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五

译“臣回答说：‘叛贼的军队在外面，剩余的军队在里面，它的防守必然薄弱，这才可以捣毁它的空虚之处。’番禺是卢循的巢穴。卢循把全部军队调出去抵抗宋武帝，所以孙处能够捣毁番禺的空虚。蔡城是吴元济的巢穴。吴元济聚集精锐部队抵抗李光颜，所以李愬能够捣毁蔡城的空虚。如今敌人的气势尚未衰弱，聚集军队、积存粮食，凭借险要地形抵抗我军，怎么可以捣毁它呢？先朝西征军兴起时，范仲淹、韩琦担任统帅。范仲淹深知用兵之道，从未贸然交战，只是修筑城堡来逼迫敌人，希望做到所谓不战而使敌军屈服。韩琦勇于成事，任福、葛怀敏之流又都轻视敌人；西夏人诱使他们深入境内，从前后夹击，军队败乱，可以作为鉴戒。即便如此，如今所招募的死士，都生长在盗贼频繁发生的地方，他们的勇猛强悍、善于战斗，与敌人相当；他们熟悉险要阻隔的地形，也与敌人相当。用这样的人去捣毁敌人的巢穴，或许可以吗？回答说：按照兵法，诸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叫作散地，是说他们的家乡不远，一旦情势紧急就会溃散逃回，所以称为散地，不能看作可以依仗。唐代李元平招募工匠和民夫修筑城池，李希烈暗中派数百名壮士假扮工匠加入，不久叛军突然到来，那些同党把叛军接入城中，便将李元平捆绑起来。士卒又哪里是容易招募的呢？’” “即便如此，不招募也不行，关键只在于精心审察罢了。审慎选择人员，确实可以倚仗之后再加以任用；占据险要之地修筑营垒，摆开彼此呼应的掎角之势；窥伺敌人出动时，有时冲击它的正面，有时捣毁它的后背，有时攻击它的侧翼，使敌军心中疑惧，四处张望而不敢轻举妄动，同时让我们的百姓能够在其间耕种，这就足以等待敌人衰弱了。我们的威势一天比一天壮大，敌人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削弱；敌人哀求请命，就允许它投降；困兽仍然搏斗，就同它交战，这不过是在一举一动之间决定罢了。这就是臣所谓容易取胜的策略，谨敢把它献给今日。” 卫泾进呈旧事奏说：“干德二年，王师讨伐蜀地，太祖在讲武殿设置毡帐，穿着絮衣、貂裘，戴着帽子处理政事。忽然对左右侍从说：‘我穿成这样，身体还觉得寒冷；想到西征的将帅冒犯霜露、经受寒苦，怎么承受得了？’随即脱下自己所穿的貂裘，派使者乘驿马奔驰赐给王全斌，并且告诉各位将领，因为貂裘只有一件，不能遍及每个人。王全斌拜谢所赐，感动得流泪。” 臣私下认为，用兵是重大的事情。军队出征时，圣明的君主常常怀有恻隐、忧惧和警惕之心。因此，军队在外露宿、将士劳苦，虽然发生在将校和士卒身上，圣明的君主却总像亲自承受一样。所以在隆冬时体察他们严寒、手脚皲裂冻伤的痛苦，在盛夏时挂念他们酷热、暑瘟和热病的烦扰。内心恻然，感到有所不安，因此天下便知道君主用兵谨慎慎重的心意。忠臣义将听到这样的话而受到感动激发，就会喜悦到忘记劳苦，谁不奋不顾身、以死效命，积极办事而谋求功业呢？《六月》诗说：“兵车已经安稳，车前低、车后高。”在这个时候，百姓没有疲惫困苦的叹息，大概就是因为用了这种体恤将士之心。我太祖皇帝想到西征将士的艰难，叙说他们的处境并怜悯他们的劳苦。他至仁的心，对天地间寒暖变化的体察，谨慎郑重到如此地步，丝毫不敢忽视轻慢。那么，他激励王师的作用，难道只是所谓给士卒加衣、投酒犒劳之类所能略略相比的吗？不只是这样，他在讨伐泽潞的诏书中还谆谆说道：‘正当盛夏九旬炎热蒸腾之时，想到六军的劳苦。’太宗皇帝征讨并州、汾州的诏书也说：‘冒着暑天天气的炎热酷烈，跋涉山路的险峻崎岖，深深以劳累军队、惊动众人为念。’这些话多么伟大！这大概就是他能够建立横扫天下功业的原因吧？” 原文仅存“夫”字，句意不完整。凡是承担极其艰难的事情，都必须怀有不把困难看得不可克服的心态；处在至尊至极地位的人，应当体察极其劳苦的服役者。这是烈祖兴邦的大法，也是今日应当取法的地方。泾又进献旧事说：“后周显德元年，北汉入侵，周世宗在高平大败汉军。当初，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与北汉军相遇，立即带领骑兵先行逃跑。到这时，世宗想杀樊爱能等人以整肃军政，但犹豫不决，便把这件事询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张永德回答说：‘樊爱能等人一向没有大功，却冒居节钺之职，望见敌人便先逃跑，即使死了也没有补偿他们的罪责。况且陛下正要削平四海，如果军法不能确立，即使有熊罴一样勇猛的将士和百万军队，又怎么能够使用呢？’世宗称好，立即逮捕樊爱能、何徽以及他们所属军队中军使以上七十多人，全部斩首。世宗因为何徽先前守卫晋州有功，想赦免他，后来又认为法律不可废弃，于是把他一并诛杀。从此以后，骄横的将领和懈怠的士卒才开始知道畏惧，朝廷也不再实行姑息将帅的政策。等到奖赏高平战役的功劳时，将校升迁授官的共有几十人，士卒中还有自行军间被提拔为主军厢官的。” 臣认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纪纲，纪纲的整饬或败坏取决于刑罚和奖赏。古今从来没有舍弃这两件事而能建立国家的。臣曾读夏、商的典籍，其中军队誓师的法令严厉到这种程度，与其他法度相比显得凛然不同。实在是因为，对军队使用严格，正是为了不轻易动用百姓。《易经》说：“军队出动要以军纪为准则。”它的《彖传》又以正和刚为根本。大概不正，便不能依靠法令；不刚，便不能施行法令。晋文公取得城濮之战的功劳，必定先正法惩治颠颉、祁瞒、舟之侨的罪行，向军队示众。君子说，文公杀三人而百姓就服从，这就是没有失当于赏罚的意思。一个浅薄的霸主尚且知道纪纲必须严肃，何况拥有天下的大国呢？周世宗虽然处在衰世末期，但他振作怠惰、革除懈怠，也足以振奋国人的心。高平战役中，将领骄横，士卒轻敌，望见敌人的势头便逃跑，几乎败坏国家大事。樊爱能、何徽都是前朝的老将，尚且不加宽贷，之后纪纲才能树立。所谓“军法不立，即使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又怎么能够使用”，实在是至理名言。统率军队面对敌人时，法令必定要明确，因为这样才能使将士畏惧我方而不畏惧敌人；如果不畏惧我方，就会全都畏惧敌人。如果人人都畏惧敌人，那么遇到缓急之事，难道不是极其可虑吗？自古敌国相持，不必论士卒人数的多寡，也不必论铠甲兵器的利钝，只要一方整饬纪纲而另一方轻慢纪纲，整饬的一方就会获胜；法令一方严明而另一方松弛，严明的一方就会获胜。我们的艺祖皇帝扫荡天下时，精锐部队不过几万人，却常常以少击众，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看他治理王全斌讨伐蜀地时，不能收束军队的罪行；又正法处置行营诸将攻打交州失律的罪责，以及石进等人在汾州不肯效命的过失，威严号令刚决果断，必定施行，由此可见纪纲的严肃。既然成法已经昭然可见，周世宗的事也就不值得再多说了。

译兼资善堂直讲韩胄提出开拓边境的主张，以此巩固宠信、保住官位。不久边军大败，皇帝下诏让在位官员各自陈述政事。起居郎史弥远上疏说：“如今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先发制人，后发就会受制于人；这只是对将领用兵而言的道理，施用于胜负尚未分明的情形，或许可以争取先机而采取防备。至于关系国家体统、宗庙社稷的大事，所涉及的极为重大，哪里可以把数千万人性命看得如此轻率，拿来孤注一掷呢？京师是国家根本之地，如今出外戍守的军队已经很多，留守护卫的军队很少，万一盗贼突然发动，有谁来抵御？至于防守江面的屯驻军队，各自担当一面，都是用来拱卫行都的，尤其应当整顿备战。从今以后不要轻易调发，这样内外表里都有足以依靠的力量，敌人也没有可以窥伺的空隙。派遣前往安抚晓谕的大臣，只令他们巡按历访边境，招集逃散的寇盗，告诫将士坚守疆界，不要被浮言迷惑而扰乱我们的谋划，不要贪图小利而增加敌人的挑衅，使民力更加宽裕，国势更加壮大，拖延数年等待大举进攻，实在是宗社无穷无尽的福分。” 杨简上疏说：“臣听说北方使者不恭敬，国家没有立即进兵讨伐，而是仍然蓄养威势、持重待时，朝廷谋划深远，这不是小臣所敢窥测的。但臣内心有些忧虑不能自已，便冒昧陈述出来，以助成最大的美业，以助成万全之功。臣私下认为，如今最急迫的事务有两件：第一，国家举行重大军事行动，必须符合上天的心意。上帝认为可以作战，就作战；上帝认为还不可以作战，就不要作战。怎样知道上帝的心意可战还是不可战呢？《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上帝看待南北两方的百姓是一样的，只有极其无道的一方才会诛罚；如果还没有达到极其无道的程度，民心尚未完全离弃它，就仍然有敌对的一方存在。如果急于作战，就会使南北两方无罪的百姓肝脑涂地，难道这是上帝的心意吗？一定要等对方无道到了极点、民心完全离散，像独夫纣王那样，上帝才会震怒，前来的军队才会倒戈。这才是汤武之师，才是万全之功。所以古代记载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因此得到天下，也有不肯做的事。’《公羊传》所说九世复仇的理论，并不是《春秋》的本旨。臣私下忧虑，恐怕读书人执持《公羊传》的说法进言，急于作战，却仍然不合上帝的心意。陛下自有汤、武那样的心志，臣希望陛下成就汤、武那样的事业。第二，将领应当像父亲，士卒应当像儿子，这样以后才可以成功。臣听说军队统帅多有克扣剥削各军的行为，怨恨之声充满耳闻。又听说有一次军队发生大规模骚动，本应出声应诺却突然无人应诺，旁观者大为惊骇，认为变乱顷刻之间就要发生，幸而勉强避免。臣听到这些，不能不为国家深感恐惧，但又担心传闻不实，未必真有此事。如果果真有此事，难道不应赶快罢免这样的统帅吗？陛下近来已经处置了那些克扣剥削偏裨将领的统帅，他们应当稍微受到警戒。然而军心积累的怨恨，恐怕最终还没有平息，危险啊！把火放在柴薪下面，虽然还没有燃烧，难道不十分可怕吗？陛下为什么不赶快罢免克扣剥削的统帅，另选不把官职放在心上、不接受私人请托的人，让他到军队中集合众人，把他们所指认的人带到面前，屏退左右，问他们说：‘军中谁可以担任统帅？’像这样反复询问两次、三次，乃至十次、百次，他们所说的人相同，那么这个人就可以任用。用这样的人担任统帅，难道不会远远胜过旧统帅吗？三军受到鼓舞，士气就会增强百倍。再选一位大贤大智、熟知将帅谋略的元帅来训练治理各军，几年以后，军队或许就可以任用了。然而又有两大祸患：第一，内外各官署仍然没有完全任用适当的人。任用了适当的人，又应当让他长期任职，任职长久以后才能建立功业。如今官署的官员任免频繁，像传舍一样，小民贫困而想要作乱的很多。现在盗贼有时兴起，即使听说正在修治边防、守卫防御，如果守令及其属官并非全都贤明有智，即使全都贤明有智却不能长期任职，那么哪里有时间治理安抚百姓的事务？又凭什么训练民兵，使他们坚守防御强敌？将来又凭什么帮助成就大功？第二，国家初年用兵，攻取一个大国，行赏不过几百人。先前都督张浚厚重赏赐各军，远远超过通常的标准，后来财用接续不上，甚至劝说富厚人家捐献，办法也用尽了。虽然军心非常喜悦，直到今天仍然对此感念不忘，但后人却无法继续这样做。如果赏赐不能达到应有的数额，军心就已经不满了。一定要用义理教育他们，使各军明白国家财用有限，赏赐逐渐恢复常规，再以正理开导晓谕，那么军心日久就会自行服从，才肯效命。臣不过是愚笨朴拙的一介小臣，唯愿陛下明察采纳。” 理宗时，翰林学士、知制诰真德秀上奏说：“臣只是一个迂腐疏略的人，陛下却把臣置于禁林这样清要亲近的地方。这正是欧阳修所说的，官职是学士，职责在于论政和思考。臣任职以来，已经过了五旬，尚未对圣政有丝毫补益，私下深感惭愧自负，无地自容。然而臣日夜忧虑思念的，只有国家大事，因此冒昧以自己的浅陋见识陈述。臣私下认为，今日有三件不幸：一是权臣长期造成的败坏不容易治理；二是朝廷又不幸遇到强大的势力崛起，不容易战胜；三是邻敌无故先行挑衅，边境的事端不可轻易开启。可是现在想凭东南一隅的力量，守住江淮以北数百上千里的旧疆，这种形势极其困难，在当前时势下也还不可行。士大夫如果忠于国家，谁不为此忧危？然而只知道危险却不谋求安定的方法，就只是知道指责过去的过失，而没有思考今天应有的所得。臣认为，过去的过失在于轻视敌人；如今如果惩戒这种过失，却一味畏惧敌人，那么这种过失将会更加严重。昔日越王勾践违背范蠡的劝谏，仓促举兵伐吴，因而遭到夫椒之败，退守会稽。然而他能够惩戒从前的过失，因此谋划自身的办法更加深沉，谋划对敌的策略更加严密；他磨炼意志、忍耐性情，二十多年不曾逞一时之忿而轻率发动，也不因畏惧祸患而自行沮丧，而是在安静从容、慎重坚固中蓄养刚强迅锐的力量，在柔顺潜伏、卑下屈抑之时隐藏愤恨、切齿复仇的意志，最终报复吴国，在中原称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译唐德宗继承肃宗、代宗委靡之后的局面，急于削平僭越叛乱，四处出兵征伐，躁动而缺少谋略；一遇泾原之变，便疲弱沮丧，对藩镇姑息，比肃宗、代宗时更加严重。从此以后，君主的威势逐渐向下衰落，直到德宗一生结束也没有再振作起来。这两位君主开始时都轻率举事，后来坚持的方式却不同，所以才有胜负强弱的分别。前些时候王师出兵，朝廷上争议纷纷，皇帝无暇顾及，违背劝谏而缺少谋略，与过去有什么不同？上天保佑宋室，使偏师挫败锐气而归，是希望圣心明白觉醒，知道敌人不容易图谋，功业也不容易成就。知道敌人不容易图谋，就应当谋划得更加深远；知道功业不容易成就，就应当加倍用力。只要坚强自勉、磨砺奋发，不肯苟且安逸，那么将来还有希望取得勾践那样的功业。如果说敌人不可图谋，便把这件事丢在一边不再图谋；功业不可成就，便安于一无所成，颓废懒惰、松弛废弛，不再奋发自强，臣恐怕其祸患不只是像德宗那样而已。为什么呢？敌人仇视我们的程度很深，他们想报复，必然会竭力而为。我们出兵越迟，他们的谋划就会越周密；而我们正因过去的事情受到创伤，便萎靡退缩，庆幸敌人确实对我们有爱护之情，希望和好尽快实现，难道不是错误吗？靖康初年，国势本来还可以振作强大，只是当时群臣大多是奸邪、怯懦之辈，长期养尊处优，一听到金人的名号，就魂飞魄散、不能自持，说：‘这就像雷电鬼神一样不可测度啊！’ 他们不只是畏惧敌人，而且还称誉敌人，所以终于由强变弱。绍兴初年，国势并不是不弱，只是我们的高宗皇帝在艰难跋涉之后，熟知敌情，知道靠畏惧怯懦、请求讲和不能消除祸患，于是磨炼军政，搜求选拔将才；宰臣吕颐浩、赵鼎、张浚相继执政，都把整顿军队、经营武备当作自己的责任；诸将韩世忠、岳飞、吴玠、张俊、杨沂中、刘锜等人，分别控制要冲，敌军一到便将其击破。他们不只痛恨敌人，而且想吞灭敌人，所以能够转弱为强。当初，哀求请命的使者接连往来于敌人的毡帐、瓯脱之间，却始终没有得到要领；驿骑早晨奔驰，边境烽火晚上报警，这种情形屡屡发生。等到王师多次挫败敌军威势，敌人屡遭失败，和议的端绪才由他们主动提出。由此可知，对敌国可以用威势制服，却难以用礼义结交，这种道理由来已久。如今的谋划是，功业虽然还不能立即图成，但陛下既有刚毅奋发的志向，就应当自我勉励；兵虽不能马上再次出动，但战攻、捍御的准备在朝廷，便应当赶快谋划。君臣之间互相策励，必须像勾践那样自强，不要像德宗那样自我沮丧。惩戒靖康年间畏惧敌人的过失，效法绍兴年间制伏敌人的谋略，那么国势振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臣内心的忧虑和恳切之情实在难以尽述。德秀又上奏说：“臣反复思考今日的形势，必须先深入谋划制服敌人的办法，然后才能不重蹈畏惧敌人的过失。然而制服敌人的事情本来有很多方面，臣想要陈述其中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讲求武备，二是广泛谋划。臣看如今的形势，不能用承平无事时的办法来治理，必须振作激励威武，像创业、中兴之时那样，然后才能转弱为强，达到像泰山四面有依靠那样的稳固。为什么呢？敌人的情势凶暴，已经凭借强势凌逼函谷关一带，践踏河山，却想用甜言蜜语诱骗我们，用狡猾的谋略窥伺我们。我们却正尊崇文治，安闲从容，像平常一样，臣深恐这样无法堵塞敌人窥伺探察的苗头，也无法挫折他们横行强暴的气焰。”“过去我们的艺祖皇帝开始创建疆域时，契丹还很强大，四方尚未统一，所以把骁勇之士集中在京师，在宿卫部队中壮大爪牙。今天还亲自到造船池训练水战，明天又亲临飞山营检阅炮兵，武备精良，近世无与伦比，因此能够纵横四方，使强敌坐着降服。等到我们的孝宗皇帝亲自接受托付国家的重任，想要成就复仇的功业，也对军政极力整顿训练。这一年在白石大规模阅兵，第二年在茅滩大规模阅兵，第六年又在白石大阅，亲自穿着戎装，显耀天子的威严；铁帘射法也是从圣意创立，使偏将、校尉和小卒都能在万乘皇帝面前展示技艺，以求获得一命之赏。” 当时将士没有不争相奋勉的。即使正值敌方声势强盛、功勋尚未建立，也因为大力振兴王室，使强敌近四十年不敢改变盟约。’《诗经》说：‘周王威严震怒，于是整顿他的军队。’又说：‘武王旗帜飘扬，有人防守，有人执掌大斧；威势如烈火，没有谁敢阻挡我们。’这就是古代圣人的神明武德，艺祖和孝宗确实都具备。臣希望陛下考察两朝的旧例，从新年开始讲习实行，以彰显圣明武德，振作军容，鼓舞士气。有人说，如果这样做，劳师的费用恐怕会很不少。臣说，祖宗内库的储蓄，本来就是为讲习武事而设置的。圣明的陛下在上，亲自实行节俭，不横加恩惠，不滥行赏赐，难道唯独不能把这些钱用于修治武备、讲习武事吗？何况在国势积弱之后，如果不这样振奋张扬、使国家兴起，就没有办法，这正是制服敌人的第一要务。过去三国鼎立时，蜀汉名分和道义最正，但土地最狭小，军队最弱。诸葛亮凭一隅之地，抵挡中原的全部力量，最终还能自立，是因为他集中众人的思考，广泛采纳忠言益策，不把自己的智慧当作唯一的智慧，而把兼取众人的智慧当作智慧。所以他说：‘反复听取不同意见而得到适中的意见，就像丢掉破旧的木屐而获得珠玉一样。’” 后来军队稍有失利，他就命令属官努力攻击自己的缺失，并不以此为讳；这种盛大的胸怀，千年之后仍值得仰望。先前那些倚仗权势、专断独行的人，已经亲自造成了深重祸患，无法挽回了。如今朝廷大臣谦虚无我，宽厚从容，具有诸葛亮那样的胸怀；唯独对于军旅事务，往往只求秘密办理，常常无暇与众人共同谋议，所以不但朝廷百官不知道，宰府、枢庭的属官也很少知道。不但属官不知道，二三位执政大臣有时也有不知道的。毫厘之间的差错，动辄关系成败，怎么可以忽视呢？绍兴初年，曾下诏规定边防军机中事情稍大的，由三省、枢密院共同商议后上奏，宰府、枢庭两府的属官也互相通阅文书，这是因为重视此事而让众人共同参与，也是今日应当遵循的法则。然而中书门下后省和尚书六曹的官员，也都是宰府的属官；满朝文武，谁不是愿意效力于朝廷、接受任使的人？如果从他们中选取几名通达明敏、熟悉周详的人，作为咨询访问的对象，把两淮、荆州、蜀地山川的险易，将帅的能否任用，士卒的多少，粮储的充足或空虚，分别交给他们讨论，绘制成图，记录成册，使三边的利弊得失清楚地呈现在眼前。

译凡是关系边境的事情，先由属官共同商议，由执政大臣审查裁定，然后由宰臣综合折中后上奏施行。这样，朝廷就能掌握概括统御和详细筹划的原则，边疆不会有错失时机、贻误事情的悔恨；同时还应明诏朝廷内百官，各自思考治理军队、抵御外敌的策略，允许他们不拘时日陈奏；轮对、转对时必须先陈述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再根据所论是否恰当来决定升迁或贬黜。民间平民中有人提出可用的边事意见，稍加奖励并记录下来，那么他们将会不远千里前来报告。有人说，参与军务议论的人多了，难道没有机密泄露的忧虑吗？臣说不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尚且必定有亲密朋友，何况朝廷如此广大，难道不能有十几个忠诚谨慎、沉着可靠的大臣参与机密谋划吗？有乌获那样的力气，可以一人举起百钧重物；如果力量不够，就联合众人共同举起，这也就是乌获了。何况天下这个重器，不是百钧之物可比，而危急的形势又不是平常可比，广泛谋划、听从众议，或许可以有所成效。这就是制服敌人的第二要务。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迂腐而且错误便忽视臣的话，那么所有见识才智高于臣的人，将会交相进献忠言益策；愚者偶然得到的一点见识，也请圣明加以选择。”}], 附在奏疏后的黄签说：臣谨慎考察，建隆三年十一月，太祖在西郊举行大阅，皇帝对近臣说：“近来禁兵虽然很多，却从未训练过。朕昨天搜检淘汰了冗员和羸弱之兵，于是整编成精锐部队，所以要顺应时令加以教习。”这就是太祖旧日的先例。乾道二年十一月在白石大阅，乾道四年十月在茅滩大阅，乾道六年十二月又在白石大阅，淳熙四年十二月又在茅滩大阅，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在龙山大阅，这就是孝宗旧日的先例。如今近代而又有据可考的，没有比乾道、淳熙年间更清楚的了。当时，上面要奉养两宫，下面要应付遗留的敌患；而且在二十八年中五次举行大阅，铁帘射箭始于淳熙十三年春，又给予优厚赏赐，这些还没有计算在内，大概都是节俭而不妄费的成效。此前犒赏士卒的费用，出自左帑、南库以及己巳年大阅时，宰臣按旧例请求拨款，皇上说：“处分已经定了，只应由内库支给即可。”朕积存这些钱本来没有别的用途，这一年用于犒赏的现钱共三十六万缗，京城里的防子因此价格上涨。如今内帑储蓄是丰是耗、是充足还是匮乏，臣不能得知；但在当前出兵用师之时，只要节省其他用度，一概用来帮助军旅费用就可以了。近来台臣李鸣复、郎官郑寅因应对皇帝询问而有所陈奏，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愿陛下明发诏令，命大臣推行他们的意见，设立专局，委派官员迅速加以考核，凡属浮费、冗费和不急需的开支，全都削减免除。早一天实行，就早一天见效。如果皇上想要增加对私人的奉养，下面又想顾念迁就人情，把浮费看作不能削减，把武备看作不必讲求，臣恐怕一旦事情发生，将会有无法穷尽的悔恨，惟愿圣明留意。洪舜俞进献旧事说：“后周世宗在高平以南攻打北汉主刘崇，樊爱能、何徽率领骑兵先行逃跑。皇帝想杀掉樊爱能等人以整肃军政，但犹豫不决。张永德说：‘樊爱能等人望见敌军就先行逃跑，死也不能抵偿罪责；况且陛下正要削平四海，如果军法不能确立，即使有熊罴般勇猛的将士、百万之众，又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皇帝把枕头掷在地上，大声称善，当即逮捕樊爱能、何徽以及他们所属部队中军使以上的七十多人，全部斩首。从此骄横的将领和懒惰的士卒才知道有所畏惧，不再施行姑息将就的政策了。” 臣听说，军国的纲纪，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了。有赏而没有罚，恩惠就会泛滥而威势不能振作。白刃已经摆在面前，谁肯舍命效死？这就是军法不能树立的原因。近年以来，打了败仗的将领从未受到明显严厉的惩罚，偶尔降削他的官阶，随即又牵连复原，实际上连一根毫毛也没有损失。因此他们都把丢弃铠甲、拖着兵器逃跑，躲避死亡、追求生存当作良策。朝廷姑息将帅，将帅姑息士卒，军队尚未交战就溃败，溃败后立即招抚；敌军一有风声便像野兽一样奔逃，大家还安然不以为怪。于是军律败坏，国势衰微了。英明的君主想要大有作为，应当以周世宗在高平的事迹为法。舜俞又进献旧事说：“魏世祖向东到许昌，大举军队讨伐吴国，亲自驾船沿蔡水、颍水进入淮河，到了寿春，又到达广陵。吴国的徐盛修筑疑城，从石头城一直延伸到江边，一天之内就建成了。又在江中大量设置浮动的舟舰，当时江水正盛大上涨。皇帝登高临江远望，叹息说：‘魏国虽然有成千上万的精锐骑兵，却无处可用，尚且不能谋取吴国。’皇帝所乘的船遇到暴风，在水上漂荡，几乎倾覆，于是撤军。” 臣听说，长江水流浩荡，万古不变，是上天设置的险阻。然而也有人能够飞渡而过：曹操到赤壁，曹丕到广陵，佛狸到瓜步，金国完颜亮到采石，都望着浩瀚江面而丧失气势，有的甚至送掉了性命。难道长江会随时势而变得险要或平易吗？天险在于地势，人险在于德行和政事。君主没有缺失德行，天与人交相帮助，谁敢侵犯他呢？其次，朝廷没有缺失政事，纲纪确立，赏罚分明，号令取信，任用贤能而让他们各尽其才，那么人的谋略都来赞助，国势增强，坐镇其中便足以制胜。曹丕两次饮马长江，窥伺吴国便自行废止行动而返回，并不只是江神川后显示神灵的作用。孙权治理国家，没有一项政事不举措，谋臣勇将都乐意被任用；疑城彼此相望，巨大战舰首尾相接，所以曹丕胆气尽失。上天把南北隔开，难怪他不敢轻视这一衣带水的阻隔。由此可知，天险要依靠人事的险固才能坚固；德行政事不断修明，胜势就在我方，东南便有泰山一样的安稳了。许应龙进献旧事说：“真宗在位时平定契丹，领兵的将领有李继隆、马知节、高琼。契丹已经请求讲和，真宗召宰相、枢密使到行宫设宴，当时李继隆、石保吉也参加了。石保吉说：‘臣承蒙驱使，让我阻遏敌寇，虽然行动都遵循圣上的谋略，但部署阵势、指挥人员，都是李继隆筹划的。’李继隆说：‘契丹被击败杀戮，都是出自圣上的谋略；但是替陛下分担忧劳、用心尽力，亲自率领将士，却不如保吉。’皇上说：‘将士能够这样互相推让、协同和睦，共同谋求建立功业，军旅之事，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赐给他们大杯酒。高宗在位时，刘光世、韩世忠等人入朝辞行，皇上说：‘有人告诉朕，光世与世忠之间有一点嫌隙，彼此不能释然。朕知道绝不会这样。烈士应当以气节义理相互期许，先顾国家的急难，个人仇怨和小小嫌隙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即使有过些许龃龉，今日朕替你们调解，应当释去以前的怨恨。’二人感动得流泪，拜谢了两次。臣听说，天下的事情成于彼此同心，败于彼此异心。何况军队取胜在于和协，而不在于人数众多。做将帅的如果不能竭尽力量、同心一意，反而互相倾轧，那么事情就会彼此阻碍，功业又从何而成？然而共同立功便互相猜忌，即使有廉颇、蔺相如那样的贤能，也还不能避免，何况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

译只有忠心于保卫君上的人，才会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面，把个人仇怨放在后面；像蔺相如那样用心，那么谋略合并、智慧汇集，还用担心什么强敌呢？无奈人心多有私念，只想求得胜利；贤能的人受到嫉妒，有才能的人受到憎恨。应当援助时却畏缩不前，取得胜利时便争夺功劳据为己有，甚至颠倒是非，百般诬陷诋毁，只怕别人成功而庆幸别人失败；既没有同舟共济的心意，终于造成势单力弱，强大的敌人无法抵挡，战败的祸患，大多由此造成。汉武帝时期，多次大规模出兵。元朔元年，卫青率三万骑兵取得功劳；元狩四年，卫青率五万骑兵却没有功劳。兵力有多少不同，功业却一成一败，难道是前期勇敢、后期胆怯吗？原来元朔年间的战役中，各位将校奋力作战，公孙敖跟随大将军卫青俘获敌人，韩说跟随大将军俘获敌人，李蔡、赵不虞、公孙戎奴也跟随大将军俘获敌人。主帅与各位校尉能够这样和协，所以兵力虽只有三万，也能取胜。元狩年间出兵时，霍去病刚刚受到宠信，卫青的恩宠开始衰退；兵力分开、从不同方向出动，而敢于作战的士卒都归属霍去病，卫青因此心中不平。李广愿意先行迎击匈奴，卫青却同时出东道；李广坚决推辞，卫青仍坚持派他前往，李广最终因为误期而失败，卫青也因为没有遇到敌人而没有获得封赏。由此可知，将帅不和，兵力即使有五万，也不能成功。这样看来，军队取胜在于和协，而不在于人数众多，确实是最恰当的论断。因此，真宗因李继隆、石保吉互相推让而深深赞许，并多次叹息说，将士能够这样和协，共同谋求功业，军旅之事，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高宗因刘光世、韩世忠之间有一点嫌隙，便殷切地告诫劝谕他们，命他们以气节义理相互期许，先顾国家的急难，不要计较个人仇怨。今日朕替你们调解，于是二人都感动流泪，最终能够协力建立绍兴复兴之功。如今疆场尚未安宁，正要依靠将帅同心合谋；在缓急关头，应当想到唇亡齿寒，迅速救援，希望能够首尾相击、彼此响应，较容易取得成功。如果把祖宗形成的训诫明白地告示将帅，他们一定能够仰体皇上的心意，不分彼此，共同谋求克复的功业。然而赏赐没有固定标准，不看功劳大小；如果功劳多的人得不到厚赏，那么出力的人就会产生不满之心；没有功劳的人不加区别而一概升迁褒奖，那么效命的人就会怀有不平之念。既然不满而又不平，必然互相倾轧、互相猜忌；告诫整饬即使到了极点，难道还能强迫他们和协吗？一定要处置得当，使他们心服，像裴度所说的那样，他们便会感激奋发，彼此协力谋划；这样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中兴的功业，指日可待了。惟愿陛下与大臣赶快谋划这件事。龙图阁直学士、知江陵府李曾伯上疏说：“臣不顾天威，冒昧有所奏闻。臣粗略熟习做官办事，本来并不懂军事，正因为守边没有功劳，愿意上表辞职而离去，不应当再有所陈述。实在是由于去年防守樊城重新收复，不得不同时采用进攻和修筑防御工事的策略。近来因为淮地盗寇尚未消除，又免不了略微调动牵制之师，大体都是以少数兵力袭击敌人空虚之处，起初并不敢调动大军而滥用武力，幸而没有损失。所到之处的防守情况，都是由于宗社神灵保佑以及将士尽力，屡次俘获敌酋，稍稍震慑了敌人的心，这些前后都已经奏报给圣上。外间只是均州守臣、通判等屡次拿兵册来告知，说河南只有邓州是大敌，敌军屯驻之处距离襄阳才一百八十里；邓州不除，襄阳、樊城、均州、郢州都不得安宁。程进屡次提出约定，想要用兵夺取邓州，王登与他共同商议，每每赞成他的决断。臣自知没有羊祜、陆逊那样的才能，又害怕触犯蔡谟、孙绰所受的警戒，便同他们辩论，反复不止一次。臣起初对他们说，端平以前，我方有襄阳，金人却未尝没有邓州；不一定要夺取邓州，襄阳自然也可以守立。程进等人却说：‘金人拥有邓州不足为忧，蒙古在邓州则不可轻视。’ 臣又对他们说，襄阳是我方旧有之物，即使得到它，尚且担心不能长久守住；邓州陷于敌手已经几年了，即使得到它，难道就能成为我方所有吗？程进、王登等人说：‘夺取邓州并不是因为能够守住它，只是想平毁它的城池，摧毁敌人的巢穴，使敌人不能凭借其中的资粮来危害我方。’臣又对他们说，平毁了城池，能保证它不再修建吗？即使邓州没有资粮，难道敌人在其他地方就没有资粮吗？程进、王登等人又说：‘敌人的城池被毁掉的，大多不再重建；敌人的粮食在远处，则不容易运到。’臣又对他们说，襄阳是我方应当收复的地方，尚且有人认为这是挑衅敌人；说夺取邓州是额外之举，难道不会深深结下敌人的愤恨，只是加重他们的毒害吗？程进、王登等人又说：‘夺取邓州，敌人会来；不夺取，敌人也会来。夺取它，敌人有所畏惧而没有资粮；不夺取，敌人有资粮而没有畏惧。敌人能够利用春冬两季来扰乱我方，我难道不能利用暑月来扰乱敌人吗？’臣又对他们说，收复襄阳是皇上的命令，出兵还有正当名义；夺取邓州不是皇上所命，出兵怎么能常胜？程进、王登等人又说：‘将领在外，大夫奉命出使，事情有应当做的，可以专断处理；难道可以事先因为利弊得失而使他的心志受到束缚吗？’臣又对他们说，襄阳收复不久，元气尚未稳固，如果果真有志于此，还应当稍待一些年月，等到看见我方力量有余之后才可以行动。等到程进、王登等人又说：‘机会难得而容易失去，智谋不如乘势而为；邓州正好人心离散、守兵空虚，错过这个机会不取，日后敌人增加重兵驻守，就无法夺取了。’臣又对他们说，兵家讲求知彼知己就能取胜，不知彼而又不知己就会失败。如今邓州的间谍传报虽然如此，怎么知道敌人没有隐藏精锐战马和健壮士卒，故意用许多欺诈手段来误导我方？况且应当谨慎保护士气，不可轻易拿国家威严冒险。程进、王登等人因此稍稍受挫。此前不过是让他们估量形势、相机应对，从事进攻骚扰，暂且剪除敌人的枝节以攻击其根本，这个策略大概也不可废弃。近来因程进等人率全军报告防守情况，将士因此踊跃振奋，臣已经下令各郡各军，一并休息整顿，并且应当养精蓄锐、持重待机，以备秋季防务，哪里敢再提出其他主张？本月二十五日，忽然收到王登的亲笔信，详细说邓州有十项可以取胜的条件，想在六月间由襄阳出兵三千人进攻邓州南面，由均州出兵二千人骚扰北面，约定日期合力同时集结到城下。堵住城门，如果有内应，就接纳投降者并夷平城池；如果没有内应，就抢掠城外并俘获敌众。往来行动不过十天，邓州不投降就会逃走。臣详细读了他的信，王登也可以说是忠于为国谋划、勇于承担事务；他的话固然未必全对，他的策略也不能全部说错。

译臣在边疆周旋了三十年，也曾多次做人的幕僚，观察王登的议论，实在远非臣所能及。他所请求的本来并不是什么特别高深难行的举措，只是六月出兵，士卒免不了劳苦。两军对垒，胜负不能预先知道；即使边臣有志于成事，也恐怕被议论为无故轻率出兵。采纳他的主张，臣实在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制止他，又没有办法答复他的意见。过去诸葛亮没有采用魏延的谋略，赵奢却能够采用许历的策略，一取一舍，成败就由此决定。因此臣冒昧把王登的亲笔信封缄进呈，供圣上阅览。臣已经回复他，说明臣正因见任期满而请求退休，命王登等待皇上的谋划。伏望圣上慈悲，命辅臣宣示并详细议论是否可行。如果他的主张可以实行，请直接批示京西安抚副使高达斟酌调遣所需的钱粮，命王登亲自到军前承担办理责任，只许限定往来十日，保证没有疏漏之后才可以发用兵令。如果他的主张难以听从，伏请留中不发，免予下令施行，仍请批示本司遵守。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进献旧事说：“曹刿说：‘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士气振作；第二次击鼓，士气衰退；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对方的士气耗尽而我方的士气充盈，所以能够战胜他们。’臣听说，军旅之事以士气为主。然而士气不会自行昌盛；使它得到培养而强壮，使它受到激励而刚劲，这都取决于居上位的人。培养士气使它强壮，就是平时用孝、悌、忠、信来训练他们，引导他们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在上位的人要体恤他们的饥寒，不使他们产生叹息、忧愁和怨恨；做将领的要与他们同甘共苦，不使他们有被捶打剥削、遭受侵凌掠夺的忧患。激励士气使它刚劲，就是有事之时用丰厚的赏赐和利益劝勉他们，用信誓和严明的威令督促他们；自己含血吮疮以结聚军心，滤酒杀牛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这样一来，他们平居时就不会困乏，行动时也不会畏惧。倘若平日使他们身体困苦，使他们的妻子儿女受冻挨饿；赏罚不公以激起愤怒，升降任免不当以招致怨恨；临战时恩意不足以鼓舞他们的心，号令不足以震动他们的听闻；让软弱怯懦的将帅统率他们，让逡巡退缩的军队指挥他们，强大的敌人在前，他们却不畏惧退缩、四散离去、抱头逃窜、磕头投降的，实在很少。臣私下观察今日守边将士的士气，衰落得太厉害了。敌人在我国疆界修筑城池，却把它看作没有看见；敌人在我国境内掠夺百姓，却听作没有听见；被敌人俘虏割取首级也不感到羞耻，被敌人拘系掳掠也不发怒，把君主和父亲弃置如同弁冕和髦饰，奔赴异域如同归往集市。凭这样的军队作战，却希望他们向北面迎敌死战、遮蔽江淮，实在困难啊！《春秋左氏传》说：‘子瑕死了，楚军[疑“熸”，指军队士气消散]。’解释的人说，火熄灭叫作[疑“熸”]；军队的主将死亡，所以军人不再有气势。李陵兵败时，半夜击鼓召集士卒，鼓却敲不响。臣认为今天疆场的气象就像这种情形。曹刿说：‘对方的士气耗尽而我方的士气充盈，所以能够战胜。’臣不知道如今若敌方士气充盈而我方士气耗尽，应当怎么办。秋风一吹，衰败的气象仍然没有改变。怎么能不急切地改变军政纲纪，以免遭到覆败呢？即使如此，三军的士气不能振作，固然令人恐惧；士大夫的气节不能昌盛，更加令人忧虑。上面有所作为，下面却不响应；君主下达命令，臣下却不奉行；胡乱揣测事情的轻重，徘徊观望。这些可忧可惧之处，又不是三军衰竭所能相比的。臣忧虑爱护国家之心深切，因愚昧直率而妄加陈说；惟愿陛下与帅臣深思此事，赶快谋划解决，天下幸甚。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对群臣说：“高丽的康肇杀害了他的国君诵，拥立诵的族兄询，并辅佐他，这是大逆不道，应当发兵讨问他的罪行。”群臣都说：“可以。”国舅详衮萧德哷勒进谏说：“国家连年征讨，士卒已经疲敝，何况陛下正在服丧居谅阴之中，年成又不好，战争创伤尚未恢复；高丽只是海岛上的小国，但城池营垒完好坚固。即使取胜也算不上武功，万一失利，恐怕会留下后悔。不如派一名使者前去询问其中缘故。他如果认罪服罪就算了；否则，等服丧期满、年成丰收后再出兵，也还不晚。”当时出兵的命令已经下达，这番话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金炀王将要讨伐宋国，太医使奇尔萨想进谏，却没有机会见到他。[“防元妃”中的“防”字存疑]元妃患病，召宰相前来诊视；奇尔萨随宰相入内，立即上疏进谏。大意说：“本朝初年，祖宗凭借正道讨伐无道之国，不到十年，便荡平辽国、攻克宋国。当时，上有武元、文烈、英武的君主，下有宗翰等足智多谋、勇猛善战的臣子，尚且不能统一天下，把江淮、巴蜀之地全都夺来留给宋人，何况如今的谋臣猛将已经不同于襄时；而且宋人没有罪过，出兵也没有正当名义。又大规模征发徭役，营建中都，修建南京，整治铠甲兵器，调发军队，赋税徭役繁重，百姓怨声载道，这是人事方面没有修治好。近来白昼出现星辰，荧惑星隐伏在翼、轸二宿，岁星自刑，灾害之气在扬州。太白星尚未出现时进兵，进兵者必败，这是天时不顺。水师因水涸而受阻，船只首尾不能相接；而江湖、岛屿、沙洲之间，骑兵奔驰射击，无法驱逐，这是地利不便。”言辞十分[“▯”字存疑]恳切。宣宗贞祐四年，尚书左丞胥鼎上奏说：“近来侦察得知北兵驻扎在同耀，私下担心他们会阻断我国东西往来的道路。”于是委任河中经略使图们和通玛勒率军前往援救。如今敌军的攻势将要叩击关隘了。在此以前，臣曾上奏说，北兵不只是想进攻河东、陕西，必定还会进取河南。虽然已经发文给陕州行院及陕西邻近地区，命令它们都做好防备，但恐怕不能立即执行。请求下诏令河南行院统军司商议防御的策略。皇上把这件事交给尚书省看，宰臣奏道：‘敌兵已经越过关隘，只应严厉责令所派的将帅赶快迎击。’后来又命胥鼎增兵渡河，以牵制敌军侧翼，皇帝下制批准。不久胥鼎听说大军已经越过关隘，便急忙上章说：‘臣蒙受国家厚恩，被擢升列入枢府，凡有军事之事，都应当承担责任。如今敌军进入河南，将要抵达京畿，难道可以安坐一方，坐视朝廷危急，却不想着奋勇自效，以稍稍宽解陛下的忧虑吗？去年颁降圣训，认为从前都城被围而四方没有援军，是一件遗憾的事。圣训明确告诫将帅：如果京师有警，各自立即带兵奔赴；有谁不到，自有固定的刑罚。臣已经奉诏，先派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噜阿噜岱率军一万人，孟州经略使图克坦百家率兵五千，从便道渡过黄河，赶赴关陕。臣将亲自率领平阳的精兵，直抵京师，与朝廷军队会合。’又奏道：‘京师距离平阳一千五百多里，倘若等到朝廷下令才谋划入援，必须三十天以后才能到达，恐怕不会错失战机吗？臣已经身先士卒，加倍赶路前进了。’皇上赞许他的心意。

译宣宗命胥鼎选兵三万五千人，交给图们和通玛勒统领，向西征讨。到这时，胥鼎飞驰上奏，认为这样做不妥，大略说：‘自从北兵经过以后，百姓粮食不足，军力尚未恢复，如果又出兵，不仅粮运会更加劳苦，百姓也将更加流亡失所。倘若宋人乘机而动，又靠什么制止他们？这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大计，如今的形势只应防御南边，西征还不能议行。’于是停止西征。胥鼎任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奉诏讨伐宋国，并且命令他不要再进言阻挠既定计划。胥鼎已经把军队分为三路，从秦巩、凤翔等地并进，于是上书说：‘臣私下怀有愚拙而恳切的意见，不敢默不作声，谨列举利害上奏。从前泰和年间，也曾经南伐，当时太平日久，百姓富裕，马匹繁殖，军队精锐，可以说是万全之举；然而仍然急于议和，以停止战争为要务。大安以后，北兵大举南下，天下骚扰不安达数年之久，可是如今军马的气势与从前相比，只有十分之一。至于器械一类，也大多损坏破败；民间差役繁重，渐渐疲惫，而每天又频繁征发军队，远近都因此动摇，这是尚未战胜一个敌人，自己先受到许多损害，其不可行的第一点。如今这一年西北两方的军队都没有入境的消息，这不是有所畏惧而不敢来，想来是因为去年北兵撤回，暂且自行休养；否则就是别的部族正在相互攻战，无暇顾及我国。如果听说朝廷军队南征，便乘机一同到来，即使有潼关、黄河的险要，恐怕也不足以依靠；那样三面受敌，首尾不能相救，难道不会留下后悔吗？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天下的军队要能防御四方，必须士马精强、器械锋利，并且出其不意，才能取胜。宋国自泰和年间重新修好旧盟，训练士兵，储备粮食，修缮营垒，到今天已经十年了。又因为皇帝的车驾临近汴京，更接近宋境，他们必定日夜忧惧，周密设置防备；何况听说朝廷军队已经出唐州、邓州，他们必定迁徙百姓渡江，所到之处清空田野，只留下空城，使我军无所得，白白劳费，这究竟有什么好处？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宋国是我国世代的仇敌，多年来并非没有恢复旧疆、洗雪旧耻的志向，只是畏惧我国威力，不能窥测我国虚实，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如今我军全是山西、河北无所依靠之人，或者是招回的逃军，或者是被胁迫归国的人，大多是乌合之众，平素没有训练，却仓促让他们从军，哪里能保证他们决战取胜？即使攻下城池，城内没有储备，又凭什么守住？不训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前进不能获得粮食，后退又没有东西可以掠取，他们将再次逃散，聚集为腹心之患，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出兵进讨，想依靠敌人的粮食，这件事不能指望；如果随军转运粮食，又不是民力所能承受的。守边百姓虽然有固定产业，但赋税徭役繁重，已经不堪困苦。又有那些失去产业、寄居河南的人，大多衣食不足；贫穷所迫，正是盗贼产生的原因。如果宋人暗中招募他们，用厚利诱使他们充当向导，窥伺我方疏忽，突然入侵，那么内部有叛民，外部有强敌，就不容易筹划应对，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今春农事将要开始，如果进兵不能回来，必定错过农时，因而耽误秋季防边的供应，这是社稷大计，哪里只是疆场利害而已？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臣愚见，当前只应选拔有才干、勇武的将士，分布在靠近边境的州郡；敌人来就追击，敌人离去就努力耕田，以扩大粮食储备。等到士气更加旺盛、民心更加稳固、国用更加丰足，自然可以恢复先世基业，成就中兴之功；一个小小的宋国，哪里值得平定呢？’皇帝下诏交给尚书省，宰臣认为各军既已进发，已经没有什么可议的，于是搁置不行。后来元帅承裔等攻取宋国大散关，能够守住就守住，不能守住就焚毁后撤回。于是胥鼎奏道：‘臣近来派官员询问各位统军大臣，他们都说：‘从散关到蓦关各处隘口，距离非常遥远，中间堡垒彼此相望；如果要分兵驻守，不到一万人不行。而且还有恒州、虢县所管辖的几处关隘，宋兵都像从前一样坚守。若有紧急军情，就必须再次分散大散关的兵力，剩下的人数太少，必定不能支撑；而凤翔、恒州、陇州也没有援军，恐怕两方面都将失守。’近年以来，民力因调发而困顿；如今正值春季，农事已经紧迫，恐怕会妨碍耕种。不如焚毁这座关隘，只在边境险要处驻军，以壮大声势；敌人如果来侵犯，各处互相援助，也容易应付。”},{ 当时元帅内族承裔、伊喇聂赫讨伐宋国，所攻下的城邑多有焚烧抢掠。于是胥鼎上奏说：“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就是所谓慰问百姓、讨伐罪人。如今大军已经攻克武休，即将到达兴元。兴元是汉中、西蜀的咽喉要地，请告谕统帅，对于攻下的城邑，暂且不要焚烧抢掠，务必加以安抚。如果真能使一个郡安定平静，连丝毫财物都不侵犯，那么其余三十军也将不攻自下。如果有人抗拒朝廷军队，才应当加以诛戮。”皇上非常赞同他的话。大元军队越过潼关向东进发，皇帝下诏令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右司谏兼侍御史许古上奏说：“敌军越过关隘而朝廷才刚刚知道，这大概是各位将领欺上瞒下的罪过。即便如此，大军在阌乡境内驻扎了几天而不行动，想来是担心我河南军队从前面迎击，陕西军队又从后面议取；或者想先派侦察者窥探进军方向是否便利，或者认为深入他国境内并非地利，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危险，所以观望而没有立即前进。此时正应选募精锐士卒，合力攻击他们，同时放开他们的退路。他们既然疑惑，遇到敌军必定逃走，我军乘势追袭，必定能够击破他们。” 许古因为朝廷想要出兵讨伐宋国，便上奏劝阻说：“从前大定初年，宋人侵犯宿州，后来屡次失败。世宗料想宋人不敢立即请求议和，于是命令元帅府派人去与他们商议。此后太平了将近三十年。泰和年间，韩侂胄妄自挑起边境争端，章宗派驸马布萨揆讨伐他。布萨揆担心战争兴起、费用太重，不能长久支撑，便暗中派韩侂胄的族人带着他祖先韩琦的画像和家谱，假装归附，去见邱崇，借此恢复交好，整顿军队撤回。以世宗、章宗那样的盛德，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尚且先行屈己求和，以便成就功业，并把事情告知祖庙、写入史册，成为万世美谈。如今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现在大军稍稍休整，如果南边再无战事，那么太平就不远了。”有人说只要专门使用威武，就能使宋人屈服，这大概是空话，并没有考察实际作用。即使暂时取得小小的胜利，也不值得多加庆贺。宋人见我国势大，必定坚守不出。我军仓促出兵而没有收获，只能退兵就粮；宋人又乘机袭击，使我军想战不能战，想退不能退，那么休兵的日期恐怕仍遥遥无期。何况他们有江南积蓄的余粮，我方只有河南一路征敛造成的弊病，实在令人寒心。

译愿陛下暂且克制忍耐，包容退让，赶快实行这个策略。如果果真议和成功，大军听到消息，也将收敛行迹，因为我方没有了牵制他们的后顾之忧。河南既然得到休息，然后再经营北方，陛下就能享受中兴的福泽，天下也将依赖休养生息的恩惠。只愿陛下不要贪图眼前小功，考虑日后的祸患，臣将不胜幸甚。贞祐五年，朝廷商议想重新夺取巩州。尚书右丞、左副元帅博啰穆尔上奏说：“臣私下计算，每月应当耗费粮食三万石、草九万称，负责转运的丁夫不少于十多万人。即使这座城一个月就能攻下，费用已经如此之多，何况未必能够攻下呢？临洮路刚遭劫掠，创伤尚未恢复，所需的草粮断然无法办齐。即使重新夺取此城，庆阳、平凉、凤翔以及邠、泾、宁、原、恒、陇等州，也恐怕不能保证供应不缺。如今农事将要开始，防边的日常费用已经无力供给，怎么能再调发十多万人来供应这支军队？如果一定要实行，几个州郡的春耕就会全部荒废。即使确实攻下此城，也免不了留下军队驻守，这样飞挽转运的劳役将永无休止。只应命令承裔军驻扎在定西、巩州一带，保护百姓耕种，等敌人的意志懈怠以后，再攻取它。” 贞祐年间，掌握兵权的人不能向外抵御敌人，却想从宋国取得补偿，所以连年南伐。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就被说成是替宋国谋划，或者被怀疑与宋人有阴谋。至于宰执，其他事情没有不发言的，唯独南伐一事连一句话也不敢提。礼部尚书兼侍读杨云翼于是提出建议说：“国家所应忧虑的，不在于尚未取得淮南以前，而在于取得淮南以后。淮南平定后，长江以北全都将成为战场；再向前在水战中争夺利益，恐怕强弓良马有不能施展的地方。宋人如果扼守长江设置营屯，暗中在淮河布置军队，截断粮道，或者决水蓄积，淹灌淮南地区，那么我军将怎样妥善处理后方呢？”到后来术虎高琪倡议南伐，宣宗拿这件事询问朝臣。杨云翼说：“朝臣大都只说防备之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弱有强。如今只谈太平而不谈祸乱，只谈强盛而不谈衰弱，只谈胜利而不谈失败，这就是议论偏颇的原因。臣请把两方面都说一说：将要对宋用兵，并不是贪图宋国的土地，只是担心西北发生警报，而南边又牵制我们，这样我国就会三面受敌。所以想让军队乘势先发动，以阻止宋人进攻。即使宋人失去淮南，暂且不敢前来，这也是战胜所得到的好处。即使事情如所预料，其中的好处也还不能确定。长江以南的宋地仍然广大，即使没有淮南，难道不能集合几万军队，等我方有警报时出兵吗？战胜尚且如此，如果不能胜利，祸害又将怎样？况且我方以骑兵对付他们的步兵，按理说应当万无一失，但臣仍然担心有不能凭恃之处。因为如今的形势与泰和年间不同：泰和年间是在冬季出征，如今是在夏季前往，这是天时不同；冬天水浅而陆地多，夏天水涨而道路泥泞，这是地利不同；泰和年间是举天下全部力量，驱使乣军作为先锋，如今还能做到吗？这是人事不同。议论的人只看见泰和年间的容易，却不知道今日的困难。请看看夏国的情形：从前西边的弓箭手一遇到敌人，就冲上去搏斗，袒露身体射箭，敌人已经来不及逃跑。如今却攻陷我国城池，俘获守臣，击败我国军队，擒获主将。从前他们那样畏惧我国，如今却这样轻侮我国。夏人尚且已经不是从前的夏人，为什么偏偏认为宋人仍和从前一样呢？愿陛下既思考战胜的利益，也思考战败的危害，不要听信甘美的言辞，以免留下后悔。”元太宗时，攻打汴梁即将攻下，大将速不台派使者来进言：“金人抗拒已久，我军死伤很多；城攻下的那一天，应当屠城。” 耶律楚材飞驰入朝上奏说：“将士们在外风餐露宿数十年，所希望得到的只是土地和百姓；如果得到土地却没有百姓，要它做什么？”皇帝犹豫不决。楚材说：“奇巧的工匠、财物丰厚的人家，都集中在这里。如果把他们全部杀掉，就什么也得不到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下诏只追究完颜氏一族的罪，其余人一概不问。宪宗即位后，大举进攻宋国钓鱼山，命令诸将商议进取的策略。昭苏和礼对皇帝说：“川蜀之地，三分中我们已经占有二分，尚未归附的只是巴江以下几十个州而已。那里土地被削弱、形势衰弱，军队和粮食都依赖东南供给，所以只得死守来抵抗我军。蜀地山岩险峻，重庆、合州又是它的屏障，都是新建的城池，凭借险要坚守。如今把军队困在坚城之下，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何不在两城之间筑城，选精锐士卒五万人，命老将镇守，与成都的旧军互相出入，不时骚扰，以牵制宋军援兵？然后我军乘新集结的锐气，使用投降者作为向导，水陆并进向东，攻破忠州、涪州、万州、夔州等小郡，平毁城池，俘获百姓。等到冬天水位下降，瞿唐、三峡很快就可以攻下；再从荆楚出兵，在鄂州渡江，使各军合成一股力量。这样一来，东南的事情一次就可以平定。上游的重庆、合州孤立危急、没有援兵，不投降就会逃走。”诸将认为他说得迂阔，最终没有采用。世祖尚在潜邸时，正谋划征讨云南，拿这件事询问徐世隆。徐世隆回答：“孟子说过：‘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作为君主，如果不喜欢杀人，天下就可以平定，何况区区西南夷地呢？” 世祖说：“确实如你所说，我的大事就能成功了。” 世祖即位后，千户郭侃上奏，陈述平定宋国的策略，大略说：“宋国占据东南，把吴越当作根本，其要害之地只有荆襄。如今的策略，应当先攻取襄阳。襄阳攻克后，扬州、庐州等城不过是弹丸之地，可以置之不顾，直接攻取临安，迅速得如迅雷使人来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也会不攻自平。”后来全都如同他的策略。世祖时，纳延在北方边境叛乱，皇帝下诏命李庭出兵讨伐，但将校大多任用本国人，有的还是将领的亲近之人；他们骑在马上彼此用本族语言交谈，往往放下兵器不战，迟疑退却。皇帝对此忧虑。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秘密上启说：“用兵贵在出奇，不在人数多。面对敌人应当用计谋取胜。他们既然是亲近之人，谁肯尽力作战？这只会白白耗费陛下的粮饷，四方转运也十分劳苦。臣请使用汉军列在前面步战，并连接大车截断他们的退路，表示要死战到底。他们一向轻视我们，必定不会防备；我军以大部队压倒他们，没有不胜的道理。”皇帝把他的计谋告诉将帅，军队果然取得胜利。

译中统年间，攻取宋国襄阳，于是商议攻取宋国。昭文馆大学士姚枢上奏说：“陛下下达不杀人的诏令，伯颜渡过长江，军队所到之处没有超过一时。西起蜀川，东至海边，投降的城池有三十座，户数超过百万。自古以来平定南方，从来没有这样神速的胜利。如今从夏天到秋天，一座城也没有投降，都是因为军官不考虑国家大计，不能体会陛下深厚的仁德，贪图财物、抢掠杀戮造成的。扬州、焦山、淮安的人拼死作战，我军虽然取胜，伤亡也很多。宋国不能保全国家，已经很清楚了；可是临安不肯轻易投降，好生恶死是人的常情，大概只是因为不敢投降。他们唯一害怕的，是我们招抚来归、停止杀戮的信誉不坚定。应当再次申明止杀的诏令，使赏罚确实建立，恩信确实施行。这样圣上不必劳心，军队也不必费力了。” 至元六年，世祖召见总管万户权伯衡，询问征讨南方的策略。权伯衡回答：“襄阳是江陵的屏障，樊城是襄阳外围的城郭。我军如果先攻打樊城，襄阳就无法支撑，不用交战便会投降。然后驻兵嘉定，向淮泗炫耀武力，事情一定能够成功。”皇帝认为他的计策很好。至元十八年，命左丞范文虎、参政李庭率领十万军队渡海征讨倭国。大风突然猛烈刮起，士卒死伤十分之六七。皇帝震怒，又命行省左丞相塔海征讨。一时间没有人敢进谏。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姜威派使者入朝上奏说：“倭国不奉行职贡，可以讨伐却不能宽恕，可以缓办却不能急办。从前出兵迫于期限，战船不坚固，前面的失败已经发生，后人应当改弦更张。如今的计策，应预先修造战舰，训练士卒，炫耀兵力、张扬武威，使他们听说后深加防备。拖延几年，等他们疲惫懈怠，再出其不意，乘风迅速前往，一举攻下，这是万全之策。”皇帝的怒意开始消解，于是停止了这次征伐。至元二十三年，将要讨伐交趾，吏部尚书刘宣上奏说：“连续多年的日本之役，使百姓忧愁，官府纷扰。如今春季停止征伐，江浙军民的欢呼声如雷。安南是个小国，侍奉我国已有多年，年贡从未误期。边将制造事端、发动战争，安南人因而逃到海岛，使大规模出兵无功，将士又受到伤残。如今又下令再次征讨，听到的人无不恐惧。自古兴兵，必须顺应天时。中原平坦的土地，尚且要避开盛夏；交州、广州是炎热多瘴的地方，毒气伤人，超过刀兵。如今在七月调集各道军队到静江，等到抵达安南，因疾病死亡的人一定很多。遇到紧急军情和敌人，又怎样应对？而且交趾没有粮食，水路难以通行，又没有车马牛畜运输，不免要靠陆运。一名民夫挑米五斗，往返途中除去自己食用的粮食，官府只能得到一半。若需十万石粮食，就要四十万人运输，只能供应一两个月。军粮运输、船只材料和军需都要共同供给，五六十万人所需之物，广西、湖南频繁调度，百姓大量流离，按户令其服役，也仍然无法办成。何况湖广靠近溪洞，盗寇常常很多，万一奸人窥伺机会，大军一出，便会乘虚作乱；即使留下的后续人马，也都疲弱衰老，最终难以应变。为什么不与当地深知实际情况的军官商议万全的方略？否则将又重蹈前面的覆辙。”后来再次征讨日本，刘宣又上奏，大略说：“近来商议重新设置征东行省，再次兴师征讨日本；这场战争如果不停息，国家安危就系于此。索多建议讨伐占城，哈雅建议平定交趾，几年之间，湖广、江西供应船只、军需和粮运，官民受到极大扰乱。广东群盗一齐兴起，军队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超过一半。到现在接连的战争尚未停止，而且交趾与我国接壤，只是个小国，派亲王率兵深入，却没有见到报功的消息。索多被贼人杀死，自己留下了羞辱。何况日本远在海洋之外万里，疆土辽阔遥远，不是两个国家可以相比的。如今出兵动员大军，即使冒险而行、没有遇到风暴，也未必能到达彼岸。倭国土地广大，民众非常多，他们的军队从四面集结，我军没有援兵；万一不利，想要派救兵，难道能飞渡海洋吗？隋朝讨伐高丽，三次大举出兵，多次败北，防御军队达到百万。唐太宗自恃英武，亲自征讨高丽，虽然攻取几座城池后返回，却只是增加了悔恨。况且高丽的平壤等城都在陆地上，距离中原不远，凭两个国家的兵力加在一起，尚且不能攻克。何况日本偏处海角，与中国相隔万里呢！”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左丞昂吉儿也上奏劝阻，大略说：“臣听说用兵以士气为主，上下同心同欲就能取胜。近来连续对外族用兵，三军屡次受挫，不能谈什么士气。天下骚扰不安，每逢调发兵役，上下都忧愁怨恨，并不是所谓的同心同欲。请停止用兵，休养百姓。”皇帝没有听从，后来军队果然无功而返。至大二十八年，朝廷军队征讨交趾失利，又谋划大举进攻。平章政事布呼密说：“岛夷诡诈，天威降临，他们难道不会震恐吗？野兽到了困境就会咬人，是形势迫使它这样。如今它的儿子日燇继承王位，如果派一名使者去，向他说明祸福，他能够悔过自新，就不用劳烦军队也可以使其降服；如果仍不悔改，再出兵也不迟。”皇帝听从了他。赵天麟上策说：“臣听说武力可贵之处在于止息战争，用兵可贵之处在于平定乱事；圣人是迫不得已才使用武力。我朝顺应天命，掌握符命统治天下，历代所不能使其服从的国家，无不叩头效忠、倾心归命，奉行正朔并进献贡物，借使者上书。即使有拒绝命令、苟且自安而不来朝的，也已经很少了。推究其中的原因，确实是有道理的。人们都说圣祖、神宗凭英武而取得天下，却不知道这都是历代积累仁德、施行义举，以杀一人而拯救万人的德行在暗中奠定了基础。传到陛下这里，又革新政治、革除弊端，考察古代而治理今日；各种政务的纲要，就像树根之于枝叶、风之于草木，以少数带动多数，先厚待近处再推及远方。以臣狭隘的见识看来，圣朝的疆域固若金瓯，平稳如秤砣，三代以来，很少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译然而，安定时不忘危险，是圣人的常训；以武力安定、以文治安抚，是君王的大计。臣如今借汉、唐的事情来说明。过去汉、唐时期，也曾经把天下合为一家；它们后来产生弊病，都是因为那些希求功劳、侥幸求赏的人，向下轻视自己的一条性命，向上冒犯九重宫阙，放肆发表邪说，认为可以用计谋夺取遥远的边地、凭武力开拓疆土。君主于是听信他们，凭借太平富厚的积蓄，忍心把下面无罪的百姓丢到不毛之地，驱赶到虎狼口中。甚至有人不熟悉当地风土，疫病横行；在刀兵交战中，身体粉碎、头颅破裂，孤魂在万里之外无所依归，鲜血浸染荒远边地的沙土。寡妇为丈夫痛哭，老父为儿子流泪，野外祭祀、街巷祭奠，悲凉至极！作为百姓的父母，怎么能让百姓到了这样的地步？假如朝廷军队稍有退却，士气低落，上面发怒、下面恐惧，于是又接着督促士卒磨砺铠甲兵器，以复仇为名，直到取胜才停止。侥幸获得胜利，财力已经耗尽，民心已经怨恨，天时也已经失去和顺。计算所得，怎么能够补偿所耗费的东西呢？可是君主仍不顾无辜百姓大量死亡，不考虑国家财物的损耗，只因得到无用的土地而高兴，向祖庙献俘，在宗庙进献歌舞，却不知道上天生养百姓，设置官长牧养他们，是为了使他们安定。反而把原本用来养育百姓的东西拿来伤害百姓，难道是上天的心意吗？国家以百姓为根基，百姓以财产为根本；土地即使广大，如果不能带来益处，也没有用。那些崇尚虚名而招致实际祸患、从前希求功劳侥幸求赏的人，此时却已经身穿朱衣、怀抱金印，荣耀妻子、向儿子炫耀，以实现自己的志愿。他们正是汉、唐所谓的良将，却是圣人所说的民贼。君主难道不想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坐享荣华吗？只是邪说一旦流行，欲望便随之开启，以至于造成这种局面。总的说来，汉、唐天下的弊病，都是希求功劳、侥幸求赏之人的罪过，而汉、唐的君主也因为过度听信他们而犯了错误。因此，君王治理臣民，天下未平时重视武力，天下既平便重视文治；整顿兵器却不滥用，积累粮食储备而顺势利用，平日安闲无事，就修缮整治，以防备意外之战。到了必须用兵时，就像雷奔电击、云腾雨降，凭借英明神武来辅助，以仁义推行，有的敌人甚至不用列阵便自行归服，依托营垒就来投降。又何必等到敌人颈项沾血、衣襟浸湿，尸体弃置沟壑之后，才算拥有无敌的军队呢？如今国家推行不忍伤害人的仁心，即使有人因犯罪陷入法网，尚且有时赦免，何况普通百姓从未犯罪，却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臣知道陛下尤其不忍心做这样的事。伏望陛下鉴察汉、唐的大弊病，不要听从下面侥幸求功的言论；令军士时刻自我勉励，警戒没有祸患的时日，借助耕田取得粮食，顺应时节讲习武事。如果遇到奸邪强暴、罪行昭著的人，就宣布他的罪状而讨伐他。当境内获得安定、境外没有寇患时，就让百姓安乐地从事自己的事业，竭尽国家的储备来保全他们。这样就会财物丰足、百姓富裕，国家社稷也会长久延续而没有尽头。成宗大德六年，江南行台御史中丞陈天祥上奏论述征讨西南夷的事情说：“用兵有迫不得已、不能停止的，也有本来可以停止、却不停止的。只有能够停止时就停止，才能使兵力永远强盛，用来应付那些迫不得已而不能停止的战争，这才叫善于用兵。去年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这就是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战争。那个荒远边地的小国，远在云南西南又数千里之外；那里是偏僻无用之地，那里的人都顽愚无知，攻取它不足以获利，不攻取它也不足以造成危害。刘深欺骗上级、蒙蔽下属，率兵讨伐，经过八番时纵横恣行，倚仗威力虐害百姓。中途发生变乱，到处都反叛。刘深既不能制止叛乱，反而被叛乱的众人所制。军中粮食缺乏，士卒互相残食；计穷势蹙，仓皇退走，被当地军队一路追击，因而大败。刘深抛弃众军逃跑，仅凭自己一人免死；防守的军队损失十分之八九，丢弃土地一千多里。朝廷再次调发陕西、河南、江西、湖广四省的各路军队，派刘二巴图总督，图谋收复叛地。湖北、湖南大规模征发民夫运送军粮，运到播州交纳；专门服役的民夫和挑担时自带粮食的人，总计二十多万人。正值农忙时节，兴起这样的大役，把忧愁困苦的人驱赶往返数千里，其中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有的人所背的米能够全部运到，当然算是幸运。然而几万军队只依靠这一次运来的粮食，此后又该怎么办？近来向西征战败的士卒及其将校，大多了解西南远夷之地的情形：重重山岭，陡峭溪涧，深林密布，竹木丛生，遍地都是长刺。军队行进的道路就在其中，狭窄处仅容一人一骑；向上像登天，向下像入井。贼人如果凭险拦击，我军即使人数众多，也难以施展。又有毒雾、烟瘴之气，都能伤害人。各部蛮人既然知道大军将到，如果全部清空田野、远远逃走，扼守要害来拖疲我军，或者使我军前进不能前进、旁边又无物可掠，士卒饥饿，因疫病死亡，就会形成不战而自行困顿的形势，这不能不深思。况且自从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从未见有得到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归附的好处。计算所耗费的钱财、死亡损失的军队人数，哪里说得尽呢？去年西征以及如今这次行动，又有什么不同？前面的教训并不遥远，并不难看见。军队劳苦、百姓受扰，却看不到休止的日期，只为了刘深一人，这就是祸患的根源。又听说八番罗国的人，从前受到征西军队的骚扰和伤害，抛弃生业，相继逃叛，怨恨深入骨髓，都想得到刘深的肉分食；人心已经厌恶，天意也在憎恨。”

译只应上承天意、下顺人心，及早治定刘深的罪，再次颁下明诏，向当地百姓说明圣朝几十年来抚养他们的恩德，并且告谕从今以后不再有远征的战争。用这个办法招抚他们，自然会有相继归顺的一天，使那里的官民上下都知道，不必劳烦朝廷军队远行，和区区小丑争一时的胜负。从前大舜退兵，苗民便归服；充国放缓战事，羌众便安定。这些事情都记载在经典传记中，是万世的法则。如今的计策，应暂且把军队驻扎在边境附近，使当地水路远近都能通行；或者使用盐引、茶引，或者用现钞，多提高米价，和平收购军粮。只要法令严明，官府不失信，就可以使运粮船遮蔽江面而上行，军队自然有足够粮食，百姓也不受扰乱，内部安定根本，外部巩固边防。以我们的镇静抵御他们的猖狂，施布恩德使他们心意柔顺，蓄积威势来制约他们的力量，放长时间逐渐使他们服从，这才是王者的军队，是万全的利益。如果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想停止却不能，也应当考虑它关系重大，审慎详察成败，谋算确定后再行动。溪洞各部蛮人各有种族类别，如今聚集在一起的都是乌合之众，必定不可能长久同心协力来抵抗我国。但是逼迫他们急了，他们就相互救援；放缓行动，他们就彼此猜疑。应当用计使他们相互仇怨，等待他们出现可以利用的空隙、我方出现可以行动的时机，再慢慢命令各路军队同时进发；服从者以仁德施恩，抗拒者以武力威慑，恩威并用，功业就容易成就。如果舍弃恩德而只任用威力，重蹈刘深失败的覆辙，恐怕将来造成的祸患会比今天更严重。至大元年，伊彻察喇派使者上奏说：“诸王托和木本来就怀有二心，而彻伯尔的游动军队逼近边境，叛党一向没有悔改之心；倘若他们合谋拼死抵抗，那么将要成功的功业反而会变成国家的祸患。臣认为，从前都勒斡率先带领众人请求归附，虽然他已经死了，也应派使者安抚他的儿子科绰，使他不要对我国另怀异心。又各部既然已经归顺，牧地不够使用，应该把各部降人安置在金山之南。我国军队在金山之北屯田，军粮既然充足，又可以形成重兵防守。如果他们在那里谋划叛乱，我军已经捣毁了他们的腹心。”奏章送入后，皇帝说：“这个谋略很好，你应当把军队移驻到按塔哈萨克萨哈地区。” 《历代名臣奏议》第二百三十五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二百三十六卷 明代杨士奇等撰 任用将领 赵孝成王即位第七年，秦军和赵军在长平相持。当时赵奢已经去世，蔺相如病得很重。赵王派廉颇率军攻打秦军，秦军多次打败赵军。赵军坚守营垒不出战，秦军多次挑战，廉颇不肯应战。赵王听信了秦国间谍的话，秦国间谍说：“秦国所害怕的，唯独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将领。”赵王于是任命赵括为将领，代替廉颇。蔺相如说：“大王只因名声而任用赵括，就像把琴柱胶住再弹琴一样。赵括只能读他父亲留下的兵书，却不知道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赵王不听，终于任命赵括为将。赵括临行时，他的母亲上书对赵王说：“赵括不能任命为将。”赵王说：“为什么？”她回答说：“起初我侍奉他的父亲时，他担任将领，亲自供给饭食饮料、请来共同进食的有几十人；与他交游的有几百人。大王和宗室赏赐给他的财物，他全都拿来分给军吏和士大夫。接受任命的那一天起，他就不再过问家事。如今赵括一旦担任将领，便面向东接受军吏朝拜，军吏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钱，他带回家藏起来，并且每天查看可以买的良田住宅，遇到合适的就买下。大王认为他哪里像他的父亲呢？父子二人的心性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他去。”赵王说：“母亲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赵括的母亲于是说：“大王最终还是派他去，如果他果然不能胜任，希望不要连坐到我吧？”赵王答应了。魏国的乐羊担任将领，进攻中山国。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中山国君把他的儿子煮了，送给乐羊一杯肉羹。乐羊坐在军帐下喝了它，把一杯全部喝完。魏文侯对覩斯赞说：“乐羊是因为我的缘故，吃了他儿子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