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

译臣私下认为，陛下潜心默思，公正地听取各方意见，全面地观察各类情况；如果事情在道理上还有未尽之处，事物在实际应用上还有未周全之处，就应当改弦更张，远则与黄帝、唐尧比功，近则彰明周武王、周文王的功业，难道只是为了亲近习熟之人吗？然而，人君终究不可能把天下所有事务都亲自处理，以符合自己的英明，应当有所委托。把三种官职交给一位臣子担任，如果没有周公旦那样的忠诚，又没有管夷吾那样的公正，就会产生玩弄权术、败坏官府的弊端。当今能够担当国家柱石的士人虽然不多，但其中有的品行足以闻名一州，有的才智足以胜任一官，有的忠诚信实、竭尽性命，各自奉行自己的职守，这些人都可以一同任用，不要使圣明朝廷落下专任一吏的名声。”太和年间，乐安人廉昭因才能而得到提拔，颇喜欢议论政事，散骑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极力进谏说：“臣伏见尚书郎廉昭上奏，说左丞曹璠因所判处的刑罚应当交付有关部门办理，却不依诏令定罪审问；又说凡是应当定罪的人，都另行上奏。尚书令陈矫亲自上奏，表示自己不敢推辞处罚，也不敢因为处理得重就自认为恭敬。他的心意极其恳切，臣私下对此感到怜悯，也替朝廷感到惋惜。圣人并不选择某个特定时代才兴起，也不更换人民才治理天下；但是，他们一生必定有贤能明智的辅佐之臣，大概是因为按照正道进用他们，用礼法来统率他们的缘故。古代帝王之所以能够辅佐世道、长养人民，没有不是远则取得百姓的欢心，近则竭尽群臣的智慧和力量的。” 假使如今任职的臣僚都是天下所选拔的人才，却不能竭尽力量，也不能说是善于任用人；如果他们不是天下的人才，也不能说是善于任官。陛下忧劳万机，有时亲自面对灯火处理政务，可是各种事务仍不得安宁，刑禁日益松弛，难道不是股肱之臣不称职的明显证据吗？追究其中原因，不只是臣下有不能竭尽忠诚的地方，也是君主有不能驾驭任用臣下的地方。百里奚在虞国显得愚钝，在秦国却显出才智；豫让苟且容身于中行氏，却在智伯那里彰显了气节。这些就是古人留下的明证。如今如果我说满朝臣僚都不忠，就是诬陷满朝臣僚；但其中的事情，确实可以推究出来。陛下感到国库不充实，而军事又没有停止，甚至截断四时的赋税，减薄御府所储的私谷。这个决定出于圣意，满朝都称赞英明；参与政事、在宫中密切辅政的大臣，难道有谁诚恳忧虑这些问题吗？骑都尉王才以及受宠的乐人孟思所作的不法之事，震动京城，然而他们的罪状却是由小吏揭发出来的，公卿大臣起初没有一句话。自陛下登基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难道有谁举张纲纪、督察奸宄，使朝廷肃然的吗？如果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良才，朝廷缺少贤能的辅佐，难道可以追慕稷、契那样的远古贤臣，坐等后世的俊杰出现吗？如今被认为贤能的人，都已经拥有高官、享受厚禄了。然而侍奉君上的操守尚未确立，向着公义的心志不能专一，这是因为委任臣下的责任不专一，而且世俗多有忌讳。臣认为，忠臣未必是亲近之臣，亲近之臣未必忠诚，为什么呢？因为忠臣处在没有嫌疑的位置上，办事能够尽其心力。如今有一个叫防的人，诋毁别人却没有事实根据，他所诋毁的人一定被说成是私下报复所憎恨者；赞誉别人也没有事实根据，他所赞誉的人一定被说成是私下偏爱所亲近者。左右近臣有时借此进献关于憎爱的话，不仅毁誉如此，政事的得失也都被认为有嫌疑。陛下应当想办法开阔、发扬朝臣的胸襟，坚定激励有道之臣的操守，使他们能够像古人一样，只求名垂竹帛。反而让像防、昭这样的人在其中扰乱，臣担心大臣最终只会容身保位，坐看成败，给后世留下警戒。过去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使大臣怨恨自己不被任用。’意思是贤者和愚者都应当根据情况任用。尧列举舜的功劳，称赞除去四凶，并没有说大小，只要有罪就罢黜。如今朝臣不认为自己无能，却认为陛下不肯任用；不认为自己无知，却认为陛下不肯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任用人才的办法，遵循大舜罢黜奸人的办法？让侍中、尚书坐下时就在帷幄中侍奉，出行时就跟随华丽的车辇，亲自回答诏书的询问，使他们所陈述的意见一定能够上达，那么群臣的品行和才能是否合适，都可以了解。忠诚而有才能的人得到进用，昏暗低劣的人被斥退，谁还敢依违观望而不竭尽心力？凭借陛下的圣明，亲自同群臣讨论政事，使群臣人人都能尽情陈述，人人都把自己视为亲近之臣，思考报答陛下的方法；贤愚、能否，都取决于陛下如何任用。用这个办法处理政事，什么事办不成？用这个办法建立功业，什么功业成就不了？每逢发生军事行动，诏书常说：‘谁应当为这件事忧虑呢？我自己来忧虑。’近来的诏书又说：‘忧公忘私，一定做不到；但只要先公后私，事情自然就能办好。’臣恭敬阅读明诏，才知道圣上确实深入体察下情；但也奇怪陛下不治理根本，却只忧虑末节。人的才能与否，确实有其本性；即使臣也认为朝臣并非都称职。明主任用人，应该使有才能的人不敢保留力量，使没有才能的人不能处在不适合他的职位上。选拔任用了不合适的人，未必就是有罪；满朝共同容纳不合适的人，才是可怪的。陛下知道他们不能竭尽力量，却代替他们忧虑职守；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却教他们处理事务，难道只是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存在于世，也终究不能用这种办法治理天下。陛下又忧虑台阁禁令不严密，人情请托不断，于是听从伊尹制定迎客出入的制度，选司徒更换恶吏来守卫寺门；这些只是依靠威势和禁令，实际上还没有得到禁令的根本。昔日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辟廷尉郭躬没有罪过的侄子，仍然被人举劾，奏章弹劾纷纷而来；近来司隶校尉孔羡征辟大将军狂悖的弟弟，有司却默不作声，望风迎合上意，比接受请托还严重。选举不按实际情况进行，是人事中的大问题。窦嘉受到亲戚宠爱，郭躬也不是关系社稷的重臣，尚且如此；拿今天的情况来推想古代，只是陛下没有督促实行必然的惩罚，以断绝阿党营私的根源罢了。伊尹所制定的制度，以及让恶吏守门，都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假使臣的这些话稍微得到陛下防察采纳，还忧虑奸邪不能削灭，却反而养成像若、昭这样的人吗？纠察揭发奸宄，是忠臣的事业；然而世人憎恶小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只求取悦并获得进用。如果陛下不再考察他们的始终，必定会把违背众人、触犯世俗说成奉公办事、秘密行事，把诬陷好人说成竭尽节操，难道有通达事理的大才反而不能做到这些吗？其实只是顾念道理而不肯这样做罢了。假使天下人都背弃道义而趋逐私利，那么人主最应忧虑的事情就是这个，陛下将以什么为乐呢？为什么不在它刚刚萌芽时就断绝它？那些迎合上意、承顺防意以求得容纳和美誉的人，大多是天下浅薄而没有操行义理之人，他们的心思只在于迎合人主的心意，并不是想治理天下、安定百姓。

译陛下为什么不试着改变这种做法来给他们看？他们难道会固守自己的做法而违背圣意吗？臣下能够得到人主的信任，是安稳的事业；处在尊贵显要的官位，是荣耀的事情；享受千钟的俸禄，是丰厚的实际利益。臣下即使愚钝，也没有不喜欢这些、不愿意承受的；只是迫于道义而自我勉励罢了。陛下如果真认为应当怜惜并帮助他们，稍微加以委任，为什么反而采纳若、昭等人反复倾侧的意见，而忽视这样的人呢？如今外有伺机侵犯的敌寇，内有贫困失业的百姓，陛下应当统筹考虑天下的得失、政事的成败，实在不能懈怠。景初元年，司徒、司空同时空缺，散骑侍郎孟康推荐崔林说：‘宰相是天下人所仰望、所效法的人，实在应当任用秉持忠诚、践履正道、根本道德深厚、扶持正义，足以成为海内表率的人。我私下见司隶校尉崔林，禀有自然正直的本性，具有高雅宏大的气度。论及他的长处，可以同古人相比：忠贞不移，是史鱼一类的人；清廉俭朴、坚守约束，是季文一类的人。他治理州郡，所到之处都能使政事有治绩；担任外任官时，即使相距万里，也能使地方肃整齐一。他确实是辅佐台阁的优秀人才，是补充宰辅职位的良才。’明帝时，诏书广泛求访各类贤才，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说：‘臣恭敬地看到常侍刘劭，忠心深厚，思虑笃实，体察事理周密，凡是综合处理事务，都能追溯源流，见识宏远。因此各种才能大小不同的人，都能取用他所长，加以斟酌衡量。所以，务实之士佩服他的平和、良善、端正；清静之士仰慕他的玄远虚静和退让；文学之士赞赏他推求事理、详密周全；明习法理之士赞明他辨析名分、精细准确；善于思考的人知道他深沉笃实、意志坚定；擅长文章的人喜爱他著述议论、缀辑文辞；通晓制度的人看重他改革的谋略和简约的要旨；策谋之士赞叹他思考明敏、通达权变。以上各种评价，都只是从各自擅长的方面取其所长，所举的不过是他的支流末节。’ 臣多次听他清雅的谈论，阅读他笃实的议论，年年受到熏陶，敬服他的时间越来越久，实在认为这样的人是朝廷奇异的器量，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当辅佐机要政务，在帷幄之中纳入谋议，应当同国家的大道一起兴盛，不是世俗中通常能够见到的人。只愿陛下从容地倾听，使刘劭能够承受清问的恩宠，得以在陛下面前尽情陈述，那么德音就能上达，光辉也会日日更新。中领军桓范推荐徐宣说：‘臣听说帝王任用人才，要根据时代需要授予相应才能。争夺天下的时候，以谋略为先；天下大势确定以后，以忠义为首。因此晋文公实行舅犯的计策，却奖赏雍季的言论；汉高祖采用陈平的智慧，却把身后辅佐太子的事托付给周勃。我私下看到尚书徐宣，具有忠厚的品行，秉持正直明亮的性情，清雅独立，不受世俗拘束，坚定不移，具有辅佐社稷的气节。他历任州郡官职，所到之处都称职。如今尚书仆射空缺，徐宣正在掌管后方事务，责任如腹心般重大，没有比徐宣更合适的人。’皇帝于是任命徐宣为左仆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五人〕 中领军桓范推荐徐宣说：“我听说帝王任用人才，要根据世道来衡量，并授予相应的才能和职位。在争夺天下的时候，以谋略为先；天下大定以后，则以忠义为首。所以，晋文公采用舅犯的计策，却奖赏雍季的言论；汉高祖采用陈平的智谋，却把身后拥立和辅佐太子的事情托付给周勃。我私下观察尚书徐宣，他具有忠厚的品行，秉持正直明达的性情，清雅出众而自立，不受世俗拘束，意志坚定而难以动摇，具有维护国家社稷的气节。他历任州郡官职，所到之处都称职。如今尚书仆射职位空缺，徐宣可以暂代掌管后续事务；这是皇帝亲信所承担的重大责任，没有比徐宣更合适的人了。”皇帝于是任命徐宣为左仆射。齐王即位，曹爽让弟弟曹羲上表推荐司马懿说：‘臣已故父亲曹真侍奉三朝，入朝担任冢宰，出外担任上将。先帝因为臣是他的亲信后裔，加以奖掖装饰、提拔任用，使臣掌管禁省军队。臣进身时没有忠诚恭谨、日积月累的行为，退处时也没有羔羊自公那样的廉节。先帝圣体不安时，臣虽奔走侍奉疾病，亲尝汤药，却始终没有因精诚而出现使先帝转危为安的效果。臣冒昧地同太尉司马懿一起接受遗诏，既惭愧又恐惧，不知如何报答。臣听说虞舜排列贤臣，把稷、契列在最前；商汤、周武王褒奖功劳，把伊尹、吕尚列为首要。慎重选拔、广泛举荐，使优劣各得其所，这确实是辅佐国家、长养百姓的大原则，也是记录勋劳、报答功绩的美好典章。自古以来，从未有所缺少。如今臣空疏昏暗，职位却位居朝臣之首，回想自己越次居上，内心惭愧恐惧，冒昧竭尽愚见，陈述最真实的情况。天下共同遵循的常道有三种，就是德行、爵位和年龄。司马懿本来凭借高明中正的德行，处在上司的职位，声名足以镇服众人，道义足以率领下属，这是第一点；他胸怀宏大谋略，文武兼备，又建立了征伐的功勋，远近都把功劳归于他，这是第二点；他从万里之外凯旋，亲自接受先帝遗诏，辅佐皇家，成为内外共同归向的人，这是第三点。再加上他年长有经验，能够维系国家纲纪，熟悉朝廷政务。’ 论德行，他超过了吉甫、樊仲；考核功劳，他胜过方叔、召虎。以上几方面，司马懿实际上全都具备。臣徒有空名却居于他的上位，天下人将认为陛下因宗室身份而偏私于臣，只知进取而不知退让。如果陛下聪明敏锐，能够明察臣的这番话，臣认为应当任命司马懿为太傅、大司马。这样，对上可以彰显陛下进用贤能的明智，对中可以显示司马懿文武兼备的实际，对下可以使愚臣免受诽谤讥刺。’

译安定太守孟达推荐王雄说：‘臣听说英明的君主把求取贤才作为事业，忠臣把推荐宰辅作为成效。所以《易经》称说“拔茅连茹”，《传》说“举尔所知”。臣不自量力，私下仰慕这种意义。过去因为人才缺乏，臣错误地充任部属官职，当时涿郡太守王雄担任西部从事，和臣同僚。王雄天性善良，坚毅果断而有谋略，历经三县考验，政绩成就、百姓和睦。后来任近职，奉行宣扬朝廷威严恩德，安抚怀柔很有办法，清廉谨慎，守法不阿。臣往年出使，经过王雄所治理的郡，他自己说特别受到陛下提拔的恩典，常常砥砺节操、勤勉精进，心里想着以献身效命来报效，言辞激昂，情意诚恳。臣虽愚昧，不辨真伪，却认为王雄兼具文武才干，忠贞刚烈的本性超过同辈。如今涿郡辖有三千户，孤儿寡妇之家占了其中一半。近来那里只是守兵和藩卫，防守坚固，确实不足以舒展王雄的智慧、发挥他的勤勉才干。他反而承受了深厚恩德，却没有机会报效国家，臣不胜惓惓浅见之情，谨冒昧陈述。’ 吴孙权时，步骘上疏说：‘臣听说人君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百官有司各自承担自己的职务。所以舜任命九位贤臣以后，自己无须劳心，弹奏五弦琴，吟咏《南风》诗歌，不下殿堂而天下得到治理。齐桓公任用管仲，即使披散头发乘车迎接他，齐国治理好以后，又实现了匡正天下、会合诸侯。近来汉高祖依靠三杰兴起帝业，西楚失去雄才俊杰而丧失成功的机会。汲黯在朝中，淮南王刘安便停止谋反；郅都镇守边疆，匈奴便隐匿逃窜。因此贤人所在之处，能够在万里之外挫败敌人的进攻；他们确实是国家的利器，也是国家兴衰的根由。如今王化还没有施行到汉水以北，黄河、洛水沿岸仍有僭越叛逆的丑类，正是招揽英雄、选拔俊杰、任用贤能的时候。希望明太子把这件事郑重地放在心上，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陆逊拜任上大将军、右都护后，上疏陈述时事说：‘臣认为科条法令过于严酷，触犯下令的人很多。近年来，将领和官吏遭受罪责，即使其中有些确实因不谨慎而应当责罚，然而天下尚未统一，正应当谋求进取，应当对小过略加宽免，以安定臣下的情绪。况且世间事务日益繁多，应当以良能为先；只要没有奸邪污秽、触犯不可容忍的大罪，请求恢复对他们的显著任用，使他们施展力量、建立功效。这就是圣王忘记过失、记取功劳，以成就王业。过去汉高祖舍弃陈平的过失，采用他的奇谋，最终建立功业，功名流传千载。严酷的法令和刑罚，不是帝王兴隆事业的办法；只有惩罚而没有宽恕，也不是怀柔远方的宏大谋略。’ 孙休时，西陵督陆胤被封为都亭侯，后来转任左虎林中书丞。华覈上表推荐陆胤说：‘陆胤天资聪敏明朗，才智通达，品行清白。过去任职选曹，留下的政绩值得记载。后来回到交州，奉行宣扬朝廷恩德，流民归附，海隅得到肃清。苍梧、南海每年都有飓风和瘴气的灾害：起风时折断树木、吹飞砂石、搬动巨石；瘴气发作时雾气浓重，飞鸟都不能经过。自从陆胤到州，风灾瘴气全都停止，商旅平安通行，百姓没有疾病，田地庄稼丰收。州治临海，海水秋季咸涩，陆胤又蓄积淡水，使百姓能够享用甘美的水。惠风广泛施行，教化感动人神，于是凭借天威招集离散的民众。等到诏书到达、必须调动百姓时，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甚至忘记留恋故土，背负老人、携带幼儿，甘心跟随，众人没有携贰之心，也不烦劳军队护卫。自从各位将领聚集民众以来，都用威势胁迫他们，从没有像陆胤这样用恩德信用团结他们的。陆胤奉命在州十多年，接触并管理异俗之地，那里出产宾带和珍玩，但他内无涂脂抹粉、佩戴珍珠的姬妾，家中也没有纹饰铠甲、犀角象牙之类的珍宝。当今臣僚中，这样的人实在难以多得，应当让他处在京城，作为辅佐王室的股肱，帮助成就歌颂唐尧虞舜太平的事业。江边的任职太轻，不能尽展他的才干；虎林选督一职，能够胜任的人很多。若召回京城，以高官宠任他，那么上天交付的政务就能完全修治，各项功绩也都会兴盛。’ 孙皓即位，楼玄任宫下镇、禁中侯，主管殿中事务。他因应答切直，渐渐受到孙皓责怒。后来有人诬告楼玄与贺邵相遇后停立私语，大笑讥讪政事，于是楼玄被诏书责问，发往广州；华覈被任为东观令。华覈上疏说：‘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就像治理家庭：主管田野事务的人，都应当是善良可靠的人；又应当有一个人总领各项纲目，替大家建立维系纲纪，众多事务才能得到治理。《论语》说：“无为而治的，大概就是舜吧？恭敬地端正自己，面向南方而已。”这是说任用的人选得当，所以君主能够从容安逸。如今海内尚未安定，天下事务很多，无论大小都应当上报，经常需要经过御座，劳损圣上思虑。陛下既然重视博古，又综合研究各种艺文，加上勤于用心、喜好道术，顺应节气以调养元气，更应当得到闲静时间来舒展精神思虑，呼吸清纯之气，与天地同其长久。臣日夜思考，众多官吏之中，能够承担事务、足以委任依靠的，没有谁胜过楼玄。楼玄清廉忠诚、奉公办事，是当世官员中的冠冕，众人都佩服他的操守，没有人能同他争先。清廉的人内心平和而意志正直，忠诚的人只遵循正道并且践行。像楼玄这样的性情，始终都可以信任。请求陛下赦免楼玄从前的过错，使他得到自新的机会，提拔他进入宰司，责成他以后的功效；使任官时选择合适的人，按照才能授予职务，那么舜那样恭敬自守的治理，也就可以接近实现了。’ 晋武帝因为刘毅清贫，赏赐他钱三十万，每天供应米和肉。刘毅七十岁时告老，过了很久才获准，以光禄大夫的身份退休回宅，门前设置行马，又赏赐钱一百万。后来司徒举荐刘毅担任青州大中正，尚书认为刘毅已经悬车致仕，不应再让他劳累于琐碎事务。陈留相、乐安人孙尹上表说：‘按照礼制，凡是地位卑下的人承担劳苦，地位尊贵的人处于安逸，这是符合尊卑次序的适宜做法。司徒魏舒、司隶校尉严询，年龄同刘毅相近，过去一同任散骑常侍，后来分别担任内外职务，仕途所经历的职位和出仕退处的情况相同。如今严询管理四十万户的州，又兼管百官，总摄机要；魏舒所统辖的地方富庶广大，又兼掌九品铨选、考核十六州，议论此事的主管者并不认为事务繁重。刘毅只是因为主管一个州，便说不宜再让他承担琐碎事务，这是对刘毅过分优待，对严询、魏舒又过分轻视。如果因为过去听任他致仕，便不应再给他升迁授职，那么光禄大夫郑衺担任司空就是不合适的例子。了解人才才算明智，只有皇帝对此最为困难；既然还可以重新把宰辅的重任委托给他，却不能让他参与评议人才，臣私下认为不安。过去郑武公年过八十，入朝担任周司徒；即使超过悬车致仕的年纪，也必定有可以任用之处。刘毅过去任司隶时坚持法度、不屈不挠，朝中的臣僚有许多受到他的按劾。’

译谚语说：‘承受尧的责罚，却不能称为尧。’正直的臣子没有党羽，这是古今都知道的。因此汲黯死在淮阳，董仲舒只做到诸侯国的相，而刘毅却遇到圣明的君主，没有离开皇帝车辇左右，当时的士人都以此为荣耀。刘毅虽然身体偏瘫并患有风疾，但精神聪明、志气健旺，评定一个州的士人品第并不足以使他劳神。刘毅疾恶如仇，超过主管事务的官吏；主管者一定怀疑他的议论会伤害别人，所以用更高的礼遇优待他，让他离开实际事务；这就等于关闭了他参与人伦评议的道路。臣州有众多盛德之士，只有刘毅最为突出；如果刘毅不能任职，清正的议论就会颠倒错乱。于是青州二品以上官员，光禄勋石鉴等共同上奏说：‘谨将陈留相孙尹的奏表以及他写给臣等的信列在下面。’臣州地处海岱之间，兼有齐鲁风俗，所以当地人重视根本，世代崇尚德行谦让。如今虽然不如从前充盛，但遗留下来的训诫仍然存在，因此士人评议归于品行，士人也知道自己应当坚守什么。此前奉司徒符命，应该参与推举本州大中正，众人一致认为光禄大夫刘毅纯孝至诚的品行，在乡里早有显著声誉；他忠诚诚信、正直明亮，竭尽全力侍奉君上；做官不以荣华为意，只期望尽节；端正自身、率先行道，崇尚公义、忘却私利，行为高尚、道义显明，出仕和退处遵循同一原则。因此，他能使义士以他的风范为宗仰，使州里士人归附于清正的品流。’ 虽然年老而且身体有病，但精神仍然强健，确实是本州士人所思慕、所取法的人。实在因为刘毅的明察和品格达到极高境界，不用说话就能取得信任，他的风气所影响之处，清浊之流都必然随之改变；正因为如此，才能符合全州共同的愿望。臣私下认为，礼遇贤人、崇尚德行，是教化的大典；王制中关于罢免和任用的变动，本来就是开启或闭塞仕进之路的重要措施，而士人归附的对象，首要就是人伦品评。臣等空疏低劣，虽然过去所说的话被废置不用，如今承接孙尹的书信，怎敢不列举陈述。考察孙尹所主张的，不只是爱惜刘毅个人的名声和议论，也是在全面陈述朝廷任用、罢免以及评议人才的大原则。由于孙尹的言论应当与否需要加以评议，刘毅最终被任为州都铨正，评定士流的清浊，区别并处理他所弹劾、贬黜的人，从亲近显贵者开始。皇帝认为会稽王司马道子没有治理社稷的才能，担心自己死后皇室倾覆危亡，于是选取当时有声望的人作为藩屏，将要提拔王恭、殷仲堪等人，先去询问王雅。王雅认为王恭等人没有当世的才能，不能承担重大任务，于是从容地说：‘王恭风采神情简约高贵，志气刚强严肃，既然身处外戚的重要地位，就应当承担亲近贤能的责任。然而他禀性严厉偏狭，不能包容别人，固守自以为是的操守，却没有守持节度的志向。殷仲堪虽然谨慎于细小品行，以文章义理著称，也没有宏大的气量，而且才干谋略不足。如果把统领连州的重任交给他，让他据守形势险要之地，在天下太平时还足以守住职分；如果局势不能长久兴盛，他一定会成为祸乱的阶梯。’皇帝认为王恭等人是当时杰出而有声望的人，反而以为王雅嫉妒他们胜过自己，所以没有听从。二人都得到升迁任用，后来果然失败。有见识的人称赞王雅能够识别人。惠帝时，诏令群臣举荐贤能，以郡县官职补充内官。御史中丞傅咸上书说：‘臣认为，兴起教化的关键在于任用官员；人才不是同一类型，职位也各有不同。譬如林木，高大、纤细、弯曲、端直，各有适宜施用的地方。所以选拔和表彰人才应当达到地位卑微者，询问人才不受身份限制；内外官职的任用，出仕或退处都应随其所宜。近来选拔任用只重视内官，向外举荐人才的制度已经衰败，又增加许多条框，争相重内轻外，终于形成了风气。’ 这种弊病实在应当立即革除，使内外仕进的通达与阻塞都不偏私。既然通达阻塞没有偏私，如果选用不公平，就应当严加责罚；责罚如果足够严厉，就不用担心不公平。况且胶住琴柱不能调和琴弦，何况任用官员可以用成规限制吗？臣反复思考，之所以设置限制，是为了防止选用人才不能超过常格；如果人才不能超过常格，就应当随着具体事务制定办法，不必设置限制性的法律。法律设置界限，对于达到长远目标来说，恐怕过于拘泥了。有人说，不制定限制性的法律，凭什么责罚？臣听说，刑罚是用来惩治小人的，义理是用来责备君子的。责备君子在于内心，而不在于界限。正始年间，何晏任用内外各部门的官员，各得其才，灿然可观。这并不只是靠限制性的法律驾驭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委任得当。委任所带来的畏惧，超过受限于法律的畏惧。若法律有失，不是自己的过错，过错不在自己，受到责备就没有畏惧。这就是所谓只用刑罚整齐百姓，百姓只求免罪而没有羞耻。假如接受委任专一办事，一方面担心罪责牵连，另一方面害怕招致怨恨和诽谤；办得好，朝廷内外都称颂，办得不好，众人的怨恶都会归到自己身上。这样战战兢兢地负责办事，和依靠限制性法律苟且求得免罪相比，哪一个更好呢？’ 著作郎陆机推荐贺循等人，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武康令贺循，德行器量深厚，才识清明高远，信守道义本质，风操凝重严峻，历任两县县令，刑政严肃而和谐。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约旷达，器量见识明朗卓异，通达事务，敏捷聪悟，才干足以办事。贺循守任下县，姓名编在普通而困顿的官员之中；郭讷回到乡里，闲居已有多年。他们都出自新近归附的地方，朝廷中没有知己，居住在偏远地区，志向不能施展。年岁忽然流逝，却遥遥没有进身的阶梯，实在是州里党人的愚智都感到遗憾。臣等恭敬思考，台郎之职所以要从各州选取人才，并不只是为了平均分配显达仕途，使恩惠及于外州，实在是因为各地士人风俗不同、四方习俗有异；隔绝阻塞的弊害，在远方国家尤其严重。至于荆州、扬州，两州各有数十万户，如今扬州没有一名台郎，而荆州江南竟没有一人担任京城官职，实在不是圣朝对待四方的本意。至于才望和资品，贺循可以任尚书郎，郭讷可以任太子洗马或舍人；这符合众望积累，并不是只想跻身清显仕途、勉强充数以应选拔。谨将资历品第逐条列明，请求陛下加以考察选用。’ 怀帝时，诏令王公举荐贤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杜夷为方正，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唐尧广泛询问人才，元凯等贤臣便在当时得到进用；汉武帝敬重贤才，俊杰之士纷纷响应，所以能够使时世和谐，广泛推行盛大教化。臣恭敬地看到太孙舍人、会稽人贺循，以及处士、庐江人杜夷，他们践履道义日益高尚，清白操守超绝世俗，思虑学问融会贯通，才干足以治理国家事务。贺循治理两个县，都有著名政绩；在东宫任职，忠诚恭谨十分显著。杜夷清虚冲淡，与世俗轨迹不同，隐居空谷，退避而隐藏踪迹。他们大概是治理国家的良宝，是急需征召任用的人才。如果能让他们待诏公车，接受策问，当面回答诏问，一定会有忠诚正直的良谋，大大有益于政道。’

译元帝为琅邪王、镇守建康时，安东司马王导献计说：‘古代的君王没有不以宾客之礼对待故老，存问各地风俗，虚己倾心，以招揽俊杰的。何况天下正处于祸乱，九州分裂，大业刚刚创始，正急于得到人才呢？顾荣、贺循，是本地有声望的人，不如把他们引荐来，以此凝聚人心。这两个人一到，其他人就没有不来的了。’元帝于是派王导亲自拜访贺循、顾荣，二人都接受征召前来。由此吴地的风俗如草随风倒，百姓归心。此后君臣之间逐渐相互尊崇，君臣之礼才开始确定。不久洛阳京城覆亡，中州士女为躲避战乱逃到江左的有十分之六七。王导劝元帝收纳那里的贤人君子，同他们谋划时局。荆州、扬州安定太平，户口充实。元帝曾从容地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王导回答说：‘过去秦朝暴虐无道，百姓厌弃祸乱，巨奸大猾凌辱暴虐；人心怀念汉朝的德政，改朝换代、恢复正道，因此容易建立功业。自魏氏以来，直到太康年间，公卿世族竞相以豪奢相高，政教日益衰败，不遵守法度，公卿士大夫都满足于安逸休息，于是使奸人乘机而入，有损于最高的道义。然而否极终将泰来，这是天道的常理。大王如今正建立震动一世的功勋，匡正天下、会合诸侯，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正在这里，哪里是区区国臣所能比拟议论的呢？’ 希望大王深思远虑，广泛选择贤良能干的人。顾荣、贺循、纪瞻、周玘，都是南方土地上的俊秀人才，希望大王都以优厚礼遇对待他们，这样天下就会安定。’元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元帝称制时，命令群臣各自陈述当时政事的得失。西阁祭酒丁潭上书说：‘治理国家要依靠人才，需要有才干的人，大概就是二千石这样的长吏。怎么能不明察选拔他们，使他们一定适合职位呢？既然得到合适的人，就应当让他长期任职；在任者不苟且从事，处于下位者有长久任职的安心，这才是治理政事的重要原则。如今的长吏调动过于频繁，因而产生迎送的费用。古人任职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才升降；中等才干的人处在一定职位上，所以很难迅速取得成效。’ 元帝时，江州刺史应詹上疏说：‘想要使用天下人的智慧和力量，没有比使天下人信服更好的办法。商鞅移木，难道合乎礼制吗？但其中自有这样做的原因。自从经历荒乱凋敝以来，纲纪衰败，清廉正直的风气已经浅薄，糟粕般的习俗仍然存在，实在应当用沧浪之水洗涤，用能吞舟的大网来筛选；这样无论隐居或显达的人才都能明辨，时代就会变得和谐。要大力整治这项事务，关键在于任用官员。如今南北人员混杂，请托者没有承担举荐失误责任的顾虑，却轻率地推举自己所知的人；这就是广泛采纳却不精确、职事治理多有缺漏的原因。今后凡是有所任用，都应当根据其才能与否，使举荐者同样受到褒贬；这样人们就会谨慎举荐，官职也不会因吝惜而废置。过去冀缺有功，胥臣上表请求先赏先茅；子玉兵败，子文受到蒍贾的责罚，古代已有这样的先例，今天也应当如此。汉朝让刺史巡行所属部郡，乘驿传奏报政事，尚且担心不足以辨明幽隐显著、弘扬宣示政道，所以又设置绣衣直指。如今的艰难弊病超过过去，应当分别派遣黄门、散骑，或中书郎等人，巡行天下，考察采集政绩得失，举荐善人、弹劾违法者，断绝苟且之风，这样人们就不敢作非为。汉宣帝时，二千石中有任职称职、政绩修明的人，就入朝担任公卿；’ 那些不称职而被免官的人，都退回成为平民，惩罚和劝勉都能实行，所以国家历代长久安定。自从中间以来，升迁不值得争取，免官也不足以畏惧；有的人升迁却失意，退处反而获得好处；任官时即使政绩很好，也会因为平素的议论而被降职或调任；在职时实际表现恶劣，却只凭过去的声望升迁叙用；考核游谈虚誉的多少，不以实际事务决定先后。用这样的办法要求官员成就政事，臣还没有看到成功的迹象。如今应当严格执行旧有的左降制度：二千石免官三年后才得叙用，长史六年；如果户口减半，年限加倍。应当明确实行这项法律，使天下知道官位难以得到、容易失去，官员一定会谨慎履职，朝廷也不会有懒惰的官员。都督可以考核开垦二十顷，州十顷，郡五顷，县三顷；都从文武官吏、医者、卜者中抽调，不得扰乱百姓。三台、九府以及内外各军中可以裁减的人员，都命令他们依附农业；让市场减少末业技巧，让道路上没有游民，不超过一项，丰收就可以期待。然后提高在职官员的俸禄，使俸禄足以代替耕作。近来发生大事以后，远近都期待宏大的谋略，但朝廷仍然寂静，尚未符合众望，应当及早振举纲领，严肃奋起，以回应群臣的期望。皇帝因为王敦势力强盛，逐渐疏远并猜忌王导等人。御史中丞周嵩上疏说：‘臣听说明君希望光大自己的道业，所以贤能智慧之士乐于在朝廷任职；忠臣将要彰明自己的节操，所以要估量时势然后出仕。贤士乐于在朝廷任职，就没有任用过度的讥议；忠臣将要彰明节操，就没有受宠过度的诽谤。这样君臣共同兴隆，功德可以上达天地。近代以来，德行被废弃、正道衰微，君主怀抱权术来驾驭臣下，臣下挟持私利来侍奉君主，君臣互相谋利而祸乱接连发生，因此得失的迹象难以详尽说明。臣请求比较古今来加以说明。傅说辅佐商高宗，申侯、召公辅佐周宣王，管仲辅佐齐桓公，范氏辅翼晋文公；有的以他们为宗师，君主垂衣拱手接受成效，把重权委托给他们，最终都能匡正君主，从没有担心他们逼迫自己，反而成为国家蛀虫的。起初田氏专擅齐国、王莽篡夺汉朝，都是凭借封土的强大，借助历代积累的宠信，乘着君主昏弱，凭借太后的权力，树立结党营私的势力，逐步形成灭亡的形势，然后才能施行自己的阴谋，造成篡夺的祸患。难道他们遇到的是能够建立功业的君主、受到天地人心辅助的君主，还能施展奸计来实现不轨吗？光武帝以王族身份从民间奋起，凭借当时的人望，收揽英才奇士，于是续接汉朝事业，以中兴的功劳成就美名。’

译等到天下已经安定，光武帝还颇多废黜功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凭武力起家的臣子不能通晓国家大体，只能建立一时功劳，不可长久把权势借给他们；他们兴衰的事情，也可以从中看出。近来三国鼎立，都是凭借雄才大略、应时而生的才能，委托并依靠俊杰贤哲，最终成就功业，留给后代，没有发生过失，也没有给后世留下遗憾。如今王导、王廙等人，比起前代贤臣，尚且还有过人之处。至于他们忠诚朴实、竭尽诚心和道义来辅佐君上，共同兴隆宏大的基业、辅成大业，也正是古代诸葛亮那样的人。陛下凭借历代积累的德泽，得到天地人心的帮助，占据江东，完全拥有南方疆域，在海滨兴起，恢复旧有疆土；这也是群臣才智的明证，难道只是陛下一个人的力量吗？如今王业虽然已经建立，羯族寇敌还没有诛灭，天下广大而不归附的人很多，公私财力都已匮乏，粮仓尚未充实，先帝灵柩沉沦，妃嫔皇后也没有归还。正应当任用贤能、推毂人才的时候，功业将要完成，晋朝国运正当兴隆；如果一旦听信孤立臣子的言论，受惑于似是而非的说法，竟把危险当作安定，把疏远换成亲近，放逐旧德之臣，以佞臣同贤臣并列，远远损害过去已经表现出的明智，反而伤害伊尹、管仲那样的君臣交情，倾覆崇高的声望，毁掉如山的功业，将使贤智之士闭塞心志，义士丧失志气；近则招来当世祸患，远则留下后世笑柄。’ 国家的安危取决于号令，国家的存亡取决于把政事托付给谁。用古代推论今天，难道能不寒心而哀叹吗？’臣兄弟受到陛下的恩遇，并没有彼此之间的嫌疑；但臣却触犯时下忌讳、触忤皇帝的威严，这是为什么？实在是想到社稷的忧患，想把它报告给陛下。古代的明王希望听到自己的过失，能够领悟逆耳之言，从而明白成败的原因，所以采纳愚臣的话来考察虚实；对上，这是为宗庙谋求无穷的计策；对下，这是收拢亿万百姓生命的办法。臣不胜忧愤，竭尽愚见来报告。奏疏上呈后，皇帝有所感悟。明帝时，尚书右仆射纪瞻认为郄鉴有将相之才，担心朝廷弃置他而不加体恤，便上疏请求征召他说：‘臣听说皇朝兴盛，必定有像爪牙一样的辅佐、像屏障城墙一样的功用；这正是帝王的利器。所以虞舜任用十六位贤相，自己面向南方垂衣拱手而治。臣恭敬地看到前辅国将军郄鉴，年轻时就树立高尚操守，品行清正，声望崇高，文武谋略兼备，是当时的良才。过去他同戴若思一起接受征辟，被推置到荒远之地，所到之处孤立无援，部众没有一支完整军队，救援也不到来；然而他能够安抚聚集残余力量，凭险防守多年，终于使凶恶的寇敌不敢向南侵犯。只是因为士众太少，无法建立功业。后来他既统领著名州郡，又担任常伯。若让郄鉴从容处在台阁宫门之内，出纳和传达王命，他一定能充分施展抗直的规谏，补救衮职的缺失。自先朝以来，各种授官任用已经有成例：戴若思以尚书身份兼任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又加授常侍；刘隗镇守北方，陈眕镇守东方。按年龄，郄鉴与戴若思相同；按资历，二人都位列八座。何况郄鉴素有清正而厚重的声望，是一代名器。圣朝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只应以公平为原则。因此臣睡卧在简陋的巷舍，思考竭尽自己的见闻，只愿陛下开明圣心，垂询此事。臣希望自己的建议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 成帝咸和末年，下诏让公卿推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恒推举虞喜为贤良，但因国家有军事防务之事，未能实行。咸康初年，内史何充上疏陈述防务说：“臣听说，举用二八之士，四门便能和穆；任用十位贤臣，天下便能安定。美好的谋略能够充分发扬，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今圣德恭敬明察，正思考着恢弘远大的功业。车驾已经整备，等待贤才而出动。臣私下见到前贤良虞喜，天生操守纯正高洁，志趣高尚，远超世人。他束修立德，直到白首也不倦怠；又旁通广博，见闻广、记忆强；钻研坚深之理，勤奋得让人难以赶上；居于清静之处体味道理，没有涉身尘俗的志向；高枕于柴门之内，怡然自得。应当用蒲轮车屈驾征召他，以表彰他非凡的操守。这样一来，可以辅佐大化；二来，可以敦促激励浇薄的风俗。”穆帝时，安西将军桓温推荐谯秀，上表说：“臣听说，世道淳朴一旦受到损害，高尚的典范就会显现；道术受到时代昏乱的伤害，忠贞的道义就会彰明。因此有许由洗耳、巢父投渊的事迹，用来振起玄远高洁的风气；也有守持本心、矫正行迹的人，用来敦厚君臣、父子、夫妇三伦的节操。所以，上古以来的君主没有不尊崇这一原则的，用来厚重风俗、教化百姓，使人心安定，平息相互竞逐。臣恭敬地想，大晋应天受命统治天下，但国运并非总是通达，时局也有艰难困厄。神州丘墟，三方分崩离裂。” 《兔罝》的歌声在林中断绝，《白驹》之诗也没有在空谷中传闻。这正是有识之士所痛心、大雅之诗所叹息的事情。陛下圣德继起，正要恢弘上天所授的事业。臣过去奉命出征，处理西土事务，敌军既已平定，便想宣扬大化；于是访问当地故老，搜求、荐举隐逸人才。希望能像罗网捕获羿、浞那样网罗贤才，也想在已经亡国的齐境寻访王蠋那样的人。臣私下听说巴西人谯秀，操守贞正坚定，怀抱德行而退隐自守。当时清名扬于渭水之滨，皇极正遭逢大道消亡的忧患，百姓正经历颠沛流离的艰难。中华有顾望叹息的悲哀，幽谷中没有迁木而居的希望。凶恶的命令屡次招致他，奸邪的威势仍不断逼迫他；自身处在虎口之中，危险如同早晨的露水。然而他能够抗守节操，像玉石一样挺立，发誓不受屈辱。他闭门绝迹，不去伪朝廷。进而避免了龚胜以死殉节的灾祸，退而没有薛方跪拜应对的讥讽。即使商山四皓隐居商洛、管宁默居辽海，和谯秀相比，大概也没有超过他的地方。西土之人把这当作美谈。表彰德行、礼遇贤才，是教化之道首先要做的事；尊崇并表彰特殊节操，是圣贤最重视的事务。如今天下尚未安定，豺狼猪狗般的奸邪当道，遗民苟且薄弱，正义的声音听不见，更应振兴道义之士，以敦厚世俗流于退缩的弊病。如果征召谯秀，即使只是用蒲帛相征，也足以镇定衰败的风气，规范教训喧嚣的习俗。这样，偏远幽隐之地也会仰慕并接受教化流风，九服之内都会知道教化的意义了。”

译宋高祖时，寗子先上疏陈述任官制度的利弊说：「推行教化的道路，没有什么比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更重要；选择任用的办法，没有什么比推举时慎重更好。即使制度有沿袭和变革，得失有所不同，求贤审官的原则也从未改变。」师锡佥说：「光明而恭敬明察的诏令说得清楚，拔茅草而得吉祥，已经见于《贲卦》的爻辞。晋军取胜，瓜衍之地因此得到赏赐；楚军乘机而入，蒍贾却不表示庆贺。如今旧的任命制度正在更新，幽隐之人伸长脖子等待，文王之治的尽善尽美，已经在振举纲纪方面具备；武王之治尚未完全具备的地方，也还存在于治理事务之中。虽然九官的职位不能一次全部选完，但亲近百姓的官员尤其应当优先选择。臣愚昧地希望，朝廷四品官以下以及各地守、牧，都各自推举一名能够担任二千石长吏的人，交给选官根据职位空缺依次任用。举得贤才者受赏，举错人者负责受罚。皇帝要知人用人，难道是庸常见识所容易做到的吗？但只须推举自己所知的人，不是要求人数众多。借助百官共同的明察，难道不胜过一人的见解吗？过失由自己承担，哪里容许徇私情呢！这并不是说选曹铨选的人果真都错，也不是说各部门推举的人一定全是贤良。应当使求贤的途径扩大，考核政绩时取其少有过失。如果才能确实超群，晋升时应当更加看重德行。治理阿地的县宰不必计算年资，免除徒刑的人担任郡守，难道能受资秩限制吗？从此以下，才干相同的按资历，资历相同的按任职地区决定。治理郡县的官职，确实可以说是吏职；然而监察民间疾苦、辅佐教化、宣扬风俗，需要的深厚仁德比刀笔文书更为急迫，办事才能的功效也接近于仁德之心。按照这些来评定才能和操行的年限，难道只是为了使政事没有弊病、百姓能够得到庇护而已吗？还将使公正的仕途日益清明，私人的请托逐渐堵塞，士人多有争相进取之心，仁德一定由自己践行；处士磨砺自己求仕的节操，仕子收藏不正当交游、奔竞求进的情怀。寗子先庸常浅陋，不懂得治国的根本，冒昧陈述愚见，退下后又害怕其中有违背谬误之处。」 文帝元嘉九年，下诏让朝廷内外百官推举人才。江夏王义恭上表说：「臣听说，云和之乐器齐备，繁复的乐声才能和谐；骅骝良马配上车驾服马，远行才能取得成效。陛下顺应天意，恭谨推行教化，文明之德在于自身，玉衡星已经端正，泰阶星也显示太平，而仍然思虑英俊之才，专心留意地位卑下的人才，使幽谷不再空寂，使显著的人才能够得到升进。因此，潜藏的蛟龙振起鳞甲，等待显现而有为的时机；飞翔的凤凰收敛翅膀，回应凤凰来仪的感召。臣私下见到南阳人宗炳，操守行履闲静高远，思想学业贞正纯粹，在丘园中磨砺节操，安于盛世中的隐逸生活，贫困约束而辛苦，内心却没有改变；轩车冠冕屡次征召，他坚定不移。若加以蒲帛征聘，用君臣大伦的美德感召他，希望他能放下钓竿、脱去布衣，翻然来朝，成为有仪表的贤才。他一定能够辅佐九官，宣扬教化，赞助百揆。」尚书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参军事王天宝，都竭尽力量，能够担当事务，忠诚正直而真挚诚恳。往年逆臣叛逃，华阳失守，徐森之保全境内、安定百姓，功绩在危急艰难中彰显。此前经营伊水、瀍水一带，统帅军队防守；王天宝向北勤劳于河朔，向东据守营丘，功勋勇略已经显明，心力也一并竭尽。虽然已有防范和褒奖叙用，但还没有完全根据才干适当任用，可以授予他们边藩职位，使他们施展志向和力量。交阯遥远，屡次更换藩将，政事刑法常有缺失，安抚治理很是艰难。南中遥远，风俗歌谣相隔很远，蛮獠狡猾盗窃，边地百姓困苦不堪，实在需要训练有素、踏实能干的人来安抚这些困难。臣认为徐森之可以任交州刺史，王天宝可以任宁州刺史，希望足以威服并怀柔荒远地区，整肃清理远方疆域。从前魏戊以贤能著称，功劳在于荐举人才；赵武明察，事迹表现在管理库藏。臣的见识比不上前代贤良，道理上也愧对先哲，只是按照自己所知举荐人才，仰望报答朝廷的访求，退下后害怕自己的瞽言，无足以得到甄别和奖赏。」 齐明帝下诏寻求奇异之士。始安王遥光上表推荐王暕和东海王僧孺说：「臣听说，寻求贤才虽然暂时劳苦，却能长久安逸无为；这好比治理堤防，取法于疏导河流。臣恭敬地想，陛下隐于冕旒之后而明察天下，诚信足以符合符玺的信验，空谷中的白驹、朝廷上的振鹭，仍然担心隐居的贤才如鳞甲潜藏、卜祝藏器、屠保隐身，需要派人到关下寻访，亲自到河上求贤。陛下并不只听取一只狐狸的意见，确实是希望广泛采纳众议。即使五声听倦，也还询问九卿百工；在庙堂中寝食不安地议论政事，还借百姓舆夫之耳来听取意见。臣身居高位，责任关系国家，实在希望名声和实际不要相违，侥幸求进的道路断绝。即使势家门第的上品人物，尚且常常以清谈来充任英俊之选；下级僚属更不可仅凭地位和相貌加以限制。臣私下见秘书丞、琅琊人王暕，年仅二十一岁，七代显贵相承，名冠海内。他神情清秀，气质茂美，确实能行中和之道；有叔宝那样清雅的谈论，有彦辅那样以名教为乐。因此光耀先达，成为后进的领袖。居处没有尘俗杂事，家中有皇帝所赐书籍；辞赋清新，言论深远玄妙；虽居室很近，人却高远难得，外物疏远而道义亲近。他在丘园中修养本性，朝廷台阶空有职位等待；学校、官府和朝廷之中，万人都仰首倾慕。难道只是像让人追思荀令、李公不死而已吗？他是东序秘藏的珍宝，是宗庙瑚琏般的优秀器物。任命为骠骑从事中郎。」 后魏太武帝时，仆射郭祚上奏说：「考察法规定，官员清廉自守、德行卓著，功绩超出同类而没有负殿的，列为上上；有一次负殿的列为上中；有两次负殿的列为上下。累计八次负殿，品级降到九品。不知如今各曹、府、寺中，凡是考核在职官员，清廉自守但才能不是独自突出，功绩和操行称职但德行没有超出同类，才干勉强可以而操守平常、尚能胜任，或者个人才能稍差但处在官位上还能办事，这些完全没有负殿的人，应当依据哪一等？景明二年以来，到现在已经十一年，按照年限裁定，三次应当升降。如今既然实行通考，不知十年之中三次遇到大赦，赦免以前的罪过，不论轻重，都予以宽宥免除；或者被御史弹劾，案件查验尚未完毕，遇赦后又恢复任职的人，不知所记负殿能否除去？」诏书说：『所谓德行独特、功绩超伦以及才能完备而过失少，只是说文武兼备者的上上最高等级罢了。从这一等级以下，还有八等，随才能排列次序。如今法文已经说明，累计罪责、负殿以及操守平常而能办事的人，都包含在其中，怎么还容许另外怀疑呢？』郭祚所说的通考，是指把多年考核合并计算。至于黜退升迁的制度，自然依照旧例按年裁定，何必再来请示？已经决定罚赎的负殿，当然不在赦免范围内；遇到大赦免罪，只除去所记的负殿。」

译孝文帝太和三年，淮南王他上奏请求依照旧例发放俸禄，文明太后命令召集群臣议论此事。尚书、中书监高闾上表说：「上天生育众民，给他们树立君主。贤明的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必须依靠臣下辅佐。君主按照礼来役使臣下，臣下用忠诚侍奉君主。所以车服有等级差别，爵位任命有分别次序；德行高的人职位尊贵，责任广的人俸禄优厚。职位低的人，俸禄足以代替耕作；职位高的人，俸禄足以实行义举。百姓平均承担赋税，以此表达奉养君上的心意；君王聚集财物，以供事业之用。君主分发俸禄，施加恩惠就厚重；臣下接受俸禄，感受恩德就深厚。于是贪婪残暴之心停止，竭尽效力的诚意深厚；百姓没有被侵夺削减的烦扰，百官具备合乎礼制仪容的美好。这就是治理国家的明白典章，是治国最高的办法。自尧舜以来直到三代末世，虽然优劣各有不同，但这一道理没有改变。自从中原崩溃，天下分裂，海内没有统一，民户减少，国家用度不足，俸禄于是废止。这是出于临时形势的权宜办法，实在不是长久之道。大魏应合天命继承帝业，照临四方，九服已经和睦，八方都安宁；二位圣明君主恭敬明察、文思深远，道德超过百代，举动都遵循礼制，考察旧有典章，采用百王不变的良法，继承前代圣王有利于世人的高尚轨范，设置邻党制度，颁布俸禄。」 这些政事设置并下令实行，到现在已经很久了，苛刻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上下没有怨言，奸巧之徒改变了盘算，窥伺觊觎之心断绝。俸禄带来的利益深厚，和天地一样广大。由此看来，怎么可以改变呢？况且洪水奔涌激荡，堤防就应当加厚；奸邪悖逆充斥，禁令法网就必须严密。饥寒逼迫身体时，慈母也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家给人足时，礼让才可以产生。但廉洁清正的人不一定都富裕，财产丰厚的人也不一定全都贤能。现在给他们俸禄，清廉者足以停止滥取偷窃，贪婪者也足以受到感化而勉励行善；如果不颁发俸禄，贪婪者就会放纵奸情，清廉者也无法自保。利弊难易的验证，明显可知。怎么能一旦之间便想废除俸禄？淮南王的议论，不也是荒谬吗？」诏书采纳了高闾的议论。宣武帝景明初年，洛阳县捕获白防，散骑常侍卢昶上奏说：「臣谨按《典瑞》记载，外镇刺史、二千石、令长不能恭敬接受君命，残酷暴虐百姓，使人民怨恨叹息，白防就会出现。臣听说，祥瑞不会无故显现，德行相合就一定有符应；妖异也不会无故出现，灾咎彰明就一定会到来。因此古代君主有的因为怠慢正道而失德，有的因为警惕灾变而建立功业，这正是万古以来殷切的鉴戒、千年不变的光明警训。近来灾气形成祸患，长久的旱阳也失去了正常节度。」 陛下施行如同伤害自身一般的慈爱，降下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防备，哀怜百姓无罪，引用‘责任在我’的话深切自责；下诏举贤黜佞，这种道路光照尧帝；先进之臣思考采纳谏言，这件事又可与舜帝相比。臣恭敬读到明白的诏令，俯首观察天降的征兆和谴责，斗胆陈述愚昧的见解，希望能说明万分之一。臣私下考虑，一个农夫耕作所得，仅够充饥；一个妇人织布所得，才足以遮体。每年的租税和调发是正常的常规，除此之外还要从哪里征求才能满足呢？然而近年以来，战争屡次发生，荆州、扬州的屯戍没有停止，钟离、义阳的军队接连出动。加上荆蛮凶恶狡猾，王师进行讨伐，暴露在原野之中，经过秋天又延至夏天。汝水、颍水一带，几乎家家都从军；河朔、冀州之境，成年男子接连转运粮饷。又因为作战未必取胜，加上退败死亡的灾祸，十家中有九家离散，成年男子空缺。细碎的差役和繁重的徭役，一天天、一个月一个月更加严重。苛刻的士兵和残酷的官吏，借机逞弄威权恩惠，以至于道路荒远、田地荒芜，很少有人耕种；村庄相连，百姓连蚕桑所需的食物都没有。监察官司借公事贪求，豪强依仗私势逼迫掠夺，于是使人卖掉粗布短衣来增加富家的千金财产，节制自己的饮食来应付一天的急需。这些全都是因为令长、牧守多半没有选用合适的人：郡中没有黄霸那样的长官，县中没有鲁恭那样的县宰。他们不思考如何安定百姓，只想着如何使自己的房屋增润。」 所以士人和女子在道路上彼此相望，呼号叹息；守宰暴虐贪婪，传闻遍及魏境。往年法官审理查验案件，多使人陷入刑法罗网，认为一定要公开处死以表明劝戒，然后再派使者复查审讯。公然违背法典的，有的迎合风气、借机请托，轻率地树立私恩；有的徇私收受贿赂，动辄施加已经决定的恩惠。御史弹劾的人，都说是诬陷冤枉；替罪人申诉洗雪，又说他们清白。这增长了长官侮慢君上的根源，助长了下属凌辱上级的道路。忠诚清廉的人见了便自行懈怠，犯法暴虐的人听了更加快意。白防出现，确实是有征兆的。臣希望陛下垂示睿智明哲的鉴察，查明妖灾发生的原因；召集公卿对答，广泛询问各种政务；引见掌管机要、负责纳谏的官员，广泛寻求民间隐情；存问孤儿寡妇，去除苛细烦琐，减轻徭役、节省赋税，与民休养生息。正直贤良、忠诚敢谏的人，安排在朝廷；奸邪贪妄的人，弃置于市井。这样九官不必告诫也会常怀敬畏，百县不必严令也会自然整肃，士女欢欣，人人都有希望了。孝明帝时，光禄大夫、右丞张普惠上疏说：「臣听说，明察德行、慎重用刑，是文王建立周朝的原因；君臣都具有纯一德行，是殷汤革除夏朝的原因。所以能够做到上令下从，风吹草倒；百姓畏惧君威如同雷电，敬仰君德如同明神。因此天子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安抚万国，如同天空没有不覆盖的地方、大地没有不承载的地方。」 迁都的工程兴起，各方百姓纷纷前来，恩泽所沾染的范围，甚至下及陪隶皂役。难道岳牧、二千石、县令、县丞、县尉、治中、别驾以及各军幢，都接受朝廷命令，却可以不参与吗？这种分配不均，就像云雨不能平均降落，是说当时有关官司在恩泽施受上没有做到公允。怎么证明呢？仰头考察世宗时，曾下诏让百官普遍进升一级，其中朝臣、刺史立即得到褒奖授官，于是内外贵贱没有不共同沾受恩泽的。后来又复奏说，恩泽甚至及于陪隶皂役，明确说明没有遗漏任何人。此后人们各自顺从自己的心意，纷纷聚集朝廷，反而嫌少而误导视听。于是以春季考核以前为界限，改按年份裁定；六年、三年的考核，任意折算。春季考核以前和以后的年份，隔开而截断，于是像丝线般连贯的恩泽，突然在一朝中断。春季考核以前六年考列上等的人，完全不能享受普遍晋升；三年考列上等的人，也只防止升半阶而已。普遍晋升前后合并考核的人，被隔开而不能享受；没有考核记录的人，不折算而全部享受。普遍晋升前后，有考核和无考核的，都防止全部享受。享受与否，违背了勤勉旧臣的本意，差别即使小如毫厘，错误也会相差千里。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易经》说：‘言语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怎么能不慎重呢？’既然所说的不能实行，又没有办法加以抑制，于是上奏请求夺去牧守的外任俸禄，完全不给予普遍晋升。

译散官改为四年一次考核，普遍晋升以前的人八年升一阶，政令不一致，冤屈诉讼更加严重。先给予又重新夺去，根源就在这里，以致拦车击鼓申诉的人，无法无理地加罪于他们；公开诽谤、请求听取公论的人，也没有理由压制他们的言论。众口相传的议论由此产生，傲慢悖逆的事情由此兴起。琴瑟不协调，就应当调弦改制。善人是国家的根本，难道可以抛弃吗？《诗经》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的根基。’《尧典》说：‘能够彰明高尚的德行。’《吕刑》说：‘还有什么人可以不选择？’《周官》说：‘官员不必全部备齐，只要任用合适的人。’皋陶说：‘不要让众多官职空缺，上天的事业要由人来代行。’《诗经》说：‘人才如果亡失，国家就会困敝。’又说：‘先降雨于公田，再遍及我的私田。’孔子说：‘不担心贫穷，而担心分配不均。’既然如此，官员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普遍晋升就应当广泛施行。请远遵正始年间的诏旨，近依圣明的制度。两次普遍晋升中，内外百官都同样升一阶，不因普遍晋升以前而折减考核年限，也不因任散官而增加年限，这样就像云彩共同降雨，四海均等沾濡。如果认为还不能这样，应当权宜折中处理。《易经》说：‘圣人的大宝是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德。’」 《春秋传》说：‘第一要务是选择人才。’这样才可以实行。没有普遍晋升不能没有考核；既然守宰的普遍晋升已经被追夺，百官的普遍晋升就不应独自享受广泛的恩泽。既然已经收回并恢复旧制，谁还敢怨恨？三年一次考核兴起于太和年间；两轮任期后升迁，通行于景明年间。职务有闲有繁，俸禄和办事力量自然有增有减。陪臣因事务被省减、降级而考核，那么三年任期的朝官既然俸禄等级相同，曹官更要经过四轮任期才升迁考核。俸禄有差异，各自符合职任；况且有人一天从军征戍，苦于繁重职责，有人终年专门决断事务，责任重于陪臣。一直以来如果都实行三年考核，不设普遍晋升的隔断和折减，那么每个人都能充实自己的职分，也足以近来堵住众人的议论，长远安抚四方。太阳偏西时才寻求贤才，尚且会有所遗漏，何况不遵守选择人才的训诫，只按停留年限来晋升呢？从今以后，希望考核黜退的官员以三宅之法改变心志，选拔晋升的官员以三俊之德居于首位。《尚书》说：‘举荐能够胜任官职的人，这是你的才能相称；举荐不合适的人，就是你不能胜任。’这正是周道用来辅佐君主、安定百姓的原则，怎敢不恭敬守持？臣忝居枢副之职，辅佐监察冤讼，日夜都在反省。臣认为应当追改订正，这就是我的陈述，未必有可采纳之处。尚书右丞、吏部郎中，迁任平东将军、光禄大夫辛雄上疏说：‘帝王的道理，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高的；’ 安定百姓的根本，没有比礼制和法律更重要的。礼律既已建立，再选择贤才来实行它，天下和乐昌盛，无不是任用贤才的功劳。因此虞舜盛治之时，穆穆的德行成为美好标志；文王接受天命，贤才济济而使天下安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生具有大圣之德，恢复古代典章，选择三代的特殊礼制，采纳两汉的典章法律，垂衣拱手而四方安定，刑罚搁置而万民得到治理。世宗继承光大帝业，时时想着继续修明旧制。任用官员有方法，万里之内清平安宁。陛下日已西斜仍辛勤劳作，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寻求民间疾苦、怜恤百姓，没有片刻休息，然而百姓纷乱，战车不息。以臣愚见，可以这样说：自神龟年间以来，选官专门依据停留年限；士人不论贤能或愚劣，只要年资久就优先叙用；职位不论繁简，都以名次授官；掌握案牍的官吏把按日月排列次序当成功能；负责铨衡的人把简略任用年老旧臣当作公平正直。况且庸劣之人没有不贪婪鄙陋的，把才器狭小的人委托以共同治理国家的重任，把百里之地的治理使命交给才力宏大的人，结果都只求货贿，放纵心意；禁令即使繁多，也不能胜过他们的欲望，以致徭役不均，征发调度失当，横征暴敛充斥门户，囚犯押满道路。二位圣人的明诏被搁置而不遵行，统一的法令悬在那里却不实行。从此夷夏百姓都将互相成为祸乱的原因，难道还会有什么遗憾吗？」 这大概是因为授予官职没有选到合适的人，百姓不能承受他们的政令。如今天下百姓长久遭受盗贼侵扰，父亲死亡、兄长亡故，子弟陷落，流离艰危，十家中有九家如此；白骨无人收葬，孤儿寡妇没有抚恤，财物耗尽、力量竭尽，无法度过一年。应当趁这个时候，及早加以慰问安抚。帮助陛下治理天下的，只有郡守县令，最应当慎重选置，以使国家安康。但郡县选举历来被共同轻视，尊贵的游学俊才没有人肯居于此职，应当改变这一弊病，以安定官员选任制度。请把上等郡县列为第一清，中等列为第二清，下等列为第三清。选拔补授的方法，要极尽才能和声望；如果二者不能兼得，就先考虑才能，再考虑任职地区，不得拘泥于停年，最终不再由铨选制度另行改变。三年考核黜陟，有声望功绩的人补任京官，依照前代旧例。不曾任过郡县官，不得任内职，这样人们就会想着自我勉励；上下同心，冤屈可以申理，强暴自然止息，刑政日益公平，民间风俗便会接受教化。这样还忧虑什么不能治理？还忧虑什么叛逆之徒呢？臣私下看如今的守令，清廉谨慎、奉行治理，政事就公平、诉讼就能审理；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人才，法纪纲维就荒废污秽。臣希望陛下暂且留心，考察其中利害，那么臣的话很快就能验证，不必等到一天结束。」 从前杜畿宽厚仁惠，河东没有警报；苏则分发粮食，金城得以收复。大略观察古今，风俗发生迁变讹误，没有不是任用贤才来相互教化、改变的。早晨任用，晚上就能见到治理成效，功效可以很快建立。如果遵循旧习，仍不明确选官典制，却想使百姓安静，只怕永远没有实现之日。北齐文宣帝时，皇帝下诏询问求贤审官之事，秀州长史樊逊回答说：「臣听说，雕刻的禽兽、绘画的龙，徒然具有风云的气势；金丹、玉马，最终没有水陆交通的功用。多次以礼礼贤，是为了取得实际功用；如果连一根毛都不肯拔出，又有什么值得取用的呢？因此尧让贤者担任虞宾，于是成全了箕山隐士的操守；周朝迁移商鼎，也不采纳孤竹君的言论。但处士窃取名声，虽然由来已久；朝臣窃居职位，大概也确实很多。汉朝任命丞相，便出现钟鼓妖异；魏国任用三公，甚至招来孙权的讥笑。所以山林与朝廷之间，能够容许相互非议；隐退自守者与入朝辅政者，反而有高下之分。至于时局并非必须蹈海，却说以做秦民为羞；事情并非出关，却说以跟随卫国之乱为耻。即使星辰侵犯帝座，也不能改变高尚之心；即使月亮侵犯少微星，也始终保存耿介之志。自从我朝太岳以来，能够广大发展宏大的事业。大禹直到神宗，舜帝直到文祖，都如此。陛下接受上天的光明命令，光辉如日月；从入朝辅政开始，就能配享文祖。取法天地设置官职，仿照星辰安排职掌。汉家以神凤为年号，还感到惭愧；魏氏以青龙为年号，也羞于只以改年号为事。上应列宿的，都是奇异人才；下取法山川的，没有不是奇士。所以画堂、甲观之中，修养德行日益更新；宗庙鼎鼐、歌钟之旁，王业功勋年年积累。」

译依照名声考察实际，选拔众人、推举能者。朝廷中没有带着铜臭味的公卿，世间也绝不会再有钱能通神的议论。从前百里奚辅佐秦国，名声留在雀箓之中；萧何、张良辅佐沛公，姓氏留在河图之中。如今的公卿，难道不也是上天授予的吗？和他们共同治理天下，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不一定非要叩拜天师，才听得到治理牧马的方法；也不一定非要跪行山上，才得到修身之道。只要帝德美善光明，自强不息，甲夜仍然读书，支日也通报奏章。周昌以桀纣之事进谏，皇帝欣然采纳；刘毅以桓帝、灵帝相比，皇帝最终也宽容接受。高悬王爵，只授予有才能的人；管理库藏的人不遗漏，渔业盐业人才也全部记录任用。不要让桓谭有才而官止于郡丞，赵壹身负才华而位终于计掾。这样天下人都会归心，幽明之处都知道感戴；岁星会精诚辅佐汉室，风伯会朝见周王。真人离去还会回来，台星分裂还会重新聚合。《诗经》称赞人才众多，《易经》记载群龙。从这一点说，可以无愧了。」 隋文帝时，国子博士何妥上奏八件事进行劝谏。其中第一件说：「臣听说，能知人就是明智，但知人用人唯有帝王最难。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者之上，百姓就会服从；举用邪曲的人，把他们置于正直者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由此说来，政事的治乱，必定取决于慎重选择所举荐的人。所以进用贤才者得到上等赏赐，遮蔽贤才者受到明显的诛戮。考察如今推举人才的情况，实在和这个道理相反。无论谄媚还是正直，都不加选择；贤愚全凭心意。想要崇高显达的人，便从起家之初担任喉舌之职，必须压抑屈居；即使白了头，也只能做郎署中的官员。人们不服，实在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臣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要与士人共同决定；在市集上施加刑罚，要与众人共同弃绝。臣看到陛下留心狱讼，爱护人如同爱护儿子，每次应当决断案件，都无不询问群公。刑罚没有滥用，这是君主明察的表现。刑罚既然如此，授爵也应当如此。如果有人建立了大功，得到皇帝记在心中的认可，就可以立即提拔任用。从这以下，如果选授重要官职，必须参考众人的议论，不要相信一个人的举荐；这样上面不偏私，下面也没有怨恨。」第二件说：「孔子说：‘应当明察阿党之人，使罪过没有被遮掩。’又说：‘君子团结众人而不结党，小人结党而不团结众人。’所谓结党，就是阿附朋党。君主心中所喜爱的人，已经光耀显达了，还要进一步提携；君主心中所厌恶的人，已经沉滞屈辱了，稍有言语便必然发怒。提携之事一旦形成，就一定会彼此遮掩，于是欺骗上级的心思便产生了；屈辱既已加重，怨恨诽谤的言论便会出现。臣希望陛下广泛深入地访察，不要让朋党之路开启。把威严和恩惠都任由个人掌握，是国家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第三件说：「臣听说，舜帝举用十六个氏族，就是所谓八元、八恺，考量他们贤明，治理才能优长。如今仍然选择人才授予职任，不相互侵夺滥用，所以四门和穆，各项功业都兴盛。现在官员极多，任用的人却很少；一个人兼任数职，这究竟是国家没有人才，还是人才不够好？如今万乘大国，才俊不少，即使有明智之人，也没有办法自行显达。东方朔说：‘尊重他，可以任将军；轻视他，就只能做俘虏。’这话确实如此。如今任官的人，不估量德行和力量，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有傅岩、滋水之间贤人的气概；不考虑忧患深重、责任重大，只怕统领的事务不多，安然接受宠任，轻视那些掌握权柄的人，以致招来倾覆失败，实在就是这个原因。《易经》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食物，形状污秽而凶险’，说的就是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臣听说，耗尽力量来举重物，仍然不能发挥作用。臣希望重新任用贤良，分担事务、共同掌理，使各人履行职务都有余力，那么各项事务就差不多能安定了。」 第四件说：「臣听说，礼书说：‘剖析言辞而破坏法律，扰乱名分而改变制度，执持旁门左道来扰乱政事的人，应当处死。’孔子说：‘沿用旧有的制度，何必要另行改作？’臣看到近年以来，改作制度的人太多了。比如范威制作漏刻，十年还没有完成；赵翊制作尺称，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提出迂诞的医方，耗费超过巨万；徐道庆反复议论子午线，糜费饮食；常明破坏法令，经历多年；王渥扰乱名分，竟无止境；张山居不知道星辰的位置，先前已经践踏太常的职掌；曹魏祖不认识北辰，如今又侵扰太史之职。他们都只凭自己的短浅见解，便自我夸耀，求取名誉，彼此厚颜欺骗。请从今以后，对有这种行为的人，如果所说不能验证，必定加重处罚，希望使他们有所畏惧忌惮，不敢轻率上奏狂妄浅陋的意见。其余文字很多，这里不再记载。」 开皇四年，治书侍御史柳彧上表说：“从前汉光武帝和二十八位将领披荆斩棘，平定天下；功成之后，却没有给他们安排职任。臣看到诏书要任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和干子长于弓马武艺，这是他的专长；治理百姓、任职理事，却不是他所懂得的。如果是因为优待老臣，可以增加丰厚赏赐；如果让他担任刺史、负责举劾，损害就太大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和干子最终被免去任职。皇帝勤于听取意见，百官奏请的事情大多繁琐细碎。柳彧又上疏劝谏说：“自古帝王没有超过唐尧、虞舜的，然而他们都劳心求贤，却能安逸地任用臣下。陛下留心治国之道，不怕疲劳，甚至营造细小的事情、发放轻微的物资，也亲自过问。一天之内，要酬答各部门的事务，直到天晚还顾不上吃饭，半夜还没有入睡，动辄因文书簿籍使圣体忧劳。希望陛下察纳臣的意见，稍微减少繁琐事务。只有关系国家的大事，不是臣下能够裁决的，才奏请陛下详细裁定；其余细务，责成有关部门办理。”皇帝嘉许了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