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七

译魏明帝青龙年间，大规模修建宫殿房舍，从西边取来长安的大钟。散骑常侍高堂隆上疏说：“从前周景王没有效法文王、武王的明德，忽视周公旦的圣人制度，既铸造大钱，又制作大钟。单穆公进谏而周景王不听，伶州鸠回答而周景王不采纳，于是迷失而不回头，周德因此衰落。贤良史官记载此事，把它作为后世永远的鉴戒。”然而如今的小人喜好宣扬秦汉的奢靡，用来动摇圣心，寻求制作亡国时代不合制度的器物，劳役百姓、耗费财物，损伤德政，这不是用来振兴礼乐的和谐、保全神明福佑的办法。当天，魏明帝驾临上方，高堂隆与卞兰随从。皇帝把高堂隆的奏表交给卞兰，让卞兰诘难高堂隆说：“国家兴衰在于政事，音乐有什么作用？教化不明，难道是钟的罪过吗？”高堂隆说：“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箫韶演奏九成，凤凰来仪；雷鼓演奏六变，天神降临。政事因此平和，刑罚因此得当，这是和谐的极致。新声一发，商纣因此灭亡；大钟铸成，周景王因此败亡。国家存亡的关键，常常由此而起，怎么能说兴废与此无关？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应记录，这是古代的道理。制作器物却不效法法度，凭什么给后人看？圣王乐于听取自己的过失，所以有箴谏和防戒的制度；忠臣愿意竭尽自己的节操，所以有不顾自身、尽忠报国的道义。”魏明帝称赞说好。宋顺帝升明二年，王僧虔任尚书令。王僧虔喜好文史，通晓音律，认为朝廷的礼乐多有违背正典之处，而民间又竞相制作新声杂曲。当时齐太祖辅政，王僧虔上表说：“悬挂的钟，本来应当用于雅乐；凯容之礼，以八佾为仪。如今总章的羽佾，声音和服饰彼此不合。又有一组歌钟，能够配合女乐，以歌唱为主要用途，并不是雅乐之器。大明年间，曾用宫悬配合鞞鼓、拂节，数量虽能相合，但恐怕违背雅乐的体制。将来精通音乐的人，或许会讥笑圣明之世。若认为钟舞已经协调，却又重违成法，另设歌钟，也不能参照旧例。四县所奏之乐，谨依雅乐条例办理；如果义理沿袭旧制，也或许可以附用。如今的清商乐，实在源自铜爵三祖流传下来的遗音，在京洛一带充盈耳际，与江南相互竞美，因而更加珍贵。想来金石干羽之乐，事务已经不再属于私人家庭；桑间、濮上以及郑、卫的音乐，其教诫也与士绅礼制相隔绝。中正平和、典雅的音乐，没有比它更好的了。然而由于情感改变、听赏转移，它渐渐消亡。十多年间，失传的将近一半。近来家家竞作新声，人们崇尚歌谣俗曲，只追求短促尖细，不顾音律法度，流荡无边，不知将到何处。排斥正曲，崇尚增长烦杂淫靡之声；士人既有等级差别，这种做法没有道理。” 废弃乐礼自有一定次序，长期的防范也不能与人共同听闻。因此，喧闹鄙俗的音乐，在市井里日益盛行；典雅的声乐，却只在士大夫中逐渐衰尽。应当命令有关官署，勤于考核功课，搜集整理散失的音乐，轮流互相启发晓谕。凡是过去遗漏、忘失的，都加以补缀。曲调完整的，给予优厚俸禄；技艺精妙的，授予优越职位。用利益来激励他们，人们就会思考并刻苦钻研，返回根本、恢复源流，或许可以看到他们接踵而来、事业得到采纳。梁武帝初年，乐制沿用齐朝旧制。武帝想要弘扬古乐，天监元年，于是下诏询问百官说：“声音的道理，与政治相通。它可以移风易俗，彰明尊贵、辨别卑贱；可是韶乐、濩乐的名声徒然流传，咸英之乐的实际内容却无所寄托。魏、晋以来，礼乐衰败得更加严重，于是使雅乐和郑声混杂，钟磬的制度也错乱失误，天地人与神灵缺少九变之节，朝廷宴享失去四悬之仪。朕天未明便临朝，思考寻求挽救的方法，但旧事已经没有保存下来，尚未能够厘清订正，日夜思虑，常为此叹息。卿等学术通达明晓，可以陈述你们的见解。”于是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上奏答道：“臣私下认为，秦代毁灭学术，乐经残缺亡佚。到了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以及诸子中论述音乐的内容，编作《乐记》。其后由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收藏；刘向校书时，得到《乐记》二十三篇，但与王禹所传不同。刘向的《别录》中另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一百零六篇，只有这些而已。晋代的中经簿中已经没有乐书，《别录》所记载的也再次散失。考察汉初典章制度，已经毁灭断绝，儒生们从沟渠、墙壁之间搜集残片遗文，凡是与礼事有关的，就编排成礼书；这些都不是圣人的言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六篇〕 《月令》取自《吕氏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都取自子思，《乐记》取自公孙尼子；《檀弓》残缺杂乱，也不是格式严整的典诰之书。礼是施行礼仪、治理国家的急务，所以前代儒者不得不补缀它，以备实际使用。乐书关系重大而见效缓慢，若不是逢到聪明明察的君主、主持制作制度的君王，就不会有人详细讨论。汉代以来，君主没有真正聪明明察的；音乐又不是臣下的急务，所以谈论它的人很少。陛下以至圣的德行，承应上天推举帝王的符命，实在应当制作乐章、尊崇功德，隆重地祭祀上帝。然而乐书已经沦亡，寻查考证无从着手，应当让诸生分别寻访、搜讨经史百家，凡有关音乐的事，无论大小，都分别编纂记录；然后委托一位旧学宿儒撰成乐书，以重新兴起断绝千年的文献，制定大梁的乐制，使五英之乐含羞，使六茎之乐自惭。” 大同二年，侍中萧子云认为梁初郊庙祭祀尚未改革牲牷制度，乐歌词仍全是沈约所撰，到这时还在沿用。萧子云首先建议应当改定，上启说：“臣伏思，圣明恭敬，率由尊严；郊庙能够得到西邻之国的归心，表明已经知道周公、孔子的制度曾经改革牲牢俎豆，使德行通达神明。黍稷、苹藻，都竭尽诚意来严肃地配享先祖；治理国家的制度，正如悬挂的日月一样光明，足以垂训百王。臣近来兼任齐官，看到伶人所唱的仍然使用牲牷改革以前的曲调；圜丘望燎时还说‘式备牲牷’，北郊的諴雅乐也演奏‘牲牷孔备’，清庙登歌还称‘我牲’，以洁净三朝食举时仍吟咏‘朱尾碧鳞’。这些声音传入鼓钟，却不符合盛大的制度。臣职掌儒学教训，心里对此感到疑惑，不知是否应当改定乐辞？”敕答道：“这是主管者守株待兔，应当赶快改正。”于是仍命萧子云撰定。敕又说：“郊庙歌辞应当使用典诰中的重大文辞，不得杂用子书、史书中的浅俗言语。沈约所撰的也有很多错谬。”萧子云答敕说：“隆重祭祀、举行朝享，乐以雅为名，按理应当采正五经，以圣人的教诲为本；但汉代以来，这一制度并未完全采用经典，沈约所撰反而更加浅陋混杂。臣此前改易沈约的十首曲子，只知道既然牲牷制度已经改革，就应当改换歌辞；但仍沿袭旧例，不以流俗为嫌。既已指出体制上的违背，您的诏令才使我开始有所觉悟。”

译臣过去本来愚钝闭塞，如今忽然明白，谨依照既成的诏令，全部改定沈约所制的乐辞，只以五经为根本；其次采用《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这些也属于经诰一类，臣的愚见认为可以兼用。臣又考察唐虞时代的典籍，以及殷颂、周雅，其中赞美的对象相同，却又各自叙述当时的事迹。大梁改革服制，偃息武事、修治文教，制定礼仪、制作音乐，其义理高于夏、商、周三王；可是沈约撰写歌辞，只一味称颂圣德之美，完全没有叙述本朝制作礼乐的事，这在体例上违背了雅颂的旧例。臣伏见圣上所定的乐论、钟律纬绪，文思深远，真是应时而生、足以垂示日月的不朽典章，也是礼乐教化和实现治世的根本，谨择取其中一二，加以编缀，并各随事情彰显义理，以说明制作礼乐的美善。臣深思多日，今天才得以完成，谨上呈。”敕令一并施行。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陈仲儒请求依照京房的方法建立准，以调和八音。上奏说：“准本来是用来代替律的，取其分数，用以调校乐器。调节声音的体制是：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依照公孙崇的主张，只用十二律的声音，说它们循环相互为宫，清浊就都足够了。只是黄钟管最长，所以以黄钟为宫时，往往能够相互协调。若要调匀八音，仍须错杂采用各种声音，配合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蕤宾为徵，那么徵声浊而宫声清，虽然有韵调，却不能成曲。若以中吕为宫，那么十二律中完全没有可取之声。如今依照京房之书，以中吕为宫，便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这样以后才有韵调。可是公孙崇以中吕为宫时，仍用林钟为徵，怎么能够协调？只是声音的道理精微，史传记载简略；旧志说准有十三弦，弦间长九尺，却没有说明是否必须设置柱。并且一寸之内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细微难以明辨。臣仲儒私下考察，认为准应当设置柱，只是柱的位置要前后错开，并按准的分数加以约定，这样相生的韵律自然能够相合。其中弦的粗细，须与琴弦相类；设置轸来调节声音，使它与黄钟相合。” 在中弦下面，依照数目画出六十律清浊的节度；其余十二弦须像筝一样设置柱，即在中弦上按尽一周的声音，测量后标在十二弦上，然后依照相生的方法，依次运行，取出十二律的商声和徵声。商、徵确定以后，又依照琴调五调声音的方法调声，使乐器均匀，然后错杂采用各种声音加以文饰。如果事情违背这个方法，声音就不会和谐。”尚书萧宝寅上奏说，陈仲儒的学问没有师承，却轻率地想制作乐器，于是此事被搁置。永安末年，乐器残缺不全，庄帝命尚书左丞拓跋孚监督礼仪制度。拓跋孚上表说：“从前太和年间，中书监高闾、太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乐器，经过几十年才奏报完成。当时大规模召集儒生，考察其中的得失。太常卿刘芳请求另行营造，过了很久才完成。又召集公卿衡量校验是否合宜，议论纷纷，没有人能够统一意见。后来承蒙诏令，一并施行。往年大军进入洛阳，战马交驰，所有乐器几乎全部亡失。臣到太乐署，询问太乐令张干龟等人，他们说：此前以来，设置宫悬四箱，簨簴六架。东北架编列黄钟之磬十四枚，虽器名为黄钟，实际声音却是夷则；考察音律制度，并不十分合韵。姑洗悬在东北，太蔟编在西北，蕤宾排列在西南，器物形制和位置都不相合，调律也不和谐。又有仪钟十四枚，空悬在架首，从来不敲击。现在应当删去废除，以遵从正确的法则。臣如今依据《周礼》中鳬氏关于钟的修长、宽广的规制，以及磬氏关于磬的倨句形制的方法，吹律求声，敲钟求音，删减繁杂，考订实录，依十二个月作为十二宫，各按辰次，设置在相应的位置。” 每月的声音准备齐全后，随着需要击奏，就符合各律循环相互为宫的意义，也得到律吕相生的体制。如今衡量钟磬的数目，各以十二架为定。奏请批准。” 孝武帝永熙二年春，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上表说：“臣听说，安定上位、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易》说：‘先王因此制作音乐、崇尚德行，隆重祭祀上帝，使祖先配享。’《尚书》说：‘敲击石磬，拍击琴瑟来歌咏，祖先就会降临。’《诗》用来表达志意，律用来调和声音；这样可以敦厚叙睦九族，公平地治理百姓。天神因此降临享用，地神也可以得到礼敬。所以乐用来象征德，舞用来象征功；干戚用来比拟功德的形貌，金石用来发扬歌颂。把它用于宗庙祭祀，神灵就享受它的和谐；用在朝廷，君臣就协调心志。音乐的时宜和意义，真是重大啊！即使时代有沿袭和变革，地位有晦暗和显明，周代承袭殷礼，百代之后仍可知其大概。太祖道武皇帝应天受命，光照四海，义理符合天经，德行与地纬相应。九戎屡次兴兵，五礼尚未详备。太宗世祖光辉相继，恭宗显祖大大巩固基业，但仍在经营四方，无暇制作礼乐。高祖孝文皇帝承接太平的事业，继承无为而治的时运，帝王的谋略已经长远，王者的法度焕然一新。太和年间，命已故中书监高闾起草创制古乐。” 高闾不久去世，未能完成这项工作。高闾死后，已故太乐令公孙崇继续修订遗留下来的事务，历时十多年。公孙崇陈述奏报其功绩，当时太常卿刘芳认为公孙崇所作的体制有差错，不合古义，请求重新修造，获准下诏施行。刘芳又加以厘定综合，过了很久才再次上呈。当时已故东平王元匡与他共同辩论驳难，各自树立朋党，争论纷纭，最终没有定论。到孝昌以后，世道处于艰难忧患之中，内部祸乱十分严重，外敌也日益强盛。永安末年，叛贼进入京城，焚烧乐库，所有钟都落入贼手，其余磬石也全化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诏营造乐器，责问太乐署以往在郊丘悬设乐器的方法，以及宗庙安置乐器的区别。太乐令张干龟回答说：‘刘芳所造的六格，北庙黄钟之均，实际上是夷则之调。其余三庙宫、商不和，共用一支笛，陈设在前殿，乐人尚在。又有姑洗、太蔟二格，用在后宫。考察它们的声韵，也仍然是夷则，至今还存在。’然而刘芳是一代大儒，属于当时的文士之首，在讨论此事时，一定应当考察古制，并且有深切明确的证据。张干龟的辨说，恐怕是年代久远，乐官失职，刘芳早已去世，遗文又被销毁，因此没有办法查访遵循。”

译臣等谨慎考察《周礼》关于区分音乐、安排次序的规定：凡奏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乐曲变换六次，就可以礼敬天神。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乐曲变换八次，就可以礼敬地神。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乐曲变换九次，就可以礼敬人鬼。至于陈设，如果不能按照相生次序，两种均调使用不同的宫，又都没有商声而共同使用一个徵声，就不合规制。《尚书》说：‘我要敲击石磬、抚击石磬，百兽都跟着起舞；八音能够和谐，神人与人就都和顺。’如果五音不齐全，声音怎么能形成文理？六律不完备，道理就不能形成和韵。八音和谐，其中的法则却没有人能明白。圣人的道理幽深玄妙，微言已经断绝；汉、魏以来，没有人能够制作。考察《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侯说：‘先王调和五味，是为了调和五声；用来平正人心，成就政治。声音也像滋味一样，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彼此相互成就。’服子慎注说：‘黄钟之均中，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 一悬有十九口钟，十二悬共有二百二十八口钟；八十四律按这样的意义来设置，才可以考察研究。如今考察《周礼》小胥的职掌和乐悬的制度，郑玄注说：‘钟磬编列悬挂，共有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古磬十六枚，献给汉帝，认为这是祥瑞；又依照礼图编悬十六枚。正始年间，徐州薛城送来玉磬十六枚，也是一悬所用的器物。考察如今太乐署使用的钟磬，各一悬十四枚，不知依据是什么。魏国侍中缪袭说：‘《周礼》依据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来大合乐，以招致鬼神。如今的乐官只是知道古代有这种制度，却没有人真正明白。’他又说：‘乐制既已亡失，汉成帝认为《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具四代之乐。奏黄钟，舞《文始》，用来祭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用来祭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时用来祭祀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用来祭祀宗庙。祭祀圜丘、方泽以及群庙祫祭时，就可以兼用四代之乐。’ 汉代还有《云翘》《育命》两种舞，已经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源。汉代祭天时使用它们；魏代又以《云翘》兼用于祭祀圜丘天郊，以《育命》兼用于祭祀方泽地郊。如今这两种舞已经失传很久，再也没有人知道。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定的制度，以及《周官》《考工记》中鳬氏制作钟鼓的规制、磬氏制作磬的倨句方法、《礼运》中五声十二律循环相互为宫的义理，以律吕作为尺度，奏请制定制度、纲纪营造；依照魏、晋所用的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箎、筝、筑的声韵各有区别。这样治理整顿了三年，到现在才完成。五声各有节度，八音没有差错，笙和镛相互和合，不彼此侵夺次序。元旦完备陈设，百官都能看见；虽然还不能达到万古以来的美盛遗迹，实在是一时的盛事。臣私下认为，古代圣哲帝王制定礼、制作乐，各有称号：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制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是尧、舜的不同名称；《大夏》《大濩》是禹、汤的不同称号。周代称《大武》，秦代称《寿人》。自从焚书、学术断绝以后，旧日典章沉沦毁灭，已经没有可供依据的了。汉高祖时，叔孙通借用秦代乐人，制定宗庙之乐：迎接神灵到庙门时，奏《嘉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皇帝进入庙门时，奏《永至》；登歌两遍结束、下堂时，奏《休成》之乐，这些都是叔孙通所作。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又有《房中祠乐》，是高祖的唐山夫人所作。孝惠帝二年，命乐府令夏侯宽补备箫管，更名为《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帝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帝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是高祖四年制作的，用来象征天下已经安定，武力用来除乱。《文始舞》本是舜的《韶舞》，高祖六年改名为《文始》，以表示不沿袭旧名。《五行舞》本是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为《五行》。《四时舞》是孝文帝所作，用来表明天下安定和谐。孝景帝把《武德舞》改为《昭德舞》，孝宣帝又把《昭德舞》改为《盛德舞》。光武帝庙奏《大武》，各帝庙都使用《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到了刘氏不再享祀、当涂氏勃然兴起时，魏武帝庙的乐舞改为六韶，其中武舞采用虞舜的《大韶》和周代的《大武》，总称《大钧》。曹魏失去天下，司马氏乘时而起，晋代的乐舞改名为《正德》。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相互损益承袭而来、又使徽号各有区别的。可是大魏统治天下一百三十年，至于乐舞，始终没有确立名号；这不是用来广泛宣扬皇朝风化、彰明功德、赞美盛大功业、垂范无穷的做法。考察如今后宫宴享和五郊祭祀，都使用两悬之乐；详细考察先代典诰，实在错误很大。古礼规定，天子使用宫悬，诸侯使用轩悬，大夫使用判悬，士使用特悬。皇后的礼数和德行符合王者，所用的名器，怎么能与大夫相同呢？《孝经》说：‘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在明堂祭祀周文王，使他配享上帝。’这就是五方精帝。《礼记·王制》说：‘庶羞不能超过祭祀所用的牲，燕饮时的衣服不能超过祭服。’《论语》说：‘禹住简陋的宫室，尽力治理沟渠水利，穿粗劣衣服、吃粗劣食物，却把冕服制作得很美。怎么能有宫殿庭院的音乐超过天地的礼乐呢？’礼制一旦有差失，偏差就会远达千里。从前汉孝武帝东巡封禅回来，在甘泉祭祀太一，在汾阴祭祀后土，都尽量使用完整的乐制，以表明没有减损。普泰元年，前侍中臣拓跋孚及臣祖莹等奏请营造十二悬，六悬刚完成，又继续营造。不久诏令作出裁定，如今六悬既已完成，臣等考虑钟磬各四钲，鎛钟相随共十六格，宫悬已经足够。如今请再营造两悬，连同前面的共为八宫悬、两套。一套设置在太极殿，一套排列在显阳殿。如果遇到圜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等祭祀，即使日期彼此冲突，也可以使用而不致缺少。孔子说：‘周道四方通达，礼乐彼此相通。’

译传记说：‘鲁国有禘祭的乐舞，宾客祭祀时使用它。’ 那么，天地与宗庙使用同一乐制，就有明确的证据了。至于升斗和权量，当时还没有确定，请立即刊正校定，作为长久的标准。周代保存六代之乐，即《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庙，各有不同的用途。但时代久远，随着时势变化而亡失残缺。汉代只有虞舜的《韶》和周武王的《武》，魏代称为《武始》《咸熙》，错综采用各种风声，成为一代的礼乐。晋代没有重新制作，只改名为《正德》。如今圣朝的乐舞还没有名号，舞人的冠服也没有定制，只称作文舞、武舞而已。依照魏景初三年以来的服饰制度，祭祀天地、宗庙时，武舞执干戚，戴平冕、黑介帻，穿玄色衣裳，白色领袖，中衣领袖为绛色，下着整幅绛色合裆裤，袜子为黑色皮鞮；文舞执羽籥，戴委貌冠，服饰与上面相同。在庙庭演奏时，武舞戴武弁、赤介帻，穿生绛色袍服单衣，绢制领袖，中衣领袖为皂色，穿绘有虎纹的整幅合裆裤，白布袜，黑色皮鞮；文舞戴进贤冠、黑介帻，穿生黄色袍服单衣，白色整幅合裆裤，其他服饰与上面相同。这些制度是魏、晋相沿袭用而未改的。古代神室各自分处，所以声歌各不相同；如今太庙地基相连、屋栋相接，乐舞一同演奏，在义理上是可以贯通的。自从中原发生祸乱，晋室流离播荡，永嘉以后，旧有典章便湮没了。太武皇帝攻破平定统万，得到一部古雅乐，包括正声歌五十曲，乐工技艺相互传授，间或有所施用。自从高祖迁居、世宗去世以后，内外事务繁多，礼乐器物还没有完备。如今所保存的《王夏》《肆夏》之类共二十三曲，还能够击奏，足以阐发历代圣主的美好风教，宣扬累世光明相继的盛美。伏惟陛下仁德上合三皇，义行光照后世，道契合玄妙天机，功业隆盛、国运长久；思考遵循典章，留心礼法制度，恢复尧舜的淳厚风俗，恢复文王、武王的境土，修饰天地的礼仪法度，使百姓进入福地。道德兴盛安泰，音乐创制新声，天地生成、万物安定的盛治，就在于此。乐舞的名号，请陛下垂示裁定。臣等以愚昧之才参与讨论并上呈。到御前奏陈之日，越发感到惶恐。诏令确定乐名，交付尚书省广泛议论后上报。当年夏季，召集群官讨论此事。祖莹又议论说：音乐用来承接神灵、通达教化，舞蹈用来象征万物、彰明功绩；金石传播风声，丝竹申述歌咏。祭祀上天、地神的道理，即使百世之后仍可知晓；奉事神灵、养育百姓的道理，经历千年也不会昏暗。因此黄帝制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称《大章》，舜称《大韶》，禹称《大夏》，汤称《大濩》，周称《大武》，秦称《寿人》，汉称《大予》，魏称《大钧》，晋称《正德》。即使三统相互变更、五运交替降临，也没有不相互承袭制作、而使徽号各有区别的。大魏的道德符合天地人三才，教化清明遍及四方，世代承载德业，连续多代光辉相继；有时凭文教兴盛国家，有时凭武功平定祸乱，功业成就、政治安定，于此便可见。及至当今皇帝登基，又重新承受上天赋予的伟大使命，使典章、车轨、文字焕然一新，与古代法度相同而没有二致。天地覆载之恩均施于两仪，仁爱恩泽遍及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和谐。乐舞的名号，应当详细确定。考察周代兼用六代之乐，声音和律制的施用，都有次序。焚书、学术断绝以后，经书和礼制散亡，汉代以来所保存的不过两种舞而已。请把《韶》《武》作为崇德之乐，把武舞命名为《章烈》，总名叫《嘉成》。汉代乐章说：‘高高悬挂四悬，神灵前来宴享。’宗庙设置宫悬，证据很明确。五郊天神尊贵于人鬼，六宫阴气极盛，体制与至尊相同，按理不应减等降格，都应使用宫悬。舞人的冠服制度，请在旧式基础上减省，使它足以光显赞美宏大功业、宣扬伟大事业。录尚书事长孙稚以下六十人共同议论后上奏。诏书说：王者功业完成便制作音乐，治理安定便制定礼制，以此形成名号，确实没有什么可疑议的。又六代之舞都以‘大’为名，如今可以依照古制，命名为《大成》。凡是音乐以舞蹈为主，所以干戈、羽籥等舞具，礼制上也没有区别，只依旧称作文舞、武舞；其余都按照祖莹等人的议论办理。后周孝闵帝时，太常长孙绍远广泛召集工匠，创制乐器，以八悬为数。因此黄门侍郎裴正上书，认为从前大舜想听七始之音，到周武王时，才创制七音，以林钟作为黄钟，作为正调之音。诏令他与长孙绍远详细议论，来回讨论之后，于是确定以八为数。后来高祖读史书，看到武王灭殷后制作七始之乐，又想废止七悬而设置八悬，并且废除黄钟的正宫，改用林钟作为调首。长孙绍远上奏说：‘天子设置八悬，起源于先民，历代帝王共同遵循，万古不变。下至周武王，才修订七始之音。详细考察经书义理，也没有废除八悬的典制。况且黄钟象征君主，是天子的正位；如今想废除它，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 隋文帝开皇九年，平定陈国，获得宋、齐旧乐，诏令在太常设置清商署来掌管。又寻找陈国太乐令蔡子元以及普明等人，使他们恢复原职。因此牛弘上奏说：“臣听说周代有六代之乐，到《韶》《武》而止。秦始皇把周舞改名为《五行》，汉高帝把《韶》《武》改名为《文始》，以表示不相沿袭；又制作《武德》，用来表明自己的功业。所以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制作《昭容》《礼容》，增益演绎其中的意义。《昭容》产生于《武德》，大概相当于古代的《昭》；《礼容》产生于《文始》，是纠正秦代《五行》的。文帝又制作《四时》之舞，所以孝景帝即位后，追述前代功业，采《武德舞》制作《昭德舞》，配以管弦，在太宗庙中祭献。孝宣帝又采《昭德舞》制作《盛德舞》，重新创作歌辞，在武帝庙中祭献。由此说来，乐舞世代相承，即使有所改作，也都以《昭》为宗本。到明帝时，东平献王采《文德舞》制作《大武舞》，在光武帝庙中祭献。汉末大乱，乐章沉沦残缺。魏武帝平定荆州，得到杜夔，任命他为军谋祭酒，让他创制雅乐。当时谒者骑侍郎邓静善于吟咏雅歌，乐师尹胡能够学习宗庙祭祀的曲调，舞师冯肃熟悉前代各种舞蹈；他们总合训练、精心研究，使古乐得以恢复，从杜夔开始。”

译文帝黄初年间，把《昭容乐》改为《昭业乐》，把《武德舞》改为《武颂舞》，把《文始舞》改为《大昭舞》，把《五行舞》改为《大武舞》。明帝初年，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的乐舞称为《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的乐舞称为《咸熙》之舞；又制作乐舞，命名为《章斌》之舞，凡遇天地、宗庙祭祀以及临朝大飨，都使用这些乐舞。晋武帝泰始二年，派傅玄等人制作行礼、上寿、食举时所用的歌诗。张华上表说：‘考察汉、魏所使用的乐章，虽然诗章辞句不同，随着时势有兴有废，但至于韵脚、停顿、曲调转折，都依附旧制，全都相互承袭，不敢有所改动。’泰始九年，荀勖掌管音乐，命郭夏、宋识制作《王德》《大豫》之舞，把魏代《昭武舞》改为《宣武舞》，把羽籥舞改为《宣文舞》。东晋江左初年，典章制度混乱，贺循任太常卿，才开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年，阮孚等人又增益它。咸和年间，搜集聚合散失的乐曲。邺城陷落后，胡地皇后的乐人又有一部分南渡，东晋沿用他们，因而具备钟律。太元年间，攻破苻永固，又获得乐工杨蜀等人，他们熟悉并训练旧乐，于是金石乐器才开始完备。考察它的悬设和音调，与江左旧制相同。慕容垂在长子击破慕容永，全部获得苻氏的旧乐。慕容垂的儿子后来被魏所败，魏军夺取了他的钟律，慕容垂命李佛等人带领太乐署的精细乐工，逃奔到邺地的慕容德那里。慕容德迁都广固，儿子慕容超继位；慕容超的母亲先前被姚兴俘获。慕容超带太乐工一百二十人到姚兴那里赎回母亲。到宋武帝进入关中时，又把这些乐人全部收取，带到南方。永初元年，把《正德舞》改为《前舞》，把《太武舞》改为《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重新调定金石乐器；到元嘉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又重新改定。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袭使用。萧子显《齐书·志》说：‘宋孝建初年，朝廷议论把《凯容舞》作为《韶舞》，把《宣业舞》作为《武德舞》。按照《韶》的说法，《宣业》就是古代的《大武》，并不是《武德》。所以乐志中有前舞《凯容》的歌辞，也有后舞《凯容》的歌辞。’到了梁初，仍使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来改为《大壮》《大观》。如今人们仍把《大观》称为前舞，因此可知乐名虽随朝代改变，声韵和曲调转折按理应当常相同。此前攻克荆州，得到梁家的雅曲；如今平定蒋州，又得到陈氏的正乐，继续相互传承，认为符合古制。况且考察这些曲调的体制和用声都有次序，请加以修订整理，以备雅乐使用。后来魏代洛阳的曲调，据魏史记载，是太武帝平定赫连昌时所得的，但再没有明确证据。后周所使用的乐曲，都是新近制作的，其中夹杂边地异族的声音，以戎狄之音扰乱华夏，全部不可使用，请一律停止。诏书说：‘制定礼、制作乐，是圣人的事业。功业完成、教化融洽之后，才可以讨论这件事。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正道教化尚未融洽，仓促进行变革，我还没有空闲。’晋王再次上表请求，皇帝才答应。十四年三月，乐制确定。秘书监、奇章县公牛弘，秘书丞、北绛郡公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虞部侍郎许善心，兼内史舍人虞世基，仪同三司、东宫学士、饶阳伯刘臻等上奏说：‘臣听说，土制的鼓槌和土鼓，自古就受到重视；雷声从地上震发，见载于《易经》。考察古代帝王治理国家、驾驭万物，以揖让之礼君临天下，说的就是礼乐。秦代焚烧经典，乐书残缺亡失。到汉代兴起，才开始搜集采录，追述旧制并加以增广，编成朝廷典章。魏、晋相承，又进一步讨论考订，历代沿革的适宜情况，都载在旧有事实中。永嘉以后，九州分崩离析，燕、石、苻、姚等族相继占据中原，这难道不是戎狄之世吗？’ 难道一定要到了伊水、洛水以北，我们才会改穿左衽之服，再也没有周公、管仲那样的功业吗？前代的言论和旧日的法式，到这里已经全都断绝了。金陵建立朝廷，朝士纷纷南奔；如今皇帝的宏大法度灿然完备，又重新具备了与中原隔绝三百年的制度。伏惟陛下圣明，承受天命，正值运势昌盛。如今南征所获得的梁、陈乐人以及晋、宋的旗章，都完整到来；过去各代不能制服的，如今全都制服了；前朝不能得到的，如今全都得到了。教化融洽、功业完成，正是在这个时候。臣等恭敬奉行明诏，详细制定雅乐，广泛访问知音之士，旁求儒学贤才，研究校正是非，决定取舍，采用为一代正乐，全部存放在本司。于是又撰写歌辞三十首，诏令一并施行。开皇年间，牛弘又请求依照古代五声六律循环相互为宫，雅乐每一宫只设一调，只有迎接四时之气时演奏五调，称为五音。缦乐使用七调，祭祀时施用，各依声律，按尊卑排列次序。高祖还记得何妥的言论，主持牛弘的奏议下发后，不准制作旋宫之乐，只制作黄钟一宫而已。于是牛弘与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共同详细议论说：‘后周时期用四声降神，虽然采自《周礼》，但时代久远，这种方法早已断绝，不可依用。’ 谨按《周礼》司乐的规定：凡奏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舞《云门》以祭天；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圜钟为羽，舞《韶》以祭祀宗庙。马融说：‘圜钟就是应钟。’贾逵、郑玄说：‘圜钟就是夹钟。’郑玄又说：‘这里没有商声，是因为祭祀崇尚柔和与刚健，所以不用商声。’干宝说：‘不说商声，是因为商代表臣下，王者自称，所以保留其实际而去掉它的名称；好像是在说天地人物虽然存在，却没有德行来主宰它们，这是以谦逊自我约束。’前代儒者的解释既然没有人知道应当听从哪一种，然而这四声不只是缺少商声，律管的次序也不合；以这样的制度制作音乐，没有能够和谐的道理。今古情况不同，也无法实行。考察《东观书·马防传》：‘太子臣鲍邺等上奏制作音乐的事情，皇帝下诏让马防议奏。马防说：建初二年七月，鲍邺上言：天子的饮食必须顺应四时、五味，设置食举之乐，是为了顺应天地、奉养神明、求取福应。如今官府雅乐只有黄钟，食举乐只有太蔟，都不符合当月的律吕，恐怕会伤害同类之气；可以制作十二月的均调，各自对应每月的气候，公卿朝会时能够听到当月的律音，这样才能感通上天的和气。应当奉诏下令太常评议。’

译太常上奏说：‘制作乐器需要费用一百四十六万钱，奏议因此搁置。’如今明诏再次下达，臣马防认为可以实行；应当等到上天显示吉祥的时令，借着岁首的吉月，发出太蔟之律，演奏雅颂之音，以迎接和气。这套条理十分完备，于是单独施行，始于十月作为迎气之乐。’又《顺帝纪》说：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把《春秋》置于辟雍，隶属太学。依随每月律吕，十月奏应钟，三月奏姑洗。元和以来，声音乖戾不调，于是修复黄钟，按照旧典制作乐器。由此说来，汉代宫悬有黄钟均，食举有太蔟均，只有两种均调，并不循环相互为宫，这一点也很明白。从元和到阳嘉二年，计算起来只有五十年，实行后又停止。考察黄帝听凤凰之鸣来制定律吕，《尚书》说：‘我想听到六律五声。’《周礼》有区分音乐以祭祀的制度，这是圣人制作礼乐，用来合和天地阴阳之气的自然道理。却说声音乖戾不调，这种说法实在是极其荒谬。如今梁、陈雅曲都使用宫声。按照礼制，五声、十二律循环相互为宫。卢植说：‘十二月中三种律管轮流主持事务，当前主持事务的律管就是宫；宫代表君。’ 郑玄说：‘五声是宫、商、角、徵、羽；其中阳性的管叫律，阴性的管叫吕。’把十二辰依次排列，轮流相互作为宫，从黄钟开始，到南吕结束，总共有六十调。皇侃解释循环相互为宫说：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蔟为宫，其余各月依此类推。十二管各自具备五声，合计六十声。五声形成一调，所以共有十二调。这正是解释郑玄义理的明文，并没有把商、角、徵、羽作为另外声调的办法。《乐稽耀嘉》说：‘东方属春季，其声为角。音乐应当终止于夹钟，其余各方都以其中间的律为宫。如果有商、角各自成调的道理，就不能说夹钟为宫。’又说：‘五音没有宫声就不能调和，五味没有甘味就不能和谐。’《动声仪》又说：‘宫声唱出而商声应和，这叫作太平之乐的良好根本。’《周礼》说：‘奏黄钟，歌大吕，以祭祀天神。’郑玄认为，这是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作为均，均就是调。因而崔灵恩说：‘一方的音乐有十二调，并不只是分别论说商、角、徵、羽。’又说：‘凡六乐，都用五声加以文饰，用八音加以传播。’ 所以可以知道，每一支曲调都必须把五声、八音交错组合起来，才能形成乐曲。御寇子说：“师文弹琴，命定宫音而统摄其余四声，于是庆云浮现，景风飞翔。”只有《韩诗》说：“听到宫声，会使人温厚而宽大；听到商声，会使人方正廉洁而喜好义理。”古代又有清角、清征之类，这些都是以某一声作为主声来形成曲调。现在把五引作为五声，用于迎接五方之气，正是这种情况。其余曲调都使用宫声，不必用商、角、征、羽。怎么知道这一点呢？荀勖论述三调以均首为主，取得正声之名，这说明雅乐全都属于宫调之外的正声，而征、羽、角则各自成为民间歌谣的声音。况且西凉、龟兹以及杂伎等曲目数量很多，所以可以分属于众多调式，各调各有曲目。雅乐曲目少，必须以宫声为根本，经历十二均来制作，不能分配到其他调式，否则反而会更加杂乱。其奏议大致如此，皇帝全部采纳了。▯又上奏议说：“谨按《礼记》，五声、六律、十二管循环相互作为宫音。《周礼》说，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这些都是旋转相互作为宫音的意思。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孟春之月，太蔟作为宫，姑洗作为商，蕤宾作为角，南吕作为征，应钟作为羽，大吕作为变宫，夷则作为变征。其他月份依此类推。’所以先王制定律吕，是用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扬子云说：‘声音产生于律，律产生于时辰。’因此律吕配合五行，贯通八风，经历十二辰，运行于十二个月，循环转运，意义上没有停止的时候。比如立春时木旺而火为相，立夏时火旺而土为相，季夏时土旺而金为相，立秋时金旺而水为相，立冬时水旺而木为相。所谓循环相互作为宫音，就是在某一五行当旺的月份，把相应的律名定为宫音。现在如果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不以大吕为宫，就是春天木不旺、夏天土不能为相，难道不是阴阳失调、天地不通吗？刘歆《钟律书》说：‘春天以宫律配秋律，百花必然凋零；秋天以宫律配春律，万物必然繁荣；夏天以宫律配冬律，雨雹必然降下；冬天以宫律配夏律，雷声必然发作。’由此看来，这个道理确实不可改变。况且律有十二个，现在只设置黄钟一均，只使用七律，其余五律究竟用来做什么呢？恐怕会失去圣人制作律乐的本意，所以必须依照礼制采用循环相互为宫的方法。”皇帝说：“不必采用旋转相互为宫的办法，暂且只制作黄钟一均。”▯又论述六十律不可实行。他谨按《续汉书·律历志》说：“元帝派韦玄成到乐府向京房询问，京房回答说，他从原小黄令焦延寿那里接受了六十律相生的方法。由上律产生下律，都是三分生二分；由下律产生上律，都是三分生四分。阳律从下位产生阴律，阴律从上位产生阳律，终于中吕，于是十二律完备。中吕从上位产生执始，执始从下位产生去灭，如此上下相生，终于南事，于是六十律完备。十二律的变化达到六十，就像八卦的变化达到六十四一样。”冬至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这是声气的根源，也是五音的正声。因此每一律各自统领一天，其余诸律依次运行。所谓宫日，就是各自作为宫音，而商、征等声依照同类相从。

译京房又说：“竹管发出的声音不能用来测定调式，所以制作律准来确定数值。律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有十三根弦，弦面隐约分隔九尺，以对应黄钟九寸的律长。中央一根弦下面刻画分寸，用来表示六十律清浊高低的节度。执始一类的律，都是京房自己创制的。”京房说自己从焦延寿那里接受了这套方法，但不知道焦延寿又是从谁那里承受的。到了元和年间，待诏候钟殷肜上书说：“官府中没有懂得用六十律调音的人。”于是待诏严嵩把律准的方法全部教给他的儿子宣，希望征召宣补任学官，主管调试乐器。太史丞▯考校宣的十二律，宣有两律考中，四律考不中，另外六律不知道是什么律。宣于是被罢免。从此以后，律学家没有人能够用律准来施弦调音。嘉平年间，东观召见掌管律法的太子舍人张光，询问律准的意义，张光等人也不懂。回去查阅旧藏，才找到那件乐器；形制与京房书中所说的一样，但仍不能确定弦的松紧。因此，史官中能够辨别清浊音的人终于断绝了，能够传承的只有太▯常数和候气法而已。根据这些情况来说，京房的方法在汉代就已经不能实行了。沈约《宋书·志》说：“详细考察古代典籍和当今音律家的说法，六十律没有办法用于音乐。”《礼记》说：“十二管循环相互作为宫音”，并没有说六十律。《封禅书》说：“大帝让素女弹五十弦瑟，声音悲哀，于是把它破为二十五弦。”假使六十律能够用于音乐并且制作成功，实际上也不会采用它，这也是取“大乐必定简易，大礼必定简约”的意思。▯又上奏议说：“按《周官》说：‘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郑众注说：‘均，就是调。’乐师主管调和声音。《三礼义宗》说：‘《周官》所说奏黄钟，是用黄钟作为调；歌大吕，是用大吕作为调。’所谓奏，是指堂下的四面悬挂的乐器；所谓歌，是指堂上所歌唱的乐章。但一次祭祀之间都使用两种调。由此可知，根据宫音来称调，二者意义相同。”这说明六律六吕交替相互作为宫音，各自成为一种调。现在通行的音乐以黄钟为宫，却以林钟为调，这与古代典籍相违背。晋代内书监荀勖依照典籍记载的五声、十二律循环相互为宫的方法，制作十二支笛：黄钟笛的正声与黄钟相应，下征与林钟相应，并以姑洗为清角；大吕笛的正声与大吕相应，下征与夷则相应；其余各均也都依此类推。然而如今所使用的林钟，是荀勖所说的下征之调，不取其正声，反而先用其下声，按道理说不通。因此必须把它改为上声，这个建议非常好。” 皇帝下诏，命▯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校正、确定新的乐制。文帝时，命国子博士何妥考察并审定钟律。何妥上表说：“臣听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既然如此，能够感动天地、感应鬼神的，没有比礼乐更切近的了。又说，音乐达到正道就没有怨恨，礼制达到正道就没有争斗；以揖让礼义治理天下，说的就是礼乐。臣听说音乐有两种：一叫奸声，一叫正声。奸邪的声音感动人心，便会使逆乱之气应和；正顺之气形成祥和的气象。因此正声流行，伦理就清明，耳目聪敏，血气平和，风俗得到改变，天下都安宁。孔子说：‘放弃郑声，远离谄佞之人。’所以郑、卫、宋、赵的音乐，传入宫内就会使人发病，传到宫外就会伤害人。因此宫声紊乱，国家荒芜，君主骄横；商声紊乱，政事偏邪，官员败坏；角声紊乱，人民忧愁，百姓怨恨；征声紊乱，国家悲哀，政事劳苦；羽声紊乱，国家危险，财物匮乏。这五种声音全都紊乱，国家很快就会灭亡。魏文侯问子夏：‘我端正衣冠听古乐，就想睡觉；听郑、卫之音却不知道疲倦，这是为什么？’子夏回答说：‘古乐开始演奏时有文乐，接着以武乐整饬，能够修养自身、治理家庭、使天下均平。郑、卫之音则以奸邪之声扰乱人心，使人沉溺而不能停止，男女混杂，连父子关系也不顾。如今您所问的是乐，所喜爱的是音。乐与音接近却不相同，作为君主，必须谨慎审察自己的好恶。考察圣人制作音乐，并不只是姑且取悦耳目而已，而是希望在宗庙之内，君臣一同听它，便无不和谐恭敬；在乡里之内，长幼一同听它，便无不和睦顺从；在闺门之内，父子一同听它，便无不和亲。这就是先王建立音乐的原则。所以只知道声音而不知道音乐的，是禽兽；只知道声调而不知道音乐意义的，是普通百姓。黄钟、大吕以及弦歌、干戚之舞，儿童都能跟着跳舞；真正能够懂得音乐的，大概只有君子。不懂声音，不能和他谈声调；不懂声调，不能和他谈音乐；懂得音乐，就接近大道了。’纣王无道，太师抱着乐器逃奔周国。晋国君主德行浅薄，师旷坚持爱惜清征之音。上古时代还没有音乐，人们拍腹、敲击土块，也能从中获得快乐。《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来崇尚德行，隆重地进献给上帝，以配享祖先。’后来黄帝制作《咸池》，颛顼制作《六茎》，帝喾制作《五英》，尧制作《大章》，舜制作《大韶》，禹制作《大夏》，汤制作《大濩》，武王制作《大武》。从夏代以来，年代久远，只有乐曲名称流传下来，已经无法听到它们的声音。从殷代到周代，音乐完备地保存在《诗经》的颂诗中。因此从圣贤以下，大多有人学习音乐。比如伏羲减少瑟弦，文王增加琴弦，孔子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吹箫。汉高祖初年，叔孙通于是上奏，请乐人制作宗庙音乐：在庙门迎神时，演奏《嘉至》之乐。这是在庙门迎神时演奏的《嘉至》之乐，仍然相当于古代迎神降神之乐。皇帝进入庙门时，演奏《永至》之乐，作为行步的节拍，类似《采齐》《肆夏》。进献干肉等祭品时，演奏登歌之乐，类似古代《清庙》之歌。登歌演奏两遍后，演奏《休成》之乐，赞美神灵享用祭品。皇帝到东厢坐定后，演奏《永安》之乐，赞美礼仪完成。《休成》《永至》两曲，是叔孙通制作的。汉高祖的宗庙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逃奔齐国；陈国是舜的后代，所以齐国有《韶》乐。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说的就是这件事。秦始皇灭亡齐国，得到齐国的《韶》乐。汉高祖灭秦后，《韶》乐传入汉朝。高祖改名为《文始》，用来表示并非照袭旧名。《五行》舞本来是周代的《大武》乐。

译秦始皇改名为《五行》，到了孝文帝时，又制作《四时》之舞，用来向天下表示国家安定和谐、四时运行顺畅。孝景帝采用《武德》舞，改为《昭德》；孝宣帝又采用《昭德》，改为《盛德》。虽然名称有所改变，大体上都沿袭秦代旧事。到了魏、晋，都使用古乐。魏国的三位祖先都制作过乐章。自永嘉年间晋室播迁、五都倾覆之后，音乐南传，因此江东的音乐最为完备。宋、齐以来直到梁代，所实行的音乐仍然传承古制，《三雍》《四始》等，确实称得上盛大完备。侯景叛逆篡乱以后，乐师四散，这四种舞、三种调全都传到了伪齐。齐氏虽然知道这些曲调是承传而来，却不把它们用于宗庙和朝廷。臣年轻时喜爱音律，留意管弦乐器，年纪虽老，对这些仍大多记得。等到东土平定，乐人全部返回，臣询问他们在外滞留的情况，他们果然说是梁人教给他们的。如今三调、四舞，都还有人能够演奏；虽然不能十分纯熟，也颇具雅正之声。如果命令他们教习传授，也许可以使古乐流传下去。然后取其精华，撮取要旨，沿袭旧制而有所损益，再制定美好的名称，用来歌颂当今盛德，向后世传布雅正之乐，难道不是好事吗？臣谨慎地记录了三调、四舞的曲名，并另行制作歌辞。其中有些声音流荡的曲子，不可以在殿廷上演奏的，也全部附列在后面。奏书上呈后，另下敕令让太常寺取何妥的意见加以裁定。于是制作《清平瑟》三调的乐声，又制作《八佾》所用的鞞、铎、巾、拂四种舞。此前，太常寺所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来只演奏大吕，废弃了黄钟。何妥认为这严重违背古代本意，于是上奏请求使用黄钟。诏令交给公卿议论，公卿同意了。唐太宗贞观元年春正月，宴请群臣，演奏《秦王破阵乐》。皇帝说：“朕过去接受委任，专门负责征讨，于是民间有了这支曲子。它虽然不像文德之乐那样从容优雅，但这是朕建立功业的由来，不敢忘记。”封德彝说：“陛下凭借神武平定天下，文德怎么能与它相比呢？”皇帝说：“用武力平定乱局，用文德守成，文武各有其用，各随时势。你说文德不如武功，这话说过头了。”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癸丑，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请求采用他所制定的新乐。皇帝说：“礼乐的制作，是圣人取法万物、设置教化，用来节制行为、治理政事；善恶难道是由音乐造成的吗？”御史大夫杜淹回答说：“前代的兴亡，确实由音乐造成。陈朝将要灭亡时，制作《玉树后庭花》；齐朝将要灭亡时，制作《伴侣曲》。行路的人听到这些，无不悲叹。所谓亡国之音，由此看来，确实是由音乐造成的。”皇帝说：“不是这样。声音怎么能够感动人呢？欢快的人听到它就喜悦，悲哀的人听到它就悲伤；悲喜在于人的内心，并不是由音乐造成的。将要灭亡的政局，百姓必然困苦；正因为困苦的内心受到触动，所以听到音乐就悲伤罢了。哪里有哀怨的乐声，能够使原本喜悦的人变得悲伤呢？如今《玉树》《伴侣》这些曲子，声音都还保存着，朕现在为你演奏，你一定不会因此悲伤，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尚书右丞魏征回答说：“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呀乐呀，难道只是钟鼓吗？’音乐的根本在于人心和谐，并不在于音调本身。”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贞观十七年，太常卿萧瑀上奏说：“如今《破陈乐》的舞蹈，天下共同流传；但是要表现皇帝至高的德行，仍有未尽之处。此前先后击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人，臣愿意画出他们的形状，用来描绘战胜攻取的情状。”皇帝说：“朕当时在四方尚未平定之际，是为了天下百姓救火救溺，不得已才进行战争，所以民间有了这支舞。国家因此也制作了这支曲子，雅乐的舞容只适合陈述大概情形。如果细致描绘他们被擒获的样子，形态就容易辨认。朕现在的将相中，有许多人曾经受过这些人的驱使；既然曾经有一日作为君臣，如今若再次看到他们被擒获的情势，一定会有所不忍。我正是为这些人着想，所以不这样做。”萧瑀谢罪说：“这件事不是臣的思虑所能及。” 武后载初元年以后，对内史邢文伟说：“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伯牙弹琴，钟子期听琴，知道他的心意在高山流水，这已经是音乐能够移风易俗了，为什么还要取用音乐呢？”邢文伟说：“圣人制作音乐，是为了平和人心、改变风俗；末世音乐败坏，就会反过来被人所改变。”武后很高兴，赏赐他绢帛。中宗时，在两仪殿宴饮，酒兴正浓，伶人袜子、何懿等演唱合生歌，言辞浅薄污秽，因而表现得傲慢放肆。考功员外郎武平一上书进谏说：“音乐体现上天的和谐，礼制体现大地的秩序；礼配合大地，乐应合上天。因此音律发动于人心，声响表现于外物，随着内心的哀乐而感受外物、应和变化。音乐正，风俗教化就正；音乐邪，政令教化就邪。先王就是据此了解政治的兴衰。我伏见胡乐施用于声律，本来只是作为四夷乐数的一部分；近来却日益流荡，异曲新声，充满哀思和淫靡，从王公开始，逐渐流传到里巷；妖艳的伎乐、伶人、街童、市井子弟，有的谈论妃嫔和公主的情态容貌，有的列举王公的姓名和品行，歌唱舞蹈，称作合生。过去齐国衰败时有《伴侣曲》，陈国灭亡时有《玉树后庭花》，节拍急促、曲调怪僻，都是亡国之音。礼制如果有所欠缺而不加推进，就会使音乐消亡；音乐流荡而不能回返正道，就会变得放纵。臣希望屏弃流荡怪僻之乐，崇尚庄重和谐。除作为四夷乐数而保存的胡乐之外，其余一律罢遣。何况两仪殿、承庆殿是陛下接受朝见、听取诉讼的地方，正如大宴群臣一样，不容许用娼优之乐轻薄戏谑，损害污辱国家典章。如果在听政之余只是姑且玩赏耳目，自然可以在后宫演奏。” 玄宗时，凉州进献新曲，皇帝临御便殿，召诸王观看。宁王宪说：“这支曲子虽然优美，但是宫声偏离而不相连接，商声紊乱而急暴。君位低下而逼近臣位，臣下僭越而冒犯君上；这些变化起于细微之处，表现为音声，传播到歌咏中，又会显现在人事上。臣恐怕有一天会发生迁徙流亡的灾祸。”皇帝默然不语。等到安史之乱发生，才想起宁王辨析音律的话。

译周世宗显德六年，皇帝因为王朴一向通晓音律，便向他询问。王朴上奏说：“礼是用来约束人的外在行为的，乐是用来治理人的内心的。外在行为合乎规范，内心和谐安宁；如果这样，天下却还不能得到治理，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乐产生于人的内心，而声音由外物形成；外物形成声音以后，又能反过来感动人的内心。从前黄帝吹奏九寸长的律管，取得黄钟的正声。把它减半就是清声，加倍就是缓声。按照三分损益法推算，由此产生十二律。依次旋转而互相确定宫音，由此产生七调，成为一个均调。总计十二均、八十四调，乐制才算完备。遭逢秦朝焚灭学术之后，历代很少有人能够使用这种乐法。唐代祖孝孙考订校正大乐，这套方法才开始完备。安史之乱后，乐器和乐曲十之八九已经亡失；到了黄巢之乱，更被荡然毁尽，没有留下什么。当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铸造镈钟十二口、编钟二百四十口；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现在各县所保存的就是这些。虽然有钟磬的形制，却完全没有彼此应和的和谐之声。那些镈钟不考究音律，只是循环敲击；编钟和石磬也只是徒然悬挂而已。丝、竹、匏、土等乐器，仅有七个声，名为黄钟宫。现存的曲子有九首，考察其中只有三首合于律法，六首参杂了其他调。大概乐制的废缺，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臣谨依照古法，以黑黍排列定尺，长度九寸、直径三分，制成黄钟律管，使它与现今黄钟的声音相应。” 王朴由此推演，得到十二律，用来让各个律管相互吹奏。由于直接用律管发声不方便，于是制作了十三弦的律准，长度九尺，弦声都与黄钟之声相应；又依次设置弦柱，确定十一律以及黄钟的清声。循环采用七律作为一个均调。作为一均主音的是宫，征、商、羽、角、变宫、变征依次排列。奏出这一均的主音，使它归于本音所属的律，交替应和而不紊乱，这样才形成一个调。总计有八十一调。这种方法已经失传很久，只有臣独自见过。请下诏召集百官，校验它的得失。”皇帝下诏同意了。南唐嗣主在位时，太常博士陈致雍上奏说：“臣听说，羽籥、干戚，是用来调和八方之风的；金、石、丝、竹，是用来校正五音的。古代那些贤明的先王，用它们来使人神相感、使常伦协调、使秩序井然，少有不依靠它们的。高皇帝重新建立宏大的基业，显赫地登上皇位，修明三代的礼制，端正八佾的仪制；还没有下车，就立即命令设置舞童，令乐师用节奏引导他们，教他们进退升降。专门为大礼而设置这些，至今已经二十年了。近来兵戎入侵，王师出兵讨伐，有人进献所谓权宜之策，说舞童耗用多年积存的粮储，是无用之物，请把他们一并编入士卒队伍，随军征讨。这些都是台隶之人的说法，不是圣贤的教诲。礼乐是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没有？况且有的舞童是衣冠子弟，有的是平民子弟，让他们拿着戈矛防御敌军、执掌鼓旗抵抗寇贼，本来就不是他们所能胜任的事。把他们全部计算起来，不过一百多人罢了。再加上多年的教习，才取得今天的成效；一旦抛弃，以后就没有传承的人了。保存他们，未必会减少太仓的粮食；废弃他们，难道就能增加国家的军队吗？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仲尼说：‘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的是礼。’大概说的也是这种情况。臣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斟酌圣王盛大的典章，特别施展圣明，允许仍旧按照原来的制度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宋仁宗景祐三年，右司谏韩琦上奏说：“臣听说，乐音的产生源于人的内心，所以喜、怒、哀、乐的感情受到外物触发，急促衰弱、舒缓宽和的声音便随之响应，并不是乐器本身造成的。因此孔子说：‘所说的乐啊，所说的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他的话是有根据的。孟子回答齐宣王时，也有‘现在的乐和古代的乐是一样的’这样的说法，意思是能够和百姓共同享乐，那么古今就是相同的。唐太宗听祖孝孙制作的新乐，便说，乐的制作，大概是圣人顺应外物而设置教化；政治的兴盛或衰败，也不由此决定。魏征回答说，乐在于人心和谐，不在于音调本身。这些都是圣贤论述乐的大旨。臣见识昏暗、技艺浅薄，向来并不懂音律，陛下却错误地赐予考察选拔，使臣得以充任谏官，首先承受诏令，命臣与丁度等详细审定胡瑗、阮逸、邓保信所制作钟律之事。臣粗略考察前代记载，参验古今，发现这两家的说法都有差错，尚未完备。阮逸、胡瑗所说的围径方分，以及邓保信采用长黍作为依据的典籍证据，臣都没有听说过。自从艺祖建立国家，仁宗继承统绪以来，繁缛的礼仪都已举行，盛大的事业也都完备，一直通用王朴的乐，没有全部更改。以至百姓安康，战争平息，天下无事，延续了将近八十年。作为乐的功用，不能说不和谐。” 近来因为燕肃献上建议，才妄自加以磨改；正好李照奉召赴京，说原来的乐不能完全和谐。陛下发挥天赋的才智，甚至顾不上休息来聆听，精心加以考察核验，允许李照改制。等到制成以后，立即荐用于郊庙；及至阮逸、胡瑗相继到来，大力宣称李照的乐穿凿附会，于是又命令他们制作律管，但围径和长度仍然不相合。邓保信接着献上新法，也同样在长度和宽度上违背古制。臣私下认为，祖宗的旧乐遵用已久，近来却听从一个士人的偏见，改变数朝沿用的律法，还赐给金帛、增加品秩，优厚地奖赏他的劳绩；不到一年，又将再次改变制度。臣担心后人还会有人依从而加以非难，那不只是有伤国体，实际上还会白白耗费国家财用。纵观前代，讨论乐制时，古代的律管尺寸尚且存在，仍然是非纷纭，经过多年才得以完成，从未见有像如今这样仓促而又轻易改变的。臣私下计算，这不如探究制作乐的根源，把它作为施政治国的根本，使政令平和简约，百姓万物和乐融洽，天下太平，百姓击壤、鼓腹而歌颂太平；这才是上古的乐，难道可以仅仅从乐器的形制上求得吗？既然已经通达它的根源，又应当研究当前的急务，以辅佐国家的盛业。如今国家正在使天下安宁统一，朝廷安定清明，但西北两边长久放松边备，敌人的本性难道能永远保持不变吗？弱小时就卑微顺服，强大后就骄横叛逆；背弃盟约的事，哪个朝代没有呢？” 一定要考虑周密防备意外，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对方的诚信上。这是陛下和身边辅弼大臣日夜忧虑的事情，应当先处理它。请暂缓求取新乐的诚意，把注意力转移到谋划安定边疆上，优先处理最紧迫的事情，这在道理上是更好的。臣想请陛下下诏给有关官署，把两家的律法以及所制作的律管尺寸、钟磬、权量全部记录下来，保存而暂不施行；再命天下精通音律的人，令他们详细校正，然后实行。等一两年，如果始终没有达到可以采用的结果，那么就把王朴、阮逸胡瑗、邓保信三家的方法，另行召集熟悉古籍而又接近朝廷的臣僚，选取其中最符合典籍的一种，用来准备雅乐演奏，也还不算晚。如今的裁定，请暂且停止；万一财力选择不能胜任，也算是万幸。”

译宝元元年，韩琦任知谏院，上奏说：“臣先在景祐三年秋天，曾奉圣旨，命臣与丁度、胥偃、高若讷共同裁定阮逸、胡瑗、邓保信等所制作的钟律。随后臣把历代典章记载中的文字以及汉钱的分寸拿来比较，发现王朴的旧乐在太祖朝时，曾命和岘按照司天监的景表尺减定，所得尺度与汉、唐的尺度相近。胡瑗、阮逸、邓保信以及李照等人的钟律，都不符合古制，臣于是详细上奏。后来又奉圣旨，命令把汉钱的分寸和景表尺分别制作律管，互相参校；臣与丁度等人各自陈述自己不懂音律，请求再次访求懂乐的人，令他们详细审定。后来这道诏令被搁置。那时臣曾把《景祐广乐》拿来详细查阅，完全看到了实际记载，知道李照不依古法，凭自己的意见制造律度。如今南郊大礼临近，陛下亲自举行大礼，不能把李照制作的违背古制的乐用于祭献天地和宗庙。臣私下听说，和岘减定的王朴旧乐钟磬等器物，现在都还保存着。请陛下特地下达圣旨，命太常寺今后举行郊禋时使用旧乐，这样国家礼仪的体制可以全部具备，神灵听到的乐声也会和谐。” 景祐四年，秘阁校理余靖讨论李照所制定的乐制，上奏说：“臣听道路上传言，说朝廷已经下达诏令，定于本月十六日皇帝临御后殿，命中书、枢密院以及修撰乐书的臣僚，一同在皇帝面前详细讨论李照、胡瑗所制定雅乐的是非。臣私下认为，乐是凭借声音来传播和谐，声音是凭借乐器来发挥作用；因此先借助金石制成乐器，然后才会有声音并达到和谐；分定宫、商等音作为音阶，然后乐才可以考察。现在李照的说法，乐器形制可以辨别；胡瑗的意见，音声还没有实际传出。仅凭这一点来辨别异同、判定优劣，不是很难吗？何况人的言辞有的明辨，有的讷拙，思想也有巧妙和笨拙之别，又怎么能在片刻之间判定呢？臣又认为，古代制作乐的人知道声音有清浊之分，所以吹奏律管来确定其中正声；又担心时间久了方法失传，所以用累积黍粒的办法保存其制度。后世有所增减，不能辨识古代的本声；如果依照古法去寻求，或许还能得到它的大概形貌。既然怀疑古法却不采用，又不知道凭什么可以遵从。况且胡瑗所陈述的内容颇有经典依据，为什么不试着命令他制作一套编钟、编磬，与李照的乐反复考察、交替演奏，选取其中丝竹之声和谐而彼此不相压制的，确定为优，然后实行呢？” 到那时再召集众臣讨论，也还不算晚。臣近来听谈论此事的人说，李照学习音律没有老师传授的法则，自己推演损益；又倚仗阎文应作为内廷助力，所以能够纷纷放纵地坚持自己的偏见。他制定的律度疏漏而偏长，钟声震荡摇动，不遵守古制，不能作为后世垂法。考察众人的说法，李照并非完全正确。如果认为乐是政治中的大事，改制作乐就应当慎重，那么在李照尚未改制之前就应该谨慎行事。如今既然已经改制而尚未最后确定，就更应详细考察律吕，审慎确定制度，以防止其中的过失。因此臣认为，应当命令胡瑗制作钟磬，与李照的乐分别辨验声调；这样是非就会明白可见，如同置于秤和镜子之前，不必争辩也能看清。臣不胜区区愚陋之见，谨此待罪。”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七。《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二十八。明代杨士奇等人编撰。礼乐【总说乐】。宋仁宗庆历元年，翰林学士宋祁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右司谏、直集贤院韩▯所上的奏札，其中节略说，曾经把《景祐广乐记》详细查阅，完全看到了实际记载；李照制作的乐违背古制，不能用来祭献天地和宗庙。臣私下听说，和岘减定的钟律等现在仍然保存着，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指示太常寺恢复使用旧乐。臣奉敕得知，朝廷已经派资政殿大学士宋绶等人与两制官员共同详细审定，奏报结果。臣因为自景祐元年中曾奉诏派往太常寺，与燕肃等人共同磨治钟磬；后来亲眼见到李照重新制定律度，又接连看到提举胡瑗另行制作钟磬。臣对于太常寺乐器的根本和末节大致有所了解，如果有所见闻，不能隐瞒不说，现谨将各项意见列述如下。” 一、李照制作的钟磬，当时只是把太府寺的布帛尺单独作为定法来改造，因此比旧乐整体低了四律。李照资质性情怪僻，辩论专断固执，无非出于自己的私意，不遵循古法。他所用的尺，大约比王朴的尺长二寸；他规定的量法，以六百二十粒黍为一龠，六龠为一合，而古代是十龠为一合，如今一下子相差四龠。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称为律斗。他的秤以一升水的重量作为一斤【相当于今天太府寺正在使用的零官秤一斤零十两】，十斤为一秤【如今太府寺以十六斤为一秤】，称为律秤。他又把钟磬从十六枚减少为十二枚【自古经史中没有十二枚为一架的制度】。钟的形状也不依照典籍，声音绵长而遥远，压制了群乐。等到李照自己制作大竽、大笙，也充作大乐使用，都是惉懘的新韵，不依古制。后来有新近下发的凤管，命乐工吹奏，却完全不能成声。李照虽然自称懂音律，实际上与伶官、卑贱乐工的见识没有不同，却竟敢败坏祖宗以来的旧乐，使朝廷拿不合法的乐器进献天地和祖宗，四海传闻，无不私下议论。仅以李照所定的黄钟管来说，它其实是南吕的倍声；旧黄钟九寸的正声，却降低到太蔟与夹钟之间。太蔟的商声，是君主之声、君主之位；如今君声降低到臣位，羽声又从旁而来，尊贵的宫声已经如此三年多了，这在道理上尤其有害。天灾和人事不合常礼，都是最大的不祥。像这样几件事，无论愚人还是智者都共同明白。何况陛下深通律吕，完全可以由圣心裁断，立即改正李照曾请求增减的部分；这些都违背经典、背离古法，请依照韩琦的奏议，一律停止，全部恢复祖宗旧制。” 一、太常寺的旧乐，本来是唐昭宗时雅乐散亡以后，乐器没有一件留下来。后来博士商盈孙斟酌典籍旧事，重新制作钟声。此后五代相传，一直沿用而没有改动。到了周代，王朴重新确定尺度，略加增补校正。太祖朝又下诏命和岘根据景表尺重新加以磨治，使声音稍微降低。前些时候因为景祐二年燕肃请求修正乐器，当时只得到王朴的律准，又没有王朴所定律尺、律管来参验音韵；燕肃只根据律准和钟声按定高低，于是这套太常旧乐比王朴时期已经有所不同。况且和岘减定之后，又经过真宗朝景德年间李宗谔的一次修饰，到燕肃为止总共经过三次磨改，但都没有先确立尺度、律法和律管，所以后来无从根正法度和音律。然而这些旧乐器从唐、宋传承下来，经历祖宗三位圣主，从没有人轻易非议；用于祭祀享献已有八十多年。虽然不能说完全准确，不能与舜的《韶》、周武王的《大武》那样法度明备相比，但总的说来，它承袭古制的根本和末节，实际上与典章礼制最为接近，并不同于李照任意妄作、怪诞不经的制作。如今如果陛下暂且考察旧典，选取较为接近法度的办法，那么请先取景表尺裁制铸造律管，按照王朴的律法校验；这样，和岘当时所定声律的高低，就可以明确看到了。况且旧钟还有七百多枚，属于太常寺收存管理；略加磨治，使它们与声律相协调。所有旧磬在李照制定音乐时都被彻底切割破坏，没有一件留存。如果暂且把李照所定的石磬从太蔟以下刻磨长短，使它与旧乐黄钟以下的音高大致相近，再把本寺保存的磬朴二百多片配合增补，也可以使音律和谐；与钟配合，粗略制成三架，就能在将来南郊大礼之前同时完成，不过几个月便可见成效。其余丝竹等乐器，只需调整正声和调式，便可以成为雅乐。况且礼乐的根本出自天子，如今陛下天纵睿圣，通晓音律，恢复古制、顺应正道，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伏请立即下令有关官署，迅速修复，以彰显善于继承先王制度的美德。” 一、景祐三年，诏令臣监督统领胡瑗铸造一架钟磬。臣伏见胡瑗通晓计算方法，能够把先儒所说黄钟管内八百一十分的数值换算为方分算法，并且与郑康成《周礼注》和班固《律历志》的古法相合。自隋唐以来，诸儒辨论黄钟一龠的算法，都比不上胡瑗。后来在杂物库申请铜料铸造时，忽然从杂铜中得到三枚古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又不知道是哪一州县缴纳来的。臣与已故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当即验看，发现这些钟古朴精妙，钟颈、钟体都有棱角，上面有三十六枚乳钉，外面又刻有云气作为装饰；有两栾的形制，像铃一样不圆正，与《周礼》所说的形制相符。其中一钟已经破损，另外两钟还可以敲击发声。于是仔细洗涤，在钟上发现两行篆文，字体古朴简略；推究文字的来源，不是近代制作的，而是汉魏之间使用的钟。铭文说：‘越制作我皇祖文考的宝和钟，越思念万年，子子孙孙永远保有并用来祭享。’共二十二字。臣与冯元商议，认为此钟既是古器，又与经典相合【除了三十六枚乳钉与郑康成的说法稍有不同，郑康成认为每面钟有三十六枚乳钉，即一钟合计七十二枚乳钉】，于是画图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