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六

译秦国堵塞了仕进之路，把出仕的好处集中在一个官职上。即使有“处士”的名望，却没有爵位列于朝廷的人，商君称他们为“六蝎”，韩非称他们为“五蠹”。当时人们不知道尊重德行，只知道追逐爵位，所以民间有人凭借“公乘”的爵位欺侮乡人，郎中以上爵位的人则傲视父兄。汉高祖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扭转了这种弊端。他把天下的重任交给萧何、曹参，把四位高士安置在南山；张良功勋很高，位次却排在叔孙通之后。盖公地位低贱，曹参却向他咨询政事。帝王在上面尊重德行，民间风俗也在下面返本归真。因此，田叔等十人，汉廷臣子没有谁能超过他们，却从未在当时求取俸禄。凭借释之那样尊贵的身份，却在朝廷为王生系袜子，名声反而更加显著。如果不是君主和臣下都崇尚德行、兼爱众人，谁能这样广泛地沟通天下人的心志呢？如果不革除历代帝王的弊端，只一味致力于挽救时弊的政令，文士就会争相卖弄才智、谋求进用，武夫凭恃武力、争着抢先。官位已经很高，心意却仍不满足；功劳已经得到报偿，索求却没有止境。国家又没有根据才能授官的制度，风俗中也没有仕进艰难、退处容易的羞耻。职位一旦升高，即使没有功劳也不见降职；已经负罪失败，后来仍可得到任用。因此，若总是因循旧例升迁，处士仕进的道路就会堵塞了。再加上做官者的黜陟没有章法，所以天下人都先争相求进，后来才谈谦让。天下的士人，有进身的而没有退处的。地位尊贵的人沉溺于改变风俗，执政者又被众人议论所扰乱。这样一来，权衡轻重的尺度失去了平衡，清正与浑浊怎么还能重新分辨呢？从前先王担心前代用来取得天下的做法，竟成为今日的做法。因此，功业成就后一定要改变相应的制度，事业安定后一定要更换相应的教化。即使用爵禄来役使臣下，臣下也不会有贪婪欺凌的行为；即使凭借甲兵来建立功勋，君主也不会留下穷兵黩武的悔恨。臣愚昧地认为，古代大夫七十岁便悬车不仕；如今除非是建立大功的国老、三司中的杰出人才，都可以准许七十岁退休，这样士人就没有贪恋俸禄的嫌疑了。士人的父母年满八十，也可以准许他们辞官终养，这样孝行就没有比侍奉父母更大的了。官吏历经考核试用而没有功绩，依照古制终身不得再仕进，这样官府就不会有败坏政事的官员了。才能只能处理小事而不能担当大事的，可以降职，让他回去管理小职，使任用者能够依据人的器能。君主按照礼节进用人才，也按照礼节让人才退处；臣下也应当量才授爵。有像王阳那样孝顺的，经过九折坂便辞去官职；有像贡禹那样清廉的，帽子一被免去便不再出仕；以及像王孙那样知道适可而止、像疏广那样知足的人，即使离开官位而居于东野，也没有关系。对人父说话，就依据慈爱；对人子说话，就依据孝道。他们所说的话合乎国家的法度，危险的行为也在本朝彰明。辞去权势如同脱掉鞋子，路人都为之落泪。辞去宠荣如同金石般坚决，庸常之人也因此受到激励而奋发向善。所以先王准许这种行为，圣人也尊重这种行为。人的本性，凌驾于上位者之上，就像水总是流向低处一样。增加而不停止，必然决裂；上升而不停止，必然困顿。一个人起初只是平民，行为却不笃厚正义，最终甚至会导致皇帝的车驾遭受失败，这实在不可不慎。下层人同心协力地谋求进取，上面应当用退让来消除其中过分的部分。退让不是刑罚所能强迫的，不如听任朝士时常顺从自己的意志，让山林隐士也时常间或出仕；不要使入仕的人不能再退处，也不要使退处的人不能再回来。这样出仕与退处彼此通达，权衡得以树立，时世便没有争竞，天下也就可以教化了。梁武帝天监年间，徐勉任侍中。当时民间办理丧事，大多不遵礼制，早晨死亡，晚上便入殓，彼此竞相以迅速为能。徐勉上疏说：“《礼记》论丧事说：‘三天以后才入殓，是为了等待死者复生；三天仍不能复生，也就不会复生了。’近来以来，人们不遵守这一制度，送终的礼仪，规定只停柩一日。富润屋宇的豪门，甚至不到半个时辰便备好衣衾棺椁，把迅速办完当作荣耀。亲戚奴仆，只想着赶快歇息返回。因此，刚刚给死者缠上含殓用的纩，灰和钉子已经准备好了，忘记了狐狸老鼠尚且顾步迟疑，也惭愧于燕雀盘旋不去。伤害风俗、毁灭伦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子女在承接遗体、整理衾被的时候，心情悲愤，意志断绝，丧事所需的一切都掌握在他人手中。对死者的爱憎深浅，实情很难查明。倘若窥伺稍有差错，生者和死者之间便会出现失当和滥行，即使一万件中只有一件如此，造成的怨恨惨痛也已经很多了。难道不应该把宣布入殓的早晨稍稍推迟，以延长对死者复生的希望吗？请从今以后士人和庶民都完全依照古制，三日后举行大殓。如果有不奉行的，加以纠察惩治，以此来警戒后世的风俗。”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议。后魏文成帝时，中书侍郎高允认为高宗承继了太平的事业，但风俗仍沿袭旧弊，婚娶、丧葬都不依古制，于是上奏说：“前朝屡次颁发明确诏书，禁止婚娶时奏乐，也禁止送葬之日歌唱、鼓舞、杀牲、焚烧随葬物，一概禁绝。虽然这些禁令早已颁布，但风俗仍没有改变，大概是因为居上位者不能改过，居下位者又习惯成俗，教化日渐衰败，竟到了这种地步。从前周文王凭借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施及自己的妻子，继而施及兄弟，最后推及家国；当时三分天下，他拥有其中的两分，说明治理政事的人应当先从身边做起。《诗经》说：‘你的教化实行了，百姓都会来效法。’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礼记》说：‘嫁女之家，三日不熄烛；娶妇之家，三日不奏乐。’如今诸王纳妃，都由乐部供给歌妓来嬉戏，唯独禁止百姓奏乐，这是第一处不同。古代婚娶，都要选择有德有义的人家，精心选取贞洁娴静的女子，先由媒人说合，再行聘礼；召集僚友来表示对此婚别的重视，亲自驾车迎亲来表示尊敬，婚姻之事如此郑重而艰难。如今诸王十五岁便获赐妻，另行居住，那么所配女子有的年龄长幼不合，有的因犯罪进入掖庭后被配合成婚；宗室诸王的妃嫔、藩国宗女，失礼之严重，再没有超过这种情况的了。过去直到现在，屡次有人检举弹劾，确实是诸王因饮酒过度而受到责罚；追究事情的根源，也有因容色衰退而被弃置，才导致这些纷争。如今皇子娶妻，多从宫掖中选取，却命天下百姓必须遵守礼制期限，这是第二处不同。万物生长，没有不死亡的；古代圣哲帝王制定礼制，是为了奉养生者、安葬死者，并调节人情。如果毁损生者来奉事死者，就是圣人所禁止的。然而，葬就是收藏；死者不能再见，所以要深深埋藏。从前尧葬在谷林，农民不改换田亩；舜葬在苍梧，市场不改变店铺；秦始皇修造地下城市，向下深至三泉，金玉宝货不可计数，死后没过多久，尸体便被焚烧，坟墓也被挖掘。由此推论，尧舜的节俭和秦始皇的奢侈，是非已经十分明显。如今国家营办葬事，耗费巨额资财，一旦焚烧，全部化为灰烬；如果这种浪费对死者有益，古人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做呢？如今上面这样做而不停，却禁止下面百姓必须停止，这是第三处不同。古代祭祀一定要立尸，按照昭穆次序排列，使亡者有所凭依，以完成供食祭享的礼仪。如今已经安葬的亡魂，人们却只寻求相貌相似的人，把他当作父母来奉事，像夫妻一样宴饮亲爱，败坏风化，亵渎扰乱人情礼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上面不禁止，下面也不彻底改绝，这是第四处不同。”

译宴享是用来确定礼仪、教导万国的，所以圣王十分重视，甚至爵位已经满前也不饮酒，菜肴干了也不食用；音乐不是雅正的声调就不演奏，器物不是正当的色彩就不陈列。如今的大型宴会，内外混杂，酒醉喧哗，完全没有仪式；又有俳优表演鄙俗技艺，污辱人的视听。朝廷积久形成的习惯，反而把这些当作美好，却责求民间风俗清正纯厚，这是第五处不同。如今陛下处于历代王朝的末世，承接晋朝动乱的弊端，却没有毅然整顿改革来激励衰败的风俗，臣恐怕天下百姓永远也听不到、看不到礼教了。” 隋文帝时，比部侍郎李谔见礼教凋敝，公卿死亡后，他们的爱妾、侍婢和子孙往往便把这些女子嫁出或卖掉，于是形成风俗，便上书说：“臣听说，追念远祖、谨慎地办理丧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厚重；父祖去世三年内不改变旧制，才称得上孝。臣听说朝臣之中，有人父祖亡故不久，子孙无赖，便分取他们的妓妾，嫁卖以求财；只要有一件这样的事，就确实损害风化。妾虽地位微贱，亲自承奉衣履，按照古制也服斩衰三年，古今都是通行的制度，怎能突然脱去丧服，强行涂脂抹粉，在灵座前哭泣辞别后，送到别人家中？凡是看见的人尚且伤心，何况死者的子女，怎么能忍受这种事？又有朝廷重臣，地位显贵，平日交往的旧友，情谊如同兄弟；等到他死去，便如同陌生路人，早晨听说他死了，晚上就窥伺他的妾，设法求聘，以得到她为限，毫无廉耻之心，抛弃朋友之义。况且治理家庭的能力可以推及治理官府；连自己的私事都不能端正，怎么能辅佐政务呢？”皇帝读后赞许了他，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妾不得改嫁的规定，就从这里开始。李谔又认为写文章的人，文体崇尚轻薄，互相仿效，放荡而不知返回，于是又上书说：“臣听说古代圣哲帝王教化百姓，必定改变他们的视听，防止他们的嗜好欲望，堵塞他们邪僻放纵的心思，向他们展示淳厚和平的道路。五教六行是训导百姓的根本，《诗》《书》《礼》《易》是通向道义的门径，所以能够使家家恢复孝慈，使人人懂得礼让；端正风俗、调和风气，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至于上书进献赋文、制定诔文、镌刻铭文，都是用来褒扬德行、排列贤能、彰明功勋、验证义理的，如果不是为了惩戒或劝勉，按道理就不应当徒然为之。到了后代，风俗教化渐渐衰落，魏国的三位祖先更加崇尚文辞，忽视统治人民的大道，却喜好雕琢辞藻的小技艺；下面的人跟随上面的人，如同影子随形，竞相施展文采，遂成风俗。江左齐、梁时期，这种弊端更加严重，贵贱贤愚都只致力于吟咏，于是抛弃义理而保存奇异，追逐空虚而钻研细微，争夺一韵的奇特、一个字的精巧；篇章连篇累牍，却不超出风月露水的形状，案几堆满、箱笼塞满，也只是描写风云的形态。世俗以此互相夸耀，朝廷据此选拔士人；既然禄利之路由此打开，喜爱崇尚这种文辞的心情便更加深厚。于是乡里的儿童、贵族子弟，尚未读懂六甲之学，便先作五言诗；至于羲皇、舜、禹的典籍，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都不再关心，何曾进入耳中？把傲慢放诞当作清虚，把任情抒发当作功绩，把儒者朴素的学问指为古拙，把写词作赋当作君子之业。因此文辞日益繁多，政事日益混乱，实在是因为抛弃大圣人的法则，反而把无用之物建构成有用之物；舍弃根本而追逐末流，流弊遍及华夏，彼此相互师法，时间越久传播越盛。等到大隋承受天命，圣人之道才兴起，排斥轻浮，遏制浮华虚伪。”如果不是胸怀经术、保持质朴，立志于道、依循仁德，就不得引入士绅之列，混杂在缙绅冠冕之间。开皇四年，普遍诏令天下，公私文书都应当如实记录。这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的文章华丽艳靡，交给主管部门治罪。从此公卿大臣都知道正道，无不钻研仰慕古代典籍，抛弃华丽绮靡，选择先王的美好典章，在这个时代实行大道。听说外州远县仍然沿袭弊风，选任官吏、举荐人才不遵守典则。有的人宗族党羽称赞他孝顺，乡里推许他仁厚，所学一定是经典训诰，交友也不苟且迎合，却被排斥于私门之外，不予录用；有的人学问不考察古制，只追逐世俗、随合时尚，写作轻薄篇章，结交朋党以求声誉，却被选任充当吏职，举荐送往朝廷。这大概是由于县令、刺史没有实行风俗教化，仍然夹杂私情，不顾公道。臣既然忝居宪司，职责在于纠察，如果一听到风声就弹劾，恐怕触犯法网的人太多；请下令各部门，普遍加以搜访，有这种情况的，写明情状送交御史台。李谔又认为当官的人喜欢自我夸耀，于是再次上奏说：“臣听说舜告诫禹说：‘只要你不自我夸耀，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能；只要你不自我夸功，天下就没有人同你争功。’言偃又说：‘侍奉君主过于烦琐急切，就会遭受侮辱；对朋友过于烦琐急切，就会被疏远。’这些都是古代圣哲的格言，也是后世君王应遵循的轨道。既然如此，臣下的道理在于施展才能、救济时世；即使勤劳能比大禹，功劳能如太师望，也不得过分自我夸耀，在上面求取君父的注意，何况功劳没有值得记载的地方，勤劳又不足以弥补过失，竟敢自己陈说功绩，轻率地烦扰皇帝的听闻和阅览呢？世道丧失，到了周代最为严重；下面没有廉耻，是上面造成的。任用人只相信他的言语，选取士人不考察他的行为；夸耀自大，便认为能够办事而任用；至于谦恭安静、退处自守的人，多因沉默寡言而被遗弃。因此上表陈述诚意，先谈自己的功劳；当面承奉皇帝而陈奏，也说自己最为用心。自我炫耀、自我推举，毫无惭愧之色；强行干求、横加请托，只把钻营求利当作才能。自从隋朝受命以来，这种风气顿时改变，耕夫贩妇无不改变心志，何况大臣还要继续遵循旧弊呢？听说刺史入京朝觐，竟有人自己陈说勾检事务的功劳，在宫阶旁喧嚷申诉，言辞不恭，过分自我称誉，冒犯皇帝，特别难以宽恕。凡有这种人的，写明情状送交御史台，明确加以治罪罢黜，以惩戒风俗法度。皇帝把李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都纷纷转变风气，深深革除了这些弊端。唐太宗贞观初年，承接隋朝大乱之后，风俗轻薄败坏，人们不懂教化。御史大夫韦挺上疏说：“父母的恩德如昊天一样无边，遭受巨大丧亲之痛，终身何时才能停止？如今衣冠士族到了忌日也不哭，反而说这样才是慎重治丧；亲友前来吊唁，也总是不亲自出来接待。又有乡里的平民，每逢父母重丧，不立即发讣问丧，先到里社办事，等到营办所需之物齐备，才开始哀哭；甚至借用车乘、雇用棺椁，以此夸耀地送葬。安葬以后，邻里会集在一起，彼此纵情醉饮，称作‘出孝’。夫妻之道，是王化的基础，所以有婚后三日不熄烛、不奏乐的规定。如今婚嫁开始时，混杂演奏丝竹，极尽宴饮欢乐，官府也习以为常，不制定条文禁止。希望一律加以惩治革除，申明礼制法宪。”

译贞观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近来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然世代衰微，仍依仗旧日籍贯和门第，自我夸耀，称作士大夫。每次把女儿嫁给别族，必定广泛索取聘财，以多为贵；议定数额、订立婚约，和市场买卖一样，严重损害风俗，也扰乱礼经。既然轻重失当，礼制就必须改革。”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刊定纠正姓氏，削除其中浮华，确定真伪；忠诚贤能者褒奖进用，悖逆者贬黜。高士廉等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对他说：“我同山东崔、卢、李、郑四姓旧来并无嫌隙，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完全没有做官的人，却还自称士大夫；婚姻之际，便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识平庸低下，却仰卧自高，贩卖松木棺材，依托富贵。我不明白世人为什么还看重他们。况且大丈夫只要能够建立德行、立下功劳，爵位尊崇显贵，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足以称道；或者道义一向高尚，学问技艺广大精博，这些也足以成为门户，可以称为天下大丈夫。如今崔、卢之流，只夸耀祖先世代的衣冠，难道能比得上当朝的显贵吗？公卿以下，何必多送财物？还要借助对方的气势，重声名而轻实际，把这样做当作荣耀。我如今制定氏族等级，实在是想尊崇树立当朝的冠冕名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为第一等？难道只是因为你们不看重我的官爵吗？不必再讨论数代以前的门第，只按照今日的官品和人才来划分等级，应当一律确定，作为永久的法则。”于是把崔干改列为第三等。氏族志编成后，颁行天下。又下诏告谕群臣说：“氏族的美盛，实际上取决于冠冕官位；婚姻之道，没有比仁义更优先的。自从北魏失去统治、北齐灭亡，政治中心迁移，风俗日益衰败，燕赵的古老姓氏，大多失去了世代为官的传承；齐、韩的旧族，有的也违背礼义的风气。名声在州里不显著，自身还不能摆脱贫贱，却自称是高门后裔；不遵守门当户对的礼仪，议婚只看能否偷取财物，成婚一定归向富有之家。又有新任官员之家、财产丰厚之家，仰慕对方的祖宗，争相结为婚姻，大量收受财贿，简直如同买卖。有的自我贬低家门，在姻亲面前接受屈辱；有的夸耀旧日声望，对舅姑行事无礼。这些积久的习惯形成风俗，直到如今还没有停止，既扰乱人伦，也确实损害名教。朕日夜戒惧，忧劳于治理政道；历代遗留下来的弊害，都要惩治革除，唯独这种弊风还没有完全改变。从今以后，应当明确加以告示，使人们懂得嫁娶的次序，务必合乎典礼，以符合朕的心意。” 又对近侍大臣说：“佛教、道教设立教化，本来是要实行善事，难道是要让僧尼、道士妄自尊大，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损坏风俗、悖乱礼经吗？应当立即禁绝，仍命令他们向父母行拜礼。”群臣都说：“确实如圣上所规定。” 唐中宗时，左台侍御史、度支员外郎兼博士唐绍上言说：“近来群臣致力于厚葬，用俑人、象骖等物炫耀竞夸，下至普通百姓，也流荡成俗。希望按照法令严切敕令，裁减各种明器，不许陈列在道路上，只准陈放在墓地。婚家大肆设置障车、拥塞道路来作戏乐，借机索取财物，动辄以万计，严重伤害教化、扰乱礼制，不可拿来示范天下。”事情虽然没有得到实行，议论的人却赞叹称美。南唐嗣主时，太常博士陈致雍上奏说：“臣私下听说，中书正在商议，不准为吉州孝子瞿处圭等人在门闾表彰。臣以为，上古时代人民淳朴，所以可以无为而治；夏、商、周三代后期风俗浇薄，常行的德行已经不可靠，有时可以通过激励劝勉来养成，因此在门闾表彰孝行，正是这种教化方法。中书舍人张纬不懂大体，屡次提出偏僻的论说，认为乡里的百姓如果只是为了逃避徭役，才互相仿效而求旌表，那么一旦禁止，就能永远堵塞源头。这是浅陋小吏、无知之人的议论，不是大臣辅佐天子兴起教化的良策。况且自从有昷以来，孝义著称的人极少；由于陛下德行感化，接连有三人守庐墓侧，却不把这看作教化滋长，反而担心他们互相仿效；如果人人相继去做盗贼，确实会危害时势，但如果互相仿效行孝，又有什么妨害政事的呢？惩罚恶行，本来就是想使人畏惧；奖赏善行，本来就是想使人劝勉。如果确实有人相互仿效，那正说明陛下敦厚劝善已经见效了。如果不让人仿效，又何必实行旌表呢？如今朝野之间，不义不孝的人何尝没有？风俗到了这个地步，正是陛下急于敦厚劝勉的时候。即使是小吏说出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也应当由大臣加以惩治禁绝，何况张纬身居清要机构、处在供皇帝顾问的位置，首先提出这种主张，荒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唉！做臣子和儿女的人，上有君主，下有父母，为什么要想着阻止别人行孝呢？王政的基础，没有比学习更重要的；人伦的根本，没有比孝更重大的。去年停止贡举，已经阻碍了陛下教人求学；如今在激励劝勉方面又阻碍陛下教人行孝，不能顺势成全美事，实在太疏忽了！伏惟皇帝陛下，至高的德行上达玄天，广大的仁爱施及四海，邪僻的见解和诡异的学说一定不能向上迷惑您的圣明。然而臣虽没有才能，但所致力的是大事，所思虑的是长远之计，恐怕其中或有一句话可取，因此不敢不奏报。” 蜀主王建时，刘纂上疏说：“下面的人跟随上面的人，就像风吹草倒一样。用仁义、治理、法度来教化他们，就会形成谨慎朴实的行为；用骄奢、淫逸来教化他们，就会形成狂放轻薄的风俗。如今全国的人都仿效醉酒的妆容，臣担心国家的根基会颓败，就像人醉倒一样，无法扶持。” 宋真宗时，陈洪进的儿子陈文显任青、齐、庐、寿、西京、水、南、北陕州四州都巡检使，和几个弟弟不和。御史中丞李维清抗疏说：“陈文显等人都分掌符竹，委任他们主持一方事务；一门荣盛，当世少有匹敌。可是先人的坟土还未干，家中的风纪便大坏。兄弟相互诉讼，骨肉成了仇敌。官府俸禄归入私人收藏，同住一家却彼此防范。多次经过赦免宽宥，民间议论也积累已久。陈文显首先挑起诉讼，应按律文承担尊长的罪责，请将他安置为散秩，以警戒浮薄的风俗。”诏书说：“陈文显等人很是损害名教，按理应当置于国法之中。因其父有忠诚功勋，不忍完全弃绝他们，应赐以戒谕，允许他们改过。如果仍不悔改，就应当依照法令办理，命御史台告谕他们。”宋仁宗天圣三年，大理寺丞范仲淹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的文章反映风俗教化；风俗教化的厚薄，也表现在文章中。因此，考察唐、虞、夏的典籍，足以明白帝王之道；考察南朝的文章，足以知道衰败浮靡的教化。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文弊就用质朴来挽救，质弊就用文采来挽救。质朴之弊不加挽救，就会晦暗而不显明；文采之弊不加挽救，就会浮华而趋于凋落。

译前代末世不能自我挽救，以至于发生大乱，于是后来者兴起而加以挽救。因此文章轻薄，是君子的忧虑；风俗败坏，则成为后来者可以利用的条件。只有圣明的帝王彼此挽救，关键在于自己，不在于别人。《易经》说：‘困穷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伏望圣上慈悲，和大臣商议文章的正道，师法虞、夏的风俗。何况我朝正逢千载难遇的盛会，可惜没有追慕三代的高尚风气，反而崇尚六朝的琐细文辞。然而文章方面，哪个时代没有人才？大概只是因为时代所崇尚的不同，哪里能够独自改变呢？只要大君有命令，谁不随风从化？可以敦促并告谕词臣，兴复古道，再延请博学雅正之士，布列于台阁，以挽救文章的轻薄而使风俗教化厚重起来。天下幸甚。”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侍御史知杂事刘随上奏，请求告诫制止奔走竞争，上疏说：“臣听说风俗诚信厚重，草木也受到仁恩的滋养；世道浇薄衰败，郡国便因此忧愁叹息。仁恩广泛施行，国家就更加稳固；忧愁叹息严重，王室就会逐渐衰弱。三代以来，治理和动乱的政道，都记载在经史中，用来给后代君王留下警戒。因此历代圣明君主根据时势制定制度，在未乱之前治理，在未危之前安定。其方法是什么？就在于法令必须执行，赏罚公平恰当，堵塞非分求取的道路，兴行礼让谦逊的风气。这样忠臣贤者就能竭尽忠诚，奸邪佞臣没有途径妄求进身；各部门都尽到职守，各郡都遵循正道，奉公灭私，天下就会安定。自古称为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臣以为，皇上登基以来历经三朝，继承先帝的光明，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宏伟基业，施行广博仁爱的盛大教化。两宫临朝，万国安乐；礼遇重臣，延请接纳正直之士；敬慎体恤百姓的刑狱，节俭而使财用充裕；大事小事都亲自过问，上下之间没有阻塞。这些都是上古帝王所能做到的事。近年以来，文武官员和内外各级官吏，却有人专心谋求非分进取，公然行请托之事；面对皇帝，有的流泪，希望以此求得恩宠和功劳，有的自我夸耀而毫无惭愧，有的苟且求得进用，有的设法逃避远地任官，有的干犯主管部门；如果违背他们的意愿，便动辄产生毁谤议论；有的冒犯执政大臣，如果不顺从他们，便大肆煽动是非。即使有人受任主管藩镇、宣抚方面，地位声望崇高，也有的上表言辞不恭，有的奏请没有满足的时候。况且在无事之时尚且怀有悖逆傲慢之心，若遇到国家需要任用他们的时候，哪里还能尽到公忠？至于负责按察的机构，有的贪图安逸、瞻前顾后，把养护奸人为根本，把履行职务看作追求近名，把巧诈之人当作俊杰，把安静退处之人视为愚拙。以至贪婪残暴的官吏沉溺于财货，年老多病的人也不知道止足。谋求进身的人完全忘记廉耻，营谋私利的人不顾典章刑法。虽然教导规劝越来越勤勉，奔走竞争却更加严重。如果不加约束，纪纲就会逐渐败坏，恐怕会伤害忠厚的风气，实在不是国家的利益。伏望特意颁发明确诏书，遍示群臣，使他们知道戒惧，共同赞助国家兴盛的运势。如果确实不悔改，臣当继续奏陈，把他们列入法令之中，以整肃在位官员。” 嘉祐七年，知谏院司马光上《谨习疏》说：“臣以驽钝的资质，再次担任谏官，承受陛下优厚的宠禄和重大的责任，早晚震恐，不敢安处。思考着竭尽愚诚，以报答陛下万分之一。只是琐碎小事，都不足以烦扰圣上的听闻。臣私下认为，国家的治乱根本在于礼，风俗的善恶则取决于习惯。婴儿啼哭，没有五方地域的差别，声音都是一样的；等到长大以后，语言便不相通，饮食也不相同，甚至到死都不能彼此相助，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所习不同。古今也是如此：在今日社会穿戴古代衣冠，乡里人就会惊骇；在古代社会穿戴今日衣冠，主管官吏就会加以侮辱。衣冠本身哪里有是非？不过是习惯与不习惯罢了。百姓早晚都看惯了某种事，他们心里便安定，认为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突然驱使他们离开这一套而趋向另一套，就没有不忧虑疑惑、没有人愿意服从的。从前秦国废除井田，百姓愁怨；王莽恢复井田，百姓也愁怨。赵武灵王改变华夏风俗，改穿胡服，群臣不高兴；后魏孝文帝改变胡服，改行华夏风俗，群臣也不高兴。由此看来，世俗人情安于习惯的事物，对从未见过的事物感到惊骇，本来就是常情。因此上面实行、下面仿效，叫作风；长期熏染、逐渐浸润，叫作化；彼此沉沦、日渐衰靡，叫作流；众人的内心安定，叫作俗。等到风俗教化已经丧失，流俗已经形成，即使有辩才智慧，也不能使他们明白；即使刚强坚毅，也不能制服他们；即使重重奖赏，也不能劝诱他们；即使严刑峻法，也不能禁止他们。若不是圣人得位而亲自统治，积累百年的功夫，就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周易》履卦的象辞说：‘君子因此辨别上下，安定民心。’所以天子的命令，必须在诸侯中实行；诸侯的命令，必须在卿大夫士中实行；卿大夫士的命令，必须在庶人中实行。要使天下的势态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没有不率先服从的。《诗经》说：‘勤勉不懈的君王，统理四方。’这就是礼的根本。从前三代的君王都用礼来教习百姓，所以子孙数百年享受上天的禄命。等到他们衰微时，即使晋、楚、齐、秦强大，也不敢暴虐轻蔑王室，难道是它们力量不足吗？是知道天下人不会同意他们这样做。于是他们仍然拥护王命，以此威慑安抚诸侯，而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王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俗还没有在百姓中断绝。后来风俗日益衰薄，臣下凌驾君上，君位衰替。晋平公时，鲁国的子服回出使晋国，回来后对季孙意如说：‘晋国的公室将要更加卑弱了。六卿强大而奢侈傲慢，将因此逐渐习以为常，能够不卑弱吗？’后来赵、魏、韩三家终于瓜分晋国，正是因为习惯于君臣名分不明。到了汉代，虽然不能像三代盛王那样强盛，却仍然尊君卑臣，敦厚崇尚名节，以行义取士，以儒术教化百姓；因此王莽作乱时，百姓思念刘氏，最终又使刘氏复兴。赤眉军虽是群盗，仍拥立刘氏宗室来顺从民望。王郎假托刘氏名号，燕、赵地区便响应；董卓作乱时，袁绍以诛杀董卓为名，州郡也如云聚集。曹操挟持汉献帝来号令诸侯，天下没有人能与他抗衡。曹操的内心难道不想废掉汉朝、自己称帝吗？但他终身不敢这样做，是害怕天下人憎恨他。自魏、晋以来，君主开始重视多才多艺而轻视坚守名节，臣下开始崇尚浮华而鄙薄儒术；把先王的礼制视为糟粕而不实行，把纯正坚定的士人视为鄙陋朴拙而不任用。于是风俗日益败坏，陷入偷薄，背叛君主不以为耻，冒犯上位者不以为非，只追随利益，不顾名节。

译到了唐朝衰败时，将帅部下竟有杀死、驱逐元帅的人，朝廷不能讨伐，反而加以安抚，还从行伍中提拔他们，授予旄钺。开始时，只是为了求得一时偷安；时间久了，百姓习惯于所见所闻，认为这种事理所当然，不认为它违背礼义。因此上位者战战兢兢地害怕下属，下位者则睁眼窥伺上位者。平日相处，就用酒肉金帛、甜言媚态彼此取悦；一有机会，就用锋利的刀刃、狠毒的心肠和诡诈的计谋互相残杀。成功者被视为贤能，失败者被视为愚蠢，不再谈论尊卑次序和是非道理。风俗日渐衰败，到了五代，天下荡然无存，没有人知道礼义是什么了。因此国运不能长久，长的不过十多年，短的只有四五年，败亡接连不断，百姓陷于涂炭。到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道天下的祸患产生于无礼，于是凭神武英明，亲自勤劳于万机政务；征伐、刑罚、赏赐都由圣意裁断，然后君主的权势才重新加重，群臣才畏惧服从。于是削弱藩镇，统一用法度治理；选择文官辅佐他们，夺去藩镇生杀予夺的权柄，收取其金谷财赋，选拔他们部下精锐的士卒，聚集到京师充当宿卫；控制他们的心腹，拔掉他们的爪牙，使他们不能横行，然后天下诸侯的名分才明确，悖乱的根源才被堵塞。于是节度使的权力归于州镇，州镇的属员权力归于县；又把天下分为十多路，各设置转运使来考察州县百官的善恶，恢复汉代部刺史的职务，使朝廷的命令一定在转运使那里实行，转运使的命令一定在州实行，州的命令一定在县实行，县的命令一定在官吏和百姓中实行。这样上下的次序才端正，纪纲才建立。于是申明军法，使从押官以上各有等级，彼此统辖；稍有违犯、犯罪，便处以殊死之刑。这样军队的政令才严肃，士卒才肯听命。这些都是礼的大节，所以能够征讨四方不服之地，没有谁不率众归服；清扫九州，推进到大禹治水的足迹。到了真宗，又用明德加以巩固，继承太祖、太宗二圣的志向，早晚勤勉不懈，宣扬善政教化，消除恶劣风俗，以至于如今太平治理已经百年，顽民绝迹，众心全都安定。这是旷世难成的事业，陛下应当战战兢兢地守护，千万不要失去。臣私下看见，陛下有中宗的严肃恭敬、文王的谨慎小心，但大小政务多以谦让为名而迟疑不决，交给臣下办理。如果所委任的人常常是忠臣贤者，那就可以；万一其中有奸邪之人，岂不是非常危险吗？古人所说的委任臣下并责成他取得成功，是选择合适的人授予职务，繁杂琐碎的事务不亲自办理。至于爵禄的废置，人的生杀、授予和夺取，如果不由君主亲自决定，就不可以。《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施加威权，只有君主可以施加福泽。’臣下擅自施威施福，会危害其家，给国家带来凶祸；威福的权柄一旦失落到他人手中，并且习以为常，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这是明君所应谨慎的。近来因为西部边境用兵，权宜设置经略安抚使，总领一路的军队，可以便宜行事。等到西部战事已经平定，却因此没有废除他在河东一路的职务，统辖二十二州军，权力已经超过从前节度使所能达到的范围。唐朝起初设置沿边八节度使，也不过如此；正因为他们权力和职责太重，后世才有跋扈的臣子。《洛诰》说：‘不要让它像火刚刚熊熊燃烧那样，等到灼烧的次序形成，就无法断绝。’说的是要谨慎对待细微的苗头。又有将相大臣出任各州长官，多凭借尊贵身份自负傲慢；转运使想要振作、整顿职务，他们往往故意违抗，不肯听从。将相大臣在朝廷任职时，转运使的名位固然与他们相差很远；但他们在外任知州时，转运使正是统辖各州事务的官员，怎么能凭一身的尊贵来庇护一州之事，使转运使不得过问呢？” 汉代刺史以六百石的官秩督察二千石的官员，难道是根据名位的贵贱吗？又自景祐以来，国家厌倦于长久安乐，因循敷衍而致力于少惹事，执掌政务的大臣颇多实行姑息政策。于是小吏喧哗，竟斥逐御史中丞；宦官悖慢，竟使宰相被罢免退职；卫士凶暴叛逆，案件却没有追究到底；奸邪之人对旧军队更加放纵；有人辱骂三司使，法官却认为不算触犯等级法令。朝廷虽然特意诛杀了那个人，后来又停止追究，最终重新收养任用。其余类似事情，只要有一个人在道路上传播流言，朝廷便为此改变政令、推行恩典的情况已经很多了。以上这些事情，大概都不是用来教习百姓懂得上下名分的做法。朝廷是四方的表率。朝廷的政事如此，四方一定会有更加严重的情况。于是元帅害怕遍将，遍将害怕将校，将校害怕士卒。奸邪怯懦的臣子，甚至有意简省教阅，使士卒骄纵懒惰；包庇保全羸弱老病者，使军中人员繁冗；屈挠正法，使他们放纵恣意；诋毁粮帛制度，使他们愤懑不平。他们对士卒甜言谄笑，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士卒一致称誉他们，把怨恨归于上级。那一方既然这样做，这一方就会在下面仿效；那一方既然这样说，上面就会听从；前面既然这样实行，后面就会沿袭。假如那一方这样做而这一方不仿效，下面这样说而上面不听从，前面这样实行而后面不沿袭，那么怨怒就会聚集到他们自身，祸乱也会由此产生。长此以往，日积月累，百姓的耳目习惯了这些事情并安于其中，这同唐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呢？后魏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禹上密封奏事，想要抑制、削弱武人，不让他们列入清贵品秩。羽林、虎贲一千多人焚烧张彝的宅第，杀死张彝父子。官府逮捕了其中凶悍强横的八人，将他们斩首；其余人则大赦，以安抚他们。怀朔镇人高欢当时奉命出使到洛阳，看见了这件事，回来后散尽家财来结交宾客，说：‘朝政到了这样，事情的结局就可以知道了。’于是开始产生飞扬跋扈的志向。由此看来，纪纲不建立，奸雄就会产生异心。祖宗劳苦身心、焦虑思考，才改变衰败唐朝的风俗；陛下却高坐拱手，熟视无睹，正在造成后魏那样的风气，这是臣为陛下深感痛惜的地方。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奋发刚健的意志，宣扬神明的德行。凡群臣奏事，都要考察其中的邪正，辨别其中的是非优劣，详细询问、深入思考，求得符合正道，然后把赏罚和黜陟果断地裁定并实行，这样天下谁不会豁然开朗、欣喜悦服呢？《诗经》说：‘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就很快会被阻止。’

译“君子若能获得福祉，祸乱大概就会很快平息。”这就是说，不加以褒贬评议所造成的祸患是很大的。经略安抚使有征讨之事时，可以设置这一职位；没有战事时，就应当废除。假如一时还不能废除，而军务紧急，来不及上奏请示，就可以让他专门处理军务。其余民政事务，都交给州县办理，一律依法裁决。有时法律规定过重而情节较轻，或情节严重而法律规定较轻，该杀的、该流徙的，该宽宥的、该赦免的，都听任本州申奏后裁决。朝廷何必还要通过经略安抚使来处理呢？转运使负责筹划并发布号令，下达到各州；各州违背命令、不肯听从的，朝廷应当辨明谁是谁非。若事情确实可以施行，而州将倚仗权贵势力故意违抗，违抗者应当治罪；州将本人不应治罪。对于转运使、将校、士卒在州县以及所统辖官员中，或公卿大臣中，有悖逆傲慢、无礼之人的，应明确规定按官阶等级处理的法令，使裁决者没有疑虑。将帅之官有废弃法令、违背道义，以取悦下属、把怨恨归于上级的，应当根据情节轻重诛杀、流放、贬逐或罢黜；公正无私、统御众人严明整肃的，应当衡量其才能加以提拔、褒奖。这样，上级就难以被撼动，而下属也会听命效力。上级难以被撼动、下属听命效力，这正是尊崇朝廷的办法。上下关系已经明确，纲常纪律已经确定，然后再修明儒术，崇尚教化，提倡敦厚笃实，抑制浮华，使礼义兴盛流行、风俗淳厚美善，那么国家就能保有万世无疆的福祉，就像倚靠南山坐在平原上一样安稳。仁宗时，皇帝曾驾临天章阁，召见公卿，拿出亲自书写的诏书，询问当世的急务。知永兴军叶清臣上奏说：“陛下想要止息奔走竞争之风，这关系到中书。若宰相裁抑那些热衷奔竞的人，风俗就会敦厚，人们知道知足自守；宰相任用奸邪谄佞之士，就会使人贪图荣华、冒进求取，激成浑浊的风气。从前有个职位在掌管仓库的人，每天奔走于当时宰相的门下，进去就搜集街谈巷议来充作耳目，出来就窃取朝廷谋议和朝廷议论来向同辈炫耀。一旦这些人都被提升为职司官员，以酬报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近来士人争相仿效这种风气，出入权贵要人的宅第，特别被称作‘三尸五鬼’，却列入馆职，有的还被安置在省曹。况且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如今却不是这样，全都成了宰相的肘腋。宰相所厌恶的人，就搜寻细小过失，公开攻击；宰相所亲善的人，就跟着唱和，为他们事先说情。中书发布的政令不公平，赏罚不恰当，他们便闭口不言，从来不敢进谏。君主稍有细微过失，或宫闱中的小事，他们却极力直言，言辞超过实际，用来把自己装成敢于揭发的正直之人。任职还不到一年，升迁就已超过通常等级。宋禧任御史时，劝陛下在宫中养狗，设置荆棘作为守卫，这削弱了朝廷的体统，使四方夷狄取笑；他不但没有受到斥责，反而被提升为谏官。王达两次担任江西、湖南转运使，所到之处残酷虐待、诛求剥削百姓，把无辜者发配充军，只因为是宰相的旧交，便破格提拔，后来又得到出任河北的机会。这样做，正是在助长奔走竞争之风。” 张方平上《僭俗论》说：“臣听说古代先圣制定治理百姓的法度，是很详备的。起初丈量土地、建立井田制，划分邻里、编定什伍，制定比闾族党之法，使民众有互相保卫、接受救济和赈恤的义理；又按士、农、工、商四业加以区分，按九贡任用和征收赋贡，以统一风俗，调齐贫富，意在驱使百姓趋向农业本业，勉励他们不要懒惰。所以规定：不畜养牲畜的人，祭祀时没有牲牷；不耕田的人，祭祀时没有盛放祭品的器皿；不养蚕的人不能穿帛；不种树的人不能有棺椁；不纺绩的人，丧服中没有缞；还担心这样驱策勉励仍不能使人服从，于是又设置惩罚：住宅周围不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田地不耕种的，要交出屋粟；百姓没有职业事务的，要缴纳夫家之征；懒惰游荡、抛弃本业的人，就让他戴缟冠、穿素纰，垂下冠带来使他感到羞耻。这样，关于他们所从事的事务已经处理了。又担心他们奢侈而怠慢，所以规定即使富有也不能穿与众不同的服装，无故不得吃珍异食物，纳聘礼不得超过五两，结亲不得超过一卣，老人和年轻人吃不同的粮食，成年壮年承担不同的劳役。这样，衣服、饮食、防卫、祭祀、婚嫁等事，没有一项不制定法制。然后，家中设塾，党中设庠，术中设序；比设比长，闾设闾胥，教训、敦促、勉励百姓，纠正错误、惩治懒惰，因此百姓的生业均平，国家的礼义也兴盛起来。自秦国毁坏井田、开立阡陌，奖励经商牟利，纵容兼并，直到有人专占土地，跨越丘陵田野，包揽山林川泽的利益，强者压服弱者，富人役使穷人，四维全被抛弃，滥用刑罚以逞强，王道彻底败坏，终于无法恢复。这种流传下来的暴虐和遗留的弊病，大概一直延续到今天。后来天下时而统一、时而分裂，承受天命、建立统绪的共有十七姓；能够平定国家、治理天下的，只有汉和唐。凭借汉代文帝、景帝的盛德，杰出的文明人才，朝廷政事已经修明，天下风俗已经安泰，百姓懂得自重，刑罚很少，可以说正是已经富足繁庶、应当施行教化的时候。可是他们不能谋划建立长远的策略，为此制定节制，所以富强广大只维持到自身一代而已；天宝年间的败亡，又是他们亲自招致的。如今我国朝廷统一天下疆域，日出月落之处，都受到声教，百姓从幼年到老年都不知道惊扰；用礼乐引导他们，用德义浸润他们，在太平之世制定法度，现在确实正是时候。然而天下从事耕作的人少，而游荡闲散的人多；末流风俗安逸，真正务农的人困苦。四处流通货物、进行贸易的人，车骑随从相继于后；坐在店铺中谋取利润的人，高大宅第相互连接。他们饮食享用列鼎，衣服四时齐备，曲折的厅堂、舒适的内室，歌伎侍妾左右陪侍，四方新奇异物，一声招呼便全部送到。与那些亲自拿着耒耜，忍受寒冷耕种、炎热锄耘，前面忧虑水旱灾害，后面又受租庸逼迫，奴婢妾媵卖不出去、只能以沟壑为家的农民相比，他们的劳苦和安逸相差多么悬殊啊！臣听说《周官》用制度和教化来加以节制，百姓就知道满足。饮食男女，是人的最大欲望；死亡、生存、贫穷、困苦，是人的最大厌恶。所以欲望和厌恶，是人情的大端；制定节制，是治理人的大权柄。”

译百姓知道自己的分限。”限制并规范他们，使其不可逾越，那么贪夺、僭越、奢侈的心思就会止息，仁义、廉让的意念就会兴起。因此，王道的开端，必定从制定节制开始。《易经》履卦的卦象说：“履，是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的。”所以可知，上下真正分明，民心就会安定；民心真正安定，暴乱、侵犯、争夺的祸患又从哪里产生呢？先前颁布明诏，告诫天下服饰器用尤其僭越的人，于是奢靡流行的风俗知道受到劝戒了。齐国改变一次可以达到鲁国的境地，鲁国改变一次可以达到王道，说明治理教化应当逐渐形成。臣听说孝悌根本在朝廷，礼义开始于京师。《诗经》晋国的诗篇认为，晋国百姓忧虑深、思虑远，还有陶唐氏的遗风，所以把它归入《唐风》。况且陶唐氏已经很久没有亲自施政了，而它的德教仍在百姓之中，即使过百代也不会改变，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曾经亲自治理那里，使百姓受到的教化特别深厚吗？如今京师是宫室所在之地，是王道教化首先施行的地方，理应使这里的风俗敦厚质朴坚固，以此作为天下万邦的表率，使八方都取法于此，使远方的人知道仰慕。这里应当以道德为富足，而不应以繁华为盛美。如今京师的美女和玉帛却多于郢国，鱼龙杂戏超过汉代都城，雕饰淫巧的器物、奇异邪僻纤细靡丽的服装，陈列在市场出售，流传到四方；欺诈虚伪、奸邪蒙骗之事，聚集成渊薮，损害皇道，惑乱民心。臣愚见认为，应当进一步逐条制定节制，务求崇尚朴素；各种事情都制定规制，各种物品都制定法度，堵塞追逐末业的道路，裁减游荡之人。兼并土地的豪强奸猾之徒，僭越上位、剥削下民而成为祸害的，仍然很多，应当严格加以约束，使他们遵循法律制度，不要让他们侵害逼迫贫弱百姓来满足无穷无厌的欲望。这样，天下鳏寡孤独、困穷无所申诉的人，才能得到片刻宽缓。方平又上奏说：“臣听说下属轻视上级，卑贱之人图谋权柄，就会使国家动摇，风俗不能安定。《春秋》的义理，是用尊贵者治理卑贱者，不让卑下者凌驾尊上。《左氏传》说：‘下属凌驾上级，上级就会衰替；这种凌替的趋势，不可任其滋长。’臣私下考虑，近年以来，时俗逐渐败坏，是非取决于憎恶和喜爱，毁谤和赞誉又随着朋党而转移。地位尊贵的人害怕遭到讥讪诬陷，所以对待下属更加谨慎；地位卑贱的人倚仗诋毁非议可以奏效，所以奉事上级的礼节更加傲慢。彼此互相姑息迁就，终于形成了这种风俗。法制因此不能振作，朝廷上下的尊卑界限也更加削弱。况且军国大事的谋划议论，三公的职权，将相的进退，都是君主的权柄。即使朝廷的措施有违背义理之处，谋略政令不符合众望，朝廷中本来有近臣列位，也有台谏官、御史等众多可以发言的人，必然会有人进献意见，哪里容得小人妄自干预议论？近来如王预，不过是仕途中的低品官；娄彻，不过是草野中的狂妄书生，却投匦上封奏，任意斥责朝政。唐贞观年间，监察御史徐师合上书，议论执政者不可以兼任数职。太宗说：‘这个人妄加毁谤，是想离间我和群臣。’于是把徐师合流放到岭外。徐师合的官职是监察御史，他所说的话并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太宗仍然流放他，大概正是为了尊重朝廷、谨慎整饬风俗。” 臣忝列谏官，以议论政事为职责，哪里是想堵塞众人的言论、蒙蔽损害陛下的听察呢？只是这类细微奸邪之言，对政事没有益处；宽容他们并不足以扩大言路，反而会助长他们，足以损害良善的风俗。伏请陛下发下王预、娄彻等人所上的封奏，考察其中的义理；如果明显是在欺骗蒙蔽、侮辱亵渎国家常法，即使一时不能明确施以刑罚，也请暂且把他们投放到边远地区，使那些行险侥幸的人知道有所惩戒和阻止。神宗时，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上奏说：“臣听说天下的事情无穷无尽，彼此相继变化而没有终始，看起来似乎非常劳苦；但古代君主竟能达到无为而治，只不过是掌握了根本罢了。因为把四方看作遥远，所以所要端正的只是京师；因为把一国看作广大，所以所要端正的只是自己的家；因为把万民看作众多，所以所要端正的只是百官。又因为国家百官的事务繁多，无法全部治理，所以所要端正的只是自身。所守持的原则简约，而施行的影响广博，这是古代治国的重要道理。陛下有仁爱孝顺的行为、恭敬节俭的品德和至诚恻隐的心，这些做到并不困难。但臣从京师观察，淫靡华丽的文章占了上风，淳厚朴实衰落；荒诞欺骗的风气增长，正直诚信的习俗衰微，这不是用来示范远方的样子。从宫邸观察，公侯放纵于骄奢淫逸而无人禁止，妇妾习惯于奢侈靡丽而无人严管，这不是用来示范国人的样子。从官府观察，官员们互相以博取声誉为尚，互相援引以趋附权势，互相倾轧以谋取利益；居上位者残害下属，做属官的牵制长官，这也不是用来作为万民法则的样子。陛下若想达到汉唐的境界，本来已经超过汉唐了；若想达到三代的境界，那么在这些方面还没有端正。臣认为还没有达到。古代人修养自身来端正天下；风俗形成以后，即使是抱衾侍寝的卑贱妾妇，也知道以义自我约束，而不只是关雎诗所歌咏的后妃如此；即使是衰世的公子，也笃守信用，而不只是麟趾诗所歌咏的盛世公子如此；即使是江汉地区的普通百姓，也都知道不存心违犯礼法，而不只是京城附近的人如此；即使是牛羊小吏，也知道有所不忍，而不只是公卿大夫中的贤者如此。拿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什么这样寥寥无几呢？其中的弊病也一定有原因。请陛下反身思考：是不是亲身实行得还不够笃实？是不是过去奢侈的弊病因循未改？是不是教化还没有达到、制度还不够严格？是不是对士人所要求的只是言语，而不是德行？是不是选取臣下时急于求取功利？若不是这样，风俗为什么这样难以改变？陛下有圣人的才能，又有崇高富贵的权势，只要稍微蹙眉、呻吟、俯仰之间，就可以重新安抚四海之外；只要有所作为，没有什么不能达到。臣观察四方学校中的人，他们的言语、态度、长处、短处、工巧、拙朴，必定要问京师如何；不同，就认为鄙陋。凡是京师的物品，它们的衣服、器用、颜色深浅、形制宽窄，必定要问宫中如何；不同，就认为粗野。

译由此可知，只要用质朴厚重的风气示范他们，就没有不跟着变得质朴厚重的。过去皇族从来不知道经术，等到陛下用经术培养他们，便没有不想学习经术的。过去士人从来不知道法律，等到陛下用法令引导他们，便没有不谈论法令的。由此可知，只要用德礼示范他们，就没有不跟着实行德礼的。上天生育众民，使万物各有规律；所谓质朴厚重、德礼，都是人本来具有的。顺着人的本性加以引导，大概没有什么困难，只在于陛下是否用心罢了。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倒伏，这是毫无疑问的。小臣身处疏远之地，竟冒昧谈及陛下的家事；身份卑贱，又冒昧议论百官的嗜好。以圣学的广大深远来谈寻常事务，以日益更新的圣学来谈已经陈旧的事迹，即使臣自己也知道这样疏阔。考察古代的情况，臣私下认为已经接近了。只希望陛下顾念此事。哲宗初即位，左司谏苏辙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凭借至孝纯仁承继统绪、登上帝位，太皇太后陛下凭借聪明睿智亲自总揽各种政务。两位圣人协同施德，使天下得以幸免；还不到一年，弊政便逐渐革除，宽缓的政策重新施行。百姓免除了流离失所的祸患，获得重新生存的福气，四海之内都安然释怀，没有意外的忧患，实在是非常幸运。伏望陛下恭敬勤勉、谨慎戒惧，出于天性，还在群臣中选拔人才，增加谏官人数，寻求直言来帮助自己。天下士人听到风声都相互庆贺。臣究竟是什么人，竟能在今天列位其中？然而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须首先端正风俗。风俗端正，中等人以下都能自我勉励而行善；风俗败坏，中等人以上也都会自暴自弃而作恶。中等人自我勉励行善，君主的耳目就会众多，容易与天下共同治理；中等人自暴自弃作恶，臣下的朋党就会滋长，容易形成非正之事。邪正盛衰的根源，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前真宗皇帝统御群臣，奖用正直之人，一时的贤能俊杰都争相依托于明主。孙奭、戚纶、田锡、王禹偁等人，既因进谏而显名，忠良之士便相继涌现。后来真宗年老厌倦政事，丁谓乘机将要窃取国政；但正直的风俗已经形成，朝廷中有许多正直之士。丁谓虽然怀有奸邪，却没有人与他同恶，阴谋还未来得及发动，随即就被流放。仁宗皇帝仁厚而深沉，不亲自裁定是非，把是非的议论全交给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以议论政事相互推重。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士人便以闭口不言、失去职责为耻。当时执政大臣难道全都贤能吗？但他们畏惧人们的言论，不敢妄自作为；一有不善于进谏的人，便立即将其屏退。因此，虽然君主宽厚，朝廷之间却没有大的过失。到了先帝继位，执政大臣改变祖宗的法度，下面直到百姓都知道这是错误的，而卿士大夫却随风而倒，这就显现出风俗的变化了。当时只有吕诲、范镇等人公开说明其过失；两人获罪之后，台谏官中凡有一句话提到此事的，都纷纷被驱逐。于是风俗彻底败坏，再没有人敢说正直的话。上天保佑皇室，启发陛下的圣德；陛下临朝执政不久，便把畅通言路作为急务，天下人都震动起来，希望看到祖宗遗留下来的风俗。然而臣自从来到朝廷，听说台谏所上的封事一概留在宫中，既不施行，也不降罪。臣不胜忧虑疑惑。朝廷对待台谏，不过有两种办法：所说正确就施行，不正确就罢黜。他们所上的封事，除非事情涉及机密、必须由君主独自知道而留在宫中，其余都应当发下施行；这样对上可以端正朝廷的纲纪，使台谏不废弃职责；对下可以保全臣子的名节，使他们不辜负公众的议论。若意见正确却不施行，意见不正确却不罢黜，那么上下就会苟且敷衍，廉耻之道废弃，风俗衰败鄙陋，国家也将随之衰亡。臣愿陛下永远思考邪正盛衰的渐变始于台谏：修明他们的官职，就应听取他们的言论；言论有不恰当之处，就根据事情处理，大的可以罢黜，小的可以罢免，使风俗一定，忠言每天都能到达。陛下在上面垂衣拱手，群臣在下面肃敬和谐，那么太平之治就可以指日而待。只愿陛下留心省察，天下幸甚。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孙升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先王修养心性、治理情性的道理，都记载在六艺之中。学士大夫终年累世也不能大致探究其要旨，至于治家、居官、修身、事奉君上，不能尽到诚意、不合乎义理的却很多，更何况所谓道德性命的深奥道理呢？近来京城士大夫反而不相信自己所学，竟到佛寺门下求问，这种愚昧迷惑实在太严重了。臣访闻慧林、法云两寺，有士大夫早晚在那里游息，还带领家中妇女出入无阻，参禅入室，与寺僧混杂扰攘，到了黄昏才出来，却安然不觉得奇怪。这对朝廷的风化不能说没有损害。伏望圣慈特别降下指挥：凡妇女不得以参请为名，擅自进入禅院；如有违反，只治丈夫的罪；仍命开封府在各禅院门口张榜晓谕。这样或许士大夫之家能够稍微遵循礼法，不损害风化。” 元丰八年，侍讲学士范祖禹上奏请求旌表孝行的札子说：“臣先前修撰《神宗皇帝实录》时，拜读到元丰六年资州的奏报：资阳县百姓支渐，在熙宁年间母亲去世，多年以后才得以安葬；于是便在墓旁搭庐守墓，每天三次号哭思慕，甚至肘行膝步，亲自背土筑坟。起初有两只白雀在松树上来回盘旋；第二年，有一只狸猫驯服地待在坟旁，看着支渐添土。又过一年夏天，每当正午培土修坟，太阳炽烈，便总有阴云遮蔽；即使遇到连日大雨，支渐背土时，雨也会暂时停歇。又有一只奇异的乌鸦，一只眼睛红得像丹砂，支渐到来哭泣时，它常常悲鸣；夜里，还有两只狐狸在支渐身边呼叫环绕，像是在巡逻警戒。时间久了，有一群乌鸦聚集，其中有一只白乌鸦每天独自飞到支渐培坟的地方盘旋。后来又有一万多只五色雀，跟随支渐行走哭泣，十天后才离去。支渐已经七十岁，每次号哭悲恸，眼泪如雨；每天只吃脱粟饭，也不洗手洗脚，所穿的粗麻衣服已经破烂粉碎，胡须头发也都断乱不堪，见到他的人无不为之悲伤。邻居勾氏的儿子，自从娶妻后便抛弃双亲，不再奉养；看到支渐的孝行后，夫妻二人都感动悲恸，当天就把父母迎回家中，早晚侍奉，一点也不懈怠。支渐的精诚感动了万物，各种祥瑞屡次出现，又改变了乡里的风俗，臣请求旌表奖赏他。”

译皇帝下诏赐给他粮食和帛。臣如今因修撰正史，再次行文资州，询问支渐的事迹，恐怕仍有未尽之处，同时也想弄清本人是否还在世。据资州今年七月回复说，资阳县追查找到支渐，询问得知支渐如今八十岁，和妻子阿王同岁，夫妻二人都没有疾病。支渐培坟三年，回家以后，在元祐五年之内，白发脱落，又生出黑发；已经脱落的四颗牙齿也重新长出。如今身体轻健，饮食一如往常，每天吃两餐。臣私下认为，支渐以平民身份实行孝道，能够感动上天，得到天的保佑，并以长寿、年高、健康、安宁的福报回报他；朝廷理应加以奖励劝勉。况且先帝已经赐给他粮食和帛，并将此事交付史官记载。如今支渐八十岁仍然在世，臣恭请圣上特别授予支渐一个长史助教的名目，或者再优厚地给予其他名目，以旌表他的至孝行为。这样可以激励风俗，对以孝治国的教化也有补益。” 哲宗时期，毕仲游上奏请求治理河东土俗、整顿埋葬的札子说：“臣见河东的地方风俗淳朴坚固，盗贼很少，百姓努力耕田劳作，衣食十分微薄，却很少敢做违法的事。与其他地方相比，诉讼刑罚只有十分之二三。然而，那里风俗上重视奉养活人，却怠慢送葬死人。除士大夫之家以外，中等人家以下，亲戚死亡，便把尸体焚烧，装进缸里，寄放在僧寺或墓户之家，大多不予安葬。即使是上等人家，也有不安葬而焚烧尸体的。这是刺史、县令没有制定条教，而且劝勉教导又做得不够造成的。此前本路臣僚曾经筹划并奏请：由官府设置围地，命令寺院僧人守护并收集安葬有主、无主的尸骨，仍然可以向朝廷申报；每年或隔年度僧一人，这项制度至今没有废止，实在是很大的惠政。但寺院既然都附着于城郭，那么所收葬的尸骨，恐怕只能涉及城郭以内和附近乡里的百姓。至于偏僻小州军、穷乡远道中尚未安葬的百姓，势必可能无法顾及。况且官府围地有限，安葬以后便没有余地；而肯在官府围地混杂安葬的，多是小民之家，中户以上的人家则不愿如此。既然风俗已经这样，他们自己又不办理安葬，还以同小民混葬在官府围地中为耻，往往仍旧焚烧而不安葬，所以风俗并未改变。” 臣希望明确敕令本路的长官和县令，顺应当地风俗，制定埋葬的法令，务求从简从俭，只是不许焚毁尸体，而应当用棺木收殓，埋藏在地下即可。稍微讲究华丽装饰，河东的风俗也承受不起。对于中户以上人家，应当以善意劝勉，不要一味用刑罚驱迫，使人人都能自行安葬亲戚。下户人家的无主尸骨，便任由官府掩埋在围地之中。家中财力足以安葬，却只知勤于奉养活人、怠慢送葬死人，安于旧俗，不遵从朝廷诏令和州县条教，仍敢焚毁尸体，或者多年久远仍不安葬的，就依法裁处，使他们除了感到惭愧耻辱以外，也知道有科条禁令。这样，河东不安葬的风俗或许可以革除，使生者死者、幽冥与显世各得其所，自然能够感召和气，风俗也会更加美善。臣请求朝廷对此加以重视。” 刘泾上奏说：“臣听说先王把敦厚风俗作为根本，风俗不敦厚，根本就不稳固，这正是天下因此发生动乱的原因。当夏、商、周三王盛盛之时，政治和风俗都很朴实，上下之间的交往亲密无间，亲戚之间如同一家人；《伐木》《行苇》等诗篇，所表达的也都是忠厚之意。这样的流泽历经几千年，绵延不绝。秦国从孤立险绝之地兴起，以暴力摧毁六国，最终兼并天下；它把攻伐和守成看作同一种手段，一切都靠残忍来成就，于是政治弊坏、风俗恶劣，弃妻分居等现象成为习惯。父子、母亲和妇女之间不能保持亲密，杀伐和不义在片刻之间就会发生，胡人与越人甚至仿佛从同堂共席之中产生。贾谊有这样的说法：借父亲的耰锄来用，便担心父亲露出施恩的神色；母亲拿取簸箕扫帚，子女却站着斥骂她。自秦汉以来，大体上说，风俗敦厚的地方容易守治，国运也长久；风俗浇薄的地方难以守治，国运也短促。礼义忠信，是用来维系国家这一大事物的，怎么可以断绝废弃呢？平民百姓昏昏然只知贪图利益，像鸟兽虫蚁一样分巢析穴，彼此离散；而掌持国家大事的人反而迟缓不作为。如今风俗急切追求以富国强兵为根本，造成政教各异、风俗不同的局面，这不过是互相引导着走向死地罢了。国家即使富足，还凭什么守住？军队即使强大，又有什么可以守护而不灭亡呢？” 陛下凭天然的亲情侍奉两宫，以人伦之情友爱仲、季，孝友的教化可以说已经极其广大，足以无愧于舜了。然而，百年来的风俗还没有像三王时代那样敦厚，人们平日没有忧患，便轻易仿效秦人的残酷浇薄，这种乖离背反的情形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人们相互传习并安于这种风俗，自以为走在康庄大道上，然而一个乡里、一个国家中，孝友之家却没有几家。若要矫正这种风气而走到超过秦俗的程度，竟至于有人剖割自己的肌肤来显示孝行。以盛大德行的流布来说，本应使人由衷感动，但从秦朝转到汉朝，仍然令人深深叹息，这是因为法令过于严苛而恩义衰薄，事情虽然办成了而人情却变坏。如今法令规定，母亲改嫁便同前夫义绝；她的儿子如果没有过犯，也会同前夫彼此义绝，以惩罚寡妇失节的过错；如果儿子有过犯，便连同母亲一并处罚，以惩治恶子无情的罪行，这本来是好的。然而，竟至于父亲死后母亲衰弱，儿子诱使母亲改嫁，母亲一旦出了京畿，兄弟便因此不再把她当作母亲。分家另起炉灶，是为了和妻子儿女共同生活；后来母亲到他家门口乞讨，他只拿牲畜粮食的残余来给她，真正让母亲吃到的却很少。母亲一旦陷入这样的诱骗和利诱，流离孤弱，等不到天黑，母子就已经失散，实在令人愁苦至极。这同秦朝的风俗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呢？天下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事，而江淮之间尤其横暴恶劣。使母亲不能安居自己的家室而被迫离去，尚且要以不孝之罪惩罚她，何况还要诱骗、玩弄她呢？”},{ 所谓同居并改嫁，后来能够养育前夫之子的，按照法律可以得到资助，这已经足以挽救孱弱浅薄的社会风气了。唯独对于改嫁后贫穷、不能生育，抛弃丈夫回到娘家的妇女，若子母追寻而重新团聚，即使已经分家、另起炉灶，也都把她们的子女归还给母亲。母子都贫穷、不能独立生活的，如果不这样处理，就会让恶子夺取母亲的私产，使弱母无所安身。大概按照人情，若不是在家中不得安宁而离去，那么即使贫穷，谁肯抛弃丈夫呢？凡是抛弃丈夫回娘家的，一定不是她本来的心愿，而是陷入了恶子的陷阱。父子之间既然没有亲情，继母与继子彼此猜疑，而母子却有重新团聚的亲爱，这难道不是好事吗？陛下的孝友已经达到极致，而臣谈到这些，正是因为陛下能够惊悟回车，像胜母之闾的故事一样。

译宋徽宗即位初年，监察御史游酢上疏论述士大夫风气败坏，说：“臣听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士大夫没有廉耻更大的了。士大夫一旦到了没有廉耻的地步，就只看重利益，不再知道有道义；这就像进入市场抢夺金子，眼中再也看不见旁人。起初众人只是嘲笑他，稍久便有人感到困惑，时间一长，天下人便相互仿效，没有人再认为这是错误。士风败坏到这种地步，那么即使是锥刀尖端般微小的利益，也将争夺不休；即使杀人来谋求自身利益，也可以做；即使迷惑国家来成就自己的私利，也可以做。草野盗窃、奸邪作乱、抢夺掠取、诈取欺骗，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样一来，君主还能够依靠什么呢？古人说过：礼、义、廉、耻，称为维系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不再是国家了。如今想使士大夫人人自爱，并且相互以名节自我砥砺，那么不如由朝廷首先在天下倡导清正的舆论。士人中若有顽钝无耻之徒，一旦不被清议所容，就会不能列身缙绅之中，亲戚以他为羞，乡党以他为辱。这样一来，那些有志于道义的士人，宁可忍受饥饿、不能走出门户，也不敢损害名节；宁可一生困厄贫穷、始终不得闻达，也不敢败坏名声。廉耻的风俗形成，忠义的风气就会兴起。君主还有什么愿望会得不到呢？只希望陛下留心。” 宋徽宗时期，礼部侍郎张叔夜上札子论述士风不振，说：“臣私下认为，天下的官吏并不是不多，廪禄也不是不优厚；他们本应奉行诏令，尽心研究治理政事的方法，砥砺名节，以符合陛下惠养百姓、修明法度的心意。然而他们却只求苟且简便，急于办理眼前事务，把体恤民间疾苦的人看作迂腐的儒生，把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的人看作庸俗的吏员；见到利益便苟且求进，人们不认为这是错误；忘却公义而经营私利，内心也不以此为惭愧。他们贪恋俸禄、结交权贵，怠慢命令、荒废职守，士气因而不振，节义因而不能树立，众人的意志彼此煽动，恐怕会形成风俗。虽然如此，也不能因此就对天下士人一概失望。只希望陛下留神听取，或者下诏反复告诫训导整饬他们，或者因事奖励、提拔其中的贤者来激励劝勉他们，那么士风就可以改变了。” 宋钦宗靖康元年，监察御史余应求上疏论述风俗由大臣倡导，说：“臣听说，大公至正的道理长期不能在当时实行；人人怀有私意，士人丧失了常心，廉耻之道衰微，名节不能树立，彼此以谄媚奉承相夸耀，欺诈荒诞成为风气。把保全自身、保住职位看作贤能，把竭尽忠诚、奉献节操看作愚蠢；把奔走竞争、谋求进取看作能干，把安然退处、守持本分看作笨拙；把刻薄剥削、只求办成事情看作有才，把厚重敦实的长者看作没有用处。抛弃正直之道而迎合私情，背弃公家而任凭个人恩情；财物贿赂与权贵之家相互往来，奢侈靡费在私人宅第中泛滥。憎恨廉洁，认为那是矫揉欺诈；厌恶正直，认为那是孤僻乖张。敢于进言的人被说成狂妄，持守正论的人被说成迂腐空疏；奋不顾身的人，众人一定加以阻挠；贤能而有才的人，众人便嫉妒他。背叛君主、忘记国家，简直如同路人；卑鄙低贱的姿态，比狗和猪还要严重。礼教日渐衰败，风俗大坏，一天比一天厉害，没有什么能够禁止它。推究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实在是掌权的大臣用人不当，因而没有人能够倡导教化。大臣是百官的表率，也是万民所仿效的对象。大臣欺骗君主、蒙蔽皇上，所以小臣便用欺诈轻慢来求得迎合；大臣贪恋禄位以巩固宠幸，所以小臣便以侥幸心理求得升进；大臣贪婪冒进而不守法，所以小臣便攀附因缘而作奸；大臣沉溺声色以自我享乐，所以小臣便奢侈放纵、相互以此自高。公卿士大夫的行为如果都是这样，还希望士人的品行正直、风俗淳厚，难道不是很难吗？要使这种风气振作兴起，按理说还是有所期待的。陛下以极其盛大的德行照临百官，任用忠良，斥退浮华虚伪之人，开辟公正之路，堵塞邪曲不正之门，抑制侥幸求进的行为，接受正直切当的言论；以节俭教化天下，以忧劳勤勉率领群臣；破除朋党以消除小人，任用忠厚之士以进用君子；不要亲近嬖幸之人，不要徇从私下请托，不要受谗谄之言离间。这样，大公至正之道就重新显现于今日了。过去周文王节俭正直，在位者受到感化，《羔羊》这首诗说的就是此事。如今缙绅之徒，下至普通百姓，没有不受到陛下节俭德行感化的。至于在位者都做到正直，臣还认为没有达到。大概朝廷之上，名器的授予还不够谨慎，号令还没有取得信服，爱憎还没有明确，赏罚还没有恰当；凭借关系、侥幸求进的人还没有全部斥退，贪污受贿、罪行狼藉的人还没有全部诛戮，冒受恩宠、滥加赏赐的现象还没有全部裁抑；压制谄媚和偏邪之人的措施，有时还被暗中施展的谋划所破坏；急于求进、苟且迎合的人，有时还能够求得批准自己的私事；背弃公义、死守党羽的习气尚未革除，依附下属、欺瞒皇上的风气仍然存在。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革除，凭什么治理国家？愿陛下降下明确诏令，再三严格训诫整饬；如有一人不肯悔改，就重重按照法理治罪。这样或许士风能够彻底改变，民间风俗也归于淳厚。”以此来辅佐陛下革新政治的政务。宋钦宗时期，李纲上札子论述任用人才以激励士风，说：“臣听说，君主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没有比人才更重要的；用来陶冶成就天下的，没有比士风更优先的。人才贵在众多，所以人才济济，周文王因此安宁；士风贵在淳厚，所以古代治理百姓的人从容而有常，百姓的德性也因此归于淳厚。这两者是天下的大本，不可不察。陛下广设学校来培养人才，重视爵禄来任用他们，天下士人如云气蒸腾、雾气聚集，人才可以说已经很多了。至于士风仍有值得议论之处，只在于朝廷有没有加以劝勉或抑止。习惯于虚浮枉曲而致力于虚伪，这正是士风不够淳厚的原因。想使士人没有浮华的习气，不如推举敦厚朴实之人来镇定引导；急于进取而从事奔走竞争，这正是士风不够淳厚的原因。想使士人没有奔走竞争的操守，不如崇尚安静退让之士来率先示范。那些内心充实、敦厚朴实、安静退处的人，若不是内在有所修养、明辨善恶、用心刚强，就不能做到。内在有所修养、明辨善恶、用心刚强的人，若能按类别加以进用，那么立于朝廷一定有可观之处，面对利害也一定有不可动摇之处，又怎么会在流俗之中徇从私情呢？” 臣愚昧地恭敬希望圣上慈爱垂顾，亲自挥笔，诏令二三位大臣：任用人才时，必须把激励劝勉士风作为首要事务；奖励诚实而考察虚伪，举用敦厚朴实而黜退浮华，崇尚安静退处而抑制奔走竞争。这样，士风淳厚，天下的风俗就会一并归于忠厚的境域。这是有利于宗庙社稷、永无穷尽的谋划。”

译许翰上言说：“臣听说，国家的根基，系于风俗的盛衰；风俗的变化，要看大臣的进退。自祖宗以来，大臣各有体制：入朝则辅佐庙堂，出任则安定藩镇；他们进退的法度，清楚明白，足以让人观瞻。近些年，大臣看重离开职位，却轻视守持节操；既然解除政务，仍然回顾观望、犹豫不决，留在朝廷以侥幸求得重新任用。因此蔡京、王黼盘踞都城，像古柏的根一样不可撼动；几十年间风俗大坏，礼、义、廉、耻的节操消亡，而贪恋宠幸俸禄、姑息苟安的欲望占了上风。这些既往之事已经无法追回了，要矫正它，关键就在今日。自从陛下即位以来，白时中、李邦彦、王孝迪、蔡懋相继被罢免政务，却都领受内祠职名而不离开朝廷，这走的是蔡京、王黼的旧路，违背了祖宗的法令。臣私下估计，李邦彦刚刚受到恩命，必将以礼辞谢。恭敬希望陛下因此罢免他，那么白时中等人也将自行请求离去；上面不失国家宠遇大臣的恩德，下面又能保全大臣进退的道义，明确显示大公正道，以安定国家的常法，天下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风俗 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监登闻鼓院范同上言说：“如今民间风俗中有所谓火化的做法：活着时供养父母，唯恐不能周到；死后却焚烧尸体并弃置不管，为什么唯独厚待生者而薄待死者呢？更严重的，焚烧后还把尸体投入水中，有见识的人看到这种情形，都会为之动心。国朝已经制定法令，贫穷而没有葬地的人，准许使用官府所属的土地安葬。河东地区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即使是至亲的遗体，也全都焚烧抛弃。韩▯镇守并州时，曾用官钱购买数顷田地，供百姓安葬，直到今天仍被传为美谈。既然如此，承接上级教化、宣扬教令，使百姓不违背礼法，正是守臣的职责。如今火葬的惨状日益严重，关系到风教，按理应当禁止。还应当命令守臣筹措安排荒废空闲的土地，使贫民能够收殓安葬，稍稍有助于成就风俗教化的美善。”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孝宗乾道五年，敷文阁待制汪应辰上奏议论士大夫应当崇尚节义，说：“臣近来进见陛下，恭敬地听到圣谕，问怎样才能使士大夫敦厚地崇尚节义。臣虽然仓促应答，但在突然之间未能究尽事情的始末。后来又听到圣谕，命臣陈述其中道理。臣私下认为，风俗的邪正，从来没有不取决于君主取舍的。所谓邪正，虽然情形有千万种曲折变化，但归根到底不出利与义。君子所知晓的是义，所以做臣子的便竭尽心力而无所回避，直言正论而没有隐瞒。凡是义理所应当做的，即使死生祸福降临，也不顾惜。小人所知晓的是利，利益在君主一方时，就只知道顺从君主；表面柔顺，实际上却心怀危险；表面恭谨，实际上却欺骗轻慢。等到看见利益就离去，看见便利就争夺，又哪里把君主放在心上呢？所以《传》说：‘从来没有喜好利益却爱戴君主的人，也从来没有喜好义理却忘记君主的人。’邪正的区别，明白到这种程度；可是从前的君主常常担心不能辨别它们，大概是因为顺从就能取悦，违逆就会引起怀疑，孤特之人没有助力，阿附朋党的人容易相处，沉默安静的人容易退让，巧言谄佞的人却难以远离。” 所以把意见相同或不同当作喜爱或憎恶的依据，又把喜爱或憎恶当作是非标准，结果取舍全都失去了真实标准。恭敬地想，陛下明察聪睿，洞见幽微隐秘，凡内外群臣，才能有高有低，都无法逃脱圣明的鉴察。然而风俗至今仍不能改变，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弊病在于选取人才不看他的品行，任用人才不核实他的实际才能。如今只要说：“某项利益可以兴办，某种功业可以成就”，往往就进用他，授予他爵禄和办事权力，等到慢慢考察，才发现名声和实际相反，功绩和效用都没有显现。不但不治他的罪，爵禄和办事权力还照旧保留，有时甚至还加以提升。这就是不核实实际情况的弊病。若不考察品行，顽劣迟钝的人便没有羞愧；若不核实实绩，荒诞欺妄的人便没有顾忌。这就是驱使天下人舍弃义而追逐利。积累日久，流弊传播得越来越远，将会有无法尽述的后果。伏望陛下为长久安定和长治久安考虑，思考澄清源头、端正根本的方法，对于邪正、义利的辨别，特别留意圣意，奖赏任用忠厚正直的士人。士人贵在和谐相处，不必要求见解完全相同；选取他们的大节，不要求样样完备。至于浮华虚妄、偏激急躁、前后反复的人，则应予以惩戒抑制并加以区别选择。把好恶所在明确昭示天下，坚决施行，长期坚持，那么公论就能伸张，正道就能彰明，人人都会受到感化而归于善良。所得到的都是有真实才能的人，所做的都是有实际成效的事。还担心士大夫的风气不能美善、节操义行不能树立吗？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言说：“臣听说，古代治理天下有重要的原则：用来陶冶形成风俗的，是礼义、廉耻；用来维系纲纪的，是法令、赏罚。这两者相互依靠，缺少一个都不可以。本来就没有风俗不正而能够建立纲纪的。到了后世，却认为礼义廉耻迂阔而难以实行，认为法令赏罚直接而容易见效，这只是取用了它们的名义，并没有探究它们的实质。六经所记载的，不敢详细引用，姑且拿管仲的话来说。管仲固然是辅佐霸主的人，只知道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而已；然而他著书八十六篇，开头就把礼义廉耻说成国家的四维。他难道是迂阔而不切实际的人吗？大概上面有赏赐，人们就想苟且求得；上面有惩罚，人们就想苟且逃避；上面有法令，人们就互相合谋破坏，却没有人遵守。这些都是礼义廉耻没有树立所造成的，也正是贾谊在汉文帝时长叹不已的原因。仰望陛下，日夜勤勉谋求治理，一天比一天勤奋，凡是可以陶冶形成风俗、维持纲纪的措施，没有不尽力做到的。然而计算其成效，仍然不能完全符合圣意，难道不是因为士大夫的风气还没有大为改变吗？进一步张扬和巩固这四维，本来就应当急切进行。现在君臣上下各有等级，尊卑贵贱不越过礼节，这叫作礼。这样，在上位的人地位就安稳了。考察近臣，看他所奉行的主张；考察远臣，看他所主持的事务；进退取舍都按正直之道实行，这叫作义。这样，民心就不会巧诈了。内心纯洁而有所操守，遇到事情就一定端正；相信过失没有什么需要遮掩，侍奉上级就一定忠实，这叫作防。这样，他的行为自然能够保全。使内心平正，就不容许诡诈随从之人推销自己；使行为曲折周旋但守正，就不容许背离正道的行为得到伸张，这叫作耻。这样，邪恶之事就不会发生。这四项，其是非可以考核，其次序可以看见，不像系风捕影那样没有形迹，也不像画饼说河那样没有实际。由此实行下去，难道还会担心不能达到二帝三王的治理，实现富国强兵吗？有什么困难，只在于朝廷实行得如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