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三

译于是把灭吴的谋略交给邓艾制定，指示他长远防守。邓艾接受命令后忘我奋战，像龙腾麟振，所向无敌。蜀地险要，道路艰难，山高谷深，而邓艾的步兵和骑兵还不到两万人；他把马匹捆束起来，把车辆悬挂着前进，自投死地，勇气冲天，将士乘势而进，所以能够使刘禅震恐，君臣反绑双手出降，军队不到一时，巴蜀便平定了。这又完全足以彰明先帝善于任用人才。邓艾的功名已经成就，也应当载入史册，流传万世；七十岁的老人，还求什么呢？邓艾考虑到刘禅刚刚投降，远方郡县还没有归附，便假传命令、承用皇帝权制，权宜安定国家。虽然违背通常法令，却符合古代义理；应当推究他的本心来定罪，此事可以详细讨论。因此，镇西将军钟会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害怕邓艾的威名，知道邓艾一定不会同意自己，于是利用似是而非的嫌疑，构陷邓艾。邓艾接到诏书，立即派遣精兵，束身就擒，不敢观望，实在是因为他自知将来拜见先帝时，必然没有应当被处死的道理。钟会被诛杀以后，邓艾的参佐官属、部曲和军吏将领，愚昧鲁莽地聚集起来，共同追赶邓艾，毁坏囚车，解开他的拘禁。邓艾处于困厄之中，因此狼狈失措。谋反并不是小事；如果心怀恶意，就应当先谋划联络豪杰，然后才能发动大众。没有听说邓艾有一个心腹同谋，他临死时口中也没有说恶言，只是独自承受腹…… 背叛之诛，难道不可悲吗？所以见到他的人流泪，听说此事的人叹息。这正是贾谊在汉文帝时对天下大事慷慨陈词、认为可以痛哭的原因，确实是有道理的。陛下如龙兴起，阐明弘大的气度，对受诛者之家不拘常例叙用，听任邓艾立后，使他的祭祀不断。过去秦人怜悯白起无罪，吴人悲伤伍子胥冤屈惨酷，都为他们建立祠庙。天下人替邓艾痛心遗憾，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臣认为可以听任邓艾的门生故吏收殓他的尸体和棺柩，送回故墓安葬，归还他的田宅，以表彰他平定蜀地的功劳，继续封立他的后代。使邓艾入棺后获得确定的谥号，死而无憾；在黄泉下释放冤魂，在后世收取信义，那么天下追求声名之士、思立功勋之臣，一定会投身汤火，乐意为陛下而死。皇帝阅览奏表后，非常赞许他的心意。晋惠帝时，赵王司马伦诛杀解系，并把他的妻子儿女一并杀戮。后来齐王司马冏起兵行义时，把裴解列为冤屈之首。司马伦、孙秀被诛杀后，司马冏便上奏说：“臣听说，兴建防御、接续绝嗣，是圣明君主的高尚政绩；贬斥恶人、褒扬善人，是《春秋》称美的论说。因此周武王封存比干之墓，表彰商容的里门，实在是因为幽明之间的情理可以相通。孙秀作逆作乱，灭绝辅佐天命的国家，诛杀正直敢谏的臣子，以此削弱王室，肆意施行暴虐。功臣的后代，多被泯灭。至于张华、裴頠，各自因为被孙秀所忌惮，便在当时被杀。解系等同受羔羊般的迫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都怜悯他们。陛下重新放出日月般的光明，颁布革新的明确诏命。然而这些人还没有受到恩典和公理的对待。过去栾氏、却氏降为皂隶，《春秋》仍然为他们传名；周幽王断绝功臣后代，抛弃贤者子孙，诗人便以此作讽刺。臣忝居右职，想竭尽股肱之力，献上愚诚；如果合乎圣意，可以交群臣共同议论。”八座官员议论认为，解系等人清廉公正、正直无私，被奸邪之人嫉恨，无罪而横遭杀戮，冤痛已经极深。正如大司马所启奏的，彰明曲直，显扬是非，使冤魂无愧无恨，这就是极大的恩德。永宁二年，追赠光禄大夫，改葬，并加以吊祭。荡阴之战中，侍中嵇绍被乱兵杀害。征虏将军司马王接议论说：“谋划进攻别人的军队，军队失败就为之而死；谋划保卫别人的国家，国家危亡就为之而亡，这是古代的道理。荡阴之战时，百官纷纷败逃，只有嵇绍坚守职守而遭遇暴乱，可以说是尽了臣节，又可以说是极其令人痛惜。如今山东方正要大举行动，应当彰明高尚节操来号令天下，依照《春秋》褒奖三代忠臣的义理，给嵇绍追加舍命尽忠的赏赐，那么远近之人都会仰慕风教，没有谁敢不肃敬。”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东晋元帝时，周札一家有五人封侯。王敦忌惮他们，派参军贺鸾把周札兄弟全部捉拿杀害。王敦死后，周札等人的旧日属吏一同到宫阙上诉，说周氏有冤，应当加以追赠谥号。此事交给八座官员议论。尚书卞壸认为，周札在石头之战中开门迎接贼寇，终于使王敦肆意作乱，这是周札的罪责；追赠之意不妥。周懋筵兄弟应恢复原来的官位。司徒王导议论说：“周札在石头，忠心保全社稷，守义而不惜牺牲自身。至于往年的事情，从我等有见识以来，和周札的情形难道有什么不同吗？这些话确实应当得到圣明鉴察。议论者看到奸逆已经显露，便想根据往年已经存在的不臣倾向来追究他，又把他恢复官位，这样做…… 过去宋文公失礼，华乐受到不臣之罚；齐灵公宠爱孽臣，高厚受到助长昏乱的杀戮。以古事来比今事，谯王和周戴理应受到这样的责罚，哪里还有加以追赠、恢复官位的道理？如今事实已经显明，周札也应当贬黜治罪，这是清楚的。”王导再次议论说：“我看尚书令的议论，关键在于认为周札开城门与谯王、周戴不同。如今说周札开门只是直接传出流言，究竟是事实吗？如果仅凭流言决定褒贬，不如推究实情、考察证据。议论者认为，周札知道隗协扰乱政事，相信王敦可以匡救；如果匡救之事可信，而奸佞得以铲除，那就如同流放四凶族，以成就君主的巍巍功业。这样看来，周札正是忠于社稷。后来王敦悖乱荒谬，做出周札没有料到的事；周札也闭门不与之同谋，因此被灭族，这就是他为义而死。相信王敦当时能够匡救，不料他后来成为大逆；厌恶隗协扰乱政事，这并不失为臣子的贞节。当时朝廷士人难道只有周札这样吗？如果一概说他们不忠，恐怕会有诬枉吧。谯王、周戴各自以死卫国，这也是人臣的节操。只是所见有同有异，但都期望他们必然忠诚，所以应当分别说明。按照尚书令的议论，宋国的华乐、齐国的高厚，岂不也同于隗协吗？过去子纠遭难，召忽为他而死，管仲却没有死。

译如果以死为贤，那么管仲应当被贬斥；如果以不死为贤，那么召忽之死就是没有看清先后。经典为什么能把两者都讲通？因为他们尽忠的本心相同。死亡虽是忠诚的一种表现，却不必要求所有忠臣都以死相殉。汉高祖留下约法：不是刘氏不得称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违背这条命令，天下共同诛讨。后来吕后封吕氏诸人为侯，周勃顺从她；王陵在朝廷上据理力争，难道能说他不忠吗？周勃诛灭吕氏，尊立汉文帝，安定汉朝社稷，忠诚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那么王陵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可是前代史书却把两人都作为美谈。由此本来就知道，死与不死、争与不争，只要推究本心、充分体察情意，就不能用一个标准一概而论。况且周札入棺后确定谥号，违背逆党而顺受杀戮；凶邪没有辜负忠义，这已经很清楚了。郄鉴又提出反驳，意见不同，但朝廷最终采纳了王导的意见。成帝时，苏峻之乱中，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卞壸率领并激励散兵以及左右属吏数百人，与贼军苦战而死。他的两个儿子卞眕、卞盱看见父亲死去，便相继冲向贼军，同时被杀。苏峻之乱平定后，朝廷议论追赠卞壸为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尚书郎弘讷议论认为，为国事而死的臣子，是古今所看重的。卞令公忠贞的节操，应当载入史册。如今的封赠，实在没有符合众望。应当加授三公之类的尊号，以表彰他的忠烈功勋。”司徒王导看到这份议论后，进赠卞壸为骠骑将军，加侍中。弘讷再次议论说：“侍奉父母没有比孝更大的，侍奉君主没有比忠更高的。正因为孝，所以能够竭尽敬意和诚心；正因为忠，所以能够在危难中献出生命。这是人的大节，是臣子的最高行为。考察卞壸，他以身相许，侍奉三朝，竭尽规谏辅佐之力；遭逢世道险难，和国家同生共死。他受皇帝顾托的重任，居于台省近臣之职，拥护保卫至尊，便有保傅之恩；端正神色立于朝廷，又有不顾自身的节操。苏峻作逆，他竭力讨伐，亲身冒着箭石，两次迎击贼锋，父子一同殒命，可以说是毁家为国、守死尽职。过去许国之君临终，尚且还防止只得到二等封赠，何况卞壸是伏节死于国难的人呢？赏赐如果有疑问尚且应当从重，何况此事本来没有疑问；这样上可以比拟许穆公，下可以与嵇绍相同，确实符合典谟，也能满足众望。”于是改赠卞壸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忠贞”，用太牢祭祀。赠卞壸的世子卞眕为散骑侍郎，卞眕的弟弟卞盱为奉车都尉。母亲裴氏抚摸两个儿子的尸体，哭道：“父亲是忠臣，你们是孝子，还有什么遗憾呢？”征士翟汤听说后叹道：“父亲为君主而死，儿子为父亲而死，忠孝之道集中在这一家。”咸康六年，成帝追念卞壸，下诏说：“卞壸立身朝廷忠诚恭谨，奋不顾身地抵御凶寇；他所封的土地遥远，租税俸禄微薄，妻子儿女不能得到供养，朕对此很感慨。可以按实际人口给他家发放廪禄。”后来盗贼挖掘卞壸的坟墓，尸体已经僵硬，头发胡须苍白，面容如同活着，两手全都握拳，指甲穿透到手背。安帝下诏赐钱十万，用来修缮墓地。东阳人许孜被郡里察举为孝廉，但没有起身出仕，终身如此。他八十多岁时死在家中。同乡人把他的居所称为孝顺里。咸康年间，太守张虞上疏说：“臣听说，圣贤的明确教训在于举荐善人。褒贬所兴，即使千年之后也不会相距太远。谨考察臣所管辖的吴宁县人许孜，他天性孝友，立身守节清正峻洁，待人恭敬谦让，言语和行为没有二致。他侍奉老师时，完全尽到了‘天地君亲师’三者之义；等到奉养父母时，更是古今难有。人们都称他为非凡之人，以至于感动猛兽，使它们停止伤害。虽然臣没有亲眼见到，但已经充分听闻这些事情，私下认为蔡顺、董黯也不能超过他。许孜去世已经多年，他的儿子还在，性情品行纯厚谨慎，如今也住在墓旁。臣认为，许孜的操守，是世人很少能够达到的；应当表彰他的美好事迹，甄别并褒奖他的后代，以酬答已逝之人，以鼓励后来者。《春秋传》说：‘褒善要推及他的子孙。’臣不能通达大体，请陛下斟酌议论。”主管官员上奏后，诏令表彰许孜的门闾，免除并恢复其子孙的赋役。穆帝永和十二年，殷浩去世。后来准备改葬时，他的旧属吏顾悦之上疏为殷浩申辩说：“臣恭敬地看到，已故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德性深厚纯粹，见识和义理广博深长，风度高雅出众，声望盖过当时。两次镇临神州，使万里之内肃清，功勋业绩盛大显著，圣朝钦敬赞许，于是授予他分陕方面、推毂用兵的重任。戎旗建立后，出镇寿阳，驱逐豺狼，剪除荆棘，收纳归向正义的人，广泛开设屯田，风餐露宿，辛勤劳苦，和普通士卒一样；仰仗皇帝威势，群丑纷纷改变面目归顺。进军河洛，修复帝王园陵。不料发生意外变故，中途突然失败，终于使积土成山的功业在即将完成时崩溃，使忠诚恳切的志向因此废弃。殷浩受到削职贬黜后，自我放逐于山海之间，闭门度过一生，与世俗完全断绝，可以说是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困穷而没有怨言的人。考察殷浩所犯的罪，大概只是战败者通常应受的处分，并不是按照他的实际心情而给予的永久责罚。论他的声名、德行和深厚诚意，是那样；察看他补过自责的表现，又是这样。难道可以弃置他而不加详察吗？法令施行仍有遗憾。如今墓地已经修成，墓道已经挖开，却悬棺下葬，礼仪等同于庶人。生死之间有非命与否的区别，到了九泉之下又没有自行申诉的机会。仰念三良，面对苍天而悲痛无极。如果能颁发明诏，表彰我们的善人，恢复他原来的官职，远远彰明幽暗之处的事实，那么国家的威严和恩德便兼有成全之美；即使死者复生，也没有辜负本心的遗憾。” 奏疏上奏后，诏令恢复殷浩原来的官职。武帝初年，吉挹任魏兴太守。苻坚的将领韦钟多次进攻魏兴，吉挹屡次击败他。后来贼军后续部队不断到来，吉挹力量无法支撑，城池陷落而被俘；他不屈服，最终死去。车骑将军桓冲上言说：“已故轻车将军、魏兴太守吉挹，祖父吉朗在西方防守时遭遇倾覆，献身守节。吉挹世代笃行忠孝，一心归向本朝。臣已故兄长桓温过去讨伐咸阳时，军队驻扎在灞水，吉挹带着两个弟弟，骑一匹马前来投奔。朝廷记录了他的诚心，仍然加以提拔任用，从新野太守调任魏兴，长期处在军事任职中，把边境防守委托给他。边境归附，所到之处都有声誉。前年狡猾的氐人放纵奔逃，沿河而下；吉挹孤城独守，部众连一旅都不到，却在外击败凶悍的贼军，在内坚守津要，夺取贼人的舟船，俘获斩首数以千计。然而贼军合力围攻，历时数月；适逢襄阳失守，边地军情沮丧，加上敌众我寡，因而陷没。吉挹辞气慷慨，立志不受辱，持刀推戈，决心以死相许。将吏守护，使他没有立即死去，于是他闭口不言，绝食而死。”吉挹的参军史颖从贼营中逃回，带回吉挹临终亲笔奏疏，并详细说明了他的心志和情状。吉挹的忠心壮志仍然存在，应该加以记录。如果陛下施以天恩，降下特别宽宥的恩典，那么荣誉将加于枯骨，恩惠也会隆及九泉。皇帝赞许此事，追赠吉挹为益州刺史。

译武帝太元年间，封羊祜兄长羊玄孙的儿子羊法兴为钜平侯，食邑五千户。后来因为桓玄的党羽被诛杀，钜平国被废除。尚书祠部郎荀伯子上表为此申辩说：“臣听说，皋陶没有后嗣，臧文仲因此深深叹息；伯氏被夺去食邑，是管仲用来称扬仁德的事。功劳高大，可以百世不被泯灭；滥行赏赐，却不能维持一朝。因此，太傅、钜平侯羊祜德行光明、贤能通达，是国家的宗主，功勋足以辅佐天命，成就了平定吴国的大功，但他的后嗣却断绝，春祭秋祭无人承继。汉朝因为萧何是开国首功，所以绝嗣后就立即续封。我认为钜平侯的封国，应当同于鄼国。已故太尉、广陵公靳准，结党辅佐贼臣司马伦，祸害加于淮南，竟凭叛逆获利，窃享大国封地。当时西晋朝廷政令刑法失当，中兴之时又因此没有夺除他的封国。如今王道重新振作，难道可以不大力判明善恶吗？我认为广陵国应当削除。已故太保卫瓘，原爵为菑阳县公，既遭横祸被害，朝廷却增加他的封土，先赠兰陵，又改为江夏。中朝名臣，多不得善终。卫瓘的功德并无特殊，却独受偏厚的赏赐。我认为应当罢去他的郡国封号，恢复菑阳封邑，这样赏夺才有次序，善恶才会分明。”最终这份奏表被搁置，没有答复。王敦之乱时，刁协死去。王敦之乱平定后，周顗、戴若思等人都得到显赫的追赠，只有刁协因为出逃，不在这些人的例内。咸康年间，刁协的儿子刁彝上疏为父申辩。在朝任职的人大多认为，明帝时褒贬已经确定，不是他们能够再行议论的；而且刁协不能抗节而死，反而出逃后遇害，不可恢复他的官爵。丹阳尹殷融议论说：“王敦作恶叛逆，罪过大到不能不诛，那么刁协的善行也不能不赏。如果认为忠诚并非良策，谋划事情又失败，便以此责备他，那还只是讥评议论之间的说法罢了。如果把凶残者的诛杀作为国家刑罚，又将用什么来阻止恶行、劝勉善行呢？当王敦专擅逼迫朝廷时，庆赏和威刑都由他一人发出，因此元帝深思熟虑，尊崇根本而以刁协为辅佐，所作所为出于国家谋划，并不是为了私情。过去孔宁、仪行父跟随昏乱的君主，楚国却恢复他们的官位，是因为他们原本属于君主的党与。何况刁协与君主相比，在于合乎义理、顺从正道；而且中兴四位辅佐大臣中，他位居朝廷首位。当时局势困穷、计策用尽，他奉命避开贼寇，并不是逃避刑罚。我认为应当显赫追赠，以彰明忠义。”恭帝时，傅季友代宋国公刘裕作《请求加赠刘穆之表》，说：“臣听说，尊崇贤人、表彰善行，是王道教化的首要事务；追念功劳、简录劳绩，体现了追怀远人的深厚义理。所以古代掌管勋功的官员主持政务，在勤劳者那里必定记载德行的美好；人死以后，声名反而更加显著。已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军臣刘穆之，从平民起家，协助辅佐义熙初年的事业；对内竭尽谋略，对外勤劳处理各项政务，日夜操劳于军国大事，心力全部耗尽。等到被擢用进入朝廷高位，主管京畿，又铺陈辅佐百官，辅助开创新的大业。近来军队远征，他留在中央担任屏障，安抚宁定的功勋，实在遍及朝廷内外。他见识和器量宏大，是栋梁之材。正要宣扬盛大教化、使圣明时代更加兴隆时，志向和功绩还没有完成，远近之人已经痛心哀悼。皇恩褒扬叙述他的功劳，班次与三公相同，荣耀与哀荣都已具备，恩宠灵显也已达到极盛。臣私下想到，自义熙草创以来，艰难祸患尚未平息，外部忧患接连而来，内部灾难也不断发生，时局困顿、世事多故，没有一年安宁。臣以微薄才能承担国家重任，实在依靠刘穆之匡正辅佐的功劳，哪里只是正直的言论和美善的谋略，充满于百姓的听闻？至于忠诚的规谏、秘密的谋划，在帷幕中暗自思虑，靠近君主膝前陈说隐秘之言，其中的曲折细节，外人无法看见；那些隔绝于朝廷之外、隐藏在耳目所不能及之处的功劳，更是数不胜数。因此，他竭尽力量达十二年，终于能够成就事业；出征时任将领，入朝后任辅臣，幸而没有辱没使命。考察一个人的左右辅佐，没有谁能像他这样使国事安定成功；他处处谦退自守，安于少取，且越发坚定，每当议论封爵之事，总是深深自我抑制并坚决推辞。因此他的功勋在当时很高，却没有得到封土；抚今追昔，怎能昧于事实而不加表彰？臣认为应当加赠正司一类的官职，追认并甄定封土，使忠贞的烈节不在身后泯灭，使重大的赏赐能够施及于他，使善人永远享有秩禄。臣与他经历离合、共同遭逢艰难，回顾他的始终；我们有金兰般的情谊，义深而情感激切，所以把心中所想陈述给朝廷听闻。所奏如果合乎圣意，请交有关部门详细议论。齐高帝建元初年，已故宋建平王刘景素的门客刘璡上书说：“臣听说，曾子对父母孝顺，却沉入水中；介生忠于他的君主，却被火焚死，为什么呢？因为仁德未必可以依靠，信义未必可以凭恃。从前墨翟在荆国城防之下谋议云梯，宋国人驱逐他；夷叔为卫君在晋公子处隐匿灾难，却被杀死。李牧北面折断匈奴龙庭的旗帜，南面抵御秦国全部军队，赵王却没有考虑他的功劳，反而赐给他利剑令其自杀。陈蕃年老仍坚守义理、忘却生命，侍奉汉灵帝，而汉灵帝不能明察他的忠心，最终遭受刑戮。这几个人都曾身处青云之上，却困顿于泥尘之中，实在是因为行为高危之士不容于衰败的时代，孤立之人容易在众人中招致怨尤，又有谗毁之言在其中蛊惑，诽谤和嫌隙像蜂群一样纷纷而来，所以如此。臣听说，渐进浸润式的谗言能够使骨肉亲人离散；一旦出现似是而非的疑点，君臣就会改变心意。这正是中山王听到乐声而抽泣、孟博慷慨激愤而以囊蒙头的原因。臣每每想到已故举将、宋建平王所遭的祸患，悲痛深入骨髓，气息仿佛凝结成霜雪。如今鼎运重新开启，天命和人事都已改变；活着的人犯罪尚且可以宽宥，死者的冤屈也必定申雪。臣实在不忍心让大王背负诽谤而不能洗雪，所以敢于明白陈述其中道理。臣听说，以孝悌为志向的人，不会因此冒犯尊上；曾子没有违背柴薪而烧火，知道这不是暴行。秦仁捕获幼鹿，知道它可以作为太子的师傅。臣听说大王侍奉献太妃，早晚不离左右；奉养她时，无论甘苦都不露出厌色。帐下进献珍美食物，在太妃还没有进食以前，大王便放下筷子停止吃饭。太妃起居稍有不安，大王便在旁边披头散发地行走。臣听说，要在孝子家中求忠臣，哪里有像大王这样孝顺却不忠诚的人呢？这是可以说明的一点。泰始、元徽年间，王公贵人都没有去拜谒景宁陵，只有大王抗拒时俗而前往；他放弃趋附时势的做法，出镇、入朝时一定俯身拜谒陵墓。大王尚且不遗弃先君，难道会背叛当今君主吗？这是可以说明的第二点。大王博闻强识而能容纳众人，接受规谏而爱护士人；同人说话温和亲切，好像唯恐伤害对方。听到别人的优点，就称誉并提拔他；看到别人的缺点，就替他遮掩并加以教诲。李蔚是住在蓬屋中的寒门之士，大王却屈驾前去问候；何季穆等人是宣简王的舅父，大王提携他们使其升进。大王虚心厚待天下士人，尚且不愿伤害一人的心，怎么会亲自图谋把亲戚剁成肉酱呢？这是可以说明的第三点。臣过去以法曹参军身份在朝会将结束时奉命听讯，大王每次审断案件，都降低声调，和缓脸色，接待前来诉讼的男女；有一次看见夏伯被像孩子一样捆绑，大王悲怆地改变脸色，因此没有加刑。

译徐州曾经有一年发生饥荒，大王散发俸禄中的粮食、钱财和绢帛，以接济百姓的匮乏；为百姓审理洗雪冤疑，全部停止徭役事务，所到之处都对百姓有仁爱。臣听说，善人是国家的纲纪。哪里有仁爱百姓，却虐待自己的宗国的人呢？这是可以说明的第四点。大王修养自身、品行洁白，言语没有近于杂乱。他在内不沉溺于声色饮酒的享受，在外没有田猎射弋的爱好。每到任所，从不增建穿凿；直卫不多，住宅没有改建。荆州高斋曾刻楹架柏构，大王废弃不用。过去朝廷想赐给大王东陵甲第，他又推辞不受。两宫赐予的珍玩，都积尘于箱笼之中。没有别的宠妾私幸，不沉溺于内宠。姬妾数人，都是诏令所赐。大王自己吃饭不超过一块肉，器物使用瓦器和素朴之物。当时有人进献雕镂玉器，大王回头对何昌寓说：‘我拿着这个有什么用呢？’于是谢绝并退还。大王自守恭谨、履行义理，像这样，这是可以说明的第五点。大王在荆州时，正赶上献太妃刚刚去世。宋明帝刚刚弃世，京畿诸王又相继非正常死亡。大王于是被征召入朝任太常。楚地下属官员和士人都劝他不要入朝。大王说：‘作为臣子却抗拒先皇的命令，是不忠；作为儿子却不去送亲人的灵柩入墓，是不孝。’于是放弃西州的重要职位，匍匐着来到北宫门。大王如果有意志要倔强自立，本应高枕安卧于江汉之间，为什么还要屈身受制于人呢？这是可以说明的第六点。大王名声闻于海内，义气重如泰山。老人和孩子都怀念他的仁德，士人和百姓都仰慕他的德行。因此，参与昏乱的人嫉恨他，和他们共同受冤的人便毁谤正直。有人把弓弦按成鱼钩，把一件事张扬成一百件；连坐着咳嗽、打喷嚏都能被制造成风尘。防王季符背负流言，事情迎合谗人的心意，权贵和丑类互相煽动，防王便像枭鸟振翼一样逞凶。大王虽然遭逢忧患凶祸，忠诚却更加恳切，真情和内心的诚信都充分显露。他挥笔写满白纸，派虞玩带着书信回来。世子入京作为人质，又继续解除徐州职任，请求自身退居东第。后来请求会稽，降阶到外面抚慰百姓。虞玩、殷焕实际负责解释翻译，忠诚勤恳，事情都留在圣听之中。大王如果想要张扬跋扈，怎么会做这些事呢？这是可以说明的第七点。如果不是具有深厚的忠诚和长远的气度，谁能不顾自身毁灭，唯独忧心国家的安危呢？这是可以说明的第十点。大王起兵那天，只是为了匡正、救援昏乱的危局，放逐诛杀奸臣盗贼，并没有别的缘故。请允许臣把这件事说明白：当时君臣之道、政治的治乱究竟怎样？杨运长、阮佃夫是有罪，还是没有罪？如果他们没有罪，为什么要被杀？如果他们有罪，大王讨伐他们又有什么罪呢？大王难道不知道君主和亲属的事情不能预先揣测吗？只是身处救火之家，哪里来得及先向岳父禀白？这不是不恭敬，只是时运正逢国家陵夷丧乱，智力无从施展，因失误而倾覆，这只是时势所造成的，怎么能说是反叛呢？果真如此，今天大王灭亡，明天宋朝也会灭亡。大王对社稷有什么辜负？对天下有什么惭愧呢？臣听说周武王攻克商朝，还没有下车，就封存王子比干的坟墓；汉高祖平定天下，经过大梁，踏过燕代之地，修治信陵君的祭祀，保存望诸君乐毅的后裔。晋朝受天命建立后，也追究王陵的冤屈，并下诏任用他的孙子为郎官。比干，是殷纣的罪臣；无忌，是魏国被怀疑的臣子；乐毅，是燕国逃亡的将领；彦云，是齐国的贼臣，也是晋国的祸害。他们恰逢圣明君主，革新天命、创立制度，昭明功劳、荡除嫌怨，这些都是向天下议论善行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六月、七月〕 如果不是具有深厚的忠心和远大的气节，谁能不顾自身毁灭，唯独牵挂国家的安危呢？其中有十点可以说明。王起兵的那一天，本意只在于匡正挽救昏乱的局势，放逐、诛杀奸臣盗贼，并没有别的缘故。请让我逐一说明：当时君臣之道以及政治的治乱究竟如何？杨运长、阮佃夫是有▯，还是没有▯？如果他们没有▯，为什么要被杀？如果他们有▯，讨伐他们又有什么过错？王难道不知道对君主和亲人不能萌生加害的意图吗？只是当时是在救火之家，哪里还来得及先向丈人禀告？这并不是不恭敬，只是时运正值陵夷丧乱，智谋和力量无从施展，因而失足倾覆；这只是时势如此，哪里能说是反叛呢？果真如此，今天王灭亡，明天宋也会灭亡。王对社稷有什么辜负？对天下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臣听说武王战胜商朝，还没有下车，就封存并祭扫王子比干的坟墓；汉高祖平定天下，经过大梁，踏过燕、代之地，便修治信陵君的祭祀，保存望诸君的后代。晋代受天命建立政权，也追究王陵的冤屈，并下诏任用他的孙子为郎官。比干，是殷纣辛王的罪臣；无忌，是魏国被猜疑的臣子；乐毅，是燕国出逃的将领；彦云，是齐国的贼臣，也是晋国的祸害。只是恰逢圣明的君主，改变国运、创立制度，彰明功劳，使诚意广布；对于这些嫌疑和怨愤，应当请天下人共同评议其中的善处。有的虽然身处不同的时代，却能彼此彰明，因此四位贤人都成就了美好的声名，三位后世君主的光辉流传万代。君子以他们的光辉为荣，小人也服从他们的义理。如今陛下尊崇英雄的高尚典范，振扬超越时代的奇异声名，为什么还要沿袭衰世的异议，来掩盖贤人的名声呢？如果大王内外都不能彰明，始终践行德行，臣担心当今之人将不再行善。况且世道有兴有衰，哪个朝代没有呢？如今齐朝的苗裔，到了万世之后，难道能够永远没有盛衰吗？如果前代贤良可以废弃，还拿什么来劝勉后代有才能的人？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上比周、汉、西晋那样的做法，下为后代留下规范。倘若能够降下明诏，纠正枉曲之道，使已故大王洗清诽谤和议论，拯救他的亡魂，赐给他王者礼制，送回故土安葬，那么百姓追随义理，就会像旋风卷草一样迅速。臣听说鹳鸟在高土堆上鸣叫，阴气便下降而降雨；腾蛇高高跃起，沉云便郁积昏暗。只是臣担心自己的言论轻轻落下，像羽毛落在横陈的芥草上；圣明神鉴高远，最终不能省察。臣只想在内心不辜负自己，也许将来有人会知道大王的本心。”

译明帝建武年间，任昉代替范云作表，请求为太宰竟陵王子良立碑，说：“臣范云说：推究保存并树立风教功业、死后彰显美德功烈的道理，既然故老的口述已经断绝，就必定要依靠不可磨灭的文字。但把它收藏在名山中，山陵谷地仍会变迁；把它放在府库高阁，青简编册也会散落残缺。既然如此，配享上天的踪迹，保存在泗水之上；素王孔子的道统，记载在沂水之旁。因此，尊崇老师的义理，便把踪迹比拟于西河；尊敬君主的情感，便把功德推及尧、禹。所以即使一座精舍，也要尽力完成镌刻之盛；即使只是治理一城的君长，也要尽力成就刻石记功之美。何况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陶冶周公、召公那样的德业，孕育伊尹、颜回那样的人才。他生存或死亡，都关系社稷大义；尊严可配上天、功德可配皇帝，周公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国家为体，端正朝廷，出任藩王、入朝守职；进朝时思考有事必告的道理，退居时没有苟且求利的私心。五教各有伦次，百揆都按时有序。至于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盛德流传的风范；琴棋书画和学业技艺，也有著述创作的丰盛。如果他的道不能兼济天下，事情只在乐于行善，也没有什么不能称述的。人的去世，忽然改变了岁序。防鸮向东迁徙，松树和楸树已经成行。六府臣僚、三藩士女，人人蓄存油素，家家怀揣铅笔；遥望那座景山，只能徒然仰慕。过去晋氏初年禁止立碑，魏舒死后，也依照官员等级列入碑刻；而阮略已经湮没无闻，所以首先冒犯严禁为他立碑，立碑的人最终免于刑戮，放置碑的人反而受到嘉许和赞叹。至于道德像仁德那样广被、功劳足以比拟管仲的人，本来就应当列在通常标准之外。因此，太宰渊丞相王嶷，亲近贤人而与其并列，便成为成例。臣请求依照二位公卿的前例，准许刻碑树立。难道能让后人长久思念九泉之下的人，却让樵夫和采薪者都不知道他的禁令；让皇帝驻跸长陵，却使轻车使者不知道该往何处吗？臣出身乡里，孤单卑贱，才无可取；正赶上齐朝法网宽松，宾客往来不受禁限。臣以名节委身效命，转眼已过二十年，只担心在先于犬马终老之前，深厚的恩德尚未报答，而破旧的帷帐和车盖已经毁坏，尚未来得及遮蔽蝼蚁；珠帘玉匣却突然用来装饰幽冥泉下。陛下弘扬名教，不隔绝万物，使臣能够快步奔赴南浦，向北陵长声哀号。既蒙曲加前代施予的恩典，实在仰望后世的恩泽。倘若能够采纳杜预在山顶所说的话，希望保存马骏一定拜谢的感激之情。面对这份表章，臣悲伤恐惧，言辞不能充分表达。” 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著作佐郎成淹上表说：“臣听说，开拓疆土、建立国家，实在是良将的功劳；褒扬德行、酬答功勋，是圣明君王的职责。从前姜太公手执黄钺，开创周朝兴盛的根基；韩信手持旌节，振兴汉朝宏大的事业，所以赏赐超过当时，名声流传前史。如果在边疆之外功业告成，而朝廷内部却兴起流言，君主产生猜疑，良将便会心怀恐惧。乐毅因此背离燕国，章邯因此逃奔楚国。至于邓艾心怀忠诚，假传命令安定国家，赤胆忠心清楚明白，幽暗之处和鬼神都能看见，却横遭屠戮，实在令人悲哀。等到杜预讨伐吴国时，奋勇作战而不顾性命，渡江万里，顺应时机直指吴都，使孙皓君臣乘坐囚车进入洛阳；大功也已完成，谗毁的文书却突然到来，内外相互应和，几乎要织成罗织罪名的锦缎。晋武帝对此的鉴察，也几乎在颠沛之中失误。每当读到这些事情，臣常常为之痛心。圣主明王本应深加察考。臣恭敬地看到，已故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济南王慕容白曜，祖父和父辈相继辅佐，世代为东部边裔的首领。适逢皇朝天命广被，他便委身奉节，归顺朝廷。慕容白曜生长于王国，接受道教教化，爵位列于上等，官位升至帝王之伯。到了天安初年，江阴的夷人和楚人敢于拒绝王命，三方阻兵，连绵城池如山岳对峙；海岱地区的百姓都翘首等待圣朝拯救援助。于是皇帝顾念南方，思考拯救荒年百姓，在朝廷大臣中广泛谋议，显著举用元老将领，百官异口同声，都说确实合宜。于是推举慕容白曜，委以诚心，授予专门征伐的重任，让他掌握十万军队，持黄钺镇守一方。他的威势压倒黄河、济水一带，淮水、徐州都震恐；军队从无盐出发，申纂被斩首，济北、太原同时溃败，麋沟、垣苗的军队相继奔逃。等到他挥军向东扫荡，道固衔璧投降，盘阳、梁邹之人袒衣请命。当时东阳尚未平定，人心都在观望去留；沈文静、高崇仁拥兵不朝，煽动骚扰边境；崔僧祐、盖次阳、陈显达在淮海连兵，水陆两路锋芒并起，扬旗而来，谋划援助青州、齐地。士民惶恐不安，没有不向南眺望的。当时兵役已经很久，人人都有归乡之心，而慕容白曜对外宣扬皇帝的恩德威风，对内竭尽方略，亲身穿戴铠甲，与士卒同甘共苦，安抚刚归附的人，向他们显示恩厚。三军感受到如同身披棉絮般的温暖，新归附的百姓欣喜于获得重新生存的恩泽，于是使崔僧祐率众停止进军，在军门表示顺服；沈文静、高崇仁弃城逃入海中，盖次阳、陈显达望见军队尘土便向南奔逃。声威震动江南、吴地，风教使荆州、汉水地区如草倒伏。等到青州平定，文秀反绑双手出降，海面风波清静，三齐完全平定，遥远的东南地区永远归属国家。这使天府接纳六州的贡赋，使济水、泗水一带停止烽火警报的忧患，得以施行岱宗封禅的谋略，开设山川望秩的祭祀秩序，这实在是宗庙神灵的护佑、神明谋算的授予；然而其中也有慕容白曜的力量。等到妖氛阴翳已经平静，爵位任命也更加隆盛，荣光照耀当时，声誉日益远播；但百姓憎恶他的上级，妄生怨尤嫌隙，又因他的功劳太高而散布流言，迷惑听闻，巧伪扰乱真实，使朱紫难以辨别。伤残尚未痊愈，便全家遭到屠戮；宏大的功勋和盛美的德行，竟被轻易抹去而无人知晓，有识之士怎能不感到凄怆？臣认为，慕容白曜在王庭中享有盛名，屡次承受荣耀任命，历任内外职司，世代承载忠贞美德；他执掌兵权开拓藩镇，挫败敌国，开辟千里疆土，攻拔十二座城池，在军旅中辛勤劳苦，在箭石之间经历艰难，冲锋陷阵、履行危难，志在平定祸乱。等到大难已经平息，他本人享受高等赏赐，接受河山封地的祭肉，与国家同升同降；六十岁时，恩宠荣耀已经达到极点。观察他的立功过程，足以说明时运和机遇，哪里容许侥幸之人再求非分之望呢？况且当时国家军队屯积，京城以南跨州连镇，势力如云山高岳，主将骁勇雄健，按兵驻守所在之地，没有谁不殉忠死难、效节奉命；和这些人相比，不能对国家生出二心，慕容白曜足以知道这一点。何况潜藏的叛逆阻兵作乱，经营岱地以厌弃乱局，加上王师接连出动，州郡遭到屠裂，齐地百姓困苦不堪，精神胆气都已丧失；残亡余烬般的部众不能谋求生存，离散败亡的百姓也不能与之谈论勇武。”

译唐太宗贞观十一年，皇帝出行经过汉太尉杨震的墓，哀伤他因忠诚而不得善终，亲自撰写文章祭奠他。仆射房玄龄进言说：“杨震虽然遭受夭折和冤枉，但数百年后才遇到圣明君主；陛下停车驻跸，亲自降临神灵之地，作这篇祭文，可以说他虽死犹生，死后也不会朽灭。假如伯起在天有灵，应当在九泉之下欢欣跳跃了。”臣恭敬地诵读天子的文章，既悲伤又得到安慰。天下所有君子，难道不应当勉励自己珍重名节，知道行善会有这样的效验吗？”}],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出行经过汉代太尉杨震的墓，哀伤他因忠贞而死于非命，亲自撰写祭文祭奠他。仆射房玄龄进言说：“杨震虽然遭受夭折和冤屈，数百年后才遇到圣明的君主；如今陛下停下车驾，驻留行宫，亲自降临墓前，为神灵撰写这篇祭文，可以说他虽死犹生，死后也不会朽灭。假使伯起在天有灵，也应当在九泉之下欢欣踊跃了。”臣恭敬地读了皇上的文章，既感伤又得到安慰。天下所有君子，难道可以不勉励自己守护名节，明白行善所能得到的结果吗？唐玄宗天宝末年，张巡在睢阳为守节而死，人们误解他的功劳，认为他投降了贼军。肃宗还没有来得及知道此事，进士李翰把张巡功业的情况写成表章上奏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褒奖为国死难的士人，抚养为国牺牲者的遗孤，有的亲自推着灵车，有的追赠爵邑、封土。厚待死者，是为了慰藉生者；抚恤生者，是为了报答死者。君主不遗弃臣下，臣下也不背叛君主。自从贼臣制造叛乱，占据洛阳，又引来幽州、朔方的军队吞并河南，故御史中丞、追赠扬州大都督张巡忠诚义烈、奋发有为，率领乌合之众守卫雍丘，击溃了贼军的心腹部队。等到鲁炅在宛、叶弃甲败逃，哥舒翰在潼关战败，贼军于是盗取神器，占据防守两京，向南逼近汉江，向西威胁岐州、雍州。各路将帅据城而守，却望风奔逃。张巡独守孤城，不肯退避贼军；贼军想绕到张巡后方，扰乱江淮。张巡退军睢阳，扼守东南咽喉，从春天到冬天，大战几十次，小战几百次，以弱敌强，奇谋层出不穷，杀死、割取贼军首级，共十多万人。贼军不敢越过睢阳攻取江淮，江淮得以保全，这是张巡的力量。城池孤立、粮食耗尽，外援又没有到来，他仍然奋起羸弱病躯，摧毁敌军锋芒，攻陷坚固营垒。三军甚至割自己的肉来吃，却知道必死也不叛变。城池陷落被擒后，始终没有屈服的言辞，反而轻慢斥骂凶恶的贼徒，忠烈之气直贯白日。” 即使古代忠贞刚烈的人，也没有谁能超过他。议论者因张巡吃人而责罪他，愚昧地讥笑张巡以死守城。臣私下对此十分痛心。忠诚是臣下应遵守的教化，宽恕是法制所体现的本意。张巡手持符节而死，并没有损害臣下的教化；剖取尸骨烧火，并不是他的本心。《春秋》以功劳掩盖过失，《尚书》说赦免过错、宽宥刑罚，《周易》主张遏制邪恶、宣扬善行。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记录任用有功者而不计较瑕疵，如今却要议论张巡的罪过，这是废弃教化、贬抑节义，不以功劳掩过失，也不以刑法体恤人情。该遏制的善行反而遏制，该宣扬的恶行反而宣扬，记录瑕疵而弃置功劳，这不是用来鼓励人伦、明确劝戒的办法。况且安禄山背弃德义，大臣们将要相互勾结跟从贼军；张巡的官职不高，不能上朝，也不能参加宴会，没有一伍士卒，也没有一节兵权，却只是奋不顾身地为节义而死，以此激励义军，难道不能称为忠吗？他凭几千名士卒横向挫败贼军锋芒；如果没有张巡，就没有睢阳；没有睢阳，就没有江淮。假如贼军凭借江淮的物资，兵力扩大、财货积聚，根基盘结、据地固守，再向西进军抵抗，那么即使最终能够消灭他们，也必然要旷日持久。如今陕鄢一战，叛军惊骇败逃，王师从西面震慑他们，张巡从东面扼守，这是上天让张巡举保江淮以等待陛下。援军到来而张巡已死，难道不能称为功劳吗？古代列国互相侵伐，尚且还要分担灾难、救助祸患；各位将领共同承受国家恩惠，奉诏讨伐罪人。” 张巡固守城池本来也是在等待外援，外援没有到而粮食吃尽，粮食吃尽而不得不吃人，那么张巡的本心是可以理解的。假如张巡在开始守城时就已经打算吃人，为保全天下而牺牲几百人，臣尚且可以说他的功劳足以抵消过失，何况这并不是他的本来意图呢？孔子制定《春秋》，彰明褒贬。齐桓公将要举行封禅，事情极其重大，《春秋》却略而不书；晋文公在河阳召见周天子，《春秋》虽然记载，却加以隐讳。张巡仓促危急中的罪过，比僭越封禅轻；复兴国家的功劳，比纠合军队重大。如今张巡的儿子张亚夫，虽已获得官职，却仍免不了饥寒。江淮既然因张巡而保全，户口充实完足，应当划出一百户，让他们供养他的儿子。况且强死者容易成为厉鬼，有所归宿就不会成为灾祸。张巡尸首分裂，将士的尸骨也无人收葬，应当在睢阳选择高地，修建大墓，招魂安葬，这是表彰善行的义举。臣年轻时曾与张巡交游，悲悼张巡为国死难，没有看到国家休明之世；如今只有使他的美名成为他的荣誉和禄养。如果不及时记载年月日，日久以后可能被湮没而不流传，或者即使流传也不真实。张巡生前死后都没有遇到应有的际遇，实在令人悲痛哀悼。谨撰写传记一篇，冒死上奏。倘若能够列入史官记载，臣即使死了，尸骨也不会朽灭。皇帝因此受到感动而醒悟，于是张巡的大节昭显于世，义士们大多称许他。唐德宗时，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贽上奏说：“田绪派节度使随军刘瞻送信给臣，信中意思是因为奉行圣旨，命臣为他已故父亲田承嗣撰写遗爱碑文，所以送来前面所说的马、绢等物，以表达馈赠之情。臣先前奉皇恩，接受命令撰写碑文，到现在已经半年，始终没有编缀成篇。实在是因为劝善惩恶的道理，把忠义放在首位；褒贬的言辞，是《春秋》所看重的。爵位有时可以因侥幸而得到，名声却不是靠欺诈和力量能够求取的。这样将使遵循正道的人畏惧彰明的法令而不敢改变，使仗恃奸邪妄为的人顾忌清议而知道羞耻。孔仲尼修订《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难道一定要用武力临之、用刑罚胁迫他们吗？只要褒贬明确，也足以辅助治理。田承嗣拥兵抗命，没有什么坏事不做，最终却逃脱天诛，完整地归入土中。这是先朝所感到惭愧和遗恨的，也是义士所惋惜叹息的。如今田绪还要冒犯天威，请求歌颂田承嗣的遗爱。臣担心自己器量狭小，实在对此愤懑于心。错误地承受皇恩，身居台辅之位，既不能清除奸邪、匡正补益国家大业，反而要粉饰惭愧之辞来赞美凶恶的德行，接受他的大笔贿赂来助长贪婪的风气，内心实在不安，事情也确实难以勉强。因此臣多次拿起笔来，却不能措置言辞，常常把所写的文字丢在一旁，长叹而停止。”

译因为承受圣上的教诲，臣姑且致力于怀柔。昨天见到田绪派来的人，臣也委婉地作了答复，只告诉他说：‘所撰写的碑文颂辞，都是奉圣上恩德之命，既然不同于私人的情谊，就难以接受厚重的馈赠。’等稍有闲暇，随后一定撰成。既然没有说拒绝，料想也不至于使他产生疑虑和阻隔。他送来的信，臣谨慎封好进呈；所送的马和绢等物，已经让刘瞻当即领回，不敢不奏报。” 宋贞元年间，咸阳有人上言，说自己见到了白起，请求白起为国家防御西部边疆。不久吐蕃入侵，边将将其击败。皇上认为此事确实可信，想在京城为白起立庙，追赠司徒。李泌说：‘如今将帅们立有战功，而陛下却褒奖白起，臣恐怕边将会离心离德。而且立庙祈祷，将会助长巫觋之风。如今杜邮有旧祠，请下诏修葺它，这样就不至于惊动人们的耳目了。况且白起是战国列国的将领，追赠三公太重，追赠兵部尚书就可以了。’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宋宣宗大中初年，皇上与宰相议论元和年间的循吏谁是第一，周墀说：‘臣曾经镇守江西，听说观察使韦丹的功德遍及八州。他去世已经四十年了，老人和孩子仍然歌咏思念他，好像韦丹还活着一样。’皇上立即下诏命史馆修撰杜牧撰写韦丹的遗爱碑，并且提拔他的儿子韦宙为御史。宋仁宗康定元年，知长垣县苏舜钦上疏说：‘臣近日到达朝廷，听说黄德和因退军以及妄奏刘平、石元孙谋反，朝廷已经按照军法处置了他。然而刘平、石元孙是经过浴血奋战而陷没，死在贼军手中；起初朝廷未能辨明真相，立即派兵卒监守包围他们的住宅。等到黄德和已经服罪，刘、石两家却还没有沾受恩泽，拖延了多日，众人颇为疑惑。古代有放弃爵位而防护功勋之说，贵在迅速。刘平、石元孙虽然遭受败绩，也是当时勤劳效力之臣。希望陛下亲自决断，下诏令有关官署到西郊，备办礼仪前往祭奠。陛下出宫暂住，穿素服面向西方举哀。古礼说：‘军队有忧患，君主就在库门外穿素服哭泣；前往慰问的车辆不装载弓矢和甲胄。’这正是古代的义理。伏愿立即颁下册命，追赠爵位，赙赠他们的家族，授予他们的子弟爵位，使死者若有知觉，难道不会得到冥冥中的助益吗？生者心怀感激，一定会竭尽忠诚。烈士义士听到此事，也会受到震动激励，人人都想为陛下效力。刘平的子弟，臣虽然不认识，但听说他们很懂得边疆事务，用来抵御西部的敌寇，一定能够建立功勋。何况国耻家仇与其他将领不同，这正如吴国任用伍子胥、唐朝拜用田布一样，正是其中的道理。’ 至和二年，知制诰刘敞上奏说：‘臣等根据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祖无择的奏议，恭敬地看到至圣文宣王第四十七代孙孔宗愿承袭文宣公封号，竟然在此人还没有去世时就已经赐给了谥号。臣私下考察前代史书，孔子之后承袭封爵的人很多：汉、魏称褒成、褒圣、宗圣，晋、宋也称奉圣，后魏称崇圣，北齐称恭圣，后周和隋朝封为邹国，唐初称褒圣；有时封为君，有时封为侯，或为公、为大夫，都是让他们奉祀孔子。只有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于是把孔子后裔一律称为褒成君。到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把他的后裔封为文宣公。这些都是把祖先的美谥加在后嗣身上，活着便预先赐谥，实在很不合经义。希望下诏令有关官署详细考求古代训典，或者封以小国，或者取尊崇儒学、褒扬圣人的意义，另定美好称号，加在封爵之上，并载入法令，使千古以后没有什么能够超过我朝这一盛典。’以上奉圣旨，送交两制官详细议论。臣等谨按：汉元帝初元元年，因为孔霸是孔子的老师，封他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而孔霸上书请求奉祀孔子。元帝下诏说：‘命为师褒成君的关内侯孔霸，用他食邑的八百户来祭祀孔子。’孔霸去世后，儿子孔福承袭；孔福去世后，儿子孔房承袭；孔房去世后，儿子孔莽承袭，他们都称褒成君。到汉平帝元始二年，才改以二千户封孔莽为褒成侯，并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由此看来，褒成是国号，宣尼是谥号，公侯是爵位。褒成宣尼公，犹如说河间献王罢了。大概是把宣尼推尊为褒成的祖先，并不是把褒成用作宣尼的谥号。唐代没有深入察考这个意义，把褒成误认为孔夫子的谥号，于是疑心孔霸等人号为褒成，是承袭祖先的旧称，所以后来便封孔夫子为文宣王，封他的后裔为文宣公。考察事情的本末，这实在严重失去事理；因循承袭，直到今天仍未改变。先帝既已封禅泰山，亲自到阙里祭祀孔子，又给文宣王加上至圣的称号，那么人伦的最高境界、盛德的显赫名号，已经全都具备了；尤其不是他的子孙和臣民所适合承袭居有并称用的。臣等认为，祖无择的议论是正确的，可以采用他的意见。文宣王第四十七代孙孔宗愿，伏请改赐爵位，类似褒成、奉圣之类的封号：向上足以尊崇显扬先圣，形成不可攀比的地位；向下又不失对孔氏的优异待遇，使他能够守护世代相传的事业，改正唐代的错误，遵循汉代的旧制。古语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又说：‘考察古代、建立事业，可以长久流传。’说的就是这种事。一定要端正名分。又说：考察古代、建立事业，可以长久流传。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宋仁宗嘉祐七年，知谏院司马光上奏论述后妃封赠父祖的札子说：‘臣听说学士院新近制定后宫封赠父祖的制度，皇后和妃嫔都追赠三代。臣私下认为不可。礼制所慎重的，在于区别尊卑，防止名分相混和僭越端倪。国君沐浴用粱米，大夫沐浴用稷米，士沐浴用粱米。这是因为大夫地位尊贵而接近国君，所以反而把礼物推远一些，以防僭越逼近的苗头；士地位卑贱而远离国君，即使与国君使用同样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疑虑的。何况后妃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国家治乱的根本，圣人在这里尤其谨慎。皇后与至尊相匹敌，具有母仪天下的地位，后宫之内没有谁能与她相等。妃嫔的品秩虽然尊贵，但皇后仍是女君。如今封赠的礼典混同为一，臣实在对此忧惧。即使陛下圣明，后宫的政务中尊卑有序，必定没有僭越逼迫的忧患，但这仍不是区别嫌疑、防范萌芽、垂示法度、示范子孙的办法。从前汉文帝到郎署临幸，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而坐，中郎将袁盎把慎夫人的席位引到后面，说：‘陛下既然已经册立皇后，慎夫人只是妾，妾与主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汉文帝认为他说得对。那只是片刻同席，袁盎尚且认为不可，还冒犯皇帝的脸色极力争辩。

译何况把这种制度写入典章，作为百世遵守的法则呢？臣谨按：天圣年间，遇到南郊大礼，皇太后追赠三代，太妃只追赠二代。这样看来，妃嫔追赠三代，是近年出现的错误，不能不加以纠正。议论者有的说，外廷臣子凡是进入中书、枢密两府的，都追赠三代；妃嫔位列正一品，礼制不可以反而低于外廷臣子。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圣王制定礼制，宫内与宫外有不同的规范，不能一概而论。从宰相、枢密副使来看，名位品秩虽有不同，但都是并肩为臣、共同任职，都追赠三代，不足以造成嫌疑。皇后与妃嫔的位次相近，却有妾与主的分别，因此尤其应当区别名分和器物，使之明确彰显，以防后世发生僭越差错，不可草率混同，苟且了事。臣愚昧，希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旨，修改确定新制度。从今以后，只有皇后可以追赠三代；妃嫔以下都不得超过二代。如果认为外廷臣子的封赠过于优厚，那么请从今以后只有宰相、枢密使可以追赠三代，参知政事以下只追赠二代，这样或许才合乎礼制。” 八年，司马光又请求停止因进奏而补授外亲官职的札子说：‘臣私下看到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军等官，各自派遣亲属进奉礼物到京师。朝廷不问官职高低、亲属远近，一律施恩。甚至班行、幕职、权知州军，有的所派之人并非亲属，也照样授予斋郎、差使、殿侍等职。这大概是国家初建时承袭五代姑息藩镇的弊病，所以有了这种惯例。后来君主即位之初，大臣因循旧例，不能革除纠正。但按道理推究，国家的爵位俸禄本来是用来对待贤才和有功效的人；如今让这些人无缘无故接受官职，实在太滥了。何况近来官吏繁冗，是国家初建时的十倍，朝廷深知其弊病，所以几年前另定条例，减少各种奏请授官的数目。如果进奏之人都能得到一个官职，那就又增加几百名入仕者，先前减省奏请授官的规定便完全成了虚设。如今即使不能全部停止这类恩泽，也请对进奏之人中属于五服以内亲属的，酌量授予一官；五服以外的亲属以及并非亲属的，一律酌量赏赐金帛，停止授官，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挽救滥授官职的过失。’ 司马光又请求怜恤陈洙遗孤的状文说：‘右臣私下看到殿中侍御史里行陈洙，天资忠诚果断，忧虑国事而忘却私情，却禀受的寿命不长，突然辞别了圣明的时代。他临终之际还在上章奏事，士大夫中没有不为之叹惜的。他理应受到表彰褒奖，待遇应当不同于一般臣子。他家境一向贫困，遗留下的孤儿很多，归葬福建、两浙一带，路途险远。希望朝廷特加怜悯，依照监察御史里行张宗谊的旧例，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并请求下达朝廷敕令，送到衢州、信州、建州三州，等陈洙的灵柩到达那里，派人护送并帮助渡过津口继续前行，这也足以显示朝廷褒奖正直、劝勉忠诚、始终如一的恩典。’知湖州胡宿请求为晋太傅、谥文靖公谢安设置守墓人、禁止砍柴放牧的表文说：‘《春秋》记载说，最高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这叫作不朽。圣人制定制度，能够抵御大灾、捍卫大患的人，就一定要祭祀。至于封表里门、封护坟墓、禁止砍柴取草，追寻其来源，实在繁多，大概难以逐一列举。即使圣贤相距遥远，事业有所不同，考察其大旨，也不过是为了褒扬德行、表彰功劳。臣私下看到晋太傅、谥文靖公谢安，挺拔出众地生于江南，忠心长存于王室。他刚从简陋的门户走出，还没有脱去布衣，已经积累了辅弼大臣的才器，很快就牵系了百姓的心。’ 等到他从东山出仕，辅佐简文帝，挫败桓温篡夺帝位的逼迫，击破苻坚百万大军。他的声名盖过当世，功业使华夏得到安定，是文武兼备的伟人，被称为风流人物之首。张文规所撰《吴兴录》称，谢安墓在长城县南六十五里，最初葬在建康的梅山，后来被陈朝始兴王叔陵挖掘了坟墓。他的后代谢夷吾任长城令时，把墓迁到县南三鸦岗。考察长城就是今天的长兴县，臣昨天承受诏令出任外官，忝居州任，到任那天便迁移本县，访求坟墓和墓柏所在之处。据大理寺丞、知县事裴大亮的报告，在县南万安乡三鸦岗找到了谢安的坟墓，占地十亩多；当地老人世代相传称那里为谢墓田，距离县城与《吴兴录》所载大致相同。墓旁的社户每隔十六年按时祭拜，旧有一座小祠，十分简陋。臣酌量动用公使省钱，委托裴大亮把祠堂迁到好地方，重建房屋共十二间，又派工匠前往塑造谢安的像，冠服仪卫全部采用当时的制度。然而祠堂和坟墓位置偏僻，人迹稀少，如果没有免除赋役的守墓户，恐怕会遭受砍柴放牧的侵扰。从前信陵君是浊世中的公子，汉初尚且设置守墓人的给养；介之推只是霸主的陪臣，晋国还恢复了环山封禁的旧制。’ 何况像谢安这样高尚德行卓异的人，虽然与本朝相隔久远，功业已经结束于前代，但清正的遗风仍然泽及万物。臣每次看到郊祀大礼时所颁布的赦令，前代忠烈之士都得以立庙。各地无不整治修葺，长吏严肃恭敬地奉祀。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诏令，在谢安墓旁重申禁止砍柴放牧，免除五户的赋役，让他们承担洒扫和守护的差役。敕令州县官吏按时祭祀，以彰明圣朝记录前代功业、褒奖有德者的意旨。《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四 明代杨士奇等撰。褒奖与追赠。宋仁宗时，包拯上疏说：“臣私下考察太宗皇帝《实录》，其中记载礼部侍郎王明的传记，说王明节操义行端正刚劲，功业卓越伟大。他一生所建立的事业，在本朝名臣中居于首位。太祖、太宗时期，他平定乱略，削平僭伪政权，驾驭英杰，安抚平定中原。王明适逢风云际会之时，在战争之中周旋，筹集粮饷供给王师，生擒伪将，最终能够攻下岭南，平定江南，接连成就大功，论功名次列第一。臣每次看到他的事迹，想见他的风采，总是叹息惋惜王明的才干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便死在太平时代；地位没有达到显赫的程度，朝廷又没有给他追加谥号，以致姓名在史册上湮没，德行在黄泉之下也被遮蔽。臣一向想把此事上报朝廷，请求申明褒奖劝勉。如今臣忝任边疆职务，又看到王明的曾孙、雄州防御推官王临所撰家传，在国史记载之外补足遗失的事实，对人有益、对事有补，都足以称述记载。恭敬地想，陛下承受艰难创建的基业，怀念忠诚效力的臣子，应当广施恩宠，下慰地下的英魂。至于杨亿、冯元等人，官位与王明相当，有的以文辞在先帝身边侍从，有的以经书在东宫劝讲，却都被崇以美好的徽号，追赐美谥。何况王明辅佐祖宗的盛运，留下载入史册的奇异功勋，既没有沾受追赠爵位的荣宠，又没有得到改换美名的典礼，使这样杰出的节操，死后还留下遗恨。仰望祈求圣上的恩德，特赐嘉美诏令，下交礼官，使他们制定谥法，希望彰明王明盛大的功烈，足以给后世以劝勉。” 神宗时，韩琦上奏说：“臣读唐史，看到魏征辅佐唐太宗，能够竭尽忠诚直言进谏，最终成就贞观之治。所以后代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都知道接受谏言是首要之事；魏征的功劳不只在一时，实际上惠及百世。近来他的后代竟然混同于平民，本家又被拘捕，先前到州县申明凭证才得以免除差役。如今却只授一人义勇，又让一人充任衙门差役，实在可怜可悯。希望朝廷特意给他的族人家长道严授予一官，仍免除本户差役，使臣下听到不同时代忠贤之后尚且能够得到防护、奖赏和录用，那么今天能够忠于朝廷的人也确实有所劝勉。又据魏道严携带到的远祖魏处哲、魏洽的官诰两道，魏处哲是魏征的孙子，魏洽是魏征的重孙。如今魏道严等人的乡里属于臣的辖区，既然又有叙录的理由，臣应当合并具文上奏。”张方平上言说：“臣奉诏撰写已故宰相陈执中的神道碑铭，如今已经缮写完毕上进。陈执中器度资质坚毅庄重，具有大臣的风节。陛下考察选拔他，两次登上宰相之位；他正直清廉、公正无私，始终不改变。去世之日，所受恩礼十分隆重。近来有关官署确定谥号，实在使天下听闻后非常惊骇。我听说古代制定谥法，以一项美德为谥号依据，大概是君子成全人的美名，而不成全人的恶名。” 以完备的标准责求别人，在义理上已经过于严苛；如果又掩盖他的长处而专门宣扬他的短处，那么朝廷之内的士人就没有品行义理的完整，君臣之间的恩义也没有始终如一的深厚。《春秋传》说：‘太平时代的君子乐于称道人们的善行。礼让盛行，人与人互相称善，这是太平的风气，是教化的美好。’从前鲁哀公问孔子：‘近代的君主谁贤能？’孔子回答：‘我没有见过，或者卫灵公算吗？’鲁哀公说：‘我听说他在闺门之内男女没有区别，您却认为他贤能，为什么？’孔子说：‘我说的是他在朝廷上处理政事的表现，不谈他私家生活中的情况。’圣人判断是非就是这样，这可以说是不宣扬人的恶处。臣私下想到，陛下励精图治、洞察事理，以此凝聚朝廷的教化；推行公正、存有宽恕，以此求得治理。陈执中在宰相职位上，没有结交党羽，神情刚直、正色立朝，不顾自身安危；那些干求进用、喜好名声的人嫉恨他。在议论之时，憎恶和偏爱纷纷杂陈，结党排挤而不顾周全，又给他加上恶名。古代记载说，下面凌辱上面，便会导致上位者衰败，这是积累衰败的渐变，不能任其发展。臣如今所论述、记载陈执中的事情，都是实录，请求再交中书省审阅详定；有不妥之处，不妨修改确定，以免下交陈家刊刻之后，又招来毁谤诋毁，反而加重陈执中的累患，也使上面保全陛下君臣的名分，下面成就国家风俗的和美。” 哲宗时，侍御史刘挚请求褒奖追赠吕诲，上言说：‘臣认为，辨明大奸、挽救尚未发生的祸乱，是臣下预见事变的先见；褒奖遗留下忠诚、彰显隐藏的德行，是国家美好的典章。臣常考察熙宁初年，王安石凭借道义和文学才能起用而辅政，先帝让天下人都听从他，天下士人百姓也无不指望他带来太平，朝野上下趋向他而没有异议。当时故谏议大夫吕诲任御史中丞，独自认为并非如此，多次上奏议论，大意说：‘王安石身居朝廷，天下一定不会有安宁之理。’又说：‘误害天下苍生的，一定就是这个人。’吕诲因此获罪，被贬到外地，不久便去世。后来王安石与他的朋党改变扰乱祖宗的法度，专门以聚敛财物为事，颠倒是非正邪，任免升降失去适当，废除百姓共同希望的事情，兴办百姓共同憎恨的事情，欺骗蒙蔽朝廷，天下受到他的祸害达十七八年。其中虽然有接连增添暴虐的人，但总的说来，权舆和开端实在是从王安石开始。四海困苦扰乱，都如同吕诲所说。吕诲可以说具有预先知道事变的明见。吕诲是名臣之后，为人忠诚守信、刚正不阿，立于朝廷、修养自身，都有古人的节操和大臣的风范。他在言路上前后多次被贬黜，都是因为抨击奸邪、触犯权势；最后尤其因为坚持正道和大义而受到公论推崇。’ 吕诲死于贬所，是熙宁四年，官位已经做到侍从，但朝廷从未给他追赠。吕诲的妻子如今还在世，生活资财微薄，儿子们都是碌碌无为的小官。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惠爱安抚百姓，修治完备各种政务，以完成先帝求治的根本旨意，已经昭明于世；又开导奖掖进谏的人，勤勤恳恳地听取采纳意见。凡是臣子在过去竭尽忠诚、献上直言，曾经向朝廷进过一言的，没有不收录起用、加以褒奖的。可是吕诲不幸已经去世，没有遇到今日的圣明，这正是天下有志之士所以叹息惋惜而不能停止的原因。臣不胜愚昧忧虑，希望圣上慈悲，嘉奖吕诲有见识、敢于直言，虽然言论没有被采用，利益也没有来得及施于世间，仍然哀悯他的志向节操，特赐追赠和谥号，以表彰显扬他；录用他的几个孤儿，稍加任用。这样不只是为了慰藉地下亡魂，也是为了劝勉天下忠义之士，使为人臣而行奸邪的人感到惭愧，实在是很大的补益。’刘挚又上言说：‘臣等听说，有功劳而不被知晓，就无法劝勉天下的忠诚；有德行而来不及报答，就无法劝勉天下的义行。忠义之心一旦息灭，谁还与国家共同努力？这正是自古以来明君贤主不敢有一天忘记的事情。即使功劳微小也一定记录，即使年代久远也一定申明，以此作为对天下万世忠义的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