下也用这些标准回应君主。同君主意见相同的被称为贤能，意见不同的被视为愚昧。君子夹杂在小人之间，正在违逆君主所顺从的，补强君主所薄弱的。君主认为可行而其中有不可行之处，君子一定进献不可行之处，以成全可行之处；君主认为不可行而其中有可行之处，君子一定进献可行之处，以替代不可行之处。如果君主对此不能察知，小人就会日益亲近，君子日益疏远；小人日益进用，君子日益退避。君子的道日渐消减，小人的道日渐增长。这就是治乱安危分界的原因。治乱安危的分界在于听取言论之时，难道不可畏惧吗？所以汉文帝听从张释之而斥退啬夫，风俗便达到笃厚；唐太宗听从魏征而贬黜封伦，治理几乎达到太平。齐威公不听管仲却进用易牙，苻坚不听王猛却信任慕容垂，于是转眼便失败灭亡。它的效验难道不深刻而明显吗？恭惟陛下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按理本应做到行动不必勉强就合乎中道，听到言论不必思考就能领会。然而臣仍忧勤恳切地把这些进献给陛下，是因为天下万物接触到我的无穷无尽；如果不能用正道观察万物，就会被万物牵引，最终必然败坏法度，既然必然败坏礼制，又凭什么立身呢？天下的言论接触到我的无穷无尽；如果不能用正道观察言论，就会被言论蒙蔽，使浸润式的谗言、切身逼迫的控诉无不发生，又凭什么了解人呢？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趁现在年纪正盛、血气尚未定型，及早为此制定准则：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利，出入起居以及凡是有害于德行的事情，都不要去做；左右前后凡是可以荡乱心志的东西，都不要接近。对善于逢迎、侧媚取宠的人，要远离而不要亲近；对正直诚信、见闻广博的人，要亲近而不要疏远。举止仪态和进退周旋都只遵循礼，那么自身就没有不能树立的了。不要故意表现好恶，不要故意显露聪明，使人不能窥测。有人说了违逆心意的话，一定要依据正道去考察；有人说了顺合心意的话，一定要考察其中是否不合正道。使奸邪言论不得进入，虚心广泛阅览，以衡量各种议论：言辞少的，可以从中知道其人的吉善；言辞多的，可以知道其人的浮躁；言辞夸大的，可以知道其人的诬妄；善于铺陈枝节的，可以知道其人内心疑惑；以至于偏颇的言辞，可以知道其人的蒙蔽所在；放纵的言辞，可以知道其人陷溺所在；邪僻的言辞，可以知道其人背离所在；闪避的言辞，可以知道其人困窘所在。这样就没有人不能了解了。有了树立自身的基础，充实德行而达到美善风俗，并不困难；有了了解人的方法，推而用于修治政事，也不困难。如今海内虽然号称治安，但内则忠臣和奸邪混杂，是非纷乱，士人的节操不振，奉公守义的人少，而结交私党、相互勾结的人多；外则争讼、盗贼横行，法令不能胜任地制伏奸邪，每年论定死刑的有五千多人，祖宗以来从未如此，风俗不能说是美善。朝廷上下的纲纪不严肃，各部门和各项事务大多只是徒具文书形式，官员冗滥不堪，却还没有办法改革；财用不足，却还没有办法节制；体恤怜悯百姓的诏书天天下达，而百姓的力量仍未充裕。因此和煦之风尚未普遍，年岁丰收常常很少；恩德信义尚未取信，夷狄的侵扰侮慢仍然很多。以至于盗贼和奸究之徒到处偷偷发作，政事不能说已经修治。陛下如果真能及早留意这些，端正自己以身作则，得到人才并任用他们，努力实行而长久坚持，逐渐推行而循序渐进，那么哪里只是卿士大夫相互以义化导呢？即使牧童和小民的鄙陋，也可以使他们变得忠厚而知耻。哪里只是朝廷之上百工各得其职呢？即使海角边塞的偏远之地、守关击柝的卑微之人，也都能趋向正道、安守旧业。像这样，风俗却不能美善、政事却不能修治的情况，我从未听说过。舍弃这些而不去努力，那么接触外物就不能不受牵累，听取言论就不能不被迷惑。接触外物而受牵累，即使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败坏它的因素也很多；听取言论而受迷惑，即使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蒙蔽它的因素也很多。这样一来，风俗就会越来越趋于浅薄邪恶，政事就会越来越趋于松弛败坏。尊贵的人尚且不能自我克制，何况卑贱的人呢？近处尚且不能治理，何况远处呢？不仅如此，人事没有树立，却希望天道帮助并使之顺利；中原不能尊崇，却希望夷狄真心归服，也就更加困难了。臣愚昧所以说：陛下有足以继承祖宗的圣明资质，有急于求学问道的诚心，那么把它引导发扬、扩大充实，正是今日的首要任务。否则，用心虽然劳苦，却离正道越来越远；用力虽然勤勉，所施行的方法却越来越疏漏。即使每天接见众多士人，每天寻求正直的言论，对正道也没有补益。《尚书》说：‘只有圣人不思考，才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能够思考，才会成为圣人。’

译《传》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 陛下想达到这种境界，没有别的办法，只是用学习来求取，用思考来精研罢了。惟愿陛下留心，不要忽视，这就是天下的大幸。” 元祐四年，右谏议大夫范祖禹上《宣仁皇后乞先正君心防》说：“臣蒙陛下提拔授予谏诤之职，才力浅薄，恐怕不能胜任。受命以来，早晚不得安宁，深思天下之事，若不是重大而长远的事情，不敢先行议论。恭惟祖宗承受天命已有一百三十年，自三代以来，从未有像这样长久的太平。历代圣主的基业交付给子孙，成就它极其困难，毁坏它却极其容易。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想治理天下，总是先端正根本。根本只在君主的一颗心。天下的治乱，出自君主之心。君心一正，万事没有不正的。孟子说：‘君主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行义，没有人不行义；君主端正，没有人不端正。’只要端正君心，国家就安定了。《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得到治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臣在经筵侍讲时，因讲解经义，每当讲到君主正心修身的要旨、君子小人与治乱的关系，总是反复开陈。料想陛下已经听得很熟，如今臣担任谏职，不敢忘记这一点。臣私下认为，天下的根本在于君心。臣愚昧地希望太皇太后陛下每天把祖宗创业的艰难、治理天下的勤劳、万民的疾苦、群臣的邪正、政事的得失，向皇帝说明劝谕，使他存记在心中。如果皇帝陛下的圣心能够明白通晓，分清邪正是非，那么将来众说不能迷惑他，小人不能进用，万事就安定了。臣私下反复思考，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惟愿陛下深深留意，以使天下得到幸福。” 元祐七年，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苏轼上奏说：“臣听说，臣年轻时学习，是以实际施用为根本，以空谈为可耻；所以后来做官，以使百姓得到好处为心，以白拿俸禄为惭愧。近来臣屡次请求治理一郡，又兼请到边地任职，想趁晚年稍稍施展实际成效，但有志向却未能实现，内心惭愧又能说什么呢？如今竟以文字供职，把平常言语作为职业；下级看不出臣才能如何，上级也无法考察臣的品行幽明。回顾省察最初的志愿，实在无颜面对自己。因此在接受恩命的日子，略陈几句有益的话。孔子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孟子说：‘一句话端正君主，国家就安定。’从前汉文帝喜爱张释之这位长者的言论，便用德化来治理百姓，辅成刑罚废置的功业；汉孝景帝听信晁错关于权术谋略的话，便用智术驾驭事物，逐渐导致七国之乱。由此才知道，国家安危的根本，只在听取言论得失之间。陛下即位以来，求学仿佛还来不及，问道已有八年，寒暑都不废止讲读之官；谈论王道而不谈霸道，讲义理而不讲利欲。八年之间，指陈文理的言论何止千万？虽然所论各不相同，但其要旨不出六件事：一是慈，二是俭，三是勤，四是谨，五是诚，六是明。所谓慈，是喜爱生存、厌恶杀戮，不喜欢动用兵刑；所谓俭，是约束自己、节省费用，不损伤百姓的财力；所谓勤，是亲自处理各项政务，不亲近声色；所谓谨，是敬畏上天、效法祖宗，不轻视人的言论；所谓诚，是推诚置腹地对待下属，不使用机巧权术；所谓明，是专心信任君子，不让小人混杂进来。这六点都是先王留下的事迹，也是老生常谈，言语没有新奇之处，人们容易忽略。譬如饮食服药，只要照此施行，天人自然会相应，福禄不可估量。臣等所学习的先王之道，对世道也并非没有补益。如果陛下听见却不接受，接受却不相信，相信却不实行，就像听到春鸟的鸣叫、秋虫的声音，听过耳边便算了，那么臣等即使凭三寸之舌，每天诵读五车书，反而还不如行医占卜的技术之人、奔走办理文书的官吏；像这样尸位素餐，即使死了也有余罪。伏愿陛下读完臣的言论，稍稍留意圣心，天下幸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徽宗即位初年，哲宗将要祔祭太庙，中官急切地向省中索取书画。秘书丞韩宗武说：“先帝将要祔庙，陛下正在深切哀悼思慕，却不停索取玩赏的丹青书画，传扬到外面，臣恐怕会损害圣德。陛下登上帝位，如同太阳刚刚升起，应当讲习磨砺典章训诫，扩大圣学；喜好玩物、沉溺《易》卦之类的志趣，正是古人所戒备的。” 殿中侍御史陈瓘请求阅读《无逸》并考察汉唐往事，说：“臣听说，商代高宗从前长期在外劳作，即位之后，便不敢荒怠安逸，享有国祚长久，成为后世君王的法则，《无逸》所陈说的就是这件事。汉、唐两代四十多位君主，贤明而值得记载的只有三位，即汉文帝、汉宣帝和唐太宗。汉文帝二十三岁时从代王府进入而拥有天下，后世恭敬节俭的君主没有能比得上他的。汉宣帝十八岁时从民间兴起而拥有天下，后世励精图治的君主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唐太宗十八岁时起兵平定乱局，又过了几年取得天下，后世善于纳谏的君主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这三位君主在身处外地时，百姓的利病、朝政的好坏，都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能够掌握实际情况；后来即使深居九重宫阙，也能考察过去、验证今日，不忘记借鉴和戒惧，这就是他们成为贤君的原因。恭惟陛下长久居于潜藩，充实涵养圣德，也如商高宗从前长期在外劳作；陛下正值盛年，历数归于自身，也如三位君主从外部进入帝位。若把《无逸》置于座右，采纳汉唐的长处，那么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的事业，大概就会有灿然可观之处。神宗所说的‘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臣愚昧地希望陛下能有所考察。” 陈瓘又上奏说：“臣听说，四时各自守持一个节令，天道却没有固定的节令，只是随着变化而已。君主如同天，臣下如同四时，所以臣下应当守节，不可改变；君主应当掌握变化，不可只守一个节令。《坤》卦用六，象征臣下的职分，一旦说出自己的言论，终身不改变。《乾》卦用九，象征君主之道，改变过去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可以。如同上天寒暑变化，有时降霜，有时下雨，全在于它如何运行；运行而不积滞，一年的功业才能完成。所以说：‘君王省察政务在于一年，难道只是同四时一样各守一个节令吗？’从天道来说，四时分别守持一时，合起来成就一年的功业；从人事来说，臣下执守节操，君主则因时变化而形成君主之道。君主之道可以改变，臣下之道不可改变。王安石守持自己的节操，神宗改变了它，所以君主的权力没有分散到臣下。绍圣年间的大臣把不改变王安石之法视为节操，却敢于改变神宗的政事，这种道理颠倒错乱，可以说严重至极。这样看来，臣下的节操和君主的变化，不可不辨明。”

译徽宗时，起居郎周常上言说：“自古寻求治理的君主，没有不把崇尚志向放在首位的。然而如果沉溺于富贵安逸，受谄媚逢迎蒙蔽，那么志向也会随之丧失，不可不戒备。”元祐的法度，彼此各有得失；人才各有长处，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遂昌县令张根对皇帝说：“人们说一天要处理万件事务，所依靠的只是这颗心罢了。心一旦被外物牵累，聪明和思虑就会损耗，贤人与不肖之人混淆，纲纪也无法振作。愿陛下清净内心、减少欲望，以堵塞祸乱的根源。”于是请求撤销钱塘制造局，皇帝改变脸色，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议礼武选编修官叶梦得被召入回答皇帝询问时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范围有宽有窄，规模有大有小，各不相同；但必定从治理自己的内心开始。如今国势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有休戚，这四项是治理的根本。如果不先治理自己的内心，有时被财货利益诱惑，有时被声色享乐陷害，那么所谓安危、利害、邪正、休戚，就没有不颠倒错置的，何况还能求得治理的功效呢？”皇帝认为他的言论奇异，特意升任他为祠部郎。侍御史黄葆光上奏说：“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微如地。刚健，是君主的德性；君主之道不可屈服。柔顺，是臣下的常道；臣下的身份不可高亢僭越。如果屈服自己以求迎合，就是损伤仁德，不是驾驭臣下的方法；如果故意高亢以求伸张，就是冒犯身份，不是尊崇君主的方法。”皇帝受到感悟，命令近臣在殿中诵读他的奏章。左司谏江公望请求君主总揽权力、果断裁决，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一池之水却有四个主管，不知道究竟听谁的；十只羊有九个牧人，不知道究竟跟从谁。在朝廷的臣子，满朝的议论，也不知道究竟谁是谁非。仁德不足，不能参与谋划；智慧不足，不能明辨；勇气不足，不能决断。仁、智、勇是天下共同的德性，掌握重大事物的人，难道可以忽视吗？舜没有咨询岳牧就诛罚四罪，后世并不认为他仁、智不足，反而以勇来称赞舜，是因为他善于决断。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可以说是有仁德而善谋；不被万事牵累而急于处理首要事务，可以说是有智慧而善谋。不凭借仁和智，没有人能够有勇；没有勇，没有人能够决断；没有决断，没有人能够完成天下的事务。舜把这个道理传给商汤，所以商汤讨伐桀并果断处理；正如今日所说‘朕必定亲自前往’。商汤把这个道理传给周公，所以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等二叔，并听从十位贤人的明智意见而作出决断。周公又把这个道理传给孔子；孔子对于少正卯，似乎看不出他有明显的过错，却仍决定七天之内诛杀他。”

译《尚书》说：‘只有能够果断，才不会留下后患。’ 确实如此，应该决断时不决断，必然会陷入后患。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衣服器用上刻画法象，使君主早晚起居时看见它们便知道其中的意义。因此天子的衣服有十二章，其中有黼纹；君王的四种饮料、三种酒，凡是巾饰都绘有黼纹。天子和诸侯在明堂，背后一定设置斧扆。黼纹像斧头，是取其具有刚强决断的才能，遇到事物必定裁决，遇到道理必定判断，把它作为法则和象征，其中的意义很深。把这种意义施加在衣服器用之间，即使不通过言语反复告诫，也已经达到极点。这是统治天下的君主应当早早听闻的。过去商高宗长期在外劳作，所以能了解小人的情状；汉宣帝巡视上下诸陵，遍行三辅，所以能了解闾巷百姓中的奸邪以及吏治的得失。陛下居于潜邸时，天下的利病、民间的疾苦，乃至臣下的忠诚与奸佞，都应当已经熟悉而全面知道。等到即位临朝以来，每天接见群臣，每天听取舆论，亲自总揽天下事务，所知道的已经不少。把潜邸时听到的陈列在前，把临朝后知道的拿来验证于后，深思静谋，精心阅览、详细讲论，没有一件不应当如此。所以独断的权力，正正在于今日。这就是臣急切地为陛下说明实际情形，提醒机遇不可错失的原因。” 伏望陛下不要被左右近臣的议论牵引，不要被众多人的言语胶着，不要把先入耳而自己已经相信的话长久存留在心中，也不要把尚未相信、仓促说出的言论拒之于耳外。采纳善言，有如顺着斜坡奔走般容易；去除佞人，却没有攀登高山那样困难。决断事情要像劈柴一样干脆，顺从道理要像破竹一样顺利。根本在君上，枝末在臣下；纲要在君主，详尽事务在臣下。如果把根本交给下属，就像拿着太阿剑却把剑柄交给别人一样；把纲要交给臣下，就像抖动千只狐狸皮制成的裘衣却找不到衣领；把网纲交给别人，却想提起整个万目之网，岂不是太疏漏了吗？箕子说：‘只有君主能够施福，只有君主能够施威。’老聃说：‘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能拿给人看。’这些话说明根本必须在君上，纲要必须在君主。伏望陛下总揽威福，掌握利器，用必定实行的决断来成就它；如龙出现而雷声震响，如风吹行而烈火奔驰；不要让锋刃伤及大腿而造成流血，也不要用美食美肉来治疗疾病反而损害人的身体。汉元帝不知道这样做，以柔仁改变法令，导致官吏执法过于严酷的弊病；又受文艺之事牵制，优柔寡断，天下的机要事务逐渐松弛。伏望陛下以仁、智、勇来实行大舜、成汤、周公、孔子的事业；以优柔牵制为鉴，吸取汉元帝的过失，从衣服器用之间深入思考黼纹的意义，早晚起居从不懈怠。即使万机纷集、每天进到面前，也不足以扰乱治理。” 黄帝说：‘太阳到了正午，必须及时晒烤；拿起刀来，必须及时切割。’这是说乘机处理、防患未然，不能如此迟缓。伏望陛下稍稍留心。江公望又进献《心说》：“耳、目、口、鼻彼此不混乱之所以能够看、听、辨味、辨臭，是因为有心作为它们的官长而统摄它们。役使群体活动、鼓舞万物，使它们不知为什么却自然如此，是因为有心作为主宰而制约裁割它们。能使人尊贵或卑贱，能给予或夺取，能使生或死；能够决定尊卑、予夺、生死，是因为有心作为君主而发号施令。心作为心，作用实在广大！世上的议论者没有得到它的要旨。按时间寻求心，心却不是可以从时间中求得的，这就是所谓‘出入没有一定时刻’。按所在之处寻求心，心却不是在一个地方可以得到的，这就是所谓‘潜藏于天便同天，潜藏于地便同地’。按形体寻求心，心却不是在某一个形体中可以看见的，这就是所谓‘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按作用寻求心，心却不是只从某种作用中可以获得的，这就是所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受到感应便通达一切’。常人放失本心，贤人不丧失本心，圣人放纵其心而顺应万物，至人则达到无心。正因为无心，所以能够忘却天下；能够忘却天下，然后才能得到天下，并且像本来就拥有它一样。正因为放纵其心，所以能够不拘泥于天下；能够不拘泥于天下，然后才能应对天下而绰绰有余。在百千万世以前已经过去的时代，以及百千万世以后将要到来的时代，都不离开当今这一念。这一念之心，直接加以研究，看不见它突然生起的端绪，也找不到它倏忽离去的踪迹；在刚生刚灭之间，也明白无误而没有可以依凭停留的地方，这就是狂人能够思虑而成为圣人的一念。成为圣人的一念一生起，整体便都是圣；圣人一旦没有念虑而失守，一念变狂，整体便都是狂。狂人与圣人之间，只在一念之差。一念突然生起的心，与百千万世以前已经过去的时代、百千万世以后将来的时代，同时存在。大概是因为念头生起，念头由心产生；心只有一心而没有二心，所以时间也只有一时而没有二时。因此，德行日日更新，念念都像旧的；没有念虑而成为狂人，心心都像新的。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人看过去。所以君主运用心思、发动念头，难道可以不竭力谨慎吗？四方万里已经算远了，却不想想四方万里之外究竟是什么；如果认为是虚空，那么虚空之外又是什么？虚空产生于觉悟之心中，就像大海中的一个水泡。水泡因风激荡，虚空自行妄生；妄本来没有妄，虚也并非空。虚空既然并非空无，那么四方万里也并非实物。物并非物，空也并非空，只是同一个真实境界罢了。尧的光辉遍及四方，通达天地上下；禹的教化向东流传到海边，向西覆盖流沙，向北向南都达到；周文王的教化由北而南，其感化通达已经极为深广，但仍不免有彼此疆界之分。庄周说：‘六合以内，圣人可以谈论却不加评议；六合以外，圣人存而不论。’可以谈论却不加评议，仍然在道理之中；存留于心却不再言论，则是心存而言语断绝。言语断绝之处，心与境界都明白显现；心近，境界也近，把万法摄于一尘之中也不算不足。因此说在一堂之上包容四海，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心远，境界也远，把一尘遍及万法也不算有余。因此说推行恩德足以保全四海，也还不值得过分夸耀。那么君主安放心灵的地方，难道可以自己限制得狭小吗？草木有道理，虫鱼有性情；有道理却没有知觉，有性情却没有分别。没有知觉就没有好恶，没有分别就没有亲疏。从差异上看，肝胆尚且相距很远，何况没有好恶亲疏的事物呢？从相同上看，天地本为一体，何况有道理、有性情的事物呢？道理不异于性情，性情不异于心，只是同一个本体罢了。

译一草一木的一荣一枯，都实际具备我心中的道理；一虫一鱼的一飞一潜，都实际具备我心中的性情。因为认为它们没有知觉，便用斧头砍杀它们，可以吗？因为认为它们没有分别，便用罗网困捕它们，可以吗？叶尖、节末，毛发的末端、甲壳的尖端，无不具备道理，无不保存性情，无不有心的作用。一虫一鱼的身体，其细微处不过是毛端、甲末；一草一木的形体，其细微处不过是叶尖、节尾，尚且不忍心伤害它们的生机，何况围捕群兽、排干水泽捕鱼、砍秃山岭、烧光林木，任意暴殄而不按时节行事呢？豺狼和獭会祭祀天，葵花和豆叶向着太阳，蜂蚁有君臣关系，乔木和梓树有父子之象；它们虽然没有知觉和分别，如果不是这颗心确实遍布其中，怎么会这样呢？何况它们各类之间还自有相互宾待、驱使、制约、利用的精妙道理，是人所不能完全知道的，作为君主怎么可以不知道这颗心的完整本体呢？屎壳郎推粪成丸、蚂蚁搬运粮粒，以及捕蝉、穿针贯虱的技巧，与尧、舜、禹、汤治理天下的事业，都是同一颗心的巧妙作用。螳螂举斧、莎鸡振翅，以及扛鼎、拔山的力量，与人类同一颗心的力量作用相同。工倕削刻器物、轮扁砍削车轮、庖丁解牛的技艺，与尧、舜、禹、汤治理天下的才能，都是同一颗心的精妙作用。君主懂得这一点，所以能任用六类人才的力量，收取治理天下的成功；转动四时运行的枢纽，总揽一年的全部功业。雷和风迅疾奔驰，号令纷纷急迫；雨露霜降按时而来，刑罚与政令一并施行。深宫之中沉默无声，雷龙出现便雷声震响，四方都震怒；冰层凝结，深渊也随之止息。它用于大的方面，天地也不能包容；用于小的方面，连毫毛也不能安置。把它施用于远处，四方上下没有什么能够抵御；施用于近处，则快到连瞬目、扬眉、眼睫开合都来不及。它的作用如此迅速，感应也同样如此。《易经》说：‘咸，就是迅速感应。’正因为没有私心，才能有所感应；人的心意迅速到这种程度，作为君主，怎么能不知道这种心的奇妙作用呢？陛下即位以来，治理政事、任用人才，不因时势先后而有所损益，只以时宜为准，取舍只看义理所在，可以说已经通晓运用人心的时机了。陛下的心，就是神考的心；神考的心，就是一祖五宗的心；一祖五宗的心，就是尧、舜和三代君主的心。心意相同，思虑就相同；思虑相同，时势就相同；时势相同，治理就相同。所念认为是对的，即使是恶，也会被认为是对的；所念认为不对，即使是善，也会被认为是不对的。桀、纣、幽、厉的心，未必全都是恶的；但如果思虑不对，即使是善，也会变成恶。齐宣王的心，也未必全都是善的。他不忍心看一头牛被牵去祭钟而战栗，孟子便认为这种心足以施行王道。所念认为是对的，即使原本是恶，也会成为善。陛下以神考为念，就应当以一祖五宗为念；以一祖五宗为念，就应当以尧、舜和三代君主为念；以尧、舜和三代君主为念，就应当以桀、纣、幽、厉为念；以桀、纣、幽、厉为念，就应当以齐宣王一念发动、心意萌动之处为念。充实这一念，仁德就会有无穷的用处。《易经》说：‘通晓昼夜运行的道理，便能获得智慧。’《礼记》说：‘大的时势并不整齐划一，能够知道古今治乱各不相同，然后才能调和古今治乱不齐的道理。’不是通晓昼夜本为一体的人，就不能明白这一点。能够通晓昼夜本为一体，这才是所谓的大时势。又何必因为今天的情况不整齐，就强求它符合从前整齐的局面呢？陛下论说用心的时机，贵在通晓这一点。守卫新边的城堡，陛下不以扩大土地为大事；舍弃湟、鄯一带的属部，陛下也不以国土缩小为小事，大小只从疆界上显现。陛下的心没有疆界，那么大小之势就平等了。八方荒远之外，与脚边近地没有区别；一尺土地、一寸天空，与九夷八蛮之中也没有区别。陛下不以大小来要求外物，外物也就不会以大小来要求陛下，天下谁还会争夺呢？舜在黄河岸边烧陶，一年形成聚落，两年形成城邑，三年形成都城；他本无意留在那里，人们却不肯离弃他。太王住在邠地，狄人侵扰他，便离开那里迁到岐山脚下居住；他本无意于迁走，人们却不肯弃他而去。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仍然服事商朝；他本无意于自大，人们也不以此自夸。顺从本心而知满足，陛下如今已经不只是满足了。心中如果不满足，就永远不会满足。因此汉武帝一心贪求大宛，唐太宗锐意经营高丽，行动没有止境，守备也不足，民力因此疲敝，这是心中不知满足的过错。有百姓和土地，是设置君主来使他们安定。那里的土地因百姓而安定，那里的百姓因君主而安定。那里安定，我方也就安定；既然安定而不离去，就是我方的守卫。这样岂止是四夷之地在守卫陛下，到处都将成为替陛下守卫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心无二心，所以一处也没有两个不同的归属。陛下论说安放心意的所在，贵在践行这一点。陛下对于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平时常有供养；对于疲病衰弱、年老患病的人，冬天赐给粮食。一遇到荒年、水灾、旱灾，便分别派遣使者赈济、借贷、周济、抚恤，没有不到的地方。将要被处死的囚犯，如果刑罚有可疑之处、情状值得怜悯，请求后一定使他获得生路。陛下仁爱活人到了这种程度。对于已经死去的尸骨，也加以埋葬掩埋并举行祭祀，陛下仁爱死者又到了这种程度。焚烧田野设有禁令，对植物也不轻视；杀牛杀马设有禁令，对动物也不轻贱。可以说是懂得仁心的完整体用。禹看见罪人哭泣说：‘尧、舜时代的百姓，都把尧、舜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如今我作为君主，百姓却各自把自己的心作为自己的心，所以我为此痛心。’《诗经》说：‘别人心里想什么，我可以揣测。’之所以能够揣测别人的心，是因为心体本来相同。本来相同却自行变得不同，这就是禹为之痛心的原因。禹痛心的是百姓的心与自己不同，而臣痛心的是拥有天下的人，竟因万物各不相同而有所分别。凤凰来朝而起舞，百兽跟随起舞，这是尧的德行所感召的。茂盛的芦苇长在那边，牛羊不要践踏，这是文王仁爱的表现。鸟兽草木哪里懂得什么，可尧和文王施行了什么治理，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若说是道德教化和仁德感化，这只是其中的大概。只有懂得万物心体相同，才能包容、遍及、感通并使之归服。陛下以禹的心思念百姓，以尧、文王的心及于鸟兽草木，那么只要有一个人处在困境中，陛下就会因此不快乐；一草一木、一虫一鱼，如果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取用，陛下就会于心不忍。正因为万物一体而非各有异体，所以心也一体而无二心；陛下论说心的本体，应当懂得这一点。陛下把旱灾视为灾害，晚上祈祷，早晨便下雨；把日食视为变异，白天祈祷，中午天色便昏暗。上天本来高远，却像回声一样回应陛下。陛下以俭朴的德行率领百姓，所以百姓日常生活逐渐富足；

译以奢侈之心役使百姓，所以百姓日益劳苦而更加贫困。以公正之心施行赏赐，即使没有得到赏赐的人，也欢喜得如同亲自蒙受恩泽；以不忍之心施行刑罚，即使受到不当刑罚的人，也忧惧得如同自身蒙受羞辱。百姓固然愚昧卑下，但他们回应陛下却如同神明，这是什么缘故？陛下的心就是上天的心，上天的心就是百姓的心，所以陛下一句话说出，便足以成为四方的风尚；一个行为显现，便足以成为万世的表率。在偏僻低矮的屋舍之下，虽是日月照不到的地方，人们也不敢对陛下隐瞒；在幽暗的囚牢之中，虽是天地听不到的地方，人们也不敢对陛下含冤。陛下并没有亲自到那里去，只是高拱端坐于深严宫禁之中，却能鼓舞天下，大概是有道的缘故。《易经》说：‘所谓神，就是使万物变得神妙并由此加以说明的东西。’又说：‘鼓动它、舞动它，以充分发挥神妙作用。’心的奇妙作用，其神妙就如此，怎么能不平日涵养呢？心不能不虚，心不虚就不能明察；不能不充实，心不实就不能真诚；不方正，就不足以守持原则；不端正，就不足以付诸实行。纷扰的万般思绪，静下来便能从容应对；纷杂的众人言论，只要公正，就不会遗漏任何道理。陛下审察是非来涵养公心，那么无论言语是逆耳还是顺耳，都无处逃避；减少思虑来涵养宁静，那么事情的变化再多，也不值得过分忧虑；端正好恶来涵养正道，那么人们就知道归向；使自己刚健坚强来涵养方正，那么事情就知道如何控制。以充实来涵养虚静，所以精诚能够向外通达；以虚静来涵养充实，所以纯洁光明能够蕴藏于内。这样不断涵养，扩展开来便充满天地；扫除一切时又不留下踪迹。手中掌握国家神器，万民都不敢侧目窥伺；手持太阿宝剑，一介之士也不敢有所觊觎。用这样的心来治理政事，所以每日更新而人民不知疲倦；用这样的心来设立教化，所以神妙感化人民，而人民自己却不知道。陛下论说心的作用，应当与此相契合。心的防护如此广大，有些人却拘束在形骸之内，把显现在肝膈之上的一点见解，明明白白地当作妙道的运行；这无异于敲击井中泥水来议论东海，坐在蚊子的睫毛上讥笑鹏飞九万里的图谋。陛下继承并发扬先祖的功业，可以说是孝了。如果一定要建立丰功伟绩，超越历代百王之上，就应当出自胸襟，不拘泥于偏执的一家之论，不重蹈已经陈旧的道路，所以臣冒昧以论心之说献上，希望陛下在闲暇宴饮时过目一次，臣的愿望就满足了。《庄周》说：‘假使道可以献出，儿子没有不献给父亲的，臣子没有不献给君主的。’但道如果真是果实一样可以献出，便不能叫作道。庄周所说的是道，臣所知道的这个说法本来无所谓说，心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心；道究竟在哪里，臣不敢知道。公望又上奏说：‘臣希望君主成为尧、舜，谁不是这样希望呢？从未进言劝君主行尧、舜之道的人，孟轲说：‘向君主提出难以做到的要求，才叫作恭敬。’他又说：‘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陈述在君王面前。’像孟轲这样，才可以说差不多了吧？上天无为而居于上，土地无为而处于下；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只是乾坤默默运转罢了。尧、舜取法乾道，垂衣而居于上，所以至尊的地位更加隆盛；取法坤道，垂裳而居于下，所以极卑的位置各有分别。尊卑既已定位，名分便确定了。然而在这尊卑名分之间运行，也有一定的道。这个道是什么？不过是虚静罢了。达到虚静，来应对天下事务，所以天下事务即使纷纷而来，也始终虚心承受；守持虚静，来观察天下的变化，所以天下变化即使万端，也始终能够保持宁静。以静制动，以君主的虚静驾驭天下的实务。君主掌握了这一点，天下都成为我的役使之物。这就是垂衣裳而治理天下的道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减少欲望以涵养心性，使心常常虚静而能通达；端正意念以安宁精神，使精神常常宁静而深沉默然。道所汇聚之处，理所会通之处，即使一天两天有万般事务，也如乾坤自然运行一样，哪里需要疲惫地被事务驱使呢？尧不求名，舜无为而治，都是运用了这个道。即使有志于成为尧、舜，尚且不能与三王并驾齐驱，何况只是区区地在下位追求文帝、景帝那样的治世呢？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不懂得这个道而能把天下运筹于掌握之中、坐看百姓富足的。臣有志于做孟轲那样的臣子，陛下不要以困难为推辞，那就是天下的大幸。’ 钦宗时期，起居郎胡安国上奏说：‘《春秋》最重视居于正位。凡是凭正当名分居位的人，天下没有不心悦诚服、不用等待号令便归附他的。自古君主多从旁支入继大统，因而不能取得正统。所以鲁僖公即位，《春秋》不记载“即位”，因为以少凌长，不能算得正。所以鲁闵公即位，《春秋》不记载“即位”，因为他未曾接受世子之誓。所以鲁庄公即位，《春秋》不记载“即位”，因为他没有从君父那里承受国家。所以鲁隐公即位，《春秋》也不记载“即位”。即位是君主最重大的事情，因为不得正统，《春秋》便删去这一记载，这是端正根本、正定开端的意义，防范得很深。陛下圣体降生于靖和皇后，母仪天下之始，这是第一重正当。上皇共有三十四位王子，而陛下居长，这是第二重正当。建立东宫，备具礼物典册，告祭宗庙，寄托天下人的希望，已有十多年，这是第三重正当。亲自接受内禅，除道教一门之外，杀生、任免以及军国大事，都能够自行专断，这是第四重正当。践履这四重正当，又有温和恭敬的德行、俭约的操守、忧劳勤勉而真诚求治的心愿、善于谋划并采纳谏言的美德，所以一旦端坐朝廷居于帝位，四方盗贼无不如鸟栖鼠伏，脱下铠甲听候朝廷命令；而头发斑白的父老相互扶杖，侧耳倾听、擦目远望、踮脚企盼，希望嘉祐、至和年间的太平之治延续到余生，以求没有遗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就是臣所说的天下无不心悦诚服、不待号令便归附的明显效验。从前有作为的君主，不敢夸耀自己已经具备的能力而自我骄傲，必定追求增进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来补益自身。不被召见的臣子，不会称颂君主已经具备的能力来献媚，必定勉励君主增进尚未达到的地方，以此表示忠诚。《春秋》最重视居正之道，郑昭公也算居正了，然而他失去国家、出逃时，《春秋》只直书他的名字；后来取得国家、重新归来时，又断绝其君位的记载。厉公进入栎地，终于恢复他的爵位而不加贬抑，为什么呢？因为他虽已取得正位，却没有君主的德行来居守正位；有时昏暗而不明察，有时柔弱而不能决断，有时猜疑嫉妒而不宽厚，于是别人便能够夺取而据有它。因此，最重视居正，是常道，是《春秋》的正例；有时给予、有时夺去，是权变之道，是《春秋》的变例。明察没有比知人更重要的，决断没有比任用贤能、罢黜奸佞更勇敢的，宽厚没有比包容人的缺点、接纳法度之外的仇敌更大的。陛下具备四种美德，践履四重正当，又能进一步做到三种德行，那么四海可以保全，夷狄可以服从，祖宗的基业就可以长久守护而不至于倾覆了。’

译高宗即位，御史中丞许景衡上奏请求修养德行说：‘臣听说尧把天下当作忧患，并不以身居帝位为乐。如今中原形势衰弱，敌人暴虐横行，二圣被迫播迁，而陛下承继大位，正处在这样的时刻，这不只是尧所忧虑的事情了。思考怎样强盛中原，思考怎样排斥夷狄，办法虽然很多，但大要只在陛下修养德行罢了。《礼记》说：‘作为君主，应止于仁；作为人子，应止于孝。’《尚书》说：‘孝啊，只有孝，才能友爱兄弟。’这些都是修养德行的要领，而应以至诚不息为根本。因此对陛下来说，每一句话、每一个言语，都必须想到这一点；每一道号令，都必须想到这一点；每一次赏罚，都必须想到这一点。甚至出入起居之间，哪怕只是片刻的念头，也没有不想到这一点的。孔子说：‘言语忠实守信，行为笃厚恭敬，即使在蛮貊之邦，也能行得通。’如果这样，中原的安定强盛就可以希望，二圣回归也会有日期。否则念头不在这里，诚意就懈怠了，这就是把帝位当作享乐。因此在言语行动上未必谨慎，在号令上未必守信，在赏罚上未必得当；盗贼没有消灭，敌人也没有降服。这样，中原的安定强盛就不能希望，二圣回归也没有期限。’ 天下愚昧的男女尚且不忍听到这样的话，何况陛下呢？那么今天中原的安危、二圣归来的早晚，原来就在陛下的一念之间。臣愚昧，恭敬地希望陛下对此警戒、对此谨慎，始终不知疲倦，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什么愿望求不到呢？自古帝王所承担的忧患深重、责任重大，没有比陛下更甚的了；那么为陛下筹划，应当怎样做呢？天下的愿望如此，臣愚昧而不敢不把话说尽，只愿陛下明察采纳。’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君主的德行 宋高宗建炎元年，尚书右仆射李纲上奏说：‘臣听说从前夏朝的先王，正在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时，天上没有灾害，山川鬼神也无不安宁，连鸟兽鱼鳖都各得其所。而伊尹称说商朝时说：‘不是上天偏爱我有商，只是上天保佑有同一德行的人；不是商朝向下索求百姓，只是百姓归附于有同一德行的人。’帝王之所以能够成为神明、成为百姓和万物的主人，是仰仗德行感动上天，俯下身来感化百姓；没有德行，凭什么做到呢？如今国家刚刚遭受敌人的祸患，各项制度大多废弛，四方还没有安宁，正是上天意志和民心决定去留的关头。恭敬地希望陛下每天更新盛德，以此感动上天和百姓；体行尧的仁爱来覆盖百姓；亲自实行舜的智慧来洞察万物；使宫室简陋，饮食菲薄，以此效法大禹的俭朴；远离声色，抛弃货利，以此效法成汤的明德。至于太阳偏西还无暇顾及饮食，要像文王那样忧劳勤勉；一怒便使天下百姓安定，要像武王那样果断刚毅；豁达大度，要像汉高祖那样任用人才；听取意见如流水，要像唐太宗那样采纳谏言。不要因为小的善行无益就不去做，不要因为小的过失无害就不去除。一天比一天谨慎，日日更新、不断更新。要思念国家社稷的危难，睡梦之间也不忘；要念及父兄所受的耻辱，恨不得在羹墙之间就见到他们。’ 如果出于至诚，长久不息，那么上天的意旨和百姓的心自然会受到感动，要谋求中兴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尚书》说：‘皇天没有亲疏，只辅佐有德之人。’又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归向，归向有仁德的人。’《左传》说：‘以真实行动回应上天，不靠虚文；以实际行为感动人，不靠言语。’臣希望陛下特别留意圣意，天下将无比庆幸。’ 建炎三年，观文殿学士张浚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大有作为的君主，无不内心刚强以成就事业，对外柔和以对待臣下。内心刚强，是为了坚定自己的志向；对外柔和，是为了招徕天下贤才。《易经》说：‘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君主的德行，应当以刚大来抗持，以至诚来守持。因此《乾卦》说刚健中正、纯粹精微，用来象征君主的七种德性；《大畜卦》说‘刚健笃实，光辉显著，德行日新’，用来说明君主自我涵养。古代圣人没有不以此修持自身的，所以文王被拘禁在羑里，称王的德行却日益修明；少康只有一成田地、一旅民众，夏后氏的基业却重新振兴。假使文王把受辱当作羞耻而消沉，少康怀有退缩的志向，那么两位君王的事业就无从兴起了。难道只有文王、少康如此吗？汉高祖最先进入关中，按照怀王的约定，本应称王并拥有整个秦地；项氏不讲道义，肆意施加威势劫持。当时鸿门之会的危难，他仅仅保住性命逃脱。后来屡战屡败，事情几乎可笑。太公、吕后被敌人劫作人质，但高祖的气势从未稍有屈服，最终能够消灭项氏而拥有天下。’ 这也是内心刚强、用来树立志向所产生的效果。陛下继承祖宗长期积累的基业，承受人心推戴的事业，上天明察而感通，眷顾保佑十分明显。凭陛下英明果断的资质、仁爱俭朴的德行，还有什么求不到、什么做不成呢？只是风俗败坏，积累已有多年；上天大概是想让陛下改变旧日风气，重新取得治理的成效。因此敌人侵扰突袭，没有一年不是如此；百姓辗转迁徙，比过去更加严重。上天的意旨也许正想借此坚定陛下有所作为的志向，启发百姓希望得到治理的心。《孟子》说：‘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这个人，一定先使他的心志困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饥饿，使他的生活贫困，用来震动他的心、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原本不能做到的能力。’人常常有过错，然后才能改正；内心困苦，思虑受阻，然后才能奋发有为；如果在外没有敌国外患，国家常常就会灭亡，然后才知道忧患使人生存、安逸使人死亡。愿陛下勉励自己。至于饮食的供奉、起居的调养、喜怒的节制，愿陛下用道来安定心志，以恬淡守持，以戒慎谨慎来坚持，不要使阴阳之气的侵害有时损伤和气。上念祖宗托付之重，下念百姓寄托希望之深，自然在动静之间，不至于违背调养之道。臣所说的话狂直而恳切，几乎到了冒犯名分的地步；然而臣区区把心中所感写到这里，内心受到的激动，已经不知不觉泪流满面了。愿陛下不要忽视片刻，臣与天下人将无比庆幸。’ 建炎年间，开封尹宗泽上奏说：‘臣前日上奏，请求修缮宝箓宫，作为渊圣皇帝日后驾临停居的地方，未获允准。臣听说孔子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仁德的根本吧？’懂得孝悌，就不会冒犯上位；不冒犯上位，天下就能治理。臣希望陛下对道君皇帝尽孝，那么天下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父母；陛下对渊圣皇帝尽悌，那么天下没有人不敬重自己的兄长。这说明上面有所爱好，下面一定会更加爱好；这就是所谓以自身教化别人。臣私下看见隆德宫面势高耸、飞檐如翼，孔道安然如旧，将来迎奉道君皇帝，自然可以在那里临御。愿陛下预先命令有司洒扫，务必严整洁净，使天下知道陛下对父亲道君皇帝尽孝；渊圣皇帝将来回归，却还没有临止之处。臣想请求把宝箓宫改建为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道陛下对兄长尽悌。由此推广实行，天下内外，上至父亲尽父道、儿子尽子道，兄长尽兄道、弟弟尽弟道，百姓没有不和睦、万国没有不安宁的，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如果陛下答应，恭敬地希望从御前裁断，发下处分，交付臣办理。’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奏说：‘臣私下听说近日朝廷内外议论汹汹，都把外敌正强、我国兵力不能匹敌视为忧患。

译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从前魏文侯倚仗山河险固，吴起回答说，关键在德行而不在险要；楚王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关键在德行而不在鼎。今天的事情，臣也认为关键在德行而不在兵力。如果真能修养德行来结聚民心，巩固我国边防，兵力即使弱小也没有关系。德行如果不修养，只急于扩充兵力，只顾残害百姓，兵力即使强大也不是好事。那些认为外敌正强、我国兵力不能匹敌的人，不是真正善于观察国家形势的人。臣曾读《春秋》到鲁昭公四年晋国司马侯回答晋平公的话，每每反复叹息，感叹其深切合乎治国根本。当时楚灵王像封豕长蛇一样，屡次吞食中原诸国，派椒举到晋国请求诸侯会盟。晋侯想不答应，司马侯说：‘不可以。楚王正骄纵奢侈，上天或许想满足他的欲望，使他的毒害更加深重，降下惩罚，这还不可知；他的使者能否始终坚持，也不可知。晋、楚两国都要看上天帮助谁，不能同它争夺霸主地位；应当答应他，同时修养德行等待他回来。如果他归向德行，我们尚且将事奉他，何况诸侯呢？如果他终于放纵淫虐，楚国将会抛弃他，我们又同谁争夺呢？’这话说得多好！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在这话上增加一丝一毫。臣对于今日之事也这样认为，臣的浅陋见解如此，只望陛下裁察。’ 胡铨又论述保持胜利的策略说：‘臣听说有道的君主能够保持胜利。自古贤明君主和良臣互相告诫，从没有不认为战争是危险之事的。然而处在危难中思考安定，心意相同；处在安定中考虑危难，心意却不同。陛下留意《春秋》，臣请用《春秋》的事例来说明。楚王攻克庸国，重耳在城濮作战，秦伯在王官作战，晋悼公在萧鱼作战，这些都是作战而获胜。然而克庸之战，楚人认为危险，说：‘灾祸到来没有几天了。’又说：‘纣王百战百胜，最终却没有后代。’城濮之战，重耳忧虑它，说：‘得臣还在，忧患就没有止息。’王官之战，秦伯害怕它，说：‘同盟国被灭，怎敢不戒惧？我自己就感到害怕。’萧鱼之战，魏绛认为困难，说：‘愿君主安享胜利之乐，同时思考它的后果。’这是什么缘故？是胜利了却忧虑。晋厉公在鄢陵获胜，子国侵袭蔡国，子耳围攻萧地，齐侯讨伐晋国，这些也都是作战而获胜。然而鄢陵之战，士燮认为危险，说：‘君主骄傲奢侈却战胜敌人，灾难将要发生了。’侵袭蔡国之战，国侨忧虑，说：‘小国没有文德却拥有武功，这是最大的祸患。’ 围攻萧地之战，仲孙蔑认为危险，说：‘郑国恐怕要有灾祸吧？军队争强好胜已经太过分了。’讨伐晋国之战，晏婴以此为忧患，说：‘没有德行却取得功劳，忧患一定会牵连到君主。’这是什么缘故？是胜利后骄傲。胜利后忧虑，胜利就成为福，所以说：‘能够像这样知道畏惧，就不会灭亡。’胜利后骄傲，胜利就成为祸，所以说：‘虢国国君骄傲而屡次取得胜利，必然会抛弃他的百姓。’这就是治理与动乱、兴盛与衰亡已经出现过的明显效验。陛下凭神武平定四方，辅佐者是贤臣，统兵者是良将，一出动就能建功；自从兴兵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取得胜利的。然而取得胜利不难，保持胜利却难。愿陛下以《春秋》为鉴，谨慎地保持胜势，这就是国家社稷的福分。臣又听说逢滑有话说：‘国家兴盛时，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来怜惜，这是它的福；国家灭亡时，把百姓看作泥土草芥，这是它的祸。’臣愚昧无知，冒昧以此劝诫，只希望陛下怜悯臣这片微薄的心意，稍加宽容。’ 绍兴二年，进士张九成回答策问说：‘祸乱发生，是上天用来开启圣人的机会。愿陛下以刚大作为心志，不要因惊恐忧患而自我沮丧。臣观察金人有必然灭亡的形势，中原有必然兴盛的道理。喜好战争必然灭亡，丧失原有习俗必然灭亡，民心不服必然灭亡；金人全都具备这些情况。刘豫背叛君主和亲人，委身于夷狄，狡猾小儿的经营谋划，像儿戏一样，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前代中兴的君主，大都崇尚刚强的德行，去除偏私、节制欲望，远离佞臣、防范奸邪，这些都是中兴的根本。如今里巷百姓都知道有父兄妻子的天伦之乐。陛下尊贵地做天子，冬天不能得到温暖，夏天不能得到清凉，晚上没有安定的居处，早晨不能问安省视；感受时事、遇到外物，内心凄凉悲惋，难道不应思考怎样迎还二圣的车驾吗？’ 绍兴九年，右正言陈渊上奏说：‘臣听说孔子谈到智、仁、勇时说：‘懂得这三点，就懂得怎样修养自身；懂得怎样修养自身，就懂得怎样治理人；懂得怎样治理人，就懂得怎样治理天下国家了。’从修身、治人一直到治理天下国家，没有不是依靠这三者的。所以子思说：‘智、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德行。’实行三者的方法是统一的；如果没有统一的方法，就不能无往而不通，也不知道三者应当以什么为先后。臣极其愚昧浅陋，陛下不知道臣没有才能，却把臣安排在谏官之职。如果将要责成臣进言，臣的见识如井底之蛙，实在不足以测量大海，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臣曾读《中庸》，私下窥见其中论三者的道理，寻求与圣德相合之处，认为陛下的仁和智已经有余，唯独对于勇从未特别用心，这就是臣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凭什么说明呢？陛下无所不知，却能实行那些不必强作的事情，这是智慧达到极点；无所不爱，却能克制自己以消除战争，这是仁爱达到极点。至于抑制、畏惧得过分，以致向别人显示软弱，那就是在勇上有所吝惜了。所谓勇，并不是手按宝剑、怒目而视，说‘他们哪里敢抵挡我’。’ 它应当像天空运行那样刚健，永远不停息；像水冲击坚硬之物那样，没有什么强者能在它前面占先。掌握最高权力而默默运转，以不可测知的方式调度万物变化，这才叫真正的勇。国家神器要依靠这种勇才能安定，四海也依靠它作为命运所系，怎么能轻视呢？从前以大国事奉小国，没有比商汤对葛伯、文王对昆夷更合适的；以小国事奉大国，没有比太王对獯鬻、勾践对吴国更合适的。孟子曾以此认为他们既仁爱又智慧。他们处心积虑，难道与陛下有什么不同吗？像太王、勾践的事，本来不值得向陛下陈说；至于商汤、文王的事情，正是陛下所能安然实行的。然而臣看来，商汤事奉葛伯，文王事奉昆夷，虽说无所不用其极，等到商汤十一征而天下无敌，命令将帅、派遣戍卒来守卫中原，又哪里还把葛伯和昆夷放在眼里呢？所以忘却自身而顺应天道、以天道为乐，虽是圣人的事情；但用兵来保全民众，也是王者不得已而必须做的事。这就是商汤的勇足以表率万邦、文王的勇足以一怒而安定天下百姓的原因。由此说来，商汤事葛、文王事昆夷之时，勇已经运行在其中了，只是不显露威势罢了。如今陛下对待邻国，难道也将不显露威势吗？’

译也将相信他们，而不把他们当作需要防备的对象吗？这就是臣整夜不能入睡，寻求解释却得不到答案的原因。有人说：‘小国役使大国，弱者服事强者。’役使强者是上天的安排，顺从上天的人生存，我又何必存有私心呢？臣却认为，想知道天道，只要看民众归附谁、离弃谁就够了。民心归附他，上天难道会不顺从吗？商汤凭七十里土地，文王凭百里土地，他们的强大本来不足称说；但孔子认为商汤、武王的事业是顺应天、回应人的，因为他们得到了民众。得到民众，就得到上天。为什么不看看今天河南、陕右的百姓呢？已经叛离的人想要归来，正在叛离的人随即后悔，这难道是人力能够造成的吗？实在是上天使他们这样。既然如此，有人认为不与敌人较量是顺应天，有人认为征讨诛伐是顺应天，道理是一样的。陛下孝悌达到极致，通于神明；凡是远方异类不能用言语教化、用理义说服的，本来就将有办法感动他们。那么两宫归还之事，应该在近期尚未归还时隐忍克制，以成全爱亲的诚意；归还之后，再消除遗憾，以敦睦邻国的友好。这本来就是陛下已经确定的心意，谁会说不对呢？然而臣所说的，并不是说今天就应当实行这些事，而是认为天下如此重大，宗庙社稷如此重要，祖宗开创基业极其勤劳，历代守持也极不容易；如今恰逢《小雅》全部废弃之后，陛下承受这一切，难道能不替后世考虑吗？’ 天命没有常定，事情的变化难以预测，用天下的力量过分做好防备，以等待意外之事，并不是错误的谋划。《礼记》说：‘凡事预先准备就能成功，不预先准备就会失败。’所以臣希望陛下稍稍收纳不同意见，以招徕天下敢于进言的士人，不要轻易弃置他们；多多积蓄钱粮，作为日后军粮的储备，不要任意耗费；严密告诫各位将领，训练士兵、喂饱战马，不得轻率出动而失信，也不要因为预料敌人不会来，就把事情预先安排好而使军队养成勇战之气；这样或许可以使万世根本掌握在我们手中吧？天下一定会非常庆幸。’ 陈渊又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圣贤不能没有过错。即使周公、孔子、颜子都有过错，却仍为万世所效法。如果知道过错并改正，又怎么会足以损害德行呢？所以说：‘有了过错却不改，这才叫作过错。’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圣贤的过错有两种：在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是周公、孔子的过错；在内心发动的，是颜子的过错。在事情上表现出来的过错，有时已经无法后悔，就应当在以后改正；在内心发动的过错，应当在它刚要发生时克制。因此有心中过错和行为过错。君主所应当改正的，只是心中过错罢了。心中过错不发作，行为过错也就没有了。颜子不重复犯错，是在心中不重复它，而不是在行为上不重复。孔子称赞颜回说：‘有了不善的念头，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从不再去实行。’这样看来，还有什么过错可以命名呢？祖宗设置谏官，大概正是不认为自己绝无过错，所以让谏官进言来补救过失。然而表现在事情上的过错，可以拿出来说，却常常难以改正；发动于内心的过错，似乎容易改正，却常常难以说出。因此心中过错，非得自己觉知并改正不可。孔子对颜回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 所要防范的只是心中过错罢了。因为操守它，心便存在；舍弃它，心便消亡；它出入没有固定时刻，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归宿，这就是人心。君主身处天下，每天要处理万般机务，在言语、沉默、行动、静止之间，所要应对的事情很多，怎么能没有过错？而处在补救过错职位上的人，又能从哪里着力呢？然而臣曾听老师说：‘心中有私心，就是过错；有仁爱而没有私心，就没有过错。心中有偏颇，就是过错；公正而不偏颇，就没有过错。心中有利欲，就是过错；依循义理而忘掉私利，就没有过错。’这三点，就是正心，也就是合乎义理的心。过错有时产生，就像太空中有云雾，忽然出现又忽然消散，而太空的本体始终如常；又像明镜上有尘埃，有时除去，有时残留，而明镜的本体始终如常。懂得这一点，偏私和利欲就无处容纳了。这种说法，见于《论语》所谓的‘仁’、子思所谓的‘诚’、孟子所谓的‘性’，也见于尧舜所以成为帝、禹汤文武所以成为王的道理；这种以心传心的道理，后世君王不可不知道。因此臣希望陛下所防范的是心中过错，那么行为过错自然就会消失。臣谨以职务为缘由，冒昧陈述所学，或许能使一点尘埃对高山大海有所补益；臣这番冒昧进言，只求陛下赦免。’ 高宗时期，御史中丞廖刚上奏说：‘臣听人说过：‘我没有什么做君主的乐趣，只是喜欢说话而没有人违背我。’仲尼认为，这句话或许足以亡国。因此君主的祸患，没有比喜欢别人顺从自己更大的了。如果大臣只顺从君主一人，百官又只顺从大臣，那么大小政事一定会走向委靡腐败，直到无法挽救才感到满足。这哪里是治理天下的道理呢？所以君臣上下之间，不以意见完全相同为可贵，而以协调为可贵。所谓协调，就是对与不对相互补益。言语有恰当和过失，事情有顺利和违逆，一切只遵从道理，而不让上下相临的势力介入其中。这样却不能使治理之道兴盛，是从来没有的事。恭敬地希望圣明的慈心明察这一点，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乐于采纳众人的善言，常常不忘舜的作为；这样大臣和百官自然会效法君主的德行，阿谀奉承、顺从迎合的风气，就不会再出现在有道的朝廷了。天下幸甚。’ 权中书舍人张孝祥上奏说：‘汉文帝可以说是真懂得道理了。他不因自身的忧乐而改变天下，所以约束自己，而天下把尊荣归给他；他在一时受到屈抑，而万世都以盛德称颂他。汉朝的正统相传延续四百多年，文帝所以牢固结聚天下人心，就在于此。节俭并不难，难的是出于真诚；百姓极其愚昧却又有神明般的感受，不可以靠文饰形式来教化。慎夫人不走出宫室，天下却知道她穿衣服不拖曳到地，文帝大概确实有真诚之心了。他要使天下富足、兴起礼义，又有什么困难呢？从前舜、禹的时代，苗民尚且不来归服；夷狄的忧患，哪个时代没有呢？不是说用干盾羽舞来感化吗？文德广泛施行之后，干盾羽舞才能使远方归怀；否则那只是末节罢了。匈奴侵盗边境，文帝还担心伤害百姓，不愿深入追击，大概是厌恶战争而不轻易使用。可是文帝在位时，边境没有受到严重扰乱，匈奴也逐渐归于服从；文帝之所以强大，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兵力。强大固然不在兵力，但军政不可不修整。细柳驻军时，文帝认出周亚夫是真正的将军，进食时感叹；由此又可知文帝勤于修养德行，却仍不敢一天忘记军备。’

译殿中侍御史张守上奏札说：“臣听说，创业的艰难和守成的困难，是古今公认的名言。臣私下认为，中兴之君要在守成之时办理创业之事，这就尤其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创业之君，是在经历百战干戈之后崛起，又在人心厌恶动乱之后加以安抚；守成之君，处在天下太平无事之时，又有先王的法度可以遵循，大概还不算太难。至于中兴之时就不是这样了：上下习惯于安治而苟且懈怠，祸难突然发生，来不及应付。敌国正强而未衰，盗寇正起而未息；士兵骄纵，却要求他们作战；财用匮乏，开支反而更加扩大；民力困乏，天灾流行。在这种时候，还要抵御外敌、治理内部、振举纲纪、修明法度、恢复先王的大业，比起创业、守成，确实更加困难。若不是君主侧身修行，严厉地自我贬抑约束，怎么能够达到治理天下呢？[原文“防惟”疑为“仰惟”或“伏惟”。]陛下以细密明察的智慧承继大统，想到百姓的灾难，圣心焦劳，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然而二圣母后仍寄居在沙漠，虽然祈请的使者前后相接，平安的问候却始终没有送达。两河、巩洛还没有收复，说明敌国尚未衰弱；闽、粤、淮右一带还困于征讨杀伐，说明盗寇尚未平息。军士所到之处总是纵暴劫掠，说明军队骄纵而不可使用；府库支出的费用比从前增加一倍，说明财用困窘而没有后继；流亡百姓尚未复业，民力已经困弊，飞蝗遍野，天灾正在流行。臣在这种时候，确实知道事情的艰难。又想到臣下应该以犯颜直谏、责难君主为义，所以不敢不尽到臣子的恭敬。”臣听《传》说：“君主认为事情难，容易就要到来了；君主认为事情容易，困难就要到来了。”又说：“以行动感动百姓，不靠言语；以实际回应上天，不靠文饰。” 《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就是说有德便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又说：“至诚能够感动神明”，就是说至诚便会得到神明的依凭。有德却不能感动上天，至诚却没有感应，那么圣人的话就是欺骗后世了。臣恭愿陛下处在宫室的安逸中时，便想到二圣母后住在穹庐毳幕中的生活；享用膳食珍味时，便想到二圣母后所吃的腥膻肉食、酪浆滋味；穿轻暖衣服时，便想到二圣母后身处极远边地、绝漠之中的寒苦；掌握赏罚予夺大权时，便想到二圣母后的一言一动都受制于人；享受嫔妃侍御的安适时，便想到二圣母后身边有谁供其使令；临朝面对臣下时，便想到二圣母后有谁向她们行尊礼。总要像舜那样兢兢业业，像商汤那样战战兢兢、心怀危惧，像大禹那样崇尚菲薄厌恶的生活，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忧劳勤勉。只要圣心不倦，盛德日益隆盛，而神明上天还不肯相助，顺应这一道理的事情就绝不会有。近来臣听说圣体稍有失调，停朝两天，臣下忧惧，不知说什么才好。宗庙社稷如此重要，天下海内亿万百姓的性命，都寄托在陛下一人身上。还愿陛下对于养生的道理稍微留意。汉代王吉曾说：“俯仰屈伸，是为了使形体得到便利；进退步趋，是为了充实下肢；吐出旧气、吸纳新气，是为了锻炼五脏；专心积聚精气，是为了调和精神。”这些话可以实行。汉代枚乘曾说：“出门乘车、入内乘辇，称作接近跛弱痿病；居住深宫清室，称作招致寒热病的媒介；洁白牙齿和蛾眉美色，称作砍伐性命的斧头；甘美脆嫩、肥厚浓醇的食物，称作腐蚀肠胃的药物。”这些话可以作为警戒。凭陛下生而知之的圣明，必定深知这些道理，但臣仍然区区进言，是出于爱君忧国的诚心，自己也不知道已经冒犯逾越，只愿陛下裁断宽赦。” 张守又上奏札说：“臣仰思祖宗基业，延续将近二百年，积累之久、谋划经营之劳，以及忧勤节俭，都是为万世留下训诫。陛下承继帝位，正值艰难之时，年年苦于边地暴扰，而国家根本之地全都成为敌区。如今銮

译驾停驻江南，偏处一隅，四方朝贡的职责还没有恢复。二圣留在沙漠，已经将近三年，而连一封近在咫尺的问候都还没有通达。九庙迁徙，神主还没有全部奉安；各帝陵相隔遥远，松树、楸树也失于保护。财用困竭，支出却日益增加；将士懒惰骄纵，又没有什么使他们秉持畏惧的制度。加上苗刘之变发生在肘腋之间，如今虽然连夜逃走，却公然劫掠，浙东骚动不安，祸患还没有止息。政局就像虚弱消瘦、久病生变的人，针砭药剂都来不及救治；中外臣子虽然痛心疾首，却没有拿出安定平息祸乱的方法；朝廷大臣虽然劳形惊惧，也没有听到经国济世的谋略。今天所凭借、勉强保存下来的，不过是大江的险阻罢了。若防秋之策稍有不善，使一名骑兵渡过长江南来，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将来万一到了这种地步，不过是迁谪大臣、诛杀将帅，又有什么益处？祸福利害，实在由陛下承担。” 臣恭望陛下想到祖宗基业的重大，增加修养节俭的德行，更加振奋忧勤之心，努力去做困难的事，节制自己的欲望，以至诚之心而不懈怠。这样盛德就会日日更新，上下彼此信任，神明上天加以保佑，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战胜呢！”从前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吃饭不增加肉食，穿衣不穿多重彩衣，最终能够报仇灭吴；卫文公被狄人逼迁，穿粗布衣服，戴粗绢冠，到晚年兵车和军队增加到原来的十倍。何况陛下是上天之子，举止、言语、沉默都能上通于天，本来不是臣下所能比拟的。倘若不断修德，恢复大业难道还会很难吗？从前盘铭记载商汤的德行说：“如果每天更新，便天天更新，再每天更新。”说的是修养德行应当不断增加，永不停止。还望陛下训诫大臣，每天按照大禹珍惜寸阴的道理，急切地筹划办理；仍请下诏，让行在的职事官以及沿江的帅臣、守臣、监司分别条列守江方略上报，选择可行的立即施行。臣的话狂妄浅陋，只愿陛下裁断宽赦。” 张守又上奏札说：“臣近日因奏对谈到金人深入陕右，恭闻圣谕说：‘自古君主必须有德，哪里有只专门从事杀戮而能够长久的呢？’帝王的话真是伟大啊！臣退下后私下赞叹仰慕，陛下深谋远虑，可与古代帝王相比，因此才敢再次进言修德之说。臣以为，国家自从金人侵犯、横行以来，中都残破，各郡县军队不肯效命，不是战败就是溃散。自崇宁以来，不只是军政没有修明，赏罚失当，也由于大臣引导谄谀，近臣蒙蔽欺骗，败坏君主的德行，终于导致祸乱，使宗庙社稷危如累卵。幸赖陛下奋然兴起，神器有所归属，海内外都伸长脖子盼望得到治理。然而从今年春天以来，金人攻破的地方比从前更多，唐、邓、均、房、陈、蔡、汝、许、青、齐、淄、潍、同、华、秦、陇、长安、凤翔、西京、河阳、郑州等处，都遭到焚烧劫掠。虽然熙河、泾原仰仗天威，接连取得胜仗，但敌人的巢穴河阳仍未退兵。近来又听说韩世忠的军队也屡次败北。陛下如此留心军政，赏罚分明，而韩世忠又是名将，统率精锐，却未能取得尺寸之功；君主忧愁，臣下蒙辱，实在无计可施。” 臣私下认为，上天还没有悔除祸患，祸害仍未停止；又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雨雪过多，入夏已经过半，暑气却还不强，阳气微弱而阴气旺盛，这些现象清楚可见而无可怀疑。灾变频繁，一定有其原因。只愿陛下凭聪明神武，应天顺人；宗庙社稷所依为主、四方万里百姓所寄托性命的，只有陛下一人。还愿陛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百姓之艰，痛恨夷狄带来的耻辱，修养德行以感通天意，希望由此获得诚信与顺应，并得到上天帮助。《尚书》说：‘不要怠惰，不要荒废，四方夷狄就会来朝。’又说：‘英明的君主谨慎修德，四方夷狄都会归附

译。’说的是德行足以使四方夷狄服从。从前舜时苗民违抗命令，舜向昊天呼告，承担罪责、归咎自己，恭敬侍奉瞽瞍，大力施行文德，舞动干盾和羽饰，终于使有苗来归。周文王讨伐崇国，三十天仍不投降，便退兵修养德教，再次进攻，崇国于是凭借营垒投降。舞干羽并不是讨伐叛乱的计谋，筑垒也不是决定胜负的策略，最终能够使其服从，正是由于修德。臣恭望陛下把虞舜、周文王曾经实践而获得的成效放在心上，寝食起居都想着二圣，屏弃声色，远离佞人，容纳直言，体恤百姓隐忧，一天比一天谨慎，以至诚之心不懈怠，自然会德行盛大、日日更新，天下即使遥远，也自然会心悦诚服。”

译《传》说：‘以行动感动百姓，不靠言语；以实际回应上天，不靠文饰。’以行动感动百姓，百姓就会帮助他；以实际回应上天，上天就会帮助他。百姓相助，军队就会听命；上天相助，就会降下安康，还有什么想求而得不到呢？臣愚昧，却对此思考得很熟，只愿陛下采纳。” 刘行简进献史事说：“魏武侯谋划事情恰当，群臣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临朝时面有喜色。吴起进言说：‘今天有人把楚庄王的话告诉您了吗？’武侯说：‘没有。楚庄王的话是什么？’吴起说：‘楚庄王谋划事情恰当，群臣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临朝时却面有忧色。申公巫臣问：‘君王临朝而面有忧色，为什么呢？’楚庄王说：‘我听说，诸侯能自己选择老师的就能称王，能自己选择朋友的就能称霸，自满于自身而群臣没有一个比得上自己的，就会亡国。如今凭我这个不肖之人和群臣在朝廷议事，群臣没有人能赶得上我，我的国家大概接近灭亡了，所以面有忧色。楚庄王因此忧虑，而君侯却独自面有喜色，这是为什么呢？’武侯迟疑退让，向吴起道歉说：‘上天让先生来纠正我的过错啊。’” 臣曾说，君主最大的忧患，没有比国家没有谋臣更大的了。如果没有谋臣，就不能治理国家。因此，有作为的君主不把独自凭智慧超越众人当作能耐，而把群臣的智慧不足视为忧患；他担心事情接连发生，而谋略不能充分应对。如今群臣的谋略反而赶不上君主，说国家没有谋臣也是可以的。楚庄王所忧虑的，魏武侯却把它当作喜事，这种见识为什么彼此相反呢？晁错说，五霸的才能还不如他们的臣下，所以把国家交给臣下，把政事托付给臣下；如果臣下的谋略反而赶不上君主，那么臣就知道他不能称霸了。汉高帝曾说：‘在帷幄之中运筹，在千里之外决胜，我不如张子房。’他不以不如别人为耻，这就是他能够兼收众人智慧、采纳群臣谋略而成就大功的原因。《尚书》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就能称王；认为别人没有一个比得上自己的就会灭亡。’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只是喜欢自我夸大罢了，尚且还应当畏惧。何况群臣真的没有人能赶上自己，那将同谁谋划呢？所以臣认为国家没有谋臣，是君主最大的忧患。” 权吏部侍郎汪应辰上奏说：“臣仰思陛下清净心志、约束自己，仁爱百姓万物。近来连续下达明诏，废除甲库，停止教坊，减少巡逻士卒，放出宫女，这些盛德之举全都出自圣意，不是群臣所能预先参与的。士大夫相互传告，都认为圣德日益更新，天意也由此可见。只是自从与敌国讲和以来，忌讳谈论兵事，几乎二十年了，朝廷内外的人习惯于所见所闻，以为朝廷的规模只能如此。如今却突然整顿奋发、修举兵政，百姓无知，有人怀疑未必真能如此。臣看来，这也没有什么可怪的。”

译《传》说：“上天不会因为人厌恶寒冷就停止冬天，大地不会因为人厌恶险阻就停止广阔，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诋毁欺凌就改变自己的行为。” 何况今天的事情，只是由于百姓的意志尚未信服，而陛下用来感动天地、通达神明的力量，难道还要依赖外在条件吗？臣曾私下考察古来兴盛、平乱的君主，他们不只是才能和谋术胜过别人，也一定修养了自身所应修养的道理。汉高祖进入关中，不取财物，不宠幸妇女，范增因此知道他必将拥有天下。光武帝进入河北，冯异劝他说：‘应当去做别人不能做到的事。’于是他节制饮食，凡事遵循法度。邓禹、吴汉、寇恂、邳丹、耿纯、刘植等人闻风仰慕他的德行，奔走而来，接踵不断。自身在这里修德，而敌视我的人因此畏惧，仰慕我的人因此受到激励，这就是汉高祖、光武帝卓然成功的根本。臣愿陛下把今天已经实行的事情推广充实：凡无益的营造，唯恐删去得不彻底；凡有利百姓的事情，常常唯恐做得还不够。表里如一，大小事情全都办理，以至诚之心不停止，真积力久，便会发为光辉、流为恩泽，那么盛德大业都在陛下手中。那些一时纷纷的议论，又在哪里呢？孟子说：‘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推广自己所做的事情罢了。’ 这也是臣诚恳不已的心意。” 孝宗乾道三年十月，汪应辰从成都被召回，入朝上奏说：“臣私下观察，汉宣帝振作精神治理国家，他的丞相魏相多次上疏，反复恳切地以天道和民事进言。宣帝又命属官查办郡国事务，属官休假从家中回到府署时，总要报告四方奇异的见闻；如果有叛贼、风雨灾变而郡国不上报，魏相就上奏说明。宣帝与群臣之间相互警戒，从未不以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为念，唯恐有不知道、不听闻的事情。他们的精神警惕、思虑积累、所施行政事和所建立的规模，最终使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绝不是偶然的。唐史也称唐明皇振作精神处理政事，但姚崇为相时，山东发生蝗灾，倪若水、卢怀慎认为应当修德，姚崇却一再强辩拒绝，只专门把派使者捕蝗作为要务。后来明皇将要到东都，太室屋宇毁坏，宋璟、苏颋请求不要出行，以回应上天警戒，姚崇却独自赞成出行，使明皇忽视灾异，没有恐惧反省、修德自责的意思，治理不能善终，以至发生天宝之乱，姚崇实在是开启祸端的人。想要治理国家，却不知道以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为根本，他的明察必然有所蒙蔽，志向必然有所转移；治乱的关键，确实已经在这里分开了。” 臣仰思陛下每日奉行孝道，亲自实行俭德，没有宫室苑囿游乐的享受，没有声色玩物的迷惑；阅览各项政务，不遗漏细微事务；接见臣下，不间隔疏远或卑贱之人。遇到雨水、旱情失常，便使内心焦虑劳苦，减少平常用度，洁净严肃地举行祷祠，以引导、迎接善气；年成歉收，便免除租赋，打开仓廪，赈济救助贫困断绝生计的人。州县发生水旱灾害而奏报不实，以及巡检查视不及时的，都依法治罪；戒除惨酷刻薄的刑罚，拒绝额外进献。诏书屡次下达，恩德诏令十分优厚；所谓敬畏上天、爱护百姓的实际行动，陛下本来已经体现于政事之中，使天下获得了幸运。然而臣私下认为，天人之理无穷，圣人的心从来不以已有成就而自满。伊尹、周公谈论上天时说‘难以相信’，说‘不可以完全信赖’，说‘我不敢知道’。即使尧舜盛德，也认为知人安民很难，把修养自己、安定百姓视为忧患。凡在上天面前常有所不敢，自己也必然常有所不敢。《易》并不是故意作谦退畏惧之辞，而是道理本来如此。臣恭愿陛下把圣心已经体会到的、圣政已经实行的，推广得更加广大，保持得更加长久；无论升降进退都不违背，隐微和显著始终如一。” 凡言语行为的发出、刑罚赏赐的施行，都大公至正，无不顺应天理、使人心服，那么感应就会被招致，给天下带来福祉的事业也将日日更新、不断更新。孟子说：‘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推广自己所做的事情罢了。’臣诚恳不已。” 乾道五年，汪应辰任敷文阁待制，又进献史事说：“唐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孔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这是圣人教人谦虚。自己虽然有才能，仍然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以求得自己尚未掌握的才能；自己虽然见闻多，仍然向见闻少的人请教，再借助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内心有道，外表却像没有；内心充实，容貌却像空虚。不只是普通人应当如此，君主的德行也应当如此。所以《易》说“谦以养正，明夷以莅众”。如果占据尊贵至极的地位，炫耀聪明，依仗才能而放纵，那么上下就不能沟通，君臣之道就会乖离。自古以来的灭亡，没有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太宗称赞说好。” 臣私下认为，圣人聪明睿智，超出万物之上，却不把功善据为己有，不以圣人自居；他们谦虚退让，委曲周密，用来通达天下人的情意，兼收天下人的智慧，这才成为圣人。孔颖达回答太宗的话，简要明白，切合治国之道；太宗能够赞许并采纳它，取得贞观之治也就理所当然了。孝宗时，权吏部尚书韩元吉进献史事说：“《后汉书·邓禹传》记载：光武帝从蓟到信都，命邓禹征发紧急军队，得到几千人，让他亲自统领，另行攻取乐阳，跟随光武帝到达广阿。光武帝在城楼上停留，展开舆地图，指给邓禹看，说：‘天下的郡国像这样多，如今才得到其中一个。你先前说“凭我的考虑，天下还不足以平定”，为什么呢？’邓禹说：‘如今海内混乱，人人都想念明君，正像婴儿思慕慈母一样。古来兴起的君主，取决于德行的厚薄，不取决于土地大小。’光武帝很高兴。”

译臣看光武帝，可以说是知道困难的人。古语说：“君主认为事情难还是容易，事情就要从相反的一面到来了。”当时他在黄河以北用兵，只得到一个郡，看到天下郡国如此众多，便惊惧自省，担心自己不能取得天下。他把这件事问邓禹，邓禹若替别人评论，当时更始帝占据关西，赤眉、青犊之类动辄有数万人，三辅地区各自假称名号，往往聚众而起，本应劝君主整治兵器、喂饱战马，致力于增强实力，以求一朝决胜。然而邓禹却说：“在于德行厚薄，不在于土地大小。”这是料定光武帝一定足以平定天下，只想扩大他的德行来收取天下人心罢了。唉，这正是三代王者辅佐者的言论，是伊尹、吕望用来谋求救济百姓的思想。所以光武帝到邯郸后，分派官属巡行郡县，治理冤屈，布施恩惠，登记囚徒，抚恤鳏寡。他告诫冯异说：“今天的征伐，不一定要夺取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局势、使百姓安居聚集。”这些都由邓禹启发而来。后世却因邓禹不能直接进攻长安而产生疑问；但邓禹认为赤眉刚刚攻下长安，长安财富充实，锋芒不可正面抵挡。盗贼聚居，没有长远打算，财物粮食虽多，变故却很多。这是想暂且借给他们一些时间，等待他们自行灭亡。” 邓禹的谋略固然没有全部采用，但军队出征有纪律，投降的人每天以千计；光武帝停车缓行，慰劳父老，以安慰他们歌咏、思念汉朝的心。光武帝以首功赏赐邓禹，难道只是因为他的谋略见识能预先判断事情的先后吗？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一半的土地，面对夷狄而忧虑，疆域地图本来已经远远超过汉光武帝时期；而强敌横行侵凌、肆意骚扰已超过五十年，其势力也将自行灭亡。圣主的盛德日益更新，施恩已经很厚。群臣也应当有邓禹那样的谋略，不计较眼前小功而从长远谋划，那么中兴大业指日可待。” 杨万里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治理天下，必须先端正支配自己内心的主宰；臣下辅佐君主，必须先端正君主内心的主宰。小人和敌国想要倾覆别人的国家，也一定先败坏君主内心的主宰罢了。齐国人在夹谷受挫后谋划对付鲁国，不是以齐国谋算鲁国，而是利用鲁国自身来谋害鲁国。鲁国因女乐而停止朝政，孔子离去；这首先败坏的是任用孔子的那个主宰。谁是任用孔子的主宰？不就是鲁君的内心吗？越国人在会稽受挫后谋划对付吴国，也不是以越国谋算吴国，而是利用吴国自身来谋害吴国。吴王听信宰嚭而疏远伍子胥；这首先败坏的是任用伍子胥的那个主宰。谁是任用伍子胥的主宰？不就是吴王的内心吗？所以，君主拥有天下，就像富裕人家拥有家产；君主拥有一颗心，就像富裕人家有家主。如今拥有千金家产，而家主却沉迷博弈、酒色，同不得志的奴仆宾客亲近而不严肃，那么这千金家产，谁不会把它看成外府之财呢？而忠诚的朋友，不先端正他家的家主，却想扶助这个家主的家业，因此扶正东边，西边却倾倒；使左边富足，右边却贫困。世上的君子辅佐君主，不过说：人才还没有任用，民力还不富裕，国家还不富足、军队还不强盛，太平还没有期限，敌国外患还没有止息。” 这些都只是知道扶助君主的家业，却不知道端正他家的家主。古代有些君主继承帝位、守成守法，因为不知道艰难而败坏国家，臣暂且不说；请说那些创业艰难却又亲自败坏事业的人。隋文帝夺取北周、陈国，统一了经历百年分裂的天下；开皇之治，自汉代以来只有这一时期可以相比。他的贤明怎样呢？唐庄宗同后梁在黄河边对垒，十五六年不解甲胄，百战而锐气不挫，最终灭亡后梁；他的英雄气概怎样呢？这两位君主创业之难如此，然而都未能免于自身遭祸，国家也未能免于灭亡。兴起隋朝的是隋文帝，亡掉隋朝的也是隋文帝；灭掉后梁的是唐庄宗，自我毁灭的也是唐庄宗。同一个君主，兴亡成败却前后不同。因为从前的隋文帝、从前的唐庄宗，能够端正自己的内心主宰；内心主宰端正，国家就随之兴盛。后来隋文帝、后来唐庄宗，却败坏了自己的内心主宰；内心主宰既然败坏，国家哪有不败的呢？这两位君主是天下的主宰，而他们的内心就是他们自身的主宰。勤俭创业的内心一变为贪图安逸、欲望享乐、满足于成就的内心，主宰就已经败坏了。当他们迷惑于女子、宠爱伶人时，两位君主自己以为没有害处；然而女子、伶人的祸患一旦发作，便横向溃决、四处崩裂而不可挽救，最终杀死两位君主本人，覆灭两个国家的宗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年〕 那么，天下之所以治乱存亡，难道是取决于外在因素吗？也不过是看人主的作为如何罢了。如今凭借天子的圣明、仁厚和孝道，再加上勤勉谨慎地学习经典，像舜那样勤劳节俭，像禹那样，不亲近声色，像汤那样，不沉溺于游猎田野，像周文王那样，那么，用来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从而建立致治根本的条件，已经达到极点了。臣还要把这些作为首先进言的内容，是因为圣人防患，内心不依恃天命，而是尽力依靠人为；不在危急时才警惕，而在安定时就警惕。今天边境事务稍稍平息，忧虑顾念也稍稍宽解了。外部平息而内心宽舒，正是治乱安危潜伏其中、尚不可测的地方。难道没有人用新奇的乐声和艳丽的女色来蛊惑皇上的心吗？难道没有人用奇技淫巧和玩赏珍物来荡乱皇上的心吗？难道没有人用射猎游幸、宫室台榭来迎合皇上的心吗？道路上传闻，皇上在处理万机之余，球马之戏似乎已经渐渐进用了。臣不敢相信，却不能不感到忧惧。难道唯独没有看见高渐离击筑的故事吗？事情难道一定要等到发展重大之后才考虑吗？汉文帝的贤明，与周成王、周康王相比，究竟谁先谁后呢？汉文帝敦厚朴实、勤劳节俭，没有任何嗜好，只是稍微喜好射猎，并没有损害他的贤明。然而贾谊劝谏他说：“不去猎杀凶猛的敌人，却去猎取田野中的野猪；玩赏细小的娱乐，却不谋划大的祸患，实在令人流泪。” 贾山也劝谏说：“希望您稍微减少射猎，修习先王之道。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德行会日益败坏，荣誉会日益消亡。”这两位臣子责备文帝，是要求他事事完备，并不是要把他责备得无可挑剔，而是爱护他的完整德行。臣希望圣天子停止球马这种微小的娱乐，去寻求圣贤最大的快乐；召集天下年高有德、研习正学的臣子，同他们探讨古今圣经贤传，深入探求尧、舜、三代以及汉、唐兴亡的根源，从中选择道理来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日积月累地实行，那么圣德就会日益增进。这样，二帝三王的治道就会涵养在圣心之中，并流行于天地之间；敌国即使强大，其强势也容易转弱。

译提举江西刑狱公事朱熹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陛下具有大有作为的资质，怀抱大有作为的志向；即位之初，慷慨激励自己，发愤图强，力行俭约，勤勉劳作，把对内修治政事、对外抵御边患、全面清扫陵庙、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责任。像这样已经二十七年了，可是因循拖延，日子一年年过去，竟然没有一点成效可以向上报答圣心、向下安慰人望。不知道陛下是否也曾在深夜思考，探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认为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凭陛下的神明，难道能说所任用的人全都不合适吗？如果认为所遵循的不是正道，那么凭陛下的仁厚圣明，难道能说所遵循的道路全都不是正道吗？如果认为规模制度没有确定，那么陛下的规模制度曾经确定过；如果认为志向气魄没有树立，那么陛下的志向气魄曾经树立过。然而仍然这样，究竟是为什么呢？臣实在愚昧卑微，私下替陛下对此感到困惑。因此曾反复思考：莫非是在燕居闲处、心神虚明而应接万物的境地中，所谓天理还有不纯之处，所谓人欲还有没有穷尽之处，所以才这样吗？天理尚未纯全，所以行善常常不能充分发挥；人欲尚未除尽，所以除恶常常不能斩草除根。” 行善却不能充分发挥，除恶却不能斩草除根，因此即使只在一念之间，公与私、邪与正、是与非、得与失的关头，也总会在内心彼此分裂、互相对立并交战。所以，陛下礼遇大臣并非不厚，却反而让亲近宠幸、逢迎谄媚之人的私心，得以深深获得心腹般的信任；陛下日夜思求豪杰英才并非不切，却反而让柔弱奸邪、庸碌昏谬之辈，得以长久窃据朝廷大权；陛下并非不乐于听取天下公正的议论和正直的言论，却有时也不能容纳；并非不想憎恶天下的谗言和败坏德行的行为，却也免不了听信错误；并非不想报复陵庙被毁的仇耻，却有时免不了采取畏怯苟安的计策；并非不想爱护养育百姓的财力，却有时免不了听到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像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因此，所任用的人虽不至于全都不合适，却也不能全部得到合适的人才；所遵循的道路虽不至于全都不是正道，却也不能完全合乎正道；规模制度本来曾稍有确定，最终却变得不确定；志向气魄本来曾稍有树立，最终却变得没有树立。白白度过岁月直到今天，不但不足以实现太平，反而有时足以招致祸乱；不但不能谋划制胜于人，实际上连自我守成也做不到；不只是天下人替陛下惋惜，臣知道陛下内心也不能不以此为遗憾。” 听说如今圣心日益焕新，盛德奋发，英明果断地整顿纲纪，大概是有意使天理纯全、使人欲除尽了。然而臣私下从这些事情来看，仍然担心还没有免除天理与人欲交战的祸患。追究传写、泄露文字的罪责，这样一来，亲近宠幸、逢迎谄媚之流就知道害怕了。然而被罢黜的人离开不久便又回来，留下的人反而更加进用、势力更加盛大，这就说明陛下亲近宠幸这些人的心意还没有衰减。罢免那些多年窃居职位、盗窃权力的奸邪，这样一来，柔弱奸邪、庸碌昏谬之党就知道害怕了。然而希望通过候补升迁的人却沿袭他们的行径，以侥幸求进而没有受到斥责；担任言官、负责谏诤的人却心怀私意，闭口不言，也没有受到追问，这就说明陛下委任这些人的心意仍然存在。增设谏官，斥退疏远邪佞之人，这在广泛听取意见方面确实比前日有所不同。然而可供进谏的事情无穷无尽，他们或许会接连进言，而且言辞更加恳切，不知道陛下果真能否采纳并施行。辨明诬陷冤屈，慰问安抚孤立正直之人，这在洞察幽隐方面确实比前日有所不同。然而造谣生事的人没有受到责罚，他们或许会再度出现，手段更加巧诈，不知道陛下果真能否疏远并彻底断绝他们。辞退傲慢豪侠之人，嘉奖宏伟的谋略，本来似乎可以激励人们不要怀抱苟安之志。然而任命将领的权力却从宦官方面分出，军政败坏，士卒忧愁怨恨，恐怕还没有办法应对天下的变故。赈济粮仓、免除租税，严格禁止额外征发和骚扰，本来似乎可以宽解疲困百姓的财力。然而监司选择不当，守令贪婪残暴，政令烦苛、赋税沉重，百姓失去生计，恐怕还没有办法巩固国家的根本。就这几件事来评论，那么所谓天理虽然似乎稍占上风，所谓人欲却始终没有完全除去。凭陛下的神圣仁明，临政已久，谋求治道又如此迫切，本来应该安然高拱，长久享受功成治定的安宁了。然而岁月不断流逝，四面顾望却茫然无措，阴阳两方正在争胜负而尚未决出，不知还要到哪一天、哪一时，才能大略看见圣治的成功呢？听道路传闻，近来向陛下进说的士大夫很多。然而他们不探究根本，只指出末节；不先处理困难的事情，却姑且从容易的事情做起；罗列天下各种琐碎事务，却不从陛下自身着手，只在事务利害的末流上忙碌奔逐。臣恐怕这还不足以端正出治之本、澄清应对万物的根源，来辅佐陛下正大宏远的谋划，使天下事务全都符合圣意。过去舜、禹以及孔子、颜回之间，曾经忧虑并讲论过这一点。舜告诫禹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纯专一，才能真正把握其中正道。”并且一定接着说：“没有考据的言论不要听，没有询问众人的谋划不要采用；谨慎对待你所居的职位，恭敬地修行那些值得向往的德行。四海百姓陷于困穷，天赐的禄命难道还能长久吗？” 孔子告诫颜渊，先说：“克制自己，使言行恢复到礼的规范，这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就会归依于仁。实行仁德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他又进一步说明：“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既然告诫他要了解四代礼乐的损益变化，又进一步说明：“放弃郑国的乐声，远离谄佞之人。郑声淫靡，佞人危险。”唉！这就是千圣相传的心法要旨，它用来穷尽天理的完整内容，考察人欲的彻底除尽，可以说把根本与末节、重大与细微全都概括了。两汉以来，并非没有希望求治的君主，但没有谁能够立志实行这一道理，所以即使有人顺应时代以成就功名，最终也不能参与帝王盛治之列。有的人以做平庸君主为耻，想在这条道路上用力，却又不免被老子、佛教的学说所蒙蔽：静时只把虚无寂灭当作快乐，却不知道还有真实之理的根源；行动时只把顺应因缘、无所障碍当作通达，却不知道还有善恶的关键。因此在日常运用之间，内外彼此背离，不能相互发挥作用，反而危害政事。所谓千圣相传的心法要旨，于是就不再讲求了。臣愚昧而无能，私下希望陛下就今日的政事，追溯其源流，向上考察，以求得知其中所以然的原因，并对舜、禹、孔子、颜回所传授承接的道理稍加留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从今以后，每当一个念头萌发，就一定谨慎地察看它：这是天理，还是人欲？果真是天理，就恭敬地扩充它，不使它稍有阻塞；果真是人欲，就恭敬地克制它，不使它稍有凝滞。推广到言语行动之间、任用人员和处理事务之时，都没有不以此作为裁断标准的。知道是对的就去实行，实行时只怕力量不够，不必担心用力过度；知道是错的就去除掉，去除时只怕不够果断，不必担心果断太过；知道是贤能的就任用，任用时只怕不能专一，召集时只怕人数不多，不必担心因此结成朋党；知道是不贤的就罢退，罢退时只怕不够迅速，清除时只怕不够彻底，不必担心因此有所偏私。这样，圣心就会洞明澄澈，内外融通透彻，没有一丝私欲能够夹杂其中，天下事务将都任凭陛下施行，没有一件不符合心愿。《诗经》说：“丰水之滨长着芑草，武王难道不任用贤才吗？把谋划留给子孙，使后代安乐而承受庇护。武王真是盛美啊！”何况如今祖宗光明盛大的事业，托付在陛下身上，将要由陛下传承到无穷无尽的后世。四海之内对陛下的期望，并不只是希望您施行几代人的仁德。的仁德罢了。《尚书》说：“如果药物不能使人昏眩呕吐，他的疾病就不会痊愈。” 希望陛下深深留意圣人的志向，痛切地自我磨炼并努力实行，使万世之后仍然可以把它作为后世圣人的法则和准绳；这样，宗庙社稷和神灵永远有所依托，四方百姓和贤者永远有所归依，天下也永远得到安定，那就十分幸运了，天下也十分幸运。臣孤陋寡闻，学业没有成就。此前两次奉召赐对，所说的大意与这篇大致相同，只是言辞不够明白，条理不够清楚，实在不足以使圣心觉悟。然而陛下怜悯臣，不忍心始终弃置臣，使臣得以再次瞻望圣颜、环顾陈说。这里没有别的内容，只是摘取旧日所闻，又把这些话进呈。臣僭越妄言而狂率无忌，罪当万死。伏望陛下裁断宽赦。孝宗正锐意学习武事，右谏议大夫黄洽借机进谏说：“《颐卦》大象辞说，君子因此谨慎言语、节制饮食。对言语饮食尚且要谨慎节制，何况其他事情呢？凡是在筋力和呼吸之间，只要有一点过失差错，都不是保养身体的方法。”皇上说：“你所说的没有一句不是仁义忠孝之道，可以作为万世臣子效法的准则，朕常常记在心里。”卫博上奏说：“臣听说，君主如同天。天凭借元气创始并养育万物，君主凭借神妙的治理之道统制天下。元气充盈，就如同春天；温暖，就如同夏天；清洁，就如同秋天；肃杀，就如同冬天。它盘旋弥漫在太虚之中，万物在其中孕育、融化、滋养，其变化不可测知。于是萌发的得以生长，屈曲的得以伸展，潜藏的得以奋发，已经生成的得以顺利发展。人们只知道天确然高居于上，仿佛把不直接主宰万物当作功劳，却不知道天之所以创始养育万物，是因为元气纯正。经为文治，纬为武功，威为刑罚，庆为赏赐，它们运行于四海之内，使万物受到感动、教化、鼓舞，其作用不可测知。于是大的有所畏惧，小的心怀归附，混乱的得到安定，放纵的受到约束。人们只知道君主巍然居上，仿佛把不劳神而能治理天下当作功劳，却不知道君主之所以统制万方，是因为设置并运用神妙的治理之道。只有元气纯正，天地才茫然运行、幽深变化，这就是天之所以高远。” 只有神道确立，才能使雷霆震动与日月运行各得其序，参合开合变化，这就是君主之所以受到尊崇仰望的原因。陛下亲自承受大历以来，至今已经六年；所施行的赏赐庆典、刑罚威令，以及文治的光明、武功的显赫，足以恢弘天道纲纪、安定天下四方，使天下蒙受不可测度的神圣恩泽，本来已经与上天同样伟大，毫无可比之处了。然而臣还要说这些话，是因为臣愚昧，私下认为陛下有超过三王的资质，有统一九州的志向，有消除群邪、使百蛮臣服的谋略；但功业所及、教化所被，仍未能满足陛下圣明神武的心愿。臣之所以更加希望陛下体察乾道刚健，秉持夬卦决断的精神，掌握

译神妙的关键来运转天下，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成功？还有什么征伐不能使人服从？还有什么政事不能治理好呢？虞允文上奏说：“臣恭敬地承蒙圣恩，颁赐御笔，曲意向臣表达推心置腹的眷顾。臣叩拜感激、珍藏不已之后，私下想到，陛下凭借上天赐予的智慧勇武，运用上天授予的谋划方略，像臣这样极其愚昧的人，哪里敢奢望窥见圣明的万分之一？然而臣出入朝廷、供职周行至今已有七年，仰望窥见陛下经营谋划四方的远大方略，始终如一，因此臣可以预知：上天把大功大业托付给陛下，为亿万年开创无穷基业，确实早已默默决定了。然而天下的事情有成有败，众人的谋划有得有失；得失之间，成败便随之分开，实在令人恐惧。臣曾考察自古明君贤臣相遇的情形，他们在一堂之上精神相互感通，在万里之外言语心意也彼此相通，所凭借的只是诚信罢了。真诚就不会改变，守信就不会使人疑惑；没有疑惑，就没有离间的话能够乘隙而入；不改变，就没有异议能够使之动摇。功业的成就，大概根本就在这里，史籍所记载的事可以考察。陛下秉持诚信、专一的德行，正要把真实的心情推布给臣下；臣曾反复审视自身，不过是一个孤单身影，即使让臣处在最危险的地方，去做最艰难的事情，又怎么敢不坚守诚信，倾尽肺腑，努力求得一点成功，希望事情或许能够办成，以作为日后报答陛下的实际行动呢？” 臣感戴上天、承荷圣恩，感情不能自已，并把自己拳拳不移的忠心一并陈述，伏乞圣明鉴察。” 卫泾上奏说：“臣听说，君主就像上天。《易经》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这是说天的德性以刚健为主，君主的德性贵在自强。所以天地造化运行不穷，君主的德业也能够日益光大更新。臣仰望陛下凭借世所罕有的资质，处在大有作为的时势，登基之初便振作精神，谋求治理，痛恨强敌违逆天理，忧愤国土尚未收复；边疆防御的谋略始终不忘于心，恢弘远大的志向也曾写入吟咏歌颂之中。以陛下英武神圣、锐意建立功业的气概，中兴大业的希望，指日可待。然而岁月已经渐久，一件事情也没有完成。臣仰知陛下洞察天机，周密运筹庙堂谋略，草野书生本来难以窥知；但臣私下所听闻的，自陛下即位以来，八方贤士所陈的策略，大抵不外乎兵、财、民、风俗、人才、赏罚刑政、纪纲法度等十几项，陛下孜孜不倦地讲求，也不外乎这些方面。二十六年之间，凡是所谋划、所施行、所建立的，哪一件不是为了兴利除害？可是考核成效没有能够挽救过失的，宽缓政务还来不及实行，百姓的困苦尚未复苏；提振勇武之气，士气却还没有振作；获取财赋已经竭尽，却仍常常忧虑财用不足；任用人才虽然广泛，却仍有许多人才被遗漏；官吏冗滥而尚未澄清，命令刚刚施行又屡屡更改。只看眼前的事情，竟没有一件足以稍稍称合陛下心意，又哪里有空暇谋划恢弘远大的计划？事机容易失去，时机不会再来。陛下正当盛年，圣子神孙，本宗支系日益繁盛；以祖宗八代的基业，以太上皇托付的重任，以子孙亿万年的基业根本，都由陛下一身承担，难道可以不谋划长远、考虑终局，为后代留下安定的谋略，制定宏大、深远、长久的规划，只求苟且安稳、相安无事就算了吗？臣在甲辰年春天，曾随同诸生冒昧进献愚见，曾说天下最令人忧虑的，并不是治理成效没有进展，而是风俗安于苟且偷安最为可怕。大意是说，陛下即位之初，锐意求治，不按常次越级任用将相，委以重任而责成其建立功效；当时的臣僚只是放肆说大话、荒诞欺妄而无所补益，往往因此负罪离去，而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也由此稍稍松弛。所以臣妄自议论，认为陛下从前求治太急，而如今办事又失之过缓，于是庸常之辈得以保持俸禄、保全自身，形成偷安的习气。上下都苟且敷衍，没有人肯承担政事，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士气一天比一天鄙陋，民生一天比一天困苦，刑法一天比一天滋繁，天下的祸患将会有超出意料之外的了。”

译臣曾经把“更化”的主张献给陛下。臣所说的更化，并不是变更法律、改易诏令的意思，而是希望陛下体察天道刚健的德性，坚定自强的志向，振兴纪纲以尊崇国家体制，明确赏罚以激励懒惰怠慢，从长期废弛中重新振作万事，在日新月异中谋求大业。这难道在于纷纷扰扰地多做事情吗？《诗经》说：‘周朝虽然是旧邦，它所承受的天命却不断更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陛下误听了臣的话，破格把臣提拔置于首选，又因旧日事实，承受了错误的恩典，召回臣并使臣列入官员行列。臣得以借轮对之机，瞻望天颜，私下反复思量：臣不过是一个疏远卑贱的人，僭越议论朝廷大体，是还没有取得信任就进谏，圣人对此有深切的戒惧；若只是拾取琐碎旧事，又会冒犯、惊扰陛下深邃的听闻，那就辜负了臣平日的心愿。因此臣冒昧在奏篇末尾，把过去曾经进献、希望陛下采纳记录的意见再诵说一遍。惟愿陛下宽赦臣的狂妄愚昧。”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君主的德性 宋光宗即位之初，正寻求正直的言论。太保、致仕史浩进献奏章说：“臣恭敬地读到陛下的训词，内心不胜惶恐。臣听说，虞舜以谦让把帝位禅让给人，禹恭敬承受文王的法则；当面传授的纲要不过几句话，亲自传授的精妙，难道会有许多歧途吗？只是精诚专一，才能把握中正；只是谨慎自守、安宁自得，才能辅佐正直，而正直才是人的主宰。中正之道人人都有，然而在喜怒哀乐尚未发动之时，惊惧怜悯尚未因突然看见某事而萌发之际，哪里可以用语言说清？哪里可以从形象上求得？心的持守与舍弃关系到存亡，安逸与劳苦决定于操持。指出它的根本要旨，就称为‘心’。因此，谋划国家的言论，必定以端正内心为根本。心是百行的根本，心是万物变化的源头。天地的灾祥、阴阳的舒展闭塞、日月星辰的明暗、禾黍的丰歉、纲纪的弛张、风俗的厚薄、人才的邪正、外域的服从违逆，虽然变化万端、彼此不同，却都由一心所感召。收摄它不出方寸之间，施用它却充满天地四方。胸中一旦有一处不正，天下就无法治理。所以帝舜在将要倦于政事之日，夏禹在开始承继德业之初，首先发表这些重要言论，确实知道这是急务；不要以为这是书生浅末的学问、俗儒惯常的空谈。” 洪惟寿皇长久统治天下，黎民贤士之臣，陛下早年已经端正地处在太子元良之位；各种祥瑞一同汇聚，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寿皇为后代留下安定的谋略，陛下潜藏而积蓄德性；在父亲面前承受诗礼教诲，乃至早晚问候父亲安宁，寿皇亲口宣示的教导，玉音从未闭塞。精微的道理、涵养的方法，既已从耳闻中领悟，又从亲身教诲中得到。陛下治理京城，民间全都信服；寿皇明断神决的机要，天下暗中都蒙受其福利。这难道只是师生之间善于诱导的结果吗？实在是父子之间秘密传授的缘故。臣料想陛下深邃的内心洞察一切，心灵清明如止水不受扰动，明亮如没有尘埃的镜子；美丑分别清楚，连须眉这样的细节也不会逃脱观察。到了这种地步，还何必再向别处求取？从这里推行出去，没有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学》说：‘内心端正之后自身才能修养，自身修养之后家庭才能整齐，家庭整齐之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之后天下才能太平。’董仲舒说：‘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不归于端正的。’其中最深切的义理，想来已经明白地显示在陛下的圣明之中，只需熟加讲习罢了。何况寿皇选拔特别优秀的人才，广泛收罗英俊贤能之士，正是要让陛下遵循祖制、发扬功业，大力阐明治理安定天下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人〕 在朝廷之上、台阁之间，辅佐君主、弥补缺失，讨论政事、进献纳言，一切都归于正道，再汇报给君主，难道还会有遗漏吗？陛下向退居闲散的臣下询问，尚且不嫌弃海岳般众多的意见，连细小如尘埃的帮助也不拒绝。诏令又下达至田野之臣，使臣这样年老无用的人也承蒙清问；臣年老了，已经无能为力，难道说话还能不谨慎吗？然而想到飞蜂走蚁一类尚且知道尊奉君主的道义，食芹菜、背向太阳取暖这样的卑微之人，也不忘把忠心奉献给君上。正值圣明君主推诚纳谏之时，臣没有古人冒犯龙颜、直言逆耳的恐惧。臣学识确实浅陋，才能也很荒疏，虽然没有一点长处，仍愿意竭尽所能贡献一得之见。怎敢不顾僭越，冒犯陛下威严？臣私下认为，人的内心也如弩上的机括，从这里发动时不过相差毫厘，在那里产生的反应却何止相距胡地、粤地那样遥远。说到君主存心，与普通人走的道路不同：普通人守心不正，祸患只止于自身；君主守心不正，祸害就会波及万方。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骄奢暴虐、淫乱荒亡，都是一念在最初萌发时没有得到端正所造成的。等到百姓皱眉蹙额、彼此诉说时，即使后悔又哪里还来得及？因此舜接受尧的教诲，禹承受舜的告诫，都必定是在历数天命已经归于自身之后，才阐发关于危微精妙之理的言辞。”},{ 臣从前充任建邸的属官，承蒙参与辅佐隆兴初年的政事，怀抱平生所学，得以遇逢明时，所以凡是不合于此道的事情，便不敢不陈述。偶然幸得这些话恰好契合圣意，没想到在晚年还能看到德化将成，又正值真人出继，承接离明之光，臣斗胆把这一贯不变的主张，写成可以取得成效的方法。伏望陛下明察，特意加以采纳。大抵内心端正，根本就树立了；根本树立，道就会产生；推而行之，末端的事务自然会顺利完成。陛下即位之初，谋求治理应当首先从根本做起：设置官属来辅佐储皇，寻求贤能而任用吉士，那么天下各国就会归于正道。奖拔那些安静退让的人，压抑黜退浮华之徒，那么群臣就会安宁。精心选择守臣，明确准许长期任职，那么江淮这样的重地、荆襄这样的上游地区，边防就可以修治。宽裕地发给楮币，从而稍稍缓解版曹的财政压力，那么大江以东以西、重湖南北的军粮舂米之劳就可以停止。竭力求取正直的谏言，严厉斥退流言，那么正直之人可以安居，邪党会退避不敢作声，风俗就可以改变。广泛选拔有谋略的大臣，其次寻求勇猛的将领，那么车马一定修整完备，器械一定准备齐全，恢复故土的大业就可以谋划。这样处理事务会像迎着刀刃劈开竹子一样顺利，使用刀刃恰到好处，便如庖丁解牛时所见的不是完整牛体；这些不过是治理大业中微末的余绪，自然会像桴鼓相应一样迅速见效。根本既已树立，末端自然会随之而成。应当知道，万事虽然繁多，关键全在一颗心。只要运用这一颗心，既然说已经能够安处于正道，万事还有什么可忧虑而不能成功的呢？自古以来希望天下大治的君主，大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不敢倚恃崇高的地位，不因富贵的资本而骄纵，战战兢兢，不使众多官职荒废；恭恭敬敬，明白地奉事上帝。像驾驭六匹马那样谨慎，像保护初生婴儿那样小心，这都是同一颗心；又像面对深渊，像踩在薄冰上，也都是同一颗心。因此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货利益，是害怕它们使我的心骄纵而不能端正；不经营土木工程，不穿华美的衣服，是害怕它们使我的心奢侈而不能端正；不把珠玉当作宝物，不蓄养禽兽，是害怕它们扰乱我的心而不能端正；不亲近受宠幸的人，不亲昵谄佞之人，是害怕他们蛊惑我的心而不能端正；不贪恋游宴，不专事畋猎，是害怕它们放荡我的心而不能端正；不从事残酷的诛杀，不兴起大规模的狱讼，是害怕它们使我的心陷入偏失而不能端正。如此坚守，那么会产生什么应验呢？上天会使风雨按时，日月星辰完整明朗；下地则草木茂盛，五谷成熟。甘露屡屡降下，灵芝成丛生长，麒麟凤凰出现在郊野，龟龙出现在池沼。仁德的声誉广泛流布，祥和之气充满四方。四海九州的百姓，都像处在教化之国，又像登上春日高台。百工各自效法精进，多士人才济济。六服之人承受德化，四方夷族仰慕归顺。极远之地直到天际，都积聚祥瑞、降临福祉。

译这样就能使皇室基业稳固不可动摇，使圣人的寿命延长到无穷无尽。历代国运绵延不绝，子孙众多繁盛；即使说亿万年，也不足以称为久远；即使说巍巍充满六合，也不足以形容其广大。谁说端正一心不能成为处理政务的根本呢？希望我国把它作为准则，寿皇得到了它，烈祖陛下也得到了它。寿皇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呢？只是勤勉地继承祖宗的事业罢了。因为要振兴衰败、平定乱世，顺应时势而乐于承受天命；修养文德使远方之人归服；使后代富裕，并为他们制定家法。这种端正的内心，不约而同。陛下应当时时刻刻不忘此道，勤勉不懈地寻求治国方略，先治理自身以巩固根本，后继承先志以扩大声威。若能取得虞舜、夏禹那样的功效，与他们相合，并使日月增辉，这样就可以希望寿皇托付的心意得以实现，陛下继承并兴隆大业的功勋得以成就。入内可以亲自侍奉重闱，享受承欢膝下之乐；出外可以治理万国，实行垂衣拱手的清静政治。说到长寿和富贵，两宫都能共同享受丰厚的福祉；凭借孝行和功业，千古永远彰显这绝世的德行。由此才知道，开始时端正内心，果然可以使天下太平、四方归正。臣久居田野，不懂时务，加上精神已经疲惫，言语没有条理，姑且诵述旧闻，仰承明诏。退下后自知狂妄鄙陋，甘愿等待刑罚诛责。绍熙元年，给事中兼侍讲尤袤入内应对，说：“希望陛下上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下敬畏万物众生的情状，内在端正一心，外在端正五事，澄清精神、减少欲望，保全培育太和之气；虚心任用贤能，处理各项政务，不要把功夫用在劳损精神、耗费思虑，琐琐然只顾事务末节上。” 绍熙三年，起居舍人陈傅良上奏札说：“臣任职右史，每日侍奉圣驾，恭敬地看到陛下天明临朝视事，天颜严肃端穆，垂衣拱手，尊严如神。凡是施行的政令，全都合于机宜法度；凡是召见接待的人，也都极尽谦逊勤勉。未曾有一句话、一个言语因仓促而过失，也未曾有一次趋走、一步行动在片刻之间失误，可以说举止周旋都合乎礼法，真是盛德的极致。近来车驾经过宫门，正值每日分派引班直换授职务的时候，百官和有关官署等候了一整天，事情最终竟中途停止，各自引退。臣对此十分困惑。为什么呢？平日闲暇时，陛下从来没有过失，为什么偏偏到了六飞戒严、百官就列之时，却反而深居九重宫中，完全不加省察记忆？难道在近十天近一个月之间，忽然违背平常的法度吗？可是军民纷纷议论，妄自产生诽谤之言，辗转相互附和，没有什么话不说。臣虽然极其愚昧，也本来知道陛下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反复思考，才明白其中缘故。大概从往年冬天起，圣意就曾有不能释然的事情。陛下因此震怒，以至于使和气受到损伤，曾经发布威严的裁断，严厉地施行惩处。由此宫禁之内人人自危，宦官和嫔御都产生了把过错归于君父的心思，往往故意制造缘由，想要打开隔阂。” 每逢应当防备的期限，便有人从中扰乱陛下冲和的胸襟，所以有时陛下临轩听政，却失去了正常起居的节度；有时已经命驾出行，却损害了号令必信的信用。陛下天性仁厚，不察觉这是有人误导自己，臣因此深深惋惜陛下无缘无故蒙受怠惰荒疏的诽谤。臣听说，君主的心应当与天相同。如今那无边无际、清明澄澈的太虚，是天的本体；天要滋润万物，就成为雨露；要使万物活动，就成为风雷；要使万物成熟，就成为霜雪。不久放晴，天体又清澈明净，纤毫云翳都不留，日月星辰仍如往常。君主也是如此：欢喜就施赏，发怒就施刑，刑罚和赏赐既已施行，还有什么疑滞不决呢？心境宽泰安定，就是天德，哪里容得有郁结而不能舒快呢？自古帝王，当然也有难以处置世故、遭遇人伦变故的时候，但总是把宗庙社稷的托付看作最为隆重，把天下苍生的安危看作最为重要，无不先安定自己的心，期望能够成功济事。因此，父母不和顺时，舜有《南风》之歌；兄弟不和睦时，周人有宴饮《棠棣》之乐。这些都能转祸为福，使自身达到太平和谐，从未听说因此使自己困累于方寸之心。如今陛上向上有两位尊亲，因慈爱节俭而闻名四海；向下有正当盛年的皇子，因孝顺恭敬而闻名两宫。三朝累世以来，这是古代从未有过的盛况。” 纵观史籍记载，最能得到圣人福佑的情形，莫过于此。况且边疆没有惊扰，年成屡屡丰收，当时贤能之才大都位列朝班，只要守成，已经可以说是小康；如果怀抱长远谋略，就可以实现大治。又凭九州的富足，没有供养不足的忧虑；凭万乘天子的尊贵，没有使令不够的遗憾。志向所想做的事情，哪里会没有条件？那么陛下究竟还有什么不能称心的呢？何况怨患不在于显明之处，祸患往往产生于人们忽略的地方。起初因循敷衍，只说是小事，渐渐拖延长久，终于变成后患，就尤其不能不加以考虑。为什么呢？一个国家的形势，譬如人的身体，气血与表里、根本与末节贵在贯通；稍有壅滞，就会产生疾病。若是君门近在咫尺，却幽深得如同相隔万里，今天拖延某件事，明天阻挠某个人，日复一日，大家还不以为奇怪，人心就更加轻慢，君主的权势也更加轻佻薄弱。有奸邪小人乘机谋利，于是内外的情势不能相通，施威行恩的权柄可以被转移；即使有人擅自传达指挥，也将无从察觉。或者放散仪仗卫队，或者阻隔斥退臣僚，或者在宫闱中挑拨离间，或者激怒军队。万一出现这些情况，臣恐怕陛下会陷于孤立，而外朝也没有办法效尽微薄之力。那么陛下为什么不务必自我调节宣泄，以保养气血身体；务必自己宽大平和，以使精神舒畅呢？”},{ 出宫时便顺从合宜的行动，居宫时便享受安闲宴饮的福乐，为什么偏偏要因此郁郁不乐，白白招来无缘无故的诽谤，并且留下万一发生变故的忧患呢？臣曾说过，爱护君主到了极点，没有比《南雅》中诗人写下“快乐的君子”这类话更深的了，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至于君主不能使自己快乐，《风》诗中的《山有枢》和《雅》诗中的《鱼藻》，都把它作为讽刺。作诗劝戒君主，难道是为了容纳逢迎、取悦君主吗？实在是因为君主一人有福庆，亿万百姓都要依赖他，这并不是君主个人的私事。臣怀着无限恳切之心，愿意附会诗人的本意，希望陛下留意，这是臣的万幸！万幸！

译绍熙四年，陈傅良又上奏札说：“臣听说，天不是片刻之间可以测度的，却把道理显明给人看；地不是片刻之间可以测量的，却把道理简要地呈现给人。因此天地虽然神妙，而万物能够有所依恃，是因为天地之道平易简约。帝王的德行与天地相配，也不过如此。恭敬地想，陛下临朝执政至今五年，减省刑罚、减轻赋敛，天下都知道这是仁德；兼听各方、广泛采纳意见，天下都知道这是宽恕。但近来以来，忽然事事独断，平常的指挥命令，动辄出人意料。天子的听察高远，人的言论难以进入，群臣惶恐不安，不知该如何行事。凭臣愚昧而反复思考、深入观察，陛下的本心实在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台谏官员入班应对，大多被隔绝在下边，偶尔有论奏，也没有得到施行。人们便以为陛下恼怒台谏官了。然而经筵侍讲之臣，都是从法从官中精心选拔的，黄艾还首先被识拔任用。陛下何曾恼怒台谏官呢？给事中、舍人的封还驳正，随即被改任他职，即使他们请求留中，也没有立即处置。人们便以为陛下恼怒给事中、舍人了。然而王府翊善，陛下把太子交付给他辅导，而黄裳最终仍得到信用。陛下何曾恼怒给事中、舍人呢？留正无缘无故请求解除机密政务，出居郊外数月，陛下还没有批准决定。人们便以为陛下恼怒大臣了。” 然而他随班上朝请求祝寿，早晨上奏，晚上便得到批准，甚至打算让他以左相身份成为上公。陛下何曾恼怒大臣呢？更有甚者，有人因致仕而应得的恤典迟迟不下，便纷纷私下议论说：“陛下厌恶听到人说自己将死。”那李端友充任馆客之数，最终死在官邸中，赙赠随即送到。那么陛下难道厌恶听到人说死吗？有人请求离职而很快请求仍未获准，又纷纷私下议论说：“陛下厌恶听到人说离去。”那辛弃疾被召任大卿，随即出任帅职，甚至还打算以次对的身份为他的出行加恩宠。那么陛下难道厌恶听到人说离去吗？所以臣说，反复思考并深入观察，陛下的本心实在不是这样，终究只是出于仁厚宽恕罢了。臣听说，天道的运行有常，而有时寒暑失调、晦明颠倒，一定是有东西干扰了阴阳的和谐，但天道本身仍旧如常。圣人的德行本无过错，而有时喜怒失节、举措失当，一定是有东西妨碍了圣明的治理，但圣德本身也仍旧如常。由此说来，不恼怒台谏官、不恼怒给事中舍人、不恼怒大臣，都是陛下的本心。何况厌恶听到人说死、厌恶听到人说离去，哪里是陛下的心意？更何况从夏天到冬天，稍稍缺少了过宫问安之礼，便说陛下因为疑忌阻隔而损害孝养，这难道又是陛下的本心吗？”},{ 如果不体察陛下的本心，只看表面迹象，便以苦苦进谏、竭力争辩相劝，这就难怪圣听十分高远，人们的言论难以传入了。即便如此，群臣谁不希望得到宠幸？何苦要自己断绝雨露般的恩恩？谁不怕获罪？何苦要自己招来雷霆般的谴责？可是臣仍然孜孜不倦地用了半年时间，争论这几件事。陛下也何不回过头来探求本心，慢慢加以省察呢？如果陛下就这几件事反躬自察，可以这样想：‘我的心胸宽大，本来没有什么可发怒的，现在如果有所发怒，那是什么缘故？难道不是因为某人曾经说过这件事吗？我的心情平和，本来没有什么可厌恶的，现在如果有所厌恶，那是什么缘故？难道不是因为某人曾经说过这件事吗？我的内心孝敬，本来没有什么可疑虑的，现在如果有所疑虑，那是什么缘故？难道不是因为某人曾经说过这件事吗？’如果确有这样的人，如果确实说过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误导陛下的人。误导陛下，是要使陛下孤立。不能体察陛下的本心，只根据表面迹象进谏争辩，这是群臣的罪过。陛下的本心原本确实不是这样，却不能察觉有人误导自己，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这或许也是圣人的过失吗？陛下如果确实根据本心所在，慢慢加以省察，就会知道是谁误导了自己。知道误导自己的原因，外廷的朋党议论就可以击破。外廷的朋党议论一旦被击破，两宫之间的情意就可以沟通。外廷的朋党议论被击破，两宫的情意得以沟通，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呢？用这个办法来谋求大功，可以；无暇远谋，只用这个办法求得小康，让陛下垂衣拱手而责成群臣办事，也可以。垂衣拱手而责成群臣，那么钟鼓、丝竹之乐与现在相同，尊俎、衽席之乐与现在相同，台池、鸟兽之乐与现在相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然而这样说来，陛下为什么偏要做这种[字样不明]，使天下人徒然日夜惊扰不安呢？臣身份最卑微，最承受陛下的恩宠，忠爱之心实在难以抑制，所以替陛下揭示其中端绪，却不敢把话全部说尽。只希望陛下以极其明察、极其圣睿的心，为社稷大计，为富贵崇高的长远考虑，再加以省察，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傅良又上奏札说：‘臣前些时候因奏报政事，冒昧地窥测陛下的心意，认为陛下的心思在于无为而治，厌恶繁多的事务。即使稍有矜持、不愿采纳，也不认为这是违逆忤旨。然而臣当时说得不够详尽，不能使陛下受到感动。现在请允许臣进一步说明。臣听说，君主的德行应当同天一样。如今上天生成万物，都是六子各自的职分；但上天并不亲自承担这些劳苦，这就叫无为。至于一昼夜运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那必定是天德健运的结果。假如天德不健运，在一昼夜三百六十五度之间稍有片刻差错，那么开始时就会把早晨当作傍晚，积累起来就会把春天变成秋天。由此六子的功业便会废弃，六子的功业废弃，万物就不能顺利生长。如今治理天下，都是群臣各自的职分；君主不亲自承担这些劳苦，这就叫无为。至于君主兢兢业业，日夜勤勉，处理每天纷繁的万机政务，那必定是君德的表现。假如君德不强，在一日两日处理万机政务的时候，偶尔废弛一两件，那么开始时应当及时办理的事情就会迟延，积累起来应当推行的事情就会停止。由此群臣的职务就会荒废，群臣职务荒废，天下就不能得到治理。天德不健运而六子的功业废弃，万物就不能顺利生长；’

译君德不强而群臣的职务荒废，天下就不能治理。把这叫作无为，难道不是反而造成更多事务吗？本来要实行无为，却反而造成更多事务，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君主自己不勉强振作，而谗间、迎合之计乘隙得逞。因此，趁君主厌烦省览政务，就有以好名之说来中伤忠直之臣的；趁君主害怕改变旧制，就有以生事之说来阻挠、破坏有功劳的事务。凡是这一类，都是谗间。趁君主亲近声色，就有以不必过问外人的说法来使宫禁更加封闭；趁君主喜欢宴饮，就有以不必亲自处理小事的说法来暗中玩弄威权和福赏。凡是这一类，都是迎合。更严重的是，他们隐讳坏事和灾异，即使发生水旱、螟蝗等灾变，也不向上报告，并禁止张扬；即使有盗贼、夷狄入侵的警报，也不让陛下听闻。况且，谗间之计一旦得逞，君子就会日益疏远；迎合之计一旦得逞，小人就会日益亲近。到了极点，甚至天灾不被报告，边境警报也听不到。像这样天下还不发生更多事变，是从来没有的。由此说来，不求实际效果，却沉溺于无为的名声，这只是奸臣保住俸禄、妻子儿女和自身利益的好处，并不是拥有国家者的福分。既然如此，君主究竟为什么会觉得这样有利，而落入奸臣的计谋呢？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天资英明，学力刚健，遇到事情立即决断，没有什么会被拖延为难；凡有进言，必定有所回应，不容许受到蒙蔽惑乱。君德达到这样的程度，足以向上符合高宗宏济艰难的志向，光大并继承寿皇总揽权纲的功业了。陛下即位以来，这些都已经表现在明显的成效和重大的验证上。例如不信任近习之人，使请托和馈赠财物的弊端得以止息；不采信流言，审察侦察罗织的案件，使这类冤狱减少；不崇尚独断，使宰相、执政官的奏启和拟议得以施行；不从事繁琐的文饰，使百官、有司的职守得以确定。这些又是汉、唐以来君德所未能达到的。臣仍然担心圣心只求无为，而进言自强之道，实在是希望陛下充实已经具备的这种德行，完成这种治理，把已经实行的推广到尚未实行的地方罢了。臣恭敬地认为，凭陛下的天资英明、学力刚健，若把已经实行的推广到尚未实行的地方，不过是反掌之间的容易之事。臣私下看到，近来陛下擢用同姓之人为大臣，有人援引旧例来争论此事，陛下不要疑虑。虽然大臣以绍兴年间的圣训为依据，迟疑徘徊而不敢接受职任，但诏书一再恳切申明，不可更改收回。二三个大宦官被解除职务、罢免省事之职，不久便由禁中发出一张纸条；即使是陛下左右朝夕相处的人，想要代为哀求怜悯，也不可能做到。这些就是陛下已经实行的事情。至于那些愚蠢的小臣，以白身身份得到补授，却两次被封驳，而陛下却久久不忍作出决定。监司、郡守的差除任命不恰当，台臣多次上疏论列，竟然过了一个多月才交付施行。这就是陛下尚未实行的事情。既然如此，陛下并非不能实行，只是偶尔没有实行罢了。所以臣说：如果确实把已经实行的推广到尚未实行的地方，不过是反掌之间的容易之事。这就是臣拳拳不已的原因。傅良又上奏札说：‘臣听说，人没有比养护自己的心更难的，而君主养心尤其困难。臣恭敬地认为，本朝列圣养心的方法已经完备。臣不敢引述太远，也不敢说得精深，只姑且诵述臣年轻壮年时亲自见闻的高宗、寿皇两朝往事。每次退朝以后，在起居饮食休息的闲暇时间，无不以礼、乐、刑、政等事务来严格自我约束。一天之内，每件事都有固定安排：什么时刻召见儒臣？什么时刻省览阅看章奏？什么时刻亲自阅读经书典籍，或者以翰墨书写、游玩？然后用剩余的时间宴饮，享用尊俎酒食，在苑囿中游乐。到了夜晚，又一定召见值宿的官员，从容地交谈，间或饮酒赋诗。像这样坚持了三二十年，寒暑都不改变。忽然有一天不是这样，内侍便会以陛下亲近医药为由请求，朝廷内外都会惊疑惶惑。尧为父、舜为子，考察古代、学习圣道，远远超过汉唐诸君，却能够勤勉处理细小事务，把它们按日制定为日程，拘谨周密而不废止，这是为什么呢？想来即使圣人，也不能不时时持守、涵养自己的心。臣有幸得到陛下知遇，充任近侍，每次看见陛下临朝之时庄重恭敬、严肃穆然，俨然如神明，即使是精通礼制的名家，也无从私下议论；由此仰窥陛下持守涵养圣心，必定是有方法的。’ 但近来往往听到传闻，认为陛下发出的玉音有时异于平常，在处理机务之间稍微失去次序，朝廷大臣震惊忧惧，却没有人明白其中缘故，便妄自揣测，所说的原因很多。依臣愚见，或许只是陛下的言语举动偶尔出现了这种差错。臣共同思量，陛下极其圣明，举动都遵循法则，又正值春秋鼎盛、刚健日新，怎么会在言语举动上出现这种差错呢？难道不是在起居饮食休息的闲暇中，原本用来持守涵养自己的方式偏离了平常的尺度，因而召见儒臣的时间少了吗？或者省览章奏时不肯用心了吗？又或者亲自阅读经书、以翰墨游玩等事情暂时放下而不再进行了吗？如果不是这样，难道就是宴饮、享用尊俎酒食、游乐苑囿，只随着心意而没有节制吗？再不然，就是燥湿阴阳等外邪，或许损伤了陛下的调和之气，使陛下忽忽不乐，因而出现这种情形。陛下若幸而因臣的话试着自我反省，万一确有这些情况，就不能不回过头来探求原因。孔子认为整天无所用心是困难的，孟子谈论心也说：‘心的出入没有一定时间，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归宿；如果不能操持保存，就会舍弃而亡失。’可见心不能没有所系属。如此，臣伏愿陛下效法高宗、寿皇所实行的办法，牢记孔子、孟子的告诫，把每天可用的精力规定为固定的常度，不只是为了亲自处理政务、治理百姓，也是为了保养身体、增益寿命。只希望陛下宽赦臣狂妄僭越之罪，留心审察社稷大计，臣就感到万分幸运。臣对陛下的忠爱之情实在难以尽述。光宗在位时，彭龟年论述刚断得失的奏疏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自登上大阼即皇帝位以来，至今已经五年，广泛阅览政务，兼听各方意见，极其宽厚，尽量容纳臣下。自古以来有志于治理国家的君主，能够克制自己、自我激励，勉力振作，想要有所作为却做不到的事情，陛下实行起来并不困难，真是所谓具有能够成就大业的资质。然而士大夫之间私下议论圣德，仍把刚决果断不足视为遗憾。群臣进见应对时，一定有人把这一点告诉陛下，臣不知道他们的说法究竟如何。臣只看到，近年以来陛下的施政作为稍有不同，仿佛向人显示自己深不可测。政事举措稍微不合节奏，进退臣下也颇不讲礼貌。陛下想要任用的人，即使给事中、舍人屡次封还诏书，也不能使陛下改变；陛下不想任用的人，即使台谏官弹劾攻击，也不能使陛下动摇。宦官在内禁中任职，却不使用诰命；内廷从总司取用财物，却特意免去录黄。类似这样的事情，很难一一列举。起初群臣争论而不能改变，最后陛下实行之后便不再疑虑。一时之间，操纵由陛下自己决定，授予和剥夺也由陛下自己决定；臣下仰观圣意，陛下必定自以为能够驾驭臣下，权纲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纪纲毁坏，廉耻磨灭，陛下虽然一时满足了自己的意愿，却不知道这实际上会成为日后的忧患。’

译因为纪纲毁坏，国家制度就会灭亡；廉耻磨灭，士气就会丧失。国家制度灭亡，祸乱便由此发生；士气丧失，国家在缓急之际就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臣最为恐惧的。君主如果没有刚断，确实不足以宰制万物、统御四方。然而所谓刚断，难道是指事情都由自己作出，别人不敢违背自己吗？司马光说：‘听到别人的话，能够辨别其中的是非，所以叫作聪；看到别人的行为，能够辨明其中的邪正，所以叫作明；舍弃正确以外的错误，去除邪曲而任用正直，所以叫作刚；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动摇，所以叫作断。’既然如此，刚断大概是指在是非邪正之间能够加以辨别，并且能够坚持正确的一面。难道有对是非不加追问、对邪正不作区分，却只凭自己的意见行事，就叫作刚断的吗？臣不知道这种说法是谁提出的，只深恐它会误导陛下。臣私下观察，如今陛下所做的，不过是凭借权势使群臣屈服，让他们顺从自己罢了。君主的威势如雷霆，分量重达万钧，用威势震慑他们，用权势压服他们，谁敢不顺从？然而陛下不要只因他们顺从便感到高兴，顺从的人未必不是祸患，违逆的人未必不是福分。孔子说：‘如果对方是善的，却没有人违背他，这不也是好事吗？’ ‘如果对方是不善的，却没有人违背他，岂不是差不多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灭亡了吗？’这一点不可不察。陛下不要认为今日安逸嬉游、没有事情，就可以任意行事。臣仰观天象，变异屡屡发生；俯察人情，人心轻浮而容易动摇。官府没有庄重威严的气势，小人却生出欺凌怠慢之心，这就如同驾着腐朽的船在大海上航行。所幸风涛还没有兴起，陛下应当整顿纪纲以建立国家制度，勉励廉耻以振作士气。臣认为陛下早晚都放在心上，还唯恐来不及，何况可以让它败坏吗？至于陛下刚断不足，臣同样为此忧虑。但这不能靠勉强装作来实现。臣愿陛下讲习学问以明白义理，遵循义理以考察事务。义理既然在胸中明白，就不会被迷惑；那么决断自然会在处理事务时明晰，也不会被动摇。这就是三代盛王所说的勇智，也是后世贤明君主所说的明断。唯愿陛下明察。[原文首字疑误]年又上奏论爱护身体、节制欲望、专心学习三事。彭龟年说：臣听说古代，史官负责记录，乐师负责作诗，乐工诵读箴言和谏诤，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意见，平民也可以批评。天下人的言论，没有不能传达到君上的。近世只有宰相每天能够向天子进谏和提出建议，侍从、台谏的言论，能够进达的已经很有限了。卿监以上官员虽然有轮流奏对的制度，但有时一年也不能再见到皇帝一次。至于百官轮对，大多要将近三年才能轮完一周。言论要传达到君上，竟然如此困难，而应当进言的人又往往说得不切中要害。若以人臣身份出入朝廷，周旋于群臣之间，臣实在不敢缄默。臣想向陛下进言的有三件事：爱护身体，节制欲望，专心学习。然而治理国家没有比爱护身体更急迫的，爱护身体没有比节制欲望更切要的，节制欲望没有比专心学习更优先的；其实三者是一回事罢了。为什么说治国没有比爱护身体更急迫？古代君主设置三公之官：由太师承担教导训诫，由太傅辅弼德义，由太保保养君主身体。后世宰相实际上兼有三公的尊贵，却不承担三公的责任；教导训诫、辅弼德义，只交给经筵。至于保养身体的事，即使当世贤者也从未留意。君主退朝以后，不过由女子和小人用姑息迁就的爱来奉承君主而已。这种姑息迁就的爱，正是损害身体的祸害，怎么可以不加以考虑呢？恭敬地想，国家的大业还没有恢复，大仇还没有报，寿皇圣帝卧薪尝胆，尚未实现这个志愿，便把整个国家交付给陛下，正希望亲眼看见圣明的皇子亲自实现太平。陛下如果不能十分忧劳，哪里容易成功呢？从天下大事来说，陛下实在不能不爱护身体。寿皇圣帝退居重华宫，怡养精神，既然有陛下承担他托付的重任，便不再有丝毫天下忧患；但是父母爱子，到老仍然深切，这是人之常情。陛下早晚起居是否适宜、饮食是否有节，寿皇难道能够片刻不放在心上吗？从陛下自身来说，更不能不爱护身体。所以说，治理国家没有比爱护身体更急迫。为什么说爱护身体没有比节制欲望更切要？在外沉溺田猎，在内沉溺女色，嗜好美酒和音乐，营造高大的宫室、雕饰墙壁，染上一项，就没有不亡国的。自古君主导致祸乱的途径不止一种，但大体不外乎这几项。陛下自登上帝位以来，六龙驾车的出行时常发动，后宫嫔妃受宠极少，宫禁中兴建营造的事，外界也很少听闻，不能说欲望不节制。但道路上的传言，有人说宫中宴饮或许不合节度。酒损害性情、败坏德行，固然不必再说。臣私下读《本草》，知道酒性大热，所以遇到凝结的寒气便不能结冰，浇在火上反而更加炎热；酿酒的地方雪霜不积。由此推论，天下的热性没有比酒更强的。臣私下听说圣体曾经苦于疮疡，这难道不是酒导致的吗？还是另有更值得忧虑的原因？酒的危害，不仅不嗜酒的人会因它生病，嗜酒的人也会因它生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酒醒以后必然后悔，可见饮酒过度并非其本性如此。酒和女子、小人相似，接近它就难以远离；并不是不想远离，而是一旦接近，便不能远离了。臣曾观察不嗜酒的人，每次饮酒便昏沉；嗜酒的人，不饮酒便昏沉。饮酒而昏沉，是气受酒影响为主，所以有酒便气乱；不饮酒而昏沉，是酒已经成为主宰，所以没有酒便气散。一日不饮，营卫、经脉、络脉便像无法支撑一样。因为酒已经胜过了气，气不能自主支配身体，所以到了这种地步。这样因循沉溺下去，最终会沉湎不止。圣人与凡人虽然说不同，但人的气血形体从未有不同。陛下在宫中无事时偶尔小宴饮，固然不至于如此；然而臣的一片愚忠，只怕如果不停止，或许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不是陛下爱护身体的办法了。

译所以说，爱护身体没有比节制欲望更切要。什么是节制欲望？没有比专心学习更优先的。臣听说善恶之理彼此消长，此盛则彼衰，不能同时壮大。因此禹厌恶沉溺于酒而喜爱善言；善言亲近了，沉溺于酒自然就远离了。臣观察祖宗亲近儒学的深意，正是用来逐渐消除人欲的一种权宜办法。他们常常在深夜召见经筵官，不只是想探究义理的精微，也是要大力防止安逸享乐。听到古今祸乱的事，警惧之心自然产生；听到民间百姓的艰难困苦，忧虑必然更加深切。退朝后即使有闲暇宴饮，也一定不会过度。臣私下听说近来召见经筵官多在白天，我不知道陛下在深宫游息时，凭什么来涵养夜间的清明之气？想要护持清明，还有什么比义理更好？所以臣说，节制欲望没有比专心学习更优先。恭敬地想，陛下天性虚静，义理明白，看臣所说的，岂止如同黑白分明？汉代儒者所说的“陛下天性如此”，愿陛下更加留心。臣愚昧，希望陛下精心选择名儒，置于讲席，每天同他们讲论经义，夜间同他们商量考订古今；从此圣学日益高明，圣德日益光大。有了义理之乐，物欲自然难以动摇；再在宴饮之间逐渐加以限制，把平常御酒的数量十分中减去一二成，再逐渐减到三四成。这样实行几个月，一定大有益处，不仅能够爱护身体，德行也没有不增进的。保卫国家、安定家庭，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希望陛下留心。[原文首字疑误]年又上奏说：臣听《尚书》说：“只有上天聪明，只有圣人效法上天的法则。圣人效法上天，所以天把有德者任命为君，并以五等服饰彰显其尊卑；上天讨伐有罪者，所以设置五刑并施用它们。没有一件事不同于上天。”《诗经》说：“昊天明察，与你一同出入往来；昊天光明，与你一同游乐舒展。”没有一刻不与上天相通。《洪范》把五事依次配合五行，又用众多征兆来验证，以五福六极作总括。难道是勉强牵强附会吗？这就像人的身体，气从内部产生，便会表现在容貌举止、显现在脸色上，这些都是同一回事。容貌怎么会有两种呢？恭敬地想，陛下爱护人民，如上天覆载万物那样广大；处理事情，如上天那样专一正直；无论升降进退、左右应对，都同上天合而为一。和气带来祥瑞，应当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自去年秋天以来，大的异常现象屡次出现：星象变异、地震、下生毛状的雨、土色变红；灾异在夜间发生，太阳上又出现黑斑。大多相隔几天，便有一件发生。当时人人都惶惶不安地替陛下忧虑，臣却不以为忧。为什么呢？因为看见上天不忘记陛下，情意十分深切。董仲舒说：“国家将要因失道而败亡，上天便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若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来使人警惧；如果仍不知道改变，祸败就要到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这说明上天怀着仁爱之心对待君主，是想制止祸乱。就像父兄对待子弟一样，虽然谴怒呵责，仿佛十分可怕，但用意不过是想使他成人罢了。如果能够因此恐惧而修身反省，正是进德的实际途径。这就是臣不把灾异当作忧患的原因。到了十一月十五日，陛下车驾经过宫门，人心欢欣喜悦。白天天晴而寒冷，夜里忽然下起雪来。又过了两天，正午太阳上的黑斑突然消失。当时人人都欣喜地替陛下高兴，臣却不敢把它当作喜事。为什么呢？臣从这里看见上天同陛下完全契合无间。陛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默，怎么可以有一点不合于天呢？神宗皇帝曾经祈雨而得到回应，富弼上奏说：“修德而招致降雨，感应就是这样。”万一德行有所损害，灾异的回应难道会迟缓吗？这就是臣不敢替陛下高兴的原因。臣怀着这些话想告知陛下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因灾异而特别施恩，提升臣为右史，破格越过资历而提拔臣。承受上天和陛下的恩宠，无以为报。只是臣所任的官职，以记录君主的言语行动为职责。陛下一言一行的善处，臣都可以记录下来，作为后世的法则；陛下一言一行的不善，臣也可以记录下来，作为后世的鉴戒。既然发生而不记录，臣固然不敢辱没职守；然而如果记录下来却不能成为法则，臣又怎么忍心履行职责，把陛下留给万世以羞辱呢？《礼记》说：“君王前面有巫，后面有史，卜筮、乐师、辅佐之臣，都在左边。”右边侍立君王，是要使君王内心无所妄为，以守住至正之道。正，是上天的法则。古代君王能够守住上天的正道，巫、史、卜筮、乐师等诸臣确实在左右辅佐他；稍有不正，诸臣都能够使君王警惧。这并不是诸臣一味想约束君王，而是君王借助他们来约束自己的身心。后世史官，君主所作所为必定记录，说这是善于履行职务可以，说这是忠于君主却未必。近世记注官获准直接进见，使他们能够进谏和提出建议，这个意思实在很好。与其一定记录下来，等日后惩戒君主的过失，哪里比得上事先反复进谏，救正他的过失呢？这就是臣的一片心意。臣愚昧，希望陛下反躬自省，一举一动都遵循天道。希望像上天那样刚强，不受牵制，不屈从欲望；希望像上天那样健行不息，兢兢业业，不敢懈怠荒废；像上天那样持中，每件事都依循义理，不偏向一端；像上天那样正直，一切出于至公，彻底断绝私意。由此专一而不分心，就是上天的纯正；由此涵养而更加和谐，就是上天的精粹；由此做到无一事不达到极致，就是精纯，从而同上天浑然一体。陛下在上面端坐垂拱、无为而治，臣等在下面恭敬地尽职并承受圣命，君臣之间和谐安乐，岂不是美好吗？万一陛下不能用道义制约欲望，即使希望诸臣闭口不言、缄默取容，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君主就是上天。君主有一丝一毫不像上天，而臣子不进谏，就是不能以事奉上天的态度事奉君主，这是最大的不忠。臣不敢这样做，希望陛下明察。翊善罗龟年曾被召到便殿对答，上奏说：“近来朝廷内外互相传说，有人说陛下在内宫受到牵制，不能立即出来，沉溺于酒色，不理政事，果真有这些事吗？”皇帝说：“没有这种事。”罗龟年说：“臣本来就知道没有。臣私下猜想，宫禁之间或许有令人烦恼、触犯心意的事情，陛下姑且借酒排遣罢了。普通百姓处在闺门之内的逆境中，尚且可能纵情饮酒、自我放纵；君主掌握天下，这颗心应当像青天白日一样，在风雨雷电已经消散之后，清澈空明，怎么还能容许有丝毫阴翳停留呢！”

译刘光祖上奏说：“臣有幸凭借迂拙，天天侍奉圣颜。凡是君主的一言一动，都是臣职分上应当记录的。可是螭坳距离御座很远，二府大臣平日奏事时，陛下说‘准许’或‘不准’，事情可行还是不可行，都表现在圣上的声音中；内心精微的意思，见于圣训的内容，臣既不能全部听到，退下后只能如实记录，作为信史。还能够记录的，有侍从、台谏请求进见，百官轮流奏对，监司、守臣入殿对答。凡上殿的班次和内廷召见奏事，各有关本省的事务，都应把所听到的圣语记录下来。但近年以来，一切关申文书，另无所获得的圣语，已经形成惯例，致使皇帝的谋略和意旨郁积而不能彰明，内心的声音也无从显现。就如臣当初以司农少卿身份到京，蒙召见时首先进呈五事箴，其中读到思箴。陛下等臣读完，慢慢说：‘总要从根本上治理。’臣回答说：‘臣说千百句话，也不如陛下这一句从根本上治理的话。希望陛下在这里用力，那么容貌、言语、视力、听力四方面都能得到治理。’退下后想把听到的圣语申报本省，却有人说：‘近来的惯例不是这样。’于是按照惯例也说没有圣语。臣如今以记注为职，如果不申明这项制度，即使有这样的君王之言，也没有办法记录。” 从今以后，希望陛下在群臣进退之际，即使对疏远者如同对亲近者，即使对严厉畏惧者如同对亲密者，有时用圣上的声音褒奖慰劳，有时用圣意告诫勉励；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可以就说可以，不可以就说不可以，使天下肃然知道君主爱憎、任用和罢黜的所在。仍命奏事臣僚凡听到圣语，立即详细申报本省，不得一概将有圣语也申报说‘别无圣语’，这样或许能使君主之道彰明，史官的笔墨得以记录并流传万世。虽然如此，外朝的言语行动都可以被人知晓，宫中的言语行动却无法被人知晓。可以被知晓的固然应当谨慎，无法被知晓的尤其应当谨慎。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谨慎，那么在能被看见、能被听见的地方便会从容合乎中道，不必刻意谨慎也自然合宜；只在能被看见、能被听见的地方谨慎，却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放纵，人们就会窥探并议论。一人传给十人，十人传给百人，传播到四方，彼此转述而不断增饰，唉，实在可怕。”臣因申明本职，冒昧说到这些，只希望陛下留心，臣就万分庆幸了。宁宗即位初年，吏部侍郎彭龟年上奏论君主应当治理情性，说：“臣听说，君主最重要的事是治理自己的情性；情性治理好了，王道就完备了，天下也就可以治理了。从前汉元帝即位初年，匡衡首先以此进言说：‘治理性情的方法，必须审察自己哪方面有余，然后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聪明而通达的人，要警戒过于苛察；听闻少、见识少的人，要警戒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戒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戒优柔寡断；沉静安逸的人，要警戒行动迟缓；心胸宽广宏大的人，要警戒疏忽遗忘。必须审察自己应当警戒的地方，用义来调齐它，然后中和之治就会出现，巧诈虚伪之徒也不敢结党营私、妄求进用。’治理性情本来是君主的事，匡衡却又说到巧诈虚伪之徒，是因为正直的人知道君主性情有所偏，就会感到害怕，从而救正君主；巧诈的人知道君主性情有所偏，就会感到高兴，从而迎合君主。所以想治理性情，必须懂得天道；想懂得天道，必须了解人。若能看清巧诈虚伪的人而不受其迷惑，性情就可以治理好了。像匡衡这样，才可以说是懂得进言的人。臣仰想，陛下天性正直，至诚无伪，这是三代贤明君王中也难以得到的资质，是汉唐以来贤君所未有的资质。只是陛下有失于过分急切。臣在潜邸为陛下讲读的闲暇，常常以此进言，幸而陛下和颜听取，并不认为不对。如今既已登上大宝，那么一颦一笑都关系到治乱，更与从前不同。今天如果急切，所造成的损害就多了。《易经》说君德应当：“以学习聚集德性，以询问辨明道理，以宽厚安居其德，以仁爱施行于天下。”《尚书》称赞舜“以宽厚驾驭众人”，称赞汤“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宽厚和急切相对。君德崇尚宽厚，急切就不是君德；舜、汤都被称赞宽厚，急切也就不是舜、汤所崇尚的。说话急切就难以取信，行事急切就难以长久，命令急切就难以服从，政令急切就难以继承，这怎么能不警戒呢？臣私下观察，陛下自临朝以来，处理每件事都很从容，只有近来进退人才时略微显得急切，众人已经不安了。等到考察罢免、升迁的先后，好像已有成谋；掌握、取舍，又好像有机巧权数。急切的弊病之外，又损害了陛下质朴正直的天性。臣恐怕有巧诈虚伪之徒误导陛下。臣曾恭敬阅读举官诏书，其中说“不要培植党羽”，这与当前的言论有什么关系？这一定另有来由。自古小人想掏空国家，必定先提出朋党的说法。陛下还记得潜邸时讲论元祐、绍圣年间的事情吗？凡是能够谈论别人结党的人，这个人必定自己有党，只是想先排斥君子之党，然后自己的党羽才可以进用罢了。这句话一说出来，令人寒心。陛下临政还不到两个月，小人已经能够用这种说法迷惑陛下，那么一定是趁着陛下性情急切。急切就容易轻信，轻信就容易受迷惑，受迷惑，小人的计谋就实行了。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遇到事情，不要用急切的态度对待，而要以宽厚来观察。有了聪明才智，必能看清真伪，那么近来的举措是对是错，应当不必等人争辩便能自行判断。臣充任劝讲之官，职责以培养君德为先，偶然有愚见，不敢不把话说尽。臣言语狂率，罪当万死，内心惶恐不胜，等待陛下命令。嘉定三年，工部员外郎杨简上奏说：“臣不胜敬畏恭敬，有话请求进献给陛下。陛下已经能够自信了吗？陛下已经掌握大道了吗？臣私下担心陛下谦逊冲和，未必能自信。舜说：‘道心就是明心，明心就是道。’心念一动，便成为人心。孔子说：‘心的精神就是圣。’孟子说：‘仁就是人的心。’这颗心虚明无形，广大无边，日常的言语行动无不是它的变化。”

译所以《易经》说：“言语行动发生变化，虚明之心广泛应物，如同日月的光辉，无所思虑、无所作为，却能照见万物。”陛下本来就有这种大道、这种光明，然而从前有吴曦之变、韩侂胄之变，近来又有罗日愿之变，还有江淮、湖湘的盗寇，这是为什么呢？皋陶说：“兢兢业业，一天之中有万种机务。”这是说心念稍有发动，事务便多得不可胜数，所以说“万”；后世儒者把它说成万件事情，不对。舜、禹尚且兢兢业业，陛下应当效法这种兢兢业业，并不是要故意思虑作为。平常日用之间，不刻意造作好，也不刻意造作恶，不懈怠，不荒废，而使融通明彻的心无所不照。刚刚觉察到细微的心念从意念中生起，便会昏暗蒙蔽而放纵。陛下天性淡泊，没有特别嗜好，本应清明而无所不照，举措无不合宜，却仍有前面所说的祸变，臣妄自猜想，恐怕是意念发动如云气兴起，所以日月之光偶有照不到的地方。舜、禹彼此告诫，仍以精诚专一为难。希望陛下兢兢业业，不要让意念妄起。孔子说：“不要凭臆测。”不起妄念，这颗心就光明，所照见的自然能分辨柔和与刚强、贤能与不肖，洞察治乱的征兆；似是而非的话不能再迷惑您，隐微的情状自然无不照见。常清常明，便可以平息祸乱、消除天变、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其关键就在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这些道理不是世俗儒者所能懂得的，只有陛下兢兢业业，不可忽略。嘉定年间，都官郎官袁燮上奏说：“臣恭敬地想，仁圣之君在上，涵养抚育群生，无论远近，都共同承受上天的覆盖承载。施恩务求厚重，用刑宁可从轻，这已经不愧于古代圣人的用心了。孟轲说：‘用不忍心伤害人的心，施行不忍心伤害人的政事，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容易。’陛下在上面这样明显的功效和巨大的验证，为什么来得还不够快呢？如今陛下求治不能说不久，但考察成效仍然这样迟缓，怎么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呢？臣听说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用来作为治国根本的道理，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不过是这颗心的精神罢了。’心的精神洞彻无间，九州四海没有照耀不到的地方。所以《尚书》说：‘光辉遍及四方，通达于天地上下。’又说：‘帝尧的光辉照临天下。’这是尧、舜二帝的精神。又说：‘光明的祖先，做万国之君；德行日日更新，发扬光明。’这是夏、商、周三王的精神。尧、舜、禹、汤等二帝三王终日勤勉，自强不息，所以能保全这种精神，以它照临天下，光明与日月相等，不遗漏细微之处，直到今天仍然令人仰望。汉宣帝、唐太宗虽然还没有达到纯美的境界，但能够勉力振作，兴起治功，成效灿然可观，史书都以励精图治称赞他们，也可以说是英主了。” 陛下看如今的治理措施，已经完全铺开了吗？还没有吗？百姓的生活已经普遍安定了吗？还没有吗？变更政治以来，招纳延请俊杰，按照才能授予职务，责求他们取得成效，治理措施似乎已经铺开了；但衰败的纲纪还没有完全振举，长期积存的弊病也没有免除，仍然存在，就很难说已经完全铺开。都城以内，财货流通，米价平稳，民间和乐，比过去远为兴盛，百姓生活似乎也安定了；但远方百姓因繁重的财赋而财力凋敝，因刑罚杀戮的惨苦而忧愁，即使遇到丰年仍不能安生，就很难说已经普遍安定。陛下尊居宸极，统治四方，想做什么都可以，谁能阻止？如今虽然有仁爱之心，也有仁德的声誉，但大有作为的成效还没有达到光明显著的程度；岁月蹉跎，成就只有这些，难道不深可惜吗？臣希望陛下不要以宽裕温柔而自我满足，而一定要以奋发刚毅来相济，早晚警醒策励，不敢荒废安逸，以磨炼振作自己的精神；察看往古，广泛访求英俊之士，以发挥自己的精神；日日进步而不停止，始终光明而不昏暗，那么一切流行显现的事物，无不是精神的表现。谨慎地作出决定，命令一经发出就必定实行，宣布四方，无不受到鼓舞，这就是号令的精神。” 褒奖一个有德之人，千万人都会喜悦；诛戮一个有罪之人，千万人都会恐惧，这是赏罚的精神。有正直而无奸邪，有恭敬谨慎而无偷安怠惰，有清白廉洁而无贪污浑浊，布满朝廷内外，光辉灿然，这是人才的精神。民间确实无力偿还、不能催收的欠债，全部免除；朝廷内外多余的费用，凡是可以节省的，全都节省。财源经常疏浚，财物流通不竭，这是财用的精神。将威严和恩惠全部用来驾驭众人，使将士竭尽死力保卫君长，勇敢而懂得义理，一人可以抵挡百人，这是军队的精神。百姓安乐地从事自己的产业，风俗因礼让而兴盛，五谷屡获丰收，各种美好事物都得以成就，这是民众万物的精神。明主的精神存于自身，运筹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各种事情、各种事物无不焕发精神，难道不是帝王盛大的功业吗？从前我们的艺祖，凭借上圣的资质，正当天下分裂之际，整顿天地，如同重新开辟世界；端门开阔明朗，没有阻塞闭塞。他对左右说：‘这就像我的心，稍有邪曲，人人都看得见。’伟大啊，圣人的谋略！这就是二帝三王每天用力修养自身的道理吧？《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的天命却不断更新。’所谓新，说的就是精神。” 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以艺祖为法，那么我宋的更新，也应当永远像创业之初一样。一元之气周流广大，化育万物，每日更新而没有止息，这是天地的精神。希望陛下省察。袁燮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下有大的根本，君主有大的德行；先抓住大的方面，众多善政就会随之而来，天下便可以大治；如果在大事上昏暗，却在小事上明察，就很难达到大治。陛下尊居宸极，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声色之娱，没有游猎之乐，没有沉溺饮酒的过失，不做奢侈之事，不聚敛财货，不施行暴虐；前代帝王失德的事情，陛下都没有，可说具有圣君的资质。然而影子是形体的符验，回声是声音的回应；君主的德行好比形声，治理的成效好比影声。陛下看如今的治理成效怎么样呢？说到财计，还不充裕；说到兵力，还不强盛；说到人才，忠诚实在、可以依靠的人很少；说到民生，忧愁困苦、无所依靠的人很多。明圣之君在上，而这几方面仍不能满足人意，人人都感到疑惑。以臣管窥所见，或许君主的大节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吧？”《易经》说：‘伟大啊，乾元！万物都凭它开始。’又说：‘伟大啊，乾道！刚健中正，纯粹精微。’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上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多么浩荡啊，百姓无法给它命名；多么崇高啊，他的功业已经成就。’

译乾道正因为广大，所以能够居于万物之首；尧正因为广大，所以能够光照天下。大可以兼容小，小怎么能够兼容大？因此君子以宏大为贵。古人说：‘大节不对，小节却对，我就不再看他的其他方面了。’小节难道也可以忽略吗？只是担心做君主的满足于小事而不立志于大事，所以故意抑扬文辞，以扩大君主的胸襟罢了。臣私下听说近来宫禁中银器颇有遗失，主管的人没有防备，按法加以责罚，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陛下恻隐怜悯，改用锡制的朴素器皿，这样可以说是节俭了；不忍因器物遗失而牵累人，使贪心的人收敛、主管的人不受责罚，可以说是仁爱了。臣希望陛下把这种德行充实并扩大：从自身的节俭扩大到朝廷内外无论什么冗费都加以节省；从一念仁心扩大到四海九州都归入仁政之中，岂不是广大无边吗？齐宣王不忍看一头牛恐惧战栗，便用羊换牛，孟子勉励他说：‘古代人之所以大大超过常人，没有别的，只是善于推广自己已经做的事情罢了。’所以推广恩德就足以保有四海。唐朝开成年间的皇帝曾举起衣袖给近臣看，说：‘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 柳公权规劝他说：‘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应当进用贤人、罢退不肖，采纳谏诤，明确赏罚，这样才可以达到和乐兴盛。至于穿洗过的衣服，只是小节罢了。’由此看来，君主对于小事和大事的区别，难道可以不严格分辨吗？天下是一个大器，只有大君才能承担它。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扩大宏大的志气，不要自我轻视，笃信圣人的言论，努力实行先王的道理，建立宏大的规模，成就伟大的功业，以巩固我宋不可动摇的根基，难道不是大君应当做的事吗？古人以君主不能达到尧、舜为耻，中等资质的君主尚且希望被引导到正道，何况陛下天资纯美，圣心深沉安静，足以同古代帝王相媲美，却还有尚未做到的事，这就是臣因忠诚激愤而不能默然不言的原因。孔子说：‘实行仁德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希望陛下自强不息，日日进步而没有止境，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宁宗时，焕章阁侍讲朱熹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天下的事情有常态也有变化，处理事情的方法有经常之道也有权宜之道。君臣、父子各有定位而不可改变，是事情的常态；君主发令、臣下执行，父亲传位、儿子继承，是治理的常道。事情有不幸，发展到不能完全按照常态处理，就称为变化；处理这种变化的方法，也不能完全依据常道，这就是所谓权宜。遇到常态之事而守常道，即使圣贤也不外乎此，普通人也能做到。至于遇到事变而用权宜之道处理，只有大圣大贤才能不失其正，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所以孔子说：‘可以同他一起立身，却未必可以同他一起权变。’可见权变之难。伯夷、叔齐、季札之类的人，之所以轻视千乘之国，而求得内心安宁，甚至牺牲自己、亡失国家，也不敢失掉自己微小的节操，也是因为这个道理。近来天运艰难，国家遭逢大灾，上有天变显现，下有地变发生，人情因此悲哀愤懑，都有离叛散乱之心。在这个时候，宗庙社稷的危险就像旒旗将断，是所谓天下的大变，不能用常理来处理。” 因此太皇太后亲自确定大策，皇帝陛下敬慎地继承宏大的基业；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号令，不过一会儿工夫，先前危险的转为安全，离散的重新聚合，天下的形势很快便大为安定。这也可以说是用权宜之道处理事变，差不多做到了不失正道。然而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天变还没有完全消除，地变还没有完全平息，君主和亲人的心意还没有完全欢悦，学士大夫、群黎百姓有的反而不能不对逆顺、名分和实际之间产生疑问。至于祸乱的根本，又已经潜伏在隐微之处，只等待时机爆发。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私下替陛下忧虑，却不知道计策从哪里出，所以反复思考，再参照所听到的情况，认为还可以有所推诿，只是说陛下从前未曾有求取帝位的打算，如今也未曾忘记思念亲人的心情罢了。唉，这正是所谓道心微妙的全体、天理发动施行的本然，也是实行权宜而不失正道的根本。如果确实依着这颗心来充实它，那么孔子所说的‘求仁便得到仁而无所怨’，孟子所说的‘终身安然，快乐到忘记天下’，臣就知道陛下并不难做到。即使说天命和神器不能没有传承，宗庙社稷不能没有奉祀，那么转祸为福、化危为安，难道还可以舍弃这个根本而到别处寻求吗？” 充实自己从未求取帝位的心，就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承担罪责、引咎自责的诚意；充实自己从未忘记亲人的心，就可以做到温凊定省的礼节。始终不超出这两点，大的伦理关系就可以端正，根本就可以确立。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使内心震动、使性情坚忍，深深地自我抑制减损，处置自己始终如同从前尚未拥有帝位时那样；内则对于宫禁中燕私享用的供奉、衣服饮食器物等需要，不敢有一丝一毫增加于潜邸旧日；外则对于百官盛大礼仪的供享、颁布恩泽的仪式，也不敢一下子完全享受万乘之尊。只专心积累自己的诚意，希望感动亲人的内心；然后发出有德的言语，痛切地自我责备，严令整饬羽林卫士，更加勤勉地前往问安、亲自视察饮食。十天去一次而见不到亲人，就接着五天去一次；五天去一次仍见不到，就接着三天去一次；三天仍见不到，就两天去一次，直到没有一天不去。俯伏在寝门之外，因思念而怨慕、号哭，即使劳苦而且受辱，也不畏惧。然而如果亲人的心仍未完全欢悦，慈爱仍未恢复如初，关于逆顺、名实的疑惑仍不能完全消解，臣就不相信会这样。至于灾异的变化、祸乱的征兆如果还没有完全消除，那又在于陛下凝神恭默，深入考察古代先王，每天同大臣讲求政事和治理之道，彼此以可否相济，只听从公正的意见；一定使发布号令没有一件不是出自朝廷，进退人才没有一件不符合公论，不因偏听而开启私门；这样圣德日日更新，圣治日日兴起，天人感应就不会违背，祸患的萌芽也不会发生。” 今天的计策，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希望陛下深深留意圣意，赶快谋划实行。如果再因循拖延，日复一日，使实行权宜的做法最终失去正道，臣恐怕祸变到来，就不只是礼乐不能兴盛、刑罚不能恰当而已。人心容易离散，天命难以保全，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实在令人深深畏惧。臣是山野中的愚直之人，不懂避讳，罪当万死，希望陛下宽恕。”

译中书舍人陈傅良上请对札子说：君主的心术，必定有所崇尚。什么叫有所崇尚？就是先确定志向，然后努力实行。臣没有时间远远引述上古的事，姑且为陛下诵说高宗的德业。当高宗正处在艰难征战、百战之初，想报大仇，想平定中原，想回去拜谒九庙时，他的志向在于恢复。等到太皇太后已经归来，徽宗皇帝的梓宫已经迎还，南北的形势已经形成，高宗的责任稍有完成，天下也疲于用兵了，他的志向便在于和好。当志向在于恢复时，任用赵鼎、任用张浚；退朝以后召见臣下，阅览奏章，挥毫作文，直到燕私之时，都是谋划恢复。当志向在于和好时，任用秦桧；退朝以后召见臣下，阅览奏章，挥毫作文，直到燕私之时，都是和好的事情。高宗之所以享国长久，行动没有大的过失，是因为有确定的崇尚，不夹杂、不懈怠罢了。不过，这是臣借来作比喻的话，并不是劝陛下照此行事的话。如今陛下正当盛年，专心向学，而且天性纯朴，完全没有嗜好。臣切实认为，陛下的心正如止水，正如明镜；凭此可以成为尧、舜，凭此可以成为三王，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臣只是还不知道陛下心中所崇尚的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陛下想先确定的志向是什么。如果不专主一事，就会把同时进献的各种意见一并听取而不知遵从哪一项；如果不先确定一个志向，就会浮泛地日复一日，没有可以用力的地方。而且君主是天下利益和权势的集中所在，是富贵尊荣的出发之处。倘若陛下听取纷纷进献的意见而无所适从，浮泛地日复一日而没有用力的地方，臣恐怕会有人乘隙进入陛下的内心。陛下这颗心正如止水，正如明镜，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三王。万一有人先入为主，取得陛下的信任并加以利用，臣恐怕陛下虽然圣明、专心向学、没有其他嗜好，但这颗心已经有所偏着。因此臣私下忧虑，未免考虑过多，想劝陛下暂且把拯救百姓困穷作为所崇尚的目标。这个志向先确定下来，陛下才有用力的地方。从退朝以后，就以这个心意召见臣下，以这个心意阅览奏章，直到挥毫作文、直到燕私之时，对这种忧虑和念头都片刻不忘。臣切实认为，这也是陛下涵养心性的办法；不夹杂、不懈怠，把它充实扩大，尧、舜、三王的治理就可以由此实现。为什么呢？把救济百姓困穷作为所崇尚的目标，就是仁心；仁心就是尧、舜、三王的心。” 孟子曾经说过这些话，臣也曾阐明过其中的意义。陛下也曾经深信这些道理。著作郎吴泳轮对时说：“希望陛下以清明来涵养心性，以恭敬节俭来约束自己，以刚毅来增进德行；奋发坚强，不要因为沉溺于酒而受到损害；不要因为宠妾嫔妃而嫉恨正直之士、拒绝善言；不要因为柔靡艳丽的色相而损害天性。要防微杜渐，澄清根源、端正根本，使君主自身立足的基础先行确立。然后把保留的聪明才智转移来处理世务，把未用尽的精神转移来加强国政，把所运用的心力转移来体恤疲惫困苦的百姓，把应当节省的浮费转移来犒劳边疆长期戍守的将士。这样不但可以消除灾异，扫除奸凶，消灭盗寇，即使要用它来制定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策略，也是可以的。” 袁说友上奏说：“臣曾读孔子的话说：‘做君主很难’，又说：‘如果知道做君主的难处，那不是几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了吗？’圣人的话多么伟大啊，深切地说到了帝王用心的极致。臣仰惟陛下正当春秋鼎盛之年，登上九五至尊的高位，当然希望长久享有天下的奉养，安然守住天下的尊位。然而，君临天下，所谓的难处，即使细微到一个皱眉或微笑，也无不包含其中。陛下难道也知道君主所谓的难处吗？臣请为陛下略作陈述。尊贵到了天下无敌，富有到了无与伦比，富贵的极盛，是做君主的人独有的。生杀由自己决定，授予和剥夺由自己决定，庆赏、刑罚和威权，也都是君主独自掌握的。拥有这样的富贵，专掌这样的刑罚，天下的事情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唉，这难道是懂得做君主的道理吗？君主在一念一虑之间，应当知道臣所说的难处没有一件可以忽略。因此，不敢把难处看轻而敬畏它，那么富贵、刑罚、赏赐，我虽能拥有，却不敢依仗；如果不知道它的难处而忽略它，那么富贵、刑罚、赏赐，我虽能得到，却不能守住。知道难处就会敬畏，敬畏就没有一件事不谨慎；不知道难处就会忽略，忽略就没有一件事不放纵。” 陛下试试看，自古以来那些贤君圣主，凡是守住这至尊之位、居于这至尊之位的，有谁能够轻忽而放纵自己呢？做君主的人，大的方面是政事、刑法、号令，开启着治乱安危的关键；防范的方面是言语、行动和志趣趋向，关系到教化和表率仪范的根本；细微的方面是声音、笑容和容貌，通达于天下人的观察效法之处。稍有不谨慎，悔恨和祸患就会随之而来；渐渐走向不善，灾害便会发生。大到违背义理、伤害正道，国家的动乱灭亡就无法抵御了。这是必然出现的验证，不像天下普通人，他们的善恶得失只关系到一身一家而已。陛下也曾思考过，往日在潜邸时和今天登上大位相比，难易究竟如何吗？陛下还是潜龙之时，涵养圣人的德行，积蓄天下人的期望，个人所表现出的行为即使有善恶得失，也未必全都关系到眼前的安危治乱；天下人的议论和责望，归属于王邸的，也未必像今天这样急切。如今陛下上承祖宗社稷的托付，下为四海百姓的宗主，是万众瞻仰的对象，是万般事务所系，是天下众口责备的对象，其艰难实在太大了。举足投步都关系重大。凡政刑号令、言动趋向、声音笑貌这三方面，只要有一项失误，小则引起议论和责望，大则关系利害休戚，更大则关系安危治乱，都是由此产生的。陛下处在这个时候，与潜邸之日相比，一难一易，本来就清楚分明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试从尧、舜来看，他们君臣之间相互赞叹应答时，尚且说‘后王能够知道做君主的艰难’，又说‘帝王应当把这件事看作艰难’，当时都战战兢兢、勤勤勉勉，知道君主的艰难而不敢自我安逸。因为他们认为做君主的难处，行动都会有所关联，所以尧不敢把君位当作享乐，舜也仍然有未了的忧患。汉代以后，懂得这种难处的，只有唐太宗。他说：‘创业的难处已经过去了，守成的难处还在，请诸位慎重对待。’又说：‘君主只有一颗心，却有许多人来攻伐它；稍微松懈，接受其中任何一种影响，危亡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它困难的原因。’唐太宗凭借超越常人的聪明才智，谋划治理天下似乎不在话下，却在思虑和发言之间，仍然知道做君主的艰难，反复忧惧到这种程度。这就是贞观之治为后世所不能企及的原因。本朝太祖皇帝曾对近臣说：‘你们以为帝王办事可以容易吗？’仁宗皇帝也曾下诏说：‘应当想到守成的艰难，哪里敢忘记承继基业的重大责任。’祖宗常念做君主的艰难，表现在诏诰中的，从不敢有丝毫轻忽之心，所以能够把宽裕的福泽留给万世；这又是陛下应当遵循的祖宗家法。虽然如此，知道难处而设法把事情办好，难道对此没有可说的吗？” 臣希望陛下不要以拥有君位为乐，而要以保住君位为忧，思考它如此艰难，并设法使事情容易办成。每当一个念头产生，就把它看作难事，问自己：‘这对吗？不对吗？’每当一个行动发出，就把它看作难事，问自己：‘这样做恰当吗？不恰当吗？’无论处在隐微还是显著之处，都保持同一颗心，不因事情隐微就更加忽略；无论处理细小还是重大之事，都保持同样的行为，不因事情细小就不加察看。细微到声音、笑貌，也要推行这种把事情看难的心，不任意发作；防范到言语、行动和志趣趋向，也要推行这种心，不轻率举动；重大到政刑号令，也要推行这种心，不凭自己任意决定。即使在幽暗的屋子里，也常常像身后有议论者在看着自己。日积月累，长期不敢有一天安心，只修养善行，只除去不善，只敬畏众人的言论，只忧虑自己的过失。事情本身虽难，只要内心重视其难处，就会有治理而没有混乱，有安定而没有危险。陛下享有国运万年，承受上天所赋予的正当命运，譬如人的身体康健强壮、没有疾病，却仍能警惕，饮食起居都当作可能致病之事而戒惧谨慎，那么疾病从哪里产生呢？那些倚仗自己强健的人，轻视本来困难的事情，放纵饮食，恣意起居，不生病则罢，一旦生病，即使想救治，又哪里来得及呢？” 臣蒙受国恩，职责在于进献意见、补正过失，幸逢陛下初始施行清明政治、虚心听取采纳意见的时候，因此敢竭尽忠爱君主之心进言，仰望能够稍助圣听。唯愿陛下不要认为这些话迂阔而不切实际，请详细察看，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卫泾上奏说：“臣听说，上天爱护君主，非常希望扶助他、使他安定。君主能够完全体察并顺应天意，那么上天爱护君主的心就没有穷尽，这是自然不变的道理。臣恭敬地思考，陛下近来从潜邸登上帝位，承受上天的眷顾保佑，以贤圣仁孝闻名天下，恭敬遵循慈训，隆重承受帝位，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天意更加明显，感应召致也更加迅速。自从开始举行大典，每当举行常规仪式，銮舆所到之处，似乎都有冥冥中的护佑。至于雨水旱情顺应时序，年年谷物丰收，四方没有忧患，边疆没有震动。自古以来君主临政，愿意励精图治、慨然希望达到太平却未能做到的情形，仿佛都在这里看到了。难道只是中外臣民希望看到太平，陛下看到这些景象，难道不会自己感到欣喜吗？臣曾考察往古，验证当今，私下有所思虑，愿向圣心求证。大体说来，上天爱护君主达到极点，对君主的期望也达到极点。只有时时对越上天，每每想到要符合上天的期望，天与人之间才能日益兴盛。如果贪恋上天所爱护的，却不自我反省遵循，那么上天的爱护有时就未必可以依赖，谴责、灾祸和失败的到来，也未必不是由此开始。” 由此看来，凡是天意顺从、吉祥一同到来的时候，君主都不容易安然自处。如今上天爱护陛下，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不知陛下体察天意，已经达到极点了吗？还是仍有未达到的地方？臣私下认为，这是上天让陛下处在大有作为的时代；上天对陛下的期望，是责任重大、守持慎重，这实在是吉凶祸福分判的关键。臣不敢远引泛泛而论，请就仁祖和寿皇的近事来说。仁祖临朝统治三四年间，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天变多次出现，可以说多事。然而他在位四十二年，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及四海，伟大的功业和美好的典范流传万世，号称本朝全盛时期。寿皇刚接受内禅时，变故尤其多，连年饥荒，边疆受到侵犯，形势仿佛一天也难以安居。然而二十八年之久，境内终于安定，百姓得到休息，虽然大志未能实现，最终达到小康，也足以光显高宗中兴之治。吉祥的应验，并不急于出现在庆历、元祐的盛世；而灾异的到来，恰好用来磨砺乾道、淳熙年间的志业。那么今天天意的顺从，正如前面所说，实在还不能测定；这尤其值得畏惧，尚且没有闲暇自我欣喜。” 陛下将怎样处置这种情形呢？昔日楚庄王见上天没有出现妖异，地上没有发生灾孽，便向山川祈祷说：‘上天难道忘记我了吗？’如今这只在于陛下从内心反省，在自身上反求，并在行事中考量而已。臣怀着深切诚意，不能不陈述自己的愚见。卫泾又上奏说：‘臣以庸碌愚钝之才，暂任宰掾之职。自己想到白白领取俸禄，正祈求外调，忽然承受过分的恩典，被任命掌管记注。每天侍奉圣上清明的容光，对臣来说可谓侥幸逾越，但反省自身又觉得空虚，想到终究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怎敢顾忌冒昧，陈述自己的愚忠？幸望陛下垂听。’臣私下想，自古以来君主并非不愿意治理好国家，只是君德难免有所亏损：有的失于猜忌，有的失于暴虐，有的放纵声色，有的崇尚货利，有的从事奢侈。这颗心一旦有所沉溺，臣下就没有办法挽救匡正，治乱的分界实在由此而来。如今陛下宽仁如上天覆护，圣明恭敬日益提高，清静内心而少有欲望，喜爱贤能而乐于听取劝谏。凡是臣前面所说的那些祸患，已经没有丝毫牵累。凭这样圣明的资质，有意追求帝王盛大的治功，实在不难达到。然而陛下登基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年。四海之内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等待革新政治，最终却没有大大满足天下人的期望，这是为什么呢？”

译莫非是圣心还没有真正用力于此吗？臣听说，君主的一颗心固然不可有所沉溺，尤其不可毫无所用。天位虽然不可以当作享乐，却尤其不可不知道天位极其重大；天命虽然由于自身而来到，却尤其应当知道天命是可畏惧、难保全的；崇高富贵虽然不可以依仗，但君主的利益和权势也不可以没有所凭借。如果说：‘我既不把君位当作快乐，又把它看得仿佛可以轻忽；我安于天命自然来到，而不怕它难以保全；崇高富贵不足以动摇我的心，于是天下臣民万事万物，全都不放在心上。’这不是帝王出而安抚天下、驾驭世俗的道理。臣昨天还在远方任职，途中听人传说，都说陛下临朝时深沉少言，对于政事很少表示可否。臣刚听到时不敢相信。后来列身朝班，两次承蒙召见对答，臣虽不能完全没有疑惑，却仍不敢说传闻全是真的。等到臣任史官，分立于殿柱之下，如今已经超过两个月。每次看见陛下尊居黼座，延请群臣进见，从宰执陈述政事、侍从进献意见、台谏论奏，到中外各级官员进对，奏章不下累牍，君臣靠近交谈有时甚至长达一个时辰。陛下神色温和，兼听广览，从未听说厌倦；但圣意谦虚，深自退让，从未主动询问或质疑，多只是唯唯诺诺、默默听取并容纳他们的意见。” 进言的人不能充分说尽自己的意见，执笔记载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记下陛下的美德。事情办完退下时，人人都像有些不得意。臣实在对此感到恐惧。陛下之所以还不愿把意见表现在言语上，难道是暗中端坐、收敛锋芒，慢慢观察、默默考察，等有所凭借之后再发言吗？那么陛下临政执掌国事已经不算短，政务关键和变化，也应当可以大致看见了。难道是深思熟虑，或者因为畏惧谨慎、持重自守，担心说出的话有时不够审慎吗？那么辅弼和宫禁近臣，都是陛下的股肱耳目，是陛下亲近、信任、委任的人；大小臣子，谁没有爱戴君父的心？即使有不恰当之处，难道不会竭尽诚意效忠，怎么敢怀藏实情而不尽力进言？这样做对盛德又有什么损害呢？苏轼说过：‘君主的话与士人百姓不同，话一旦脱口而出，四方就会传播，像风雨一样迅速。’所以太祖、太宗在位时，天下人都传诵他们的言语，把它们作为振奋人心的依据。陛下究竟有什么嫌疑、疑虑，竟然害怕发言呢？臣因此冒昧议论陛下还没有真正用心于政事。人们只说：‘上天不说话，四时仍然运行，万物仍然生长。’却不知道上天从来不是不说话的。昔日圣人作《易》，六十四卦唯独以《乾》卦为首；《乾》代表天德，也正是用来说明君德的。” 其他各卦都是阴阳相杂，只有《乾》卦由纯阳构成。因为天的德性纯粹刚健，只有刚健才能超出万物之上，主宰群动；舒展而成为春夏，收敛而成为秋冬，威严而成为雷霆，施恩而成为雨露，开合变化无不由我而出。所以说：‘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应当因此自强不息。’君主效法上天的不言，必须先与上天具有同样的德性才可以。如果对天下淡漠无心，一点也不肯用心，只把不说话作为托辞，那就是开启颓堕的开端，养成乐于因循的习惯，忘记长远宏大的思虑，忽略经久不衰的谋划；用这种态度求取治功进展，就像要到楚国却把车辕向北，凿冰取火一样。陛下承继列圣二百四十年的基业，承受太上皇托付的重任。臣虽然愚直鲁莽，私下揣度陛下的圣明资质，有祖宗的风范，仁慈、恭敬、俭朴，没有失德过行，确实是大有作为的君主。时机可以有所作为却不去做，优游沉默，苟且偷安于岁月之中，臣恐怕志士因此离心，别人也会窥测陛下才智和能力的深浅；其中的关系，恐怕绝不是小事。这是臣个人的忧虑和过度谋划，心中不能停止，所以借论史事的机会向陛下极力进言。臣伏愿陛下想到宗庙社稷责任极其重大，在祸乱尚未显形之前加以防范，不要依恃圣明资质的美好，一定要更加用心；从今以后，在听取采纳意见时留神省察，振作奋发，发布有德的言论，特别作出英明决断，与二三位大臣相互赞叹应答、共同商议，务必使一切归于最恰当。” 凡百官办事，有应当、不应当、可以、不可以的，都用至公之心来裁决，这样或许能使下情全部上达，使事务的关键洞察无遗；以刚健有力的精神施行，以长久不懈的努力积累，将会看到志气一经发出，就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号令一经推行，就像雷风一样震荡；听取和裁断政事的勤勉，就像四时运行一样不息。德业日益更新，美名日益显著，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建立？使皇室基业长久保存，使名字光耀史册、永无穷尽。端正根本、澄清源流，关键只在陛下这一颗心。臣不胜恳切爱君忧国的诚意，不觉冒犯越礼，唯愿陛下裁察。” 宗正少卿柴中行上奏说：‘陛下初政时，以刚健的德性树立治国根本；实行更化时，又以刚健的德性铲除专权奸臣。如今却只是垂衣拱手，仰赖别人办成事情，安于没有成就。刚健的德性实在是君主掌握大权的根本，不能长久放出去而不收回。前人的覆车就在眼前，实在应当引以为鉴。’ 《历代名臣奏议》卷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君主的德性 宋理宗宝庆元年，礼部侍郎真德秀上奏说：‘臣私下听说，陛下近来选择吉日，移居清燕之所，不只是为了安静调养精神，也想稍稍整顿宫寝的礼仪。臣子的心中不胜欣慰庆幸。然而臣个人浅陋的愚见，有想进献给陛下的话，不敢默不作声。臣恭敬地思考，高宗皇帝受天命而中兴，再造华夏，六龙驾车南渡，驻跸钱塘。他与前代君主披荆斩棘、乘柴车穿破衣来开辟山林，披除荆棘而建立朝廷，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所经历的艰难和勤劳，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孝宗皇帝继承并守护伟大的基业，志在清复中原；二十八年之间，搜求聚集贤能人才，振作精神听取和裁断政事，从未有一天稍稍懈怠，因此能够保全巩固大业，把无边的美好福泽留给万世。如今陛下所居的宫庭，正是两位祖宗储养精神、安闲燕居的地方。仰头看着楹柱椽桷，低头看着台阶庭院，应当像两位祖宗确实正在上面临视一样。想到当年创业守成的艰难，思考今天继承基业的不容易，那么怎能不战兢勤勉、恭敬畏惧，稍有忽略呢？汉文帝说过：‘我奉守先帝的宫室，常常害怕使它蒙受羞辱。’正因为他这样存心，所以一生都成为恭敬俭朴的君主，两汉贤君没有能超过他的。这是臣想进献的第一点。’ 陛下先前居住的地方靠近东朝，只想着完全做到人子对父母的恭敬，哪里敢立即承受君主的奉养？如今宫阁以及车舆服用的需要、只需动一动手指便可发号施令的便利，必然会逐渐比从前完备。臣知道陛下天性恬淡，本来不是外物能够改变的；然而一颗心同时受到众多事物的攻击，如果不是特别刚明而不受迷惑，就没有不逐渐沉溺、受到侵蚀的。那么应当用什么办法来对待这些外物呢？答案是：只有学习可以涵养这颗心，只有敬慎可以守护这颗心，只有亲近君子才能维持这颗心。因为义理和物欲正是此消彼长的。专心致志地学习，每天与圣贤为伴，就会有自得之乐；以敬慎持守自身，就会凛然如神明在上，不会受到邪僻侵扰；亲近贤人君子的时间多了，每天都能听到规劝警戒，谄媚奸邪之人就无法迷惑自己。三方面共同用力，那么圣心就会清澄明净，像太阳一样明亮，像水一样清澈；义理常常成为主宰，物欲便不能夺走它。这是臣想进献的第二点。服丧三年之制施行于宫中，并不只是身上穿着丧服而已；内心的哀痛思慕，不可以片刻忘记；表现在脸色上的忧愁悲伤，也不可以片刻停止。古人停哭后住在倚庐，小祥时改住涂白的房屋；如今虽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居处的制度不能不尽量朴素。古代服丧时，除非有疾病，不饮酒、不吃肉；如今虽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饔人、大官所供给的饮食，不能不极其菲薄节俭。古代服丧期间始终不住在内室；如今虽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但在服丧期间谨慎自守、独处时也不放纵，并屏退远离声色之娱，不能不极其严格。吃饭时要在羹汤中仿佛看见先帝，站立时要在墙上仿佛看见先帝，这样或许可以不辜负先帝无穷尽的恩德，大大彰明纯粹的孝心。这一切如果因为迁居御殿的舒适，就使所有自我奉养之处稍稍不同于居丧的礼制，那么即使身上穿着丧服，也等于没有真正服丧。这是臣想进献的第三点。陛下从前每天侍奉慈明两宫，亲情常常欢悦而没有间隔。如今侍奉膳食、问候安宁的恭敬，虽然与过去没有改变，但能够见面的机会已经有时有无。这正是陛下应当深深留意圣心的时日。古代侍奉父母的人，即使没有听到声音、没有看见形迹，也时刻留心；每迈一步、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何况皇太后亲自举起神圣的器物授予陛下，与陛下一同听理万机政务，还不到几个月，陛下就把这些责任像脱掉破鞋一样抛开，皇太后隆厚的恩德与天地一样没有穷尽，陛下将用什么来报答呢？那么恭敬勤勉的礼节、孝敬奉养的诚意，应当比过去更加增进才可以。至于侍奉两宫的臣僚，陛下施加的恩意应当一视同仁。爱护亲人尚且会推及他们的犬马，何况身边供使唤差遣的人呢？如今群臣和百姓的性命，都系于两宫。上面慈爱与孝敬交相隆盛，群臣百姓就都有所依靠而得到安定，两宫侍奉差遣的臣僚也能够保有他们的富贵。这是臣想进献的第四点。臣以不才之身，冒昧充任劝读官。近来亲自承受圣训，陛下说只要有可以补益自身的意见，就不要有所隐瞒。陛下这样虚心求助，臣怎敢以浅陋作为推辞？因此冒昧陈述愚见，希望能够稍有补益。唯愿圣明裁择。绍定六年，德秀任户部尚书，又上奏说：‘臣听说，在天命已经确定之后仍不忘戒惧，这是夏、商、周三代贤明君主能够长久传世的原因；在天命尚未确定的时候就骤然忘记戒惧，这是后世君主不能善终的原因。臣曾读书，了解到“基命”和“定命”的说法，私下认为周文王、周武王是奠定天命的人。至于成王，天命已经确定了。然而周公作诗告诫成王，说：‘应当以殷商的覆亡为鉴，天命重大而不容易保有。’又说：‘天命不容易保有，不要使它在你自身断绝。’召公作书告诫成王，也说：‘大王应当施行德政，以求上天长久保有天命。’又说：‘希望大王使小民得到福泽，从而承受上天长久的天命。’周到成王不过是第二代而已，文王、武王的功业与上天相配而无穷，天命怎么会突然停止？难道还要等待祈求之后才长久吗？等到考察夏代的太康、商代的太甲，不过传了一两代，一个因为沉溺游乐而丧失国家，一个因为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而败坏礼制，几乎都失去了天下。上天从来没有因为禹、汤的功业而偏爱他们的子孙。因此说天命难以相信，说天命没有常规。这样才知道周公、召公恳切深厚的忠诚，并不是过度忧虑。那么，继承先王基业、守成的君主，难道可以因为天命已经确定就忽视它吗？’

译如今的天下，处在什么时期呢？臣认为正是天命尚未确定的时候。太祖艺祖开创基业、奠定天命，太宗使它确定；高宗奠定中兴的天命，孝宗使它确定。圣明的子孙世世代代相继承续，天命已经确定很久了。然而臣认为它尚未确定，是因为考察《皇矣》这首诗，就能知道文王受命的缘由。当时上天厌弃商朝的动乱，正在寻求使百姓安定。起初观察两个国家，没有找到合适的，又观察四个国家，发现它们的德行都比不上文王。于是上天眷顾西望，命文王做中原的君主，难道会是轻率的吗？如今中原动荡纷乱，正是上天简选、寻求民主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德行足以符合天心，上天一定不会舍弃我们而把天命交给别人；如果我们的德行不足以符合天心，上天一定会转而把天命交给别人。所以臣说，这是天命尚未确定的时候。嘉定年间，臣缪直任翰林禁林之职，当时鞑靼日益兴盛，金国日益衰弱。臣曾在半夜徘徊起身，说：‘这是我国安危将要判定的时刻，是君臣上下恐惧戒慎、修养反省的日子。’于是进献《祈天永命》的告诫。宁宗皇帝宽容了臣的狂妄浅陋，再三嘉奖叹赏，但权臣见识短浅，糊涂而没有省察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从此二十多年，德政从未增加修治，人心反而更加怨恨。所谓‘祈天永命’的话，竟被直接看作迂阔空泛；而‘欺天罔人’的事情，却更加严重。因此上天的谴告接连不断，灾害也残酷猛烈：钱塘发生大洪水，大片地方变成沙滩荒碛；天台、苕霅一带州县变成湖泊；都城的灾祸更是古来所未有。其他如彗星、孛星、流星飞行等天变，没有一年没有；盗贼、兵火的灾难，几乎遍及天下一半。我国的形势，实在危急。幸赖九庙神灵护佑，权臣丧命，陛下亲自处理政事，英明果断，四海都为之震动瞩目。然而对外抵御、对内修治的政务，还没有来得及大有作为，金国就突然传来灭亡的消息。群雄虎争，强敌锐利如火，预先准备、深加防御，本应赶紧回头顾念内部，根本局势仍有值得忧虑之处。但边臣匆忙行事，有的借和议来缓解祸患，有的依仗战争来求取成功；臣认为这些都不是最好的谋划。古人说：‘凡是举大事，必定要顺应天心。’自夏秋以来，阴气积聚、阴雨过多，阳气不能振作；而天象显示异常，多次出现在清台的占验中。由人事推求天心，恐怕有特别值得恐惧的地方。因此臣再次进献祈求上天长久保有天命的主张。然而所谓祈求，难道是指世俗的禳灾祈福小术、谄媚亵渎鬼神吗？” 考察《召诰》，其中说：‘敬慎修德，也就是敬慎对待小民罢了。’

译《左传》有这样的传述：‘敬，是德行的聚集；能够敬慎，必然具有德行。’ 近世的大儒都说，敬慎是圣人之学能够始终成就的根本。陛下圣学高明，曾把‘没有什么不是敬慎的’这句话写在座右，早晚仰视，像面对神明一样。然而，凡是会损害我们的敬慎之心的事，也不能不明察。仪狄酿造的酒会败坏德行、扰乱心性，这是损害敬慎之心的东西；南威的美色会荡乱心志、迷惑意志，这是损害敬慎之心的东西。陛下对此应当警惕地自我反省说：‘沉溺酒色、听从妇人之言，是前人自取灭亡的原因，难道可以不戒备吗？’侏儒的戏谑、滑稽的谈论，也是损害敬慎之心的东西。陛下对此应当严肃地自我持守说：‘优伶笑人正在面前，贤能人才却在后面，这是前人取亡的原因，难道可以不戒备吗？’淫靡的郑声、危险的佞人，只要有一样，都足以损害敬慎之心；必须放逐远离，不能不严格。沉溺游乐的快乐、射猎的娱乐、珍奇禽兽、犬马玩物，只要有一样，也都足以损害敬慎之心；必须屏退断绝，不能不竭力。这样，陛下的心就会清明纯粹，各种善行由此产生。还应当反过来思考说：‘我自即位以来，被权臣误导，究竟有多少过失？凡是圣心感到不安的地方，就是天理感到不安的地方。’ ‘应当改正，怎么可以还有吝惜？’又应当考察众人的意见说：‘我的言语行动不合乎正道，政令不合适的事情，究竟有多少？凡是人情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天意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应当更改，怎么可以还有迟疑？’一念产生惭愧，就不敢安于这种不敬；一件事情有所乖戾，就不敢忽视。这也是敬慎：在心术最细微处谨慎，在实际践履中表现出来。一定要像商汤德行日日增进，周文王不断光明，中宗严肃恭敬、敬畏上天那样，然后才可以说达到了‘无不敬’。这是祈求上天长久保有天命的第一件事。然而召公既然说要敬慎修德，又一定要把小民联系进来，为什么呢？因为上天的视听，是借助百姓的视听；民心的向背，就是天心的向背。权臣掌权以来，残害百姓，几乎不止一件事。起初，他们更换楮币、更换盐钞，专门使用谋求非法获利的手段，又加重对下民的刑罚，估没编户平民的财产，滥及无辜，民众心中已经产生怨恨。后来贬斥忠良、提拔贪婪刻毒之人，把百姓交给豺狼，远近百姓哀号，却安然不加怜恤，民怨更加深重。到了末期，廉耻之道断绝，贿赂公然流行；以为服饰、饮食、器用还不够，就索取宝玉珠玑；以为宝玉珠玑还不够，又索取田宅契券。那些窥测权臣意旨、求取进用的人，即使为了财货杀人，也忍心去做，百姓于是极度怨恨。江湖、闽、广、三衢一带的盗贼相互煽动而起，百姓遭受荼毒，几乎达到数千万人；户口减少，差不多损失十分之七八。幸而没有盗贼的地方，又因官吏争相把自己当作盗贼，田野乡里荒凉寂静，州县萧条，也同绿林、黑山盗贼践踏劫掠的情形没有区别，怎能不令人叹息！仰赖陛下颁布端平诏书，把这些情况彻底洗除、重新整治。然而习惯旧俗的人，很少真正谋求改变思想；困于暴虐政令的人，也还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恩惠。贿赂之路虽然暂时堵塞，但过去靠行贿求进的人还在；贪赃官吏虽受到惩罚，但贪赃很多的人有的反而漏网。加上边事已经兴起，江淮之间征发调配的名目层出不穷，所到之处骚动不安，百姓不堪忍受命令；远至襄、蜀，其情形也就可以想见了。臣恐怕这并不是培植国家根本、延长国运的办法。陛下仁德至极，难道忍心听到这些吗？臣希望圣心悲悯，动念下诏申明颁布命令：凡郡县聚敛苛刻的政令、边疆军府征发调配的骚扰，一概禁止；敢于违抗命令的人，必须严惩不赦。至于行都附近的地区，本应首先沐浴皇恩；但如今楮币贬值、物价昂贵，百姓生活极其艰难，到处都有忧愁叹息之声。《尚书》称文王惠及鳏寡，是因为困苦憔悴、将要奄奄而尽的人，受到恩惠泽及后，才都重新有了生存的希望。这正是天下所希望得到的仁圣之君应当做到的。应当命令近臣逐条提出便利百姓的办法，如魏相所上诏书中的二十三件事情一样，依次施行。这是祈求上天长久保有天命的第二件事。《易经》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的人，人们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陛下如果真能向上敬慎修德，又使百姓在下安心求生，那么人心喜悦而天意顺从，开拓恢复的根本，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天心将要转变，已经很久了。鞑靼、戎狄残暴，所到之处成为废墟，一定不是上天眷顾、授予天命的对象。陛下正当春秋鼎盛，圣德日益更新，只愿更加努力敬慎。一升一降，都在上帝左右；一游一息，都仿佛与上天一同强盛。请勉力实行长久不息的德政，以迎接并延续无穷的美好天命。终有一天应当向南回顾，中原旧有的土地终究会归于我方。如果只凭武力求取而不返回根本，天意难以测知，臣实在忧虑。昔日梁武帝想夺取河南，曾自言说：‘我的基业如同金瓯一样完整，假如招致纷乱，后悔哪里还来得及！’但他只因乙卯年的梦和群臣的谄谀，不能自我克制，最终毁掉了金瓯般的基业。追究梁武帝一生的所作所为，违背天意、悖逆义理的事情，哪里数得清呢？” 没有得到上天实际的支持，却希图建立不世之功，这样的过失难道不是应当的吗？臣区区所陈述的，根本出自周公、召公和圣贤的经典训诫，一定不会误导人。而且前些日子臣曾把这些话告诉先皇，如今怎敢不把它告诉陛下？臣愚昧的忠心，无论壮年还是老年始终如一，唯愿圣明裁察。宝庆初年，魏了翁上奏说：‘臣没有什么才能，任史官而待罪，得以遇上陛下登龙位、登帝极，陛下命令侍从和掌管言语的臣子依次进见对答。臣切实认为，澄清源流、端正根本，没有不在于开始的时候；臣不敢拾取琐碎细节，草率写成文章来应诏。臣听说，心是人的太极，而人心又是天地的太极，用来主宰阴阳两仪、命定万物，都不能越出这一心。因此上天的神明，春夏秋冬，风雨霜露；大地承载神气，形成风雷、流动的形态，万物显露而生长。对于人来说，就是清明之性存于自身，气质志意如同神明；它贯通上下表里，百姓万物从继承善性直到形成各自的本性，都是同一本源而分化出来的。人的心灵，则用来安定人伦的准则；人伦准则确立，天地也就各安其位。孔子说：‘侍奉父亲孝顺，就能明白侍奉上天；侍奉母亲孝顺，就能明白侍奉大地。’子思说：‘君子的道，从夫妇关系开始，发展到极致，就能明察天地。’天高地低，人处在天地之间，明显分成三才，似乎互不相接；但五行和阴阳二气由一而分，因此上下同流，彼此感应。只要这种作用运行在宫庭屋漏之间，内心明亮清洁，没有一点惭愧，那么抬头观察天、低头察看地，光明洁净而彰显，前后相参相依，流布充满四方，没有一样不是这颗心的显现。’

译一旦内心有所不满足，就会仰视上帝而昏昧不明，环顾四方而忧惧不安，即使日月星辰、草木万物，也仿佛随人的心意而不能舒展。陛下认为，在这颗心之外，另有所谓天地神明吗？还是说天地神明并不超出这颗心呢？正月初一，风从乾方吹来；丁丑日既望，月亮在翼宿发生月食，占卜者认为这是兵戈将起、祸患迫近的征兆；雷电又提前发生，雨雪接着雷电降下。刘向也认为，这是阳气不能闭藏、阴气显露并乘机胜过阳气的应验。然而这些必定是先有感应，之后才形成外在应验；既然已经应验，又会反过来成为感应，不能因为变化表现在外界就忽视它。事情已经应验，幸而臣听说陛下曾对讲读之臣说：‘昨夜下雪，我整夜因此不得安宁，应当更加恐惧，修养德行。’圣言伟大啊，这正是寻求根本、用力实行的关键。况且陛下身居深宫之中，并没有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外在监督，却仍然整夜警惕不安，仿佛有人正在面前；由此可见，天并不只是苍苍的天空。陛下的心和亿万人的心，合乎义理而感到安定的，就是所谓天；对人无愧，就是对天无愧；不畏惧人，也就是不畏惧天。臣希望陛下就凭这种不安之心，进一步推广认识天地的道理，不要只把祷告祭祀当作事情；常使这颗心战战兢兢、警惕戒惧，仿佛与上天一同升降，仿佛就在上帝身边，这样才可以对越上天。这样才不会有愧于奉祀宗庙；不要只把准备祭品当作祭祀，而应常使这颗心温润恭敬，仿佛看见祖先在神位上，仿佛听见他们的容貌和声音，才能承受先祖传下的事业而没有惭愧，侍奉太母。不要只把外表庄严恭敬当作恭敬，而应常使这颗心专一谨慎，仿佛手捧玉器、端着满器之物，唯恐有所失误，才能与公卿百官感通而无隔。不要只把尊严的仪表当作礼仪，而应常使这颗心宽广虚明、平和坦荡，对经生学士完全谦下而没有压抑。不要只把诵读讲说当作功劳，而应常使这颗心不断光明、日益更新而不停止，把这种德意传播告知天下众人。不要只把言语作为教化，而应常使这颗心明白通达，使人受到观感却不受迷惑；心中有未能理解的，一定反复询问辨析来求得明白，不要因嫌麻烦而自行停止。心中有认为不可行的，一定反复熟思来设法解决，不要因为以过失为耻而造成错误。这样，时时休养、片刻不忘，早晨学习、晚上增益，没有一刻间断，那么治国的根本已经确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把它拿来让百姓验证，让三王考察，让天地见证，让鬼神质证，让后世施行，还有到哪里会不相合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连百姓尚且不会相信，何况其他人呢？圣学的深浅、气数的伸屈、世道治乱的变化、人物盛衰的关键，都根源于这颗心，决定于这个时候，唯愿陛下赶快谋划。了翁代理礼部尚书，又上奏说：‘臣曾跟随师友讲习学问，常说治国的根本始于端正君主。臣曾积蓄精神、凝聚思虑，准备为陛下竭力陈述修身齐家的要领。到了京畿附近以后，所听到的情况每天都不同，恐怕有人会指责臣不切合实际；又或者说臣专门攻击陛下自身。因此臣先就时事中紧迫的事情向陛下进言。然而关于根本源头的论说，怎么可以始终一句也不说呢？臣常常想到，后世的治理与古代完全不同。古代的君主把天位看作极其艰难危险，像踩着老虎尾巴，像踏在春天的薄冰上，像自身患有疾病一样忧苦。因此师氏主持朝会，仆臣端正朝位，太史奉告忌讳，工师诵读诗歌，御瞽掌握声音节奏，巫史前后负责占筮；君主左右没有一刻可以放纵松弛。虞舜之后的宾客居于朝位，三恪辅佐祭祀；夏代的臣士在朝廷，殷代的臣士在宗庙，仇民在郊甸，夷狄奴隶在宫门。君主没有一件事不戒惧。虫子飞动也要加以防范，太阳一出来就临朝视事，退朝后到路寝听政，中午考察政务，傍晚整治防务。天黑以后还要清洁、奉上祭祀用的黍稷，然后才休息。君主没有一刻可以闲逸。后妃入御、接见都有规定；应门击柝，鼓人登堂，女史授予玉环，彤管记载过失。’ 君主一刻也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凭借尊贵成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从早朝直到日偏西仍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处在内宫的日子常常少，处在外朝的时间常常多。这是为了培养老寿命的根源，保全自身从而保全百姓。哪里只是能够保全百姓，即使子孙众多，也同样从这里开始。自从秦人荡平毁灭古代制度以后，居上位的人深居清静的宫殿，把事务交给妇人和宦官，在内宫发布命令。四方文书，不是得到近侍之臣准许，便不能上达天听。千百年来，接连都是同一条路。于是宦官、外戚、女宠和受宠幸的人轮流掌握政柄，君主只拥有空虚的权位，勉强处在百姓之上。他接见士大夫，不过是临朝数刻；凡是足以伤害生命、损害本性的事物，却全都陈列在面前。哪里只是湮没政事的根源，也会伤害长寿的根本。自身不能康健，后嗣不能繁盛，都是这个缘故。陛下凭借圣明智慧的资质，却被权臣操纵了十年，几乎没有机会向世人表白自己。如今幸而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外有百官有司奔走效职，内有妃嫔嫱御和便嬖之人取悦邀宠。若从浅近处看，必定会说：‘如今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如今天下太平，正应及时享乐。’ 但臣从古今祸乱的事情观察，陛下虽然表面上权势重、形体安逸，实际上却巍然孤立在极其艰难、极其危险的处境中而自己没有察觉。请陛下试着想一想：独自居住在深宫之中，可以把谁当作推心置腹的依托呢？当事变纷至沓来时，可以系托天下希望的又是谁呢？《诗经》说：‘贤人是藩篱，太师是墙垣，大国是屏障，同宗是栋梁，怀有德行才能安宁，宗室子弟是城郭。’这六项，是守护国家的要道；其中最重要的，又在于宗室子弟。所谓宗子，传注说是君王的嫡子。没有嫡子作为城郭，那么君王独居深宫，凭借什么依靠而不感到畏惧呢？所以接着说：‘不要使城郭毁坏，而让他独自畏惧。’陛下如果确实能够长远思虑到这一点，那么今天孤立的形势也就可以自己觉察了。《左传》说：‘后妃有端正善良的品行，后嗣就会有贤明圣德的君主；制度具有威严礼仪的节度，君主就会有长寿的福分。’这是说应当减少临幸后妃以节省精神，这样便可以延长寿命，使后嗣繁衍。臣曾读《魏史》记载：魏明帝沉溺于内宠，廷尉高柔上疏，认为嫔妃人数过多，圣明的后嗣不能昌盛，应当精心选取贤淑的女子充实内宫的名额，其余全都遣送回家。

译况且把培育精气、保养精神和专心宁静看作宝贵，就可以获得《诗经》中螽斯多子的美好结果。像魏明帝那样，虽然不足以拿来作为圣明时代的规范，但高柔的话确实是保全自身、使后嗣繁盛的要道。因此臣希望陛下想到天命来之不易，思考王业的艰难，务必使处在内宫的时间常常少，处在外朝的日子常常多，亲近贤人而远离女色；这样思虑就会精明。清心寡欲，身体就会强健；没有奸邪的声音和扰乱心志的声色，血气就会循着正常轨道；没有淫靡的音乐和违背礼法的享乐，精神就能守在内心。这哪里只是保全寿命的方法，正是使后嗣繁衍的根源。臣所忧虑的，比漆室女子还要深，所以忘却自己的愚昧僭越而说到如此地步。至于韩琦对仁祖所说的‘在宫中建立学校，选择宗室中谨慎厚重、喜好学习的人，升入内学，希望借此亲近贤人，以便托付国家大事’，这项建议，也应当及早纳入圣虑，广泛访求意见，预先作出决定。臣拳拳不已地尽忠，退下后等待斧钺之诛。端平年间，秘书少监袁甫上札子说：‘臣仰想到陛下自从实行改革以来，广泛开辟进献言论的道路，群臣相继进言，有的谈朝廷纲纪这样的大事，有的防范田间乡里的细微情况，有的谈远方边境的变故，有的谈近处宫闱的隐秘。臣下说得可以算详细了，陛下听得也可以算熟悉了。然而，至于切中陛下自身和内心的事情，间或虽有人提到一两件，却还没有人恳切悲悯、竭尽忠诚和爱护之心，不顾忌讳、不避嫌疑，为陛下把话全部说尽而毫无隐瞒。臣不过是一个地位疏远的微臣，离开国都已有十二年，如今承蒙错误的恩宠，幸而得以进见圣颜，怎敢不倾吐自己的愚见，以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呢？臣曾读《无逸》一书，这是周公晚年所作，字字真实，发自肺腑，并不是纸上空谈而已。看它论述商、周享有国祚长短，明白指出两条道路，仿佛是在说：走这条路，就能珍爱自身，保养长寿的根源；走那条路，就会自我摧残、伤害生命，失去保全性命的正道。因此凡是疾病受害的根源，潜伏在隐微之处而容易萌芽滋长的，周公都在尚未发病之前一一先行医治。放纵情欲，就叫作逸，所以这部书告诫后世君王不要只追随沉溺享乐，否则也不能长寿；这是担心他们心志在内荒废，放纵那把损害德行的斧头。’ 使百姓劳苦、使众人奔走，就叫作逸，所以这部书告诫不要沉溺于观赏、安逸、游玩和田猎，担心他们耗尽百姓的力量来满足耳目之娱。轻率改变旧有章法，就叫作逸，所以这部书告诫不要变乱先王的政令和刑法，无论大小事务都不要骤然更改、屡次变易，担心因此没有坚定稳固的守持。不顾众人的怨恨，就叫作逸，所以这部书告诫说，百姓反对，内心就会违背；百姓怨恨，口中就会诅咒，担心怨恨纷纷兴起，如堤坝决口、河流溃决。滥用刑罚、穷兵黩武，就叫作逸，所以这部书告诫不要错罚无罪之人、杀害无辜，担心轻视人命之后，杀人变得习以为常、下手滑易。老臣出于忠诚和爱护，预先防范未然，把这几条列出，严肃得如同金科玉律。如果犯其中一条，祸害已经可怕；兼犯数条，岂不是危险至极吗！唉，周公接受文王、武王托付的重任，惶恐不安，只怕成王不能自爱自重，那样自己就对不起文王、武王托付给自己的责任，所以他勤勉恳切、真挚深切，必定要始终保护成王，使成王完整无缺地归还给文王、武王，这才差不多可以无愧于托孤之责。《无逸》一书既然切中成王的身心，更是万世帝王的药石。恭敬地想到陛下，勇敢和智慧本来就是上天所赐，聪明超过群伦，尚且仍孜孜不倦地尊崇儒学、振兴学校；对于帝王之道，大概已经完全契合、没有间隙了。臣还是愿意以《无逸》来告诫陛下，是因为臣拿这部书来验证今日之事，竟像印、券、符、钥彼此相合，几乎像是专门为陛下而写的，实在不可不精心思考、深入反省。况且陛下本来知道节制情欲的流弊以保养上天赋予的和气，也持守警惕戒备的念头来扩充德性。天下人都因此向陛下道贺，臣却不敢把这当作庆贺。譬如蔓草，暂时割除，春日阳气一转，便蓬勃地重新生长。为什么呢？因为它原本有蔓草的根，与没有宿根的草不同。放眼天地之间，嘉禾和蔓草同受一气，却不能同时并存。嘉禾茂盛，蔓草就不能滋长；蔓草繁荣，嘉禾必定枯萎。反过来观察人的自身，物欲的根没有除去，性命的根基就不牢固；性命的根基要牢固，物欲的根就应当断绝。阴阳消长的道理，确实有不可欺瞒之处。何况女色的德行没有穷尽，极容易使人沉溺；用刚强意志控制酒欲，能够坚持到底实在很难，这尤其是陛下应当战战兢兢戒慎的地方。陛下本来知道体恤民情，不至于积累怨恨的祸端；存心仁厚，也从未萌生嗜杀的念头。天下人都因此向陛下道贺，臣也不敢把这当作庆贺。几年来，江湖、闽、浙一带盗寇叛乱交相发生，我们的百姓有的死于征税，有的死于徭役和戍守，有的死于战争，否则便死于饥荒，哪里数得清。再加上楮币法令一天天改变，物价一天天上涨，百姓生活困苦无聊，怨恨和诋毁一齐兴起。昨天中原出现了可以乘势而进的机会，臣下进献收复宏图的策略，淮、襄一带却困于军粮运输，百姓倒毙在道路上，偏师轻率出动，丢弃铠甲而返回。这样看来，陛下虽然没有劳损民力来招致怨恨，但民力到了今天已经耗尽；陛下虽然没有嗜杀人的念头，但民命到了今天已经残破。孟轲说：‘用棍棒杀人和用刀刃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不同。用刀刃杀人和用政令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没有不同。’陛下对百姓的心意非常仁厚，但百姓的怨恨却归到陛下身上。凡是无辜死亡的人，虽然不是陛下亲手杀的，也仍然如同陛下杀了他们。《无逸》篇末论说：‘明智的君王听到小人的怨骂，就更加敬畏地修养德行。’敬畏之心多么伟大啊！敬畏之心常存，就一定不会沉溺于情欲，一定不会被玩赏之物改变，一定不会劳累百姓，一定不会喜好用兵。天下人欣然拥戴他为君，又有什么怨恨呢？否则，兢兢业业的心一旦稍有懈怠，邪僻就会乘隙而入，奢侈之心和暴虐之政无端产生；到了极点，百姓就会相互叹息、遍生怨恨。怨恨不止，就发展为辱骂；辱骂不止，就发展为诅咒。诅咒从万众口中腾起，怨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译所以周公痛切地说：‘怨恨有相同的根源，都聚集到他自身；这些怨恨不会归于别人。’而实际承受它的正是君主。这样看来，百姓的怨恨就转变成自己的怨恨，使别人遭祸也就是使自己遭祸。形势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想长久享受上天的禄命、延续无边的福祉，又能够做到吗？况且放纵安逸欲望到了极点，就会发展到轻率杀人；追究它的根本，则开始于一个念头。大概一念之间喜好功业的心，潜藏在内心，起初似乎并不严重，持续炽盛下去，便容易滋长旺盛。等到战端一开，事情稍不如意，就赶快收敛隐藏它。收敛当然是对的，但卧薪尝胆究竟是为了什么？有敌国外患，正可以用来增进德行，又怎么能相信甜言蜜语而放松武备呢？臣担心前日的轻率出兵，与今日的宴饮安逸，其实同样都是逸。再说臣又听说，勤是逸的反面。人人都知道勤劳就是无逸，却不知道只是忙碌琐碎也属于逸。秦始皇逐日批阅文书，隋文帝传餐进食，这些只是处理琐碎事务，并不能算无逸。即使每天在经筵听讲、亲近儒生，好像可以说是勤了；然而耳朵听着经书训诫，身体却不去实行，那么即使忙碌，也仍然是逸。因此，专心致志、自强不息，才叫无逸；听到的必定实行，实行时必定尽力，才叫无逸。出宫与讲读之臣亲近，是同一颗心；入内与妃嫔相处，也是同一颗心；在治朝听政时，是同一颗心；在燕朝便坐时，也还是同一颗心。不能时作时辍，不能骤然勤奋而又骤然懈怠，这才叫无逸。这条道理，在《周易》中叫作生生不息，在《鲁论》中叫作仁寿。片刻放纵安逸，生命的生机就会停止；一念之间中断，仁德和长寿就会受损。实在可怕，实在应当警惧。周公之所以保护成王直到长寿，正因为元老大臣的责任迫切如此。陛下难道可以不深思这一点吗？臣从前奉命出任江东方面的使者，因辛卯年火灾之后，曾经倾吐诚心，竭力陈说放纵欲望的危害。当时朝廷以进言为忌讳，臣怀抱这份孤忠，没有门路得以上达。如今公道已经彰明，朝廷乐于接受忠言，臣敢再次用这番话使圣聪有所觉悟。希望陛下裁察。袁甫又上直前札子说：臣以浅陋平庸的资质，屡次承受错误的恩宠，被提升为司记注，获得直前奏事的职责。如今应当进言的事情，哪里只有一端？陛下乐于接受直言，不把冒犯圣颜当作罪过，臣难道敢苟且缄默，而向上辜负明天子的知遇吗？臣近来秘密侍奉经筵，因谈论圣人的刚健德性，曾启奏陛下说，‘刚’这个字对于陛下自身最为切要。群臣谈论刚德的已经很多了，但实际上还没有认识所谓真正的刚。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拿申枨来回答。孔子说：‘申枨有欲望，怎么能算刚？’刚与欲望似乎并不是相反的概念，但孔子一定把二者相对而言，是因为有欲望，我就被外物役使；没有欲望，我就能够役使外物。能够役使外物，难道不是真刚吗？有欲望，私意就横生；没有欲望，就与天为伍。与天为伍，难道不是真刚吗？《周易》所说的刚健、中正、纯粹、精微，就是这个道理；《中庸》所说的发奋刚强坚毅、足以有所执守，也是这个道理。只要有丝毫私心，因私而喜怒，防隙就会由此打开；只要有极细微的旁门曲径，蚂蚁打洞的缺口就会由此产生。因此，克制愤怒、堵塞欲望，叫作真正的刚；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也叫作真正的刚。汉高祖、唐太宗并非没有英明雄武的谋略，然而君子不敢称许他们具有真正的刚德，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帝王存心、细察内心的功夫，反而有许多东西损害自己的刚德。汉元帝拘泥于文义，优柔寡断，汉朝基业因此衰败；唐文宗虚心听取意见，却不能坚定决断，唐室因此没有振作。唉，只有君主能够施行福泽、显示威权，为什么还要受牵制而不能决断？君主掌握天下的利益和权势，遇到什么事情还要迟疑徘徊而不能决定呢？如果真认为汉元帝不能决断，那么他听从恭显的奏议而杀害萧望之，斥退萧堪、萧猛和刘更生等人，又为什么那样果断呢？在罢黜奸佞之事上不果断，反而在驱逐贤人之事上果断，这就是汉朝衰败的原因。如果真认为唐文宗不能决断，那么排斥李德裕一党、把李石贬到远方，又为什么那样决断呢？在驱逐小人之事上不决断，反而在驱逐君子之事上决断，这就是唐室不能振兴的原因。汉元帝、唐文宗，都是天性仁厚的君主，都是亲近儒生的君主；刚德不足，最终导致大弊，而当时的臣子又没有用真正刚德的道理启发、滋养君心。这两位君主自己估量资质，认为当然不能望及汉高帝、唐太宗，于是宁可守住自己的仁厚、喜爱儒学，也不至于丢掉原有的步调；却不知道君主人主宰四海、运转六合，哪里是区区仁厚和喜好儒学所能办到的？一定要有真正刚德，然后才可以。臣仰想到陛下聪明，天赐的学问日益更新，真正刚健的德性本来已经具备于圣心之中。内心蕴藏的德性必定会表现在外面，陛下如果果真有真正的刚德，那么政事施行之间必定有不可掩盖的表现，为什么反而幽暗不彰呢？陛下难道把发布号令、任意轻率改变政令当作刚吗？这看似刚强，却不是真正的刚强。而且今天最重大、最紧急的事务有两件：一是楮币的弊病，二是边境事务。陛下虽然忧心忡忡，日夜为之忧虑，但筹划计算始终没有收到丝毫功效，臣认为都是因为陛下的刚德还不充足。如果真正把刚德体现于节省浮费，那么从今以后，凡是宫闱的用度、近臣的赏赐、冗官冗吏的侵耗，都应当痛加裁减抑制；把这一点推行到州县，那么节省下来的费用都可以帮助收回楮币。如今却把节省费用说成老生常谈，岁月悠悠过去，苟且因循，始终不忍大幅削减，以显示自己刻苦警励的意志，真正的刚德难道是这样吗？把刚德体现于惩治贪官，就应当把二三十年以来蛀蚀国家、残害百姓的人找出来；他们富有而藏于私家的财物，都应归还公家，毁掉自己的家产来舒缓国难，自古以来就有这种做法。应当明白彻底，务必坚决实行，这些财物都可以帮助收回楮币。如今却只因有人进言，略微揭发一些，罪大罚轻，舆论并不满意。陛下还在那里迂回曲折、模棱两可、遮掩覆盖；已经揭发的贪官尚且如此，未被揭发的贪官更是深藏厚积，安然享受。陛下全都置之不问，这就是先前放纵他们做国家的贼害，今天又教他们不以国事为念，真正的刚德难道是这样吗？

译把刚德体现于核查军政，就应当对边境事务大加搜查考核：某处新辟疆土失守，某处戍守士兵损失，某处招募人员补充，原先计算的军粮多少，节省了多少，新招士卒供给多少，都要把事实全部说出来，丝毫不得隐瞒；不这样做的人，就应当明白施加惩罚。如今却讳言失败、坚持错误，不把实情上报；产生了虚假的名额和利益，缺额也不补充。陛下明明知道他们欺骗蒙蔽，却从未加以贬黜责罚，真正的刚德难道是这样吗？把刚德体现于选择将帅、授予权力，那么堂堂中国，难道没有极其公正、忠诚无私、深沉机智的人，足以担当边外的重任吗？如今淮、襄的制置使和防垣将领，却没有听说他们虚心忘我、搜罗俊杰来资助幕府谋划；也没有听说他们有深谋远虑，保卫边境、安抚百姓，以求日后的功效。精神困顿于挫败之后，智勇又在耗散之后竭尽；至于分镇边地、据险防江的将领，两淮的事势彼此不相统属，下属多有互相矛盾的意见，上面没有统一协调的策略。平时尚且有违异，遇到缓急大事时凭什么取得力量？自古用人，必先储备接替之人。如今尚未任用的人，被说成只熟悉文书格套而不是老练之手；已经试用过的人，虽说熟悉事务，却又没有功效。边境紧急情报日益传来，敌情难以测度，正应卧薪尝胆、集中智慧、合并力量，尚且担心还不够。陛下却仍像平日一样宴饮安逸、闲暇宽裕，真正的刚德难道是这样吗？陛下自从实行大变革以来，动辄以汉宣帝全面核实名实相比。臣私下观察，陛下只是有仰慕汉宣帝励精图治的名声，却陷入汉元帝、唐文宗柔弱不振的过失，因此选择善道并坚持它，还没有坚定的力量；听取言论、接纳劝谏，也没有果断坚决的操守。刚德不能奋进，私人的偏爱稍有偏移，便会潜藏在幽暗的细微处，侧视于事变将起的征兆之间；希求御札，逐渐打开窃取、玩弄权柄的门径；凭借宠爱恩典，将要形成‘履霜’那样的渐变祸端。陛下不要认为自己的聪明已经足够、能够洞察一切，便不必过度忧虑。裂隙一旦打开，都是伤害刚德的斧头、侵蚀德行的蛀虫。臣担心日积月累，沉溺越来越深而不能停止。臣劝陛下做应当做的事，陛下却退缩等待；臣赞成陛下做不应当做的事，陛下却果断一定实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主宰不坚定，意向容易改变，其弊病必定达到这个地步。古语说：‘没有看见它的形状，愿意观察它的影子。’如今陛下刚德还不充足，必定有在暗中接受这种弊病的地方，只是陛下自己还没有察觉罢了。由影子知道形体，防微杜渐，不让它显露出来，就好了。真正的刚德在内心，不在气力；培养刚德要逐渐进行，不能猛烈强制。拔剑怒视，只是匹夫之勇；一鼓作气，再鼓就容易衰退。只有以大勇奋发，同时又有长期积习涵养的功夫，刚德才能充塞天地。陛下有尧、舜的资质，却甘愿同汉元帝、唐文宗列在一起，这就是臣愤懑不平、想要倾吐愚见的原因。臣狂妄僭越、胡乱进言，罪应万死，惟愿陛下裁察赦免。袁甫任中书舍人后，又上内引札子说：臣以浅陋平庸之才，错误地受到征召，宠光接连而来，感激深重，感动得流泪。自想蒲柳般柔弱的资质，早衰而多病，屡次陈述诚心，最终却没有得到允许。然而葵藿倾向太阳，臣的一片心意始终明亮；如果最终还是辞避不受命，那不是陛下辜负臣，而是臣实在辜负陛下。因此臣勉强策励疲弱的身体，只服从圣明命令，幸而借玉阶前方寸之地，冒昧陈述管见，稍稍补益万分之一，希望陛下垂听。臣仰想到陛下聪明是上天赋予的，勇敢和智慧也是上天所赐，心源明彻，时势的细微征兆无不洞见；也曾深思默察过吗？没有比天更尊贵的了，天的喜悦、愤怒，陛下之所以知道，难道不是凭借内心吗？没有比鬼神更幽深的了，鬼神的气息声响、怨恨悲痛，陛下之所以知道，难道不是凭借内心吗？没有比祖庙更严肃的了，祖先神灵的安乐、忧悲，陛下之所以知道，难道不是凭借内心吗？在这颗心尚未与外物接触时，清澄明净、寂静安定；等到它已经与外物接触，喜怒哀乐便由此产生。然而正逢时势艰危、事情遭遇变故，喜乐还没有显现，悲哀和愤怒便先表现出来。陛下继承天命成为天子，却还没有与上天的心意相契合；主持祭祀百神，却还没有感通神灵之心；接受列圣的托付，却还没有使列圣之心得到安慰，于是便忧戚、惭愧、战战兢兢。又加上紧急军书交相奔驰，边地尘烟昏暗；将士和战马不断死亡，边防军队的败讯传来；孤儿的父亲、寡妇的丈夫死去，哭声震动原野。抬头呼吁苍天，遥远得听不见；向天地上下的神祇祈祷，神灵幽渺而不可测；遵循先人划定的疆土，却又危急得几乎不能保全。可是执法之臣和直言之士，正天天把危急而痛切的言辞接连进献到我面前，于是内心更加震惊警惕。震惊警惕没有停止，消沉沮丧又接着产生。在这个时候，这颗心原有的清明静定便乱了。于是柔媚的人乘着间隙进入内心，说：‘这只是偶然如此罢了，而且将要安定了。’否则就说：‘天数早有定数，不是人的力量能够参与改变的。’再否则就说：‘责任在臣下，不必过分忧虑。’从前执法之臣和直言之士的话是那样，而现在柔媚之人的话却是这样。于是疑虑顿时消除，忧思立即舒缓。边地的尘烟仿佛看不见了，边防军队的败讯仿佛不知道了，百姓的哭声仿佛听不见了。唉，外在境况固然可以迷惑人，内心明亮的本性难道也可以欺骗吗？正因为它不可欺骗，谁知道陛下不能突然悔悟、奋发振作呢？孔子说：‘操持它就存在，舍弃它就消亡；出入没有定时，也不知道它的归宿，说的就是心吧！’唉，这正是操持或舍弃、存有或消亡的关键。这个念头一旦回转，就应当深切惩戒过去的过错，亲近鲠直之臣，斥退柔媚奸佞之人。尚未防备时处在逆境中，最为艰难；反过来想念顺境的可喜，又恰逢敌骑暂时退去、羽书暂时稀少，便果真以为是上天和神灵的帮助。虽然明知秋高马肥、敌人约定的日期并不遥远，但敌人离去便手舞足蹈，只顾偷取眼前的安逸，又会说：‘如今不快乐，日月就要过去了！’于是震惊警惕转为欣喜庆幸，消沉沮丧变为放纵恣肆。变化为什么这样厉害呢？开始时的震惊沮丧，今天的欣喜放纵，不过是随着形势的紧迫或舒缓而改变，都是违背本心的正常状态。陛下为什么不奋发乾刚之勇，充实离卦光明之德，自己从内心觉悟，说：‘沉溺嗜欲的欢乐，怎么能够解除忧患？宴饮安逸的心情，哪里值得称为快乐？’

译‘只会使我获罪于上天、神灵和祖宗的宗庙，而不能得到一天片刻的安宁。’如今将澄清自己的心君，完全改变先前的道路，那么一定会摒弃嗜欲，惩戒宴饮安逸，我自身才开始立于没有过错的境地。一定会考察百姓的疾苦，决断堵塞不通的弊端，天下的事情就会如同发生在自己的庭院门内一样清楚。然后命令辅佐大臣说：‘国势已经紧迫，危机已经逼近，凡是可以拯救百姓、延续天命的事情，你们要开诚布公，急切谋划。’又命令谏臣说：‘朕自身有过错，你们要尽力规谏；臣下有奸佞邪恶，你们要极力直言。’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还可以有所忌讳回避吗？又命令将帅和边臣说：‘凡是军队作战失利的，你们要察看受伤、疲劳、呻吟的士卒，慰问安抚他们的父母妻子；不幸死在战阵中的，要上报朝廷并厚加怜恤。他们中忠勇刚烈、功绩显著的，朝廷要赶快授予其子孙官职，并加以表彰优待。’大信昭然公布，决不失信。这样，天地和宗庙一定能够察知陛下的心，难道不会暗中帮助保佑，转灾为祥吗？四方忠臣义士一定能够相信陛下的心，难道不会感激奋发、捐躯报国吗？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亡的关键，只在陛下方寸之心。臣不敢逐项列举众多事务，而独自论说心源，是因为陛下的内心清明静定，就一定能知道百姓的疾痛和病苦，必定能疏通国家的关节脉络。哀悼边地百姓陷于涂炭，愤恨国势步步艰难，陛下自然能够像大禹那样厌恶沉湎于酒，像成汤那样不亲近声色，像兴卫的卫文公那样穿粗布衣、戴粗布冠，像报仇灭吴的勾践那样坐卧仰望、饮食时尝胆；如此转危为安、由亡转存，有什么做不到呢？否则，内外各地的事情中，值得痛哭流泪的，难道容易一一数尽吗？《诗经》说：‘我看四方，局促窘迫，没有地方可以驰骋。’陛下的忧患，就是臣的忧患；陛下的耻辱，就是臣的耻辱。君主忧虑，臣下便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下便应死去。臣本来不吝惜一死，只是痛惜不能用一篇奏疏使陛下觉悟吗？臣学识浅薄、见识昏昧，所说质朴直率，然而这一点忠心，总算得以粗略吐露。陛下如果宽恕臣的狂妄粗陋而加以选择采纳，哪里只是臣个人的幸运，实在也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袁甫任兵部侍郎后，又上内引札子说：臣迂腐疏略而质朴粗野，寄身山林，自知对当世没有补益。陛下屡次加以催促征召，臣前后多次上奏请求免除，陛下直到现在仍不答应臣的请求，难道是因为臣微薄的忠诚还有可取之处吗？如今臣勉强扶持羸弱的身体，再次进见圣颜，也愿意倾吐一次真实的诚心，图谋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遇。臣听说，慷慨激烈地谈论天下事，固然是臣子爱君的忠诚；流泪哭泣地谈论天下事，更是臣子忠诚爱护之心的迫切。为什么呢？处在安定时想到危难、处在存续时害怕灭亡，慨然发表激烈的言论，以震动君主的听闻，这固然可以说是忠诚。至于在危难中求取安定、在灭亡中谋求生存，当事势紧迫之际，向君父哀求、请命，只有流泪哭泣着陈说而已，又哪里只是激烈地进言呢？如今江潮猛烈涌起，冲毁陵犯我们的都邑；旱魃留下灾虐，残害断绝我们的民命。内有楮币侵蚀国家心腹，外有强大的鞑靼剥削国家四肢。危亡的祸患，近在早晚之间。陛下为什么还不稍稍省察觉悟呢？忧虑迫切之后，戒惧才会深；警醒劝勉达到极点之后，才会悔过改正。臣斗胆流泪献上两句话：一是秉持专一的德行，二是堵塞邪僻的门径。至于实行这两句话的根本，就在于陛下真正明白并省察觉悟罢了。什么叫秉持一德？臣听说，始终不变叫作一，表里没有两样也叫作一。清晨临朝时，虽然庄严整肃；到了内庭幽深隐秘的地方，却有时松弛放纵，这就不能说是具备一德。陛下静静观察、默默省察内心深处，我的德行是一致的吗？在治朝听政时，百官都肃然仰望；在经筵听讲时，儒生亲近应对，这时想找一句错误的话、一个错误的举动，都没有。等到退朝后任意满足自己的私欲，敬畏之心一松懈，纯全的德行就可能受损。陛下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呢？大概暗中转移陛下心志的东西很多。为什么呢？在燕居之时，使耳目得到娱乐的，不过是声色；前后奔走侍奉的，不过是便嬖之人。这些都是顺从我的人，都是向我献媚的人。四方有失败，他们就遮掩；圣颜尚未喜悦，他们就宽慰譬喻，以容易接受的言语诱导，以令人欢喜的事情打动，使人沉溺其中而自己没有察觉。与治朝和经筵相比，就相差太远了。陛下广泛阅览古代历史，洞察成败；凡是戒慎恐惧的，国家没有不治理好的；荒淫安逸、贪图享乐的，国家没有不混乱的。唯独为什么不能审慎决定取舍，反而到了与混乱同流的地步呢？陛下难道认为这是戒备森严的地方，即使有人说了过错的话、做了过错的事，也没有人知道吗？事情即使潜藏隐伏，也非常明显。宫中敲钟击鼓，声音传到外面，这怎么可以欺骗呢？陛下即使能够自欺，又怎么面对高高在上的苍天和遍布天下的百姓呢？臣之所以流泪妄言，是因为陛下还不能消除天灾、取信于百姓、使远方夷狄臣服，这些全都是一德不能秉持所造成的。什么叫堵塞邪径？臣听说，以义相交是正路，以利益结合是邪径。正路迂曲而容易堵塞，邪径捷近而容易趋走。作为君主，亲身率先走正路，谁敢不走正路？若有人稍稍趋向邪路，就严厉惩罚、竭力阻止，天下便会惊惧地知道邪径不可走，背离邪路、趋向正路也就决定了。如今陛下不谨慎于细微征兆，邪与正混杂，旁门曲径的缝隙逐渐打开；宫掖的秘密、近习的缝隙，稍有一道裂口，寡廉鲜耻的人便群起奔赴，纷纷形成许多门路，无法一一列举。大凡公正就必定正直，出于私心就必定邪僻。如今从上到下、由内到外，已经习惯成风，牢固得不可解脱。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私’字。私下请托，私下行贿，私下结党，私下巩固恩怨，私下授予官爵，私下攫取权势；私意的萌芽，陛下既然已经有所开启，私意发展到极点，陛下又进一步把它养成了。

译臣来自民间，侧耳听闻近来邪径开放，难以一一列举，其中最令人不忍听闻的，甚至已经牵累陛下的圣德了。私意胜过公义，利欲之心就会发动；利欲之心炽盛，邪径就会增多；邪路多而正路少，阿谀奉承、迎合逢迎的人便日益增多，而忠言正论就寥寥难以听到了。发展到极点，不只是难以听到正论，反而会被邪说压倒，使正论更加荒芜，那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呢？将会看见正道逐渐隐微、逐渐消灭，苍天更加愤怒，百姓更加怨恨，而陛下孤立在上面，所承受的忧惧也不会只像今天这样。臣之所以流泪妄言，是因为陛下还不能消除天灾、取信百姓、使远方夷狄臣服，也都是邪径尚未堵塞造成的。这两方面的道理其实同出一源：如果能够秉持一德，邪径就有逐渐堵塞的可能；假如不堵塞邪径，反而会牵累自己的一德。所以说，关键只在于陛下真正明白、省察和觉悟。臣从前侍奉经筵，多次陈述恳切之意，曾进献‘心本来不动’的学说，陛下欣然嘉奖采纳，还称赞臣是有学问的人。如今臣又用省察觉悟的道理启发陛下，请陛下试想：省察觉悟的是谁？不知道省察觉悟的又是谁吗？豁然明白，毫无疑滞，这正是陛下的本心。就在这一本心的照察之下，明白地判断是非，确实知道宴饮安逸必定是鸩毒，美丽的疾病不如药石；凡是用甜言蜜语迷惑我、用安逸享乐投合我的人，他们都只是为自己营造富贵的地位罢了。如果在他们那里中了计，对他们有利，对我又有什么好处？等到危亡逼近身后，自己招来的忧患，谁还会替我分担忧愁？陛下省察觉悟到这一点，就知道一德果然不可不秉持，邪径果然不可不堵塞。道理已经明白了。虽然如此，如今正是拯救溺水、救援火灾的时候，没有其他良策，却只坚持省察觉悟的说法，岂不是迂阔吗？回答说：人还没有省悟，就像醉酒还没有醒、梦还没有觉，即使有良策，又怎么能够施行？一旦省悟，就醒了、觉了，良策才可以施行。那么眼前的事情，姑且听任它自行败坏，必定要等到省悟之后才去挽救吗？回答说：随着具体事情逐件挽救，不过只能解决一件事情罢了。今天各种弊病纠缠在一起，祸乱正要兴起，怎么能用一件事全部解决？即使只除去一个祸害，另一个祸害又生出来，祸害源源不断地到来，难道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胜任的吗？所以不如从根本上大加整顿，完全觉悟从前的过错；从今以后奋发乾刚之勇，毅然不受物欲屈服；开启众多正道之门，坚定地不受私意牵制；不要把自身置于安稳太平、安逸享乐之地，而要经常把自身置于忧患危难和戒惧之中；想到祖宗凛然在天的神灵，就为此长远思虑、回头反省；害怕国家危急得几乎不能保全的基业，就为此痛心疾首；看见万姓将有相继沉沦、濒临死亡的忧患，就为此食不下咽、睡不安席；认罪必须有真切的心意，感格上天不能只是虚伪的作为。四海内外的人都知道陛下明确地存有这颗心，向上帝敬奉致诚，然后大势就可以挽回，大业就可以巩固。不仅在闲暇时可以这样，即使处于紧急之中，也能与闲暇时一样整肃；不仅在平常时可以这样，即使遭遇变故，也能与平常时一样安定。这难道不是一日之间省悟的机会吗？否则，天下的事情恐怕还难以预料，而臣的哭泣恐怕也不会停止。臣披露竭尽忠肝，不敢写满许多纸，只愿陛下裁察。袁甫又进献往事说：汉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说：臣听说，治理与混乱、安定与危亡的关键，在于审慎选择自己用心的地方。传文说：审察自己的好恶，调理自己的情感和本性，王道就完全具备了。治理本性的方法，必须审察自己哪些方面有余，然后加强自己所不足的地方。大概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过分明察；见闻少的人，要警惕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惕没有决断；沉静安逸的人，要警惕行动迟缓；心胸宽广浩大的人，要警惕遗忘疏忽。必须审察自己应当戒备的地方，并用义来调齐它，然后中和的教化就会响应，巧诈虚伪之徒便不敢结党营私、窥伺求进。希望陛下以此戒备，从而崇高圣德。臣观察匡衡所陈说的内容，他提出的戒备虽然有六条，但切中汉元帝自身的只有两条罢了：一是没有决断，二是行动迟缓。因为汉元帝天性仁爱温良，沉静安舒；仁爱温良的人，缺少刚明果断的操守；沉静安舒的人，没有奋发迅疾、振作有为的气概。于是使贤人与不肖混淆，邪与正杂糅。汉朝基业衰败的开端，就是由此而来。匡衡不能抓住这两条戒备，恳切地向汉元帝说明，使他豁然感悟、改过向善，反而把它们混在六条之中，听任君主自己选择。匡衡在匡正君主方面也做得不好。当时，贡禹等人不竭力挽救汉元帝优柔的过失，却只用甜言蜜语和游移辞令来迎合君主的心意，这实在是最不忠诚的人。刘向上疏，慷慨激切地说：‘怀着狐疑之心，就招来谗言和贼害；抱持不能决断的意念，就打开众多邪曲之门。’可以说深深击中了病入膏肓的弊病。然而也还有遗憾。孟轲说：‘不值得同普通人计较，也不值得只评论政事，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君主仁爱，天下没有不仁爱；君主守义，天下没有不守义。只要使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了。’汉元帝时期，掌管中书、主持枢机的人以及他们所施行的政事，大致都可以看见其情形。然而，何必在这些事情上琐屑地计较胜负呢？君主内心的根源还没有端正，却想在流弊末端挽回局势，本来就应当忧虑事情极其艰难。只有匡衡能够从如何用心、治理本性方面进谏，但他说得驳杂而不纯粹，宽泛而没有力量。唉，汉代儒生的弊病在于不学习罢了。假使他们果真有孟轲的学问，又何必担心不能端正君主、安定国家呢？匡衡、刘向号称名儒，最终却不能完成匡正君心的事业，使天下人以为儒学对于国家没有益处。儒学果真对国家没有益处吗？读史读到这里，不禁为之合上书卷，连连叹息。

译嘉熈二年，校书郎徐元杰上奏说：“臣曾读《易经》，从否、泰、剥、复的变化中懂得天下的道理，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剥卦发展到极点就一定转为复卦，否卦发展到极点就一定转为泰卦。复卦中一阳初生，这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根基；继续发展，就可以成为三阳的泰卦。君主为天地树立本心，观察否、剥已经发展到极点的征象，应当以此更新世道。复、泰所包含的生机，在于返还自身，体察复卦的意义罢了。所以，一个人有一身的生机，他自身就能达到泰；国家有国家的生机，国家就能达到泰；天下有天下的生机，天下就能达到泰。反过来，就只是剥和否而已。这并不是使上下交通、达到泰境有多难，而是返还自身、达到复境有多难。君主所担忧的，是不知道返还自身罢了。知道返还，就能随处觉察，具有自我更新的功效；不知道返还，就会刚刚觉察便随即泯灭，形成自暴自弃的过失。秦穆公从殽陵回来，接受责备如流水一般，这是有过错而能够复正；汉武帝末年发布诏书，深切追悔过去，这是迷失之后能够复正。梁、陈、隋、唐的君主，看到灾变却不醒悟，放纵游乐却不悔改，最终只是迷失而不能复正，因而败亡罢了。这样看来，处于否、剥的时代，如果能够反省自身而复正，那么君主的德性就会不断产生、日日更新，这正如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日日更新的功效。达到泰境的道路，大概就在这里吧？”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凭借仁厚圣明的资质，处在艰难的时运之中。自从您不断修明圣学，研习《易经》而了解事物隐微的先兆，本来应当使天地达到泰境，似乎没有什么困难了。然而，端平年间实行新政时，最初的心意清明，能够及时返还自身，生机将要更新，这是一个转机；但后来失在只是名义上说变革，实际上从未真正变革。嘉熈年以来，您容纳并培养善念，端正地复归而不后悔，生机又有了新的转机；但后来失在起初玩忽变化，最终却不能消除变化，激发成鞑靼之祸，发泄成不合时令的雷，泛滥成水旱、日月星辰失常的灾咎，百姓万物因此消耗败坏，上下因此互相抵触。天地剥、否的征象，到这里已经发展到极点了。然而天下没有永远走到尽头的道理，君主的德性不可没有自我反省的诚意。不严守‘苞桑’的警戒，就不足以得到扭转否境的吉祥；不察知‘贯鱼’的恩宠，就不足以远离剥境的灾祸。陛下悔悟的转机屡次发动，却又屡次受阻，莫非是自我反省还没有达到极处，复卦之德的生机仍有尚未更新的地方吗？”壬午日的风灾，是陛下的法家和拂士。陛下正因恐惧而修养反省，恰逢严格实行避殿求言之时，而火星运行失度，又出现防气〔疑有脱误〕；这说明上天仁爱之意越来越深，也正是如此。那么陛下早晚都敬畏天威，以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呢？上天也怜悯这个时代否、剥发展到极点，能够开启一线生机的人，就在陛下。这样看来，把一世的剥境转为一阳初生的复境，把一阳初生的复境转为三阳并盛的泰境，关键只在圣心。如今臣下爱戴君主，请求陛下两次、三次到正殿听政，陛下勉力答应了；这正是朝廷清明的转机，是开启世道、使之复归泰境的日子，不只是恢复新朝听政礼仪罢了。陛下不要忧虑使世道达到泰境很难，应当忧虑使天理复归很难。推进潜藏的阳刚之气，就必须不断充实阳明胜而德性发挥；消除外在阴柔之气，就必须严格堵塞阴浊胜而物欲流行。按照孔门‘克己复礼’的道理来看，凡是贪图便利安逸、顺心适意以及声色嗜好，都是‘己’，必须用刚强意志克制它们，然后欲望才能尽除，礼才能复归。按照‘视、听、言、动不违背礼’的道理来看，凡是隐微难察的偏差、似是而非的妄念，都是非礼，必须明辨它们，然后才能禁止非礼、恢复礼。内心发动而表现在外，约束外在行为正是为了涵养内心。陛下应以临朝时的清明，体察‘不远而复’的意义，以克己的勇气坚持下去，从自身推及家庭，从家庭推及国家，从国家推及天下，无论何处都求使生机充实，那么世道复归泰境，一切都没有困难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厌恶邪恶、喜好善行，这是一个人的生机。臣私下看到陛下临朝诏书中说：‘只知节俭饮食，哪里有空闲沉溺声乐。’臣子听闻后都肃然起敬，无不认为，如果从这句话充实发挥，陛下自身清明，志气神明，做什么不能达到修身的泰境呢？然而在宾筵上只是戒止亵慢，近侍和仆从却没有不是正人的，莫非还有应当检点约束的地方，以进一步使圣德谨慎吗？防微杜渐，这是一个家庭的生机。臣曾私下听说，陛下临朝的早晨曾说：‘把外戚封为郡王，容易开启私恩。’朝廷内外欢欣传颂，无不认为，如果从这颗心充实发挥，就会严密纠察禁约宫内，政令不会出自多个门户，做什么不能达到齐家的泰境呢？然而积弊和冗员往往难以完全堵塞，狐社〔疑词〕大多只是虚假依附，莫非还有应当警戒整饬的地方，以进一步使命令严明吗？黜免和升迁都有次序，这是一个国家的生机。陛下临朝而率先振作，凡是差除、进拟以及官职应当迁转之事，也无不委曲周详地谨慎办理，大小官员都听闻而震动，认为如果从这种心意充实发挥，对上就能完全遵循道揆，对下就能完全遵守法令，做什么不能达到治国的泰境呢？然而任用贤能如转动巨石，除去奸佞如拔山，规劝直切地涉及自身，指斥甚至涉及宫禁；有时在鼓励别人进谏之后却对进谏者发怒，这难道能够不以正论这一元气、公道这一命脉，进一步加以扶植吗？防御有一定的原则，这是天下的生机。陛下临朝而忧虑顾念，打算把淮右各封疆地区全部隶属于督阃，以统一其事务和责任，朝廷内外欢欣传颂，认为从此举措适当、人民心服，城池守备彼此连接而敌军骑兵被擒，又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天下的泰境呢？淮寇正在劫掠，石城的忧患很重；西蜀尚未平定，也难以置之度外。何况东西两方仍有彼此治理水患、以邻为壑的疑虑，这难道能够不以同舟遇风的处境相互告诫，以协力共同渡过难关吗？陛下复归之德的美好心意，一旦发动这样的转机，那么阳明之气的生长将迅速而不停，扭转这个时代的否、剥而使之复、泰；这是陛下能够做到、也不能不勉力去做的事。过去董仲舒论述灾异以警戒恐惧，认为除非是极端无道的时代，上天总是想扶持并保全它，之后一定说‘关键只在勉力而行’。勉力实行正道，德性每天增长并大有功效；陛下应当深切体察这一点，进一步发扬克己复德的诚意，力求不辜负上天仁爱的本心。这样，天下和国家的泰境没有不能从勉力充实中实现的，这也是愚臣反复恳切希望的。虽然如此，以陛下反复自省为根本，本来就是达到泰境的途径。臣曾观察剥、复、否、泰转化的关键，其所以如此，实在是君子和小人造成的。

译陛下闲暇研习《易经》的时候，也曾在君子和小人消长的关头作过深远长久的思考吗？所谓泰、否，只是上下的心志是否交合、是否同心罢了。善于处置否境的人，有倾覆否境的喜悦；不善于处置泰境的人，有城墙倒塌、泰境复归否境的忧患，其中的关键实在可怕。处在剥境的形势下，君子即使得到车舆，尚且会成为小人剥蚀屋舍的对象，更何况剥蚀床榻直到肌肤、把百姓当作鱼肉来残害呢？至于处在复境之时，圣人不说君子，而说‘朋友来而无咎’，正因为世道一线的生机就在这里，所以君子的同道逐渐到来，只说无咎罢了，实际是有意使君子之道增长。这样看来，君主凭借天理复归而开启世道的泰境，又不是没有九二爻所象征的大臣协助赞襄就能做到的。因此从天子到大臣，一概都应以克己复礼为根本。如今陛下克己无私，尊重礼遇大臣，大概也是怜悯世道处于否、剥，寻求复归泰境的办法。大臣应当包容荒远、深谋远虑，本来没有一天不替天下谋划；至于不渡河而凭空涉险的勇气、朋党灭亡而守持中道，也都要共同协助陛下建立泰境之道，尤其不能不用心。过去诸葛亮说：‘宫廷与府署应当成为一体，刑赏不应有差异；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先汉兴盛的原因。’ 从今以后，陛下只愿每天和两三位大臣谨慎致力于兴隆国家的根本，从一次差除、擢升的谨慎逐层推而广之，凡是一项命令，凡是一次黜免升迁，无论什么都以公正天下为心。对于阳明之心，必须极力充实；对于阴欲，必须严格堵塞，那么天地生生不息的意旨，也应当无处不普遍流行。何况右揆一职长期空缺，选择宰相是陛下的职责。过去更化开始时，轻率任用这一职务，开边之祸至今还没有停息，现在不可以再轻率了。世道存亡的决定，就在这一举措。臣愿陛下废寝忘食，默默祈求上天公正，不是年高德劭、刚正鲠直、足以担当这个时代的人，不要轻率授予此职；并且广泛参酌朝廷内外的意见来作决定。一切都出于天命和有德，而没有私心；这样，上天保佑贤能的辅佐，大臣协力成就中兴，以‘朋友来而无咎’为开端，进而达到‘茅草相连、同类并进’的境界，奠定世道复归泰境的时运，或许还来得及。普通人的见识，只能看到已经显现的事；有见识者的见识，能看到尚未显现的事。若从已经显现的事来说，上有天变尚未平息，下有边患尚未平定，凡世道处于否、剥、值得痛哭的地方，又有像贾谊所说那样难以全部用奏疏列举的。臣积累诚意、竭尽思虑，想要转移关键、感悟圣心，只是从尚未显现的方面谋划，所以希望陛下静静观察否、泰、剥、复的变化关键，更加谨慎于圣心，寻求辅佐、宰制和成就天下的办法。这样或许可以感悦人心，迎接并延续天命；上可以郑重承担太祖至十二宗的托付，下可以维系四海亿万百姓的爱戴，那么天地复归泰境的征象，不在天地之间，而在陛下的心中。臣学识浅陋而见识昏暗，初次面对圣明，冒昧地详细陈述，冒犯天听，罪当万死，只希望陛下裁断并赦免。徐元杰又上奏说：‘臣怀着恳切的孤忠，既已把天理复归视为世道达到泰境的根本，把诚意献给君父。臣又私下深有感触。边患没有比今天更惨重的，所以天变也没有比今天更频繁。陛下谨慎接受天戒，有感必通，确实是应当的。近来太白星经过天空，流星白昼陨落，依据占星之象，都不是小事；这一定说明还有应合天意而在实际上尚未完全举行的事情。过去伊尹以自己的君主不能达到尧舜境界为耻，孟子不是尧舜之道就不敢在君王面前陈述。臣承受陛下如天地般无穷的恩德，正在等待召对，早晚斋戒战栗，如同面对上帝，哪里敢隐瞒实情、吝惜自己，退下后再说别的话？所以这次竭尽诚意，略述帝王之道，希望能够使陛下有所感悟，即使只有万分之一；只希望陛下努力实行善政，无处不做到极致，然后才可以挽回上天降灾的悔意。过去舜征伐苗民，以禹的誓辞告诫众人，无不竭尽一心一力，三十天仍不能免除苗民的抗拒。’《尚书》是记载事情的史书，当时记载如此，可知苗民为害之甚；益赞助禹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达到。’接着又以谦逊使自己受益、盈满则受损来说明天道。后来又把根本推溯到帝舜最初在历山哭泣，连苍天和瞽叟也终于顺应他；益难道是在说这种缓慢而不切实际的话吗？他的意思大概是：感化有苗容易，感动苍天困难；感动苍天容易，感化傲慢的象困难。象极其不仁，但舜仍无止境地亲爱他，这就是在感化最难感化的人。当时广泛施行文德的实际作为，都是从他内在的天理中发出的；因此至诚可以感动神明，天因之而动，有苗也因此被感化。陛下聪明深邃，通达明哲，考察古代如同舜，天下人都像仰望父母一样仰望您。如今看到天变接连发生，惆怅于边境和好尚未实现，本来就想反求自身，实行内修政事，这实在是不能拖延的事。然而臣认为，举行繁琐仪式不足以使天变平息，只有把人事完全做到，天变才会不待祈求而自行平息；竭尽谋略力量不足以缔结边境和好，只有挽回上天的意旨，边境才会因感应而自行和睦。因此，言语善良，星辰运行就有暗中回转的机会；家庭和睦，狄人之类又怎么能够进犯？如今的计策，不如充实姚、虞二帝亲爱亲族的心意，严密地施加于自身；恢复有爵位者的宅第，崇尚周家亲族内部和睦的仁爱，把无所不尽的情意深深寄托其中；在迁葬、掩埋和怜恤寡妇之时斟酌典礼，在上昭示天理、下施恩泽的范围施行德泽，使活着的人有所安慰，使已经去世的人有所凭依。这也是尽人事的一端，或许正是上天等待人来挽回其意旨的一种方式。过去儒生的忠爱，似乎失之于过于激切，不但不足以迎合陛下无穷的心意，反而可能使陛下亲爱故旧的心受到迷惑。然而陛下的高明足以与天相配，什么不能察知；深厚广大足以与地相配，什么不能包容。以临朝清明的开端来看，这正是重新显现天地本心的日子。新阳生长的生机，使幽暗的土地也如同春天；昏昧之处开始明朗苏醒，和气弥漫、充塞四方；上天开启泰道，辅助者也顺利了。一件事顺利，百件事都具备顺利的条件，还忧虑什么天变？还畏惧什么鞑靼酋长？请陛下深思。臣如蝼蚁般微贱，平生没有其他妄念，只知道尽臣子的职分是困难的。如今承蒙恩典，得以面对天日，稍微竭尽乡野百姓的忠心，然后退居穷巷，臣的志愿就满足了。只希望陛下怜悯察看。景定四年，礼部侍郎牟子才上奏说：臣离开朝廷，已经九年；中间幸得全身而退，保全于山林之中，没想到圣明最终照察到臣，赐予召回，于是又得以仰望穆清宫的圣光。臣自念所受恩典深重，本应竭尽忠诚报答；但臣衰老多病，荒废学业，不能效力万分之一，这是臣惭愧和恐惧的地方。臣曾考察先儒朱熹对于孝宗，从癸未年入朝应对开始，首先以人本有的天理为言；辛丑年再次入朝，又重申这一点。

译到了戊申年应对皇帝时，距离前次已经八年了，他尤其拳拳不忘，希望孝宗使天理纯粹而人欲尽除。孝宗圣明，在二十七年间，朱熹始终效忠所说的没有超出天理这一主旨；由此才知道，臣子爱戴君主，只要看一个人在长期经历之后是否仍保持本有的天理即可。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圣性高明，圣学不断光明进步，在天理方面用力已经很久。臣过去侍奉经筵，亲自承受圣明训诲，本来知道陛下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然而当时一些大臣误导陛下，竟日夜与陛下的天理相对抗。圣心本来敬畏谨慎，他们却宣扬安逸享乐；圣德本来忠诚厚道，他们却宣扬刻薄；圣度本来宽厚包容，他们却宣扬喧哗争竞。臣本来知道陛下的本心一定不是这样，都是那些大臣误导了陛下。等到陛下觉悟，凭此平定危难、实行变革、确立根本，不费额外力量，全都是陛下本心中的天理在发挥作用。臣更加由此验证了陛下四十多年讲明天理的积累、持守践履的力量以及受到惩戒后真实的感发，而那些大臣的说法终究不足以误导陛下。臣虽不才，却认为陛下的天理大概到此才真正确定了。天理和人欲之间只隔着极细微的差别，体察确认很难真正准确，操守坚持却容易失去；而所谓人欲，也不一定就是声色、财货和利益。只要内心稍有牵挂吝惜，稍有阻塞停滞，都足以成为本心的负累，而前面所说的三种说法往往就能乘隙而入。这就是臣朱熹告诫孝宗时仍担心的：恐怕他的天理还不纯，人欲还没有完全除去，公私、是非、邪正都在内心交战。臣仔细观察陛下自重新建立国家以来，经营治理创伤残破，镇定危疑局势；对内振济京畿水灾，对外应付边疆事务，君臣相互辛劳谋划了很久，然后才安定下来。臣揣度圣心，本来不忍因为眼前稍稍安定，就突然忘记过去克服艰难的情形；但臣愚昧而过虑，认为过去长期的忧患既已缓解，顺利的处境容易使人改变，难道不知道上天将要除去陛下的疾病，使您从此没有后患吗？还是会顺遂您的心意，却可能成为宴饮安逸的毒害呢？所以臣希望陛下能够保全敬畏的本心。陛下即位以来，谨慎遵守祖宗家法，以礼对待士大夫，以仁爱对待百姓；不幸小人误国，开始用种种手段来伤害国家命脉。用法令毒害天下，从来没有不反过来伤害自身的。如今既然已经完全反转他们过去的作为，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寒邪已经驱除，但元气还虚弱；如果不以精美食物来滋养，以人参、苍术等药物来调理，是不行的。应当把祖宗用来对待士大夫、爱护百姓、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做法全部取来，遵循实行；然后才可以使四海和睦，获得安定和平的福泽，并把无边的美好福祉延续给亿万世的子孙。所以臣又希望陛下能够保全忠厚的本心。我们的祖宗治理国家崇尚宽厚，而公议这一脉竭力扶持它，用来振作那些衰颓而没有实行的地方，使它不至于有阻塞、积滞而不能通达的弊病。过去进言议论的臣子，有时指陈譬喻过于失当，陛下宽宏的气度仍加以包容；后来在积威的影响下，臣下的风采和气节逐渐消沉，即使诏书中有求言的意思显露出来，人们惩戒于过去的祸患，又有谁肯把话全部说出？言语涉及皇帝本人，尚且可以得到宽贷；事情关系到朝廷政务，怒色就显露出来。臣恐怕日久月深，终于形成风气，这不是培养敢于进言的气节、为国家造福的办法。臣更加希望陛下能够保全宽容的本心。这三方面，都是陛下本有的天理，正可以旋转乾坤、倾覆否境而达到泰境；也是陛下过去确实用过力量，最终还要依靠这种力量的地方。因此臣从门户入手来进言，立即援引这些道理来表达忠诚裨益之意，没有时间泛泛谈论事物末节。只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言论迂阔而庆幸地听取它，臣实在万分荣幸。理宗曾经临朝视事，对将作监王应麟说：‘做学问，关键是清楚地看见古人的本心。’王应麟回答说：‘严肃恭敬、谨慎畏惧，不敢懈怠放纵；勤劳节俭，不自行放纵安逸；用坚强意志驾驭下属，处理事务果断决断，这就是古人的本心。然而，操守和放纵很容易在极其细微之处被忽略，兢兢业业也常常在游乐放逸中忘记。’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理宗时，秘书郎许应龙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一定有赖以建立和维持的根本，一是君主的德性，二是民心。天下极其广大，王业极其重大，可以凭借和扶持它的办法本来很多，但臣唯独把君德和人心放在首位，是因为君德的厚薄是国家安危的征兆，人心的向背实在是政治治乱的根基。君德如果端正，朝廷就清明，治理的功业从宽厚宏大的气象中振作起来，暗中具有不可侵犯的威势；民心如果稳固，就会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如同手足保护头目，即使处于危疑、缓急的时刻，也没有离散动摇的忧患。因此古代圣人不担忧国势不强，只担忧自己的德行没有修养；不担忧外敌难以抵御，只担忧民心还没有归附。敌国外患，哪个时代没有呢？即使虞舜朝代兴盛，仍有不服从的苗民；周朝治理隆盛，仍有不服的崇国。然而舜、文王的心，何曾因此把它当作忧患？文德广泛施行，民心和洽，既足以造成风行草偃的美好局面，那么愚蠢的有苗，又何必担心它不来归服？美好的道德和安抚保全的恩德，足以使众多部族感化归来，那么高大的崇国城墙，也会因筑垒相对而自行投降。’ 汉、唐的君主虽然不能与三代帝王相比，但汉代七位君主能够以公正宽恕统治天下，四百年间几乎没有二心；唐朝用仁厚凝聚人心，虽然屡次经历变故，却都很快平定。因此可知，君德和人心就是国家的元气，国家要长久安定，没有不以此为根本的。请再用本朝的事例说明：恭敬地说，太祖皇帝建立纲常，历代圣主相承，讲习学问、实行仁政，寻求贤才、采纳谏言，使下情能够上达而没有阻塞蒙蔽的忧患，使公论得以伸张而断绝个人好恶的偏私；他端正君德，就有这样的表现。他告诫藩镇诸侯抚养百姓，厌恶将领杀害降卒，放宽对故意放纵者的诛罚，重视对误入罪法者的判罚，免除河北盐税，宽减陕西赋税；他凝聚民心，就有这样的表现。因此朝廷尊贵安定，基业巩固，虽然有澶渊、西夏的警报，也有智高、鬼章那样的狡黠之徒，却都随起随平，最终安然无患。这究竟是凭什么得到的呢？从军事实力说，没有用强大的兵威来操纵百姓的性命；从刑罚说，也没有用严酷责罚来禁止奸邪。看起来似乎柔弱而不振作，但二百多年之间，君主的威严和国家的形势隐然如雷霆，坚定如磐石，也只是因为上有明正的君德，下有牢固的人心，足以消除奸邪的萌芽，堵塞祸乱的根源。

译陛下继承大业，尊奉慈极，亲近儒生，扩大言路，听取政事、访问臣下，从未稍有懈怠；出入起居，没有一件不恭敬，这些都是端正君德的做法。大风灾变发生，首先议论免除赋税；洪水灾害发生，加倍进行赈济和防备。表彰善行，抑制贪欲，宣示德意；赦免过失，宽宥罪人，务必实行宽大政策。这些都是凝聚民心的做法。这样本应天地和谐响应，雨水阳光按时适宜，谷物丰收，百姓生活富足，将要建立大政而兴起太平。然而边疆的防备仍然牵挂着圣心。太阳高照，鬼魅自然伏藏。如今圣德昭明，贤才聚集，难道没有运筹帷幄、决定千里胜负的人才吗？人心爱戴，朝廷内外和协，难道没有比长城更贤能的人，替我们抵御外敌吗？过去裴度在宪宗朝说，淮西荡平、河北安定，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控制它们的命运吗？只是因为处置得当，能够使人心服罢了。今天的事情，如果处置得当，随机应变，强化根本而削弱枝末，那么进退伸缩都会如意，还用担心什么外患呢？虽然如此，君德和人心固然是巩固国家的根本，而修养君德又是巩固人心的根本。然而民心并不难以巩固，君德却容易亏损。如果上面的德行不断修养、增加而没有止境，那么下面的百姓对君德的拥戴也不会有任何时候稍稍停止。臣希望陛下效法乾卦刚健不息的精神，体察恒卦持久不变的道理，不要认为亲身实行已经达到极点而在努力实践上有所懈怠；不要认为日日更新已经十分盛大，反而更加期望进一步更新。这样恩泽流布就会越来越深，仁德增长就会越来越高，百姓对德行的拥戴永远没有穷尽。将使外薄四海，没有人不思念归服；国势尊贵安定，如同泰山而四方维系。臣不胜恳切之至。应龙又进献史事说：‘仁宗朝，丁度等人在迩英殿回答皇帝关于圣学的问题，有一卷书的序言说：自古求治的君主，没有不希望兴盛治理之道、安定国家、采纳忠正、斥退奸邪、扩大聪明、成就功业的。然而实行这几件事，在于明察、刚强和果断罢了。明察就不会迷惑，刚强就能有所坚持，果断就能够实行；总之，这三者要守持而不可丧失。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呢？’司马光说：‘君主的大德有三项，叫作仁、明、武。所谓武，不是强横暴戾，而是只要正道所在，就果断决定而不疑惑，奸邪不能迷惑他，奸佞不能改变他；这就是君主的武德。’ 臣听说，刚强果断、雄健有决断，是光武帝重新建立国家的原因；刚明果断，是宪宗实现中兴的原因。天下没有不能做成的事，只是担心君主没有独立决断的明察。所见如果明白，是对的就实行，不对就违背，不被群议迷惑。任用贤才就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恶就不要犹豫。有功就一定奖赏，有罪就一定惩罚。振作奋发，形成凛然不可侵犯的威势，那么命令就能推行、禁令就能生效，利益就能兴起、祸害就能消除，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呢？可惜当时的君主，明察不足以临御天下，刚强不足以坚持原则。不是不任用人，而是不能辨别人的贤能与否；不是不建立事业，而是不能辨明事情的是非。因此，浮夸的言论者能够容纳他们的欺骗，巧言善辩者能够逞强发挥辩说。岁月悠悠过去，最终毫无成就。天下的治理将日益走向委靡，再也不能振作。唉！这就是丁度所说‘自古治理天下的君主，在于明察和果断’的道理，司马光所说‘果断而不疑，奸邪就不能迷惑，奸佞就不能改变’，正是指这个。今天陛下总揽权柄纲纪，革新政治，急于任用贤才，便旁搜博采；急于求取谏言，便广泛阅览、兼听各方。然而守卫边疆、准备塞防，难道没有一个确定的谋划吗？可是主张议和与主张战争的意见彼此对立。建立功业，应当有敢于担当的勇气；如今迟疑不决，所以希望治理的心情虽然殷切，成效却更加迟缓。怀着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进谗害人的言论；抱持不能决断的意念，就会打开众多邪曲之门。因此刘向向汉朝进言，希望君主决断狐疑，区分犹豫，使是非清楚显明，然后才可以建立太平的根基，这实在是极为恰当的论断。所谓果断，并不是逞强自负、独断专行。应当以众人公正的议论参酌，以合乎当然的道理斟酌。如果是非还不明白，就反复诘问，务必求得事实真相；如果确实合宜，就坚定地守持，果断地实行，不因不同意见而动摇，不因小的地方未能如意而沮丧。这样，事情没有不能办成的，功业没有不能完成的，中兴也就可以希望了。洪舜俞进献史事说：‘席子前面的左端刻着铭文：安乐时一定要恭敬；前面的右端刻着铭文：不要做会令人后悔的事；后面的左端刻着铭文：每一次反转、每一次侧身，也不可以忘记警惕；后面的右端刻着铭文：可以借鉴的并不遥远，应当看着眼前的事物，想到它所替代的后果。几案上刻着铭文：要始终敬畏，口舌会产生祸患，口舌也会招致杀身之祸。镜子上刻着铭文：看见你的前面，要考虑你的后面。盥洗盘上刻着铭文：与其溺于人的欲望，不如溺于深渊；溺于深渊还可以救。’ 游荡放纵而沉溺于人的欲望，就不可救了。柱子上刻着铭文：不要说‘这有什么残害’，它的祸患将要发生；不要说‘这有什么危害’，它的祸患将会扩大；不要说‘这有什么损伤’，它的祸患将会长久。手杖上刻着铭文：什么会使人危险？在于愤怒〔原文“忿□”有缺字〕。什么会使人失去正道？在于嗜好欲望。什么会使人彼此忘却？在于富贵。衣带上刻着铭文：火灭之后整理容貌，谨慎戒惧，务必恭敬；恭敬就能长寿。鞋履上的铭文 说：要谨慎，勤劳不息就会富足。酒器和食器上刻着铭文：饮食要自我节制，饮食要自我节制；要引以为戒，谨慎小心就能逃避祸患。门上刻着铭文：名声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不要懈怠而不立志，却说‘我知道这些吗？’不要懈怠而不去追求，却说‘我能依仗它吗？’如果受到扰乱阻碍而像陷入泥中，事情又像风将要到来，必定先摇动不安，即使有圣人也不能替他谋划。窗上刻着铭文：顺应天时，利用大地的财物；恭敬祭祀皇天，恭敬地遵循先代的时令。剑上刻着铭文：把它佩带在身上作为服饰，行动一定实行德行；实行德行就兴盛，背弃德行就崩溃。矛上刻着铭文：制造长矛，制造长矛；稍有间隙而不能忍耐，终身都会羞耻。这是我所听闻的，用来告诫后世子孙。衣服上刻着铭文：桑蚕劳苦，女工难得；新衣丢弃旧衣之后，必定受寒。镜子上刻着铭文：用镜子照自己，可以看见形貌；用别人照自己，可以看见吉凶。酒器上刻着铭文：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悲伤，沉溺酒色会造成过失，社稷将因此危险。几案上刻着铭文：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存续时不要忘记灭亡；谁能牢记这两点，必定以后没有凶祸。手杖上刻着铭文：辅助别人不要苟且，扶助别人就没有过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这是周武王从师尚父那里听到《丹书》后，刻成铭文来警戒自己的事。过去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以敬慎为根本的。敬慎，种种思虑就会澄清；不敬慎，种种思虑就会扰乱。敬慎，万般善行就会聚集；不敬慎，万般善行就会〔原文“▯”字义不明〕。这种敬慎并不是从外部进入内心的。上帝正在监临你，不要使你的心有二。知道有所畏惧，然后才知道什么叫敬慎。君主自身地位极其尊贵，内心又承受众多攻讦；如果不随着各种事物受到警戒来警醒告诫，那么畏惧之心就会忘却，敬慎之心就会泯灭，天理还能保存多少呢？周武王警惕恐惧，把这些话刻在各种器物上，不是说‘看眼前而想到代替它的后果’，就是说‘沉溺其中便不可救’；不是说‘祸患将会扩大’，就是说‘社稷将要危险’。他的言辞多么严厉啊！天真的本性难以保全，人欲却容易流失泛滥，在出入起居之间，龟鉴仿佛就在眼前。希望能够常常像有危亡祸乱压在面前一样，怀着临深渊、履薄冰的恐惧，没有一个念头不是敬慎。然而以武王这样的圣人，难道还要等看见铭文才知道恐惧吗？尧舜是天性如此，汤王、武王则是亲身实行。亲身实行，就宁可过分检点防范，以求进入天性自然敬慎的境界。有的人在众人十手十目注视之处能够收敛，却在暗室屋漏之中放纵；在亲近儒生学士时修饰自己，却在面对宦官女子时轻慢戏狎。即使有这些铭文，也等于没有这些铭文。所以《中庸》和《大学》都以君子谨慎对待独处之时为可贵。度宗即位，起居郎兼侍讲汤汉入朝奏言：‘希望陛下持守一颗敬慎之心，用来端正各种政事法度。这样，追念奉养、继承孝道，用来报答先帝的事情，一定会更加隆盛；顺承先帝的心意和遗志，用来侍奉太母的事情，一定会更加谨慎。陛下爱护自身，一定不会让物欲扰乱内心的和平；端正家庭，一定不会让私人亲昵破坏法度。政事一定出自朝廷，并预先防止政令出自多个门户；人才一定通过公开荐举而来，并严密堵塞邪僻的途径。’ 度宗时，牟濴进献史事说：‘臣听说孔子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艰难，不就差不多了吗？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臣私下认为，君主之道广大深重，没有一件不难。如果掌握它的关键并坚持实行，那么困难的地方就少了。臣请大略列举其要点，陛下试着垂听，臣万分荣幸。所谓言语没有隐瞒，就是忠；内心没有欺骗，就是信。忠于君主的人不回避嫌疑，相信自己正确的人不考虑诽谤。因此忠信之人有时会达到获罪的地步，君主能够察明忠信并加以主持，是困难的。善于花言巧语叫佞，顺从事情叫柔。巧言容易得到君主喜欢，顺从事情容易被君主接受。因此佞人和柔顺之人常常会日益受到亲近，君主能够辨别佞柔并远离他们，是困难的。宏大的事业在于勤奋，而人情常常容易产生疲倦，以至于使事业败坏。因此君主能够长久坚持而不疲倦，是困难的。成就宏大谋略在于果断，而人情常常被小事上不忍心割舍所牵制，以至于扰乱谋略。因此君主能够舍弃小小的不忍，是困难的。臣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能够察明忠信而主持他们，使他们能够尽情进言；辨别佞柔而远离他们，使他们不能危害政事；以勤奋实行而没有废弛的忧虑；以果断成就事业而没有优柔游移的祸患。这样，治理之道就成功了。’ 臣每天侍奉经筵，屡次借机回答圣明的询问，讲述做君主困难的道理；退下后仰面感叹陛下圣学高明，深深思考‘克服艰难、传给后世’的警戒，不以轻易的心态面对天下，这正是尧舜的用心。臣常常思考怎样推广圣意，如今看到王岩叟所论做君主的四件难事，句句恳切，实在有益于君德，臣敢于摘取他的学说来告诉陛下：正直之人侍奉君主，以忠为主；忠就不会欺骗，不欺骗就达到至公，至公就会有言语触犯君主、事情违背君意的地方。君主如果不能有力地主持他，往往开始亲近，最终却疏远；忠信之人有时甚至因此受祸，汉元帝对萧望之就是这样。佞人侍奉君主，以不忠为主；不忠就会欺骗蒙蔽，欺骗蒙蔽就会徇私，徇私就会句句谄媚取悦，件件柔顺服从。君主如果不能充分察觉，往往开始疏远，最终却亲近他们；佞柔之人最终得志，唐德宗对卢杞就是这样。宏大事业在于勤奋，不能一心兢兢业业，就可能疲倦懒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治理就是这样。成就宏大谋略在于果断，不能以义理裁决事务，就可能失于优柔游移，汉元帝不能振兴孝宣帝的事业就是这样。做君主的难处，虽然不止这四项，但这四项是纲领。臣曾推究根本来论说，只要辨明善恶、用心刚强，就一定能主持忠信，果断远离佞柔；没有开始勤奋而最终懈怠的忧虑，也没有优柔游移、不能决断的顾虑。过去太祖皇帝有一天坐在便殿，低头不说话很久，左右近臣请问原因，皇帝说：‘你们以为帝王可以轻易行事吗？朕早晨一时痛快，指挥办理了一件事，史官一定会把它写在史册上，所以不高兴。’这深深懂得做君主困难的道理。臣希望陛下以太祖的心为自己的心，认真对待王岩叟所陈述的四件事，那么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哪里还会困难呢？只希望陛下幸而听取。辽兴宗问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萧罕嘉努说：‘我国自创业以来，谁是贤明的君主？’萧罕嘉努回答说是穆宗。皇帝感到奇怪，说：‘穆宗嗜好饮酒，喜怒无常，把人看得如草芥一般，你为什么说他贤明？’萧罕嘉努回答说：‘穆宗虽然暴虐，却省减徭役、减轻赋税，使百姓乐于生活；在穆宗整个统治时期，没有无罪而被杀戮的人超过〔原文疑有缺误〕。如今在秋山打猎而死伤的人，臣所以把穆宗看作贤君。’皇帝默然。金太祖与高丽议和，凡是女真人进入高丽的，都要求高丽交还。到十多年后，仍不停地索取。太宗时，皇子朂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德行没有比顺应天意更大的，仁爱没有比施惠于下民更优先的。所要求交还的户口，都是前代的奸邪、盗贼、叛乱逃亡者，是乌春、乌木罕、阿海、阿克顺等人的后代。先世安抚怀柔四境，尚且没有使他们完全宾服。自从先君与高丽互通往来，高丽听说我国将要强大，便因为彼此本来同出一源而逐渐前来归附。高丽既然没有听从允许，遂产生边境冲突，因而交战；过了很久才连续讲和，大概持续了三十年。当时壮年的人如今都已去世，他们的子孙安于当地风俗，婚姻关系牢固；如果不停地征索，他们本来不敢违抗，却使骨肉分离，实在不是众人的愿望，人情怨恨极深，是值得怜悯的。’

译却一定要索取，想把它说成已经属于自己，只是彼此都受偏见蒙蔽，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大道。国家的百姓和物产繁多，疆域幅员万里，不知得到这些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如今索取而不归还，我凭借强兵劲卒夺取它并不困难；然而战争是凶险危急之事，只有不得已时才可使用。高丽称为藩属，承担职贡，并且臣属于我国，百姓也不是外人。圣人推行仁义，不责罚小过；既然道理在这里，就不必等待终日。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施行惠下之仁，弘扬乐天之德，听任免除征索；这样他们不会说是自己占有，反而如同从我这里得到的一样了。」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哀宗在位时，礼部尚书兼侍读杨云翼曾患风痹，到这时病情渐渐好转。皇帝亲自询问他病愈的方法，他回答说：「只是调治心志罢了。心志平和，邪气就不能侵扰；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君主先端正自己的心志，那么朝廷百官无不归于正道。」皇帝惊悟，知道他是在借治病进谏。元世祖中统二年春，内乱平定，李昶上表祝贺，趁机进献讽谏说：“患难是用来保存警戒之心的，祸乱将成为开启圣明的契机。恭敬地希望陛下日日更新自己的德行，虽有休息也不要自满；战胜不要夸耀，功成不要据为己有。和睦宗室亲属，抚慰安定将士；增加修治各项政务，选拔任用百官；节俭以使财用充足，宽厚以养育百姓。处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难，治理时不要忘记祸乱，永远把北征时夙兴夜寐的勤劳，作为南面为君而安逸享乐的警戒。”世祖称赞说好，过了很久仍对这番话赞赏不已。世祖时，赵天麟上奏说：「臣听说，心放开可以弥漫六合，收敛退藏又能隐密不露，这是心的本体；它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度，使万物各得其宜而无所遗漏，这是心的作用。这两方面，实际上不过是体和用罢了。以本体统摄作用，就能树立神妙之道来施行教化，使天下都归服；以作用通达本体，就能顺其自然地行事，使真正的本源自然清净，含藏时仿佛空虚，开启时却取之不尽。内外周全圆融，上下如同一体。三皇将它发扬光大，道理贯通万古；五帝体察它的本性，德泽流传后世；三王亲身实行它，仁爱流布各国；五霸借用它，功业只及一时。为什么这样说呢？大概仁义礼智信等端绪如同四时相互运用，五常与五行相应而不差错，混合为一，称为太极；舒展开来而显示幽微，称为无极。若不是无极，就不足以认识神人圆融灵妙的境界；若不是太极，就不足以看见圣人的宏大道理。太极就是无极，圣人就是神人。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人也没有完全不同的；即使凡庸愚昧之人，也不能没有道心。道心幽微，所以圣人贯通天下的道；但人的气质禀赋受到拘束，又被物欲迁移，即使神圣之人也不能没有人心。人心危险，所以圣人尊崇天下的教化。道的名称虽不同而道理相同；如果离开心，就不能圆满；」 教化是从下学起而达到上达；如果离开心，也就不能建立。性，是心的齐一状态，其中具备义理；情，是心的发用，表现为具体事务。仁，是心的爱；义，是心所适宜的准则；礼，是心的节制；智，是心的觉知；信，是心的真实。义理用来保存精妙，事务用来应对实际需要；爱用来穷尽公心，适宜用来规范外在行为；节制用来畅达文理，觉知用来照见昏暗，真实用来彰明诚信。这七项，实际上不过是性和情罢了。性安定而情自然受到检束，这就是心；情安定而性自然恢复，也同样是心。凡处在下位的人，心志安定，非分的欲望就会消除；凡处在上位的人，心志安定，教化养育的方法就完备了。恭敬地思念陛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把四海当作家；比拟三皇而超越五帝，仰望三王而俯视五霸，凭非同寻常的资质，居于非同寻常的尊位；凭不世出的德行，承受不世出的时运。一句话说出，神鬼纷纷会集；一个意念施行，风雷都会迅速变化。动，是静的末端；静，是动的根本。审察根本和末端，心自然安定；探究动与静，心自然端正；精通道与教，心自然真诚；明白体与用，心自然明澈。以安定和端正契合天人相通，以真诚和明澈洞察天人本来无二。又哪里需要过分明察而耗费精神，孜孜不倦地求取感应呢？五常都包容在这里，四时在那里调和；把天下运转于掌上，把天下照耀于胸中；无所作为却能有所作为，不亲自宰制却能实现宰制。这些都是陛下本来具有、理所当然已经实行的常道。臣常常希望陛下慎终如始，谁能不依赖于此呢？」 天麟又上奏说：「臣听说，运转元气的神妙力量，使五行安定，并完全具备自然刚健之性的，是天；协调五行的位置，使万物形体安定，并具备无边无际顺承之性的，是地；居于五行中央，以五方刚健之性作为行动，以效法顺承作为静止的，是帝王。帝王的德行，应当参合于天、配合于地，贵在公正而不存私心。公就是义，私就是利。衡量义理而行动，就会以天下人的忧患为忧，以天下人的快乐为乐，于是王道完备；放纵私利而行事，就既失去民众的期望，又失去民心，于是王政懈怠。因此圣人面对百姓，战战兢兢，如同驾驭六匹马而只执一根将断的缰绳；抚养百姓，柔和得如慈母看待婴儿。百姓所想要的，就给他们；百姓所厌恶的，就不要施加给他们，如此而已。况且下层百姓都是国家的百姓，百姓的财物也都是国家的财物，又何必从下面广泛搜取，却在上面轻率耗用呢？臣私下见郡县之中征收赋税时，乡司、里正评定百姓贫富，擅自增加或减少数额，从中谋利。富家缴纳赋税后仍有余力，贫家无力承担，只好向别家借债；有时逾期拖欠，罪责又无法逃脱。用号令整齐他们，用刑罚威吓他们，愁怨之气、冤苦之声充满天地，究竟有谁来救助他们呢？」 又有些人不能办妥，官吏也会因此获罪。等到防备储蓄之计实施时，上司把财物收进府库，遇到灾年却不发放积存，贫民也得不到应有的赈济。乐工一类人献上戏技来谋求财物，受宠之人迎合皇帝的喜气来等待赏赐，这样耗用钱财，难道不是损害了最公正的原则吗？况且发怒，是圣人也不能完全避免的。一怒之中也包含各种事理，所以《中庸》以情感发得合乎节度为和，颜子以不迁怒为德。臣私下见，多年以来，北方征讨防墙的叛乱，东方讨伐隔海的国家，近来又大举南征，鞭策从未停止，军马缰绳从未解下。谚语说：『天子一怒，便会使伏尸万里』，确实如此，能不加以警戒吗？臣以为四方远地还不知道礼乐应有的准则，迁徙无常，盘旋于边远地区；战胜他们没有什么值得高兴，得到他们也没有什么值得治理。如今却烦动天威，因发怒而讨伐他们，难道不是损害了用兵最公正的原则吗？恭敬地希望陛下向下思考地利的艰难，向上体察天心的仁厚；知道百姓希望富足，就少耗用他们的财物而多使他们生息；知道百姓希望安逸，就常常爱惜他们的力量而努力保存；知道喜悦过度会损伤阳气，就节制它；知道愤怒过度会耗荡阴气，就平息它；

译知道王者贵在无私，就施行大公来治理；知道诚信可以昭示天下，就推心置腹地治理。财物积聚，下面富足而上面充裕；人心牢固，下面安定而上面平安；喜怒都合宜，内外没有可后悔的机会；公正和诚信既已宣明，上下便没有彼此猜疑的心意，如胶漆般牢固，如埙篪般和谐。君主这样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百姓甚至不知道这是帝王之力。然而天下百姓不富足、四方远地不归服，是不可能发生的。」 天麟又上奏说：「臣听说，动植物在万物形成以前就已具备其根本，乾坤在无名的最初阶段分判，二气流通，五行分布。只有人能够包摄万象而独具灵性，执守中道而不偏倚。起初茫然，仿佛醇酒使人酩酊；寂静无知，又如混沌初开的鸿蒙。等到清浊逐渐分明，视觉听觉相互引导，智愚差距悬殊，强弱难以齐一。人类纷纷出生，群体密集聚集。太朴一旦下降，良心便放失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纵情于纷乱的利欲；下愚之流，被痴迷束缚而不知回头。以至于互相争斗残害，暴戾之人相互欺凌；有的顾影自怜而无所依靠，有的呼天求告却无人回应。于是大圣人出现，弘大地救济风波；开始启导三皇，接续传闻十纪，维系造化，把握阴阳。三才确定，天地各安其位；尊卑建立，万物得以生长。由此看来，大概是上天为了百姓而设立君主。君道贵在仁，天道辅佐有德之君。时逢五百年，天命归于我皇家；承继黄帝轩辕绵延的遗芳，扫平金朝、宋朝分割的偏狭疆域；东渡海洋，西越昆仑，南至交广以南的藩属之地，北抵玄虚以北。虞夏时代以玉帛朝贡的万国，也未必能相提并论；汉唐时代的天下，即使合为一家也难以相比。功业已经成就，德行已经兴盛，道已经施行，政事已经平定。」 陛下难道能不思考吗？陛下难道能不戒惧吗？应当想想基业建立的根本在于祖先。当初风云兴起、猛虎噬敌，神鬼助成功业，雷电般迅疾，龙蛇从陆地上奋起；想要安居却没有片刻安居，想要自得闲暇却不能得到闲暇。栉风沐雨，在战事之秋使身体劳苦；冒着荆棘、披开丛莽，在烟尘之中坚持志向，直到拥有天下，这实在艰难啊。如今天下已经安定，守成并不容易，能不思念当年的艰难吗？还应警戒，基业的根本在于百姓，而百姓所依靠的是政事。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没有百姓就无法建立统治，没有众人就不能守住国家。担心他们饥饿，就少取他们的粮食；想到他们受冻，就减少征收他们的织帛。希望他们懂得礼，就用孝悌教导他们；想让他们懂得禁令，就向他们显示何为可喜、何为可恶。使他们勤劳，使他们归附；匡正他们，扶直他们；辅助他们，护翼他们；又随即振作并培育他们的德行。况且政事虽然道理相同，但每天有万般事务：一件事尚未显现，就立即预防；一句话虽没有大害，也立即加以考虑。堤坝从蚁穴溃决，气息从针尖般的细孔泄漏，骨骼因积累的毁谤而消蚀，车轴因陷入丛生的薄草而折断，难道可以不警戒吗？又应当根据古今成败作为龟鉴，参照天人感应来考察吉凶。冕旒遮在眼前，不以自己的视力为足，而以至公之心来观察；黈纩堵在耳旁，不以自己的听力为足，而听取天下共同的意见。委任贤能使其承担职责，衡量才干而任用；以敬慎自处，以简约施政；勤勉而不烦扰，安逸而不过度，清明而不偏激，沉默而不闭塞。穿着衮服，端坐拱手面向太阳；执持镇圭，安闲地坐在朝堂正中。皇位因此能够安稳，国运因此能够牢固。传给子孙，光耀无穷。使史官欣然赞叹说：「大元天子的德行，伟大啊，英明啊，没有谁能与之相比。高尚啊，美盛啊，没有谁可以拟比。这不是光荣吗？这不是痛快吗！」愚臣胡乱进言，罪该万死。恭敬地希望陛下检点自身，唯恐来不及行善，唯恐善行还不够。考察伯禹不自满自足的事迹，体会成汤圣明恭敬、德业日益进步的精神。请陛下过听愚臣之言，委曲地赦免狂妄之罪。臣私下认为，圣心如同大海，细流汇入而不拒弃，并且渐渐增深，因此才能使大宝之位与天长存，亿万年无疆，绵延不断而永远镇守。」 《历代名臣奏议》第五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六卷。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圣学。鲁哀公问子夏说：「一定要学习以后，才可以安定国家、保护百姓吗？」子夏说：「不学习而能安定国家、保护百姓的人，我从未听说过。」哀公说：「既然如此，五帝也有老师吗？」子夏说：「有。臣听说黄帝向大真学习，颛顼向绿图学习，帝喾向赤松子问道，尧向尹寿学习，舜向务成跗学习，禹向西王学习，成汤向威子伯学习，文王向铰时子学习，武王向郭叔学习，周公向太公学习，仲尼向老聃学习。这十一位圣人，如果没有遇到这些老师，他们的功业就不能显著于天下，名声也不能流传千世。」《诗经》说：「不犯错误，不忘旧典，完全遵循旧有章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学习，就不能明白古代的道理，却想安定国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晋平公问师旷说：「我已经七十岁了，想要学习，恐怕已经太晚了。」师旷说：「为什么不点燃蜡烛呢？」平公说：「哪有臣子戏弄君主的道理？」师旷说：「盲臣哪里敢戏弄君主呢？臣听说：年轻时喜欢学习，如同初升太阳的光辉；壮年时喜欢学习，如同正午太阳的光芒；老年时喜欢学习，如同点燃蜡烛的明亮。点燃蜡烛的光明，与在昏暗中行走相比，哪个更好呢？」平公说：「说得好！」 东汉和帝年少，侍中窦宪自认为身为外戚而地位重要，想让年幼的君主稍稍学习经学，便上奏皇太后说：「《礼记》说：『天下的命运悬系于天子，天子的善德成就于所学习的内容。学习随着智慧增长，就会恳切而不懈怠；教化与内心相成，就会合乎中道而如同本性。』从前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之中，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成王居中听政，四位圣人扶持他，所以思虑没有遗漏，举措没有过失。孝昭皇帝八岁即位，大臣辅政，也选派明达的儒者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朝，在皇帝面前授学，成就并平治圣德。近来建初元年，张酺、魏应奉召训导，也曾在宫禁之中讲学。臣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具有天赋的资质，应当逐渐接受教育，却只是单独面对身边的小臣，尚未听闻典章义理。从前五更桓荣亲自担任皇帝的老师；桓郁成年后，崇尚并继承父亲传授的学业，所以又以校尉身份入宫教授先帝父子，供职禁省，历经四代。如今桓郁白首而好礼，熟习经术并有防备；又有宗正刘方，是宗室中的表率，善于讲解《诗经》，受到先帝褒奖。应当让桓郁、刘方一同入宫教授，以尊崇本朝，光大并显示伟大的教化。」 因此桓郁升任长乐少府，又入宫侍讲。永元十一年，中散大夫鲁丕上奏说：「臣凭着愚昧顽钝，侥幸显居高位；如今犬马般的精力已经衰弱，仍蒙恩得以进见，在陛下面前辩论问答，却没有什么能够辨明；所赐衣服，实在是过分优厚。臣听说讲说经义的人，应当传述先师之言，不能出自个人臆见，也不得彼此推让。彼此推让，道理就不能明白，如同规矩、权衡不能弯曲一样。发问的人必须说明问题的纲要，解说的人务必建立正确的义理；浮华无用的话，不要陈述在陛下面前。这样精心思考而不劳苦，道术反而更加彰明。学说不同的，各自让他说明；广泛考察各家师法的义理，阅读诗人的旨趣，考察《雅》《颂》的始终，明白舜、禹、皋陶相互告诫的话，彰显周公、箕子所陈述的道理。观察人文教化如何成就天下。陛下已经广泛接纳正直的进言，以开启四方的耳目，就不要让樵夫平民因进言而获罪；已经表彰隐居山林的人，以求仁德贤能，就不要使幽远之地独自有所遗漏。」 十五年，邓太后临朝听政，尚书郎樊准上奏说：「臣听说贾谊曾说：『君主不可以不学习。』所以即使大舜具有圣德，也孜孜不倦地行善；成王是贤明的君主，也尊崇并亲近师傅。到了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之时，群雄纷纷崩溃扰乱，旌旗遍布原野，东西征战，连安居的时间都没有，但仍然放下武器讲习经艺，让马休息而谈论道理。至于孝明皇帝，兼具天地般的资质，运用日月般的明察，各项政务和万般事务无不留心，却仍关注古代典籍，游心于经学和技艺。每次举行射礼，结束后便端正坐姿亲自讲说，诸儒一同听讲，四方都欣悦向学。即使是孔子在阙里的教化、矍相圃射礼的盛况，确实也不足以相提并论【孔子是阙里人，《礼记》说：『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观看的人多得像围墙一样』】。又多次征召名儒充任礼官，如沛国赵孝、琅邪承宫等，有的乘安车、驾驷马，告老还乡；有的穿着宽衣博带，随从皇帝参见宗庙。其余因经术而受到优待的人，遍布朝廷，所以朝廷中多有白发的贤良和白首的老者【皤皤，是白首的样子，音步河反；《尚书》说：『皤皤良士』；华首就是白首】。每次朝会讲论，他们都和悦地辩难，共同探求政事教化，详细阅览群臣的言论，声音清越得如同振动玉器。早朝时，官员入朝思考政事；退朝后，仍回去准备应答皇帝的询问。无论大小事务都随着教化而变化，和谐融洽，值得赞美。期门、羽林的武装将士，全都通晓《孝经》。博士、议郎中有一人，开设自己的学派，门徒多达数百人【开门，是指建立一家学说】。教化从圣躬开始，流布直到蛮荒地区。匈奴派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前来入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因此议论时常称赞这是盛世，都说是永平年间。如今求学的人大概少了，远方尤其严重。博士靠着坐席不讲学，儒者争相谈论浮华绮丽之辞，忘记直言进谏的忠诚，习惯于谄媚巧言【諓諓，是谄媚之言，音践；《前汉书》说：『从前秦穆公喜欢谄媚之言』】。文史之学则脱离法律而求学，诋毁、欺骗和钻营细微利益，轻视刑罚法律的重要性，导致道德浅薄、风俗鄙薄，最终形成苛刻的风气。从前孝文帝的窦皇后本性爱好黄老之学，因此清静无为的教化流传到景帝、武帝之间。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下达明诏，广泛访求隐逸之士，发现并彰显山林中的贤者，优待进用儒雅之士；像赵孝这样的人，应征召到公车署，等待圣上讲习经学。公卿各自举荐明经之士以及旧儒的子孙，提升他们的爵位，使他们继承家业。再召郡国的书佐，让他们学习律令。这样，伸长脖子等待的人每天都会有所看见，侧耳倾听的人每月都会有所听闻。恭敬地希望陛下推行并继承先帝增进学业的道路。」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司马师上书说：「荆山中的璞玉，虽然美丽，不经雕琢就不能成为珍宝；颜回、冉耕的才质，虽然茂盛，不学习就不能弘大他们的器量。仲尼说过：『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只是喜爱古道，勤勉地寻求它罢了。』仰观黄帝、轩辕以来五代的君主，没有谁不是有所禀受、有所师法的。颛顼向绿图求学，高辛向柏招问道。到了周成王时，周公旦、召公、毕公等辅佐他，所以能够辨析经义，明辨志向，安于正道，乐于事业。正因为如此，君主之道在上面明达，百姓在下面顺从，刑罚废置不用的盛况，实在由此而来。应当遵循先王向下求教的道理，使讲习诵读的学业屡屡传入陛下耳中，使典诰、谋议之言每天陈列在陛下身旁。」

译甘露元年四月丙辰，皇帝驾临太学，询问诸位儒者说：「圣人幽微地赞助神明，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开始创作八卦；后来的圣人加以重叠，成为六十四卦，设置爻辞以穷尽数理。这些大义没有不完备的。然而夏代有《连山》，殷代有《归藏》，周代称为《周易》。《易》这部书，它的由来是什么？」《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说：「伏羲根据燧皇的图而制定八卦，神农推演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通晓其中的变化，夏、商、周三代因时制宜，质朴与文饰各依其事。因此“易”就是变易。称为《连山》，好像山从内部生出气，连接天地；称为《归藏》，是说万事无不归藏于其中。」皇帝又问：「假使伏羲因袭燧皇而作《易》，孔子为什么不说‘燧人氏去世，伏羲氏兴起’呢？」淳于俊不能回答。皇帝又问：「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然圣人和贤者不同，但所解释的经义相同。如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郑玄却把它们连入注文，为什么？」淳于俊回答：「郑玄把《彖》《象》合入注中，是想使求学者查寻省览时更容易明白。」皇帝说：「如果郑玄合并它们确实便于学习，孔子为什么不合并它们来使学习者明白呢？」 淳于俊回答：「孔子恐怕它们与文王的经文相混乱，所以不合并。这是圣人以不合并来表示谦逊。」皇帝说：「如果圣人以不合并表示谦逊，那么郑玄为什么偏偏不谦逊呢？」淳于俊回答：「古代义理宏大深远，圣上的问题奥妙深远，不是臣所能详尽回答的。」皇帝又问：「《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难道这意味着伏羲、神农时代没有衣裳吗？只是圣人教化天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淳于俊回答：「三皇时期人口少而禽兽多，所以取用禽兽的羽毛和皮革，天下人的需要便能满足。到了黄帝时人口增多而禽兽减少，因此制作衣裳，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皇帝又问：「乾卦代表天，却又代表金、玉、老马等细小事物，这不是相同吗？」淳于俊回答：「圣人取象，有时取远，有时取近；近处取各种事物，远处则取天地。」讲完《易》，皇帝又命令讲《尚书》。皇帝问：「郑玄说‘稽古同天’，是说尧与天相同；王肃说‘尧顺应考察古道而实行’，两种解释不同，哪一种正确？」博士庾峻回答：「前代儒者各自坚持己见，彼此不合，臣不足以裁定。」 然而《洪范》说：『三人占卜，应听从其中两人的意见。』贾逵、马融和王肃都认为是顺应并考察古道。按《洪范》的说法，王肃的义理较为长处。」皇帝说：「仲尼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尧的最大美德就在于效法上天；顺应并考察古道，并不是最根本的道理。如今开篇解释义理，本应彰明圣德，却舍弃最大的美德而称说细小的方面，难道是作者的本意吗？」庾峻回答：「臣只是奉行并遵循老师的说法。」他的解释没有说清大义。谈到折中裁定时，皇帝又问及四岳举荐鲧的事，说：“大人能够使自己的德行与天地相合，使自己的光明与日月相合，思虑没有不周全，明察没有不照及。如今王肃说：‘尧的心意不能明察鲧，所以试用他。’这样说来，圣人的明察也有未尽之处吗？”庾峻回答：“圣人的弘大，也仍有不能穷尽的地方，所以禹说‘了解人就是明智，但只有帝尧觉得困难’。然而尧最终能够改授贤圣之人，整治并兴盛各项事业，这也正是成就圣人的地方。”皇帝说：“有始有终，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如果连开头都不能正确，又凭什么称为圣人？他说‘只有帝尧觉得困难’，但最终能够改授贤者，这大概是说知人是圣人所难，并不是说圣人的明察有所不尽。” 经文说：“知人就是明哲，能够任用合适的官员。”如果尧怀疑鲧，却试用他九年，任用人才失去次序，怎么能称为圣明呢？庾峻回答：“臣私下考察经传，圣人行事也不能完全没有过失，所以尧错用了四凶，周公错用了管叔、蔡叔，仲尼错用了宰予。”皇帝说：“尧任用鲧九年而没有成功，五行秩序因此混乱，百姓受到水患困厄。至于仲尼错用宰予，只是言语行为之间的过失，轻重并不相同。至于周公与管叔、蔡叔的事情，也见于《尚书》，都是博士应当通晓的。”庾峻回答：“这些都是先贤所疑惑的问题，不是臣见识浅陋所能深入论说的。”接着谈到“有鳏独处于下位的人”，说：“是虞舜。”皇帝说：“在尧的时代，洪水为害，四凶在朝，正应当赶快提拔贤圣之人，以救济百姓，为什么舜已经成年、圣德光明，却长期没有被进用呢？”庾峻回答：“尧感叹求贤，想把自己的帝位让出；四岳说：‘我德行浅薄，不能承当帝位。’尧又让四岳广泛举荐侧微鄙陋之人，然后才推荐舜。舜的根本确实由于尧，这是圣人想要穷尽众人之心。”皇帝说：“尧既然已经听闻舜，却不立即任用；当时的忠臣也没有得到进用，反而要让四岳广泛举荐卑微之人之后才推荐舜，这并不是急于任用圣人、体恤百姓的做法。” 庾峻回答：「这不是臣愚昧的见解所能达到的。」于是又命令讲《礼记》。皇帝问：「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努力施行教化，依靠报答来治理；为什么教化各有不同？分别修治什么政事，才能达到树德而不求报、施恩而不求报的境界？」博士马照回答：「最上等的树德，是说三皇五帝时期用德行教化百姓；其次的施报，是说三王时代用礼来治理。」皇帝说：「这两种教化有厚薄不同，是因为君主有优劣之分吗？还是时代使它如此呢？」马照回答：「确实是因为时代有质朴和文饰的差别，所以教化有厚薄不同。」

译当时皇帝在太极东堂赐宴群臣，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兼中书令虞松等一同讲论礼典，于是谈到帝王优劣的差别。皇帝仰慕夏少康，因而问荀顗等人：「夏朝已经衰败，后相几乎灭亡，少康收集夏朝的民众，恢复禹的功业；汉高祖从民间起兵，驱使并统率豪杰俊士，铲除秦朝和项羽，包揽天下。这两位君王可以说是才略特别、命世而出的贤者。考察他们的功德，谁应当排在前面？」荀顗等回答：「天下是最重要的重器，君王由上天授命，圣德与时运相应，然后才能接受天命、开创基业。至于凭借前代遗绪，兴复旧有功业，开创与承继，难易不同。少康的功德虽然美盛，仍是中兴之君，与世祖处于同一流类即可。至于汉高祖，臣等认为更优。」皇帝说：「自古帝王的功德、言语和行为，彼此有高下，未必创业者都优胜，继承者都低劣。汤、武、汉高祖虽然都接受天命，但圣人与贤人的区别明显不同。少康、殷中宗中兴的美德，夏启、周成王守成的盛业，论德行、核实绩，与汉高祖相比，我看他们更优，并没有听说他们更劣。只是所处时代不同，所以称说的功业不同罢了。」 少康出生在国家灭亡之后，地位降到诸侯的属臣之下，艰难逃难，仅仅保全自身；却能够布施德行、谋划复国，最终消灭过、戈，恢复禹的功业，使夏的祭祀配享上天，不失去旧有基业。如果没有至高的德行和宏大的仁爱，哪里能完成这样的功勋？汉高祖凭借天下土崩的形势，依仗一时的权势，专门依靠智谋和武力成就功业；他的行事举动多违背圣人的法度。作为人子，多次使父亲陷于危难；作为君主，囚禁贤相；作为父亲，又不能保护儿子。他死后，国家几乎倾覆。如果让他与少康交换处境，他或许不能恢复大禹的功业。由此推论，应当尊崇夏少康而贬低汉高祖。」众卿详细陈述各自意见。第二天丁巳，讲学结束后，荀顗、袁亮等议论说：「三代建立国家，分封土地而治理；到了衰败时，没有天下土崩的形势，可以用德感化，却难以用武力屈服。到了战国，强国兼并弱国，离弃道德而任用智力，所以秦朝的弊病可以用武力争夺。少康布施德行，是仁者中的英杰；汉高祖任用武力，是智者中的俊杰。仁和智不同，二位帝王也就不同。」《诗经》《尚书》叙述殷中宗、殷高宗，都列入《大雅》；少康的功业和美德超过二宗，他列入《大雅》是很明显的。少康较为优胜，应当依照诏令奏议所说办理。崔赞、钟毓、虞松等议论说：「少康虽然积累德行、累积仁爱，但上承大禹遗留下来的恩泽和余庆，内部有虞仍的援助，外部有靡艾的帮助；寒浞奸邪而不得民心，浇、豷没有亲信，内外都抛弃他们，因此少康拥有国家也有所凭借。至于汉高祖，从平民起兵，率领乌合之众而成就帝王事业。论德行，少康优胜；考察功业，汉高祖更多；论凭借的条件，少康较容易；比较所处的时势，汉高祖更困难。」皇帝说：「诸卿说少康有所凭借、汉高祖是开创，确实有道理。然而还不知道三代之时，依靠德行成就功勋，像少康那样困难；秦、项之间，依靠武力成功，是否真如所说那样容易。况且最上等是树立德行，其次才是树立功业。汉高祖功业虽高，仍不如少康盛大的德行。况且仁者一定有勇，诛灭暴乱必然要使用武力。少康武功威烈，难道一定低于汉高祖吗？」只是夏朝典籍散失，旧文残缺，所以他的功勋美德缺少记载。只有伍员粗略叙述了大概。他说少康恢复禹的功业，不失旧有基业，继承圣人的事业，旧有章法没有差错。若不是兼具大雅之德和才干的人，谁能做到这些？假如古代典籍都完整保存，事迹记载详备，难道还会有这种异同之争吗？」 于是群臣都心悦诚服。中书令虞松进言说：「少康的事离现在已经很久远，相关文字昏暗难明。因此从古到今，议论之士没有人谈论过他。少康的德行美善被隐没而没有宣扬。陛下既然用深远的见识留心考察古代，又发表德音，赞明少康的美德，使它显耀于千年之后，应该记录下来编成文章，永远流传后世。」皇帝说：「我的学问不广博，见闻浅陋狭窄，恐怕对所听闻的事情判断不当，未能得到合宜的结论。即使偶尔有可取之处，也不过是猜测而多次碰巧说中，并不值得贵重；难道不会使后世贤者讥笑，反而彰显我的昏昧吗？」于是侍郎钟防退下，讨论编次这篇文章。唐太宗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人虽然禀有固定的本性，却必须广泛学习才能成就自己的道。也如蜃的本性含有水，要等月光照临才垂下水；木的本性怀有火，要等燧石摩擦才发出火焰。人的本性含有灵性，要等学习成就后才显出美善。因此苏秦刺股自励，董仲舒垂帷读书。如果不勤勉学习道艺，名声就不能建立。」岑文本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情欲却会迁移变化，必须用学习修饰情欲，以成就本性。《礼记》说：『玉不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不能懂得道。』所以古人勤于学习，称为美德。」太宗又对房玄龄说：「做人非常需要学习。朕过去因为群雄尚未平定，东西征讨，亲自处理军事，没有时间读书。近来四海安定，身居殿堂，却不能亲自拿书来读，只能让人诵读而听。君臣父子以及政治教化的道理，都在书中。古人说：『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这不是空话。回想年轻时处理事情，觉得大多非常错误。」太宗又下诏对群臣说：「朕近来查考经史，明王圣帝哪里有不曾有师傅的？从前颁行的诏令，竟没有看见三师之位，难道认为这样还未可行吗？为什么呢？黄帝向大颠学习，颛顼向绿图学习，尧向尹寿学习，舜向务成跗学习，禹向西王国学习，汤向威子伯学习，文王向子斯学习，武王向郭叔学习。」 前代圣王如果没有遇到这些老师，功业就不能显著于天下，名誉也不能载入典籍而流传。何况朕承接百王之后，智慧不同于圣人，如果没有师傅，怎么可以面对天下百姓呢？《诗经》不是说过：『不犯错误，不忘旧典，完全遵循旧有章法。』吗？不学习，就不能明白古道，却能治理国家达到太平，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可以立即著为法令，设置三师之位。」

译唐高宗显庆元年，立皇子弘为皇太子，向率更令郭瑜学习《春秋左氏传》。讲到楚国世子商臣弑杀其君时，弘叹息着放下书卷说：“圣人留下训诫，为什么还要记载这种事呢？”郭瑜说：“孔子作《春秋》，善恶都必定记载；褒扬善行以劝勉，贬斥恶行以警戒。所以商臣的罪，即使过了一千年也不能磨灭。”弘说：“确实如此，只是我不忍听闻，愿意读其他书。”郭瑜拜谢说：“里名叫胜母，曾子都不进去。殿下天生聪慧孝顺，既然要排斥凶恶悖逆的事迹，就不要让它留在视听之中。臣听说，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所以孔子说‘不学习礼，就无法立身’，请改学《礼记》。”太子说：“好。” 穆宗曾在延英殿与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郑覃讨论诗作是否精工。郑覃说：“孔子删定的三百篇就是标准；其中不属于雅正的，哪里值得讲给天子听呢？《国风》和《大雅》《小雅》，都是下对上的讽刺之变，并不是上位者教化下民所作。因此君王采诗，是为了考察风俗的得失。像陈后主、隋炀帝，只能写出篇章辞句，却不懂王道，所以最终归于乱亡。那些篇章中谄媚巧言的文字，希望陛下不要取用。”穆宗每次说顺宗的事情记载不详实，难道史臣韩愈是当时屈从于人而故意如此吗？从前汉代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信，辞意多有怨恨，所以《汉武帝本纪》有很多失实之处。郑覃说：“武帝中年大规模发动军事行动，使边地百姓耗损困苦，府库也被用尽，司马迁的记述并不是过分夸张。”李石说：“郑覃借武帝的事来进谏，是希望陛下能够始终保持盛德。”皇帝说：“确实如此，事情没有不是有好的开始，却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郑覃说：“陛下喜欢读书，但要旨不过一两点；陛下所说正是要旨，应当在寝食之间都以此自勉。” 穆宗曾问：“朕想学习经书和历史，应该先学什么？”刑部侍郎薛放说：“六经是圣人的言论，是孔子阐明天人极致道理的著作。史书记载成败得失，也足以作为鉴戒；但它在是非判断上多有谬误，不能与六经相比。”穆宗说：“我听说求学的人到白头也不能通晓一经，怎么能得到学习的要领呢？”薛放回答：“《论语》是六经的精华，《孝经》是人伦的根本。汉代时，《论语》首先被立为学官所传习的经典；光武帝命令虎贲士都学习《孝经》，唐玄宗又亲自为它作注解。大概人知道孝顺慈爱，气息就会感通而和乐。”穆宗说：“圣人把孝称为最高的德行和最重要的道理，确实如此。” 宋仁宗庆历四年，赵师民上《劝讲箴》说：「像帝王那样追溯考察古代圣王，是要用古道使自己与皇天相合。怎样才能与天相合？谨慎遵守美善的旧典，唯有圣人才能适时效法，才可以达到尽善。帝王居于中位，光明显著而温和文雅，是要用他的文化成就天下。怎样才能成就教化？顺应并考察正道，把上古帝王的典籍视为席上珍宝，这就是国家的宝物。天下既有帝王，体察元气而创制制度；如果不是先圣的旧章，就不足以统一文字、掌握国家法契。正午设市，以光照四方；如果不是先圣遗留下来的法度，就不足以举明大义、端正国家常法。帝王衡量自身，文采灿然彰明，用礼乐来配合皇祖的功业。帝王发出言语，声音庄严和穆，包含仁爱，吐露义理，用来协调群情。上天降下祥瑞，我的百姓已经安康；若不观览经书，就担心先王的谋略渐渐被忘却。四方夷狄效命，誓约诏令严明；若不观览经书，就担心伟大的功业尚未安定。不要因为四方多事，就说经籍应当停止学习。虞舜征讨三苗，还大力施行文德；不要因为帝王居处至尊，就忽视崇尚文教的可贵。西伯创建周朝，使天经地纬各得其序；不要因为陈旧就可以替换先王之道，更不能说它迂阔而难以实行。先哲的言论，即使没有老成之士在旁，也不要讥笑鄙视后生的浅陋，更不要轻视愚儒的见识短浅。」 先师的论说，不能因为说话的人不同就废弃；不能因为时代的治理或有不同，就认为古人的陈言可以轻侮。商臣傅说劝谏时，所论之事并非都取法古代；也不能因为岁月流逝，就轻视寸阴迅速。周文王告诫说“唯日不足”，由此可见，君主处理天下政务，有时万机纷杂，如果不取法古道，那么教化有时就不能宣行；也可见君主居于帝位，百事有时失误差错，如果不依据古义裁断，那么权宜制度有时就不能奏效。古代贤明君王治理世事，必定除去祸害而倡导利益；明主读到这些记载，便可以用来在万事上成就理财和成事之功。古代贤臣侍奉君主，有谋略就一定陈奏；明主读到这些记载，便可以用来向众人显示法度。朝廷之上、法宫之中，如果不是辅佐君主阐明高雅深奥的道理，就不足以在清静的圣躬中兴起正当的志趣。神明华丽的宫禁、光明显赫的处所，如果不是启发引导深厚的道理，就不足以依据古人的言语树立正事。因此，能够用来崇尚文治，能够用来建立武功，能够用来奉事天地，能够用来尊奉宗主；并不只是玩味辞句、解释训诂，还能够借此观察道义、实行仁政、应对万物、统御亿兆百姓，并不只是明白旧义而已，还能认识新的意义。君主在乙夜恭敬安静地总览群书，这难道不是圣人的最高德行吗，还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呢？君主从容地在晚朝听政，反复推求细微的防范之道；如果不是天下最精深的学问，谁能做到这样？臣起初听说，在始元年间，儒学风气逐渐恢复，负责待问的臣子得以获得清闲之暇。臣恭敬地考察永平年间的功业，当时经学之术并未衰缺，群儒议论。此前称制裁决桑干之战以后，来自幽陵的人，束发而衣右衽，说明这种文化已有承继。金陵的君主，出自夷裔，虽然讲习华夏文章，但已经衰弊。李唐兴起，贤明君主相继出现；贞观初年实现大治，开元年间又达到太平。东壁群山之间，儒学风气盛行，儒臣侍从，官职都有美称。到了我朝太祖，凭神武之威平定乱事，亲临辟雍，真正的儒者因此大放光彩，声威显赫。太宗文治武功并举，经学之臣各自以师道相待，以承接皇帝的询问。伟大的真宗皇帝，讲求多种技艺，以人文教化开创盛世。陛下即位，继承上天所授的禄位，开始打开贤才之门，以延揽儒者。向西临幸迩英阁，向北开启延义阁，瞻仰皇帝的光明，融会圣人的智慧，以成就天下的事务。从前在这里游息时气象穆清，陈述天下的谋略；近来又在这里讲习经义。皇帝御座十分明亮，天子文章毫不秘藏；希望以此议论道义，希望以此施行政事。臣下手执经书，谨敢将这些话告诉中侍之臣。

译师民又曾讲解《诗经》中“如彼泉流”一章，奏说道：“水刚开始流出时，可以比喻王政的发端；顺势流行就会通畅，通畅所以清洁；逆流紊乱就会壅塞，壅塞所以浑浊败坏。贤人被任用，王政就会通达，社会就清明太平；奸邪之人进用，君王的恩泽就会壅塞，社会就会浑浊败坏。周幽王失去正道，任用奸邪而斥退正直，正直不能胜过奸邪；即使有善人，也不能治理国家，最终还会彼此牵连，沉沦于污浊之中。”皇帝说：“水为什么可以比喻政事？”师民回答说：“水顺势流动而滋润下方，有利于万物，所以用它比喻政事；这在比兴的意义中是最为重大的。”后来讲解《论语》，皇帝问“修养文德”是什么意思，师民回答说：“‘文’是经天纬地的总称。统治人民的道理，是用仁来安抚，用义来制约，用礼来交接，用诚信来讲明，这些都属于文德。”皇帝说：“对，其中最优先的，没有什么能超过诚信。”师民说：“诚信是天下的大根本，仁、义、礼、乐都必须由诚信而立；这确实是至道的要旨。”皇帝又问“钻燧改火”是什么意思，师民回答说：“古代圣王的一举一动都必定顺应天时，所以四季更换所用的火种，分别随木材颜色而定。近世逐渐只求苟且简便，认为这不是治理所必需的器具，于是废弃了它，以至于万事都不如古代。”皇帝又问：“子夏和子张所说的交友之道，谁的说法更好？”师民回答说：“圣人贤者的道理，包容广大，和天地并立；善人可以因此增进德行，恶人可以因此改正行为。子张的说法更好。” 有一天读《汉记》，皇帝问起长安城的情况，众人都不能回答，大家共同推举师民。师民于是陈述自古以来雍地建都的年代，以及旧城遗址所在之处，仿佛都画在手掌上一样清楚。皇帝高兴地说：“你记得怎么这样详细啊！” 嘉祐五年，右司谏赵抃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君主驾驭天下，耳目聪明一定要广博。耳目广博，对祸福的鉴察才能深远。君主的尊严威势一定要厚重。尊严威势厚重，上下之间的道理才能清楚。伏望陛下承继祖宗，效法尧帝、践行舜道，睿智圣明而仁厚，固然已经使四海称颂不暇，哪里还会有什么缺失呢？然而臣身居谏官之位，早晚思虑，不敢循默不言，只希望对尚未发生的事有所防范，能够有万分之一的补益罢了。比如《易经》所说的吉凶、《诗经》所说的赞美和讽刺、《礼记》所说的礼制兴衰、《乐经》所说的治乱，以及《春秋》所褒贬的善恶，乃至《史记》《汉书》等史书，前代的得失、存亡，无不有所记述。如今经筵侍讲只讲吉祥，不讲凶险；只讲治平，不讲祸乱；侍读只读成功，不读失败；只读国家存续，不读国家灭亡。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陛下扩大耳目聪明的道理。伏望陛下发布德音，命经筵臣僚面对经文讲诵，一概不要隐讳。至于吉凶、治乱、得失、存亡产生的原因，尤其应当详细考察并铺陈说明，使臣下天天听到祸福的鉴戒，这就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帝王的文章、天子的翰墨，真是图书中的秘宝，实在是圣神之君的能事。如今辅弼左右之臣、宦官近戚之家所作的碑文、挽词，佛寺匾额、僧人法号，有的上求御制，有的仰望得到宸翰，全都是非分的请求，却大多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陛下加重尊严威势的道理。伏望陛下珍惜朝堂台阶的崇高地位，秘藏奎壁星所象征的文采，慎重颁赐御笔，杜绝侥幸求取的念头，这样上下之间的道理便会更加明白，朝廷内外都将得到最大的幸事。以上两件事，惟愿陛下留心明察。臣承受着激切进忠、等待获罪的惶恐，实在无以自安。” 仁宗时，王拱辰任翰林学士承旨，皇帝在迩英阁放置《太玄经》和蓍草，回头问他说：“朕常常阅读这些书，你也知道其中的学说吗？”王拱辰详细作了回答，并且说：“希望陛下把心意放在六经上，同时广泛采纳史书，这些书不值得学习。” 英宗即位，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兼侍读司马光上奏说：“臣看到讲筵所传达的安排，按照干兴年间的旧例，讲《论语》，读《史记》，又承奉圣旨，直等到明年春天。臣听说傅说说过：‘君主求取广博见闻，正是为了建立功业；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又说：‘始终想着把政事典章建立在学习上，他的德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修养起来。’这样看来，学习是帝王的首要事务，不可忽视。何况如今陛下刚刚登临大位，正应当早晚延请访问群臣，讲求先王的至道，考察前代的成败，以辅助增益圣德、光大教化，不能只遵循近来的惯例，以寒暑为借口。这样做，下面的实情凭什么能够上达？四方又凭什么观望仰赖？恐怕不是用来扩大耳目聪明、宣扬美好声名的办法。伏乞依照先前颁下的圣旨，择日开设讲筵。” 治平元年，司马光又奏说：“臣看到讲筵所传达的安排，奉圣旨命令自九月初五日以后每日开讲，讲筵到重阳节停止，等来年开春再另选日期开讲。讲筵臣僚私下认为，国家设置经筵，本来是想阐明道义、补益圣德。先帝在位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常常开设讲筵；近年因为圣体不安，才在端午和冬至以后、盛暑严寒之时权且停讲几个月。如今陛下刚开始亲政，正是应当专心勤学的时候，却只在初五日开讲，初八日已经停止。臣担心议论者会认为陛下并非有意求道，只是想沿袭旧例，准备外在的装饰而已；群臣也并非有意阐明道理，只是想完成职务、求取赏赐而已。如果果真如此，臣私下为朝廷感到羞耻。况且陛下近来增设各宫教授，又下诏告诫勉励宗室，使他们向学。假如陛下不能以身作则，宗室怎么肯奉行诏令呢？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如果另有事情要办，暂时无暇开讲，那么等待以后再开，也不算晚；如果已经开设讲筵，就恐怕不宜在几天之间仓促停止。” 司马光又奏说：“臣看到经筵所讲的《论语》将要结束，私下认为《尚书》一书，二帝三王的嘉言和要道全都在其中，是治理政事的成法，也是考察古代的首要事务。陛下刚继承大统，留心万机，想要寻求可以效法的榜样，没有比这部书更好的了。臣不胜区区之诚，愿望陛下再以圣意裁量斟酌，今后《论语》讲完后，命令讲说《尚书》。”

译治平二年，司马光又上奏请求经筵访问说：“臣以愚钝衰朽之才得以侍奉劝讲，私下看到陛下天性好学，勤勉不倦；然而在经筵之中，从未发言询问。臣愚昧地猜想，陛下是想避免群臣显露短处，恐怕他们在应对之间仓促失措，不能在众人中畅所欲言，反而承受羞惭。这实在是圣心仁厚宽恕到了极点，群臣即使捐躯也无法报答。然而臣听说《易经》说：‘君子通过学习聚集知识，通过询问辨别是非。’《论语》说：‘有疑惑就要想到询问。’《中庸》说：‘有不明白的，不问明白就不停止；有不能辨别的，不辨明就不停止。’照这些话看来，学习如果不询问、不辨析，就没有办法阐明。如今陛下如果都默默记在心中，却不加以询问访问，虽然是臣等疏浅之人的幸运，臣私下恐怕就无法宣畅经义、辅助增益圣性。伏望陛下从今以后在讲筵上，如有臣等讲解不尽之处，赐予诘问；如担心一时记忆不能详备，允许臣等退下讨论，第二天另写奏札详细上奏，这样或许可以辅助陛下考察古道的志向，成就日新日益的收获。” 治平年间，起居注官韩维上言说：“臣有幸作为史官侍奉陛下左右，记录陛下的言语举动。臣私下看到每次开迩英阁，召近臣讲读经史，陛下从未发出一句圣言加以询问，于是执经讲说的人不能充分发挥其见解，执笔记录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记载陛下的美德。事情结束退下后，众人无不低头沉默，流露出不能自得的神情，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听说傅说有言：“君主求取广博见闻，只是为了建立功业。所做之事如果不以古人为师，便不能使国家长久，这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治理天下，首先在于建立功业；想要建立功业，没有比取法古人更重要的；想要取法古人，没有比求取广博见闻更紧要的。那么，如今所谓讲筵，就是陛下用来求取广博见闻的地方。尧、舜这样的圣帝，也一定先考察古道。三代的贤明君王，都设置师傅之官，与他们坐在一起议论道义。后来君德浅薄，不能像古代那样；但凡有意治理国家的君主，也无不把这件事作为急务。汉高祖刚取得天下时，受到陆贾言论的触动，知道不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陆贾每次进奏《新语》，汉高祖篇篇都称好。光武帝多次召集公卿、郎将讲论经义政理，直到夜半才就寝。唐太宗命学士杜如晦等十八人轮流在阁下值宿，以温和的容色同他们讨论经义。这几位君主，难道是喜欢辛劳，只为追求虚名吗？实在是因为治理天下的关键，无不由此而出。所以他们的功业在当时兴盛，声名流传后世，并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由他们所奉行的道理造成的。朝廷从宰相直到各部门官员，大多都因职事而进退，所说的全是眼前日常事务；又受到时日催迫，不能详细说尽其中的道理。迩英阁是陛下燕居闲暇的地方。侍奉在身旁的，都是负责进言、纳谏、议论和思考的臣子；陈列在面前的，不是圣人的经典，就是历代的史书。处在燕居闲暇之中，便可以留出更长的时间；面对侍臣，便可以充分进行广泛咨询；讨论经史，便可以穷究仁义之道，探究祸败的根源。起身把这些道理施行起来，对上可以成为尧舜三代那样的君主，对下即使不能达到，也不会失为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那样的君主。然而，如果不从容地降尊接见，就无法使臣下充分表达实情；如果不反复研究，就无法看见圣人道理的奥妙；如果不努力实行，就不足以追及前代的治理。陛下在这三点上，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到，这正是臣不得不感到疑惑的原因。至于群臣，也都对此感到疑惑。议论者认为，陛下先前正处在亮阴之中，只是在不得不处理政事、作出决定时才开口，其他事情都可以略去不论。” 如今丧礼制度已经全部完成，臣下们都侧耳等待聆听陛下的玉音。古语说：“等到时机成熟才发言；陛下现在发言，正是时候。”臣虽不聪敏，也请执笔等待命令；冒犯天威，臣实在惶恐战栗，恳切激动到了极点。” 张方平上言说：“荀子说：‘圣王有百位，我应当取法谁呢？想要考察圣王的事迹，就应当看他们最为灿然显著的地方。’禹、汤有流传下来的政绩，但不如周代的政治，并不是没有善政，而是年代久远的缘故。流传久远，议论就简略；年代近，议论就详细。当今之世，君主一定谈尧舜，臣子一定称说禹、稷，这是迂腐儒生拘泥古说的议论，不是适应时势、可以济用的办法。臣考虑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其中治乱得失记载很详细。朝廷立国的纲纪、法典、刑制、制度，也多因袭唐朝。所以考察当今的政事，唐朝是距离最近、最可参考的。臣以不敏之才，忝居谏官，想要把可以在乙夜进呈、供陛下亲览的材料，作为程式，广泛考察文献典籍。请求今后节录《唐书》纪传中的事迹，把那些可以施行、有益于治理之道的，间或选录一两条进呈。伏乞陛下在万机之暇，特别赐览；善的可以作为准则，恶的可以作为鉴戒。这也是贾谊、晁错借秦朝的事来比喻汉朝政事的意思。” 神宗初年下诏命侍臣讲读，监察御史唐淑问进言说：君主的学习，不必拘泥于分章析句、修饰文辞，而应考察古代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历代导致兴亡的原因，延请进用正直之人，广泛访问世间事务，以求与先王之道相合，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熙宁元年，右正言、供谏职孙觉论述君主具有超越当世的资质和求治的意愿，应当用学习来成就它，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有三种忧患：一是没有超越当世的资质；二是虽有这种资质，却没有求治的意愿；三是虽有求治的意愿，却没有真正好学的实践。三者都具备而治理功效仍不能成就的，从来没有过。然而这三者常常好像不能同时具备，这是为什么呢？聪明睿智、博学通达而能融会贯通，是超越当世的资质。但有的人倚仗才智，把天下万事都认为不值得做；这样的人必定不能成就功业。早朝很早、晚朝很晚才停止，选拔任用群臣，勤勤恳恳而不懈怠，是求治的意愿。但有的人被局部见解蒙蔽，看不见圣人之道的完整；因循简陋，满足于浅少，而不以先王之意为根本；这样的人即使一时安定也容易转为危险，即使一时强盛也容易转为衰弱，只能苟且安定于一时，却不能传给后世。君主想要没有这些忧患，难道不是在于学习吗？学习如果不是广泛爱好，而是通过审慎询问、谨慎思考并努力实行，就不足以考察道德的精纯深奥，穷极性命之理的微妙。”

译君主的学习，如果不能在道德、性命的道理上深入造诣，就无法应对万事变化，了解群臣百姓的实情。尧舜这样圣明的人，仍被称作“若稽古”，可见古代圣王之道是君主所应效法、也所应考察的。孔子这样圣明的人，孟子仍称赞他“学习不厌倦，教诲别人不疲倦”；既然已经教诲别人，却仍不忘学习，学习难道可以停止吗？陛下具有超越当世的资质，求治十分勤勉，好学而不倦，可以说是难得一见的君主。然而臣私下认为仍有不足，因为臣考察朝廷政事，尚未完全得到先王之意，施政先后的次序也尚未完全合乎圣人之道。臣并不是说朝廷没有贤臣、左右没有正直之士，只是担心陛下在求学问道方面还没有达到极高明而又合乎中庸，在处理政事时还没有做到先根本后枝末。希望陛下听取臣言，在听政之暇，特意召见两府大臣，或从侍从官中选择平素亲近倚重的人，虚心克制自己，询问自身所不及之处以及时政的过失，让他们逐条回答，必定会有能进言的人。陛下再增益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勉力做到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挽救自己的偏失，解除自己的蒙蔽，那么臣将看见陛下的治理超越汉唐，与三代的盛治相媲美。” 二年，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主之道的根本，在于考察古道、端正学术，明白善恶归宿，辨别忠臣与奸邪的区别，清楚地趋向正道。因此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要确定；君主志向确定，天下的治理就能成就。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一心志、使意念真诚，选择善道并坚定地坚持它。义理如果没有先行穷究，就会听得越多越容易迷惑；志向意念如果没有先行确定，守持善道就可能发生动摇。必须把圣人的训诫视为一定应当遵从，把先王的治理视为一定可以效法；不被后世驳杂的政事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议论迁移迷惑。务必使自己的认识达到极明，信奉道义达到极笃；任用贤人不存二心，斥退邪人不生疑虑，一定要期望使世道达到三代的隆盛才停止。然而天下的事情，祸患常常产生于忽视细微之处，志向也要警戒逐渐养成的习惯。因此古代君主即使出入从容、闲居宴息，也一定有诵读训诫、进献箴谏的臣子，左右前后无非正人，所以能够成就自己的德业。伏愿陛下以礼聘用老成贤儒，不必让他们承担具体职事，使他们每天亲近便座，讲论道义，以辅助培养圣德。又选取天下贤能俊秀之士，使他们得以陪侍法从，早晚延见，开陈善道，讲习研磨治理国家的纲要，以扩大陛下的见闻听取。” “这样一来，圣明睿智就会更加明达，王道谋略也会真正充实。如今四海风气颓靡，一天天陷入苟且浅薄；末世风俗喧嚣不已，再也没有廉耻，大概也是因为朝廷尊崇德行、喜好道义的风气还没有完全感化人心，而笃实诚恳、忠厚淳朴的教化仍然郁滞不行。惟愿陛下考察圣人的训诫，效法先王的治理，使心志专一、意念真诚，体行乾道刚健的精神而努力实行，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知明州陈襄奉召修撰起居注，进献《诚明说》说：“臣私下认为，帝王的德行没有比致力于学习更大的；学习没有比以诚信为根本更重要。由诚信而明察，便能践行中庸之德。生来真诚而不妄动叫作诚，明知事理而有所作为叫作明，端正而不邪曲叫作中。因此，诚是树立善行的根本；明是达到道的作用；中庸是守持常德的准则。三者确立，天下能够办理的事情就都完成了。圣人，是首先获得诚的人。由诚然后达到明，必定凭借学习；把道理完全穷尽而据守它，使精神坚定而践行它，应对万物而没有不恰当之处，这就叫作由诚而明。贤人，是思求诚的人。由明而后达到诚，必定要选择善。所谓善，就是值得追求的东西，是人的本性，是正直而公正的；所谓恶，就是有些事情不可以做，是情欲和伪饰，是邪曲而自私的。保存正直公正的本性，去除邪曲自私的情欲，这就叫作择善。精诚专一地守持中道，以正道涵养自己，在无人听见、无人看见之处也持守戒惧，这就叫作慎独而坚定坚持。长久不停止，就能形成；形成而不停止，就能明达；明达而不停止，就能发动；“发动而不停止，就能感化；感化而不停止，就能神妙。达到高明、博厚的境界而与天地相配，这就叫作由明而诚。子思说：‘广大深厚如渊泉，并且时时从中流露出来。广大如天，深厚如渊泉，这是说他的诚笃厚重。’诚笃厚重以后，他所施行的政事即使不严肃督责也能推行，所施的教化即使不明言也能使人领悟，所办的事情即使不劳苦也能成功；把它施行到天下百姓身上，没有人不顺从服从，却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做。所以说：‘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使这九条得以实行的，根本在于一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就叫作诚明之学。伏望陛下留心圣览。” 越州通判曾巩上言说：“根据御史台的告报，臣僚在朝廷辞行之日要陈述转对意见。臣才智浅陋，恐怕所说的话不足以采纳。然而臣切实看到，唐太宗即位初年，延请群臣共同谋划天下事务，并且能够排斥封伦，采用魏征的主张，所以成就了贞观之治。周世宗即位初年，也延请群臣让他们陈述当世的事务，并且能够知道王朴值得任用，所以显德年间的政绩也独能改变五代因循的风气。面对众多意见纷纷驰骋，却能从中陈述独到见解、指出尚未显现的得失，这是听取意见的人很难做到的。然而这两位君主能够在众人之中辨别出正确意见，并加以采用，从而收到当时的功效；这就是后世士人常常感叹知晓正确言论的人太少、称颂二位君主圣明的原因。如今陛下刚刚承受天命，也下诏让群臣依次陈对意见，可是将近一年了，还没有听说采纳一个人、取得一句话，难道当世确实缺少人才，不足以符合陛下的心意吗？还是说陛下延请询问，只是沿用历代旧例，并不一定真想求得实际意见呢？臣愚昧地私下推测，大概是进言的人还没有能够符合陛下的心意。陛下圣明睿智，具有宏大的谋略，本来将要与唐尧、虞舜、三代的盛治相比；即使达到太宗、世宗的境界，恐怕也不足以仰望陛下。”

译“所以臣所说的话，也不敢仿效那两位臣子只谈卑近之事。伏望陛下超然独自考察世俗之外的道理，详细思考臣的话并选择其中正确的部分；这样二位君主的圣明哪里还值得后世称道，怀抱忠义的士人又怎么会再感叹知晓正确言论的人太少呢？臣所说如下。臣认为陛下恭敬节俭、慈爱仁厚，足以承继祖宗的德行；聪明睿智，足以任用天下的人才。即位以来，早早临朝、晚晚退朝，广泛询问、兼听各方，怀有改革制度、改变风俗、比拟唐尧虞舜的志向，这不是群臣所能比的。然而陛下所处的时代，在天上有日食、星变等异常；在地上有震动、山崩地裂、水泉涌溢等灾害；在人间有饥荒流亡、谣言相互惊扰等忧患。这三方面都是不同寻常的变故。再考察如今的天下，风俗一天比一天浅薄邪恶，纲纪一天比一天败坏；各部门和各种事务，全都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内外官职缺少人才，公私财计缺少粮食财货。近处不能不担心盗贼，远处不能不忧虑夷狄。海内有智谋的人，常常担心天下的形势不能长久安定。凭陛下的圣明，却遭逢这样的时代；陛下既有改革制度、改变风俗、比拟唐尧虞舜的志向，那么也只能在端正根本上下功夫。” 《易经》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臣认为，端正根本在于陛下，只要从内心获得它就行了。臣考察《洪范》调和天人关系、使二者没有间隔的道理，追究它的起点，在于思考；《大学》使意念真诚、内心端正、修养自身，从而治理国家天下，追究它的起点，在于求得知识。因此臣认为，端正根本，在于从内心获得它而已；从内心获得它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学习。这就是“致知”所以成为《大学》之道的原因。古代圣人舜、禹、成汤、文王、武王，没有一个不是通过学习而成就；傅说、周公辅佐他们的君主，也从未不以学习勉励君主。所以孟子认为，学习以后才有所作为；这样商汤能够成就王业，齐桓公能够成就霸业，似乎都不需劳苦就能做到。学习使君主成就功德，作用就是这样。果真能够不断磨炼、长期涵养，达到有所自得的境界，那么天下事物中合乎理的部分，没有不能穷尽的。能够穷尽天下的道理，那么天下以事物来接触我的事情，就没有什么能够扰乱我的内心；天下以言语来接触我的言论，也没有什么能够蒙蔽我的外在判断。这样一来，就只遵循理而已，邪恶的情欲便不能侵入；“就只遵从善而已，邪说便不能扰乱。这样持久地实行它，以不间断来辅助它，那么积累微小的就一定会达到广大，积累细微的就一定会达到显著。古人从值得追求的善开始充实自己，最终达到不可知的神妙境界；从十五岁开始学习并不断积累，最终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的境界。这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不过就是由此而已。所以说‘始终把根本建立在学习上’，又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孔子也说‘我学习不厌倦’，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这种学习，是孔子也不能停止的。能使事物接触自己而不能扰乱内心，这是治理内在；能使言语接触自己而不能蒙蔽外在，这是应对外在。有办法治理内在，这就是成就德化；有办法应对外在，这就是形成法度。德化和法度已经形成，便能使万物生长发育，调和天人之间的关系。自从周朝衰微以来，道术不明，做君主的不懂得学习先王之道来端正自己的内心，做臣子的也不懂得引导君主，使他通达先王之道。一切苟且简便，沉溺于流俗，末世卑下浅薄，竟把先王之道看成迂远难以遵行。君主即使有聪明敏达的资质，却没有磨炼涵养的工具，最终不能有所自得，那么天下事物合于理的部分，就会有不能穷尽的地方。” “不能穷尽天下的道理，那么天下以事物接触我的事情就足以扰乱内心，天下以言语接触我的言论就足以蒙蔽外在判断。这样一来，想要遵循理，邪恶的情欲就足以伤害它；想要遵从善，邪说就足以扰乱它。这样长久实行下去，只会越来越严重而没有补益；不断推行下去，也不能见到成效。它的弊端最终会发展到邪恶情欲胜过正理、邪说滋长而正论消亡。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甚至达到混乱，原因就在这里。近来周朝衰微以来，君主中能够传名后世的很少。能够传名后世的，如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都可以说具有美好的资质。由于他们的学习不能达到深远境界，所知所见比较浅陋，所以足以胜过近世的平庸君主。至于要议论唐尧、虞舜、三代的盛德，他们哪里足以谈论呢？正因为如此，自周朝衰微以来一千多年，天下谈论理道的人，也都卑近浅陋，只迎合当世君主的便利来发言；凡是谈先王之道的，都被排斥而不被重视。所以即使有孔子的圣明、孟子的贤德，也仍然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如今距离孔子、孟子的时代又更加遥远了，臣所说的，正是周朝衰微以来一千多年被称为迂远难行的道理。” “然而臣敢把这些道理献给陛下，是因为臣考察先王已经实行过的办法，发现其言论最为切近而不迂远，其作用最为重要而不空疏，所以不敢不把它告诉陛下；这就是臣以微薄之心侍奉陛下的志愿。伏望陛下具有自然生成的圣明资质，又日渐浸润于道义之中，这种时间也已经不短。然而臣认为，陛下既有改革制度、改变风俗、比拟唐尧虞舜的志向，那么关键就在于从内心获得道理；从内心获得道理，关键就在于学习而已。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考察《洪范》《大学》所陈述的内容，知道治道的根本不在别处；考察傅说、周公的劝戒，知道学习不是圣明君主所应停止的事情。陛下既有改革制度、改变风俗、比拟唐尧虞舜的志向，就应当恳切真诚、忧劳恻怛地讲明旧学并推广它，务必把握道德的根本要旨，不取口耳之间浅小的知识，不急于求取朝夕之间的近效；反复熟习，使圣心所存的道理从容达到自得境界，那么天下事物合于理的部分，就没有不能穷尽的。能够穷尽万事的道理，那么内心不被天下万物扰累，外在不被天下言论牵制；然后阐明并实行先王之道，邪恶情欲就不能侵入；汇合天下正确的议论而加以采用，邪说就不能扰乱。”

译“这样长久实行，以不间断来辅助，那么即使细小也必定变大，即使微弱也必定显著。凭陛下的聪明加以充实，最终达到不可知的神妙境界；凭陛下的睿智不断积累，最终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的境界，难道还会遥远吗？只是看陛下能否勉力实行罢了。这样一来，对内成就德化，对外成就法度，用来使万物生长发育、调和天人关系，是很容易的。至于改变风俗的浅薄邪恶，振兴纲纪的败坏，改变各部门各种事务徒具形式的状况，使天下士人都能称职，治理天下财物使其足以满足使用，使近处的人亲近归附，使远方的人服从，令海内形势长久安定，那都只在于陛下的意愿；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从来没有像这样做了，却福应不降临、灾异不消除的。假如圣心所存的道理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内心还不能没有丝毫牵累，外在还不能没有纤芥般的蒙蔽，那么臣恐怕陛下想要效法先王的政事，智虑却有尚未审察清楚之处；想要任用天下有智谋才干的人，议论却不能统一，这样对国家天下更加没有补益，风俗纲纪也会更加衰败。并不只是如此，自古以来安危治乱的分界，也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 臣有幸蒙受陛下下问，如果只谈天下琐细事务，而不能有益于得失成败的大计，就不是臣以微薄之心侍奉陛下的本意。臣冒昧地不顾自己的固陋，敢于谈论国家的大体，惟愿陛下审慎考察并选择其中合宜的部分，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元丰年间，巩任福州知州，又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聪明睿智，天性如此，可以说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陛下还在藩邸时，入宫承奉太后、皇后的容色，出外奉行朝请之礼，和乐恭谨，从不自求闲暇安逸，极为恭敬孝顺，声名传遍天下。等到登上帝位，对内侍奉两宫，对外严肃奉祀七庙，仁德施及宗室，德行和刑政整肃闺门；嫔妃、女御各有职掌，却不沉溺于女色；音乐器物齐备，却不沉溺于声乐；饮食简朴，衣着用绨，务求遵守节俭；台榭低矮，园囿狭小，不作任何增饰；近侍之人中没有受到偏爱宠幸的，左右近臣也没有私下求见的；从未出游临幸，也从未随从打猎捕鱼。至于忧虑怜悯天下百姓，勤劳处理各种政务，更是思虑先于事变征兆，谨慎细密到了纤微之处；白天询问访问直到太阳偏西，晚上阅览省察直到半夜。每当群臣入朝进见，陛下接待他们礼意深厚、情意相通；凡四方上奏政事，没有不是早晨送入、傍晚便得到答复的。即使大禹勤于治理国家、周文王忙到无暇进食，也没有超过陛下的勤劳。陛下深远的谋略，一定能够预先防备事变；高明美善的训诫和谋议，可以作为后世的准则。这些事情传到民间，即使人们只听到其中一二，也足以超越众人的思虑，不是可以窥测推量的，可以说具有统治天下者的大德。至于陛下的高明深厚、宏大远见，臣不禁感慨，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代君主不能独自超出众人之上而有所见识，他们所施行的政治，大多只是因袭卑陋旧习，顺应世俗罢了。” 因此陛下慨然向上追求唐、虞、三代已经断绝的事业，修明并推行先王的法度，把这看作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具有数千年来少有的大志；改革因循旧习，发布命令必定取信于人，使天下人的所见所闻无不震动，群臣各守职分，只怕落在后面，可以说已经显现出能够实行的成效。陛下专心致力于实践，丝毫不差，连缙绅士大夫也有所不能及；忧劳警惕、勤勉自励，片刻不懈怠，这又不是群臣所能企望的，可以说是三代以后突然出现的非凡君主。臣愚昧浅陋，熙宁二年出任越州通判，因轮流应对皇帝诘问，幸而得以议论政事，敢以“防经”之说，说明以诚意、正心、修身而治理国家天下的道理，必定以学习为根本，作为献给陛下的意见。到如今已经十一年，才得以瞻望陛下穆穆清明的光辉，谨敢辨明前面所说的话，并将其说完。臣认为，陛下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具有统治天下者的大德，具有数千年来少有的大志，又有能够实行的成效，是三代以后突然出现的非凡君主；然而，臣为什么还要把治理国家天下必定以学习为根本的道理献给陛下呢？这是因为古代圣人，虽然天资出众、超越同类，但到了成就德行的时候，没有不依靠学习的。因此，尧、舜是天性仁德的圣人，而在传记中却都记载他们有老师；古代史官考察他们的行事，也都说‘考察古代事迹’。” 至于商汤、周武王亲身实行学习之道，商汤向伊尹学习，周武王向太公学习，这些事在《诗经》《礼记》中都有记载。孟子说，商代高宗得到傅说为相；高宗命令傅说的诏辞说：‘我这个后辈曾经向甘盘学习，傅说教导我时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又说：只有学习才能使志意谦逊，务必及时勤勉，修养才能到来。又说：教与学各有一半的功效，要始终把常道建立在学习上。’大概高宗已经向甘盘学习过了，等到傅说辅佐他为相，傅说仍然再三郑重、反复劝勉他学习。他的要旨归结起来，就是认为从始至终都应当常常记念学习，明确说明学习大概一天也不能废止。至于孔子自述一生，则说自己十五岁立志于学习，直到七十岁才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的境界。以孔子这样的圣人，尚且必须立志学习；他的学习逐步增进，每十年便有一次进步，直到七十岁才达到那种境界。所谓随心所欲，是因为不越规矩；可见傅说所说从始至终常常记念学习的道理，即使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能改变。因此扬雄说：‘学习作为王者的事业，已经很久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急切勤勉，孔子也惶惶不安地追求学习，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圣贤专心笃志于学习，达到如此程度，大概是因为能够以学习为乐而不乱其志，反复实践而不厌倦；这就是道。”}], 越是推究它，意义就越深；越是穷尽它，意义就越远，这就是圣人的言语。知道自己的不足、感到困惑，才是学习。开始求学时，贵在广泛求取；积累知识，贵在丰富。等到有所获得，那么对于言语来说，就在于懂得它的要旨；对于德性来说，就在于懂得它的奥妙。能够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广泛求取、丰富积累的知识，就只是捕鱼用的竹器和过河用的踏脚石罢了。这就是所谓“听闻广博，却能用简约来守持；见识广多，却能用卓异来守持”。如果求取不广博、积累不丰富，那么就不可能懂得言语的要旨，也不可能懂得德性的奥妙。这就是所谓“听闻少便没有简约，见识少便没有卓异”。子贡称述孔子的学问和见识，说到深远和宏大的方面，对于言语，是能够懂得它的要旨；对于德性，是能够懂得它的奥妙；做到这样，才算符合孔子所说的学习。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存于心中的道理就足以有所作为，成为内在的主宰；天下的事情虽然变化无穷，但我用来应对它们的方法，却能随事而变、没有固定方式。古代在天下大有作为的人，没有不是从这里出发的。尧、舜、汤、武之所以达到盛德的极致，孔子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有些人只学到了他们的行为，却没有学到他们行为的所以然；只学到了他们的话，却没有学到他们说话的所以然。孟子所说的“圣人而不可知，叫作神”，道理就在这里罢了。

译陛下处理万机之余，每天召引天下士人，推究道德并讲明其中的意义，陈述六艺典籍的文字并阐释其中的学说，广泛考察、深入思考，从不懈怠。这种判断是非的恰当取舍和独到明察，是老师和宿儒都不能达到的，这是臣所听闻的。陛下具有世间少有的资质，具备为君者的大德，又有超出数千年历史的大志，特然兴起于三代之后，这是臣所知晓的。那么，陛下的学问已经可以说达到极高境界了。然而臣区区之心，斗胆诵述经典中已有的言论来进献给陛下，实在是想顺成陛下的圣明志向，采纳傅说关于始终以典籍为学的言论，考察孔子由少至长、循序渐进地学习；凭陛下的明智，懂得言语的要旨、懂得德性的奥妙，这些本来都是陛下平素所积累的。若能凭陛下喜爱道义的心而继续不知疲倦，凭陛下考察古事的功夫而继续不停，使天性所具有的睿智造诣更加深厚，积累更加丰厚，日日更新而又日日更新。对于这种由自身体会所得的境界，不只是足以应对万事无穷的变化而随机应变，天下人还必将只学到陛下的行为而不能懂得行为的所以然，只学到陛下的话而不能懂得言语的所以然。尧、舜、汤、武之所以达到盛德的极致，孔子之所以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矩，孟子所说的“圣人而不可知，叫作神”，除了陛下，还能体现在哪里呢？由此收聚五福的祥庆，把巨大的恩赐施给百姓；享有万年的安乐，使四方华夏永远安宁。德行比天地还厚重，声名比日月还显著，只在于圣意所归罢了。臣愚钝不敏，承蒙恩准入对，不敢列举琐碎的日常事务，而是冒昧谈论国家大体中深远而重大的事情，这就是臣出于爱戴君主的一点本分。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元丰八年，守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呈给哲宗皇帝《孝经指解》，奏道：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的五帝三王，没有不是通过学习而成就圣德的。所谓学习，不是诵读章句、练习书写、撰作文辞，而在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整齐家庭、治理国家，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刚刚继承先帝基业，虽然年纪尚幼，却执掌朝政、临朝听政，遵循礼法而不逾越，仪容尊严，举止安详稳重，仪态恭敬高昂，已经具有老成的德行，华夷之人都仰望，没人不爱戴。这是圣明本性自然如此，不待听闻也能效法，实在是上天保佑皇家、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巨大福分。然而玉不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不能明白道理。假如再用学问来资助成就陛下，那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又有什么遥远不可及的呢？臣近来看到，朝廷最近下发圣旨，准备过了冬至开设讲筵。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重要的。从天子到庶人，无不从侍奉双亲开始，最终达到立身扬名于后世，这确实是众人都应当首先实行的。臣从前不自量力，曾经撰写古文《孝经指解》，在皇祐年间献给仁宗皇帝。私下担心年代久远，已经遗失不存，现在另行抄写成一册进献。伏望圣明稍加阅览。侍御史刘挚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德性以及聪明、睿智、神明的才智，本来就是天性自然具有的。然而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而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勉地求取它。”孟子也说：“人人都有这四种善端，就像火刚刚燃起、泉水刚刚流出一样，关键在于把它们充实扩展罢了；如果不加以充实扩展，就会失去它们的根本。”既然如此，即使天性是圣人，开始的时候也还需要用学问来通达它，用规范来成就它，怎么可以有所缺少呢？从前周成王年幼即位，辅佐保护他的臣子，向他传授德义、引导训教的，是周公、召公、太公这些人。身边的人既然如此端正，那么成王虽然年幼，耳目所接触的，大概没有不正当的了。仁宗皇帝当初也在壮年继承帝位，任用李维、晏殊为侍读，冯元、孙奭为侍讲。这几个人都是天下最杰出的名儒宿德之士。当时仁宗正亲自处理政务，在听断政事的空闲中，常常在双日召他们入内侍奉，讲说经典，有时诵读祖宗旧事以及光明盛大的政绩，所带来的恩泽无穷。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承受天命，继承帝统基业。凭借天赋异禀的资质和早熟的善性，加上上有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厚德的保护、启迪和扶助，成就皇帝的条件可以说没有不完备的了。然而陛下正值年富力强，更需要资助培养；身边前后左右，应当与正直之人相处，所说所不说、所见所闻，也应当接触正当的事物，以便培植善性、涵养根源、保全细微之处并慎重开始，尊崇德行美善，增长智慧习性，达到广大境界而发扬光明。那么，负责劝讲、进读、辅导的官员，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吗？臣近来看到，兼任侍读的给事中陆佃、蔡卞，都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越级突然升起；论其德行功业，尚未经过考验；说到公众声望，向来很轻。他们担任这些官职，众人都认为不合适。伏请罢免他们兼任的职务，以符合公议。还希望陛下从内外两制以上官员中，另行选择通晓经术、具有德行义理、忠信孝悌、淳厚老成的人来充任。遇到不是听政的日子，在便殿闲坐时，赐予召见，让他们执经诵说，陈述天下的义理以及古今君臣父子的道理，以拓展圣明志趣，仰望符合善于继承先业、寻求治理的意旨。臣不胜愚诚。神宗时期，王安国上《师友策》说：书中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可以称王。”《诗经》的序说：“从天子到庶人，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自己的。”这样看来，老师和朋友对于人，是如此不可缺少。奉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衣食都靠自己的劳力取得，这是庶人的事情，做到这些也就尽完了。庶人在忧患之际所需要考虑的事情很少，却还说必须依靠朋友来成就自己，何况士大夫承担守护宗庙、朝廷的事务很多，更不能没有朋友。士大夫尚且如此，又何况诸侯守护一个国家这样重大的事务呢？至于天子的权势比诸侯更大，却仍然不可以不学习、不可以没有老师和朋友。商汤对于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对于太公望，高宗对于甘盘，都是上位者竭尽诚心向下位者求教，而下位者自重，不肯屈服，这难道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足以傲视君主吗？是因为他们认为君主对自己的期望在于道德，如果君主求教又不勤恳，那么听取意见时就不会专一。因此，君主对臣下，要忘记自己的尊贵；臣下对君主，也要忘记自己的卑贱。

译在君臣之间讨论道德而不计较贵贱，这就是天下和国家得以治理的原因。《礼记》说：“按照自身的修养来选取人才，按照道来修养自身。”修养自身达到足以选取人才的程度，是学习的功效。这样看来，难道果真可以不向老师和朋友学习吗？把四海九州的百姓交给一个人治理，他的聪明才智不足以应付万事的观察和听闻，掌握天下要领的办法，只在于选取人才罢了。这样看来，难道果真可以不向老师和朋友学习吗？自从先王的恩泽枯竭、礼义被战国的风俗压抑之后，君主凭权势役使天下士人，君臣之间形同隔绝，老师和朋友之道于是湮没，后世再也听不到了。即使有向臣下学习的君主，哪里还会有恳切悲悯的心呢？国家治乱的根源由此产生，而世俗的议论者不能推究并看见事情的本末，只因为事情的末端浅显而容易看见，又哪里知道根本所产生的影响竟是这样深远呢？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哲宗元祐元年，崇政殿说书程颐上书给宣仁皇后说：臣是愚陋之人，从小就不喜欢追求仕进，只把读书求道作为事情，到现在将近三十年了。当英宗朝以及神宗初年，多次被当权者推荐。臣在那时自顾学问不足，不愿意做官。等到皇帝陛下继承帝位，太皇太后临朝，寻求贤才、希望治理好国家，大臣们上体圣意，搜访山林隐逸，首先涉及臣这样的微贱之人，承蒙恩命授任西京学官。臣在那时还没有做官的打算，推辞躲避了两次，召命却很快又来了。臣门下的学生，催促臣前往的有一半，劝臣不要前往的也有一半。催促臣前往的人说：“君主召见，按照礼法不能等待车驾准备好。”劝臣不要前往的人说：“古代的儒者，君主召见也不去。”臣认为，被召见却不去，只有子思、孟轲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两人处在宾客和老师的地位，不去是为了规劝君主。像臣这样微贱的人，靠食用土地所生之物而成为王朝的百姓，被召见却不到，国家有固定的法令，因此只能奔走应命。到了朝廷，暂且授予馆职，臣刚要以义辞退，随即又蒙召对。臣在这时仍然没有做官的打算。进到帘前近在咫尺，面对天颜，也不敢以一句话谈及朝政。陛下看待臣，难道是把臣当作求取仕进的人吗？后来亲自承受陛下的德音，被提拔置于经筵，事情出乎意料，臣惘然惊惧。臣私下反思，儒者能够以道学辅佐君主，这是非同寻常的际遇；即使让臣自己选择处境，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在这时虽然以无才为由推辞，但报效国家的心实在已经萌发。臣还担心陛下喜爱贤才、乐于行善，果断任用人才，对臣的了解或许还不够审慎，所以又进献狂妄之言，希望陛下详细察看：“如果臣略有可用之处，怎敢不就任；如果臣狂妄而毫无可取，希望允许臣辞职退避。”奏章上了两次，陛下两次下令，臣只好接受，这说明陛下并不认为臣狂妄。于是臣接受命令前来任职，早晚竭尽精力和思虑，只希望君主的德行像尧舜一样，将来天下享有尧舜那样的治理，宗庙社稷得到无穷的根基，这就是臣的心愿。臣本是山野之人，性情质朴刚直，言辞鄙陋拙劣，这些确实存在。至于爱戴君主的心、侍奉君主的礼节、告诫君主的道理，臣岂敢有所不尽？上赖陛下圣明，可以明察鉴照。臣自认为极其愚钝，却承蒙陛下特别而透彻的知遇，遭遇这样的机缘，愿意献出区区诚心，希望能有丝毫补益。惟愿陛下留意省览，臣不胜荣幸。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亲自实行大道，采纳忠言，任用老成德高之士，不仅维持国家大业，还想使天下达到太平，这是前代英明君主所不能及的。只要能够一天比一天谨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臣认为，今天最重大、最紧急的宗庙社稷和百姓长久安宁之计，只有辅佐培养皇上的德性罢了。纵观前代辅佐培养幼主的方法，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周公的做法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臣希望陛下扩大高远的见识，认定圣人的言论必定可以相信，先王的道理必定可以实行；不要拘泥停滞于近世的规制，不要因众人的议论而迁疑惑乱。古人所说的周公，难道会欺骗我们吗？周公作《立政》一书，列举常伯、常任，直到缀衣、虎贲，说知道忧虑这些事情的人很少。一篇之中反复郑重叮咛，所重视的只有这一件事罢了。书中又说：“侍从臣仆正直，君主才能正直。”又说：“君主的德行，关键在臣下；君主没有德行，也关键在臣下。”又说：“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使他们早晚承受辅弼君主的责任；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一件事不敬慎。”这就是古人的意思：君主一步也不能离开正直之人。这样做，是为了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所以能够使习惯随着智慧增长，使教化随着内心养成。后世不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君主从事学习，只是为了涉猎书史、观看古今。不知道涉猎书史、观看古今，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如果只做到这样，那么能作文的宫人就可以充当劝讲者，懂得读书的内侍就可以充当辅导者，又何必设置官员和职务，精心寻求贤德之人呢？大体说来，君主承受上天的命令，天赋资质本来就与众不同。考察前代史书，帝王的才质很少有超过常人的，然而德行完备、遵循大道的君主却很少。为什么会这样呢？都是因为辅佐培养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又由于地位和权势造成的。伏惟皇帝陛下天资纯美，德性仁厚，一定会成为有宋一代的贤君，只可惜辅养之道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臣任职以来，已经六次侍奉讲筵，只看见诸臣拱手默坐，应当讲说的人站在案旁解释几行便退下。这样即使年年累月，所得到的益处又有多少呢？这与周公辅养成王的方法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君主正年幼，暂且应当这样做，这是不懂得根本的说法。古人教育子女，孩子能吃东西、能说话就开始教导；《大学》的教育方法，把预先准备放在首位。人在幼年时，认识和思考还没有固定的主宰，就应当每天把格言至论陈述在面前；即使还不能明白，也要不断熏染，使它们充满耳朵、充实内心，久而久之自然安然习惯，仿佛本来就有。即使有别的话来迷惑他，也不能进入内心。如果不预先这样教育，等到稍微长大，私人的意念和偏好从内心产生，众人的纷杂言论又从外部侵蚀，想使德性纯正完备，就不可能了。

译所以，紧要之处在于先行教入，难道会有太早的时候吗？有人又认为，君主天资极其美好，自然不会违背道理，不必过分忧虑；这尤其不是最正确的论断。圣人中没有比舜更圣明的了，但禹和皋陶从未忘记规劝告诫，甚至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喜好懒散游荡，成为傲慢残暴的人。”况且舜不懒散游荡、不傲慢残暴，即使最愚蠢的人也应当知道，难道禹反而不知道吗？这是因为身处崇高地位，警戒规劝的道理不得不如此。况且人的心志难道会始终不变吗？唐太宗英明睿智，亲身经历艰难，竭力平定祸乱，年纪也已经长大；起初厌恶隋炀帝的奢侈华丽，毁掉他的层台高阁和宽广宫殿，不到六七年，却又想修治乾阳殿，人的心志果真可以始终不变吗？所以圣贤即使处在明盛时期，也不废止规劝告诫，难道不是考虑得很深远吗？何况年幼的君主，防止邪僻、纠正违背道理的措施，难道可以稍有懈怠吗？臣私下注意到，从四月末因为暑热停止讲学，到中秋时，已经超过三个月。古人希望早晚承受辅弼，使君主出入起居都有正人相随；如今却三个月没有见到一次儒臣，这与古人的意思相差多么远啊！如今士大夫家庭的子弟，也不肯让他们经过几个月而不亲近儒士。初秋天气渐凉，臣想请求在内殿或后苑清凉的地方召见当天的讲官，让他们陈述道义；即使没有深远的益处，也能让天下知道太皇太后有这样的用意。再由一人单独面对君主，和众人一同进见的情形不同，自然容易沟通情意，不用三五次就应当熟悉起来。如果不这样做，逐渐只等它自然形成，那么辅道官就都不起作用了，将来还要他们做什么？等到伏假结束后，还请依旧按照轮值次序当值；这样贵在经常有一名官员单独进见。启发引导君主本来就有方法，同伴相习的益处尤其紧要。所以周公辅佐成王时，让伯禽与成王一同居处，圣人的做法必定没有不恰当的。真宗让蔡伯希侍奉仁宗，也是效法古制。臣想请求选择臣僚家中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端庄谨慎而聪敏颖悟的子弟三人，侍奉在皇上左右；皇上所读的书，也让他们一起读。天刚亮便入宫，天黑才退归，常令两人入内侍奉，一人轮换休息。每人选择年长的宫人和内臣各两人跟随照看，不得片刻离开。平常的说笑也不要禁止，只是言语必须端正，举动必须庄重。还要让他们每天到资善堂呈报所学习的功课，讲官经常加以教导，使他们懂得敬畏。年龄刚满十三岁，就命令他们离开。经过年月，自然能看出其中的益处。向来宰臣十天一次到经筵，也只是默默坐着罢了。又隔日讲读时，史官一人站立侍奉；史官的职责，是把言语行动都记录下来。把这种做法施行在君主视察政务的时候还可以；经筵是讲解疑义的地方，本来是君主燕居休息之处。君主正处在开始求学的时候，应当心情安泰、身体舒畅，才能感到喜悦。如今却在前面面对大臣，动不动就担心有所失误；旁边又站着史官，一开口就立即记录，这样皇上想舒展自己的心志，能够做到吗？想把心里话说出来，敢吗？这会严重妨碍求学，不能不改变。请求特地下达指挥：宰臣每月两次与文彦博一同赴经筵；遇到宰臣赴经筵的日子，就请改在崇政殿讲说，并让史官入内侍奉。崇政殿说书这一职务设置已久，本来就是讲说的地方。汉、唐命令儒士讲论，也多在殿上举行，这是旧例。迩英阁狭窄，讲读官和内臣近三十人在里面，四月间天气还不算很热，讲官已经流汗，何况皇上年幼体弱，怎么会便利？春夏之际，人的气息蒸郁逼迫，实在值得深思。祖宗时期偶尔在迩英阁举行讲读，后人便把它奉为典故，实际上全无道理。请求今后只在延和殿讲读，后面的楹柱处垂下帘子，帘前设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逢政事较少、圣体安康平和时，可以到帘下观看讲官进说；这样不但能够省察皇上学业的进展，对陛下的圣明耳目也未必没有补益。此外，讲官在辅导之间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有应当奏报的，就可以让皇上听到，也不必烦劳圣躬，限定具体日数；只要十天半月之间，皇上心情合适时前往即可。如今讲读官共有五人，四人都兼任重要职务，只有臣没有担任其他官职。近来又派臣修订国子监太学的条制，这也是兼任其他职务，于是竟没有一人专门负责辅导，执政者的用意也就可见了。大概是爱惜人才，不想让他们闲置罢了。又认为即使兼任其他职务，也不妨碍讲读，这是最不加思考的看法。臣不敢泛泛谈论告诫君主的道理，只拿这件事向众人说明。向人进言，如果没有积累诚意，就不能感动对方，使话进入对方心中。所以圣人用蒲卢来比喻教化，意思是要用诚意感化人。比如钟在愤怒时敲击，声音就强烈；在悲哀时敲击，声音就悲哀，这是诚意感动并进入其中的缘故。向人进言也是如此。古人进言给君主之前，为什么要斋戒呢？臣前后两次得到进讲的机会，从来不敢不提前斋戒警惕，暗中思考并存养诚意，希望能够感动皇上的心。如果让臣忙于职事、思绪纷乱，等到皇上面前才修饰言辞，徒然凭口舌感动人，不是太浅薄了吗？这个道理，不是懂得学习的人不能明白。道德衰微、学问废弛之后，世俗哪里曾听闻过这些呢？即使听说了，也一定会认为这是迂腐荒诞之论。陛下见识高远，应当明察并知晓：以朝廷之大、君主之尊，设置二三名专职辅导的臣子，绝不是过分的事。如今诸臣所兼任的都是重要官职，如果还不能立即罢免，暂且请求免除臣修订国子监条制的差事，使臣早晚精心思考，竭尽诚意，专心从事辅导之道；这不但合乎事理，也能让天下知道朝廷把辅导君主视为重大事务，而不是把它当作闲职。陛下从民间草野之中提拔臣，大概是因为臣读过圣人之书、听闻圣人之道，臣岂敢不把所学献给圣明以报答陛下？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学问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了。臣有幸从遗存的经典中得到它，不自量力，以自身承担传道的责任。天下惊骇嘲笑的人虽然很多，但近年相信并跟从的人也不少。臣正要勉强推行自己的学说来给学者看，希望能够流传后世。没想到承蒙上天至大的恩幸，得以在君主身边充任讲说官。假如臣能够把圣人的学问灌注到皇上的圣明听闻中，那么圣人的道就有实行的希望，难道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吗？如果陛下还不认为臣的话可信，为什么不赐臣一次询问的机会？臣将陈述圣学的开端，阐发至道的深奥微妙。陛下圣明鉴察高远，必定会蒙受照察采纳；如果这些话是虚妄伪谬的，臣愿接受诛杀。臣愚钝，无法充分表达诚恳之情和惶恐之心，恭候治罪。

译程颐又奏道：臣程颐竭尽愚诚，冒昧让天子听闻；对于狂妄之罪，臣不敢逃避。臣私下想到，臣是草野间的卑贱士人，承蒙陛下特别提拔，置于劝讲官员之列，早晚竭尽精力和思虑，想办法报答恩德的万分之一。去年六月中，臣曾上奏陈述辅导君主的事情，已经过了半年，却没有一件得到施行。臣愚钝地反复思考，所说的事情很多，如果都不可以采用，那么臣也太狂妄了。即使朝廷宽大，不想因言论治罪于人，然而皇上年纪正长，正应当亲近有道德的士人，怎么可以把狂妄之人安置在左右呢？臣徘徊疑虑，不能自已。况且臣所说的，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都是先王的法度、祖宗的旧制，不应当没有一件合乎圣心。臣私下怀疑，奏文文字太多，陛下不能详细阅览；或者虽然阅览了，却没有察觉臣的本意。臣不敢把全部内容逐一重说，只选取一件最为紧要的，再为陛下陈述。臣从前上奏，请求在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每逢政事少、圣体安康时，到帘下观看讲官进说；这样不但能在陛下圣明的听闻中省察皇上的学业进展，未必没有补益，兼且讲官在辅导之间有不少事情，有应当奏报的便能让皇上听到。臣如今考虑，太皇太后在双日垂帘听政，单日如果再亲自临幸讲读之处，恐怕也会烦劳圣躬。因此请求只在垂帘听政的日子，听政结束后，圣体不感疲倦时，召当天的讲官到帘前，询问皇上的学业进度和讲读所达到的程度，以便有所启发增益，也让天下知道陛下在辅养君主的道理上用心如此。延请儒臣面对面进见，自古以来都认为是美事。陛下试着听从臣的话，以后自然会知道这并非错误。这只是一个时期的事情，暂时还不是固定制度；如果没有益处，什么时候停止都不晚。向来经筵赐座、赐茶，是君主尊崇儒者、重视道术的礼体。如今太皇太后省察皇上学业，即使有时让他们讲说，也没有这样的礼仪。臣之所以再次陈述这件事，是因为辅导期间有应当奏报的事情，却没有途径上达；如果能够适时到帘前，就可以陈说，所关系的事情非常重大。陛下一定会认为皇上年幼，隔日讲读就足够了，没有其他事情；这很不对。大概是从前没有人替陛下充分陈述辅养幼主的道理，所以陛下还没有深入思考罢了。希望陛下圣明，不要因为臣地位微贱就忽略臣的话，察看臣区区的心意，难道还有别的想法吗？只是希望对君主有所补益罢了。臣披露肺腑，所要说的话已经全部说到这里了。伏望圣慈采纳，天下幸甚。程颐又奏道：臣昨日上殿，亲自承受陛下的德音，任命臣为崇政殿说书。臣虽然竭尽诚意辞让，仍未蒙允许。臣于是怀着愚诚，冒死上奏让圣上听闻。臣私下认为，能够知人就是明智之事，连帝尧都感到困难。即使陛下圣明鉴察，臣刚刚获得进见答对的机会，在片刻之间，陛下看到了臣的哪些方面，便立即加以提拔任用呢？如今从田野之中选取臣，突然置于经筵，这是非同寻常的举动。朝廷将要求臣报效，天下人也都在注视。如果任用不当，就会使当今失望，并给后世留下讥议，难道可以不谨慎吗？臣还不敢坚决辞职，只请求再命臣上殿进呈三道札子，谈论经筵之事。如果所说正确，那么陛下任用臣便没有错，臣接受任命也无愧；如果所说不正确，说明臣的才干不足以任用，本来就可以听从臣的辞退。这样，朝廷没有举措失当的过错，愚臣也得到进退合宜的安排。伏望圣慈特赐允准。其中第一道说：臣伏观自古以来守成而达到盛治的君主，没有比周成王更好的。成王所以成就德行，是由于周公的辅养。从前周公辅佐成王，成王幼年便接受教习，所见必定是正当的，所听必定是正直的言论，前后左右都是正人，所以习惯随着智慧增长，教化随着内心形成。如今士大夫家庭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也一定延请德明行端的人与子弟居处，使他们受到熏染而养成品性。所以说：“幼年形成的习性如同天性，习惯养成便如同自然。”伏以皇帝陛下年纪尚幼，虽然睿圣的资质得自天赋，但辅养之道不可不做到极致。所谓辅养之道，不是只用言语发布告诫，出了过错以后才加以劝谏，而在于平日涵养、熏陶。大体说来，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寺人、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改变，德性器度也会形成。请求朝廷慎重选择贤德之士来侍奉劝讲。讲读结束后，常常安排两人当值，夜间则一人值宿，以备皇上询问。皇上在熟习诵读的空闲、游息休息之间，可以不时在内殿召见他们，从容宴饮交谈；这样不只是逐渐受到道义的切磋熏陶，至于人情世态、农事艰难，也会日积月累而自然通达。与常年居处深宫相比，益处难道不是大得多吗？臣私下听说，隔日开一次经筵，讲读几行文字，群臣排列侍立，庄严地作礼退出，彼此的情意几乎没有接触。这样却要求收到辅养的功效，不也很困难吗？如今皇上年幼，太皇太后慈爱，臣也不敢立即请求皇上频繁外出，只要经常见到讲官，时间久了自然就会熟悉。大体说来，与近习之人相处久了会产生轻慢；与贤士大夫相处久了会产生敬爱。这就是培养成就圣德、为宗庙社稷和百姓带来福分的办法，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第二点是：臣听说三代时期，君主必定有师、傅、保这样的官员。师负责以道教训，傅负责辅导德义，保负责保护身体。后世做事没有根本，只知道寻求治理，却不知道端正君主；只知道规劝过错，却不知道培养德性；辅导德义的方法已经疏远，保护身体的制度更是无人听闻。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聪明睿哲，超越前代。皇帝陛下年纪尚幼，辅养之道应当取法先王。臣认为，辅导德义，在于防止接触错误的见闻，节制过度的嗜好；保护身体，在于调适起居，使其合宜，存有敬畏谨慎之心。臣请求皇帝左右扶侍、供奉应对的宫人内臣，都选择四十五岁以上、厚重谨慎的人；服用器玩都必须质朴，一切华丽精巧、奢侈艳美的物品不得呈现到皇上面前，务必使奢靡之物不接触眼睛，浅薄鄙俗的言语不进入耳朵。又请求选择内臣十人充任经筵供奉，以侍候皇帝起居；凡是皇帝的行动和休息，都必须让经筵官知道。

译如果发生剪桐叶那样的游戏，就随事加以规诫；如果违背保养身心的方法，就及时劝止。调护圣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第三点是：臣私下认为，君主处在崇高的地位，掌握威权和福禄的柄，百官畏惧震慑，不敢抬头仰视；四方都承奉君主，君主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如果不是懂得道理、敬畏义理的人，处在这样的养成环境中，他会产生什么迷惑是可以想见的。中等资质的君主没有不骄傲放纵的，英明的君主也自然容易自满自夸，这是古今共同的忧患，也是国家治乱所系。所以上古周公告诫成王时，称述先王的德行，把敬畏谨慎放在首位。从古以来，没有不尊重贤者、敬畏宰相而能够成就圣德的君主。皇帝陛下还没有亲自处理庶政，正专心学习，臣认为辅养圣德，最先应当从敬畏谨慎、举止仪容、周旋应对做起，应当把心思放在这里。年年月月积累习惯，自然会形成圣人的性情。臣私下听说，经筵臣僚侍奉讲读时都坐着讲说，唯独讲官站立，这在礼制上是违背的。请求今后特意命令讲官坐着讲说，这不但合乎义理，也能培养皇上尊崇儒者、重视道术的心。元祐二年，程颐又请求遇到六参日时，允许讲读官上殿。他奏道：臣私下认为，朝廷设置劝讲之官，是为了辅导君主，难道只是讲明经义吗？更是为了熏陶性情。古人所说的“早晚承受辅弼、出入起居都有辅导”，本来就应当早晚进献教诲，以辅佐皇上的德性。向来因暑热停止讲读，直到中秋才重新临御经筵。几个月之间，讲读官没有机会进见。周文王、周武王那样齐圣，都希望早晚得到承弼；如今却几个月不相接触，儒臣实在不是先王辅导、培养德性的本意。皇上正值年幼，辅养之道怎么可以这样疏略？臣请求在皇上尚未临御讲筵期间，每逢六参日，宰臣奏事退下后，允许讲读官上殿问候圣体。几天进见一次，儒臣不但对君主有益，对于劝讲之臣来说，在礼法上也本来就应当如此。伏望圣慈特赐允准。《历代名臣奏议》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七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圣学 宋哲宗元祐二年，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进呈《尚书孝经解》，奏道：臣伏以皇帝陛下隔日驾临迩英阁，命令讲官讲解《尚书》；又在阁的南壁悬挂《孝经图》，出入时观看，这可以看出陛下继承并阐述尧舜之道，效法文王武王的法度，直到以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用孝治理天下。臣如今从《尚书》各篇中节录十篇，又从《孝经》各章中节录六章，进献给陛下，以备禁中清闲时研究其中的义理意味；有时也可以命讲官节录并解释其大义进呈，以帮助陛下培养圣德、考察古道、寻求治理。臣伏读《尚书序》说：“孔子生于周朝末年，看见史籍文字繁杂，担心阅读的人不能把握统一的意义，于是讨论古代典籍，从唐尧虞舜以下断定取材，一直到周朝，列举其中的大纲，撮取其中的要领。《典》《谟》《训》《诰》等文共一百篇，是为了发扬最高的道理，给君主展示法则。帝王的制度，平坦明白；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这样看来，后世圣明的帝王没有不继承先圣先王、把它珍视为重大的训诫。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聪明文思，考察古代道理，每天驾临迩英阁，延请询问经义，正命令讲官讲解《尚书》，勤勉不倦，因此圣德日新，足以与尧舜比隆。臣因有幸侍奉经筵，于《尚书》三十二篇中，选取其中切合于资助增益圣明治理、适合反复温习旧知的，共十篇抄录进献；每篇另附后序，用来阐明本篇的大意，希望便于陛下在深夜阅读。《尧典》：尧的圣德广大无边，难以用言语形容，而这一篇极其简要，也体现了孔子列举大纲、撮取要领的道理。如篇中所记载的：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使九族亲睦；辨明百官，协和万邦。分别任命羲、和，掌管四时，使百姓致力农事，使财用便利、生活富足。确实治理百工，使各项功业都兴盛。这些都是后世圣明帝王应当继承、效法的。面对这篇文章反复诵读，因此摘取其中的纲目来叙述。《舜典》：虞舜的德行光明显著，与帝尧相协，所以列在《尧典

译》之后。后世作者，即使是三王盛世，也不能达到这种境界。篇中记载，任命禹担任司空，下至四岳、十二牧，官职都得到适当的人选，各项功业都得到治理。流放共工、驩兜，放逐三苗，诛杀鲧，四个凶人受到惩处，天下都归服。因此说：“舜有二十项大功，这就是他光明重叠、协助帝尧的原因。” 《大禹谟》：禹、后稷、皋陶共同侍奉舜帝，君臣同心敬慎，都具有同一德行。因此他们陈述谋议、完成功业时，舜说“是的”，臣下说“好啊”，这是君主倡导、臣下应和的美好情形。他们的谋议包括：君主要能承担君主的艰难，臣子要能承担臣子的艰难；不沉溺于安逸，不放纵于享乐；任用贤能不要三心二意，除去奸邪不要犹豫；不要违背百姓而顺从自己的欲望。这些都是君臣上下相互警戒，以成就圣人功业。舜、禹之所以成为圣明帝王，就在于此。《皋陶谟》中，皋陶说：“确实实行那种德行，谋议就会明智，辅弼就会和谐。”禹说：“好。具体怎样做呢？”皋陶说：“好啊！慎重修养自身，并思考长远之计。”禹拜谢这番昌明的言论，说：“好。”皋陶说：“关键在于知人，在于安民。能够知人就是明智，能够任用合适的人；能够安民就是仁惠，百姓都会怀念他。”臣认为，舜、禹时期君臣谋议时彼此恭敬协和的情形，是后代君王应当效法的。《益稷》：这一篇记载，禹告诫舜说：“慎重对待你所处的君位。”帝说：“好。”可见禹的话得到了采纳。禹说：“安定你的心志，只想着善美，只想着安康。”帝说：“唉！臣下啊，近臣啊，近臣啊，臣下啊。”禹说：“帝王因此作歌说：‘君主如果琐碎烦杂，辅佐大臣就会懈怠，各项事务就会败坏。’”帝拜谢说：“好。”臣认为，这些话足以作为深刻的警戒。《伊训》一篇说：“唉！先王开始修明人伦纲纪，听从劝谏而不违逆，先民也依此而行。处在上位能够明察，处在下位能够尽忠。只有上帝的命运不是恒常不变的，行善就降下各种祥瑞，行不善就降下各种灾祸。”臣认为，伊尹说出这些话，是爱戴君主、忠于国家，可以说达到极点了。有这样的臣子，当时的君主本来就应当尊敬礼遇他，信任并接受他的训诫。《洪范》所讲的是天地间的大法，共有九类，其中敬慎运用五事：容貌、言语、观看、听闻、思考。这些尤其是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因为君主的言语行动，左右史官都会记录下来，作为法则，所以不能不谨慎。因此臣认为，这一篇中的五事最为重要。《无逸》这一篇，周公告诫成王说：“君子所处的地位和所从事的事业，都不应使自己沉溺安逸，首先要知道农事的艰难。文王不敢沉溺于游乐和田猎，因为各诸侯国都只供给合乎正道的贡物。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不要沉溺于观赏、安逸、游玩和田猎。”因此成王接受了这些训诫，才成为贤明的君王。到了唐朝开元年间，朝廷制作《无逸图》放置在宫禁之中，出入时都加以省览，把它作为龟鉴。臣也曾经抄录这一篇制成图进献，以帮助陛下阅览。伏望陛下特别留意。关于建立政事制度。周公告诫成王说：“大王身边的官员，有常伯、常任、准人。从今以后建立政事制度，不要任用奸邪小人，只应任用贤良之士。大概治理天下国家最切要的事情，就是任用人才。任用贤能就能治理好，任用不贤之人就会混乱。” 《周官》记载：成王说：“像从前那样遵循大道，应当在天下尚未混乱时制定治国措施，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卫国家。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只有一百个；夏、商的官职增加了一倍，也能够任用得当而治理好。贤明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在意官职本身，而在意任用什么人。又告诫各位官员：要敬慎地办理你的职事，谨慎地发布命令，以公心消除私心，百姓才会真正归服。推举贤人、礼让能者，各官员才能和谐。官员不和，政事就会繁杂混乱；任用能胜任官职的人，才算是你们的才能得到称职。任用不得其人，就是你们不能胜任。”成王考察古制，把设置官职看作治理的根本，这是后世帝王应当详细谨

译慎对待的。《孝经图》：臣以官员身份忝列师保，得以侍奉于迩英阁，恭敬地看见阁中有仁祖命学士蔡襄书写的《孝经图》，悬挂在南墙上，以便观览，由此可以看出仁祖把孝德躬行于自身，并推广到天下。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天资圣明、德行高尚，行为符合《孝经》的道理；臣曾听说您命令讲官详细记录经书义理，进呈禁中。臣因此伏望陛下每日省察、时时思考这些道理。

译彦博又进呈讲解《尚书》尧典、舜典的奏札说：臣恭敬地看见《尚书序》说：“孔子讨论古代典籍，从唐尧、虞舜以下断定取舍，一直到周代。因此《尧典》《舜典》成为《尚书》的首篇，流传后世、建立教化，给君主显示法则。帝王的制度坦白明晰，可以拿来实行。《尧典》《舜典》都说：‘考察古代的帝尧、帝舜。’意思是两位帝王都能顺着考察古道而施行，由此可知君主的圣明，必定来自考察古制。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每日驾临经筵，召集讲官讲说《尚书》，这是因为您以聪明睿智考察古道，把安定天下放在心上，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年老衰残，忝居保傅之位，能够侍奉经阁，已经感到非常荣幸。又不自量力，冒昧从《尧典》《舜典》中采集数条事义，兼附训释传注；其中有些道理切近于治理之道，也附上臣愚昧浅陋的议论，希望粗略有所补益。齐国是诸侯中的霸国，孟轲尚且在齐王面前陈说尧舜之道，希望勉励他进步。如今臣正逢尧舜般的时代，陈说尧舜之道，本来就是应当做的。臣愚昧而不能胜任区区的诚意，谨录写进呈。”《尧典》说：“于是命令羲氏、和氏，敬慎地顺应上天，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分别命令羲仲居住在东方隅夷的旸谷，平定、安排东方春季农作之事。” 又命令羲叔居住在南方交趾，平定、安排南方夏季农事，恭敬地完成职事。分别命令和仲居住在西方的昧谷，平定、安排西方秋季收成之事。又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平定、安排北方冬季变易之事。臣考察认为：帝尧对上敬慎地顺应天命，对下恭敬地把时令授予百姓，使羲和氏四人分别居住在四方，发布四时的政令。春天安排农田耕作兴修的事务，夏天完成万物生长化育的事务，秋天安排百谷收成的事宜，冬天考察一年丰收或歉收的实际情况。官吏长期任职，职掌能够得到修治；百姓顺应时令而和睦，众多功业都得到治理。帝尧于是命令舜历经各种艰难来试用考察他。《舜典》说：“要敬慎啊！要敬慎啊！对于刑罚尤其要谨慎怜恤啊！”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放逐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处死在羽山。惩罚了这四个人，天下都归服了。舜说：“啊！四岳，有谁能奋发建功，光大帝尧的事业，使他居于百揆之职，辅佐政务而使众事得到治理？”众人说：“伯禹可以担任司空。”帝舜说：“好。禹啊！你平治水土，要及时努力啊。”帝舜说：“弃啊！百姓困苦饥饿，你担任后稷，播种各种时令适宜的谷物。”帝舜说：“契啊！百姓不亲近，五种伦理关系不和顺，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要宽厚。”帝舜说：“皋陶啊！蛮夷扰乱华夏，强盗和奸邪之徒横行，你担任士官，使五刑各有适当的施用。”帝舜说：“谁能顺从地办理我的工务？”众人说：“垂可以。”帝舜说：“好。垂啊！你担任共工。”帝舜说：“谁能顺从地管理山林草木、鸟兽？”众人说：“益可以。”帝舜说：“好。益啊！你担任我的虞官。”帝舜说：“啊！四岳，有谁能掌管我的三礼？”众人说：“伯夷。”帝舜说：“伯啊！你担任秩宗。”帝舜说：“夔啊！命令你掌管礼乐，教导贵族子弟。”帝舜说：“龙啊！” “我憎恶那些进谗邪之说、败坏德行、使我的众人震惊的人；你担任纳言，负责出纳、传达我的命令，务必忠实可信。”帝舜说：“啊！你们二十二人，要敬慎啊！一定要共同辅佐天功。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区别黜退或升迁，明察贤能与昏庸，使众多功业都兴盛起来。” 臣考察认为：舜继承帝尧光大帝业的事业后，认为治理天下必须首先任用人才；人才有贤能和不肖，必须先审慎地了解清楚，所以说关键在于知人、安民；又说：“能知人就是明哲，能安民就是仁惠，百姓都会怀念他。”如果不能知人，贤愚善恶就会混杂而无法区分。善恶不能同时任用，恶人的势力增长，善人的道路就会消减，所以必须屏退奸恶之人，才能提升任用善良之士。因此，舜开始先除去四凶，天下就服从了；然后咨询四岳、州牧，任用了禹、稷、皋陶、夔以及其他二十二人，天下于是得到大治。舜又命令龙担任纳言，告诫他说：“我憎恶那些进谗邪之说、败坏德行、使我的众人震惊的人；你担任纳言，早晚负责出纳我的命令，务必忠实可信。”进谗邪之人专门在于诽谤毁谤善良之士，舜对此深为憎恨。纳言是防止谗言的官职，负责传达君王命令，必须忠诚守信，所以舜任命他时特别严厉告诫。隋、唐以来，纳言这一名称没有改变，隶属于门下省。到了本朝，大体沿用唐制，以侍中为门下省长官，以侍郎为副职，两者都属于执政官，选任更加重要，必须符合众人的公论。又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黜退昏庸、升迁贤能。”古代任用官员，必须在职长久；任职长久才会有功绩，才能考核他的成绩。因此，先朝的制度规定，省、寺、监的官员都以三年为任期，这是遵循古代优良制度，按道理应当遵守。如果是借用人才而破格任用，就难以拘泥于通常的制度。臣学术荒疏浅陋，不足以阐明这些道理，只愿把狂妄之言交给圣上裁择，希望略有补益。彦博又进呈汉、唐故事的奏疏说：“臣近来私下听闻圣上的批答，命令讲筵官隔日进呈汉、唐故事各一件，以备皇上阅览。这可以看出圣上考察古制、探求治道的迫切心意。臣忝居经筵，本来应当略有补益，于是也从汉、唐史书中节录了几件事，缮写后进呈。伏望圣慈采纳阅览。” 《汉文帝纪》赞语说：“孝文皇帝对于宫室、苑囿、车马、服饰和日常器用，都没有增加置办；凡有不便于百姓的事情，便立即提出建议改为有利于民众。他曾想修筑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需值百金。皇上说：‘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我奉守先帝留下的宫室，常常还怕辱没它，为什么要修筑露台呢？’他自身穿黑色的厚绢衣服，使用没有刺绣花纹的帷帐，以此表示敦厚朴素，给天下做表率。他专心致力于用德行教化百姓，因此天下富足，兴起礼义。审断的案件只有数百件，刑罚几乎搁置不用。唉，真是仁厚啊！”【弋，黑色；绨，厚绢。】汉武帝问东方朔说：“我想教化百姓，难道有什么方法吗？”东方朔回答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是上古的事情，经历数千年，尚且难以详说，臣不敢陈述久远以前的事。孝文皇帝的时代，当时的老人都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穿黑色厚绢衣，脚穿皮鞋【师古说：革是生皮；韦表示俭朴简约】，用熟皮带系剑，用莞蒲编席【师古说：莞就是今天所说的葱蒲；用莞蒲做席，是崇尚质朴】，兵器像木头一样没有锋刃【服虔说：兵器如木制而没有刀刃，是说不大肆整治兵器】，衣服内絮用杂乱的丝絮而无纹饰【师古说：緼像乱絮一样，指内里使用乱絮，外面没有文采】，把收集上书的袋子聚集起来作为宫殿帷幕【师古说：集是命令聚集】，把道德作为美饰，把仁义作为准则【师古说：丽是美；准是平正的法则】。于是天下闻风而化，风俗形成，教化显明。”

译汉丞相王嘉上奏疏说：孝文帝时，担任官吏的人有的长期任职，子孙后来甚至以官职为姓，如仓氏、庾氏，便是仓官、庾官的后代。那些二千石和长吏，也都安于官位、乐于职守，这样上下便没有苟且敷衍的心意。后来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的官员互相催逼，政事又屡屡更改。司隶校尉所属和部刺史察访过失，把大小罪过全都弹劾揭发，甚至揭露隐私【“悉”是全都的意思，指大小过失都超出所察条目而一并举劾】。官吏有的任职几个月就被罢退，送旧官、迎新官的人交错于道路上。中等才能的人只求苟且容身，下等才能的人心怀危惧、回头自顾，完全营求私利的人越来越多。二千石更加轻视、怠慢属吏，有时甚至下诏审理他们上奏的章疏【依照他们所上的章疏下令审理】。百姓知道官吏很容易被倾覆危害【指很容易使其陷入危险】，稍有不如意便产生离心和反叛的念头。” 汉宣帝对太守说：“官吏和百姓的根本，官吏屡屡更换，下面的人就不得安定。百姓知道官吏将会长期任职，知道不能欺骗蒙蔽他们，才会服从教化。”因此，二千石只要有治理成效，皇帝就用玺书勉励他们，增加俸秩、赏赐黄金，有的爵位升到关内侯。公卿职位出现空缺，就从曾经受到表彰的人中选择，依次任用【师古说：所表，是指增加俸秩、赏赐黄金和爵位】。所以汉代贤能官吏在这一时期最为兴盛，这被称为中兴。臣近来曾上奏，请求刺史、县令必须任满三年才更换；尚书省吏部、户部、刑部三部的郎官，职务尤其重要，也必须让他们长期任职。这些都是古代治理国家的制度，而且先朝也不曾让他们迅速升迁。汉代贾谊说：“如今百姓卖掉的奴婢【如淳说：僮就是隶妾】，给他们穿绣花衣、丝鞋，把编织的彩色带子缀在衣物边缘【服虔说：像牙条一样用来做鞋边；师古说：编诸就像今天的织成物，用来做腰带和衣领边饰，古人称为车马裠，上面织有乘车和骑从的图像】；把这些衣服放在内室中【服虔说：这是指出卖奴婢的禁栏】。这本来是古代天子的后服，只在宗庙中穿而不在宴居时穿【师古说：入宗庙才穿，宴居时不穿，因为认为它尊贵】；如今平民却可以用来给婢妾穿，外面是白色绉纱，里面是薄绢，再用编织的彩带缀饰【晋灼说：用编诸缀在衣服上；师古说：緁音同‘妾’，指用编诸缝缀，缏读作步千反】。美丽的还绣有黼纹【师古说：黼是织成斧头形状，绣是刺绣出各种纹样】。这本来是古代天子的服装，如今富人和大商人在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宾客时，竟用它来装饰墙壁。古代这种服饰只供一位天子、一位皇后使用，以示节制合宜；如今平民的屋壁可以使用天子的服饰，倡优和下贱之人也可以使用皇后的装饰。然而天下还没有因此财力困竭的地方，恐怕已经没有了【师古说：屈是财力耗尽】。况且皇帝本人穿黑色厚绢衣，而富民的墙屋却披满文绣；天子的皇后用彩带装饰衣领，平民的婢妾却用彩带装饰鞋子【师古说：防是指平民和卑贱之人】；这就是臣所说的颠倒。” 一百个人劳作，织出的布还不能供一个人穿，却想让天下没有寒冷，怎么可能做到？一个人耕种，十个人聚在一起吃他的粮食，却想让天下没有饥饿，不可能做到。饥寒迫切地侵入百姓肌肤，却想让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也不可能做到。国家已经财力困竭，盗贼的发生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然而进献计策的人却说：“不要动摇天下安定的大局【师古说：指天下安定，不可使之动摇】，这才是大事【如淳说：喜欢说大话的人】。”风俗已经严重到大不敬、完全没有尊卑等级、甚至冒犯君上的地步【师古说：冒是冒犯】；进献计策的人还说：“不要把本来可以做的事长期坚持下去。”这正是令人叹息的地方。” 臣近来曾上奏章，认为风俗已经发展到僭越奢侈，请求整顿、核查制度，使上下都不僭越奢侈，致力于节俭。富民的根本在于节俭；百姓富足了，君主还会和谁一起感到不足呢？要形成太平盛世的风气，没有比这条道路更好的了。虽然听说已经有施行的安排，还望圣上继续留意。唐太宗问褚遂良说：“舜制作漆器，禹雕饰祭器，当时劝谏舜、禹的人有十多人，不过是饮食器具之间的小事，为什么苦苦劝谏呢？”褚遂良回答说：“雕琢器物会损害农事，织绣彩带会妨害妇女的劳作；一旦开始奢侈淫靡，就是危亡的起点。漆器没有止境，必定会改用金器；金器没有止境，必定会改用玉器。因此诤臣一定要在奢侈刚开始时劝谏，等到欲望达到满盈，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劝谏的了。”太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说：“做人君的，如果不忧虑万民，却从事奢侈淫靡，走上危亡之路，反掌之间就可以等到灾祸了。” 唐太宗对侍臣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以古人为镜子，可以知道兴盛和衰亡；以人为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错。如今魏征去世，我就失去一面镜子了。” 《唐史》评论魏征与文皇帝讨论治国方术，反复应答总共数十万言。他纠正皇帝的过错、匡正不当之处，能够就近取譬说明；其根本实际在于道义，表现为法度。他自身端正而内心刚劲，对上不辜负当时的君主，对下不阿附权贵宠幸之人，对内不偏私亲族，对外不结党营私。不因逢迎时势而改变节操，不因图谋官位而出卖忠诚。史书所记载的四篇章疏，收在魏征本传中，可以作为万代君王的法则。唐明皇先天元年，在渭川举行大规模狩猎。侍中魏知古献诗一篇说：“常听说夏太康沉迷狩猎，五个儿子以荒于禽猎训诫他。我如今在冬天举行狩猎，三驱的盛大礼仪已经铺陈。顺应时令让鹰隼搏击，借此讲习军事、彰显武功。猎物奔逃还来不及返回，翻飞的鸟哪里有空展翅高翔。渭水边似有非熊之兆，陈仓仿佛又出现祥瑞的赤雉。这样的游猎实在难以放纵，这种游乐不能成为常事。子云曾陈说《羽猎赋》，僖伯曾劝谏在棠地捕鱼；要以齐、楚的得失为鉴，思念禹、汤的仁恩。使天下都因宽宥而兴盛，亭毒万物而少有伤害。如今辛甲成为史官，虞人的箴言于是更加彰显。”明皇赞许他，亲自下制诏说：“诗，是心志所趋向的东西，用来抒写内心情怀，实在可以讽谏劝喻君主。因此扬雄陈述《羽猎赋》，司马相如作《上林赋》，从《风》《雅》以来，大都遵循这条道路。朕近来从温泉宫出发，观察风俗，正值夏日，因而在渭水边掩网狩猎，有时张开一面罗网，有时表示三驱的礼法，亲自检阅田猎，不过是姑且顺从猎取禽兽罢了。爱卿于是作诗箴规，纠正我的不足；如果不是诚意早已显著，谁能做到这样呢？”赏赐绢帛五十段。

译唐穆宗曾对侍臣说：“国家在贞观年间，文皇帝亲自实行帝王之道，治理达到太平。到了神龙、景龙年间，接连发生宫廷内乱，明皇平定后重新兴复也很不容易；但他的声名最为盛大，历时又长久，这究竟是采取了什么方法才这样呢？”宰相崔植回答说：“前代开创基业的君主，多起于民间，知道百姓疾苦；刚继承大业时，都能振作精神、思考治理。太宗文皇帝特别禀有上圣的资质，与尧舜之道相合，所以贞观一朝四海安宁。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等人辅佐，君主英明、臣下忠诚，事情没有不能治理的。圣君贤臣相遇，本来就应当如此。明皇承继帝位、守成行文，曾经历武后朝的艰危；开元初年得到姚崇、宋璟，委任他们主持政务。这两个人都是上天造就的俊杰，举动必定推崇公心，早晚勤勉不懈，使君主归于正道。宋璟曾亲手抄写《尚书·无逸》一篇，绘成图进献；明皇把它放在内殿，出入都观看省察，全都记在心中，常常感叹古人的至理名言，后代无人能及。因此任用贤人、戒除欲望，内心归于清静。开元末年，因为《无逸图》朽坏，才开始用山水图替代它。从此以后既没有置于座右的箴规，又听信奸臣、让他们掌权；天宝年间，逐渐厌倦勤政，王道从此衰缺了。” 建中初年，德宗皇帝曾询问先臣李祐甫开元、天宝时期治乱不同的原因，先臣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始末。臣年幼时就听到他的说法，确实知道古人把韦弦悬在身边作为警戒，所得到的益处极其广大。陛下既然虚心践行正道，也希望把《无逸》作为根本的借鉴，那么天下就大幸了。”穆宗认为他的回答很好。臣恭敬地认为，仁宗皇帝圣明仁德而且勤俭，曾在御前亲自考试进士，以《无逸》为根本的借鉴，拿它作为赋题，由此可知圣上的深远用意。卢怀慎在景龙年间上奏疏，其中第一篇说：臣听说孔子说：“治理国家一百年，就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又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就可以见效，三年就能取得成就。”《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就是考察比较他的功劳。从前子产辅佐郑国，改革法令，公布刑书，第一年百姓还唱歌说：“夺走我的田地，把它们编成伍；夺走我的衣冠，把它们收藏起来。谁要杀死子产，我也要跟他一起干。”三年后百姓又唱歌说：“我有子弟，子产教导他们；我有田地，子产使它们得到治理。子产如果死了，谁来继承他呢？”子产最终留下了恩爱，芳名流传史册。子产是贤人，他治理政务尚且要经过多年教化才能成功，何况普通才能的人呢？臣私下看到近来州牧、上佐以及两畿县令，一到任便发布政令，实际上往往还不到四次考核，任职多的只有一两年，少的只有三五个月，就仓促迁调，不论考核优劣。有的人任职时间稍长还没有调动，便侧耳倾听、踮足远望，争相谋求越级进用，不顾廉耻，又哪里有时间替陛下宣扬风化、施行教化、访求民间疾苦、抚恤百姓呢？礼义还没有兴起实行，风俗还没有整齐统一，户口因此流散，仓库因此空虚，百姓日益凋敝，这完全是由此造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百姓知道官吏任职不会长久，就不服从他的教化；官吏知道升迁不会遥远，又不尽力办事，只求苟且安享爵禄，积累资历声望。陛下虽然怀有勤劳治国之心，早起晚睡、废寝忘食，但由于侥幸求进的道路被打开，上下互相蒙蔽，共同苟且敷衍罢了，哪里还能完全做到至公呢？这是国家的弊病，也是贾谊所说的跛盭之病，不过还是小病罢了。这种弊病长期不改，臣恐怕会发展成沉疴，即使和缓这样的名医也不能医治，难道只是跛盭之病而已吗？汉宣帝综合考核名位与实绩，使治理达到高度教化；黄霸是优秀的二千石官员，朝廷就增加他的俸秩、赏赐黄金以表彰他的才能，却没有把他从颍川调走。前代的美好制度，以及古代官吏长期任职、子孙后来以仓氏、庾氏为姓的事，正是其后果。《尚书》说：‘事情不以古制为师，却想凭此长久治理天下，是从未听说过的。’臣请求：各州都督、刺史、上佐以及两畿县令等，在任未满四次考核的，允许迁调；考察其政绩特别优异的，有的赏赐车马皮裘，有的就地增加俸禄品秩，有的派使者前往慰问，并颁发玺书勉励；如果公卿职位有空缺，就提拔这些人，以此鼓励能吏。政绩没有声望或犯有贪污暴虐罪行的，免职遣归乡里，以彰明圣朝赏罚的信用，那么天下四方的人都会一下子归于正道。” 取得这样的美效、革除那样的弊病，易如反掌，陛下为什么吝惜而不施行呢？元祐三年，著作郎兼侍讲范祖禹进呈《经书要言》，奏道：“臣近来在迩英阁进讲，曾指陈《尚书》中重要而切要的话，希望陛下趁着学习书法，把它们写下来放在座位右边。臣退下后恭敬思考，古代君主即使处在闲暇宴居之中，出入起居之间，也一定存有警戒之心；身边前后随时都有箴言劝戒，因此能够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在道德上自我勉励。舜这样圣明，益还告诫他说：‘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游乐于安逸，不要沉溺于享乐。’禹还告诫他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商汤有盘铭，周武王在席子的四边作铭，在几案和手杖上作铭，在衣带上作铭，在鞋子上作铭，在酒器和食器上作铭，在门窗上作铭。舜、汤、武王自我修养尚且如此，何况后世君主呢？如今陛下继承历代圣君，每天勤勉问学；如果在翰墨之间，写下圣人经书中的治国谋略，摘取重要言论作为明鉴，放在身边，早晚观看省察，这与舜、禹的告诫、汤、武的铭文，道理是相同的。臣的职责在于劝讲，虽不能有丝毫补益，但如果有愚昧的见解，也不敢不全部陈述。谨从《尚书》《论语》《孝经》中节录重要切要的话和训戒之言，共得二百一十九条，以备圣上亲笔书写。

译所希望的是陛下亲手书写它们，用眼睛观看，用心记住，或许可以对增进德行略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臣怀着恳切愚忠之心，冒犯天子的威严，惶恐至极。”祖禹又进呈《古文孝经说》，奏道：“臣恭敬地看见国史记载，章献明肃太后曾命侍读宋绶选择前代有助于奉养父母、补益政治的文字，以备仁宗观览。臣的职责是劝讲，虽然不足以比望前人，但出于微薄的忠心，怎敢不竭尽愚见？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优先的，《尚书》又以《孝经》为先。有古文《孝经》，也有今文《孝经》。今文就是唐明皇注释的十八章，古文共二十二章。自汉代以来，只有孔安国、马融为它作传，其余诸儒多有怀疑，所以学习者很少诵习。仁宗朝，司马光在馆阁任职，撰成一卷《古文孝经指解》，上表进呈。臣私下考察这两部书，虽然有所不同，但并没有妨碍；然而古文确实得其正道，所以臣曾冒昧依据自己的见解，又为它作说，并非敢于好奇求异、强求相同，只希望借助圣人之言，稍微有助于陛下省察阅览。伏惟陛下正要用孝治理天下，这是群经之首、万种德行的根本，如果能够触动圣心，天下就大幸了。” 《古文孝经说》谨慎缮写成一册，进呈上去。冒犯天子的威严，臣惶恐至极。”祖禹又进呈《劝学疏》，说：“臣没有侍奉经席，已经超过两个月了；陛下深居闲暇之中，圣学每天仍然勤勉，但臣等没有机会竭尽愚见，略作补益，以助万分之一。从前唐宪宗两个月没有召见学士，李绛上奏说：‘这对我们做臣子的来说，是白拿俸禄、苟且安逸的办法，当然很方便；但陛下怎么办呢？’如今臣愚昧，私下希望陛下把学习当作最急迫的事情，所以冒昧略陈一二，只希望陛下稍加听取。臣听说孔子说：‘学习如同追赶不上，还怕失去它。’扬雄说：‘学习作为君王的事业，已经很久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孜孜不倦，孔子也惶惶不安，这已经很久了。学习，是为了学习治理天下，是君王的事业。因此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君主开始，都急切地致力于学习；孔子虽然圣明，也惶惶然有所不暇顾及，这正是圣人难以企及的原因。后世继承帝位、守成遵循旧制的君主，生来骄纵安逸，不能致力于学习，忘记祖宗创业的艰难和历代积累的勤劳，只看到天下太平无事，便以为祸乱无从发生；有的沉溺酒色，有的纵情游猎，有的穷奢极侈，有的轻易耗费民力，谄谀之人日益亲近，忠正之士日益疏远，民心离散背叛，于是亡国。” 他们所作所为的事迹，后世都把它们当作警戒。自古以来，太平之日常常少，混乱之日常常多，推究根本原因，是由于君主不学习。天下的治乱，都系于君主之心。君心端正，朝廷的一切事情没有不端正的；因此天地顺畅，嘉祥感应降临，阴阳和谐，风雨按时而来。古代的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没有别的办法，只在于端正君心。太保负责保养君主的身体，太傅负责辅导君主的德义，太师负责以道进行教训，这些都是为了端正君心。若想使内心端正，没有不通过考察古制、喜好学习而能够达到的。臣私下考察前代，再衡量当今，恭敬地认为本朝历代圣君相承一百多年，四方没有忧患，朝廷内外安宁，万物都受到涵养，德泽深厚，远远超过前代，都是因为用道德仁义和文治治理天下，君主没有不喜好学习的缘故。太祖皇帝凭神武平定四方，开创基业、垂示传统，每天忙碌得没有空闲；然而晚年尤其喜好读书，曾说：‘宰相必须任用读书人。’陛下试想太祖这句话：既然宰相要任用读书人，那么其余执政、侍从之臣以及负责奏疏劝谏的官职，也必定都要是有文学修养的人才能任用；外至州县，也必定要由进士出身的人，才可以把亲民、刑狱的职任交给他。这样看来，朝廷中的官员都不能没有学问，那么天子难道可以独自不学习吗？太宗曾对近臣说：‘君主应当淡泊而无欲，表现于外，奸佞之人就无从进入。朕年老以来没有别的欲望，只喜欢读书，用来鉴察古今成败罢了。’真宗时期，更加修治太宗的事业。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询问学习从未稍有荒废；如今在迩英阁讲读，正是仁祖留下的成规。英宗、神宗都遵守仁宗的法度，考察古制、喜好学习，这些陛下都知道。不幸先帝早早弃世，历代圣君已经成就的事业，重大责任和沉重负担，都传付给陛下。陛下即位至今四年，幸亏依靠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仪天下；陛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海内安宁。当前最紧要的事务，没有比学习更急迫的了。陛下今日学习还是不学习，关系到天下日后的治乱，臣不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陛下如果喜好学习，天下君子都会欣然仰慕，愿意立于朝廷，以正直之道侍奉陛下，辅助圣德事业而使天下达到太平。陛下如果不喜好学习，天下小人都会动起心思，想要立于朝廷，以邪曲谄媚侍奉陛下，窃取富贵、专擅权力和利益。” 君子专心于行义，小人专心于逐利。君子得到职位，是想实行自己所学的道理；小人得到职位，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任用君子，国家就能治理；任用小人，国家就会混乱。君子和小人，都是由陛下内心所召来的。凡人进学，没有不是在年轻时开始的。陛下圣明的资质日益成长，帝王之德日益进升；几年以后，即使想勤勉学习，恐怕也不能像今天这样专心了。臣私下替陛下珍惜今天的时光，希望您把学习当作急务，那么天下就大幸了。《论语》记载圣人的言行要旨和修身治国之道，无不包括其中。《尚书》讲述帝王政事，是君主的规范。《论语》虽然已经讲完，仍希望陛下更加详细熟习；《尚书》中尚未讲到的篇章，也希望陛下先熟读其文。臣等依次为您讲解时，陛下的圣意已经先有所领会了。臣怀着恳切愚忠之心。”

译祖禹又请求设置《无逸图》和《孝经图》，奏道：“臣私下认为，《无逸》是周公最重要的告诫，《孝经》是孔子最重大的训导。陛下继承并守护祖宗的宏大基业，正要用孝治理天下，这两部书应当早晚观看省察，以增益圣德。从前仁宗皇帝刚建迩英阁时，就把《无逸》写在屏风之间；后来年久损坏，又命知制诰蔡襄重新书写。仁宗说：‘朕不愿背弃圣人的话，所以把它放在左边。’又命令侍读学士丁度，取《孝经》中《天子孝》《治圣治》《广要道》等四章，配成右图，命侍读学士王洙书写。又命学士承旨王拱辰为两图作序，也让蔡襄书写。仁宗尊崇经书训诫到了这样的程度，陛下应当以此为法。如今迩英阁只把图序写在屏风之间，而《无逸图》《孝经图》不再悬挂。臣想请求命令有关部门查找旧图；如果旧图还在，请把它们放在陛下左右；如果已经不存在，就请特别命令侍臣中善于书写的人重新书写。蔡襄所书的图序，一向放在御座之后，前些日子因修整扩建迩英阁才撤去，改写在屏风之间。这些图是祖宗留下的旧物，臣私下对此十分惋惜。伏乞仍按旧例悬挂三图并列，如仁宗朝的旧例，以彰明陛下敬重圣贤、明察考古、仰遵祖宗先烈的心意。” 祖禹又进呈《尚书·说命》讲义，奏道：“臣等近来进讲《尚书·说命》，私下认为君主治理天下国家、敬畏上天、考察古制、修养自身、致力学习、任用贤人、建立政事等最重要的道理，都完备地记载在这部书中。如果确实能够效法它，就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从前太宗皇帝曾说：‘《尚书》讲述君王治理天下的道理，其中《说命》最为完备。’特地下诏命孙奭讲解这三篇。伏望陛下详细阅览、深入思考，一定会有启发圣学的益处。臣等虽然竭尽浅陋的见闻，在您面前讲解，谨慎地把所讲的话记录下来，编写成册，以备寻览玩味；如果蒙赐顾问，也希望略有助于陛下聪明圣智的万分之一。《说命》讲义共三册，谨此一并进呈。” 元祐五年，祖禹任右谏议大夫，又请求经常观看图史，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仁宗皇帝庆历元年七月，拿出御制《观文览古图记》给辅臣看；皇祐元年十一月，皇帝驾临崇政殿，召集近臣、三馆官员、谏官以及宗室，观看《三朝训鉴图》。臣私下认为，古代帝王常常观看图画和史书，用来警戒自己。仁宗皇帝在讲学之外，绘制图画以鉴察古代，不忘箴言警戒，以培养圣心；又绘写三朝事迹，希望子孙知道祖宗创业的功业，好像亲眼看见一样。两图都曾经经常赏赐臣僚，禁中一定还存有底本。臣希望陛下在长日观书的闲暇，间或阅览这些图，可以看见前代帝王善恶的事迹，知道祖宗创业的艰难；这不但有所戒勉，容易记忆省察，也是勤学不倦的一种表现。” 元祐四年，中书舍人彭汝砺上奏说：“臣听说从前周成王即位，开始在宗庙谋划政事；他的话语忧思深重、考虑长远，战战兢兢、内心恐惧，好像正要坠入深渊山谷一样，因此极力求取臣下的辅佐；群臣进献劝戒时，却反复周详曲折，唯独把学习作为首要事务。《诗经》说：‘思念这位伟大的祖先，升降往来于朝廷之间。啊，意义长远，我还没有达到。’又说：‘我们这些后辈小子，不聪明而且不恭敬；学习可以不断增长光明，承当这份责任，请把显明的德行指示给我。’他们的君臣可以说懂得治国的根本了。当时周公、毕公、召公、史佚确实都在君王左右前后，伯禽、唐叔也相互往来辅佐，却仍然发生了管叔、蔡叔的祸乱。周朝之所以没有因此灭亡，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辅佐。唐太宗选取名儒中任学士的十八人，房玄龄、杜如晦一类人就在其中。他们轮流值宿、交替侍奉，与君主共同讨论古今，考察前代君王的成败；即使在闲暇宴饮进食时，也都参与其中，使臣下的情况没有不能上达的，君主的过失没有不能被知道的。这两位君主最终都成为周、唐的贤君。古今事情虽不同，体制却应当使宫内宫外、左右近臣，早晚用来辅弼规正君主的人都齐备。关键就在于选择合适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做了还不如不做更好。” 汝砺又奏道：“臣听说，治乱的起点在于君主的好恶；好恶的起点在于谨慎对待开始。开始端正，所作所为没有不端正的；开始不端正，即使有智慧和力量，也不能妥善处理后果。因此君主一定要致力于学习，而学习没有比亲近正直之人更重要的。陛下盛大的德行和至善的行为，得自上天的禀赋极其深厚，表现在政事行为上也极为美善，这不是臣下所能窥测深浅的。近侍进读，儒臣劝讲，所见所闻可以说非常广博；年高有德者在前，忠良之士在后，辅佐扶助也可以说很多。所谓学习，并不只是从口中听到、从耳中听入。听到他们的言论，应当见于自己的行动；领会他们的内心道理，应当表现在外在行为上。如今臣下所诵说的道理，陛下能够明白而不疑惑吗？能够充分领会而有所获得吗？如果确实没有疑惑、确实有所获得，那当然很好；如果还没有做到，就只是为了获得学习的名声罢了，只是为了装点外表罢了。如今延英殿的问对、迩英阁的讲读，都被内外隔开，见解有不能相见而长期受到上下阻隔的，言论也有不能尽情表达的。虽然太皇太后仁慈圣明，拥护辅导、启发保佑陛下已经到了极点，但出于天性的慈爱，不能长久要求她专门责备您、使您向善。那么陛下退朝后与之相处的，是谁呢？替陛下传令办事的，又是谁呢？” 难道是妇人吗？辅弼规正的人少，顺从迎合的人多；学习的日子少，安闲的日子多。您的善行也许没有人告诉您，您的过错也许没有人劝谏您。臣非常担心，用来辅佐成就圣德的人还没有完备。”《礼记》说：“三王四代。”只有因为他们有老师和朋友；《诗经》说：“从天子到庶人，没有不需要朋友来成就自己的。”这样看来，老师和朋友长久以来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答案是：尊重有道之人，选择有德之士，不要让柔邪、专权、诡诈的人混杂在其中。闲暇宴居时让他们一同陪伴，言语行动都使君臣彼此接触；简化君臣上下之间的身份隔阂，使君臣都能尽情表达内心。对自己疑惑的事情向他们询问，不加隐瞒；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向他们质询，不留间隙。有善行，就让他们一定报告；报告了，就一定采纳。有过错，就让他们一定劝谏；劝谏了，就一定改正。能够这样做却不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只希望陛下留意，不要忽视。汝砺又论述，君主完全履行君道在于修身，修身在于端正学习，上奏说：“臣听孟子说：‘想做君主，就要完全履行君主之道；想做臣子，就要完全履行臣子之道。’二者都不过是效法尧舜罢了。尧舜的治理达到了极点，上通日月星辰，旁及草木虫鱼，幽深处感格鬼神，对外扩展到四海，长远影响到万世。”

译其根本原则在于修身而已。《书》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性，使九族亲和。九族亲和了，便能辨明百官和百姓；百姓都明白事理，便能协和万邦，使天下百姓都改变旧习而和乐。”它从根本到末端的施行设置和先后次序，可以说是彰明较著了。然而从汉代到唐代，历经一千多年，努力施行的人很多，却始终不能窥见它的仿佛。并不是圣人所做的事终究无法达到，大概只是后世实行得不够罢了。凭齐国这样一个小小的千里之地，齐君大概不过是中等才智的人。孟子作为臣子，如果不是合乎正道的话，就不会陈述在君王面前，所以他说：“不用舜事奉尧的方式来事奉君主，就是不尊敬君主；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式来治理百姓，就是残害百姓。”孟子难道会欺骗我们吗？修身没有别的要领，只在于学习而已。《大学》的道理，从诚意、正心开始，到治理天下结束。古人认为天下不可能一下子治理好，所以先治理一个国家；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一下子治理好，所以先治理一个家；认为一个家不可能一下子治理好，所以先治理自身；又认为自身不可能一下子治理好，所以先治理自己的心。心正了，身体和行为就端正；自身端正了，就没有什么不能端正。这套道理，持守的范围很简约，施行的影响却极其广博；源头很近，流传却很远；事情很难，原理却很容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然而心是最微妙的东西，也是最危险的东西。古人把它比作一盘水：端正安定而不扰动，浑浊沉在下面，清明浮在上面，就足以照见人的须眉，察知事理。微风吹过，浑浊在下面被搅动，清明在上面受到扰乱，就不足以看清物体的正形。心也是这样。它极其虚静，能够容纳万物；极其神明，能够细察事理。假如有东西遮蔽它，就会有不能辨别黑白的时候。欺骗蒙蔽的话进入心中，是非就不能得到正确判断；偏私结党的话进入心中，喜怒就不能合乎正当；功名利禄的话进入心中，取舍就不能合乎正当；谄媚巧辩的话进入心中，爱憎就不能合乎正当。这是求学的大戒。恭敬地想，陛下在圣学方面的造诣，本来已经远远超出世俗，所要做的只是更加留意罢了。广泛求取有大德的人，来辅佐劝讲；容纳正直的言论，使自己听到过失和缺失。思考要极其谨慎，辨析要极其明白，询问要极其广博，逐渐积累，长久坚持，不知疲倦地实行，直到永不停止。根本已经端正了，事情来到时就不会迷惑，万物呈现时就能准确辨名；反复周详地观察，一切都只在于陛下想要实行什么罢了。二帝三王的盛治，大概不用踮脚企求就可以达到。《诗》说：“使你的德性日益广大，像先祖一样达到成熟。” 德性是人人都有的，只是有人不能充分扩充它，使它成就罢了。《诗》又说：“学习，使德性不断光明。”光明，是人性本有的；不断继承、发扬它，只在于学习罢了。《书》说：“向古代的训诫学习，才会有所收获。”大概学习没有比以古人为师更好的了。《书》又说：“始终以学习为常法。”这是说学习一天也不能停止。臣愚昧无知，唯愿陛下幸加察纳。右谏议大夫朱光庭请求召集讲官，询问访求以增进圣学，上奏说：“臣听说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学习。’《周颂》说：‘日有所进，月有所成，学习使德性不断光明。’由此说来，圣人没有不经过学习而达到道的。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天生就有知性，是上天纵使其成为圣人的明君，聪明睿智，每天都有新的增长。然而现在正当孔子立志学习的年龄，也是成王不断发扬光明的时期，如果努力学习问道，就可以大大成就尧舜的德性。臣愚昧，请求陛下每五日一次退朝以后，在清闲安适的燕居时，召讲官到便殿，亲自提出圣问，询问君主首先应做的事务，以及古今治乱中可以效法、可以引以为戒的三五件事；同时召集执政大臣，坐下来讨论治国之道。从明年正月开始这样实行，那么圣学就会日益进步，君道就会日益隆盛，尧舜的德性也就不难达到了。恭敬地希望太皇太后陛下每天劝勉皇帝陛下专心于圣人之道，以成就盛大的德性。” 元丰五年，御史中丞梁焘论述进学的时机不可错失，上奏说：“臣听说，从天子到平民，都以修身为根本。根本混乱而末端能够治理好，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说：修身后家庭才能整齐，家庭整齐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后天下才能太平。古代圣人没有不把修身作为根本的。《书》称赞尧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性，使九族亲和；九族亲和了，便能辨明百官和百姓；百姓都明白事理，便能协和万邦，使天下百姓都改变旧习而和乐。’所谓彰明崇高的德性，就是彰明自己的德性，也就是修身；九族亲和，就是家庭整齐；百姓明白事理，就是国家治理；协和万邦、百姓改变旧习而和乐，就是天下和平。开始时只是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并不超出方寸之间；最后却能使德业广大充沛，遍满天下。这就是圣人的道，所持守的很简约，而所达到的很广博。拥有天下的人，能够知道竭尽心力做到这些，然后才可以奉承上天、承受国运。所谓明德，什么最先能够做到呢？一定是学习。《礼记》说：‘大学的道理，在于彰明本来光明的德性。’这是说，君主具有清明的德性，必须通过学习把它发扬出来，然后才能光照四方，上达于天，下及于地。由此可知，即使有天子的尊贵地位，而能够成就为圣人，也必然要通过学习吗？《说命》说：‘君王要寻求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事业的基础；向古代的训诫学习，才会有所收获。’大概事情如果不考察古代经验，处理政务就会迷失方向。因此，作为君主，不可以没有学习。《说命》又说：‘只有学习才能使志意谦逊，还要时时勤勉；这样修养才会到来，真正要把心放在这里，道也会积累在自身。’大概学问修养在自身，并不是一天就能达到的，而是由积累善行而形成。因此，学习的时机不可以错过。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承受上天的明命，早已拥有万国，日有所进、月有所成，通过学习成就圣德，这正是时机。愿选择吉日，下诏开设经筵，优厚接待劝讲、进读的臣僚，使他们从容反复地讲论治乱之事，探究先王的深奥旨意，辨析历代的事迹；不要吝惜圣问，再三询问考察，使圣心明白而没有疑惑，日新一日，达到大成。愿陛下加以留意，不要忽视。臣还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反复思考经筵讲读群臣所论的事情，以考察政事的得失和是否合宜，来辅助皇帝陛下的聪明；远离声色之娱，仓促之间也不忘古代训诫，使德性博厚高明，与天地并列而同德。臣恳切至极，不能自已。”

译梁焘又给宣仁皇后上奏札说：“臣恭敬地想，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护皇帝，周密严谨，委曲详尽，皇帝的起居寝食之间，没有一件不费心留意。就像天地长久运行而不懈怠一天一样，陛下确实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天下有大德了。陛下如此深切地钟爱皇帝，然而这只是把爱用在小处，并不是所说的大爱。所谓大爱，在于成就他的圣德。成就圣德，必然要通过学习。臣仰想，以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大爱在于成就德性吗？难道只是认为皇帝年幼而没有时间学习吗？如今皇帝圣年十五岁，年齿也已经长大了。自古君主远在十五岁便举行冠礼，冠礼是说已经具备成年人的道路。平民到了这个年龄还是童子，天子却视为成人，为什么呢？因为王者教化的根本，不可以用童子的方式来治理他，所以一定要以善道责勉他，使他进步到成人的境界。因此古代求学的人，十五岁进入大学；这是因为七八之数相合，阴阳相交而志意明定，可以学习了。志意已经明定，就应当认识至善，远离不善。所以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学习。’皇帝自身清明，天资英异，正合圣人立志学习的年龄，因此不可以不学习。以天子已经成年的道理来要求他，就不可以让他有太多闲暇。恭敬地希望陛下趁春天开始施德、王者正月开始授政的时候，亲自勉励皇帝早日开设经筵，召见儒臣，谈论经书、诵读史籍，从容赐予答问。反复熟悉古今事理，在宫中选拔才德优异的人来诱导辅佐、讲解学问；慎重选择谨慎厚重的人，来辅助照料皇帝的起居。勤勉奉行道义，以形成聪明睿智的德性；疏远纷华享乐，以作为健康安宁、长寿善终的基础。这样学习久了，就会像出于自然。至于使意念真诚、喜爱学习，使内心端正、乐于道义，最终符合海内对圣明神武之主的期望，不给皇帝造成日夜忧劳的负担，协力成就清静之治，成为太平盛世真正的君主。那么将来陛下退居深宫，重新让皇帝独立处理政务，保护扶持的慈爱有始有终，保佑我大宋永远享有无疆的福祉，陛下的功德到这里也就足够了。如果这些本来就是陛下内心一向所挂念的事，臣冒昧论述以启发陛下，也只希望陛下立即实行，不要迟疑。这不只是臣的愿望，也是天下人的愿望；不只是臣的幸运，也是天下人的幸运。臣恳切至极。” 元丰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与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等上奏说：臣等本来才疏学浅，却因侥幸充任讲读官。陛下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力有限，而圣道无穷，心里想说却口头表达不出来，因此深感惭愧，不知如何是好。臣私下认为，臣子向君主进献忠言，好比医生用药。药虽然由医生手中进上，但药方大多传自古人；既然已经在世间验证有效，就不必都出自自己。臣等恭敬地看到，唐朝宰相陆贽，才华足以辅佐君王，学问足以做帝王之师；他的议论深切合乎实际，言语不离道德，智慧如张良而文章更胜，辩才如贾谊而谋略并不疏略。他对上能够革除君心的错误，对下能够沟通天下人的心志。然而他不幸身处仕途而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唐德宗把苛刻当作才能，陆贽便以忠厚劝谏；德宗把猜疑当作权术，陆贽便劝他推诚待人；德宗喜欢用兵，陆贽便把消弭兵祸放在首位；德宗喜欢聚敛财物，陆贽便把散财救民看作急务。至于任用人才、听取言论的方法，治理边疆、驾驭将领的方略，归罪自己以收服人心，改正过失以顺应天道，罢黜小人以消除百姓祸患，珍惜名位器物以等待有功之臣，类似这样的主张，还难以一一列举。他真可以说是进献苦口的药石，针治危害身体的沉疴。假使德宗完全采用他的意见，贞观之治就可以恢复了。臣等每次退朝离开西阁后，便私下相互说，以陛下的圣明，一定会喜欢陆贽的议论；只要圣贤与君主彼此契合，就如同臣子和君主同时处在一个时代。过去冯唐评论廉颇、李牧的贤能，汉文帝因此长叹；魏相整理晁错、董仲舒的应对，汉宣帝因此成就中兴。如果陛下能够自己寻得老师，没有比就近取法陆贽更好的了。六经、三史、诸子百家，并不是没有可看的，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但圣人的言语深远，后世学者的解释又支离，好比山海高深，难以一一推求选择。像陆贽的议论，打开书就明白，汇集古今精华，实在是治乱的龟鉴。臣等想取来他的奏议，稍加校正、抄写后进呈，愿陛下把它放在座位旁边，如同能见到陆贽本人；反复熟读，如同正在同陆贽交谈。这样一定能启发圣人的高明资质，在岁月中成就治国功业。臣等恭谨地表达这点微薄心意。”},{ 知河中府范百禄论述黄帝、尧、舜养生修身之道，上奏说：“臣下恭敬地认为，陛下留心于《大学》的道理，日有所进，月有所成，所探究的道理深邃精微，积累善行而成就圣德，以至于高明广大、无所不通。这是宗庙社稷的吉庆，也是天地间百姓的福祉，更是太皇太后丰功盛德所带来的结果。臣下有幸千载难逢，实在与四方百姓共同分享这种庆幸。然而臣下见识浅陋，仍愿有所进献，实在是因为圣明君主所应学习的，是《诗》《书》《礼》《乐》的大道和德、仁、义的实质，以及历代一祖五宗的典章、法度、谋议、训诫、英明谋略和睿智功业；这些既然每天陈列在陛下面前，陛下也已经听闻很多，但仍有一天也不可离弃的道理，因为黄帝、尧、舜的治道也在其中。君主想要尊崇并仰慕这些道理，就必须实行三位圣人的治道。假如不知道效法三位圣人养生修身的方法，以长久保全天下百姓的福祉、长久巩固国家无穷的吉庆，那么又凭什么推行三位圣人遗留下来的心法和积累的功业呢？三位圣人养生修身的要旨，广泛记载在方▯、《诗》《书》《周易》以及各种传记、诸子百家著作中，内容灿然完备，都可以拿来参考。臣下希望诏令经筵讲读官加以讨论、采集，自黄帝、尧、舜以来历代帝王养生修身方面可供效法的言论和可以实行的事例，放在每日进呈的旧日事例之中，时常选取一两件上奏，以供陛下阅览。” 其中有些意义尚未充分显明的，也应当从容地加以阐释后奏闻。希望陛下观察那些用来获得福、寿、健康、安宁的方法，取来效法并实行；看到违背这些方法而导致不善的事例，就以此规劝、警戒自己。孔子说：‘年轻时，血气还没有稳定，应当戒除女色。’《周易·颐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谨慎言语，节制饮食。’连言语尚且要节制，何况其他方面呢？臣下只是愚钝鄙陋的平民，这些考虑不足以作为陛下的最高谋划。如今将出任外郡长官，远离宫阙朝廷，臣子的内心实在难以抑制诚挚之情。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省察。”

译绍圣元年，曾肇请求选拔端正贤良、博通古事的人来参与讽谏议论。奏说：“臣下听说，美玉虽然质地优良，经过雕琢才能成为珪璋；金属虽然坚硬，经过磨砺才能成为锋利的器物。君主虽然具有天生的圣明资质，也必须依靠身边前后的近臣，通过长期磨炼和熏陶，听取正直的言论，看到正直的行为，然后才能使德性充实于内，使道德教化施行于外。凭借这些来识别人，就没有不明察的；凭借这些来处理事务，就没有不恰当的。因此周公告诫成王，从常伯、常任直到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百司庶府，都必须任用合适的人，这是建立政权的根本。周穆王命令伯冏时，也说：‘命令你整治群仆和侍御之臣，努力增进君王的德行，彼此修正不足。选拔简择你的属官，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阿谀偏邪、侧身献媚的人，只选用吉士。’下至西汉，仍然诏令郡国每年贡举官吏和百姓中的贤能者，供给宿卫之职，这就是虎贲一类的任用。君主出入起居时，他们执掌器物、准备接受顾问，所用的都是士人；例如孔安国掌管唾壶，严助、朱买臣专门负责应对，这就是左右携仆一类的职责。虽然西汉用人比古代有所逊色，但也算是一时的盛况了。后来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于治理之道，就把虞世南等人召集到宫禁之中，号称‘十八学士’。” 退朝后的闲暇时间，唐太宗从容地召见他们，有时谈论古代成败，有时询问民间事务。每当谈到农事的艰难，就努力遵行勤俭；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商议减免赋税和徭役。以至于讽诵《诗》《书》、讲求典章礼制，询问请教而不知疲倦，有时甚至直到半夜。至于军国大事、防患于未然以及时政得失，则交给辅相负责，十八学士全不参与。他们君臣上下相互交往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后世谈论治理之道，唯独称赞贞观年间。可惜当时的士人没有用尧、舜和三代的治道来启发引导他们的君主，因此取得的成就也只能到这里。以贞观之治这样的成就，尚且需要招集贤能之士，早晚亲近他们，然后才能成功，何况那些有志于成就更大事业的君主呢？臣下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聪明慈惠，具有统御人民的德性；沉静深思，具有包容天下的气度。如今正亲自听取政事、处理裁断，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志向很大。臣下认为，应当在这个时候选拔忠信、端正贤良、博通古今而见闻广博的士人，安排在陛下身边前后，参与讽谏议论，以备顾问。陛下处理政务之余，可以召他们到便坐，讲论经术，询问治国之道，不必限定日期和时间，也不必拘泥繁琐礼节；应当以诚意接待他们，给予温和的脸色，这样或许能使他们畅所欲言，使一切情理都能在这里得到洞察，增进圣学，补益圣明，经过长期熏陶磨炼，日积月累，习惯既已养成，教化便会与内心融为一体，自然就能在道理上不经勉强而合宜，在事务上不经思考而办妥，邪僻的习气和异端之言就无从进入了。” 这样施用于任用人才方面，奸邪谄佞的人就会被疏远，忠诚正直的人就会得到伸张；用这样的道理来处理政事，所说的话就会成为天下人遵行的准则，所采取的行动就会成为天下人的法式。对于成就盛大的德业来说，难道能说这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这与深居法宫之中、亲近掌管车舆侍御之人的情形相比，利弊相差实在万万。唯独希望陛下留意，不要忽视。” 哲宗时期，起居舍人王岩叟因侍讲时进奏说：“陛下退朝后没有政事，不知打算用什么来消磨时日？”哲宗说：“看书。”王岩叟回答说：“陛下把读书当作乐趣，这是天下的大幸。圣贤之学，不是仓促之间可以成就的，必须依靠长期积累。积累的关键，在于专心和勤奋。屏除其他爱好，才可以称为专心；长久坚持而不厌倦，才可以称为勤奋。希望陛下特别留意圣意。” 侍读苏颂请求下诏让儒臣讨论唐朝旧事，上奏说：“臣听说，前代的事情不能忘记，可以成为后代的老师。从前圣明的帝王，没有不把考察古代治道作为拥有国家的首要事务的，所以能够长久统治，留下无穷的福泽。然而古代所实行的制度，有的重文，有的尚质，把它们施用于今天，各自有适宜之处。臣私下观察本朝的号令和风采，超过历代帝王；追究其典章文物、刑名法制，大体沿袭唐朝旧制，其中有些增减，也相差不远。但是唐朝的事迹纷繁而没有统绪，史官所记，善恶都具备；善的可以作为规范，恶的可以作为借鉴。从前庆历初年，仁宗皇帝因臣僚上言，请求留意近代典故，于是下诏让儒臣考订唐朝旧事，每天进呈五条，不到一年，便几乎全部阅览过了。臣曾听说仁宗把这件事的圣谕宣示给近臣，认为它有助于听断政事。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恭承先祖功业，勤劳处理万机，在治理政事时，多采用仁宗旧例；对外在迩英殿讲读经史，对内则臣僚进献密封奏事，古今治乱得失的事迹、忠贤安治天下的策略，确实已经充实了陛下的聪听，积累了深远的思虑。然而臣愚昧浅见，仍有话要陈述，实在是看到陛下考察古事、奉承先祖的心意勤勉不懈，所以才敢再次冒昧尽言。” 臣听荀卿说过：“道理不超过三代；如果说超过三代，那就是放荡无据，是说年代太远而难以使人相信。”本朝距离唐朝正好像三代那么近，事情近便容易考察，正应当请陛下留心听取。臣希望圣慈特别援用庆历旧例，下诏让史官、学士从新旧《唐书》中采录历代帝王所实行的事情，以及群臣进谏和辅弼的言论，每天进奏数件，在清闲燕居时特赐阅览，希望以萤火和蜡烛般的微光增益日月之明。臣恳切地提出这个愿望。” 李荐上奏论述说：臣听说，供职一个官位，可以说是卑微了；古人却一定说“学习优长了才可以做官”。治理一个县邑，可以说是细小了；古人却一定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百姓”。孔子让漆雕开出来做官，漆雕开说：“我对这件事还没有把握。”这是因为学问还没有达到优长，不敢供职。尹何要治理一个县邑，子产认为他还没有听闻过治理政事的学问。这是因为先学习然后从政，才可以治理县邑。子路让子羔去做费邑宰，孔子认为这是残害这个人的子弟。子路又说：“那里有百姓和国家，何必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算学习呢？”孔子厌恶他的巧辩。做官治邑，尚且必须经过学习才可以，何况拥有四海、做天下的君主呢？每天有无数政务，怎样才能使它们有条理而不紊乱？面对万国的百姓，怎样才能使他们乐意拥戴而不厌弃？君主一句话的祸福，关系着兴亡；君主所表现的好恶，会使天下纷纷形成风俗。怎样才能使百官各尽职守、众事安定呢？唉，做君主实在困难，难道可以不学习吗？《乾卦·九二》说：“通过学习聚集知识，通过询问辨明事理，以宽厚之心居处，以仁德来实行。”这就是君主的德性。古代圣明君主任用贤能，所以能够坚定不疑；除去邪佞，所以能够不受疑惑；施行福赏，所以能够奖赏善人；施行威刑，所以能够惩罚恶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因为以圣人的道理来权衡判断，结论就会明确无疑。之所以能够用圣人的道理作出权衡，是因为内心有学问作为主宰。商高宗既曾向甘盘学习，又以傅说为师。看他求学的诚意，他说：“你要同我相互修治，不要舍弃我；我一定能够践行你的教导。”可以说是勤勉了，这就是他成为商代高宗的原因。周成王承继文王的宏大谋略，继承武王的伟大功业。看他求学的诚意，他说：“日有所进，月有所成，学习使德性不断光明；帮助我承担职责，把显明的德行指示给我。”可以说是勤勉了，这就是他成为周成王的原因。伟大啊，有宋一代，宗室支派延续百世，世世都有明哲的君王。因此上天使陛下具有圣明德性，温厚文雅日益成就；上天启发陛下的内心，使睿智早早成熟。仁爱、孝顺、恭敬，都出于天性，这些都是天生所禀、上天所育，是接受大道的资质。臣再次想到，陛下承继历代圣王的太平基业，统治九州百姓，想要达到大治，必先从学习开始。学习，是达到治理的道路。古代圣贤已经不能亲眼见到，但他们的言论都完整记载在典籍中。概括说来，都是君王应当学习的事情。臣子学习它，是为了成就君主；君主学习它，是为了亲自实现治理。因此天地的情状、阴阳的道理、吉凶的变化、得失的缘由，都完备地载于《易经》。而卦象表示时势。政治有治有乱，事物有美有恶，起初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乱可以转为治，恶可以转为美。察知事理的变化，把握时势的关键，只有君主才能做到。臣希望陛下学习《易经》，就要体察乾道；驾驭坤道，扶阳抑阴，观察大道、建立教化，运用精神而与天地合德，使天下的时势常处于泰而不至于否，常处于晋而不至于剥。天子学习《易经》，本来就应当如此。一个国家的事情，关系到诸侯和国家的根本；天下的事情，则表现为四方的风俗。歌咏美盛德、宣告成功的，都在《诗经》中。四类诗的名称各自有其实际意义，不敢胡乱解释。臣希望陛下学习《诗经》，那么施政应当宏大而不流入《小雅》的格局，施政应当端正而不沉沦于《变雅》；不要像东周衰落而降为《国风》，一定要使功德最终达到《颂》的美盛境界。天子学习《诗经》，本来就应当如此。尊崇君王、端正法度，谨慎开始、善于完成，详察天地的灾祥，彰明君臣的善恶，没有比《春秋》更高明的了。臣希望陛下学习《春秋》，就以治世为师、以乱世为戒，奖赏善人、惩罚有罪，常常成为真正理解孔子的人，不要成为使孔子获罪的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代的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以及历代君王的心志行迹和治乱大略，没有比《书经》更完备的了。臣希望陛下学习《书经》，考察古代治乱得失，掌握制定今日法令的原则。皇帝的步伐、帝王的奔驰、王者的驰骋、霸主的奔逐，全都可以从中得到借鉴。陛下想要端正六职、治理六官，就一定要学习《周礼》，这样百官才能各得其宜，众功才能都兴盛，成就就会巍巍可观。陛下想要端正威仪、详慎辞令，就一定要学习《仪礼》，这样五礼合乎制度，便能见于典章文物之间；六种仪态合乎节度，便能体现在举止容貌、周旋进退之间，文采也会灿然显现。陛下还应当阐发孔子、孟子的正道，铲除诸子百家的邪说，只需勤勉不懈地进行。乾卦的象辞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我奋发而永不停息。”《诗经》说：“勤勉不倦的君王啊，统理四方。”只要陛下不懈怠地坚持到底，就会日益进步而没有止境，圣德也会更加圣明，天下幸甚。恭敬地想，陛下有圣人的才质，又处在圣人的君位；如果能够学习圣人的学问，以充实圣人的道，那么功德可以比天地长久，恩泽可以施及万世，就能够与商高宗、周成王相提并论了。不过，陛下有好学的诚意，却没有推进学习的方法；有向往大道的心意，却没有阐明大道的人，那么可能博杂而抓不住要领，劳苦却没有功效。因此，陪侍卿臣的人选、作为宾客和老师的人选，不可以不慎重。臣希望不要与迂腐的儒生共同学习；迂儒喜欢发表过分高远而不切实际的议论，会使陛下畏惧大道难以实行，或者自行放弃。” 也不可与谄佞的儒生共同学习；佞儒喜欢用苟且迎合、超过实情的赞誉，会使陛下志得意满而轻视道术，或者自以为圣明。愿陛下精心选择忠义正直、博学而守道的人，来充任顾问，这样用力少而见效多。所走的道路正当，所获得的利益广博，天下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第七卷。《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八卷。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圣学。宋徽宗即位初年，右正言邹浩上奏说：“臣私下观察，自古有才智的君主，固然有把致力学习放在首位的。然而如果学习没有抓住根本，失去了学习的真正目的，最终也不足以成就帝王的最高境界。《礼记》说：‘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的德性，先要治理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国家，先要整齐自己的家庭；想要整齐家庭，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先要端正内心；想要端正内心，先要使意念真诚；想要使意念真诚，先要获得正确的知识。获得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这就是学习的根本。’又说：‘事物的道理穷究了，知识才能达到；知识达到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内心才能端正；内心端正后自身才能修养；自身修养后家庭才能整齐；家庭整齐后国家才能治理；国家治理后天下才能太平。’这就是学习所产生的功效。扬子说：‘学习作为君王的事业，已经由来很久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是多么勤勉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是万世仰望、奉为帝王之师的人，尚且勤勤恳恳地学习，不敢懈怠。做君主的人，难道可以忽视这件事吗？恭敬地想，陛下天资圣明神武，群臣都不能及，正延请接纳名儒，入内侍奉讲读，招致正直的议论，以扩大聪明，已经很明确地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了。学习的根本所在，还希望陛下深入加以察考。即使处在宫禁之中，也常常如同面对天地，那么就能像帝尧一样明察近臣的言论，像帝舜一样以自身作为法度，像大禹一样不亲近声色，像成汤一样穿粗劣衣服而亲自从事安民和农事的功业，像周文王一样垂衣拱手而天下得到治理，像周武王一样。这样的事情难道不是极其简约吗？而功效难道不是极其广大吗？陛下不因臣愚昧而废弃这些话，臣实在万分幸运。” 翰林学士兼侍读曾巩上奏说：“臣私下观察，近世帝王中善于治理国家的，没有比唐太宗更好的；臣子中善于论说治道的，没有比唐陆贽更好的。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评论者认为几乎可以赶上成王、康王，自汉代以来没有能超过他的。虽然他的聪明英武出自天资，但关键在于广泛延请贤能智慧之士，博考古今，容纳直言，听从劝谏而不知疲倦。因此唐朝史官摘取其中重要的内容，另编成一书，称为《贞观政要》。陆贽侍奉唐德宗，从翰林学士做到宰相，知道的没有不说，所说的没有不尽。他的议论反复详畅，切合实际，适合世用，而归根结底必以帝王之道为根本，必以六艺经典的文字为依据。即使贾谊、董仲舒也不能远远超过他。如今流传于世的陆贽言论，有奏议数十篇。这两部书虽然是一代的文章，实际上却是百代君王的龟鉴。篇帙不多，文辞义理明白。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在退朝闲暇、反复研读经史之余，取这两部书放在座位右边，留心阅览，如同享用珍贵食物；一定能够开拓扩大聪明，上合圣意，今后发言行事都以此为准，或许对盛大德业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 殿中侍御史陈师锡上奏说：“臣听说本月八日，有圣旨命秘书省把图画取来进呈御览。图画虽然格调入神、技艺奇妙，可以供眼目观赏，却没有什么补益于盛德。六经记载大道，诸子谈论义理，历代史籍和祖宗的图书，其中包含天人关系的奥秘、性命之理的精微、治乱安危的关键、善恶邪正的事迹。用这些作为图画，天地就在心中，万物由此流出；用这些作为图画，日月就在眼前，光明照临四海。希望圣慈从这些典籍中观照内心，那么天地的中和之气就会产生；把目光注视这些典籍，那么日月的祥光就会显耀。唐朝用山水图代替《无逸》，君主身边前后没有任何警戒，举止言语没有任何可以作为鉴戒的东西，以致社稷衰败，无法支撑。臣听说，内心用道来观察就会端正，眼睛用德来观察就会明亮；这样国家的寿命可以不受损，天下可以不发生动乱。愚夫的话，明智的人自会选择。愿陛下留意，不要忽视。” 右正言陈瓘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君主考察古事的学习，不外乎一部经书、一部史书。对于经书，要守持其中的道理来修治自身；对于史书，要考察其中的事迹来应对变化。天下的事情变化无穷，所以古代可以作为鉴戒的事迹，不可以不详细了解。仁宗曾对辅臣说：‘我在听政的闲暇，没有不阅读旧史的，思考历代治乱的事迹，把它作为鉴戒。’英宗命儒臣论列历代君臣中可以作为鉴戒的事迹，既进呈《通志》八卷，又命设局继续修纂；书成后取来审阅，赐名为《神考继志述事》，又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序文，光辉如云汉，文采显耀于天，自然之功和变化之理都从中显现。臣曾三次反复诵读明训，合上书叹息，认为各部史书记载数千年事迹，文字繁多，不可能全部阅览。贫寒的儒生，即使专门研习一部书，穷年到白头，仍有可能知识浅陋。臣仰观圣作，看到陛下在几句话之间区分归纳事情类别，穷尽史书要旨，广泛吸收以蓄养德性，施行教化而日益更新。尧舜所谓考察古事，哪里能超过这个呢？何况陛下还不忘谦逊自抑，俯身把自己比作汉唐君主，自称与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相比也没有什么差别。其余能够治理天下的盛世君王，凡是得到圣贤一体之长的，也都从中有所取法。” 至于荒废堕落、颠覆危亡的君主，以及作乱、作贼、奸邪凶恶的臣子，其中可供观察、可以鉴戒的，没有不详细论述的，以此彰明圣人的志意。大概自祖宗以来，圣明君主相继而出，考察古事的学问都出于同一心志；以后人继承先人，并不是一天积累成的。到了神考，历代典章法度的总汇、文书档案的渊薮，才达到成就；继承并发扬它，正是在今天。恭敬地想，皇帝陛下道德隆盛、功业宏大，推究根本而兼顾末节，统摄万事而归于一理，制定各种制度而能适应变化。六经的精微义理，陛下已经从心性修养的范围中亲自领会；对于前代已经陈述的事迹，又尽心考察。如今经筵将要开设，进读官却应循旧例泛泛讲读各部史书，文字繁复，事实支离，不能掌握要领，也不能周全地说明事理。希望圣慈特降睿旨，等经筵开设之日，命侍读官讲读《资治通鉴》，以承继神考继承英宗、发扬圣学、垂训后嗣的心意。”

译陈瓘又上奏说：“臣听说《周官》中司徒施教，有六德、六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所谓六艺。教化的方法已经很多了，而六艺居于末位；六艺的门类也很多，而书又居于末位。元丰年间，王安石进呈《字说》的表文说：‘先王设置官职来施教，说的是司徒以六艺施教。’又说：‘大概将要把它与神明的道理相合，布行于天下。’神考读到他的学说而喜爱，玩味不忘，可以说是与神明的道理相合了。然而没有把它布行天下，为什么呢？因为教化的根本不在文字。神考用来教化天下的方式，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绍圣年间，掌权的臣子一定要把《字说》颁布天下，这就违背了神考的心意。何况他们咀嚼庄子、老子的言论，却不依循其中的道；排斥考察古事的学问，却只求对自己有利。晋朝的王衍曾采用这种方法倡导虚无之学，鼓动天下，朝野一致附和，称他为一代的龙门。后进士人没有不仰慕仿效他的，选拔做官、入朝任职，也必由王衍举荐；矜夸自高、浮华荒诞，于是形成风俗。这样一来，人心支离破碎，天下分裂为南北，长达三百多年。当时有识之士认为，王衍的罪过超过桀、纣；这是说他用荒唐的学说、偏私的言论蒙蔽君主，养成了天下的祸乱。景德元年，王钦若请求皇帝巡幸金陵。当时如果没有寇准，天下早已分裂很久了。过去的事情如今可以作为鉴戒。上天保佑我大宋，直到今天以前，幸而没有发生意外的变故，所以王钦若的计策没有来得及实行，南北士人又能够同心归向陛下。然而王衍的言论已经深入骨髓，要洗除其污垢，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唯愿通过一部经书、一部史书，继续发扬尧舜考察古事的学问，那么天下士人都应当仰观君上的行为而受到教化。” 建中靖国元年，给事中上官均论述治理天下在于喜好学习、广泛询问，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治理天下，一天有万件政务，不可能全部亲自察看。然而明君掌握治国方法，大概有最重要的要领，可以不劳苦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喜好学习，就能知道天人之道，通晓古今变化；喜好询问，就能察知群臣的实情，通达天下的政务。通晓古今而通达事情和事物的道理，哪里会有不能明察和处置的事？哪里会有做得不好的事？《说命》说：‘始终以学习为常法。’扬雄说：‘学习作为君王的事业，已经由来很久了。’这是说君主不可不喜好学习。孔子称赞舜说：‘舜喜好询问，又善于考察近臣的言语。’孟子称赞舜说：‘大舜善于同众人一起快乐，采纳众人的长处作为自己的善行。’仲虺告诫商汤说：‘喜好询问就会充裕，自以为是就会狭小。’这些话说明君主不可不广泛询问。然而君主的学习不同于臣子的学习，为什么呢？臣子的学习，有的以文辞工巧为长处，有的以博闻强记为才能。以文辞工巧为长处，便有不切合实际的忧患；以博闻强记为才能，便有不能洞察事理的弊病。这都不是善于学习。君主的学习，在于简约而能掌握要领，通达而能适合实用。” 知道治国要领，关键在于明白大道；明白大道，关键在于体味五经所阐明的防范原则。所说的言论能够切合实用，关键在于远观前代治乱盛衰的事迹，近考祖宗圣明相继治理天下的意旨。根据已经发生的事迹考察治乱的道理，再根据治乱鉴察其得失的原因，就可以知道治国要领而使言论切合实用。这就是人主勤于学习之所以应当成为首要事务的原因。天下的政务有利有害，百官众多有邪有正。如果不广泛询问并相互考察，利害就不容易看清，邪正也不容易辨明。利害没有完全看清，办事有时就会举措失当；邪正没有完全辨明，奸佞之徒有时就会乘隙伤害正人。这就是人主勤于询问之所以是处理政务的关键。臣私下观察，陛下宽仁而有防范，中正而不偏私，清静而少欲，温和恭敬而能充分礼下，可说具有上等圣人的资质。臣愿陛下退朝后在燕闲之时，观览经书、阅读史籍，以明白义理的大旨，通晓治乱的大体；借着接见答对的臣子，虚心向下询问，以考察政事的得失，观察群臣的志向趣味。这样，天下的义理和臣下的邪正，就会像分辨黑白一样清楚。皋陶告诫舜说：‘关键在于知人，在于安民。’禹说：‘能够知人就明智，能够任用合适的官员；能够安民就仁惠，百姓都会怀念他。’洞察义理、辨明邪正，就能任用合适的人，也能安定百姓。尧舜治理天下，不过如此而已。徽宗时，左司谏江公望上言说：义理，是有心之人共同能够获得的；牛羊肉等美味，是有口之人共同喜爱的。口喜欢美味，是因为得到滋味；心喜欢义理，也一定是因为得到义理的滋味罢了。学习若得不到义理的滋味，就会淡薄而难以趋向，虽然勤苦也不能深入。高宗有圣人的资质，傅说告诫他要念念不忘始终以学习为常法；成王有中等才质，群臣告诫他学习能够不断增益光明。有圣人的资质再以学习辅助，就会更加明智；有中等才质而不忘学习，也不会失去成为太平守文之主的资格。学习所带来的益处就是如此。然而每天诵读、每月阅览，如果不过停留在章句上；反复诵读那些话，使陈腐之说进入内心，只会更加昏昧，对提高明智又有什么补益呢？以神考的明智和圣学出于天性而言，两汉以后相隔千百年，不同朝代不过只有一位这样的君主罢了。王安石阐明义理训释，贯通六经，在孟子、扬雄以下，也只有一人罢了。君臣之间相互砥砺，日日进步、月月长进，圣德日益提升，群臣都无法企及。陛下有志于继承祖宗事业，愿把圣学放在首位。讲读之臣，是陛下亲近他们来求取广博见闻的人。应当详尽延请精通义理之学的儒臣，彼此切磋琢磨，防护心源，斟酌义理的滋味。王业帝功，都将从这里流出；法度政事，反而只是泥土草芥罢了。如今浅薄轻佻的士人，凭借雕琢文饰的末技，诵读名物数量的偏狭学问，彼此唱和引荐；一旦有一天得志，必定会指责圣学迂腐空疏、不切合治理事务。这个道理一旦改变，天下就会再次愚昧。若改成从此纷纷扰乱，法度扫地，陛下到那时后悔又哪里来得及？义理之学，向上可以穷究性命的根本，向下可以通达先王制作制度的美好本意，所以不可不学习；学习又不可不知道先后次序。知道先后次序，就抓住了根本。掌握其中重要精微之处，卓然独立，开阔眼界远观天下，仰观天时，俯察人事，斟酌增损，归根到底不违背大道。这就是以合乎义理的原则成就治理天下的通法，真正得到了所谓继承祖业之道。琴瑟若不发声，二十五根弦各自以声相应，关键在于琴柱；如果胶固琴柱而求固定的声音，就不能调和得好。惟愿陛下审慎裁择。

译钦宗靖康元年，起居郎胡安国上奏说：臣听说，明君把致力于学习当作急务，圣学把端正内心当作要领。心，是事物的根本；端正内心，是衡量事情、治理万物的权柄。自从王者的事业断绝以后，大道的防范原则都载在六经之中。当时的君主虽有时诵读讲说，但能得到其传承的却很少。陛下心源澄澈宁静，圣度虚明开阔，大概是上天保佑大宋，厚重地降生了一位真正的君主，使您拨乱反正，建立中兴事业。臣私下以为，陛下过去在东宫时，潜藏德行、韬光养晦，对于六经所载帝王制定世道、驾驭民俗的大略，必定有所回避，不愿询问掌管劝讲的官属；也必定有所隐忍，来不及陈述。如今正位宸极，日月已经很久了，而成效仍未显现，对于古代训诫不可不加以考察。至于分章析句、拘牵文义，却对心术无益的，不是帝王之学。伏愿陛下慎重选择名儒，广通经术，明白治国平天下根本的人，虚心访问，以充分发明自己的独到智慧，继承文王能够安定其心的道术，用来驾驭四海，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愚昧，见识浅薄，如同樵夫，只愿陛下裁察。晁说之上奏说：臣听说，《春秋》尊崇奉行一王之法，用来端正天下的根本；它同礼所尊崇的不可有二之义，原则实相同。国家对于君主，家庭对于父亲，学者对于孔子，都应当专一而不可有二。因此明王废黜百家，表彰六经；大儒推阐孔氏之学，抑制废黜百家。如今国家五十年来，对于孔子之道却分为二途而不能专一。义理学说既归向老庄，又设置科目让孟子配列于六经。与古代废黜百家、专门尊明孔氏六经相比，不是很奇怪吗？从前学官废黜孔子的《春秋》，却表彰伪杂的《周礼》，又以孟子配孔子，于是学者发言取法孟子而略过《论语》，实在可叹。如今皇太子刚开始出外就傅时，命宫僚讲《孝经》而读《孟子》，大概是因为《孟子》不应当排在《论语》之前。如果把《孟子》置于《论语》之前，难道这是用来辅导皇太子超越世人的天资和美好资质，并使他专一归于一种德行的办法吗？臣愚昧私下认为，应当讲《孝经》而读《论语》。恭敬地等到讲说《孝经》完毕后，再讲他已经读过的《论语》，这样他进入德行之门也就容易了。也可以隔日读《尔雅》，用来考察文字训诂的本源，明白天地万物名称与实际的对应。先儒说《尔雅》本来是周公训导成王的书，确实不是妄说。臣愚昧，流落衰老之余，承蒙圣君一时非同寻常的眷顾，从太子左谕德升授詹事；如果心中有所志向，便不敢因为怕触犯而隐瞒。臣自知这番话一说出，必定会遭受世俗不浅的侮辱诽谤。臣所依靠而能够安心的，是陛下圣明的度量能够旁观洞察万化的根本，不会被世俗迷惑。再想到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而根本归于孔子的经书，那么宗庙社稷流传的光辉，不是很伟大吗？臣以狂妄蒙昧、独自见解之言，冒犯黼扆，惶恐不安地等待获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高宗建炎年间，御史中丞许景衡进呈《唐鉴》十事，上奏说：臣遍观前代，继承三代的没有比得上汉，继承两汉的没有比得上唐。只有我大宋承受天命，革除五代的衰败鄙陋，典章法度多取法于唐。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态，与唐代较为接近。因此范祖禹采录唐代政事，著成此书，推究治乱兴衰的根源，辨析君子小人的疑似之处。它的文字简约，道理明白，实在是治理国家的楷模，也是百世的龟鉴。臣先前因蒙赐对，曾请求让陛下阅览。恭敬地承奉圣训，陛下认为正在阅读《资治通鉴》，姑且等到以后。臣听说，王者虽然寻求广博见闻，但详细考说最终是为了返归简约。圣学考察古代，应当掌握其中要领。臣谨慎地从祖禹所著《唐鉴》中采选十事，缮写进呈。伏望陛下在清闲燕居之时，特赐阅览。其中好的可以作为法则，不好的可以作为戒鉴；用来辅助成就日益提升的圣德，光大中兴事业，天下幸甚。景衡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三代君王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的办法，必定以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为根本，其次没有比广博见闻更重要的。所以傅说告诫高宗说：‘王者寻求广博见闻，这是为了建立事业；做事不以古人为师而能够长久传世，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既然如此，学习考察古代，实在是帝王的首要事务。恭敬地想到陛下继承并发扬祖宗事业，正逢艰难时期，因此施行于天下国家的事情，尤其在于圣学。以至诚感通万物，根据古代鉴察今日，使盛德日新，聪明日益扩展，那么事情到来便能应对，万物出现便能辨名，从而谋求天下治理、成就中兴事业，全都在于此。祖宗旧制，讲筵多在便殿举行，所以官名中有崇政殿说书。臣近来看到已经任命讲读官，希望陛下明发诏令择定日期开设讲筵，使他们进行劝讲。高宗时，中书舍人孙觌上奏说：一旦小人得志，就会肆意毒害善良之人。三阴爻在内，卦象就是否卦，这是祸乱的根源，不可不察。迩英殿进读《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多年；圣主贤臣、暴君污吏，是非得失的事迹，治乱兴坏的端倪，大约有数十万字。可是文章浩繁，进读有时限，一天即使读万字，最终也不能全部读完。臣私下见已故翰林学士范祖禹撰有《唐鉴》一书，专门论述唐三百年间君子小人、善恶的辨别：唐朝所以兴盛，是任用君子；所以衰败，是任用小人。著在简册之中，明白地呈现在眼前。其中说：‘我不可不以夏为鉴，也不可不以殷为鉴，所以周王以夏商为鉴。如今应当取法、鉴戒的，没有比唐代更近的了。’全书共三百六十篇，分为十二卷；开国元勋、盛德之臣，乱臣贼子，忠臣邪臣、贤者佞人，辨别清楚，如同指示东西、分开黑白，打开书就明白。陛下即位之初，广泛延请儒学之臣，每日侍奉帷幄，早晚进献教诲，以辅助圣明的资质。与其在事情尚未发生前议论，不如考察已经发生的情状；与其考核尚未实践的言论，不如观察已经实践过的事迹。

译臣愚昧，希望圣慈每逢在迩英殿召集左右近臣时，进读《唐鉴》一两篇。不出一年，就可以看见唐室兴亡的缘由全都出在君子小人的任用或舍弃之间；善的可以作为法则，恶的可以作为戒鉴，必定能够对圣政有所补益。起居郎周必大上奏说：臣于本月六日恭敬地看到中书门下省录黄奉有圣旨，确定三月十一日开讲。恭敬地想到陛下圣明的资质天生，道学日益成就，本来不必分章摘句，也能广闻而有所收获。然而学习作为王者的事业，已经很久远了。本朝开讲的制度，春季在二月上旬；如今却远定到三月十一日，不仅距离停讲日期已经很近，其间又有休假以及到德寿宫的日子，这样半年之间，讲读不过十多天罢了。陛下勤于治道，咨询不倦，又召集豪杰之士，一并置于经筵，他们都日夜盼望得到清闲燕居的时间，以贡献不断光明的辅助。如果把本应急办的事拖延，使讲论学艺、讨论大道的风气在初政时稍有缺失，实在不可。臣更不敢缴还已经施行的命令，只希望陛下依照去年秋讲的先例，直接降下圣旨，特意就近在二月中旬择日举行，这样或许能让朝廷内外都明白知道陛下像古代圣人一样急切勤勉，并且不违背祖宗开讲的制度。臣不胜恳切，惟愿圣明裁察。起居舍人廖刚上奏说：臣听说，从前赵简子的臣子有个叫周舍的人，对简子说：‘臣愿意拿着墨笔、带着文牍，跟随在您的身后，专门记录您的过失。每天都有记录，月月都有成效，年年都有所得。’简子很高兴，把这话告诉大夫们说：‘众人一味唯唯诺诺，不如周舍直言不讳。’臣私下以为，自古仁圣的君主，必定有忠正直亮的臣子在身边拾遗补阙；并不一定要给他冠以谏诤之官的名义，他才敢进言，周舍就是这样。所以刘向曾叙述这件事，把它作为对缄默不言者的戒鉴。太仆正并不是谏臣，穆王却责令他纠正过失、匡正错误，改变他不正确的心意。散骑常侍也不是以谏官命名，实际上却居于谏官之长的位置；难道担任常侍这一官职就理应以谏诤为职责吗？还是有些人不必用官名表明其职责，而太仆正又因为经常在君王身边，所以他的忠告本来就应当如此？臣承受圣恩，在殿陛之间充任官员，到如今已经数月了，每天只是列在仆御之中，瞻仰圣明而已；难道我所见所闻竟没有一句可以向陛下进献吗？臣虽不才，极其知道惭愧羞耻，于是冒昧进献愚忠，仰请天听。臣听说扬雄有句话：‘学习作为王者的事业，已经很久远了。’ 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也没有不把学习放在首位的。臣看到陛下广泛延请儒臣，讲习贯通六艺，又让人采集故实撰成说辞，在清闲燕游时披览文墨、博览群书，也可以说是好学了。然而臣听说道术，不希望越多越好，过多反而会造成扰乱；帝王之学，并不是儒生文士所学习的那种学问。尧舜禹汤文武勤勉不懈，仲尼惶惶不安，他们所用心的地方，必定有其所在。孟轲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戴记·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则是：‘古代想要使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先整齐自己的家庭；想整齐家庭，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先端正内心；想端正内心，先使意念真诚。’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大概就是帝王所谓的学习吧？端正内心，就是防闲邪念；使意念真诚，就是保存内心的真诚；这是用来增进德行、修治事业的。意念真诚而内心端正，内心端正而自身修养，就能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太平。这就是所谓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进而充分实现他人和万物的本性；这样便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并列为三。不以《大学》为根本，能够做到这样吗？恭敬地想到圣德正在提升，如同太阳刚刚升起，伏愿陛下除去末流学问的无益之处，安坐而日益进于此道，以福泽众生，天下幸甚。右谏议大夫兼侍讲谢谔讲解《尚书》，对皇上说：‘《尚书》是治理之道的根本，所以考察经书应当以《尚书》为根本。’皇上说：‘朕最喜欢伊尹、傅说所学习的道理，得到了侍奉君主之道。’谢谔说：‘伊尹、傅说固然如此，但如果没有成汤、武丁信任任用他们，又怎么能达到治理呢？’ 右正言陈渊上奏说：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有人说：‘谁说邹地人的儿子懂得礼呢？’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孔子听到后说：‘这就是礼。’从前称为圣人的人，必定说是生来就知道。生来就知道的人，只是知道其中的道理罢了；至于仪式、章法、器物、数目等具体存在于事物之间的内容，大概也不可能全都知道。因此孔子向老聃询问礼，向师襄学习琴，向郯子询问官名。他曾说：‘我十五岁时立志学习。’又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像我孔丘一样忠诚信实的人；但他们不如我这样喜爱学习。’又说：‘只是思考而没有益处，不如学习。’又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喜好古道、勤奋求取它的人。’又说：‘达到圣人的境界我不能做到，我只是学习不厌倦、教人不疲倦罢了。’所以孟子说：‘所谓圣人，孔子也不自居。自居为圣，就最终会不能成为圣人；只有不自居为圣，因此没有什么不学习，圣德反而更加圣明。’提举万寿宫兼侍读张守上奏说：臣听说自古帝王没有不学习的。傅说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收获。’所以尧舜都考察古代。孔子凭借上天纵予的大圣资质，尚且学习不厌。光武帝凭借汉高祖遗留下来的事业，专心于经术；即使临朝也常到日偏西，讲论又常到半夜，却不认为疲倦。义理使心愉悦，就像美味使口愉悦一样，怎么会厌倦呢？世祖扫除群盗、中兴汉室，他的根本是否就在这里呢？《大学》的道理是，要治理国家，关键在于致知诚意；从致知诚意开始，功效可以达到使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大概掌握了要领，其他便没有什么必须学习的了。仰望想到陛下亲身经历艰难忧患之时，仍不倦于继承光明的学问，圣德日益提升，却还广泛延请儒生，讲绎古代义理。近来听说陛下亲自挥翰运墨，书写《典》《谟》《训》《诰》《誓》《命》的文字，赐给近侍辅弼；您的德意所趋，每每都在二帝三王之上。由此可知，中兴之主虽处异代，符契却相同。更愿陛下提取其中的要义，讲明施行设置的适宜办法，以使天下蒙福，而略去繁琐的文书劳累，这样就不至于劳烦圣躬而治理之道也能全面推行。中兴的功业，即使同光武帝相比，也不值得再说了。

译陈长方上奏说：百姓的巨大福祉，宗庙社稷的长远谋划，没有比人主懂得帝王之学更重要的了。三代以前，尧、舜、禹、汤得到这种学问，所以功业高过万古，当时百姓都受到他们的恩赐。三代以后，孔子、孟子得到这种学问，所以恩泽不能广泛流布，只是私下教化后人。有志之士没有不想把它献给君主的；有的身处下位而没有机会自行通达，有的君主听到了却不能真正相信，有的虽相信却不能任用。因此在寥寥千百年间，百姓没有受到圣人的恩泽。即使人主具有尧舜禹汤的资质，没有学问来充实它，也会被声色夺去视线，被嗜好动摇内心；又有奸邪之人和浅薄之徒用邪说逢迎、谦顺讨好，在君主前后熏染陶冶，日复一日。等到君主被先入为主的观念迷惑，善言无隙可乘时，下面的百姓就只会怨恨君主。这难道是懂得爱戴君主的道理吗？这难道是想让恩泽施及百姓吗？臣年幼时读故相司马光的遗稿，看到他历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从担任谏官到中书执法，进呈《历年图》，每每以三句话作为献言：一是‘仁’，二是‘明’，三是‘武’。他又说自己一生艰苦勤劳所得的心得，全在这三句话中。司马光的内心，对于孟轲所说的爱护君主之道并不惭愧。臣私下认为，人主心术的要领，没有超过司马光这三句话的。等到年长而得到老师指教，才知道《礼记·大学》一篇是帝王问学的根本。即使秦代焚书之后，简册编次紊乱，先后次序多已失去原貌，圣人的防范原则仍清清楚楚、可以寻求。大体说来，人主的学问不在于广博贯通古今、知道很多书；不在于错综辞藻、使文字光彩照人；不在于锤炼佳句、使思虑足以比拟鬼神；不在于文笔奇丽，如虎卧龙跳，像晋简文帝那样。桓温逼迫时，不能说不知书的人，书却不能补救国家大计；陈叔宝并非不能作文，但贺若弼到来时，文章不足以抵御敌军；隋炀帝并非不能作诗，天下纷乱时，诗歌对于败亡又有什么用；宋明帝并非不能书法，王僧虔那件事，反而给后世留下讥笑。因此，人主如果懂得帝王之学，功德巍巍，同时又兼有这几方面，才算多才多艺；如果不懂帝王之学，只凭这几项作为长处，既无益于国事，反而足以损害德行。《大学》说：‘古代想要使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的人，根本在于修养自身；修身的要领，在于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想要内心端正、意念真诚，必须先穷究天下万物的道理，使心中如冰雪消融般彻底明白，从而极力达到自己知识的极致。’ 所知道的既然明白，内心自然就端正，意念自然就真诚。内心端正、意念真诚，邪僻之心便无从产生，邪僻之言也无从进入。心中方寸之地，明亮得像明镜，澄澈得像清水；由此不断修养内在，尧所说的钦敬明察、文理思虑，舜所说的深远明智、文明温恭、诚信充实，禹所说的敬承帝命、施及四海，汤和伊尹所说的共同具有纯一之德，只是名称和条目不同罢了，都是这条道理。对外应对万事，就能洞察机微和防范；对外任用人才，就能看透邪正；对外辨别真假疑似，就以此作为权衡标准。其要领只在于把自己的认识推到极致。然而所谓知，不是聪明才智的知，不是多能多艺的知，而在于熟察这颗心是否端正。所以《大学》又说：心中有所恐惧，就不能保持端正；有所喜好快乐，就不能保持端正；有所愤怒，就不能保持端正；有所忧患，就不能保持端正。除去这四种情绪，再考察这颗心的本体，究竟是什么样子？对此明白无疑，就是《大学》所谓致知，也就是庄子所说七位圣人都迷失的地方。自古圣人的德行，没有不是由此修养增进的。人主处理万机之余，若能取《大学》来读，再以《中庸》参照，澄清精神、安静思虑，不让邪僻的念头在胸中萌发，每天阅览一次；对于其中疑难的义理，广泛访问真正的儒者，那么尧舜禹汤、孔子孟子几位圣人就会在千载之外与您神交，天下将沐浴唐尧虞舜夏禹商汤的恩泽，这难道是小事吗？只是担心人王不肯这样做罢了。周麟之上奏说：臣听说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达到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广大光明。’高明光大，不在别处，只在于用心加以实行罢了。这句话起初只是为学者而说的。后来董仲舒引用它告诫汉武帝，这才知道帝王之学也应当如此。仰想皇帝陛下圣明的资质纯粹天成，自然而然由诚而明，敏捷修习的功夫纯正而不停止。至于博览经史，固然已经认识其中大的方面，并把它施用于天下国家，政事日益达到美善安定。然而陛下仍不忘讲学的益处，退朝后清闲燕居，亲临迩英殿，广泛延请儒者，讲绎古代的学艺。如今又将西汉一代的史书命令官员进读，这是要借事立教，以往事鉴察今日，参求教化的源流，弘扬国家纲纪，当然不是为了考究文义、辨析音训，拘泥于书生章句的习气。不过臣私下认为，三代以后，只有西汉最接近古代；各种史书的撰作，只有班固称得上名家。读它的人考究文义之后，才能看见记事的根源；辨析音训之后，才能知道立言的法则。但文义有时难以看见，不靠注解便无法发明；音训有时难以知道，不靠反切便无法辨证。广博见闻的辅助，或许也有取于此。臣不才，承蒙以读诵为职；如果不能对此尽心，或许会误解‘金根’的意义，或许会读错‘雌霓’的称呼，上对不起天听，臣就有罪了。因此谨陈一二，希望遵从圣训加以订正。服应沿袭旧说，疏漏紊乱之处很多；苏氏兼采众家，剖析阐发也很少；蔡氏编纂汇集，尤其彼此抵牾。颜师古疏通郁滞、厘正乖离，援引依据精密详尽，对学者很有补益。因此注解有所不同，臣希望以颜师古的说法为正。汉书旧文多使用古字，间或采用通假字，类别实在很多；古今语言不同，各地方言不同，本音和其他切音互相见于其中。颜师古详备地列出科条，剖析而无阻滞；字形稍有不同，随即标出读音；字形与音相协、音韵相谐，举例都合乎义理。因此音训若不统一，臣希望以颜师古所确定的为准，并请求在进读本中间或注明音切。臣并非不知道帝王之学志在治理之道，起初并不涉及这些；我这番区区之言，可以说是重视小节而昧于大体了。然而臣列职于宫禁近侍之间，负责献纳、论思，事情无论大小，都希望详慎而不可苟且，何况手执经史以备陛下顾问呢？如今所陈述的，希望向下可以让陛下看见愚臣尽心尽职的诚意，向上可以符合陛下重视典籍学问的美意。

译张浚上奏说：臣听说，帝王之学以治理内心、修养本性为主。心本来极其宁静，因为欲望而发动。欲望未必就是邪欲，但凡对外物有所企慕，都是欲望。人的本性本来至善，因为习染而形成欺伪；一旦欺伪产生，就违背天理。因此可知，治乱在于自身；德行在上位成就，教化就在下面推行。凡有所施行设置，无不感通天地人心。大治的成效，其应验是必然的。帝王以天为根本，以礼为门径，以敬为辅助。内心敬慎，就会敬畏上天，仿佛上天常在左右上下。真诚从这里建立，治理也从这里产生，其高卓是后世无法比拟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刘珙对皇上说：世俗儒者多责怪汉高帝不喜欢学习、轻视儒生。臣认为高帝不喜欢的，只是腐儒和俗学罢了。假使当时有人把二帝三王的学问告诉他，臣知道他一定会敬重并相信，那么他的功业一定不止于此。于是臣陈述圣王之学，用来明白义理、端正内心，作为治理万事的纲领。皇上立即称善，授予他中大夫，兼任同知枢密事。孝宗隆兴元年，朱熹任潭州南岳庙监，上奏说：臣听说，《大学》的道理，从天子直到平民，统统都把修身作为根本。家庭所以整齐，国家所以治理，天下所以太平，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然而自身不能只是空泛地修养，深入探究根本，就在于穷究万物之理以达到自己的认识罢了。所谓格物，就是穷究事理。凡有这样的事物，必定有这样的道理。但道理无形而难以知晓，事物有迹而容易看见，所以要依据这些事物去探求其理，使这个道理明白地呈现在心中眼前，没有丝毫差误；这样应对事情，自然就不会有丝毫错误。因此意念真诚、内心端正而自身得到修养，以至于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太平，也不过是把这个道理推行开来罢了。这就是所谓《大学》的道理；即使古代的大圣人生来就知道，也没有不学习这套道理的。尧舜相互传授所谓‘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这个道理。此后历代圣人相继传承而拥有天下，到了孔子未能获得君位，便把它写在书中，传示后世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他的门人弟子又相互传述并加以推明，也可以说很详尽了。然而自秦汉以来，这门学问断绝了讲习，儒者把辞章记诵当作功业，事业日益沦为卑近；也有人意识到它不止于此，却又不过转而到老子、释氏门下求取，内外所见不同，本末归宿各异，道术因此隐晦。悠悠千年之间，明君良臣偶尔也会出现，却终于无法恢复三代的盛况，原因就在于不知道这个道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圣德纯厚，从潜居到登上帝位，仁孝恭俭的德行取信于天下，纷华盛丽之物一概不能进入内心；这样看来，陛下自身可以说已经修养好了。然而陛下临御天下已经一年，太平治理的成效却没有听闻，臣私下疑惑，也许是从前劝讲的臣子受到程式限制，向陛下讲的不过是辞章记诵的习气；而陛下寻求超出这些的内容，又不过取自老子、释氏的书。因此虽有生知的天性、超越世人的操行，却没有随事考察其中的道理，所以天下的道理有很多没有察知；没有即事穷理来应对事情，所以天下的事务有很多没有明白。于是举措之间往往涉及疑惑和两可，听取采纳意见时也难免受到蒙蔽欺骗；太平治理的成效所以没有显著，正是因为没有讲习《大学》的道理，而使内心沉溺于浅近虚无的错误。臣愚昧刚直，冒犯圣威，罪当万死；然而愿陛下在清闲燕居时，广泛访问真正懂得此道的儒者，讲明并阐释它，考察于经书，在史书中验证，并在内心加以体会，以应对当世无穷的变化。这样，今天应当办理的事务就不得不办理，不应当办理的就不得不停止；以至于臣下的忠诚奸邪、谋划的得失，不必等到像烛火照察、用数计算那样，也能清楚判明可否黑白。如果这样，意念就不能不真诚，内心就不能不端正。用它来修身、齐家、治理天下，难道还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吗？臣从老师那里听到的就是这样。普通人看来，恐怕会觉得迂腐空疏、陈旧古老而不切合实用。然而臣私下认为，端正根本，万事就会得到治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伏望陛下扩大如天日般的光照，俯察并采纳臣言，那么不只是臣的幸运，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运。乾道五年十一月，汪应辰上言说：臣看到近来讲读之官进见稀少。大概过去人君有安逸享乐的时候，或许就不留意经典；有偏爱亲近之人的时候，或许就不亲近儒臣。如今陛下省览各项政务，不分昼夜，并非因为安逸享乐；延接臣下，不间隔疏远和卑贱，也并非因为偏爱亲昵，只是由于勤劳政事，所以无暇顾及此事罢了。然而臣私下认为，六经典籍和祖宗的谋略训诫，正是政事的根本。因其中有劝善戒恶之意而反省自身，就可以得到日新之益；因其中有增损取舍之理而在今日验证，就可以获得顺应时宜施行的办法。汉光武帝、唐太宗都亲自经过战争取得天下，却仍与臣下讲论治理事务，往往直到半夜才睡，大概绝不会白白耗费时间做无益之事。仁宗皇帝下诏双日临御经筵，单日也召侍臣讲读，足以作为万世法则。伏望陛下特别留意，天下幸甚。淳熙三年，兵部侍郎周必大上奏说：臣仰想陛下具有上天纵予的圣明，辅以日益更新的德行；六经深奥的义理、历代编纂的史书，凡是儒生学士穷尽一生、耗费世代也不能研究透彻的，一经圣览，都能洞见底蕴。所谓讲读之臣，哪里能够窥见圣学的万分之一？然而陛下仍不自矜、不自夸，勤于询问，这是极其盛大的德行，臣哪里敢加以赞美。只是今年正逢郊祀，又加上皇后私下计算，秋讲不过在本月下旬举行三四次罢了。其间还有开启仪式以及练习礼仪的日子，实际只有二十一日能够临御经筵。希望圣慈预先留意，倘若百司临时另有相妨的事务，便请下令告谕，暂且等到讲筵完毕再施行；这样或许稍能符合陛下孜孜不倦遵循古训、不忘旧章的心意。

译淳熙年间，袁说友上言说：臣恭敬地听闻圣旨，已经确定本月十三日开设经筵。臣仰想陛下圣学高远，继承光明，考察古代法度，弘大地成就至治。臣愚昧刚直，没有见识，冒昧陈述管窥之见，仰望用来补益迩英殿最后的议论，惟愿陛下裁择。臣仰想太上皇帝亲身成就大业，继承开创中兴；三十六年之间，仁德、文治、功业，圣明、神武，表现在建立政事、任用人才、爱护百姓、驾驭军队等方面，都是一代宏大的典范、万世伟大的法式。陛下继承帝位之初，就命儒臣编纂《宋一书》，揭示圣政之名，并亲自撰写序文，收藏在金匮之中。臣因为不学无术，误蒙圣恩，承接中秘之职，于是得以仰窥大政，恭敬诵读圣文，臣不胜极度荣耀和幸运。陛下如今遵循尧的道统，以先圣传授承受为根本，施行于政事，举动都符合训诰谋谟。倘若对于圣政之书日复一日地研习探究而不懈怠，那么对于治理之体尤其不是小小的补益。臣愚昧，希望陛下恭敬地下诏，从今年开始，把太上皇帝圣政同三朝宝训一起，命经筵官每日讲读，永远作为定制，使他们讲绎这些大典，启发辅益圣心。陛下进朝时可以得到面对面的教诲；退朝后再讲论，就能得到具体的方略，更加彰显遵循旧章的心意；实行尧的道统，与天地同久。这就是帝王之学中最重要的事情。臣何其有幸能够亲眼见到这些。臣谨冒死请求。孝宗时，员兴宗请求精心讲论，上奏说：臣曾经认为，讲论道理，是三公的职分。若不能得到合适的人，就会使这个职分空缺；因此后世三公有名无实，反而以讲论思虑之学、考察论道之意为职，只有讲筵之官近似于此。傅说告诫高宗说：‘王者寻求广博见闻，做事不以古人为师而能够长久传世，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傅说想勉励君主执守古代义理来驾驭当今世界；他虽然是商代大臣，但这番话却正是讲筵之官的体例。恭敬地想到我朝祖宗神圣之后，严格重视这一职位；从臣子中选择有声望的人，从初次进见直到讲毕，既命他入座，又赐给宴席，其用意是尊重经书、喜爱道义；如果不这样做，善恶成败的鉴戒、大小事务，就会有堵塞而不能上达天听。因此这是急务。宫禁深重之中，君上掌握万事的权柄，各职官有不敢实行的、有不敢说的；只有宰相可以辅助君主施行，台谏可以辅助君主进言。不幸的是，言论未能到达，施行未能及时；在从容闲暇之际，心中所想全部陈述，幽隐之事全部通达。天下对于讲读之臣不寄望，又将寄望于谁呢？从前李淑侍读仁宗，曾说：‘观察唐室召见近侍讲经，本来是想借事立训、鉴往知今；人君往往借这个名义同近臣谈论政事。’ 在我朝真宗时，则有像冯元这样的人，赐座完毕后，真宗还多有询问，大概是因为宫禁深处，深深担心听闻受到堵塞。李淑的话不只是懂得祖宗的用意，也领会了多次开设讲筵的意义，真是深知侍臣的职责啊。后来历代圣主相继，风范彼此辉映，美好的政事和美好的事情，多从讲筵中产生；而司马光、吕公著、苏轼这些人，也凭借这一职位名重一时、光耀后世，这又是讲筵德义的深厚传统，难道可以不加以思考吗？陛下天资睿智，举动都取法祖宗，前后设置劝读之官，用意极其深厚。然而臣仍担心侍臣循循沿袭一本旧习，正如先儒所说，只在案旁讲经，读几行便退下；这样年复一年，所得到的益处又有多少？这是不可不预先警戒的。况且如今天下的大事有许多都可以通过讲筵通达，陛下所依靠的是百姓；现在谈论财利的人巧饰百端，把无说成有，只顾自身而不顾百姓。陛下用来捍卫国家的是军队；现在担任将领的人，大多肆意欺罔，只顾家庭而不顾士卒。陛下所依靠来维持风俗的是士人；现在衣冠之士杂乱相袭，一律回避忌讳，是喜欢阿谀而不喜欢直言，以至于上天的阴阳失调，乖戾之气积聚，连日阴雨、天色昏暗。陛下振作威势、严厉整饬之后，流窜的盗贼将领很快逃窜，秘密行贿者的子弟也受到惩治，海内将要感到痛快了。圣明的君主既然能够考察防范弊病，他的行动就应当如此；那么，手执经书入侍的讲官，难道忍心默默辜负他吗？臣听说近来已经得到诏令：从本月乙亥日开设经筵，除只日休假、朔望日之外，前面所说的大礼讲日也不设讲。臣希望在后殿说书的日子里，暂时让各司引见应对；小事则像景祐年间的诏令那样办理，可以吗？还请谕令讲官，必须在一部经书中选择帝王所应知道的事情，阐明今日应当借鉴和警戒的道理，像咸平、景德年间那样，可以吗？凡是探求经书义理的先后，应当根据政务缓急来安排。臣希望仿照先儒康定年间的奏疏，读完《宝训》后，先讲解边防等紧要事务，可以吗？如果还有其他内容，就酌情延长日期，轮流安排值宿；情理越能沟通，义理就越能贯彻，不拘泥于忌讳，以此表明忧劳勤政。这又是世间罕见的奇事。卑贱的臣子哪里敢断定一定如此呢？有人说臣的意见是：国家设立讲读之席，不过是沿袭旧例罢了。那些儒者的言论，使人拘束而多所畏惧，受到妨碍而不能通达。这就是汉高帝所说的“治理天下哪里用得着腐儒”。臣认为并不是这样。天下所谓的腐儒，不仅圣明的君主厌恶他们，就是我们这些臣子也厌恶他们。如今郡学的文学、州学的博士，项背相接，沉溺于空疏议论、惑乱人心，执笔彼此夸耀的，就是这类人。国家想要与君主共同治理天下，陛下难道还缺少这类人吗？如果另行选择一两位通达的儒者，铺陈仁义之治的纲统，臣认为即使传之后世百代也不可改变。这难道比得上左右近幸之人的愚昧欺诬之言吗？从前魏征劝唐太宗实行仁义，封伦笑道：“魏征不过是个儒生，他的话哪里值得采用？”后来魏征所说的意见逐一施行，唐朝因此有了贞观之治。太宗说：“这是魏征劝我实行仁义啊。”可惜没有让封伦看到这一点。那么，通达的儒者受到讥笑，仁义之说又有什么过错呢？陛下每每想要追步太宗，臣希望陛下考察参照这一点；这样圣明会更加圣明，明察会更加明察。何况六经绝不是虚浮的器物，文王、武王之道也绝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广泛询问绝不是闭塞隔绝，帝王之学绝不是小有用处，求取并施行圣治的根本就在这里。臣所说的话狂妄僭越，但献纳忠言的诚恳心意实在无比深切。

译直焕章阁王师愈上奏说：“臣听说商高宗从傅岩郊野起用傅说，命他教导自己的心志。傅说从未发表高深玄妙的言论来惊骇高宗的听闻，开始只是告诉他说：‘学习可以使心志谦逊，务必及时敏捷。’接着又告诉他说：‘始终把学习作为常典。’在那个时候，六经还没有完备，所谓学习究竟是学习什么呢？大概自从天地确定位置以来，道德就已经存在其中，并不会因为六经尚未完备而隐晦不明。君主使自身具备道德，再推而用来治理百姓，表现在政事上，它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平定天下。傅说用来告诫高宗的，不过是学习这个罢了，所以又接着说：‘道义积累在自身，道德修养达到不知不觉的境界。’傅说可以说是善于接受教诲的人了吧？恭敬地思量，陛下凭借上天赋予的才能和生而知之的圣明，自从居于潜邸以来，就留心学问，广泛通晓经籍；不仅清楚地看见历代政治得失的迹象，对于道德的深奥之处，也已经深入探究而能遇事得其根源。即位以来，振作精神谋求治理，不自满自足；在万机之余，又召见各位儒者，讲论治国之道，勤勉不倦。商高宗未能做到的事情，陛下都已经做得很优异了。多么美善啊！臣是疏远微末的小臣，错误地蒙受陛下简拔知遇，得以滥居经筵。想到自己浅薄鄙陋，凭什么能够仰助陛下缉熙光明的盛德呢？” “然而区区忠心，不敢默默不言。臣曾读《易经》乾卦的解释：‘九二所体现的君德，开始于学习以积聚德性，最后以仁德加以实行。’《中庸》记载圣人实现诚德的方法，也从广泛学习开始，以笃实行事结束。又说：‘有未学会的，既然学习了就学到不能做到为止；有未实行的，既然实行了就做到不笃实不停止。’由此可知，喜好学习固然是帝王的盛美之德，但亲身实行才是最可贵的。学习而不能实行，要取得治国成效，实在困难啊！何况君主的学习和臣子的学习，都以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为根本，成效都表现为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臣子怀抱自己的学问，必须遇到合适的时代、得到君主任用，然后才能实行；向上辅佐君主，这样才足以取得治国平天下的成效。假如不能得到际遇，不过是独善其身罢了，至多也只能齐家而已。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从哪里能够成功呢？所以臣子实行自己的学问，能否有所作为，关键只在君主是否任用他。至于君主所学的东西，如果不想实行也就罢了；如果想要实行，没有不是由自己发端的，谁能阻挡呢？治国平天下的成效，可以拱手等待它到来。陛下圣学的精妙，足以与百圣相通而不感惭愧。臣这点浅陋见闻，哪里敢妄自陈说个人臆见？” “伏愿陛下鉴察历代君主所以成为圣贤、所以达到天下太平安定的原因，努力实行而不懈怠，日益引导、月月增长，长久持续而不停止。将会看见，对内修明各项政务，对外使四方夷狄畏服；治功的崇高盛大，巍巍然可以与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相合。只愿陛下留心，臣就万分庆幸。” 卫博上奏说：“臣听说圣人凭借上天赋予的才能，再辅以每日进步的学习，本来就不是群臣敢于企望的。然而要洞见圣明之光、窥探道理的深奥，同时讲求广泛见闻、咨询治国要务，就一定需要有论议之臣、儒学之士，通晓古今、明白治乱的人，在清闲燕居时侍奉左右，补充顾问之缺。即使舜、文王那样的盛德，也有九官、四友，早晚在朝堂上下共同商议。至于秦穆公、魏文侯，也有乐正裘、牧仲以及段干木、田子方一类人，与他们共同周旋谋划，以建立治功。这种道理是很高尚的。仰想陛下睿智高明，尊崇学问而光明不息，已经超越百代帝王。然而仍分别命令讲读官轮流在殿舍值宿，以等待圣上清问。陛下专心承受学问，讨论古人，在细毡之上讲说道理，实在是极盛的举措。但臣曾考察汉代侍臣，皇帝出游长杨、五柞，或在未央宫、宣室殿宴饮时，他们没有不在场的。唐代十八学士也是从早到晚访求政事，商量考订前代记载，并没有固定礼仪规定的问答。这本来不应只责成主管职守的臣僚和年高之士。臣愚昧，希望圣上仁慈地下令有司讨论，仿照唐开元年间六品以上官员在衙内待制、建中年间九品以上官员在两省待诏的制度，立为固定格式，每天让馆阁之臣得以侍奉左右，以弥补遗忘；即使只是防止泰山的一粒尘土、汇聚沧海的一股细流，也或许能对万分之一有所补益。” 宋光宗绍熙三年，御史台主簿彭龟年上疏说：“臣听说讲读官所承担的责任最为重大。因此程颐说，天下最重的职责，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德的成就则在于经筵。依臣看来，君德如果不修养，即使一时太平也难以保持。要知道经筵的重要性，尤其在宰相之先。所以祖宗加重这一官职，具有完备的成法。没有得到合适人选时就寻求，只怕人选不够广；得到之后就亲近，只怕有所疏远。以近来的情况衡量，已经很不像从前了。臣斗胆为陛下分条陈述。臣看祖宗选拔经筵官员，职位资历并无限制，有时让平民出身者担任，有时卸下政务权柄后又重新担任。因为劝讲之臣，应当任用通晓经书的士人；经学需要平素的功业积累，每个人又各有所长。假如平时从未留意经学，那么即使贤能，凭什么能够胜任呢？如今不问所学，一概按照资序升迁，这是不同于祖宗旧制的第一点。臣看祖宗召见臣僚应对，没有比经筵更加亲近秘密的。宋太祖时，常常不按常时召王昭素讲说经书；宋太宗时，命吕文仲为侍读，多在天晚时召见。到宋真宗即位，首先设置侍读、侍讲学士，命邢昺、杨徽之、夏侯峤担任，常令邢昺住在秘阁，询问有时一直到半夜。”

译“从此便成为旧例，夜间值班大都设置固定人员。不仅要同他们探究义理的深奥，也想借此堵塞贪图安逸的空隙。臣听说，听到古今治乱的事情，就容易产生警惧；听到民间百姓的艰苦，就自然生出忧念。退朝后即使宴饮闲居，也一定不会过度。圣人的谋略深远，不是人们容易了解的。臣私下看到近来宣召经筵，多用白天接见。臣不知道陛下在深宫游息之时，凭什么保养夜间清明之气？这是不同于祖宗旧制的第二点。臣仰想陛下留心询问学问，不使自己愧对古代先王；曾在郊祭时预先安排讲读日。陛下这样及时勤敏地修养自己，哪里还需要别人进言？但臣区区还要说到这一点，是因为臣曾见范祖禹编纂《帝学》，上下数千年，没有像祖宗那样笃实好学的。陛下想要效法祖宗，舍弃这一点，恐怕没有更重要的了。臣愚昧，希望陛下选拔名儒，安排在讲席，只问经学深浅，不考校官资高低。官位高的就加授学士名号，官位低的就任命为说书。每天与他们讲论义理，夜间与他们商议古今。这样圣明的本性会日益高明，圣德会日益盛大。有了义理可以享受的乐趣，自然就难以被物欲改变。” “保全国家、安宁家庭，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情了。只愿陛下留心。” 宋宁宗即位初年，彭龟年任吏部侍郎，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之道贵在务实，君道务实，天下就安定；君道不务实，天下就危险。恭敬地思量陛下继承大统以来，凡是发布的训辞，人们都传诵不已，而陛下质朴刚直的性情又出于天赋。陛下从前居于潜邸时，曾亲自书写司马光的《务实论》，日夜披读玩味，圣心所存，大概由此可以看见。唐虞三代的治道，人们根据他们所说的话追究其内心，就知道他们一定能够达到那种境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臣今天还要说务实，也有自己的理由。臣看近来求贤诏书已经下达，士大夫所上的封章，都交给后省审看详议，命令选择可以实行的上奏。三省如果不把它做成虚文，那么陛下求言本来就是想求得实效。然而如今已经一个月了，从臣僚封章中得到的究竟是什么？臣近日曾请求再令后省选择其中有益于圣德的内容，逐项编排分类，以备陛下采纳阅览，也不妨实际施行；如此看来，求言的实效似乎还不足。讲筵已经开设很久，应该讲经的日子，早晚各进讲一次；不讲经时，每天轮值两名官员以备询问，那么陛下求学本来就是想求得实效。然而自从开讲以来，值日官还没有听说被召见，那么求学的实效似乎还不足。” “所以臣区区希望陛下从今以后，说出一句话就一定要求取信用，做一件事就一定责求成效，不要让人说陛下只是徒然办理虚文来欺骗天下；这将是宗庙社稷的最大幸运。” 宁宗曾说退朝后无事可做，恐怕会自行懈怠，不多读书是不行的。彭龟年又上奏说：“君主的学习与书生不同，只有能够虚心接受劝谏，改过向善，才是圣学中的第一要务，难道在于读得多吗？” 庆元元年三月，大府寺丞吕祖俭上奏说：“臣听说自从王者的事业衰落以后，历代君主治理天下国家，很少有人知道讲学是最急迫的事情。间或有崇尚经术的，也不是优游涵泳于文章义理，便是只求做出供人观赏的表面文章，未必知道帝王所谓的学习究竟是什么。恭敬地思量陛下登基之初，怀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戒惧，立即下诏，恢复迩英殿讲学的旧典，延请旧日经学之臣，首先诏用儒学宗师，加重经筵，多设置书史名额，成倍增加讲读官员；而且训辞恳切，反复强调救正过失、务求实政，德意志虑极为美善。这固然可以看出陛下用心于务实之学而遵守祖宗家法，知道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确实在这里而不在别处。然而臣私下有一个深深疑惑而尚未能解答的问题：陛下起初考虑政事时，既然已经知道讲学的重要，就应该使圣学不断增进。如今还不到几个月，所谓儒学宗师竟然没有停留多久，便从中途直接下令让他赶快离去，唯恐稍有迟延；虽然陛下深切怜悯老臣的心意，已经显现在亲笔书信中，想用来昭示深厚恩意，但天下人的心中不能没有疑惑。臣区区所说，难道是因为一两个人的去留、一两件事情的是非，便过分加以议论吗？” “这是因为讲学是重大事务，执经讲学的臣子应当精心选择。从前为什么那样尊重、信任他们，如今为什么又这样抛弃、忽忘他们？臣深恐在初政诏令和制度中，随着年推月移，最后名存实亡，只成为供人观赏的表面文章，竟让人认为讲学求问对成败得失确实没有什么补益。何况如今国势刚刚安定，人心仍有隔阂，陛下亲心尚未和悦，上天的意旨也不顺遂，年成又有饥荒的忧虑，夷狄也显出窥伺的形势；陛下与学士大夫讲论治理政事、纠正过失、务求实政之时，尤其不能使最初的心意逐渐违背，徒然成为表面文章。伏望陛下每次驾临讲筵，都一定反求于自身。看到‘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的说法，就应当敬畏戒惧，仍恐怕做不到；那种向苍天号泣的诚心，实在难以自我抑止。看到‘得到百姓在于得到他们的心’的说法，就应当战战兢兢、深怀危惧，仍恐怕不能保全；以腐朽的绳索驾驭奔马的譬喻，确实不是欺骗陛下。‘六事自责’，本来是陛下已经讲过的；如果畏惧、修省的念头稍有衰减，难道还把这番话当作真实的警戒吗？‘十愆示戒’，本来也是陛下已经讲过的；如果宴游安逸的念头稍有放纵，难道还认为这些话值得信奉吗？年成有饥荒的忧虑，就应当深思‘正当勉力修养自己的德行’的要旨；夷狄显出窥伺的形势，就应当亲身实行不懈怠、不荒废的实际行动。至于亲近学士、儒生以扩大见闻，远离宦官、女子以戒除骄奢，虽然明诏中已经说过，但如果有言语违逆我的心意，却要依据道理加以求取，那么忠直之臣才会开始得到亲近；如果有言语顺合我的心志，却不合道理，那么谄谀之人才能开始被疏远。果真能够这样，早晚所讲习的才是实学，早晚所履行实践的才是实用。圣德没有过失，百姓都欢悦，那么初政诏令就可以取信于万世了。宁宗时，朱熹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敬承天命，恭敬地登临帝位，刚刚正位之初，还来不及办理其他事情，却首先把广泛延请儒臣、讨论经书作为最急迫的事务。这是要寻求广博见闻来建立政事，学习古代训诫而有所收获，并不是像只会记诵问答的愚陋儒生那样，把辞章这种小技艺夸耀为博学、以争奇斗丽为工巧罢了。既然如此，劝讲之官本来应当慎重选择，反而不加选择，误用无知妄庸之人，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臣天资极为愚陋，虽曾带着书册读书，妄想寻求圣贤遗留下来的道理，但实行得不够努力，如今老了仍无所成就。何况帝王之学，臣本来就没有讲习过，又凭什么承受擢升任用的恩宠，辱没陛下殷勤的顾问呢？’

译“因此臣听到任命后惊惶不安，不敢奉诏。然而曾听说，人既然有了这种生命，上天本来就赋予他仁义礼智的本性，并为他规定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制定事物应当如此的准则。由于人的气质有所偏颇，物欲又有所蒙蔽，所以有时昧失本性而扰乱伦理，败坏准则却不知道回头。必须通过学习来启发他，然后才能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成为齐家治国的根本。这就是人不可以不学习的原因；而所说的学习，起初并不是记诵问答、辞章文章，也不是圣人与愚人、贵人与贱人之间才有分别。这样说来，臣曾经用力学习的方面，本来有可以向陛下陈说的，请允许臣就此陈述。大体说来，求学的方法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穷究事理的要点，必在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比循序渐进、达到精熟更可贵的；而达到精熟的根本，又在于居心恭敬、坚守志向。这是不变的道理。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具有道理：做君臣有君臣的道理，做父子有父子的道理，做夫妇、兄弟、朋友也各有其道理；直到出入起居、应对事物的时候，也无不各有道理。能够穷究它们，那么从君臣之间的大道理，直到各种事物的细节，没有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如此、应当如何的，也不会再有丝毫疑惑。” 正确的就听从，错误的就抛弃，不留下丝毫牵累。这就是求学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原因。至于天下的道理，精微奥妙，各有其适当之处，从古到今都不可改变，只有古代圣人能够完全认识；他们所实行、所说的话，都可以成为天下后世不可改变的大法。其余事情，顺应这些道理的就是君子，吉祥；违背这些道理的就是小人，凶险。吉祥之大者，能够保有四海，可以作为法则；凶险之严重者，连自身都不能保全，可以作为警戒。这些明白显著的事迹和必然产生的结果，无不具备在经书训诫和史书记载之中。想要穷究天下的道理，却不就经书史传去寻求，那就像面向墙壁站立一样。穷究事理之所以必须依靠读书，就是这个原因。至于读书，那些不喜爱读书的人固然会懈怠疏忽、浅尝辄止而一无所成；喜爱读书的人又不免贪多求广，往往还没有开启一端，就急着探究最终结论；还没有研究清楚这里，忽然又把心志放到那里。因此即使整天勤劳，不得休息，心绪也匆忙急促，总像是在奔走追逐，却没有从容涵泳的乐趣。这样又怎么能深信自得、长久不厌，从而不同于那些懈怠疏忽、浅尝辄止而一无所成的人呢？孔子所说“急于求成反而不能达到目的”，孟子所说“前进过于猛烈，后退也会很快”，正是说的这种情形。果真能够鉴察这一点并加以反省改正，那么心志就会专一沉潜，长久不改变；所读书籍的文意会前后接续、脉络贯通，自然逐渐浸润融合，内心与义理相会；善行所带来的勉励会更加深厚，恶行所给予的警戒会更加切实。这就是循序渐进、达到精熟之所以成为读书方法的原因。至于达到精熟的根本，在于内心。心这种东西，最为虚灵，神妙莫测，常常是一身的主宰，提挈万事的纲领，一刻也不能不存于心。如果一不自觉，心就驰骋飞扬，追逐外在形骸之外的物欲，那么一身没有主宰，万事没有纲领，即使在俯仰顾盼之间，恐怕已经不自觉身在何处了，更何况还能反复体会圣贤言语，参照事物，以求得义理最恰当的归宿吗？孔子所说“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也不能牢固”，孟子所说“求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心找回来罢了”，正是说的这种情形。果真能够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常常保持这颗心，使它整天庄严端正，不被物欲侵扰扰乱，那么用它来读书、用它来观察事理，将无论到哪里都不能不通达；用它来处理事务、接待外物，将无论处在什么情形都不能不恰当。这就是居敬守志之所以成为读书根本的原因。这几句话，都是愚臣平生求学艰难辛苦、亲自验证过的成效。臣私下认为，假如圣贤再生，用来教人的也不过如此；这不只是平民士人应当从事的事情，即使是帝王的学习，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只是近年来风俗浅薄鄙陋，士大夫间偶然听到这类话，往往都指为道学，一定要排斥掉才罢休。因此即使有像献芹菜那样的微薄美意，也没有途径自行传达；每每怀抱古代经典，只能徒然感慨叹息。如今臣才遇到皇帝陛下，陛下即位之初清明纯正，没有其他嗜好，唯独对于求问学问勤勉不倦。臣在这个时候恰好被召见应对，所以才敢忘掉自己的固陋，贸然把这些话献上。伏望圣明深加省览，试着把这些说法在自身上验证；早早醒来，清晨起身，不要忘记今天的志向，自强不息，以使光明德业日益兴盛。将来若能使国家安定昌盛，如同商高宗；兴利除弊、匡正乱局，如同周宣王，从而彰明君主讲学的功效，卓然成为万世帝王的标准，那么臣即使退居田野、与世长辞，也感到光荣。何必一定要让臣勉强支撑着盲聋衰病之身，扶拖着跛躄之体，玷污近侍之列，成为盛世的羞耻呢？” 冒犯天子的威严，臣不胜战栗，只愿陛下留心，千万幸甚。朱熹又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周武王说过：‘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真正聪明的人成为君主，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孟子又说：‘尧舜是顺着天性而行，商汤、周武王则是反求本性而成。’臣曾由这两种说法深思：天地广大，没有不生育的，所以本来就是万物的父母。人在天地之间，又独独得到最正的气，能够保全自己的本性，所以成为万物中最有灵性的。至于君主，在人类之中又独独得到最盛的正气，能够尤其完整地保全本性，因此能够使天下人的聪明达到极致，出在人类之上，覆盖、养育百姓，这就是所谓成为百姓父母。然而从古代圣贤看来，只有帝尧、大舜生来就知道，安然实行，能够履行这个地位、承担这个责任而没有惭愧。成汤、武王的聪明资质，本来不能像尧舜那样完备；只是他们能够通过学习而明知，能够以利导而实行，能够选择善道并坚定地坚持，能够克制自己而复归礼制，所以能够恢复自身德性和聪明的完整，最终也达到尧舜的境界，成为亿万百姓的父母。他们先天资质虽仿佛有所不及，但反求本性的功夫达到极致，未尝不同。”

译“孔子所说‘等到成功，结果是一样的’，正是这个意思。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您的聪明资质出于天性，本来不是寻常人所能窥测推度的。然而您生长在深宫，年纪正盛，臣恐怕对于农事的艰难，可能还没有完全知道；对于人的真情和伪诈，可能还没有完全察明；对于国家的法令制度，可能还没有完全熟悉；至于学习道理、修养自身、立定志向、考察事物的根本，以及控制社会风俗、发布号令的要领，也可能还有尚未做到、需要通过讲学才能明白的地方。因此臣私下认为，陛下如果能对此深留圣意，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言语沉默、行动静止，都一定要以找回放失之心作为根本；对于研读经书、考察历史、亲近儒学，已经用力的地方还要更加用力。多次召见大臣，切磋治国之道，让他们陈述今日紧要急迫的事务，大略仿照仁宗开天章阁的旧例。至于群臣进见应对，也请陛下赐予温和的神色，反复询问访察，以求知政事的得失、百姓生活的安乐和忧苦，同时借此考察人才的邪正、长短。这样或许能对天下各种事情都取得其道理，经历考察详尽，融会贯通。聪明日益开启，志气日益坚强，德名日益传播，治理成效日益显著。四海之内仰望、敬畏而又爱戴陛下，如同亲近父母；这就是反求本性达到极致的境界，而尧、舜、汤、武的盛德，也不过如此。陛下不应妄自菲薄，因循苟且，不再以古代贤圣自我期许。” “臣本是迂腐的儒者，加上年老多病，自知没有用处，甘愿困守寂寞。如今只是因为召命急切严峻，才冒昧前来；耳目、筋骨、身体都难以勉强支撑。然而臣还不敢立即请求告老归去，实在是感激陛下知遇眷顾深厚，还想暂且忍耐一段时间，等待陛下圣志确立、圣学有成。臣确知将来奸邪言论不能侵扰扰乱陛下，果真如先前所期望的那样，然后请求退身离去；这样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下不辜负所学，君臣都将获得荣耀。只是这件事在臣，只能由臣来进言，而实际用力却在陛下。万一暮年逼迫于人，不能长久停留，那么臣抱着这份耿耿私恨，将永远无穷。伏望圣上慈爱，怜悯臣的这番志向，察看臣的这些言语，策励身心，勉力增进德业，使臣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样即使今晚死去、闭目，也没有遗憾了。冒昧烦扰天子的听闻，臣对于这份诚恳激切的心情实在无以自任。” “贴黄：臣听说《中庸》有言：‘别人用一分努力就能做到的，我用一百分努力；别人用十分努力就能做到的，我用一千分努力。’果真能够遵循这个道理，即使愚笨也一定能够聪明，即使柔弱也一定能够刚强。元祐年间馆职吕大临为此解释说：‘君子求学，是为了能够改变自己的气质罢了。德性胜过气质，愚笨的人就可以进步到聪明，柔弱的人就可以进步到刚强；不能胜过气质，那么即使有志于学习，也只能仍然愚笨而不能聪明，柔弱而不能刚强罢了。’大体说来，纯善而没有恶的是人的本性，是人人相同的；昏暗或明达、刚强或柔弱的禀赋不一样，是人的才质，是人人不同的。努力做到诚，就能恢复共同的本性并改变各自不同的才质。凭借不美好的资质，想求得改变而成为美好，如果不付出百倍功夫，就不足以达到。如今以粗疏草率、零碎破裂的学习态度，时作时辍，想要改变不美的资质；等到不能改变时，却说‘天生资质不好，不是学习所能改变的’，这就是果断地自我放弃，其不仁不义实在太严重了。臣年轻时读书，偶然对这句话有了很深的省悟，奋发激励，感慨不已，不能自止。从此以后求学，才有了一点进步；这不过是吃到芹菜而自觉其美的微薄体会，斗胆把它献上。伏乞圣上明察。” “朱熹又上奏说：臣伏见近来的制度，每逢只日早晚进讲；到了当天，如果遇到休假等原因，就权且停止。又按照旧例，将来大寒、大暑，也属于停讲的月份。臣恭敬地听说陛下天性好学，早晚勤勉，即使身处深宫，也一定无暇安逸。但是臣错误地蒙受选拔，以经书入侍，本来应当每天有所献纳来辅佐圣上的志向，如今却一连十天、数月不能履行职责，对于尸位素餐的讥刺，实在不能安心。因此臣曾当面奏请：假日无事，正应当进讲，已经蒙圣慈俯察采纳。如今已经过了两天还没有见到施行，因而反省昨日所陈，似乎也还没有说得详尽，现在另行具奏，想请求圣明特别降下睿旨：今后除朔望日、旬休以及过宫日之外，不论寒暑、双日只日、月份日期以及各种休假原因，都命令每天早晚进讲。若遇朝殿的日子，恐怕圣上久坐，不免稍有劳倦，那么请允许权且停止当天早讲一次。这样或许可以使闭门修养和游息休整，都成为学习古代典范的时刻；圣德日益升进，天下就万分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卷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九。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圣学。宋宁宗时，卫泾上奏说：“臣听说，学习是君主的事情，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把学习作为根本的。然而学习有大小之分，分章析句、拘泥文义，这是书生的学习；探究圣贤的用心，明白古今的大势，认识安危治乱的规律，察知善恶消长的时机，这才是帝王的大學。臣恭敬地思量陛下聪明出于天性，却不自我夸耀；即位之初首先下达明诏，广泛延请儒学英才，增加讲读人员，阐发经史，赐坐从容交谈，每天早晚各进讲一次，情意毫无厌倦，可以说已经知道学习的根本了。近来臣私下听到圣上的声音宣谕：今后晚讲都必须讲解义理，引古事证明今事，希望不要成为徒具形式的文具。若只是读过文字，恐怕对政事没有益处。圣上的话多么伟大啊！臣由此看出陛下见识高远，精进不息，知道求取广博见闻有益于圣德。臣实在不才，但又听说，先哲求学必定先询问，询问以后才是学习；学习是成圣的先务，询问是求学的主要方法。孔子称赞舜具有大智慧，一定说他喜好询问；仲虺告诫成汤，也一定说喜好询问就能宽裕。乾卦六爻所说的龙德变化，都是圣人的境界。九二爻说‘见龙在田’，孔子说：‘龙的德性正处于中正之位’，也就是通过学习来积聚，通过询问来辨析。” “到了九五飞龙在天，就与天地同合其德性，与日月并列而光明，问学的功效多么伟大啊！假如诵读讲说虽然勤奋，但诚意并不充实；见闻虽然广博，但亲身实行却不努力，臣深恐仍然只是供人观赏的表面文章，对于建立王业、成就帝王功绩，还不知道从哪里用力。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便会达到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便会达到光大。’高明光大并不在别处，只在于加上自己的诚意罢了。臣伏愿陛下讲学时更加留心圣意，咨询考问，以尽知臣下的情实；反复研究，以求得道理的要旨；不断磨炼、逐渐浸润，日积月累，疏通心灵的源头，斟酌义理的滋味。这样自然会使德性成就、见识开明，事物来到面前便能说出它的名称和性质，事情发生便能作出应对。用这种道理来任用人才，邪佞之人就会被疏远，忠直之士就会得到伸张；用来建立政事，弊病会日益消除，功绩成效会日益显著。这样做还有什么不能成功的？有什么求取而不能得到的呢？从前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于治理之道，选文学之士每天侍奉于闲暇宴居之时，有时谈论古代成败，有时询问民间事情。说到昏君扰乱朝政，就反省警惧、自我戒备；说到贤君治理时代，就仰慕奋发、想着向他们看齐；说到农事艰难，就务必遵守勤劳节俭；说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商议减免赋税徭役。正因为他见到善行就一定听从，听到合乎义理的话就一定改过，所以能够成就贞观之治，功业几乎可以赶上成王、康王，成为德业兼隆的君主。这又是尊重所听闻、实行所知道之道的明证。凭陛下天赋纯美的资质，进德没有止境；往高处说，达到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境界，实在并不困难；往低处说，也不会失为唐太宗那样的君主。只愿陛下留心，臣就万分庆幸。” 袁说友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宋太宗皇帝对李至说：‘朕近年来没有别的爱好，只喜欢读书。’用来鉴戒古代的成败。宋仁宗皇帝对辅政大臣说：‘近来讲《诗经》，看到《国风》中有许多讽刺，就可以用来作为鉴戒。’宋高宗皇帝对赵鼎说：‘朕居住在宫禁之中，自有每天的功课：早晨阅览章奏，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又说：‘有帝王的学习，有士大夫的学习。朕在宫中没有一天废弃学习，只是推求前代治国之道中适合今天的，务必要施行罢了，不必摘取章句来作文。’伟大啊，祖宗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的办法，难道一定是由于学习吗？这确实是本朝的家法，是启迪保佑后世之人的。臣仰想皇帝陛下，聪明睿智出于天资，历数归于自身，承受天命而为君，登基之初恭敬沉默，执守祖宗法度，恭谨慎重，以尊崇父皇的奉养；倚重大臣，召集人才，扩大言路，广泛求取直言。这些都是陛下往日讲学的功效，表现在初政中的，已经足以安慰人心、满足众望。然而自古圣王临政治国，希望修养自身而达到太平，没有一件事不是由于学习，何况陛下登极之初，尤其应当把讲学放在首位。” “自古圣明君主进德修业，终身奉行，从来不敢有一天忘记学习，何况陛下年纪正盛，尤其应当把讲学作为急务。陛下所谓讲学，是准备把所学全部施行，用来治理天下国家。本朝吕公著曾说：‘天子的学习和普通百姓不同。分解文字、分析字句、讲求声律章句，只是世上的儒生用来谋求利禄、取得科举名次的东西，不是君主应当学习的。’君主应当学习的，是观察古人的用心，讨论历代帝王兴亡治乱的迹象，寻求建立政事、办理事务的要领，讲求爱护百姓、使万物获利的方法。吕公著的话，确实是君主讲学的要旨。如今陛下上承宗庙的托付，下慰四海的观望，万机得失的端绪、一个念头趋向的根本，稍有不到，就会成为安危的基础。所以君主所谨慎的根本就在一心；端正内心的根源，实在在于学习。道，是通往治理的道路，只有学习才能使道理明白；凭借德行实行仁政而成为王者，只有学习才能使德性增进；审察施政的道理，不学习凭什么通达道理？用义来处理事务，不学习凭什么遵循义？古今有兴亡、有成败，学习以后才知道兴亡成败的根本；天下有利害、有治乱，学习以后才知道利害治乱的原因。”

译“君主有讲学的功效，就能明白道理、增进德性、通达事理、遵循义理，因而能够有所成就、国家能够兴盛，享有利益，享有安定；君主失去讲学的益处，就会昧于道理、德性昏暗、违背事理、背弃义理，最终导致灭亡、失败，承受祸害和混乱，这是必然的事情，没有什么可疑问的。陛下从前居于朱邸时，本来已经亲近各位儒者，从容讲论；凡是他们启发圣心、培植求学根本的事情，可以说没有用尽全力。这样看来，陛下对于道德、事理、义理，一定已经洞然通达而知道根本所在；对于兴亡、成败、利害、治乱，也一定已经深入探究而知道应当畏惧什么、仰慕什么。陛下天赋聪明，不是常人所能企及，讲学的益处由来已久；但既然继承大宝，天子的学习与从前潜邸时的学习情况不同，所以臣转而认为，陛下如今应当举行讲学的事情，大概有五条。第一，凡是经筵讲读，陛下如果有意思尚未明白，就详细地询问，一定要到完全透彻、深刻明白后才停止；还要同讲官反复问难，使他们开导圣心，知道应当鉴戒的事情；并且不要因为其他事情而停止讲学，也不要因为讲官的话不合心意而厌倦听取。如果只是沿袭旧例，完全没有君臣上下讨论的益处，那么即使在陛下身边积年累月，也一定没有益处。” 第二，经筵的惯例，通常是在退朝后入内讲学。陛下刚刚退朝，圣体难道没有稍感疲劳吗？仓促临幸经筵，诸儒只能勉强讲完讲读内容，没有时间反复阐释、辨析和讨论；人主也只能勉强把事情办完，没有时间发问、咨询并获得补益。讲读流于空文，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希望颁下圣旨：凡遇讲学之日，都等退朝并用膳完毕后再入讲。这样，下边可以从容地反复阐释，充分进行讨论；上边也可以再三发问，使未能明白的地方得到解释，那么讲读官就不会徒然设置了。第三，臣私下听说，经筵目前正在讲授《春秋》《通鉴》《三朝宝训》。陛下刚刚即位，政事委任大臣办理，既然没有其他事务来扰乱圣心，实在应当增加一两部经书，轮流进讲。《尚书》这部经书，句句都阐明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本；仁宗皇帝的训典，件件都可作为后世子孙的法则。希望增加这两部书，以充分发挥讲学的作用。第四，讲官在宫中值宿，祖宗是想借此召见儒臣，广泛咨询。光武帝讲论经义，直到深夜才就寝，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用意。希望陛下遇到讲官值宿时，便下令召见答对：或者把白天讲读而陛下尚未明白的地方，再让他们详细解释；或者由陛下亲自询问古代帝王治乱兴亡的根本，使他们加以阐发、启迪；或者陛下对各项政务有所疑惑而尚未决断，便借机咨询，使他们陈述意见、提出建议。这样专心学习，学力就会日益增长。第五，自唐虞三代以来直到唐末，历代正统相传，帝王有贤善的，也有不贤的；政治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大约有数百例。陛下每逢进讲，或讲官值宿时，可以从古代帝王中选取一位，命讲官撰写一篇论述。对于该君主的贤与不肖、政治的得与失，都详细加以评论，接连进呈。陛下阅读这些论述，好的作为效法，坏的作为警戒，汇编成一册，常放在座位右边。若圣意有尚未明白之处，就在经筵或晚间召见时，再让原先撰写的讲官详细讲解。这样不出几个月，古代帝王的贤否得失就全都呈现在陛下眼前，可以用来效法和警戒了。以上五条，都是为了充实讲学之事。希望陛下向上效法太宗、仁宗、高宗圣训中勤于讲学的做法，向下考察吕公著所论圣学的要旨，在经筵讲读之间、白天夜晚读书之际，不做空文，努力追求实学。这样，圣心就会融会通达，圣学就会高明，圣德日益更新，圣治日益兴盛；施行于政事，无不有所收获而没有过失；落实到事业上，无不有利而没有害处。一丝一毫的差错，陛下自己都不肯造成；一句话的失误，陛下自己都不肯说出。件件事情都合乎法度，样样事物都符合条理；以至于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多次召见儒臣，尊重礼遇正直的言论，那么中兴的功业、太平的治理，确实可以拱手等待实现了。臣出身寒门儒生，承蒙恩宠列于从臣之中，发表议论、思考政事并进献意见，是臣职分所在。初次瞻望陛下清明的威仪，不敢进献无益的言论，专门就讲学一事献给陛下。伏愿圣明的陛下认为，当今最急迫、最优先、最切要、最重要的事务，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务必深思并努力实行。过去傅说告诫高宗说：‘要始终把学习作为常法；这样，德行修养自然会日益提高而不自觉；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没有过失。’臣恳切陈奏的这些话，只希望陛下加以体察，这是天下的大幸。说友又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高宗皇帝曾告诉宰臣赵鼎：朕常住在宫禁之中，每天都有固定的功课：早晨阅览章疏，午后读《春秋》和史书，夜里读《尚书》，通常到三更才停止。孝宗皇帝曾告诉讲官周操：朕在宫中没有别的用心，只是阅读经史罢了。祖皇帝的训诫多么伟大！学习能够不断光大而趋于光明。所谓为子孙留下谋略、使后代安享福泽，大概都必须由学习而来。仰望陛下即位之初，无暇顾及其他事务，首先开设经幄，增置讲官，增加经书，早晚各讲一次，不以崇高富贵为乐，而以圣德日益更新为念。臣去年八月初二日当面进奏讲学札子，陛下慨然听取，并拿给讲官看。过了三天，陛下宣召微臣，亲口告谕说要全部实行所奏之事。朝廷内外都相互庆贺，全都仰望陛下笃厚的求学之心，认为这出于至诚，大概正是尧、舜、三代帝王的用心，想由此上承高宗、孝宗圣学的盛美。臣私下认为，陛下每天临幸经筵，固然有固定的制度；只是休假日和退朝之时，都是清闲安适的休息时间，宫中的各种事务也必定不会来劳扰圣心。在这样的空闲时刻，稍微考虑每天的学习功课，像高宗、孝宗的训诫那样，在宫禁中制定日课制度，这样或许既有外朝讲读的勤勉，又有内庭课学的益处。’

译臣恭敬地阅读《高宗皇帝圣政》《孝宗皇帝圣政》两书，都是记载两朝七十年间重大政事的书，收藏在金匮之中。其中不但盛德大业、深厚教化和美善纲纪都应当作为训示和效法的对象，而且记载明白，事理清楚；阅读时容易铭记于心、听入耳中，本来不必等到讲解之后才明白。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以高宗、孝宗在宫中读书并制定日课为法，又把《圣政》二书专门作为宫中课程的教材；命秘书省抄写两朝《圣政》二书，留置在陛下每天临幸的殿中，每天阅读几条，作为固定制度。详细施行其中美善的用意，效法其中修明的法令政事，熟读细看，再三反复推究，日积月累，不改变固定的日课，那么两朝《圣政》二书就能全部读完，其中良法美意都在陛下胸中，而落实到政治上的措施，将自然彼此吻合而没有间隙。这件事并不劳烦，方法也容易实行，而成效必然会达到。臣怀着恳切的爱君之心，希望有助于圣学，只愿陛下裁察。’ 中书舍人虞俦上奏说：‘臣听说，帝王的学问与经生学士的学问不同。分析章句，穷究前代圣人的旨意，考察讨论异同，驳正各位儒者的学说，这是经生学士的学问。至于不断光大而趋于光明，并将其作用发挥于自身；使仁义诗书的恩泽施及四海，这才是帝王的学问。扬雄说过：“学习并成为王者的事业，已经很久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孜孜不倦地求学，也已经很久了。比如说：“通过学习积累，通过询问辨明，通过宽厚处世，通过仁德施行”，这些话载于《大易》的文辞；比如说：“王者应求得广博见闻，及时建立功业”，这些话见于傅说的告诫；比如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达到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曾子说过这些话，董仲舒又加以申述。况且学习、积累、询问、辨析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易》却一定接着说宽厚处世、以仁德实行；王者求取广博见闻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尚书》却一定接着说及时建立功业，这是为什么呢？正因为帝王的学问与经生学士的学问不同：开始是希望把它发挥于自身，使之具有不断光大、趋于光明的作用；最终是希望把它施及四海，使之具有仁义诗书的恩泽。这种追求是不能中止的。’ 恭敬地想到，陛下具有生而知之的天性，却不依恃这种天性；具有上天纵予的才能，却不自我夸耀。如今又增置讲官，每天在经幄侍讲，严寒酷暑从未稍有倦怠，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勤勉求学，也不过如此。凡是帝王的宏大规划、祖宗的成法、古今安危治乱的道理，以及儒臣进献意见、思考政事的内容，陛下本来都已经穷究其根源，兼通其条理，已经达到极致，不能再有什么增加了。臣愚昧而恳切地希望陛下扩大见闻学问，以宽厚仁德待人；由博闻而建立功业；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并在自身实践中体现出来，使圣德日益更新，更加达到高明；实行所知道的道理，并落实到事业上，使治功日益进步，更加达到光大。这样，国家社稷幸甚，百姓也幸甚。’理宗绍定年间，徐元▯对策说：‘臣听说，求得道有其根本源头，实行道有其功效作用；从根本源头达到功效作用，那么天下的治理就可以不劳而成。道不是追求眼前小利的东西，只有志趣高远的人，才足以达到它的功效；道也不是只能作小的用途，只有力量凝聚坚定的人，才足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自从天地开辟以来，使世代教化相承，使人伦纲常维系在不泯不绝境地的原因，都不是偶然的。太极之理流行并分散显现于万类万物的差异之中，普通人得到了它、遵循它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一定要依靠超出亿万人之上的人来做君主和老师，以一个人的心……’ 融合天地之心，再用天地之心来启发天下人的心。帝之所以成为帝，王之所以成为王，正是因为同有这颗心，也同有这种道，同有这种功用。既然如此，具有帝王之心的人，才能有志于帝王之道；具有帝王之学的人，难道不能不断进取，以求达到帝王之功用吗？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英姿挺拔，圣学日益更新。自从亲临帝位以来，孜孜不倦，既然知道求取这种道的功用来运用自己的心，也就知道推展这颗心的功用来治理天下。其间有极大的震怒和纷乱，使陛下挂怀于宵衣旰食之间、忧思于饮食之中，这些事情大概不是一两件所能计算的。陛下端居深思，专心讲求道理，用来压制万变纷纭的局面，镇定群疑汹涌的态势，暗中为天下国家谋划，这大概就是陛下求道获得力量的地方。求道既然有所收获，就应当坚定创业之初的志念，成就将来的谋划；勉励今日的诚心，为后日作打算；不能因为局面暂时安定就认为无须担忧，也不能因为苟且安逸就自以为满足。尧、舜、三代之所以奠定盛治根基，正是陛下实行道、用力于道的地方。凭借已有所得的力量，充实其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天地的眷顾就会更加深厚。那么，应当怎样报答天地的眷顾？祖宗托付的责任十分重大，应当怎样奉行祖宗的托付？宏大的基业承继至今已经九年，应当怎样充实、拓展事业，采取什么修治才能达到目标？陛下如果真能凭借求道已有所得的力量，充实其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那么从自身到家庭，为了端正人伦、维系风化，就不能不谨慎把握以身作则、倡导教化的关键；从家庭到国家，为了辨别贤能与否、确定名分义理，就不能不充分考虑防微杜渐；从国家到天下，为了谨慎进行内修外攘、保全爱敬之道，就不能不尽到最大的勉励和诚意。其成效，可以从尧、舜、三代已经实行的事迹中得到验证；其鉴戒，可以从秦汉以来的各种事例中完整看到；其具体办法，也确实可以从经书训诫和史书记载中考察。陛下若能在根本源头处穷尽心力，不只是把每日诵读、每日讲学作为固定常规，那么学习作为王者的事业，实在就在陛下的心中。臣又哪里敢多说呢？请允许臣把从老师那里听到的意见，拜手稽首，来回答陛下的询问。只希望陛下稍微垂听。臣冒死献上愚昧的对策。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我听说，学习作为王者的事业，从尧、舜、三代直到今天，从未改变过。但有人认为，古今时代不同，帝王的治理也不同，世道有升有降，各自根据时代来治理，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原则。’

译唉，难道真是这样吗？臣由此看出，陛下有志于传承帝王的道统，是在为那些昧于道理的人发出‘道与时代不同’的感叹。臣听说道与心是一致的，帝王的心与万世也是一致的。尧把帝位传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三位圣人传授承继，所传的是同一个道，这些都载在《尚书》中。人心与道心的区别，以及‘惟危’‘惟微’的辨析，有的产生于形体血气的私欲，有的源自本性天命的正理。正因为形体血气与生俱来，即使上等智慧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人心；正因为性命各自端正，即使下等愚昧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道心。所以，人心常常忧虑难以控制，道心常常忧虑难以明白。难以控制，所以危险，而能使它安定的常常很少；难以明白，所以微妙，而能认识它的也很少。只有精审，才能使取舍判断详尽审慎，致知的功夫深厚；只有专一，才能使主宰坚定，实行的功效长久。因此，把握中正之道，万世都认为确当。成汤传承它，形成昭明的德行；建中文王、武王传承它，形成顺应的法则；确立人伦极则、成就帝王之治，使天下蒸蒸然达到和乐光明、薰然达到太平和谐，使没有一个人民、没有一件事物不得其所，都是这种道所发挥的功用。既然这种功用分布于天下，显明到如此程度，而它的根本收摄于一心之中，仍然不敢废弃讲习贯通的诚心。所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被称为孜孜不倦地求学，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因为‘惟微’等几句话开创了端绪，所以心法的传承虽经历不同时代，轨道却相同吗？成汤的礼制，文王、武王能够安处于道，无不都在根本源头处用力。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相隔似乎不同，但所传之道从未不是同一个道。那些昧于道理的人观察历史，只拘泥于外在事迹而不探求内心，只考察治理结果而不追究道的根本。舜与文王本来是一致的，有人却只怀疑他们劳逸不同，而不考察二者符合道理的地方；商与周本来也是一致的，有人却只怀疑它们文质不同，而不通晓其中损益变化的原因。董仲舒说得好：‘继承治世的人，所遵循的道相同；继承乱世的人，所遵循的道不同。所谓不同，只是因为世道有治有乱罢了；所谓道，却从来没有不同。’所以韩愈也说：‘尧把这个道传给舜，舜把这个道传给禹，禹把这个道传给汤，汤把这个道传给文王、武王。’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继承’，韩愈所谓的‘传授’。那么六七位君子的心就超越宇宙而神理相同，历经千年而如同一日。又有谁能说时代有升降，因时治理果真没有一定的原则呢？既然如此，能够知道帝王没有不同的心，也就知道帝王没有不同的道；知道帝王没有不同的道，也就知道帝王没有不同的成效。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统理人民万物，做天下的君主，承受天地的眷顾，接受祖宗的托付。’责任如此重大，如果在根本源头上没有依据，想凭此使天下向善，是不可能的。因此，尧、舜成为帝，禹、汤、文王、武王成为王，无不从事于学习，就像饥饿必定进食、口渴必定饮水一样，从未离开道理来施行治理，也未舍弃经书而另求治理之道。臣因此看出，陛下认为天地、祖宗的寄托不可忽视，认为尧、舜、三王之道必定可以实行，因而想通过讲学求取道，再依据道来求得治理，并且已经知道应当在哪些地方用力。臣听说，帝王之心与天地之心相同，祖宗之心与帝王之心相同。帝王代替天地裁成万物、推行教化；祖宗效法帝王，来防范并疏通其功用。因此，想求得帝王之治，应当求帝王之道；想求帝王之道，应当求帝王之心。心法明白，道法就显著；道法确立，治法就能推行。时代距离上古遥远，正当的学术失传，百姓再也见不到帝王的恩泽。达到至治的君主，大概不是每一代都有；而天地孕育圣人，往往要相隔千年才出现。艺祖皇帝开始创建华夏基业，平定乱世、确立人伦极则，读书时感叹后世刑法网络过于严密，大概是因为契合了天地生育万物的仁心。仁宗皇帝承继美善的圣业，继承帝位、守成治国，讲论《易》而领会六情六气的学说，大概是因为契合了天地动静变化的心。祖宗讲明学问、考察效法帝王，既然没有一件事不与天地之心相契合，那么天地之所以眷顾保佑国家、把无穷的福祉遗留给陛下，实在不是凭人力侥幸求得的。陛下之所以早晚不倦地讲学，寒暑不停地学习，必定想与帝王之心共同运筹衡量，大概是想用来慰藉祖宗的托付、报答天地的眷顾罢了。所以观察天地，就能看见帝王；观察帝王，就能看见祖宗。为什么呢？天地把这个帝位交付给陛下，帝王把这种道传给陛下，祖宗把这颗心传给陛下。内心取得正道，这种道就有了宗本；道取得正道，这个帝位就没有辱没。帝位端正，道就更加可以施行；道端正，内心就更加能够控制自己的动静起居，时时把天下当作忧患；即使安闲舒适，也丝毫不把拥有帝位当作快乐。这样，才是真正知道天地所托付的责任极其重大，而不敢把自己看得轻微。’ 真正知道帝王所共同拥有的是极其公正的心，就不敢把自己变得自私；真正知道祖宗所传下来的责任极其重大，就不敢把自己看得轻率。由此不断充实它，凭借学习所达到的力量，日益进步、月月更新；心中所存的道理，就会像天地一样宽广。使全天下的人都整齐地处在雍熙泰和的境域中，浑厚和谐得如同四时皆在春天，再也看不见炎热的风和北方的严寒降雪所造成的灾害，这都是这颗心推展扩充的结果。希望陛下更加反求本心并在这方面用力，那么功效作用哪里会难以实现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朕以微薄浅陋的资质继承宏大基业，至今九年；天未明就上朝，咨询辅弼大臣，延请接纳英才俊杰，每天临御经筵，每天诵读、讲学，都有固定的制度。’臣由此看出，陛下统治天下，地位越尊贵而态度越谦逊；勤于询问学问，时间越久而越不懈怠。臣听说，帝王之学有其根本，关键在于谨慎涵养心术的根本，不只是从事诵读讲说；关键在于深究事情发生的根源，不只是追求外表的修饰。宫廷深处，安逸享乐容易滋生；声色充满眼前，志念容易受到扰乱。四海九州如此广大，不是空话所能维系；一天之内万端事务如此繁多，也不是小聪明所能处理。然而，维系天下、处理政务的根本，存在于圣心的运筹衡量之中；它的功用，则在圣学贯通之后表现出来。因此，这颗心不可不尽力涵养，学习的力量不可不充分。

译时间已经很久了。因此，只要有一念放纵，就不足以充实这种学问；只要有一息之间的懈怠，也不足以充实这种学问。外朝固然在学习，内廷难道可以停息吗？经筵固然在学习，退朝闲居难道可以懈怠吗？正直端方之士固然可以共同学习，那些受到宠幸的近侍和供使唤的人，难道可以同他们一起防范吗？陛下有志于帝王事业，固然出于圣心真实的愿望；但帝王之所以战战兢兢、勤勉敬业，时时警戒而不存侥幸，孜孜不倦、长久不停，难道不是陛下应当深切勉励自己的地方，而不能只停留在言语诵说的末节吗？陛下即位固然已经九年，但对外强敌尚未清除，对内奸邪盗贼尚未平定。陛下如果想到这些，难道不应以周灭商时九年而大功尚未完成的事例，勉励自己忧劳勤勉吗？陛下每天早朝固然咨询辅弼、延纳英俊，但内有邪正尚未分明，外有贪廉尚未判别。陛下如果想到这些，难道不应以舜帝三年考核官员、升降黜陟，使各种政绩都兴盛的事例，作为自我防范和安宁的告诫吗？否则，凭着本可达到的资质却不能达到，处于本可作为的时机却不能作为，拥有本可用来预先准备的岁月却自己懒惰而不作准备；身处没有预料的境地，却还说诵读讲学有固定常规，臣实在不知道陛下所谓讲诵究竟是什么意思。陛下如果真能以帝王之心作为自己的心，就一定会深入寻求帝王用力的关键。六经所载的道理，从经筵诵读讲授中得到它，确实不是只为了讲诵而已。用口诵读，就一定要返观内心，把它承载于心中；既然通过学习来讲论，就一定要听闻义理并努力迁善。因此，对于应当止步于至善之处，就一定要像喜爱美色一样，使它达到眼明心悦的程度；对于应当改正的不善，就一定要像厌恶恶臭一样，使其影响消失、踪迹断绝。学习能够达到这样，根本就端正了。根本端正以后，从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国家，从国家到天下，没有一项政治不能建立，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办成；功效如此显著，难道还能限量吗？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六经的道理，用来贯通天与人、维系世道变化，精细周详到了极点，无法完全穷尽；《通鉴》一书，又用来彰明历代的善恶，以便劝勉和警戒后世。没有什么比修身齐家、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严格名分而遏制乱象萌芽、修治政事而攘除夷狄、体察百姓隐情而警惧天变更重要。’臣由此看出，陛下知道经书训诫的精粗，明白史册的劝戒，想在君德和治道的根本大处用力。经书是用来承载道的，史书是用来辅佐、贯穿经书的。人主学习经书和史书，是想把它们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臣曾以此观察，六经都是论述天人关系的；若说到全面贯通其中的道理，则没有比《易》和《春秋》更详细的。六经都是用来维系世道变化的；若说到精细周详的功用，则没有比《易》和《春秋》更大。《易》是六艺的根源。卦象包含阴阳，本来是用来阐明天道的；但吉、凶、悔、吝无不从人的事情来说，所以《易》用来维系世道变化，理应充分发挥其所说的变通、鼓舞之道，不能用言语穷诘。《春秋》是对史事记载的约略概括。褒贬之义，本来是用来阐明人道的；但所记灾异，又无不从天象来说，所以《春秋》用来维系世道变化，理应判定天下的邪正，使乱臣贼子都因知所畏惧而战栗。即使把《易》和《春秋》的要旨概括到六经的道理中，六经维系世道变化的内容仍然精细周详、无法穷尽。从修身齐家直到体恤百姓隐情、警惧天变，都可以类推。虽然如此，这只是经书承载道理的情形；至于史书用来贯穿经书，从周朝衰微一直到五代末年，其中安危治乱的分际、成败兴亡的原因，上下数千年间的事情，都像烛火照耀、龟卜显示一样清楚，无法掩盖。从善于评论世道变化的人看来，汉朝只是大纲大体勉强端正，而各种具体事务还没有很好地兴办；唐朝各种具体事务虽已兴办，大纲大体却又不能端正。因此，汉唐在端正人伦、维系风俗、辨别贤能与否、确定名分义理、谨慎内修外攘、保全爱敬方面，大概不能与帝王的功用相提并论，这是有原因的。这样，怎么可以不探讨根本源头呢？在空旷山谷中听到足音，在昏暗幽冥中看见日月，绝无仅有的历代帝王中，能够大致符合古代帝王之道的，只有汉文帝一人。过去孝宗皇帝与大臣讨论古今治乱，因而说：‘自汉、唐以来，君主中只有汉文帝大致能够知道道；文帝以外的君主，不只是不了解道，也不知道学习。’这番王者之言多么伟大，见识深刻，足以考察评论后世人主的治学了。试从文帝大致知道道这一点来看，虽然他的礼仪文饰之事仍有很多缺漏，但他取用六经，大概也略微领会了王者的用意，所以当时的治理仍然显现出浓厚的王者气象。不是大致知道道，谁能做到呢？他亲身实行玄默无为、合于道的原则，大致明白了依据仁德修身的道理；他所宠幸的夫人衣服不拖地，大致确立了齐家的道理；张武接受贿赂，使他更加惭愧自省；吴王不来朝见，他赐给吴王几案和手杖，于是治国之道又大致明审。至于宽弃细小过错、断绝戎狄争端，制定军礼以壮大国势，致力于休养生息而专注德化，警惧灾异而求取直言，凡是可以作为平天下之道的事情，他也都大致在这些方面加以用心。既然如此，文帝之所以使汉朝德治兴盛，难道不是大致知道道所产生的功效吗？正因为文帝大致知道六经之道，才足以造成后元时期的治理。后世考察评论文帝的史实，就应当劝勉后人学习他成为汉文帝的原因，警戒那些不如文帝的地方；应当劝勉人们学习文帝可以达到帝王境界的地方，警戒文帝最终尚未达到帝王境界的地方。这样看来，治理之道及其功用，难道还能离开自己的内心到别处去寻求吗？臣希望陛下反求此心，加意努力实行，以能够达到帝王境界的地方勉励自己，以尚未达到帝王境界的地方激励自己。这只在于用不用力罢了，哪里用担心有难以实行的地方呢？臣恭敬地读到圣策说：‘朕深思经书训诫和史策，每天陈列在面前；但文学典籍繁多，路径又迂曲宽泛。寻求应当用力的地方，便在燕闲之时，私下仰慕古人不断光大而趋于光明的道理，每日进步、每月长进，亲自履行神明的法则，大概是想为治道奠定根本，使人心归一，让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无论士人还是百姓，都共同遵循理义，不致有本末错乱悖逆的弊病，也不致有上下方向不同的风气，这难道不是善吗？’臣由此看出，陛下对不断光大、趋于光明的诚意十分用心，在根本源头上努力，又想把它推展到治道功用的广大领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经书和史书虽然文字繁多，但关于君德和治道的内容，从来不是没有纲领要旨的。‘不断光大而趋于光明，每日进步、每月长进’，这是《诗经》所记述的，也是成王用力求学的实际功夫。至于所说亲自履行、神明体察，这说明陛下心术纯正明白，义理融会贯通，能够专心体察诗人所记述的道理，又能努力实行成王所学习的内容。亲身履行，都是努力实践的事情；神明体察，都是穷尽认识的功夫。实行没有不努力的，就能不断光大；认识没有不充分的，就能趋于光明。陛下亲身履行、神明体察，以此求得成王所说的不断光大、趋于光明，又把它表现在治国谋划中，发布在圣制里，将尧的言论布告天下，使天下都明白，从天子到百姓，统统把修身作为根本，知道学习对于人和国家是有益的。天下所有显贵之家传诵这些话，都明白地知道陛下不断光大、趋于光明的美德，大概已经可以与成王同等看待了。不过，成王之所以谨慎涵养自己的心，作为讲学的根本，陛下也曾真正这样用力吗？臣考察《诗经》说：‘要敬重啊，要敬重啊，上天实在明察，天命实在不易承当！’这是群臣告诫成王要在最重要的地方用力；而那种谆谆勤勉、恳切深厚的意思，又一定接着说：‘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群臣在上上下下，天每天都在这里监视。’ 这是希望成王知道，上天的监视无处不在、无时不然；所谓敬重，就要没有一个行动有所违背，没有一口气可以松懈。成王由此明确知道用力的关键，谦虚自抑，在言语中说：‘只有我这个小子还不够聪明，不能敬慎行事。’还必须加上每日进步、每月长进的诚意，勉励自己积累不断光大、趋于光明的益处，直到万亿年都敬畏上天的福佑。由此看来，就知道不断光大、趋于光明是学习的关键，而‘要敬重啊，要敬重啊’又是不断光大、趋于光明的关键。如今陛下已经处在燕闲之中，慨然仰慕古人，这件事并非不伟大。至于古人在燕闲时所以谨慎自处、无论何事都敬畏，这又是陛下切身的事情，是治道由此奠基、人心由此归一、义理由此充实扩大的根本。所谓敬，就是专一而不旁骛；这是贯通上下的道理，也是陛下与成王所谓不断光大、趋于光明的实际内容，是二帝三王传授心法的准则。因此，必须反复推究心思，连续不断；充实扩展心地，使其广大宽裕有余，然后才可以说是不断光大、清明通达。只要有一点纷乱扰动志虑，只要有一点间断懈怠的气象，只要有一点偏狭，就不足以称为不断光大，又怎么能说是敬呢？必须明白善道、使自身真诚，行动与义理相应而有所觉察；竭尽心力以认识本性，安静时与义理融会贯通，然后才可以说是光明。物欲稍有遮蔽，血气稍有昏乱，知识稍有凝滞，就不足以称为光明，又怎么能说是敬呢？陛下所说的亲身履行，大概就是履行这种敬；陛下所说的神明体察，大概就是体察这种敬。以此为治道奠基，使天下国家的治理达到尧、舜、三代的盛况，是可以做到的。否则，规划法度不能建立，苟且偷安于小康，本末不能没有错乱悖逆，这些都是治世的累患。以此使人心归一，必须使远近风俗教化达到尧、舜、三代的美善。否则，仪范法则不能谨慎遵守，社会观感不能更新，上下就不能不各自趋向不同，这些都是风俗的弊病。陛下如果能反求此心，常守这种敬，在内心以专一为主而不受杂念侵扰，对外不有所偏向而不顺从私意，本根一正，枝末自然跟随；上面倡导，下面一定响应。这样暗中消除本末悖逆的祸患，潜移默化地纠正上下方向不同的风气，那么感化人心、转变意念，大概就与七十弟子受孔子教化时处在同一机括之中。臣希望陛下以真实的敬存养于心，那么亲身履行、神明体察，自然不能掩盖其功用的显著。由此不断充实，就能凭成王的学问达到帝王之道，只在于陛下更加用心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圣策又说：‘至于考察商朝政治的得失，寻求民俗的利弊，评论士人习气的厚薄，则还没有时间顾及。’这是因为根本既然端正，其他事情就可以依次办理。臣深切认为，陛下说到这里，难道不是天下的幸事，也是天地和祖宗对陛下的期望吗？政治的得失，常常取决于君道转变的关键；民俗的利弊，实在关系到君政修治或废弛的时刻；士人风气的厚薄，也要看君心所喜好崇尚的是什么。陛下不琐屑计较这三件事，而一定反复强调端正根本，难道不是认为在根本上用力做好了，这三方面的成效就能一并兴办、落实吗？所以《中庸》论述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法，却说‘实行这些的关键在于专一’；《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以修身而先正心为根本。陛下对此讲明论述，大概已经十分熟悉了。今后应当极力追求充分认识的善，竭尽努力实行的诚；凭借整体的明察，求取宏大功用的显著；一定要刚强以控制欲望，一定要勇敢以努力实行，一定要恭敬节俭以约束自己，一定要深沉安静以涵养内心。这样根本既正，政治、民俗、士习三方面的次序大概就可以逐一兴办了。否则，外表有讲学的文章，内心没有讲学的实际；拿根本之论来掩盖事情办理上的过失，借修饰整饬的器具来遮掩自我修省的过错；劝戒饮酒虽有箴言，却无助于控制内心；称颂不断光明虽有记文，却无助于增进德行。如果这样还说‘政治还没有时间过问，民俗还没有时间过问，士习还没有时间过问’，这就是自己把天下国家置于圣心的度量之外，又哪里还足以称为在讨论根本呢？过去孝宗皇帝的圣训说：‘我的心从未放纵，一天之内，天下的事情都必定在心中运筹一遍。’孝宗在思虑中经营天下，竟然如此详尽周密，难道会因为根本已经端正，就把天下的一切事情都交付给‘暂时无暇过问’吗？圣明的谋略洋洋大观，载在国史之中，都是陛下应当体察并实行的。臣希望陛下更加反求内心深处，增加真实无伪的力量，把它广泛推行到外部，充分发挥其运筹衡量而无穷尽的妙用，那么根本就存在于圣心之中了。凡是陛下在策问中要求臣讲论经史的地方，都可以依次兴办，更何况这三方面的事务呢？圣策对臣的厚意教诲，也已经极其周到了；而陛下谦虚温厚，最后还说：‘诸位大夫在朝廷答对，把从经史中有所获得的内容反复推究，全部陈述出来，朕将亲自阅览。’臣仰望看见陛下不知疲倦地咨询访问，乐于同草野微贱之人共同探求根本的细节，并不是徒然做出搜集意见的文饰。臣私下听说，六经之书，是实现治理的成法；

译史书作为史书，地位仅次于六经。既然实现治理的成法都具备于经书，而史书又处于经书之下、贯通经书的道理，那么天下国家的治理就不只是端正根本而已；至于各种细微具体的事项，用来挽救习俗的过失、防止人心的偏邪，经书与史书大概是彼此贯通、相互发明的。陛下既然让臣等反复推究并全部陈述，臣却不能把自己浅薄见闻中的万分之一充分倾尽出来，来向陛下说明，不仅向下有负于所学，向上也有负于陛下谆谆的教诲。然而臣对陛下尤其恳切、不能停止进献忠言的内容，大概有三条：一是固结民心，二是肃正军心，三是端正士大夫之心。百姓，是国家的命脉；军队，是国家的精神；士大夫，又是国家的医生和针药。居于君位的人，应当使国家命脉坚强，使国家精神运行，并且始终谨慎使用医生针药，以作为调养元气的方法，那么立国的形势自然会隐然产生安定和平的功效。臣请竭尽愚见，最后陈述：‘《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怨恨难道会只在已经显露之后才看见吗？不，应当预先谋划。这就是说，百姓不能不安定，怨恨不能不消除。’ 如今要使百姓安定，情况怎么样呢？乡里的田户困于科派征收，市井百姓困于征求索取，商人困于抽取聚敛，富裕大户困于突然没收财产的刑罚。几种困苦重重叠加仍没有停止，远近百姓的怨恨叹息已经不忍听闻；乖戾之气向上熏蒸于天地，因而成为江闽地区的盗乱；滋长而成为京城附近的奸邪；上涨而成为都城水灾；泛滥而成为边疆的警报；蔓延而成为数千里范围的旱灾，形势危险至极啊！国家的命脉如今像一根丝承受千钧重担，实在深可忧虑。过去光武帝中兴时，邓禹劝他建立汉高祖的功业，挽救万民的性命；先朝范镇也说：‘想要防备契丹，没有什么比宽待天下百姓更好。’这些都是为国家命脉着想。陛下赶快筹划解决，局面还可以挽救；否则，臣就不敢知道将会怎样了。

译《尚书》说：‘你们应当整治好军队，用来继承禹的功业，直到海外，使没有任何地方不服从。’ 这番话说的是：卫国用军队去诘问敌人，有了正确的道义就能使敌人服从，也有其时机。如今的军队究竟怎么样呢？核实兵额不加整饬，军队却越来越冗滥；训练不精，军队却越来越懒惰；供养约束不严，军队却越来越脆弱；等级制度不严明，军队却越来越骄横；在防止刻剥与纵弛之间失去制衡，军队又流于叛乱和溃败。国家竭尽百姓的力量来养兵，本来是借此保卫国家。如今军队不是冗滥，就是懒惰；不是懒惰，就是脆弱；不是脆弱，就是骄横；不是骄横，就是叛乱；不是叛乱，就是溃败。他们习惯于放纵敌人，却不习惯拼死杀敌；乐于做盗寇，却不利于抵御盗寇；敢于犯上，却不敢保卫君上。于是士卒能够凌辱偏禆，偏禆能够凌辱主帅。闽南的纷乱正在发生，接着又有江右的横行；西蜀的震荡刚传来，淮东又因而奔逃溃散。姑息养成祸患，渐渐成为风气，蔓延的野草难以除尽，忧患还没有停止。从前晋文公在城濮交战，看见晋军将士长幼有礼，便知道这支军队可以使用。艺祖皇帝开始采用军法，使军队按阶级相承；稍有违犯，全都伏在鈇锧之下。因此上下有序，出征没有不服从的。这些都是为军队的精神状态着想。陛下如果赶快筹划解决，祸患还可以消除；否则，便不是臣下所敢说的了。巩固国家靠百姓，保卫国家靠军队，这两者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寄托着国家的精神，一天也不可忽视。然而，防护、养育百姓，调理、驯服军队，只有依靠士大夫来施行，如同用针砭治病。圣人养贤，并把恩泽推及万民；任命将领、派遣统率守卫中原，也正是为了郑重承担戍役、车辆和徒众的责任。如今的士大夫究竟怎么样，臣又不知道了。陛下以培固国家根本为心，监司、守令却用搜刮民脂民膏的政策去执行；陛下以振兴国势为心，将领、主帅却借机施行打击、沮丧士卒的私意；陛下以兴利除害、赏罚严明为心，内外大小臣僚却用虚妄敷衍、苟且偷安的朝夕之计来应付。这样看来，上面的真实德意不能传达到下面，下面的苦衷也不能通达到上面，上下因权势和名分彼此违背而隔绝，那么百姓怨恨并想作乱，军队怨恨并想叛变，也就是势所必至的结果。从前汉宣帝想安定渤海的警乱，得到一个龚遂，乘一辆车到郡府，宣布教令，慰问安抚并加以治理，盗贼因此全部平定，百姓也不忧虑不得安定，这是因为用对了人，才得以安定局势。唐代马燧在河东时，驾驭马夫和杂役，把他们训练骑射；到第二年，便得到精兵二万人。军队之所以不忧虑不强盛，是因为用对了人来统制它。因此，本朝开国之初，藩侯如果不能安抚百姓，便有防止、拒绝容纳他的戒令；至于南征北伐、战胜攻取，军队不过二十万人，也只是因为任用曹彬、潘美为将。这对于国家来说，正如针砭药剂一样，成效和验证十分明显，足以成为后人所应珍惜、依赖和维持的依据。汉、唐的美政，只是分别在一代中最为兴盛。如今陛下所仰慕的是帝王之道，所借鉴的是汉唐之言，所采用的是祖宗留下的谋略，那么所谓统一军民的心，最重要的莫过于先端正士大夫的心；而端正士大夫的心，又不过是先端正陛下的心罢了。董仲舒说过：‘君主端正自己的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最终使四方远近全都归于正道。’这就是从根本推行到实际功用的道理，是古今不变的至理。只要陛下在这件事上真正用力，天下幸甚，宗庙社稷幸甚。元▯又上奏说：‘臣听说《论语》成书于有子、曾子的门人之手，所以只有这两人能够称“子”。书中记载先圣与众弟子的言论，极其严谨不苟。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求学的道路没有别的，只是寻回那颗放失的本心罢了。探求本心，归根到底必须从根源上讲求义理。《鲁论》中直接出现“心”字的地方只有三处，但其中每句每字无不在寻求本心。臣曾日夜反复思考，探求孔门问答所依据的道理，不但稍微可以知道圣人心法的传承，对于古代帝王相传的治学要领，也可以由此推求。求道没有比求心更切要的，求心没有比求仁更切要的。仁是心的完整德性，所以说：“仁，就是人心。”合起来说就是道。论说“道”，没有超过《鲁论》的，因此称它为：“五经的关键，六艺的喉襟。”伊川程颐曾说：“读《论语》，有人读完后全然没有收获；有人读后其中得到一两句而感到喜悦；有人读后知道它的可贵；有人读后直接到了不知手舞足蹈的境地。”臣学识浅陋疏漏，不足以达到这种境界，但敢说自己百世难逢地感到庆幸，忝任经筵官，承蒙恩典，受到宣谕，使我专门讲说这部书，仰望借此稍稍辅助陛下清闲时的修养。’ 臣感动流泪，感激这种遭遇，愿意倾尽粗浅见解，请仿照先儒的话，阐明求本心的道理，以对圣学端正根本、施行仁政略尽一份力量，希望能够端正陛下的心，从而端正朝廷，使百官、万民以及四方远近没有不归于正道的，人人都有士君子的操行，而不只是从言语上看待《论语》。臣不胜恳切。淳祐十二年，著作郎牟子才兼任崇政殿说书，在经筵供职，入宫上奏第一封札子说：‘臣是孤单偏远之人，过去因狂妄愚昧触犯权贵，退居山林，整整五年，多次耽误严旨召见，罪过大到不容诛杀。陛下仍记着臣而不忘，接连颁下任命。正月初一，提拔臣主持著庭；不到二十天，又蒙陛下亲自擢用，以经书入侍，这是儒生最大的荣耀。只是顾念臣浅薄，怎么担当得起？臣弯腰沿墙而行，辞谢而未获准命。于是想到过去只在议论末节上争辩，却没有实际效果，不如从容地在燕闲之时随事进言启发，或许可以略有补益，所以冒昧来任职。’‘从前程颐任说书，曾以君臣之道相合，没有不是由至诚相感相通而来的作为言论。如今臣初次入朝觐见，不敢作其他引证，只积累自己的诚意，专门以端正内心这一说为陛下陈述。惟愿陛下裁察。’‘臣观察自古圣帝明王，从来没有不依赖学习的；然而帝王的学习不同于儒生，不在于专门记诵、研治章句，把词章写得工巧作为美，而在于讲明义理，致力于治理自己的内心罢了。君主的一颗心，是统摄天地人三才纲纪、应对万事变化的根本。君主的心正，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出于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译君主的心不正，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出于邪。形体端正，影子就直；源头澄清，水流就清，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重视学习的君主，从来没有不把端正内心作为急务的；劝勉君主学习的臣子，也从来没有不把匡正内心作为至理的。’‘陛下即位以来，没有一天不亲近儒生，没有一天不讲明义理，这是自古好学的君主都未曾超过的。对于治心之学，陛下也已经用过功力了。然而，心这种东西，实在很难治理。有贪欲却不能堵塞它，就不能保持正；有愤怒却不能忍耐它，就不能保持正；有纷乱扰动却不能使它安定，就不能保持正；有矫饰却不能使它纯正，就不能保持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理与欲的界限、义与利的准则、是与非的分岔、好与恶的起点。陛下也曾静心澄神，深入考察、细密审察过这些吗？’‘理与欲，不过是敬与放纵；义与利，不过是公与私；是与非，不过是邪与正；好与恶，不过是善与恶。虽然它们的本末先后、宾主内外截然严明，但所谓敬常常难以持守，放纵却常常容易萌发；’ 公心常常难以充实，私心却常常容易胜过公心；正道常常难以明辨，邪说却常常容易使人迷惑；善行常常难以保持，恶行却常常容易使人沉溺。作为君主，稍有偏失而不能自我克制，受到蒙蔽而不加以察觉，往往先在内心萌发，表现在言语行动上时，已经十分乖戾；最初差之毫厘，后来发展到事情上的祸患，便没有什么能够遏止；在宫廷深处隐秘之地萌发，显现于四方万里之外，便再也无法掩盖。所以开始只是敬与放纵的分别，最终会变成欲望战胜天理；开始只是公与私的判别，最终会变成利欲掩盖道义；开始只是邪正、善恶不明，最终会变成是非、好恶失常。其结果发展到极点，就会心意玩忽而放纵，情欲成熟而肆意，营缮、宴饮、游乐等事情也可能发生；廉耻和道义衰微，阴暗污浊的风气流行，收受苞苴、贿赂等事情也可能发生；贤能与奸邪混淆颠倒，天地秩序易位，指鹿为马之事也可能发生。祸害生于内心，最终损害政治，开端虽细微，灾祸却很大，难道不可畏惧吗？关键也只在于辨别和察看。臣希望陛下思考尧舜所说的“惟危惟微”，来辨明理与欲。如果确实是天理，就把它充分发扬光大，使没有一点阻塞；如果确实是人欲，‘ 就克制并除去它，使它没有一点凝滞。这样，义理足以改变气质中的偏失，物欲不足以掩盖德性的善良，可以把它作为修身的根本。这样，哪里还会有放纵的过失？臣又希望陛下思考成汤“不亲近、不增殖”之戒，以辨明义与利。如果确实是义，就推行并尊崇它，使它更加严明；如果确实是利，就惩戒并断绝它，使它不再滋长蔓延。这样，举动足以在事物表面彰明正理，私情爱好不足以牵制、扰乱正常体统，可以把它作为处理事务的根本。这样，哪里还会有纠缠扰乱的私心？至于明辨是非好恶，臣也希望陛下运用孟子“知言”的要领，辨别诐邪、淫荡、背离、逃遁的言辞，在言语尚未出口以前，推究其心中将要萌发的意图；在言语已经说出以后，察知其内心究竟依据什么。这样邪正就会明白分开，像权衡尺度一样不可移动。按照《大学》关于考察好恶的道理，考察亲爱、敬畏是否偏颇；厌恶坏人坏事，必须真正用力，并禁止自我欺骗；喜好善人善事，必须以公心行之，不可沉溺于私爱。这样善恶就会昭然分明，如同美色和恶臭不能混淆，把它作为听取言论、任用人才的根本。又哪里会有混乱颠倒的祸患呢？这难道不是端正内心所产生的功用吗？所以臣说，关键在于辨别和察看。惟愿陛下从今以后更加用心，以格物致知来探求事物的根由，以审慎思考、明辨是非来察知似是而非之处；去除邪僻，远离女色，轻视财货，尊重德性，以审明轻重的分别；用敬慎来持守，使光明持续不断；用纯一来贯彻，使之长久不变。这样内外都明澈融通，根本端正统一，纲纪明晰，政治有序，界限严肃，天下便没有多余的事了。否则，在一念思虑之间，理欲、义利便彼此对立；在一意向之中，是非好恶混杂出现，忽前忽后，忽暗忽明，像浮云在空中悠然飘荡，成为污秽的积滓。臣恐怕这不是光大圣德、隆盛治理教化的办法。对君主提出严格要求，叫作恭敬；陈述善道、闭塞邪说，叫作敬慎。臣实在不敢用平庸寻常的想法来期望陛下，只愿陛下加以思念。子才又上奏说：臣以空疏的学识忝居其位，晚上讲说诚意之学，启发诱导几乎没有成效；将要结束讲说时，承蒙恩典，又拿着经书登上讲席，恰逢阳气生长之时，怎敢落后于进忠告之言？臣曾读《易经》读到复卦，私下妄加评论，认为有天地之心的复，也有人心的复。一阳生于积聚的阴气之下，芽蘖开始发动，是天地之心初次复生的端倪。当阴阳的动静尚未分开时，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天地生养万物的心几乎处于熄灭状态。在这个时候，谁能把它形容出来？等到震卦的阳气到来，在坤卦之下发动，因这一发动，天下都知道这将是生养万物的端倪。先前天地寂然、不可形容的心，这时才得以窥见万分之一。所以程颐说：“阳气在下方复生，正是天地生养万物的心。”先儒都以为在静中可以看见天地之心，这是不知道发动的端倪才是天地之心；不是通晓道的人，谁能认识它？杨时也说：“复，是阳气开始生发、发动的端点。”懂得复的道理，便可以默默体察天地之心；不是尽心知性的人，谁能看见它？这就是所谓天地之复。当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浑然处于中正状态，没有偏倚，婴儿纯一的心几乎隐晦不显。在这个时候，谁能推求并阐明它？等到受到感触而通达，随着事情显现出来，因其已经发出，天下才知道这是本体和作用的动静变化；先前那颗作为大本、达道而无法推究的心，到这时才得以窥见它的征兆。所以张载认为，静中含有发动天地的作用；无思无为，无所主宰，始终如此，人的德性也与此相合，这大概就是增进德性的基础。

译朱熹也说：“天地生养万物的心几乎要灭息，到这时才又可以看见。落实到人，就是静达到极点而发动，恶达到极点而转为善，本心几乎熄灭而又重新显现的端倪。”这就是所谓人心之复。假如天地之心处在纯坤卦十月的时节，消退而不增长，过去而不回来，出去而不进入，衰败而不旺盛，灭亡而不保存，或者有所阻隔闭塞，或者有所扰乱，那么草木不会生长，荔树不会挺立，糜鹿的角不会脱落，水泉不会流动；天地之复几乎熄灭，这不就是阴气压制阳气、阳气与阴气交战，变化而成为闭藏吗？假如我这一颗心处在情欲已经发动之时，喜超过常度，怒超过常度，哀超过常度，乐超过常度，或者有所偏倚、乖戾，那么日月星辰失去运行规律，山川崩裂枯竭，不只是天地失其位置，兵乱灾荒、胎死卵破，也不只是万物不能繁育；我自身的复也几乎熄灭，这不就是中正失守、和谐破坏发展到极点，因而变成灾异吗？所以阴阳尚未稳定时，圣人便在阳气刚从萌芽开始发达之初扶助它，在阴气势力达到穷极之后抑制它，使阴阳顺畅运行，造化流通；天地之复渐渐刚健广大，没有任何阻塞，从而完成天地原本未能完成的功效。喜怒尚未稳定时，圣人便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施加戒慎，在隐微幽独之际谨慎防范，使喜怒保持平和，血气循行正轨，人的一身之复充实周全，没有一点差错，从而保全天地最纯正的德性。这样一来，尚未稳定的阴阳，天地难道会有长久不能复归的气吗？尚未稳定的喜怒，君主难道会有长久不能平和的心吗？为什么这样说？复的意义，在天地之间表现为阴阳，在人心之中表现为善恶。有了不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没有不重新归于善的。不善就是阴，善就是阳。上面五爻为阴，下面一爻为阳，就是沉溺、蒙蔽、禁锢的时候。一天忽然省悟，就是阳气机开始发达的起点。齐宣王兴兵动武，使士臣处于危险，向诸侯招来怨恨，可以说恶行达到极点了；等到他不忍心看见觳▯，便显现出善端开始萌发。汉武帝穷兵黩武，喜好神仙，崇尚土木营造，可以说恶行达到极点了；等到他在轮台下诏悔过，便显现出善端重新复生。由此看来，一阳复生，难道不是陛下增进德性的大好契机吗？臣请详细说明复卦六爻的意义，以辅助圣德。初九为阳爻，处在复卦的开始，是过失还没有离开太远的情况。一阳处在众阴的起始位置，是回归而没有离开太远。在《易》中这是最可珍贵的爻，是复卦的主爻。人的本性至善，人心至为良善，本来没有过失；欲望一生、念头一动，过失才开始萌发。片刻之间，可能忽然相距千万里，难道只到后悔而已吗？先儒认为，有失误之后才有复归；如果没有失误，哪里谈得上复归？只有失误尚未远离便能复归，才不会发展到后悔，这是大善而吉祥的境界。说的正是“不远复”的精微意义。陛下面对这一阳刚之爻，深思其中的道理。如果能够在每件事上曲尽戒慎，不把亲近初九看作错误，不把心志归向阳刚看作错误，不把居中守正、亲近仁者看作错误，那么敦厚复归的吉祥，不仅归美于六二之臣，即使六五之君，也确实有恭谨谦下对待士人、柔顺地扶助阳刚的实际表现了。难道不可以辅助圣德吗？六三以阴爻居阳位，既不中又不正，而且处在发动的极点；但它守持得很坚固，所以屡次失误又屡次复归，不能安稳地保持复归。人的操守存亡，大概就在俯仰之间。喜怒哀乐一旦失当而放纵，困惑之后才学习，后悔之后才改变，以此涉历世事，危险就更加严重。所以说，虽然危险地屡次复归，即使已经晚了，难道不仍然胜过迷失而不复归吗？陛下面对这一阳刚之爻，深思其中的道理。二十九年来内心所存，虽然不能没有过失，却也没有不后悔；亲身所行，虽然不能没有失误，却也没有不复归。既复归又失误，复归之后又后悔，却不知道预先防止失误、后悔，因此悔误纷纷，长久不能安定，圣德未能光明显新，正是因为有屡次复归的危险。这就是因循他人的善行而恢复自己的善行，因循他人的仁德而恢复自己的仁德，难道不就是“复”的美善吗？陛下处在阳刚之位，应当深思其中的意义。如果能够对每件事都曲尽其理，不把接近初爻看作错误，不把意志顺从阳刚看作错误，不把居中守正、亲近仁德看作错误，那么“休复”之吉，就不只是归美于六二之臣；即使是六五之君，也确实有谨慎恭敬、礼贤下士、柔顺而辅助阳刚的一面了。这难道不是对圣德的帮助吗？六三以阴爻居阳位，既不中又不正，而且处在震动的极点；但它守持固执，所以屡次失去又屡次复归，不能安然处于复道。人的操守能存能亡，大概只在俯仰之间。喜怒哀乐一旦失去节制而流荡，等到困顿以后才学习，悔悟以后才改变，凭这种状态涉历世事，危险就更加严重了。所以说：虽然处境危险，却能够复归而且屡屡复归，即使已经晚了，难道不仍然胜过迷失而不复归吗？陛下处在阳刚之位，应当深思其中的意义。二十九年来内心所存的志向，虽不能没有过错，却也未曾不悔悟；亲身所实行的事情，虽不能没有失误，却也未曾不改正。既有复归又有失误，既悔悟却不知道防止失误和悔悟，悔恨过错纷纷不断，长久不能安定，因此圣德未能焕然一新，这正是由于屡复而陷于危险。从今以后，不要因为处在危厉之中而没有咎害，便放任自己的过错；不要因为躁动会带来危险，便轻视自己的过错；不要因为陷在众阴之中，反而使自己的过错更加滋长。这样，“无咎”的意义就不只是六三之臣独自占有其善，陛下也能得到善于改正过错的意义了。这难道不是对圣德的帮助吗？六四是接近君主的地位。六四处在外卦下部，卦辞却说“中行”，因为一阳五阴之卦，从第二爻到上爻，第四爻正处在中间。六四位于上下四个阴爻的中间，居位得中正，又向下与初九这个正应的阳爻相从，所以独自得到复归之道。人的本心未尝不善，只因积久的习惯迁移，才终于陷入邪恶。若有人能够超然自持，在群邪之中防护自己，追随阳刚的君子而不被邪恶所陷，这就是“中行”，也是独自复归本心。这样才是真正知道选择什么、追随正道啊！卦辞不说吉凶，是因为六四以柔爻处在群阴之间，而初九阳爻势力还很微弱，尚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圣人只称说它独自复归。陛下处在阳刚之位，应当深思其中的意义。当是非没有确定见解、好恶没有确定操守，顺从欲望而流荡，追随邪恶而陷落，随习气而不能返还的时候，应当观察群阴势盛的情形，勉励自己实行中行独复之心；又应当愤慨一阳微弱，扶助它虽最终未能成功却始终不改的志向。这样阳刚就会复归并且增长，行动就会顺利推行，出入不会有疾病，朋友前来而没有咎害，阳刚也就不再孤单了。

译这难道不是对圣德的帮助吗？六五以中和柔顺的德性处在君位，能够厚重笃实地复归，这就是敦厚笃实、用力于仁德的人。然而，过于追求高明的人，往往有高视天下的心态；过于详尽考察的人，往往有轻视群臣的意思。物欲深重，天机必然浅薄；心量狭窄，所守的操节就容易动摇。对于善道，即使得到也必然失去，即使明白也必然昏昧，不如安静持重而专一诚笃的人可以守保。这就是六五“敦复”所以没有悔恨的原因。然而，在阳刚刚开始微弱复归的时候，六五以柔爻居尊位，向下复归又没有助力，所以还不能达到亨通，只能做到没有悔恨而已。《易》中凡是阳气增长的卦，居上位而遇到阴柔之主时，阳刚未有不依附并顺从的，所以临卦、泰卦的六五都吉，而复卦、大壮卦的六五都只是无悔；这体现了圣人爱护君子的用心。陛下处在阳刚之位，应当深思其中的意义。对于世间所谓秉持阳德而刚强的人，不要违逆他的进取，不要阻遏他的成长；他有过错，就宽容并赦免他；他有所不足，就扶助并体恤他。去除所谓“意必固我”的私心，成就所谓中和柔顺、笃厚诚实的实际德行，那么君子就有所凭借，小人也不敢放肆了。这难道不是对圣德的帮助吗？上六以阴柔之爻处在复卦的终点，傲然居于上位，距离阳刚已经很远，是迷失而不能返还的人。君主之道过于亢盛，迷失而妄自行事，所以有灾祸。天灾从外部而来；自身过错又由自身施行，像这样出兵用师，最终必然失败。等到一国之君陷入凶祸，即使长达十年，也不能够复归。大概阳气虽然微弱却正在渐渐增长，阴气虽然盛大却正趋于消退；将要消亡的运势不能抵挡正在增长的势力，所以最终没有获得吉祥的道理。陛下处在阳刚之位，应当深思其中的意义。凡举事不合于道理、不顺应上天，而成为阳德之害的，都要除去其中的迷误，使它不至于迷误；扭转它的极端，使它不至于走向极端；惩治它的妄行，使它不至于妄行；纠正它的偏失，使它不至于偏失。不要轻易欢喜，以泄损阳德的微弱；不要轻易发怒，以滋长阴浊。希望陛下明白，我这样做的用心，本来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喜怒。陛下应当以天下人的喜悦为喜悦，以天下人的愤怒为愤怒。比如尧表彰俊德，喜悦在于俊德本身，与尧有什么关系？舜诛杀四凶，愤怒在于四凶本身，与舜有什么关系？如果这样做，那么阳气就会盛大而增长，阴气就会衰败而消退，凶祸变成吉祥，灾害变成祥瑞，失败必然转为成功，祸害必然转为利益。利害转化的关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这难道不是对圣德的帮助吗？阳气存在于天地之间，最为真实而不虚妄，最为美善而无丑恶，最为广大而不狭小。然而，最真实的是天理，最虚妄的是人欲，天理与人欲总是彼此对立的；最美善的是君子，最邪恶的是小人，君子与小人总是相互争胜的；最广大的是王道，最狭小的是霸术，王道与霸术总是相互争夺的。拥有天下，怎么可以不明确辨别并谨慎选择呢？所以，知道天理可贵，就应当在内心和思虑上下功夫，必以纯一之心建立政事，办事必以阳明正大为原则，不让人欲的私心陷害自己。知道君子美善，就应当尊崇有德之人，必定敞开诚心；任用仁贤之人，必定推行公道，不让小人的邪恶得以进用。知道王道广大，就应当修明义理、阐明正道，不以追求功劳和治理财货为务；端正言辞，不以谋取私利为目的，不采用霸术的狭隘道路。陛下在位已久，见闻天下事理很多，又以继承光明的学问来统摄它们；对于复卦，想来已经明白而深入地探究了它的要旨。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臣，却还敢在日月之下夸耀萤火，在江河高山之前效献微尘，只是因为阳刚正在增长，阳德渐渐亨通；臣即使愚昧鄙陋到了极点，难道敢另有议论和建言来违背天德吗？因此趁着阳气初复之时，专门依据复卦始终贯通的意义，自我安定、自我献纳，以此效献自己如曝背献芹般微薄的心意，只希望陛下宽赦我的狂妄愚昧。理宗时，牟濴进献前代故事说：“从前程颢向神宗上劄子，认为君主之道的重大之处，在于考察古代、端正正学，明白善恶的归属，辨别忠臣与邪臣的区别，清楚地趋向正道。因此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要确定；君主志向确定了，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心诚意地选择善道并坚定地坚持它。义理如果没有先行穷尽，就会听得越多越容易迷惑；志意如果没有先行确定，守持善道就可能发生动摇。只在于把圣人的训诫看作一定可以效法的准则，不被后世驳杂的政事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议论所迁惑。相信正道要达到笃定的程度，认识自己要达到明察的程度；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要迟疑。一定要以使世道达到三代盛治为目标，然后才停止。” 臣听说，学习作为君王应做的事情，已经很久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勤勉不懈地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方式治理天下，并没有别的道路，只是勤勉学习罢了。凭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资质，学习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所学习的内容，而治理不能达到唐虞三代的境界，臣不相信。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睿智明哲出于天赋，圣学得自心传；继承帝位之初，每天都把讲学作为急务，确实是古代帝王的用心。然而臣私下认为，君主之道没有比讲学更优先的，讲学又没有比立定志向更优先的。因为君主的一颗心，受到攻伐诱惑的人很多；志向若不先确定，内心就没有主宰，外在事物便可能乘机转移它、蒙蔽它、欺骗它。是非之言进入内心，是非判断就可能不得其正；偏私朋比之言进入内心，喜怒就可能不得其正；功利之言进入内心，取舍就可能不得其正；巧言谄媚之言进入内心，爱憎就可能不得其正，这正是学习最应戒惧的地方。所以程颢向神宗皇帝拜疏，首先把确定君主志向作为讲学的要领。程颢是伊洛一带的大儒，世人称他为明道先生；这确实是帝王应当遵守的格言。臣希望陛下思考先皇托付的重大责任，阅览程颢进谏的奏疏，遵循古训，坚定凝聚最初的志向，使这颗心始终清明如一日；延请群臣进见，虚心向下询问，以考察政事的得失，观察群臣的志趣。

译认为“上天的法则明显昭著，天命是不可轻易改变的”，这是正论；认为“天命不值得畏惧”，这是邪说。认为“宪章法度是应当遵守的”，这是正论；认为“祖宗不足以效法”，这是邪说。认为“君子与小人不可同时立于朝廷”，这是正论；认为“应当兼容并用二者”，这是邪说。认为“每天早晨临朝，虚心询问政事”，这是正论；认为“保持尊严而深沉缄默，使人无法窥测”，这是邪说。认为“百姓没有恒常不变的归附之心，只归附于有仁德的人”，这是正论；认为“应当严峻立法、树立威势，使百姓不敢轻慢”，这是邪说。认为“敌国外患当前，应当急于修治内部”，这是正论；认为“敌人不能有所作为”，这是邪说。认为“减损上层、增益下层，节约用度、爱护百姓”，这是正论；认为“恭敬节俭没有什么值得取法”，这是邪说。陛下试着把这些话作为考察言论、观察人物的鉴戒，那么邪正的区别就会像黑白一样分明了。如今臣凭并不出众的才干，错误地承当劝讲之职，深怕没有什么能够仰助圣明，所以冒昧推广程颢的说法来禀告陛下，只希望陛下垂听。户部尚书真德秀上奏说：“臣听说，圣人的道，有体有用。根本立足于自身的，是体；推行达到天下的，是用。尧、舜和三王的治理，六经、《论语》《孟子》的教导，都不超出这一点。而《大学》一书，从体推及用，先后、本末尤其明白而完备。所以先儒说：‘如今能够看到古人求学次序的，独独依靠这篇文章的留存，《论语》《孟子》还次于它。’大体说来，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用。君主的学问，必须以此作为依据，然后体用的完整道理才可以默然领会。恭敬地想到陛下具有高宗谦逊好学、时时勤勉的品德，也具有成王继承光明、发扬光明的德性。即位以来，没有一天不亲近儒生，没有一天不讲习、切磋道义。自古以来好学的君主，没有谁能超过陛下。臣从前在皇帝即位之初，得以参与讲读班列，曾想采用《大学》的条目，附以经史汇编，编成一部书，以备陛下在清闲燕居时阅览。后来匆忙离开京城，志愿没有实现。但臣区区爱君忧国的心意，即使身处田野，也未曾稍有忘却。闲居无事时，便取出先前想编而未完成的内容，早晚编纂润色，将它命名为《大学衍义》。开头讲帝王治理天下的次序，是要说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施行治理，无不从自身的心性开始。接着讲帝王为学的根本，是要说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求学，也无不从自身的心性开始。这就是所谓纲。开头讲明道术、辨别人材、审察治体、体察民情，是格物致知的要领；接着讲崇尚敬畏、戒除安逸欲望，是诚意正心的要领；又接着讲谨慎言语行动、端正威仪，是修身的要领；又接着讲重视妃匹、严明内治、确定国本、教育戚属，是齐家的要领。这就是所谓目，而目之中又有细目。每一条开头列圣贤的经典训诫，接着列古今的事迹；各位儒者解释经书、评论史事而有所发明的，也都加以记录。臣愚昧而偶有所得的见解，也私下附录其中。虽然编排没有法度，论议也没有长处，但君主应当知道的道理、应当实行的事情，大略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了。陛下亲自处理政事之初，臣的书恰好完成，共四十三卷，二十二帙。臣便借着应召对答的机会，冒昧把它奏闻。恭敬地希望圣慈察知臣爱君之心的深厚，怜悯臣十年用功的勤苦，特地下达圣明的批示，允许臣进呈此书。并且希望陛下在处理机密政务的空闲、讲读之余，赐暇阅览此书；对于体用之学，或许不无丝毫的帮助。” 兵部侍郎曹彦约上奏说：“臣听说，自古君主即位之初，善于进言的人一定把讲学列为首要之务。君主天生圣明，承受上天的明命，一天处理万机，已经足以使四海臣民心悦诚服，却还要孜孜不倦地学习诸生所学的事业，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正因为有圣人的资质，才适宜于学习；有圣人的地位，更应当急于学习。适宜于学习的人，学习可以事半功倍，本来就不同于常人；急于学习的人，自身修养完善而天下得到治理，本来不能用常情来衡量。这就是尧具有圣神文武的德性，却还一定向尹寿学习；舜具有深邃明智、文明的德性，却还一定向务成跗学习。这样做对于圣人的本性只有益处而没有损害，对于后世则有归美之实而不会招致非议。仰望想到皇帝陛下凭天纵的圣明继承大宝，皇太后陛下凭母仪天下的尊重保佑圣躬；二位都将遵守家法来端正本朝，履行谦德来光耀史册。这样看来，讲学的根本愿望，本来已经深切存在于皇帝陛下心中；而劝勉讲学的话，也早已连续不断地出自皇太后陛下之口。臣以一个身处山林、关系疏远的微臣身份，受到先皇不遗余力而又不轻视微小之人的明察，脱离州县任所，列名近臣之中；攀援乌号之弓却来不及报效，恰逢飞龙初登大位，误承迅速召见，越级升任贰卿。臣理应能够有千虑一得，对圣明时代有所补益。臣私下认为，经世致用的学问，不能同书生参加科举的习气混为一谈；经筵讲学的学问，同家塾、党庠的体制也仍有不同。缀辑陈旧言论，专门迎合时下所好，这是书生科举的习气。君主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端正百官；掌握其中的正道，贤者智者就能合谋共事；失去其中的道理，邪佞之人就会窥伺间隙。所以经世之学不应同书生科举的习气相似。恭敬拜师以求教，志趣相合以交友，这是家塾、党庠的体制。经筵中分班轮值侍奉经幄，等候皇帝容色和缓时进呈箴言规谏；当面进言常常受制于仓促，写在简册上的内容又难以深入考究，因此经筵之学同家塾、党庠相比，相距很远。臣希望陛下把讲学作为平日的根本心志，把讲学看作日常事务：在未临经筵之前，必定清心涤虑，以求获得有益的内容；到了经筵结束之后，必定切实询问、联系自身思考，以求归于最恰当的结论。要拿古人的行事来验证今日的立政，议论不能只是详尽，还必须切实关系世务；意向不能只是美好，还必须关系国家命脉；谈论体制一定要涉及实际功用，谨慎开始一定要谋划最终结果。出朝后就同大臣评议，考察哪些已经说尽、哪些还未说尽；入内后就用圣贤之言加以验证，考察哪些相合、哪些不合。

译口耳相传的内容都要能够落实并发挥作用，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尧舜的治理，即使不能完全达到，也相距不远了。然而，君主喜好儒学，尤其应当把似是而非的邪正混淆视为忧患。尊崇正大之道而贬抑纤巧之术，信任忠贤而疏远邪佞柔媚之人，那么近臣就不能乘机钻空子，虚假就不能扰乱真实。这里面的关键极其微妙，利害关系也极为紧迫。自高宗皇帝中兴以来，世代相传圣学，勤勉不懈，即使在闲暇燕居时也不废弃；其光辉灿烂，明亮可与日月相比。然而张说、陈源、曾觌之流，仍凭粗浅的笔墨习气，想要像王伾、王叔文一类人那样暗中窃取、玩弄权柄，把威势和福祸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竟自称儒者的事业不过如此。他们鄙薄贤能俊杰，轻慢侮辱经籍，以至于对于治理之道所应讨论的、圣人经典所应讲习的内容，一旦有人谦逊求学、详细说明，他们就认为只是扰乱人心；他们又把正直之士说成鬼怪、蜮虫，足以酿成对贤士大夫的祸害。甚至公然执掌国政，谋划发动战争，长期放纵而不加戒备，最终导致局势横溢失控。若不是累世圣君知道他们的奸诈虚伪，最终把他们疏远弃置，他们造成的祸患哪里能够说尽呢？这又是屋漏暗室中逐渐滋长的隐患，是浸润肌肤、深入骨髓的祸端。内廷中的所作所为，以及君主在燕居闲暇时的实践，都同讲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不可不加以察看。只希望陛下留意。”}], 彦约升任宝章阁学士，出知常德府。他又上奏说：“臣任职从班，长期侍奉经筵。臣私下看到，陛下深居宫禁，以修养志向闻名天下；高拱于庙堂之上，以爱护百姓闻名天下；经常讲读，以勤奋学习闻名天下；颁赐有定数，以节约用度闻名天下。然而群臣进言劝戒，仍然谆谆不已。有人说要慎独，有人说要刚健不息，有人说要防止欲望在未发生时滋长，有人说要保持不懈的志向，有人说不要忘记潜龙在渊时的处境，有人说要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自我省察。陛下都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进言的人不停，听取意见的人也不厌倦。臣却还不能揣测其中的用意。难道臣下爱戴君主，不会因为君主未曾有这些问题便停止进言吗？还是确实对这些方面有所疑虑，所以坚持进言呢？如果是因为君主未曾有这些问题，臣下仍不停进言，那是国家的福分；如果是确有所疑虑而坚持进言，也不能认为问题不存在而忽视它。因为毒酒常常隐藏在宴饮安逸之中，隐伏的疾病常常在身体强壮时显露。少犯过错，常常来自敬畏；沉溺逸乐，常常以忧患勤劳为根由。孔子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或灭亡，关键只在于君主难以做到，以及说话时没有人敢违背自己而已，这难道不可畏惧吗！” 臣私下认为，谈论利害贵在简明，纳入心中思考贵在成熟。群臣的言论如此众多，奏疏中表达的内容如此广泛，归结起来，他们所希望的不过是修养自身、喜好学习罢了。唐代张蕴古献给太宗皇帝的箴言，共六百二十二字，其中所说无非修身的要领；汇集天下关于修身的言论，也没有超过它的。本朝赵师民献给仁宗皇帝的箴言，共七百七十八字，其中所说无非好学的要领；汇集天下关于好学的言论，也没有超过它的。与其泛泛地听取、广泛地搜求，哪里比得上专心致志、切近地思考？臣认为这两篇箴言所说确实切合实际，所以抄录原本进献。希望陛下把它们列为两幅图，放在座位旁边，口中诵读，心中思考，早晚都如此。由一句话思考一件事，由一个字推究一个道理，反复涵泳，充分体会。像江海浸润万物、膏雨滋润大地那样，心中豁然开朗，疑惑如冰消解，怡然自得而事理通顺，那么群臣所献的意见，就可以全部概括并实行了。臣不胜恳切之至。彦约又上奏说：“臣任职经筵一年半，通过进读《三朝宝训》，得以侍奉圣颜；尚未读完一部，如今因为久病衰弱，蒙受恩典放还乡里。臣有所想说的，谨敢全部陈述。臣私下认为，《宝训》这部书，都是太祖、太宗、真宗三位圣人的格言，坦白明白，不必等待阐发就能看懂。何况臣浅陋，更没有什么见识。臣曾冒昧评论，认为书中所载共三十卷，目录八十八项，其纲领和关键，特别在于政体、听纳、防范，以及孝德、仁慈、谦俭五项而已。用鉴戒来警醒，用谏诤来辅佐；凭这些来和睦宗族，凭这些来体恤群臣，那么对待人就没有不顺当的；凭这些来接受祥瑞，凭这些来尊崇祭祀典礼，那么处理事情就没有不恭敬的。总括起来，必然达到各种政绩都兴盛、万世都长久依赖的境地；这一切都从这五项的发挥开始。推究它们的根源，这五项所依据的，又都从好学开始。臣读《宝训》读到太祖皇帝对宰相说：‘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必须能够端正自身，使自己达到没有过失的境地，早晚都戒惧战栗，防止非分之事，堵塞欲望，深深仰慕古人用德行感化人的道理。’这就是太祖皇帝的圣学。” 太宗皇帝对宰相说：“朕每次读书，看到古来的帝王大多自尊自大，深居拱手、威严凝重，谁敢冒犯威严进言？如果不降低身份、接纳意见，那就是自己蒙蔽聪明；有时喜欢赏赐，有时动怒施刑，怎么能够使天下人心归附呢？”这就是太宗皇帝的圣学。真宗皇帝对近臣说：“朕乐于听闻朝政的缺失，以此警醒朕心；然而臣僚的奏章多把苛细之事说成有利，却不知道国家政事自有大体。使国家不严厉而能治理，不肃杀而能成功，这才是善于治理，怎么可以残酷虐待、苛刻对待百姓，求取个人功劳，使这种人临民任事，徒然伤害和气呢？”这就是真宗皇帝的圣学。由圣学推广开来，那么凡是见于政体、见于听纳，以及用孝德侍奉亲长、用仁慈抚恤下民、用谦俭修养自身的道理，何况条目之下的具体内容，都可以由此类推。如今陛下亲自奉行儒素之行，考察帝王之业，频繁驾临讲筵，这是古来未有的；增置讲官，也是旧制未见的。圣学的高明，人人都能说得出来。臣私下认为，君主的学习，最终是要体现在治理功效上的。有太祖的学问，所以建隆、开宝年间创业之治超过汉唐；有太宗、真宗的学问，所以太平、淳化以及咸平、景德年间守成之治，可以与成王、康王相比。” 如今陛下亲临政务、希望治理好国家，虽然还没有到接受政绩考核的时候；然而求取言论虽然迫切，下情却仍未通达；爱护百姓虽然勤勉，横征暴敛却仍未【原文残缺，语意不明】。若真正的赃弊不除，防范盗窃的人就无所畏惧；若真正的清廉之士不被任用，谨慎守法的小吏就没有受到鼓励的对象。陛下如果能够审慎询问、认真思考、明辨是非并努力实行，圣学就有了落实。不然，只是在简册之间切切讲论，在诏令告示之时谆谆宣说，尊崇儒学、重视道义，而士人不能施展志向；宣扬德行、施行恩惠，而百姓不能得到利益。祖宗创业守成的美好传统，本来不是这样的。这正是进读《宝训》的重大要旨，不是拘守经文、强行聒噪可比的。希望陛下留心。”

译洪舜俞进献史事说：“唐太宗对萧瑀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得到十几张良弓，自以为没有比它们更好的。近来拿给弓匠看，弓匠却说都不是良材。朕问他原因，弓匠说：木心不直，木材的纹理就全是斜的，弓虽然强劲，射出的箭却不直。朕这才醒悟，过去辨别弓材还不够精细。’” 虞人有《原兽之箴》，轮人有《糟粕之议》，工匠凭借所掌握的技艺来进谏，这种事在世上已经很久没有听说了。唐代的弓匠却独自得到了古人的深意，他的话大概是用来规劝太宗的。太宗功业虽然盛大，但修治内心的方法实际上从未认真讲求。心，是万理的关隘、万事的主宰。这颗心如果明白通达，没有丝毫曲折偏私的牵累，那么表现在面容、背影上的一切，都是天理显著的形态。发布号令，完全与人心相契合；敬与义端正方直，彼此互为表里。太宗天资很高，但学问不足；他的长处在于喜好名声，失误也在于喜好名声。因为喜欢名声，所以能够勉强矫饰自己去行善；但只顾求取名声，没有加强反省和存养，因此矫饰的力量一懈怠，先天禀赋中的偏失便无法掩盖。轻视宫人的愤怒，不肯役使一名百姓，却必须杀掉那个田舍翁的愤怒，以至于好大喜功、过于爱惜名声，无不是本心的流露。木心不直，纹理就全是斜的，弓虽强劲，射出的箭仍不直。弓匠可以说善于窥见君主心术的关隘了。太宗也可以由此进一步下功夫，穷究事物、端正内心。他说勇辩、谄谀、奸诈、欲望聚集起来攻击一心，只是知道控制外在事物，却不知道涵养内心。哪有内心没有治理好，外在邪念却能被阻止的呢？” 将作监杨文仲在讲筵任职，常常凭借积累的诚意感动皇帝。他曾进读《春秋》，皇帝问：“五霸为什么被三王视为罪人？”杨文仲奏答说：“齐桓公处在王道与霸道升降的关头，却不能成就向上的事业，只能开启世变的祸端。臣考察《春秋》，桓公初年多记作‘人’，过了二十年讨伐楚国，安定世子之功已经完成，之后才反复出现称作‘侯’的文辞，这正是尊王抑霸的大法。然而尊王难道只是尊崇名号吗？是希望周王的子孙都遵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法度，扶持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德泽，使王道的遗迹不熄灭，西周的美政得以恢复。这样才符合《春秋》尊王的本意。”皇帝说：“先帝的圣训有言：‘丝竹扰乱耳朵，红紫迷惑眼睛，但良心善性都是人本来具有的。’又说：‘得到圣贤心学的要旨，使根本端正，世代传承守持；凭此治理国家、教养百姓，凭此祈求上天长久赐命，凭此为后世留下谋略和福泽。’先帝的训诫真伟大啊，朕早晚都铭记奉行。”戴栩上奏说：“臣仰望认为，陛下英明冠绝古今，圣德日益光明。凡列位大臣得以面见圣颜的，无不以讲学为进言内容。” 所谓讲学，《中庸》《大学》是其中最重要的。臣不才，认为陛下所讲、群臣所答，未免渐渐流于【OCR疑误：原文“▯文”】文辞。臣请拣取其中切合实际用途的内容来说。臣听说，《中庸》的学问从慎独入手，《大学》的学问从致知入手。《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作中，发作后都合乎节度叫作和。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得到生长。’能够谨慎对待喜怒哀乐，就是从慎独中得到的。人即使具有中等才智，如果不知道戒惧，只因在隐蔽和显露之处采取不同态度，时作时辍、没有常性；只有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谨慎，真诚的积累才能流通无碍。如今陛下临朝时神明威严，并非不严肃恭敬、谨慎自持；面南而坐时，也并非不纯粹深沉。然而退朝以后，使人寒心的事情却很多。亲近侍从中，机敏乖巧、善于顺从的人得到进用，巧诈逢迎的人受到容纳。宴饮没有节制，举止稍有轻佻，宫廷隐秘处一有过失，都足以触犯阴阳的大和。近来星象失常，阴雨连绵十多天，螟虫蝗虫造成灾害，谷价飞涨，疾病灾害接连发生，流离失所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陛下反省自身，真的足以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生长吗？做到这样，慎独之学才可以得到验证。” 《大学》说：‘在于彰明光明的德性，在于使民众更新，在于止于最高的善。’能够达到至善，就是从致知中得到的。天下事物没有穷尽，但没有不具有确定的道理；事物的本末有伦次，先后有次序。只有对每一件事、每一种物都探求其至理，一个道理通达后，触类旁通，自然有所领悟。如今陛下关于专一精纯的言论不绝于口，关于谨慎危险、防患未然的训诫每天都陈列在面前；然而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实行所知道的事情的人却很少。处理事务、任用人员，明辨是非有时会失误，分清邪正有时也会失误。号令发布出来，早晨更改、晚上又变；授予官职，忽然任用谄佞，忽然又轻视贤能。朝廷的施政安排，一旦有不合宜之处，都足以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轻侮。近来谣言接连兴起，叛乱之徒间或出现；某件事还没有发生，人们就怀疑它不能成功；某个人还没有任用，人们就怀疑他一定失败。陛下反省自身，真的足以彰明光明之德、更新民众的志向吗？做到这样，致知之学才可以得到验证。臣希望陛下取《中庸》《大学》二书来读，不以广泛背诵、泛泛讲说为能，而以切实发问、就近思考为贵。持守中道要像虞舜，继承先志要像文王、武王，能够彰明俊美之德要与尧相同，每日更新自己的德行要与商汤相同。用真诚守持，用敬意涵养，日夜除去不合于道的地方，同时不忘记已经合于道的地方，这样讲学的功效才会有所补益。” 况且《中庸》和《大学》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中庸》的九条经常实行的原则，就是《大学》中用来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内容；《大学》所说的‘不要自欺’，就是《中庸》所说的‘没有比隐蔽处更显著、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两部书不同而道理相同。陛下如果能够自己得到其中的老师，那么从容涵泳、充分体会，都是实际的义理；在身边随处都能遇到根源，无不成为精妙的运用。只应当使这种真诚和敬意一刻也不离开内心。过去唐德宗释放宫女，屏弃远方进献的珍玩，淄青的将士投下兵器，互相说：‘圣明的君主出现了，我们难道还要反叛吗？’等到他一旦产生猜忌，以为推诚相待没有用处，贞元年间的弊病就比肃宗、代宗时期更加严重。陛下应当从这里吸取教训，使自己一发言百姓无不相信，一行动百姓无不喜悦，声名洋溢于中原，并传播到蛮夷之地；这样君主的威势日益隆盛，难道不是今天的急务吗？唐宪宗平定淮西、蔡州，制服强藩，当时评论者说这并非全靠朝廷的力量，而是因为处置得当，使他们心悦诚服。等到骄奢一萌发，任用受宠近幸之人和聚敛之臣，元和年间的治理最终还是有愧于太祖、太宗的功业。陛下应当对此更加反省：知道善就能得到善果，不善就会失去善果。只有不把天命看作恒常不变，天命才会日益稳固；难道这不是今天的长远谋划吗？”

译陛下长久地沉浸于这门学问，深深地爱好仰慕这门学问，又对它体察得如此详细，臣现在重复说明它的端绪，您不会认为多余；辨明它的实际内容，也不会认为是冒犯。臣最初进见应对时，也只是姑且谈论大概，还不敢全部举说。臣这些狂妄而浅陋的言论，罪当万死，只希望陛下裁断鉴察。” 许应龙进献史事说：“高宗在处理万机之余，留心六经，遍览诸子百家的书，甚至近代臣子的著作，也没有不看的。等到驾临经筵时，他说：‘有帝王之学，也有士大夫之学。朕在宫中，虽然没有一天荒废学习，但只是推求前代古人治理国家的道理中适合今天的，务求施行罢了，并不是摘取章句来作文。’吕公著谈论讲学时也说：‘天子的学问与平民不同，必须寻求建立政治、办理事务的要领，讲求爱护人、使万物获利的方法，不只是从事分章析句的繁琐工作。’臣听说，学习作为君王的事业，已经由来很久了。古代圣人所以急切勤勉，难道只是从事口耳之间的末节吗？一定是要把学问见诸施行，用作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道路。如果讲诵虽然详细，却不探究大节；记诵询问虽然广博，却不明白政事治理，那只不过是分章析句的学问，对国家有什么补益呢？况且经书用来承载道，而道就是治理国家的纲理。读《典》《谟》，应当知道帝王的规范；读《雅》《颂》，应当知道王政兴废的原因；读《礼》《乐》，应当知道如何使君上安定、百姓得到治理，移风易俗；读《易》《春秋》，应当知道如何进用君子、退斥小人，亲近中原诸夏、疏远夷狄。” 至于阅读各朝史书，又应当知道成败得失可以作为鉴戒。这样，处理常规政务就一定知道适宜的方法，遇到变故就一定知道权变之道；天下虽大，也可以像在手掌中运转一样。这才是帝王之学，是居于君位的人应当特别用心的。何况如今外有边疆尚未安宁，内有民力尚未恢复，如果不参照考察古训，斟酌实行，凭什么兴办事业、建立功业呢？臣希望陛下在讲读之时，举出纲领、撮取要点，选择切合今日的内容，审慎思考、明辨是非，那么事物来到面前就能辨名，事情发生就能应对。修明文德，就可以招来远方的人；进用英俊之士，就可以增强本朝；明白思患预防的戒训，就可以安定边境；审慎理解理财、正名的义理，就可以充足国用。这就是高宗所说的推求前代治理之道中适合今天的来施行，也是吕公著所说天子之学不同于平民、必须寻求办事要领的意思。否则，学问虽然博杂却缺少要领，只从事【OCR疑误：原文“▯言行”】而实行起来艰难，最终不会有成效。过去太祖读书，谈到四凶罪行只应流放，却感叹后世刑网过密；仁宗读《无逸》，说享有国祚的君主应当戒除安逸享乐；哲宗谈论任用三种德行，说这是施政的根本，得到它就治理得好，失去它就混乱，君主不可片刻离开这些。这些都是祖宗治学的重大纲要，而【原文残缺】。” 治理的功业显赫光明，实际上都以此为根基。应当以既成的法则为鉴，永远不要有过失。希望陛下留意。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言说：“臣恭敬地承受圣上的询问。臣听说，圣人教导人，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实行的道理，目的是使学习者专心致志、切近思考，不追逐高远空疏的内容，也不忽视卑近日用之事，从而没有越过节次、躐等求进的弊病。‘雅’是雅素之雅，指平日经常说的内容。《诗》用来吟咏人的性情，使人受到感发而温厚和平；《书》用来说明政事，使人明白治乱而有所效法、引以为戒；礼是天理的节文，使人约束内心、检点自身，止息邪念、防范欲望。三者都极其切近、极其重要，如同日常饮食不可缺少，所以圣人经常谈说。对于礼独说‘执’，是因为《诗》《书》只是讲明道理，而礼是人在起居动静中所执守、依据的规范，并不只是空泛的言语。因此说，礼如果不亲自执守，就不能实行。这三者是圣人经常讲说的。至于性与天道，则宏大深远、隐微精妙，孔子从不轻易拿来告诉别人。而且本章与‘五十以学《易》’一章相接，也正是说明《易》道的精妙并非孔子平常所谈的内容。陛下圣学高明，每天驾临经帷，儒臣所讲诵的无非圣经贤传，像布帛的纹理、谷粟的滋味一样，本来不必担心会追逐高远而沉溺凡近。” 臣虽然只是怀着微薄的愚忠，仍希望陛下就孔子平常所讲的道理而加以圣心体察。二南是《诗》的开头。用它来验证自身：我能够快乐而不过度放纵吗？二典是《书》的开头。把它体现在心中：我能够敬畏上天、尊重百姓吗？礼是群经言论的开头，其中说‘没有什么不敬’，我能够以敬意执守，即使在宫廷内宴、闲居休息时，也战战兢兢、自我持守，不至于失坠吗？如果能够这样，孔子平常所讲的道理就不再是空话。陛下聪明出于天性，向来从事讲学已久，孔子的话本来已经默默契合并切实行践。臣不自量力，凭借荒疏浅陋的见识，希望像尘土露水一样略有增益，恭请陛下选择采纳。” 度宗在位时，牟濴上奏说：“臣听说，帝王好学，有的是出于内心自然的爱好，有的是出于一时的勉强。出于自然，就会天天急切求学，唯恐赶不上；出于勉强，就会时作时辍，功夫也会间断。汉唐诸君难道没有懂得学习的吗？然而开始勤奋，后来懈怠；开始清明，后来昏昧。为什么呢？声色、土木、兵甲、祷祠等事情一旦扰乱心志，志向思虑就会分散；志虑一分散，身边的近臣和亲信便开始乘隙而入。这大概是出于勉强，而不是根本出于自然。我朝历代圣主相承，都留心于求学问道。在处理万机的空暇，时常召见儒生。当年洪迈在选德殿回答孝宗皇帝时，皇帝告诉他说，这座殿名为‘选德’，虽然取自选射、观德的意义，但无论发布号令、制定政事、谋划策略，处处都应以此为准。又说：‘宴游、声色的供奉，宫室、苑囿的娱乐，不但不喜欢，也不敢独自取用。’他对《尚书》《资治通鉴》勤奋阅读，每天诵读、牢记在心，从未有一天离手。皇帝的话多么伟大啊！皇帝用心多么勤勉啊！这难道有一丝一毫勉强的心意吗？”

译皇帝的意思，难道不是认为《尚书》是历代圣贤传授心法的深奥关键，而《资治通鉴》是阐明千古治乱机要的书吗？一打开书卷，帝王之所以成为帝王，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治世由此兴起、乱世由此发生的原因，就会像黑白分明一样清楚。以此存养内心，心中就没有牵累，世间的外物全都不足以动摇我的心。即使有人想增加货利、兴建土木、充盛鹰马，想乘隙来迷惑我的清明之心，又怎么能够进入呢？唉，这大概就是乾道、淳熙年间的治理所以卓然冠绝一时，而孝宗的圣德所以高出千古的原因吧！陛下即位之初，首先把亲近儒臣、远离近习作为第一要义；又命讲官进讲书籍，并把《资治通鉴》的精妙告诉臣下，确实是得到了孝宗用心的真传。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地取《资治通鉴》一书，放在身边，闲暇时常常看一看，那么孝宗的话就可以得到验证，乾道、淳熙年间的治理也确实可以重新看到了。臣不胜恳切。” 牟濴进献史事说：“臣听说古代传记说：‘王者求取广博的见闻，适时建立事业；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又说：‘念念不忘始终以学问为常法，德行就在不知不觉中修成。’既然如此，学习就是帝王的首要事务，不可忽视。何况如今陛下初登大宝，应当早晚延请访问群臣，讲求先王之道，考察前代的成败，以辅益圣德、使大化光明，不可只遵循近来的惯例，以寒暑为借口。这样做，下面的实情凭什么能够上达？四方又凭什么观察期待？这恐怕不是广开聪明、宣扬美名的办法。伏请依照原先颁下的指挥，每天开设经筵。” 臣听说，经筵是用来辅佐成就君主德行的，意义极为重大。太祖皇帝刚刚平定天下，首先命令王昭素讲解《易》。从此圣子神孙恭敬遵守家法，必定重视经筵人选，希望借此阐明道义，补益圣德。到了元祐初年，程颐担任说书，专门以熏陶德性、涵养气质为要。他说：‘君主一举一动都不可离开正道。’又说：‘一天之中，亲近学士大夫的时间多了，气质自然会改变，德性也会成就。至于阅读书史、考察古今，不过是讲学的一个方面罢了。’陛下初期的政事光明卓绝，无不来自讲学。臣凭借没有才能，最初承蒙圣恩，从郎曹中被选出，置于经幄。每三日一次，执经入侍。圣颜温和肃穆，从容地垂询。臣也自认为遇到圣明之主，不顾自己迂拙疏陋，竭尽愚见，不敢不据正理回答，希望对圣学略有补益。正想阐明程颐的学说，以开拓扩充圣意，但从五月以来，未能再望见圣颜。即使圣明出于天纵，圣德日益更新，本来不会因臣下而时作时辍，但有人或许因此私下议论，说圣意渐渐不如当初。臣当然知道陛下讲学的功夫没有间断，只是事务纷至沓来，圣心焦劳，所以暂时没有空暇罢了。” 然而陛下把我们置于经幄，并不只是为了应付旧例、装点门面；我们这些人也不只是想完成职务、求取荣进而已。四方的观察和听闻，不可能家家户户都亲自说明。因此臣冒昧援引司马光上奏英宗皇帝、请求不要以寒暑为借口的说法，希望陛下今后除非因休假或特殊缘故，每天驾临经筵，使群臣都能把忠诚的心意输陈于圣学，不至于毫无补益。正如程颐所说：‘只愿圣明的君主德行如尧舜，他日天下享有尧舜之治，宗庙社稷成为无穷的根本，这就是臣子爱戴君主的至情。’臣虽然没有程颐那样的学问，却有程颐那样的志向，冒昧奏闻，惟请陛下裁察。” 权直学士院文天祥上奏说：“臣早年以书生身份得到先皇帝的知遇，亲自被提拔来侍奉先皇帝，前后将近十年，遗憾没有尺寸之功可以报答天地。陛下登基承继国运，臣转移忠心来侍奉圣明，永远承担这份心志，上天正在鉴察。近来臣从外藩回来，任职戎监，陛下亲自御笔提拔臣进入经筵。臣学问荒疏，循例求进无门；自从进入经幄侍奉，亲见圣颜温润肃穆，圣性谦逊文雅。即使臣如草野之人的愚见，陛下也不时赐予询问，臣感激这份特殊知遇，已经把所知所想全部陈述在圣前了。臣恰逢轮流应对，想到臣的职责在于讲读，而今日圣学关系天下治乱，实在不是小事，所以借此封事把心中所想全部吐露。臣听说圣人创作经书，本来是为了包容天下无穷的道理，并且足以应对天下无穷的变化。天地没有边际，阴阳没有起始，人情没有尽头，世事没有涯际。千万世以后，圣人又怎么能够预先窥见、逆料一切呢？然而逐件谋划、逐物考察之后，后世兴衰治乱的原因，往往都已经存在于六经之中。凡是六经垂示鉴戒、认为不可做的事，小小触犯就关系安危，大大触犯就决定存亡，正如奔赴水火必然死亡，食用堇、葛必然中毒。” 这是为什么呢？圣人所知道的只是有一个道理：合乎道理的就昌盛，违背道理的就僵败。帝王之学所贵重的，只在于不违背根本经典、不触犯重大戒条罢了。唉！圣人为万世谋虑，难道不是极其智慧吗？为万世设置戒训，难道不是极其仁爱吗？《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贱。’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其中一人也能胜过我；但后世仍有人把百姓视作黔首，以至覆灭自己的宗族，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尚书》说：‘内则沉溺女色，外则沉溺禽兽。’《诗经》说：‘祸乱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由妇人引发。’但后世仍有昭阳、华清、霓裳羽衣之类的享乐，成为酿成渔阳之祸的阶梯。《尚书》说：‘谨慎保持你的俭德，只应怀抱长远谋划。’又说：‘不要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不要看重奇异之物而轻视日用之物。’但后世仍有蒲萄、天马、甲帐、翠被等奢侈之物，以至四海萧条凋敝。《尚书》以来，臣常感叹，历代君主听不到大道的要旨，百姓不能享受至治的恩泽。秦至五代一千数百年间，史册中屡屡记载违犯六经明显戒条的人。圣人确立根本经典和大法来使万世获福，却被轻视得几乎无人听闻，难道不可惜吗！”

译“只有皇天上帝怜惜这篇文章，孔子、孟子的微言，到了本朝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才得到大力阐明。先皇帝表彰《四书》，尊礼儒学先贤，为往圣继承失传的学术，为万世开创太平。穆考【原文疑有脱乱】的庙号称为理宗。陛下亲自得到精纯专一的传授，日有所进、月有所成，使光明之道不断发扬；这种道与这些百姓，正逢千载难遇的时机。先皇帝想要实现唐尧、虞舜、三代圣王的志向，大概是要把这件事业留给陛下完成。臣看到陛下自登基以来，敬畏上天、尊崇祖先，亲爱亲族、仁厚待民，敬重大臣、体恤群臣，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实行所知道的事情，哪一处不是学习的体现？如今朝廷清明，宫廷与府署协调一致，大法小节都没有违背陛下的志向，不能说不是治理得很好。然而臣私下感到奇怪，去年寒暖失常，四方有人以旱灾上报；今年星象显示变异，雨雹呈现灾异，近来阴气积聚而天气寒冷，这些都被称为灾咎的征兆。汉代人牵强附会的灾异之学，必定认为一项征兆对应一件事情，臣不能明白这种说法；但只根据影子推想形体，沿着流向怀疑源头，难道会是别人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吗？陛下还有应当返回六经、反省自身的地方吗？陛下每天驾临经筵，正道正言常常进入耳中，内庭又没有废止读书。” 《左传》说：“多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此积累自己的德行。” 陛下大概已经这样做了。臣愚昧，还希望陛下反复用心体认，切实对照自身省察。每诵读一个义理，如果有可以作为准则的善行，就检验自身，问道：‘我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吗？’没有，就努力做到。每谈论一件事情，如果有可以作为鉴戒的恶行，就揣度自己的内心，问道：‘我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吗？’有，就改正它。说话就考虑它最终会造成什么结果，做事就考察它可能产生的弊端。这样哪里只是能够在混乱发生以前治理好国家、在危险出现以前保全邦国，更可以充实道学的功用，经营天下的大经大法，规范天地化育万物的作用，不过是实行帝道、实行王道，以完成先皇帝维护道统的事业。臣何其有幸，能够亲身见到这一切！”

译《尚书》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每日每夜都要考虑万般事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一天两天之内，当然不至于立即出现万件事情；然而一件事情不谨慎，万件事情的祸患就会从这里开始显现。因此，清除祸乱的根本、堵塞灾祸的源头，一刻也不应停止用功；战战兢兢、勤勤恳恳，这就是所谓‘一定要认真做事’。希望陛下留神。” 黄应龙上奏说：“臣微末如一介书生，耕读于田野，自从科举得第至今已经三十年，经历了许多艰险，大略熟悉民间事务。适逢圣明之主，蒙受恩典得以应对，回顾臣愚昧浅陋，又能提出什么高明见解呢？只是臣奉行父亲和老师的教诲，认为臣下侍奉君主，如果不把帝王之道告诉君主，就是不敬。臣听说，帝王的治理根源在学习，而学习必须落实在政事行动中；帝王的事业在于实行道，而道必须通过百姓来验证。如果学习不能在事情上体现出来，凭什么树立人的规范？道如果不能在百姓那里得到验证，凭什么符合天心？从前傅说告诉君主，君王求取广博见闻，适时建立事业；周公勉励君王建立政事、办理事务，辅佐我来承受百姓。《尚书》完备地记载了帝王之道，尤其切合治理国家。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德性聪明，根本上承受上天纵予的圣资，学习功力充实广博，亲近儒臣的时间日益增多，这种道、这种学问，陛下本来已经洞然明白。何况自艺祖皇帝开辟天下以来，一向把道理作为立治的根本。陛下光明盛大的学问，亲自得到理宗皇帝的真传，道统的根源向上承继尧舜。然而尧传授给舜时，言语简要而严肃，大概是说天命历数与执守中道互为表里，天赐的禄命与四海的安定互为始终，其中的意义实在令人警惧。” 等到舜命令禹时，言语就详细而恳切，关于危险与隐微的辨析、精纯专一的功夫，这就是学习；考察言论、询问谋略，这就是政事。那些可爱、可畏的道理，无不通过百姓来验证。臣岂敢不铺陈虞舜、夏禹的盛德，以此上达天听？臣敢借汉唐的事来作说明：汉唐的贤君，并非没有崇尚唐虞、追慕尧舜的远大志向。比如太初年间，越人说建造高大的房屋可以胜过火灾，这是没有根据的话。汉武帝轻信了它，修建神明、通天之台和千门万户的宫殿，使天下更加困耗。方士说神仙可以求得，这是没有根据的话。汉武帝又听信了，亲临海上寻求蓬莱，天下百姓愁苦不堪；后来虽然追悔，也已经晚了。听取言论如果是这样，那么平日想听闻大道要旨、表彰六经，也只不过是表面上的表彰罢了。贞观初年，唐太宗命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内省值宿，多次召见询问百姓疾苦，曾自己说不学习就不能明白古道，这确实有卓越的见识；但他又重新建立佛寺，这是没有经过询问谋划的举措。太宗把这种做法当作平常，不能免于被过多的爱好牵制；洛阳宫修成后，接着又兴建飞仙宫，这也是没有经过询问谋划的举措。太宗又把它当作平常，最终留下不能善始善终的讥评。施行政事如果是这样，那么先前热心于经术、与学士讨论古今，也只不过是讨论而已。” 至于永光、建中年间，则尤其有值得戒惧的地方。当时皇帝宽厚弘大、恭敬节俭，下诏举荐有德行的人，也曾说只有有道之人才能由过去知道未来，不能说他不知道道理。可是从当时的事实来看，日月失去光明，百姓饥饿染病，盗贼无法禁止，受刑之人挤满市场。这虽然是喜好儒学，却无法掩盖拘泥文义、受人牵制的过失。后来又减少大官膳食，戒除服饰玩物的奢侈，也曾振作精神治理国家；等到听从近臣，说虽然年年干旱而禾苗却非常美好的话，仍不免除租税，百姓拆毁房屋、出卖瓦片，又施行间架法，于是变乱更加滋长。根本在于是否执守中道，表现出来就会取信四海；前代圣人的训诫，清楚明白，可以看到。陛下凭借帝王之学实行帝王之道，本来不会有汉唐几位君主的过失。然而，根源于自身的修养固然已经深入探究了道的本源，但在百姓身上验证时，仍未完全看见施政的功效。这就是小臣对此不能没有疑虑的原因。国家治理得好坏，是帝王之学的占验；百姓生活的安乐忧苦，是君主之道的表征。先臣陈瓘曾说：历数归于自身，是有天命；诚信地执守中道，是尽人事。天命与人事两方面都得到，四海就不会穷困，天赐的禄命也会长久稳固。不超过、不欠缺叫作中；不偏左、不偏右也叫作中。不能执中，就像车轮没有轮毂，不能运转万物，反而被万物牵着转，这是自然的道理。” 这关系到善于进言、执守中道的人：君主实行道却不能转动物事，反而被事物牵着走，其端倪虽然细微，关系却非常重大。汉唐的事情，大体都可以看见这一点。然而圣人的话不只是可以相信并得到验证，而且还向万世的君主指示保全百姓性命、延续国家命脉的方法，说的是‘敬慎地修养百姓所希望的事情’。希望治理好国家，是四海百姓共同的心愿；敬慎修养，则是君主一人的实际德行。如今天下也困苦了：边疆百姓困于战争，郡县百姓困于赋税，山谷、湖泊、海滨的百姓困于盗贼。幸而还没有陷入穷困，是祖宗三百多年深厚仁慈的恩泽牢固维系着；陛下爱护百姓的一念，足以上通天心，下慰民望。安定闲适、安逸快乐，是人们所希望的；但百姓却不免有流离迁徙的忧患、憔悴无聊的叹息，应该怎样修治才能使他们不处于危险？衣服丰足、粮食充裕，是人们所希望的；但百姓又不免衣不蔽体、饥肠如悬鹑，面黄形瘦如鹄，应该怎样修治才能使他们不受冻挨饿？健康安宁、长寿高龄，是人们所希望的；但有的人年轻力壮时死于刀兵，年老衰弱时转死沟壑，应该怎样修治才能使他们保全生命？这只是大概情形。至于不是死于刑罚、尸骨不因徭役而堆积的，又哪里数得清呢？只有真正怀有恻隐悲悯的诚心，才可以称为敬。” 只有真正有改变谋划、付诸实行的事实，才可以称为修。近来【原文“札荒”疑为OCR误字】旱涝频繁发生，抢夺劫掠与【原文“矫防”疑为OCR误字】交相出现，朝廷从浙、海、江、闽运粮，使百姓免于饥荒，上天以丰收作为回报，这是上天顺从民愿的结果。陛下视百姓如同自己受伤，确实已经这样做了。修治百姓所希望的事情，难道能止于此吗？天心的眷顾保佑并不恒常，年成的丰歉也难以屡屡相同。引导迎接和气，培育生机，顺应百姓的愿望，继续增益上天的恩惠，正是在此时。圣学高远，正应当努力实行善政；更加敬重应当敬重的，更加修治应当修治的。虞舜、夏禹的盛治，并非难以赶上。臣又听说，帝王以下，圣贤所传的《中庸》《大学》，与关于危微、精一的训诫，彼此阐发说明。《大学》所说诚意、正心、修身，是用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基。所谓致知，就是使这种知识达到极致；所说格物，就是穷究这样的事物。如果宫廷还没有肃清，国家还没有治理好，天下的动荡不安还没有平定，那么家庭、国家、天下这个大事物，仍然没有真正穷究明白。谈格物的人说：‘今天穷究一件事，明天穷究一件事，那么究竟穷究的是什么事物呢？’《中庸》说，以中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生长，以至诚治理天下的大经，树立天下的大本。”

译其中的具体实践在于九条经常实行的原则。如果自身还没有完全修养好，贤能之士还没有完全得到尊重，百姓还没有完全被视如子女，远方之人还没有完全得到安抚，那么天下的大经、治理的大本什么时候才能树立？使天地化育万物、参与赞助天地的功业，又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谈论中和的人说：“未发并不是先，已发也不是后；如果一味穷究其中幽深精妙之处，那又将有什么用呢？” 学习一定要落实到实际行动，道理一定要在百姓中得到验证；这不是臣个人的臆见，圣人经典和贤人传记都可以拿来作证。在广厦细旃中讲习贯通的这些道理，陛下已经熟悉，确实不是臣所能测度窥见的。只是希望陛下最终能达到这种境界，在经筵讲学之暇、处理朝政之余，日日勤勉，夜晚警惕，时时自我反省、返观内心。每当想到百姓以水耕田、以火除草的劳苦，就应想到周文王治理民事、经营田功，太阳偏西还来不及吃饭，究竟有什么快乐呢？每当在歌舞酣饮之时想到远方百姓风餐露宿的艰苦，就应想到汉文帝奉守先帝宫室，常常害怕自己使先帝蒙羞，又有什么心思享乐呢？无论建造新宫还是修缮旧寺，都应想到始终以学习为根本；德行修养在不知不觉中有所成就，六府得到整治，三事得到治理，众贤和睦，万国安宁；不懈怠、不荒废政事，四方夷狄便来朝王；使百姓安乐、众人得宜，百禄便会总集而来。天下的事情，都已经在圣心的运筹裁量之中了。惟愿陛下留意。元世祖在潜邸时召见张德辉，问道：孔子去世已经很久了，如今他的本性在哪里？张德辉回答说：圣人与天地同始终，无处不在。殿下如果能够实行圣人的道，他的本性就在这里了。世祖又问：有人说辽朝因为废弃佛教而灭亡，金朝因为崇尚儒学而灭亡，有这回事吗？张德辉回答说：辽朝的事情臣没有全面了解，金朝末年的情况却是臣亲眼所见。宰执中虽然任用了少数一两名儒臣，其余都是武官和世袭贵族。到了讨论军国大事时，又不让儒臣参与听闻。大体说来，因儒学而进用的人只有三十分之一；国家存亡自有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儒臣有什么过错呢？世祖认为他说得对。至元年间，中书左丞许衡上疏说：古代圣人把天地和人称为三才。天地如此广大，它们同人相差悬殊，不知道相差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圣人却把人同天地并列，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上帝降下了某种〔缺字〕，人得到它便用来作为自己的心。心的形体虽然很小，其中却包容着天地万物的道理，这就是所谓的本性，也就是所谓的明德。〔乱码，含义不明〕灵明、觉悟、神妙而不可测，同天地一样。因此圣人说天地人是三才，明德的灵明，天下古今人人都是一样的。人最初受生时禀受的气，有清有浊，有美有恶。得到清气的就成为聪明人，得到浊气的就成为愚笨人，得到美气的就成为贤人，得到恶气的就成为不肖之人。如果得到的全是清气和美气，就成为大智大贤之人，他的明德完整而不昏暗。身体虽然同普通人一样，但心中的明德同天地没有差别，他的行为便同天地相合，这就是大圣人。如果得到的全是浊气和恶气，就成为大愚大不肖之人，他的明德完全昏暗；虽然有人的形貌，心里却昏暗闭塞，同禽兽一样，所作所为颠倒错乱，没有一件正确，这就是大恶人。如果气清而不美，就会成为有才智却不肖的人；如果气美而不清，就会成为喜好行善却缺乏明察的人。气清而美的人，好比镜子既明亮又平整；气浊而恶的人，好比镜子既不明亮又不平整。气清而不美的人，好比镜子明亮却不平整；气美而不清的人，好比镜子平整却不明亮。清美之气所得的成分，便是明德保存下来的成分；浊恶之气所得的成分，便是明德被遮蔽的成分。明德只保存了二三分的，是下等人；保存了七八分的，是上等人；保存了一半的，是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下，就容易作恶，通常顺势行善却很困难；明德在五分以上，就容易行善，通常顺势作恶却很困难；明德正好五分，行善和作恶常常在胸中交战，交战而尚未决定。外界有正直之人和正直言论帮助他，明德就会增长而成为善人；外界有恶人和邪恶言论帮助他，明德就会消退而成为恶人。清气的成分、浊气的成分、美气的成分、恶气的成分彼此参差不齐，所以便有千万种等级。气就是阴阳。凡是能够变化的东西，清的可以变化为浊，浊的可以变化为清，美的可以变化为恶，恶的可以变化为美。放纵情欲，就会使清美之气变成浊恶之气；保存天理，就会使浊恶之气变成清美之气。上天生来就有圣人，其明德完全明亮，不需要在天性上费一分一毫的功夫。天下万事，他都能够明白、办成；看见天下的人，都有同自己一样的明德，只是被出生时禀受的气质拘束，又被出生以后耳目鼻口和身体的爱欲遮蔽，所以他们的明德昏暗闭塞，同禽兽相差不远。圣人怜悯他们，因此设立学校，以改变人的气质，培养已经显现的明德，开启尚未开启的明德，使人人的明德都同自己的一样；这就是圣人创立教化的根本用意。然而求学的开始，首先要持守敬意。心存敬意，身心就会收敛，气质不会粗暴；清的会更加清，浊的不会继续增长，美的会更加美，恶的不能任意施行。静处时存敬意，要常常想到天地鬼神正在监临，不敢有丝毫疏忽；行动时存敬意，对自己的视听、脸色容貌、言语和事情，以及疑惑和愤怒，都要逐一反省察看，不要被外物牵引而忘失自己；即使处在千万人之中，也始终知道有一个真实的自我。这就是持敬的大概。《礼记》一书将近十万字，开头第一句便是：没有什么时候不敬。天下古今一切善，都从一个“敬”字开始；天下古今一切恶，都从“不敬”字产生。在小学阶段就要求存敬意，在大学阶段也要求存敬意；以至于处理小事、处理大事，都要求存敬意。这一件事如果首先能够用力做到，然后才可以谈论求学。成宗曾经驾临宣文阁，右丞相托克托上前奏道：陛下即位以来，天下太平，应当留心圣学。我听说左右近臣中有很多人阻挠圣学。假使经书史书不值得观看，世祖难道会拿这些来教裕皇吗？于是成宗命秘书监取来裕宗所受的书进呈，皇帝十分高兴。英宗至治二年，监察御史乌克逊良桢认为皇帝正在阅览万机奏牍，不可不寻求贤才辅佐自己，于是接连上疏说：天历年间以来数年，纲纪大为败坏，国家元气受到损伤。上天保佑圣明，陛下入承大统；可是西宫掌握政权，奸臣玩弄权术，积蓄的怨恨已经十多年。如今圣威一怒，使阴暗转为光明，以此端正大名，彰明大孝。这实在是战战兢兢、勤勤恳恳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时候，方法只在于敬慎自身、修养德行罢了。如今经筵讲官大多兼领本职事务，臣每隔几天进讲一次，讲解不到几个时辰就结束，而近侍小臣却常常侍奉左右，这对增益圣德有什么好处呢？臣希望招请像许衡这样的儒臣数人，安置在禁中机密之地，常常用唐虞三代的治道来启发浸润圣心，使陛下的德行日日更新，这实在是万世无穷的福分。

译文宗时，虞集上奏说：臣某等说，特蒙圣恩，开始开设书阁；陛下将放下万机而从事闲适游乐，以六艺为无为之治，这只是睿智圣思所独自决定的，也是本朝盛大的典章。于是命臣等一并充任书阁职务，臣等感到荣幸，便冒昧陈述愚诚。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凭借世所罕有的聪明才智，实行古今难以做到的事情。说到历经世事，陛下曾经深思劳神，经历艰难辛劳已经很久；说到平定天下，陛下拨乱反正，文治事业隆盛而功业已经告成，却不居功；帝位已经确定，却不自认为拥有，谦逊之德光耀尧舜，优游闲适足以比拟伏羲、黄帝。陛下在道山聚集群玉，在灵囿栽植众芳，寄情于澹泊，所造之道精深微妙。考察往昔流传的事迹，有谁能同今日的美善相比？臣等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事，学问却愧不如前代贤人；虽然已经竭尽心力参与谋议，又恐怕没有能力有所补益。然而怎敢不歌咏雅颂，极力形容辅佐赞助的盛况；探究图书深奥的义理，玩味〔乱码，含义不明〕的往来变化，希望心神融会贯通，成就纯粹光明的德性。揣度圣意而能力不能达到，实在至诚希望能够如此。仰望上天鉴察，俯察臣等草野之言。臣某等至为诚恳不尽。顺帝时，苏天爵上奏说：帝王治理天下，首先在于尊崇学问；开设经筵，实在是盛大的典礼。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天性聪明，振作精神谋求治理；即位之初便下诏开设讲筵，特命宰辅、台臣以及从奎章阁、翰林院选出的儒学宿老，每十日进讲读书一次，用来辅佐增益圣德，继续光大教化，实在是国家无穷的福分。中外臣民，谁不欣喜鼓舞？臣私下听说，讲官所进讲的，都是祖宗的圣训、圣贤的格言，那么对此不可不敬重。自古以来讲官侍坐都有仪制，正是为了尊师重道，使君臣从容相接，并不是只为沿袭旧例、装点门面。如今陛下正值盛年，圣学刚刚开始，对于祖宗的训诫、圣贤的言论，乐于听闻，却唯独还没有赐讲官就坐。三代的贤明君王都设置师傅之官，让他们坐着讨论道义。世祖皇帝每次召儒臣进见答对，也曾赐座，使他们能够尽情陈说。臣恭敬希望从今以后，每逢进讲，赐讲官坐席并设置几案，从容地询问；凡古今治乱的根源，以及民间情实、虚伪、得失，都让讲官详细考察陈述，以便熏陶感发圣心。这样，圣学就会高明，政治教化就会和谐兴盛，而设置经筵，确实就不只是〔缺字〕文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十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孝敬亲人 后魏孝文帝时，文明太后去世，高祖五天不进食。中部曹杨椿进谏说：陛下天性至孝，超过虞舜；居丧已经五朝，连水浆都不饮，群臣惊惶焦急，不知该说什么。陛下承受祖宗的基业，统临万国的重任，怎么可以效法普通人的节操，以至于使自己僵倒呢？况且圣人的礼制说，哀毁可以有度，却不能损灭人的本性。即使陛下想使自己的贤德超过万代，又将宗庙置于何处呢？高祖被他的话感动，于是进食了一碗粥。唐太宗时，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说：臣每次读前代史书，看到贤人的忠孝事迹，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卷长久思念，想要践行他们的足迹。臣不幸早年失去父母，像犬马那样奉养父母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回头看今后还能做的，只有忠义罢了。因此臣徒步走了二千里，归附陛下。陛下不因臣愚笨，破格提拔臣，臣私下反复思量，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便竭尽微薄诚心，任凭陛下取舍。臣看见大安宫在宫城西侧，墙垣、屋宇、门阙同紫极宫相比显得过于低小；东宫皇太子住在宫城内，大安宫至尊却反而在宫城外。太上皇虽然崇尚清静俭约、爱惜民力，陛下不敢违背他的意愿；但蕃夷来朝、四方观听之人看来，终究有不妥之处。臣希望修建城墙、门楼和宫观，务求高大显赫，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这样大孝就显明了。臣恭读明诏，知道陛下将在二月巡幸九成宫。臣私下考虑，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当早晚亲自照看饮食。如今巡幸的宫殿距离京城远达三百里，不可能早晨出发、晚上就到。万一太上皇思念陛下，想立即见到陛下，怎么来得及呢？这次本来是为了避暑出行，太上皇留在炎热之处，而陛下却前往凉爽之地；这种冬温夏凊、晨昏奉养父母的道理，臣心中实在不安。然而诏书已经下达，事情已不能中途停止；希望陛下明示返回日期，以消除众人的疑惑。臣又看见诏令宗室和功臣全部前往藩国，于是把封国政权留给子孙世代守护。臣私下认为，陛下的本意实在是爱护、重视他们，想让他们的后代承袭守护藩国，使之同国家长久存在。臣认为即使必须依照诏书办理，陛下也应当思考如何使他们安定生存、富贵荣显，何必一定让他们世代担任官职呢？况且尧舜的父亲有丹朱、商均这样的儿子；如果让不肖子孙承袭封爵、继任职务，百姓遭受祸害，国家为了防患，正是要断绝这种世袭，那么子文治理楚国的功业尚且还在；如果正要保存这种世袭，栾黡的恶行已经显露。若一定说，与其让在世的人受毒害，不如割舍对已经死去的功臣的恩情，那么先前所谓爱护、重视他们，反而正是伤害他们了。臣认为应当赐给他们茅土作为封地，按户数和邑地给予封赏；如果有才干品行，就根据才能授予职位。即使他们的才力并不强，也可以免除他们给国家带来的牵累。汉光武帝不让功臣任掌具体吏事的官职，所以最终保全了他们的世代。这样做确实是得到了妥善办法。希望陛下深思此事，使他们能够承受国家的大恩，并让子孙永远享有福禄。臣听说圣人教化天下，没有不以孝为根本的，所以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孔子也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这说明圣人重视祭祀。自陛下登上帝位以来，宗庙祭享从未亲自主持。臣私下考虑，陛下认为皇帝车驾一出动，耗费便不可计数，所以忍住孝亲之情来便利百姓；但一代史官如果不记载皇帝亲入宗庙，将来拿什么留给子孙作为谋略，向后世示范呢？臣知道大孝确实不只在祭器祭品之间，但圣人教导别人，必定先以自身示范，表示不忘根本。臣听说要使教化达到完善，关键在于求贤和审慎任官。孔子说：名分和器物，不能随便借给别人。这是说慎重选用人才最为重要。臣看见王长通、白明达本来是乐工和舆皂等杂类人，韦槃提、斛斯正没有其他才能，只会调教马匹；即使他们的技艺超过一般人，也可以厚赏金帛使他们家中富足。如今却越级授予高爵，使他们同外朝廷的卫士、宦役和倡优之子一样佩玉鸣响、拖曳长靴，臣私下以此为耻。如果朝廷的任命已经不能追回更改，那么也应当不让他们列于朝班，不要让他们同士大夫为伍。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皇帝又对侍臣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把生日当作可以欢庆娱乐的日子，但在我的心情中反而变成了感伤思念。身为君主统治天下、拥有四海，却想追寻侍奉父母的机会，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仲由怀念过去背米奉养父母的遗憾，确实是有原因的。何况《诗经》说：可悲啊我的父母，生养我多么辛劳。怎么能把父母辛劳之哀，反而当作设宴享乐的事情呢？这太违背礼制了。于是皇帝流下眼泪，左右侍从也都悲伤起来。肃宗在东宫时，李林甫多次构陷诬陷他，形势非常危急。肃宗即位后，怨恨李林甫，想挖掘他的坟墓、焚烧他的尸骨。行军司马李泌认为，天子还念着过去的嫌怨，会向天下显示自己心胸不宽广，使那些被胁迫而随从李林甫的人能够借机向叛贼发泄言论。肃宗不高兴，说：过去的事情你忘了吗？李泌回答说：臣所考虑的不是这个。上皇拥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况且南方气候恶劣，上皇年事又高，听说陛下要追究旧日怨仇，内心必然惭愧不快。万一因此感病，就是陛下拥有如此广大的天下，却不能使亲人安心。肃宗醒悟，抱着李泌的脖子哭泣说：朕没有想到这一点。宋英宗即位初年，同知谏院吕诲请求奉养皇太后以成全孝德，上奏说：我听说，安置天下就像安置器物一样，关键在于君主审察安危的形势；之所以有守成的困难、有保持盈满的警戒，正是说的这个道理。太祖、太宗创建宋朝十分艰难，承接五代的弊乱，平定中原使天下统一，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使天下安定得像倒扣的盂一样稳固。真宗凭借神武平定东西二边，凭借文德安抚万方，累积的功勋高厚，铭刻在金石上。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遵循并持守法度，何曾错杀一个无辜，错放一个有罪之人？恩惠流布天下，百姓有生之年都得到安定，可以说仁厚诚信到了极点，汇聚了百年昌盛的时运，继承了四位圣帝的伟大基业。襃豫王、鄂王相继没有子嗣，上天或许是有意让陛下承当天命，赐给陛下美好的命运，凭借已经成就的事业，扩大隆盛万世的根基；同时又知道先帝明智，便从宗族中选择陛下，授予陛下这件帝位重器。皇太后抚养陛下成人，保卫并辅成圣德；一旦恭敬宣布先帝遗命，预先谋求辅弼大臣的帮助，陛下安然处置内外政务，天下便安定了，功德已经很重，恩德已经很厚。陛下应当怎样报答她呢？然而陛下即位三日之内，亲自决断数件政事，明察事理，人人都欣喜慰藉，对天下达到治平已经有了期望。

译近来由于圣体失调，疾病延续至今。臣私下听说进上的汤药陛下从未服用，太医诊脉却不敢说明病情，内臣犹豫徘徊也不敢进药，实在是因为害怕触犯天威，震恐得来不及顾虑其他；一天拖过一天，却完全不知道这会耽误天下的大事。况且拥有百金家产的人尚且有倚着衡木休息的警戒，而尊贵的万乘之主难道反而没有保全国家的忧虑吗？何况又听到流言议论沸腾，说陛下临朝之后，在宫中宴饮游乐，言语举止没有节制，嬉笑也不正常；执持人君威仪的礼节没有做到，奉养亲长的道义或有缺失，以至于早晚省问皇太后，竟然中断超过一个月。损害盛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但外臣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果真如此，就是陛下过分违背上天的意旨，不把继承大统放在心上，忽略先帝临终托付的命令，轻视万乘之尊贵身体，忘记圣母抚养教育的恩德，违背孝子奉承亲长脸色的道理；这样凭什么上奉宗庙、向天下率先示范教化呢？臣反复思考，陛下违和至今已经超过半年，万机政务都没有明确裁决，全靠皇太后在内处理，大臣尽心任事，内外仍按常理运行，军民没有怨言，这只是依赖历代圣帝恩德深入人心罢了。臣还担心日子拖得长久，人心动摇，宫中发生变故，那时将如何安置呢？臣私下替陛下忧惧。臣充任谏官，既然有所听闻，便痛心疾首，怎敢再缄口沉默而不说呢？圣明的帝王喜欢听取自己的过失，忠臣孝子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感情，因此臣恳切直言，不避讳忌。臣恭敬希望陛下以圣明的听察反省自身，过去的错误还不算太远，赶快改正；日常起居一定谨慎，言语行动一定思考；上奉皇太后，能够完全成就孝德。想到先帝托付天下的重任，审察帝位和国家安危的形势；知道良药可以治病，就努力勤勉地服药；认为忠言可以有利于施政，就广泛地听取采纳。这样流言自然消除，美好的声誉每天传扬，天下便十分幸运了。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说：臣愚昧，私下想到先皇帝年纪还不算很大，却因为宗庙社稷的重任，看得明白而深远，决断坚定而独立；知道陛下仁厚孝顺、聪明贤达，可以守住祖宗大业，便从宗族中选拔陛下，立为嗣子，把天下授给陛下。这种恩德隆盛深厚，超过天地，本来就不是微臣所能尽述的。如今先皇帝不幸突然舍弃万国而去，陛下悲哀思慕，哭泣流血，日夜不停，超过礼制，以至于成病；中外听闻的人无不感动落泪。大家知道先皇帝能够为天下得到贤能的继承人，太平之期指日可待，群臣百姓实在是大幸。如今圣体已经痊愈平复，刚开始亲临大政，四海之人都睁大眼睛观看，侧耳倾听；一举一动、每句话每件事，都不可不谨慎。《易经》说：君子做事，总要谋划开端。《召诰》说：王于是开始服行政事。唉！譬如生育孩子，如果不在他刚出生时加以防范，就会自己丧失聪明善良的天性。治理政事的关键，在于任用人才；不过是赏善罚恶而已。这三件事如果做得正确，远近上下都会欣然向往、顺从教化，可以不劳而成、无为而治；这三件事如果做错，流言传遍四方，人人都会离心离德，纲纪不能建立，万事毁坏衰败；治乱的根源、安危的关键，全都在这里。臣希望陛下把这些事看得困难，谨慎对待，精心审慎地思考，就像射箭瞄准靶子一样，必须万无一失地射中，然后才可以发出行动。陛下思念先朝，想报答先帝的恩德，孝敬谨慎地奉事皇太后，慈爱地抚养各位公主，这实在是仁孝到了极点，远远超过常人。臣希望陛下虽然天性如此，仍进一步用圣心自我要求，早晚不懈，慎终如始，以此凝聚亿兆百姓的心，向四方彰明教化；这样福禄便会流传子孙，美好的声名也会流传无穷。古代君主继承帝位，必定要过一年才改元。臣希望陛下遵循这一典礼，不要在年中擅自更改年号。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庶人都是一样的。自汉代以来，才开始采用权宜制度，以日数代替月数。臣希望陛下虽然向上遵从先帝遗诏，向下顺应群臣众情，在二十七日后除去丧服；但宫禁之中的音乐、宴饮、游乐和吉庆之事，都等到三年以后再恢复正常，以尽慎终追远的道义。礼制说：作为后嗣承继别人的人，要把被承继者当作父亲，所以为所承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而为自己的生父母服齐衰不杖期。对于所承继者的亲属，都按子女的礼制服丧；对于自己的亲属，都降一等。这是因为特别重视大宗，所以应当降低对小宗的礼制，以专心侍奉所承继的宗统，不敢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汉宣帝自认为是昭帝的后嗣，始终不敢给卫太子追加尊号；史皇孙以及光武帝，光武帝从平民起兵，亲自冒着箭矢、砾石取得天下，自认为是元帝的后嗣，也不敢给钜鹿都尉南顿君追加尊号。这些都是遵循大义、彰明至公之举，当时的人归美于他们，后世称颂他们的圣德。至于哀帝、安帝、桓帝、灵帝，有的从旁支亲属中入继大统，都追尊自己的祖父；这不足以称为孝，反而足以违犯大义、侵凌礼制，受到当时人的讥刺，被后世非议。臣希望陛下深深以此为鉴，杜绝这种议论，不要再听信它。以上几件事，臣料想凭陛下的聪明，平素都已经知道；然而臣仍然冒昧陈言，实在担心不幸有谄媚之臣不识大体，妄自进言取悦求容。陛下一旦错误地听从，圣旨一经发出、传布于外，就足以损伤陛下的大义，亏损海内的期望。臣即使想捐躯争辩，也来不及了，所以不得不预先进言，希望圣德纯粹完美，没有丝毫缺失，不使一个平民在草野间私下议论；这就是臣的心愿。臣轻率冒犯天威，内心至诚惶恐不安。司马光又上疏给两宫说：臣认为天地之气交合，叫作泰；天地之气不交合，叫作否。天地象征上下。把这个道理用于人事，君主仁厚而臣下忠诚，父亲慈爱而儿子孝顺，兄长友爱而弟弟恭敬，都是泰；君主不仁，臣下不忠，父亲不慈，儿子不孝，兄长不爱，弟弟不恭，都是否。泰则上下的情意相通，内外的意志和谐，国家因此得到治理，家庭因此得到安定；否则上下的情意闭塞，内外的意志乖离，国家因此混乱，家庭因此危险。治乱安危的分别，不在别处，只在于审察否泰的端倪罢了。《尚书》说：树立爱意要从亲人开始，树立敬意要从尊长开始；由家庭开始，最终推广到四海。自古圣王治理天下，没有不从孝慈开始的。恭敬地想，先帝宗族内的亲属有数百人，唯独把天下的基业传给圣明的皇太后。承受先帝顾命之时，她镇抚内外，决定大政方针；恩德隆盛深厚，超过天地，哪里说得尽呢？皇帝天性极其孝顺，悲哀而遵守丧礼，恭敬地奉养皇太后，早晚忧劳，以至于成病；在慈爱孝顺的美德方面，可以说已经到极点了。然而臣仍私下有所恐惧，不得不为万一的情况过分忧虑，预先进言。臣听说，千里长堤会从蚂蚁穴中的土壤溃决；白玉上的瑕疵，容易使玉璧分裂，却很难重新合拢。何况社稷的重任，不只是千里长堤；骨肉亲情，也不只是白玉。在守护它时必须极其谨慎，执持它时必须极其牢固，做到完整无间，然后福禄才能无穷。奸邪之人专门窥伺君主的心意，只要发现一点嫌隙，便乘机利用；于是离间君臣，挑拨父子，使上下互相憎恨，内外彼此猜疑，然后得以施展欺诈谋略，窃取大权，谋求私利和厚重利益。自古以来，丧国败家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虽然圣明之主在上，朝廷清明，中外臣子都怀有忠良之心；但是祸福的根源往往来得十分隐微，一举一动以及听取采纳意见，都不可不谨慎。臣愚昧地考虑今日之事：皇帝没有皇太后就无法君临天下，皇太后没有皇帝就无法安定天下；两宫彼此依赖，就像头目同心腹一样。皇帝圣体平安时，奉事皇太后、顺承她的脸色，应该无不合乎礼制。如果皇太后的疾病尚未因药物奏效，而早晚省问、冬温夏凊有不能完全做到的地方，也应当是皇太后所应当宽容的。孔子说：闵子骞真孝啊，别人不能离间他父母兄弟之间的言语。就是说他的诚信纯厚到了极点，表里都显明，所以别人不能从中挑拨离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译孟子说：父子之间互相责求行善，是损害恩情的最大行为。就是说骨肉至亲之间，只应当用恩情相互厚待，不应当计较细微得失、斤斤计较是非。臣愚昧地恭敬希望皇帝常常思念孔子的话，皇太后不要忘记孟子的告诫。万一奸人想要进说，言语涉及离间两宫，应当立即交付有关官署，公开正其罪，使天下明白知道谗佞之徒不能欺骗迷惑圣明之人。如今天地鬼神、群臣百姓、鸟兽草木，全都依靠两宫而获得安宁。如果两宫在上和悦欢欣，那么天地鬼神就能享受其洁净的祭祀，鸟兽草木能够顺遂地生长休息，何况群臣百姓，谁不保全性命，享受太平教化呢？臣狂妄昏昧地胡乱进言，不知道避忌，只知道奉行国事而不替自身谋划，内心微薄而迫切的诚意实在说不尽。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先在四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二十三日都曾上疏，认为陛下接受仁宗皇帝的天下，想要报答他的恩德，就应当孝敬谨慎地奉事皇太后，慈爱地抚养各位公主，不要让奸邪之人有机会离间，导致两宫产生嫌隙；上面使宗庙忧虑，下面给群生带来祸害。臣叩心沥胆，已经把恳切悲痛的心情说到了极点。不知臣的话是否已经传达到圣上耳中，还是由于万机繁忙，根本没有进呈御览？这正是成败的开端、安危的根本，不可不察。臣听说汉章帝是贾贵人的儿子，汉明帝让明德马皇后代为母亲抚养，马皇后尽心抚育，劳苦憔悴超过亲生母亲。章帝也天性孝顺淳厚，恩情发自天性，母子之间慈爱相亲，始终没有丝毫间隙。马氏三个舅舅都做了卿、校等官和列侯，贾贵人始终没有被追加尊号，贾氏亲族也没有接受宠幸荣典；这是前代的美事，也是今天应当效法的榜样。《诗经》说：父亲生下我，母亲养育我，抚摸我、哺养我，养大我、教育我，顾念我、照料我，出入都怀抱着我。想要报答他们的恩德，恩德却高如昊天，没有尽头。这样说来，父母的恩德并不只是生育子女，抚养、哺育、使其成长和教育，所占的还要多半。陛下从幼年刚换乳齿的时候起，就由皇太后抚养成人，她的恩德也到了极点。何况如今陛下作为仁宗皇帝的嗣子，承继四海的广大基业呢？臣认为陛下应当早起晚睡，晚上安置皇太后就寝，早晨前去省问；亲自奉上甘美饮食，顺承她的脸色心意，同侍奉濮王和夫人的时候没有不同。近来道路上的传言却同此大不相同，纷纷杂乱，实在令人惊骇。臣私下想到，陛下孝顺恭敬的本性，过去一向都有表现，哪里会一旦之间就肯改变呢？大概是先前圣体不安时，举止言语或有失误，自己不能察觉，而外人讹传，妄自添饰，必定没有事实。即便如此，这类议论难道能让天下听到吗？《周书》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更加自觉敬慎修德。古人有话说：御寒没有比穿厚皮衣更好的，消除诽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陛下疾病未愈，当然没有办法。等痊愈以后，臣愚昧地恭敬希望陛下亲自到皇太后的宫阁，克制自己、责备自己，以谢此前的过失；早晚温和恭敬，侍奉在左右，事先体察她的意愿、顺承她的心志，一举一动都不违背礼制，使大孝的美德纯粹而光明显著，超过尚未登上帝位的时候。这样，上下都会喜悦，宗庙社稷永远安定。如今道路上妄传的话，又怎么能够造成损害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 古代最孝顺的人，即使有不慈爱的母亲，仍然能够使母亲感悟欢悦，改变心意和想法。何况皇太后圣明仁善的德行，四方都有声誉；自从陛下生病以来，她日夜哭泣流泪，向天地神祇祈祷，忧劳困苦，希望陛下平安，就像耕田的人盼望收成、渡河的人寻求渡船一样。陛下难道不想办法使她得到安慰吗？臣的微薄诚意实在难以自已，冒昧把这些话上奏，乞请陛下留意审择。司马光又上奏说：臣私下听说近日陛下圣体十分安康，奉事皇太后，早晚定省，从未废止缺失；这不只是群臣百姓的福分，也是宗庙社稷的福分。陛下既然是仁宗皇帝的后嗣，皇太后就是陛下的母亲。如今濮王已经去世，陛下平生想要孝养濮王却未能尽到的心意，如果不施加给皇太后，将要用在什么地方呢？臣听说君子受到别人一饭之恩，尚且不忍辜负，一定想办法报答；何况皇太后对陛下有三项莫大的恩德，陛下难道可以片刻忘记吗？先帝立陛下为嗣子，皇太后在宫中发挥了协助作用，这是第一；先帝驾崩之夜，皇太后决定大政方针，迎立圣明的陛下，这是第二；陛下即位数日便生病，不省人事，内外众心惶惑失措，皇太后替陛下代理处理万机，镇定安抚内外，等待陛下痊愈复政，这是第三。有其中一项恩德，陛下子子孙孙都报答不尽，何况皇太后兼有三项恩德呢？陛下奉养皇太后的礼数如果有丝毫不周备，四海之人会怎样看待陛下？天地鬼神会怎样看待陛下？这不可不留意于圣心。如今陛下已经能够依礼奉养皇太后，而臣又冒昧进言，实在是希望陛下对此警戒谨慎，始终不倦；对外尽到恭敬，对内尽到爱敬，使孝德日益更新，美名传遍四方，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保有万世福禄罢了。司马光又上奏说：如果万一有不明事理的小人，因为细微琐事离间陛下母子，不顾国家倾覆的忧患，只想经营自身利益，希望陛下把他交给有关官署，公开严正地治他的罪，使天下明白知道陛下圣明仁孝、不辜负大恩，也使谗佞之人不能从中离间。司马光又上奏说：臣屡次上言，请求陛下加意奉养皇太后，亲自处理万机；只是臣言辞拙劣，未能得到采纳。臣私下认为，当今最紧要的事务，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才不避斧钺之诛，再次详细陈述。至于奉养亲人的礼制、报答恩德的道义、作为君主的职责以及向善的道路，臣过去的奏文已经叙述得很详细，不敢再烦扰圣听。这里只就眼前的利害来说，请陛下仔细选择裁断。臣私下认为，皇太后是母亲，陛下是儿子。皇太后作为天下母仪已经三十年，陛下刚从藩邸进入承继大统。万一两宫产生嫌隙，陛下认为谁是逆、谁是顺，谁得、谁失呢？又因为仁宗皇帝的恩德深入民心、藏在骨髓之中，陛下承受他的伟大基业却无法报答，那么凭什么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呢？如果陛盾上失去皇太后的慈爱，下失去百姓的期望，那么即使拥有帝位，又将凭什么使自己安处呢？凡是君主能够保有国家，是因为掌握着施威施福的权柄，所以百姓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他，像爱父母一样爱戴他。如今陛下即位将近一年，朝廷政事、官员除授、赏罚黜陟，一概委托给大臣，从未询问政事的始末，审察其中的是非，亲自有所取舍。

译臣恐怕上下之人渐渐习以为常，施威施福的权柄逐渐有所转移；那么即使拥有四海的基业，又凭什么巩固自身呢？帝位便不安稳，基业便不牢固，这对陛下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陛下一定认为，侍奉皇太后的礼数做到这样就不算失礼，亲自处理万机的事务做到这样也没有缺失。臣私下认为不可以。臣听说陛下过去在藩邸时，侍奉濮王，顺承他的脸色心意，把孝道全都做到了；凡是宫中的事情，濮王都交给陛下办理，没有一件不公平妥当。陛下侍奉皇太后，应当完全像侍奉濮王那样，然后才可以处理天下政事，也应当完全像办理宫中事务那样，然后才可以。何况濮王是因恩情而成为亲人，皇太后是因大义而成为亲人；侍奉供养她如果不格外谨慎，就无法取得信任。宫中事务小，天下事务大；听取政务、裁断事务如果不格外勤勉，就无法实现治理。假如奉养极其谨慎，听断政务极其勤勉，那么陛下仁孝的名声流传万世，英明睿智的德行传到四方，宗庙永远安定，子孙从陛下那里得到福分，这有什么害处，为什么长久不肯这样做呢？所有这些利害，明白得如同黑白，取舍容易得如同翻掌。陛下今日改变心意、转变想法，还不算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万一两〕 如果陛下固守自己的看法，始终不作改变，臣恐怕日子一天天过去，嫌隙越来越深，最终无法重新和合；威权一旦失去，也无法再收回。以后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承受国家历代深厚的恩德，不敢吝惜自己的性命，为陛下竭尽全力陈述社稷大计；臣肝胆中所积蓄的话，全部都在这里了。臣恭敬希望陛下稍微留意，审察这些意见。司马光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以私人的恳求，请求回乡附近任职一州。承蒙圣恩，陛下命宰臣宣谕，说臣先前所进言的事情大略都已经施行，命臣暂且留在谏院供职，未准请求外任。臣凭着驽钝低下的资质，生逢圣明盛世，能够充任谏官，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何况陛下谦恭地接待臣下，容纳接受直言，这是愚臣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是应当尽命报国的时候，哪里愿意离开陛下左右，自己抛弃在疏远的地方呢？实在是因为父母坟墓久已没有前去祭扫省视，作为人子的心惶惶不安，所以才有这个请求。如今忽然奉到圣旨宣谕如此，臣惶恐惭愧，无地自容；早晚反省自己，进退都陷入两难。臣私下思考，先前所说，是希望陛下用侍奉濮王的礼节侍奉皇太后，又希望陛下延请访问群臣，亲自处理政事。如今陛下虽然比过去更加奉事皇太后，却仍然赶不上侍奉濮王时那样承顺脸色、顺从心意、曲尽欢心；虽然阅览处理各项政务，却还没有询问群臣，讨论治乱的紧要事务。陛下如果认为做到这两点就够了，那两宫的心意便无法和洽，万机政务便无法治理办理，祸乱的根源仍然存在，太平的时期仍然遥远。臣即使每天侍立在丹墀之前，又有什么益处呢？司马光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以私下的恳求，请求到家乡附近的一州任职。臣恭敬地等待圣恩，〔原文“防”疑为“蒙”〕，陛下命宰臣宣谕说，臣先前所陈述的事情大略都已经施行，命臣暂且留在谏院供职，因此未能获准出任外职。臣以愚笨低劣的资质，生逢昌盛光明的时代，能够充任谏官，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何况陛下谦逊恭敬地接纳臣下，容受直率的进言，这正是愚臣千载难逢的机会，是用尽一生报效国家的时候，难道愿意离开陛下左右，自我放弃而处在疏远偏僻的地方吗？实在是因为父母的坟墓已经很久没有前去祭扫省视，作为人子的内心惶惶不安，所以才有这次陈请。如今忽然奉到圣旨，听到这样的宣谕，臣惶恐惭愧，羞愧得无地自容。早晚反复省察自己，进退都陷入困境。臣私下考虑，臣从前所说的，是希望陛下按照侍奉濮王的礼仪来侍奉皇太后，又希望陛下广泛召见访问群臣，亲自处理政务。如今陛下虽然侍奉皇太后比过去更加优厚，却仍然没有达到侍奉濮王之时那样承顺颜色、顺遂心意、竭尽一切使其欢心的程度。陛下虽然阅览处理各种政务，却还没有召见询问群臣，讲论治理与动乱的紧要事务。陛下如果认为做到这两件事就可以停止，以为这样便够了，那么两宫之间的心意就无法和谐融洽，万机政务就无法得到治理办理，祸乱的根源仍然存在，太平的时期还很遥远。臣即使每天侍立在御座之前，又有什么益处呢？” 陛下如果每天逐渐增加奉养皇太后的礼数，访求治理国家的道理，勤勉不懈，使慈母在上欢喜，使百姓在下安乐，那么臣即使身在远方，也如同在陛下身边。臣听说，做人儿子的侍奉父母，如果父母不高兴，也不敢怨恨，退下来便责备自己说：“是我的爱还不够吗？”爱已经尽到了，父母仍不高兴，就说：“是我的礼节还不够恭敬吗？”礼节已经恭敬了，父母仍不高兴，就说：“是我的诚意还没有尽到吗？”诚意既已尽到，那么大孝的声名就会传遍四海、通达神明。神明尚且会帮助他，何况世人呢？臣又听说，做君主的，看到天下有一件事没有治理好，就认为是自己的过错；看到有一个百姓失去安所，就认为是自己的忧患。天下已经安定太平了，还要思考将来的祸患并预先防备。天下从来没有真正无事的时候，只在于君主思考还是不思考罢了。思考就能安治，不思考就会动乱危亡。陛下如果能用这两件事自我勉励，臣怎么敢废弃国家的急务，而去顺从办理私家的事务呢？司马光又上奏说：“臣恭敬地思考，陛下当初即位之初，侍奉皇太后，虔诚恭敬而情意深厚。皇太后抚养爱护陛下，恩情优厚而周全。短短几天之内，慈爱孝顺的声誉便传遍朝廷内外、远近各地，听到的人无不相互庆贺。自从圣体不安以来，十天一个月之间，路上的人渐渐有了不同的议论，都说守忠等人本来就不愿陛下作为嗣君，所以在皇太后那里就说陛下和中宫的短处，在陛下和中宫那里就说皇太后的过失，终于使两宫彼此猜疑离心。一旦出现隔阂，突然很难重新和合。如今陛下奋发作出英明决断，屏退贬黜谗邪之人，守忠等人都被降职并逐出京城，朝廷内外的人无不欢欣喜悦。然而臣愚昧，私下担心皇太后还不能完全了解奸人的情状以及陛下斥逐他们的用意。恭请陛下与中宫亲自到皇太后阁，叩头谢罪，详细说明过去一直被守忠等人误导，以致屡屡违背、触忤皇太后的心意。如今守忠等人既然已经离去，希望皇太后与陛下母子之间的恩情一如往日；此后陛下应早晚和中宫侍奉在皇太后身边，膳食、药物都亲自进献，顺承她的脸色和心意，一切都如同臣民之家母子、妇姑之间的礼节。如果左右侍从中还有敢于彼此离间的人，希望陛下立即诛杀或流放，不要再有疑虑。”

译这样，谗邪之人被斥退远离，宫内宫外和睦，祥和之气兴盛流行，灾异消除，宗庙永远安宁，美好的声誉流传后世。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两宫的欢情不能恢复旧日的状态，恐怕将永远没有能够复合的时期；那岂只是当今天下的人认为陛下做错了，还会被写入史册，成为万世的讥笑。这些都是圣明的陛下自己知道的，臣还要区区进言，是希望陛下更加深切地留意。” 司马光又向慈圣皇后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去年仁宗皇帝弃世之后，皇帝即位之初，忧哀成疾。殿下考虑社稷的重大责任，和皇帝共同听取、处理政务，以安定众人的心情。如今圣体恢复如初，四方平安无事，殿下将政务推还皇帝而不居功，自己享受安逸，行动起居的节度无不合宜。天下的臣民，谁不称颂？臣不自量力，希望成就殿下完美的美德，仍想以萤火和烛光般微小的光明，仰望着辅助日月的盛大光辉。恭请殿下稍稍宽宥臣的罪过，最终听取臣的言辞。臣私下认为，治家的道理中，虽然贵贱不同，人情却是一样的。臣曾观察天下士民之家，长幼共同居住，年长者有时恩意不周，衣食不丰；年幼者有时容貌不恭，言语不谦逊。如果年幼者孝顺恭敬而不怨恨，年长者慈爱宽惠而不责备，那么上下和睦，家道因此兴盛。如果年幼者把这些当作怨恨，年长者把这些当作责备，那么上下乖离，家道因此衰败。他们开始彼此失和时，原因非常微小，但最终造成的祸患却很大。再加上谗人从中离间，于是父子互相猜疑，兄弟彼此憎恨，混乱和暴虐一同兴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凡是闺门之内，子妇有以孝顺恭敬之心前来的人，尊亲就应当欣然以慈爱之心接待她。如果她有过错，就应当以忠厚的心意教导她；教导已经周全了，她仍不听从，那么责备她可以，治她的罪也可以。等她已经改过，又应当重新以欢悦的心情接待她，不可以因为一次触犯脸色，就终身厌恶她，使彼此最终无法解释和解脱。所以骨肉之间，可以有威严和怒意，却不应有憎恨和疾恶；可以有诘问和责备，却不应有猜疑和忌恨。这是自古圣人驾驭亲属的道理。臣私下想到，皇帝、皇后对于殿下兼有内外亲属的关系，从幼年起受到殿下的防护和养育，如今又成为万民的父母，享有天下的富贵，谁能说这不是殿下的力量？臣认为殿下本来应当抚恤、保存并爱护他们，感情如同亲生子女，周全照料保护，以终成就深厚的恩惠；不可以偶然因为一点细小的过失，就积蓄长久的愤怒，抛弃生养成全的厚恩，招致疏远断绝的深怨，这是愚人和智者都明白的道理。去年皇帝患病时，在礼貌言辞方面确有可以使殿下怀疑、得罪殿下的地方，臣已经曾对殿下说过：“不可以拿对待没有疾病之人的礼节，去责求患病之人。”凡是醉酒后犯了过错，醒来以后尚且可以赦免，何况患病之人不能自我省察知觉，本来不是心意所要做的，怎么可以追究计数，把它作为罪过呢？皇后从幼年时代起，早晚在殿下怀中嬉戏，分食甘美之物、哺喂果品，抚慰照料、爱护养育，只有恩爱而没有威严。” 如今既已正式居于中宫之位，能够重新进献膳食、侍奉殿下，其心意依仗着昔日的爱护，并不把自己当作外人，仍以孩童的心情期待殿下；所以有时有所请求，不能随时得到满足，便愤懑怨望，不能完全做到家人之间妇姑相处的礼节。殿下即使因此发怒责备她，本来也是应当的，谁能说不可以？只是事情过去以后，殿下如果就此抛弃她，不再收容体恤，像对仇敌一样憎恨厌恶，臣认为这就错了。臣身在宫阙门外，没有途径知道禁廷的事情，私下听到道路上的传言，未详真假，但都说近来皇帝、皇后侍奉殿下，比往日更加恭敬勤勉，而殿下对待他们太严厉，接见他们太简略。有时他们进见，殿下虽然赐座，却像接待疏远的客人，彼此交谈不过几句话，片刻之间就又遣送他们离去。这样母子之恩如何能够传达？妇姑之礼如何能够施行？使他们疑惑恐惧、不敢亲近自己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臣私下想到，殿下以母仪临天下，已经超过三十年，柔和明智的声誉遍及朝廷内外。皇帝当年潜居藩邸，进德修业，仁圣的声望光照远近。先帝以至公大义选择贤者、建立嗣君，海内之人都说，继承帝位之日，慈爱孝顺的风气一定会先在家庭中形成，再推广到国家，实在没有料到闾巷百姓忽然会有如今这样的异议。” 推究事情的根源，大概是皇帝患病时，宫省之内必定有谗邪之人，编造修饰言辞，彼此离间。一是想要假装建立小小的忠诚，以取得殿下的信任，侥幸求取禄位；二是自知平素过失很多，害怕嗣君严明，有些事情不能被容忍；三是想暗中玩弄权柄，憎恶年长君主的聪明，使自己不能任意妄为。因此他们日夜窥伺观察，搜集一点一滴的过失，没有不说给殿下听的。殿下虽然极其聪明，也不可能毫无疑心；虽然极其仁慈，也不可能毫无愤怒。皇帝刚强健毅的性情受制于众人的议论，无法为自己申辩，怎么能不愤懑忧郁？于是使两宫之间明显地彼此失和，长久不能解除，流传到外界，以致朝廷和民间的士人竟敢私下议论其中的是非，实在令人痛惜。如今上天使殿下内心受到感发，殿下深发慈爱之旨，卓然作出长远的考虑，把天下政务全部归还皇帝，这正是宗庙神灵的护佑，也是百姓的福分。然而臣私下料想，谗邪之人心中如沸水一般，更加不能自安，必定竭力谋求离间。他们都是为自己一身的私利打算，并不是为国家和殿下考虑。臣希望殿下深入察知他们的情状，不要再听信采纳，斥退远离这些人，不要把他们安置在左右。请召见并告谕皇帝，说过去纷纷扰扰的事情都是这些人所为，从今以后母子之间应当坦荡无疑。” 皇帝一定会流泪叩拜伏地，感动激奋，叩谢不已；这样以后，两宫的欢情就会完全恢复如旧。过去凡是皇帝、皇后进见的时候，殿下应当赐给他们温和的脸色，让他们从容地停留往来，不要无故加以限制隔绝；有时设置酒宴，与他们谈笑，欢欣愉快地相待，一如家人的礼节。这样殿下安坐便能享受孝顺的奉养，还有什么快乐能比这更大？心平气和，长享高寿，国家安定，内外无患，美好的名声流传无穷。与信任谗邪、处处猜疑防备，终日忧戚，因忧愤而生病，国家不得安宁、祸乱横生、讥谤之言流传后世相比，二者的得失相差太远了。况且殿下既然能够把祖宗的基业交给皇帝，又能够把重大政务授予他，唯独在恩情礼遇方面，始终不能豁然转变心意、平息怒气，这是什么缘故呢？如今宫闱之中，殿下的骨肉至亲只有皇帝、皇后、长公主以及皇子、公主几个人而已，其余人都如同路人，对于殿下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连亲近的人尚且不能用恩德信义来结交，反而猜疑并疏远他们，那么疏远的人难道会独自愿意接受殿下的恩遇，竭尽死力，始终不改变吗？尊贵没有比做天子的母亲更尊贵的，富有没有比享受四海奉养更富有的。

译如今殿下拥有这样的富贵，却不能自得其乐；使本来可以疏远的人亲近，使本来应该亲近的人疏远，使受恩的儿子和儿媳徘徊而不能自安，局促不安而不敢进见；他们虽然内心怀有反哺报恩的愿望，却没有办法施展，臣私下替殿下感到惋惜。臣的父亲和臣都蒙受先帝的深厚恩德，从常调官员中被提拔，置于侍从之列；人不是木石，哪里能够片刻忘记？如今先帝去世以后，臣只求不避死亡，进献忠诚正直的话，希望殿下母子和悦、国家安宁，这就是臣用来报答效劳的方式。臣怀着区区而激切的诚意，不能自已，陈述这些让您知道，惟愿陛下留心明察。” 起居舍人傅尧俞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四月九日张贴在朝堂的诏书说，陛下刚登帝位时，身负哀痛而患病，担心各项政务或许阻塞，请皇太后暂时共同处理，等身体痊愈后仍由陛下照旧处理。如今陛下已经康复，圣体清明，本来应当效法乾道刚健，专门总理各种政务。皇太后辅佐先帝，在藩邸抚养陛下，使陛下继承大统，她的恩德如同天地一样。陛下应当顺承慈颜，务必使她优游安逸，怎么可以在已经安定之后，仍拿机要政务去烦劳她？恭敬地想到，皇太后慈爱仁厚、明智贤哲，以大公之心使天下安定为志，即使从容居于宫中，也足以辅导陛下。恭请早日颁下明诏，依照四月九日的旧指挥施行。” 尧俞又上奏说：“臣私下想到，皇太后已经下旨，不再在内东门共同听理朝政。臣认为，皇太后辅佐先帝，从藩邸扶助陛下，因为形势不得已，于是暂时共同处理机要政务。等陛下身体平和安适，便把神圣宝器全部归还给陛下，她始终如一的恩德和力量，哪里说得尽呢？陛下天生仁厚孝顺，思考用来报答、补偿皇太后的办法，本来应当永无止境。不过，自去年以来，见识浅薄的人妄自揣测宫禁中的事情，颇有浮泛的议论流传民间，这些都是陛下明察所已经详细知道的。如今陛下即使在深宫之内，每天竭尽曾参、闵子骞那样的孝心侍奉皇太后，天下人又怎么能立即知道呢？臣认为，应当顺承皇太后的脸色和心意，既表达内心深厚的诚意，又采取隆重显明的奉养礼仪，使士人百姓都能够知道；应当赶快筹办，并且多次举行，自然圣孝的声誉很快就会传遍四海。这样，陛下就可以端坐而无为，长久享受天地和人的辅助了。至于侍奉皇太后的人，从前既然没有能够专心竭力侍奉陛下，如果看到皇太后重新退居，恐怕他们见识短浅，不能测度乾坤般的气量，难免有所疑惧。臣认为，应当记录他们的勤劳，稍微按照恩例推施恩惠，对上足以慰藉皇太后的慈惠之意，对下足以安定左右侍从疑惧的心。” 臣的考虑所及，不敢不说。惟愿陛下怜悯臣的狂妄愚昧，特别加以采纳，那就非常幸运了。” 尧俞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内侍任守忠因罪被降职黜退，朝廷内外听说的人无不欣喜鼓舞。惩罚一个人而劝戒百人，本来可以挫败奸猾之徒的胆气。臣职掌风宪，却未能弹劾任守忠；陛下宽宏地收回怒意，幸而赦免臣而没有诛杀，臣还敢有所进言，是希望陛下更加怜察。臣认为，大奸之人被除去以后，他遗留下来的过错和余恶，正在每天被上报。小人无知，有的窥伺空隙来报复怨恨，用枝蔓杂乱的言辞和说法，往往渐渐牵连善良之人；对于似是而非的情况，不可不察。陛下如果再加以谕令追究，谗言离间将又会兴起。况且任守忠长期掌握权力，依附他的人很多，臣深深担心左右侍从有所疑惧。希望陛下广泛发布恩德之音，宣布从此一概不再追问，这样上天的德意更加深厚，人心也容易安定。皇太后的仁慈，传闻四海，已经把国家神器和大宝传付给陛下；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将用真诚孝心鼓舞万物，怎么能让彼此构陷离间的话在其中发挥作用？如今罪人已被流放，皇太后必定会完全消除疑虑，陛下应当因此更加厚加礼意，务必使她尽情欢悦，那么天地与人都会一同欣喜，这将成为陛下的福分。臣所言十分忠诚恳切，惟愿陛下留心省察。” 英宗突然患病，太后垂帘听政。皇帝病情严重，举止有时改变平常的规度，对宦官尤其少有恩意，左右侍从中多有不高兴的人，于是他们共同制造谗言离间，两宫遂产生了隔阂。韩琦与欧阳修在帘前奏事，太后呜咽流泪，详细说明事情的缘由。韩琦说：“这本来就是疾病造成的，病好以后一定不会这样。儿子患病，母亲难道可以不宽容他吗？”欧阳修也委婉曲折地进言，太后的心意稍稍缓和，过了很久才停止。几天后，韩琦独自进见皇帝，皇帝说：“太后待我没有恩情。”韩琦回答说：“自古圣帝明王并不少，但唯独称颂舜为大孝，难道其余的人全都不孝吗？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这是平常事，不值得特别称道。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子女不失去孝道，才值得称颂。只是恐怕陛下侍奉太后还没有做到极致罢了。父母难道有不慈爱的吗？”皇帝深受触动，终于醒悟。判三班院刘敞侍奉英宗讲读经史，常常根据事情援引经书，借此进行讽谏。当时两宫正有小人散布离间之言，进谏的人有时揭发得过于直露。刘敞讲读《史记》到尧把天下禅让给舜时，拱手说道：“舜本来出身极其卑微，尧把帝位禅让给他，天地享受他的治理，百姓拥戴他，并没有别的道理，只是孝友的德行光照上下罢了。”皇帝挺直身体、改变容色，知道刘敞是在用义理进行讽谏。皇太后听说后，也非常高兴。哲宗即位初年，侍读韩维上奏说：“臣听说宫中发出皇帝所撰写的大行皇帝挽辞二首，交给外廷歌唱排练。臣愚昧，私下对此有所疑虑。恭敬地想到，大行皇帝的灵驾即将发引，陛下正应当捶胸顿足、号哭哀慕，以表达孝思；此时执笔撰写文章，恐怕不是时候。如果是陛下亲自撰写，恐怕不合礼意；如果让侍臣润色，就是向天下显示虚伪。惟有诚与孝，是人主最根本的道理。陛下继位之初，一举一动、一言一默，实系四方的观察和听闻，不可不慎重。过去高宗在谅阴三年不说话，开口后才使高宗时期的商朝兴盛。君王沉默就是尽孝，开口就合乎礼制，臣民受到德行感化，于是达到天下和谐，能不努力做到吗？希望圣慈趁挽辞还没有广泛传布，特意下令收回，以符合礼制。” 臣有幸被选拔任用，充任进读之职，偶然对义理有所见解，不敢不向陛下报告。”

译哲宗时期，侍讲学士范祖禹上奏说：“臣等恭敬地认为，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去世，陛下号哭哀慕，悲伤损毁身体，孝性出于天然而极其深厚，在朝廷任职的人听到后无不悲痛欲绝。如今陛下将要总揽各项政务，召见群臣，四方百姓都侧耳倾听、擦亮眼睛观看。这正是宋室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基础、天下治乱的起点、百姓祸福的开端，也是君子小人消长进退的关头、天命与人心离合取舍的时刻。唉，怎么能不慎重！怎么能不慎重！”臣等长久担任讲读之职，职责在于参与谋议思考，首先应当进献言论，以求略尽微薄的帮助。陛下应当先使意念真诚、心地端正，推广圣明的孝道，发布为德之言，施行仁政，以慰藉和回应天下百姓的愿望。这只在于陛下加以留意，并没有什么困难。希望陛下遵循根本去实行，那么末端的事情就可以没有困难。过去周公因为成王年幼柔弱，所以担任冢宰，治理天下七年，制定礼制、制作乐章，以达到太平，他的功德极其崇高。周公去世以后，成王追念周公的功劳，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使后世世代祭祀周公，认为若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称扬周公的德行。成王这样报答周公，所以天下人无不归心。” 汉朝大将军霍光奉立宣帝；霍光去世后，宣帝也以天子的礼仪[原文“▯”字无法辨识]，并追思、报答大将军的功德。周公、霍光都是臣子，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功勋，所以成王、宣帝都以非同寻常的礼仪报答他们，何况太皇太后是英宗的配偶、神宗的母亲、陛下的祖母，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亿万人民有大德，对陛下的恩德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哪里是普通臣子可以相比的呢！既然如此，如今陛下最应该首先做的，没有什么比报答太皇太后的恩德更重要了。自仁宗以来，三位太后临朝听政，都有大功：章献明肃太后对于仁宗，慈圣光献太后对于英宗，抚养、培育并扶持他们，历尽勤劳艰难，也都没有像太皇太后对于陛下这样深厚。元丰末年，神宗卧病，已经不能出号施令；陛下当时年仅十岁，太皇太后在内廷决定大计，拥立陛下为储君，储位于是确定。陛下能够拥有天下，原本就是从太皇太后那里得到的。陛下开始听政时，诏令颁下，百姓无不欢呼鼓舞。自古以来，母后大多偏爱外戚，只有太皇太后从未有丝毫宽纵、私惠给予族人。不仅对族人如此，徐王、魏王都是她的亲生儿子，她也因朝廷大局而同他们疏远隔绝；直到魏王病逝以后，才前往探视一次，那时太皇太后的病已经十分危重。后来徐王得以入宫，她任用和罢黜群臣都遵循公议，顺应天下人的期望，不凭个人意志决定喜怒和赏罚，所以她至公无私的德行，即使普通男女百姓也都能说出来。她临朝听政九年，从未稍稍以自身享乐，日夜焦劳刻苦，只想着百姓。她这样做，难道还有别的求取吗？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赵氏的社稷、宋室的宗庙，她专心一意地保佑陛下。因此，她自己承担劳苦，却让陛下享受安逸。过去章献明肃太后临朝时，亲近的亲党大多侥幸求取、滥受恩宠；仁宗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后，不得不加以整顿革除，所以小人不能没有怨恨。如今太皇太后自从临朝以来，身边近臣的请求一概拒绝，内外上下都严肃整齐，大概是因为朝廷不能没有纲纪。所以她自己承担怨恨，却让陛下坐享肃清朝政的功劳。陛下如果想报答太皇太后的恩德，不如遵循她所制定的法度并谨慎守持。自祖宗以来，一向只用恩德惠泽来凝聚百姓之心，希望天下四海安定无事。仁宗施行这一政策四十二年，天下至今仍然思念他。恭敬地看，太皇太后的政事，就是仁宗的政事。然而仁宗天性圣明宽厚，不忍拒绝别人，常有从内廷直接下达而滥施的恩惠，后来这种事情也屡屡发生。只有太皇太后严正而极其沉静，不可冒犯，所以能够对外斥退驱逐奸邪，以使朝廷清明；对内裁抑压制侥幸求恩之事，以使宫禁严肃。九年之间，她始终如一，所以虽然恩德深厚、结于百姓之心，但怨恨她的小人也并不少。如今一定会有小人进言说：“太皇太后不应当改变先帝的政令，驱逐先帝的臣子。”这只是离间之言，陛下不可不明察。陛下继位之初，太皇太后与陛下共同听政，朝廷内外上书的人数以万计，都说政令中有不便之处。太皇太后顺应天下人心想要改变的愿望，所以与陛下一同改动，并不是凭自己的私意更改。既然改变了法制，那么制定这些法制的人以及主持施行这些法制的人，按罪理应驱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也是依据众人的意见驱逐他们。他们被驱逐，都是因为对上辜负先帝，对下辜负万民，是天下人所仇恨、百姓都希望共同除去的人。太皇太后难道在其中有什么个人的憎爱吗？只是如果不这样做，天下就不得安宁。希望陛下清净心思、明察事理，辨别是非，斥退远离奸佞之人，坚决拒绝邪说。有人敢用奸邪言论迷惑圣听，应当明确认定他的罪行，交付典刑，严惩一人来警戒众多奸邪之徒，那么天下就会安然无事。陛下如果稍稍听信他们的话，却不明确治罪，恐怕奸言邪说会接连不断地进来；万一追报太皇太后的礼数稍有未尽，这对太皇太后【原文此处疑有脱文】。” 太皇太后的圣德并不会因此受损，但陛下的孝道却会有所亏缺，必定大大失去天下人心。陛下难道没有看到，司马光以公正忠诚、正直无私而受到天下人的信服吗？陛下与太皇太后任用他为宰相，海内之人无不欣喜；司马光去世时，众人无不悲哀，甚至茶坊酒肆之中也供奉他的画像。司马光之所以如此得到人心，是因为他能够辅佐陛下和太皇太后，功劳惠及天下。以司马光的功劳与太皇太后相比，也只不过是万分之一。百姓思念司马光尚且如此，何况太皇太后对陛下有天地般的恩情，对四海百姓有父母般的德行，百姓对她的爱戴思慕哪里会有穷尽？陛下如果听信小人的谗说，或者追报太皇太后的礼数有所不足，或者轻率改变她的政事，岂不是会大大失去天下人心吗？人心在下离散，天变就会在上显现。陛下即使想行善来挽救，改过来弥补，也来不及了。孝道是万种行为的根本，根本既没有树立，其余的事情又有什么值得观看的呢？小人的心思，既不是为朝廷谋划，也不是为了先帝的事业，全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日夜伺机，想要发泄怨恨已经很久了。如今太皇太后刚刚弃世，陛下刚开始总理政事，正是小人乘机窥伺空隙的时候，所以不可不预先防备。”

译这些人先前已经上误先帝，如今又想再误导陛下，天下的事情哪里经得起小人再次破坏？臣等恭敬地听说，陛下自太皇太后卧病以来，早晚不离她左右，亲自侍奉药膳，衣不解带，忧愁憔悴、哭泣流泪，形色都显露出来。自从遭逢变故以来，陛下哀痛思慕而身体消瘦，朝廷内外都已听闻；服丧的礼制务求做到最隆重，又下诏宣扬太皇太后的盛德，向高氏推施恩惠，这已经是大孝的极致了。至亲之间，本来没有任何隔阂。然而臣等仍然说到这些，是私下认为小人很多，恐怕会把陛下置于有过错的境地。即使像臣等所说的事情万万没有发生，臣等也不敢不在事情发生以前加以考虑。倘或有一点细微的事情流传到外面，臣等就会因为没有先行进言而犯下辜负陛下的重大罪过。臣等忧虑国事、爱护君主的心情实在深切，惟愿陛下深思。” 徽宗时期，张庭坚任右正言，在职一个多月，多次上密封奏章，大意说：“世人议论孝道，一定说恢复神考的旧政，然后才称为孝。前后时势不同，适宜的做法也不同，法制也随之变化；如果什么都纤细周全地恢复，那么就会困于一端，时间久了必定有不便于百姓而招致怨恨的事情。这样还称作孝，可以吗？司马光顺应时势进行改革，使百姓便利，得到人心归附，对国家并非没有补益。陈瓘坚持义理，论辩谏诤，将要除去小人，为士人舆论所推重，对宫禁也并非没有益处。请求完全恢复司马光的赠典，以使人心喜悦；召回陈瓘担任谏职，以慰藉士人舆论。又有许多士大夫用继承先志、承述先业来劝勉陛下，臣恐怕其中必有谋求私利的人，想要主持这种说法来推销自己，说不由他们这些人就不能恢复先烈旧业，借继述的名义而实际上任意妄为。如今远方战略大略在内地耗费的部分，若放弃而不把它作为守备之务，军队就可以停止；特别防守而在法令上负担很重的部分，若删去而不作为成例，刑罚就可以减少。近来青唐反叛，放弃鄯州而守湟州；既然认为鄯州可以放弃，那么小小的湟州又哪里值得守？臣认为湟州也一并放弃为宜。” 秘书省校书郎陈瓘上奏说：“臣听说，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承述前人的事业，是天子的孝道，周武王就是这样。不改变父亲的臣子，不改变父亲的政事，是卿大夫的孝道，孟庄子就是这样。神考即位之初，正当百年大计，应当有所改变；后来改变英祖旧政的事情很多，这正是善于继承志向、善于承述事业的表现。

译《尚书》说：“一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 这就是神考的大孝。” 钦宗靖康元年，校书郎陈公辅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道君太上皇帝的圣驾将要回京，臣无比欢欣鼓舞。此事是陛下孝顺真诚所感召的，也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天下的幸运。然而议论的人都说，太上皇身边有怀藏奸心的臣子，离间陛下与父亲，使太上皇产生疑心，臣对此深感奇怪。臣私下认为，太上皇帝临朝执政已经很久，去年冬天因为边境发生事变，十分厌倦万机，想要实行逊位禅让。陛下至诚笃孝，感动哭泣并退让避位，直到太上皇再三下达慈谕，才登上帝位。这与唐睿宗因星象变异回应上天警戒，便想把帝位传给太子，皇帝入宫请求一样，哪里能和唐明皇幸蜀、肃宗在灵武自行即位相比呢？这样看来，父子欢好的感情即使数千百年也不应再有疑虑。至于陛下更改各项事务、进退大臣、赏善罚恶、兴利除害，都是以宗庙社稷为念，合乎天下公议，用来奉行上皇下达的罪己诏，难道会有别的心志吗？即使奸臣百般离间，而上皇慈仁、陛下孝爱，二十多年间无人说过离间的话，难道能够在一天之内使离间进入其中吗？况且父子是天性，上皇与陛下难道会比与群臣更亲近吗？” “上皇难道会与群臣更亲近吗？臣认为，上皇最亲近的人，没有谁能超过陛下。臣担心臣僚们没有完全了解这个意思，或许因为道路上传播的话，使陛下对上皇自己产生疑虑，这是万万不可的。况且上皇聪明睿智、宽厚豁达，并不防备奸邪之人，逐渐被他们弄得疑惑。如今上皇既已自己感到悔悟，断然不再疑虑，把神器授予陛下。在尚未逊位以前，他已经下达哀痛的诏书，追悔过去的过失，全部革除弊政；即使禹、汤罪责自己，周公改正过错，也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了。陛下今天所实行的，都是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的诏书。臣深恐前些日子派去的赵野等人，不能替陛下感发上皇、详细陈说，以解除上皇的疑虑。臣愚昧，希望陛下重新选择一两位重臣，先到前方迎候，并带着陛下亲笔信，把上皇罪己手诏的内容和今天奉行的意旨详细说明，使上皇完全释然、没有疑虑，然后迎接奉请上皇回京，并充分备办礼数。内至后妃、诸王、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士人百姓，都出城门迎接，使上皇知道过去离去时为何那样匆忙，今天回来时为何这样光彩；如果不是陛下承受托付的重任，贼兵远逃，京师重新安定，政事修举，人心欢快，能够做到这样吗？” “用这些事情来慰藉取悦上皇的心，他才会知道此时作为天子之父，尊贵到了极点。至于回宫以后，各项供奉之物，陛下即使过于节俭，上皇也应当务必【原文“务」”疑为标点或OCR错误】按照法令制度加以隆厚，用来向四方示范，感动天下人的孝心。还请从宰执、侍从、台谏中选取有学问、明白义理、具有忠孝大节的人，分日请见上皇，以备咨询，开导说明圣意，希望能够探究性命的至理，使上皇适意地享受安逸无事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很合宜吗？尧舜的道理，不过就是孝悌罢了。孝悌达到极致，就会通于神明，光耀四海。陛下贵为天子，有父亲可以尊奉，这是人世间最大的快乐。恭请陛下笃实践行孝心，使真诚的心意昭然感通，不要有一点点自我疑虑，那么天地神明保佑圣体，没有什么地方会不到。臣将要看到陛下成全万年为人子之孝，让上皇享受万年天子的奉养，国运延长，百姓获得福祉，从今以后，哪里会有穷尽呢？臣只是一个微末臣子，并不担任言责之职，却妄自谈论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情，死后仍有余罪，惟愿圣慈裁断，臣将非常幸运。” 陈公辅升任左司谏，又上奏说：“臣本月十六日在延和殿接受召见时，不懂得避忌，妄自有所论奏，已经甘愿受诛灭之刑。然而陛下不因臣狂妄而怪罪，特意赐予听取阅览，又蒙圣慈，提拔臣为谏官，命臣不必等候接受告身，先行供职。回顾臣的愚昧，哪里敢轻易担当这个选任？臣已经一面写具状文辞职免任。但臣认为昨日所说还有没有尽到的地方，如今冒死再为陛下陈述。”臣起初认为，上皇的愤怒来自道路上的传闻，未必确实，所以不敢深入进言。等听到圣上的话，才知道陛下确实有这样的疑虑。做人儿子的，如果果真使父亲发怒，怎么能有一天安心呢？陛下因此忧虑，是应当的。臣听说，帝王的盛德没有超过舜的。舜说：“只是不能顺从父母，就像穷困的人没有归宿。”所以人们都喜爱他。美色和富贵，都是人所喜爱的，却都不足以解除忧愁；只有顺从父母，然后才能解除忧愁。况且瞽瞍顽固，母亲嚚顽，象又傲慢，做舜也很难堪。舜最终能使瞽瞍达到欢悦的境地，使天下受到教化，只是因为完全尽到了侍奉亲人的道理罢了。既然如此，难道陛下可以认为舜做得不对吗？何况上皇凭借最圣明的资质，拥有天下之大，兴办事业、创立基业二十六年，实在是聪明睿智的君王。” 陛下如果能够像舜那样孝顺，难道不足以感动上皇的心，使他消除愤怒吗？臣希望陛下采纳臣所说，赶快派重臣到前方迎接，李纲本来就可以委任，再另派一两个人依次前往。陛下感动流泪，亲自传谕，使他们能够体会上皇的心意，至诚委婉曲折地替陛下向上皇说明。臣料想上皇一定不会有太大的愤怒。至于所改动的事情，如释放宫人、拆除苑囿、减少供玩赏的器物、节省应奉之物，这些本来就是陛下宫中所不用的。如果龙德宫另有需要，暂且应当允许它提出，再逐步设法处置。陛下如果因为奉养亲人的缘故，略微增加一些费用，百姓知道后，难道会认为不对吗？上皇长久看到陛下这样节俭自奉、这样奉养亲人，也一定会自己感到悔悟，不再过分要求。至于其他政事上的改动，只应当遵照上皇去年十二月的罪己诏书，全部推行，也可以慰藉四海的愿望。还要向臣僚宣谕，在行移文书中回避相关言语，避免有所指斥，使奸人没有借口来激怒上皇。臣恭敬地听到圣上的话，说皇后也在发怒，打算先回到禁中，处理【原文“理防”疑为OCR或讹字】几件事情。这只是当时躁急愤怒的话，陛下还没有设法解除她的情绪。”

译妇人应当跟随丈夫，哪里有上皇已经回到龙德宫，而皇后却可以住在禁中呢？如果果真让她先回去，臣本来已经当面奏告陛下，应当到郊外迎接，以和缓的态度、谦逊的言辞，讲明道理开导皇后。如果她明白了这个道理，正高兴欣慰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有怒气呢？至于圣上所疑虑的，担心上皇回宫后，左右奸邪之人没有全部除去，或者仍有损害国家、祸害百姓、侵扰朝政而按人情又不能顺从的事情，处理起来很困难。臣认为，这不值得忧虑，大臣、台谏应当承担责任。如果陛下任用的大臣得当，台谏称职，都以公心和正道维持纲纪、遵守法度，上下内外没有不能治理的地方。即使陛下也不能因私情而改变，何况上皇呢？如果这样，陛下就不妨以孝道来加厚私人恩德。金人侵犯，而陛下的威望德行同时隆盛，宗社重新安定；上皇已经归来，而陛下至诚笃孝，父子之间没有疑虑。自古帝王的盛德，有超过这的吗？这正是臣替陛下感到欣喜的地方。恭请陛下圣意勤勉不懈，始终如一，应当使四海百姓蒙受无穷福祉，岂不是盛大的美事吗？” 右谏议大夫杨时上奏说：“臣私下认为，父子之间的恩情是天性，不容掺杂私意，关键只在真诚。舜被任用，天下士人都为之喜悦，这是人们所希望的；但即使这样，也不足以解除忧愁。富裕是富人的愿望，即使富有天下也不足以解除忧愁；尊贵是贵人的愿望，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足以解除忧愁。只有顺从父母，才足以解除忧愁。这难道是从外面袭取而得到的吗？是内心本来就有真诚。它能够成为天下的法则，流传后世，根本就在这里。孔子说：‘根本树立了，道路就会产生。’说的就是这个。恭敬地想到，上皇把神器的重任交给陛下，天下人像仰望上天一样拥戴陛下，像趋向太阳一样亲近陛下，可以说已经得到了所希望的东西。上皇向东巡幸尚未回来，陛下醒来便思念他，忧虑显现在脸色上，连乾龙节上祝寿的仪式也停止而不举行。这说明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也不足以解除陛下的忧愁。如果不是陛下内心真诚，哪里会有这样的表现呢？真诚达到极点，即使天地鬼神也将被感动，何况是至亲呢？即使奸邪之人制造浮泛的言语，也没有机会进入其中。凭陛下的恭敬孝顺和上皇的慈爱仁厚，他们的心意本来是一致的，父子之间的美好感情没有人能够离间。从今以后，谗邪自然会消散。” 如果内心藏着猜疑忧虑，对外又在意别人的议论和观听，那么嫌隙就是自己造成的，想要使别人没有疑嫌，是不可能的。疑虑和隔阂一旦打开，再堵塞就困难了，不可不加以考虑。如果事情涉及朝廷，就应当交付公议而已；三省是天下公议产生的地方，大臣应当承担责任，陛下也不能因私情而干预。只要一概遵循至公之道，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当时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臣私下思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皇帝将近十年，却无端遭受诬谤，长久以来未能昭雪。臣谨将事情的始末分条列在下面：当年元丰末年，臣亲眼见神宗皇帝身体不适，哲宗年幼，宣仁圣烈皇后曾下旨说，二王除非奉召，不得入宫，她防范周密，考虑深远。当时王珪首先提出重大建议，请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其他人没有异议。退朝后，皇帝批示的圣语留在中书，又关付实录院，众臣签署记录，事情始末写得很详细；上有天地鬼神临鉴，下有在旁见证，绝不容诬陷。到了元祐年间，蔡确因罪被罢免，他的党羽才开始编造所谓奸谋，希望日后借此邀取福祉。绍圣初年，章惇、蔡卞掌权，想中伤旧臣、报复私怨，于是把这件事坐实，向上诬陷圣母，又把大逆之名加在王珪身上，把定策之功归给蔡确，蔡卞也参与其中。他们谋划此事，并不是偏袒蔡确，实际上是为了他们自己，借机中伤元祐年间的人。天下人含冤积怨，几乎有四十年。臣恭逢陛下继承神器，如同大明升起，照耀一切，没有隐蔽之处不能照见。臣有幸充任谏省官员，不能不把这些事为陛下说明。” 元祐年间的政事凡是记载在法令档案中的，都已经焚毁了，那么当时中书所保存的圣语，必定也没有遗留下来。所幸绍圣年间修撰的《时政记》，还保存在秘书省国史案中，仍然可以考查。这是上天保存它来留给陛下的。伏请下令秘书省国史案，查取元祐年间的《时政记》，赐予御览，使人能够考究事实，洗清王珪作为臣子不忠的罪名，追夺蔡确冒受的褒奖和赠典；凡是因滥施恩典而授予的，都一并改正，以消释天下多年积压的愤懑。臣无比庆幸和盼望。” 御史中丞陈过庭上奏说：“臣听说，周公遭到管叔、蔡叔的流言诬陷，上天震怒，雷电交加、狂风大作，禾苗倒伏、树木拔起，用来彰显周公的德行。圣人存心与天地相合，不幸遭遇变故，天地必有所感应而震动。恭敬地想，陛下圣明相承，中外安定，已经将近二百年。自绍圣、崇宁、大观、宣和以来，星象屡现异常，日食、地震不断，水灾旱灾连年，盗贼遍野，以至金人的军队直接侵犯京城。这不只是奸邪当权、忠良被排斥、各种政事废弛、百姓愁苦所造成的。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功在社稷，恩泽足以流传无穷，却无端背负天下的诬谤将近四十年；天地阴郁，人神愤怨，前些日子的变故几乎导致大乱，未必不是由此引起的。近日缙绅士人都对臣说：‘当宣仁圣烈皇后垂帘听政时，起用年高的旧臣，惠养百姓；像章子厚、曾布、蔡京以及蔡卞这样奸险刻薄的人，都弃置不用。小人心怀怨恨，一心只想报复。等到他们得志，便假托绍述为名，凡是元祐年间的正直士人，都禁止并废弃不用；当时辅相、侍从中的贤者，死在边远荒僻之地的，哪里数得清？’” 等到章子厚晚年被贬黜，颇有悔过之意，他的谢表说：‘竭尽力量来阻止徐王觊觎皇位的诬谤，一心彰明宣仁皇后保佑之功。’由此可知，当时确实曾制造徐王的诬谤，并掩盖宣仁皇后保佑之功。范纯仁曾说：‘何况宣仁皇后的诬谤尚未昭明，致使她保佑皇帝、忧劳勤勉的功劳没有得到顾念。’范纯仁怀抱忠心、发抒愤懑，所以说出这样的话。然而，申明幽隐、平反冤屈，正在今日。伏望陛下详细斟酌，命三省、枢密院以及侍从臣僚共同议论此事，辨明宣仁皇后的美德功烈，彰显被掩蔽的光明，然后颁布明诏晓谕中外，派遣大臣告祭陵庙：上可以慰藉在天之灵，其次可以抒发幽明之间的愤懑。天意豁然，人心感悦，中兴大业应当从此获得成功。”

译高宗时和议达成，范如圭请求派使者朝拜八陵，于是命判大宗正士防与吏部尚书张焘一同前往，到永安诸陵按礼朝谒。回来后，范如圭上奏说：“金人造成的祸患，上及祖宗陵寝，即使消灭他们，也不足以洗雪这种耻辱、报复这种仇恨。陛下圣明至孝，哪里能承受这种痛苦愤恨？只是因为梓宫和两宫的缘故，眼下暂且议和，不能马上谈用兵。祖宗在天之灵，震怒已经很久，难道能就此罢休吗？将来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难道不寄希望于陛下吗？自古平定祸乱，不能没有武力。人心各不相同，已经很难长久依靠。伏望修治武备，等待敌方出现破绽便予以回应，像闪电扫荡、疾风驱逐一样，收复旧日疆土，以告慰诸陵。这样以后，才算尽到天子的孝道，也才算尽了为人子孙的责任。”皇上问诸陵寝的情形怎样，张焘没有回答，只说：“万世都不能忘记这番耻辱。”皇上神色黯然。孝宗时，袁说友上奏说：“臣听说，臣子的职位虽然有高下不同，但爱戴君主的言语却相同；君主对待臣下固然有轻重之别，但听取言语的心意却应相同。臣不过是一个卑微小臣，这次因新任官职有缺额，半年以前，吏部下达文书，叫臣赴阙。” 臣官职卑微，不能仰瞻皇帝陛下的清光，只能恭敬遵从新制，前往议事堂陈述禀报。臣自从远离朝廷，至今已经十年；这次又有幸来到行在，心中有些管见，愿意用来稍微辅佐圣德。臣私下揣量，臣官位低下，又任职外地，所进言论，只应依据自己的职分来谈；至于国家大事、朝廷重大议论，似乎不是臣所应涉及的。臣私下看到，本朝范仲淹身在远方，又两次上封章，历数朝政得失；苏轼任开封府幕官，进呈万言书，极力评论当时的新政。这两人的言论，难道受官位限制吗？祖宗听取言论，难道又有不同的心意吗？臣愚昧刚直而无才，当然不敢与前代贤人相比，只是想到近来蒙陛下擢升置于朝班，历任馆学官，参与编修枢密院属文，又代理郎省事务；己亥年，分守池阳。辞别陛下那天，陛下宽容纳谏并加以褒奖，命臣向统帅宣谕，调度防守军民，臣亲自承受圣音，又给臣以入见的次序。臣在两年之内竭力办理郡中事务，承蒙天地涵养，使臣免于获罪，圣眷深厚，万分之一也未能报答。因此臣忘却自己的低微职位，迫于爱戴君主的深切心情，冒死献上愚忠，仰冒犯陛下深沉的听察。” 只求陛下宽赦臣。臣来自乡野，暂住在侍班官员的旅舍，私下看到近来先帝的灵车启行，仰想先帝仁德圣功，以及陛下孝思诚意感通天地、贯通神明，礼典兴行，上下都相互应和。”就像江潮退去，沙滩上的沙子每天都在减少。请谥那天，雨下得很急，随后很快放晴；灵车启行前两天，天气阴霭，到启行当天便放晴，阳光格外强烈，灵车渡江之时风也停了。渡江完毕后，微风才开始吹来。这些都是先帝德行昭著、感通天地、神明暗中护佑的表现，说明神灵已经安妥，中外都为之感叹，确实是近世少见、古今难能的事。然而臣听道路上的人都说，灵车启行以后，朝廷最应先办的事，没有比皇太后回到内宫更紧要的了。可是圣意尚未决定，诏旨尚未颁布，宫室尚未开辟整治，大臣请求而未获批准，谏官上奏而未施行。臣子忧虑，百姓疑惑，所关系的利害轻重实在重大，怎么可以因循拖延，逐渐拖到仍未决定呢？臣私下认为，皇太后不能不回到大内，理由有八条，请允许臣逐一陈述。臣听说，母亲与儿子之间，恩爱相连，情意相通，就像心腹和耳目彼此相随一样，不可以片刻分离。” 晚上安排休息、早晨前去问安，以安慰母亲，即使是普通百姓，也不能免除，何况尊贵的君主呢？先前先帝奉养寿母，同住北宫，陛下每五日朝见一次，事情安排顺当。如今慈极皇太后已经升遐，丧葬大事也已办完，正应赶快迎请寿母回到大内。现在如果太后独居北宫，早晚相隔较远，即使陛下乘车偶尔前去，也很稀疏。就礼法说是简慢，就人情说是疏远，就制度说不合适，就观瞻说不妥当；考察典籍、参照前代，也似乎不合顺理。难道要使这样一个盛治极美的朝廷，竟有一件不如古代吗？这是不能不回大内的第一个理由。臣仰想陛下自遭遇大变故以来，哀悼思慕、忧伤悲痛，无不做到极致，完全出于圣明的孝心，亲自实行三年之丧，礼文极其完备，能够完成丧葬大事，这是亘古未有、足以垂训万世的事。如今如果陵墓事务完毕，便请寿母回宫，那么母子每日亲近，确实符合大典，礼道和美德都完全具备，光耀古今。假如还没有讲行寿母回宫的仪式，未能完成母子相安的礼法，就像筑九仞高台只差一筐土、行百里路走了九十里却停止一样，陛下难道愿意到此为止吗？这是不能不回大内的第二个理由。臣仰想先帝放下天下政务，在北宫安享，天天与皇太后共同享受天下供养，共同承受康宁之福，已经二十六年了。” 如今国家遭遇非同寻常的丧事，寿母独居北宫，想来她慈母胸中的悲痛还不能完全排解。在这种时候，陛下当然希望每天亲近母亲身边，承接她的容色、奉行她的心意，宽解她的忧虑，调适娱乐以安慰圣心，难道愿意让寿母在忧伤开始之时，突然处于独居的境况吗？何况现在先帝灵驾已经向东而去，声音容貌日益遥远，寿母的忧思必定比往日加倍。如果不趁此时早早商议回宫，每日宽慰慈母的心念，那么她年高而悲伤的心情就更难排遣了。这是不能不回大内的第三个理由。臣仰想先帝的虞主已经还都，灵筵已经安置，按照大内作为王宫的礼制，参照事理，完全没有疑问。现在如果因为太后没有回大内，先帝的灵筵也暂且留在北宫，只让近侍奉守灵几，那么陛下即使想早晚亲自到灵帷前尽孝追慕，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既不能每天在先帝灵筵前拜祭，又不能每天亲近太母慈颜，感情和心意彼此隔绝，这难道是陛下愿意的吗？现在如果太后立即回宫，先帝的灵筵也就可以一同迁回，既可慰藉先帝在天之灵，又可使寿母的奉养合乎正道，还可成全陛下的孝心；这样做便是两方面都得到，失误便是两方面都失去。这是不能不回大内的第四个理由。”

译臣仰想皇太后年事已高，如今又独居北宫，对于早晚奉养之事，本应全部出自陛下的圣意，再让侍从官负责侍奉娱乐、奉养太后。如果南北两宫相对而立，陛下不能早晚侍奉在母亲身边，却把亲养之责交给近侍，便是亲疏倒置、轻重失当。各种办事人员必然逐渐懈怠，日复一日，必定发生意外违礼之事，也会不断有请求而造成扰乱。小人善于窥伺等待，精于计较，日后恐怕还会让陛下耗费心力调护。陛下聪明如天，对此完全可以预料；若太后已经回到大内，陛下近在咫尺，早晚侍奉在侧，以威势约束，以问安省视相接，小人有所忌惮，就不会再有事情牵动圣虑。第五，太后不能不回大内。臣私下考虑，北宫如今各方面的情形，恐怕已不能和从前相比。外面巡逻守卫的士卒，里面嫔妃、宦官的人员，也一定比旧日少了许多。臣听说宫中各处隔门也很少，如果回内的日期再一再拖延，号令就不能周密，关防也不能完备。若像前些日子那样，有意外盗贼从宫中出现，或者发生比这更严重的事情，惊动慈闱、使宫禁震骇，这难道是小事吗？即使朝廷严加诛治，所造成的伤害也已经很大了。到了那时，岂不是会进一步触动慈母之念吗？” 这是不能不回大内的第六个理由。臣仰想陛下即位以来，虚心采纳劝谏，只要言论合乎道理，从未不予施行；即使是地位疏远卑贱的小臣，只要有可取之处，也全都听纳。近来又设置三谏，以扩大言路、沟通下情，圣德宏大，治理功业崇高，大概正是以此为根基。如今太后回宫一事，臣下请求的已经不止一次，即使民间卑贱之人也都认为合乎事理。事情的道理如此明白，现在朝廷却寂然不办，彼此相顾而找不到理由。臣民都心怀疑惑和无端忧虑，甚至有人猜测议论来惑乱人心。事情所关系的利害尤其重大。如果陛下立即颁布太后回宫的诏书，早早确定每日侍奉东朝的礼仪，岂只是上可以遵奉祖宗之礼，下也可以压住众多疑虑吗？这是不能不回大内的第七个理由。臣听说，疾病疼痛和身体不适，即使年轻壮健的人也不能免除。仰想皇太后年事已高，又处于忧悼之后，难道没有牵动圣体、损伤和气的地方吗？如今独居北宫，上天保佑，身体固然安宁；但万一稍有不适，需要亲自服药，陛下早晚前去侍奉，必定有所不便，不能拿从前的情形一概而论。何况平常无事时，太后饮食起居之间、言语行动和心意意向之际，也尤其依赖陛下每日亲近身边，加意调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如今既然不能早晚侍奉，太后一旦稍有不称心的地方，都足以损伤和气。这是不能不回大内的第八个理由。臣所陈述的八条理由，都依据礼典衡量，以孝道验证，斟酌人情，考察众议，没有一条不合适。如今有人所说的，不过是：皇太后在北宫住得安稳，不愿轻易搬动；又说慈母的训示难以坚决违背。臣私下认为完全不是这样。事情有轻重利害，善于处理事情的人，只选择重要而有利的去实行。南北两宫都是宫禁，今天住在这里安稳，日后住在那里安稳，本来是一样的。陛下凭天下的供养、国家的力量，办理一个东朝的奉养，究竟有什么困难？难道一定只有北宫安稳，其他地方就没有可以安居之处吗？慈母的训示固然不敢违背，但事情贵在合乎道理。陛下一次请求没有成功，再请求、三次请求，反复依据祖宗典故、国家礼文、万世法则、母子情义和宫闱利害，臣下屡次上奏，外间议论纷乱，把这些道理逐一列举，曲折恳切地陈述，直到获得允许才停止，那么慈母一定会欣然听从，陛下的孝心愿望也就实现了。又有人说，左右前后的人一定有人认为住在北宫方便，而害怕迁往南内。” 臣认为这是小人的私心，很容易击破。仰想陛下刚明英断，威严如天，平日一听到奸谋，便立即诛杀。假使左右前后果真有人暗中动摇这项议论，臣愿陛下公开宣布号令，严加诛罚；凡是妄自阻挠此议的人，一律杀无赦，那么又何必担心有人阻挠离间呢？臣愚昧地希望圣慈立即作出睿断，充分采用臣所陈八条理由，坚决请求皇太后一定回到大内，直到获得允准。请迅速颁下明诏，选择日期迎请；如果东朝宫室来不及修办，便请先把大内现有殿宇拨出，整修治理，早日迎接慈驾，随后继续修建，以遵守祖训，符合礼典，成全孝养，昭示万世，满足舆论愿望，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臣是疏远卑微的小臣，竟敢议论朝廷大政，罪该万死。只是想到久受圣恩，却没有报答的途径，爱君心切，略尽愚虑，并非故意偏激沽名，以招致越职获罪。若蒙圣慈认为可以施行，便请降旨执行。臣无比仰望陛下庄严的光明，只能以犬马般的忠诚惓惓期待而已。袁说友又上奏说：臣仰想主上具有大有作为的资质，亲自承受先帝托付重任，以重华之德协助帝业，像舜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先帝；每日问安省视，以天下奉养亲长，年逾二十余载，这是亘古未有的事。” 遭遇非同寻常的大变故，圣心悲痛深切，至性完全表现在父子之间，孝诚可以通达神明。陛下亲自决断，实行三年丧制，悲哀忧伤超过礼制，哀痛极其深厚。自三代以来，明君圣主不能勉力实行的事情，主上出于至诚，亲自履行丧礼，处处不违礼法，超越今古，光耀史册，留下训示万世，实在盛大美善。臣仰想高宗皇帝亲身成就大业，继而开启中兴，治道完备、德行圆满，功业宏大、仁德显著；他的谋略功烈表现在政令中，配合天地、参与化育，散布于天下而载入史册，实在不是靠铺陈夸张就能说出万分之一的。如今陛下追念先帝，如同仰望羹饭、仿佛看见墙上的身影一样，正切于圣虑，那么先帝的圣训谋略，哪里是一日可以忘记的？恭敬地想，乾道二年，主上首先命儒臣编纂建炎、绍兴年间的大典，撰成《宋一统志》，揭示圣训之名，先帝贻谋和后世辅翼的内容都汇聚在这部书中。御制序文收藏在金匮之中。臣近来蒙受圣恩，擢升为中书省丞，得以仰窥朝廷大政，恭敬诵读御制文章，感到无比荣耀幸运。主上如今孝思极其深切，想要报答先帝大恩，只有遵循旧日章程、法宪和成规，以寄托无穷的追思，慰藉先帝在天之灵，庶几使以孝治国的事业更加兴盛而不衰。” 臣希望上奏此事，恭请陛下发布睿旨，等将来讲筵开讲的日期，在讲筵处命经筵官每天进读《圣政》一书，使他们讲解宝训、启发圣心，永远延续孝思，弘扬治道，以仰副主上使人伦制度两方面都完备的心意，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历代名臣奏议》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十一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孝亲 宋光宗绍熙二年，皇帝因为生病而没有到重华宫。秘书省正字项安世上书说：“陛下的仁德足以覆盖天下，却不能把爱施于宫闱父母之间；器量足以容纳群臣，却不能在父子关系上忍让。陛下把自身置于六军和万民之上，但有了父子关系，才有君臣关系。愿陛下亲自深入思考，父子之情终究没有可以断绝的道理，慈爱敬亲的念头必定有自然生发的时候。圣心一旦转变，何必选择日期？早晨前往叫作省视，晚上前往叫作定省。当天就驾车前往，旋转乾坤，不过在反掌之间。” 绍熙三年，皇上因忧虑疑惑成病，仍不到重华宫。中书舍人黄裳上奏说：“陛下对于寿皇，尚未尽到孝敬之道，想来一定有所疑虑。臣私下推究陛下产生疑虑的原因，陛下莫非担心焚烧粮仓、疏浚水井的事情吗？焚廪、浚井之事，在当时或许确实发生过，但寿皇的儿子只有陛下一人。寿皇把希望寄托在陛下身上极深，对陛下的爱也极深，所以忧虑陛下更为迫切。寿皇生病时，焚香向天祈祷，为陛下祝告。爱儿子到这种程度，那么焚廪、浚井的心思，臣可以断定一定没有。陛下还疑虑什么呢？又莫非担心唐肃宗的事情吗？肃宗在灵武即位，并非明皇的本意，所以不能没有疑虑。寿皇尚未厌倦政事，亲自把神器交给陛下，谦让禅授的风范，与尧舜相合。这与明皇时的事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陛下还疑虑什么呢？又莫非担心卫辄的事情吗？卫辄与蒯聩这对父子争夺国位；寿皇年老多病，于是退居北宫颐养精神、保全康宁，并把天下政事交给陛下，并没有争夺之心。陛下还疑虑什么呢？又莫非因为孟子所说父子之间相互责善而疑虑吗？父子之间相互劝勉，本来产生于爱；儿子若能明白这个道理，怎么会彼此伤害呢？” 寿皇希望陛下成为圣明的帝王，责善之心出于忠爱，并不是要损害恩情。陛下还疑虑什么呢？这四件事，也许就是有人产生疑虑的原因；臣按照道理推究，根本没有一件值得疑虑。父子之间一旦有了些许猜疑，这种心思一萌发，心神就会混乱。因此，天象发生变化便疑惑而不知畏惧，百姓困苦便疑惑而不知道体恤，怀疑宰执专权便不以礼对待大臣，怀疑台谏制造事端便不接受忠谏，怀疑嗜欲无害便亲近酒色，怀疑君子结党便庇护小人。凡是不必怀疑的事情，无不拿来怀疑。至于贵为天子却不能以孝著称，敌国听说后将任意轻侮，这才是应当怀疑的事，陛下却不疑；小人将要起来作乱，这才是应当怀疑的事，陛下却不疑；中外官军难道不会另有心志，这才是应当怀疑的事，陛下却不疑。真正值得怀疑的反而不疑，颠倒错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祸乱的根苗近在旦夕，应当趁现在幡然改过，整备圣驾拜谒两宫，恢复父子间的欢乐，这样四夷都会向往风化，天下都会仰慕义理。” 校书郎蔡幼学上封事说：“陛下自春天以来，就没有按礼朝见北宫。近来寿皇身体不适，侍从、台谏叩拜殿阶请求入见，陛下拂袖而起，宰相牵住衣襟，群臣跟随哭号。陛下退朝后，宫门全部关闭，大臣们连续多日不能见到陛下一面。到了应当仰望圣颜的朝日，京城百姓伸长脖子等候，拖延到中午，禁卫军含恨，市井和军伍中诽谤议论纷纷。邻近州郡的驻军听到传闻，疑惑惊怪，变故突然发生，陛下必将承受其祸。诚心想到人的身体毛发皮肤，都是寿皇所赐；宗庙社稷和百姓，也是寿皇所托付，那么过去的慈爱之情，难道不会触动心中吗？难道不可以独自作出圣断，恢复父子间的欢乐，消除宗庙社稷的祸患吗？” 光宗的车驾将要前往重华宫朝贺，后来却中途停止。翊善罗防说：“从天子直到庶人，按照节令拜见父母，没有缺失的。三纲五常所关系的事情极其重大，不应把它当作寻常事而忽视。”皇上是否过宫尚未决定，罗防又上奏说：“陛下已经选定日期过宫，寿皇一定伸长脖子等待。陛下作为普通人，对朋友尚且不能没有信用，何况君主侍奉父亲呢？如今陛下长久缺少问安省视，寿皇想见陛下却不能如愿。万一忧思成疾，陛下将怎样向天下人自我解释呢？” 司农寺主簿吕祖俭上奏说：“臣听说，臣子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儿子从父亲那里承受生命之气，臣子则承受君主的命令。因此臣子之身，不能私自认为属于自己。君主和父亲安定，家庭和国家才安定；家庭和国家安定，这个自身才能安定。否则即使天地广大、四海辽阔，也没有地方可以安身。自古以来，仁人、孝子、忠臣、义士之所以竭尽诚意、毫无保留地进言，把家国之事看作自己的事情，不回避死亡的惩罚，他们心中难道还有别的想法吗？这是因为家国安危实相互关联，不能分解开来。并不是为了沽名求誉，揭发攻击而自称正直，以便为自己谋私。何况臣世代承受国恩，粗略明白这个道理。先臣吕防正辅佐太宗、真宗，吕夷简辅佐仁宗，吕公弼辅佐英宗、神宗，吕公著辅佐神宗、哲宗，吕好问又辅佐高宗；在各位皇帝开始亲政时，政事艰难、时势变故，他们都亲身经历其中，调和安抚、维持局面，同享安乐、共担忧患，不敢有二心。臣的父兄也曾得到朝廷记录，都在朝廷任职。臣从州县小官起步，又蒙陛下破格擢升，使臣得以充数于朝班。难道不是皇上的慈爱想到旧族，让臣扶植后代延续，也许能够不只顾自己吗？”

译臣自知地位低下、言语微末，只应退居本分、谨守职责，哪里应当狂妄僭越，进献封章？实在是因为区区愚诚有所感动激发，即使想缄口沉默，也不能自我控制，不得不冒死为陛下陈说。恭敬地想，本朝圣圣相承，承受上天明命；纲纪法度、赏罚政刑，难道全都超过汉唐吗？唯有仁孝之行本于内心，而远远超过常人的德业，超越千古，所以能够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即使经历变故也始终不动摇。高宗皇帝单骑渡江，再造华夏，不曾预谋，也不曾占卜，便提挈大宝，把它交给寿皇圣帝，以此报答艺祖在天之灵。我们的寿皇恭敬勤勉，亲自实行二十七年的孝养，銮车往来，万民瞻仰，岂只是天下爱戴，连夷狄异族也能歌咏赞叹、欣然仰慕，不能明白其中缘由。在这个时候，即使有水旱灾害、盗贼忧患，人心既已稳固，也很快消除平息；盛大德行感动上天，所得到的应验自然如此。这并不是侥幸获得的。仰想皇帝陛下在东宫培养德行，仁孝之名日益远播，日积月累，见识天下义理已经很多，讼狱、歌谣无不归向仰戴。寿皇想到天位已有托付，忧虑万机而勤劳，虽然年纪还不算高，却在陛下身上再次看到了精诚专一的传承。” 三位圣主相互授受，光明显赫，慈爱和孝道都达到极致，这实在是史册从未有过的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能凭天子的尊贵和天下的财富侍奉自己的父亲，这是古今难遇、君父最为荣耀的事情。三代以后，历经一千多年，只有唐朝几位君主做到如此。唐太宗对高祖、唐明皇对睿宗、唐肃宗对明皇，在逊位禅让之际都不是出于真心，嫌隙疑阻随之而来，祸乱也随即发生。肃宗因臣民进言，抱着年幼的女儿，感念父亲顾复之恩，直到抽泣悲叹；史册记载至今，读来仍能使人流泪。因此我朝禅代的美事，虽然在靖康年间已经开始显现，但当时战事逼近京郊，事情仓促发生，彼此相处之间有些情形是不忍言说的。古今君主难以遇到的盛事，既然已经有了时机，却又违背了愿望，损害了奉养亲长、使父母遂志的最大快乐，这正是仁人君子痛心疾首的原因。如今陛下亲身承受美好的时运，侍奉寿皇完全遵循寿皇侍奉高宗的旧例，正如《礼记》所载，文王侍奉王季，武王率领臣下跟随文王，实在无可挑剔。这样的家法美德、嘉声盛名和宏伟功业，陛下全都已经得到，确实足以教导天下人的孝道，并为万世留下法则。” 这大概是我国仁爱孝道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上天把非同寻常的福庆赐给国家，更应当极力做好培植保养的功夫。去年冬天郊祀的晚上，突然刮风下雨，圣心敬畏，于是违和生病。然而陛下思念慈闱的心，并没有因疾病而停止；药物刚刚停用，便不顾风雪，乘车前往。京城百姓夹道仰望，无不欢欣鼓舞。圣人的孝心，难道不正是在这样培植保养吗？上天赐给我国的福祉，也可以说达到极点了。不久听说圣体又稍有不适，寿皇爱念深切，于是多次颁布免除陛下过宫的诏令。如今已经过了很久，圣体清健、圣明临御，臣下都欣慰喜悦。近来在庆节前十日，陛下奉香致敬，群臣的疑虑像冰一样消释，欢乐之意流布四方。到了流虹之日，天气和畅，百官排列站立在重华宫外，都以为必定能够瞻见圣颜、亲自奉行献玉杯之礼。太阳渐渐升高，众人踮脚远望，几乎望断双眼；拜表完毕，众人心中惶惶。难道是圣心认为寿皇慈母的训示难以再三违背，所以不愿多次驾临而烦扰百姓吗？或者圣体有确实无法勉强之处，而不是外廷所能知道的吗？孟子说：‘谁没有应当侍奉的事？侍奉父母是侍奉的根本。谁没有应当守持的东西？守持自身是守持的根本。’ 陛下的仁孝出于天性，哪里还容得臣下议论？然而臣下仍有不能忘怀的忧虑，实在担心圣体尚未完全康复，却无法向海内释放最深厚的感情。不久听说陛下上朝、临讲的制度不超过常规，虽然由此知道陛下已经享有和平安宁之福，但道路上的议论反而更加疑惑。侍奉父母的礼法，众人都知道；如果稍有缺失，自然难以使家家户户都明白。朝廷中的臣子，或许还能一直等到冬至将近。陛下既然接受群臣朝见，必定会亲自前往北宫，以伸展尚未充分表达的诚意。到了日期，天子的仪仗入列，百官就位，大家回望宫中的屏风，不只是如饥似渴，且彷徨徘徊；仪仗严整而礼事却没有奏报，百官分立庭中，皱眉含泪，人情忧急，仿佛痴狂。宫门近在咫尺，却无路叩问，只得徘徊退下，彼此相看而神色黯然，流言纷纷，实在不忍听闻。正当有道之朝，又逢阳刚之气渐长，正是陛下承受多福、各国共享盛治的时候，为什么要使人心达到这种地步？臣私下妄自揣测圣意，陛下必定认为父子至情应当把慈爱和孝敬都做到极致，岁时庆贺不过属于礼文；既然慈爱和孝敬都已隆盛，即使礼文有所简略也可以。臣却认为不是这样。士大夫和百姓之家，父子同住一室，行动起居都在一起。” 至于君主政务繁多，问安、视膳不能早晚都亲自去做，所以五日朝见一次、按节令称贺，大概正是为了通达人子的感情。所谓礼文，就是实际的事情。何况君主是华夏和蛮貊共同瞻仰的对象，凡是表现在节令物候和礼仪典章中的事情，都是用来感化天下、激发他们忠君亲上的心，怎么可以在似是而非之间，把因循拖延说成没有损害，使人心松弛、任意猜测呢？君主的心意所感，随时一动便会得到回应。陛下试着反过来想一想：陛下亲自举行重华宫之礼，天心必定愉悦，两宫必定欢喜，群臣受到感动，军民欢呼，天下各方以为法式，四夷敬畏服从，洋溢着太平景象，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尊荣也没有比这更大的。陛下暂时停止重华宫之礼，天心必定不能感通，两宫必定显出思念，群臣忧惧，百姓不知道依靠什么，军民怨恨诽谤，再无顾忌；天下各方将有离散涣解的趋势，四夷将产生轻侮的谋划，显然呈现衰败、危险、困顿的状态，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也没有比这更大的。这两种情况的利害荣辱极容易知道、极容易看见，陛下将选择哪一种呢？臣私下听说，寿皇的大典已经完成，进呈典籍的日期也已确定，恭敬地想陛下一定会亲自率领群臣，举行这项繁盛礼仪，以慰藉神灵和人的愿望。”

译即使寿皇又下令免除陛下到宫，也不能就此停止。因为免除到宫，是寿皇爱护儿子的心意；而必须到宫，则是陛下侍奉父亲的实际行动，是扩充天性本有的亲情，如同水势必然向东流去，不必因为多次出发而想停止感到羞惭，也不必因为人们已经议论很多而厌烦。万一有人援引理由、递进奏章，主张免除到宫，这只是引导陛下、窃取宠幸的计谋，并不是爱护陛下。上天的意愿是否顺从，人心是离散还是聚合，关键正在今日，只有陛下留意。臣之所以对此恳切不已，并不是替陛下爱惜到宫这个名声。国家南渡以来，户籍和疆土有一半沦陷在沙漠，仇恨耻辱还不能马上洗雪。说到民力，困于供养军队，百姓焦灼憔悴，大多无法生活；说到军政，因陷于和议而废弛，军队骄纵脆弱、困窘怨恨，遇到紧急情况难以倚靠；说到人才，朝廷一味要求沉默，真有患难时，谁能和国家共同忧患？静下心来思考，实在令人寒心。所依靠来维系亿万年根基的，大概是祖宗已有仁孝慈爱的无可比拟的盛德，近年三位圣主授受相承，孝爱相互感通，又足以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因此其他方面虽尚未完备，仍可以逐步治理。如果圣孝在外在表现上稍有亏损，四方传闻越传越远、越传越离奇，人心动摇，根本必定受到伤害。” 臣私下担心，灾害会由此产生，祸变会由此萌发，再没有可以依靠的稳固基础；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不能说这是迂阔之谈。而改变局势的关键，只在陛下一念之间。臣对此如果不说，就是爱惜自身而辜负国家历代养育的恩德。《诗经》说：‘心中的忧虑啊，连闲暇都没有。’臣不胜恳切，冒犯天威；臣怀着仰望上天、敬望圣上的惶恐迫切之情，等待陛下的命令。” 绍熙四年，吕祖俭又上奏说：“臣世代承受国恩，如今又得以充数于朝班。近来因轮流应对，得以仰望圣颜。陛下容貌庄严温穆，纯粹温和，不遗漏卑微之臣的言语，曲加奖纳。至于谈论天人感通之际，涉及侍奉父母的礼法，圣明的谋议广大深远，穷究根本，说侍奉父母如同侍奉上天，应当以诚实为务，因此可以仰见陛下心中所存的圣念，实在与上天相通。礼文所寄托的事情，有时或许还不十分周全，但起初并不是亏损天性中最深的爱，实在有外廷不能知道的原因。然而事情因偶然情形而如此，公众的观感和听闻逐渐败坏，诚实的德行变得模糊而不能彰显，礼文的实际意义也因因循而失去信用，国家形势和人心危险动摇，实在有朝不保夕的忧虑。凭陛下照临天下的明圣，正将延揽贤俊以兴起治理功业，如今在这件事上屡有缺失，既不是陛下本心，却仍然优游迟疑、视为寻常，使道路上的流言逐渐到了不忍听闻的地步，臣实在痛心。如果执政大臣、侍从、台谏不把今日事情的真实道理告诉陛下，就是群臣辜负陛下；如果有所论奏却不能立即上达，就是左右宦官畏惧威势、逃避罪责，堵塞蒙蔽陛下的聪明。” 天下人的心思有万般不同，但至于侍奉父母的实际行动，根源在孩提时就有的良知，不必家家传告、户户晓谕；从天子到庶人，无不以此为根本，而君主又是华夏和蛮貊共同瞻仰的对象，这件事实在是三纲之首。如果举措违背常理，天意和人心随即涣散，臣不敢回避万死，也要为陛下把话说尽。这不是臣故意说危险的话、提出苛刻的议论，而是因为陛下的天性本来不是这样，臣不忍陛下背负这种不美的名声。况且关于过宫的密疏，本来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呢？只是自去年冬天以来，陛下乘舆多次出发都中途停止，而且都是举行盛大礼仪的日子。比如庆节那天，臣亲眼看见百官排列站在重华宫外，等待翠华仪仗到来；太阳渐渐升高，众人踮脚远望，几乎望断双眼，拜表完毕，众人心中惶惶。当时陛下即使自认为诚心无他，人情也已经不能不惊愕疑惑。到了冬至那天，臣亲眼看到天子仪仗入列，百官就位，彷徨徘徊；仪仗严整而礼事没有奏报，百官分立庭中，皱眉含泪，人心忧急，仿佛痴狂。宫门近在咫尺，却无路叩问，只得徘徊退却，彼此相看而神色黯然。当时陛下即使又自认为诚心无他，流言也已纷纷，尤其有些情形不是单靠言辞所能解释的。”}], 臣于十一月十二日冒死投匦自陈，在陛下面前陈述这些话，大概是担心朝廷内外的情况还有陛下不知道的地方。所幸近来进书、成礼，经过宫门也都依照仪式进行，天空放晴，京城百姓欢欣鼓舞，内外的疑惑才得以消除。陛下诚信笃实的心意开始昭示四方，但本月二十日之间，经过宫门的日子却又两次都撤去仪仗。十七日的事情又比往日更加严重，从早到晚竟没有传达任何命令。侍臣站在朝庭，卫士列队守卫，经过的官司等候询问起居，捉巷军兵依次排列，整日守候在值次之处，没有不惶恐不安的。直到殿门将要关闭，才各自散去回归。宰辅的章奏时而被阻隔，宫闱与殿陛之间仿佛相距万里，片刻之间的关切实在深重。偶尔没有经过宫门，也不算大的过失，只是屡屡不加察觉，便可能由此成为产生祸乱的阶梯。因为因循失信，安闲宴居，已经深深失去人心；而外朝与内朝之间，关节脉理不能贯通，就像咽喉一旦闭塞，便会成为危重疾病。这是陛下切身的利害，也是宗社安危的分界。至于四方的观望，夷狄的窥伺，奸雄因此萌生的心思，声闻流传得越远便越离奇，那还只是日后的事情了。

译臣在宫阙门外，至于圣意为何恰好没有出来，臣不敢知道。但这件事极其重大而严重，人人都明白，四方人心都把它看作最大的忧患，已经没有闲暇谈论其他事情。陛下圣明高远，静下来想一想，难道还能再把这种情况当作常态吗？如今为寿皇诞辰进香的礼仪，陛下已经降旨经过宫门，把诚意寄托在礼文之中，不敢有所忽略。凡是臣民，谁不为圣德而欢欣鼓舞？只是恰逢阴雨，所以没有实现。但从今以后，众人的心情会更加仰望期待；这全在陛下，只要更加用心，谨慎举行这一常礼，疑惑的心情和郁结的念头便不应再存在，感动人心、扭转局势也不能稍有迟缓。每逢经过宫门的日期，都应提前恭敬戒备，培养这种诚心。只怕左右近幸之臣妄自揣测圣意，只求迎合逢迎；否则便会掩藏奸邪，暗中进行离间。到了应当经过宫门的时候，他们往往安排进酒宴饮，拖延到深夜，使陛下不能保持清晨时的清明之气，于是銮车早早出发却屡屡失去时刻和仪度。这些情况未必真的存在，然而臣私下忧虑过甚，仍愿陛下更加留意。古人说，不能长久得到的，是侍奉父母的时日。寿皇亲自奉养高宗二十七年，即使是远方异族，也都受到感化。如今寿皇年岁渐高，陛下问安、侍奉饮食，早晚都不容不亲自前往；这样五日朝见一次，逢时节前往庆贺，依照礼制实行，仍然显得疏阔。陛下的圣孝本出于天性，难道不应深切思念吗？如果圣体恰在这时稍有不适，应当预先降下指挥，改在另一天清闲安坐，以养成平和安宁的福气。即使是一时的小型宴饮，也应暂且停止。这样才可以在天意已经离异之后重新感通天意，在人心已经失去之后重新收揽人心。孝道这一根本充分建立，足以激发天下人的孝敬之心，那么即使事情尚未完全理顺，也都可以从容应付。而陛下侍奉亲长如同侍奉上天的真实德行，大概就像日月重新出现一样，人人都会仰望。哪里还会在意那些微小的尘埃浮翳？它们就像冰雪消融一样，不足以成为累赘。孝德感召和气、带来祥瑞，又足以为万世开启无穷的福泽。臣拳拳不舍的心意，只在于爱护君上；所说的话狂妄愚拙，忧心如醉。只愿陛下裁断宽赦，臣冒犯天威，俯伏等候治罪。绍熙三年十一月，陈傅良上密封奏事说：“臣只是一个疏远微末之人，才能不超过常人，又多病早衰，牙齿头发衰败变白，长期没有获得荣进清显职位的希望。近来奉命出任湖湘方面的职务，因不能胜任而被罢免，曾上奏请求奉祠，乞求就近求医服药。没想到陛下过分听信臣的长处，不认为臣是不肖之人，反而让臣以畿内节度之职留在郎舍，赐在便殿召对。臣起初并没有提出什么建明，但陛下面容欣悦，声音温和厚重，不到几天，便提拔臣为册府副职。又过了不久，任用臣为皇子嘉王府赞读官，这是当时儒者所能得到的极优厚待遇。臣实在没有想到，陛下待臣如此宠厚，因而十分恐惧，不知怎样才能报答这次知遇之责。臣日夜思量，只有同两三位僚友共同秉持一个心意，向大王讲述古今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讲明人的大伦、天地的正义，使他成就孝敬、长存恩爱，不辜负陛下任用我们的心意，即使死了也不朽。臣曾读书读到《文王世子》记载说：‘文王早晨朝见王季，每天鸡初鸣时便穿好衣服，来到寝门外，询问内侍和侍奉王季的人，今天身体安好吗？内侍说：‘安好。’文王才喜悦。如果王季不安，文王面色忧愁，行走不能把鞋穿正，就一定反复对王季诵说道：‘这可以作为法则。’” “侍奉亲长如周文王那样，便接受天命建立周朝，王室宗族延续百世，功德见于《雅》《颂》。愿大王仰慕他、效法他，不要认为这是自己做不到的事。”读到《汉戾太子传》说：‘亲戚之间的道路隔绝不通，太子进不能见皇上，退又受困于乱臣，只能独自含冤而无处申诉，所以也一定反复对大王诵说道：‘这可以作为警戒。’侍奉亲长像汉太子那样，便会在宫阙之下交战，父子不能相保，后世修建望思归来台，天下人为之悲伤。愿大王对此警惕、恐惧，不要使这种万一发生。’幸赖上天神灵、社稷宗庙之福，大王资质纯正明达，嗜好很少，不自以为尊贵傲慢，喜欢亲近读书人；每当得到僚佐直言极论，便深信不疑，不加忌讳。至于周朝得天下的原因，便整理衣襟、增加敬意；汉朝失天下的原因，则皱眉不忍听闻。近来大王的声誉日益彰显，人心日益归附，臣与两三个人私下相互庆贺，认为陛下有了儿子，这是国家无穷的福泽。如今臣私下还有疑惑：防庆诞节，陛下缺少向寿皇奉觞祝寿的礼仪而没有举行；长至大朝会，陛下又缺少称贺的礼仪而没有举行。群臣受到惊惧，妄自窥测圣意。臣本来知道陛下自从患病以来，虽然已经康复，但仍不便乘舆，害怕风霜。” “即使如此，也不能成为教训。为什么呢？区区口头陈说，不过是耳目所感，必定不能胜过亲身实行。施行教化流于空泛，观看古代事例，也不过是纸上学习，必定不能像家传的法则那样切实。如今陛下对上损害三宫的欢愉，对下却责备小臣，让臣向皇太子陈说义理，希望他少犯过错；这样即使臣怀抱流血般的至诚，也没有看见能够有所补益，只不过是想逃避斧钺诛戮罢了。楚王曾说：‘爱护自己儿子的，难道也像我这样吗？’陛下把国家无穷的福泽寄托在一个儿子身上，应当怎样爱护他呢？如果偶然不察明应当作为法则的道路，反而使讲读都成为空话，名义上说是辅导，那还要我们这些臣子做什么？这正是臣痛惜的地方，因为这样的举动不能成为教训。臣由于多病早衰，牙齿头发衰败变白，长期没有荣进清显职位的希望，正要申请奉祠以便求医服药，却不忍默默无言，冒死为陛下说一句话，希望陛下醒悟。臣伏在纸上流泪，不知所言。”

译四年，陈傅良任起居舍人，兼任中书舍人。又上奏说：“臣不胜蝼蚁般的忠心，冒昧提出愚见，仰冒天听。如果陛下能够阅览，臣即使受到诛戮，也不后悔。臣听说父子之间的亲情出于天性，孝顺和慈爱之道不待教导便能做到。士人和平民都如此，何况君主呢？然而考察史籍，有人尊贵到成为君主，却使父子之间产生嫌隙，以至招致祸败，反而不如士民之家，这是为什么？地位低贱的人群居在一起，情势容易亲近；地位尊贵的人分居宫室，情势容易疏远，就是这个缘故。正因为情势容易疏远，离间的话便容易进入。离间一旦进入，父亲的心情便不想主动向儿子沟通，儿子的心情也不想向父亲表明，于是越来越难以开口，父子之间的嫌隙便产生了。父子有了嫌隙，祸败便会到来。唐朝西内宫的事，是李辅国一类人造成的；从前龙德宫的事，是梁师成一类人造成的。说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恭敬地想，陛下父子之间本来完全如舜、禹一样，但近年来稍微有损于日常定省的礼节。臣实在卑贱，不能知道宫禁中的事情。若以往日的鉴戒来观察，或许也应当有离间两宫的人吧？陛下孝顺谨慎，本来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偶因细微之事而形成疑阻。” 寿皇恐怕伤害陛下的心意，不愿自己察问；有人向寿皇说明，陛下又恐怕伤害寿皇的心意，也不敢自己察问。即使有人说明，左右近臣各自畏惧天威，又把传达这些话视为忌讳。因此礼仪文饰逐渐疏阔，父子情谊日益隔绝，积累成因循敷衍，实在令人震惊。这就是臣不避万死而冒昧进言的原因。进言的目的，是为了使两宫彼此沟通。如果天意确实如此，希望陛下降下臣的这篇奏章，明诏大臣，使两宫左右之人都明白此事，务必沟通两位圣主的情意，那么舜、禹的德行便可与千载以前相合了。臣怀抱迫切恳切的祈请，实在无以复加。” 陈傅良又上奏说：“臣近来不懂忌讳，幸因蒙赐召对，冒昧谈到两宫情意不通的事情。仰承圣上的慈爱宽宥，陛下曲意垂问，使臣得以详尽陈述诚恳心意。陛下又命臣写入奏章，指出离间之人的罪过，将要施行处置，以消除疑阻。古人所谓狂夫之言，圣人也有所取择，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待遇呢？臣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等到奏章送入，最终却被留置没有下发。臣深深责备自己；不是陛下不听臣的话，实在是臣辜负了陛下。因此不避烦扰亵渎，再次上奏陈说。”臣听说上天赋予的亲属骨肉之情，自然有恩爱，偶尔有嫌隙，甚至会彼此猜疑。考察史籍，间或有这样的情况。然而人的常性不可剥夺，同气相求，最终容易互相感动。所以正当怀疑之时，仿佛终身都不能和合；等到有所感悟，又顷刻之间恢复如初。往往欢喜到极点而流泪，哪里会像彼此各怀异志的外人那样，即使以盟誓相互约束，最终仍不断防范呢？何况陛下父子圣明同德，如舜、禹再现于今日，更不是本心如此。假如反省最初的一念，又何必等待臣下苦口多言呢？况且陛下难道不记得寿皇从魏王邸时便对您疏远吗？” 自古以来废黜或册立太子都出于爱憎，寿皇当时究竟怀着什么心意呢？难道陛下忍心忘记吗？如果说有离间之人，那么也应当有缘故。考察前代，大多是奸臣因为怀有反复不定的心思，于是施行挑拨争斗的计策；他们在这件事上的取舍向背，都是为了自保。如今的群臣，难道会有这种事情吗？他们既然不曾得罪陛下，就一定不会到寿皇那里去申诉。人情十分明白，可以洞察。即使近幸之人妄自结党，偶尔有些可以谈说的地方，也不过是暂时蒙蔽视听，根本不是要害，不足以制造事端。即便按正典刑处置，又哪里值得再烦劳圣上忧虑呢？这正是臣日夜痛心的地方，认为陛下错误地有所怀疑，忧虑积累成病，才到了今天。还是臣不了解圣意呢？陛下如今是要听取两三位大臣和百官的话，使父子关系恢复如初吗？还是要一概不听，使父子终究不能相见呢？从前虞舜希望在父亲活着时见到他，每天向苍天号哭，直到终于使父子和谐相处，万世传诵他的圣德。汉武帝希望在儿子死后见到他，修建望思归来台，天下听说后都悲伤，但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只留下永久的遗恨。两位君主的心情大致相同，只是迟早不同，所得与所失正好相反。臣恐怕陛下今日不成为虞舜，日后却将成为汉武帝。” 臣说到这里，眼泪已经流下来了。如今请求本月随从车驾经过宫门；如果到期仍然没有实现，那么臣实在辜负陛下，便退下接受诛戮。臣不胜迫切的心情。陈傅良又上奏说：“臣私下看见两年以来，以未经过宫门为题进谏的人很多。诵说义理，分条陈述利害，不是不详尽、不激切，但陛下从来没有加以听取。间或听取，也不过是勉强出行一次。近来甚至把当面顺从也当成听取，面对嘻笑也不加责怪。臣私下只是想到，陛下错误地有所怀疑，积忧成疾，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从去年冬天以来，臣四次请求召对，每次都针对陛下的心事反复开导说明，往往深入而切中要害，陛下也为臣倾吐心事，毫无隐情。臣因此更加能够放胆陈说狂妄愚拙之见，无所避讳，逐条解释、分件剖析，实在希望圣心豁然大悟：起居饮食务必自行保养，使之安适和平；号令言语务必自行保持平正允当。对于外朝的事务，不必事事过分留难；对于内廷的事情，也不必对每个人都过分猜疑。这样，深沉的心境便会宁静，天性自然显现，哪里还需要臣下坚持请求呢？而陛下因为臣的话，已经释然无他，在这件事上共有三次有所醒悟。”

译去年冬天，陛下命臣向两府宣谕，第二天取旨。上个月又命臣写入奏章，交付外廷施行。最后在十八日，陛下又告诉臣，早先曾答应丞相在十九日乘驾出行，退朝后便降下指挥。臣多次恳切进奏，陛下的玉音也多次响起答复，这就是陛下第三次有所醒悟的迹象。然而今天确实答应了，明天却中途改变；不只是中途改变，而且又召集众人，赫然向天下表明不肯出行。假如陛下有一个可信的人，有一条可取的计策，有一天能够保持清明，又怎会到这种地步？臣因此惶恐不安，前次召对之后便请求出任外职，如今已经到了极点。即使立即诛戮、交还俸禄而退职，也仍是在为自己打算，并不是臣敢于强求君上。承蒙上天宽容，降旨不允，臣怎敢不再竭尽心力，以完成区区的臣节？臣听说，怀抱虚妄的恐惧，可能招致实际的祸患；怀着妄想的忧虑，可能得到真实的疾病，为什么呢？人的心最为灵明，功用可以与造化相等；一旦有所蒙蔽，便会形成固定的执念，若不是圣贤，很难自行醒悟。严重时甚至会无缘无故导致乱亡。从前汉武帝征和年间居住在建章宫，看见一个男子，派人捕捉却没有抓到，于是巫蛊之祸开始兴起。又曾白天睡觉，梦见几千个木人拿着杖要攻击皇帝；皇帝惊醒后身体不适，心神恍惚而容易忘事，怀疑左右近臣都在施行巫蛊诅咒，没有人敢为被诬陷者申诉，后来便发生了戾园之祸。” 隋炀帝大业初年，内殿失火，皇帝以为盗贼已经起事，惊慌逃入西苑，藏在草丛中，火势平定后才回来。从此以后，他每夜睡梦中常常惊恐，说有盗贼来了；还用瓮盛放毒药，对宠幸的姬妾说：‘盗贼到来时，应当喝下它。’后来便发生了江都之祸。如今看来，征和年间的巫蛊，本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只因为汉武帝疑心不能消除，奸臣借机最终祸害了他的儿子；大业年间的盗贼，也本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只因为隋炀帝疑心不能消除，左右近臣蒙蔽阻塞视听，最终祸害了他本人。所以臣说：这种心意受到严重蒙蔽，便会无缘无故导致乱亡，汉武帝和隋炀帝就是这样。陛下不经过宫门，难道不是错误地有所怀疑吗？臣不知道陛下怀疑什么，是怀疑重华宫吗？道路上的议论，不是把这看作劝善之举，就是认为寿皇仍然吝惜权力。依臣看来，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况且寿皇劝陛下行善，是为天下打算，是为社稷宗庙打算。假使陛下政事修明、人心爱戴，那么寿皇的愿望就实现了，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陛下不察明这一点，难道不是错误吗？如果说是吝惜权力，那么百官的升降进退，他都应当参与听闻；某人被罢免、庶政如何施行，他也应当参与听闻这些事情。但五六年来，天下并没有看见他这样做，只看见陛下内心不能自安，动辄受到阻碍和迷惑，把别人看作欺骗，即使大臣死亡也不相信；把事情看作怪异，即使平民遭受灾害也不体恤，这难道不也是错误吗？” 把错误当成事实，便会开启无端的嫌隙；把怀疑当成可信，便会形成无法医治的疾病。臣深切认为，寿皇不能给陛下制造祸患，是陛下自己招致祸患。臣的话如果不值得听取，按理应当永远被弃置；但想到这样与陛下离异，便不应在外廷再次为陛下恳切陈说。伏愿陛下鉴戒隋、汉已经发生的事情，挽救将要到来的祸患，这是国家的福气，也是两宫所期待的，并不只是臣个人的愿望。面对这篇奏章流泪，希望万一能够有所感动。” 陈傅良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之所以取得天下，是因为得到人心；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人心。这不只是父子之间的私情问题。假如得到人心，即使是君主的父亲，也不能把天下私自送给别人；假如失去人心，即使是君主的父亲，也不能把天下私自留给自己的儿子。从前禹向上天推荐益，准备把天下禅让给他，但讴歌、朝觐、诉讼的人，都不归向益而归向启，所以禹最终没有把天下给贤者，而是给了自己的儿子。因此说：‘假如得到人心，即使他的父亲也不能把天下私给别人，启就是这样。’秦人自以为可以万世拥有天下，死后还称始皇帝，下一代称二世，想从一世传到万世。然而始皇死后才几个月，天下便从四面攻打秦朝，宗庙断绝了。因此说：‘假如失去人心，即使他的父亲也不能把天下私给自己的儿子，胡亥就是这样。’恭敬地想，陛下如今所忧虑和怀疑的，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得到寿皇的宠爱吗？正因为认为得不到寿皇的宠爱而整日忧郁烦闷，害怕失去天下，于是满朝劝谏也不听，举国非议也不顾，举世为此惶惑也不觉得奇怪。臣恐怕陛下的忧患不在圣父，而在人心。为什么呢？” 假如万一寿皇确实是在劝陛下行善，确实仍然吝惜权力，而天下人心归附陛下，那么陛下自然可以向寿皇说明理由。寿皇即使不劝善、不吝权，而天下人心离散，那么即使寿皇也无法替陛下谋划。因此，怀疑寿皇只是虚假的忧虑，失去人心才是真实的祸患。这个道理明白清楚，不必等到智者才能说明。满朝劝谏而陛下不听，百官已经离心离德。四次参见常朝，宰执以下竟没有一人站立入班，这是失去了满朝之心。全国非议而陛下不顾，军民都怨恨诽谤，甚至有人伪造诏书，敢于直接指斥，这是失去了举国之心。况且满朝劝谏而不听、举国非议而不顾，仍可以说是因为忧虑和怀疑寿皇。但吴挺死后半年仍不设置将领，张孝芳被杀后数月仍不讨伐贼人；此外，班直在殿庭等待试选，侍从在郊外等待命令，往往都被远远搁置，完全不予省察记忆。这些事情与寿皇有什么关系？陛下却偏偏坚持这样做；这也就是所谓举世因此惶惑而陛下却不觉得奇怪。难道这还不足以失去天下人的心吗？不只是这样，人情都喜欢安逸而厌恶劳苦，如今仗下的士人都苦于早朝，报过班后便已疲惫；即使有人吐唾沫也不顾，我不知道禁卫军的心情究竟如何。”

译人情愿意亲近亲信而忧虑疏远，如今从阁长、御药院官员到士卒，都不能到陛下身边来一次；还曾有一天驱逐了几十人，我不知道近幸之臣的心情究竟如何。更严重的是，嘉王邸有了儿子却不奏报，掖庭有人去世却不举行发丧仪式，臣又不知道宫闱中后妃的心情究竟如何。陛下试着想一想，难道不可以说是孤立吗？难道不可以说人人自危吗？陛下广泛阅读史籍，对义理已经熟悉，也曾见过自古君主孤立到这种地步、人人自危到这种地步，却还能安然无事的吗？今天下本来没有事情，陛下却因忧虑猜疑而失去人心到了这种地步，还要说：‘我的谋划就应当这样，我不能放下了。’如果一味大发雷霆，使怒意更加不能消解，那么古人所说的肘腋之变、萧墙之祸，恐怕不能说今天完全没有，难道不十分可怕吗？不过，消除疑虑而转为笑颜，正在皱眉忧愁的片刻之间；把祸患转成福气，也只在反掌之间。为什么呢？今天的事情，不像敌国对垒那样难以平息，不像强臣跋扈那样难以控制，也不像四分五裂那样难以收拾，只是由于圣意忧虑猜疑，寿皇做得过分，而人心不服罢了。圣意一旦释然，人心便会安定。所以今天经过宫门，人心便以今天的行动得到解脱。” 明天经过宫门，人心便以明天的行动得到解脱。既然如此，陛下何苦执着停滞，弄到这样危险呢？《易经》睽卦上九说：‘睽违孤立到了极点，看见一头猪背上沾满污泥，车上装满鬼怪；先张弓要射，后来又放下弓。那不是盗寇，而是婚姻亲善；前往后遇到雨，便吉利。’解释的人说：‘睽违孤立到了极点，看见猪背负污泥，实在污秽；车上装满鬼怪，实在奇怪。正要张弓攻击，但到了极点必然变化，变化便会通达。不久放下弓来，便没有盗寇为害的忧患，反而有遇雨的吉祥，因为阴阳调和。’孔子在《象传》中说：‘遇雨的吉祥，是因为群疑消亡了。’人有这样的事情，《易经》便有这样的象。陛下今天的处境并非偶然，事物到了极点就会变化，变化便会通达，现在正是时候。为何偏偏还不醒悟呢？臣前后进奏冒犯天颜，大体都致力于开导释疑，希望陛下自行醒悟，不忍用危急的话伤害圣心。想到自己将要辞职交还俸禄，永远辞别朝廷，所以再次诵说‘人心可畏’的道理，希望陛下裁断选择。只愿陛下迅速谋划此事，臣便万分庆幸，万分庆幸。” 秘书郎彭龟年请求车驾经过重华宫，上奏说：“臣听说《大学》所说的九章中有：孝，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悌，是用来侍奉尊长的；慈，是用来役使众人的。古代君子不出家门便能把教化推行到国家，不过如此而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六位君子，没有不在这些方面谨慎实行的。恭敬地想，陛下继承无穷的大统，至今已经四年，讲求治国之道不可谓不勤勉周至；然而风俗教化没有兴盛，习俗日益衰败，闺门缺少和睦肃穆的风气，郡国中却多有侵犯陵犯的变故。远处的事暂且不说，只说眼前的：御史台是朝廷维持纲纪的地方，成群的无赖竟敢在其中夺取他人物品，还在街市上驱赶殴打；余杭县距离行都只有一百多里，无赖之人却动辄登上县衙驱逐县令；秀州私自贩盐的人，巡检捕捉他们，他们反而捆绑巡检，杀死士卒，竟然肆无忌惮到这种地步。耳目习以为常，把这些当作平常事情，因循下去不停，祸患将会越来越大，不能把它当作小变故而不顾。国家的法令明确完备，如果使这些人能够依法惩治，人们自然会畏惧。法令严密而人却不畏惧，这不是法令本身的罪过。《大学》说：君子先做到自己有的善行，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先做到自己没有恶行，然后才责备别人。” “自己藏在身上的道理尚且不能推己及人，却能晓谕别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陛下难道不曾反省自己吗？《尚书》说：‘天下各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又说：‘百姓不得安宁，也在于王宫和国君的宫室。’古代圣人并不是勉强把责任认作自己的，事理本来就是如此。《易经》说：有了父子关系，然后有君臣关系；有了君臣关系，然后有上下关系。既然如此，要使君臣上下各自尽到本分，难道没有根源吗？臣恭敬地听说寿皇圣帝侍奉高宗，极尽为子的道义。最初接受禅让时，想每天朝见高宗一次，但高宗不允许，于是仿照汉制，改为每月朝见六次。后来高宗又觉得困难，才放宽为每月四次。但不朝见的日子，早晚定省的礼节、饮食供应的安排、寒暑时节的温暖清凉是否适宜，没有一件不让高宗知道。虽然有南宫、北宫的区别，父子却欢娱亲密，仿佛同处一堂。自舜、文王以后，侍奉父母能够尽到道义的，只有寿皇而已。这些都是陛下亲眼看见的；想来当时宫闱之间那些曲折周旋、设法使亲长欢悦的事情，陛下也都亲自领会，外廷无法知道。直到今天，天下称颂寿皇的德行，一定把侍奉父亲作为第一件事。寿皇这样侍奉高宗，那么陛下侍奉寿皇，就应当有所超过他才行。” “如果有一丝一毫达不到，天下人的责备一定会到来。因为寿皇侍奉高宗，与陛下侍奉寿皇又有所不同。陛下即位以来，供养三宫从未有缺，只是因为前一年圣体不和，于是经过宫门稍微稀少。经过宫门本来只是侍奉父母的末节，如今三宫之间情意如春风和气，哪里会计较这些？但有一件事不能不做：陛下自认为侍奉亲长，和周文王相比怎么样？文王朝见王季，尚且每天三次，而陛下历经一月还不经过宫门，难道可以吗？不能把这只归于偶然；如果把它当作偶然而不顾，那么其他因偶然而停止的事情，也必定会如此。稍微不过宫，便认为一定有损于孝道，固然不可；但如今世人所谓的孝，竟只表现在这类事情上，在这里不谨慎，难怪别人动辄议论自己。为什么呢？我们所谓内心确实如此，如果还没有足以使人深信，那么除了礼仪文饰之外，又凭什么表现出来呢？况且父母爱护子女，不论贵贱，感情都是一样的。人到了晚年，爱子之情尤其深切，倚门盼望儿子回来，难道只有里巷中的平民才会这样吗？何况寿皇如今只有陛下一个儿子，他拳拳爱子的心意，不说也可以知道。”

译“特别是遇到应当经过宫门的日期，陛下如果迟疑不去，寿皇不能不降下免除陛下到宫的诏旨；这也是寿皇担心世人私下议论陛下，所以替陛下向世人解除责任。这大概是寿皇的美意，必定不是不愿意陛下前来。陛下如果怀疑寿皇不喜欢您来，銮舆为什么不去一次试试看呢？对上可以感动慈亲的心意，对下可以解释国人的疑惑。今天，寿皇爱护儿子的心，人人都知道；但陛下侍奉亲长的心，世人仍未相信。自从去年陛下不过宫，得到道路上的议论，纷纷杂杂，令人畏惧，不知是否曾有人把这些话举告陛下？似乎听说宰执、侍从、台谏也曾泛泛说过会召来祸乱的言论，后来最终还是没有经过宫门，这些话便没有应验；但也只是侥幸没有应验罢了。今天不能因为那些话没有应验，就忽视它们。臣之所以想向陛下进言，而且一定先提近日几件事，正是想让陛下知道人情已经有所动摇，不得不警惕。还有一件大可忧虑的事：臣从道路上听说，人人都说两宫的情意很不如从前，猜疑离间的嫌隙渐渐显露。虽然这是小人见陛下长久不过宫而产生的议论，但臣根据事情推断，也有不能不疑虑的地方。” “陛下既然举行慈福、庆寿大典，按理应当奏报禀告寿皇，但陛下没有这样做，这是第一件事。陈源是寿皇屏退放逐的人，陛下却起用他，这是第二件事。寿皇近来刚刚失去长媳，即使是平民见到父母晚年遭遇这样的忧患，也一定会亲自前去慰问，但陛下没有去，这是第三件事。这些事情不断积累，疑虑便越来越深，只怕因循下去最终形成阻隔，这难道是小事吗？臣私下听说，嘉祐、治平年间，英宗母子之间的嫌隙已经开始形成，内臣任守忠等人在宫内进行离间，大臣韩琦、富弼，以及侍从、台谏中的吕诲、司马光、王畴等人在外面调停。当时小人只希望他们离异，君子只希望他们和合。幸亏上天赐给我朝社稷福分，二位圣主英明睿智，没有被小人的话迷惑，而诸臣的恳切言辞又足以感动天性中的亲爱之情，所以天下的祸乱无从发生。自古以来，君主处置骨肉亲情之间的事情，往往说这是家事，不与外臣谋划，却与小人商议，因此彼此争斗日益加深，疑隙日益扩大。如今两宫绝不至于这样，但臣深深忧虑的是，陛下外廷没有韩琦、富弼、吕诲、司马光这样的臣子，而小臣之中已经有任守忠这样的人在，两宫哪里能承受其他的疑虑呢？” “如今朝廷群臣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每当聚在一起，都会变色忧虑。但臣私下听到他们的议论，却没有人为陛下忠实谋划。有人说：父子之间的事情，是人们难以开口的；谁没有亲人？侍奉亲人本来就是应做的事，哪里需要别人来劝说？说出来只会激怒陛下，不如听其自然，天理自会恢复。这样说的人，是把陛下当作不足以交谈的人，这是最大的不忠。有人说：这也不是言语议论所能打动的，只有寿皇主动降低姿态迁就陛下，或许才能挽回。这样说的人，又是想侥幸等陛下出行一次来满足人情，却不知道这样对陛下的误导更加严重。假如采取这种做法，对寿皇固然是慈爱，但这样颠倒次序，对陛下难道能安稳吗？假使韩琦、富弼、吕诲、司马光这些人在今天，他们一定只会把‘侍奉亲长不可不孝’这一道理告诉陛下，绝不会曲折回避，反而损害圣德。像这些诸臣一样，正是臣所仰慕的。臣私下观察陛下近来的作为，对照《中庸》所说的九经，已经触犯其中五项；臣想说的还不止这些，这只是《大学》九章中最重要的一条。只愿陛下突然彻底改变谋划，焕然一新圣德，使纲常伦理之间毫无愧色；这样不但可以平息祸乱，而且可以达到太平。这本来没有任何拘束牵制，陛下反复思量、转变行动也很容易，为什么害怕而不去做呢？” “冒犯天子的威严，臣下的心情实在惶恐不安，恭候陛下的命令。” 彭龟年又上奏说：“臣冒昧倾吐流血般的诚心，仰冒天听。臣听说君主不能有所怀疑，一旦怀疑，天下的情实便会壅塞阻遏而不能流通，天下的事务便会废弃搁置而不能办理，其危害极其迫切。因此欧阳修曾上奏劝谏仁宗皇帝说：‘自古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想使天下得到治理，却常常到了混乱；没有不想使天下清明，却常常到了昏暗，原因是什么？祸患在于喜欢猜疑而独断自用。喜欢猜疑而独断自用，弊端最终会达到昏乱。欧阳修这话并不过分。情实既然壅塞不通，事务既然废弃不办，那么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恭敬地想，陛下聪明睿智，远远超过平常君主，忠信诚笃，天下都信服。群臣能够侍奉这样圣明的君主，如果不是精神失常、丧失理智，怎么敢冒昧用‘昏乱’二字重重诬蔑圣朝？只是自今年以来，朝廷机要事务多有疑惑不能决断，宰执、侍从、台谏都是陛下委以心腹耳目之任的人，他们所说的话却常常不能施行。金字牌专门用来传报紧急军务，平常的驿传文书没有比它更紧急的，也同样被搁置而不信任。虽然还没有昏乱的形状，却已经有昏乱的道理，有见识的人本来已经为此忧虑。然而这些事情都有迹象可以考察，只要有一天恢复清明，大概不需片刻，便可以用一句话辨明，实在并不困难。” “只是重华宫的朝见，连续几个月没有举行，民间私下议论纷纷，言论有千百种，大多出于揣测，往往不可信。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忽然从南内直接撤销经过宫门的指挥，群臣这才知道两宫之间一定有所疑虑；否则，陛下天性至孝，不应当对至亲父子这样漠然忘怀。臣听道路上的人说，陛下宫闱之内，从中宫上至嫔御，有人遇到生日，大的必定举行宴集，小的也必定有所赏赐；否则人情一定不和美。难道在慈福诞辰的月份，竟不亲自举起万年寿觞？寿皇圣节近在早晚，而进香的旧例又不举行。依臣推测，陛下内心如果不是有很大的疑虑，必定不会如此。但寿皇与陛下是亲生父子，亲生父子之间又有什么可疑虑的，竟到了这种地步？臣观察自古帝王父子之间曾经有隔阂阻滞的，只有舜而已。他的父亲甚至想杀他，母亲和弟弟又跟着设下机关陷阱谋害他，处境极其艰难。然而舜从未怀疑父亲，也从未怨恨母亲和弟弟，只是战战兢兢、斋戒谨慎，背负罪责、承认过错。从今天看，舜侍奉亲长的行为，古今没有人能超过。”

译“难道舜真的有罪可以背负、有过错可以承认吗？而舜独独这样做，并不是虚伪装出来的。他心里认为，我侍奉父亲却不能得到父亲的认可，这本身就是罪和过错。所以《尚书》记载他只带着车载礼物去见父亲，而父亲随即有了诚心顺从的回应。舜带着车载礼物去见父亲，正是让父亲真实情意受到感发的契机；假如不去见他，哪里敢希望得到父亲的顺从回应呢？如今的时代不是舜所处的时代。舜面对的是变故，陛下面对的是常态；舜做的是难事，陛下做的是容易的事。按时间和事情来衡量，舜难道还敢期望陛下吗？然而舜能够处理变故，陛下却不能处理常态；舜能够做难事，陛下却不能做容易的事，究竟为什么呢？颜渊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有作为的人也可以做到这样。’孟子说：‘说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到的人，是在伤害自己的君主。’臣虽然愚昧刚直，却绝不敢说陛下不能做舜所做的事。近来群臣的奏章没有不切实恳切的，但天听高远，尚未见到明显的回应。这固然是群臣的诚意还不够深，言辞还不够明白；但臣私下推想，一定有人把这种疑根植入陛下胸中。也可能是有人看见外廷纷纷接连上奏，便想方设法误导陛下的听闻，使陛下不能省察群臣的话。” 近来又听说陛下曾宣谕宰执、侍从，说因有所疑惑，而一时没有忠诚、实在、恳切地开导圣心的人，所以这个疑惑直到今天仍未解开。臣刚听到这道宣谕时，虽然私下欣喜陛下推心置腹地对待臣下，不露出任何迹象；但又暗自忧虑陛下这样迟疑不决，疑惑必将更加严重。为什么呢？陛下与寿皇是父子，难道还会有什么疑惑吗？造成这种疑惑的，必定另有其人。这个人听说陛下将要同群臣剖析此事，内心必如沸汤翻腾，只怕陛下父子一旦相见，天性恢复，那么他从前挑拨离间的话反而会酿成极大的灾祸。臣料想此后这个人将更加进行离间，妄自指认相似的迹象，进一步迷惑皇上，使陛下不再出宫，以免激怒圣父，或损伤阴阳和气，这正合了他的心意。然而陛下难道没有想到，万一真是这样，他的计谋确实得逞了，陛下岂不是要承担天下后世万代的责难吗？臣深为陛下惋惜这一点。从前颖考叔以郑庄公遗弃母亲的心意感动他，终于恢复了庄公母子的亲爱；李唐山人也曾以爱女之心感动唐肃宗，却不能沟通肃宗父子的感情。同样是利用亲情，结果却不同，是因为庄公身边没有人离间他，而成为肃宗父子之间的，是李辅国一类人仍在左右的缘故。这样看来，群臣的话不能感动陛下，难道不正是类似的原因吗？即便如此，陛下既因这个人而产生了这种疑惑，要想一下子使陛下立即释疑，确实很难。为什么呢？如果不知道陛下疑的究竟是什么，又无法加以辨明，本来就很难指望陛下突然醒悟。臣曾听陆贽说过：“明察可以防止迷惑，辨明可以防止冤屈。迷惑没有比把别人当作奸诈而不加明察更严重的；冤屈没有比被怀疑却不给予辨明更痛苦的。只有明察和辨明，才是解决疑惑的良药。”臣私下观察，陛下多疑，都是从不喜欢明察辨析开始的。外廷的事情，群臣还能够替陛下辨明；至于父子之间的事情，非陛下亲自辨明不可。臣愚昧，希望陛下庄严地命令銮驾，立即到重华宫朝见寿皇，反躬自责，极尽诚意，把心中所疑的事情全部当面向寿皇质问。寿皇见陛下如此，一定会感发慈爱之情，欣然接待陛下，把所有疑惑都向陛下当面说明。臣几乎可以预见，陛下父子从此将天清地宁，日光月色都清洁明亮，再不会有一丝可以窥伺离间的缝隙了。如今两宫关系疏远，彼此冷落，难以复合；但臣知道它必定可以复合，是因为父子天性不可磨灭，只怕彼此隔绝而不能沟通，那就无可奈何了。如果陛下因这番话而感动，寿皇必定会在那边回应；这种感应就像影随形、声应响一样，恐怕还会快得来不及等待。把昏暗转为明朗、把混乱转为治理，完全取决于陛下，别人哪里能够替代呢？臣只能把这些话告诉陛下，唯愿陛下加以思量。臣冒犯天子的威严，内心惶恐至极，等待陛下的命令。龟年又上奏疏说：臣冒昧倾吐赤诚，仰请陛下垂听。臣充任三馆官员，没有什么可以补益朝廷。近来随同列官员，接连上递奏章陈请陛下过宫，几乎已经使陛下感到烦扰。臣于十月十七日，又曾单独上奏，认为陛下长久不过宫，必定有所疑虑，而造成这种疑虑的，必定另有其人。臣深恐此人更加进行离间，所以请求陛下早日驾临重华宫，亲自辨明此事。臣的本意虽然诚恳，言辞却实在疏略，不能补益陛下的圣明，内心实在忧惧。到十月二十六日，忽然听说陛下派宰执到重华宫奏报政事，虽然还没有看到銮驾出动，却已经知道父子之情有所沟通。第二天又下达过宫的指挥，民间百姓都破涕为笑。道路上听到的人，都说陛下曾明确告诉大臣有小人离间之事，将要加以遣逐。人人都认为陛下父子从此应当会像从前一样亲爱，但臣实在不敢因此欣喜。为什么呢？陛下既然已经明确说明离间者的姓名，而大臣却不能依法治罪；离间者不被驱除，陛下过宫的日期就必然无法确定。天下人都希望陛下过宫，而不希望陛下过宫的，不过是这几个小人罢了。他们平日制造疑惑和阻隔，使陛下父子疏远，不知已经有多少次了。一旦陛下父子相见，难道他们不担心自己的言语败露吗？难道不担心罪责牵连到自己吗？臣曾见陛下临朝时同群臣谈到过宫，总是变了脸色；等进入内宫，所说的话就改变了，因此知道左右迷惑陛下的人很多，而陛下父子始终未能相见。后来果然听说过宫之事中途停止，臣忧闷不胜。臣不敢顾惜自己的性命，终于要为陛下明白说明此事。臣身在宫门之外，当然不能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离间陛下父子，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但臣只见从前离间父子的人，都必定有具体的事由。远的如兴庆宫之事，还可以指出唐明皇曾与父老结欢、召集将臣宴饮；近的如靖康年间的事情，还可以怀疑宋徽宗没有发出递角、截留兵卒。寿皇自从禅让以来，什么时候略有过这类迹象？陛下只要举出离间者的一两句话，到外面加以验证，臣知道它们必定全是妄言无疑。臣不知道陛下长久积蓄这种疑虑而不决，究竟是什么缘故。臣知道并不是陛下不想决断，只是那几个离间者不想让陛下决断罢了。陛下早一天消除这个疑惑，小人就早一天获罪；陛下迟一天消除这个疑惑，小人就迟一天获罪。

译陛下如果只是积蓄疑虑而不决，不过是替这几个离间者掩盖罪恶、不让他们败露；陛下不忍让这几个离间者因受天下指责，难道反而忍心让寿皇承受这种痛苦，以成全离间者的奸谋吗？然而臣也痛恨陛下身边还没有忠诚、以公心为先、勇于任事的人，替陛下辨明这个疑惑、承担这件事情。今天宰执、侍从只会推说父子亲爱之情，来调和重华宫；台谏和百官只会凭借父子大义来责望陛下。至于盘根错节地扎在左右近侍之中的疑惑根源，却完全不敢说一句。却不知道这个疑根没有除掉，即使有最深的亲情，也有不能沟通的时候；即使有最重的大义，也有不能施行的时候。这就像阴寒凝滞的云气，凝结而没有消散，不靠疾风震荡、尽力扫除，怎么能使天空廓然开朗、明亮的太阳重新照耀呢？臣区区的一片愚忠，实在不忍陛下为了这几个小人而蒙受天下不义的名声。因此整天忘记吃饭，整夜忘记睡觉，思量着有什么话可以告诉陛下。十月十六日的奏疏，臣还不敢公开说出这些话。如今事情紧急了，不得不说。臣私下看见今天在内廷离间两宫的宦官，当然不止一个；只是看见陈源在寿皇朝廷获罪极重，近来却又被重新任用。外面的人都说，离间的祸患一定是从陈源开始的。陈源还没有被任用时，虽然陛下过宫已经疏少，但陈源被任用，正说明他知道陛下的疑虑已经产生；而他的党羽进用陈源，也正是想使陛下的疑虑更加牢固。陈源一类人既然已经在宫中，臣知道陛下的疑惑就不容易解除。他们胆大妄为，欺骗防范，机谋深沉，善于狡诈周旋，陛下的饮食起居，他们都将拿来附会疑点；重华宫来往问候的事情，他们也都将指作可疑。有时表面上请求陛下出宫，暗中却阻止陛下行动；有时名义上说是畏惧寿皇，实际上却是在激怒陛下。他们千方百计，神出鬼没，虽然无法一一追究，但其情状意态不过这几类。归根到底，只想使陛下父子始终不能相见，然后他们的目的才算达到。古人寻求忠臣，一定到孝子的门庭去寻找，认为先有父子亲情，然后才会有君臣之义。如今有人既有父子关系却想把父子隔绝，那么他对于君臣之义又会放在心上吗？陛下如果把这种人当作忠臣，臣就有事实可以验证。从前李辅国想离间唐肃宗父子，张皇后也参与其中。后来父子疏远，李辅国得志，最终杀死张皇后，并且实际上导致肃宗也随之灭亡的，正是李辅国。陛下从今以后观察那些离间父子的人，难道还不可畏惧吗？如今陛下长久不过宫，而道路上纷纷议论中殿之事，陛下认为究竟是谁在做这些宫禁中的事情？事情秘而不宣，外面却传播得沸沸扬扬，都是这些人造成的。现在已经这样，后果也就可以知道了。司马光曾评论高居简，认为把高居简置于肘腋近旁，恐怕会使陛下的父子、兄弟、夫妻都不得安宁。臣看陈源一类人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因此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立即发出威严决断，斥退陈源，以向天下谢罪。然后庄严地命令銮驾，立即到重华宫朝见寿皇，背负罪责、承认过错，向寿皇谢罪，使陛下父子欣然和好，宗庙社稷长久安宁，岂不是国家的幸运吗？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愚昧妄诞，不值得采纳，就请把臣放归田里，以终了余生。陛下既然已经赦免了臣，就不应使臣被小人陷害。臣忠愤恳切，震惧恐慌，等待陛下威严命令的下达。绍熙五年，龟年任起居舍人，又上奏疏说：“臣恭敬听说三月二十三日有旨意，每天轮流派一名侍从官到天竺寺祈祷求雨。臣虽在庶官之列，也应当前往。臣于本月四日斋戒早起，奉行圣旨，跪拜辞行致敬。只是担心祈祷没有效果。然而自朝廷开始祈祷以来，臣私下观察天意，仍没有看到感应。刚下雨就刮风，刚刮风就放晴，常常像是有某种力量将雨气驱散，使它不能聚合、不能降下。臣询问各处，雨水都没有普遍下足。农事时节已经过去，旱情令人忧虑。臣自从在柱下任职，已经四个月了，曾两次奉命到天竺寺祈雨，都没有明显感应。这大概是因为群臣诚意敬意不足，不能上达圣心，按理应当受到责备，这毫无疑问。然而臣私下反复思量，水旱灾害哪个时代没有？没有不举行祈祷的神祇，且都有法令章程可依。像成汤在桑林祈雨、周宣王时《云汉》所写的事情，无不是反省自己、责备自己，借此向神明求取福佑。因为从来没有只做祈祷而希望得到感应的。臣私下听说仁宗皇帝每逢水旱，必定露天站立仰望上天，严厉地责备自己，竭尽精力和思虑，无所不用其极。而韩琦还说陛下敬慎顺应上天的诚意，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至于消除和压下灾异的方法，却还没有做到。” 韩琦所谓消除和压下灾异的方法，就是《尚书》所说的“只有先使君王端正自己，才能端正政事”。当时朝廷大臣多持这种观点，所以景祐元年旱灾，李淑把过错归于爵位赏赐过于优厚；康定元年长久不下雨，庞籍认为是费用奢侈广泛、财物出纳不严造成的。这两位大臣所说的灾异原因，已经不同于汉代诸儒的说法了。然而总括“端正君王、端正政事”的道理，确实有这样的道理。富弼认为天地与人本来是一种气，气相互贯通，气一发动就会产生感应。君主想要考察天地降下灾祥的原因，只要由此来观察即可。臣私下观察，今天不下雨所招致的原因，虽然不容易一一列举，但其中大的原因没有比陛下不过宫更严重的。臣并不是强行牵合，想借此使陛下警惧而听从臣言，实在是因为天人相互感应，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平民，如果孝顺父母，尚且能够感动上天降下甘露、大地涌出清冽的泉水；假如不这样做，灾祸也会随之而来。何况陛下处在亿兆百姓之上，其感应天地的力量必定超过亿兆百姓，不会只像普通百姓那样而已。陛下难道没有看到去年不过宫以前，太阳出现黑子，夜间出现赤色灾气；过宫以后，瑞雪忽然降下，各种灾变全部消失了吗？”

译天人感应的道理，迅速得如同神灵。因此臣认为今天不下雨，是因为陛下不过宫，这难道是过分的说法吗？况且从前一直没有下雪，曾经祈祷过却没有得到回应；去年的雪，却是因为没有祈祷而得到的。陛下并不是没有祈祷，而是向寿皇祈祷，也就是向天竺寺祈祷。如今陛下不一定亲自到北宫省视，却只向佛教祈求。如果佛教没有灵验也就罢了；如果佛教有灵验，确实可以祈祷，那么臣知道佛教一定会监察陛下侍奉父母的心意，不会只监察陛下命令臣祈祷的旨意。为什么呢？两宫不和，天下就不会和谐；天下不和，天地就不会和谐；天地不和，即使佛教想强行降雨来回应陛下的请求，也不可能做到。天地和谐，雨水才没有不和顺而降下的。陛下一念如果回转，这种和谐就从陛下自身产生；一念不回转，这种和谐就从陛下自身背离。除此之外，佛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陛下如果不听臣的话，不仅不能从佛教那里求得雨水，今年陛下还要在郊祀中合祭天地，却不先寻求能够感动天地的根本，臣尤其为此忧虑。《孝经》说：“侍奉父亲孝顺，就能明白地事奉上天；侍奉母亲孝顺，就能明察地事奉大地。”所谓明察，是说没有一丝一毫不尽心的意思。对父母存有一丝没有尽到的心意，对天地也就会存有一丝没有尽到的心意。这样的心如果有一丝一毫没有尽到，又凭什么侍奉天地呢？臣这番话也不只是为了不下雨而说。因为情势迫切，言辞狂妄悖逆。天威近在咫尺，臣俯伏等待听取诛罚。唯愿陛下裁察。龟年又上奏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大臣从宰执直到百官，请求陛下过宫的奏疏不知有多少，都没有得到陛下的采纳。以至于有一天之内全朝官员一同请求离职的事情，自古至今，大概从未听说过这种事。臣认为陛下看到这种情形，必定会加以省察。如今却听说宰执进言，圣怒难以揣测。陈说善言、阻止邪说，是臣子的职责。群臣遭逢国家清明，偶然看到陛下很少过宫，恐怕损害孝道，所以竭力进言，希望有机会使陛下醒悟；即使言语激烈，举止轻率，但推究他们内心，都是忠于君主、爱护父亲的心意。若按照古人的法度衡量，不但应当容纳听取，还应当奖赏鼓励，这样士气才能振作，国势才能安定。陛下却反而流露出含怒之意，将要大加惩罚他们，这正是臣最忧虑的。因此臣冒着万死，再为陛下陈说。臣私下认为，今天忧虑陛下的人，就指责小人为离间者；顺从陛下的人，就指责君子是出于激愤。臣子侍奉君主，有时出于激愤，这固然不对，但也有轻重之别。君子即使激切，仍然是爱护君主；小人的离间，却只是损害君主的德行。陛下是至亲的父子，如果没有人离间，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群臣只看到陛下长久不过宫，民情汹涌，忧闷不堪，只得以大义勉励陛下。小人必定会说：如果这样出宫，就说明陛下本来不孝，是因为群臣劝说以后才孝顺。本来他们的意图，只是想巩固离间之言，不让它败露罢了。陛下却听信了他们，这可以吗？假如陛下不听群臣的话，终于不出宫，因而发生祸乱，那么从前向陛下进献离间之言的人，又未必不会把责任推给群臣，说是群臣激切进言才导致如此。陛下又因此恼怒群臣，可以吗？小人开始用离间来误导陛下，最终又借“激切”之名杀害群臣，难道不会严重失去天下人心吗？陛下试看二十二日圣驾没有出宫，全朝官员异口同声请求离职，这难道是受到外在形势驱使、被他人气势所迫吗？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有共同的想法，所以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样的行动。陛下只由此推想，那么从今以后陛下的一举一动，如果稍微不顺人心，它所引起的反应又岂止如此？陛下难道不应该害怕吗？臣观察陛下近日所作所为，多有违背正理之处，只是因为陛下还能容纳正直的言论，宽容狂直之士，所以人心尚未离散。如果在这条道路上再增加一些障碍，陛下的大事就完了。陛下难道不想想，这些人究竟是为了什么才不容纳他们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这些人不过是稍微触犯了陛下的心意，陛下如果就此罢黜他们，顺从陛下的人便会得到进用。陛下难道不想想，今天进言触犯陛下、却希望陛下完整地尽到侍奉亲人的孝道的人，是爱护君主吗？顺从陛下、却想使陛下失去侍奉亲人的孝道的人，是爱护君主吗？陛下只是同群臣计较谁服从、谁违背，却不同天下人计较什么是逆、什么是顺。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不敢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陛下如果疑虑越来越深，两宫不能和合，既成为君德的污点；群臣获罪，最终引发国家的祸患，也不是不可能。陛下如果听从群臣的话，父子关系恢复如初，不仅圣明的孝道光耀显著，可以上承虞舜；群臣也能安心奉职，共同登临太平之世，岂不是美好吗？国家的安危、群臣的祸福，都系于这一举动，这正是臣最大的忧虑。唯愿陛下加以思量。龟年又上奏疏说：“臣冒着万死，仰向陛下陈述忠诚恳切之情。臣本来没有才干，错误地掌管记注。近来多次上奏议论陛下过宫稀少的事情，实在难以落笔记载。记下来，就好像臣不知道爱护君主；不记下来，就好像臣不知道恪守职守。记与不记，臣都有罪。因此臣上章自我弹劾，请求流放斥逐。幸蒙圣恩宽大，使臣恢复原来的官职。威严的命令一到，臣便惶恐地到任供职。陛下既然没有允许臣离职，臣怎么能不重新履行职务呢？所以冒昧列举一两件事情。陛下侍奉亲人的礼制有固定的规定，假如寿皇有旨意免除陛下到宫，臣还可以记载。四月二十二日，根本没有免除到宫的旨意，而陛下不出宫，使臣如何记载呢？平常问安，偶尔免除到宫，还可以记载。五月七日，既然因为寿皇圣体不安，已经派官员奏告，随即又有旨意免除到宫，使臣又如何记载呢？但初八日免除到宫，既然说是寿皇的圣旨，尚且可以记载。这个月十五日，根本没有免除到宫的旨意，在朝群臣多次请求问候寿皇的病情，车驾已经出发，道路已经清理，而陛下又不出宫，使臣又如何记载呢？十九日寿皇服药，朝廷大赦天下，连续多日都城百姓仰望皇帝车驾出行，急切程度不亚于盼望丰年，而陛下安然不动，使臣又如何记载呢？”

译然而这还只是从官方关报中看到的粗略情况。至于道路上的流传，甚至有些话不堪入耳，臣虽然不能把它们写进史册，但料想一定会有野史记录。那些说法只会有所增加，绝不会有所隐讳，流传到后世，将严重累及圣德，臣实在替陛下惋惜。臣私下看到，近来请求陛下过宫的群臣不止一人，有的顺势劝导，有的正面劝谏，有的解释陛下的疑惑，也不止一种说法。即使言语愤激，援引类似事例而近于轻慢，几乎不可宽恕，但陛下接受时却从未显出为难之色。一进入内庭，陛下的态度就改变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定是有人误导陛下。然而误导陛下的，不只是离间陛下父子而已。父子之间的事情，是人们难以开口谈论的；如果不是群臣忠于陛下、爱护陛下，谁敢谈及此事？如今陛下表面上接受他们的话，内心实际上却违背它，必定是有人说群臣的话全都不值得相信。认为群臣全都不值得相信，就是又在离间陛下的君臣关系。群臣只是看到寿皇年事已高，常常接近医药，担心陛下因循不去相见，或许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所以劝陛下十分急切。小人知道陛下父子的天性终究会恢复，只怕群臣的话传入宫中，使陛下恢复天性，因此更加深重地误导陛下；想来他们编造的说法，绝不止一种。臣观察近日寿皇出游，而陛下没有任何表示和献礼；寿皇服药，陛下也没有及时前去省视。陛下难道忘记这些事情了吗？这都是内侍一类人过分爱惜自身，只怕陛下怀疑他们擅自向重华宫通报消息，所以不敢告诉陛下，导致陛下侍奉亲人的礼节有所亏缺。如今小人又想借此离间外廷大臣，使外廷大臣闭口不敢进言，那么陛下父子终身都不能再相见了，难道不可痛惜吗？这些小人既离间陛下父子，又离间陛下君臣，使陛下孤立在上，内外不能沟通，祸乱不能听闻，他们究竟想要做什么？陛下还没有醒悟吗？像这样的事情，按法律都对陛下自身不利，而陛下却冒险实行，臣实在痛心疾首，不明白其中缘故。凭陛下的聪明睿智，细微之处无不察知，为什么偏偏对这件事完全没有觉察？大概是小人误导陛下已经很深了。他们只使陛下父子之间的恩意一天天减少，如同行走在淤泥中，一步比一步陷得深；这样下去，不必再增加诬陷毁谤的话，陛下自己也不能停止了，难道不可悲惨吗？但是依臣看来，父子的天性出于天命，怎么能够永远离散？只担心圣心不肯回转罢了。圣心一旦回转，臣认为处理这件事就很容易。树木的根本本来没有衰败，只因有蛀虫才衰败；除去蛀虫，树木就会恢复原样。父子本来没有离散，只因有人离间才离散；除去离间者，父子就会恢复如初。陛下如今如果突然悔悟，把平日离间陛下父子的人公布于朝廷，明确宣布其罪行，那么从前陛下父子之间稍有未能尽到礼数的事情，自然会有承担责任的人，又哪里会牵累陛下呢？臣愚昧，希望陛下平心静气，稍微察看自己亲近的人，不要等到父子恩情断绝后才后悔，不要等到小人的离间得逞后才醒悟，更不要等到天下动乱后才谋求挽救；到了那时就来不及了。唯愿陛下赶快为宗庙社稷着想。臣任右史，冒昧涉及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情，自知必将触犯天诛；但陛下的心意若不回转，臣的职责始终无法履行，所以任意直说，毫无隐瞒。唯愿陛下宽赦臣的愚昧。光宗时，陆游上奏说：臣恭敬地思量，陛下具有圣人的资质，登上天子之位，又奉养三宫，在左右承奉圣颜，这样盛大显赫的事情，冠绝照耀千古，哪里还需要臣再像尘埃露水那样增益，像山海那样增重呢？只是臣私下怀有一片恳切而愚拙的心，不敢贸然沉默。臣伏惟陛下圣明纯厚的孝心，出于天性。从前陛下居于潜邸以及登上储宫以来，早晚勤勉不懈，什么时候有过片刻不把寿皇放在心上？寿皇退朝而喜悦，进膳而觉得味美，陛下就欣然喜悦，喜色显现在脸上；寿皇退朝而不高兴，进膳而觉得没有滋味，陛下就忧愁不安，忧色显现在脸上。当时陛下只是能够随之高兴、随之忧愁罢了。如今使亲人喜悦的责任在陛下身上，难道可以不深思吗？所谓使亲人喜悦的方式，并不只是进献美味、奉上轻暖的衣物，也不只是早晚问安、冬天使其温暖、夏天使其凉爽，更不只是拥有千门万户的宫殿、奏响钧天箫韶之乐。关键只在于陛下得到天下人的爱戴，使寿皇的内心安宁罢了。鸡鸣时就披衣起身，天色刚明便上朝，必定会想到：“这正是从前向寿皇问安的时候。”如今因万机政务繁多，不能每天到重华宫朝见，心中便感到歉疚。这难道是没有限度的吗？缺少问安的日常礼节，只是小事；使天下得到治理，才是孝道的大事。我们难道不应当努力去做大的事情吗？这本来就是寿皇对陛下的期望，也是天下人对陛下的期望。治理功业已经成就，朝廷内外平安无事，陛下时常准备法驾，率领群臣向寿皇进献万年寿酒，岂不是天下的大庆？否则，如果太史把灾异上报，四方把盗贼之事来告知，寿皇听见后万一稍微减少饮食，陛下虽然处在拥有万乘车驾的尊贵地位，又有谁能替他解除忧愁呢？” 臣冒死希望陛下在进退人才、罢除或施行政事的时候，都把这件事作为考虑。反复思考三次、十次，直到百次，也不算过分；从一天考虑五六次，直到百次，也不算迟缓；同卜筮者谋议，同卿士谋议，同庶人谋议，也不算范围太广。一旦有小小的失误，难道只是使陛下日夜辛劳，寿皇也会受到牵累。因此陛下今天的忧劳、勤勉、恭敬、节俭，要比古代帝王多百倍，才仅仅可以。譬如臣民之家，上有尊贵的亲长，那么他们用来交接四邻、教训子弟、防备饥荒、抵御盗贼的心思，相比别人自然要谨慎戒备百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害怕忧患牵连到自己的亲人。臣如犬马，是卑微的小臣，贪图增益圣孝，却不知道这些话已经涉及狂妄，冒犯天威，伏地等待斧钺之诛。《历代名臣奏议》卷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十二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孝亲 宋光宗绍熙年间，权任户部侍郎的袁说友请求陛下过宫，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会庆节即将到来，按礼制十二日应当进香，京城百姓仰望皇帝车驾，却忽然又得到免除过宫的旨意，无不失望。随后十三日举行内教，十六日、十七日举行孟飨，这些典礼圣驾都亲自临幸，朝廷内外更加希望陛下必定亲自向寿皇进献玉卮祝寿。臣等料想陛下一向仁厚孝顺，知道这个礼节极其重大，决意一定出宫，本来不需要臣等再三请求。只是因为进香以前已经有了定论，随即又反悔收回成命，所以不免忧虑过多，必须冒昧烦扰圣听。臣等私下认为，子女侍奉父母，早晚定省，从天子直到庶人，礼节都是一样的。五天朝见一次，已经算稀少简略了。如今陛下自三月恭敬请求之后，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都以寿皇的圣旨为由免除过宫。至于为寿皇生辰祝寿，恭敬地想寿皇的心意，一定希望陛下来一次，这是人子的至情。臣私下听说今日嘉王因为生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父母劬劳之恩，专门在宫中置办酒宴，为两位亲人祝寿。陛下在重明圣节已经接受群臣敬献的万年寿酒，却没有到宫，已经是失礼了。今天嘉王为父母祝寿时，父子之间欢洽融洽，陛下难道不会因此动心吗？” 陛下想到两宫久久相望的心情，而臣等推测陛下之所以长久不过宫，或许是认为自己有所疑虑、有什么畏惧。父慈子孝，本来出于天性。寿皇既然亲自把神器传授给圣明的皇子，正当安心养神、清静无为，凡军国大事全都不再过问。五年之间，起初没有丝毫嫌隙，绝对没有什么可疑、可怕的事情。只怕还有左右的小人，妄自制造离间，编造言语，迷惑扰乱圣听；这全在于陛下深思洞察，断然不要相信。臣等私下看到，今年夏秋之间，太白星白昼出现，甚至运行横贯天空；九月七日，金星遮掩心宿大星，又有黑色灾气横亘天空，众人惊骇地观看。荧惑星出现并进入太微垣，逼近内屏；房宿、心宿属于明堂，正对应宋国分野；太微垣内屏又紧近帝座。这些都是重大的天变。各地又有洪水成灾，衡岳山崩塌，正好压逼祠庙，剑门山峰坠落，堵断了山谷入口。本月十六日夜间，正当陛下斋戒住宿时，行都发生地震，声音如同雷鸣。衡岳，是南方的镇山；行都，是皇帝驻跸之地。这些都是重大的地变。至于人情方面，下至民间百姓，多至三军，近至禁卫，都因为陛下长久缺少定省的礼节，议论纷纷，毁谤之声杂乱，实在令人不忍听闻。从庙堂大臣直到百官，多次进献苦口之言，只是白白得到陛下容纳，最终却没有施行，无不忧惧愁苦，甚至不能自保；这正是人情最为不安的地方。陛下一旦乘舆出行，事情就会容易得如同反掌，天地的变异必定消散，人心的忧虑疑惧也会立即解除。陛下还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如果圣意固执，又继续迟疑，那么天地的变异绝不是徒然出现的，人心动摇必定达到难以预测的地步，也将不再是去年可比。臣等蒙陛下提拔置于侍从之列，感恩极深，如今亲眼看见事势如此可怕，不忍辜负圣上的知遇，所以敢于竭尽赤诚，向君父陈告。伏望圣慈断然出宫一次，这是宗庙社稷的大福。假如臣等所说仍不能使圣心醒悟，那么臣等都是失职之人，实在难以苟且安居，只能引退以等待罪谴。臣等激切的内心，已经全部倾诉于此。伏乞陛下明察。袁说友又上奏说：“臣冒昧倾吐危迫的内心，冒犯天听。臣才浅学疏，本来没有其他长处。自淳熙十五年陛下在议事堂第一次见到臣，便突然降下特别优厚的知遇，赐给臣简记。到现在六年，陛下召用、晋升臣，全部出自亲自任命。如今臣承受误加的恩典，侥幸列于侍从之中。天地和父母的恩德，极其隆厚。臣私下思量，臣子报答君主没有别的途径可见，只有竭尽忠诚，仰助圣德，或许可以稍微表达万分之一。然而时世太平、国家无事时，臣下不过谨慎奉职罢了。假如人情发生变故，有一件不可预测的事情，臣却不能剖心沥胆、竭尽忠诚，效法古人正言劝谏、匡正救弊的道义，那就是辜负天地父母的恩德。”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内外人心惶惑忧惧，都是因为陛下长久缺少到慈闱定省的礼节。从宰相以下直到百官，多次上奏，估计已有几十次，盼望皇帝车驾出宫，何止把一天当作一年。自本月十二日进香之日陛下仍不过宫以来，百官和百姓都惶惶不安。况且臣这些天来亲耳听到都城百姓私下议论纷纷，因此十九日臣同众位从官赵彦逾等，赶紧具备奏札向陛下陈告，请求在会庆圣节这天一定乘舆过宫，以安定人心，消除不可预测的变故。臣也私下料想陛下必定会因为上有圣父急切想与您相见，中有臣子恳切悲痛的奏请，下有军民惶惑不安的议论，而突然出宫。没想到又降下免除过宫的奏疏。臣今日五更随百官到重华宫拜表称贺，亲眼看见外有居民，内有禁卫，上有士大夫，下有差役，彼此相顾叹息，形之于言语的内容更是无法说出。又因为废止了向寿皇奉献玉卮、进酒祝寿的礼节，重华殿下的御幄就在旁边，设置在那里却没有使用；鳌山排列在前，却听不到三呼万岁之声；大乐没有陈设，祝寿仪式全都废止。人们忧虑惭愧，无不叹息。民间巷陌的传言尤其不一。陛下深居九重，必定听不到这些情况。臣既然侥幸列于侍从之中，却一点不向陛下报告，那么臣的罪责即使被诛戮也不足以抵偿。如果陛下此时还不赶快改变打算，实在恐怕还会有其他事情牵动圣虑。臣希望陛下认定圣父圣子之间本来没有疑隙，独自作出明确判断，赶在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三天之内选定一天，先在今天降下过宫的指挥。百官赐宴，等过宫之后再行。陛下这道命令一经下达，就足以平息纷纷多端的横议，消除众人惶惶不安、担心发生意外的情绪，也能化解外族听闻此事后产生的轻视和玩弄之心。

译国家的安危利害，实在关系到宗庙社稷，不要因听到别人的话而改变，也不要在临近日期时临时变卦，唯愿陛下完全信从臣的奏请，赶快施行。臣叩头沥血，感情激切至极。臣孤单而身处偏远，蒙陛下亲自赐予提拔到今天，难道不愿意仰承圣意、贪恋荣华俸禄吗？实在是因为过宫这件事极其重大。臣如果苟且容忍以求取悦陛下，隐瞒而不说，万一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情，突然扰乱圣心，臣辜负圣恩，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因此敢请陛下鉴察臣的忠诚：臣不敢夸大事势，不敢有一句欺骗，不敢沽名钓誉，也不敢修饰言辞、故意激切；请陛下立即下达奏疏施行。臣区区最大的愿望，虽然已经同赵彦逾等人以论思无补为由具写奏札上报，但父子之道出于天性，事情的顺逆、利害，凭陛下仁厚孝顺的天资，本来就能洞察，哪里需要臣来说明？臣想到既不忍心辜负陛下亲自提拔的恩德，又不忍心眼看人情忧惶的变化，更不忍亲自犯下欺君求容、保全自身的罪过，因此忘记了可能遭受诛斥，再次冒昧陈奏。希望陛下体谅臣的愚忠而赦免臣。臣惶恐叩拜，冒死陈奏。袁说友又上奏说：“臣只是一个孤单而身处偏远的小臣，错误地承受圣恩，连续多年得到提拔，侥幸列于侍从之中。臣私下认为，臣子报答君主，只有竭尽忠诚、贡献气节；即使鼎镬已经摆在面前，也应当挺身奋发。何况陛下崇尚奖励忠直，容纳接受直言，臣在这个时候如果心存顾虑退避，就是犯了蒙蔽欺骗之罪。臣早先随从臣同班上奏，恳切急迫地请求陛下早日过宫。陛下多次以圣旨曲加体察，并当面告诉臣等，确定在十七日一定乘舆出行。臣欢跃鼓舞，庆幸不胜。只是臣略有诚实的内心，想要当面奏陈，但自己列在班列末尾，不敢越次进言。如今幸蒙圣上明确答应日期，所以敢于陈述万分之一的心意，冒昧请求陛下垂听。如今距离十七日只剩三天了，既然不是当天临时决定过宫，就应当预先下达指挥。又因为近几个月来长久缺少定省的常礼，朝廷内外的臣子都伸长脖颈等待命令。如今陛下既已当面答应从臣所请，顷刻之间，外面已经传播开来，人人都说十七日圣驾一定过宫，远近一致相传，无不举手加额庆幸。如果不预先下达指挥，临期又发生改变，不仅是陛下失信于臣下，会使朝廷内外的毁谤更加深重，也使侍从中的小臣无颜立身；由此可以看出，君父以及寿皇圣帝爱护儿子的心意，正一天天牵动圣心。” 臣长久盼望陛下前往重华宫，何止把一天当作一年。今日臣等随从班次一同奏事，陛下当面答应十七日出宫，想来寿皇已经听闻，恭敬地想象其喜悦必充满慈怀，正指日盼望銮驾。若陛下又中途停止出行，外间的诽谤恐怕还不止于此，臣私下担心军民百姓纷纷议论，众口非难，另生事端，以至于有人到宫阙前上书，煽动众人倡乱，事情一旦发生便难以预料，什么事都可能出现。臣愿陛下坚守十七日过宫的约定，不因临时无故的疑虑而改变，立即在今日迅速下达指挥，无论风雨都不改变，毅然出行，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挽回外间观感，略微平息众人的诽谤，消除不可预料的祸患，安慰两宫之心。一安一危，或祸或福，只在陛下片刻之间是否决定罢了，难道不值得畏惧、不值得谨慎吗？臣刚才又亲耳听到圣上之言，认为其中有离间之说，想要加以调和保护。臣私下认为，凡是父子、兄弟、亲戚骨肉之间，虽然富贵贫贱各不相同，但一定先有可以被离间的事情，然后小人才有机会放肆施展离间之术。寿皇与陛下是亲生父子，慈爱与孝道两方面都尽善尽美，已有将近五十年。圣意想要休息国事，亲自把神器授予陛下，命禹之事出于诚心；寿皇在重华宫颐养精神，仿佛忘却天下之事，这些哪里有一点形迹可疑，却说可以怀疑呢？既然没有丝毫嫌隙，就必然没有离间之事。这难道不是因为陛下侍奉父亲过于谨慎，因忧虑畏惧而产生的吗？畏惧之心既重，疑虑便乘机而入。左右的小人窥见圣心，逐渐制造事端，暗中施行离间，趁机迷惑圣听，破坏纲常。这个道理明白无误，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臣愿陛下深思父子之情出于天性，寿皇与陛下父子相亲出于至诚，完全放下对往事的疑虑，赶快讲行问安之礼；所谓调护防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臣刚才又亲耳听到圣上提及唐玄宗、唐肃宗的事情。臣私下认为，唐朝这两位皇帝的旧事，与今日的情况大不相同。肃宗在灵武即位，心中有自行立国的嫌疑。如今陛下继承舜帝之位，像尧舜禹那样以揖让相授受，与肃宗相比何止相差万倍？肃宗在内沉溺于张皇后的宠爱，在外又陷入李辅国的谋划，所以父子之间终于成为终身难解的怨恨。如今圣父圣子两宫和乐，寿皇果断刚明，奸人谁敢放肆行事？陛下聪明英睿，左右之人谁能使自己的私谋得逞？即使小人想要离间，在今天也没有可乘之隙。陛下正应当深切戒除肃宗的过失，深思祸患萌芽，委曲顺从慈闱，竭力尽到为子的责任，立即下诏，确定在十七日过宫。銮驾顺利出行，人心就会安定，再也没有浮言，不会长久扰乱圣听。倘若事情确有可疑，果真如圣上所忧虑的那样，臣甘愿接受诛杀斥退，绝不敢推辞。倘若圣上依照自己的决断，不要忌惮，不要疑虑，按期命驾出行，便可一举洗去群臣的疑惑，哪里只是陛下自身享有无穷的福庆，也能使宗庙社稷永远保有无边的吉祥。臣不胜至为荣耀和最大的愿望，臣仰冒天子威严，罪当万死，只希望陛下怜悯我的愚拙忠心而赦免我。说友又上奏说：“臣本月二十二日，迫于爱君忧国的急切心情，冒昧写成奏札，触犯天威，罪在不赦。虽然尚未得到立即施行的批示，但陛下宽容我的言论，没有加以诛责斥退，臣感激至极，涕泪交零。臣如今又因为事势紧迫，远非前日可比，身列从官，职责在于参与论思，怎么可以害怕再三进言，而不赶紧把情况告知君父？惟愿陛下赐予详览。自从防庆圣节以来，至今已经四天了。宰执竭诚恳切地进言，百官上奏也十分痛切，恭敬地等待过宫的指挥，把每一刻都当作一年。直到现在，既没有听到警跸之声，也没有预先下达指挥，人心更加忧惶，议论沸腾而纷纷传出。宰执、百官都是陛下亲自任用、委任的臣子，在这样的急难时刻，他们上不过是竭尽力量苦苦进言，拜伏多次请求；下不过是上章奏报，恳切等待命令罢了。最令人担忧的是百姓大声议论，军人私下交谈并相互煽动，驱使众人产生倡乱的念头，人心已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陛下难道不稍稍为之动心忧虑吗？如今又传闻已经有人要到宫阙前上书，必然会聚集众人而来；万一先发生这种事，就已经煽动了众人的情绪，逐渐导致奸人接连煽动作乱，难道是小事吗？”

译陛下圣明如天，怎么忍心使朝廷的事势、宫阙的气象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臣惶恐战栗、不避再三触犯圣上的威严，痛哭着再次向陛下进言的原因。如今的办法极其容易实行，只在反掌之间罢了。为什么呢？如果陛下自己仍有所疑虑，坚持不肯出行，那么臣所奏报的那些纷纷议论，内外互相鼓吹，片刻之间就会发生；朝廷若加以诛杀，那么他们所说的正是顺应天理的话，是用来告诫君主的，定他们什么罪，又凭什么施行诛戮？如果因此诛杀一人，祸变就更加不可挽救了。陛下聪明神圣，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如果陛下相信臣的话，认为迟迟不过宫终究不是安心之道，又看到眼前军民喧哗诽谤，万一发生变故，便在今日毅然过宫，那么臣此前所奏报的纷纷议论，片刻之间就会平定，再没有一件值得忧虑的事。这安危、利害，只在陛下反掌之间罢了。臣所说的极容易办到，就是这个道理。陛下为什么吝惜而不去做呢？变故出于意料之外，哪里能够预先料定；临时仓促应对，必定难以安抚平定，陛下难道可以不为之动心吗？臣私下揣度圣意，并不是不知道过宫是必定应当实行的事，也不是不知道眼前的民间议论可怕、人心已经动摇而值得忧虑；所以仍然犹豫不肯出行，必定是自己另有危险和疑虑，或许认为长久不过宫本来就不妥，外间议论纷纷煽动，仓促之间难以平定，因此圣心未能决断，便更加难以出行。” 然而臣如今有一条意见，想要告诉陛下。臣仰思亲生父亲与亲生儿子之间，丝毫没有值得怀疑的嫌隙。寿皇的圣节，如今将近七十年了；朝廷中的一切事务，陛下都越来越不参与，丝毫没有干预。父亲爱儿子，天下都是一样的。陛下究竟看到了什么，竟生出危险和疑虑的间隙？如果是因为流言渐染、左右近臣的谗毁，那么这就是小人严重误导陛下。哪里有亲生父子会被左右之人的流言渐染而彼此离间呢？这件事断然绝无可疑。陛下看看前些日子寿皇批答侍从所说的话，其中有‘自从秋凉以来，每每想要与皇帝相见’。这话深切表现了爱子、急于相见的意思，陛下可以明确无疑了。如今臣的意见是，陛下还怀有这种疑虑，所以不肯立即过宫。希望陛下先秘密写一封亲笔信，像家人之间说话一样，其中提到陛下长久不能侍奉寿皇，想要立即前去行朝礼；如今幸好已经过了防庆圣节的第二天，愿意侍奉慈闱。寿皇得到这封亲笔信，一定欢喜愉悦，应当会赐下答复，极力请求召请陛下。然后陛下下达指挥说：‘明日过宫。’重华宫的禁卫人员以及随驾的禁卫人员，都加倍支给当天的食钱。陛下立即命驾，这样出行，不仅陛下可以安心而随意行动，越发没有其他疑虑，而且这样委婉曲折地安排，也更能显示圣父圣子之间相互往来的盛美。愿陛下相信臣的话，立即亲笔书写，赶快派中使送达慈闱。过宫一完成，万事就都确定了，欢呼之声四处传扬，再没有一件事可让陛下忧虑。从此两宫欣喜庆贺，父子交相欢悦，内外一致，夷狄安定顺服。陛下在这个时候可以顺遂圣意，安定圣躬，必不会再有像今天这样以横议扰乱圣听的事，难道不是快乐吗？难道不是快乐吗？何况慈福宫册宝之礼、冬至上表、元日举行册礼，都必须陛下亲自到重华宫，然后礼仪才能完成。如今如果再不出行，就是陛下前日下诏向天下宣布‘朕当亲率群臣恭敬地进上册宝’。如果这个礼仪不能完成，诏书的话就会对天下失信，凭什么立国？这尤其是极大的不便。陛下必定不肯走到这一步。陛下如今只要出行一次，从此以后便可以时时过宫。到了进上册宝的日子，銮驾出行自然就像站起来迈步一样容易。臣承蒙陛下亲自赐予擢用，侍奉陛下如同侍奉天地、父母，竭尽诚心，沥尽心血，冒犯天听，即使死了也罪过有余。只希望陛下鉴察臣的忠诚，赶快怜悯采纳并立即实行。宗庙社稷将无比庆幸。说友又上奏说：‘臣等近来因为车驾长久不过宫，请求宣布召引，和同班臣僚一同奏事。恭承圣慈，允许我们一同进到玉阶之前、天子面前。臣等初七日到东华门等候召引，后来陆续接到传旨，改在今日召见。臣等这番微薄的诚意，正是因为过宫一事，想当面陈述内心的实情。臣等私下认为，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寿皇极其慈爱，陛下极其孝顺，难道还需要臣等喋喋不休地冒犯圣聪吗？只是从近来的事情看，陛下朔望不出宫，答应以进香为由出行；进香又不出，答应以上寿为由出行；上寿仍然不出，明白下达指挥说二十八日必定出行，万民欢呼踊跃地盼望銮驾。如今又中途停止，重新严重失去人心，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随即听说改在初一，又听说如今想改在十五日。臣仰思陛下统御万方，以守信为根本。周成王剪下桐叶和弟弟开玩笑，周公于是封康叔为诸侯，以此说明天子不能说戏言。何况过宫是美好的事情，关系到以孝治国，是四方所仰望的事情，却反复收回成命，实在担心从此朝廷的命令无法施行于四方。’ 臣等还想到，陛下能够容纳直言，即使小臣违逆圣意，也不加罪责。然而言论虽然容纳却不实行，事情将要办成却又中途停止，日复一日，渐渐成为惯例，关系实在不轻。如今希望圣上果断确定，不再改变，那么社稷大幸，臣等也大幸。万一圣心尚未决定，只是暂且表示顺从，使臣等无话可说；到了日期却不出行，那就又对内外失信，实在可惜。此前臣等在家等待治罪，本来不敢供职；既然蒙允准可以接受召引，所以勉强回到班列，希望能一睹圣容。如果又不能决定，臣等还有什么脸面留在朝班之中？并非我们敢于屡次触犯雷霆，自取诛杀斥退，实在是因为三军万姓不知道宫禁之中的事情，不知道圣父圣子之间本来慈爱孝顺、并无其他，因而怨恨诽谤横生，已经到了不忍听闻的地步。恐怕这样下去，逐渐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变故。并非我们以引退为高尚，以同班奏事为美事，正是想要感悟圣心，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冒犯天威，臣等无比惶恐，等待命令。’说友又上奏说：‘臣近来因为事势紧迫，常常进呈密封奏章，请求早日过宫以消除外间的变故。即使小臣狂妄僭越，本应受到谴责，但父子之道本来出于天性。’

译臣仰思陛下天资诚笃孝顺，圣度高明，在这样的忧患危急之时，难道没有受到感动的念头吗？希望陛下俯察臣的愚见，或许可以稍稍改变圣意。然而臣侧耳听候已经十多日，警跸之声仍未响起，民间议论哀号，每天更加严重，事势危险，忧虑难以承受。臣才力并非中等以上，官位忝列从班，完全是因为陛下亲自擢用，巨大的恩德尚未报答。亲眼看见人心已经十分急迫，实在担心祸变即将到来，怎么能只顾保住官位、谋求自身安全，而不把一切都告知君父？自古君主所依靠而能够长久的，只有收结人心。君主统治天下，虽然尊贵得无与伦比、富有得无可相比，但得到人心就安定，失去人心就危险。安危的分别，不在于富贵，只在于能否得到人心罢了。所以君主自称‘孤’，自称‘寡’，这是说富贵不足以依靠，而自身常常值得忧惧。因此，得到人心的人，就有上天和顺民的帮助，必然使宗庙社稷长久，使富贵绵延；失去人心的人，就会土崩瓦解，日渐消亡，使社稷成为废墟，自身危险、国家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没有什么可疑。如今人心所共同遵守的常理，最突出的就是父子之间的至爱。即使是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也都知道父子亲情。民间小民在街头巷尾谈论，有人因为不孝而指责、注视陛下，都想忍死而竭力争辩。若其中悖逆的念头果真萌发，必然会被众人共同抛弃。因为孝道的正义最容易看见，道理也最容易明白；这种行为属于大逆，名声也极其不好听。何况君主是万民的师表，其他过失还可以自行文饰，如果背上这种名声，哪里还能立足？倘若不考虑人心共同的愿望，或许违背父子的大伦，即使是无知的孩子也会产生不平之念；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内心怎么能安宁？如今天下人都知道应当侍奉寿皇，难道陛下反而不能侍奉吗？然而自新年仅行过一次礼，从春天到夏天，已经四个月了，没有听说再次举行。日复一日，天气渐渐炎热，而早晚省视之礼却越来越缺失。人们说：陛下究竟是什么心意？正当春日和暖、御苑百花争艳时，也没有听说恭敬地请寿皇游赏。玉津园就在近处，陛下却独自乘舆出行，而不谈过宫之事。人们又说：陛下究竟是什么心意？民间议论一定会说：陛下既然懈怠于侍奉寿皇，那么人心也自然会懈怠于侍奉陛下。众怒是难以触犯的，众口的议论也难以一概压制。先前只是私下发怒，如今已经怒气勃发，显露在脸上；先前只是私下议论，如今已经喧嚣不休，传遍道路。先有父子关系，然后才有君臣关系，这是天地间最大的常道，也是古今通行的正义。陛下如果能用为子的道理侍奉寿皇，天下人一定会用为臣的道理侍奉陛下。如今众臣、群臣，其次是众多士人，再其次是六军，再其次是百姓，家家有家中的议论，市井有市井的喧闹，没有不怨叹流泪、怒视不平的，都有替寿皇叹息的意思，不再察看陛下过失的具体情状。假如有一个人首先鼓动，指责陛下、要求问罪，在大义逼迫之下，千百人跟随响应，顷刻之间人心瓦解，覆亡祸变突然就来到眼前，陛下！即使想安坐在九重宫禁之内，恐怕也一定做不到。至于夷狄的窥伺、盗贼的聚集，还没有计算在内。陛下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圣意竟能安然不改？臣愿陛下想到人心背离很容易，维持人心却实在困难，深深鉴察将来的忧患，作为赶快筹划的办法，立即翻然悔悟，当日过宫，那么人心就会怡然安定，圣德也会越久越新。既然两宫欢悦相交，就没有一件值得忧虑的事了，难道不快乐吗？难道不快乐吗？如今天下人认为，陛下并不是不知道父子之间的至爱、骨肉之间的至情，也不是不知道早晚亲自到父亲宫中、承欢膝下；只是陛下每每犹豫不决、畏缩不敢行动，人们认为是有所疑虑而不能实行。执政大臣早晚奏对，希望陛下重新明白天理、恢复良心，放下过去的过错，重新谋划当前的事情。陛下每每与他们意见不合而难以开口，直到事情紧迫才回应，都是因为有所疑虑而不能自行决断。臣不知陛下对寿皇究竟疑虑什么，又是从谁那里知道寿皇另有用意的？恭敬地想，寿皇圣帝爱陛下，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姑且说说事实，其中有两件事，陛下是否也曾在心中有所触动？是否也曾自然而然地在内心觉察到？臣请为陛下说明：陛下当年在王府时，魏王是兄长，身体还健在。寿皇圣帝凭自己的独断明见，不被群臣议论迷惑，越过魏王而立陛下于储宫，这难道不是因为寿皇爱陛下吗？陛下在储宫时，年岁渐长，经历并通晓许多义理。高宗皇帝升遐之后，寿皇虽然还在服丧之中，却立即把神器授予陛下，一点也不肯拖延，这难道不是因为寿皇爱陛下吗？寿皇如此爱陛下，陛下为什么偏偏要怀疑寿皇呢？即使说寿皇对陛下有所不满，那么过去事情的验证，早就应当看见，不必等到今天。何况寿皇所爱的儿子只有陛下一人，不像汉唐时期还有其他母后所生的诸王。寿皇厌倦处理军国事务，完全不再参与，不像唐朝皇室那样有父子嫌隙。亲生父亲与亲生儿子之间，以揖让相授受，有什么可疑、可忌，却竟说有二心呢？一定是由于左右的小人竭力想要狂妄地迷惑天听，所以树立异论，动摇圣心，使父子离异，从而让奸邪之人得志。小人的情状，难道不容易看清吗？臣料想圣心无故产生疑虑，一定是邪说浸染得太深。假如寿皇圣帝以父亲的道义更加严格，威严的神色过于严厉，陛下执守礼法又恐怕有所违犯，小心谨慎而多有畏惧，就更应当勉力竭诚，使父亲尽情欢悦，怎么可以因循拖延，图谋躲避呢？这不仅可以给后世留下谋划，也可以稍稍掩饰于外间观感。如今如果只是怀着自己的疑虑，不相信正直的议论，那么父子之爱岂不是被截断而分成两半了吗？宋缪公父子曾相互说：‘活着不要相见。’郑庄公母子也发誓说：‘不到黄泉，绝不相见。’这些都是乱世招致变故的事情，在圣明的朝廷中，怎么适合出现这种情况？况且因怨恨而称为仇，因为争胜而称为敌。‘仇敌’二字，用来形容交战，施用于邻里，或许因客气偶然说到；兄弟之间尚且以此为忌讳，谁能说父子可以与仇敌相似呢？舜的父亲瞽瞍，是最难以说明的父子关系，但舜仍然恭敬谨慎、斋戒战栗，使瞽瞍终于欢悦。

译陛下防备、疏远寿皇，并不是说要把陛下与舜相提并论；既然如此，究竟因为什么事而自我怀疑呢？一旦产生疑心，必然发展为怨恨愤怒；怨愤深重之后，就会成为彼此的敌人。寿皇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地方，以至于父子之间不相接言笑，早晚省视也长久中断，难道几乎要以怨愤相争胜吗？臣希望陛下观察寿皇爱子的深切，体察寿皇禅位让国的诚心，消除外来的疑虑，赶快恢复早晚省视之礼。翠华车驾一经出行，寿皇慈怀必定充满喜悦；父子一旦欢然相见，就可以验证彼此确实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还疑虑什么呢？还疑虑什么呢？臣学问荒疏，言语失序，虽然屡次写在奏牍中，却从未能契合圣意、得到圣上明察。然而臣的职分在于参与谋议，有所冒犯也不隐瞒，所以先为陛下陈述团结人心的道理，以防止祸变；其次陈述不要自我怀疑的道理，以开解圣上的心怀。臣请求陛下赶快依照初一日告朔之礼，立即赐驾过宫。天下人看见的都会心情喜悦，听说的都会内心欢欣，从而消除旱灾之变，招来和顺之气。在一反复之间，便可转祸为福；圣德显扬广大，流传无穷。若陛下把这看作寻常之事，安于没有祸患，苟且因循，安然不觉悟，那么不美的名声会传播得更广，不平之心会激发得更厉害，很快招致一旦之间的祸患，最终成为终身的忧患，使社稷倾覆危亡，百姓陨落溃散。祸变一旦到来，片刻也等不得；即使想要后悔，又哪里还来得及呢？臣出于忠心爱戴君主，又被忧虑国事所迫，不躲避诛责斥退，把所能陈述的全部说尽，只希望陛下不要把这些话当作寻常言论而忽略。说友又上奏说：“臣仰想到陛下聪明仁厚圣哲，远远超过古人。陛下即位以来，勤于防察民间隐情，振作精神处理各项政务，以开创有宋无疆的大业。年久以来，圣德昭著闻于天下，这全都是上天赋予的圣明，不是矫揉勉强所能做到的。凭陛下这样天赋的圣明，至于侍奉父亲、思念孝道，这是人道的大伦，理应是陛下亲自实行并切实履行的事情。寿皇是天子的父亲，陛下必定会说：‘这是我应当恭敬侍奉的人。’重华宫远在南内，陛下必定会说：‘这是我应当前往问安的地方。’侍奉父亲的道理，本来就是陛下天性中生而知之的道理，不过是圣德所余的事务罢了。然而近来早晚省视缺失礼数，过宫又屡次误期，宰执、从官和百官纷纷抗章进谏，甚至推门牵衣、叩头流血；他们爱护君主的诚心，实在深切至极。臣虽然愚昧浅陋，也曾四次进呈封章，冒昧惊动圣听。然而清道肃驾始终没有听闻，日复一日，人心动摇，朝廷内外都忧虑惶恐。臣有幸进至玉阶之下，处在方寸之地，不敢说危急激切的话来惊动圣听，只把浅陋的管见陈述出来，希望陛下稍加留意。”臣位列从班，出入宫禁，曾因群臣奏对，听到过圣上几句话：一是说“孝是各种德行的首要”，又说“朕想能够同寿皇相见”，又说“终究必须过宫。” 天理明白，良知完整，陛下知道应当怎样侍奉父亲，想来并没有忘记。可是迟疑不前，想要驾车出行又再次停止，圣心大概是有所疑虑。臣仰想圣心所趋向的地方，不是外廷小臣所能测知的。然而事情明白显著，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那么像臣等这样的人也可以预料到。臣现在有四条说法，用来解除圣上的疑虑。陛下往年本来确实曾经怀疑过，拖延犹豫，共计八个月。群臣进呈封章抗章进谏，不知有多少。陛下宽宏容纳，完全消除了疑虑，终于采纳群臣的论奏，于是恢复了父子之间的良心亲情。仲冬既望、冬至长至日和元日，陛下曾三次过宫。册宝礼完成后，两宫共同庆贺，雨雪降临以应祥瑞，各种纷扰气氛消除，四方百姓欢欣鼓舞。当时寿皇顺应天意、心情愉悦，诚意挽留陛下直到整日，陛下正在膝下陪侍、承欢。寿皇欢然与陛下相接的情意，是陛下亲身经历的；寿皇拳拳爱子的实情，是陛下亲眼看见的。那么此前所谓自我怀疑的那些事情，圣心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既然以前只是无缘无故地怀疑，最终事实证明没有可疑之处，那么今天的疑虑，也正如从前那种无缘无故的疑虑一样。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可疑之处的第一条。自古以来，父子之间本来确实有产生嫌隙的情况。诸子有嫡子、庶子之分，受到的毁誉便不同；诸母有先后之别，父亲的爱憎也会随之区别。有的因为谗言诋毁、离间关系而改变所爱，有的因为其他母亲日渐浸润影响而改变所爱。不幸处在这种时候，父子之间确实有难以言说的情形。至于寿皇对陛下，却不是这样。寿皇的圣子有三人，如今只有陛下在位，并没有诸母、诸王之间的嫌隙。寿皇完全出于圣意，早早确立陛下为太子。高宗升遐后，寿皇立即把帝位禅让给陛下，恭敬谦让、授受帝位，这确实是与尧、舜、禹相同的行为；由此可见寿皇爱护陛下，陛下完全可以据此相信。如今圣意怀疑，牢不可破，这必定是小人的邪说仰上迷惑圣听。以陛下的圣明高远，小人的言论本来必能洞察；然而奸人巧设计谋，想要制造祸乱的阶梯，往往依靠谗言反复渗透的力量。陛下刚听到他们的话时，虽然没有察觉他们的用意，但日积月累，早已留在圣心之中，先入为主的成见已经很多了。陛下一旦接受他们的话，圣意怎么会不受迷惑？只希望陛下体察父子之间的至情，察知小人的邪恶意图，静心思考、默默斟酌，明白判断而不再迷惑；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可疑之处的第二条。寿皇圣体违和，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臣私下听说，圣上疾病起初苦于泄泻，后来形成虚弱，灸艾多达数百次，丹药也不断供奉进用。正值盛夏，饮食又减少，后生壮年尚且要费力调治，何况寿皇年事已高，怎么适宜长久抱病？医官每日申报，件件都可以查考。陛下在这种时候，与平日的情形不同。不仅作为人子，本来就应当急于探视父亲的疾病，而且寿皇尤其想见陛下一面。疾病尚未痊愈时，思念骨肉至亲；只要能够侍奉慈颜，慈父的心怀必定宽解，心怀宽解，疾病自然就会痊愈。在这种时候，寿皇怎么会对陛下有丝毫其他用意呢？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可疑之处的第三条。臣私下听说，二十四日，陛下命嘉王到重华宫问安。虽然陛下过宫稍有延误，但皇子奉命前往，朝廷内外和军民都拍手加额，齐声说陛下过宫已有日期了。嘉王问安之后，应当有回奏报告，必定会说寿皇的疾病仍未安稳。臣私下料想，陛下听到这里一定会动心；他又会说寿皇想见陛下，臣私下料想陛下听到这里一定会生起思念。嘉王是陛下的亲生儿子，不像群臣那样与寿皇疏远；陛下通过嘉王传达的话，就可以相信寿皇想见陛下的心意了。

译这就是臣所说的没有可疑之处的第四条。臣私下认为，自古忠良之臣之所以说到舌头破、嘴唇烂，喋喋不休而不肯停止，都是希望君主没有过失，共同进入尧舜三代那样的境界。如今过宫误期，根本原因只是陛下自己有所疑虑罢了。假使臣子不明白事机，倡导骇人听闻的言论，在确实有可疑之处的时候，却妄说没有可疑，以致误导陛下，使陛下行动之后终于后悔，那么臣子的罪过即使诛戮也不足以抵偿。只是今天这件事，寿皇爱护陛下、陛下侍奉寿皇，父子至情之中，确实没有任何一件事、任何一样东西在事实表现上值得怀疑。臣子在此时如果不能不顾一切地再三为陛下恳求哀怜，冒死进谏把实情告诉君父，那么他们误导陛下，即使死上万次也无法赎罪。幸而这两三天以来，寿皇圣体渐渐趋于好转，这大概是祖宗在天之灵的庇佑，也是宗社无疆的福分。希望陛下就在此时，不等群臣奏请，也不等过宫的日期确定，立即出于圣意，当天过宫。寿皇病体稍安时看见陛下修行问安之礼，慈父心怀必定非常欢愉，圣颜必定非常喜悦，圣体残余的病痛自然会顿时减轻；那么翠华车驾一出行，难道不是胜过良药美剂千万倍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孝道因此彰明，圣德因此显著，可以收拢人心，可以止息喧哗和诽谤，可以消除祸乱的根机。这几件事，都绝不是末节小事。臣愚昧琐碎、庸碌无能，却以朴实的忠心自信；蒙陛下连年亲自擢用，得以忝列法从，所受大恩如同天高，却没有办法报答，所以才敢不顾天诛，把自己一点所得的忧虑陈述出来，以感动圣上的心意。臣迫于爱护君主，言语中不知道避讳，只希望陛下体谅臣忠诚恳切的心而赦免臣。臣不胜叩头流血、战栗惶恐、等待治罪的至诚之情。说友又上奏说：“臣等私下看见，本月十八日，权刑部尚书臣京镗奏事，请求陛下早日过宫，面承圣上玉音指示，命他与刑部同僚审查核实。二十六日，权户部侍郎臣袁某奏事，请求陛下早日过宫，面承圣上玉音指示，命他与户部同僚商议。臣京镗、臣袁某随即把圣上的话宣示传达。臣等私下认为，过宫之礼本是陛下平常实行的事情，只因为延误了几个月，侍奉父亲的道理完全被废弃，所以臣等冒死恳求哀怜，向君父控告。虽然已经极其恳切，但清道肃驾始终没有出行。如今圣意所趋，仍说要审查核实，又说要商议，这说明陛下还怀有疑虑，尚未决定。寿皇圣帝圣体失调，至今已满一个月，医官每日申报，情况历历可考，还需要审查核实什么？车驾过宫问安、探视疾病，是陛下本来就应行的常礼，还需要商议什么？恭敬听闻寿皇圣体近几日病势时好时坏，饮食大为减少，后生壮年尚且要费力调治，何况年事已高，怎么适宜长久这样抱病？又听闻寿皇因没有见到陛下，早晚心情不乐，不肯服药，事势的忧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如果在此时立即乘舆出行，稍稍修行早晚省视之礼，不仅寿皇在病中见到陛下，必定大为喜悦，不用服药也会自行痊愈；而且陛下久缺礼数，如今一过宫，也可以稍微平息军民的愤怒。而且从十天以来，居民已经有大半动摇而迁徙；住在城中的迁到乡村，住在近郊的迁到邻近州郡，富裕之家争相藏匿金银，市场价格因此成倍上涨。甚至两宫阁分的人把钱袋、财物暗中带回私室，自认为动乱的祸端就在眼前。这些都是乱世亡国的气象，在圣明之时，怎么适宜出现这种情形？陛下虽然深居九重宫禁，难道会听不到吗？臣私下料想，圣意一定认为过宫稍有延误，不足以导致动乱；然而父子之道断绝，就是违逆天理。即使是幼童，也没有不知道爱护亲人的；如果不知道爱护亲人，就是违背人伦。自古以来违逆天理、背悖人伦，祸乱没有不发生的。臣实在担心有人以此问罪，或许会有人响应，陛下难道能不寒心吗？臣等实在认为如今的事情，只在陛下‘过宫一趟’这一刻，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审查核实、可以商议的事情。只希望翠华车驾一出，大势自然安定，从而收拢人心，遏制祸乱萌芽，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假如陛下迁延犹豫，仍然寻求审查核实、商议的说法，那么臣等实在不知道将死于何处。臣等迫于爱护君主，再三冒犯天威，罪当万死，只希望陛下裁量赦免。” 说友又上奏说：“臣等连日号哭，已经五次上呈奏牍。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突然抛弃万国，陛下作为人子，既没有亲临丧事，也没有亲视入殓；既没有举哀，也没有按礼成服。朝廷内外愤怒怨恨，众口一词，请求陛下赶快过宫，稍稍恢复人子的道义，稍稍平息祸乱的根机。銮舆寂然不动，天理完全断绝，不知臣等所奏之事陛下是否略加阅览？”这几天以来，三军怨恨诽谤的话，百姓惊骇震愤的情绪，上天后土的谴责和愤怒必定很深，臣等已经在屡次奏章中详细写明了。虽然陛下自己知道在道理上违逆，想要稍稍掩饰自己的过错，于是下达指挥，托称有病而没有前往；但百姓虽然至为愚昧，神明难道能被虚假的言语蒙蔽吗？这些天来外间传说，陛下照常宴饮，又召唤俳优，托病的说法，百姓本来就不相信。又听说圣心怀有歉疚，亲自携带弓箭，想要用来防卫自己。不知这样对陛下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使自身危惧到这种地步。臣等实在为陛下痛惜。躲避祸害、趋就利益，违离灾祸、趋向福分，谁没有这样的心愿？陛下天赋聪明，可是这几个月以来，因为不过宫，亲自种下了祸患的根本；如今又听说对寿皇之丧不赴，做儿子的道义完全废弃，天下喧扰，神人共同愤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为什么偏偏要自己舍弃利益而趋向祸害，背离福分而招取灾祸，乖谬悖逆到这种地步呢？臣等实在不能明白。如今寿皇的丧事已经第八天了。即使果真有疾病，也尤其应当勉强支撑病体赶赴丧事。现在陛下安处深宫，照常欢宴；假如民间有父亲去世，作为儿子的经过八天还不奔赴痛哭，陛下见到这种人，必定会深深憎恨他。陛下贵为天子，难道反而可以亲自践履这种行为吗？如今事情已经到了极点，军民的怨愤已经很深，天地的怒气也已经显现。十三日成服之夜，白虹横贯天空，古人认为这是兵乱的征象。陛下看看这样的天变，看看这样的民心，假如陛下仍不忧虑、不畏惧，不悔恨、不觉悟，臣等将死得肝脑涂地。陛下即使想要君临天下，臣恐怕也不只是到了没有帮助的极点、亲戚背叛您而已。陛下难道不能因此稍稍寒心吗？臣希望陛下痛切思念慈父无穷的恩德，稍稍尽到人子哀痛悲伤的感情，赶快整肃法驾，前往梓宫之前痛哭，以此谢罪于先前的过失，消除祸乱的根本。如果再不这样，臣等和百姓、三军都不知道将死于何处了。危乱已经逼近，臣等不再顾忌避讳，只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赶快设法挽救。

译说友又上奏说：“臣痛哭流血地进言：本月初九日，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突然抛弃万国，犹如天崩地裂，发生了非同寻常的祸变；内外百官、三军万民，谁不痛心？流血号哭、悲恸不已的声音，远近相连。陛下起初听到丧讯时，应该痛切责备自己此前长久不过宫，竟造成终身诀别；不等命驾，就应当像从前寿皇圣帝刚听闻高宗病危时那样，乘小轿从便道急奔宫闱。即使不能与父亲见上一面，也应当披发在灵床前哭泣，留宿丧侧，亲自监督百官有司办理后事，等候举哀、成服；这样尚且不足以赎偿此前长久不过宫的过错。谁知陛下完全不是这样：凶讣刚传来，就从容在朝廷接见臣下；虽然面对宰执以及罗璧等人时，圣上口头说有便当过去的话，但陛下一退朝直到现在八天，安坐深宫，起居、服用都和平常一样，把父亲的丧事看作别人的事情，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圣上竟完全不举行丧礼，臣子、军民惊愕诧异，怨愤诽谤之声不堪听闻。臣与从官罗璧等人，都是承受陛下厚恩的人，忽然看见陛下把人伦天理全部抛弃毁灭，作为人子的道义一丝一毫也没有；外间议论沸腾，恶名太过，已经无法遮掩。臣等不忍心看陛下自行陷于不义而达到这种极端。从初九日起，臣等连续进呈封章，向陛下控告，请求早日过宫；即使陛下俯听臣等所奏，立即乘舆前往，也还不足以堵塞朝廷内外的责难，可是陛下一概不听，反而进一步杜绝臣下起草奏章进谏的途径，明白显示出不肯服丧的迹象。不知这样对陛下有什么好处，为什么甘心承受这样极其不美的名声呢？臣不胜日夜痛哭哀苦、呼天叩地，实在深深为陛下感到惋惜。陛下贵为天子，天赋聪明；然而儿子侍奉父亲，以及父亲去世后儿子服丧，都是眼前容易明白的事情，民间三尺高的幼童谁不知道呢？不知为什么唯独陛下在这件事上懵然无知，竟一点也不明白？假如民间有父亲去世，儿子虽与父亲异居不过百步，父亲病了不去问候，父亲死了不去奔丧，听不见号哭之声，也不举行衰服、丧绖之礼，路人都会交相辱骂，邻里也会共同攻击他。陛下若听说这样的人，臣私下料想圣心也一定会深感不平。如今陛下却安然践行这种行为，完全没有顾忌、回避、忧惧的意思。陛下试想，军民万姓难道没有因陛下此举而痛心疾首的吗？难道没有因陛下此举而怀恨积怒的吗？难道没有因陛下此举而替寿皇伸张义气、报复怨恨的吗？” 陛下不这样思考，只想固执地相信前日无缘无故产生的疑虑，只想满足今日任意行事的心愿，不体恤慈父，不顾天理，不怕人言，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自以为已经得到了防备。军民百姓，难道还能把我怎么样吗？假如君主可以这样做，那么自古以来因昏乱而灭亡的君主、因危殆而倾覆的时代，都可以只凭这种说法自我依恃，又怎么会混乱到今天呢？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如今陛下既不亲临丧所，也不举哀；既不按礼成服，也不过宫，军民的愤怒已经无法遏止。虽然前日太皇太后下达降防，说皇帝因病不能过宫，陛下也下达指挥，说因痰▯未能过宫，这本来是想稍微减轻三军百姓的责难。然而谁不知道这是借疾病的说法来文饰过错呢？如果下达指挥之后，一两天内随即过宫，还可以略微消弭祸乱的苗头。自十三日成服以后，传闻陛下想在十五日过宫，完全履行丧礼，如今又不是这样，越来越使人心交相愤怒，祸乱的苗头更加滋长，国势的危险超过了累卵。陛下为什么要在无事无故之中，轻率地做出危乱灭亡之事呢？臣悲哀痛苦到了极点，再次替陛下感到痛惜。不知圣意究竟打算哪一天过宫？还是要等事情稍微平定以后才命驾，或者等人心稍微安定以后才出行，抑或终于永远不过宫吗？如果要等事情平定以后再行动，那么如今成服已经完毕，丧事的各种事项，朝廷都已经按次序办理，事情起初并不是没有平定。人心喧扰，正是因为陛下父亲去世服丧，却安然处在宫中，所以人们心怀愤怒。如果圣驾一出行，人心自然会逐渐安定。如果说永远不过宫，那就是陛下不再把祖宗的宗庙和国家社稷看重了。自天地开辟以来，国家灭亡、社稷倾覆的事情大约有几十次，陛下读史时，难道没有看得十分清楚吗？所谓灭亡倾覆，都是由于无道无义，不知道悔过，才到了这种地步。陛下不要以为宗庙社稷可以任意放纵心志，却能够长久守有。十三日成服至夜里二更时，白虹贯穿天空，从东向西，连绵横亘而不消散，京城人都看见了。臣谨按《汉书·邹阳传》所说，白虹贯日，解释者认为白虹是兵乱的征象。陛下看到这样的天象，难道可以一点也不知道畏惧吗？如今最值得忧虑的是，三军将士感念寿皇深厚的恩德，一旦听到丧讯，早晚哭声震动营寨。他们看见寿皇正患病，陛下却长久缺少定省之礼，亲自侍奉汤药之事一次也没有做过，诸军已经心怀愤怨。又看见寿皇已经驾崩，陛下听到丧讯却不顾丧礼；既废弃孝子的常礼，又完全不举行相应仪式。近些天来，私下议论和讹传不断，确实已经有蔑视君上的意思。前日白虹横亘天空的征象，陛下难道不能稍微触动圣心，使自己感到寒心吗？陛下难道没有看见近日北方之地，尚且能够为他们的祖父服三年丧吗？北方初开化，文物制度尚未完备，礼制也不详尽，却还知道为寿皇服满三年丧，以仰慕他的德行、归向他的义举，把这看作一方的盛美之事。如今陛下是中国的君主，统领人道教化，为什么甘心连别人能够做到的事也做不到呢？陛下如果想到这里，臣私下料想，圣意一定会羞惭得面红出汗、内心惭愧。何况眼下刚刚派遣使者祝贺生辰，又派遣使者告哀，两个使者到了敌境以后，或者敌国接待使者，或者其酋长都问到陛下不为父亲服丧的事情，不知两位使者将怎样回答；这会给远方之人留下笑柄，使中国受到轻侮，万一竟成为敌方问罪的借口，产生南下牧马的意图，不知陛下又将怎样应对？这正是臣子尤其心惊胆战的地方。再说陛下安处宫中，既不成服，又不知道命驾登车时将穿什么服色。

译宰执奏事的时候，陛下将穿什么服色接见？如果仍然穿吉服，那就说明陛下完全没有把天地、祖宗和父母放在心上。臣私下担心陛下会再次获罪于天下，到那时陛下将凭什么君临亿兆百姓、镇抚夷狄呢？寿皇尚未上宾时，陛下不肯过宫，还可以说自己另有疑虑，担心寿皇会对陛下有所加害，因此犹豫不前而不敢去。今天的事情与前日已经大不相同，悲哀啊，痛苦啊！寿皇已经抛下陛下而成仙去了，陛下前日虚妄的疑虑如今还有什么呢？不知陛下还在疑畏什么，为什么又像前日一样犹豫不去呢？内外之人都在叹息、惊骇、错愕，实在不明白圣意究竟在哪里。臣愿陛下鉴察臣的话，稍加圣虑，把乱亡看作可怕，把社稷看作危殆，立即下达指挥过宫行礼，念及慈父无穷尽的恩德，尽情承受人子哀号痛哭的苦楚。圣驾一行，就能转危为安、转祸为福，这是宗庙社稷、四海苍生无比的幸运。臣今天恳切地上奏，哪里是为自身谋划？只是因为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德，承受陛下亲自擢用的恩遇，爱护陛下最为深切，忧虑陛下最为深重，希望陛下成为最孝最贤的君主，愿陛下拥有顺应天意、获得人心的美誉。自四月以来，臣之所以亲自三次上奏札，请求陛下早日过宫，如今又披沥肝胆直言，冒着祸乱而触犯天听，只希望陛下俯察采纳，赶快谋划此事；臣即使赴汤蹈火，死了也感到荣幸。光宗时期，朝散郎、秘阁修撰、权发遣潭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借紫臣朱熹谨此冒死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近来私下听说，陛下过宫一事，许多论谏都没有得到采纳，屡次下达指挥，不久又停止取消，朝野听闻后惶恐疑惑，传闻惊骇异常。像臣这样孤陋卑贱、疏远朝廷的人，私自伏处草野，不知道外廷细微的议论，本来不敢妄自开说，以烦扰圣听。只是这次承受恩命，起任藩屏之职，静心思考自己的职责，发现这关系到国家体制。如果朝廷端正纲纪，树立君主德行，修明政事，使人心喜悦，那么守土之臣即使极其驽钝，也还可以凭借圣上的威灵，勉力驱驰，以称职奉命。倘若根本动摇，腹心腐坏，大势倾覆，再也没有可为之处，那么内外臣子即使有奇才远略，也无从施展。何况像臣这样迂腐愚拙的人，即使想捐躯报国，又哪里有力量可以施展呢？因此臣不能自已，有些话不能不对陛下说。然而臣所读的不过是《孝经》《论语》《孟子》和六经之书，所学习的不过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理，所知道的不过是三代、两汉以来治乱得失的缘由，所讲明的不过是仁义礼乐以及天理人欲的辨别，所遵守的也不过是国家的法令。考察这些道理的归旨，无非是希望做臣子的忠诚，做儿子的孝顺罢了。如今拿这些来进言，朝廷上的臣子已经说得很详尽，陛下听得也很熟悉了。若舍弃这些来进言，那么自古以来天下国家从没有能够离开这些道理而实现治理的。臣今天也不敢广泛援引前人的话，完备礼仪上奏，以博取敢于进言的名声、把过错归于陛下。请允许臣只以父子天性的道理，流着眼泪向陛下陈述。臣听说，人之所以有这个身体，是从母亲那里得到形体，从父亲那里获得生命的起始。即使是强暴的人，见到自己的孩子也会怜爱；至于襁褓中的婴儿，见到父亲就会欢笑。人的天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完全不是出于人为造作，而是自然如此；这就是父子之道成为天性、不可解脱的原因。然而父子之间有时不能完全履行各自的道义，难道是做父亲的天性在慈爱上有所不足，还是做儿子的天性在孝顺上有所不足吗？人心本来明白，天理本来具备，只是被物欲所昏蔽，被利害所遮蔽，所以小则伤害恩情、损害道义而不能醒悟，大则灭绝天理、扰乱人伦而无法挽救。比如有人嗜好饮酒，有人嗜好财货，有人嗜好声色，有人嗜好安逸便利，这些都属于物欲；本来清明的心地被物欲昏暗了。于是父亲有时忘记自己应当慈爱，儿子有时忘记自己应当孝顺。然后有制造谗言邪说的人，把似是而非的事情说成真实，把毫发小事夸大成丘山，向父亲进谗，就使父亲施加在儿子身上的行为不免稍有过分；向儿子进谗，就使儿子对父亲的行为渐渐失去常道。接着又巧妙地编造利害之说来胁迫他们，大概是说这样做就一定得到利益，不这样做就一定遭受祸害。利害之说既然遮蔽了他们的心，他们的猜疑便一天天加深；今天猜疑，明天又猜疑，猜疑不止，儿子一抬脚就得罪父亲，父亲一开口就招致儿子的怨恨，父子之情于是破坏，祸乱也就发生了。请陛下在闲暇时，或在半夜，或在读书时，或在静坐时，抛开物欲的私心，完全除去利害的遮蔽，默默观察这颗心本来的状态，那么父子之间本来从未不是慈爱而且孝顺的。臣私下观察，陛下天资仁厚孝顺，初政清明，进退人才都符合公众舆论；一句善言，天下都称颂，难道偏偏在天性最亲近的父子关系上反而采用刻薄的态度吗？何况供养所需的物品并没有大的缺损，政事之间也没有大的变革，过宫定省本来不是难事，却犹豫徘徊，动辄超过一个月，这又是为什么呢？莫非事情起于细微的防范，感情阻隔于长期疏远之中，刚开始出现嫌隙时，群臣不能及早挽救；等到形迹已经明显，又不能体察陛下侍奉亲人的本心，也不能调和陛下父子之间的感情。往往语言笨拙直率，援引事情又失于过度，他们的心虽然忠于陛下，却不足以感动醒悟陛下的听闻，反而只是激怒陛下。所以近日陛下将要过宫却又停止时，陛下未必没有这样想：‘我身为万乘之主，难道竟不能自由处理一件事情吗？’因此不肯屈服自己的独断之权，只是被群臣的议论逼迫罢了。臣私下推测，陛下父子之情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奸人制造邪说，离间陛下父子。比如一次饮宴中的过失，寿皇担心陛下或许怠于政事；一句话或一个举动的过错，寿皇忧虑陛下或许因此成病。这些都是对陛下爱护极其深切，所以有时表现在言语上，却并不自以为有所嫌隙；他的心意只是希望陛下改过向善、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以奉事天地、承继祖宗，为有宋创造万年无疆的福祉罢了。

译他哪里曾有丝毫像浚井、涂廪那样的怨恨之意呢？可是奸人借此制造危言，来往施行离间，误导圣听；不但使陛下本人常怀疑惧，也使陛下宫中的人都严肃畏惧重华宫，不敢亲近。近来时间越久，疏远和隔阂越来越大。天下人只看见寿皇慈爱覆盖天下，对陛下尤其深厚；至于陛下侍奉寿皇，却不是以孝闻名，而是以失礼闻名。人们又不知道这是群小奸人的行为，只把它直接看作陛下的过失。街谈巷议、私下议论和族人谈话，甚至出现臣子不敢听闻的话。臣恐怕还不止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平民传播流言，草野之人僭越作乱，可能会打着义的旗号起兵；又导致外敌兴师问罪。到那时，六军的感情还能使他们亲近归附吗？百姓的心还能使他们团结牢固而不离散吗？那些进谗邪佞的人，即使把他们剁碎来吃，对国家的败亡又能来得及挽救吗？像臣这样愚昧的人，即使有成百上千，都愿意粉身碎骨、诛灭全族来替陛下而死，对社稷的存亡又能有什么补益呢？又听说寿皇圣体近来稍有不适，即使未必是因此造成的，天下后世难道不会说是因为心情忧郁郁结而到了这种地步吗？事情本来确实有因毫厘之间的差错，最终造成后悔不胜的情况。臣子所不忍说出口的事情，为了忠于侍奉君主，也不敢隐瞒。从前汉文帝迁徙淮南王刘长，稍有思虑不周，后来‘一尺布、二斗粟’的歌谣便使他终身感到痛苦。作为兄长却不能容纳弟弟，即使是贤明的君主，也不敢自行宽恕自己的过错；何况拥有天下之大，却不能容纳自己的父亲呢？为今之计，首先派遣大臣到重华宫谢罪，其次发布明诏告谕朝廷，说前日之所以不能没有疑虑，是因为谗邪之人迷惑扰乱的缘故；诛杀这些奸人，以向天下谢罪，屏退斥逐其余党羽，恢复当初的清明。当天就驾临重华宫，问安、侍奉膳食，以尽父子欢聚之情。这样，天下就会歌舞，四夷就会尊敬仰望，史书也会如实记载，把它作为美谈。转危为安，只在陛下反掌之间。如今最深切爱护陛下的是中宫和嘉邸，最忠于陛下的是两三位大臣。愿陛下把臣的奏章拿给他们共同参详订正，他们一定会知道臣对君父是多么恳切；臣的话虽然浅陋，却实在是宗庙社稷最重要的谋划。臣受限于镇守远郡，无法请求当面进对，但忠心和愤懑所激，不能自已，因此冒死拜奏，痛哭流涕，极力直言。只愿陛下赦免臣狂妄鄙陋的罪过，臣冒犯天威，实在恐惧万分，惶惧得几乎丧命。醴泉观使周必大上奏说：‘臣听说，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以孝为根本的。汉朝以火德兴起，本朝也承用火德统治天下。按五行说，火主孝，所以两汉皇帝的谥号从孝惠帝以下，都冠以“孝”字，本朝也是这样。如今陛下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光大居有中原，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年纪正盛，又得到陛下这位圣明的儿子，享受天下最优厚的奉养，这是无穷的福庆。从今以后，又有慈福太皇太后作为曾祖母，重华皇后作为祖母，宫中三代尊亲并立，自古典籍记载以来，君主奉养三代亲人的盛况，像今天这样少有。凡是定省的诚意、奉养的勤劳，充分体现陛下天性中的孝道，光耀祖宗，使火德兴盛、照临四方，这本来是圣德必然优先做到的事情，哪里还需要臣来赞颂呢？’臣偶然有些愚见，便冒昧进言。汉代《百官公卿表》说，皇后有詹事，皇太后也有长信詹事；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大长秋，有时任用宦官，有时任用士人。椒殿深严，尚且参用士人掌管宫中事务，何况太上皇帝居于东宫超过二十年，登帝位已经五六年，所用之人很多，其中难道没有长久蒙受简拔知遇、可以充任顾问的人吗？如今在左右娱侍的不过是几名中贵人。如果能够考察古代旧制，趁机会奏请，稍微沿用汉代的做法，在太上皇帝旧日的臣属中选拔一两人，入内就侍奉于清闲之时，出外就随从游幸，与太上皇谈论唱和，使圣心得到欢乐，这也是奉养心志的重要方面。如果说古代的义理不能立即实行，臣请求引用近代事情作证。靖康初年，徽宗内禅以后，首先命中书舍人谭世勣等人以显谟阁待制身份主管龙德宫，受到徽宗特别的顾遇，至今仍被当作美谈。高宗内禅时，寿皇也曾命钱端礼出任德寿宫使。只是重华宫迁居新址时间还短，来不及办理此事；何况历代多只是奉养母后，与近世的情形不同。请陛下和大臣仔细商议，斟酌古今制度来实行。吏部尚书赵汝愚上奏说：‘臣私下思考，君主以一人之身处在亿兆百姓之上，却能使四方万里之内的人环绕拱卫、向内归附，奔走服从而不敢稍有怠慢，这难道是一人的力量能够胜过四海众人吗？一定是因为有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能够使人们平素就服从他的心。父子之道是天性，不只是贤者有，愚者也有；不只是贵者知道，卑贱者也知道。因此上面一人孝敬，下面千万人就感动喜悦；所敬奉的人少，所喜悦的人多，正是因为大家共有这种天性。君主在这件事上稍有缺失，那么上至缙绅士大夫，下至平民和小贩之妻，远至四夷蛮貊，都可以议论君主。这不是其他事情中一句话、一个行为的过失，或一项政事的差错，其利害能够相比的。所以经书说：“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更高的。”至于谈论治理天下，也没有比孝更高的。君主能够用孝治理天下，就能得到万国的欢心，使人们侍奉自己的亲人；其结果将达到天下和平，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如果与此相反，就会失去万国的欢心。万国的欢心既然失去，上天就会降下谴责和警告，灾害从上面发生；人间就会兴起怨恨和诽谤，祸乱从下面产生。’ 像这样却能够长久享有国运，臣从未见过。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反复熟读先圣的话，深思治乱的根本，每天派遣可信任的臣子谨慎履行问安、察看膳食的礼节，按时乘坐法驾，修行五日一朝的礼仪。凡是群臣劝陛下早日过重华宫，使两宫之间尽到慈爱和孝敬的人，都是替陛下忠心谋划，对圣德有所补益的人。臣希望陛下相信并听从他们，不要怀疑。凡是说离间之词，使两宫产生疑虑和阻隔的人，都是奸人私自为自己打算，来误导陛下圣听。臣希望陛下察觉他们，疏远他们，不要受其迷惑。从今以后父子和悦，内外欢欣，四夷听说此事一定自然敬畏，奸邪听说此事一定自然退伏，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

译汝愚又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见，陛下自三月过宫以后，到现在已经半年多没有到重华宫、慈福宫了。本月十二日，按旧例进香，是最为隆重的礼仪。前几天，陛下已经明确答应臣等过宫。臣等也认为，陛下尊为万乘之主，又礼遇大臣，亲自发出玉音，这样的许诺不可能不可信。缙绅们传闻此事，早晚翘首盼望，正把它当作庆事。到了日期，却又以免到宫中为辞，车驾不出，群情更加大失所望。如今防庆圣节临近，只剩两天，人心忧虑疑惑，群情沸腾。臣等虽然听说已经有指挥，二十二日车驾前往重华宫上寿，但人们仍担心临到日期又反悔，不免疑惧。臣私下认为，陛下父子之间是天性，哪里需要臣等多说？只是担心有离间之人，误导陛下过分疑惧。陛下为什么不拿已经发生的事情来验证呢？去年防庆节和冬至日，都是有关官署早早戒备，法驾停在庭中。陛下虽然一时中止没有出行，但寿皇慈爱，并不介意。当时陛下本来就不免有疑虑畏惧之心。到了十一月二十二日，车驾一到重华宫，父子便和悦相处，整天宴饮欢乐，一直到傍晚将近，点着蜡烛才回来。’ 陛下前日的疑虑无不顿时消除。臣等私下观察，近日的情形与去年完全没有小的差别，陛下究竟害怕什么而不去呢？如今寿皇年事更加高迈，作为人子的心情正应当既欢喜又忧惧，这正是陛下珍惜时日的时候，定省的礼仪怎么可以长久废弃？万一寿皇有了疾病，破坏四时的和气，陛下将用什么来避开这个名声呢？防庆圣节时，皇恩普施、赐宴庆贺，上至朝廷，下至郡县，官吏自一命以上，没有不鸣钟击鼓、饮食饱醉，尽情享受一整天欢乐的。假如陛下那天又以其他事情为借口，臣等私下料想，北内一定凄凉冷落，十分无聊，只有寿皇一人而已。陛下如果确实想到这里，难道能漠然无动于衷吗？臣等私下观察，自深秋以来，近处有太白星侵犯心宿，荧惑星进入太微垣，黑色的灾气一同出现，大地像雷鸣一样震动；远处则水灾旱灾交替发生，波及数路，郡县空虚贫乏，没有办法救济。天意和人情，都非常可畏。臣等软弱无能，实在有朝夕不保的忧虑。陛下圣学高明，难道还能安然不把这些当作忧虑吗？臣等恭敬希望陛下深切鉴察：古往今来有治有乱，有安有危，愿陛下从内心果断决定，幡然悔悟，把天命看作可畏，把人心看作难以保全，把侍奉亲人看作最高的德行，把谗言当作借鉴，谨慎遵守昨日已经下达的指挥，不要再更改，以成全陛下亲自守信。率领群臣捧酒祝寿，退下后就进入宫中，使慈爱和孝敬两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按照家人的礼节行事，以成全陛下的孝道。两宫的吏卒和都城百姓都欢喜地盼望圣驾临幸，人人得到愿望，以成全陛下的仁德。陛下一次行动便有三种善果随之而来，自然使舆论感动喜悦，祥瑞福佑纷纷降临，宗庙社稷延续长久，百姓得到庆幸。臣等冒犯尊威，惶恐得几乎丧命。汝愚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本月二十二日是防庆圣节，百官列班于朝廷，主管官署早早戒备，都城人夹道等候圣驾，久立等待圣光，忽然传来重华宫恩防，命令免于到宫。一时间群臣面面相觑，惊骇错愕，起初不知道其中缘故。两三天来，道路之间肆意兴起讹言诽谤，传播的说法很多。然而臣等身为近臣，起初也怀疑是陛下的意思。当天早晨起身后，才听说陛下偶有感冒，所以未能出行，实在是不得已。今天早晨臣根据讲筵所传来的报告，得知明日开讲，臣很高兴听说圣体当天已经没有其他病患，可以有幸瞻望天颜。然而臣私下妄自认为，防庆圣节是千载难逢的盛礼，如今法驾还没有到重华宫，却先临朝听讲，不但事情的次序不顺，也恐怕无法解除都城百姓的疑惑。臣恭敬希望圣慈特别下达睿防，暂且停止明日开讲。幸好节日还没有过去多久，尚可先到重华宫，略举玉杯行祝寿礼，实在是家国的大庆。或者圣体害怕寒冷，仍然不能出行，即使稍微迟三五天临朝，也还不算晚。臣长久承受陛下的恩宠，按情理希望补报，只想增益圣德，不敢苟且为自己谋划，便冒昧进献盲妄之言，死有余罪，只愿陛下宽赦臣的愚昧。’ 汝愚又上奏说：‘臣等仰思大行至尊寿皇圣帝突然抛弃天下，天崩地裂，海内悲痛摧裂。然而陛下听到丧讯已经多日，仍然没有前往报丧，六军百姓尤其痛心。臣观察古代，凡有丧事必定有主持丧礼的人；如果没有后嗣，尚且还由朋友、同乡或门人代为主持。如今陛下亲自是寿皇的儿子，承受托付大事的重任，却有丧而无人主持，怎么忍心到了这种地步？臣等多次请求宣召入宫当面陈述衷情，又接连上文字陈说利害，可是天听高远，几乎像完全没有听见。如今有关官署择定十三日举行大敛、成服，陛下如果错过这个时候还不出宫，那就永远没有可以出宫的时候了。遗诏说皇帝成服三日后听政，如今陛下既未成服，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听政呢？礼法荡然无存，纲纪全部毁坏，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臣等恰好充任辅近之臣，痛心疾首，无地自容。近两天以来，市井之间兴起讹言、制造诽谤，什么都有，千奇百怪，无法听闻。臣等自身不敢吝惜一死，所痛恨的是太祖、太宗创业艰难，高宗中兴时奋力作战十年，如今国势像累卵一样危险，实在令人悲痛。恭敬希望陛下早日圣明开悟，迅速下达指挥，明日过重华宫参加大敛、成服，或许可以收拾人心，使国运稍稍延长。’ 如果再错过这个机会，陛下的事情就完了。臣等蒙受国家深厚恩德，不逃避诛杀，披沥血诚，冒犯圣上威严的听闻，实在悲号恐惧，惶惧得几乎丧命。

译汝愚又上奏说：‘臣等多日不能瞻望圣颜，又有应当合奏禀报的事情。昨日请求到后幄等候引见，承蒙御药院传达圣防，说改日引见。因为其中有一件事尤其急迫，不敢不奏报。臣等昨天起初商议，因十三日已经奉到太皇太后的圣防，说皇帝因病听任在宫中成服，按照旧例应当请求听政。臣等已经将此事奏知，并且备好表文将到后殿门外拜发；而礼部、太常寺以及侍从、台谏，下至学官，都有文字进言，认为陛下曾经下达指挥，等疾病稍愈便过宫烧香行礼，百官和有关官署都伸长脖子翘首盼望车驾先到重华宫，在大行皇帝的梓宫前穿丧服哭临，举行祭奠礼。臣等也可以在素幄前当面行慰问礼，退下后再三次上表请求听政，以及将来除去丧服、临殿听政，都可以依次举行，这样在礼制和事体上没有不顺。恭敬希望陛下迅速下达指挥，俯从典章礼制。臣等估量事势，圣驾暂时出行，万万不会有其他忧患，这对圣德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臣等实在以披沥鲜血、竭尽忠诚的哀惧祈请为至诚。’ 汝愚又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见，本月初三日是大行寿皇圣帝的大祥之日，初五日便到了终止易月服丧制度的期限。群臣按例应当除去丧服，但百官和有关官署纷纷起来议论，都说陛下自从在宫中成服以后，到现在还没有一次到几筵前哭临成礼，群臣也没有在素幄前当面慰问。纲常全都废弃，这还凭什么治理国家？众人的议论争执不休，不肯除去丧服。臣等早晚惭愧恐惧，没有办法平息局面。伏望陛下勉强为了宗庙社稷的计策，俯从群臣竭尽忠诚的请求，特别下达指挥，在初三日早晨前往重华宫举行大祥礼，这还足以稍微安慰人心，略存典礼。这就是古人所说在东隅失去、却在桑榆得到。臣等实在悲痛激切，向上天祈求、等待命令。’ 蔡戡上奏说：‘臣听说，君主的孝，最大之处在于使社稷安定，不像普通人的孝，只是局限于尽心供养而已。君主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担心没有供养亲人的办法；能够使亲人安享最优厚的奉养，才是孝的最大之处。唐太宗、唐明皇扫除祸乱，亲自实现太平，政治安定、功业成就后，把尊位归还给父亲，高祖、睿宗还来得及亲眼看见。二位君主的孝道，古今没有可比，因此成为三宗之首。近来太上皇帝圣体不安，礼制有所亏缺，人心喧扰，社稷几乎危殆。陛下上受太皇太后的压力，下面顺从臣民的请求，光明正大地登上帝位，君临万邦。诏令一颁布，内外欣喜拥戴，军民安定，顿时恢复旧日景象；没有动声色，宗庙社稷却重新安定，慈闱可以长久安享天下的奉养。陛下的孝，在那个时候是怎样的呢？如果太皇太后犹豫不决，大臣们徘徊不发，陛下退让推托而不敢承担，祸变不可预测，宗庙社稷能够安定吗？三宫能够安定吗？陛下能够高枕安睡吗？由此可知，陛下的功劳在社稷，孝道兼备于三宫，远远超过唐代那两位君主。陛下天性仁厚孝顺，兢兢业业，仍然因为不能早晚奉侍双亲而深深忧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陛下既然能够尽到孝道的大处，那么小处对陛下来说不足为难。臣私下认为，外廷的礼仪和五日一朝的制度，不可以废止缺失。万一圣父还没有康复，即使不能瞻望慈颜，陛下作为儿子的职责也已经尽到了。都城百姓看见，远方之人听说，难道不会仰望拥戴陛下的圣德，以至于天下太平安定吗？供奉的物品不可不丰厚，奉承侍奉的礼节不可不周到，供给侍奉的人不可不慎重选择，护卫的人不可不严密安排，这样或许可以使父子之间不产生疑虑和离间，把孝道委曲周全地做到，始终如一。这样就可以感通天地、通达神明，加惠百姓，成为四海的典范；上天会保佑，百姓会归附，圣明的儿孙将享有亿万年的国运，天下幸甚。’ 戡又上奏说：‘臣听说，孝是百种品行之冠。孝行一旦亏损，其他美德也无法补偿。孝出于人心共同具有的本性，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乡里无知的人，没有不知道有父母的。孝心真诚达到极点，上天便为之降下甘露，大地便为之生出灵芝，人君便为之表彰门第。里巷相互传颂，赞叹感慨，把它看作美事。倘若不顺从父母，天地就不保佑他，用雷霆震怒他；王法不赦免他，加以诛杀；人伦也不把他当作人，几乎没有地方容身于天地之间。大概父母是子女的天地，父母生育子女，正如天地覆盖承载万物；父母的恩德与天地相等。普通人家，父母留给他百金的产业，他尚且饮食不忘贫困的父母之子；父母没有留下一金产业，他也会想到这个身体从何而来，身体毛发皮肤都是父母所授，怎么敢一天忘记呢？何况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所得何止百金！君主一皱眉一微笑，九州四海都在观看；一言一动，天地鬼神都在监察。治乱的分界、祸福的应验，往往有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又何况德行没有比孝更大的，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它所招致的感应快得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唉，实在可怕啊！’ 去年灾异屡次出现，人心喧扰，早晨还不知道晚上能否平安。陛下屈尊亲自乘法驾到北宫朝见，天意顿时回转，瑞雪随即降下，人心于是安定，旧日景象重新恢复。自今年春天以来，陛下不亲自履行定省，已经又过去四个月了。各地都缺少雨水，种子不能下土，早稻来不及播种，旱情已经形成。到了芒种时节，如果雨水仍然失期，必定有千里赤地的忧患；百姓惶惶不安，议论纷纷，都说是陛下孝行有亏，所以导致了这些灾害。《孝经》说：‘侍奉父亲孝顺，就能明白侍奉上天；侍奉母亲孝顺，就能明白侍奉大地。’《传》说：‘仁德之人侍奉亲人如同侍奉上天，侍奉上天如同侍奉亲人。’从来没有不能侍奉亲人却能够侍奉上天的。如今郊祀已经临近，陛下侍奉亲人却是这样，凭什么希望上天感通降福呢？陛下即位第一年，在举行郊祀的夜晚，风雨突然到来，不能完成礼仪，圣心震惊，因而身体不适多月，才得痊愈。当时陛下还没有失德，臣私下推测，父子之间产生猜疑的心已经萌发，这就是上天不肯享受祭祀的原因。如今孝行已经亏缺，远远不是过去可比，人心已经失去，天意也就可知了。万一发生风雨灾变，千乘万骑、百官机构和六军仓皇骚动，在呼吸之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译无论愚人还是聪明人，私下都感到寒心。臣微小愚昧，只希望陛下改变心意和思虑，想到寿皇抚育陛下圣躬、把皇位托付给陛下的重大恩德；所承受的托付，没有比天位更重的，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比天下更大的。这种恩德比天地还要隆厚，即使穷尽万物，也不足以报答丝毫。陛下应当推扩孝敬的诚心，放下那些似是而非的小小怨憾，幡然改过，赶快驾车过宫，使二圣重新欢聚，和乐融洽，稍微尽到人子侍奉亲人的道理。把这种诚意积累起来用来侍奉上天，一定能获得上天的保佑；用它来示范天下，一定能得到百姓的欢心。上可以平息灾异，下可以消除祸变，这不过是陛下一道旨意、抬一次脚的劳作罢了。陛下稍微向寿皇一人屈尊，天下亿兆百姓就都会向陛下屈服；这不只是替陛下谋划，也是替宗庙社稷作无穷的谋划。臣职位卑微而言语过高，触犯禁忌，罪过在所难赦，只愿陛下俯察而加以宽宥。光宗想要驾临玉津园，秘书郎曾三聘上奏说：‘如今人心已经离散，大乱将要发生，大小臣子都震恐不安，请求听命，而陛下却安心放纵自己的意志，好像没有听见、没有知道一样。万一敌人探知此事，派一个使者来问候北宫，不知将用什么回答；奸邪之徒窥伺机会，传来一纸檄文指斥皇帝车驾，不知将用什么抵御。希望陛下赶快备好法驾，前往朝见；否则臣实在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何处。’孝宗病势危重，曾三聘又上奏说：‘道路上的流言一天比一天汹涌，臣恐怕不幸有狂妄之人、奸邪之徒假托忠诚和愤懑来行欺诈，以颠倒是非来煽动众人；如果到了那时才后悔，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皇帝的心意因此受到触动。宁宗即位初年，彭龟年上奏说：‘臣等私下思考，今天的情势最为重大，最应当首先致力办理的事情，没有比陛下前往朝见太上皇和太上皇后更重要的了。父母与儿子既然能够相见，就会知道前日太皇太后册立的原因、军民拥迫的用意，都是仓促之中发生的，并不是陛下的本心。这个心意既然明白，父子之间没有疑虑，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可以依次施行了。如今议论此事的人之所以迟迟不敢同意圣驾出行，只是害怕有死生不可预测的忧患罢了。这种议论损害道理、伤害天性，世上哪里有身为人子却怀疑父母要谋害自己，以至于不敢相见的道理？这与前日太上皇和重华宫的事情有什么不同？这个道理很近，很容易看见。替陛下谋划，只须一心一德，尽到侍奉父母的道理，哪里有不能感动他们的呢？愿陛下明诏大臣，赶快决定此事，不要因为外在事物的利害而忧虑迷惑、动摇心志，这样各种议论自然会平定。’ 龟年又上奏说：‘臣极其愚昧浅陋，对世事没有益处，幸而得以攀附圣恩，错误地承受陛下的眷顾和知遇。一旦蒙受恩命，在众多僚属中被置于法从之列。恩德深厚而力量微小，遗憾没有办法报答，只有一片微薄朴实的忠心，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希望可以仰助陛下的聪明，俯报自己的诚恳。只愿陛下真正哀怜臣。臣恭敬思量，陛下自登基以来听取言论、采纳谏诤，简直像水流一样没有阻滞，即使臣狂妄愚昧，也承蒙陛下采纳。唯独迁居南内一件事，臣一共五次口头奏陈，起初似乎已经开许，最终却没有听从。像臣这样考虑过度，似乎不足以听取；然而在公开朝廷中考察此事，没有人不感到疑惑。假如只是顺从圣意而默默不说，那么臣就太辜负陛下了。臣私下认为，陛下这一举动在义理上不安的有两点，在国家方面不安的有一点，谨分条列在下。’陛下前日登临大宝，天下明白知道陛下的心意，正是因为重华宫没有主持丧礼的人。如今发引已有日期，陛下却突然有立即安居南内的打算。将来攒宫完毕、虞主送回之后，几筵的奉祀由谁来主持？陛下认为朔望的祭奠由车驾必定出行，便足以安定这种心意吗？陛下如果把这当作孝，还不足以慰藉天下的期望。寿皇圣帝忍心抛下天下，却不忍把三年的丧服托付给别人而自己不穿，这才足以称为孝。所以臣认为，陛下如果不完成丧期，就不可以迁移御居；否则在道义上便难以心安，这是第一点。陛下迁移御居的举动，臣当然知道是因为父母的缘故。陛下今日迁居，固然便于奉事父母，但为了父母而舍弃祖先，在道义上能心安吗？古人只说父亲应当为祖父退让，从未听说祖父应当为父亲退让。陛下既已承继大统，就应当以祖先为重。近来陛下每日侍奉重华宫的丧事，每月又到南内朝见，在奉事祖父和父亲这两方面，次数合乎礼节，轻重也很适宜，天下人都为陛下的孝行所折服。如今陛下既想迁居，不知也曾想到寿皇帝虞主所奉安的地方吗？也曾想到慈福太皇太后、寿成皇太后所居的宫殿吗？如果寿皇帝的虞主只安放在重华宫，那么两位太后就应当不离开这里。两位太后既然在这里奉守寿皇帝的几筵，陛下就不应舍弃这里而到别处去。陛下如果舍弃这里而到别处去，就不只是寿皇帝的几筵无人主持，两位太后也将孤零零地留在外面；这就是为了父母而舍弃祖先，在道义上难以心安的第二点。臣仰想太上皇帝临朝六年，减轻徭役、减少赋税，仁德覆盖天下，没有得罪百姓；禁止和约束贪暴聚敛之徒，优厚抚恤将士，没有得罪各军；接纳臣下，没有大肆斥责贬谪，也没有得罪群臣。然而天下人心却在一日之间涣散离去，陛下难道不曾思考其中的原因吗？今日陛下迁居南内，以便亲近父母，固然是纠正太上皇帝失去奉事亲人的礼法这一点；但天下人心仍认为陛下还没有真正纠正太上皇帝失于奉亲的事实。陛下如今既是天下之主，就应当体察天下人的心意。过去太上皇帝对待重华宫时，天下人心中谁在怨恨、谁在愤懑？今日陛下对待父母时，天下人心中谁在疑虑、谁在困惑？陛下也曾知道这些吗？既然知道，难道还能违背天下人的心意吗？陛下如果不就近访问群臣，远处察看众议，只凭圣心独断，臣确实知道那是很危险的。臣妄自议论陛下君臣之间的嫌隙、骨肉之间的祸患，恐怕正会由此产生。这是对国家不安的第一点。臣说到这里，心肺都为之痛裂；自知言辞直率、情意迫切，必然触犯陛下威怒，遭受斧钺诛戮，臣不敢逃避。万一陛下采纳这些话，使宗庙社稷获得幸运，臣即使受死也没有遗憾。臣这篇奏疏，是希望陛下交给朝廷大臣反复详议；如果认为臣说得对，乞请赐予采纳；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乞请赐臣流放驱逐。恭候陛下裁决。

译庆元元年三月，大府寺丞吕祖俭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形势长期处于无事状态，反而是值得畏惧的。本朝立国的规模，最为长久。然而政治有治有乱、国运有盛有衰，经过一百六十年，仍然发生了靖康年间那样最大的祸患。国家中兴以后，驻跸江左，通过揖逊和传授承继帝位，使百姓能够安居，已经将近七十年，也可以说是长期没有战事了。然而在可喜之中突然出现深重忧患，在没有祸患之中突然产生许多变故。事情的形势疑虑阻滞，人心离散，都是从纲常根本之处发生的，有些更不是料想所能及。何况又有乖戾之气招致异常灾变，实在可惊可怕，这难道能不深入考察原因，思考转变局势的方法吗？”自绍熙二年举行初郊的那天晚上，暴风雨突然来临，礼仪不能完成。太上皇帝圣体违和，朝廷内外都惶恐不安。从此以后，问安、视膳逐渐缺少平常的礼仪。臣民的心，已经顾不上安宁了。上天降下大祸，孝宗皇帝突然抛弃万国而去，侍奉疾病、亲临丧事的心愿，最终也未能伸展。在这个时候，军民恐惧怨恨，讹言逐渐兴起，众人心中惶惶不安，都想着逃避灾难；骇人听闻的传言流传，边境也生出异心，国势危急，到这里也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太上皇后因太上皇的诏旨，顺应人心、安定大局，于是命令陛下以嫡长子的身份承继大统，主持孝宗的丧事。这大概是上天保佑我宋朝，使变故没有失去正道，所以天下没有改容变色的忧虑。然而身居丧中而忧患在身，奉养亲人是最急迫的事。陛下继位已经过了三时，天性至情固然没有什么能够离间，但亲自奉养、使父母愉悦，仍然没有日期。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又将用什么来解除这种忧患呢？忧患不能解除，根本就更加亏损。如果因循拖延、日复一日，只把事情交给无可奈何，臣恐怕天人之心一定会更加乖戾而不顺从。为什么这样说呢？陛下初政并没有过失，但自去年秋天以来，大风、雷电接连出现，实在非常骇异。天目山诸山水涌石裂，这种变异尤其严重。京畿以内方圆千里，不是旱灾就是水灾，春季淫雨造成灾害，冬小麦、春小麦又受到损伤。在上辛日举行祈谷礼时，狂风忽然刮起，不能登坛；又接连出现雷电和降雪，都发生在一两天之内。上天显示警戒，一定有它的原因。孟轲说过：‘不能得到亲人的欢心，就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亲人的心意，就不可以做儿子。’一定要使亲人的心彻底安乐，天下为父子者才会安定。太上皇帝既因感伤而得病，不能见到孝宗，抱有终身的痛苦；陛下又因为形势龃龉，不能见到太上皇，未能稍稍慰藉他的圣心。几年之间，纲常根本竟毁坏到这种地步；如今正应当戒惧斋戒、战栗自省，使亲人的心意有所感悟。以和气召来和气，使灾祸转为福佑，实在不能稍有迟缓。伏愿陛下深思天下的形势，长期无事反而可怕；重念纲常根本尚未建立起来，实在值得忧虑。亲人的心没有安乐，上天的意志就没有和顺；上天的意志没有和顺，人心就不会顺从。一旦发生灾变，便难以支撑。陛下的寝食起居，实在不可以自认为安稳；宴饮游乐、放纵享受，实在不可以任意沉溺。一念一虑、一举一动，都应把尚未得到亲人欢心作为深重忧患。如果亲人的心还没有愉悦，陛下还不能在膝下奉承亲人欢心，那么也许可以远远望见亲人的颜色来表达这份情意，徘徊彷徨，不忍立即离开亲人身边。前后这样做一定都能感动亲人，真诚日积月累，圣父的慈爱之心也一定会自然有所触动。或者太上皇帝的身体仍未调和安适，陛下尚不能实现亲自尝药的心愿，那么就更应当起敬起孝，尤其不能把自己当作平常时候一样。倘若太上皇帝的身体日渐康宁，既能按时施行定省之礼，以慰藉天人之心，又能一同经过重华宫，以平息万世之后的议论，那么臣虽极其愚昧，也一定知道天灾可以在上方止息，外患可以在下方消除，这实在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功业。” 如果岁月推移，最终形成父子隔绝，使纲常根本终于沉沦败坏，那么天下长期安定的形势就难以保全而容易转为危乱，灾害的发生也不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臣世代蒙受国恩，情势急迫、心意恳切，冒昧直言而不知避讳，只愿陛下裁察采纳。宁宗时，起居郎兼侍讲刘光祖上奏说：臣仰想陛下承受天命，继承皇帝的大业，在行宫听政，共经过五个月；等到烈祖的梓宫出发下葬以后，才缓缓起驾迁入大内。都城百姓于是瞻仰陛下，又感动又欣喜。臣私下反复思量，料想陛下圣心中有端正帝位、凝聚天命的思虑，有临朝听政、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志向，这些在刚到大内的那天已经显现；陛下未曾把拥有万乘之尊、居处高大宫室当作安逸快乐。为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当陛下在素色帷幕中登上帝位时，事出仓促，不得不采取权宜办法来安定宗庙社稷。当时圣心大概也忧虑祸乱会在顷刻间发生，所以在这里守丧，在这里听政，难道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吗？等到大行皇帝入葬山陵的日期确定，宫禁之内清理整治宫室，等待陛下临御。人情难道会远离事理吗？但自然有些朝廷大臣仍有隐忧，劝陛下暂且在行宫视朝，大概有三种说法：烈祖的神灵虽然已经完成虞祭和祔祭，但几筵一旦变得空寂，陛下的孝心难道忍心忘记吗？这是第一点。太皇太后年老之时的悲伤，皇太后孤凄冷落的感受，早晚的定省，难道能不牵动圣心吗？这是第二点。何况外间有人私下议论，太上皇帝的神明尚未恢复，宫禁之中人人也不敢深入谈论；如今嗣君已经确定，而宫墙近在咫尺，恐怕太上皇帝还不能超然忘物，起初往往会把虚妄的疑虑传播到众人耳中。太上皇后以母亲身份面对儿子，如果她的命令有时难以遵从，那么陛下将怎样处理呢？这是第三点。凡是忠于陛下的朝廷大臣，人人都怀有这三种说法；而陛下有不能听从之处，难道是陛下自己能够作主的吗？臣私下料想，圣心中也有三种说法：陛下即位将近半年，但每五日一次朝见的礼仪尚未实行，尚未亲自见到亲人的容颜；如今宫闱近在咫尺，势必可以见到。这是第一点。行宫内外狭小，四周的庐舍和巡逻通道无处设置，供奉及各司官员无处安置，帝居简直像是寄居。这是第二点。何况大内尚未返回，名分和体制就不正；名分体制不正，疑虑议论就会无端产生；疑虑议论无端产生，敌人就会窥伺。这是第三点。朝廷大臣希望陛下暂且居住行宫，有像上述那样的三种说法；陛下听到后忧闷而有所不能遵从，又有如下三种说法。所以臣说，这是不得已的。既然是不得已，就必须使这六种说法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被议论的地方；这只在于陛下还宫之初，把每件事都做好罢了。陛下还宫以后，如果事事都做得好，那么朝廷大臣的三种忧虑就都会解除，圣心的三种理由也才能显明。请允许臣详细陈述其中的缘故：陛下刚到大内时，那种忧惧戒慎之心应当像最初登上帝位时一样，不能忘记。

译时间久了，这种忧惧戒慎之心也应当始终如一，不能懈怠。陛下不忘忧惧，始终不懈怠、如同第一天，那么宫中守丧三年的礼仪，就等同于早晚亲临面对几筵。人们说陛下居烈祖之丧，没有一处不尽到，朝廷大臣的第一种忧虑便确实可以解除。陛下不忘忧惧，始终不懈怠、如同第一天，那么慈福太后、寿成太后一定会互相庆贺安慰，说：‘我的孙子今天能够不辱没他的烈祖。’也会说，老年所遭受的忧患有圣孙可以依靠。人们说陛下奉事曾祖母、祖母，没有一处不尽到，朝廷大臣的第二种忧虑便确实可以解除。陛下不忘忧惧，始终不懈怠、如同第一天，那么纯诚的心意所感，上天尚且会降临护佑，何况父子之间的至亲，难道不会相互爱护？母子之间的至爱，难道不会彼此忧念？又怎么会有其他疑虑值得担心、诏旨命令难以处理呢？陛下对父母能够尽到孝道，对政令能够做到公正，人们便会说陛下奉事亲人没有不妥之处，朝廷大臣的第三种忧虑便确实可以解除。如果不是这样，陛下一旦忘记或怠慢忧惧戒慎，不能始终如同第一天，那么儿子与父亲虽说非常接近，感情却未必能够沟通；母亲与儿子之间，或许会受到牵制，事情也就有难以处理之处。这样一来，陛下就会陷入外界所疑虑的事情，不能实现陛下最初的心意，陛下的第一种理由便无法向天下说明了。陛下如果忘记或怠慢忧惧戒慎，不能始终如同第一天，那么宫室的壮丽、百司的完备、嫔妃侍御的齐备、深宫居处的安逸，都足以改变陛下的本心，陛下的第二种理由也就无法向天下说明了。陛下如果忘记或怠慢忧惧戒慎，不能始终如同第一天，那么即使名分体制已经端正，疑虑议论也会随即产生；疑虑议论产生，近处的人尚且不服，又如何对待远方的人呢？陛下的第三种理由也就无法向天下说明了。所以臣说，要使这六种说法没有一件事做得不好、没有一丝一毫值得怀疑之处，只在于陛下把事情做好罢了。而所谓做好，也不过是始终保存忧惧戒慎之念而已。忧惧戒慎之念始终存在，陛下不得已的心意才能向天下完全表明，天下也就不会议论。何况今日的社稷，是高宗皇帝重新创建的社稷；孝宗因为忧劳勤政而使社稷安定，太上皇帝稍稍忘却忧劳勤政，社稷便几乎危亡。今日的宫室，是高宗皇帝中兴时营建的宫室；孝宗因为忧劳勤政而使宫室安定，太上皇帝稍稍忘却忧劳勤政，宫室便几乎危亡。陛下难道能不深切思考、认真借鉴吗？陛下进入宫室而想到社稷，即使想不忧惧戒慎，也做不到。谨慎于刚到宫中之后尚且容易懈怠，何况一开始到宫中便立即安逸。如果一开始便安逸享乐，后来又将怎样呢？因此，陛下新近迁入大内，正是政令好坏由此产生、志意勤惰由此形成、内心畏惧还是放纵由此分判、生活奢侈还是节俭由此确定、嗜好欲望厚薄由此显现、爱憎取舍由此看出的关键；百姓的安乐或忧苦由此相关，国家和皇室的安危也由此系定。陛下天资明哲，凡事都能思虑、都能知晓，何况亲眼见过艰难危急，能够自我抑制、戒惧；在迁居开始之时，难道不会有所感触吗？臣的官职主管记注，职责又参与论思，内心爱护君主，难道能免于考虑过多吗？臣冒昧忘记罪责，触犯威严，仰面烦扰陛下深邃的听闻；即使出于极其愚昧的见识，也是臣子侍奉君主本来应尽的职责。只愿陛下留心省察。《历代名臣奏议》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敬天 宋哲宗元祐八年，翰林学士范祖禹上奏说：臣先前进呈《仁皇训典》，希望陛下效法仁宗，应当把至诚好学放在首位。如今因进讲《月令》，讲到圣人奉事上天的事情，臣私下认为，敬畏上天没有谁比得上仁宗，所以希望陛下先以至诚奉事上天。臣听说圣人奉事上天，并不只在七日戒、三日斋、手执圭币祭祀圜丘的时候；上天保佑圣人，也不只在祭祀时降下福佑的时候。圣人没有一天不奉事上天，上天也没有一天不保佑圣人。从前尧把帝位传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都说‘上天的历数已经在你的身上’。帝王兴起、承受上天眷顾和命令，难道只在一朝一夕吗？是因为长期积累德行、累积功业，平素就与上天相合。尧有圣明神妙、文治武功的德行，所以天命他做天下的君主。孔子说：‘只有上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这就是奉事上天。元、亨、利、贞，是乾卦的四种德性；君子施行仁义礼智来效法它。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养，圣人最大的德行叫作仁。上天安排人伦常典，所以用五典奉行它；上天建立礼制秩序，所以用五礼奉行它；上天把有德者命为贵族，所以用五服奉行它；上天讨伐有罪者，所以用五刑奉行它。赏赐有德者、惩罚有罪者，都是上天的事情，不是君主可以私自决定的。所以官职称为天官，百姓称为天民。任官不可错用非其人的人，治理百姓不可失去民心。《易经》说：‘大人先于上天行动而上天不违背他，后于上天行动而奉行上天的时令。’能够使上天不违背自己，就是奉行上天到了极点。仲虺的诰辞说：‘上天于是赐给君王勇气和智慧。’圣人的聪明深厚美善，都是上天所赐，难道可以不学习来奉事上天吗？《汤诰》说：‘你们有善行，我不敢遮蔽；罪责如果在我自身，我不敢自行赦免，因为一切都明察于上帝之心。’这是说，别人有善行、自己有过错，上天都知道，不能欺骗。圣人把这种心意推行到天下，所以他的德行与上天相合。伊尹说：‘我伊尹和商汤，都有同一的德行，能够享有上天的心意。’所谓‘一’是什么？只是诚而已。不诚就会虚伪，所以不能专一；不能专一，就无法享有上天的心意。他又说：‘不是上天偏爱我有商，只是上天保佑专一的德行；不是商朝向下求取百姓，只是百姓归附专一的德行。’上天所保佑、百姓所归附的，只是诚而已。《召诰》说：‘如今上天命人有智慧，命人有吉有凶，命国运有长有短。’命人有智慧，说明有人智、有人不智，所以不可不专一于学习；命人有吉有凶，说明有祸有福，所以不可不专一于德行；命国运有长有短，说明有的长久、有的不长久，所以不可不专一于仁德。这些都是奉事上天的方法。《诗经》说：‘文王升降，都在上帝左右。’这是说文王一举一动，都符合上天的心意。又说：‘昊天说光明，与你出入往来；昊天说清晨，与你升降周旋。’这是说上天常常与君主同出入、同进退、同居处，不能不敬畏。上天与人，本来同是一种气。所以百姓忧愁，上天也为之忧戚；百姓喜悦，上天也为之和顺。《尚书》说：‘上天的观察来自百姓的观察，上天的听闻来自百姓的听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恭敬地想到，仁宗深深体会了这个意思，所以能够以诚奉事上天，以诚敬畏上天。臣看到自去年冬天郊祀以来，天人相互感应，风雨按时而至，呈现丰年的祥瑞；这正是皇天将要保佑陛下，被陛下至诚所感动的结果。但从仲春以来，暴风、雨雪不断，寒气过于强烈，节令失常，丰年的祥瑞又不能确定。上天对待君主，也如同君主对待臣下。小过错便警戒告诫，如果仍不改正，然后才加以责罚。君主看见小的异常却不警戒，那么大的异常就要到来了。因此雷声反复震响，君子便恐惧而修身自省；迅雷猛烈、狂风暴烈时，孔子一定改变容色，这是敬畏上天的威怒。希望陛下对此戒惧谨慎，不要忽视天地间的小异常；侧身自持，修养德行，在大异常尚未形成以前先把它消除，那么上天之心就常常喜悦，人心也常常和顺，天下四海都将十分幸运。徽宗时，右正言邹浩上奏说：臣听说天人感应，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回应声音一样迅速。如果知道其中的原因，预先加以处理，那么转祸为福并不困难。神宗皇帝常对辅臣说：‘事情将要出现征兆时，上天常常先显示出天象，只是人不能知道。彗星、孛星向人显示人事，十分直接，简直如同语言。只是如今没有深入明白天道的人罢了。古人能够知道天象，就能把灾异消除平息。’又说：‘事情将要萌发而天象先出现，大概是人事在下方发生，气聚积在上方。聚集众人的气而先显现出来，就像人的五脏有疾病，气色会显现在脸上一样。’如果不是神宗皇帝极其神明圣睿，哪里能达到这种见识？这是君主应当遵行采用的。臣愚昧，希望陛下以仁慈之心再次敕令太史局，不要有所讳避，把占候所得全部秘密具奏上报，因而加以察看，以纠正相应的政事，作为防患于未然、先移灶旁烟囱和柴薪的办法，天下幸甚。高宗绍兴二年，张浚上奏说：自古圣贤之君，没有不把敬畏上天放在心上的。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天道虽然高远，但听察人事非常近。人的言语、沉默、行动、静止，上天都确实在察看。’所以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没有不勤勉恭敬、严肃谨慎，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上天心意的。如今大寇侵凌，百姓陷入水深火热，四方人心归附，希望达到太平，责任在陛下身上。臣愚昧，伏乞陛下在处理政事之余，平静淡泊地自我调养，端正内心、修养自身；这样自然能使言语行动感动上天，祸难的发生也会很快消除。这些都是君主感格上天的实际表现。陛下圣学高深精妙，本来已经自有所得；臣愚昧而微薄的爱君之心，只愿把自己所知道的献上而已。

译高宗时，曹勋论述敬畏上天，上书说：臣愚昧，先前已经陈述确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意见，接下来愿陛下更加勤勉奋发，努力实践敬畏上天的实际行动，以符合上天的意旨而已。臣仰想陛下承受宏大的帝业，遭逢国家多难；自临朝以来承受上天眷顾保佑，大约有十件事，都是深切明显的效验。到了今天国家已经安定，才可以说起。请允许臣一一说明：起初被扣留在金军中，后来在黄河以外抚慰军队；陛下归来时是谁使您脱身，出行时又是谁作出的命令？帝位的历数在陛下身上，于是登上大位，这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的第一件事。旌旗所指之处，备尝艰难；水陆行进，任凭风雨侵袭，这是为了考察陛下历经试炼，必定保全于万无一失之中，这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的第二件事。四川是天下的根本，荆州是控制上下游的要地，两淮是地势险要的关键地区。近来四川严守关隘的军队、荆州依附鄂渚的军队、两淮形成犄角之势，四面严密巩固，使南方安定；从最初到后来一直维持，似乎不是人力所能做到，这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的第三件事。大盗和首领聚集、蜂拥而起，不到几年便被扫荡得无影无踪；虽然凭借朝廷的谋划，也出于上天使他们灭亡，这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的第四件事。连年丰收，按时得到接济；经历大军之后，实在难以有丰年，既然有丰年已经很难，何况还是屡次丰收呢？因此，调发兵役的烦扰、征收赋税的沉重，虽然使民力困乏，仍然还能够支撑，这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的第五件事。晋元帝渡江以后，虽然相隔遥远，但羯人、王敦、苏峻相继作乱；庾亮有蒙受污辱的尘垢，陶侃有折断羽翼的梦兆，内部奸乱纷争，又凭什么制服外敌呢？陛下巡行临幸以来，难道还会有这样的忧患吗？国家与天地同存，也因此得以建立，这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的第六件事。刘豫借助金兵，完颜尼玛哈的谋划很深，但刘豫如同土龙刍狗，最终一事无成；刘豫没有成事，完颜尼玛哈因此离去；完颜尼玛哈离去，刘豫因此被废。假如完颜尼玛哈不离去、刘豫不被废，便会形成第三种局面。三种局面不可能和解，而不和解最终就不会安定。上天的意旨如此曲折周全，都是为了我宋朝，这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的第七件事。达兰恢复中原后，却与兀术有不同的谋划，即使议和也不会长久。达兰死后，兀术掌权，想重新夺取中原；乌舍、萧庆劝他用兵，和议便破裂了。臣奉命出使敌国时，乌舍、萧庆一见臣就想把臣投入鼎镬，哪里只是想加以囚禁而已？正在纷乱之中，两人突然同时被斩首，臣亲眼看见了这件事。假使乌舍、萧庆没有死，今天的局面还敢指望吗？两人的死亡，不是上天杀了他们又是什么？这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的第八件事。先帝的梓宫归还、入葬山陵的功业，早已完成；皇太后长期被扣留在北方，陛下思念亲人的心没有一天忘记。如今归来接受慈宁宫的奉养，也已经四年了。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是上天竭力辅助陛下。陛下纯厚的孝心终于能够实现，这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的第九件事。庚申年，敌人再次夺取中原，又发动了战争。南北转战，到辛酉年春天仍未平定。天下人都说：‘用兵还没有停止。’这一年秋九月，兀术又大举向南进兵。陛下先派臣曹勋和刘光远，随后又派魏良臣、王公亮到泗州一带。不久敌方派萧毅、邢具瞻前来审议和议，于是议和确定。战争已经十分激烈，却突然熄灭；事情正汹涌不安，却终于大定。这难道也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靖康初年，国人正请求议和，最终却不能议和；辛酉年冬天，国人都认为议和不可，最终却还是接受了和议。上天是顺从还是违背人意，清楚可见。这是上天眷顾保佑陛下的第十件事。臣私下考察，上天深切明显地眷顾保佑陛下，效验如此确实不可欺。难道不是因为陛下明白敬畏上天的道理，一定能够继承并光大祖宗积累的基业吗？陛下应当更加勤勉奋发，努力实践敬畏上天，以符合上天的意旨。考察已经发生的事情，验证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上天日后因眷顾保佑而成就的事业，将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呢？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继承世业的君主，承受上天眷顾保佑而能够努力实践敬畏上天的事情，没有不更加兴盛、更加宏大并使国命长久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德行与上天相同，也一定谨慎敬畏上天之道；这些都记载在典谟中，表现于雅颂，清楚可见。夏少康凭借一廛一旅，恢复了禹的功业；太甲听从伊尹的训诫，高宗采用傅说的劝戒，都能成就中兴事业，原因就在于敬畏上天。成王、康王守持文王、武王的谋略功业而取得大成，也是因为敬畏上天。周宣王振兴衰败、平定乱局，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他功绩的美盛，正表现在《采芑》《六月》等诗篇中；但《庭燎》的箴戒、《沔水》的规劝、《祈父》的讽刺又相继出现。他开始敬畏上天，最终却忽视了敬畏上天。汉高帝从丰沛起兵，自以为凭借任用三杰而取得天下；天下尚未安定，君臣便一同安逸享乐，很快陷入无所作为。年老以后又亲近宠爱妃妾，几乎造成废黜嫡子、改立庶子的错误；到第二代便有吕氏之祸。上天正要降福汉朝，只是借此来警戒后代，于是才有文帝、景帝之治，这是天命所显示的吉凶报应。汉武帝开始不知道敬畏上天，后来能够敬畏上天，最终成为七制所称道的明主。唐高祖远远比不上汉高祖。以唐太宗的明智，却喜好大功，频繁向远方用兵，自己违背了上天的警戒；晚年任用人才、采纳劝谏，也远不如贞观时期。等到李勣辅佐高宗，最终酿成武氏之祸，比汉代吕氏之祸更加严重，这也是上天所降示的吉凶报应。唐明皇、唐宪宗开始知道敬畏上天，最终却不能继续敬畏上天；开始时上天帮助他们，最终上天败坏他们，都是看他们所作所为而定，不能欺骗。圣朝太祖皇帝通过揖逊取得天下，本来就不可与汉、唐同日而语。祖宗的功业德行，继承次序兴盛隆盛，难以一一列举。大体说来，任用人才以谨慎勤勉、公正恭敬为原则；风俗以厚重朴实、节俭吝惜为根本；军队以不轻易用兵为武；刑罚以不苛刻为公平；财物以不横征聚敛为富足。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建立政令、处理事务，都像上天在身旁一样，不敢怠慢忽视，所以天心能够辅助，国家和平安定。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兴盛而长久的局面。熙宁年间大臣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听’的说法，于是文臣苟安、武将嬉游，祸患萌发、怨恨震动；五十多年后，奇大的祸患突然发生，而陛下恰好承当这个时机，承受上天的命令，上天的意旨和托付也就可以看见了。臣听说，既然已经发生乱局，就一定会有安定；平定乱局，必须依靠治理。

译治乱的根本，首先取决于百姓的安乐和忧苦，又取决于人才的贤能或庸劣、政事的得失、纲纪的废弛或振兴、风俗的厚重或浅薄。陛下凭借上天所赐的明哲和智慧，难道不明白这五件事是治乱相互转变的根本吗？圣意并不是忽略而不去做，而是此前没有时间顾及。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此前没有时间顾及的事情，现在可以有所作为了；这也是上天对陛下的眷顾将始终不变，准备借陛下来成就今日的治理。臣愿陛下更加勤勉奋发，努力实践敬畏上天，以符合上天的意旨；臣微薄的忠心，只在这里罢了。臣考察秦灭六国以后，继承周朝虽有统绪却没有德行，未被上天保佑，传到二世便归于汉。汉朝失去天下而分为三国，正统不在吴、蜀而在魏，是因为上天将把正统交给晋。晋取得吴、蜀，合而为一；后来却不能保全统一，上天使刘渊、石勒扰乱中原，元帝渡江，虽然南北分裂，正统仍在晋。宋继承晋，齐继承宋，梁继承齐，陈继承梁，都取得正统；五代之后才与隋合并。隋接受周朝禅让，本来没有正统，取得陈朝后才有正统；又因为没有德行而不被上天保佑，传到二世便归于唐。唐朝灭亡后天下分裂为八部分，虽然朱梁、石晋都可以取得正统，但上天是要借此兴起我宋朝。五代五十年后，我宋太祖皇帝攻取吴、蜀、闽、越、南唐而兼并天下；太宗皇帝又攻取晋，于是重新混合为一统。靖康之变，到如今又分为南北，才得以安定。从秦朝统一天下到汉朝末年分为三国，到晋朝又分为南北，这段时间共五百年。从隋朝统一天下到唐朝末年分为八国，到我宋朝又重新分裂，这段时间也是五百年。上天的命令难道可以不敬畏吗？晋朝分裂时，南方只有一个姓氏的政权，北方却有十多个姓氏的政权；如今南方的分裂仍只有一个姓氏，而北方也不是一个姓氏。晋朝分裂后南北长期不能安定，又经过十多年；如今一分之后很快安定，天命正在陛下身上。上天对我的责任要求重，对他们的要求轻；对他们的期望少，对我的期望却全在。谋划计算已经显出成效，考察过去，也可以验证将来。上天眷顾保佑所要成就的事业，在陛下身上，决不是浅薄小事。臣揣度这个道理十分明白，愿陛下更加勤勉奋发，努力实践敬畏上天，以符合天意而已。臣不胜拳拳诚意，只愿陛下裁断宽赦，臣就万分幸运。光宗绍熙二年，司农寺主簿吕祖俭上奏说：臣听说，天与人相互联系，从来没有彼此远离；君主的一举一动，实际上都与上天相通。《诗经》说：‘敬畏啊，敬畏啊，上天实在明察，天命并不容易承受。’ 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升降于众人之间，每日都在这里监视。这是说天道流行，君主的一举一动无不与它一同运行。因此《礼》说‘天秩’，典籍说‘天叙’，赏赐说‘天命’，刑罚说‘天讨’；行动必定以天为名，不敢使自己的心有二。正是怀着这种心意而恭敬地举行祫祭，那么在祫祭中表现出来的礼仪文制就不敢废弃；正是怀着这种心意而竭尽奉事亲人之道，那么奉亲礼仪中所体现的礼文就不敢废弃。至于有重大典礼、重大喜庆之事，就举行仪式向上天报告，也不敢略去礼仪文制。这就是承受天意、报答上天嘉美的做法。如果在任用或舍弃某人时，必须明确好恶是否公正；在赏赐或惩罚时，必须察看是否有僭越失当，那么同样是希望合乎上天，没有什么可以轻易改变。典礼、赏罚全都以天为根本，行动静止、升降进退，无不在于此。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为君，都是同具这种心意罢了。臣恭敬地想，陛下承受上天明白的命令，天性与上天相合，确实自然能够深得天心。然而臣愚昧，仍有不能自止的忧虑。臣私下曾想到辛亥年春天，雷雪交相出现；郊祀祭天的晚上，风雨突然降临。不久圣上的身体便有违和，朝廷内外都为之寒心。如今清明之气在陛下身上，就像太阳正在升起；到慈闱展庆，恭敬地祭祀原庙时，天空放晴，神灵和人都欣喜欢悦。何况近年来，夏季虽然寒冷，却没有听说霜雹成为异常；冬季虽然温暖，幸而还有应时的降雪。灾害逐渐消退，和气渐渐融洽。此时正是恭敬奉事上天的时候。希望陛下观察天道其实离人很近，更加思考戒惧的方法；因上天的心意明显降临，更加思考奉承上天的方法。扩充正大之情，用来谨慎施行德政和刑罚；穷尽感应相通的道理，用来严肃对待典礼。把这些念虑用于考察事情、落实行动，都加以圣心裁察，以承受天意，那么往年的灾害就可以长久止息，难以测度的天命也可以长久保全。”这样一来，圣德隆盛，就将与上天共同享有嘉美。臣不胜恳切。光宗时，醴泉观使周必大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所登临的是天位，所保有的是天禄。所以爱护百姓，就希望像上天一样仁慈；勤于政事，就希望像上天一样刚健。广泛爱护而没有私心，是效法上天；保存本心、修养性情，是奉事上天。这样以后，才能奉行上天的道，顾念并明察上天的命令，千万年接受上天的福佑。历代圣主相传，把这些作为家法。至于寿皇帝，尤其重视此事。他曾亲自制作《敬天图》，在图下列举经传中的法则和言语，早晚省察阅览。这幅图一定还在宫禁之中，希望陛下访求并观看，那么古今已有的成说，不等儒生学士铺陈议论，已经全都陈列在眼前了。臣还有一些管窥之见，冒昧一并陈述。扬雄说：‘史官用天象占验人事，圣人用人事占验天象。’像臣上面所奏的，正是希望陛下用人事来占验上天。假如德行修养、教化施行，自然日月星辰发出精华，百川依循常理，即使没有太史占候也可以。然而以尧的圣明，仍然命令羲氏、和氏推算日月星辰；以舜的圣明，仍然观察璿玑玉衡来调齐七政，何况后世呢？如今太史局虽然设有官员，却都是凭技术进用，名义上隶属秘书省，不过在每年时节巡视检察钟鼓罢了。政事在下方有所缺失，灾祥在上方有所显现，他们又参与了什么呢？尧、舜的时代已经遥远，羲、和的官职本来就难以重新设置。以本朝的情况来说，凡是提举司天监的人，都委任忠诚正直的近臣。例如神宗初年，首先任用司马光；元丰年间，又任用王安礼。假如星辰运行的度数稍有异常，他们一定能够上报朝廷，谋划消除灾异的方法。这样自然就不会发生灾害，也不会产生祸乱；所谓风雷不会迷失其常，荧惑星也会退避，可以拱手等待他们辅助治理的巨大作用。臣愿陛下斟酌本朝旧例，选择侍从、台谏中忠诚正直的人提举太史局，这也是恢复古制、感格上天的一项办法。

译宁宗嘉定八年，袁燮上奏说：臣只是一个疏懒平庸的人，幸逢盛世，错误地受到擢拔，逐渐历任清贵显要的职位；每每想到自己无法称职报恩，只有竭尽愚忠，希望可以仰报上天的造化之恩。臣听说君主的德行没有比敬畏上天更大的，尤其没有比效法上天更大的。效法上天，是敬畏上天的实际表现。处在天子尊位，精神运用、形迹显现于天下，无往而不是上天，这就叫敬天的实际表现。只是说敬畏它，却不能效法它，也就像心里仰慕一个人，却不知道效法他的作为，哪里真能对自己有益呢？陛下光大继承宏大的帝业，统治已经将近二十年；严肃恭敬、敬慎畏惧，常如一日，即使古代最重视敬天的帝王，大概也没有超过陛下的。然而古人敬畏上天，从来没有不把上天作为效法对象的。陛下从内心衡量自己，难道都与上天没有间隔吗？还是仍有不相合的地方呢？上天如同父亲，君主如同儿子。儿子能够像父亲，父亲一定为之喜悦，谴责怒恨就不会发生；君主能够与上天相配，上天一定降下福佑，灾变就不会发生。陛下敬畏上天的心，不能说不深厚，但前年发生日食，没有完全呈钩状；去年大旱之后，飞蝗遮塞天空，星象异常，一夜之间两次出现；今年太阳和月亮又接连发生亏蚀，这说明上天的意旨仍未得到解释。难道是效法上天的诚意仍有可以议论之处吗？臣愚昧而不知避讳，谨慎地分条陈述四件切合当世的事情，冒犯上天威严，希望陛下裁赦并垂听。第一件是：臣听说天下是极为重大的器物，只有通达上天德性的人才能举持它。《易经·乾卦》说：‘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我奋发，永不停止。’应当刚健却软弱，不是上天的德性。所以君德软弱，事业就不能推进；纲纪软弱，就不能振张；法度软弱，就不能修明；号令软弱，就不能施行；治理内部而软弱，中原就不能尊重；治理外部而软弱，边疆就不会畏服。统治天下的人，应当没有一刻不强健，怎么可以一天软弱呢？况且女真将要灭亡，聪明人和愚昧人都知道。陛下爱惜百姓，遵循时势、暂且养晦，似乎没有什么害处；但那些揣摩迎合的人，竟想苟且安于无事。有人说不可这样做，他们就诋毁说：‘这是想要用兵啊。’给对方加上这个名声，因为当时最忌讳谈论此事，于是人们不敢再说，这正是要堵住他们的嘴。却不知道我如果能够自我奋发，威望声势震动重叠，自然足以不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我们不自我强盛而向人显示软弱，正好足以招来战争，又怎么能够使战争止息呢？鞑靼、夏人自古以来就强盛，新近兴起的各部豪强，兵力也很强大；他们都知道中国衰弱，日夜垂涎，伺机而动，我们将怎么办呢？我私下担心，战端逐渐开启，祸患恐怕不容易平息。陛下因此思考……难道不可以效法天道刚健，磨砺精神，击破庸人的议论，以增强中国的威势吗？第二件事是：臣听说，人主掌握的大权有两种，就是庆赏和刑威罢了。然而出于公心，天下就会服从；出于私心，公道就会废弃。皋陶陈述谋议说：“上天授予有德者以命，五种服饰各有彰显；上天讨伐有罪者，五种刑罚各有施用。”奉行天意而行，这就是所谓公道。陛下改弦更张以来，招致延请俊杰，屏退奸邪，本来已经完全符合天心了。然而任用不合其才，就等于没有任用；说了却不实行，也和没有任用一样。忠良不能施展才干，贤能智者也难免郁结。上天授予德者，难道会这样吗？有的人依仗势力作威作福，敢于擅自杀人，却姑息包容；有的人依附权奸，罪大恶极，本来不容诛杀，却暗中设法为其掩饰洗刷；有的人贪污受贿声名狼藉，士人舆论却不以为耻，反而还给他复职并赐予祠禄；有的人统领军队而结交私党，公然行贿受赂，却包藏过失、容纳污垢。上天讨伐有罪者，难道会这样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施行这两种大权却不取法天意，那么朝廷纲纪就会废弛，国家形势就会衰败。陛下想一想，到这种地步，难道不应该大力彰明公道，努力挽救这些弊病吗？第三件事是：臣听说，只有上天惠及百姓，只有君主奉行天意。人君仁爱百姓，必须像上天一样没有不爱护的才可以。旱灾、蝗灾接连发生，百姓极其饥困，陛下深为忧虑，采取多种赈济防备措施，可以说是仁爱了。然而，管理百姓的官吏担心蠲免、放贷过多，未必能据实上报，所以饥民多得数不清，而赈济和平价售粮又不能遍及所有人。有的流转而死于沟壑，有的轻装离开乡土，有的成群结队借粮，有的肆意抢掠；没有东西可吃，形势本来就会如此。如今春季已经分发过粮食了，但缺粮的人仍然很多，不知他们是因饥饿而死，还是有的因受到虐待而怨恨朝廷、起来作乱呢？从前东晋末年，李雄、李特一类人最初起事，不过是流民逐渐增多，竟然就能占据蜀地。鉴察这些往事，实在令人寒心。我朝内帑的储蓄，本来是用来防备灾荒的，却耗费在转作他用上，实在可惜。应当特别请陛下作出英明决断，申令有关官司，停止断绝其他费用，专门把救荒作为急务，推广上天的仁心，大施仁政，那么将要断绝的民命就能延续，作乱的萌芽也会被折断。第四件事是：臣听说，广泛谋议、听从众意，就符合天心；明察而明白敬畏，都源自百姓。上天之所以向众人询问，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正是圣人的作为。如今侍从之臣，是用来帮助陛下采纳意见的，但他们每天接近圣颜，却没有听说陛下有所咨询访问；通进一司，是用来传达众位官员意见的，如今只剩下空名，也没有听说有人规劝箴谏。这就是说，朝廷的举措实际上没有同天下共同谋划。天下这样大，应当和天下共同谋划，难道不可以向众人考察谋议吗？如果担忧人才难得，向众人咨询，必定会有超群出众的人才；如果担忧国计不充裕，向众人咨询，必定会有取用不尽的办法；如果担忧边防没有修治，向众人咨询，必定会有抵御戎敌、制胜取胜的万全良策。由此类推，凡是关系利害的事情，都广泛咨询、博采意见，这就是最大的公道，就是天心，难道还会有不恰当的吗？臣一片愚拙的忠心，陈述这四件事，全部以天意为根本，大概就是这样。陛下天资纯美，圣心深沉宁静，实行这四件事，容易得如转动圆环；可是臣仍然担心陛下不能完全实行，是因为谄媚防范之风还没有停止，蒙蔽隔绝的祸患正深。你们只顺从私欲，就不知道有公道；只追逐利益，就不知道有义理。诡诈顺从以求取合意，圆滑柔媚以求得容纳，上下隔绝，彼此互相欺骗。

译万一陛下稍稍被他们的说法迷惑，那么一切忠直鲠切的言论，又从哪里能够实行呢？所以孔子说：“疏远奸佞之人，奸佞之人就会感到危险。”孟轲也说：“同进谗言、阿谀奉承而当面蒙蔽人的人相处，国家想要治理，能做得到吗？”崇宁、观、政和、宣和年间，这类人实在太多，所以靖康年间的祸患达到极大极惨的程度，这是今天应当深切警戒的。去年秋天举行明堂大享，至诚之心上达于天，熙盛的祭祀圆满告成，群臣争相作诗归美，极尽称颂。陛下深深想到旱灾蝗灾之后的情形，抑制而不接受这些颂美，这也足以堵塞导谀的源头了。臣希望陛下更加坚定这一志向，不要甘受佞人的言辞，只亲近正人，只听取忠言；这本来就是天心对陛下的期望。奉行并承受天意，用来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命，岂不是美善吗？尊崇异教，斋戒食素，祈祷祭祀，不过是事奉上天的末节，君子不取。因此臣自始至终都以敬天的实际行动为说，希望上助圣德，只愿陛下勉力思考臣的话，天下幸甚。嘉定年间，宁宗在明堂举行祭祀，权礼部侍郎洪景仁上疏说：“想要完全实行事奉上天的礼仪，就应当完全具备敬畏上天的心。心中存有敬意，政事就一定合宜，言语行动就一定合乎道理，雨旸就一定遵循正常的次序，夷狄和华夏就一定能安居乐业。” 宁宗时，将作监主簿牛大年入朝应对说：“人主最应当优先考虑的，是把天命和人心所系念的事情放在心上。”人主处在富贵崇高的位置，重在承受宗庙社稷的托付，尊贵而成为臣民共同拥戴的君主；一有意旨，众人没有谁敢违抗，一有举动，又有谁敢议论？然而天心没有常定，这是可畏惧的。理宗嘉熙六年，屯田郎中王万因转对进言说：“天命离去或保留，根源在于君心。陛下反复思考，凡是内心有所触动、却不能安宁的事情，都是因为内心还不能与上天相同。上天不在遥远的天空，而在陛下的心中。如果能够天人合一，永远不改变，天命就在我们这里了。” 淳祐十年，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上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容易，敬畏上天的休祥却困难。上天发怒可以忧虑，却把它看得容易；上天降下休祥可以喜悦，却把它看得困难。这是为什么呢？忧虑就会产生畏惧之心，有了畏惧，天怒就可能转变为休祥；喜悦就会产生玩忽之心，有了玩忽，休祥也可能转变为天怒。”皇帝非常高兴，命史官把这句话记载下来，并下诏加以褒奖晓谕。《历代名臣奏议》卷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十四。明代杨士奇等撰。郊庙。汉惠帝为了往来于东朝和长乐宫之间，屡次清道，烦扰百姓，于是修建复道。当时正在武库南面筑路。叔孙生进宫办事，趁机请求单独进言，说：“陛下为什么要修筑复道？高寝每月都要出动衣冠，巡行到高庙。高庙是汉太祖的庙，怎么能让后世子孙乘着宗庙的道路从上面经过呢？”孝惠帝非常害怕，说：“赶快拆掉它。”叔孙生说：“人主不能有错误的举动；如今已经修成，百姓都知道了。现在拆掉它，反而显示先前有错误的举动。希望陛下在渭北修建原庙，每月把衣冠迎出巡游，这样可以扩大巡奉范围，更加彰显尊崇宗庙、尽大孝的根本。”皇帝于是下诏命有关部门建立原庙。原庙建成后用复道相通，所以孝惠帝曾在春天出巡离宫。叔孙生说：“古时有春季进献新鲜果品的礼仪。如今樱桃成熟，可以进献。希望陛下出行时，顺便采摘樱桃进献宗庙。”皇帝于是答应了，从此各种时令果品进献宗庙的制度便兴起了。景帝元年十月，皇帝下制诏给御史说：我听说古代祖先有功称祖，有德称宗，制定礼乐各有依据。歌唱是为了发扬德，舞蹈是为了彰明功。高祖庙举行酎祭时，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帝庙酎祭时，演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治理天下，开放关梁，不区别远方之人；废除诽谤罪，取消肉刑；赏赐老人，收养抚恤孤儿和无依靠者，以养育众生；减少嗜欲，不接受贡献，不把利益据为己有；罪犯不连坐家属，不杀无罪之人；废除肉刑，放出宫中美人，重视断绝人类后代之事。朕既然不聪敏，不能认识到这些全都是上古所不能及、而孝文皇帝亲自实行的事情。孝文皇帝德行深厚，可与天地相等，恩惠施及四海，没有人不得到福泽。这样明昭如日月，而庙乐却不能相称，朕对此非常恐惧。应当为孝文皇帝庙制作《昭德之舞》，以彰明其美德。这样以后，祖宗的功德就能写在竹帛上，施行于万世，永远无穷。朕对此非常赞许。应当会同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和礼官，详细制定礼仪，上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八月〕 丞相臣申屠嘉等说：陛下长久思念孝道，建立《昭德之舞》来彰明孝文皇帝的盛德，这些都是臣申屠嘉等愚笨所不能想到的。臣谨议：世代功业没有大过高皇帝的，德行没有盛过孝文皇帝的。高皇帝庙应当作为帝王的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应当作为帝王的太宗之庙。天下应当世世代代向祖宗之庙进献；各郡国的诸侯也应分别为孝文皇帝建立太宗庙。诸侯王、列侯派遣使者侍奉祭祀天子，每年向祖宗之庙进献，请把这些写在竹帛上，公布天下。制诏说：可以。孝武帝时，天子到雍地郊祭，议论说：“如今朕亲自郊祭上帝，却没有祭祀后土，这样礼仪就没有回应了。”有关官员同太史公、祠官宽舒商议说：“祭祀天地，牲畜的角要像蚕茧和栗子一样大小。如今陛下亲自祭祀后土，后土应当在泽中圆丘修筑五座坛，每坛用一头黄牛作为太牢，祭祀完毕全部埋掉，随从祭祀者的衣服上都用黄色。”于是天子向东行进，开始在汾阴脽丘建立后土祠，按宽舒等人的意见办理。元帝永光四年下诏商议废除郡国宗庙，丞相韦元成等说：“臣听说，祭祀不是从外部强加而来的，而是从内心产生的。所以只有圣人才能享祀上帝，孝子才能享祀父母。在京师居处建立宗庙，亲自承奉祭祀；四海之内，各以自己的职分前来助祭。这是尊奉亲人的大义，是五帝三王共同遵守、不可改变的原则。《诗经》说：‘来者和敬，到了肃穆；诸侯来助祭，天子庄严肃穆。’《春秋》的义理是，父亲不在旁支庶人的住宅祭祀，君主不在臣仆之家祭祀，王不在下士之家祭祀。臣等愚见，宗庙既然在郡国，就不应再修缮。臣请求不要再修。”奏议获准。一个多月后，又下诏商议建立亲庙，并说：“礼制规定，王者开始受天命时，诸侯开始受封时，其君主都称为太祖；以下五代宗庙轮流毁去。被毁宗庙的神主收藏在太祖庙中，每五年举行两次大祭，即一禘一祫。祫祭，是把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都合在太祖庙中共同受祭。父为昭，子为穆，孙又为昭，这是古代正礼。《祭义》说：‘王者禘祭自己始祖所自出的祖先，并以自己的祖先配祭上天，建立四座亲庙。’意思是，开始受命而称王的人祭天时以自己的祖先配祭，但不为其建立亲庙，因为亲属关系已经尽了。” 建立四座亲庙，是亲近亲属；亲属关系尽了就轮流毁去，是表示亲疏有等、祭祀有终。周朝之所以有七庙，是因为后稷是最初受封之祖，文王、武王受天命而称王，所以三座庙不毁，再加四座亲庙，共为七庙。没有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之功的，都应当在亲属关系尽后毁庙。成王成就两位圣人的事业，制定礼制、制作乐章，功德盛大，他的庙仍不世世保存，只是因为谥号按礼制施行罢了。礼制规定宗庙在宫门以内，是不敢远离亲人的意思。”臣愚见，高帝受天命平定天下，应当作为帝王的太祖之庙，世世不毁；后代亲属关系尽了的，应当毁去。如今宗庙分处各地，昭穆次序混乱，应当迁入太祖庙，依礼排列昭穆。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的庙，亲属关系都已经尽了，应当毁去；皇考庙亲属关系尚未尽，应照旧保留。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十九人认为，孝文皇帝废除诽谤罪、取消肉刑，亲自实行节俭，不接受贡献，不把利益据为己有；不连坐罪犯家属，释放美人，重视断绝人的后代，赏赐老人，收养抚恤孤独者；德行深厚可与天地相比，恩惠施及四海，应当作为帝王的太宗之庙。廷尉尹忠认为，孝武皇帝改定正朔，更换服色，攘除四夷，应当作为世宗之庙。谏大夫尹更始等认为，皇考庙在昭穆次序中排列在上，不合正礼，应当毁去。于是皇帝重视这件事，犹豫了一年，才下诏说：“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代代承奉祭祀，传之无穷。”

译元帝时，丞相韦玄成上奏废除太上皇寝庙、园和博士。平当上书说：“臣听说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必经过一代之后才能施行仁政。’三十年之间，道德和谐融洽，制定礼制、兴起音乐，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如今圣汉受天命而称王，继承先体、承续后代，已经二百多年，勤勉不懈，政令清明了；然而风俗还没有和谐，阴阳还没有调和，灾害屡次出现。难道根本大事有尚未确立的吗？为什么德化和吉祥征兆长久不能应验呢？祸福并非虚妄，一定有原因才会到来。应当深入追究其中的道理，致力于修治根本。从前帝尧面向南方治理天下，先能彰明俊美的德行，使九族亲和，教化又推及万国。《孝经》说：‘天地万物的本性，以人为贵；人的行为没有大过孝。’孝没有大过尊敬父亲，尊敬父亲没有大过使父亲配享上天，这就是周公。孝子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周公既成就文王、武王的事业，又制作礼乐，修成尊敬父亲、使其配天的制度；他知道文王不愿意以儿子的身份凌驾父亲之上，所以推尊次序，向上推及后稷，以后稷配享上天。这种圣人的德行，没有什么能超过孝。高皇帝以圣德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尊崇太上皇，就如同周文王、周武王追尊大王、王季一样。” 这就是汉朝的始祖，是后代应当尊奉的人，以此发扬盛大德业，是孝的极致。《尚书》说：‘正确地考察古道，建立功业、成就事业，就可以使国祚长久，传之无穷。’”皇帝采纳了他的话，下诏恢复太上皇寝庙、园。成帝刚即位，丞相匡衡说：“甘泉泰畤的紫坛有八道边，象征通达八方；五帝坛环绕在它下面，另外还有群神之坛，按照《尚书》所说祭祀六宗、遥祭山川、遍祭群神的意义设置。紫坛有彩色纹饰，雕刻黼黻装饰，还有玉女乐、石坛、仙人祠、埋葬鸾鸟的道路、赤色小马、假龙马等，都无法在古制中找到根据。臣听说在郊外紫坛享祀上帝的意义，是扫地而祭，这是最质朴的礼仪。歌《大吕》，舞《云门》，用来祭祀天神；歌《大簇》，舞《咸池》，用来祭祀地神。祭牲用牛犊，席用藁秸，器物用陶器和匏器，都是顺应天地本性，重视诚敬、崇尚质朴，不敢过分修饰文采。因为神祇的功德极大，即使精心准备、备办各种物品，仍不足以报答功德，只有至诚才可以，所以崇尚质朴而不加装饰，以彰明天德。紫坛的虚饰、女乐、鸾路、赤色小马、龙马、石坛等，都应当不要再修治。”匡衡又说：“王者各自按照本朝礼制事奉天地，不是因为前代另行建立了制度就承袭它。如今雍、鄜、密的上、下畤，本是秦侯各依自己的意愿建立的，不是礼书所记载的制度。汉朝兴起之初，礼仪制度还没有确定，姑且因袭秦朝旧祠，又建立北畤。” 如今既已考察古制，建立天地的大礼，在郊外祭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都已分别陈列，各有位置和供馔，祭祀准备齐全。诸侯擅自造立的祠，不是王者应当永久遵守的；北畤在礼制未确定时建立，也不应再修治。”天子全部听从了他的意见。陈宝祠也因此一并废止。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上奏说：帝王所行之事，没有比承顺上天的次序更大的；承顺上天的次序，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因此圣王尽心竭虑，建立郊祀制度。在南郊祭天，是趋就阳气的意义；在北郊瘗埋祭地，是取象于阴气。上天对于天子，因天子所居都城而分别享受祭祀。从前孝武皇帝居住甘泉宫，就在云阳建立泰畤，在宫南祭祀。如今皇帝常到长安，却到北面的泰阴郊祭皇天；祭祀后土，又到东面的少阳。事情与古制不同。再到云阳，要在溪谷中行走，道路狭窄险阻，长达近百里；到汾阴则要渡过大河，有风浪和舟楫的危险，都不是圣明君主应该多次乘行的地方。郡县治理道路，聚集调动官吏百姓，使他们困苦；百官也烦劳耗费，劳苦所保养的百姓，行走危险之地，难以奉事神灵、祈求福佑，恐怕不合承顺天意、爱护百姓的本旨。从前周文王、周武王在丰、镐郊祭，成王在雒邑郊祭。由此看来，上天随着王者所居之地而享受祭祀，是可以看清的。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应当迁置到长安，才符合古代帝王的制度。臣愿与群臣共同议定。奏议获准。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认为：沿袭已久，应当照旧。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认为：《礼记》说：“在大坛上燔烧柴薪，是祭天；在大折上瘗埋，是祭地。”在南郊设立祭祀兆域，是确定天位；在北郊大折祭地，是就近阴位。郊祭的处所，各在圣王都城的南北。《尚书》说：“过三日到丁巳日，用牲畜在郊外祭祀，牛两头。”周公增加牲礼，告祭迁徙新邑，在雒地确定郊祀礼制。圣明君主事奉天明察，事奉地审慎；天地明察，神明彰显，礼制就显明了。天地把王者作为主人，所以圣王制定祭天地的礼，必定在国都郊外举行。长安是圣明君主居住之地，是皇天所观察的地方。甘泉、河东的祠，不是神灵应当享受的地方，应当迁到正阳、泰阴的位置，违背旧俗而恢复古制，遵循圣王制度，依礼确定天位，这样才合适。于是匡衡、张谭又上奏议论说：陛下圣德聪明，上通承顺天意的大典，察看群臣意见，使大家都尽心竭虑议论郊祀的处所，天下幸甚。臣听说，广泛谋议、听从众意，就符合天心。所以《洪范》说：“三人占卜，就听从其中两人的话。”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意思。讨论事情如果合于古代、适宜百姓，就依从并实行；

译如果违背正道而无人赞同，就废止而不实行。如今参与议论的五十八人中，有五十人主张迁徙，他们的意见都见于经传，与上古制度相同，也便利于官吏百姓；八人不依据经书、考察古制，只认为不应迁徙，这种没有法度依据的议论，难以据此判定吉凶。《太誓》说：“正确考察古道，建立功业、成就事业，可以使国祚长久。”这是上天伟大的驾御之道。《诗经》说：“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它升降监察官员，每天都在这里监视。”意思是上天每天都在察看王者所居之地。又说：“于是眷顾西方，这里就是我的居所。”意思是上天把文王的都城作为居所。应当在长安确定南北郊祀，作为万世的根基。”天子听从了。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说：“永光五年的制书规定，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建昭五年的制书规定，孝武皇帝为世宗。礼制的增减，不敢有所更改。臣愚见，轮流毁庙的次序，应当及时确定。臣请求同群臣共同议论。”奏议获准。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都认为继承祖宗以下五庙、轮流毁庙之后，即使有贤君，也不能再与祖宗并列。子孙即使想加以褒扬、显著宣扬而为其立庙，鬼神也不会享用祭祀。孝武皇帝虽然有功业和功烈，亲属关系尽了，也应当毁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论说：“臣听说周室衰落以后，四夷一同入侵，其中玁狁最强，如今的匈奴就是这样。到了宣王时出兵讨伐，诗人赞美歌颂说：‘略微讨伐玁狁，直到太原。’又说：‘军容盛大，行动迅疾，如霆如雷；显明诚信的方叔，征伐玁狁，使荆蛮前来畏服。’所以称为中兴。到了幽王时，犬戎前来攻伐，杀死幽王，夺取宗庙器物。从此以后，南夷和北夷交相侵扰，中原局势危急得如同一线将断。《春秋》记载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山戎。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都要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了。’因此舍弃齐桓公的过错而记录他的功劳，把他作为诸侯霸主之首。汉朝兴起时，冒顿开始强盛，击破东胡，擒获月氏并吞并其土地，土地广大、兵力强盛，成为中国的祸害。南越尉佗统领百越，自称皇帝，所以即使中原平定，仍有四夷之患，几乎没有安宁之年；一方有急难，三面都要救援，于是天下都被牵动而受害。孝文皇帝用丰厚财物与匈奴结交和亲，但匈奴仍不断侵扰暴虐，严重时出动十多万军队，近则驻扎在京师及四边，年年征发军队屯守备战，匈奴成为祸患已经很久，并非一代逐渐形成的。” 诸侯、郡守以及连同匈奴、百越一起作乱叛逆的，并不只一人。匈奴杀害郡守、都尉，掠取百姓，数也数不清。孝武皇帝怜悯中原疲惫劳苦、没有安宁之时，于是派遣大将军、骠骑将军、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等，向南消灭百越，设置七郡；向北排斥匈奴，降服昆邪王十万部众，设置五属国，建立朔方郡，以夺取匈奴肥沃富饶的土地；向东征伐朝鲜，建立玄菟、乐浪二郡，以防备匈奴的左臂；向西征伐大宛，兼并三十六国，与乌孙结盟，建立敦煌、酒泉、张掖三郡，以隔绝婼羌，割裂匈奴的右肩。单于孤立无援，远远逃到漠北，四方边境没有了战事。开拓远方边境，建立十多个郡。功业已经确定后，便封丞相为富民侯，以使天下大安、百姓富足充实，其规划谋略可以看见。又招集天下贤能俊杰，与他们同心谋划，兴立制度，改定正朔，更换服色，建立天地之祠，举行封禅，区别官号，保存周朝后裔，确定诸侯制度，使天下永远没有叛逆争战之心。直到今天，历代都依赖这些成就，单于守护藩篱，百蛮服从，成为万世的根基。中兴的功劳，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高帝建立大业，应当称太祖；孝文皇帝德行极其深厚，应当称文太宗；孝武皇帝功业极其显著，应当称武世宗。这就是孝宣帝发表赞美德行的诏令的原因。《礼记·王制》和《春秋·谷梁传》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天子七日入殓，七个月下葬，这是丧事中尊卑的次序，与宗庙数目相对应。经文说：“天子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为七；诸侯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为五。”所以德行深厚者，其流传的光泽广大；德行浅薄者，流传的风气和余福低微。《春秋左氏传》说：“名分、地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从上到下，每下降一等就减杀一半。”这是礼制。七，是正当的法定数目，是可以固定计算的。宗庙不在这个数目之内，因为宗庙的设置可以变化。如果有功德，就可以尊为宗，不可预先规定数目。所以商代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周公作《无逸》告诫，列举商代三宗来劝勉成王。由此说来，宗没有固定数目。这样看来，用来劝勉帝王建立功德的意义是很广的。若按七庙的规定，孝武皇帝不应毁庙；若按尊宗的原则，也不能说他没有功德。” 《礼记·祭典》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有功德施于百姓的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挽救大灾难的就祭祀他。”臣私下考察孝武皇帝的功德，这些都兼而有之。凡是异姓之人尚且将特别祭祀，何况是先祖呢？有人说天子只有五庙，但找不到这样的经文；又有人说中宗、高宗只是尊崇他们的道德而毁去其庙，这样名义与实际不相符，也不是尊重德行、崇尚功劳的意思。《诗经》说：“甘棠树枝叶茂盛，不要剪伐它，因为那是召伯曾经休息过的树。”思念其人尚且爱护他的树木，何况尊崇他的道德却毁掉他的宗庙呢？轮流毁庙的礼制自有常法，没有特殊功劳、卓异德行的，就按照亲属关系远近处理。至于祖宗排列的次序、庙数多少，经传没有明确文字；至尊至重之事，难以根据含混的文字和空泛的说法来确定。孝宣皇帝采纳公卿的议论，采用众儒生的谋划，既然已经把孝武皇帝定为世宗之庙，建立制度传于万世，并公布天下，就不应毁去。”皇帝阅览了他们的议论并听从了。制诏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议论可以。”

译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上奏说：“王者把天当作父亲来事奉，所以爵号称为天子。孔子说：‘人的行为没有大过孝；孝没有大过尊敬父亲；尊敬父亲没有大过使父亲配享上天。’王者尊奉自己的父亲，是想让他配享上天；根据尊敬父亲的心意，又想尊崇祖先，逐层上推，终于推及始祖。因此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后稷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文王配享上帝。《礼记》说：‘天子祭祀天地、山川，每年遍祭。’《春秋》《谷梁传》说：‘在十二月下旬的辛日卜问正月上旬的辛日，以举行郊祭。’高皇帝受天命，因袭雍地四畤，建立北畤以完备五帝之祀，却没有共同举行祭天地的祭祀。孝文帝十六年，采用新垣平的建议，开始在渭阳建立五帝庙，祭祀泰一、地祇，并以太祖高皇帝配祭。冬至祭祀泰一，夏至祭祀地祇，都同时祭祀五帝，共用一头牲畜。皇帝亲自到郊外拜祭，后来新垣平被诛杀，于是不再亲自祭祀，而让有关官员代行。孝武皇帝在雍地祭祀时说：‘如今朕亲自郊祭上帝，却没有祭祀后土，这样礼仪就没有回应。’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日，开始在汾阴建立后土祠。有人说：‘五帝是泰一的辅佐，应当建立泰一祠。’” 元鼎五年十一月癸未日，开始在甘泉建立泰一祠。每两年举行一次郊祭，与雍地轮流祭祀，也以高祖配祭。不是每年事奉上天，都还没有符合古制。建始元年，把甘泉泰畤、河东后土迁到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因为没有皇孙，又恢复甘泉、河东的祭祀。绥和二年，因为始终没有获得神灵保佑，又恢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担心孝哀皇帝的疾病没有痊愈，又恢复甘泉、汾阴的祭祀，最终仍然没有得到福佑。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大中大夫宋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论，大家都说：‘应当按照建始年间丞相匡衡等人的议论，恢复长安南北郊，照旧举行祭祀。’后来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大规模议论郊祀制度，多数人认为周朝郊祭后稷，汉朝应当祭祀尧。诏令又下发给公卿议论，议论者意见一致，皇帝也认为如此。侍御史杜林独自认为：‘周室兴起，国运得自后稷；汉朝基业特别兴起，功业并非由于尧。应当因循祖宗旧例，决定采用杜林的意见。’ 武始侯张纯因为宗庙制度尚未确定、昭穆次序失乱，到建武十九年才与太仆朱浮共同上奏说：“陛下从平民中兴起，荡涤天下，诛除暴乱，兴复并继承祖宗。臣私下认为，按照经义和人事众心，虽然实际是重新创立变革，但名义上称为中兴；应当奉祀先帝，恭敬承奉祭祀。自元年以来，宗庙奉祀高皇帝为受命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都依照旧制。又建立四代亲庙，从南顿君以上推尊，到舂陵节侯为止。礼制规定，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作为他的儿子；既然侍奉太宗，就应当降低对自己亲生亲属的礼仪。如今在高庙举行禘祫，陈列昭穆次序，而舂陵四代君主却与群臣并列，以卑下者夹杂于尊贵者之间，不合礼意。假如没有遭遇王莽之乱、国家继承无人，推求宗室而使陛下继承帝位，难道还会顾念私亲、违背礼制吗？从前高帝因为自己受天命，不是承自太上皇；宣帝以孙辈继承祖父，也不敢偏私亲属，所以只为父亲立庙，由群臣侍奉祭祀。臣愚见，应当撤除现有亲庙，以遵循两位皇帝的旧典。愿下令有关部门，广泛采纳意见。”诏令下给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议论说：“应当以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帝四代，替代现有的亲庙。” 宣帝、元帝尊为祖父，可以由皇帝亲自奉祀；成帝以下由有关官员代行祭祀；另为南顿君建立皇考庙，祭祀上溯到舂陵节侯，由群臣奉祀，以彰明尊崇尊长的敬意和亲爱亲属的恩情。”皇帝听从了。建武二十六年，皇帝下诏给张纯说：“禘祫之祭已经很久没有举行了。三年不举行礼，礼就一定会毁坏；三年不演奏乐，乐就一定会崩坏。应当依据经典，详细制定制度。”张纯上奏说：“礼制规定，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春秋传》说：‘大祫是什么？就是合祭。’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都登堂在太祖庙中合食。五年举行两次大祭。汉朝旧制是三年一次祫祭，已毁庙的神主合祭于高庙，尚存庙中的神主却从未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的庙祠才开始举行禘祭；此前十八年皇帝亲临长安，也举行过这种礼仪。《礼说》认为，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因此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禘’的意思是审谛，即审定昭穆尊卑的意义。禘祭在夏季四月举行，因为夏季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用来端正尊卑的次序。祫祭在冬季十月举行，因为冬季五谷成熟、万物齐备、礼仪完成，所以合聚神主共同饮食。” 这种典礼在这里废止已经八年了，认为可以按照礼制实行，及时确定议论。”皇帝听从了，从此禘祭、祫祭的制度便确定下来。明帝永平三年八月丁卯日，公卿上奏议论世祖庙举行登歌、八佾舞。关于功名，东平王刘苍议论认为：汉朝旧有制度，宗庙各自演奏相应的乐舞，不都相互沿袭，以彰明各自的功德。秦朝暴虐无道，残害百姓；高皇帝受天命，诛除暴乱，使百姓各得其所，万国都和乐，于是创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亲自实行节俭，废除诽谤罪，取消肉刑，恩泽施及四海；孝景皇帝制定《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盛大，威势震动海外，开拓土地、设置郡县，传之无穷；孝宣皇帝制定《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天命而中兴，拨乱反正，武功畅达于四方之外，使百蛮戎狄震服，天下都来进贡；治理天下太平，登封泰山告成，修建三雍，恭敬修治典礼祭祀，功德巍巍，可以与前代兴盛相比较。用兵平定祸乱，武功盛大；歌是用来咏唱德行的，舞是用来象征功业的。世祖庙的乐舞名称，应当叫《大武之舞》。元命包说：因天地交杂而形成万物，音乐为之表现文采。周文王时，百姓乐于他的兴起；出兵征伐，诗人称赞他有武功。枢机铨说：有汉帝兴起，幽隐之处也受到治理，所作音乐各自与虞舜《韶》、夏禹《夏》、商汤《濩》、周武《武》没有不同，不应当只用舞名来区别。”

译《叶图征》说：最大的音乐一定简易。《诗传》说：颂是说成就，一章就成为一篇，适宜排列德行；所以登歌《清庙》只有一章。《汉书》说：百官歌颂登上御座者，一章十四句。依照典籍文字，开始采用《五行》《武德》《昭真》《修之》等舞曲的舞节，斟酌前后增减的适宜，六十四节作为舞曲的副数，配合八佾的数目。十月举行烝祭，开始仍按旧例使用《文始》《五行》之舞，不进献《武德》舞。歌诗说：‘啊，庄严肃穆的世祖庙，肃敬和乐而显明清净；俊杰贤能恭敬有序，承继文德所成就的事业；越过次序而上祭上帝，迅速奔来使神灵安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彰明图谶，效法唐代的文德；美善啊，只有德行；没有猜忌，和谐同心；宗族支脉延续百世，永远保有他的功业。’诏书说：骠骑将军的议论可以，仍照旧进用《武德》之舞。章帝刚即位，东平王刘苍上言说：“从前孝文帝庙的乐舞叫《昭德之舞》，孝武帝庙的乐舞叫《盛德之舞》。如今二庙都在高庙合祭，《昭德》《盛德》之舞不再进献，而与高庙共同使用同一乐舞。现在孝明皇帝的神主在世祖庙，应当共同使用《盛德之乐》，但这样一来就没有施用的地方。如果另立庙，就应当制作新的舞乐，不应当与世祖庙的《盛德之舞》同名。如果不改作新的舞乐，就应当进献《武德之舞》。臣愚昧固执而鄙陋，庙堂上的议论，实在不是臣应当听闻、应当说的。陛下秉持纯粹美德的精妙，发扬极其谦逊的意旨，反而把美誉归于记载功德的群臣，所以臣不敢隐藏愚见，披露内心。臣确实知道鄙陋的言论，不足以上合陛下广开四门、招纳贤士的议论。伏惟陛下以至高德行达到成王、康王的盛世，天下安定，正是刑罚搁置不用的时候；百姓大力歌颂君主的德行，辅佐大臣正直贤良，各种事务安宁康泰。臣敬仰圣明教化，赞美羡慕盛大德行，至于防备危亡之事，不是臣所应当称说的。” 章帝时，有关官员上奏说：“孝明皇帝圣德淳厚丰盛，终日勤劳直到太阳西斜，亲自穿用洗涤过的衣服，饮食从不兼有珍馐美味。他的恩泽遍及四方，远方的人仰慕教化，僬侥、儋耳等远人都主动来到边塞归附。他能够征伐鬼方，开通西域道路，威势和神灵般的影响广泛施加，没有谁不服从。他以百姓为忧，不把拥有天下当作快乐。他完备三雍的教化，亲自实行养老之礼，创作登歌，匡正雅乐，广泛贯通六艺，昼夜不懈。他聪明深厚，学识贯通，著录在图籍和典章中。他的至德所感通于神明，功业光耀四海，仁德之风流传千载。然而他深自谦抑，自称没有德行，不为自己兴建寝庙，只扫地祭祀，废除按日举行祭祀的制度，减省送终的礼仪，于是把神主收藏在光烈皇后的更衣别室中。天下听说此事，没有不悲伤的。陛下至孝深厚，奉行并顺承圣德。臣愚昧地认为，更衣室在宫城中门之外，处所与正庙有别，应当尊称其庙为显宗；春、夏、秋、冬四时的禘祭、祫祭，应在光武皇帝的宗庙举行，其他间时祭祀都还在更衣室举行，共同进用武德之舞，依照孝文皇帝在高庙举行祫祭的旧例。”诏令说：“可以。” 梁太后临朝听政时，认为殇帝先于顺帝去世，庙次应排在顺帝之下。太常大夫马访上奏，认为应当依照诏书办理。谏议大夫吕勃认为，应当依昭穆次序，先列殇帝，后列顺帝。诏令下达公卿议论，大鸿胪周举议论说：“《春秋》中，鲁闵公没有儿子，其庶兄僖公继位；僖公的儿子文公于是把僖公的位次排在闵公之上，孔子讥刺了这件事。《尚书》说：‘在太庙举行祭祀，把僖公升置在闵公之上。’《左传》说：‘这是颠倒祭祀次序。’到定公时纠正了这一顺序，经文说：‘按先公的次序附祭，这是万世的法则。’现在殇帝在前，按世次是父；顺帝在后，按亲属关系是子。先后次序的道义不能改变，昭穆的次序不能扰乱。吕勃的议论是对的。”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安帝元初六年，司空李郃陪侍在南郊祭祀时，没有看到祭祀六宗的仪式，掌管祭祀的官员上奏说：“考察《尚书》，有‘遍祭上帝，精诚祭祀六宗’的话。六宗，上不涉及天，下不涉及地，旁不涉及四方，处在六合之中，辅助阴阳化育，成就万物。汉初在甘泉、汾阴祭祀天地时，也祭祀六宗。孝成帝时，匡衡上奏建立南郊、北郊祭祀，又恢复祭祀六宗。后来王莽认为六宗就是六子。建武年间定都雒阳，制定祭祀制度时没有规定祭六宗，因此废止，不再享受血食。现在应当恢复旧制度。”诏令说：“交给公卿议论。”五官将桓郁等三十一人议论认为可以祭祀，大鸿胪庞雄等二十四人议论认为不应祭祀，皇帝采纳李郃的意见，于是恢复祭祀六宗。献帝时，左中郎将蔡邕上议说：“汉朝承接秦朝灭绝学术之后，宗庙制度不采用周礼，每位皇帝即位，世代都各立一庙，不限于七庙，不排列昭穆，也不确定交替毁庙的制度。元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才开始提出重大议论，请求依照典礼办理。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都因功德盛大而尊为宗，不毁其庙。孝宣帝尊崇孝武帝，历来称为世宗；正直的重臣夏侯胜等仍然坚持不同意见，认为不应尊为宗。” 直到孝成皇帝时，议论仍未确定，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据理认为孝武帝之庙不可毁，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古人依据正道，重视顺理，不敢偏私自己的君主，竟然公正到这种程度。后来遭逢王莽之乱，光武皇帝奉天命中兴汉室，庙号称世祖。孝明皇帝圣德聪明，政绩可与周文王、周宣王相比，庙号称显宗。孝章皇帝至孝深厚，仁恩广大，庙号称肃宗；这些都符合前代合乎礼制的做法。此后，政事多有变故，权力转移到臣下手中，继位的皇帝都极力想尊崇至亲，而臣下懦弱，没有人能够坚持夏侯胜那样正直的意见。现在圣朝尊崇古制、恢复礼制，以求得适中，确实合乎礼议。元帝在世次上列第八，光武帝在世次上列第九，所以把元帝作为考庙，尊奉并祭祀他。孝明帝遵循并继承这一做法，也不敢毁掉其庙。孝和帝以下，穆宗、威宗的庙号和尊号，都省去五年一次的大殷祭，改为再次在太祖庙合食，以遵循先代典制，这一议论于是得以施行。”

译魏明帝景初元年夏，有关官员议论确定七庙制度。冬季又上奏说：“大概帝王兴起，既有承受天命的君主，又有圣德妃后协助神灵，然后才能使这一世代昌盛，成就王业。从前高辛氏占卜四位妃子的儿子，都将拥有天下，于是帝挚、陶唐、商、周相继兴起。周人向上追尊后稷，使他配享皇天；追述王业的开端，根本在姜嫄，于是特地建立宫庙，使后世世代享受祭祀。这就是《周礼》所说的‘演奏夷则，歌唱中吕，舞大濩，以享祀先妣’。诗人歌颂她说：‘最初生育百姓的，是姜嫄。’这是说王道教化的根本，是百姓产生的由来。又说：‘閟宫幽静清肃，确实坚固整齐；光明显赫的姜嫄，她的德行不偏不邪。’诗礼所称述的周人先妣宗庙盛大情形，其美德就是这样。大魏的气运承接有虞氏，然而尊崇帝王之道，三代以来更加隆盛；宗庙与祧庙的数目，实际上与周朝相同。如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都配享无穷的国运；至于文昭皇后，承受上天的灵瑞，生育圣明君主，功业有益于百姓，德泽充满宇宙，开创了后代诸君的基业，是道德教化兴起的根源。为她特立寝庙祭祀，也就是姜嫄的閟宫；但尚未明确规定永远不毁的制度，恐怕论功报德的原则，万世之后会被遗忘，这不是彰明孝道、昭示后世的办法。” 文昭皇后的庙应当世世代代享受祭祀，所奏乐章与祖庙相同，永远载入不毁庙的典制，以传播圣明善德的风尚。”于是这项议论与七庙的议论一同刻在金策上，收藏于金匮之中。晋怀帝永嘉元年，追复武悼杨皇后的尊号，另立庙宇和神主，不让她配享武帝。到成帝咸康七年，下诏令内外群臣详细议论。卫将军虞谭议论说：“世祖武皇帝光大四海，元皇后应当配享。元皇后去世后，悼皇后继立。后来杨骏大肆叛逆，祸患牵连到太后，孝怀皇帝追复她的谥号，难道不是因为鲧被诛杀而禹兴起，所遵循的道义在于不能废替吗？又在太宁二年，臣忝任宗正，当时帝王谱系散失，无从查考，便广泛询问年长旧臣，以确定昭穆次序；臣与已故骠骑将军华恒、尚书荀崧、侍中荀邃依据旧谱共同讨论编次，对尊奉悼后的重大礼制，一点也没有改动。如今圣上恭敬地追念孝道，祭祀之事又询问群臣，将要恢复并确定大礼。臣私下反复思考，查见《惠皇帝起居注》中群臣的议奏，说杨骏叛逆，图谋危害国家，以鲁国文姜、汉朝吕后为例。臣私下认为，这两件事与今天不同。从前汉章帝窦后杀害和帝的生母，和帝即位后把窦氏一族全部诛杀；当时议论的人想贬低窦后的尊号，等到窦后去世，又想不按礼制安葬她。” 和帝因为侍奉窦后十年，按道义不能违背旧恩；臣子对待君亲的义务应当从丰厚方面办理，所以仁慈明达的声誉显扬于后世。我又看到已故尚书仆射裴頠议论悼皇后的旧事，说继母即使被废出宫，追服的礼制也不改变。因此孝怀皇帝尊崇她的谥号，把她重新安葬在峻陵。这就是母子之道完整，而废止的礼制又得以恢复。当时只在弘训宫祭祀，没有进入太庙，大概是事情还没有办完，并不是合乎义理的典制。如果认为悼皇后恢复原位合宜，就应当让她配享世祖；如果认为恢复她的位次不对，那么帝谱和谥号都应当缺除。没有位居正位却偏偏在别室祭祀的道理。如果认为孝怀皇帝只是私自厚待母子之情，特意为她立庙，那么这只是偏重私情，有损国家典制；这样一来，国谱和帝王名讳都应当删除，岂止不能与世祖同在宗庙祭祀呢？”会稽王司马昱、中书监庾冰、中书令何充、尚书令诸葛恢、尚书谢广、光禄勋留擢、丹杨尹殷融、护军将军冯怀、散骑常侍邓逸等人，都赞同虞谭的议论。于是太后配享武帝。东晋元帝时，在太庙举行祭祀，尚书右丞钟雅上奏说：“陛下承继帝王世系，按与京兆府君的世次是玄孙；可是现在祝文却称曾孙，恐怕是沿袭旧误，应当予以改正。”又按礼制，祖父的兄弟属于从祖父。景皇帝因为功德被尊为世宗，不是以伯祖的身份进入宗庙，所以也应当删去称伯祖的文字。”诏令说：“礼制祭祀宗庙，从曾孙以下都称曾孙，这不是沿袭造成的错误。其义取自重孙，可以历代共同使用这一名称，不必更改。称伯祖不妥，就依照你的奏议办理。” 明帝时，宗庙开始建立，旧有礼仪中有许多疑惑：有人认为惠帝、怀帝应各自作为一世，那么颍川府君的世次就超过七世，应当轮到毁庙。此事交给太常贺循议论。贺循认为，按礼制，兄弟之间不能互相作为后嗣，不能因为承继帝位就算作一世。殷朝盘庚没有列入阳甲之后，汉朝光武帝也没有继承成帝，都是另立庙寝，让臣下祭祀他们；这是前代明确的典制，也是承继关系中彰明的义理。惠帝没有后嗣，怀帝承继帝统；弟弟不能作为兄长的后嗣，所以怀帝是从世祖向上承继，而不是承继惠帝，应当与殷朝的阳甲、汉朝的成帝相同。议论者认为圣德深远，暂时不便改变旧制；类似这样的礼制问题，普遍都还没有得到讨论。因此惠帝仍在太庙，而怀帝又被列入世次，便超过八庙。超过八庙，是因为惠帝没有被迁出，并不是上祖应当迁毁。下世升入之后，上世才迁出；迁毁与升祔相对，不能混为一谈。没有下世升入一世，上世却毁掉二世的道理。惠帝、怀帝都承继世祖，兄弟旁亲同为一世；如果上面毁掉两世，就会成为一世两次迁毁，祖位横向分裂。考察古义，没有这种先例。惠帝应当迁出，这尚且不能轻率议论，何况可以轻率毁掉一位祖先而没有义理依据吗？”

译既然颍川府君没有可以毁庙的道理，那么现有神主自然就是八位；这一定有其特殊原因，并不是说宗庙神主的数目通常就是八位。既然有八位神主，就不得不在七室之外暂时安置一室。至尊对惠帝、怀帝来说都是兄弟；从上承继世祖，而不是承继这两位皇帝，那么这两位皇帝的神主按道理应当另行迁出，并不是宗庙中永远有八室。又如武帝最初建成太庙时，正神只有七位，而杨元皇后的神主也暂时另立一室。永熙元年，在太庙八室中向世祖报告谥号，这说明如果确有八位神主，就不拘泥于七室的旧例。又有议论者认为景帝已经在庙中，那么惠帝、怀帝也应按同一例处理。景帝有盛大德行和开国大功，是王业根基的创始者，按义理彰明为祖宗，百世不毁；所以议论认为他特意留在本庙，而且世代相距尚近，数目可以相容，只是暂时安置神主而已，并没有逼迫上祖。等王氏宗庙的昭穆排满，最终也应当另立别庙。拿今天的情形相比，既然尊卑轻重的义理不同，而且七庙所代表的是七世亲属，是昭穆父子的位次；如果遇到兄弟旁亲排满，便动辄毁掉上祖，那么祖位就会空悬，世数也不够，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如何能够成就七庙呢？现在七庙的含义，源自王者制度：从父庙以上直到高祖，是有亲服关系的四世亲庙；高祖以上又有第五世、第六世没有服制的祖先，所以设置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为七庙。” 因此世祖确定郊祀和宗庙礼制时，京兆府君、颍川府君是曾祖、高祖一类的亲属，豫章府君为第五世，征西府君为第六世，以符合这一道理。如今至尊承继帝位，也应当有第五世、第六世的祖先。豫章府君为第六世，颍川府君为第五世，都不应毁庙。现在既说先毁豫章府君，又要再次毁掉颍川府君，这样一来，宗庙中的亲属只从高祖以下计算，不再有高祖以上两世祖先。按照王者制度的道理，三昭三穆中有两位被废毁，完全违背了宗庙制度的根本依据。承继世代又违背世祖祭祀征西、豫章二府君的本意，在一代君王所确定的礼制中，违背之处实在不少。” 武帝太元十二年，郎中徐邈议论说：圆丘郊祀之礼，继承的典制没有两种。宣皇帝曾经辨析过这个道理，并以圣典加以考察。到了中兴以后，又充分深入地研究，以确定南郊、北郊的制度，确实不是异端学说可以轻易改变的。臣认为仍旧制最为妥当。武皇帝建立宗庙时，排列六世祖先，设三昭三穆。宣皇帝是创建基业的君主，实际上是太祖；但按亲属关系只是王考，上面还有四座庙尚未迁毁，所以暂时空着东向的太祖之位。兄弟相继即位，按义理不算两世；因此现今宗庙祭祀的世数还不足，如果想让太祖正式居正位，就违背七庙的制度。又《礼记》说：‘庶子为王，也可以禘祭祖先、建立宗庙。’这大概是说旁支后裔承继帝位后，按亲属关系必须重新迎请京兆府君；现在已列为第六世，应当重新建立这一室。这样宣皇帝还没有位居六世以上，必须等前代祖先迁毁之后，太祖之位才能确定。京兆府君迁毁后，应当把神主收藏在石室中；即使举行禘祭、祫祭，也不再让他参与。为什么呢？《左传》说毁庙神主升入，与太祖合祭；‘升’是从下位升上去的名称，并不是可以降低尊者的位次去迁就卑者。太子、太孙的阴室中有四位神主，储嗣地位重要，升祔于所托的皇祖之庙；等世代久远、应当迁毁时，随食的孙辈神主也与他们一同毁去。明堂方圆的制度，纲领已经说明，不应把配享皇帝的祭祀混入其中。”},{ 况且王者把天下看作一家，并不只限于一个邦国，所以周平王、光武帝在东西二京都没有被废除。明堂所祭祀的神主，积累了许多疑问而无法辨明。考察《易经》说：‘隆重地荐祭上帝，以祖先父考配享。’祖考与上帝共同配享，那么上帝就是天，而尊敬父亲的道义也就显明了。《周礼》所说的‘旅祭上帝’，是有事时告祭上天，与郊祀的常祭相同。周代有四位神主，所以一并说到它们。如果上帝是五帝，那么经文为什么不说‘祭天并旅祭五帝，祭地并旅祭四望’呢？侍中车胤的议论也相同。他又说：明堂的制度既然难以详考，而且乐的根本在于调和，礼的根本在于恭敬，所以质朴与文饰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乐器也各不相同。既然茅屋和大厦的尺度本来就不一样，又何必拘守外在形制而不弘扬根本、顺应时俗呢？等九州都安宁，黄河以北没有战乱，然后才可以兴建修治明堂、辟雍。当时朝廷议论大多赞同，于是上奏施行所改定的制度。安帝时，太庙发生火灾，掌管祭祀的臧焘对著作郎徐广说：“从前孔子在齐国，听说鲁国宗庙失火，说：‘一定是桓公、僖公的庙。’如今征西府君、京兆府君四位神主本应毁庙迁出，却仍然排列在宗庙中享受祭祀，这难道就是灾异的征兆吗？”于是上奏议论说：“臣听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将要营建宫室时，宗庙放在首位。古代先哲圣王无不竭尽肃敬恭谨之诚心，极力崇奉尊严祖先，然后才能把淳厚教化流布四海，使幽冥与神明相通感应。本来就应当详细考察古代典制中的废兴，依循人情和礼制寻求适中。按礼制，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座。从考庙直到祖考，五庙都每月祭祀。远庙称为祧，有两座祧庙，只举行享祭、尝祭，祭祀到此为止。祧庙再远就设坛，坛再远就设墠，只有祈祷时才祭祀。这就是宗庙的次序，也是亲疏的等级。郑玄认为，祧是文王、武王的庙；王肃认为，是第五世、第六世的祖庙。考察‘去祧为坛’这句话，祧就不可能是文王、武王的庙。周朝的祖宗，怎么会说离开祧庙就改设坛呢？由此可知，所谓远庙为祧，是指没有服制的祖先。又说远庙就有享祭、尝祭之礼，离开祧庙就有坛、墠的区别，说明世代越远，礼义就越疏。” 如果祧庙是文王、武王之庙，就应当和太祖庙一样每月祭祀。即使推尊后稷配享上天，也是因为功德由此开始，并不是说尊崇等级完全相同，每次祭祀都没有差别。又礼制有因数量多而显贵的规定，所以《左传》说：‘德厚的，流传的光泽广；德薄的，流传的地位低。’又说：‘从上到下，礼制按等级递减。’这就是尊卑等级的典制、上下不同的礼文。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天子、诸侯都祭祀五庙呢？又王者祭祀嫡子中未成年而死者，下至来孙；但向上祭祀的礼制不过到高祖，向下推恩厚待，向上却减损对尊亲的敬意，也不是圣人制定礼制的本意。因此泰始年间建立宗庙时，采纳王肃的意见：礼制规定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或诸侯的，祭祀时依天子、诸侯的礼制，而尸服仍穿士服，所以向上追及征西府君，以完备六世之数。宣皇帝虽然是太祖，尚且处在子孙的位次；到了恭敬祭祀的日子，还没有实行东向而居尊位的礼。这就是所谓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享受祭祀。如今京兆府君以上的祖先既已迁出，太祖才开始能够居正位。议论者认为昭穆世数还不足，想让太祖屈居卑位。臣认为这不合礼典。所谓与太祖合计七庙，是说昭穆世数已经足够，太祖在六世之外，并不是必须等七庙完全凑满后才能居太祖位。”}],

译议论此事的人又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应当永远与殷祭、祫祭一同受祭。臣又认为不是这样。《左传》所说的“毁庙之主陈列在太祖之前”，是指太祖以下历代先君的神主。所以《白虎通》说：“禘祭、祫祭之所以祭祀已经迁入祧庙的神主，是因为他们承继先君之体，执掌君统而不使其断绝。”哪里像四位府君在太祖之前，既不是继承君统的神主，又没有上天降命的祥瑞，也不是王业的根基呢？从前因为世次相近，所以把他们列入祭祀；如今亲情和礼制都已经疏远，却还要让他们长久享受殷祭、祫祭，永远空置太祖的位置。考察礼书，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从前永和初年，朝廷大规模讨论这项礼制，当时虞喜、范宣都以精深的儒学和博大的学问著称，一致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没有理由永远存在百世。有人想把它们埋在两阶之间，有人想把它们收藏在石室中，有人想为它们另行改建祭所；虽然所持的具体办法略有不同，但根本主张是一致的。如果宣皇已经居于群庙之上，而四位府君的神主仍不断参加禘祭、祫祭，那么大晋的殷祭将永远没有太祖的位置了。道理贵在适中，不必过分厚待；礼制也随时代变迁，怎么可以只顺从旧情而不加防范？所以臣子追念先人的感情虽然深厚，而“灵厉”的谥号却越发明确；追怀远祖的心意虽然迫切，而迁主、毁庙的礼制仍应实行。这难道不是有心加厚礼遇吗？只是礼制不可逾越罢了。至于石室，应当藏在庙的北面；若改建祭所，则还不知道应当设置在哪里。虞主是用来依托神灵的，神灵迁移以后，就有埋葬虞主的礼制。四位府君的神主如果不应再接受祭祀，也就是神灵不再依托于它们。按照相近的事例，应当同虞主一样埋葬。不过经典记载难以详尽，众说纷纭错杂，不是臣见识浅陋所能折中裁定的。当时的学者大多赞同焘的意见，但最终没有施行。宋少帝即位初年，司空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上疏说：“臣听说，崇尚德行、严肃祭祀，是历代帝王共同遵守的法典；以天人之道为法，自古以来也是相同的。虽然因时制宜和沿革各有不同，质朴与文饰也因时代而异，但用来根本上敦厚人情、教化百姓的道理，归根到底是一致的。伏惟高祖武皇帝，确实承受了上天降下的命令，弘扬【原文‘▯日静’疑有讹误】安定天下的勤劳事业，树立了养育百姓的最高准则。皇帝迁移并彰明美德，光照八方，太和之气广泛施行，玄妙的教化远播四海。陛下以圣明睿哲继承帝位，美善之道取信于万国；祭祀之礼废弃已久，如今想要发扬光大先帝的伟业，祭享上帝、恭敬祭祀先亲，现在正是适宜的时候。高祖武皇帝应当配享南郊的上帝；至于配享地祇，虽然礼书没有明文，但前代旧章每每沿用，魏、晋的旧典足以作为前例。臣等认为，武敬皇后应当配享北郊，这大概是为了表达追怀先人、追奉孝道的心意，使圣明和恭敬永远流传，配合天地二仪，使幽冥与人间都得到允当协调。”第二年初春，应当举行南郊、北郊祭祀，请命令有关内外官员代理行事，详细依照旧典办理。诏令准许。文帝元嘉六年，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说：“臣伏见太庙举行烝祭、尝祭的仪注：皇帝完成祭祀仪式后出殿，随后由三公以上官员进献，太祝把神灵送到庙门，然后皇帝回来再拜，百官赞拜后退下。臣谨慎考察清庙之道，是为了恭敬安定神灵。《礼记》说：‘庙，就是神灵容貌所在之处，是神灵凭依的地方。’对待已经亡故的亲人要像他们还活着一样，仿佛他们一直在那里。既然如此，就不应当有送神的文字；从陈设祭品、进献俎豆开始，车驾到达时也都不举行迎接。既不迎接却要送行，送行以后又告辞，这种昏昧浅薄的做法，实在没有把道理说明白。考察当时民间的私祠，确实都举行迎送，这是因为没有正式的宗庙，希望感动神灵降临，于是依照内心设立意旨，并不是王者的礼制。仪礼虽然记载太祝在门外迎接尸，但那是迎请尸代神灵的仪式，哪里是敬神的典礼？臣恐怕这在礼制上有疑义，谨上议说明。”有关部门奏请交给礼官详细裁判。博士江邃议论说：“开始时不迎接，是表明神灵已经在庙中；事情结束后送行，是节制孝思之情。如果不送行便告辞，就是舍弃亲人；告辞以后再送行，就是遣送神灵。所以孝子不忍违背亲人，也不忍遣送神灵，因此由太祝、太史送神，以完成烝祭、尝祭的意义。”博士贺道期议论说：“用音乐迎接神灵到来，用哀情送神灵离去。《祭统》说，迎接牺牲而不迎接尸。《诗经》说：“钟鼓用来送尸。”郑玄说：“尸是神灵的象征。”这与现在仪注中不迎接而后送行的做法，仿佛完全相合。博士荀万秋议论说：“古代侍奉尸与现在侍奉神灵，道理是相同的。《周礼》说尸从庙中出来时送到庙门，拜尸时不回头。《诗经》说‘钟鼓送尸’，那么送神的意义由来已久。《礼记》说：‘迎接牺牲而不迎接尸，是为了区别嫌疑。’尸在庙门外时，容易被疑作臣；进入庙中，便完全作为君来对待。君在庙门外时，容易被疑作君；进入庙中，便完全作为臣来对待。因此尸不出庙门，是为了彰明君臣之义。”江邃等三人认为旧仪正确，只有博士陈珉赞同徐道娱的意见。参照讨论意见，虽然不能说全都正确，但都是依照拟定的经典礼制。徐道娱、陈珉所依据的说法难以采用；如今众议不一，应当遵守旧的仪制。诏令准许。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官员奏称：刘义宣、臧质当时犯下滔天大罪，作乱作恶，联合淮、岱地区，图谋危害宗庙社稷。臧质开始反叛、发布戒严令的那天，南郊、北郊、太庙、太社都已经遍行陈告。刘义宣起兵作逆时，还没有一同陈告；车驾将要出发时，叛党便像冰一样消解。臧质已经被斩首悬挂，刘义宣也已被擒获，两方面的叛乱都已消灭，都应当昭告神灵。考察元嘉三年讨伐谢晦开始时，曾普遍告祭南郊、北郊和太庙；贼乱平定以后，只告祭太庙、太社，没有告祭南郊、北郊。礼官广泛议论此事，太学博士徐宏、孙勃、陆澄议论说：礼制没有规定不报答；既然开始时已经遍告，如今贼人已经被擒，不应当唯独不告。国子助教苏瑺生议论说：按《王制》说，天子巡视诸侯，回来要向祖庙、父庙报告。又《曾子问》说，诸侯到天子那里去，要告祭祖庙，在父庙设奠，并命令太祝、太史向社稷、宗庙、山川报告，报告时使用牲畜和币帛；回来时也一样。诸侯相见，回来也一定向祖庙、父庙报告，然后派太祝、太史向原先报告过的神灵报告到达。又说，天子、诸侯将要出行，必须用牲畜、帛、皮、圭向祖庙、父庙告祭；回来也必须报告。考察天子、诸侯虽然事情有大小之分，但礼制大体相同；出行时报告、回来时报告，按道理不能有区别。郑玄说，出入的礼制相同，其中的道理十分明白。

译天子出兵征伐，要在上帝前举行类祭；推究凡是出征时所告祭的对象，回来时都必须报告到达，那么就应当告祭南郊、北郊，不再有疑问。元嘉三年只告祭太庙、太社，未详其原因；有人或许是因为《礼记》只说回来要向祖庙、父庙报告，没有说要告祭郊祀。如果果真据此立论，实在更加说不通。《礼记》是残缺的书，本来就不是完备的著作，简册断裂、文字损坏，缺略很多，正应当推求事例来探明意义，不可动辄拘泥于文字。天子回来还要告祭社，也没有完整记载，为什么唯独告祭郊祀就要引起疑虑？只是出入都必须报告，大概是出于孝敬之心；既然把回来报告作为礼义，这本来就不是献俘报功之礼。如今车驾最终没有出宫，就没有举行告至之礼的条件。如果陈列并实行这种尚无先例的礼仪，便没有此前的准则。臣愚以为，应由太祝、太史致告辞，以彰明诚信；如果其中的意义与礼制相违，当然可以据实变通。臣等共同议论，认为应当告祭是合宜的；应当一并使用牲畜，告祭南郊、北郊、太庙、太社，依照旧制由公卿行事。诏令准许。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关部门奏称：“本月十五日举行南郊祭祀。考察旧仪，太庙祭祀时皇帝亲自奉行，由太尉担任亚献。又太庙祭祀开始行事时，要以酒灌地；送神时不灌地，而郊祀开始时却同样灌地。太庙送神时又灌地，所议定的仪式与实际做法不一致，存在疑问，谨将此事交给礼官详细订正。”太学博士王祀之议论说：“按《周礼》，大宗伯辅佐君王保卫国家，以吉礼侍奉鬼神；禋祀昊天，是其中首要的职掌，这就是今天太常的职务。举行郊天祭祀时，由太常担任亚献。又《周礼·外宗》说：‘王后不参加祭祀，就由宗伯赞助行礼。’郑玄说：‘王后不参加祭祀，宗伯代理她的职事。’又有解释说：‘君王手执圭瓒灌尸，大宗伯手执璋瓒担任亚献。’中代以来，王后不参加太庙祭祀，就应当依照礼制由大宗伯代理亚献。如今却由太尉担任亚献，郑玄注《礼记·月令》说：‘三代没有太尉这一官职，太尉是秦代设置的官。’大概因为时代相隔越来越久，宗庙祭祀又极其崇敬，代理王后的事情责任重大，所以改由上公担任亚献。又有人议论，履行四时祭祀时触景生情，感受深如霜露；在室门、户门之间有所感发，怀想亲人的容貌和声音；既然不知道神灵究竟在哪里，就不能只在一个地方寻求神灵。郑玄注《仪礼》说：‘天子、诸侯在庙门旁祭祀，并举行绎祭；绎祭也是祭祀。’ 如今太庙祭祀中送神时所行的灌礼，是要把祭祀移到庙门旁举行；绎祭的意义在于神灵尚未离去，而郊祀和太庙祭祀的礼制不同，所以灌礼和送神的做法也有差别。”太常丞朱膺之议论说：“按《周礼》，大宗伯掌管礼典，以侍奉神灵为最重要的职务，总领各种祭祀，而以祭祀昊天为首要。如今的太常就是宗伯。又考察袁山松《汉百官志》说：‘郊祀之事，太尉掌管亚献，光禄掌管三献。’太常每逢祭祀，先奏明礼仪和行事程序，掌管赞导天子，并不掌管献礼之事。按照《仪礼志》，汉代亚献之事专由皇帝批准，并不由秩宗这类显贵官员主持。如今太庙祭祀由太尉担任亚献，光禄担任三献，正是汉代仪制。又据贺循制定的制度，太尉从东南道路登坛，说明此官必定参与祭祀。古礼虽由宗伯主持，但后世有沿革，以上司担任亚献，是汉代所实行的仪制。臣愚以为，郊祀礼制重大，应当同太庙祭祀一样；而且太常既然掌管赞导天子之事，就不便兼任献礼。又考察灌礼，《礼记》说：‘祭祀是从阴阳中求取神灵的意义。’殷人先从阳中求取，乐曲演奏三遍以后才迎接牺牲，所以殷人是在后面行灌礼；周人先从阴中求取，把鬯酒灌下，使其通达深泉，灌礼以后才迎接牺牲，所以周人先行灌礼。这说的是太庙祭祀，并不是郊祀。考察《周礼·天官》说，凡举行祭祀，大宗伯赞助君王举行灌礼；郑玄注说：“祼就是灌。”只有人道所对应的宗庙祭祀有灌礼，天地这样的大神和至尊神灵不行灌礼；郊祀从来没有灌礼，礼书对此并没有详细说明，深通儒学者的注解却把意义说得十分明白，审慎考察可知：“如今有灌礼，是沿袭相传的错误，所以应当取消灌礼。”有关部门将此意见通报八座、丞郎、博士，他们都赞同朱膺之的意见。尚书令建平王刘宏再次参议，认为朱膺之的意见妥当。诏令准许。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关部门奏称：“本朝举行殷祭时，没有在章皇太后庙举行祭祀。”高堂隆提出意见说：“魏文思皇后依照周代姜嫄庙的制度参加禘祭、祫祭，徐邈回答晋宣太后殷祭荐享的旧事，应当交礼官议论。”正博士孙武议论说：“按《礼记·祭法》说：‘设置都城、建立城邑，设置宗庙、祧庙、坛、墠来祭祀，于是根据亲疏远近规定亲庙和祧庙的多少。’所以天子建立七庙，远祖之庙称为祧。郑玄说：‘天子迁入祧庙的神主，将昭穆合藏在祧庙之中，举行祫祭时才祭祀它们。’《王制》说‘祫、禘’。郑玄说：‘祫就是合，把历代先君的神主合于祖庙中祭祀，叫作祫。每三年在夏季举行禘祭，每五年在秋季举行祫祭，这叫五年两次大祭。’禘也是大祭。《春秋》文公二年在太庙举行大事，《左传》说：‘已经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之前，尚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入太庙合祭。’

译《左传》说：“合聚同族共同受祭食，按照昭穆次序排列。” 《祭统》说：“在太庙举行祭祀时，所有昭位和穆位的神主都在，不失其尊卑次序。”如今殷祭是把神主合在太祖庙中共同受祭，并按昭穆排列。章太后既然在尊位上有所降低，没有列入正庙；如果把她的神主迎入太庙，既不敢让她配列在正统次序中，又没有听说过在昭穆之外另设一个位置。若依徐邈的意见，如今殷祭到别庙奉荐，就违背了禘祭、祫祭作为大祭而合食并序昭穆的意义。徐邈说：“阴室中的四位殇子不参加祫祭，而到那里单独祭祀，这也是同样的道理。”《丧服小记》说：“殇子和没有后嗣的人，跟随祖先附祭、合食。”《祭法》说：“天子不祭殇。”郑玄说：“在宗庙深奥处祭祀嫡长子早夭者，称为阴厌。”既然殇子是随祖先在庙的深奥处受祭，说明殇子在庙中有自己的位置，并不是到别的宫室单独祭祀。如今章太后庙四时都举行飨祭和荐享，虽然不在孙辈神主所在之处举行；如果太庙禘祭、祫祭却单独在别宫祭祀，与四时烝祭、尝祭没有区别，就不是禘祭作为大祭的意义，也无从体现祫祭合食的含义。臣认为，不应当让章太后庙采用与太庙相同的殷祭礼制。”高堂隆答复说：“魏文思皇后依照姜嫄庙的制度参加禘祭、祫祭；至于没有辨明祫祭的意义而改行祫祭大飨，大概也是有原因才这样做的。”臣谨守旧文而学识浅陋，担心违背礼制。博士王爕之议论说：“按禘祭较小、祫祭较大说，礼书没有明文，只能从人情和事例中求取依据。如果进一步推求，祫这个名称虽然在于合食，但祭祀典礼的隆重程度在这里尤其重大；以孝心祭享亲人，尊敬和亲爱达到同等的极致，因举行殷祭荐享太祖，也可以把盛大的祭祀施行于小庙。譬如在尊长那里举行祭祀，也可以涉及卑幼，所以高堂隆所说的‘只是因为祫祭才祭祀它’，正是这个意思。因此，魏文思皇后和晋宣太后虽然都没有按次序列入太庙，却仍然同姜嫄一样参加禘祭，这就是其中的道理。又徐邈所引用的四位殇子不参加祫祭而单独祭祀，正可作为另行飨祭的例证。”臣愚以为，章皇太后庙也应当举行殷祭荐享。太常丞孙缅议论认为，祫祭这个名称和意义在于合食；恪守经典、依据古礼，孙武的意见较为周详。臣私下考察小庙的礼制，开始于近代魏、晋所实行的制度，足以作为前例。高堂隆认为因为祫祭而举行祭祀，是有所附会人情和敬意；徐邈引用四位殇子单独祭祀，来证明另行飨祭的事例；孙武依据殇子附祭祖先，认为庙中有殇位。考察起来，事情虽都在庙中举行，但祭祀并不是合食。而且七庙共处一宫，是后汉才开始的制度。礼制祭祀殇子，各自附祭于其祖先；既然预先参加祫祭，就必定要在不同的庙中祭祀。臣愚以为，章皇太后庙举行殷祭荐享，由此即可推知。”祠部朱膺之议论说：“閟宫的祭祀，高堂隆、赵怡都说周人每年举行祫祭，都是合祭。魏、晋两代都取法这一制度而奉行荐享，名儒通达礼义，没有互相讥刺非难；不违礼、不遗忘，一概遵循旧章。”臣的意见与王爕之、孙缅的议论相同。诏书说：“章皇太后追尊至极高的尊号，礼制上与七庙相同，怎么能唯独不举行殷祭荐享，使她隔绝于这种盛大祭祀之外？閟宫举行远祫既然已经实行，周、魏、晋三代以此作为配享的典范，也从未改变。应当依照前代典制办理，以表达追念和敬意。” 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诏书说：从前周代有文德，尊崇明堂的祭祀；汉代有盛大的功烈，于汶邑尊奉祭祀。这样做是为了使祭祀职事不出差错，使阴阳气候得到调正，使宏大的名声居于首位，使济世的声誉远播。朕的皇考太祖文皇帝，功业光耀洞彻玄妙之理，圣明的神灵昭示并教化百姓；对内使四方和睦，仁德惠及众人；对外威势达到八荒，威严震慑异俗。南方的强悍越人、西方的刚强戎族【“南脑劲越，西髓刚戎”疑有OCR讹误】，他裁定礼制，兴起农耕稼穑的根本；制定乐章，协调四时气候的纲纪；匡正修饰坟墓和学校，使教化推及无题之外【“引无题之外”疑有OCR讹误】；表彰延请宝贵贤臣，完备盛德的典范；训导并深切勉励农政；使严刑废置而万物得以生长【“高刑厝万物”疑有OCR讹误】；使百神彼此通达【“棣通百神”疑有OCR讹误】；荐献福祉，举动都与天道相合，向下又顺应大地的德性。因此上天精灵和纬象运行，下面万物生长并降下祥瑞，诸侯遵循正道，黄河澄清、海内安宁。朕仰仗先帝宏大的功业，入主天下、成为万姓之子，上天降下福佑，至今将满十二年。朕思量着奉行并发扬先帝的美德，使其永远流传不尽，于是可以考察姬周旧典，开始营建明堂，尊奉祭祀先帝神灵，使其配享上帝；诚敬充分施展，幽冥与人间都各得其序；只是怀念长远，感慕之情痛彻心肺。有关部门奏称：臣等考察明堂、辟雍，制度没有固定的文字记载，经书和传记记载参差不齐，传说也互相矛盾；名儒通达之士各自依据所见，有的认为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有的认为名称和实际都不同。自汉代直到晋代，没有人能够辨明这一问题。《周书》说：“清庙、明堂、路寝采用相同的制度。”郑玄注说：“礼义由此产生。”诸儒又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丙巳方位，三里以内。”至于房屋宫室的堂数、开间，门窗的设置和朝向，年代久远，难以全部详细考察。晋代侍中裴頠是西都博学之士，详细考察前代记载，仍然不能确定具体制度；他认为，尊奉祖先、使祖先配享上天，其意义明白显著，至于宫庙的形制，礼制依据尚未分明，只可建造大殿以崇高庄严地体现其意义，其余琐碎制度一概删去。臣等参照郑玄的注解，认为多少有些准据；对于裴頠的奏议，私下认为可以采用。国学以南，地势确实高爽平坦开阔，足以营建墙垣宫室和规模制度；应当仿照太庙，只建十二间，以符合周年之数，依照汉代汶上明堂图的仪制，设置五帝神位，使太祖文皇帝配享皇天上帝。虽然规格有所降低，但至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恭敬祭祀，按道理不能不同。从郊祀到明堂宫，也应当安排在同一天。《礼记》说“郊祀用一头特牲”，《诗经》称“明堂用羊牛，洁净而吉利”；虽然两者在质朴、文饰和典礼上有所不同，而且郊祀有燔柴，明堂没有禋燎，但鼎、俎、彝、簋等礼器，都应依照太庙礼制办理。应当调派各部门官员，搜集材料、选用工匠，暂时设置起部尚书、将作大匠等职，估量物料、商定工期，务必在今年秋天修建完成。于是依照裴頠的意见，只建造大殿屋舍并加以雕刻彩绘而已，没有采用古代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的制度。九月甲子日，有关官署上奏说：“南郊祭祀使用三头牛，宗庙四时祭祀六室使用两头牛；明堂开始营建，祭祀五帝，以太祖文皇帝配享，尚未详定祭祀应使用几头牛。”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论说：“考察郑玄注《礼记·大传》说：‘《孝经》所说郊祀后稷，是让后稷配享上天；宗祀文王于明堂，是让文王配享上帝、配享五帝。’五帝各主管一方，功德虽有不同，但使用一头牲畜的规定，按理不应有高下差别。太祖文皇帝亲自成就天地之功，德道兼备覆载万物；辅佐群生，使四时之气化育周洽。单称祖宗，不足以彰显其无穷美德；金石所奏的乐声，也不能传播其盛大功业。因此明堂建成之后，圣心是要借此彰明玄极，并使其泛配宗庙；这也是先儒得礼之真意的原因。以我的浅见，认为应当使用六头牛。”博士虞龢议论说：“祭祀上帝，名义上推尊五位，而所生化的实际始终是一位。五德之帝轮流当王，各有所主管，所以设置五室。宗祀所主，必须随着当时当王的帝来享祭，主祭一位、配享一位，合计使用两头牛。”祠部郎颜奂议论说：“祭祀的意义，是把五帝合称为一体；帝虽说有五位，使用牲畜的数量，我认为不应超过这个数。”

译郊祭和宗庙祭祀，都应使用两头牛。南齐高帝建元元年七月，有关官署上奏说：“郊祭和殷祭的礼制尚未详定：郊祭应在哪一年举行？又应以哪位祖先配享郊祭？殷祭又应在什么时候举行？尚未举行郊祭，能否先举行殷祭？明堂是否也应与郊祭在同一年举行？除此之外，应祭的祭祀是否还要配享？不祭的祭祀，其堂殿和职掌官员应如何废置？”八座、丞郎会同博士议论，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逵议论说：“今年七月应举行殷祠，明年正月应举行南郊祭祀，明堂一并祭祀而不设配享。”殿中郎司马宪议论说：“南郊仍按旧制不设配享，明堂不设配享，殷祭则废止；殷祭应与今年十月合并举行。”右仆射王俭考察后议论说：“《礼记·王制》说：‘天子先举行祫祭，然后举行四时祭；诸侯先举行四时祭，然后举行祫祭。’《春秋》记载鲁僖公二年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举行禘祭，此后每隔五年再举行殷祭。《礼纬·稽命征》说：‘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经书和记载所讨论的禘祭、祫祭以及四时祭，言论已经很详细了，起初并不认为先殷祭后郊祭有什么不妥。至于郊祭配享的重大问题，关系到王业的开创，所以杜林议论说：‘汉朝帝业是特别兴起的，并非因承尧而来，应当以高帝配享上天。’魏国高堂隆主张以舜配享上天，蒋济说：‘汉代的奏议认为，尧已经禅位给舜，不能作为汉朝的祖先；舜也已经禅位给禹，不能作为魏的祖先。如今应当以武皇帝配享上天。’ 晋、宋沿袭旧制，便把它作为前代的成例。又考察《礼记》和《孝经援神契》，都说：“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在相应的室中听取朔告、发布政教，祭祀五帝之神，以有功德的君主配享。”《大戴礼记》说：“明堂，是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等级的地方。”许慎《五经异义》说：“它是发布政令的宫殿，所以称为明堂；‘明堂’就是盛大显明的样子。”《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说：“周人的明堂有五室，每位帝各占一室。”起初并没有听说把它当作文王的寝庙。郑玄的《郑志》中，赵商问道：“有人说天子宗庙的制度如同明堂，难道明堂就是文王庙吗？”郑玄回答说：“明堂的主祭是上帝，只是以文王配享罢了，就像郊祭上天以后以稷配享一样。”袁孝尼说：“明堂是取法上天的宫殿，本来祭祀天帝，而以文王配享；把父亲配在天的位置上是可以的，把天帝牵引下来而同人鬼一起祭祀，就不合礼义了。”泰元十三年孙耆之议论说：“郊祭是祭祀上天，所以以稷配享；明堂是祭祀上帝，所以以文王配享。”由此看来，郊祭是皇天之位，明堂就是上帝之庙。徐邈说：“‘配’这个词，必定意味着有神主。” 郊祭既然是在天坛举行，那么明堂就不是文王庙。《史记》说：“赵绾、王臧想要建立明堂，当时也还没有郊祭配享的制度。”汉代后来又在汾阴祭祀五畤，也是如此。祭祀五帝，同样没有人议论郊祭配享。有的人说，南郊当天已经举行了旅祭上帝，如果又在没有配享的情况下专门祭祀明堂，那么一天两次祭祀，按道理说就是烦琐亵渎。考察古制，郊祭本来并不与其他祭祀同日举行，只有蔡邕考证说：“祭祀南郊完毕，接着祭北郊，再接着祭明堂、高庙、世祖庙，这叫五供。”马融说：“郊天祭祀都在夏历正月五行之气当令之时举行；各种气各有休王，各按其时在相应方位的郊坛举行祭祀。四时合成一年的功业，彼此相辅相成，也在这个月总祭明堂。”这就是南郊、明堂分日举行的证据。近代为了节省礼仪，才与郊祭同日举行，但仍没有烦琐亵渎的疑虑。为什么呢？虽然祭祀对象相同，举行祭祀的目的却不同。孔晁说：“五帝辅佐上天化育万物，所以有从祀之礼，旅祭上帝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四郊、明堂，都是主祭之所，就好比功臣从祀，难道还能因此废掉他们各自的庙吗？况且过去明堂有配享时，南郊也同时旅祭上帝，这并不因同日而疑惑。如今为什么反而对同一天感到嫌疑呢？” 《礼记》又说：“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山川和五祀，一年之内遍行祭祀。”《尚书·尧典》说：“都按次序祭祀各类神祇。”《诗经》说：“明白地侍奉上帝，就能获得众多福祉。”根据这些义理，四方山川尚且必须享受祭祀，五帝大神更不应省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祭祀天地和明堂。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享上天，以皇帝配享上帝。这样看来，黄初年间南郊、明堂都没有配享。又有人对郊祭日期和牲畜颜色各持不同意见，纷纷争论。《郊特牲》说：“郊祭使用辛日，是周朝开始郊祭时的制度。”卢植说：“辛的意思，是自我更新、洁净。”郑玄说：“使用辛日，是因为人应当斋戒，使自己更新洁净。”汉、魏以来，有时用丁日，有时用巳日，但使用辛日的情况总是较多。考察经典依据，使用辛日是适宜的。《郊特牲》又说：“郊祭所用牲畜和币帛，应当采用正色，不能杂用。”《祭法》说：“天地祭祀使用赤色的牛犊，这是周家所崇尚的。”魏朝以丑月为正月，牲畜应当崇尚白色。《白虎通》说：“三王祭天，都使用夏历正月，这是因为夏历正月合乎上天的数理。”魏朝使用不同的历法朔日，所以牲畜颜色也不同。” 如今大齐承受天命，建寅为正月，创制历法；郊祭、宗庙祭祀所用牲畜，一概依照晋、宋旧制。认为今年十月应举行殷祭宗庙；从此以后每隔五年再举行殷祭。明年正月上辛日举行南郊祭祀，应在同一天再祭明堂；又在次辛日享祭北郊；所用配享和牲畜颜色，都遵循旧章。”诏令说：“明堂祭祀可以举行，具体事项可再交有关官署详议。”有关官署又奏报明堂之事，说：“查考礼书，没有明文规定，只有《孝经》可以作为准则。我私下考察设置祭祀的用意，大概是有文王配享才举行祭祀，没有配享就停止。我认为，既然是配享上帝，就应以上帝为主；如今即使没有配享，也不应停止祭祀。”徐邈是近代大儒，他常常能够折中裁定礼义。他说郊祭是天坛，所以明堂不是文王庙，这确实是明确的根据。朝廷内外各官署已经议定，如果再询问各方，最终也不会有不同意见。各位儒者依据史书，竭尽自己的见解。既然圣上仍有疑问，群臣也不敢详尽决定。究竟废止还是设置，敬请由圣上明察裁决。”诏令说：“依照旧制。”

译四年，世祖即位。这年秋天，有关官署上奏，考察前代继承帝位的君主，有的在前一次郊祭之年举行郊祭，有的另行择年举行；晋、宋以来没有统一的制度。今年正月已经举行郊祭，不知明年是否应举行南郊、北郊二郊祭祀和明堂祭祀？按照旧例，会同八座、丞郎和博士议论。尚书令王俭考察奏议说：“过去诸侯杂乱祭祀各地的畤，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没有确定的祭祀。汉高帝受命，沿用雍地四畤而兴起；北畤开始祭祀五帝，但郊坛制度尚未确定。汉文帝六年，新垣平首次建议在渭阳建立五帝庙。汉武帝初次到雍地郊祭，见到五畤，后来常常每隔三年在雍地举行郊祀。元鼎四年，开始在汾阴建立后土祠；第二年，在甘泉建立太一祠。从此以后，每隔两年举行一次郊祭，并与雍地祭祀交替进行。汉成帝初即位时，丞相匡衡在长安确定南、北郊。汉哀帝、汉平帝时期，又恢复甘泉、汾阴的祭祀。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请依照匡衡的建议，恢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帝建武二年，确定在洛阳设置郊祀兆域。魏、晋沿袭旧制，大体遵循汉代典章，虽然有时不一致，但大多隔年举行。至于继承帝位的君主，举行郊祭的时间参差不一，应当制定固定制度。查考晋明帝太宁五年举行南郊祭祀，那年九月去世。” 晋成帝即位，第二年改元并举行郊祭。晋简文帝咸安二年举行南郊祭祀，那年七月去世。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元也举行郊祭。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举行南郊祭祀，那年二月去世。孝武帝继承帝位，第二年改元也举行郊祭。这是两代明确的例证，大体可以依照。认为明年正月应祭祀南、北二郊，并兼祭明堂；从此以后，仍按旧制隔年举行。”尚书兼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都赞同王俭的意见。诏令批准。《历代名臣奏议》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郊祀与宗庙祭祀 南齐武帝永明元年，正逢举行南郊祭祀，但立春在郊祭之后，世祖想要把郊祭日期推迟。尚书令王俭上启说：“考察《礼记·郊特牲》说：‘郊祭，是迎接白昼渐长的时节到来，是隆重报答上天并以太阳为主祭对象。’《易》的说法是，三王的郊祭，都使用夏历正月。卢植说：‘夏历正月在冬至之后。’

译传文说：‘惊蛰以后举行郊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看来，圜丘祭天和郊祭各自举行，并不相互妨害。郑玄说：‘建寅之月，昼夜已经均分，白昼也已经变长。’王肃说：‘周人在冬季于圜丘祭天，在正月又祭天以祈求谷物丰收。’《祭法》称：‘在大坛上燔柴祭祀，就是圜丘祭天。’《春秋传》说：‘惊蛰以后举行郊祭，就是祈求丰收。’我谨慎考察礼书和传文中的这两句话，它们各有自己的意义。卢植、王肃的两种说法，似乎彼此相合。中朝省去了圜丘和南郊两个祭坛，把二者合并为现在的郊礼，其意义在于报答上天，同时兼有祈谷之意，并不完全只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惊蛰之后呢？史官只看到了传文的意义，没有通晓礼书的深意。又考察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举行南郊祭祀，那年正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举行南郊祭祀，那年正月八日立春。这也是近世明确的例证，并不以先郊祭后立春为嫌。如果认为元日与日食相合会造成妨碍，那么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第二日亲自祭祀南郊。加元服是重大礼仪，百官都列班参加，即使处在斋戒期间，也毫不疑惑地举行了。如今日食正值斋戒之内，这就是可以援引的先例。如果圣上过于恭敬，宁可着重于严洁，那么在日食当天，可让散官在斋宫外等候；不属于预先斋戒范围的人员，则在止车门外另设帷幕供其休息。” 如果太阳颜色出现异常，就让他们列在帷幕之前观望，这样确实妥当。认为没有必要推迟日期，皇帝听从了。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论说：“郊祭和明堂祭祀，本来应当在不同日期举行。东汉《礼仪志》说：南郊礼仪完毕，接着举行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祭祀，称为五供。蔡邕所依据的记载也是这样。近世为了节省仪式，所以郊祭、明堂同日举行。明年郊祭，应当制定确定的准则。”太学博士王祐议论说：“明年正月上辛日，应祭祀南郊；次辛日举行明堂祭祀；后辛日享祭北郊。”兼任博士的刘蔓议论说：“汉武帝元鼎五年，以辛巳日举行祭祀。此后郊祭日期几乎没有改变。元封元年四月癸卯日登封泰山，在明堂举行祭祀。元封五年甲子日，以高祖配享汉家的郊祭；这些事情并不完全属于天子郊祭的范围，所以祭祀月份有所不同。东汉永平以来，明堂祭坛设在国都南面，而郊祭使用上丁日，所以三种祭祀可以都在正月举行。虽然郊祭有固定日期，明堂仍没有固定日期。为什么呢？郊祭用丁日、社祭用甲日都有说法，就遵从经书礼制；没有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凭主观臆测制定。因此必须推算选择吉日。”但不在寅日、丑日举行，而且礼制中的奠祭没有与其他祭祀同日合并的情况。只有汉代把朝日与报天合并举行。” 如果依照《汉书》所说的五供，就应先祭祀北郊，然后祭明堂；这样就是先让地享祭而后让天享祭，是不可行的。兼太常丞蔡仲熊议论说：“郑玄《郑志》说，正月上辛日，在南郊祭祀后稷，然后返回明堂，以文王配享。因此宋氏创立明堂，在郊祭回来后立即举行祭祀，采用的就是《郑志》的说法。大概是《郑志》的作者有所失误，并非郑玄本人的意思。郑玄说：‘不知道周代明堂在什么月份举行；按照《月令》，是在季秋。’考察郑玄注《月令》季秋大享帝，说大享是遍祭五帝，又说在明堂大享，以文王、武王配享。当时是秋天，距离惊蛰还很远。又《周礼·大司乐》说：‘凡举行大祭祀，要预先悬挂乐器；之所以预先悬挂，是因为要在太阳出来时举行礼事。’如果要到天黑以后才举行礼事，就不必预先悬挂乐器。既然是在日出时举行礼事，怎么能等到郊祭回来后才举行呢？东汉《礼仪志》没有记载祭祀的具体时日，但记载说：‘南郊祭祀前夕，在夜漏未尽八刻时进熟；明堂祭祀前夕，在夜漏未尽七刻时进熟。’考察这些记载，明堂比郊祭早一刻进献并奏乐，却要等郊祭回来。魏国高堂隆上表说：‘初九日南郊，初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 考察高堂隆这句话，可知他确实了解当时的礼制。这样看来，《周礼》、两汉以及魏朝都不是同日举行。礼书以辛日举行郊祭，《尚书》记载用丁巳日献牲，辛日、丁日都合乎礼制，临时详细选择即可。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论说：“《春秋传》以正月上辛日举行郊祀，《礼记》也说郊祭使用辛日，只有《尚书》说用丁巳日把牲畜用于郊祭。先儒认为，甲日前三日为辛日，甲日后三日为丁日，这样可以接续祭祀天神的日期。”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日，在明堂宗祀光武皇帝；辛日既是通常郊祭的日期，郊祭又在明堂之前，按理不应只举行明堂而不举行郊祭，因此郊祭和明堂应当都举行。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论说：“《孝经》郑玄注说：‘上帝也是天的别名。’按照郑玄的说法，帝与天并没有不同。”近代同日举行也确有依据。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日，郊祀武皇帝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皇帝以配享上帝。这就是已经实行过的先例。准骁骑将军江淹的议论说：“郊祭旅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并不是所谓一天两次亵渎神灵，不必改革。”《尚书》陆澄议论说：“散见的古文和遗留的旧事，都保存在旧书中。郊坛和明堂相距不远，形势上可以同日举行；之所以有不同日举行的制度，是因为礼义上必须有所区别。汉成帝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高皇帝以配享上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帝以配享上帝。汉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祀五帝，以光武皇帝配享。汉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燔柴祭祀；第二天在明堂祭祀五帝，燔柴祭山、祭地尚且没有同日举行。郊祭、明堂在日期上确实不同，这一点更加清楚。陈忠上奏说：‘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接续统绪而成五供。’与陈忠这份奏疏相互符合。高堂隆上表说：‘二郊、明堂、宗庙各用一天。’挚虞《新礼》议论说：‘明堂、南郊之间有三处兆域，祭天、享帝同日举行，是同日举行的证据。’又说上帝不是天，古人对此已经论述得很详细。如今明堂祭祀的日期，应依古制安排在北郊之后。东汉只有南郊使用大驾仪仗，从北郊以下，车驾仪仗减少十分之二。如今祭祀明堂，不应使用大驾。”尚书令王俭议论说：“西汉各日举行，东汉也不在同一时辰。魏、晋旧例没有辨明同日或异日。宋氏建立明堂，只依据从郊坛到宫殿举行祭祀的说法，没有通晓祭天、旅帝的礼制。”

译为什么呢？郊坛刚在清晨举行旅祭上天，回来后再祭明堂，就已经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虽然祭祀各有理由，但这样烦琐亵渎太过分了。”主张改在不同日期举行，从道理上说很宏大。《春秋感精符》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所以北郊祭祀应当在明堂之前举行。”汉、魏也都亲自主持北郊祭祀。晋朝泰宁年间虽有诏令，但来不及执行，于是直到咸和八年才得以营建修缮。太常顾和主张亲自主持，康皇帝时期已经遵行。宋氏沿袭旧制，没有及时改革；如今应当亲自祭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日祭祀昊天，次辛日瘗埋祭祀后土，后辛日祭祀明堂。皇帝都亲自主持，车驾、服饰等仪制一律遵循汉制。南郊使用大驾，北郊、明堂降用法驾；各项祭祀都穿衮冕服。”诏令批准。永明十年，诏令让已故太宰褚渊、已故太尉王俭、已故司空柳世隆、已故骠骑大将军王敬则、已故镇东大将军陈显达、已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配享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諲之议论说：“功臣配享，宋代已多次实行。考察遗留下来的事例，题写并排列座位，详细书写所追赠的官职、爵位、谥号和姓名。如果文字中不称神主，那就是设置牌板。《白虎通》说：‘祭祀设置神主，是孝子用来寄托心意的。’按照这个道理，功臣升入庙庭配享，不可以没有神主。宋代的牌板尺寸已经不再保存，如今制作的牌板，大小、厚薄，以《尚书》召板为准是最适当的。有关官署派人到太庙询问旧人，他们也说曾见过宋代功臣配享所用的坐板，与《尚书》召板相似，这件事见于礼仪注记。” 郁林王隆昌元年，有关官署上奏讨论明堂祭祀，众人都主张以世祖配享。国子助教谢昙济议论说：“考察《祭法》，禘祭、郊祭以及祖、宗之祭，祖宗并列而隆重祭祀。郑玄注释的义理，也依据兼祭配享，应该让祖宗二人配享文王、武王的祭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认为：“应当以世祖文皇帝配享。”祠部郎何佟之议论说：“周代的文王、武王，尚且推尊后稷配享上天；依此看来，文皇帝应当推尊世祖配享上帝。这样做虽然是尊崇祖先，也彰显了尊敬父亲的义理。”左仆射王晏议论说：“如果采用郑玄把祖、宗作为通称的说法，那么生前有功德，死后留下尊号，历代配享上帝，难道只限于郊祭吗？如今隆重祭祀上帝，确实应当归属于世祖；难道能让他的文庙历经百代而不毁吗？”诏令批准。明皇帝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上启说：“我恭敬地看到，南郊坛圆形兆域的内外，永明年间修建了瓦屋，形制宏大壮丽；考察经书史籍，却没有可以作为依据的。考察《周礼》，祭天在圜丘，是取凭借地势高处的意义；又在南郊设置兆域，是就近阳位。因此坛场应当高敞，贵在向上显明天的光明，向旁边流布万物之气。自秦、汉以来，虽然郊祀制度有所不同，但坛场中间都没有另外修建宫室，这是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以质朴诚敬尊奉上天，不自我崇饰树立；同时要使事务通达开阔，必定务求空旷深远。宋代元嘉年间南郊祭祀，到举行祭祀时临时设置小型陈列帐幕，作为休息之处；太始年间稍加修广，永明初年更加高大华丽。前些年工匠竟然请求建立瓦屋。前代帝王，难道在祭祀上天的地方，反而不明白营造宫室是他们所不做的吗？其中实在有深刻的道理。《礼记》说：‘扫地而祭，是取其质朴；器物使用陶器、匏器，是顺应天地的本性。’所以最高的恭敬不在文饰，以朴素为贵。我私下认为，郊祭场所应当以供休息为限，不必建得高大，以彰明谦恭肃敬的原则，也希望上可以得到太灵的认可，下可以符合群臣百姓的期望。”诏令交给外朝官署详议。祠部郎何佟之上奏说：“考察《周礼》，大宗伯用青色璧玉礼敬天，用黄色琮玉礼敬地。郑玄又说：‘都要有牲畜和币帛，各自依照玉器的颜色。’按照礼制，礼天于圜丘使用黑色牛犊，礼地于方泽使用黄色牲畜。《牧人》说：‘凡阳祀使用赤色牲畜，阴祀使用黑色牲畜。’郑玄说：‘骍是赤色，黝是黑色。’阳祀包括南郊祭天和宗庙祭祀，阴祀包括北郊祭地和祭祀社稷。《祭法》说：‘在大坛上燔柴，是祭天；在大折上瘗埋，是祭地。’使用赤色牛犊。郑玄说：‘祭地属于阴祀，使用黑色牲畜；因为与祭天一样都用牛犊，所以连在一起说。’由此可知，这里祭祀天地就是南、北郊祭。如今南、北二郊都使用黑色牲畜，而明堂、宗庙、社稷都使用赤色牲畜，这与古代典制不合。郑玄又说：‘在明堂祭祀五帝，由勾芒等神配食。’自晋代以来，把圜丘并入南郊，所以郊坛上列有五帝、勾芒等神位。如今明堂祭祀五方精帝，又设置五神的神位；北郊祭地神，却设置重黎的座位。这样二三处制度相互违背，恐怕会损害盛大礼制。前军长史刘绘议论说：‘耕牛所生的小牛，既赤色又有角，即使想不用它，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还不清楚山川是否属于阴祀。如果属于阴祀，那么牲畜颜色就与使用黑色的规定不合。何佟之又议论说：《周礼》把祭祀天地列为大祀，把祭祀四望列为次祀，把祭祀山川列为小祀。周人崇尚赤色，从四望以上的祭祀，牲畜颜色各依所属方位，是因为祭祀等级高，应当遵循其本色；山川以下的祭祀，牲畜颜色没有明确记载，是因为祭祀等级低，所以依从所崇尚的颜色。这样讨论礼制的两种说法，难道不是相互符合吗？这项意见是恰当的，朝廷采纳了。” 有关官署上奏景懿皇后的神主迁入新庙时车驾、服饰的仪制，祠部郎何佟之议论说：“考察《周礼》，君王的六种服装以大裘为最高，其次是衮冕；五种车驾以玉辂为最高，其次是金辂。皇后的六种服装以袆衣为最高，其次是褕翟。首饰有三种，以副为最高，其次是编；五种车驾以重翟为最高，其次是厌翟。上公没有大裘、玉辂，但上公夫人有副和袆衣，所以《祭统》说：‘夫人戴副、穿袆衣站在东房。’郑玄又说：‘皇后的六种服装中，只有上公夫人也有袆衣。’《诗经》说：‘翟茀以朝见。’郑玄认为翟茀就是厌翟，是侯伯夫人入庙时所乘的车。如今上公夫人的副、袆衣既然与皇后相同，那么重翟或许也没有区别。何况景皇懿后的礼秩尊崇达到九命，而且晋朝太妃服饰章制的礼仪与太后相同；宋代皇太妃只是没有五牛旗这一点不同。其他外朝侍从官，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两人，分列在前后两部随从，与帝王相同。内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两人，执棨引导，也与太后相同。魏朝的晋王、晋朝的宋王，都设置百官，礼制规格仿拟天朝。” 至于晋文王死后仍称“薨”，而太上皇死称“崩”，这说明礼制已经加在诸王之上。因此，前面的意见主张景皇后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仪制，侍卫、陪乘等都不得有所不同。皇后乘坐重翟车，也没有疑问。考察齐初迁移宗庙时，宣皇神主乘金辂，皇帝亲自奉迎也乘金辂，先前往新庙行礼完毕，仍随神主到新庙。如今应当依照这个先例。”朝廷采纳了。

译永泰元年，东昏侯继承帝位，有关官署议论他是否应当到宗庙谒见。尚书令徐孝嗣议论说：继承君位即位，并没有必须谒庙的礼文；藩王支系继承帝业，才有拜谒祖庙的礼仪。左丞萧琛议论说：我私下听说，只拜见自己的祖先，这一义理在《尚书》中有明确记载；到武王之宫朝拜，这件事在晋代典册中也很光荣。哪里有正位居尊、继承帝业、承受天命，却不拜谒祖宗、到太室通告的道理？《毛诗》周颂篇说：‘烈文成王即政’，说的是诸侯辅助祭祀。郑玄注说：‘新王即政，必定按照朝享之礼在祖先面前举行祭祀，报告自己继承君位。’另一篇说：‘怜悯我这个小子’，说的是嗣王朝拜宗庙。郑玄注说：‘嗣王，就是成王。除去武王的丧服，将要开始执政，所以到宗庙朝拜。’这样看来，周朝兴盛的美好典制，在经典记载中光彩显著；论嫡长、居正位，没有谁比得上成王。东汉、西汉由太子继承帝位的，西京有七位君主，东都四位皇帝，其中昭帝、成帝、哀帝、和帝、冲帝五位，都曾拜谒宗庙，事迹保存在汉史中。惠帝、景帝、武帝、元帝、明帝、章帝六位，前代史书没有记载拜谒之事，或许只是偶然没有记载，文字义理也没有其他解释。议论者却说：‘他们先前在东宫太子宫中已经表达过敬意，卒哭之后又亲自奉行四时祭祀，这就已经属于谒庙，所以没有另外拜谒的礼仪。’ 我认为不是这样。太子居于东宫时，也随从参加郊祀；如果说前面的虔敬可以兼代后来即位后的敬意，那么即位之初就没有必要再举行配享上天的祭祀了。如果说亲自奉行四时祭祀仍然算作谒庙，那么从汉到晋，支庶继承帝位的君主都拜谒宗庙，既然同样有春秋时享，为什么唯独还要另外增加繁琐礼仪？况且晋成帝咸和元年，因旧号而举行谒庙；咸康元年加元服，又再次谒庙。当时君主并没有更换，尚且不怀疑两种礼仪可以相继举行，何况即位之后已经处于君臣关系，怎么能追溯过去的一次谒庙来兼代敬祖呢？应当远取周、汉盛大典范，近来纠正晋、宋的错误义理，在一座宗庙中充分表达诚敬，使万国都迅速奔赴朝拜。”奏议获准。东昏侯永元二年，何佟之建议说：“考察《祭法》，有虞氏禘祭黄帝、郊祭喾帝，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周人禘祭喾帝、郊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说：‘禘、郊、祖、宗，是说在祭祀中配享。’禘，是在圜丘祭祀昊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郊祭一位帝，而明堂祭祀五位帝，小德配享人数少，大德配享人数多。王肃说：‘祖、宗是永不毁废的宗庙之名。’如果真如王肃所说，商代有三祖、三宗，都应当永不毁废，为什么只称汤、契？况且王者之后代还存在，舜难道会建立尧、颛顼的宗庙，世代祭祀他们吗？汉文帝以高祖配享泰畤，武帝建立明堂后，又以高祖配享，一人两处配享，这违背圣典。自汉明帝以来，未能恢复古制，所以明堂没有同时配享的祭祀。我认为先皇应当在文祖庙中与二帝并列，尊新庙为高宗，与世祖一起泛配，以表达圣主尊敬父亲的义理。先皇与武皇帝相比，按亲属次序是弟弟居末，按礼义则是臣；设置配享座位，应当在世祖之下，与世祖并列，二者都面向西。” 国子博士王摛议论说：“《孝经》说周公在郊祭中以稷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没有提到武王。《周颂》说‘思念文德昭著的后稷，他配享上天’；《我将》说在明堂祭祀文王，却没有武王的文字。只有《执竞》说祭祀武王，这本来是周庙祭祀武王的诗，更可以知道明堂没有武王配享。”何佟之又议论说：“《孝经》记载的是周公摄政时的礼制，《祭法》记载的是成王复归王位后实行的礼制，所以《孝经》称文王为父，《祭法》称文王为祖。而孝行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配享上天的应当是周公。考察这层意思，难道能施用于成王吗？如果《孝经》所说确实是成王实行的礼制，那就是尊敬祖父，怎么能说是尊敬父亲呢？况且《思文》是周公祭祀后稷配享上天的乐歌，《我将》是祭祀文王配享明堂的乐歌。如果按照王摛的意见，那么这两篇诗都应当写在‘恢复王位、亲自执政’之后。请问周公祭祀后稷、文王时，究竟唱的是什么乐歌？”《国语》又说：‘周人禘祭喾，郊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韦昭说：‘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后来改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 考察文王凭借文德而成为祖，武王凭借武功而成为宗，是为了说明文王也有大德，武王也有大功。所以郑玄注《祭法》说：‘祖、宗只是通称。’因此《诗经》说：‘上天有成命，文王、武王二王承受了它。’注释说：‘二王，就是文王、武王。’况且明堂祭祀有时祭一位帝，有时合祭五帝，所以郑玄说：‘四时在郊迎接五行之气并祭祀；祭完一位帝后回到明堂，因祭祀一位帝，便以文王配明堂；一位上宾不容有两个主祭。’在明堂享祭五帝时，则让文王、武王泛配。“泛”是没有指定对象的说法。既然礼仪隆重，所以祖、宗一同配享。参与议论的人认为何佟之的意见恰当，诏令批准。国子助教徐景嵩议论说：我恭敬地考察三礼，祭祀天地分为南、北二郊，只说明祭祀要取用牲畜和陶匏器物，没有记载君王休息停留的仪式。如今屋顶、瓦构虽然有所不同，但都不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定例，应当务求沿袭旧制。太学博士贺玚议论说：周礼中君王旅祭上帝，要张设毡帐、设置皇邸；国家有事而举行祭祀，也称为旅祭并张设毡帐。用毡做床铺设在帐幕中，却没有听说郊祭处设置宫室。兼左丞王摛议论说：在郊外扫地而祭，是说没有修筑房屋的规定，这与庾昙隆的意见相同。” 骁骑将军虞炎议论说：我认为诚敬虔诚所施行的地方，只在一座祭坛。汉代在甘泉郊祀享祭上帝，天子在竹宫遥望而拜；休息殿距离坛场很远，所以郊祭礼仪完毕后，便转到那里。瓦殿与帷幕宫室相比，不能说有简略或规格高下之别。祠部郎李防议论说：《周礼》凡举行祭祀，张设旅幕，张设尸次。尸有幄帐，仲师说：尸次是祭祀时神尸居住并更衣的帐幕。凡是关于祭祀的文字，并不只适用于郊祀；既然说到设置尸位，按道理也应涉及宗庙。古代可以张设帐幕，如今宗庙可以改成栋宇，郊祀所用的毡案为什么不能改制为屋檐房梁？庾昙隆的意见没有实行。

译梁武帝天监元年，北中郎司马何佟之上言说：“考察《周礼》，君王出入时奏《王夏》，尸出入时奏《肆夏》，牲畜出入时奏《昭夏》。如今乐府所用的《夏》乐，只把《王夏》改为《皇夏》，大概是因为秦、汉以来称皇的缘故。但齐氏仍沿用宋代仪注，迎神时奏《昭夏》，皇帝出入时奏《永至》，牲畜出入时又奏迎牲之乐；这种错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下令礼局改正。”周舍议论认为：“按照礼制，君王入内奏《王夏》，大祭祀和朝会所用的乐舞相同。汉制中，皇帝在宗庙奏《永至》乐，朝会之日另有《皇夏》两种乐，这与礼制不同，是错误的，应当废除《永至》，恢复使用《皇夏》。又按礼制，尸出入奏《肆夏》，宾从大门进入也奏《肆夏》，可见这种乐只用于人和神，不可与迎接牲畜的乐混用。宋代末年丧失礼制，严重损害旧规，神灵进入庙门竟然奏《昭夏》，把牲牢所用的乐拿来迎接祖先之灵，这些都是前代的严重弊病，正是当今应当改革的。”当时的议论又认为：《周礼》说：‘如果乐曲演奏六遍，天神都会降临。’神居于上天，来去恍惚；神降临时会自行到来，迎接时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迎神既然是迎接神下降，送神就依照旧式。又《周礼》说：‘如果乐曲演奏八遍，地神都会出现。’既然可以用礼仪祭地，就应当依照旧制，召请、迎接神灵的仪式也一并遵行。又有人认为，明堂设置乐舞，大体与南郊相同，只是祭坛和明堂名称不同，且没有举行燎祭的位置；明堂则遍奏祭祀五帝的乐歌，其余都与郊祭制度相同。当初，宋、齐两代祭祀天地、宗庙，都仿照汉代祭祀太一、后土的制度，全部使用宫悬乐。太常任昉又依据王肃的意见说：《周官》用六律、五声、八音、六舞，合奏大乐，以招致鬼神、调和邦国、和谐百姓、安定宾客、使远方之人喜悦，这叫“六同”，一时全部演奏。如今六代舞却分别使用，不能使人心满意，于是依照王肃的意见，郊祭、宗庙祭祀都备齐六代乐舞。后魏孝文帝时，诏令百官集合议论明堂制度。国子博士封轨议论说：“明堂，是发布政令的宫殿，位于国都南面，用来尊敬父亲、配享上天、听取朔告、设置教化。它的建筑制度，大概早已确定。因此《周官·匠人职》说：‘夏后氏称世室，殷人称重屋，周人称明堂，五室九阶，四门八窗。’郑玄说：‘有时举宗庙为例，有时举王寝为例，有时举明堂为例，互相说明，是为了表明它们制度相同。’ 这样看来，夏、商、周三代的明堂，制度是一致的。考察周代与夏、商在制度上有损益变化，但明堂却沿袭而没有改变，说明五室的意义合乎天数。因此郑玄又说：‘五室，是象征五行。’这样，九阶是取法九州之土，四门是通达四时，八窗是通达八方之风。这确实是不变的大法，是国家长久的制度。至于上圆下方，是取法天地；引水环绕宫室，是为了节制观看的人数。用茅草覆盖、用白土涂饰，是取其质朴；用赤色和白色交错装饰，交错设置门窗。这些都是典籍详细记载的制度和明确含义。秦代焚毁五典，毁弃三代制度，改变先圣法则，不依照旧有宪章。因此《吕氏春秋·月令》出现九室的说法，《大戴礼》记载十二堂的理论。汉代承袭秦法，也没有能够改正。东西两京都建为九室。所以《黄图》《白虎通》、蔡邕、应劭等都说，九室象征九州，十二堂象征十二时辰。室是用来祭天的，堂是用来发布政令的。祭天依照天象，所以室不超过五；按时令发布政令，所以堂不超过四。九州和十二时辰，都不是明堂建筑可以取法的对象。九室、十二堂究竟有什么用呢？如今圣朝想要尊崇道义、教化百姓、完备礼制、化育万物，应当以五室为法，作为永久制度。” 至于宗庙与学校混杂的疑虑、台和池沼相混的问题，袁准等人已经论述并纠正过了。相关旧说都保存着，不再重复记载。宣武帝景明二年夏六月，秘书丞孙惠蔚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的大礼，没有比祭祀更尊崇的；祭祀中最重大的，没有超过禘、祫的。它们用来尊严祖先、敬奉宗庙，追思先人如同奉养在世、继承孝道，使历代圣灵合在一起受祭，审察昭穆次序，并且规定迁主、毁庙的制度，使尊卑各有一定的体制。内心确实诚敬，外在便会得到各种顺应。因此，只有帝王创制的礼法，才是建立国家的典章；仲尼加以述定的，才是不朽的规范。到了秦朝焚烧《诗》《书》，大量典籍便湮灭了。汉朝兴起后搜求典籍，搜辑残存的文字；孔安国在淹中得到的古经，只剩下卿、大夫、士馈食的篇章，至于天子、诸侯在宗庙举行的享祭以及禘、祫之礼，全都失传了。曲台的记载，是戴氏所撰述的，但其中多记载尸、灌的意义和牲品、献礼的数目，至于行礼的方法、器物完备的制度，却没有详细说明。如今可以取作依据的，只有《王制》一篇简文和《公羊传》一册。考察这两部书，用来寻求禘、祫的原则。除此之外的经传，虽然偶尔有片段记载，但要用来判定正礼，却没有可以依凭的。因此，两汉的博学儒者、魏晋的大学者，都依据这些文字，把它们作为朝廷典礼。然而各家的论说有深浅，所依据的义理有精粗，所以传记虽只有一套，探求其旨意却彼此乖异。伏望孝文皇帝，德行合于乾元，顺应神灵而降生，玄妙的思虑洞察幽微，神明的心意通达古道，礼制兼括商、周，乐章宣扬《韶》《濩》。” “六经原本幽隐，如今重新显明；五典沉沦之后又得以复现；在调和中举明二经，在洛邑尊奉一位周公。陛下睿智深沉，敬重光明的大道，正应合于必世而成的期望，正值功业成就、规模确立之时，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而垂示法则，实在是当今承继武德的君主。禘、祫是国家的大事，蒸祭、尝祭和合祭是朝廷的盛礼。这是先皇所用心留意的，圣心也因此长久追慕。臣听说，周朝宗庙初建时，曾把礼仪施行于清庙。臣斗胆竭尽愚见，陈述自己的想法。谨按《王制》说：‘天子举行单独的礿祭，祫祭；举行禘祭，祫祭；举行尝祭，祫祭；举行烝祭。’郑玄说：‘天子、诸侯服丧结束后，把先君的神主合祭于祖庙，叫作祫；后来便把它作为常礼。鲁国的礼制是，三年服丧结束后到太祖庙行礼，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隔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一次祫、一次禘。《春秋公羊传》记鲁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在太庙举行大事，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大祫是什么？是祫祭。已经毁去的宗庙神主陈列在太祖庙，尚未毁去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与太祖合食。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何休说：‘所谓陈列，就是把神主陈列在太祖面前；太祖面向东，昭位面向南，穆位面向北，其余子孙依从祖父的位置，父为昭，子为穆。’

译“又说：‘殷，就是盛大的意思，指三年举行祫祭，五年举行禘祭。禘不同于祫之处，在于功臣也都参加祭祀。祫，就是合；禘，就是审谛，周详察看而不遗漏。’考察记载和传文，何休、郑玄关于祫、禘的意义，大略可以知道：三年丧毕在太祖庙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遍祭群庙举行禘祭，这是禘、祫的正礼，也是古代的制度。又考察魏氏旧事，魏明帝在景初三年二月去世，到第五年正月，经过二十五个晦日，举行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赵怡等认为，禫祭在二十七个月，到那年四月，按礼应当举行祫祭；散骑常侍王肃、博士乐详等认为，禫祭在大祥所在的月份，到那年二月，就应当举行祫祭。虽然孔美、王肃意见不同，服丧月份的制度也有六个月、八个月的差异，但对于丧毕举行祫祭、第二年举行禘祭，意见是一致的。陛下长久怀抱孝思，顺从内心而合于礼制，采用郑玄的说法而舍弃王肃的说法，在这个晦日结束禫祭，来月中旬按礼应当举行大祫；六室的神主合食于太祖庙，第二年春天举行春享，遍祭群庙，从此以后以五年为常制。古代的祭祀制度，是时祭与祫祭并行；天子先祫后举行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祭。这在古代是合适的，但如今实行会很烦琐。况且礼制有升降，事务有文饰和节制；适合时代的制度，圣人也不会违背。在应举行祫祭的月份，应该减少时祭，以求简要节省。” “然而大礼废弃已久，群臣议论彼此不同。臣看来，事情有这样的争论并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丧制既已结束，禘、祫两种大祭才开始；禘、祫的正礼确实就在这个时候。若停废而不举行，只实行时祭，那么七位圣主都不能合在一起受祭，百官也看不到盛大的典礼，又凭什么宣扬先帝的美名，为后世子孙垂示法式呢？本朝与三代同样盛大，治理超过古今，而使美好的典章反而逊色于古人，使宏大的美德惭愧于往昔的志业，这是礼制不应实行的，也是臣所不敢请求的。臣的学问不能探究深奥，思虑也不能通达长远，只是徒然阅读章句，实际上没有什么建树；只是沐浴圣朝恩泽，铭记上天造成的恩德，所以冒昧尽陈一点诚意，希望所陈意见如尘土露水般虽微薄而有所补益。希望陛下允许把此事交付礼官，集合议论，制定仪注。” 正始年间，修建明堂、辟雍，豫州中正袁飜议论说：“谨按明堂的意义，古今各位儒者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各种异说竞相构造，没有一个明确归宿，所以不再远引经传，只近取记籍作为证据，并且只谈各家意见相同之处，用来回答诏书的询问。唐尧、虞舜以前的事情难以全部考察；夏、殷以后，则比较可以知道。若说典章制度的极盛，没有超过三代；周代礼乐文化最为兴盛，遵从周制最为美善。制定礼仪、创作乐章，典章刑法都在那里；遗留下来的风俗功业，流传而不朽。考察《周官·考工记》的记载，都是记述当时的事务，其中详细说明夏、殷的制度名称，难道会有错误吗？由此可知，明堂五室，三代都是这样；以五帝配享、象征五行的意义，也就明白了。至于《淮南子》和《吕氏春秋》与《月令》文字相同，虽然在布政、授时方面有堂与个的区别，但推求它们的体例，却没有九室的证据。后来世道衰败、礼制崩坏，法度混乱松弛，正义残缺隐没，妄说纷纷出现；明堂九室的说法，明载于戴德的《礼记》，但探求其源流，却不知道从何而来。汉朝沿袭这一说法，本来是想制定一代的制度，所以郑玄说：‘周人的明堂有五室，每一帝各有一室，合于五行的数目。’《周礼》依照五行的数目设置室，并施行到今天；虽然实际制度有所不同，但当时的说法已经明白，本来的制度也有明确记载，既然文献没有明文，又何必责怪后人呢？” “本来的制度有明确记载，这就是周代五室；如今制度不同，是汉制不同于周制。汉代设置九室，大略可以知道。但即使只考察这一制度，仍然有很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呢？张衡《东京赋》说：‘于是营建三宫，布施教化、颁行常法；宗庙重屋，八方通达，九室相连。’这说的就是明堂。薛综注释说：‘房就是室，指堂后有九室。’堂后设置九室的制度，难道不是非常不同吗？斐頠又说：‘汉朝设置四面的个室，却不能使每室各处在相应的时辰；即使能够画出它的形象，也无法说明其居处和使用的礼制。’这等于设置了空洞的器物。可见汉代只是想削除周代典制、抛弃旧章，改变旧物而创制新制，所以不再拘泥于典籍。况且郑玄对古义的训释，以及对三礼和《五经异义》的解释，都竭尽思虑、穷究神理，因此见识深远。读他的明堂图说，处处能启发人的心意，明白清楚、确实难以推翻，确实足以扶持正道、阐明幽微，不使周公的旧法坠失。伯喈对汉制有所增损，章句繁杂，既违背古制又背离新说，也不能改变郑玄的精妙见解。魏晋的书籍纪载中，也有明堂祭祀五帝的文字，但不记载明堂最初建立的制度，又没有平实明确、可以遵循的依据。观察如今的基址，还大致可以看出旧制的形状；但其高低、宽窄与戴德《礼记》颇为不同，怎么能任凭主观臆断，便说九室的制度明确可行呢？” “况且三雍的位置各不相同，又违背卢植、蔡邕的说法，进退都没有依据，还有什么用呢？”经书的意义已经相通，晋朝也认为穿凿附会难以说明，所以才有一屋的说法；这都不是经典的正义，而是凭主观妄作，是曲学之士的惯常议论，不足以作为当世的法则。如今圣明的帝王既已承受天命、统摄历法，得到统一天下、驾驭宫宸的地位，自然应当考察古制、效法天道，取法文王、武王，追踪周公、孔子，只作传述而不任意创作。应当依据三代的制度，使百世之后都能了解古制，怎么能徒然追随子氏放言篇中的浮泛之说，白白损害经书典纪和雅正诰令的遗训，却想用支离破碎的横议，指点妄画，模拟天地形制，留给后世呢？又说到北京的制度设置，也并非都完全妥当；修缮草创时，主观意见很多，事务迁移、礼制变化，原有制度若不合道理，假如应当改革，又何必沿袭旧制？况且迁都开始时，时间和精力都来不及周全，先朝的规制每件事都遵循古制，所以几年之内，改变的地方不止一处。这实在是永久确定法制很难，屡次改制反而容易。为什么宫室、府库大多沿用旧迹，而明堂、辟雍却偏偏遵守这种制度？它们建立的时间，也未必考察得清楚。既然承蒙下令征询，臣便冒昧率直地说：明堂五室，请求依照周制；郊外设置三雍，请求依照旧址，以求合乎经书诰令，不违失典章刑法。”

译臣自知见识偏狭、学问疏浅，退下后惭愧自己说得荒谬。宣武帝时，太常卿刘芳认为所设置的五郊以及日月祭位距离城池的里数不合礼制，又认为灵星、周公的祭祀不应隶属于太常，于是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的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郊祀的根本，确实在于审定祭祀的位置。因此历代圣人的格言，在纬书典籍中灿然明白；先儒端正的论说，也清楚记载于经史。臣的学问比不上完整的经学，所学也不通晓古代，哪里敢轻率献上盲人之言，妄陈管窥之见？臣私下看到所设置的坛场、祠庙远近是否适宜，考察典章制度，有些地方或许还不合乎中正。既然主管此职，请允许陈述浅陋意见。《孟春令》说：‘数为八’，又说在东郊迎春。卢植说：‘东郊，就是八里外的郊。’贾逵说：‘东郊祭木帝太昊，在八里处。’许慎说：‘东郊，就是八里外的郊。’郑玄注《孟春令》说：‘《王居明堂礼》说，王出行十五里迎接岁气，大概是殷礼。周代近郊为五十里。’郑玄另一条注说：‘东郊距离都城八里。’高诱说：‘在东方八里外的郊野迎接春气。’王肃说：‘东郊八里，因为木数为八。’这些都共同说明春郊八里的明确依据。《孟夏令》说：‘数为七’，又说在南郊迎夏。卢植说：‘南郊，就是七里外的郊。’” “贾逵说：‘南郊祭火帝炎帝，在七里处。’许慎说：‘南郊，就是七里外的郊。’郑玄说：‘南郊距离都城七里。’高诱说：‘南郊，就是七里外的郊。’王肃说：‘南郊七里，因为火数为七。’这又是南郊七里的确切依据。《中央令》说：‘数为五。’卢植说：‘中郊，就是五里外的郊。’贾逵说：‘中央祭祀黄帝的位置，兼在南郊的末位，所以说在四郊设置五帝的祭兆。’郑玄说：‘中郊在西南方未地，距离都城五里。’这又是中郊五里的确切依据。《孟秋令》说：‘数为九’，又说在西郊迎秋。卢植说：‘西郊，就是九里外的郊。’贾逵说：‘西郊祭金帝少昊，在九里处。’许慎说：‘西郊，就是九里外的郊。’郑玄说：‘西郊距离都城九里。’高诱说：‘西郊，就是九里外的郊。’王肃说：‘西郊九里，因为金数为九。’这又是西郊九里的确切依据。《孟冬令》说：‘数为六’，又说在北郊迎冬。卢植说：‘北郊，就是六里外的郊。’贾逵说：‘北郊祭水帝颛顼，在六里处。’许慎说：‘北郊，就是六里外的郊。’” “郑玄说：‘北郊距离都城六里。’高诱说：‘北郊，就是六里外的郊。’王肃说：‘北郊六里，因为水数为六。’这又是北郊六里的确切依据。宋氏《含文嘉》注说：‘《周礼》所说的王畿方圆千里，取二十分之一作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再加一倍就是远郊；迎接王气，大概在近郊。汉代没有设置王畿，所以按照各方的数目确定郊的位置：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方未地五里。’《祭祀志》说：‘建武元年正月初，开始在雒阳城南七里设置郊祭的祭兆，依照元始年间旧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这又是汉代南、北郊位置的明确依据。如今地祇的祭祀应当依照这个制度。至于三十里外设置郊，向前违背郑玄所引用的殷、周两代依据，向后又违背汉、魏实行的旧制。凡城邑之外都称为郊，如今计算四郊，都应以郭门为界，里数依照上述礼制。朝廷拜祭日月，都应在东西城门之外；现在把日月祭位定在距离城池东西各三十里处，臣私下又觉得尚未审慎。礼书又说：‘在坛上祭日，在坎中祭月。’如今计算营造的位置也应依照上述制度。《礼仪志》说：‘在城南建立高禖祠。’没有说里数，所以如今仍依旧制。” “灵星祭祀本来不是古礼，汉朝初年才专门设置，用来祈求农事丰收，一向隶属于郡县。《郊祀志》说：‘汉高祖五年下诏给御史，命令天下建立灵星祠，祭牲使用太牢，县邑的令、长都可以祭祀。’《晋祠令》说：‘郡、县、国祭祀稷、社和先农，县还祭祀灵星。’这就是灵星祭祀遍在天下各县的明确依据。周公庙之所以单独在洛阳，是因为周公姬旦创立并建成洛邑，所以后世在洛阳不断尊崇祭祀，以彰显他的功劳。夷齐庙也世代作为洛阳境内的神祠，如今一并移归太常，恐怕违背其本来性质。天下此类祠庙很多，都应交给所属郡县管理，分别办理公事、私事以及祈祷请求。臣私下认为，太常所主管的郊祀、宗庙和神祇，自有固定范围，不应临时凭主观意见斟酌。若任意妄自营建，就免不了成为滥祀。这两座祠庙归太常管理还是归洛阳管理，对于国家来说本质相同，但贵在审察根本。臣才能庸陋，却错误地任居现职，考察搜集典籍，广泛采纳群臣意见，既没有发现相反的说法，认为大体可以作为依据。如今正值玄冬事务空闲、田野安静、人力闲暇之时，迁移改置郊坛，二者三者都较为便利。”诏书说：“你所上奏的确有明确依据，但先朝设置已久，暂且仍依旧制。” 孝明帝即位第三个月甲子日，尚书令任城王澄、太常卿崔亮上奏说：“秋季七月应当在太祖庙举行祫祭。如今世宗宣武皇帝的神主虽然已经入庙，但蒸祭、尝祭等时祭仍分别在别的寝室举行；至于禘、祫这样的殷祭，应当保存古代典制。按礼，三年丧毕在太祖庙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又考察杜预也说：‘卒哭后除去丧服，三年丧毕举行禘祭。’魏武宣皇后在太和四年六月去世，当月下葬、除服而恢复吉服，四时祭祀照常举行，但仍未举行禘祭。王肃、韦诞都认为如今除服即恢复吉服，所以只举行特别的时祭；至于禘、祫，应当保存古礼。高堂隆也同意王肃的意见，于是停止举行殷祭。回顾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去世，那年十月祭祀宗庙；景明二年秋七月在太祖庙举行祫祭，第三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也是到三年才举行祫祭。谨依古礼、晋魏诸儒的议论以及景明年间的旧例，臣等愚见认为，来年秋七月的祫祭应当停止，等到年终再恢复禘、祫。”诏书说：“太常引用古今制度，都有证据可以依凭，请交给任城王澄、崔亮办理。”二人又上奏说：“谨按《礼记·曾子问》说：‘诸侯一同朝见天子而不能完成礼仪，就要停止。’”

译孔子说：‘太庙失火、发生日食、皇后服丧、下雨沾湿丧服而使仪容失态，这四种情况就停止礼仪。’臣等认为，元旦各国来朝庆贺，应当属于诸侯一同朝见的情况。如果禘祭会使朝贺停止，孔子应当说有五种情况，而只说四种，显然说明不会停止元旦朝贺。郑玄的《礼注》说：‘鲁国的礼制是三年丧毕在太祖庙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郑玄在《郑志》中考察鲁礼：《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归氏去世；昭公十三年五月举行大祥，七月解除禫服，鲁昭公在平丘会见刘子和诸侯；八月回国，来不及举行祫祭；冬天，鲁昭公前往晋国。第二年十四年春天回国后举行祫祭；十五年春天才举行禘祭。《春秋经》说：‘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传说：‘这是在武公庙举行禘祭。’谨按《明堂位》说：‘这是鲁国的王者礼制。’丧毕以后先祫后禘，似乎有延期的道理。详细考察古礼，从未有因为祭祀而废止元旦朝会的。礼书说：吉礼要先选择吉日；如果仪容不合吉礼，就改日重新占筮，另选三旬。近来摄太史令赵翼等人上奏说，正月二十六日祭祀也是吉日，请把禘祭移到正月十四日中旬，把时祭移到二十六日，仍然称作春禘，也不算违背延期的意义。这样祭祀不会有懈怠之讥，三种礼仪又有顺序合轨的美处；既然已经得到诏令认可，就应立即宣布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臣等私下考虑，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君主举行的事情一定会被记载，恐怕会给后人留下讥议，所以冒昧访求、引用古籍，心中仍有不安。臣等学问不足以通晓经书，见识也不能考察古制；身居枢要、掌纳谏诤之位，对可行与不可行必定要陈说，因此冒昧上奏。以上是臣等所见，伏望陛下裁决。熙平二年三月癸未日，太常少卿元端上奏说：“谨按《礼记·祭法》记载：‘有虞氏禘祭黄帝，在郊外祭祀喾，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夏后氏也禘祭黄帝，在郊外祭祀鲧，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殷人禘祭喾，在郊外祭祀冥，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周人禘祭喾，在郊外祭祀后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注说：‘大禘、郊祭、祖祭、宗祭，都是祭祀时配以受祭的先祖。’有虞氏以前崇尚德行，禘、郊、祖、宗之祭都以有德者配享；从夏代以后，才逐渐以本姓先祖代替。因此周人以后的稷为始祖，文王、武王为二祧，直到周代，配享祭祀都不毁其庙。按礼制，喾虽然没有单独的庙，仍配享禘祭。谨详察本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享圆丘，以道穆皇后刘氏配享方泽；以太宗明元皇帝配享上帝，以明密皇后杜氏配享地祇；又以显祖献文皇帝配享雩祀。太宗明元皇帝的庙已经毁去，但上帝、地祇的配享祭祀仍有定制。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和战争。宗庙配享之事关系重大，不敢擅自决定，请召集群臣共同议论后上报。” 神龟初年，灵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珍去世，追赠太上秦公。当时人们对他的宗庙制度有所疑问，太学博士王延业议论说：“按《王制》说：诸侯祭祀二昭、二穆以及太祖之庙，共五庙。《小记》又说：王者建立四庙。郑玄说：高祖以下四庙，加上始祖共五庙。可见建立宗庙的正常制度，是以亲属关系为限，不能超过四庙；此外有大功的人，才可以尊为祖、宗。这样说来，没有太祖的，只能祭祀四代；有太祖的，才可以成为五庙，这是礼制的正文。《文王世子》说：五庙之孙，祖庙没有毁掉时，即使已经成为庶人，举行冠礼、娶妻也一定要向祖庙报告。郑玄说：实际是四庙，却说五庙，是因为可能把高祖看作始封君的儿子。可见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是有太祖才能称为五庙之孙。如果还没有太祖，却已经祭祀五世，那么郑玄就没有必要解释高祖是始封君之子了。这是先儒精深的义理，也是当今明显的证据。又《丧服传》说：如果公子的子孙有人受封成为国君，那么世世代代都以这个受封之君为祖，而不以公子为祖。郑玄说：这是说后世成为国君的人，要以这个受封之君为祖，不得祭祀别子。公子如果处在高祖以下，就依照亲属关系服丧；”},{ “后世依次迁移祖庙，到了时候才毁掉他的庙。由此可知，始封之君仍在亲属关系的范围内，所以祭祀止于高祖。又说：按照亲属关系迁移，尤其可以知道高祖的父亲不另立庙。这也是关于立庙的明确法则，和今天的事情相符合。又《礼纬》说：夏代有四庙，到子孙一代成为五庙；殷代有五庙，到子孙一代成为六庙。注说：说‘到子孙’，是因为最初还没有完备。这些区别在纬书中也记载得很清楚。又晋朝初年，宣帝是始封之君，应当成为太祖，但因为他仍处在祖位，所以当时只祭祀征西将军以下六世，等待世世代代依次推移。等宣帝移出，居于太祖之位，七庙才完备。这又是依照前代制度，仿佛重叠的规矩、承袭的法则。我私下认为，太祖必须功劳高、事业大，可以百世不迁，所以在亲庙之外，另行尊崇建立。如果没有这样的功劳，就不能独自居于正位，立即又被迁移毁弃。况且三世以前，宗庙可以达到五庙；玄孙以后，祭祀却止于四庙，一时增加，一时减少，名分和地位都无法确定。考察典礼，这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如今太上秦公受封爵位、拥有封土，开创河山基业，使福祚传承无穷，与国家永远同存，确实有始封之功，正可以建立不迁之庙。但他的亲属关系仍在四世以内，名次还属于昭穆次序之中；虽应当成为太祖，却还处于祢位，不能越过高祖之父来凑足五庙之数。” “太祖之室，应当等世世代代依次推移，亲属关系穷尽以后，才移出居于正位，以完备五庙的礼制。按照文字考察实际，贵在合乎情理；考察创立宗庙的制度，能合于礼就是美事，不可苟且进献一个虚名，只为因数目多而取得荣耀。考察经书礼记，我私下认为这样才合宜。又武始侯本来没有封地，按照本朝制度和法令，名分相当于大夫；按礼意，诸侯可以夺去别子的宗族祭祀地位，因此武始侯四时的蒸尝祭祀，应当在秦公之庙举行。博士卢观议论说：按《王制》，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诸侯有五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自天子以下逐级递减；庶人没有庙，死后成为鬼。所以说：尊贵者统摄久远的祖先，卑下者统摄近代的祖先。因此诸侯的祭祀上及太祖，天子的祭祀上及始祖所自出的祖先。《祭法》说：诸侯建立五庙，另有一坛、一墠。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的，都按月祭祀；显考庙、祖考庙，只举行享祭和尝祭。离开祖庙就建坛，离开坛就建墠，离开墠就成为鬼。至于禘祭、祫祭，才在太祖之宫合祭诸祖。《大传》说：别子成为祖。《丧服传》说：公子不得以先君为祢，公孙不得以诸侯为祖。”

译“郑玄解释说：不得祖、祢，是说不得为他们建立宗庙并加以祭祀。所谓世世代代以这个人为祖，是说世世代代以受封之君为祖；所谓不得以公子为祖，是说后世成为国君的人，要以这个受封之君为祖，不得祭祀别子。公子如果在高祖以下，就依照亲属关系服丧；后世迁移祖庙之后，才毁掉他的庙。我认为，所谓迁，是迁入太祖庙；所谓毁，是随太祖庙一同毁掉。如果不迁，太祖就不必废除祖庙；经文说‘祖是这个人’，是说明既成的制度，并不是始创制度，所以又出现毁庙的节制。怎么知道呢？按诸侯有祖考之庙、祭祀五世的礼制，五种礼制中正祖之礼很轻，如果一开始就突然建立五庙，那么祖考之庙就必须等到第六世国君，六世以前便会空置而没有神主。考察圣人旨意，这不是通行的论法。《曾子问》说：庙中不能有空置的神主，只有四代祖考可以不包括在内。由此可见，太祖之庙一定不能空置。《礼纬》说：夏代四庙，到子孙一代为五庙；殷代五庙，到子孙一代为七庙。这说明当时太祖的神位仍依照昭穆次序，要等待子孙世世代代依次推移，然后太祖才移出居于正位。禹接受天命后并不毁掉亲庙；汤作为始君，不迁移五位神主；文王、武王作为二祧，也不去掉三昭三穆。” “三昭三穆，是把文王、武王也计算在内；如果没有文王、武王，亲属关系就不会超过四代。考察远祖之制，汉代侍中植所说就是这样，郑玄、马昭也都相同。况且父子依次向上计算二祧，就可以合计为七庙；诸侯预先建立太祖之庙，为什么不能成为五庙呢？如今始封君的子孙建立祢庙，很像成王对待二祧的制度。孙卿说：‘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世，拥有一个国家的人祭祀五世。假如已经到了八世，天子才可以祭祀七世；到了六世，诸侯才可以通祭五世。按照情理和法则推论，难道不是荒谬吗？’虽然王侯所用的礼制在文辞和节次上有所不同，但由此推知其他方面，自然十分明白。况且文宣公现在正要成为太祖，世世代代作为子孙传承，如今建立五庙，我私下认为是正确的。《礼纬》又说：‘诸侯有五庙，亲属关系占四庙；始封之君有时在上，有时在下；即使尚未居于正室，也不能废止亲属四庙的祭祀。’《小记》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自出的祖先，以自己的祖先配享，并建立四庙。’这确实是殷代汤时的制度，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我姑且列举这些，略引经文条目；我的见识浅陋，不足以承受更大的询问。”侍中、太傅、清河王元怿议论说：“《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 “诸侯五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这些都是后世追述讨论完备宗庙的文字，并不是当时实际确定神位的事情。实在是因为距离圣人时代久远，经书礼制残缺，各位儒生的注释记载也没有统一依据。虽然考察各种异闻、援引古代事例，但制度的取舍要随时代，礼制的通行与阻滞也各有时宜；斟酌取正，本来就很难详尽确定。如今相国秦公初次建造国庙、追立神位，只应仰祭二昭二穆，上及高祖、曾祖四世而已。为什么呢？秦公本人就是始封之君，将来会成为不迁之祖；如果因为功业隆重就越过亲属次序，先居正室，恐怕会以卑位凌驾尊位，扰乱昭穆次序。如果权且先立始祖，以备足五庙之数，又恐怕数目一满就要毁掉，这不合乎礼意。过去司马懿在魏国建立功勋，成为晋朝太祖；到了他的儿子晋公昭时，才建立五庙，也祭祀四世，止于高祖、曾祖；太祖之位暂时空置，等待宣帝、文帝，等其后裔世数满后才停止。这也是前代已经实行的事情，正应当作为今天的重要鉴戒。《礼纬》又说：‘夏代四庙，到子孙一代成为五庙；殷代五庙，到子孙一代成为六庙；周代六庙，到子孙一代成为七庙。’由此明知，当时太祖的神位仍然依照昭穆次序，要等待子孙世世代代推移，然后太祖才移出居于正位。” “远考《礼纬》和诸儒的说法，近取晋公宗庙的旧例，应当依照博士王延业的意见，确定建立四位神主，亲属关系止于高祖、曾祖，同时暂空太祖之位，等待子孙推移，以备足五庙之制。又王延业、卢观先前详尽议论，都依据许慎、郑玄的解释，说天子、诸侯可以制作神主，大夫和士则没有神主。我认为，这种说法虽然出自前代儒者的事实判断，却不完全合乎情理和礼制。为什么这样说呢？考察制作神主的礼制，本来是为了有所凭依神灵；孝子的心情，若没有神主就无所依托。如今铭旌、灵柩以及设重，都是凭借神灵举行祭祀；祭祀必有尸，神灵必有庙，都是为了充分表达事奉和孝敬之心，仿佛亲人在世。上至天子，下至士，这四件事都相同，礼制怎么会唯独不需要神主呢？按照礼制，王侯之礼说重视神主之道；既然道理上应当重视，就应当建立神主。因此王肃说：‘重，是尚未建立神主时所设的礼。’士的丧礼也设置重，那么士就应当有神主，这是明确的。孔悝反回神座，把它记载在左史之书中；馈食时设置神主，也见于逸礼。大夫和士既然可以有庙，并题写、记载祖考的名号，怎么可以没有神主？《公羊传》说：‘国君在宗庙举行祭祀时，听说大夫去世，就停止奏乐而完成祭祀；大夫听说国君去世，就代理神主前往。’如今有人把它解释为代理神灵、收取神主而已，是因为来不及等到撤除祭祀。”},{ “何休说：‘宗人代理执行神主之事前往。’我认为这种解释不对：国君听说臣下去世，尚且说心中不悦，何况臣下听说国君去世，难道还能安然代替神主完成祭祀吗？又相国建立宗庙、设置神主，是依神主来安置神灵，无论贵贱，都只是记载座位而已。如果把相国的地位比拟诸侯，就有神主之位；如果作为大夫，就没有神主。这样便是三位神灵有神主，独有一位空缺。按人情和礼制推求，实在令人不安。应当一律设置神主，用来铭记神位。”元怿又议论说：“古代七庙的庙堂各自分开；光武帝以来，则改为不同寝室而共用一堂。因此先朝《祀堂令》说：‘庙堂都是四椽、五架，北厢设置座位，东边为昭，西边为穆。’所以相国建造宗庙，只按制度设置一室，共同祭祀祖考。近来诸王建立宗庙，都是自行私造，不依照官府法令，有的建五室，有的建一室，参差不齐，没有统一标准。必须先议定并施行新的法令，然后才能确定其法制。相国的庙已经建成一室，确实符合朝廷法令，应当立即依照这一制度举行享祀。”诏令依从元怿的议论。

译孝明帝时，朝廷议论修建明堂，意见有很多异同。卫尉卿贾思伯上奏说：“按《周礼·考工记》说：‘夏后氏称世室，殷人称重屋，周人称明堂，都是五室。’郑玄注说：‘这三种名称，有时举宗庙，有时举王寝，有时举明堂，是交互言说，用来说明它们的制度相同。’如果这样，那么夏、殷两代已经有明堂了。唐、虞以前的情况，史籍没有记载。戴德《礼记》说：‘明堂总共九室、十二堂。’蔡邕说：‘明堂是天子的太庙，享功臣、养老、教学、选士，都在其中举行，共有九室、十二堂。’按戴德编撰的《礼记》，世上并未实行；而且九室十二堂的规制，恐怕很难真正建成。《周礼·营国》说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明堂在国都的南面，这就明显不是天子的太庙了。这样看来，《礼记·月令》所说的四堂和太室都称为庙，应当是因为天子暂时在其中配享五帝罢了。又《王制》说：‘周人让国老在东胶养老。’郑玄注说：‘东胶就是辟雍，在王宫的东面。’《诗·大雅》又说：‘在宫中和谐，在庙中肃敬。’郑玄注说：‘宫，是指辟雍宫。’” “这说明，辅助君王养老时崇尚和谐，辅助祭祀时崇尚恭敬，也可以证明养老、祭祀之处并不都是明堂。按《孟子》说：‘齐宣王对孟子说：“我想毁掉明堂。”’如果明堂就是宗庙，就不应当有是否毁掉它的疑问。况且蔡邕论述明堂制度说：‘堂长宽各一百四十尺，取象于坤卦之数；屋顶为圆形，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取象于乾卦之数；方形六丈、圆径九丈，取象于阴阳九六之数；九室取象于九州；屋高八十一尺，取象于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根柱子取象于二十八宿；外部宽二十四丈，取象于气。’考察这些说法，都是以天地阴阳和气数为法则，唯独室数取象九州，这是为什么？如果建立五室来取象五行，岂不是更为妥当吗？如此看来，蔡邕的说法不能作为通行的典制，九室之说或许不可遵从。我私下考察，《考工记》虽然是后人补缀的书，但流传承袭已经很久，各位儒者的注释论述没有说它不对；同后出的说法相比，不是更好吗？况且《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都作五室，徐、刘诸家的论述与《考工记》相同的也很多。朝廷如果要独自断绝古今传统，自行创立一代制度，那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还要继承旧章、仿效前代，就不应舍弃殷、周已经完成的制度，反而沿袭近代的妄作。而且礼制损益的最高标准，已经达到三王时代；后世后来出现的疑议，难以作为可靠依据。” “郑玄说：‘周人的明堂有五室，是五帝各有一室，符合五行的数目。’《周礼》依照这个数目设置五室，施行到今天虽有不同，不过是时代的说法罢了。考察郑玄这番议论，并非没有道理。按《月令》，也没有九室的文字；推究其制度安排，并不违背五室之制。青阳的右个，就是明堂的左个；明堂的右个，就是总章的左个；总章的右个，就是玄堂的左个；玄堂的右个，就是青阳的左个。这样看来，室数仍是五室，而布政之处有十二个。五室的道理，我认为可以成立。至于方圆、高度、宽度，自当依照当时的尺度。戴德关于九室的说法，蔡邕关于宗庙兼学校的议论，子干关于灵台的说法，裴逸关于只有一屋的论述，以及诸家的纷纭意见，都没有可取之处。学者应当赞许这种见识。” 侍中、领军将军、江阳王继上表说：“臣在五服中属于功服和缌麻服的亲属范围以内，是太祖道武皇帝的曾孙。可是道武皇帝传承帝业无穷，四祖三宗功德最为重大，配享上天、在郊外祭祀，百世不迁；而曾孙、玄孙一辈的后代进献蒸尝祭品，却不能参加庙庭中的拜祭；每逢霜降、露降而产生的感念，也缺少陪同在台阶和席位之间祭奠的机会。如今七庙之后，不仅隔绝了归胙所含的祖先神灵，五服以内的子孙也不能沾受出身叙用的恩典。考察坟墓史籍并不是这样，验证人情也认为不合宜。为什么呢？礼书说：‘祖迁于上，宗易于下。’臣的曾祖是皇帝，世数尚未迁移，却已经疏远得同于庶族，连他的孙辈也不能参加祭祀，这样的委屈，古今少有。过去尧帝厚待九族，周代兴盛本宗枝叶，所以能够使宗室像磐石、国家像城池，在外抵御侮辱。如今臣的亲属活着就被隔绝弃置，这难道是培植根本、隆盛建立公族的办法吗？”臣又看到，高祖孝文皇帝制定法令，铨衡选用官员时，取曾祖服丧关系作为资荫依据，至今仍在施行，代代相传而没有中断。何况曾祖还是皇帝，却反而不被记录。我伏愿上天明察，降临照鉴，使皇恩和洽而深厚，宗室之人都能得到次序和恩遇，请交付外朝博议，永远作为确定的准则。” 灵太后下令说：“交给八座召集礼官议定后上报。”四明小学博士王僧奇等议论说：“按《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尊奉文王，以配享上帝。’这样看来，太祖不迁，是为了尊崇王业开创时的根基；二祧不毁，是为了表彰永垂不朽的宏大功业。至于旁支和远代后裔，怎么能同四庙以内的亲属相比呢？”所以《礼记·婚义》说：‘古代妇女出嫁前三个月，如果祖庙尚未毁掉，就在公宫中接受教诲；如果祖庙已经毁掉，就在宗室中接受教诲。’《文王世子》又说：‘五庙之孙，祖庙没有毁掉时，即使是庶人，举行冠礼、娶妻也必须报告；死后也必须报丧，不忘记亲属。’亲属关系还没有断绝，却已经列于庶人之中，是因为身份卑贱、没有才能。郑玄注说：‘报告，是向国君报告。’实际上是四庙却说五庙，是因为可能把显考看作始封君的儿子。郑玄的注释分别说明四庙，义理上符合二祭；所谓四庙，是在当代服属关系以内，可以参与子孙的祭祀地位。如果庙已经毁掉、服丧关系已经穷尽，怎么能与这种情况相同呢？我冒昧竭尽愚见，请把四庙作为亲属范围。国子博士李琰之议论说：‘按《祭统》说：有事于太庙时，群昭群穆都在场。’

译郑氏注说：“昭穆都在，是说同宗的父子都来了。”古代礼制竟如此宽广，而如今的仪注却只限于亲庙四座，我私下实在疑惑。怎样可以说明这一点呢？假如世祖的儿子中有男子如今还在世，既然本人就是戚藩，号称“重子”，难道可以在门外作为宾客，却不参加碑鼎之祭吗？又因而认为应当变更法制，礼制自有其说。记言说：“五庙之孙，祖庙尚未毁去的，虽为庶人，行冠礼、婚礼一定要告祭，死亡一定要讣告。”注说：“实际是四庙，却说五庙，是因为可以包括显考始封之君；如今太祖之庙尚在，仍可使曾孙、玄孙一同侍祠，这与古代记载很相符合。何况国家议定亲属的法令，所指的是天子的玄孙，并没有旁推适用于当时的规定。至于后来参加助祭，如果一定说他们与当今皇帝相同，就很难一律处置。人的寿命有长有短，世代有延续有促迫，最终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相同？我认为，凡应当入庙的制度，应当一概依照议亲条文办理；各祧庙后裔，都听任延及其玄孙，使他们能够快步奔赴堂坛，恭敬承行禘、礿之祭，这样情理才比较通顺。不应再各自另立一例，弄得事事乖错。”侍中、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晖上奏说：“臣等参酌元琰等人的议论，他们虽属于始封之君的后裔，但《祭统》说：‘在太庙举行祭祀，群昭群穆都在，而且不失其伦序。’ 郑氏注说：“昭穆，是说同宗的父子都来。”既然说祖庙尚未毁去以及同宗，那么共同属于四庙的说法就还没有断绝，也与父子明确尊崇五代亲属的称谓相合。天子、诸侯相继即位并没有不同，吉凶之事的讣告，都只止于四庙。祖庙虽然还存在，但亲属等级已经很远；告祭、讣告、拜荐等典礼，礼书记载中没有这项文辞，这是因为祖先之庙向上迁移，显示亲亲仁爱的意义；疏远的同宗向下递减，彰明五服亲属之恩。以江阳王对于当今皇帝的关系计算，他作为旁支宗族已经历三次更替、数代相隔，那么宗庙应当迁徙四次，吉凶之事尚且不应告知，拜荐之礼又怎能随意参加？高祖孝文皇帝圣明睿智，玄妙洞察，效法古人建立政令，陪拜只止于四庙；哀悯之礼也只从缌麻服的宗亲开始。这合乎人情，也符合礼典一贯推行的原则，事情实在难以违背。这就是所谓明王相承沿用、古今不变的制度。”太常少卿元端议论说：“《礼记·祭法》说：‘王建立七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远庙为祧庙，共有二祧庙。祖考因功劳重大而不迁，二祧因盛德而不毁，这就失去了迁毁的原则。’至于四庙，《祭统》说：‘祭祀有十种伦理意义，第六是显示亲疏等级的递减。’祭祀有昭穆，昭穆是用来区别父子亲疏远近、排列尊长卑幼和亲疏次序而不使其混乱的。因此才有尊卑伦序。注说：“昭穆都在，是说同宗的父子都来，指的是当庙中的父子成为一群，并不是按照昭穆来区分。”如果一个公有十个儿子，便成为一群公子，难道还要等到历经几位公爵之后才为父亲立庙吗？《文王世子》说：“五庙的孙，祖庙尚未毁去，虽为……”虽有所援引，但与朝廷的议论不同。若依照他的议论，不只是太祖曾孙、玄孙所属各庙的子孙都应列入通例，而且又没有确凿依据。臣等私下认为，这个范围太广，请同意僧奇等人的议论。灵太后下令说：“议亲律的注释说，所谓亲属并不是指当世的亲属，而是指先帝以上五世的宗族。这正是明辨亲亲之义、厚待骨肉之恩。重尚书认为还应远及各位孙辈，范围太广，因而产生疑问。百官助祭，难道还可以说范围狭窄吗？祖庙尚未毁去，曾孙、玄孙却不能参加坛堂之祭，这就是把宗族亲近之人反而排除在外，使他们比附庸王族的近亲更加疏远，甚至比群臣更疏远。先朝旧有仪制只是草创，尚未确定；如今应刊定制度和律令，流传后世而不朽。元琰援引的依据很恰当，情理也可以依从，准许按其所执之议办理。” 孝明帝不亲自临朝视政，过分崇奉佛法，郊祀、宗庙等事多交给有司办理。谏议大夫张普惠上疏说：“臣听说，君主有明德并重视祭祀，成汤因此使商朝的福祚充盛；严肃奉祀父亲并配享上天，孔子称周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祭祀的馨香才能上达于天，福泽传至久远。臣恭敬地想，陛下继承大统，光明盛大，明察文理，天地都归心，百神都期待，因此应当敦厚崇重祭祀礼制，使各种祭祀都有次序而不遗漏。然而，告朔、朝庙之礼，陛下不亲临明堂；尝祭、禘祭和郊祀，也多委托给有司。观看射礼、游览苑囿，纵马驰骋，既危险又不合典礼，难道是清道跸行的本意吗？滋长无益的佛教事业，耗费百姓大量财力，减损俸禄，削弱民力，近处供养无事可做的僧人，崇饰高大的佛殿，远处希求尚未发生的果报。天将破晓，群臣在宫外叩首；幽静寂灭的僧众，却在宫内游乐。违背礼制，触犯时宜，使人神都不得和穆。臣愚昧地认为，依从朝夕修行的因，求取长劫之后的果，不如先使万国百姓心悦诚服，以此侍奉祖先，使天下太平、灾害不生。恭愿陛下谨慎修养威仪，成为万邦的法式；亲自举行郊祀、宗庙之礼，亲自施行朔望朝礼；在成均释奠，尽心治理千亩之田；天未明便起而不寐，洁诚举行禋祼之祭。孝悌可以感通神明，彰明德教可以光照四海，那么君主一人有喜悦，亿万百姓都将依赖它。这样以后再精进修持佛、法、僧三宝，以真诚信心归向如来；道理由礼制而深厚，所以各种烦恼和漏失都可以穷尽；佛法随着礼制积累，所以能够登上彼岸。希望裁减僧寺中不急需的华饰，把百官长期被削减的俸禄恢复起来。已经兴建的工程，务必从简完成；将来要建造的工程，权且下令停息。即使仍旧使用，也没有不可，何必一定要改建？这样或许可以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使佛法和世俗都得到好处。”臣学习浅陋，未能通达古今，言语多有轻率冒失；既然任职而忧心此事，就不敢默然不言。孝庄帝时，追尊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其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要把神主迁入太庙，以高祖为伯考。尚书令拓跋彧上表劝谏说：“汉高祖创业时，长安香街有太上皇庙；光武帝中兴时，在南顿建立舂陵寝庙。汉元帝与光武帝关系疏远，已经超过绝服之亲，尚且亲自奉行人子之道，入继大宗。高祖与陛下之间，亲属关系实际上仍是叔侄。陛下既已继承宏大的帝业，怎么可以加称伯考？况且汉宣帝继承孝昭帝，孝昭帝本是其上代后之叔祖，难道是忘记宗法承继和父母之亲吗？实在是因为大义压倒了亲亲之情。等到金德将兴，宣王受到寄托，自此以后，世代掌握威权。景王有意毁去冕服，文王心中谋划裂冠。虽然祭祀仍由魏主举行，但权力已经归于晋室，兄长与弟弟实际上倾覆了曹氏。况且子元是宣王的后代，文王成就了晋国的大业，所以晋武帝继承文祖宣景王，称宣景王为伯考。拿今天的情况类比古代，恐怕并不是同一类。又臣子一律如此，意义在旧典中十分明白；禘祫祭祀失去次序，正是前代经书所记载的讥刺。高祖的德泽充溢天下，道术超越四方。肃祖虽然功勋达到天地之间，仍曾向高祖奉贽称臣。穆皇后禀受坤元之德，又将配享乾位。这就成了君臣同席、嫂嫂与叔弟同处一室。遍查历代典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译《历代名臣奏议》卷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郊祀与宗庙祭祀 陈文皇帝天嘉年间，大中大夫、太常卿许亨上奏说：“从前梁武帝说：‘天数为五，地数为五，五行之气天地都有，所以南郊、北郊之内都祭祀五祀。’臣考察《周礼》，以牲血祭祀社稷和五祀；郑玄说：‘阴祀从用牲血开始，是因为尊贵其气味。’五祀，是五官之神。五神分别主掌五行，隶属于地，所以同埋、沉、疈、辜一起属于阴祀。既然不是焚柴升烟的祭祀，就与阳祭无关。因此何休说：‘周代爵位分为五等，是取法大地有五行。’五神的位置在北郊圆丘，不应重复设置。”诏令说：“可以。”许亨又上奏说：“梁武帝议论说：‘箕星、毕星本来是二十八宿的名称，风师、雨师本来是箕星、毕星所属的神，并不是星宿本身。’所以郊祀、雩祭之处都分别祭祀它们。臣考察《周礼·大宗伯》职掌说：‘以槱燎之礼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众说：‘风师就是箕星，雨师就是毕星。’《诗经》说：‘月亮经过毕宿，就使大雨滂沱。’这样看来，风伯、雨师就是箕、毕二星。如今南郊祭祀箕、毕二星，又另行祭祀风伯、雨师，恐怕违背祭祀典制。” 诏令说：“如果郊祀设置了星宿之位，就任凭你们将其撤除。”许亨又上奏说：“梁代仪注说：‘一次献酒是质朴，三次献酒是文饰；祭祀上天的事情崇尚质朴，所以不行三献礼。’臣考察《周礼》司尊所说的三献，是用于宗庙祧庙；郑玄注说一献用于群小祀。如今把小祀之礼施用于天神大帝，梁武帝这个说法是不通的。况且尊、俎中的祭品有质文之别，拜献之礼主要在于恭敬。如今请将郊丘祭祀之事，依照宗庙祧庙实行三献礼，这才恰当。”诏令说：“依照所议办理。” 隋文帝时，礼部尚书牛弘请求依照古制修建明堂，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明堂是用来沟通神灵、感通天地、施行教化、尊崇有德之人的。《孝经》说：‘在明堂祭祀周文王，以配享上帝。’《祭义》说：‘在明堂祭祀，是教诸侯行孝。’黄帝称它为‘合宫’，尧称为‘五府’，舜称为‘总章’。发布政令、振兴治理，由来已久。《周官·考工记》说：‘夏后氏的世室，堂南北长二七，东西宽为长的四分之一。’郑玄注说：‘南北长十四步，宽度再增加长的四分之一，那么堂宽就是十七步半。’殷人建重屋，堂南北长七寻，四面有斜屋顶而为重屋。郑玄说：‘它南北长七寻，东西宽九寻。’周人的明堂，以九尺长的席为尺度，南北七席，五室，每室二席。郑玄说：‘这三种说法，有时举宗庙，有时举王寝，有时举明堂，互相发明，说明它们制度相同。’马融、王肃、干宝的注解与郑玄也不同，现不一一列举。汉司徒马宫议论说：‘夏后氏的世室，是室显著于堂，所以称为室；殷人的重屋，是屋显著于堂，所以称为屋；周人的明堂，是堂大于夏室，所以称为堂。’ 夏后氏把堂的宽度增加到一百四十四尺，周人的明堂则认为是两序之间的宽度。夏后氏为七十二尺。若依据郑玄的说法，夏室大于周堂；若依照马宫的话，则周堂大于夏室。后世君王改变文饰，认为周制较大才是正确的，但马宫所说的意思并不详尽。这些都是距离圣人时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的解释各家不同、因人而异。郑玄注《玉藻》也说：“宗庙、路寝与明堂制度相同。”《王制》说：“寝不得超过庙。”这说明大小相同。如今依郑玄注，每室和堂只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只多出四尺有余。若按宗庙来讲，举行祫享时，周人让六尸共同酬酒，加上后稷为七尸；先公昭穆各一尸，先王昭穆各一尸，共十一尸，三十六位先王和国君面向北在二丈宽的堂上行事，臣愚昧实在无法想象。若按正寝来讲，便应当举行朝会和宴享。根据《燕礼》，诸侯宴饮时，宾客以及卿、大夫脱鞋登堂而坐；由此可知，天子宴饮时，三公、九卿也都必须登堂。《燕义》又说：“席位上小卿次于上卿。”这说明他们都要在席间侍坐，止于二席之间，怎么能够行礼呢？” 若按明堂来讲，举行总享时，五帝分别位于五室；设置青帝之位，必须在太室之内，稍向北，面向西；大昊从祀，坐在青帝西侧，靠南，面向北；配享的祖宗又在青帝南面稍后，面向西。这样，一丈八尺的室内就有三个神位，再加上簠簋、笾豆、牛羊之俎以及四海九州的珍美物产全都陈设其中，还要安排乐工、登堂歌唱、出入酒尊、反坫、揖让、升降，也必然十分狭窄。由此看来，近来这种说法恐怕不对。考察刘向《别录》以及马宫、蔡邕所见的记载，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泰山通义》以及魏文侯《孝经传》等书，都论说古代明堂之事，但这些书都已经亡佚，无法考正。如今的《明堂月令》，郑玄说是吕不韦所著《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由礼家抄合成记。蔡邕、王肃说是周公所作；《周书》中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就是这篇。各家都有证明，文辞很多，不能全部载录。束皙认为是夏代的书，刘瓛说是吕不韦聚集儒者，考寻圣王关于月令的事情而记录下来，吕不韦怎么可能独自写成这篇记载呢？”

译如今考察此书，不能完全称作《周书》，也不能径直视为秦代典籍；其中杂有虞、夏、殷、周的制度，都是圣王仁慈宽厚的政教。蔡邕详细作了章句，又评论说：“明堂，是用来祭祀祖先、使祖先配享上帝的地方。夏后氏称为世室，殷人称为重屋，周人称为明堂。东方叫青阳，南方叫明堂，西方叫总章，北方叫玄堂，中央叫太室。圣人面向南听政，面向光明治理天下，君主的尊位没有不端正的。所以虽有五种名称，主要仍称明堂。建筑制度的尺寸，各有依据。堂方一百四十四尺，是取法坤卦之数；屋顶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是取法乾卦之数。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是阴阳六九的变化，也是圆盖方覆、九六之道。八个门象征八卦，九室象征九州，十二宫对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是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门都设在外面而不关闭，向天下表示不收藏、不隐蔽。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根柱子分布四方，象征二十八宿。柱高三尺，以对应三统；四面配五色，各自象征五行。” 水道宽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节气；设置在外面象征四海，这是天子的大礼。观察它取法天地的规模，就能看出它象征阴阳，必须依据古文的意义，不能凭空臆造。如今若只取《考工记》而不参照《月令》，青阳、总章等名称就无法称用，九月享帝的礼仪也无法施行。汉代长安、洛阳两京所建的明堂，都与这种说法相同。建安以后，天下大乱，京城焚毁，典章制度消失。魏氏三方未平，没有听说兴建明堂。晋代侍中裴頠议论说：“尊崇祖先、使其配享上天，道理十分明确；但庙宇的制度，理论依据尚未分明。”因此应当直接建一座大殿，以崇敬严肃地举行尊父之祭，其余繁杂琐碎的制度一概除去。宋、齐以来，都依循这种礼制；这是因为世间缺少通晓经术的儒者，时世也没有思考营建制度的方法，前代君王的盛大事业因此没有实行。后魏迁都平城时，所造明堂出自李冲之手，三座三座相重，合为九室；屋檐不覆盖台基，房间通向街道，穿凿之处很多，始终没有可取之处。迁都洛阳后，又增加营建，众说纷纭，最终仍未完成，宗庙配享之事也无所寄托。如今皇帝的圣谋远播，教化遍及海外，正要建立大礼，流传无穷。臣牛弘不因自己平庸空疏而推辞议论，请允许臣说明：明堂为什么必须有五室？” 《尚书帝命验》说：“帝王承受天命，建立五府：赤色的叫文祖，黄色的叫神斗，白色的叫显纪，黑色的叫玄矩，苍色的叫灵府。”郑玄注说：“五府与周代的明堂相同。”况且夏、殷、周三代相承沿用，虽多有增减，但五室这一点确实没有改变。明堂之室用来祭天，而天确实有五方；如果建立九室，其中四室就没有用途。发布政令、依朔日视察政事，自然应当依照各月的时辰。郑司农说：“十二个月分布在青阳堂左右的位置，并没有说居于各室。”郑玄也说：“每月都在相应时令的堂上听政。”礼图所画的个别神位，都在堂的偏侧，因此必须建五室。明堂为什么必须上圆下方？《孝经援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有八窗四通，是发布政令的宫殿。”《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有四门八窗，上圆下方。”《五经异义》记载，讲学大夫淳于登也说：“上圆下方。”郑玄同意这种说法，因此必须做成圆方形制。明堂为什么必须建重屋？考察《考工记》，夏代说有九级台阶，四边有两排夹窗和门，堂占三分之二，室占三分之一；殷、周不再说明，是因为明白它们都同于夏制。” 殷代说四阿、重屋，周代承袭其后。虽然没有明说屋舍的制度，但由此也可知道大体全都相同。至于【疑似缺字】人所说的重屋之下，本来没有“五室”的文字。郑玄注说：“五室，也是根据夏代的制度推知的。”可见周代没有说重屋，是因为【疑似缺字】才有重屋，这一点显然可以看出。《礼记·明堂位》说：“太庙，就是天子的明堂。”意思是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鲁国的太庙与周代的明堂相同。又说：“复庙重檐，刮楹达向，是天子宗庙的装饰。”郑玄注说：“复庙，就是重屋。”既然宗庙已经采用重屋，那么明堂采用重屋也就没有疑问了。《春秋》文公十三年记载：“太室的屋顶毁坏了。”《五行志》说：“前堂叫作太庙，中央叫作太室，屋顶是在它上面重叠建造的。”服虔也说：“太室，是太庙太室上面的屋宇。”《周书·作洛篇》说：“于是建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都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说：“重亢，就是重叠的栋梁。”重廊，就是重叠的屋宇。依照《黄图》所记载的，汉代的宗庙全都建成重屋。这时距离古代还近，遗留下来的制度尚且存在，所以明堂必须建成重屋。明堂为什么必须建成辟雍的形制呢？《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是用来彰明诸侯尊卑等级的地方。”外面的水称为辟雍。《明堂阴阳录》说：“明堂的制度，是四周环绕流水，水向左旋转，以象征天；内部有分隔的房室，以象征紫宫。”这是明文说明明堂有水。然而马宫、王肃认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在一处；蔡邕、卢植也认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实际上是同一处，只是名称不同。蔡邕说：“明堂，取其宗庙祭祀清洁庄严的外貌，就称为清庙；取其正室，就称为太室；取其堂，就称为明堂；取其四门所设的学校，就称为太学；取其周围环水、形状像璧，就称为璧雍。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主张各自为别处的说法，《五经通义》说：“灵台用来观望云气，明堂用来发布政令，辟雍用来养老和施教，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也认为三者有别。历代对此都有疑问，哪里能够轻易断定呢？现在根据《郊祀志》所说：“想要治理、修建明堂，却还不了解它的制度。”济南人公玉带献上黄帝时代的明堂图：一座殿堂没有四壁，用茅草覆盖，水环绕着宫墙，天子采纳了他的说法。由此看来，明堂有水、无壁的制度由来已久。

译汉中元二年在洛阳兴建明堂、璧雍、灵台，三者也分别设立，然而明堂同样有璧水，李尤《明堂铭》所说“流水洋洋”就是证明。因此，明堂应当有辟雍。帝王做事，必定以古代为师。如今建造明堂，必须以礼经为根本，形制依照周代制度，尺寸取法《月令》；礼经遗失、残缺的地方，再参照其他典籍，希望能够全面详细地说明沿革的道理。明堂应有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面各有两道门；依照《考工记》《孝经》的说法，堂基方一百四十四尺，圆屋楣的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面按五色设置。依照《周书·月令》的说法，殿垣为方形，位于内水之中，内水周围如同外水；内径三百步。依据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上观天象、下察地理，都有法则和象征，足以竭尽诚意奉祀上帝，恭敬地配享祖宗，弘扬风教、施布教化，为后世树立规范。臣弘等人学问不足，未曾考究古制，冒昧陈述所见；是否恰当，恭候陛下裁决选择。炀帝大业元年，皇帝想要遵循周代制度，营建七庙，于是诏令有关官署详细确定礼制。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与博士褚亮等人议论说：“谨按《礼记》：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为七庙。郑玄注说：‘这是周代制度。所谓七庙，是太祖、文王、武王的祧庙以及四座亲庙。’殷代有六庙，即契、汤以及二昭二穆；夏代有五庙，没有太祖，只有禹以及二昭二穆。郑玄又根据‘王者禘祭其始祖所自出的祖先，并建立四座庙’这一说法，按郑玄的意思，天子只建立四座亲庙，再加上始祖，共为五庙。周代因为文王、武王是受命之祖，特意建立两座祧庙，因此成为七庙。王肃注《礼记》说：‘尊贵者的尊统向上延续，卑下者的尊统向下延续，所以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对于那些有特殊功勋和不同寻常德行、虽不是太祖却不应毁去的庙，不列入七庙的数目。按王肃的说法，天子七庙，是可以通用于百代的说法。又据《王制》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依次递减，每等减二。’这样看来，天子应建立四座亲庙，再建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的庙，加上太祖，共为七庙。” 周代有文王、武王、姜嫄，合计为十座庙。汉代各位皇帝的庙，分别建立，并实行亲尽则毁的制度。到了元帝时，贡禹、匡衡等人才开始制定这一礼制，以高帝为太祖，建立四座亲庙，这就是五庙。只有刘歆认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按照每等递减二庙的原则，七庙是正当而可以长期遵守的制度。宗庙不在七庙数目之内，有功德就尊称为宗，不可以预先毁去并列入数目。因此班固称赞考察、评论诸儒的议论，认为刘歆的说法广博而笃实。光武帝即位，在洛阳建立高庙，于是把南顿君以上的四位先祖之庙分别建立在四国，与祖宗之庙合为七庙。到了魏初，高堂隆信奉郑玄之学，主张建立四座亲庙；太祖武帝曹操列在四座亲庙之内，于是暂时空置太祖庙和两座祧庙，等待后世承继。到了景初年间，才依照王肃的说法，另立五世祖、六世祖之庙，与四座亲庙合为六庙。晋武帝接受禅让后，广泛议论，宗祀从文帝以上的六世祖西府君开始，而宣帝也按昭穆次序排列，尚未升为太祖，所以祭祀只到六庙。东晋在江左中兴后，贺循通晓礼制，至于寝庙的仪制，也都依照魏、晋旧例。宋武帝起初接受晋朝任命为王时，依照诸侯制度建立四座亲庙；即位之后，又增加祭祀五世祖相国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庙。等到本人去世，神主升入昭穆的次序中，仍然占据太祖的位次。到了齐、梁两代，仍旧遵守而没有改革，并且更加尊崇亲尽则毁的制度，礼制没有违背旧例。臣等又考察，姬周从太祖以下的祖先都分别建立庙宇；到了禘祭、祫祭时，则都让他们在太祖庙中受祭享。因此，炎汉初年，各座宗庙分别建立，按岁时举行尝祭和享祭，也分别在各处祭祀；所使用的庙乐，都取法于先祖的功德而歌唱、舞蹈。到了光武帝时，才总共建立一座大堂，使群主共处一室。这是因为汉朝刚刚经历盗寇战乱，想要遵从简约节省的原则。从此以来，因循旧制，没有改变。臣等恭敬地思量，高祖文皇帝睿智明达、见识宏远，神武应合时运，承受天命、开创基业，传下圣明的继承事业，正值文明昌盛的时运，应当制定祖宗祭祀的礼制。况且历代损益不同，沿袭也各有取向，当前帝王所制定的制度，可以垂示后世作为法则。自历代以来，杂取王肃、郑玄两家，形成两种主张。若探究二说的归宿、比较其优劣，郑康成只是在论述周代制度，并不是说其说法可以贯通所有经义；王子雍则总括历代帝王之制，所论兼顾长远。现在请依据古代典籍，崇尚建立七庙；受命之祖，应当另立庙宇，经过百代之后仍作为祧庙，制定永不毁去的制度。至于皇帝亲自乘銮驾祭祀，应亲自到高庙举行孝享；有关官署代行祭祀时，也应对群主竭尽诚敬，使规模足以作为法则，庄严的祭祀容易遵行，表彰有功之祖，彰显光明的德行，大力恢复古礼而又重视随时变通。” 臣又考察，周代全部建立庙宇，也没有关于如何安置的文字记载。根据冢人的防隔制度来看，先王的神位居中，昭穆分列左右。阮忱撰写《礼图》，也采取这一主张。汉代京城的各座宗庙相距遥远，而且禘祭、祫祭时也没有按照昭穆排列。如今如果依照周制，按道理有些地方不安妥；如果杂用汉代礼仪，事情又难以兼采。谨慎地考订了立庙图，把它附在议论的末尾。图中太祖、高祖各设一殿，依照周代文王、武王两座祧庙和始祖庙，共为三殿；其余祖先合并分室祭祀。始祖和两座祧庙以外的庙宇，实行亲尽则毁的制度。”诏令说：“可以。” 炀帝时期，工部尚书宇文恺上奏说：“自永嘉之乱以来，明堂废弃断绝。隋朝拥有天下，将要恢复古代制度，议论的人纷纷提出意见，却都不能作出决定。臣广泛考察各种典籍，奏上《明堂议表》说：‘臣听说，在天上形成天象，房宿、心宿是发布政令的宫殿；在地上形成形体，景、午处在正阳的位置。观察云气、告知月份，顺应万物生长、肃杀的次序；五室九宫，统摄人与神相交接的关系。金口木舌的法令器物，向百姓发布政令；玉瓒、黄琮等礼器，用来庄严地举行宗庙祭祀。何尝不是慎重庄严地面对屏风和衣冠？岂能把全部精妙心思都用在规制营造上？使天子戴着冕旒凝神肃穆，使百姓按照法度归附。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掌握权衡、执持符契，登临帝位、顺承天道，五帝之德兼备，三王之功并隆，恢复上古帝王的教化，流布仁德、去除凶暴，大大继承武王的事业。利用百姓原本各异的心志，使一代之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疆域。国家安乐，国家安定，百姓安乐得无以名状。因此天降符瑞、地出珍宝，造物者资助生长万物，使水源澄清、万物返朴。九州之内清平安静，四方边境平定。使我们的衣冠制度整齐，使天下的文字、车轨一致。面对茫茫苍天，陈列珪璧表达敬意；面对肃穆的清庙，感念霜露而生诚敬。校正金奏九韶、六茎等乐舞；确定石渠阁五官和三雍之礼。于是选择瀍水以西的地方，谋划营建洛都，辨明方位和地势，仰承神明的谋划，铺土疏浚河川，为百姓建立根本。’

译又要遵循前代的遗训，表明设置明堂。于是皇帝诏令臣下，观测星象、推算日时；臣因此采集崧山的秘藏简册，披阅汶水的神异图籍，访求散失残缺的通议，购买散佚的《冬官》，汇集众人的议论，编定成一家之说。从前张衡制作浑天仪，以三分作为一度；裴秀绘制地图，以二寸表示千里。臣所绘此图，以一分表示一尺，推演扩大，希望建筑华美而秩序井然。然而关于营建结构的关键，议论者各有不同：有人把绮井解释为重屋，有人把圆楣解释为高大的栋梁，各自凭臆测立说，都是经书中没有见到的说法。现在把其中的疑难记录下来，为它们作贯通的解释，全部列出证据，以互相发明。’议论说：‘臣宇文恺谨按《淮南子》说：“从前神农治理天下时，甘雨按时降下，五谷茂盛生长；春天生发，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每月省察，按时考核，终年进献贡物，按时品尝谷物，在明堂祭祀。”明堂的制度，有屋盖而没有四面墙壁，风雨不能侵入，干燥潮湿不能伤害人，进入其中可以安适停留。臣宇文恺认为，上古制度质朴简略，开创并确立了典章法式。《尚书帝命验》说：“帝王承受天命，建立五府来尊崇上天、重视天象：赤色的叫文祖，黄色的叫神斗，白色的叫显纪，黑色的叫玄矩，青色的叫灵府。”’ 注说：“唐虞时代的天府、夏代的世室、殷代的重屋、周代的明堂，都是同一种建筑。”《尸子》说：“有虞氏称它为总章。”《周官·考工记》说：“夏后氏的世室，堂的进深为二七，面宽为进深的四分之一。”注说：“修，是南北方向的深度。夏代以步为尺度；如今堂的进深为十四步，面宽再增加进深的四分之一，那么明堂的面宽就是十七步半。”臣宇文恺考察：三王时代中，夏代最为古老；从质朴逐渐趋向文饰，按理说应当逐渐变得宽大，为什么夏代的宫室反而大，殷代的宫室相比之下却小呢？从道理上说，恐怕不是这样。记文说“堂修七，博四”；如果“修”按夏代的尺度计算为步数，那么应当是进深七步。注却说“如今堂修十四步”，这实际上是增加了记文的字数。殷、周二代的堂独独没有增加的字样，正说明其义例不同。山东流传的礼书本子擅自增加“二七”二字，怎么能因为殷代没有增加“寻”的文字，周代就凭空增加“筵”的含义呢？详细考察其中旨趣，也是不对的。反复校勘古书，根本没有这两个字；这只是桑间俗儒任凭己意增删。黄图的议论说：夏后氏使堂基扩大到一百四十四尺，周人的明堂以两根杼之间的距离为尺度。马宫的说法只谈堂的一面；以此为准，则三代的堂基都是方形，才可以形成上圆的制度。各部典籍所说的都是下方，唯独郑玄注释《周官》提出这一说法；这不只是与古制相违，也同礼文相背。探究文字、寻求义理，实在恐怕不能令人满意。《尸子》说：殷人称明堂为阳馆。《考工记》说：殷人建重屋，堂的进深为七寻，堂高三尺，四阿重屋。注说：进深七寻，是五丈六尺；依照夏、周的尺度推算，面宽应为九寻，即七丈二尺。又说：周人明堂以九尺长的筵为尺度，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总共二筵。《礼记·明堂位》说：天子的宗庙有复庙、重檐。郑玄注说：复庙就是重屋。郑玄注《玉藻》说：天子的宗庙和露寝，都依照明堂的制度。《礼图》说：在内室上面建起通天的高台，高台八十一尺，合于宫数；它的声音低沉，象征君主。《大戴礼》说：明堂自古就有，共有九室，每室有四扇门、八扇窗，用茅草覆盖，顶部圆、底部方；外面的水称为辟雍。门上装饰红色，窗上装饰白色；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宫城方圆三百步。凡是人民生病、六畜发生疫病、五谷遭受灾害，都是由于天道运行不顺；天道运行不顺，是因为明堂装饰不完备。所以发生天灾时，就修饰明堂。《周书·明堂》说：堂基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台阶宽六尺三寸；室在内部，外方一百尺；室内方六十尺；门高八尺，宽四尺。《作洛》说：明堂、太庙、露寝都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说：重亢是重叠的栋梁，重廊是重叠的屋宇。《礼图》说：秦代明堂有九室、十二阶，各有相应的居处。《吕氏春秋》说：有十二堂，与《月令》相同，但没有论述尺丈。臣宇文恺考察：十二阶虽然不完全合于礼制，但每月一阶，也不是没有道理。黄图说：堂基方一百四十四尺，这是取法坤卦的策数；方形象征大地，屋顶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这是取法乾卦的策数；圆形象征上天。九室象征九州。太室方六丈，取法阴数变化的法则。十二堂取法十二个月。三十六扇门，取法阴数变化的极数。七十二扇窗，取法五行运行的日数。八闼象征八风，取法八卦通达上天。台的直径九尺，取法乾卦以九覆盖六。台高八十一尺，取法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根柱子象征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阶三层，取法三统。堂的四面分别对应四时，使用五种颜色对应五行。殿门距离正殿七十二步，取法五行运行的日数。门堂长四丈，取太室长度的三分之二。墙垣的高度应当不遮蔽视线。窗高六尺，窗外的部分加倍。殿垣为方形，位于水的内部，取法大地属阴；水在外部四面环绕，象征四海，圆形取法阳。水面宽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节气。水内径三丈，与《觐礼》相应。《经》记载，武帝元封二年在汶上建立明堂，没有室屋，外部大略依照这一制度。泰山通议如今已经亡佚，不能得到考辨。元始四年八月，在长安城南门兴建明堂、辟雍，制度依照礼仪。一座殿堂四面筑墙，设八道门、八座观。水外四周筑堤，堤高四尺，调和民力、修筑工程三十天。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开始在郊外祭祀太祖高皇帝，以配享上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享上帝；又把先贤以及有益于国家的百官卿士按等级列入祭祀。皇帝亲自扶持三老、五更，袒露上身割取牲肉，跪着进献。随后颁布时令，宣示恩泽。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和西域诸国的侍子，都奉献贡物并帮助祭祀。《礼图》说：建武三十年建造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取法天下，下方取法大地。

译十二堂取法日辰，九室取法九州。每室有八扇窗，九室共七十二扇，取法四时各有主宰。每室有两扇门，二九共十八扇门，取法土气主宰的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层。胡伯始注《汉官》说：古代清庙大概用茅草覆盖，如今改用瓦覆盖；但在瓦下铺垫茅草，以保存古制。《东京赋》说：“于是营建三宫，布置政令、颁行常法；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于清池之中，水势浩荡。”薛综注说：复、重，是层层覆盖；意思是屋顶平覆，并重叠栋梁。《续汉书·祭祀志》说：明帝永平二年，在明堂祭祀五帝，五帝的神位各自配列在相应方位，黄帝位于未方，都如同南郊祭祀的方位。光武帝的神位在青帝之南，稍向后退而面向西方；每位帝神各用一头牛，奏乐同南郊祭祀。臣宇文恺考察《诗经》说：“我将要在明堂祭祀文王，我将献上祭品，使用牛和羊。”据此看来，应当准备太牢祭祀。如今却说只用一头牛，恐怕同古礼不同。晋代以前，没有使用鸱尾的制度。明堂的圆墙和辟水，都完全依照原图。《晋起居注》记载，裴頠议论说：“尊奉祖先、配享上天，其意义明确；但宗庙建筑的制度，理论依据还没有分别清楚。只须建一座殿，以崇高庄严地举行祭祀即可。” 其余那些零碎的部分，一概删去。臣恺按语：上天显现星象，圣人便取法于它。辟雍星已有图样。晋代明堂正在营造，却不合天文。既造成重楼，又没有辟水，空置的堂屋违背五室的意义，直殿也违背九阶的制度，这不是古制而是欺天吗？过错何其严重！后魏在北台城南修筑圆墙，在辟水之外，门却开在水内，孤立矗立，和墙并不相连。堂上设置九室，三室三室相重叠，不依古制；室间开通巷道，违背古制的地方很多。各室都用砖块垒成，极其狭窄简陋。《后魏乐志》说：“孝昌二年修建明堂，有的议论说应设九室，有的说应设五室，诏令裁定采用五室。后来元义执政，又改为九室，因遭逢战乱而没有建成。”《宋起居注》说：“孝武帝大明五年修建明堂，墙垣屋宇的规制仿照太庙，只有十二间，以应十二月之数。依照汉代汶上明堂图的仪制，设置五帝的神位。太祖文皇帝配享时所用的鼎、俎、簠、簋，一概依照太庙礼制。”梁武帝即位以后，把宋代的太极殿移来作为明堂，没有室，只有十二间。《礼疑议》说：“祭祀用纯漆的俎、瓦制的樽；郊祭崇尚文饰，庙祭崇尚质朴；只献酒一次，使用清酒。” 平定陈国以后，臣得以亲眼察看，于是量出步数，记下它的尺丈，仍能看见地基里面有焚烧后的残柱，毁坏砍削的痕迹，埋入地下达一丈，却俨然还像旧日一样。柱子下面用樟木作柱础，长一丈多，宽约四尺，两块两块并列，上面铺瓦数层。宫城的位置在外郭以内，虽然狭小低陋，仍不合规制。这样，祖宗的神灵才能受到崇敬而庄严地祭祀。周、齐两代，建成后就任其毁坏而不修缮，大飨的典礼也因此无所依托。自古以来的明堂图，只有两种：一种是宗周的图，刘熙、阮谌、刘昌宗仿作了三图，大略相同；另一种是后汉建武三十年所作的礼图，有版本但不知道撰写者是谁。臣远考经传，旁求诸子和史书，研究众说，综合撰成今天的图样。其形制是：用木材制作，下部是方形堂屋，堂屋有五室；上部是圆形的观，观有四门。皇帝认可了他的奏议。唐太宗贞观年间，朱子奢上奏《立庙议》说：“臣谨按，汉丞相韦玄成上奏请求建立五庙，诸侯也同样建立五庙；刘子骏议论应开设七祖之庙，诸侯则降为二庙。郑司农沿袭韦玄成的道路，王子雍发扬国师的说法，各自分道并行，互相以对方为师祖，都玩味自己所熟习的学说，喜欢相同的而厌恶不同的，于是使历代宗庙祭祀的多少参差不齐，优劣取舍也从未有统一标准。传记说‘名分地位不同，礼制的等级数目也不同’；《易经》说‘卑下和高上分别陈列，尊贵和卑贱的地位就确定了’，这难道不是为了辨明嫌疑、谨慎细微、防止僭越，尊崇君主，使卑下者和辅佐者各有升降，不违背所应尊崇的吗？礼的意义不就在这里吗？如果天子和诸侯都建立五庙，那就是以卑贱者同于尊贵者，臣下可以冒犯君主，名分器物没有准则，冠帽和鞋履混同，礼制的等级数目又该把道理安放在哪里？《戴记》又说‘礼有以数量多为尊贵的，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才和子男相等’。以数量多为尊贵，究竟表现的是什么呢？臣愚以为，诸侯建立高祖以下以及太祖在内的五庙，这是一个国家的尊贵；天子建立高祖以上以及太祖在内的七庙，这是四海共尊的地位。亲疏尊卑按两级递减，这就是礼制的正理。前代史书所说‘德行厚重的，流传光大；德行浅薄的，流传卑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臣恭敬地想到，圣祖在天，山陵即将安葬，先祖配享、恭敬地侍奉祖先的大事正在此时，应该依照七庙制度来崇奉大礼。假如在亲属关系已经疏远之后仍有建立王业的祖先，如殷代的玄王、周代的后稷，就尊奉为始祖；如果没有这样的先例，请将三昭三穆各自设置神主，另设太祖一室，考察后暂时空出位置，等待七百年的国运依次迁移神主时再安置进去，这样或许上可以依循晋、宋，旁边也能合乎人情。”于是八座官员上奏说：“臣听说，在以揖让承受帝位之后、通过革命建立新制度的君主，哪一位不崇尚亲亲的道义、笃行尊尊的原则？恭敬奉祀祖宗，致敬于郊祀和宗庙，自从礼义在秦朝灭亡、学术在秦庭断绝以来，儒雅之学已经衰微，经籍也湮没残缺。虽然两汉承继并修治前代事业，魏晋也重视这种文化，但宗庙制度和典章散失，学者习传闻而竞相持偏说，只根据自己的见闻而产生异端。自古至今，经历了许多年代，概括其大意，不过两家而已：以郑玄为祖述的，陈说四庙制度；以王肃为继述的，则援引七庙的文献。贵贱混杂而不能辨明，是非纷乱而没有定论。陛下的至高德行出于自然，孝思无穷，对父母的孺慕超过普通人的志意，所制定的礼制穷尽圣人之道，实在应该确定一代的宏大规制，成为万古不变的准则。臣等恭敬奉行圣上的旨意，讨论往代典籍，记载七庙的确实很多，称说四祖的实在少；比较它们的得失，清楚可见。”

译《春秋》《谷梁传》以及《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都说：“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尚书》说：“七代的宗庙，可以观察德行。”至于孙卿、孔安国、刘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宝等人，有的学问被推为大儒，有的才识被称为博物，考订古今，都认为应当如此。他们的文字说：“天子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就是七庙。”晋、宋、齐、梁都依照这个道理，建立六座亲庙。这难道不是国家的盛大典章、不可磨灭的美好功业吗？如果违背群经的明确文义，听从历代累积的疑议，背弃王肃的笃定论断，尊奉郑玄的旧学，那么天子的礼制就会降低而逼近臣下，诸侯的制度反而上升而僭越王者，这难道是所谓尊卑有序、名分地位不同吗？况且礼制出于人情，除非天崩地坠，再没有比尊奉亲属更重的大孝，再没有比严肃配享祖先更重要的厚本之道。数目止于四庙，不是以多为尊贵的道理；祭祀达到七代，才符合加以崇奉的心意。由此可知，德行厚重者流传光大，是可以长久遵守的高尚义理；德行浅薄者流传卑下，确实是不可改变的良好规范。臣等共同议定，请依照晋、宋旧例，建立六座亲庙。” 祖宗的制度，也应恭敬遵循旧典；这样或许能使继承宗统的道理在礼制确定之时兴盛，使尊祖的义理在以孝治国之日完成。孔颖达上奏《明堂议》说：“臣恭敬查考先前的诏令，诏令依礼部尚书刘伯庄等人的议论，认为应当从昆仑道登上层楼祭天。又查考后来的诏令说：‘为了设置左右阁道登楼举行祭祀。’臣查阅六艺、群书、百家以及各类史书，从未听说台观重楼之上有称作‘堂’的建筑。《孝经》说：‘在明堂祭祀文王’，没有说什么明楼、明观；这两者的道理应当相同。又说明堂取法于天，圣人表示节俭，甚至有削蒿草作柱、用菁茅作屋盖的制度。即使古今制度有所兴革，也不可永远如此，仍应依据大典而取法朴素。因此席子只用藳秸，器物崇尚陶器和匏器；使用蚕丝制的冕服以尊重诚意，用大裘来训示节俭。如今如果架起高楼，飞阁凌空、华美楼阁直入云端，考察古代文献，实在令人疑虑。按《郊祀志》记载：汉武帝明堂的制度，四面没有墙壁，上面覆盖茅草；在上座祭祀五帝，在下堂祭祀后土。臣认为所谓上座，正是台上；下堂只是台下。既然说没有四面墙壁，就不知道刘伯庄如何能在上层祭神、下层又有五室？况且汉武帝所作之制多采用方士的说法，违背经书、背离正道，不可奉为师法。”又说卢宽等人议论道：‘上层祭天，下堂处理政务，是想使人与神的地位有别，所办之事互不相干。’ 臣认为，古人所敬重的礼仪，其重大事务与接待神灵相似。朝觐和祭祀都在宗庙堂屋举行，哪有在楼上祭祖、在楼下临朝听政的道理？阁道登楼的道路既狭窄又逼仄，乘坐辇车往来、仪仗迎接神灵都显得不恭敬；步行前往又会劳累圣躬，侍卫在旁，百官供奉，遍查典诰也完全没有这样的道理。臣不敢固执自己的愚见来求取胜过他人的长处，但想到国家的大典不能不谨慎，请把臣的意见交给群臣详细议论。魏征上奏《明堂议》说：考察各种训诂，再参照旧图，明堂上圆下方、重檐复屋，虽然各家思虑不同，最终都归于同一方向。到了曹魏当涂受命之时，还来不及举行这种礼制；司马氏晋朝兴起后，也没有可以取法的制度。裴頠认为各位儒者持论不同，异端蜂起，是非相互错乱，无法遵从，于是竟然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论，只建成一座殿。宋、齐沿袭旧制，梁、陈遵循而没有改变，虽然严肃配享有所祭祀，祭享并未断绝，但考求典章制度，其道理实际上还不够宏大。孝心由内心产生，礼制因人情而建立；内心的孝不能穷尽，所以准备完备的器物来表现诚意；人情无法完全表达，所以修饰宫室来扩大敬意。孔子赞美的深意，大概就在这里吧！臣等亲自奉行圣上的教诲，奉命参与重大议论，想竭尽微薄力量以助高山大海。凡是圣人有所创制，道义重在随时变化；万物都能看见，事情需要通达变通。如果依据蔡邕的说法，至高的道理就会失于文饰繁琐；如果依照裴頠的做法，又会伤于质朴简略。以人情和义理求取平衡，仍未恰当。如今所议论的制度，并非没有取舍，请建造五室重屋，上圆下方，既体现形制法则和天象，又有许多事实依据。下层的室屋用作布政的场所，上层的堂屋用来祭天，使人与神互不混杂，礼制也合宜。至于高低、广狭、长短的规制，几筵的丈尺制度，都随时制定法令，因事制宜；由我们自己创制，又何必一味师法古人？” 廓清千年以来的疑议，成为百代君王的美好典范，不使泰山之下只听说黄帝的制度、汶水之上只称道汉武帝的图样，那么与神明相通的礼制，或许就可以期待了。百姓主动来服役，工程开始后，不久便建成。颜师古上奏《明堂议》说：“明堂的制度，源自上古；从简牍中考求，完整的文字没有能够看见的。它起始于黄帝，下至有虞氏，经历夏、殷直到周代，各自建立名称，另行创制规模。众说错杂，各自固执所见，即使大儒博学之士，也没有能够详细贯通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却不知道如何裁断。推究它的主旨，明堂实际上是发布政令的宫室。只是由于战国时代纵横争战，典籍废弃；暴虐的秦朝残酷统治，使有关礼制的经书湮没。今天保存下来的，多是传记和杂说，用来作为准据，实际上也很荒疏昏昧。然而《周书》叙述明堂，记载它四面有应门、雉门；据此看来，它本来就是王者通常居住的宫室。它的青阳、总章、玄堂、太庙以及左个、右个，按照四时依次使用，这与路寝的意义相合，足以作为明证。《文王居明堂》篇所记，带着弓韣，在高禖祭祀，设置九门磔攘仪式以抵御疾病，设置梁隂道以便利农夫，下令国家酿酒以会合三族。推究这些事情，都符合《月令》的文字。观察它所做的一切，都发生在路寝之中。《戴礼》记载，周公在明堂之位朝见诸侯，天子背靠斧扆，面向南方站立。”

译明堂，是用来彰明诸侯尊贵地位的地方。《周官》又说：“周人的明堂，筵席长九尺，东西方向九筵，堂宽一筵。”根据这个制度，它就是大寝。又说黄帝称它为合宫，有虞氏称它为总章，殷称为阳馆，周称为明堂；这些都是路寝的证据，可以知道它并非另一处建筑。《大戴礼记》所说，先有近郊之说，后来又称为文王之庙，前后都没有根据，自己形成矛盾。考察背斧扆接受朝见、平常居住出入的情形，既然在宫苑之内，又怎么能说在郊野呢？《孝经》传说它在国都南面，却没有说明里数。汉武帝有意创造明堂，向士大夫询问，议论纷纷，最终没有确定的依据，于是建在汶水之上，在那里举行宗祀。由此可见它不拘远近，也没有固定方位。汉成帝时，曾派人到城南营建，虽然有这件事的记载，但工程没有成功。汉平帝元始四年，孔牢等人大力议论营造，认为明堂、辟雍、太学其实是同一建筑，只是有三个名称。金裒又说经传没有文字依据，不能分别它们的异同。中兴以后，蔡邕作论，又说明堂和太庙是一种建筑、两个名称。郑玄则认为明堂在国都南面，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位于丙巳之地。” 颖客解释事例也说：“明堂、太庙总共有八个名称，实体是同一个。”如果硬要设立差异，最终只能成为巧辩，都是出自个人胸臆，未曾有师法依据。考察功业成就后制作音乐、政治安定后制定礼制的情况，草创时依照实际需要，礼制的质朴和文饰交替变化；旌旗、冠冕古今不同，音律、尺度、权衡前后也不一致，随时变通的道理显然可知。即使是周公的旧章，也还应选择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孔子的原则尚且有人加以补充弥补漏洞，何况郑玄的臆测、淳于氏的浅陋见闻，岂不如守株待兔，又和胶柱鼓瑟有什么不同？臣愚以为，明堂不应出了宫墙和雉门，而应靠近宫门，这确实合乎事情的需要，料想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只应上遵天子的旨意，恭敬奉行圣上的教诲，建造本朝的明堂，永远把规范留给后世。臣这番浅陋的极力议论，其他方面都略去不论。高宗永徽二年，太尉长孙无忌上奏《太宗皇帝配天议》说：“臣谨慎查考典籍，逐一考察前代制度，宗祀于明堂时，必定配享天帝。但伏羲以下五代，本来配享五郊，进入明堂祭祀，是因为属于从祀。如今让太宗配享，按道理有不妥之处。臣看到永徽二年七月诏令修建明堂，恭敬想到陛下天性孝德，追奉太宗，已经遵行严父配天的大礼。当时高祖先已在明堂配享，礼官感到疑惑，最终没有迁移祭祀对象，而是任意确定仪式，遂将其写入法令。于是让太宗文皇帝降格配享五帝，虽然也在明堂，却不能对着天帝行礼，严重违背明诏的本意，也和先代典制不同。谨按《孝经》说：‘孝没有比尊严地奉事父亲更大的，尊严地奉事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从前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臣反复考察诏令的意义正在这里，如今有关部门执行的法令，实在大大失去了诏令的旨意。又考察汉、魏、晋、宋历代礼仪，都没有父子二帝同时配享明堂的道理。只有《祭法》说：‘周人禘祭帝喾而在郊祭祀后稷，尊文王为祖而尊武王为宗。’郑玄注说：‘禘、郊、祖、宗，都是祭祀时配享。禘，是在圆丘祭祀昊天；郊，是在南郊祭祀上帝；祖宗，是在明堂祭祀五帝和百神。’” 考察郑玄的这个注解，他竟把祖、宗合并为一次祭祀，又把文王、武王共同放在明堂配祀，连续并列配享，实在很荒谬。因此王肃驳斥说：‘古代有功者称祖、有德者称宗；祖宗本来是不毁之庙的名称，并不是指在明堂配享的对象。’如果确实按照郑玄的意思，那么《孝经》就应当说‘在明堂祖祀文王’，不应说‘宗祀’。凡是称宗的，就是尊崇。周人既在宗庙尊文王为祖，又尊崇他的祭祀，谁能说在明堂祭祀的是祖呢？郑玄引用《孝经》来解释《祭法》，却不明白周公的本意，实在不合孔子的义旨。他又解释‘宗武王’说：‘配享勾芒一类的五神，所谓五神位于堂下，武王降居下位，就失去了君臣尊卑的次序。又按《六韬》说：武王讨伐纣王时，积雪很深，有五辆车、两匹马，行走没有车辙马迹，来到军营求见。武王感到奇怪而询问，太公回答说：这一定是五方之神前来接受职事。于是按照它们的名称召入，各自授予职掌。不久攻克殷，风调雨顺。哪里有活着时来接受职事，死后却让人配享，并且降低尊位去和卑位相等的道理？’所以《春秋》外传说：‘禘、郊、祖、宗、报，是国家的五种典制祭祀。’ 既然传文说是五种祭祀，就知道它们各自是一件事，并不是说祖、宗合在明堂祭祀。臣谨慎上考殷、周，下考贞观年间，没有任何一代让两位帝王同时配享明堂；只有南齐萧氏让武帝、明帝兄弟同时在明堂配享，这件事不合经典，不足以援引。又查考武德年间的法令，让元皇帝配享明堂，同时配享感帝。到贞观初年，因为顺应人情而改革礼制，奉祀高祖，让他配享明堂；奉迁代祖，使他专门配享感帝。这就是本朝的旧例，已经有依次迁移配享对象的制度，可以取法于崇奉宗庙的古制。恭敬想到太祖景皇帝，缔造有周以来的事业，建立了绝代的大业，开启汾、晋地区的祖业，创始历代圣人的宏大基业，德行超过万物萌发，道义符合建立皇极。又有代祖元皇帝，像潜藏的龙一样蕴含祥瑞，屈身守道而事奉周朝，疏导并深挖神圣源流，开始显耀光大、留恩后世。应当在清庙尊称为祖，万代不迁，请停止他在明堂的配祀，以符合古义。恭敬想到高祖太武皇帝，亲自接受天命，全部拥有神州，创制改革旧有制度，体察天道、居中守正，是国家的始祖，也有旧典可依。从前炎汉高帝、当涂太祖，都是以接受天命为例，同时配享上天。请遵循旧例，在圆丘奉祀高祖，使他配享昊天上帝。” 恭敬想到太宗文皇帝，道德与上天相合，功业足以清除天下的灾患，拯救全境百姓脱离涂炭，并给生民带来巨大的造化。请依照诏书，在明堂宗祀太宗，使他配享上帝。又请依照武德年间的旧例，同时配享感帝，以此作为定制。这样，正是两位祖先的德业永远不迁入毁庙，两位圣帝的功业伟大，各自都能配享上天；远则符合《孝经》，近则申明诏令的本意。”

译上元三年将要举行祫享，议论者根据《礼纬》所说三年举行祫祭、五年举行禘祭；公羊学派则说五年举行一次大祭。两家的说法互相矛盾，诸位儒者都不能裁决。太学博士史元璨说：“《春秋》记载，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去世，文公二年八月丁卯举行大享，《公羊传》说这是祫祭，那么三年丧期结束，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应当举行祫祭，第二年之后应当举行禘祭，遍祭群庙。又宣公八年禘祭僖公，宣公八年也有禘祭，那么后一次禘祭距离前一次禘祭五年；由此可知，新君即位第二年祫祭，第三年禘祭。此后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大祭，那么第六年应当祫祭，第八年禘祭。昭公十年齐归去世，第十三年丧期结束，本应举行祫祭，但因为举行平丘之会，冬天鲁君前往晋国，于是到第十四年举行祫祭，第十五年举行禘祭，《左传》说‘在武宫有事’，就是这个意思。到第十八年祫祭，第二十年禘祭；第二十三年祫祭，第二十五年禘祭，《左传》说昭公二十五年‘在襄宫有事’，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禘祭后三年举行祫祭，再过两年举行禘祭，符合礼制。”议论于是确定。高宗时期，萧子儒任奉常博士。起初，太尉长孙无忌等人议定祠令和礼制，采用郑玄六天的说法：圆丘祭祀昊天上帝，南郊祭祀太微感帝，明堂祭祀太微五帝；只是依据纬书立论，不把苍天称作天，而把昊天上帝对应北辰耀魄宝，把郊祀、明堂对应太微和五帝。” 唐朝祭祀圆丘时，太史令所进的图中，昊天上帝之外另有北辰。李淳风说：“昊天上帝位于祭坛北面，北辰、斗宿排列在第二层台阶，这与纬书不同。”司马迁《天官书》说，太微宫有五精之神，是五星所奉的神，其中有象征人主的，所以称为帝；这就像房宿、心宿有天王的象征，怎么能把它们全都当作天呢？日月附丽于天，草木附丽于地；如果把日月当作天、草木当作地，就是昏昧无知，不能相信。周官在四郊设置祭祀五帝的兆域，又另有祭祀五帝的礼仪，都没有说五帝是天，由此知道太微之神不是天。经书称郊祭后稷，王肃把郊祭和圆丘祭视为一事，郑玄却分成两件，说圆丘是圆丘、郊祭是郊祭，这不是圣人的本意。如今祠令固守郑玄的说法，和已经制定的礼式相违背，应当加以刊正。况且《孝经》说尊严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明堂宗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明堂祭祀的就是天，星辰不够资格配享。月令记载孟春向上帝祈谷，《春秋》说启蛰时举行郊祭，郊祭以后才耕作，所以郊祭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诗经》说春夏向上帝祈谷，都是祭天。把感帝写入礼典尤其没有根据。请在四郊迎接四时之气时祭祀太微五帝，废止郊祀、明堂中的六天说，只祭昊天。方丘既然已经祭地，又祭神州于北郊，这些都没有经书依据，请只保留一种祭祀。” 诏令说：“可以。”乾封初年，皇帝已经举行封禅，又下诏祭祀感帝和神州，在正月祭祀北郊。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上奏说：“显庆年间确定礼制时，废除了感帝祭祀，在祈谷时祭昊天，并以高祖配享。过去祭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享。如今把祈谷改成祭感帝，又祭祀神州，仍然让高祖配享，为什么升降变化如此纷乱？有虞氏禘祭黄帝、郊祭喾；夏禘祭黄帝、郊祭鲧；殷禘祭喾、郊祭冥；周禘祭喾、郊祭稷。郑玄认为，禘是祭天于圆丘，郊是祭上帝于南郊。崔灵恩说：‘夏历正月举行郊天，王者各自祭祀自己的始祖所出自的帝。’所谓王者禘祭祖先所出自的远祖，以自己的祖先配享；这样，禘祭远祖，郊祭始祖。如今禘祭、郊祭都配同一祖先，礼制就没有归宿了。神州原本在十月祭祀，因为此时北方阴气开始主事。郑玄说三王的郊祭都用夏历正月；崔灵恩却说北郊祭神州在正月。诸儒所说纷杂矛盾，不能明白。臣希望交付奉常司，让博士们普遍讨论。”于是子儒和博士陆遵楷、张统、师权无二等共同陈述：“北郊祭祀的月份，经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汉光武帝在正月建立北郊，晋咸和年间也议定北郊在正月。” 武德以来一直采用十月，请遵循武德年间的诏书。”第二年诏令说：“圆丘、方丘二坛、明堂、感帝、神州，都应奉祀高祖、太宗配享；仍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和五天帝。” 武后载初元年，邢文伟任内史。武后驾临明堂，下诏让邢文伟讲解《孝经》。武后问：“天和帝是不同的称呼，怎么说呢？”邢文伟回答：“天和帝是同一个。”制书说：“郊祭后稷使他配享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怎么能说是一回事？”邢文伟回答：“先儒的论说各不相同，昊天帝以及五方帝，合起来就是六天帝。”武后说：“既然帝有六个，那么天就不应当用不同的称呼，这一点本来很清楚。”邢文伟无法回答。圣历初年，张齐贤任太常奉礼郎。武后下诏让百官议论在明堂告朔、宣读时令、发布政令的礼仪。京官九品以上和四方来朝集的使者，都列于朝廷。太常博士辟闾仁谞说：“经书中没有天子每月告朔的记载，只有《玉藻》说天子听朔，在南门之外。周代太宰在正月初一向诸侯和都鄙发布政令。”干宝说：“建子月的告朔，是告朔之日；这和《玉藻》所说听朔的意义相同。如今在元日宣读时令，符合古代听朔的事情。只有郑玄依据秦制《月令》中有五帝、五官，便说听朔一定要用特牲向当时的帝和神报告时令，并以文王、武王配享；这种说法不对。《月令》说：‘这个月所配的帝是太昊，所配的神是句芒。’这是说宣告命令，使人奉行当时的事务；每个月都有政令，所以不能说是天子在每月朔日祭帝。告朔是诸侯的礼制。《春秋》说鲁君视朔之后，便登台观望。郑玄又说君主每月在宗庙告朔，这种祭祀叫朝享。鲁国从文公开始不再视朔，说明这不是天子实行的礼制。郑玄认为告帝就是告人帝，神就是重黎一类的五官之神，并没有说天子要拜祭。臣请求废止每月告朔祭祀，以符合古礼。张齐贤不赞成他的说法，质问道：‘《谷梁传》说闰月天子不告朔，这就说明其他月份本来要告朔。”

译《左传》说鲁国不告闰月的朔日，是放弃时令政事；那么诸侯即使遇到闰月也应当告朔。周代太史向各诸侯国颁发历书，《玉藻》说闰月天子居于门中，这说明天子即使在闰月也要告朔。这两家距离圣人时代不远，记载天子、诸侯告朔的事情，明确而没有错误。如今议论的人却只依据太宰在正月初一向诸侯和都鄙发布政令的话，说天子在元日告朔一次，实在误解了原意。一年的开端，六官各自发布自己职掌的政令。干宝把‘吉’解释为朔日，所以后人误以为‘吉’就是告朔；这是根据错误而误解经文，不能作为法则。议论者又引用《左传》的说法，认为只适用于诸侯，却不知道《玉藻》和《左传》的说法正相同；而他们偏偏说天子一年开始时只告朔一次，这样任意取舍，实在不对。又有人说时帝就是五方人帝。郑玄把时帝兼指天、人，所以用文王、武王配享；这样，同时向两组五帝报告时令，就没有疑问了。诸侯接受历书后，把它收藏在宗庙；天子从上天接受历书，应当在明堂，所以告时帝时配以祖考。议论者说：‘天子每月告祭并颁发历书，那么诸侯怎么还能收藏历书呢？’因此，太宰在年初发布一年的政事，太史负责颁发历书。其实不是这样：周代太史向诸侯国颁发历书，是总括颁发十二个月的历书给诸侯；天子仍然每月告朔，只是向官府和都鄙颁布历书。” 这是内外所说的对象不同，不能因此废除礼制。”凤阁侍郎王方庆又进一步说道：“明堂是发布政令的宫室，用来彰明天的气运统摄万物。汉儒把明堂、太庙看作同一建筑，在那里宗祀祖先并使其配享上帝；取宗祀之意称为清庙，正室称为太室，朝向阳面的地方称为明堂，设立学校称为太学，环绕水池称为辟雍，名称虽不同，所办的事情相同，这是古代的制度。天子在正月上旬的辛日，总体接受十二个月的政令于南郊，回来后收藏在祖庙；每月取出一项政令，在明堂颁布。诸侯则从天子那里接受历书，收藏在祖庙，每月取出一项政令，在本国施行。王者按照这种礼制向祖庙报告，称为告朔；察看每月的政令，称为视朔。《玉藻》说：‘戴玄冕在东门外朝日，在南门外听朔。’郑玄解释说，明堂在国都南面，天子就在当月所对应的堂中听朔。事情结束后，住在路寝。如今元日，天子在通天宫接受朝见，有关部门随即宣读时令、发布政令，这是古代的礼制。旧说天子一年进入明堂十八次：大享一次，告朔十二次，四时迎气四次，巡狩之年一次。如今议论者只允许一年初一进入一次，不是太狭隘了吗？陛下有幸建成明堂，遵行告朔之礼；如果每月听朔一次，又近于繁琐。” 每个初月察看朔日，只是礼制由皇帝制定，臣下不敢擅自决定。成均博士吴、杨、吾等共同说：“秦朝毁灭学校，告朔之礼也废止了。如今应当在四个孟月和季夏到明堂告祭五时帝；堂上的礼仪，请兼采张齐贤、王方庆的议论。”没过几年，这种礼制也废止了，而且废弃已久。张齐贤升任博士时，武后在位，沈伯仪任太子右谕德。起初，太常少卿韦万石议论明堂大享之事，上奏说：“郑玄认为祭祀五天帝，王肃认为祭祀五行帝。贞观礼采用郑玄之说，到了显庆礼祭祀昊天上帝。乾封诏书祭祀五天帝，同时祭祀昊天上帝。诏书应当采用贞观礼。”仪凤初年诏令说祭祀完全采用周制，那么现在应当采用哪一种音乐呢？高宗于是下诏让尚书省召集诸儒议论，但当时没有能够确定。大享礼于是参用贞观、显庆两种礼制。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元义上奏：“尊严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天对于万物是最尊大的，以父亲配天，是孝的最大表现、尊崇的极致。《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以崇尚德行，把祭品隆重地献给上帝，以祖考配享。上帝就是天。祭昊天应当让祖考共同配享。请让太宗、高宗在圆丘配享上帝，让神尧皇帝配享感帝。” 南郊祭祀的制度中，祖奉文王，宗奉武王；祖是始祖的意思，宗是尊崇的意思，同一个名称包含两层意义。经书称‘宗祀文王’，文王本应称祖却称宗，是把武王也包括在内来说的。由此可知，明堂以祖考配享，和两部经书相合。韦伯仪说：“有虞氏禘祭黄帝、郊祭喾，祖奉颛顼、宗奉尧；夏后氏禘祭黄帝、郊祭鲧，祖奉颛顼、宗奉禹；殷人禘祭喾、郊祭冥，祖奉契、宗奉汤；周人禘祭喾、郊祭稷，祖奉文王、宗奉武王。郑玄说：‘禘、郊、祖、宗，都是配享祭祀。圆丘祭昊天叫禘，南郊祭上帝叫郊，明堂祭五帝、五神叫祖宗，这是说得最详细的。’虞、夏把颛顼退为祖而把喾列为郊祭对象，殷舍弃契而以冥为郊祭对象，取舍错乱；只有周代得到了礼制的次序。到了明堂，才开始有两位配享者。文王在上面配享五帝，武王在下面配享五神，这是区别父子尊卑。经书说：‘尊严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又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却没有说尊严武王、让他配享上天，这说明武王虽然在明堂祭祀，却还没有达到配享天的地位。虽然同在一次祭祀中，最终仍是一个主位。《纬书》说：‘后稷是天地的主祭者，文王是五帝的宗主。’ 如果同一个神却举行两次祭祀，那么荐献的次数就太繁复亵渎了；同一个神不应有两个主位。贞观、永徽的礼制实际上是专门配享，到了显庆以后才开始兼奉尊崇。如今请让高祖配享圆丘、方泽，太宗配享南郊、北郊，高宗配享五天帝。凤阁舍人元万顷、范履冰等议论说：“如今礼制祭祀昊天上帝等五种神祇，都奉高祖、太宗共同配享，以表达孝意。”《诗经》说：“昊天篇说二位后配享天。”《易经》说：“荐祭上帝，配以祖考”，有共同配享的含义。高祖、太宗既然先前已经配享五种祭祀，就应当照旧，请奉高宗历次配享。”从此，郊祀、圆丘让三位皇帝共同配享。中宗神龙元年，已经恢复京城太庙，又在东都建立太庙。朝廷议论确立始祖并设置七庙，有人想把凉武昭王作为始祖。太常博士张齐贤议论认为不可，于是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奉祀七代；最初受封的君主称为太祖。太祖之庙百世不迁。举行祫祭时，已经毁去的宗庙中的神主，都按照昭穆次序与太祖合祭。商代的祖先玄王、周代的祖先后稷，年代久远；而迁出宗庙的神主都出自太祖之后，所以合祭的次序尊卑不乱。汉代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不列入合祭，是因为他的尊位高于太祖。魏以武帝为太祖，晋以宣帝为太祖，武帝、宣帝以上的宗庙神主都不在祫祭中合祭。隋代也是如此。唐朝接受天命，景皇帝是最初受封的君主，就是太祖。因为他的时代较近，处在三昭三穆之内；光皇帝以上的神主都因亲属尊位而不列入合祭。如今应当以景皇帝为太祖，重新把宣皇帝附祀进去，作为七室；太祖以上四室都不参加祫祭合食。”博士刘承庆、尹知章议论说：“三昭三穆加太祖成为七庙，这是礼制。但王业有深浅，太祖有远近。”

译太祖因功业建立，昭穆因亲属关系而尊崇。有功者的神主不迁，亲属关系尽了就毁庙。如今因为太祖年代较近、庙数不足，竟想在昭穆之外另立一个本来应当迁出的远祖神主，以补足七庙，这就违背了依次毁迁的原则，不可行。”天子把这两种议论交给大臣讨论，礼部尚书祝钦明两方面都采用，于是以景皇帝为始祖，却不附祀宣皇帝。不久，又把孝敬皇帝作为义宗附祀于宗庙，因此成为七室，京城太庙也成为七室。中宗时期，冯宗上奏《大享议》说：“臣等私下听说，明堂的建立由来已久。上天显现星象，圣人便取法于它；有削蒿作柱、用茅作屋檐的规制，也有上圆下方的形制。考察天地大数，不超过三七之间；确定方位，一定处在丙巳之地。这难道不是取得房宿、心宿布政之所，正当太微上帝宫室的位置吗？所以仰观天象、俯顺地理，端正名称、确定位置，使人与神不相混杂，各自遵守次序，祥瑞就会应声而至，保全并和合最大的太平。汉朝承接秦朝，经典和礼制之道已经衰息，只能旁求散失的文献，详细依据难以明白。孝武帝初年议论在长安城南建立明堂，因为窦太后不喜儒术，事情中途废止。孝成帝时又想在城南建立，议论制度，却没有人能够裁决。到孝平帝元始四年，才在南郊开始营造，以申明严父配天之礼。光武帝中兴元年，在国都城南建立。自魏、晋直到梁朝，虽然规制有时不同，但所处的地点总是选择丙巳之地，这大概是百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原则。高祖天皇大帝承继太平的时运，崇尚朴素的风气，四夷前来归附，九州都……永徽三年，诏令礼官、学士议论明堂制度，群儒纷纷争辩，各自执守异说，长久不能决定，于是事情就停止了。” 为什么呢？并不是说财力不足、力量不能承担，而是因为周公、孔子已经相隔遥远，礼经又紊乱；事情不取法古制，或许会违背天心，难以用来制定规范，神灵也不会降临保佑。则天太后总掌宫禁政务，凭借轩台的威势，正值皇室中衰之时，采取和悦而随权变的制度。她认为乾元大殿、承庆小寝处在正阳亭午的方位，实在是先圣听政决断的宫室；外表顺应端门，内里营造储精之室，于是依从朝享礼制，却从未亲自临御。后来召集工匠开工，反而下令拆毁。拆毁以后，雷声隐隐，百姓听见了，有人认为这是神灵感动的征兆。于是增添土木建筑的华丽，凭借府库的富足，在南街北阙修建天枢和大仪的制度；又在乾元殿遗址上兴建重阁层楼，烟火遮蔽太阳，梁柱排列直上云端，百姓因此疲劳不堪，上天实际上是在降下警诫。灰烬尚未远去，就匆忙加以修复；何况地点不在丙巳之地，没有回应神灵的心意，行迹也不符合受命之期，却要用来申明严父配天，事情又昧于常典，神灵不会显著降临，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又明堂的制度，木材不雕镂，泥土不加彩饰；如今的形制不合适，违背经书、扰乱礼制，雕刻装饰所及，极尽奢侈华丽，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建筑高敞明亮、干燥宽广，本来是为了更加尊敬，然而它靠近宫禁深处，怎么能用来祈告上天？” 人与神混杂扰乱，不可以任意放置物品，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况且两京上都，是天下各方取法的地方；天子正当面向阳光的尊位，在便殿中听政，主管官员各自承担职守，怎么能沉默不理政事？应当审慎考虑工程技巧和历法规划，选择繁复或简省的适宜程度。不合适的地方，应根据实际情况改修；可以沿用的，就因地制宜加以使用。删去‘明堂’这个名称，恢复‘乾元’的旧名。这样，天子临朝的正位就不会偏移，百姓也能认出它原来的面貌。”}], 太常博士唐绍请求把冬至这一天定为祭祀圆丘的日子，议论说：“臣听说，按照礼制，冬至在南郊祭祀圆丘，夏至在北郊祭祀方泽，是因为太阳运行到南北极限的位置。太阳运行到北极时，正当日晷刻度的中线，循行半周；运行到南极时，正当日晷刻度的极点，环行一周。这一天一阳爻初生，是天地交接的开始，所以《易经》说：‘复卦，大概可以看见天地的本心吧！’这就是冬至的卦象。一年之中，没有比这更吉利的日子了。甲子不过是六十日的开头，一年之内隔月就会遇到，并不是重大节气，太阳运行的周期也还没有完成。只有把六甲的时日总括起来，辅助四时运行，才能成就一年。现在想避开太阳环行一周的时刻而选择甲子日，这是背弃大吉而追求小吉。”太史令傅孝忠进奏说：“按照《漏经》，南陆、北陆相差一分。若采用十二日甲子日，那么太阳还差一分没有到达南极，就不能算作冬至。” 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说：“礼制中没有每天祭祀陵墓的规定，只有宗庙每月举行祭祀。因此，王者设置宗庙、祧庙、坛、墠，以区别亲疏和祭祀次数。设置七庙、一坛、一墠：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这些都每月祭祀。较远的宗庙称为祧庙，只在春秋举行享祭；从祧庙再疏远的改为坛，从坛再疏远的改为墠，有祈祷时才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谯周《祭志》又说：天子的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庙，每月初一都加以荐祭，仿照生人在初一进食的习惯，称为月祭。两座祧庙没有月祭，可见古代都没有每日祭祀。如今各陵在朔日、望日供食，接近古代的殷事；各个节日供食，接近古代的荐新。郑玄注《礼记》说：‘殷事，是每月初一和月中荐新之祭。’大祥礼之后才举行四时祭，这些祭祀都在宗庙。近代才开始在朔望和各节日祭祀陵寝，只有四时祭和腊祭五次在宗庙举行。考察经书、依据礼制，陵墓本来没有每日祭祀的礼制。只有汉代七庙的议论中，京师从高祖到宣帝，以及太上皇、悼皇考的陵墓旁都建有庙园，各有寝宫、便殿，所以每天在寝宫祭祀，每月在便殿祭祀。元帝时，贡禹认为礼节过于繁多，建议停止郡国的宗庙。” 丞相韦元成等又议论说，七庙之外的寝园都不再另行议论，也是因为祭祀不宜过于频繁，应恢复古制，在宗庙举行四时祭。后来刘防引用《春秋传》说：‘每日祭祀、每月祭享，按时享祭、每年进贡；祖、祢每日祭祀，曾祖、高祖每月祭祀，两座祧庙按时享祭，坛、墠每年进贡。’后汉陵寝的祭祀没有流传下来的记载。魏、晋以后都不祭墓。国家各陵每日祭祀，请依礼停止。”奏疏上奏后，天子把这件事告诉侍臣说：“礼官说各陵不应每日进食。礼制本来就是随着人情而沿革的，为什么一定要拘泥于古制？乾陵仍应照旧早晚进奠。”

译王方庆上明堂告朔议说：“明堂，是天子发布政令的宫殿。谨按《谷梁传》说：‘闰月，是附属于某月的余日。天子不在闰月告朔，是不合礼的。’闰月用来校正时令，时令用来安排事务，事务用来使民众生活富足，养育百姓的道理就在这里。不告闰月之朔，就是废弃时政。臣据此文意判断，天子在闰月也应告朔。既然如此，难道能因为是其他月份就废弃这项礼制吗？先儒旧说，天子一年要十八次进入明堂：大享不占卜，进入一次；每月告朔，进入十二次；四时迎气，进入四次；巡狩之年，进入一次。如今礼官议定一年只在岁首进入明堂一次，这与先儒说法不同，臣身为宫臣，不敢赞同。宋朝何承天汇集这些文字，编成《礼论》，虽然加以编次，但事情本身已经缺失。梁代崔灵恩撰写《三礼义宗》，只是搜集前儒说法，沿袭旧事而已。隋炀帝命学士撰写《江都集礼》，也只是抄录撮取旧礼，没有不同文字。贞观、显庆礼以及《祠令》没有谈到告朔，大概是因为历代没有传承，编纂时这部分文字已经缺失，各有原因，不能作为依据。” 如今礼官把它作为明确证据，臣实在对此深感疑惑。” 睿宗在位时，贾曾任谏议大夫、知制诰，上表说：“臣详细考察典章礼制，认为天地应当合祭。谨按《礼记·祭法》说：‘有虞氏在禘祭中祭祀黄帝，在郊祭中祭祀喾；夏后氏在禘祭中祭祀黄帝，在郊祭中祭祀鲧。’ 《传》说：‘举行大合禘祭。’ 这样看来，郊祭和宗庙祭祀都有禘祭。禘祭宗庙时，祖宗的神主都汇合到太祖庙；禘祭郊天时，地神和群望之神都汇合到圆丘，以始祖配享。这些都是大规模祭祀，与平常祭祀的意义不同。《礼记·大传》说：‘不是王者不能举行禘祭。’所以知道王者受命之后，必定举行禘礼。《虞书》说：‘正月初一，舜到文祖庙，举行类祭以祭上帝，举行禋祭以祭六宗，望祭并按等级祭祀山川，遍祭群神。’这就是受命后举行禘礼的例子。说到‘到文祖庙’，那么其余宗庙享祭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说到‘类祭上帝’，那么地神合祭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山川祭祀都属于地神，连群望之神尚且遍祭，何况地神呢？《周官》说，用六律、六吕和五声举行大合乐，以招致神祇，使邦国和谐，使万民协调；又说：‘凡六乐，演奏六变，就能招致象物以及天神。’这就是禘郊合祭天神、地祇、人鬼时所用的乐舞。《三辅故事》记载汉代祭圆丘的仪式：上帝神位面向正南，后土神位也面向南方，但稍偏东。《东观汉记》又说：‘光武即位，在鄗城南筑坛，祭告天地，采用元始年间的旧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万人〕 建武二年正月，在洛阳城南依照鄗城的制度筑圆坛，天地的神位设在坛上，面向南方，以西为上。考察两汉时期，本来另有祭祀后土和北郊的制度，而这里却在圆丘设置地神神位，显然是禘祭的仪式。又《春秋说》说：‘王者一年举行七次祭祀，天地在四个孟月合祭，其他时候分别祭祀；到这里又恢复天地合祭的常制，具有共同祭祀的意义。’王肃说：‘孔子说：“在南郊筑圆丘。”又说：“祭天而以地神配享。”这也是郊祭天地合祭的明确说法。只有郑康成不认为禘祭应当合祭天地，反而把昊天上帝分成两个神，只凭纬书立说，事情并不见于经书。他注释《大传》“不是王者不能禘”时说：“正月举行正式祭祀，感通天帝之精，以其祖先配享。”注释《周官·大司乐》圆丘时，又引用《大传》的“五禘”来解释冬至祭祀，前后互相矛盾，不足以作为依据。臣恭敬地想，陛下承受天命、登临尊位，继承文德、承续历数，自登帝位以来，还没有亲自举行郊祭。如今南郊祭祀正合于禘礼，本来应当合祭天地，遍次祭祀百神，以报答受命的祥瑞，彰显致敬的道理。怎么可以不尊崇盛大的礼制，却把它同普通郊祭一样，使地祇没有神位，不能参加禘享呢？” “臣等一致请求，完备设置皇地祇以及从祀诸神的神座，使礼制得以考稽古制，意义也符合人情。然而郊丘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稍有失当，精诚的祭祀就会缺失。臣学术不通经义，惭愧于不能博通古事，只是过去错误地担任礼职，如今又忝居谏官，正是掌管议论礼制的职位，怎敢不陈述上奏？倘若这些意见有可取之处，还请陛下圣裁。”玄宗即位后还没有举行郊祭，看到左拾遗张九龄上言：“上天是百神之君，是王者承受天命的来源。自古继承帝统的君主，必定举行郊祭并配享祖先，大概是为了敬畏天命、报答所受天命。不能因为德泽尚未普及、年成尚未丰收，就缺少这项礼仪。从前周公郊祭后稷以配天，当时成王年幼，周公居摄，仍然采用这一礼制，明确说明此礼不可废。汉丞相匡衡说：‘帝王的事情，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董仲舒也说：‘不举行郊祭却祭祀山川，是颠倒祭祀次序，违逆礼制，所以《春秋》加以非难。’臣认为匡衡、董仲舒都是古代懂得礼制的人，都认为郊祭应当首先举行。陛下继承圣明的基业，如今已经五年，却还没有举行大报之祭，考察经义，恐怕有所不通。如今百谷茂盛生长，鸟兽都顺适，夷狄归附，战争也已平息，却怠慢侍奉上天之事，恐怕不能作为后世的训则。” “希望在太阳运行到冬至的时候，登上紫坛，铺设彩席，安定天神的神位，这样圣典就没有遗漏了。” 开元初年，陈贞节任右拾遗。当初，隐、章怀、懿德、节愍四位太子都建有陵庙，分设八个机构，设置官员，排列吏卒，四时由祠官进献祭享。陈贞节认为不对，上言说：“王者按照功德制定祭祀制度，即使亲属关系尽了，也要毁去宗庙。四位太子的庙都各自另立祖庙，他们对百姓没有功劳，却按时受到祭祀，有关部门还派人守卫，和历代帝王相同。金奏、登歌，是用来歌颂功德的。《诗经》说：‘钟鼓已经设置，一旦举行，就来享用祭祀。’如果让没有功劳的人也受到歌颂，难道不可以说是舞蹈歌咏超过制度吗？周制中始祖的庙尚且称为小庙，不知四座庙应当称为什么？请停止设置吏卒。”诏令祠官不再隶属有关机构，以符合礼典。古代庶子的嫡长兄弟以始祖相承，所以有大宗、小宗之别。如果认为祭祀不能断绝，应允许其后代子孙奉祀。诏令有关部门广泛议论。驾部员外郎裴子余说：“四位太子都是先帝的嫡长子，历代圣主念及亲属关系，所以为他们举行祭享。《春秋》记载：‘晋国世子说，将把晋国交给秦国，秦国将祭祀我。’这说明不祭祀也有先例。又说：‘神不享用非同类之人的祭祀，君主祭祀非同类的神，难道不是违逆吗？’这又说明可以有庙。鲁定公元年建立炀宫，炀公是伯禽的儿子，季氏的远祖尚且不以亲尽为限，何况天子笃厚亲亲之恩，延及旁系服丧期亲，谁能说不可以呢？” 太常博士段同说：“四座陵庙都是天子亲睦亲属、承续绝嗣的做法。对死者赐予苹蘩之祭，就如同给活人封赐土地。古代分封宗室子弟，难道人人都有功劳吗？活着时没有人议论，死后却援引礼制停止祭祀，人们会怎么说？”隐太子是皇帝的上伯祖，服缌麻；章怀太子是伯父，服齐衰一年；懿德、节愍二太子是堂兄弟，服大功。亲属关系还没有断尽，宗庙就不能废止。礼部尚书郑惟忠等二十七人也赞同他的意见。于是四座陵庙只减去一半守卫士卒，其他一切照旧。

译《历代名臣奏议》第十六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十七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郊祭与宗庙 唐玄宗开元初年，把昭成皇后配享到睿宗的宗庙中，又想把肃明皇后也一同升祔。陈贞节上奏说：“宗庙一定要有配享，一位皇帝配一位皇后，这是礼制的正道。昭成皇后具有太姒那样的德行，适合升祔配享睿宗。肃明皇后既不是因儿子显贵而尊贵，应当安置在别庙。”周人奏《夷则》，歌《小吕》，用来享祭先妣；先妣就是姜嫄，因为她生了后稷，所以特意建立庙，称为閟宫。晋简文帝的郑宣皇后没有配享，便在宫外筑庙，按岁时举行享祭。肃明皇后请依照周代姜嫄、晋代宣皇后的先例，将神主安置在别庙，按时举行享祭。于是将神主留在仪坤庙，诏令隶属于太庙，但不设置官属。陈贞节和博士苏献上言说：“睿宗是孝和皇帝的弟弟。按贺循的说法，兄弟之间不能互相作为后嗣，所以殷代盘庚没有承接阳甲的世次，而是向上承继先君；汉光武帝没有继承孝成帝，而是向上承继元帝；晋怀帝继承世祖，而不继承惠帝。因此阳甲、孝成帝出居别庙。又说，兄弟共同处于同一世次，昭穆位置相同，就应毁去其中一座庙。拥有天下的君主从祢庙向上祭祀，奉祀七庙；尊位所统摄的范围广，所以能够上及远祖。如果旁及兄弟，就会向上毁弃祖考，天子便不能完整奉祀七世。请把中宗另立别庙，大祫祭时在太祖庙合食；奉睿宗承继高宗，使灌献之礼永久有序。”诏令准许，于是把中宗奉于别庙，升睿宗为第七室。开元五年，太庙毁坏，天子把神主安置在太极殿，营建新庙，穿素服，避居正寝，三日不上朝，随后仍然前往东都。伊阙男子孙平子上书说：“正月太庙毁坏，这是把两位皇帝升置错位的征验。按照《春秋》礼，君主去世，卒哭后将神主祔入宗庙，祔后制作神主，在神主处专祭；在宗庙举行烝、尝、禘祭。如今这些做法全都违背了。鲁文公二年，把僖公的神位升到闵公之上，后来太室毁坏。《春秋》记载这场灾祸，解释说：僖公虽然是闵公的兄长，却曾经做过闵公的臣子，臣子位居君主之上，这叫失礼，所以太室毁坏。” “况且兄长做弟弟的臣子，尚且不能把神位升在弟弟之上，弟弟曾经做过兄长的臣子，怎么反而可以升在兄长之上呢？庄公去世后，闵公二年举行禘祭，《春秋》已经非难此事。何况大行皇帝夏天驾崩，太庙冬天就举行禘祭，不也太急迫了吗？太室是尊贵之处，如果说鲁国从此衰落，是因为毁坏了周公的祭祀，那么如今太庙毁坏，难道不是将要衰落、毁坏先帝的祭祀吗？陛下还没有祭祀孝和皇帝，却先祭祀太上皇，这是先臣后君。从前把兄弟的神位升在上面，如今又先祭祀弟弟而后祭祀兄长。从前太室毁坏，如今太庙毁坏，正与《春秋》所记相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夺国政，孝和皇帝中兴有功，如今神主却在别庙祭祀，不能列入世系，已经很薄待了。功劳不能抛弃，君主不能降居下位，长者不能轻视。况且臣继承君位，就像儿子继承父位，所以夏禹不先于鲧，周人不先于不窋；宋、郑两国即使认为帝乙、厉王不肖，也仍然尊奉他们，何况中兴之君呢？”晋太康年间，宣帝庙地面下陷，栋梁折断。又过了三年，太庙殿宇下陷直到泉水处，只得重新营建，栋梁又折断。上天谴责，并不一定表现为朽坏而毁灭。晋朝不承顺天意，所以最终陷入祸乱。臣认为应当把孝和皇帝迁回宗庙，何必违背礼制，向下与鲁、晋相同呢？”睿宗认为他的话很奇异，诏令有关部门重新议论。陈贞节与博士冯宗质疑、驳斥他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父亲为昭，儿子为穆，兄弟不列入其中。殷代从成汤到帝乙共有十二位君主，其中父子相承的世代只有六代，《易纬·乾凿度》说：‘殷代帝乙是第六世王，兄弟不能算作世代。’殷人有六庙，亲庙四座，加上契和汤共六座。殷代有四位兄弟君主，如果把他们算作世代，就必须向上毁去四室，那样便没有祖、祢了，这一定不是合理的。古代从祢庙一直上推到祖庙，虽然宗庙交替毁迁，但三昭三穆从未中断。礼制规定，大宗没有儿子，就立支子的儿子为后；又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做他的儿子。既然没有兄弟互相作为后嗣的制度，所以宁可舍弃至亲，也要选择远亲承继。父子相承叫‘继’，兄弟相承叫‘及’，兄弟不进入同一宗庙，这个制度由来已久。假如兄弟代代即位、承继统绪，那么祭告、享祀时不能称为嗣子、嗣孙，只能称伯考、伯祖，这还算什么统绪呢？殷代十二位君主中，只有三祖三宗，明确说明兄弟各自另立别庙。汉世祖设置七庙，惠帝不列其中；文帝、武帝的子孙繁盛，文帝成为汉太宗。晋景帝也是文帝的兄长，景帝断绝世系，不列入宗庙。到告祭谥号时，世祖称景帝为从祖；如今到了晋武帝时，越过尊崇自己的父亲，结果宗庙毁坏。” “没过多久，汉朝把惠帝列入宗庙，难道因此就享有长久的国祚了吗？七庙、五庙，明确规定了天子和诸侯的制度；父子相继，才是一统；昭穆排列有序，重在父子相承。礼制规定，兄弟相继不能称为嗣子。由此可见，睿宗不能以孝和为父，必定要向上承继高宗；如果偶然把他安置在宗庙中，成为两个穆位，这在礼制上可以吗？既然礼制不允许，却让天子旁出承继伯考，舍弃自己的亲父和正统，岂不是让孝和皇帝中兴的功业另建园寝、百世不毁吗？这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平子竟然拿鲁僖公逆祀来作比方，却完全不知道孝和皇帝升入新寝时，圣真才刚祔入宗庙，并未有一天居于上位。皇帝把这些话告诉宰相，召平子与博士详细辩论。博士们认为前面的说法相互抵牾，平子援引经义，逐条辩说得很清楚，陈贞节等无法驳倒他。苏颋当时任右博士，因此平子被判贬为都城尉。然而众儒生认为平子孤直挺立，却受到礼官压制，心中不平。皇帝也知道他正直，久久不能决断，但最终仍没有把中宗恢复到宗庙中。玄宗将要在明堂举行大享，陈贞节厌恶武后营建的明堂，认为它不符合古代所谓‘木材不雕镂，土地不加文饰’的制度，于是与冯宗上言说：明堂必须正对丙巳方位，依据房星、心星来布政，是太微垣上帝居处。武后起初把乾元殿正寝占据南方午位，先帝原来在那里听政，所以毁掉殿宇建造明堂；拆除那天发出如雷的声响，百姓喧哗讥讪，认为神灵不高兴。” “明堂建成后发生火灾，武后不修德行，不久又重新营建，耗费财力极其奢侈，还用怪异的禳解来消除灾变，又想让明堂严格配享上帝。神灵怎肯降临？况且它靠近掖庭，人与神混杂扰乱，这就叫不可行。明堂本来是天子布政之所。两京和上都都应以它为法则，天下四方以它为准；天子听政却住在便殿，无法显示对群臣的尊崇。希望把明堂恢复为乾元殿，让人们辨认出它原来的用途，不也更好吗？”诏令主管部门详细议论。刑部尚书王志愔等一致认为：“明堂形制怪异，是在天火余烬上建成的，不合天制，不宜举行大享，请依照旧址、遵循旧制，恢复为乾元正寝。”冬至和夏至，天子在那里临朝受贺；如果举行大享，就仍然在圆丘举行。制书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