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

译直学士院陈传良缴还并上奏朱熹任宫观职的文状说：“据中书门下省送来的录黄一道，三省共同奉行圣旨：朱熹仍任焕章阁待制，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任其选择地方居住。又据送来的免除朱熹谢恩辞职之礼的录黄一道，命臣书写施行。臣私下认为，朱熹是侍奉三朝的老臣，难于出仕而容易退处，二十多年大多任祠禄官。如今他感念圣明，忽然出仕，天下都相互庆贺，认为朝廷得到了人才。那么，他的进退之间，怎么可以轻易决定呢？不知是什么缘故，竟然听任他退居闲处？任命诏令颁布后，满朝官员都大惊失色。一方面归罪于宰执，不能在诏令尚未发布之初挽回密旨；另一方面又交相讥议给事中、舍人，不能在成命已经施行之后收回成命。纷纷议论，至今还没有停止。臣因此刚有所听闻，便一再具奏，未得到报可，正感到惶惑。如今这道录黄，正要由臣书写施行。臣若畏惧天威，低头只奉行命令，那么上面会使君主的德行受到牵累，下面会使士大夫的议论喧腾，这都是臣的过错。臣决不敢只顾自身，恳请圣上慈悲，追回并停止上述指挥。这道录黄，臣不敢书写施行。谨此记录上奏，恭请圣上知悉。” 贴黄说：臣恭敬地思量，如果只是宠爱朱熹而任其退处，还不足以彰显陛下不吝惜人才的德行；不如把他留下来，才能安慰天下人的期望。恭请圣上明察。宗学博士许应龙论量才授官的第二份奏札说：臣听说，根据才能力量授予官职，这是古代任用人才的重要方法。人的才干不可能样样完备，有的专长在道德，有的长于才能和办事。善于治理百姓的人，谋略未必高明；精于心计的人，法律未必熟悉。比较人的短处、衡量人的长处，只让他担任适合其器能的职务，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分设职务、授予任用，如果违背了这种适宜性，功绩和效用就不能成就。所以在有虞氏的时代，能够施行教化的，就任命他为司徒；能够掌管礼仪的，就任命他为秩宗；通晓五刑的，就命他任士；协调八音的，就命他掌管乐事。各人专精一种才能，各自守任一种职务，从来不轮换调动、互相兼用。因此百工都能按时尽职，各项功业都能成就，太平和谐的治理也由此达到。无奈后世任用人才，不问德行是否适合、才干是否相称，既让他统领军队，又让他管理财政；刚让他管理财政，又让他掌管刑狱。礼乐的职任，交给这样的人；工艺技术的职司，交给那样的人。以一个人的身分，却要求他具备百官所应有的全部能力，人才难以胜任，实在是理所当然的。既然要求他做自己难以做到的事，那么真正能够做到的人就很少，于是大家相继不肯去做。所以掌管礼仪的人即使不懂礼，也不以为惭愧；掌管刑狱的人即使不懂法律，也不认为有所歉疚。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各个部门、各所府署都是这样，我凭什么能知道并办理呢？本来有些人才干与职务相称，能够充分发挥所长，可是一到升迁提拔时，又把他调到其他职务上去了。他所任职务的事务，如果不是自己平素熟悉的，就不得不委托给属吏办理；于是属吏得以掩饰奸诈，而事情的本末源流、弊病的根源，有些就来不及察知。弊端流传到这种地步，所以居官的人都不衡量自己才干的长短、德行的大小，早晨想做这个职务，晚上又想做那个职务，因而没有安心任职的心。那么，为官职选择人才，难道可以没有妥善安排吗？从前司马光多次在祖宗朝廷上说，希望广泛选拔在位官员：让德行高尚的人掌管教化，让有政务才能的人担任守令，让有勇略的人担任将帅，让明晓法律的人掌管法令，让明晓礼仪的人掌管礼仪。这正是量才授官的意思，也是今天应当讲明实行的。有人又说：即使衡量他的才能，也应当让他长期任职；善于任职的人，增加秩禄、加以赏赐，而不要调动他的官职。如果频繁迁调更换，那么心里就会考虑去留，办事也会重新变得苟且，这是确实如此的。然而，喜欢求进本是常情所不能避免的；如果积年不升迁，就会有十年不调的叹息，有专门办事而独贤的感慨，怠惰之心必然产生，荒废政事的弊端仍然存在。这样看来，长期任职的主张，本来就不容易立即实行。就今天的办法而言，只有精通财政计算的人，才一定让他管理财政；等到他升迁时，再用精通财政计算的人来接替他。长于铨选综核的人，才一定让他掌管铨选；等到他升迁时，再用长于铨选综核的人来接替他。至于掌管礼仪、掌管军务，也无不如此。虽然不让同一个人长期任职，但前后接替的人都各自发挥其才能所长，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什么职务会不称职呢？今天任用人才，考中金科的人大多安排在刑法官职上；经历过边疆事务的人，大都交付给边疆方面的重任。这本来就是根据才能授予职任的美意。尤其希望陛下明白诏告大臣，更加扩大这一原则，在百司庶府之间精心选拔，使人人都各随其才，不强迫他们做自己不能做的事，那么人人就能各尽所长。再按照名分考察实际，考核政绩优劣而予以黜陟，那么各级官员就不会有旷缺，庶几可以与前代相媲美了。起居舍人吴泳上疏说：世上那些懂得治国体要、忧虑时局的人，认为天运将要变化，世道将要衰落，国论将要改变，正直之人将被排斥离去，而旧日之人将重新得到任用。坚持最初的意旨，维护正直的言论，这难道不是正直之臣如砥柱将要倾颓的时候吗？如果让廉洁通达、敏捷聪慧的人专门治理财赋，让善良谨慎、明晓通畅的人专门统御军旅，让明察清正、恭敬谨慎的人专门掌管刑狱，让经术通明的人主持道德教训和经典文辞，让文辞雅丽的人撰作训诰，让持节守操、刚强严厉的人负责风宪，让奉行法令、遵循义理的人担任牧守；刚直而有操守的人不听任其引退，恬淡退处而不争竞的人不听任其居乡闲居，有功名心而慷慨奋发的人不让他闲置在祠禄官署，言论开朗爽直的人不把他安置在外地任职；按照才能器量分别任用，使各人尽到本分，那么人的长短、德才的大小，哪里会有不适合任用的呢？” 兵部员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谕德曾从龙出使金国回来后，转任官职，上疏说：州郡连续数月缺少知州、知府，却让次官暂时代行职务；那些人只把自己看作代理办事，知道任期不会长久，哪里有空闲尽心处理民政？案件诉讼拖延，导致政务玩忽松弛，把一郡的事务都交给胥吏办理。好不容易任命一个人，盼望他到任，就像口渴盼望得到饮水一样；但还没到任境，又因其他缘故被罢免离去。况且每更换一个郡守，供帐、借请等费用，少说也不低于万缗；郡库收入每年有固定数额，而连年迎送所耗费的资财，实在无法计算。这样看来，轻率地更换任命，公私双方都要受到损害。希望陛下明诏一两位大臣，郡守一有缺额，就立即拟定人选；其中有请求回避、畏惧前往任职的人，一概杜绝其请求；对于应当缴驳、弹劾、阻止的事情，要迅速办理。因为郡中的财政宽裕，百姓的力量就充足，利害关系一向彼此相连。

译御史唐璘在缉熙殿应召对答，首先上疏论述天象变异，说到百姓愤怒怨恨，几乎到了离心离德的地步。四海将要倾覆，天下有难以尽数讳言的忧患。陛下认为这是什么时候？如果还放纵自己损害德行，掩饰过错、粉饰错误，疏远正直之人，亲近外戚宦官，使朝政混浊紊乱，那就是自取覆亡。宰相任用通晓时文的人，把他们当作经世致用的工具，却不顾百姓性命，轻率挑起兵端，不衡量事情是否适宜，使国库顿时空虚，把政务交给他的儿子，在宫内与商人结交，行贿的门路大开，《小雅》所代表的正道全被废弃。琐碎的姻亲之人，竟敢参与邪恶的谋划，把国事看得如同俳优戏谑，把国家神器当作奇货。都城百姓侧目而视，朝廷士大夫痛心疾首。为什么不按照法令惩处有无将谋反之意的人，以彰明不忠的警戒呢？崔与之操行声望远播，虽然年老途穷、前途已晚，力量不能完全达到心愿，但任命诏令下达之日，听到的人都受到鼓舞。乔行简颇能识大体，在朝廷中的声望渐渐取得信任，但任命偏私，办事又多有遗漏。应当选择能够辅佐宗室、赞助宗子的贤臣，辅佐百姓万物，以安慰父老的期望，不要使天变逐渐发展到极点，使人心更加离散。皇上听后容色改变。韩侂胄掌权，钳制天下人的口，使他们不能议论自己。太府寺丞吕祖俭因贬谪而死，平民吕祖泰上书直言，触犯严酷法律，被流放到远郡。侍讲王居安上奏请求为吕祖泰昭雪，以伸张忠贞鲠直之气。又上疏说：古今的治理，本来是由乱的阶梯转变为可以依凭的因素。用治理来改变混乱，反掌之间就可以治理；用混乱来治理混乱，混乱消除后还会重新产生。君主能够公平听取各方意见，国家就治理；偏听偏信，国家就混乱。政事归于外朝，国家就治理；归于内廷，国家就混乱。询问百官士大夫，国家就治理；询问身边亲近之人，国家就混乱。大臣出于公心而不结党，国家就治理；培植党羽而营私，国家就混乱。大臣正直，小臣廉洁，国家就治理；大臣污浊，小臣贪婪，国家就混乱。如果任用人才稍有错误，就是一个韩侂胄死去，又一个韩侂胄产生。赵彦逾与楼钥、林大中、章燮一同被召。王居安说：楼钥和林大中，依靠宗庙社稷之灵、天下苍生之福；赵彦逾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赵彦逾起初因为赵汝愚没有让他列于同等地位，因而在执政之地为韩侂胄专权的谋划打开了方便之门。赵汝愚被斥逐而死，赵彦逾出力最多。而赵彦逾，是赵汝愚的罪人。陛下却让他与这两人一同升迁，岂不是把香草和臭草同放一器、让邪人与正人并用吗？” 这不是向天下显示应当趋向什么、舍弃什么的做法。侍御史李鸣复论述擢升任用二府大臣应当考核实际，上奏说：“臣听说，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宰执是天子的股肱。耳目聪明，那么四方万里之外，没有幽隐之处不能照察；股肱能够运动，那么一日两日之间的事务，没有众多到不能举措办理的。欧阳修曾说，宰相地位尊贵，应当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谏官地位卑下，应当实行自己的谏言。谏官虽然地位卑下，却与宰相相等，大概是因为尊卑形势不同，虽有大小差别，但所关涉的道理相同，实际并没有等级差别。欧阳修写信给司谏，所以没有提到台臣；然而台官、谏官都是负有进言责任的人。臣以虚浮庸劣的资质，错误地承受委任，早晚都惴惴不安，常有不能胜任的忧虑，所以先从本台严格整顿纲纪。台纲既已整肃，将推行到朝廷，传达到天下，使一切都井然有序。没有比中书更重要的机构，没有比右府更严要的机构；命令由此发出，国家治乱也与此相关。然而经过一年又一年，官员仍然多有缺额，公弘化屡次把此事上报。天下事务如此众多，难道是一个人的智慧所能周知的吗？朝廷机务如此繁重，难道是一位宰相的力量所能独自承担的吗？这不只是臣忧虑此事，凡在朝任职的人无不忧虑；不只是朝廷官员忧虑此事，天下所有有见识的人也无不忧虑。陛下圣明的思虑宏大深远，皇帝的文章宣扬流布；长期居于政府的官员按资序升进，从远方召来的官员也依次登用，中外都翘首仰望，无不举手加额庆幸。朝廷礼仪、官位次序之间，彼此上章推让，又很像虞廷群贤并列的风气，一件事而众多美德兼备。这都是陛下选任极其公正、精神感召所致，所以人情无不喜悦，众论协调一致，实在是盛大的举措。然而，陛下选用这几位大臣，不只是为了造成这种表面的美观，必定还要考察他们的实际；这几位大臣得到陛下的知遇，也不只是讲求彼此谦让的虚文，而应当有所作为来符合实际。从前权臣怀有援引同类的私心，所以贤与不肖混杂，香草和臭草杂处；如今这些情形已经没有了。假如众多正直之人聚集于朝廷，群邪都被屏退在外，而治理仍然没有进步，那也没有益处。从前权臣怀有独断专权的私心，所以缄默成为风气，模棱两可成为习惯；如今这些情形已经没有了。假如身处可以有所作为的职位，遇到可以进言的时机，却仍然畏惧回避、退缩不前，也没有益处。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从陕西回来，擢升置于二府，仁宗皇帝特意打开天章阁，从容赐问；凡是他们分条上奏的事情，常常都得到施行，仁宗倾心相待到了这种程度。陛下擢升任用这几位大臣，是将要有所作为，难道不可以把这作为法则吗？杜衍谨慎遵守规矩，范仲淹自信而毫不疑惑，韩琦纯正而质朴刚直，富弼明敏而果断锐利；平日闲居时，他们彼此称美还来不及，替国家议事时，则公开进言、在朝廷上诤谏而不徇私。这四个人，是当时的贤臣，后世也称颂他们。几位大臣得到君主的知遇，是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难道不应当以此为勉励吗？如今机会接连到来，但国力尚未充裕；朝廷之上、士大夫之间，谋划议论略有不同，襄阃的和议、淮阃的战事，意向尤其各不相同。天下正观察这几位大臣将怎样报答陛下，他们究竟有什么谋划？陛下之所以擢升任用这几位大臣，究竟是看中了他们什么才能？夷夏的盛衰，在此一举；百姓的安危祸福，系于这一时刻。应当谨慎而郑重地对待，使谋划出自万全，尝试时不能孤注一掷；这尤其是第一要务。几位大臣担负股肱的重任，而臣只是错误地充任掌管耳目的官职。股肱与耳目，情义上同为一体，所以不顾忌讳，冒昧献上愚忠，只希望陛下明察。臣内心诚挚，不能自已。” 臣又听说，二府常常被繁多事务困扰，而属官又常常苦于缺员。以缺少的人员处理繁重复杂的事务，胥吏环绕拥挤，公文堆满面前，眼睛不停地看，手不停地写；十件事务还没有处理完，已有两三件报到会堂了。精力强、才思敏捷的人，还能自己提出见解；期限如果逼迫得紧，也免不了由属吏代为成稿，否则就会拖延迟滞，甚至有超过数月仍不能下发的。大化更新，积累的弊病应当革除，必须清理事务、选择人才，使官职没有缺员，官员没有荒废的事务，然后才可以。这也是几位大臣应当讲求施行的事情。

译嘉定初年，袁燮任枢密院编修时，轮对上奏说：“臣听说，天下一日也不可不使正道彰明；天下一日也不可不用正直之人。任用正人，正道就彰明；任用邪人，正道就受到压抑。正道彰明，黜陟就有次序，治理的根本就树立了；正道受到压抑，是非就会颠倒，权纲就会紊乱。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之初，任用贤相，网罗天下正直之士，使他们如鱼鳞般聚集于朝廷，人心一致，都认为治理的根本可以建立，太平可以达到。然而想要窃取威权的人，从旁窥伺，因不利于自己而产生嫉恨之心。彭龟年预先知道他必将扰乱天下，曾因面对皇帝，公开说出他的奸邪。陛下惊惧而开怀接纳，赐他坐下从容询问，让他把意见全部说尽。龟年也竭尽忠诚毫不隐瞒，退朝后称颂圣德宽厚英明，能够容纳接受正直的言论。臣当时任数名学官之一，确实亲耳听到这些话，深为天下庆贺。然而龟年后来因罪离去，权臣仍然根基稳固、毫不改变，于是奸邪之心逐渐增长，再无所顾忌；群邪与他相互呼应，排斥善类，积累发展到无故兴兵，几乎危及社稷。假如当初陛下坚定相信龟年的忠诚，在奸邪刚刚萌发之时就加以折服，哪里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不过，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未来的事情还可以追改。正人端士，如今并不缺少，只在于陛下是否任用他们。《尚书》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道理上探求；有顺合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不合道理上探求。’这是万世君主听取言论的重要法则。言论虽然违逆心意却合于道理，这就是忠言；言论虽然令人欢喜却违背义理，这就是不忠。从前龟年所进的，是合于道理的言论；今天如果再有指陈过失、竭尽忠诚而毫不隐瞒的人，那就是龟年这样的言论。陛下追念龟年，曾经临朝叹息，对辅臣说：‘这个人如果还在，一定要重用他。’对他的褒奖赠赐超过通常典制，荣誉名位冠绝西清，又擢升他的后嗣，把他们安置在朝班之中，这已经充分表明陛下深知龟年的忠诚了。陛下此时的心情，就是二帝三王尊敬贤人、采纳谏言的心情。常常保持这颗心，急切听取恳切直率的言论，尊崇奖赏朴实正直的人，那么像龟年这样效忠的人就会接踵而来。一个龟年虽然已经去世，众多龟年相继进用，还忧虑什么天下不能治理呢？从前天圣年间，御史曹修古论事耿直恳切，违逆宫中意旨，被贬为小郡长官，不幸去世。后来仁宗深知他的忠诚，感叹没有充分任用他，优厚地赠予官职；他没有儿子，就授予他的女婿官职，并察访像修古这样的人，敬重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从此以后，忠言正论源源不断地到来：孔道辅、范仲淹、包拯、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赵抃、范镇、司马光这一类人，在三四十年间都以端正明亮、切直敢言相互辉映。君主的德行因此修明，朝廷纲纪因此清肃，深厚的仁德恩泽因此凝结在人心之中而不可解散。忠谏对国家的益处，难道还不明显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念及忠臣爱戴君主之心，仰法仁宗，使士气常常得到伸张，使正道常常得到开辟，那么光明盛大的治理就会重新出现在今天。况且臣听说：风俗没有固定不变的，只看在上者怎样引导。用正直来引导，人的心思就都会趋向正直；用邪佞来引导，人的心思就都会趋向邪佞。这实在是风俗的关键，也是治乱安危由此分开的原因，难道可以不谨慎吗？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九年，袁燮又轮对上奏说：“臣听说，君子属于阳，小人属于阴。阴气足以侵犯阳气，君子的道就会消退；中国属于阳，夷狄属于阴。阴气足以侵凌阳气，中国的势力就会衰弱。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使阳制约阴，而不应当使阴侵凌阳。如今淫雨成灾，连续二十天没有停止，这是阴盛阳微的表现。君子之道消退，中国势力衰弱，这就是证明，难道是小事吗？陛下谨慎对待上天的告诫，敬畏上天的震怒，就应当寻求消除灾害、平息变异的方法。’富弼曾说：‘天子没有具体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并决定进退，这就是天子的职分。’众望所归的人就提拔进用而不遗漏，公论所非议的人就摒斥而不任用。君子和小人应当像黑白一样清楚，邪不能损害正，阴不能侵凌阳。这实在是消灾弭变的上策。从前陛下奋发刚健，诛除元恶，收回威权，登用崇奖贤俊，天下仰首企盼，观察日益更新的政事。一两年以来，正直的议论渐渐受到压制，正道渐渐阻塞，贤者相继洁身离去。那些以宗庙社稷、百姓生灵为念的忠言嘉谋，渐渐不如改弦更张之初；而阿谀逢迎、缄默不言、把顺从当作正确、谋求私利的人，仍然很多。” 这难道是上天所希望的吗？《立政》一篇，实在是万世君主任用人才的法则。其中说：‘赞叹贤俊，尊崇上帝。’又说：‘能够知道三有众的内心，明白看见三有俊杰的心志，以此敬事上帝。’这样看来，君主尊天事天的实际行动，没有比任用贤才更急迫的了，道理非常明白。身怀杰出才能却沉埋在下级官署、滞留在远方之外，不能施展尽自己的长处，这不是上天生育贤才的本意。一整个春天多雨，到夏天尤其严重，连绵大雨不停，蚕桑和麦子都受到损伤。现在有余，后来必然不足；干旱枯涸随之而来，饥荒接着发生，百姓将更加困苦，国家形势也更加危险。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符合天心，所以灾变才如此严重。愚蠢的残敌，国家将要灭亡，却还敢侵犯，行使王者谋略而毫无忌惮，都是因为君子之道消退，所以招致这样的侮辱。此乃上天用来严重警告陛下的，怎么可以不推究天意，在一举一措之间更加谨慎呢？《尚书》说：‘敦厚有德，信任善人，而拒绝任用奸人，蛮夷就会相继归服。’《左传》也说：‘进用英俊之士来强固朝廷根本。’根本强固，精神就能抵御外侮。陛下如果一定要使今天的国势振兴，威名声势震动重叠，也只有选择刚毅正直、不肯诡诈随从、公论所归而仍沉埋下僚、滞留远方的人，提拔他们并尊礼他们，这样精神面貌就会立即改变。

译谁还敢侮辱我们？正直之士的言论耿直恳切，所以君主容易因此疏远他们；阿谀之臣的言辞柔顺悦耳，所以君主容易因此亲近他们。然而耿直恳切的言论，譬如良药，虽然苦口难以下咽，却足以攻治疾病；柔顺悦耳的言论，譬如醇酒，虽然适口令人喜悦，却足以扰乱德行。残余的敌虏侵犯中国，是国家的大病；急忙治理它还怕来不及，又怎么可以迟缓呢？把忠言当作良药，赶快服用而不疑惑，自然元气充实，外邪就不能侵入。尧舜这样的圣君，急于亲近贤人；汉高帝兴起时，采纳善言好像还怕来不及；唐太宗听说马周贤能，召见他而他还未到，便四次派人督促。古代圣贤君主，大多都是这样。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不要认为这件事还可以稍稍缓办，应当明诏几位大臣奖拔忠贤，达到如饥似渴的程度，天下幸甚。三年，工部员外郎杨简上奏说：“嘉定元年冬十二月，臣得到轮对上奏三札，陈述的事情极为痛切，却未得到施行。臣从小接受父亲教诲，不要固执己见，要改正错误、听从善言；臣把这些话铭记在心，从未忘记。假如臣所说不对，怎么敢固执己见而不改？臣自从学习以来，如今已经七十岁，反复成熟地思考，仍然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主张。陛下试取臣的三札再看一遍。陛下的心如日月照临一样虚明，是非明白坦然。如今江淮、湖湘的盗寇一齐兴起，是由于贤者和不肖者混杂，监司、守令以下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选，是非颠倒，残酷虐待而不恤民情，下层百姓怨恨叹息，所以聚集起来成为盗贼。近来陛下颁下明诏，并不是没有反复告诫，但群臣有的私下议论，往往连监司也把它看成具文。比如昨天陛下命令现在只应实行诏令中所说的办法：精心选择众人所推重信服、正直而不暴躁不屈挠的人，巡行考察天下的监司、守令，决定黜陟。贤能的就长期任用，不可轻易更换。了解人很难，不可要求十全十美；可以略过小过，但有大过一定罢黜。如果采用臣此前轮对三札中的主张并施行，就可以使群盗不再兴起，使罗日愿不发生变故，从而达到治安。先正范仲淹、富弼也说过：‘委托各路自行选择知州，委托州府自行选择知县，并且让他们长期守任；有特殊政绩的，就在当地升迁提拔。’” 臣从学习举子应试的学业直到今天，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经过深思熟虑，想到有关时务的条目虽然很多，但都没有比选择贤才、长期任用更优先的，之后才能逐项施行。想要平息盗寇，没有比选择贤才、长期任用更优先的；想要移风易俗，没有比选择贤才、长期任用更优先的；想要巩固国运，没有比选择贤才、长期任用更优先的。希望陛下与大臣谋划讨论，不要沿袭旧例，自取祸乱，努力实行范仲淹、富弼的主张，并且采纳臣的意见，以消除祸乱，使社稷安定。如果担心官员缺额多、职位缺额少，那么长期任用就没有空缺可以安置；至于士大夫，臣认为既然所任用的人贤能，其余不肖之人就是危害百姓、败坏国家的人，不值得过分忧虑。臣为国家忧伤担心，情意恳切，不能自已。” 杨简又上奏说：“臣曾经考察尧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大禹因益的辅佐而停止出兵，商汤因改正过错而被称为圣人，周武王听到旅獒的劝谏而不加以忌讳。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仰望。’曾子说：‘我错了。’汉高帝尚且说：‘我不如张良，我不如萧何，我不如韩信。’唐代杜淹提出建议而被封伦驳斥，杜淹默然不语。唐太宗说：‘为什么不再坚持申辩？’杜淹说：‘臣已经服从他的意见，又有什么可说的？’这件事不只是当时使唐太宗喜悦，臣在数百年以后也深深佩服杜淹公正无私的品德，到今天想起仍未忘记。杜淹虽有其他过失，但在服从正义这一点上，臣由衷佩服他。近代以来，改过服义的心志逐渐衰退。王安石本来有非凡的声誉，后来众多贤者竞相议论新法，都决定离开职位。王安石难道没有动心而产生疑虑吗？但他决定的政策始终不改变，是因为以改过为耻。因此其后果发展到小人一类相继进用，灾祸殃及国家。如今朝廷遇到大事，必定集合议论，做到大公无私，效法唐虞三代。臣深思改过是圣贤的大德，而近世士大夫有些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明明白白地把改过当作羞耻，所以别人也不敢忠实劝告。臣希望陛下把群臣中能够改过、服从正义的人表彰他们、升擢他们，竭力阻挡文过饰非的衰败风气，彰明大公无私的正德，使群臣凡有各种建议，都不再坚持错误、粉饰言辞，而把服从正义当作最大的善行。这样，众人的智慧就会汇聚为一个正确意见，国家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尧、舜、禹、汤的大道也将在今天重新大为彰明。臣深深想到，近世士大夫中知道改过服义是圣人大德的人，实在少见。臣一片思念，惟愿陛下留心，阐明这一道理，使天下得到幸庆，使国家成就大功，使其成为万世法则。臣情意恳切，不能自已。” 嘉定年间，秘书郎袁甫上疏说：“臣是浅陋的书生，充任秘书省的官员，有幸得到赐对，再次觐见圣明。此时如果不说话，岂只是辜负自己的本心，也将辜负陛下。请允许臣把愚诚全部陈述出来。臣听说，朝廷忌讳谈论边疆事务，不是国家的福气；士大夫敢于谈论边疆事务，实在是国家的幸事。然而边疆事务只是外部事务，若敢谈论外事却不敢谈论内政，难道也是国家对臣子的期望吗？如今凡是谈论边疆事务的人，不过说将帅没有选好、军队没有训练、财用没有充足；懂得大体的人，又不过说战略规模没有建立、上下血脉没有贯通。却独独不思考，这几方面的问题，病根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四肢而在腹心。什么叫腹心之疾？战略规模没有建立，是苟且偷安的人扰乱了它；上下血脉没有贯通，是受蒙蔽隔绝的人阻断了它；将帅没有选好，是嫉妒忌恨的人阻挠了它；军队和财用没有治理好，是欺骗诞妄的人败坏了它。陛下端居于深宫，不能完全知道边疆事务，就一定要把它交给几位大臣；大臣一人的耳目聪明，也不能完全知道边疆事务，就一定还有需要咨询访问的人。那些早晚亲近陛下的人，有的可以凭借长期亲近而暗中窥探其中机密；经过长期柔顺浸润，有的可以巧妙地迎合陛下的心意。

译他们轻视观察变故，动辄揣测迎合；事情即使十分紧迫，苟且偷安的说法也先入为主，逐渐开启荒怠的习气，于是国势日益衰弱；稍稍厌恶忠直之臣，人才也日益衰败。战略规模如此，自己谋求自保尚且不足，哪里还有空暇谋划对付别人？陛下如果能够慨然醒悟，严厉惩治过去的错误，或许苟且偷安的人就无法推销他们的说法了。边境一有事变，情况千变万化；如果不是大开进言告发之门，怎么能够广泛接纳群臣的意见呢？如今猜疑防范已经太过，彼此真情难以取得信任。边境之间妄加揣度，认为朝廷之上竟然真伪不分。那些平日结交并得到引荐的人有所奏陈，虚假的事情往往被指为真实；孤立无援的人偶有申诉请求，真实的事情也被指为虚假。朝廷固然未必完全如此，但有疑似之处，也确实值得议论。近来四川事务起初似乎令人惊骇，后来因为奏报失实，斥免了帅臣、守臣和漕臣；从此彼此告诫，谈论四川事务的人就少了。臣从传闻得知，残余敌虏迁往汴京之初，仓皇奔逃，可以说无所措手；但上下之间互相辨析讨论，传达真实情况，有话必定能够上达。敌虏在鼠伏鸟窜之后，尚且有广泛谋划、兼收众议的意思；我们在朝廷清明之时，却自己造成上下隔绝的忧患。这就是微臣感到痛心的原因。陛下如果大力彰明公道，受蒙蔽隔绝的人就没有地方施展奸诈了。选择一位大帅，谋划一处边防，采纳民间舆论，未必缺少人才。凡是才能必须任用；那些平日亲近、倚重左右并由他们推荐引导的人，大概只是说这样的人才可以信任任用。不知道真正诚心为国的人，没有不可以信任的；而平日亲近倚重的人，未必真正可以信任。怀有奇伟抱负的人，没有不可任用的；而左右推荐引导的人，未必真正可以任用。谨慎守护在风寒之地，大概有满朝都明知任用的不是合适人选，却没有人肯替陛下说一句话。奸雄暗中窥伺，便产生轻视我国的心思；敌人听到这些，会怎样看待中国？至于素来负有声望、可以担当一方重任的人，往往被嫉妒之说牢牢阻挡，即使陛下也被它迷惑了。臣不知为国家选择人才，为什么一定要阻挠压抑忠贤，以满足嫉妒者的私心呢？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是国家所重视的；经营筹划，难道没有方法吗？如今陛下还没有平息战争的期限，却先产生了厌恶战争的心情，喜欢任用谈论财利的人，却实际上没有理财的办法。因为厌战之心先存在胸中，所以群臣的言论纷纷迎合，表面上装饰虚名，内里却实际排斥正论；表面说守御，暗中却蓄积主张和议的心思，这难道不叫欺骗诞妄吗？”},{ 戎帅之间互相行贿，并不是没有明文禁令；与其惩治行贿受贿的奸邪之人，不如堵塞贿赂得以进入的门路。州郡馈送财物，也不是没有明文禁令；与其革除馈送财物的弊端，不如澄清它产生的源头。如今不致力于做这些事，却天天寻求筹措财物的办法，于是搜括常平仓的积蓄，取用州郡的盈余，说是“我将用它来供给军队”，使那里枯竭而这里充盈，简直和儿戏一样，难道不可以说这是欺骗妄诞吗？臣因此冒昧议论今日的弊病：它虽然蔓延在外，实际上根源却在内。要铲除蔓延的枝蔓，就应当除去它的根。苟且偷安的根源不除，国家的规模制度终究无法建立；堵塞蒙蔽的根源不除，政治的血脉终究无法畅通；忌妒嫉恨的根源不除，将帅终究无法择任；欺骗妄诞的根源不除，军政和财赋终究无法治理。这是确凿不变的道理。陛下为什么不超然远望，深思内忧比外患更为严重，日夜讲求消除祸患的办法呢？我朝祖宗治理天下时，政事委托给中书，可以说权力很专一了；但一定要选拔公正忠直、鲠介恳切、声望风采著闻的人担任台谏；一定要选拔端正明亮、恪守正道、敢于论驳的人担任给事中、舍人。天下的事情有利有害，群臣众人有正有邪，凡应当弹劾的，台谏可以公正地弹劾；凡应当驳正的，给事中、舍人可以公正地驳正。这是祖宗约束官员的奸邪、整肃朝廷纲纪的根本。如今如果确实体察祖宗的用意来施行，使担任这些职务的人不舍弃大事而只议论细事，不回避困难而只谈容易的事情，纲纪既然端正，百官承受福泽，哪里还会有人因为苟且偷安、堵塞蒙蔽、忌妒嫉恨、欺骗妄诞而迷惑我们的听闻呢？唐太宗是一位英明的君主。魏征进谏时，还说：“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就会明察，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会昏暗。”听取意见很容易偏听，而邪恶又很容易损害正道，实在太严重了。臣愿陛下发扬兼听的美德，戒除偏听的私心，充实国家元气以抵御外来的邪气，端正内部治理以安定边境。国势日益强盛，基业日益巩固，使我大宋绵延亿万年、享有无穷的福祉，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侍御史刘汉弼秘密上奏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一天没有宰相的朝廷；如今宰相之位空缺已经三个月了，难道还可以狐疑不决吗？希望陛下振作奋发，作出英明决断，拔除阴险邪恶之人，或许可以转危为安；否则，是非不能两立，邪正不能并进。陛下即使想要召回善类，也办不到了。臣听说，富弼被起复，只请了五次；蒋芾被起复，只请了三次。如今嵩之已经请了六次，希望陛下听从他最后的请求，赶快选用贤臣，早日确定宰相之位。”皇帝阅览后采纳了他的意见。袁说友上奏说：“臣近来看到陛下求学的念头根植于至诚，学习的功力期望达到不知疲倦。〔原文‘▯置讲员’字样有疑〕增置讲员，增益经史，每天有固定的课程，晚上还有询问访问，务求学习能够进入耳中、记在心里，而不是举行循故事例的虚文。朝廷内外都庆贺，言辞如出一口。臣私下认为，自古圣王治理天下，他们所以能够端正根本、澄清源流而使国家长久，正在于亲近君子、远离小人罢了。唯有《尚书》一经，对这个道理说得最为详尽。臣冒昧借陛下〔原文‘▯讲’字样有疑〕讲读此经的机会，略述其中大意。‘益告舜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这是说任用君子贵在专一，去除小人贵在果断。禹告诫舜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又说：‘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这是说能够任用君子，就不必害怕邪佞小人，随后恩惠便能施及百姓。‘伊尹告太甲曰：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君主如果自身有其中任何一项，国家必定灭亡。这是说不亲近忠直的君子，却亲近顽劣的小人，那么祸乱和灭亡很快就会到来。‘傅说告高宗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译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这是说任用贤能的君子，国家就能治理；任用徇私而品德恶劣的小人，国家就会混乱。‘周公告成王：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这是说成王刚开始执政，应当除去小人、任用君子，这样他们才能竭尽力量辅佐国家。‘穆王告伯冏曰：慎简乃僚，毋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这是说君主身边的人应当慎重选用贤善之士，不要任用逢迎偏邪的小人。‘以上这些要点，都记载在《尚书》中，每次都把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作为安定国家、利于社稷的根本。然而自古以来的君主，确实有开始时知道君子值得亲近，最终却转而亲近小人的；确实有表面上亲近君子而内心实际上疏远君子的，至于小人则表面和内心都亲近的；确实有君子因为违逆君主心意而日益被疏远，小人则因为顺从迎合而日益被亲近的；确实有小人指称君子结党，君主最终落入他们的计谋，于是疏远君子的；确实有诋毁的话天天传来，谗言天天听到，君子却因此遭受谗毁而离去的。’这五种祸患，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大概是因为君子侍奉君主，凭借的是正道；正直就难以迎合进入君主之心；小人侍奉君主，是用顺从来取悦，顺从就容易亲近。君子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所以往往容易被疏远；小人凭借机智来巩固宠幸，所以容易得到亲近。君子常常向君主指出难以做到的事，因此大多与君主发生龃龉；小人却迎合君主的过失，所以乐于听从。只有贤明的君主、圣德的君主，才能明察善恶，意志坚定，知道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任用君子还是小人，因而对他们加以取舍、进退，使各得其所而不彼此混杂；分明辨别，分别处置，使他们各自确定立场，不能以邪说迷惑君主。唐虞三代的治道，大概没有超出这一点的。汉元帝任用萧望之，起初也知道应当亲近君子；一旦落入小人的谋划，最终却因为洪恭、石显而使汉朝的事业衰败。唐玄宗任姚崇、宋璟为宰相，起初也知道应当亲近君子；一旦落入小人的谋划，最终却因为李林甫、杨国忠而使唐室陷于祸乱。由此可知，君主亲近君子极其困难，尤其难以长久；君主亲近小人极其容易，尤其容易导致乱亡。汉、唐两位君主的事迹，正是明显而重大的验证，可以概括看出这一点。本朝范祖禹说过：“小人没有不助长君主欲望的，难道只有奢靡的享乐、使耳目感到愉悦的事，才足以动摇君心吗？君主乐于满足自己的欲望，却不知道这会成为天下的祸害。” “只有能够亲近正直之人、远离邪佞之徒，才可以免除祸患。”这话说得太好了，真是深深懂得小人的用心啊！臣仰望陛下即位初年的施政，举动都合乎人心；陛下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本来已经深得其中的道理了。然而臣还要谈这些，是实在担心从今以后，日子渐渐久远，时势日益不同，事情日益变化，难道不应替陛下考虑长久之计吗？臣愿陛下深入研读《尚书》这一部经典，其中关于亲近君子、远离小人的话，讲得如此恳切周至。请鉴察汉、唐两位君主治乱分化的原因，观察范祖禹所论小人的情状，常常放在圣心之中。分别邪正：外则百官众尹，内则左右近侍，凡是忠诚正直的臣子、具有道学和实际德行的士人，这些都是君子。愿陛下把他们看作手足，亲近如腹心，不因日子久了便渐渐疏远，不因言语冒犯心意便轻易厌弃。凡是逢迎谄媚、邪曲奸佞之辈，虚妄浮诞、贪婪进谗之徒，这些都是小人。愿陛下憎恶他们如同仇敌，视之如草芥，不因亲昵而偏听偏信，不因使自己高兴而更加亲近。坚定这样的圣心，守住这样的圣明鉴察，陛下享有国祚万年，长久实行这一道理，不被异议动摇，不被谗言改变，那么《尚书》这一部经典所说的“帝所以帝、王所以王”，确实可以并行而不相让了。臣没有什么才德，承蒙陛下开怀采纳臣的言论，臣本来常常在政事中看到这些道理，因此更加感激奋发，竭尽忠诚，为陛下进一言。唯愿圣上慈悲留意，不要忽视。知成都府曹彦约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陛下实行改革以来，选拔任用人才，即使只有一点长处、一桩善行，也无不加以选用，可以说是深切爱惜贤才了。士大夫享受俸禄、任职办事，都想着用什么来报答君主；对外可以为国效力于四方，对内可以主持正当的言论。然而在事情紧急的时候，常常对着饭食叹息，每每有人才不足以任用的忧患。这是什么缘故呢？萧望之可以让他担任太傅，却不能让他担任冯翊太守；黄霸可以让他担任颍川太守，却不能让他担任御史大夫。人才对于世事的功用，关键在于各有适宜的范围。能够主持正论的人，未必有治理官吏的才能；实行惠民政事的人，未必有边疆方面的才干；长于教化的人，未必有剖析决断的能力；笃厚于孝友的人，未必有刚强明察的声誉。野鸭的腿虽然短，若接长它就会忧愁；鹤的腿虽然长，若截断它就会悲伤。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不能在其中增加或减少一丝一毫。汉武帝用人，超过前代，史书在赞语中称道他，分析得十分详细。称为滑稽之人，就不必要求他质朴正直；称为文章之士，就不必要求他笃实行义。各人各有所长，大致可以看出来。假如不根据他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来任用，却偏要强迫他们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那么求进取的人常常被安排在容易的位置，竭尽力量的人常常处在困难的位置。” “这样一来，即使人才很多，也恐怕不足以在世上发挥作用。”臣自从懂事以来，读吕公著所写的《手记》，其中把人物的细节记载得完备详尽：德行操守有可记载的，就直录其姓名，不记载他的事迹；其他人的一句话、一件事，只要稍有不可废弃之处，就说“某人称赞他善于文章，某人称赞他有操守”。想到前贤爱惜人才到了这样的程度，臣心中非常仰慕。臣也曾取当今世上的搢绅之士，写在册籍上，希望能像吕公著所记的那样，以此作为准则，将来供当权者询问。近些年来，国事增多，荐举征召的人也很多。逐一查看旧日的册籍，发现被录用的已有十之八九。用人的途径已经很广，却仍有缺乏人才的叹息。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难道是任用不得其所，不能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吗？还是受到嫉妒离间者的扰乱，不能让他们实行自己的志向呢？如果是嫉妒离间者扰乱他们，使他们不能实行志向，那么在上面主持大局的人，本来就应当承担责任。如果说是任用不得其所，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也不是没有道理。古人衡量德行而确定职位，估量才能而授予官职；考察他们的私行以观察其所交往的人，试办具体事务以观察其所能，和他们谈话以考察其志向，用教诲之言警戒他们的不足，然后根据这些情况任用他们办理事务，再根据这样的标准考核他们的成效。”

译即使诋毁的话天天传来，也不因此产生疑心；诽谤的文书装满箱笼，也不改变自己的尺度。娄敬提出和亲的建议，就派娄敬去缔结盟约最合适；王恢提出在马邑设防的建议，就派王恢去袭击辎重最合适。事情成功，应当让他享有功利；事情失败，应当让他接受惩罚。这样的事载在史册上，不胜枚举。宋孝宗任史正志为发运使，派汤邦彦为泛使，距今并不久远，也都是这样做的。不知不测量、不考察，便任用人才的说法，究竟从哪里产生的呢？开禧年间倡议复兴旧制，未必全都错误，但当权者却用权术和计谋来处置，谋划本身已经十分狭隘了。起用闲散处所的武将，让他去守襄阳，临行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到了那里自然会知道。’把近臣从禁中道路上调出，让他去湖北宣谕，临行时请示应当办理什么，他说：‘饥民和忠义之士正相互支持。’等到恢复疆土的防备计划刚刚传布，诸将的军队已经出发；宣扬威势的命令刚下达，三交河失败的消息已经传来。说用兵不能厌弃欺诈，在境外使用欺诈还可以，哪里有共同办事、承担事务的人，竟然彼此隐瞒呢？如今用人本来不是彼此隐瞒，但如果使心腹之人不能完全通达实情，利害得失不能详细告知；上面认识他们还不够全面，下面向上级表明心迹又仍然疏远，那么与彼此隐瞒相比，也只差一线罢了。当时正急于任用将领，因此臣借论将领来谈论这件事。臣前些时候在湖南，得到节制鄂州讨捕军马的职任，知道偏将、副将之中，勇敢和怯懦不可能完全相同；又知道他们受到统制、统领的排挤，不敢自行发言。臣从准备将以上的军官中，每天召来一两人同坐，以观察他们的性情；从训练官以下，每天召来一两人交谈，以考察他们的技能。突然遇到敌情，就选择愿意出战的人派遣出去，不愿意去的也不强迫。因此奉命的人都乐意出行，遇敌的人都乐意作战，但也仅仅如此而已，臣不敢因为见到他们取得一次胜利，就许以大将之才。自开禧以来，外敌屡屡侵犯，朝廷上下无不把选将当作急务，士大夫之间无不把选将看作最重要的谋略。说到可以做将领的人，是有的；说到可以做大将的人，却举天下都难以找到，甚至不敢轻易议论。勇敢而有力量的人，常常十人中有一人；勇敢而有志向的人，百人中难有一人；勇敢而有谋略的人，千人中难有一人；勇敢、稳重厚道而且懂得国家政事体制的人，即使亿万人中也未必有一个。十人中有一人的，只能充当普通军士，不值得过问；百人中有一人的，可以做部队将领，不值得推荐；千人中有一人的，可以推荐他做将领，统率百人；万人中有一人的，可以推荐他做将领，统率千人；至于亿万人中还找不到一个的，就是所谓稳重厚道、懂得国家政事体制的人。那种大将，哪里像小将那样容易对待呢？行动时要与兵法谋略相合，静处时要与前贤的德行相合。爵禄不足以牵累他的内心，朝廷内部的牵制也不足以改变他的号令。观察朝廷的施政安排，就能知道是非曲直；望见敌人的营垒，就能知道胜负。小小的挫折不足以称为耻辱，小小的胜利不足以称为功劳。不是明智通达的人，不能认识这种人才；不是充分信任他，不能使其担当重任。与其让普通人担任大将，还不如暂时空缺这个职位更好。臣曾经推荐人担任统制，朝廷却把他按军帅来处置，结果不相称。这并不是说他不能担任统制。臣曾经推荐人担任沿边繁难任使，朝廷也把他按军帅来处置，结果同样不相称。这并不是说他不能担任沿边繁难任使。说臣所推荐的职位较轻，而朝廷任用他的职位较重，虽然足以自我安慰；但如果说朝廷因为急于用人，反而堵塞了他向上发展的道路，那么臣也不敢因此感到高兴。为什么呢？中等才能的人，才力和器量有限；敢于作战的士卒，志趣各不相同。善于作战的人，可以率先登城、冲陷敌阵，却不能同他商议进取天下的大计；愿意舍身的人，可以斩杀敌将、夺取敌旗，却不能同他谋划廉隅小节。起初本来急于任用他们，后来却堵塞了他们向上发展的道路。用人的困难，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每次访问得越深入，越难从他们的才能中选择将领；这样的用人之道，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呢？刘光世是童贯的部将，却成为中兴时期的名臣；韩世忠是梁师成的部将，却取得如此显赫的功业。如今改变旧法而任用各位将领，并不一定要把当世所有曾经失败的人全部弃置不用才可以。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任用他们，使他们不疑虑；处置得公平，使他们不骄傲；舍弃短处而取用长处，大概就可以了。所以臣曾经论说：只有天下最公正，才能招来天下贤才；只有具备天下最真实的德行，才能任用天下贤才。郤缺作战取胜，胥臣得到封赏；陈平的计谋实行成功，无知也受到赏赐。古人任用贤才的本意，是替天下分担职事，难道一定要事情从我这里出发才算成功吗？丘陵因为聚合泥土而高大，江河因为汇聚水流而广大。愿陛下任用人才时，敞开心扉、显示诚意，使有话可说的人都能尽情进言，使进言的人都能得到赏赐，这样求贤的道路就广了。若是推荐到这里的人却任用到那里，推荐时认为紧急的人却安排在缓慢的职位上，那么在处理机密事务方面或许很严密，却不是实际用人的做法。汲黯受到敬畏，淮南王刘安于是停止了谋反；楚元王设置酒席礼遇穆生，穆生便以身相托。古人尊敬贤才的本意，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时代发挥作用，哪里有爱惜他却不敬重他，敬重他却不爱惜他的道理呢？正直诚信、知识广博的人，一定对他人有益；逢迎谄媚、善于柔顺取悦的人，一定有损于道义。愿陛下任用人才时，表里如一；对于值得敬重的人就亲近他，唯恐来不及，那么任用贤才的效果就显著了。若是曲意挽留有声望德行的人，却不采用他的意见；包容荒诞、善于钻营的官吏，不忍心让他离开，那么在礼貌体恤方面似乎相同，却不是实际用人的做法。有实际用人的成效，公论就会信服；没有实际用人的成效，志士就会疑虑。这又是众人难以说出口的事，臣不敢隐瞒。愿陛下宽恕臣的罪过并加以察看，臣不胜荣幸。魏了翁被罢去督府职任，改授祠禄官，右正言李韶上疏为他申辩说：“了翁刻苦立志求学，将近四十年；他的忠言直论，都载在国史中；他的出仕、退处、进退，也都有完整的来龙去脉。端平年间征召起用他，他论奏政事更加恳切。去年派他到督府任职，然而体制不统一，有见识的人早就知道不会成功。了翁迫于君命，勉强奔走，并没有大的过失。襄州的变故从身边突然发生，不能把它作为了翁的罪过。枢密院征召他，没有多久就改镇他处；改镇不久，又有防予祠禄的处分。不知国家四十年来收罗人才，能够显著地像了翁这样有声望的，有几个人？愿赶快召还他，安排为台辅。”

译李韶任知泉州时，又上奏说：“君主的职责，不过是论定一位宰相罢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不能轻易授予此职。起初授给他，好像出于不得已；后来又怀疑他，反而使他不能有所作为。这难道是专心任用、责成其成效的体制吗？他说的事情不一定听从，所任用的人不一定依从，君主因疑虑、畏惧、忧伤和沮丧而暗中夺去了他的权力。” 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推荐知信州丁黼等人的奏状说：臣才疏庸陋，只是一个普通人，错误地承受陛下委任，充当外台监察耳目的职责。臣曾私下发誓，认为褒贬人物的责任并不轻，如果稍有一点徇私，那么内心有愧，外面又惭愧于舆论；臣虽然非常愚钝，实在不敢这样做。从前臣曾因公论不能容忍而弹劾数名官吏，如今部内的官员有受到公论赞许的，臣却默不作声、不上报，又凭什么逃脱埋没贤才的罪责呢？臣私下看到，朝奉郎、知信州军州事丁黼，性情本来诚实，学问有师承，修养自身、立身朝廷，向来受到舆论推重。如今担任郡守，还不到几个月，宽厚仁慈、和乐平易的政绩已经传闻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耆年，天资耿介，操行端庄，出身名门，长期任职州县，精明严正清白，意气并未衰退。承议郎、提领建康府户部赡军酒库所主管文字李寀，性情品行纯厚温和，办事规模周详缜密，早年亲近师友，见闻广博，淡泊自守，不苟且求取升进。奉议郎、分差建康府诸军粮科院杨若行，见识高远，论议正直，气节平静稳重，自持身份，以显露自己为可耻。从政郎、建康府府学教授杨迈，笃志求学，又有优美的文才，心术端正善良，操守没有瑕疵。” 这几个人，虽然职守各不相同，但依据众人的议论来考察，都是所谓君子之才，不是那种仅仅擅长一项长处、只能办好一项职务的人可比的。因此臣冒昧仰体清明朝廷的意旨，分别把实际情况上报。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甄别提拔；如果有一句话虚妄错误，臣甘愿接受欺罔君上的诛罚。德秀又上奏推荐洪彦华等人说：臣只是一个迂腐愚钝之人，滥承使者之职，理财、审理诉讼，职务实在繁多，所依赖的正是僚属彼此协助。臣私下看到，承议郎、江南东路转运司主管文字洪彦华，天性朴实厚重，学问广博，平日总是自行收敛，不把自己的长处显露给人；等到详细考察他的作为，便会发现言行相称，表里如一。从前他任茶陵县令，正逢歉收之年，忧心民生，抚育百姓，百姓没有流亡。至于办理和籴、招募效用，也都没有扰民而办成。各司曾以政绩最优上报朝廷，刚满一年，便因母丧离职。当地父老怀念他的遗爱，长久不忘。后来他又任信州上饶县令，以惠民利民为政，像在茶陵时一样。他恬淡退让、自我约束，安于按常规升进，所以知道他的人很少。臣认为像彦华这样的人，如果加以进用，使他充分施展蕴藏的才能，一定会有可观的成就。从事郎、前江南东路转运司主管帐司赵彦覃，天性敏捷明达，操守清白。从前任鄂州录参时，年纪还很轻，已经受到吴猎、詹体仁的赏识，被视为优秀士人。他在漕司幕府中，效力最多。自从赈济灾荒以来，早晚都认真筹划，好像亲身与百姓同忧共乐。” 臣因为广德两县受灾尤其严重，九月间就命彦覃前往，与本郡守、通判共同谋划救济的方法；他能够尽心尽力，不怕劳苦。凡是筹划安排的事情，大多合乎实际需要，发放救济也有方法，百姓确实受到实惠。臣近来巡视到该郡，士人和百姓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听说他任期将满，大家都希望借故留任。臣认为像彦覃这样的人，如果把他放在繁重艰难的职位上，使他发挥长处，也一定能够显露自己的才能。臣对这两个人考察已很熟悉，而且他们都将按期离任；如果不赶快加以论荐，就是埋没贤才。臣怎敢不冒昧上报，以供朝廷采择？伏望圣上慈悲，特赐旌表提拔彦华、彦覃；如果以后他们不如臣所荐，臣甘愿承担罪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德秀上奏推荐本路十名知县的政绩说：臣等私下看到，江东一路共有四十三个县，其中号称难以治理的占大半。因为上供和转运使所需的数额实在繁多，每月摊派的账册大多是凭空虚列。做县令的早晚忧惧，只担心财赋不能办齐。至于抚恤百姓疾苦、申理积压案件，往往被看作不够紧要，上下沿袭成习，认为本来就应如此。如果有人能在这种煎熬之中稍微施行宽厚的政策，不只急于催收赋税，而是把养育百姓放在心上，这正是臣等应当激励奖劝的。如今臣等采集众人舆论，得到十人，谨列于下，必须上奏。宣教郎、知徽州歙县冯特卿：资质清峻，学识通达明敏。到任以来，勤勉办理职事，至诚笃实，一心只在百姓身上。催收赋税有方法，不扰民便能办成。县民程晖的儿子被盗贼杀害，踪迹隐约难明，臣曾委托他追查捕捉；他于是多方设法，日夜尽心追究，不到几个月，罪犯便被捕获，奸凶畏惧伏法，积压的案件得以昭雪。考察他的风教政绩，可以称为本路第一。奉议郎、知饶州鄱阳县赵汝俞：是皇族中的英才，专心向善，清正修洁、文雅淡泊，有儒者的风范；任职办事不阿谀徇私，廉洁安静而不扰民，乡里百姓因此安宁。宣教郎、知信州弋阳县柴景望：是学校旧人，素来享有士人声誉，刚强坚定、自立自守，卓异出众而不与众人同流。弋阳近年日益凋敝，他到任后尽心整治，建立义役制度，以革除争执、投机钻营的弊病；优厚体恤户长，以解除科较代输的痛苦。裁决狱讼，完全出于至公，民情一致，称他为贤能县令。宣教郎、知信州玉山县程榆：天资安静稳重，心地端正善良。他刚开始任官时，正逢郡守赵不摭专门施行苛刻暴虐的政令，官吏吓得双脚并立，同时各县很少有不逢迎的；程榆却能独自不改变平常的操守，慈祥和易，显然有循吏的风范。去年夏天县境突然发生洪水，程榆当时正在告假，仍抱病出行，巡视各处，抚慰劳问百姓；不等申请批准，便拿出公款救济百姓，依靠这些措施得以保全性命、活下来的人很多。宣教郎、知池州青阳县许溪：学问广博，才能力量足以办事。池州各县过去因宣限而困于预借，许溪刚到任，正逢歉收之年，早晚勤劳尽力，像料理自己的家事一样。既酌情减免旧日欠债，又免除新的预借，使县里的疮痍因此一扫而空，也赖此稍得宽解；他对这个县确实有功。宣教郎、知太平州当涂县王洽：是故侍讲师愈的儿子，天资纯正文雅，操行清白修洁。

译他治理县邑，心中以爱护百姓为念；使用刑罚、督促赋税时，常常怀有不得已的心情。士人和百姓一致称颂他。承事郎、知宁国府宣城县尤爚：是名门之子，自幼受到良好见闻熏陶。宣城素来号称事务繁剧，尤爚才力精明敏捷，治理办理有条理，致力于以恩惠和信用施及百姓，不施行苛刻猛烈的政策。适逢旱灾饥荒，他推行救荒政令，处处做到极致；消灭蝗灾，他出力尤其多。臣等每当因百姓到庭而询问考察，众人都称赞他的贤能，已经判决的案件后来翻诉的极少。承议郎、知建康府溧水县俞迁：老成而熟练，通晓人情；治理县邑以减少事务、不扰民为根本，百姓非常安定。奉议郎、知池州贵池县蔡汝揆：廉洁谨慎，自我约束，精勤不懈，奉行救荒政令，能够尽心尽力。奉议郎、知池州铜陵县魏执中：持身恭谨，施政宽和，始终如一，有值得称道之处。以上是臣等辖下县令中值得称道的人，虽不止这十人，但从所听闻的情况来看，有些尚未核实，不敢仓促加以论荐。从特卿以下，这些人的品格高下虽各不相同，大体都以养育百姓为主，因此都处在值得取用的范围内。所以臣等冒昧履行举荐自己所知之人的情谊，伏望朝廷特别加以甄别记录。如果以后他们不如臣等所荐，臣等甘愿承担虚妄谬举的罪责。德秀又上奏说：“臣等恭敬地读到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礼赦书中的一项规定：凡士人有节操品行、才干见识和学术，素来受到乡里推重，却不求闻名显达的，交给监司、帅臣共同访察，每路荐举一二人，并由本州长官写明其一贯所做的事实、所通晓的学术，联署并担保属实后，上报朝廷。如果不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才凑数，而交给三省再次访察；如果所荐不虚妄，就特予提拔任用。由此可以看出圣朝网罗隐逸人才的心意。臣等早晚广泛访求，希望能够稍微符合明诏的万分之一。臣私下看到，文林郎、监潭州南岳庙赵蕃，是元祐年间旧臣家族之后，学问有源流，见识谋虑深远，节操清高。早年获得官职，遇到事情能够有所建树；年过四十，便上祠禄官任状请求退居隐处、求得自己的志向，这样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他安于贫困、处于简约，淡泊无所营求；年轻时稍长于诗，晚年更加平淡。他的身体虽然闲居退处，但爱君忧国的念头从未稍有忘却。在乡里，他诱导扶助后进，一概以孝、悌、忠、信为根本。赵蕃虽然名列吏部，但他的品行学识一向为乡里所推重，不求闻达，正符合诏书所说的条件。臣等既深知他的为人，又正好他的家居在辖区之内，怎敢不冒昧上报名姓。” 伏望朝廷进一步加以访察，如果臣等所荐并非虚妄，就请特别加以旌表提拔，以此激励士人的风俗。对于世道人心的教化来说，这大概不是小小的补益。谨此记录上奏。《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九。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用人。宋宁宗时，卫泾就人才问题分六件事上奏说：“臣听说，人才的盛衰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国家将要兴盛时，朝廷中人才众多而优秀，精神力量足以抵御、制服外患；等到国家将要衰微时，士气消沉衰弱，遇到紧急情况便不能倚仗。这是替国家作长远考虑的人所应当忧虑的。然而人才的盛衰并不相同，并不是上天生育人才有时限，而是堵塞、压抑、摧残、伤害人才的原因，本来就不止一个。经书说任用人才必须询问众人的谋议，孟子论述任用贤能必须由国人共同决定。这是因为人才很多，不是一个人能够全部认识的；可以信赖的，是天下公正的议论。公议所赞成的人，就跟着任用他；公议所反对的人，就跟着罢黜他。赏罚取舍一概依据公议，那么人的贤能与不肖便清楚明白，很容易辨别。如果舍弃公议所在，反而信任身边的人，把他们当作耳目，那么个人的爱恶、毁誉就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逐渐渗入而使人受到切肤之害，却自己没有察觉。身边人所说的贤者，未必得到公议的赞成；公议所说的贤者，未必不受身边人的忌恨。他们的言论有时也会与公议相合，大概是想取得君主的信任，为日后推荐不肖之人预留地步。这样一来，谄媚阿附之徒便侥幸得到任用，而孤立独行的士人便没有途径进用了。这就是人才衰败的第一个原因。君主的德行，没有比虚心无我更大的。舜之所以伟大，不过是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只有虚心无我，才能广泛容纳各种正直之士；能够舍弃己见听从众人，才能取用别人的长处来成就善政。如果被自我成见的牵累所蒙蔽，没有舍己从人的诚意，那么爱憎便任凭个人感情，不能合乎正道。耿直明亮的人未必不是忠臣，但君主最终却厌恶他违逆自己；逢迎取悦的人未必不是佞臣，但君主最终却喜欢他顺从自己。任职掌政的人依据道义、坚持正理，君主就认为他好标新立异；遵守既成的规章，君主就认为他称职。负责言论议论的人，论奏时没有隐瞒，君主就认为他龃龉难合；少有建言陈说，反而逐渐得到进用。难道不想一想，耿直明亮的人果真不是爱君吗？逢迎取悦的人果真就是爱君吗？这就是人才衰败的第二个原因。推举贤能、安排职位，是大臣的职责。君主不能亲自任用天下所有人才，所以把选拔人才的责任交给大臣。大臣进用人才不合适、裁量失去公平，换掉他是可以的；但通达贤才、进用能人的权柄，却不能被夺走。大臣想躲避君主的猜疑，把这当作保全自己的办法，于是不把士人显扬出来、不把人才选拔出来作为自己的责任。人才的任用、舍弃、进退，只是一味奉行既定成规，不敢公平评议。以至于衡量人才的权柄从旁门流出，进取的门路有很多，大臣失去职守。这就是人才衰败的第三个原因。人才本来就不容易全部认识，隐居疏远之处的人尤其无法了解。掌握权柄的人如果能够平心静气地应对事务，广泛询问、博采众议，把认为贤能的加以任用，把认为不贤的弃置，即使未能完全恰当，也能十之六七正确。无奈平日替亲故选择官职的意图常常很多，替国家寻求人才的意图却很少。喜欢奔走求进的人，因为亲近自己便赶快任用；喜欢安闲恬淡的人，因为疏远自己便被遗弃。权力上有很多援助的人，不能加以阻止；孤寒少援的人，不能得到推荐。拘守格法，就使贤愚一同停滞；专务甄拔，又没有统一的尺度。这就是人才衰败的第四个原因。士大夫的资质禀赋不可能完全相同，志趣趋向也各不一样。诚实正直的人有时容易过分刚强抗拒，而安于因循沉默的人必定指责他沽名钓誉；刚正的人有时少有涵养，而便于逢迎取悦的人必定指责他矫饰激烈。私下相互诋毁，逐渐蔓延而没有止息，终于使君主听信这些话，也怀疑刚正者是在沽名，怀疑他们是在矫激，因而厌恶他们。他们固然未免有时偏执。即使就这种偏执来评论，世上容忍沉默的人常常很多，刚直的人常常很少；君主又不能替刚直者加以保护，所以人数多的一方常常获胜，人数少的一方常常受到阻挠。这就是人才衰败的第五个原因。士大夫之所以在朝廷中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进退不苟且。有官守职责的人，如果不能得到相应的职位，就应当离去；这样以后才能守住自己的职守。有言责的人，如果不能发表应说的话，就应当离去；这样以后才能实行自己的言论。既然按照道义应当离去，就听任他离去，这不仅足以保全士大夫进退的节操，也是用来使朝廷的职守更加受到尊重的办法。如果漫然说要离开却不坚决，泛泛挽留一下便立即留下，进退就违背道义，廉耻之道就会衰微，这是人才和纲纪上下交相败坏。士大夫就会更加被轻视。这就是人才衰败的第六个原因。由此看来，人才的盛衰，君主、大臣和士大夫都不能没有责任。如今正是圣明昌盛的朝代，本来没有遗弃人才的嫌疑，却仍免不了有缺乏人才的忧虑，这种情形并非一日形成。臣愿陛下深思国家的安危，怜惜人才的衰少，先从圣心作出决断，公正地察看、兼听各方，照察被堵塞蒙蔽的情形，抛弃个人爱憎，奖赏并接纳忠诚正直的言论；然后明白诏告大臣，不得在人才进退上徇私；士大夫在议论上也不得徇私。这样使各种人才一同进用，没有摧残压抑、堵塞阻滞的忧患，那么朝廷的根本就会巩固，贤能俊杰接连出现，建功立业，无不如意。这尤其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唯愿陛下裁察。卫泾上奏推荐王观之等人的奏状说：臣听说报效国家的方法，应当举荐贤才；举荐贤才的方法，应当考察实际事迹。臣承乏担任江西方面的职任，前后已经三年。此前一直不敢轻率荐举贤才，大概是想经过较长时间，参考众人意见，秘密加以考察，希望能够得到真实情况。如今承蒙圣恩改任他镇，将要离开这里，因此把一路官吏的政绩如实上报。臣私下看到，承议郎、江南西路转运司主管文字王观之，家学深厚，天资平和纯粹。从前编入宣抚司幕府，守荆、谕蜀等职务，大多依赖他的帮助。试任江州德化县，善政尤其多。如今任江西转运司管干，处理事情极有条理，却从不夸耀才能以求名声，持论以正大为主，尤其知道洁身自律以约束属下，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是远大之才。朝请郎、抚州通判赵时通，是公族中的英才，凭自身努力取得名位，历任州县，都以才干著称。任天府通判时，遇事不苟且，任期将满便罢职，有人替他感到可惜。后来任抚州通判，代理郡中事务，当地百姓既服其明察公允，又称赞他廉洁公平；考察他的实际作为，确实有真实的政绩。承议郎、江南西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洪徯，风度端庄凝重，办事才能整齐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