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三

译范镇又上奏说：“臣听说《传》中说：‘果断，是智慧的主宰；迟疑等待，是事情的祸害。’这是说有所等待而不决断，就会损害智慧，贻误事情。季文子凡事思考三次然后才行动，孔子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为什么呢？思考两次，是非就已经确定；到了三次反而迷惑，何况超过三次呢？那么，是非已经确定却还要反复思考，就是迷惑，是孔子所不赞成的。臣近来上奏考察祖宗旧例，选择宗室子弟并给以优厚礼数，用来维系天下人心，等有了圣嗣，再送回宅邸；这是最清楚的是非，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可是到了现在一个多月仍未决定，所以天降大雨不止，云层阴暗不散，这就是相应的灾变。陛下当初患病时，尚且没有忘记宗庙社稷的大计，并把它表现在言语中；如今既已康复，难道会忘记宗庙社稷的大计而不实行吗？一定不会。我担心只是大臣没有替陛下把道理说明白罢了。陛下恭敬奉事宗庙，仁爱覆盖四海，上天的报答一定会使圣嗣降生。臣如今所请求的，正是祖宗时的旧例，是为了权宜地维系天下人心；还有什么可疑惑的而不实行呢？伏望陛下上观天意，迅速针对久雨的灾变加以谋划确定，向朝廷内外表明，臣的愿望实在不胜。” 范镇又上奏说：“臣看到天下因水灾上奏的奏章，每天有十多件；都城发生大水，天雨不断，这就是所谓水不能向下滋润。” 《传》说：‘轻忽宗庙，不举行祈祷祭祀，废弃祭祀，违逆天时，水就不能向下滋润。’ 陛下恭敬奉事天地神祇，严肃恭敬地举行祖宗、山川的祭祀，没有一项不是按礼制举办的；至于号令，也一定顺应天时，并非违逆天时，不是废弃祭祀，也不是不举行祈祷祭祀。然而上天出现这样的灾变，是在晓谕陛下轻忽宗庙吗？陛下即位以来，储副之位空缺已经三十五年了。臣近来上奏，请选择贤能的宗室子弟，给予优厚礼数，以政事试用，借以维系天下人心，等有了圣嗣，再送回宅邸。如今已经两个多月，却仍未实行，这正是轻忽宗庙；这就是天变发生的原因。伏望陛下深思宗庙的重要，必须设立储副，把臣先前所上的奏章交给执政大臣，迅速裁决定夺，以平息天变。” 范镇又上奏说：“臣前后六次上奏宗庙社稷的大计，其中四次奏章已经呈进，两次承蒙圣旨送交中书省。陛下没有把臣的奏章留在宫中，而是命令送交中书省，说明是想让中书大臣奉行此事。臣两次到中书省，而中书大臣轮流设置托辞拒绝臣。由此看来，是陛下想为宗庙社稷谋划，而大臣不想这样做。身为大臣却不愿为宗庙社稷谋划，就不是所谓的大臣。臣私下推究大臣的心意，是怕实行后事情中途发生变化，所以畏缩逃避，只求保全自身。如今星象发生变化，主急难；万一兵乱兴起，大臣连自己的家族和首领都保不住，他们为自身打算也已经很疏忽了。即使事情中途发生变化而死去，死于陛下所授职责，难道不胜过死在乱兵手中吗？请求陛下把臣这篇奏章给大臣看，让他们自己选择死在哪里。” 范镇又上奏说：“臣看到天禧三年六月出现彗星，不久便册立陛下为皇太子。当时真宗皇帝只有陛下一人，天下人心已经有所归属。然而真宗皇帝立即立陛下为皇太子，是想预先端正名分，堵塞觊觎之人的道路，并不是偏爱陛下；这是为了宗庙社稷的谋划，也是为了回应上天谴责的灾变，都是理所当然的。如今陛下没有皇嗣，天下人心没有归属，所以天上先出现流星，接着发生大水，告诫陛下轻忽宗庙的惩罚。陛下和群臣还不知道觉悟，因此上天又出现彗星来告诫陛下，而陛下和群臣却安然如故，仍像先前一样。这就是臣应当

译进言的责任，也是臣恐惧而等待治罪的原因。最初流星显示变异时，大臣哪里料到一定会发生大水？等到大水灌入都城，大臣亲自率领劳役来抵御水患。如今大水已经平息，却不知道大水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轻忽宗庙、不替宗庙谋划，所以天上又出现彗星。彗星的变异主急难和兵乱，大臣又不知道预先确定大计来防备兵变；等到兵变像洪水一样到来后才亲自抵御，即使像抗洪时那样辛劳，也没有用了。陛下是百姓的父母，已经眼看百姓遭受压迫淹溺的灾难，难道还忍心让他们遭受杀戮凌辱的祸患，却不为宗庙社稷谋划，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吗？” 范镇又上奏说：“近来授任臣为侍御史知杂事，本台正有官职空缺，承奉圣旨，命臣接受敕告，迅速到御史台任职。臣近来因为都城大水以及彗星恰好出现，都是非同寻常的灾变，所以请求迅速确定国家大计，以回应上天的谴责，并闭门待罪，祈求以死相请。臣地位低微、言语轻浅，本来不足以打动圣听；但臣所陈说的乃是上天的警戒。陛下即使不用臣的言论，难道可以不畏惧上天的警戒吗？彗星还在，朝廷却不知道警醒畏惧；彗星一旦消失，上天就不再有所告诫。以后即使想进言，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这就是臣恐惧而一定要以死相请的原因。如今又授任臣为侍御史知杂事，臣所负的言责比以前更加重大，因此所有告敕，臣都不敢只行接受。” 范镇又上奏说：“臣看到古代有人以死进谏，忘却自身的打算，唯独忧虑宗庙，是因为官职责任和忠义之心促使他们这样做。臣今天的行为，也正如古人一样，是官职责任和忠义之心所激发的。难道要爱惜自身而忘掉宗庙的忧患，使自己愧对古人吗？臣前后所上奏议，总共有十一次，都是陈说天地间的重大灾变，表达天下人的心声。伏望陛下把臣先前所上的奏议全部交给执政大臣，迅速加以谋划裁决，以回应天变，安慰人心，为宗庙社稷谋划。臣微薄的心愿，实在不胜期盼。范镇又上奏说：‘臣前后三次接到中书省劄子和圣旨指挥，命令臣迅速到御史台任职。臣不敢奉命，不是怠慢陛下的命令，而是希望陛下实行臣的意见，为宗庙社稷谋划。君主的命令有本来不可违抗的，也有本来可以违抗的。君命正确而臣下坚持错误，当然不可违抗；违抗了就应诛罚。君命错误而臣下坚持正确，当然可以违抗；违抗了可以宽赦。伏望陛下询问大臣，臣所说的是对还是错。如果认为臣说得对，伏望宽宥臣的罪过，趁举行大礼之机选定储副，向朝廷内外公开宣布，以为宗庙社稷谋划。” “如果认为臣所说的是错的，伏望诛罚臣，以此作为妄言的警戒。对于知杂御史的职务，臣不敢擅自接受。” 范镇又上奏说：“臣前后三次接到中书省劄子和圣旨指挥，命臣迅速到御史台任职，这足以看出陛下爱护臣的深厚。起初，臣在陛下面前待罪，陛下没有加罪于臣，反而升迁提拔臣。臣没有立即赴任，陛下又三次降下圣旨敦促催逼，这说明陛下对臣的恩意深厚而周到。然而臣始终不敢轻率地前往，是因为自从陛下提拔臣为谏官，臣已经把自身许给陛下了。今天这件事，正是臣献出生命的时候。陛下如果不用臣的话，赐臣一死，那么臣这一身的轻重，又哪里值得忧虑？陛下如果因臣的话而醒悟，为宗庙社稷谋划，那么臣的话就非常重要。不因为自身轻微而废弃非常重要的言论，正是臣的职责。臣的身体，是个人的私事；臣的言论，是众人的公事，是宗庙社稷的大计。陛下与其忧虑一个人的私身，哪里比得上实行众人的公义，为宗庙社稷谋划呢？如果确实能够借大礼确定大议，果断地在朝廷上公开宣布，那么陛下就能得到善于采纳谏言的名声，来安慰天下人的心，岂不是美事吗

译？如果这样做了，即使臣因此死去，也没有遗憾。让臣活着受到进用可以，退斥也可以；对陛下的职事没有辜负，对臣最初的心愿也没有辜负。”

译范镇又上奏说：“臣在中书省待罪，受命为知杂御史，前后七次承蒙圣旨，臣虽然十分愚钝，也知道陛下一定认为臣的意见是对的；然而事情长久没有决定，臣私下担心左右近臣和亲信以为陛下已经安于不采纳此事，因此借机迷惑陛下。这些都是谄媚奸邪而没有见识的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说‘小人以姑息纵容来爱人’，正是指这些人。臣愚昧地认为，陛下既然已经康复，就更应当实行此事，以回应上天的意旨。上天降下恩赐作为报答，必定使子孙获得无穷的福庆；这是天人相感相应的必然道理。愿陛下斥退小人姑息的浅见，察纳臣的至诚之言，那么大臣就不敢畏缩逃避，一定能够竭力辅佐陛下，为宗庙谋划。臣前后上奏凡十九次，私下担心奏章被留在宫中，大臣不能全部看到；如今把它们全部抄录进呈，请求交给中书、枢密大臣共同参议。如果有不同意见，请允许与臣在朝廷上当面对辨；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就请明白地加罪于臣，解除臣进谏的职责。臣最真切的心情，全部在这里了。仁宗二年，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奏说：“臣听说，对于天下最难说的话进言，不敢希望一定被听从；对于即使未必被听从却不能不说的话，则是为了尽到忠臣的心意。” 何况臣遇到圣明的君主，能够容纳谏诤，臣所说的话未必不会被听取，难道可以默然不言吗？臣看到从去年以来，群臣大多谈论皇嗣之事，臣也曾因灾异而私下上奏陈说。陛下虽然以宽大的度量包容，没有加以诛戮，但臣愚拙而诚恳至极的心意仍未能使天听回转。臣实在不胜爱戴君主之心，日夜微薄地忧虑，从未忘记这件事。臣想再次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却不知道应当怎样说。如今臣看到兖国公主近来已经出嫁，因而私下想到：人的常情，没有比父子亲情更亲近的；人的常乐，也没有比享受父子之乐更快乐的。即使圣哲之人不同于常人，其天性在道理上也是一样的。陛下过去虽然没有皇嗣，却有公主的爱戴，可以在上慰藉圣颜。如今公主既已出嫁，逐渐疏远左右，那么陛下处理万机之余，处在深宫之中，还有谁可以承接圣上的脸色、陪伴圣上呢？臣愚昧地认为，正应趁这个时候出自圣意，在宗室中选择才德贤良、可爱可亲的人，登记为皇子，使他出入左右，向陛下问安、侍奉膳食，也足以慰藉愉悦圣上的心情。臣考察经书史籍，私下看到自古帝王虽然至尊无上，却从未独居。他们出宫居外时，不只是百官公卿来奏事而已，一定还有儒臣学士在闲暇宴饮时讲论；还要有左右侍从供皇帝顾问交谈。他们入宫居内时，也不只是宦官宫妾在身边。平常居处和休息时，就有太子早晚问安、侍奉膳食；闲适游乐、宴饮享乐时，多半与宗室子弟欢乐地相处，像一家人一样。计算一天之中，未曾有一刻是独自居处的。如今陛下每天到前殿、后殿，百司奏事的人往往只是仰望天颜便退下，最幸运的也只能承受一两句圣上的恩言。君臣之间的感情不能相通，上下之间的意愿不能相接。其余在朝廷上的臣子，以及儒学侍从之列，没有听说有一人能够从容亲近陛下左右。入宫居内时，早晚问安、侍奉膳食也有所缺失。这样，陛下拥有四海之广大的财富，亲自享有万乘天子的尊贵；居外却没有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居内也没有一个能够亲近的人。这就是臣区区想要进言的原因。伏望陛下承受祖宗的事业，承担宗庙社稷的重任；皇子尚未降生，储位长久空虚，群臣屡次进言，大议仍未决定。臣先前奏陈，认为不一定要立即立为储副，也可以先收养为儿子；这样既可以从容观察他的贤能与否，也可以等待皇子降生。现在实行此事，正是时候。臣的言论狂妄，谋划愚拙，伏等斧钺之诛。” 仁宗年事已高，仍没有后嗣，集贤校理韩宗彦上书说：“汉章帝下诏，凡有孕的妇女，赐给养胎粮食每人三斗，免除她们丈夫一年的算赋，并把这写成法令。臣考察历代世系，汉章帝有八个儿子，长子就是汉和帝；而汉质帝、汉安帝以下的各位皇帝，都是他的后代。请修订养胎的法令。况且古语说：‘君主努力使百姓繁衍生育，上天也会使他的子孙昌盛繁衍。’” 三年，吴及改任右正言，上奏章说：“帝王治理天下，必须厚重骨肉亲情，并让至亲来辅佐王室。《诗经》说：‘怀有德行才会安宁，宗室子弟就是城墙。’所以同姓宗室是国家的屏障和辅弼，储副是天下的根本。陛下拥有广大海内，宗庙又如此重要，而根本尚未确立，四方没有可以寄托人心的对象，天下上下的忧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认为应当由陛下作出决断，选择宗室子弟来作为储副的预备人选。按亲属关系议论，没有比亲近的更合适；按天下声望说，没有比贤能的更合适。既亲近又贤能之后，再优厚地封爵以表示特殊宠遇，选择厚重朴实、品行端正的大臣来教导他，允许他入宫侍奉，表示将来想立他为继承人，使朝廷内外的人惊惧仰望，说：‘宫中已经有皇子了。’将来陛下有了嫡生皇嗣，就区别给予恩礼，再命令他回到宅邸，在礼法上没有嫌疑，在义理上也顺当；这样可以消除觊觎之心，集中天下的希望，是使宗庙长久安定的谋划。随后他又说：‘开宝年间的诏书规定，内侍臣年满三十岁而没有奉养父母的，可以收养一个儿子作为继嗣，并把姓名上报宣徽院；违犯者处死。近年来这项禁令日渐松弛，天地的道理会因此暗中损伤圣嗣。愿陛下诏令大臣明确申明旧制，上顺天意以安抚福佑。’” 四年，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包拯上疏说：“臣恭敬地阅读前代史书，看到圣王治理天下，刚刚继承大业，就立即建立储副，这是为了安定亿万百姓危疑不安的心，断绝朝廷内外觊觎的希望，是国家一贯的制度，也是历代遵守的原则。臣私下认为，陛下继承并发扬宏大的基业，已经超过三十年；仁爱、孝顺、恭敬、节俭的德行上达下及，孜孜不倦地求治，从未有一天稍有懈怠。这本来已使群臣仰望圣德而来不及，只是因为东宫空缺已久，天下人心忧虑危惧到了极点。前后群臣议论此事的已经很多了，最终却没有听说有所谋划设置，不知圣意长久犹豫不决是什么原因？万物都有根本，而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不确立，还有什么祸患比这更大呢？如今既然皇嗣尚未降生，也应当取法《诗经》中盘曲维系的意义，牢固天下根本所在，不可忽视。臣愿陛下特意作出圣断，秘密同执政大臣商议，精心选择宗室中亲近而有德望、为众人所推重的人，优厚封爵，安置在身边，每天加以训诫勉励；并增补他的僚属，选用厚重方正之士，让他们进入宫邸，教导他善道，增加他的见闻。这样不但可以表彰亲近而贤能的人，也可以巩固王室，并且挫败奸雄观望等待的心思。”

译等皇嗣降生，就以优厚礼遇安排他的进退，这也是古今通行的义理，陛下还有什么顾虑而不去做呢？况且太祖凭借艰难创业取得天下，以圣明君主继承圣明君主，传到陛下，已将近百年。陛下难道可以不念祖宗的事业，应当把它传到无穷的将来吗？如果只顺从眼前的安逸，忽视长久的防备，必然会在将来酿成祸患，恐怕不是社稷之福。陛下难道不留神而深思熟虑吗？臣以疏远外臣的身份，屡次承担进言的职责。如今陛下因为臣愚直，把臣提拔到宪府；如果臣害怕获罪而不说话，就是辜负陛下任用臣的心意，臣不忍这样做。只愿陛下审察此事是否适当，作出决断并实行，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包拯曾上奏说：“东宫空缺已久，天下人都以此为忧。陛下长久犹豫不决，是什么原因？”仁宗说：“你想立谁？”包拯说：“臣没有才能而身居此位，请求预先建立太子，是为了宗庙万世的大计。陛下问臣想立谁，是在怀疑臣。臣年已七十，而且没有儿子，并不是想为自己求福。”仁宗高兴地说：“以后慢慢再议论这件事。” 当时群牧使宋祁去世，上遗奏说：“陛下享有国位四十年，东宫仍然空缺，天下人心有所期待，人心尚未安定。为社稷作长远考虑，没有比选择宗室贤才、晋封为亲王，使他主持匕鬯祭祀更好的办法了。如果后宫有妃嫔入馆待产的喜庆，圣嗣繁衍降生，就把宗室子弟降封为郡王，以避开嫡长子的正统地位。这是安定人心、防备祸患的大计。” 六年，翰林学士胡宿上奏说：“臣承奉圣旨，命臣撰写青词，向诸陵和山川祈祷，以求储嗣。臣听说汉文帝二年，有司请求预先建立太子；当时汉文帝已经有长子，却还对有司说：‘楚王、吴王、淮南王都秉持德行来辅佐我，为什么要预先确定呢？’太祖皇帝感念昭宪太后的遗言，舍弃魏王而立太宗。自开天辟地以来，神武英明而决断，没有谁能像太祖皇帝。陛下如果一定要等嫡生圣子以后再谋议，不是居安思危的办法。愿陛下察看宗室中敦厚慈仁、可以作为副君的人，立他为储副，那么储副的名分确定，天下人的心就安定了。希望圣上慈悲，特赐睿智决断，臣微薄的心情实在不胜。首相韩琦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朝廷内外忠孝之臣因为陛下统治四海已经四十年，而皇嗣尚未生育，天下没有可以寄托人心的对象，因而不避重罪，接连上奏，请求从宗室中选择年幼而可以教导的人，权且作为继嗣。陛下慈仁崇尚节俭，冠绝古今；上天的察看极其明白，不久一定会生下圣子，成为宗庙社稷无穷的庆幸。到那时，宗室中权且作为继嗣的人，优厚增加职秩，使他退居宫邸，确实是好的议论。’” 臣愚昧地私下奇怪，陛下为什么疑虑而不实行此事。然而这件事极其重大，应当由圣心独自决断，即使最亲近、最亲信的人，也不可预先参与议论。如果陛下平素已经有所属意，已经选定了人，那么希望宣示中书省、枢密院，使他们奉行此事，以安慰朝廷内外的心意。如果认为贤能与愚昧难以审察，选择应当谨慎，那么臣曾请求在宫内建立学校，从宗室中选取年幼、谨慎厚重、勤于学习的人，安置在内学。陛下每逢听政裁断之余，或者休假之日，亲自到学舍，观察他们的道德学业进退、应答以及长处短处，不出几年，陛下一定能完全知道他们贤能还是不肖，然后从中选取可以托付的人，权且任命他为继嗣，就没有不恰当的了。’臣承蒙陛下破格提拔，任命为宰相，正想着用什么来报答皇上，而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所以冒死把话全部说出。只愿圣上宽容采纳，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韩琦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当时仁宗已经接连失去三位王子，自至和年间患病后不能上殿，朝廷内外惴惴不安，臣下争相以立嗣、巩固根本进言，包拯、范镇尤其激切。事情拖延了五六年，犹豫不决，始终没有实行，进言的人也逐渐懈怠。到了这时，韩琦趁机进言说：“皇嗣，是天下安危所系。” “自古以来祸乱的兴起，都是因为预防得不早。陛下年纪已高，还没有建立储嗣，为什么不选择宗室中的贤者，为宗庙社稷谋划呢？”仁宗说：“后宫将有妃嫔入馆待产，姑且等一等。”后来又生下了女儿。一天，韩琦怀揣《汉孔光传》进呈，说：“汉成帝没有儿子，便立兄弟的儿子。那样一位中等才质的君主尚且能够这样，何况陛下呢？愿陛下以太祖的心为自己的心，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能做的。”韩琦又和曾公亮、张升、欧阳修极力进言。适逢司马光、吕诲也有所请求，韩琦进读两人的奏疏，还没来得及有所启奏，仁宗突然说：“朕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谁可以呢？”韩琦惶恐地回答：“这不是臣等所能议论的，应当由圣上亲自选择。”仁宗说：“宫中曾经养了两个孩子，小的那个非常纯朴，但近来显得不聪慧；大的可以。”韩琦请求知道他的姓名，仁宗把宗实告诉了他。宗实，是英宗过去的名字。韩琦等人于是极力赞成，议论才定下来。英宗当时居住在濮王府，关于此事的议论兴起后，知宗正事的韩琦说：“事情如果实行，就不能中途停止。请陛下毫不疑虑地作出决断，最好由宫中批示发出。”仁宗不想让宫人知道，说：“只由中书省执行就够了。”命令下达后，英宗坚决推辞。” 仁宗又问韩琦，韩琦回答说：“陛下既然知道他贤能而选择他，如今他不敢立即承当，正是因为器量见识远大，这也是他贤能的地方。愿陛下坚持起用他。”英宗最终接到诏命后，仍然坚持躺卧不起。韩琦说：“宗正的任命刚发出时，外面的人都知道他一定会成为皇子，不如就此正式确定他的名分。”于是下诏立英宗为皇子。” 吕诲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朝廷内外的臣僚屡次秘密上奏，因为圣嗣尚未确立，精心选择旁支继承人，指斥祖宗，区别宗族后裔的次序。臣子的心，怎么能这样做呢？大概是因为忧惧获罪，出于忠诚，又深深担心错失时机。虽然如此，宗室有亲疏，人的天资有贤愚，把事情托付给亲近而贤能的人，应当出自圣上的考虑；人臣怎么能泄露机密，趁机萌发非分的希望呢？只愿陛下思考忠言，奋发刚断，遏止尚未发生的祸乱，不要使事情拖到后来；这是防微杜渐的深谋远虑。又听说近日有人上奏彗星运行到心宿，请求防备西北。臣谨按《天文志》说：‘三星是天王的正位，中间的一颗叫明堂，前面的是太子，后面的是庶子。星体位置端直就表示失势，光明就显示祥瑞。’臣询问懂得星象的人，他们认为如今星体既端直又昏暗，而且妖星所侵犯的地方已经显示灾变的征验，恐怕灾患不在西北。臣又听说从夏到秋，京城淫雨不断，各路发生水涝，数州地震，江河泛滥，百姓房屋被淹、人口溺亡。这是阴气盛大所造成的灾异，本来就有冥冥中的对应。唐神龙初年，洛水突然暴涨，宋务光说：‘自从登上皇位以来，还没有建立元良，这不是守护宗庙祭器、承继先祖宗祧、培养德行并赞美功业的办法。’姻亲外戚之间，正是诽谤议论聚集的地方；疑虑积累便形成灾害，这种惩罚于是降临，这就是已经发生的明显验证。”

译由此可以知道，上天深深爱护陛下，所以多次用灾异来感动警醒；如果还不加以警悟，恐怕就不是敬畏上天、保全国家的深谋远虑。臣又听说，近来宗室中流传的讹言事情已经败露，消息传遍四方，人心惊疑不安，这也是阴气造成灾异的应验；对于觊觎的心思正在逐渐滋长，也不可不察知。伏望陛下念及根本的重要，为宗庙谋划，查考汇集前后群臣的奏议，召见大臣，广泛听取忠直正论，审慎选择宫邸中的亲近贤者，以符合上天的意旨。况且宗室枝叶繁盛，难道没有贤德之人足以上副圣上的心意吗？如果圣上的谋划已经确定，就应当让天下共同知道，以安定长久悬系的人心。万一奸臣暗中迎合，表面上装作忠实，实际上借此拖延圣上的决断，这正是祸患中最大的祸患，不可不察。汉成帝受王根邪说迷惑，舍弃中山王而立定陶王；到汉孝安帝时，梁冀施行奸谋，贪图乐安王年幼，而畏惧清河王严明，最终导致祸乱。如果当时有正直之人发表直言正论，那么东西二京的基业和国运哪里会衰败呢？只愿陛下念及祖宗创建宋朝的艰难，鉴戒汉成帝、汉安帝毁坏汉室基业的教训，堵塞奸臣迎合附会的苗头，断绝后世觊觎窥伺的祸患，早日作出决定，安慰人心，那就是天下最大的幸事。” 同知谏院吕诲又上奏说：“臣下恭敬地看到，淮阳郡王宫中设置了翊善、侍讲等官职，又听说翊善王陶等人请求郡王应当向他们行拜礼，臣私下思量此事。名分如果不正，礼制自然就会失当，臣岂敢不加以论列，以稍稍有助于陛下听闻。如今郡王出阁的仪制，并不是开府建官，暂且应设置师友，不宜建立属官体系。本朝至道元年，中书省奏议案说：‘唐文宗时，李石说太子有侍读，诸王也有侍读，却没有区别尊卑的礼制，请改称为奉诸王讲读。皇帝的侄子、孙子担任环卫之职，请以教授为名。’朝廷听从了这项建议。先帝当年为寿春郡王，命张士逊、崔遵度为他的朋友。到天禧年间，张士逊任谏议大夫兼太子庶子，前往资善堂参见，仍令他登阶列拜。从此才有跪着接受礼拜的礼节，事情的体制已经很清楚了。臣希望朝廷先把王陶等人的职任和名位正定下来，名分一旦端正，礼制自然安定。况且郡王年纪已经长大，按理应当早日出阁，以便奉行朝见之礼。这样开府建官后，翊善、侍讲自然成为他的僚属，在礼制上就合宜了。” 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上奏说：“臣听说孟子说：‘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两者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生命而取义。’臣的官职是御史，身负进言的责任。对于当世之事，凡关系国家安危兴亡根本的事情，如果只顾自身安危而不说，就是失去了事奉君主的大义；如果直言进谏而不避祸患，就会遭受死亡的明显刑罚。臣斗胆舍生取义，倾吐忠诚，恭请陛下听闻。是诛杀臣还是宽容臣，都听凭君父裁决。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的仁德可与帝尧相比，孝道可同周武王相提并论，体察天道、居正守位已经四十年，恩惠广布，泽流四方，深入百姓肌骨。陛下把亿万百姓看作赤子，亿万百姓也把陛下看作慈父。天下没有做儿子的却不为父亲的忧患担忧的。如今国家的根本尚未确立，君王的儿子尚未养育出来，这就是天下人惶惶不安、共同忧虑的原因。臣斗胆探察天下人的心意，采集天下人的议论，向陛下陈述出来。当前皇嗣尚未降生，人心尚未安定，公府大臣没有人敢进言，朝廷的安危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历代治乱的事迹十分明白，臣不再逐条列举，姑且借东汉的事情来说明。顺帝、冲帝、质帝时期，汉朝国统几乎断绝，清河王刘蒜最为亲近贤能，却没有被立为帝；奸臣梁冀却拥立蠡吾侯刘志，这就是威帝。” 忠臣杜乔、李固虽然竭力争辩，最终至死，又对汉朝有什么益处呢？威帝即位后，政权转移到五名幸臣手中，刑罚滥施，三处狱讼失当，从此国家宗庙社稷就危险了。考察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没有及早辨明，谋划已经晚了。假使李固、杜乔事先采取防范措施，梁冀的阴谋没有得到施行，那么汉室的国运能够长久，又哪里能够估量呢？想到东汉的事情，就知道奸邪之臣趁时机、失去控制，废黜明君而拥立昏君，舍弃年长者而扶立幼主，以致危及国家，这些都清楚可见。既然如此，难道能不预先谋划长久安定的防范措施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内心作出决断，依据圣明的裁断，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立为皇子，置于身边，使他每天听闻陛下的训言，每天观察陛下的德政，那么天下的忧虑就会消除，奸臣的谋略也会收敛。上天辅佐有德之人，响应就像回声一样迅速。陛下至仁至义、至慈至孝，将来一定会得到上天赐予的圣明嗣子，使光明照耀四海，并让宗室退回旧日藩国。九州四海的人，谁会说不对呢？凡事先把握时机谋划，就能办成；错过时机才考虑，祸患已经萌发。臣如果错过今天不进言，等到日后仓促进言，不过是白白效法李固、杜乔的死罢了，对朝廷又有什么益处呢？陛下如果不能明察臣的愚忠，认为臣心怀异志、图谋将来，那么不如先杀掉臣的身体，却采用臣的意见。” 臣即使在死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一样。”随后又说：“年也，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宣布臣的奏章，交给执政大臣施行，这将是天下的大幸。” 七年，右正言王陶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自从至和年间圣体不适以后，天下人惶惶不安，无所寄托，每天盼望上天眷顾降命，降生圣明的嗣子，对内承担九庙祭祀的重任，对外安定四海亿万人的心。上天的恩赐难以预期，至今仍未满足百姓的愿望。朝廷百官、州郡官吏，下至平民百姓和乡野士人，纷纷上疏，援引古今，陈述灾异，请求选择宗室中亲近而贤能的人，早日建立储嗣。言辞危切、能够感动天听的奏章已有数百份。进言的人难道都是怀有不忠不孝之心、借机谋求奸利、依附权势的人吗？他们都是出于至诚，为宗庙社稷的无穷大计着想，预先为将来天下百姓的生死寻求安全罢了，是深思远虑而已。陛下采纳谏言、听从善意，广泛通晓古今治乱的要旨，知道圣人先于天时行动而天不违背，后于天时行动而奉行天时的道理，就在于顺应百姓的愿望、安定众人的心。因此陛下每年亲自发布德音，考察唐朝旧例，选择宗子使其掌管宗正寺：对上是顺应、先导天意，以迎接美好的天赐祥瑞，并等待皇子降生的吉祥；其次是尊崇宗庙，敬重祭祀，修整主鬯之职；对下是顺应、取悦人情，表明圣意，向天下显示强宗的势力。”

译朝廷内外听说此事，都认为这样的安排稳妥，不会惊动人们的耳目；天下摇摆不安的心，一下子就安定了。将来圣嗣降生，便逐渐升迁他的官秩，使他回到本邸，进退的安排既不损害国家体制，人人都会称庆。陛下有尧的至仁、舜的大孝、汉文帝的恭谨谦逊，而睿智的谋略和英明的决断，更不是近代那些中庸之主所能企及的。后来渐渐听说事情被拖延，四方的观察和听闻，难道能免除忧虑疑惑吗？有人说这是宗实获罪，因为自唐代以来，判宗正寺的官员都任用宗子；查考典故，不过是一项寻常差遣，何必过分推辞躲避呢？又有人散布流言，说此事是宫中嫔妃、宦官出于姑息而说的话，圣恩因此稍有迷惑；况且妇人和近幸之臣不懂国家大计，只求一时使陛下欣慰，却不知道回头，阻挠破坏美政，隔断陛下的英明决断，危害非常大。臣听说宗实自从接受这一任命以来，早晚恐惧，闭门不敢见人。昨天从二月服丧期满，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臣担心天下人会认为陛下开始时顺应天心和人欲而任命宗实，如今却听信左右姑息之言而迟疑；这不但会使百世之后的人叹息圣政始终不一致，也恐怕从今以后远近中外的奸雄之人得以窥伺朝廷的空隙。” 自古以来，天下祸乱的开端，没有不是由于嗣子未立、归属人心没有预先确定，终于导致后世争夺和国家危亡，使天下百姓遭受战乱、尸横遍野而受害的。何况几年来灾异频繁，数不胜数。今年春天，徐州、陈州、许州、蔡州以及京畿百姓之间，讹言相互传播，甚至挖土充饥。近来又有龙在南京的旧驿站争斗。盛夏火气旺盛，金气应当消退；又有太白星光芒和角芒盛大，侵犯荧惑星；太白星又经过天空，与岁星在白天同时出现。天地之间和人事方面，都显现出异常变化。按照占候，这些预示战争、凶灾和人心不安，实在非常可怕。太史令一定已经根据他的术数向陛下说明了。陛下在这种时候，难道还能继续优游犹豫而不决，不因恐惧而修身省察，赶快回应上天的警戒吗？天下是圣祖、神宗的天下，传到陛下手中，是要让陛下永远把百姓安置在安全之地。陛下应当想到先帝托付的重任，使宗庙社稷和百姓有所依靠，使天下忠臣节士有所取法，不要让汉成帝独自拥有善于继嗣的美名。前些日子还没有任命宗实时，人人都说应早日建立储嗣；如今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并不是今天的人不忠，而是以前还没有明确的主名，大家只是泛泛地公开进言，陛下也不会怀疑他们。” 如今补授一名宗正官，虽然还不是正式确定继嗣，却似乎已经有了明确的人选，而且陛下仍然犹豫迟疑，从冬天到秋天，已经十个月了。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贵贱、贤愚，人人都只顾自己的打算，害怕陛下怀疑自己而获罪，不敢说一句话，只每天听察朝廷的作为，以此推测国家的治乱罢了。臣的职务是谏官，如果又不进言，那么还有谁替陛下说话呢？因此臣这片微薄的忧国之心，颠沛彷徨而不能自已。仁宗年纪已高，皇嗣尚未确立，监察御史傅尧俞请求建立宗室中贤能的人，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到英宗被立为皇子时，有司缺少供给膳食的物品，仁宗还不知道傅尧俞曾有此言。陛下既然因为宗庙社稷的重任而建立皇嗣，就应当按照家人的礼节，让皇子早晚侍奉饮食、陪在身边，以沟通慈爱和孝顺的诚意。如今礼遇有所欠缺，不是尊重亲亲之恩、重视国家根本的做法。于是仁宗下诏，命有司供应物品十分丰厚。” 英宗刚即位时，同知谏院吕诲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事情紧迫时，不能在心中慢慢思考；心情迫切时，言语哪里还需要雕饰文辞？况且臣身居言官之职，世道有忧患危难，怎么敢漠然自守，只作保全自身的打算呢？臣认为，王者之所以尊居人上、以宽严影响天下，是因为赏罚的权柄专掌在自己手中。因此，威势和恩福不能转移到臣下手中，只需谨慎而牢牢守住权柄。臣恭敬地想，陛下登基以来圣体违和，虽然天子的光明照临下方，但很少听到德音。天下万机从未亲自裁决，都交给中书、枢密院办理。然而皇太后在宫中参与决断，若不是辅臣，即使是承受诏命的两制近侍，也不能进入帷幕之下，何况疏远的臣子呢？这样一来，爵禄赏赐、刑罚威权全都归于政府，若能尽公办事也就罢了；倘若有所差错，依据什么来纠正呢？下情不能不上达，因而内外人心感到不满而不安，原因就在这里。现在还依赖忠良之臣一心办事，使上下没有隔阂；但万一奸邪之人得以进用，窃取玩弄威福，势必不能不防患于未然。替陛下谋划，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早日建立太子，让他辅佐号令，使威福从宫中发出，人人知道归属，那么臣下就不会有异心，这才是当今可以迅速见效的办法。汉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请求预先建立太子；文帝是英明睿智的君主，景帝又是贤明的继承人，尚且把没有预先确定储嗣视为忧虑，确实是有道理的。” 何况淮阳王天资聪敏明悟，地位又是嫡长，应该赶快建立为太子，以巩固国家根本，彻底断绝旁人窥伺觊觎之心，安慰人心，这才是为万世考虑。恭请陛下大开聪明的听觉，俯纳臣的愚忠，审慎把握权柄不可移交臣下，想到时机不可错失，效法汉文帝预先建立太子的防范，为宗庙社稷谋划长久之计。上有圣后辅佐，下有太子可以依靠，陛下高居殿堂，仰赖太子成就各项政务，臣私下认为，即使泰山般安稳，也没有比这更安稳的了。如此清静无为，不用多言便能教化天下，人与神都欢悦，上天的意旨明显地加以辅助，不用服药而病愈的喜事，指日可待，天下幸甚。” 吕诲又向慈圣皇后上奏，请求调理圣体、建立储君：“臣私下认为，两汉以后，诸侯王入继皇统的很多，有的凭功劳，有的凭贤能，有的凭亲近，有的凭党援。凭这四种情况继承帝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凭功劳、亲近和贤能继承帝位的，哪有不使皇统兴盛的？因党援依附而得到帝位的，没有不以祸乱为根基的，哀帝、平帝、威帝一类就是这样。后世千百年都应以此为鉴戒。今上出生后就聪敏睿智，天资英明，先帝知道帝位的历数归于他，又确实是近亲，于是因其亲近而且贤能，把帝位授给他。及至诞告天下，欢呼声四起。殿下是累世积勋之后，配享仁宗之德，施行阴教于天下，福泽向上增长。自先帝潜居未显德位之初，殿下抚育、保护、辅导他已有三十年。先皇去世后，殿下宣扬并遵行遗命，掌握机要权柄，辅佐圣嗣，使天下安定，延续我朝帝业，功劳丰厚、成就卓著，当然不是臣一两句话所能说尽的。皇上身体违和以来，又多次烦劳殿下听断庶务，朝廷内外得以整饬，都依赖殿下。近来听说流言议论四处传播，说皇上的疾病尚未痊愈，言语有时荒忽，侍奉皇上、承接圣颜的礼节也时有缺失，殿下几乎到了不能容忍和庇护的地步。外臣无法测知内情，竟认为确有此事。臣私下担心小人乘机使两宫关系如此，暗中挑拨争斗，以致发生其他事变。”

译殿下应当考察皇上平素的品行，知道他确实有病，因此应当督促忠臣辅佐，选择太医调理。又听说皇上自己厌倦服药，以致医工长期没有疗效。但病人厌苦昏睡眩晕，也是常情。实在担心侍奉御前的人只敢备办礼节，不敢强令皇上服药，日积月累，造成的贻误就不小了。希望殿下扩大容纳的度量，暂且不计较皇上懒怠失礼，亲自察看汤药，竭力为他调治；用严威强令他服药，又用恩爱抚慰他。这样人神和悦，怎会不降下福佑？皇上的起居一定会逐渐安适。否则，恩礼有所缺失，慈爱和孝道两方面都会受损，外间议论不止，那将怎样面对天下？怎样面对宗庙？怎样面对先帝？三十年保育的功劳，一旦被弃，臣私下替殿下感到惋惜。臣再三思考治疗的方法，既然如此，关系万世的计策，岂敢不为殿下陈述？汉代马皇后辅佐明帝终其一世，保全美德，直到抚养章帝，劳苦憔悴超过亲生母亲；母子之间慈爱深厚，始终没有一点嫌隙。章帝最终成为贤明圣德的君主，马皇后的保佑辅助也已经显明。史册称颂她的美德，时代越远越光辉。臣希望殿下遵循并修治这些做法作为法度，顾念先帝的遗体和圣上的忧危，宫中离间之言不可不察。” 如今四海百姓都翘首盼望，期望按日期振兴治理；万机政务等待裁决，不可迟疑不决。即使圣体暂时劳倦，而宋朝国运也会因此安定。等到圣体平和，再退居清静之处，愉快安适地享有长寿，岂不是美事？何况淮阳王和诸位皇孙，天资淳厚笃实，应当一律抚育，以尽慈爱之情，使皇统世世相承，以国家根本为重，储君之位怎么可以暂时空缺？殿下应当上承天意，下顺人心，谋划并辅佐大臣，帮助成就君王的德业，早日议定建立储君，彻底断绝旁人窥伺觊觎之心，这就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天下人的幸运。” 知谏院司马光上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任命直史馆王陶担任皇子伴读，任命秘阁校理孙思恭担任本位说书，这确实是国家的首要事务，也是圣明长远的谋划。然而臣听说，三代的贤明君王，设置师、傅、保来教导自己的儿子，又设置三少，使他们陪伴太子闲居。至于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之人，也都选用孝顺友爱、端正善良的人，逐去邪恶之人，不让他们在身边，使太子每天看到正当的事情，听到正直的言论，然后道理明白、德行盛大，心情愉悦、身体安康，福泽施及亿万百姓，功业流传万世，这就是教育的益处。如今王陶等人虽然担任皇子的官属，如果不能每天见到皇子，或者见面后很快就退下，彼此言语不相投、志意不相通，从未同皇子讨论经学精微，辨别人情邪正，穷究义理是非，考察自身行为得失，那么教导者只限于履行职务，学习者只限于完备礼节；而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中，若有奸佞邪恶、谗毁巧诈的人混杂其中，在皇子出入起居之间早晚相近，用非礼诱导他，用不义引导他，用谄媚迎合他，用欺诈伪饰帮助他。即使皇子天性聪明端谨，难以轻易改变，但亲近的人容易受到习染，日积月累容易迁变，谄媚容易进入耳中，欺诈虚伪容易使人迷惑。” 这样一来，即使有大儒端士担任他的师傅，最终也没有益处。臣听说孟子说：‘即使有天下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冻它十天，也没有能够生长的。’我见它的时间很少，退下后使它受寒的时间却太多了。孟子又说：‘一个齐国人教导他，许多楚国人却在旁边喧扰，即使每天鞭打他，要求他说齐国话，也不可能做到。’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多设置皇子官属，广泛选取天下有学问、有品行的人担任，使他们每天在皇子身边，与皇子共同居处、宴饮、游乐，讲论道义，鼓励善行、抑制恶行，辅佐成就美好的德行。至于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也都应选用谨慎端庄恭敬的人，让所属官司结罪保明，之后才准许进入；仍专门委托伴读官提举、察觉。如果有奸佞邪恶、谗毁巧诈之人诱导皇子做非礼之事，应交由伴读官纠举施行，立即斥退驱逐，不让他留在皇子身边。如果皇子自身有过失，多次规劝教诲仍不听从，也应允许把情况上报。这样一来，皇子一定会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日日进步、月月长进，善人更加亲近，邪人更加疏远，确实是天下的幸运。”大理评事赵彦若，孝顺友爱，温和善良，谨慎清白，端正坚定，博闻强记，难以进取却容易退让；国子监直讲李寔，喜好学习而且有文才，修养自身、谨慎行事；秘阁校理孟恂，清正纯厚、和乐友爱，始终如一。这三人是臣所了解的。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选用这三人，并广泛寻求比他们更优秀的人，以充任皇子的官属。臣推诚尽忠，不敢顾忌形迹而僭越妄言，恭敬地等待谴责贬斥。殿中侍御史傅尧俞上奏说：“臣私下曾读传记，采集国家的重要事务，看到圣人教育自己的儿子时，没有不考虑如何保护他的缺失、培养他的完备之处。因此遇到事情便制定规范仪式，针对各种事物设置防范检束。恩情只存在于父子之间，义理则体现为君臣关系，必须使恩与义同时施行，这实在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国家的根本，难道可以改变吗？所以即使溺爱会产生过错，也必须具备规劝告诫；居住在不同宫室并加以防范，是为了区别嫌疑。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不免有深远的忧虑。臣私下看到，淮阳郡王爵位已经封建有国，地位列于三公，身体已不只是刚能穿衣的幼童，年龄也已经超过志学之年。虽然已经接受外傅教导，却仍居住在宫禁之中。臣认为，这并不是培养他的德望、扩大他的威严恭敬之心的办法。恭请陛下稍稍抑制私情，致力于顾全大体，让他出宫居住在别馆，逐渐熟悉各项事务，入内寝问安，并把这些规定为定制。这样以后，他的饮食起居必定有正常的制度，左右前后都任用正直之人；对上可以增隆父子之恩，对下可以彰明君臣之义，培养并保全教育的根本，这大概就是开始吧？”治平二年，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皇子颍王以元子的重大身份，年幼而德行正盛，出阁开府，至今已经两年了。虽然陛下圣心谦逊，尚未有闲暇正式立他为东宫太子，但社稷的根本和天下人的希望，实在都系于此。”

译至于师友和僚属，应当任用当时具有道德、才俊出众的人；有的可以因方正严肃而令人敬畏，有的可以因品行义理而成为法则，这样或许可以履行辅导之职，发挥皇子的聪明仁义之资质。臣屡次考察前代，从来没有不对此谨慎的。因此虞舜时有夔，周代有周公、召公、史佚、太颠、散宜生、闳夭，汉代有留侯、四皓、二防、石奋、丙吉、韦玄成、邓禹、桓荣，晋代有山涛、张华、王导、贺循，他们都是凭借元老重臣和大儒来辅导、端正太子的。所以宣广对宣帝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和副君，师友必须选天下英俊之士。’张佚对光武帝说：‘为天下立太子，就应当任用天下贤才。’由此可以看出遴选师友的意义，这正是为了重视国家根本、尊崇宗庙。臣私下看到，最近任命的颍王府记室陈荐、侍讲孙固，没有听闻有什么道义，学问也很浅薄。陈荐当初被选用时，已经受到当时舆论的非议；孙固得到进用，更被有识之士讥笑。大家都认为他们是靠谄媚侍奉公卿才得到这个地位，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在藩邸作表率、辅佐太子呢？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告诫辅臣，重新选择经学品行修明、可以作为师范的人，来充任王府官属。” 至于陈荐、孙固的才干器量，只看他们所能胜任的范围，改授其他职务。并请依照旧制设置王傅、友官，选择两制以上有道德学问的臣子充任其职，那么朝廷尊荣，天下幸甚。” 三年，翰林学士张方平上奏说：“臣私下认为，颍王地位是嫡长，年富力强，正应当考察古道、勤奋向学，修养诚意、增进德行。如果他左右前后的官员都各得其人，就应当早晚向他进献教诲，向他咨询并说明法度；无论出入起居，都没有不恭敬谨慎的。一位太子端正，万国就能安定，太子是社稷的根本。如今遴选官僚，任用当时俊杰，却在几年之间就再次升迁调换。有人借此途径升入重要而亲近的职位，于是让士大夫把王府看作仕途升迁的捷径，这不是用来资助、尊重王府的办法。希望陛下留意，重新谕告执政大臣。王府记室，理应兼用善于文章辞翰的人。至于翊善、保傅之职，也应当从两省以上官员中推选年高诚实、素有声望、行为安稳而节操平和的人，使他们能够长期担任其职，主管宫中的事务。至于侍御、仆从中那些善于逢迎、侧媚取宠、以不正当事情为言行的人，应当察知后报告给王；小过加以惩戒，大过上报朝廷并斥退，不让奸邪之人在王府门下，以此彰显王的美好声誉，这就是国家无穷的福祉。希望陛下留神察看。” 英宗身体不适，储嗣尚未正式确定。刘庠上疏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汉文帝在即位初年就为长远无穷的计策作安排。颍王年长而贤能，应当赶快立为太子，使他每天侍奉宫禁之中，阅览四方奏章。”英宗把这些意见全都实行了。神宗熙宁九年，宣徽使张方平上言说：“臣听说，王者最重要的是居于正道，意思是君王统治国家，应当首先端正继统的根本。三代已经久远，汉、唐兴盛时期，君主即位时，太后、太子多半同时建立。立太子不论长幼，迟缓的也不过二三年，否则就一定有特殊原因，史书中都有详细记载。本朝太祖开国时，知道天命归属太宗，所以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然而他把储位寄托在京尹之职上，太宗从京尹登上帝位，真宗从京尹升为储君，仁宗没有出阁就登上储位。先帝入继大统后，很快登上尊位，京尹旧例，大概还没有像陛下即位至今九年这样，承受上天福佑，却还没有早早出现前星之庆。正统的根本，应当及时确定。对上可以尊崇宗庙，对下可以维系天下人的心。国之大事，臣不应越职议论，本来是有罪的；然而陛下特别因为恩意留臣在朝，臣愚昧的忧虑所涉及之处，岂敢不尽数陈说？所以臣不避严厉法令，冒昧陈述忠诚。” 神宗多次失去皇子，太史说民间坟墓大多逼近京城，所以不利于国嗣；神宗下诏全部重新选择墓地，费用不下数十万，众人因此骚动恐惧。知开封府王安礼进谏说：“周文王占卜国运三十代，他的施政首先在于掩埋暴露的尸骨，从未听说迁移百姓的坟墓来有利于皇嗣。”神宗听后感到悲悯，于是停止了此事。元丰六年，礼部尚书黄履上奏说：“臣听说，古代达到大治的时候，太子即使还在幼年、刚有知觉，也一定选取天下孝顺友爱、博学多闻的人来保卫辅佐他，因为希望他看到正当的事情，听到正直的言论，行走在正道上。臣恭敬地听说皇太子年纪渐长，而保傅尚未设置。即使他的神明聪慧、资质敏捷，是上天自然赋予的；他又以音乐修养内在，以礼仪修养外在，等到长成时，喜悦而恭敬，温和文雅，深知父子君臣之道，但也还需要接受教导。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举止周旋，无不合乎礼法，让太子观察这些，本来就有默然领会的地方；陛下圣学高深远大，随口所说都可以作为法则，让太子听闻，自然有明白后遵循的地方。然而只以恩爱主持教导，而不以善行要求他，就必须设立师傅来培养他，审察道理来显示给他，以观察德行来使他明白。二帝三王盛治之时，也无不如此。臣愚昧不肖，不足以阐明当今要务和先王建立治道的根本，只是守着自己的浅陋学识，附会经义来进言。臣不胜恋恋不舍的犬马之情。” 徽宗时，刘元承上论慎重选择皇子官属的疏说：“臣听说，天下的根本有三项：法度、人才、皇子；而法度和人才，又以皇子为根本。皇帝陛下详细延揽贤俊，安排在各个职位，扩张纲纪法度，大事小事都得到治理，实在是社稷无穷的事业。近来皇子接受师傅教导，选择官属来辅导他，都是陛下亲自鉴察、识拔的人，可以说抓住了根本中的急务。臣听说贾谊说：‘天下的根本系于太子，太子的善在于早日设置谕教之官并慎选左右。’翊善、侍讲、记室这些职务，实际掌管教导训谕。前些日子慎重选取，已经十分精当；但左右之人也不可不慎重。教导训谕之官，按规定定时入见；左右之臣则早晚都在身旁，因此日常熏习、积久成惯所依赖的作用更多，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能有所补益。如今近侍之臣是否贤能，陛下当然已经通过周密观察而清楚了解。臣希望陛下慎重选择庄重谨恪、纯厚博学的人，充任左右。左右没有不是正人的，那么听到的全是正言，看到的全是正行，太子端正而天下安定。假如一群邪曲之人混杂进来，国家的治乱就会由此分开，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慎重吗？”

译钦宗时，御史胡舜陟上奏说：“先前晁说之请求让皇太子讲读《孝经》，诵读《论语》，隔日读《尔雅》，却停止读《孟子》。孔子以后，真正深知圣人之道的，只有孟子。希望下诏东宫官员遵守旧制，先读《论语》，其次读《孟子》。又上奏说：涪陵人谯定从郭雍那里学习《易经》，深入研究象数之学，能够预先推知人事，通晓诸葛亮的八阵法，应当以优厚礼遇征召他。” 高宗时，知漳州廖刚上奏说：“根据尚书省、礼部的文书，谨奉手诏有关条文：太阳出现异常，氛气四面聚合，朝廷内外侍从之臣，应遵照前后诏书，各自举荐一名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朝廷将广泛延请他们入朝，询问政治过失，依次施行，用来承顺天意。臣奉诏考察历来情况，思考平生所认识的士人，希望能够有所举荐，以仰承陛下美好的德行。虽然学问文采方面不乏其人，但要寻找所谓贤良方正、真正能够直言极谏，而且文辞敏捷丰富、足以应试的人，至今还没有找到。长久拖延，未能裁定上奏，臣实在惶恐害怕，不知如何办理。除继续访求之外，臣又想到侍从之臣以讨论政事、献纳意见为职责，如今艰难困厄尚未解决，灾变异象仍然显著。陛下忧勤自持、广泛咨询，急于谋求消除灾变的方法，这正是臣等应当披露心腹、竭尽所见所闻之处，希望能对圣政略尽万一的补益，又何必转而到疏远的草野士人中寻求，希望他们来进言呢？臣实在不自量力，姑且想用自己微薄的愚见，仰承陛下的明诏。恭请陛下扩大天地般的气度，收敛雷霆般的威严，稍稍垂听，使臣的狂妄之言得以经过圣心，即使臣因此被投入鼎镬，也没有遗憾。” 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谦恭自责，勤俭爱民，不亲近声色，喜好询问学习，卧薪尝胆以洗雪父兄的耻辱，侧身而卧以求仁贤之士，臣实在没有看到圣德有什么缺失。那么灾变显现，为什么会这样呢？臣听说，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自靖康以来，上天的谴责震怒已经非常严重，不必一定表现为日食、地震才算灾异。陛下不妨在内心试着反省，回应上天的诚意，是否还有未达到之处？臣愿意就此提出看法。陛下前些时候慨然想到过去的道路或许有错误，害怕上天的谴责，于是封建国公，大概是要承顺天意，并向天下后世显示公正。然而为什么没有随即正式确定他的皇子名分呢？难道还在等待什么吗？既然有所等待，就是回应天意的诚意还没有达到。人君办事，只要上面对得起天心，下面符合天下的公议，在幽冥之中又不辜负神明，就在于以诚心施行罢了。倘若不是发自诚心，只说姑且这样做罢了，那么有开始而没有结局的事情就会出现，这样尚且不足以使普通男女百姓心服，又怎么能够感动上天呢？臣希望陛下把此事昭告艺祖在天之灵，正式确定建国公为储君，向朝廷内外公布，不隐瞒其中旨意，使四方万里乃至九夷八蛮都知道陛下这一举动出于诚心，那么志向就先确定了。” 将来即使有一百个男孩，也不再改变这一决定，这对于圣德难道不光辉吗？难道不伟大吗？这确实足以回应天意，把灾祸转变为福祉，使人心感动，把违逆变为顺从。那些远方后裔听到此事，也将仰慕义理而率先归服。这就是所谓施行小的变通，却始终没有丧失大的常道。陛下又为什么吝惜而不这样做呢？臣私下认为，陛下的得失，关键就在这里。放弃这件大事，却想修饰小善、施行小恩惠来消除天变，臣实在不敢理解。况且行善便会降下祥瑞，上天的鉴察没有差错。自古以来，以义理承受天命的人，后世子孙往往也再次得到天命，例如仲雍避让季历，而寿梦后来有吴国；宣公立和，而与夷后来有宋国之类就是这样。臣不敢拿这些事作为推辞，只是希望陛下知道天理昭然，就是如此。孟轲说：‘向君主提出难以做到的要求，叫作恭敬；说我的君主不能做到，叫作贼害。’陛下正在寻求直言极谏，所以臣才敢以尧舜所做的事情来期望陛下。恭请陛下慈悲，不降下诛罚责罚臣的狂妄愚昧，而加以采纳，这实在是宗庙社稷和百姓无穷的福分。臣不胜惶恐战栗，恭敬等待治罪。” 建炎四年，高宗到越州时，上虞县丞娄寅亮上疏说：“前代正直之臣曾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这是天下的大公。周王去世，章圣皇后把宗室子弟接入宫中抚养，这是为天下作长远考虑。仁宗受到这些话的启发，才下诏让英宗入继大统。文子文孙，本来应当成为君王，遭遇变故后，国家命运却如带子一般将断未断。如今拥有天下的，只有陛下一人。近来后宫子嗣不多，前星不明，陛下孤立无助，有识之士都为之寒心。上天或许正是在深切告诫陛下，希望陛下追念祖宗的大公之心和长远谋虑吧？崇宁以来，奸臣进言，只把濮王的子孙推为近亲，其余宗室都称作同姓，因而使昌陵之后寂寂无闻，奔逃困顿，衣衫褴褛，几乎同于平民。臣恐怕祭祀过分亲近而失去广泛的宗族原则，从而仰违上天的鉴察。太祖在天之灵，恐怕也不肯回顾享用祭祀，所以二位圣上还没有回銮的日期，金人还没有悔改停止祸乱的意思，中原还没有休养生息的日子。臣愚昧而不知避讳，请求陛下在宗室子弟中选拔太祖诸孙中有贤德的人，按照亲王的等级相待，使他们治理九州，等待皇嗣出生后，再退居藩国。并选取宣祖、太宗后裔中才干武略值得称道的人，提升为南班，以充备环卫，如此或许上可以安慰在天祖先之灵，下可以维系天下人的希望。” 绍兴元年，娄寅亮被召到行在，又上防御之策说：“陛下的车驾所到之处，六年来一直在外奔波，险阻艰难全都经历过了。然而二位圣上尚未归还，金人尚未消灭，四方尚未安定，是什么原因呢？上天的意思似乎是说：上天要赐福给宋朝的德运，太祖不偏爱自己的儿子而保全国统，不幸奸邪之臣误国而破坏了它，要让继承圣统的君主念及祖宗、思考危难，然后重新获得这一切，这正是为了延长宋朝的国命。臣确实狂妄，去年上章，请陛下选取太祖诸孙中贤能的人，按照亲王等级相待，让他们治理九州；臣误蒙陛下采纳听取，得以赦免不诛。这大概是上天祖先之灵启发圣心、为社稷谋划，并非愚臣所能想到的。恭请陛下宣布给大臣，命令施行；将来皇子出生，让他退居清闲之地，不过增加一个节度使的官职罢了。陛下以太祖之心实行章圣皇后的长远谋虑，自然会使孝悌之情感通天地，两宫圣驾回銮，恩泽流传万世。”

译绍兴元年，张浚上言说：“臣承受陛下深厚的恩德，远远超过寻常。只是事情关系宗庙社稷的大计，臣知道却不进言，还有谁替陛下进言呢？希望陛下察明臣的用心，宽免臣万死之罪。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念及两宫托付的重任，早晚忧劳勤勉，不亲近声色，不从事玩好，即使古代贤王的用心和自持，也没有超过陛下的。这样就应当感动天地，得到祖宗垂佑，承受无穷福分，必定能够实现中兴。臣微薄的心意，也希望依凭日月的余光，得以保全晚年，稍稍报答陛下的恩德。臣私下看到，西汉的制度是君主即位后首先建立储嗣，用来巩固国家根本、维系人心。臣希望陛下特地下诏，让大臣讲明旧例，并且请求多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给予优厚礼遇和丰厚供养，使他们成为藩屏。臣极其恳切祈请，感激迫切至极。” 孝宗时，张浚上言说：“臣私下认为，君主即位后，必须早日建立太子，这是为了承继祖宗、扩大孝爱、巩固根本、安抚万方。汉高帝刚平定关中，把留守的职责交给萧何，首先就建立了太子。汉文帝从代王府入继大统，即位还不到几个月，有司就请求早立太子，以尊崇宗庙；这是为天下国家作长远而深厚的谋划。臣仰想太上皇帝以帝尧之心把帝位传给陛下，光照万古，遥远而不可企及。替陛下谋划，应当建立万世之基，拯救百姓的苦难，发扬祖宗的功烈，以此仰副太上皇帝的心意。西汉的旧例，在今天不可不实行。恭请陛下早日作出睿智决断，臣不胜幸运。”信州知州王师愈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深谋远虑，早日建立储宫，确立天下的根本，作为社稷宗庙永远无穷的福祉，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至于参照至道年间的旧例，命皇太子兼领临安府尹，外间还不能深刻理解。臣私下认为，皇太子是辅佐、贰守帝位的人，寄托着四海的希望，既然要继承帝业，就应当居于春宫，每天亲近师傅，讲论治国之道，研习经义。临安府尹不过是一州的长官，不是用来使皇太子的尊位蒙受牵累、向天下显示其广大的身份的。” 即使有至道年间的旧例，臣仍认为不应这样做。为什么呢？太祖、太宗都是从军旅中起家，向来熟悉劳苦烦剧之事。因此太祖即位后，命太宗治理京城，以弹压镇抚。当时太宗也只是藩王，兼领天府之事体制上是顺理成章的。三代时，诸侯入朝担任王官的本来很多；但如果已经正式立为太子，就与列国诸侯、州郡长吏不同了。何况自太祖以来，天府多由藩王兼领，遂成为旧例。建隆初年，太宗皇帝以使相身份治理京城，进封晋王。太宗即位后，便由秦王治理京城；秦王获罪后，由许王治理京城；许王去世后，真宗皇帝于是让襄王治理京城，并进封为寿王。到八年才升为太子，既已升储，就应当解除府尹之职，入东宫辅卫，以保全太子之尊。当时因循未暇整顿，只是稍加尊崇，这已经是大臣未能议论妥当的过失了。即使有旧例，难道还能再行吗？真宗即位后，藩王就不再治理京城了。亲王治理京城，是为了系结人望，将来用来正式确立太子；从未听说已经升为太子后才开始治理京城的。只有钦宗皇帝以皇太子身份出任开封府牧，第二天就即位，事情出于仓促，不能作为法式。真宗皇帝于至道元年九月升为太子，到至道三年三月即位，从升储到即位只有一年半，府中僚属和郡府政务相沿的时间不长，所以还没有显出不便。如今陛下正值盛年，正在夙兴夜寐、勤劳政务以成就大业，还没有到厌倦政事的时候。如果让皇太子监国、抚军，自然没有什么不可；如果让他被烦扰于一州的吏治事务，实在不合适。真宗皇帝在东宫时，负责讲读、劝谕的官员被州郡吏事淹没，势必不能专心致志地辅导启发太子，从容讨论政事。若只是每天困于文书和期限事务，岂不是失职吗？恭敬地想，皇太子禀赋非凡，天性早熟。他日后不必担心不能亲自裁决民政，当前只应涵养圣明的德性，天天更新自己，以达到尧舜盛治的境界罢了。恐怕让他兼任临安府尹，并不是用来尊重太子的办法。况且太上皇南渡以来，临安只是暂时驻跸之地；之所以不按建都立邑的制度办理，实在是因为要寄托恢复中原的希望。加之今天的临安府事务与旧日京尹之职大不相同。如今陛下正把恢复神京作为自己的责任，在立储之际，却首先在临安援引治理京城的旧例。四方怎么知道圣意所在呢？他们都会说临安已经成为京师，皇帝已经没有恢复中原的意图了；这难道不是断绝中原的希望，使天下人心生疑惑吗？臣疏远、愚昧而无知，不了解朝廷旧例，却冒犯越职、狂妄进言，罪当死而不可赦。伏望陛下稍加思虑，宽免我的诛罚，这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天下就十分幸运了。太子詹事王十朋上疏说：“臣恭敬地听说陛下出自圣心，首先确立国本，天下相互庆贺，认为这是社稷无穷的福分。臣刚到宫阙之下，听说有让太子治理京城的议论，臣私下认为不妥。臣听说三王教导世子，不过是教他礼乐：乐用来治理内心，礼用来规范外在，使他知道父子、君臣的义理罢了。成王做太子时，召公任保，周公任傅，太公任师；保负责保全他的身体，傅负责教导他的德义，师负责引导他的教训，却没有听说让他治理京城。国朝虽有真宗的旧例，但仁宗做太子时却不是这样；当时太子前后左右没有不是正人的，培养成仁厚的性情，四十二年的治理，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起初并不是由于治理京城。何况今天府尹的事务交给所任用的大臣，未必有像毕士安那样的人；即使太子裁决每件事都正确，也不足以显示太子的聪明、增加太子的盛德。万一稍有过失，众人都指责他，小人容易借机造谣，浮泛的议论传到四方，损害实在不小，这不是爱护太子的办法。大体说来，太子的职责只在于向父母问安、侍奉饮食罢了；至于抚军、监国，都是不得已才做的事。陛下只须为他慎重选择师友和僚属，使他每天同端正之人、正直之士交往，养成德性，彼此讲论古今治乱的道理；将来对于民情和吏事，就不必担心他不知道了。臣希望陛下同一两位大臣商议此事，停止让太子治理京城的议论，以安定国本；这是社稷的福分，也是天下的幸运。”

译孝宗曾有一道防令，规定皇子庆王可以不按时召集讲读官，一同议论时政，希望充分得到规谏和补益。屯田员外郎兼直讲林栗认为不可，于是上防说：“汉武帝为戾太子设置博望苑，最终使太子败亡；唐太宗为魏王李泰建立文学馆，最终也使魏王败亡。古人教育世子，以及我朝祖宗辅导太子、诸王，都只以讲经读史为事，其他事情不参与。如果让他们议论时政，那就是儿子议论父亲，古人称之为无礼，不可不请圣上留意。” 光宗时，嘉王患病，左丞相留正进言说：“陛下只有一个儿子，却隔在宫墙之外，很不方便。如今及早正式确立他的元良之位，让他入居东宫，便可朝夕相见，十分顺当。”他又奏请正式确立太子，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预先建立太子，是为了尊重宗庙社稷。”汉文帝即位后，立即建立太子。本朝皇子居于嫡长之位，有未出阁而先正储位的。皇子嘉王既已居嫡长之位，出阁已经很久，应当早日正式确立储位，以安定天下。本奏两个月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检阅《汉文帝纪》和本朝真宗立仁宗的典故，又摘取吕诲、张方平两篇奏疏中的要语，连同奏上。宁宗时，卫泾奏说：“臣等早先上奏之间，恭敬地听到圣上的话：‘让皇太子参与裁决政事，我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昨天赵彦逾在经筵请求离职，奏及此事。此事出自朕意，不想因别人的言论而批出诏令；你们可以商量如何办理妥当，朕准备等候批出。”臣等仰见陛下圣明独断，是为宗社考虑的大计，不是由于臣下奏请，实在不胜庆幸。臣象祖奏说：“陛下想让皇太子熟悉朝廷政事，这是宗社的大计，不是臣下所敢奏陈的，出自陛下英明决断，更可见陛下圣明。” 臣弥远奏说：“此事应当出自陛下的圣断。”臣泾奏说：“陛下刚才所宣谕的意思，确实出自独断；但今天的情况与真宗天禧年间的旧例不同，也与寿皇淳熙末年的旧例不同。天禧年间，真宗圣体不适，所以有此安排；淳熙年间，寿皇已经有厌倦政事的意思。如今陛下正值盛年，正是亲自听断政事的时候，圣意不过是因为皇太子年纪已长、才智茂盛，想让他熟悉政务。如今同宰执聚集议论，使他逐渐熟悉天下事体，将来把政事托付给合适的人；每天侍奉饮食、问候起居，原本并不相妨。臣所担心的是，外间不了解实情，胡乱传播、编造言语；以陛下的圣明，必定能够洞察。臣象祖等只有在朝殿奏事时才能侍奉圣颜，退朝以后凡有事情多半只能缴入文书，非规定时间没有办法沟通内外的意思，所以从前韩侂胄因此得以窃弄威权、施行恩福，积成奸恶，几乎危及国家。如今能够让皇太子参与议政，臣等奏事退下以后，或者陛下有所宣谕，或者臣等有未尽陈说的意思，皇太子在侍奉饮食、问安之际，都可以从容奏报，内外不至于隔绝不通；而且更不会容许外间另有人出入宫禁、干预朝政，这岂不是宗社的大幸吗？” 奏事完毕，臣等又奏说：“刚才所听到的圣上口谕，圣意已经确定，请容臣等退下商议，按照圣意拟定御笔诏令呈入。现在谨另用一幅纸拟写进呈，再请陛下审阅。如果符合圣意，就请御笔批示颁下施行。” 理宗时，参知政事李鸣复奏说：“臣曾读国史，见真宗皇帝用绿车旄节迎濮王入禁中奉养；到仁宗出生后，才用箫韶部乐送他回府。后来授任防御使，多次升任节度使，封为汝南郡王，两次主持大宗正寺，人人没有不敬畏、爱戴并心悦诚服的。当时的人赞美此事，后世也歌颂它，都是禁中教养的力量。皇嗣尚未确定时把他养在宫内，皇嗣出生后再送回府第，先朝的典礼都在，完全可以实行。伏乞陛下明察。”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去世。司徒兼枢密使徒克坦克宁上表请求立金源郡王为皇太孙，以维系天下人的希望。大意说：如今宣孝皇太子的陵寝已经修成，东宫空缺，这是关系社稷安危的大事。陛下圣明，超过古代，难道会不察觉此事吗？贵在果断，不可拖延。拖延就会引起觊觎之心，招来谗佞之言；谗佞之言一旦兴起，即使想不产生疑虑，能做到吗？此事十分可怕，必须高度谨慎；如果既不畏惧也不谨慎，岂只是储位长久空缺，骨肉之间的祸患也将从此开始。臣愚昧，不避危及自身的罪责，伏愿立即立嫡孙金源郡王为皇太孙，以解除天下的疑惑，堵塞觊觎的端倪，断绝构成祸乱的萌芽，那么宗庙就能获得安宁，臣民也将得到福祉。臣身居宰相之位，不敢不把话说尽，惟愿陛下裁察。” 宣宗即位，改元贞祐。左谏议大夫张行信因皇嗣尚未册立、无法维系天下人的希望，上防说：“自古君主即位，必定册立太子作为储副，也必定下诏告知内外。臣私下见皇长子每逢上朝，使用东宫的仪仗卫队；到了丹墀，却又列在诸王的班次中，何况已经授为侍臣，而如今储位仍未确定。这种礼制可以说名分不正、言辞不顺了。从前汉文帝元年，首先立儿子刘启为太子，是为了尊崇祖庙、重视社稷。愿陛下同大臣详细商议，斟酌前代旧例，早日下明诏确定他的地位，慎重选择宫僚，辅佐他成就德性和才器，这样天下就十分幸运了。”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四年，哀宗被立为皇太子，东宫设置的师、保、赞谕等官员，多数不是合适的人。于是监察御史完颜苏兰上奏说：“臣听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想要治理天下，首先要端正根本。端正根本的关键没有别的，只在于选择贤人辅佐他。生长在齐国的人能够说齐语，却不会说楚语，是因为没有学习的缘故。人的性情，也只在于所受的熏习罢了。从前成王还在襁褓中，就任命周公、召公为他的师保，告诫他不要有安逸享乐之心，告诉他持守正道的方法，最终功业光耀文王、武王，流传无穷。恭敬地想，陛下顺应天人之心，预先建立东宫。皇太子仁厚孝顺、聪明，是天生的资质；总领枢密事务，本来已经绰绰有余。倘若再选拔像周公、召公一类的贤人，让他们左右夹辅，那么成周的治理也不足以相比了。”知大原府事乌库哩德升上言说：“皇太子聪明仁孝，保训之官已经齐备；还应当选择德望一向著称的人，早晚在他身边辅导，使他每天听到正直的言论、看到正直的行为，这是社稷的大福，也是百姓的大庆。”

译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适逢设置詹事院，中书省属官刘容上言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如果不能让端正之人、正直之士在身边辅佐，而让倾邪、谄媚之徒进用，必然会损害太子的美德。”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有道理。不久，刘容被任命为太子司议。当时东平人赵天麟上防说：“臣听说不应轻率举动的事情有一件，四海所系的中枢不可长期空缺的职位有三台。因此忠贞之臣守道，虞人拒绝了虞帝以析羽招贤的征召；贤明的君主防微杜渐，汉帝拒绝了郎官的请求。这些事情连小节都尚且贯通大经，何况国家的根基系于太子呢？太子年幼时，只应学习并振作风教；长大以后，也只应安心尽孝，哪里有空闲顾及其他事务呢？如今国家正在铺设治理的制度、整顿法令纲纪，内有三公九卿，外有诸疆域、各府尹，例皆选举贤能、推重德行，使他们处于高低不同的官位，分掌事务，严加纠察倾邪之类。大概是想使有生之物都能欢乐，没有一物不得安宁，推行恻隐之心，继续文明之治。至于中书令、枢密使，过去曾让东宫兼领。接连十天、数月，盼望储宫的铜辇前来临幸；空置的亭榭和帷帐，设置银棨、金阶上的大座，事务专归副相，政令一并由同僚决定。” 臣认为，中书省是机密政务的关津、天门的锁钥，掌握四海百姓的性命，主管万方皇宫内廷的事务。任用得当，就能使天下安定如磐石；任用不当，就会造成官员失职、政务败坏。这实在是国家的股肱心腹之臣。枢密院是疆场的守卫、熊虎之士的纲纪；武臣效力而有所归依，强寇便会心寒，变故也会暗中消除。贤能之才掌握军令，就能安坐而使尘埃清平；昏昧之人掌权，就会多生偏僻怪异的事情。这实在是国家爪牙统领之臣。由此看来，军政、民政的两项权柄，关系治乱；即使具备官员而没有人才，尚且恐怕难以施行；如果设置职位却使官员空缺，又怎么能够治理呢？况且太子名分确定以后，即使诸王也不能与他同样拥有这样的职位。三师、三少等官员，另立詹事属官的机构，凡在臣民之列的人都仰望太子；但只有父母始终尊贵。君主出行时太子守卫，君主有事时太子随从；随从叫作抚军，守卫叫作监国。作为天子的长子，他的尊贵没有更高的了；作为天下的副君，他的盛隆也没有超过的了。又何必用银章玉带来炫耀一品官的荣阶，占据府、都堂中大臣之上的位置呢？名义上说是尊重他，实际上正是轻视他。东宫兼领这些职务，臣实在不能理解。” 如果说是借助这些职位的尊重来镇服天下，那么朝廷臣僚的政事无不奏闻，天子的威势已经能够镇服天下了，何必还要太子来镇服呢？如果说别人不能担任这些职务，那么太师、太保、国王以及刘公都曾担任过，太傅、司徒也有人担任过。看这四种职务，地位并不低于这些职位，而且都让异姓担任，为什么偏偏没有人敢任此职呢？况且耶律公不是也曾担任中书令吗？太子的正道，是春天诵读，夏天习弦歌，秋天学习礼仪，冬天读书，研究古代的行为，以此考察今天应当办理的事务。住在龙楼时问候父母起居，在内侍面前殷勤尽孝；在甲观尊敬老师，在春官身边恳切求教。以温和柔顺为根本，以仁孝为先。等到加冠以后，就设置记录过失的史官、撤去膳食以示劝谏的宰臣、进善言的旌旗和鼓励直谏的鼓。这样学习与智慧一同增长，所以受到切实规劝也不惭愧；教化与内心一同形成，所以合乎中道如同本性。三代王朝国祚长久，是因为辅佐教导太子具备了这些制度。太子的善处在于及早教诲；教诲得当而左右辅臣正直，左右辅臣正直则太子端正，太子端正而天下安定。这就是周公向成王示范法则、贾谊向汉文帝忠告的道理。以陛下的圣明，尚且为太子设置保傅之官，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 伏望陛下慎重选择贤德长者辅导太子，不要让他降低身份居于臣下的职位，以致减轻他的尊贵；应当使他更加增长明智，以成就他的孝德。这样，天命的符瑞就能长久掌握，百姓知道国家根本安定，盛德不断更新，天地也有长子的美好。还希望陛下就近从宗室中选拔，并旁及隐居山林的人，举用大贤充任相应使职，这就是圣明君主赐给军民的福分。愚臣妄加议论，实在近于乱言，只因诏文允许陈说朝廷的得失，所以冒死进言罢了。” 世祖问谏士罗英：“谁可以大力任用？”罗英回答：“张雄飞是真正具备宰辅才能的人。”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人驿传召张雄飞到来，问他当今最急迫的事情是什么。张雄飞回答：“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希望早日确定太子，以系结人心。民间小人有一斗一升的积蓄，尚且知道应有所托付；天下如此广大，社稷如此重要，却不早日建立储副，不是长远之计。假如先帝当初知道这个道理，陛下还能有今天吗？”皇帝当时正躺着，猛然起身，连声称善，久久不能止息。《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内治 周襄王十七年，襄王派翟军攻打郑国。襄王感念翟人的恩德，准备把翟人的女儿立为王后。富辰劝谏说：“不可以。婚姻是祸福的阶梯：对内有利，福祉就由此而来；对外有利，却会由此招祸。如今大王对外求利，恐怕不正是招祸的阶梯吗？”从前挚、畴两国之所以兴盛，是由于大任【挚、畴二国属任姓，是奚仲、仲虺的后代，也是大任的家族。大任是王季的妃子、文王的母亲】；▯、缯两国之所以兴盛，是由于大姒【▯、缯二国属姒姓，是夏禹的后代，也是大姒的家族。大姒是文王的妃子、武王的母亲】；齐、许、申、吕四国之所以兴盛，是由于大姜【四国都属姜姓，是四岳的后代，也是大姜的家族。大姜是太王的妃子、王季的母亲】；陈国之所以兴盛，是由于大姬【陈国属妫姓，是虞舜的后代；大姬是周武王的女儿、成王的姐姐】。这些都是能够使内亲之利归于亲族的例子。从前鄢国灭亡，是由于仲任【鄢国属妘姓，仲任氏的女儿做了鄢夫人】；密须国灭亡，是由于伯姞【伯姞是密须国的女儿。《传》说‘密须的鼓，阙巩的铠甲’，就是文王灭密须时获得的鼓和铠甲】；郐国灭亡，是由于叔妘【郐国属妘姓，叔妘是同姓女子，做了郐夫人】；聃国灭亡，是由于郑姬【郑姬是郑国女子，做了聃国夫人；同姓相婚，就像鲁昭公娶吴国女子一样，也正因为同姓婚姻而灭亡】；息国灭亡，是由于陈妫【息国属姬姓，陈妫是陈国女子，做了息侯夫人】；邓国灭亡，是由于楚曼【邓曼是楚国女子，做了楚武王夫人，生下文王；楚武王经过邓国而贪图它的土地，终于灭掉邓国并兼并其地】；罗国灭亡，是由于季姬【罗国属熊姓，季姬氏的女儿做了罗夫人】；庐国灭亡，是由于荆妫【庐国属妫姓，荆妫是庐国女子，做了荆国夫人】。这些都是对外求利而损害亲族的例子。” 襄王问：“怎样才算对外求利？”富辰回答：“尊重贵族，彰明贤能，任用有功之人，敬重长者【‘明’是彰明，‘庸’是任用，‘勋’是功劳，‘长老’是尊尚年长者】；爱护亲族，礼遇新来者，亲近旧交【‘亲’是亲近六亲，‘新’是新近来访的宾客，‘旧’是君主的旧交】。这样，百姓没有不坚定心志、竭尽力量来为君上效劳的；官员不会改变政务方向，财物也不会耗尽，所求没有不能得到，所作没有不能成功。百姓众民，人人都把利益奉献给君上，这就是对内求利。若七种德行离散，百姓便携贰离心，各自因利益而退避，君上的要求得不到实现，这就是对外求利。翟国在王室中没有爵位，您却抬高它而贬低郑伯，这就是不尊重贵族【‘南’是处在南方服属地的侯伯，也有人说是面向南方的君主】。翟人具有豺狼般的德性。” 郑国没有失去周朝的典章，您却轻视它，这就是不彰明贤能；平王、桓王、庄王、惠王都曾受过郑国的劳助，您却抛弃它，这就是不任用有功之臣；郑伯捷年纪已经很大，您却使他处于弱势，这就是不尊敬长者【捷是郑文公的名字】；翟国属隗姓【隗姓之人逃奔到翟国】，郑国出自宣王，您却虐待它，这就是不爱护亲族。礼制上，新来者不应妨碍旧人；您让翟女妨碍姜、任二族，这是不合礼的，也等于抛弃旧亲。您一次行动就抛弃了七种德行，所以臣说这是对外求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