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六

译一旦告老还乡，妻子儿女就难免受冻挨饿，所以即使是廉洁自守的人，也有时只好隐忍而不能引退。议论者不追究根本原因，却说：‘这些都是不知羞耻的人，应当想办法更加羞辱他们。’这就使朝廷的恩惠更加薄弱，也使臣下的节操更加败坏。臣愚昧地请求，凡文武官员退休，不是因为罪过，也不是因为考核裁减的，都依照外任官的惯例，给四成俸禄；每年按时由州郡酌情送来酒和粮食慰问。这样一来，除非是极其无耻的人，没有谁不会感念、怀抱恩德而争相自行引退。朝廷这样优待他们，他们仍不能离去，那么即使重重羞辱他们，也不算过分。有人说：‘如今国家正担心费用不足，官吏俸禄怎么适合增加？’臣切实认为，今天所议论的，正是那些年满而不退休的人。他们如果年满仍不退休，原来的俸禄本来就没有断绝；如果从今以后有更多人主动离去，那么如今退休而领取俸禄的人，正是过去不退休而占据官位的人。臣所说的办法，实际上国家并没有增加支出，却足以保全优待臣下的恩德；臣下不用受到重辱，也足以革除尸位素餐的弊病。伏望陛下正以至仁厚德教化天下，那么优待供养年老之臣，本来就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务。伏乞详细斟酌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当时宰相吕大防因旱灾请求罢免职位，右谏议大夫梁焘上奏说：“臣看见陛下眷顾礼遇大臣，恩典礼数达到了极点，即使听到他们有过错，也只轻轻夺去职位，使他们不至于损伤进退的名声；陛下这样委曲周全、包容掩护，实在是天地般的恩赐。作为大臣，怎样才能报答陛下深厚的仁德呢？祖宗时代，宰相往往任职二三年便依礼离去；如今的宰相，却往往任职二三年便因罪离去。依礼离去的人，看重的是义，即使有功也一定离开；因罪离去的人，看重的是利，没有罪便不肯离去。依礼离去的人，还可以再次起用；因罪离去的人，则不能再用。这是因为祖宗时代的大臣都以名节自重，每一个举动都顾及大体，务求符合人望；不敢只贪恋宠禄来爱惜自己，不敢凭借权势来壮大自己；每天都担心获罪，害怕妨碍贤能，所以往往任职两三年便自行退让职位。朝廷对他们加以褒奖答谢，自有恩典等级；优等的授为使相，次等的也超越常格晋升数级，授为大学士。他们离开职位后，名声更加尊重，声望更加高显，眷顾更加深厚；一旦再次起用，朝廷内外的百姓无不认为合宜，都替朝廷感到高兴。这就是朝廷受到尊重的原因。其间也时常有贪鄙之人，应当离开却不离开，固守职位、贪恋俸禄，清正的舆论已经不能容忍他们了。他们因此招致众人议论，过恶被彻底揭露，朝廷随即罢免遣送，往往不过一名谏官或御史上奏议论便结束，不能再安然任职了。如果台谏官联合攻击、连续弹劾，那是很少见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终身都不能再起用。因此，依礼离去的多，因罪离去的少。大臣既然受到法度约束，小臣也随之廉洁自守，士大夫受到感化，都磨炼自己、振作清白，以节操相互推许，风俗纯正美好，正是由此而来。近年以来，大臣都把窃取俸禄、苟且偷安作为打算，渐渐形成风气；即使有重大过错，仍巧妙地自行掩盖，害怕失去职位。一两个人议论他，他不知道离去；台谏官共同议论他，他又不肯离去；直到议论纷纷不止，上面不能制止言论，最终发出他们的章疏，然后他们才请求退职。圣恩因此听从，公议却因此鄙薄他们，私交的朋友也为他们叹息；他们既损害节操操守，又败坏名誉，背负过错，最终被疏远断绝。朝廷虽然因为人才缺乏而想起用他们，却疑心他们的奸邪用心深不可测，又害怕清议不能容忍，最终不敢任用，只好任用次一等的人，怎么能得到众多人才来供使用呢？朝廷将要没有人可用了，这一点不能不思考。祖宗时代，辅弼宰相的人才并不是不多；然而进用必定因为贤能，退职必定依照礼制，离去后还能再回来，所以任用人才能够取得成效。” 如今辅弼宰相的人才也不多，但进用他们不一定因为贤能，罢退他们却一定因为罪过；离去后不能再回来，所以任用人才总是不够。臣近来曾建议，请陛下允许吕大防自行请求罢去相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陛下允许吕大防依礼离去，不但吕大防得到了进退的正道，而且还可以掩盖他的罪状，不让他受到言官的指摘，不让公议认为他不可容忍，使他在外面培养声望；将来再任用他时，必定没有人敢于议论。即使有人议论，也会因为他无罪而离去，陛下又是为他作主的，不会损害陛下知人之明。这对吕大防实在是天地般的恩赐，足以称得上陛下眷顾礼遇大臣的本意，不只是为了安置吕大防，也是为了给后来的人看，使他们都想到依礼离开职位，逐渐像祖宗时代的大臣那样以名节自重。朝廷也因此尊贵起来。伏望圣慈，以国家安危为计，以政治治乱为念，以培养大臣的声誉和望重为意，以激励士大夫树立操守为办法，保全吕大防今日离去的名声，保存吕大防日后再用的可能，谨慎谢罪以消除旱灾的过失，消解厌恶、忧愁和怨恨之气；对上敬重天道，对下顺应民心，对内不失君臣恩义。一举而得到三种善果，岂不是美事吗？” 伏望圣明神武的陛下采纳此言，天下幸甚。同知太常礼院刘攽上奏说：“臣等议论认为，侍从之臣进见天子，回答询问、讲论古事时，不可以安然坐着若无其事；离开座位站着说话，这才是通常的礼制。如今吕公著等人以为自己传授先王之道，要求使礼制不同，这是大错。怎么可以说明这一点呢？九经章句的学说，都是近世诸儒提出的，训诂琐碎，未必都符合圣人之意。侍读的职务，只是传授章句之学罢了，是让他和旧史、诸子等书一同陈列在君主面前，由圣明的君主择取采用。然而朝廷的班次制度，仍然把侍讲置于侍读之下，祖宗设置官职的本意，难道还不清楚吗？如今他们忘记自己只是章句之学的细节，却自称道德完备；不考察侍从之臣的实际身份，却要求以师傅、宾客的身份受到特殊礼遇，不也是荒谬吗？议论者又说，天禧年间侍者、讲者都坐着，天圣以后都站立；如今侍者可以坐而讲者站立，认为这是有司的过失。臣等认为，侍从之臣参与闲宴，坐和站有所不同，君主可以自行决定，不能计较前后、把过错归给有司。至于臣下要求自己特异于众人，非要从君主那里求得这种待遇，那就不可以了。从前孔子纠正借马之名的礼仪而下拜，违背众人意见说：‘侍奉君主必须完备礼节。’当时人们认为他是在谄媚。”

译如今君主对待侍臣，从最初见面到讲论结束，都赐他们坐下而从容相处；君主的意思已经十分优厚了，不可以再因为短时间站立而感到歉意。像吕公著等人的议论，臣等认为不可。许张方平上奏说：“臣读《春秋左氏传》：晋国叔向被囚禁时，祁奚已经老了，听说此事，便乘驿车前往进见；执政韩起替叔向说话，说叔向谋划国事而过错很少，教诲善言不知疲倦，应当有宽宥他的意思。韩起与祁奚同乘驿车，把这些话告诉诸公，叔向于是获免。祁奚没有去见叔向便回去了，大概是因为祁奚的话是为国家说的，并不是为了偏袒叔向。如今传闻有使者追捕苏轼经过南京，要把他交给官吏审理。臣不详细知道苏轼究竟因何获罪，但早已认识他的为人。他出身远方、孤立无援，遇到圣明盛世；然而他的文学确实是天下奇才。先前参加制科考试取得高等成绩，却仍然平庸，与同辈没有什么不同。陛下提拔他，特别加以眷顾奖赏，从此他的才能和声誉更加显著。苏轼自认为得到明主知遇，也慨然有报答君上的心愿。但他的性情疏放率直，缺少谨慎稳重，越出职分多言，因此招致责备和悔恨。近年以来，听说苏轼屡次上封章，陛下特意宽容他；四方听说后，无不感叹圣明宽大的德行，同时也更加认为苏轼性情轻率，容易任意发言。” 如今他获罪，一定是由于一贯的性情。但陛下对于四海的生灵，好比上天没有不覆盖的地方，好比大地没有不承载的东西，好比四时没有不化育万物的时节，怎么会特别偏爱或厌恶苏轼呢？伏望英明圣主正在建立非凡功业，本来就应当广泛收纳人才，使他们各尽其才。如果不抛弃小的瑕疵、不计较细小污点，那么人才中就有值得珍惜的人。过去季布曾使高祖陷于困窘，夏侯胜曾诽谤世宗，鲍永不听从光武帝，陈琳曾毁谤魏武帝，魏成曾谋害唐太宗。这五位臣子，罪过都大到不可赦免；但他们遇到贤明君主，君主都曲法保全了他们，最终成为忠臣，对世道有所补益。自从孔子删定《诗经》，把其中讽刺的诗取来作为‘言者无罪、闻者足以自戒’的依据，所以诗人的创作，即使严重到指斥当世之事，言语涉及诽谤污辱、不敬君上，也没有听说因此被捕下狱。唐代韩愈上疏宪宗，认为君主事奉佛教会使寿命缩短，这话最为悖逆。宪宗发怒治他的罪，后来想起此事说：‘韩愈也是爱护我的。’如今苏轼只是因文辞获罪，并没有实际的过恶。臣恐怕把他交付狱官后，罪责会有不可预料的加重。希望陛下以圣明的度量，免除他的拘禁，以保全始终的恩赐。即使重重贬谪他，他又怎敢不甘心？” 臣自念衰朽的资质，上承受陛下特殊的恩典，如今伏居田庐，再不能有尘埃般微小的补益。臣私下仰慕祁奚虽老，仍不忘国家公室、为叔向申诉的义举，因此越职上言，自取斧钺之诛，惶恐至极，等待治罪。知审刑院苏颂上疏论祖无择说：“臣听说，古代命官的男子和命官的妇女，不亲自到狱中受审；这是不让一向尊贵的人同徒隶争讼，所以用来培养廉耻、崇尚礼节。贾谊说：‘用廉耻和礼节来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没有辱尸；因此黥刑、劓刑不施加于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并不远。’他又说：‘古代大臣因坐罪而不廉洁被罢免，不说不廉洁，而说簠簋不整饰；因污秽淫乱获罪，不说污秽，而说唯有德行浅薄、操守不修；因懦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获罪，不说懦弱无能，而说下属官员失职。因此，尊贵大臣即使确实有罪，也还不直截了当地斥责他的罪名，而是迁就替他避讳。’古代以礼义对待士大夫，重视到了这样的程度。本朝推鞫制度规定，命官犯贪赃罪，也要先审查牵连人员和证据，等证验分明后，才可以追捕拘摄；其余犯罪，如果事情和情状明白，三次拒绝抗辩，才勒令到案对质。这说明一命以上的官员犯罪，与庶民有等级差别。若是职列尊贵亲近、曾经受到皇上礼遇的人，确实应当宽减其缧绁拘系，以保全国家体制。近来听说，龙图阁学士祖无择过去任杭州知州时，有不公等事被揭发，已经降下敕命，在秀州设置审案机构进行推勘，并派内臣押伴前往那里。” 臣私下认为，祖无择治理郡政因循敷衍，自招舆论非议，本来应当彻底查办，以警戒在职官员。然而他经历三朝，升任近臣，出任藩镇长官，统辖一路，罢免杭州知州不久，一旦获罪，便让他同过去所统辖、管理的群吏一起对质曲直，不仅当地官吏百姓听闻后不足以信服，也使朝廷体制很受损害。臣曾听说，祥符年间枢密直学士边肃任镇州知州时，用公费钱做买卖谋取利益，又命属吏强买百姓的羊和婢女；王嗣宗把这件事报告给真宗皇帝。真宗因为边肃身居近职，不愿把他交给官吏审问，特意命刘综担任中正，把王嗣宗的奏章给边肃看；边肃立即认罪伏法，于是只判处贬官。嘉祐年间，观文殿学士孙沔任杭州知州时，在任内有不法行为，谏官、御史交相上章弹劾，仁宗皇帝只命本路核实，查实后便将他贬黜。翰林侍读学士吕溱任成德军知军时，侵占使用公使钱，本路追究弹劾，当时也没有命吕溱到案受审，只直接责罚降职。如今祖无择所犯并没有比这三人更严重，又适逢此次德音所说的情形，除非确实是贪赃污秽，按理应当宽免减轻，怎么可以不等审问，便命他到那里对簿受审？这实在是突然加以羞辱。况且已有御史的奏章，制勘院可以依据这些材料追查根究，不必亲自命他立即受审，然后再定罪。” 臣等希望圣慈念及祖无择身居近臣之列，曾任本路统辖之官，特许免赴秀州接受制勘，只令他在淮南各州郡听候指挥。等秀州案件审理完毕，朝廷依据案情审问；他若认罪，就依照惯例责罚降职；如果拒不承认，自有通常法令处置。这样足以彰显圣明政治和朝廷以礼待遇臣下、依礼决定进退，也可避免州郡长吏徒然受到困辱，对朝廷体制也有补益。”

译知杭州郑獬也上奏说：“臣私下观察，汉朝拥有天下后，沿袭秦朝的弊病，从宰相以下，犯罪者都被拘系入狱。文帝时贾谊曾为此叹惜并加以说明。后来文帝有节制地优待臣下，本朝优厚宠待近臣，即使有罪而入狱的也很少。近来像孙沔、吕溱，也只是削夺官职，从未交付狱中审问。如今龙图阁学士、谏大夫祖无择因为御史弹劾他任杭州知州时的事情，诏令他到秀州狱中受审。臣曾见过制狱中的文书和所列出的证人，询问后大致知道，祖无择所犯较大的事情，只是娼人薛希涛以及屯田员外郎中任浩等请求铸钟之事。臣仔细查究薛希涛的事情，众人都说没有这回事，证据也很清楚。即使确实有此事，朝廷不容许的，也不过重重削夺官职罢了。至于请托铸钟之事，祖无择也并不知道。任浩等人受贿；其余请求拨给屋地、出卖祠部凭证，以及把酒历卖给富民取息以资助公帑、修造介亭等事，都是前后任杭州知州的人常做的。孙沔任职时，别人请求土地的事很多，有时甚至把山林连同土地一并给出；他修造中和堂、防门，号称雄伟奇特。梅挚修造有美堂，蔡襄修造恺悌堂，沈遘率领百姓修造南塔，这些土木费用难道只是介亭所能相比的吗？” 出卖祠部凭证，取盈利钱来资助贫寒士人，这种事到处都是。发给酒历，直到如今仍有人请求。至于说曾祐受贿达到一万多缗，臣看见转运司在大街上张榜招募告发曾祐的人，最终没有人告发，只有修造书库而没有归还十几缗钱这一件事；没有听说收受贿赂达到一万多缗。祖无择所犯大概就是这些。如果陛下采纳御史的意见，小则罢官，大则废为庶民，都可以。可是如今却让他冒着严寒大雪，奔走数千里，乘驿车到狱中受审。祖无择官为谏大夫，职为龙图阁学士兼一路钤辖，可以说是尊贵之臣。一旦突然入狱，便同众多囚犯并头接受审讯，昼夜不停地问供答辩；他曾经卧病，也不许养病，直到如今五六十天，案件还没有判决。又听说要追到京师拘传他的家人作为证验。祖无择孤老一身，既没有正妻，也没有子弟，家中只有几个婢女；若把她们拘到京师，就是毁掉他的家庭。罪不至于被杀，却毁掉他一家，这在公议上如何说得过去？祖无择未入狱前，寄住在僧舍，随行只有一个仆人和一个指使，家中又一向贫困，资用已经耗尽，常常拿一只银唾壶抵押借钱。秀州百姓害怕，不敢收留他；他抵押唾壶后，便每天到寺院借几百钱供日常生活，有时有人怜悯他，替他准备饭菜。” 狱中囚犯见到这种情形，都替他号哭。士大夫和庶民听说后，也都感动悲痛而流泪。杭州百姓相互结伴，有的到佛寺设斋祈福，也曾到臣这里投诉。臣已经把事情的具体情状写明，飞驰上奏。假如祖无择确有大恶，即使他被长期拘系、鞭打审讯，也是天下人共同憎恨的对象；但他所犯罪责并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所以人心不能因此安定服从。贾谊说过：‘君主的尊位，好比堂；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堂太高就难以攀登，太低就容易被人凌辱。’如今祖无择受到的羞辱使陛下的台阶毁坏了，陛下难道不应想到‘容易被凌辱的渐变’吗？如今制狱之所以迟迟不结案，是因为祖无择所犯罪行与言官所说的不同，所以反复追查，不断吹毛求疵，务必要与御史的奏言相合。在鞭打之下，还有什么口供求不到？实在恐怕案件最后会有锻炼成狱的失误，这不是穷尽狱情的办法。臣请求圣慈特加省察，准许把祖无择释放到外面供答。祖无择受屈辱已经很久，哪里还会拒不承认？只恐怕他不能早日获罪离职罢了。至于案件审定后，陛下依据他的罪行，即使重重贬黜他，祖无择又有什么可辩解的？这样处置祖无择，也合乎礼制。祖无择没有子孙，也没有强有力的弟弟侄子；如今身陷牢狱，见不到天日，谁肯替他说话呢？臣不仅为祖无择一人的受辱而痛惜，实在还想到朝廷的台阶因此毁坏，这不是用来尊崇朝廷、激励臣下、向百姓显示威严的做法。臣岂敢欺骗陛下，私下为祖无择营救，冒犯皇帝；臣情绪激切至极，等待治罪。哲宗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刘挚上言说：“臣近来见到诏书，因为季秋举行大享，召南京太子太保致仕张方平赴京陪侍。如今听说张方平已经提出辞免。臣谨考察，张方平是德行盛美的元老，他的学问、义理、志向和内蕴极其高明而又精深。在仁宗时，他以文学和议论担任风宪、侍从之职，进献辅弼意见，匡正君主过失，风采显赫；尤其受到英宗的知遇和神宗的礼遇。熙宁初年，升任参知政事，不到一个月，因家中变故离开职位。服丧期满回朝时，王安石已经执政。张方平的政见与王安石不合，又刚正方直，不肯稍稍屈服，于是离开京城在外任职，直到退居养老。他一生的才华，尚未稍有施展，天下人都感到惋惜。自陛下临朝处理政务以来，收纳起用年高的旧臣，凡有名望德行的老臣，都在朝廷之中；他们出入朝廷、升降任用，可以敦厚风俗、重振宗庙社稷，可以化解奸邪、镇抚远方。朝廷内外一致，重新看到了祖宗时代人物兴盛的景象，岂不是美事吗？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唯独遗漏张方平，没有顾及他，士大夫私下因此感到疑惑。臣再想，国家每逢郊祀、飨礼等大事，必定召集旧臣故老前来陪侍祭祀，这是君臣之间极为深厚的恩典和盛大典礼。” 然而历来只是援引旧例，准备礼仪，下一道诏书罢了；那个人也只是按礼辞谢，很少真正到来，上下之间的恩意因此断裂，只成为空洞的文书。如今圣上正当盛年，太后又在帘幕后临朝听政，此时唯一担心的是旧德老臣不能全部聚集朝廷。况且这是陛下第一次举行帝王亲享之礼，而张方平是天下的大老臣，臣愚昧地希望圣慈特意派遣中使，稍稍增加礼数，以陪位大礼召他，那么张方平不应当不来。他到来后，召见他并赐予延问，考察他的议论和见识；如果有可以任用的地方，就留在朝廷作为辅佐，不必让他承担具体职事。如果他的才能不足以符合圣意，祭祀结束后依礼遣送他回去罢了；这样也可以成就陛下贪慕贤才、尊重年长者、渴望见到老成之臣的心意。臣不胜震动惶恐。”

译刘挚又上言说：“臣看见陛下降诏派使者召太师文彦博赴京。文彦博功勋名望厚重，辅佐光大四朝，可以说是社稷的元老重臣；陛下想念并见到此人，以礼相待而起用他，实在是盛大的事情。臣私下观察，自古以来无不尊重德行、崇尚年长；但宗师大老遇到他们必定以礼相待，安置他们必定合乎道义。所以有的尊奉为师保，有的供养为三老五更，有的让他们每月初一、十五入朝一次，有的间或召入朝廷商议重大事务，有重大政事时还亲自前往咨询决断。考察前代记载，这些旧例都具在。如今文彦博到来，圣上深谋神虑，必定已经有了安排；究竟只是见他一面、看看仪表形貌吗？还是要向他咨询访问？是要留在朝廷作为自己的辅佐吗？又或者要让他承担政务呢？如今外界议论只看见宰相职位空缺已久、迟迟没有任命，人人都认为陛下必将以三省长官的职位任命文彦博。即使臣愚昧的想法，也不免如此猜测；但臣认为，如果确如议论者所料，把三省政务交给他，那么有官职就有职责，有职责就有事务。四海之大、万事之繁，大小事务无不总揽，日夜裁决，参加朝会并处理升降任免，只恐怕不是八十多岁的老臣在聪明才力上所能胜任的。” 一旦有具体职事，就不能没有得失；让他承担责任，便会伤害陛下优待他的恩意；放任而不追究，又会废弃法度。这也不是供养老功臣、尊重旧臣的办法。文彦博虽然年老，但忠厚敦实、气度宏大，足以慰藉士大夫之心；他的气概谋略足以弹压强悍之人，他的威望足以镇服四方夷族，确实应当让他在今天从容地辅佐朝廷，作为朝廷的重望。古人认为老成之臣的价值有时超过典章刑法，大概正是这个原因。臣希望圣慈下诏，让文彦博以原有官职每月初一、十五入朝；遇到军国大事，再特意下诏召见，向他询问筹划方略，不必让政务职事劳累他。以三师的尊贵身份，独自承受天子的清问，进献意见以裁决重大议事，却不让他劳于具体事务，这样陛下尊重礼遇旧德之臣就达到极点了。不让他亲自掌握权力，以免损害君主之道；不让他疲于职事，以便安养老年；又不使他在出仕和退处之间受到牵累，这也是臣子能够安然处置的方式。恩典与义理都相合，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伏望陛下从圣心作出决定，使天下人都没有异议。臣不胜区区之心。” 程挚又上言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令，以平民程颐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实在是尊崇儒学、重视道统，振兴并任用遗逸之士，使天下归心，本来就是圣朝应当做的事。然而臣私下认为，进退取舍，是臣子的大节；爵禄，是天下公有的器物。进退不失其义，人道就能确立；授予爵禄不轻率，士人的心志就会受到勉励。这两件事实在不可不慎重。当初程颐以节操品行为自守，本来无意于出仕。陛下敬重他的风节，所以起用他为州推官、西京教授。程颐已经极力推辞，后来还是应诏赴召；陛下又以宣德郎、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等待他。程颐到达以后，没有立即接受任命；陛下又赐予他延见对答，使他取得通籍，置于经筵之中。大概程颐不断谦逊退避，而陛下的恩命却一次比一次加重。臣恐怕程颐在出仕或退处、辞谢或接受这些事情上，有道义上难以安心之处。孔子说：‘如果有所称誉，就一定有所考验。’孟子说：‘出仕有时是为了贫困，辞去尊贵的职位而居于卑位，辞去富厚的俸禄而居于贫寒。’程颐好学以求成就自己的志向，具有君子的品行，又逢盛世，他的心难道只是想凭借声名自我推销吗？他本来是愿意有所成就的。程颐的父母年老、家中贫困，兄长程颢有贤德的品行，却仕途不达而死，按照程颐的义理，他应当出仕。如果也是因为贫困而出仕，那么像孟子所说的居于卑位，也是可以的。如今既有称誉却不加以考验，他每次辞让，朝廷反而越发进用，臣由此知道程颐不敢接受。至于纷纷而起、对程颐产生疑虑的议论，并不只是像臣这样说。有人径直说，自古以来的先生、处士都是窃取虚名，对实际任用没有益处；像程颐这样，不过是凭迂阔的学问向君主邀取身价罢了。天下有节操义行的人，乐于道义而不出仕，像程颐这一类人也并不少。他们在上面没有援引之人，所以没有被听闻罢了。又有人根据程颐辞免爵命时所说的‘前朝召举布衣，故事具在’，认为程颐的志向，是想做种放、常秩那样的人，却又急于得到台谏、侍从的职位。臣固然知道议论者或许有所过当，然而真伪是非、似是而非之处，陛下也不可不察。圣人自有中道，超过它就会偏失；天下自有常理，背离它就会混乱。臣恭请陛下审察真伪，重视名器。现在听说程颐正在辞谢恩制，希望陛下降下指挥，依照程颐所请求的办理，成全他的节操，只授予他最初所命的官职。这样既使他能够凭俸禄奉养双亲，又使他接受任命合乎义理，免除似是而非的毁谤；日后如果发现他确实可以任用，再加以进擢也还不晚。对于陛下尊崇有德之人、举用遗逸之士的原则来说，做到不偏不倚，不也是很美善的吗？” 又听说程颐曾提出数件建议，例如想让经筵侍臣坐着讲经之类，其中还有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众人传闻后把它当作笑谈，不知道是否确有此事？只希望陛下赶快降下圣旨，依照程颐所请求的辞免办理，只任命他原先的官职，以西京教授一职考验他；这样或许可以成全程颐的志向，保全程颐的节操，平息群议，也不妨碍日后擢用他。防止羞耻之心不能在天下树立，已经很久了！如今幸而有这样一个人，如果授受不合于义，就会使天下人纷纷更加不把廉耻和操守当回事，难道不是关系重大吗？” 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说：“臣下拜见：皇祐二年，陛下亲自祭祀明堂，曾召前两府杜衍、任布二人陪位。礼仪完毕后，陛下推施恩泽，特赐杜衍、任布各一名子弟进士出身。如今陛下再次举行这种罕见的典礼，也曾召前宰相庞籍陪位。臣私下认为，庞籍过去镇守西边，出力实在很多，安抚怀柔凶恶的首领，使他们重新归于皇帝教化；他在宰府任职时，正值蛮寇凭势侵犯，震扰二广，他辅佐圣谋，清剿了丑类。到了告老之年，他精力仍然强健，却坚决辞去荣禄，离开职位居家，实在是朝廷的硕德老臣、当今的耆宿俊彦。遇到这次盛大礼典，伏望陛下采用杜衍、任布的先例，特意施恩于庞籍的一名子弟，以慰藉他的心意，也足以显示朝廷尊养老臣、优待贤能的美德，增添圣政的光彩。”

译侍御史王岩叟上奏说：“臣下拜见近日降下的圣旨，命令门下省、中书省的谏官与两省隔开，另开门户出入，不得同给事中、中书舍人相互往来。刚听到传闻时，臣不敢相信，因为既然称为同省，哪有分开门户出入、彼此不能相见的道理？等到看到敕文，才知道确实如此。臣愚昧，不明白朝廷这样做的用意。如果认为这样可以杜绝泄密的弊端，那么臣认为，泄密在于人的行为，不在于门户。门户的禁令一向已经很严，如今再加以申明敕令就足够了，何必一定要在隔开门墙上做文章呢？被隔开的不过是两三个谏官罢了。谏官是陛下的耳目，陛下常常不吝把赤诚之心交给他们，为何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反而像是有所怀疑？如果认为这些人可疑，就应斥退并疏远他们，使他们不要占据这个位置；如果认为他们值得亲近，就应当同他们毫无隔阂。陛下不与谏臣亲密，又要同谁亲密呢？臣固然知道陛下没有这个意思，但事情一旦实行，最终只会连累陛下。自古设置谏臣，是因为他们能够弥补朝廷的缺失，使缺失不被外界看见，这才是美事。因此弥补缺失不能嫌多，越早发现越容易建功，所保全的也越多。况且朝廷的事情，最终能够使谏臣不知道吗？” 即使禁令很严，也不过能拖延一两天，最终还是会被听闻。如果事情有不妥之处，难道能禁止他们不说吗？既不能使他们不知道，又不能使他们不说，那还不如让他们早些知道并加以议论，这样反而有补益。臣认为，朝廷之上经过精心思虑、审慎发布，政令一经发出，天下便无从非议，这才是真正的严密。如今外面的人都说，这不是为了严格约束制敕院，而是想限制、隔绝谏官，使他们听不到省中的事情。这种说法流传开来，恐怕不是朝廷的美事，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臣以为陛下确实诚心喜爱进谏，也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所以一言一行，天下人无不称颂，认为合乎正理。不能错误地相信这件事，使天下人对圣德产生疑惑。伏望陛下为国家爱惜大体，以安慰众人的心，特意撤销隔绝两省的指挥，暂且仍按旧制实行，臣不胜庆幸。” 五年，给事中范祖禹上奏说：“臣等拜见：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十月降下圣旨，查核得知司马康将来在陕州夏县的坟所，命河南府经常照管司马本家的骨肉、园宅等物。到了十一月，又降下圣旨，司马光置办在西京的宅第、园池以及所赐书籍，命司马康经常切实照管，不得毁坏变动。如今司马康去世，儿子司马植才十三岁，本家前往陕州夏县营办葬事，之后返回西京居住。先前有三班借职温景纯，因为司马康居父丧期间上奏请求留任本宅，主管管理、监当等资任，按规定应到元祐六年十月任满。因司马康的妻子儿女孤幼，如今前去居丧并营办葬事，更不同于司马康在世之时，想请陛下特别再降圣旨，命河南府经常照管司马本家的骨肉、园宅等；并再次降下指挥，将所有西京宅第、园池和所赐书籍，命本家经常切实照管，不得毁坏变动。还请等温景纯任期届满后，特意再次差遣他主管一次，并计入监当资任；仍请下达文书给西京，通知温景纯照会遵守。过去唐宪宗时，魏征的子孙把住宅典押给别人，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献绢帛，请求赎回。”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说：‘太宗曾经停用宫殿的建筑材料，为魏征修建厅堂；如今他的子孙贫困，完全可以由官府出资替他赎回，不应让李师道窃取美名。’宪宗深以为然。由此说来，褒奖、抚恤名臣的后代，贵在由朝廷施行。如今司马光父子忠诚贤能，百姓追思不忘，而他的妻子儿女孤幼，已经得到圣恩优厚而周备的抚恤。他的宅第和所赐书籍，本家必定会守护；再请降下一道指挥，并留用一名使臣再次任职，这样他家始终受到的恩赐，都出自朝廷。伏望圣慈特别加以体察怜悯。’ 先帝在位时，还足以容许文彦博闲居退处。如今二圣垂衣拱手，政事委托给大臣，更应当有老成持重的人来使天下人心悦服。《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之人，尚且还有旧典法度。’这是说老成之人对于国家的典法十分重要。他经历的事情很多，只要向他询问历朝的事务，所知就尤其胜过他人，何况他还有其他可以补益朝廷的地方呢？如今旧日老臣只有文彦博一人，如果他离去，那么其余在朝者都是后进，再没有前辈了。老臣能够任用的时间已经不长，国家应当重视并珍惜。臣自从听说陛下准许文彦博离去，早晚思虑，私下认为陛下如果想让文彦博更加优闲安逸，不如只听任他解除军国重任，以太师身份回到宅第，却把他留在京师，以备咨询访问，不必正式授予致仕。朝廷便有尊养老臣、贪求贤能的美名，足以维系天下人的人心，实际得到的好处很多。陛下进退元老，臣本不应参与议论；但臣的职责在侍从之列，如果对国家有益，就不敢不说。希望陛下深思，再加以裁夺选择。” 在先帝在位时，尚且足以容许文彦博闲居退处。如今两位圣上垂拱而治，把政事委托给大臣，更应该有老成持重的人来使天下人心悦服。《诗经》说：‘虽然没有老成之臣，尚且还有典章法度。’这是说老成之人对于国家的典章法法很重要。大概因为他们经历的事情已经很多，只要向他们询问历朝的事情，他们所知道的就尤其胜过他人，何况他们还另有可以补益国家之处呢？如今旧日的老臣只有文彦博一人，如果他离去，那么其余在朝者都是后进之士，再没有前辈了。老臣能够任用的时间已经不长，国家本应格外重视珍惜。臣自从听到陛下答应文彦博离去，早晚思考，私下认为陛下如果想让文彦博更加优游安逸，不如只听任他解除军国重事，以太师身份回到宅第，同时留在京师，以备咨询访问，不必再授予致仕名义。朝廷有尊养老臣、贪求贤才的美名，足以维系天下人心，实际得到的好处很多。陛下对于元老的进退，臣本不应参与议论；但是臣的职务在侍从，如果对国家有益，就不敢不说。只希望陛下深加思考，再予裁择。”

译范祖禹又上奏说：“臣近日承准枢密院录白：高阳关路兵马钤辖兼河北第六将杨永节因母亲去世，请求解除官职服丧。后来据本路都总管司上奏，请求不允许本官解除官职服丧，以便留下有才干的人共同办理事务。奉圣旨，依从高阳关路总管司的奏请。臣查考元祐编敕：诸武臣遭逢父母丧，如果属于小使臣以及原来由军班换授的官员，或者现任管军，或充任缘边路分总管、铃辖、都监、知州、县城都监、寨主、都同巡检，即使是大使臣，也都不解除官职服丧。凡请求解除官职服丧的，除缘边任职者须奏请等待朝廷裁决外，其余一概听从。臣私下认为，小使臣不能解除官职服丧，已经损害以孝治国的风气。朝廷体恤小官，是因为没有俸禄便无法养家，不得已才没有改变。至于大使臣以上，官位既已升朝，俸禄也足以养家，而缘边任职者也不能解除官职。请求服丧的人，又必须奏请等待朝廷裁决，帅臣于是上奏挽留，朝廷重视而不愿违背他的请求，便沿袭惯例夺情起复。只有狄咏因为是狄青的儿子，帅臣替他奏请，才特许解除官职。如今缘边地区与内地没有不同，帅臣遭逢丧事，没有不解除官职的。” 除此以外的将领，所寄任的职位低于帅臣，如果不是遇到军事战事，却无故夺去他们的丧服，完全没有道理。如果说是借用人才，那么如今武臣常常苦于人数过多，哪里会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如果说是体恤他们贫困，那么在内地任职的也都是同样的人，为什么偏偏只在缘边体恤他们？如果认为解除官职是优厚恩典，必须等到像狄青的儿子这样才允许，那么父母的丧事在贵贱之间本来就是一样的。古代平民有丧事，三年内不参加征发和劳役，难道官位达到升朝以上，反而不让他服亲丧吗？臣愚昧，想请今后大使臣以上遭逢父母丧，即使是缘边任职，也都解除官职服丧；如果遇到边事，才允许本路奏请挽留，由朝廷发下指挥。这样或许能使武臣都知道礼法，有益于风俗教化；而在紧急情况下借用人才，也不失为因军务而权宜行事的制度。如果认为臣的话有道理，请下交有关官司修订建立制度。” 贴黄：臣私下认为，夺情服职的礼制本来就不是古代制度。祖宗时期文武官员还少，所以承袭前代的权宜制度，不许解除官职。如今太平日久，官吏人数日益增多，应当使人懂得礼教。倘若遇到边事，需要借用武臣出力，那么夺去他的丧服，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七年十月某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上奏说：臣等私下听说，仁宗朝赵元昊侵犯延州，形势危急。环庆将官刘平率领孤军前来救援，兵力悬殊，奸臣却不予救援，刘平于是战死，最终还大骂贼人，不肯进食而死。诏令追赠侍中，赐给大宅，并授予他的七个儿子庆孙、贻孙、宜孙、昌孙、孝孙、保孙、季孙等官职。诸子很有奇异才干，却都没有长寿，最终没有显达者，家境也狼狈不堪。所赐宅第已经易主，只有季孙仕至文思副使。他年满六十，笃志好学，博通史传，擅长诗文，轻视财利而重视利害，通晓军政。至于忠义勇烈，知情者认为他有刘平的遗风。他生性爱好奇书、古文和石刻，做官四十多年，所得俸禄赏赐全都用来收藏书籍。近来蒙朝廷提升为隰州知州，今年五月死于官舍，家中没有一甔一石的存粮，妻子儿女又冷又饿，过路的人都为之悲伤叹息。如今只能寄食于晋州，灵柩滞留旅途，无法归葬。臣等确实与季孙相知，既为他的才气如此而悲哀，又为他死后不到半年妻子儿女便流离失所而悲哀；更为他的父亲刘平以忠义死于国事，父子声名相接四十年，而子孙却衰败沦落，未获朝廷收录，难道这是朝廷的本意吗？” 如今执政、侍从中有很多人了解季孙，如果加以询问，必定能得到实情。希望朝廷特地下诏给有关官司，优厚地赠赙，以救济他的妻子儿女朝夕忍受饥寒的忧患，也使人知道，为忠义而死者的子孙，即使跨越多年，朝廷仍然会给予存恤；这对于劝善奖忠的原则，并不是小小的补益。季孙的儿子三班借职璨现在在京师，请求尽早赐下指挥。”},{ 哲宗时，苏轼又上奏说：“臣近来奉到圣旨，撰写赐予文彦博、吕公著今后入朝免拜的诏书。如今又奉到内降的指挥，命臣撰写不准文彦博辞免入朝免拜的批答。臣谨按《礼经》所说，八十岁的人拜受君王的命令，一次坐席之间两次到堂上。所谓拜受君王之命，是传达命令时行拜礼，并不是朝见君王；即便如此，尚且不能免拜。周天子赐给齐桓公祭肉，说：‘伯父年老，不必下拜。’齐桓公说：‘天子的威严近在咫尺，不敢违背，还是下拜登堂接受。’所谓不必下拜，是说在堂上拜谢，并不是完全不拜；即便如此，齐桓公尚且不敢不拜。钟繇因脚疾乘车到堂就坐，似乎可以不拜，但也没有明文规定。君王面前乘车，难道足以作为法式吗？马燧在延英殿不拜，大概是临时给予的优礼，并没有说今后就不再拜。祖宗的旧例，如吕端这一类人年老有病而入对，也只是临时传宣免拜。如今要让文彦博、公著今后入朝免拜，这一指挥本来是朝廷优待贤者、尊重老臣，远远超过古今，无可非议。只是臣身为有关官司，应该遵守典礼，又恐怕文彦博、公著终究不敢承当。依臣愚见，不如准许他们的请求。如果圣恩优厚怜悯老臣，眷顾不已，那么遇到他们朝见时，偶尔传宣免拜，也足以作为非同寻常的恩典。臣荣幸地充任侍从，心中有所见解，不敢不把自己的全部意见说出来。不准许此事的批答，臣不敢撰写。” 苏轼任翰林学士时，上疏论说张方平，奏道：“臣恭敬地看到，太子太保、致仕的张方平，凭借卓越的才华和绝世的见识，学问广博，文章雄健，出入中外四十多年，号称名臣。仁宗皇帝对他的宠爱知遇极其深厚，只因他禀性刚正简约，议论高远而少有契合者，所以在世上屡受龃龉。然而赵元昊在西方反叛，用兵多年不能平息，公私都疲惫困乏，张方平首先提出与戎人和议的策略，仁宗采纳了它，百姓因此得以休息，这件事已经载入国史。又在熙宁初年，首先论说王安石不可任用；等到新法施行，张方平又都预先陈述其危害。他的大节如此，其余在政事和文学方面对世人的补益，也难以一一列举。神宗皇帝有识人的明察，把他提拔为执政；恰逢服丧，服除以后，因为王安石等人不喜欢他，而张方平也没有稍稍屈服，所以不再任用。如今他已经退居老于南都，因为眼疾不再出仕，心灰意冷、形容枯槁，与世事相忘。臣私下认为，国家的元老，历事四朝，年高德重而为天下人所敬服的，只有文彦博、张方平和范镇三人而已。如今文彦博在朝廷，范镇也重新被任用；张方平虽然年老闭门不出，难以召来任职，仍应当加恩慰劳问候，表彰他的非凡之处，以显示两位圣上尊养老臣、尊重贤者的意义。”

译如今唯独把他搁置一旁而不加询问，有见识的人都共同疑惑，认为这是典章制度上的缺失。希望借大礼之后的机会，针对先前召他陪祀而未能到场一事，特意出于圣意稍加恩礼；或者派遣使者到他那里询问国事，听取他的议论，他一定有超过常人的见解。臣有幸充任禁近之臣，不敢把自己置身事外，冒昧陈述这些意见，惶恐不安地等待获罪。” 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臣听说三公，上应天上的三台星，下与君主相同，作为万邦的表率，成为四海的法则，不一定要具备具体官署，却不可把他们只看作有具体职掌的官员。委任的分量重大，就以论说道理、治理国家、调和阴阳为职责；礼遇仪容的隆重，则是君王临御坐时三公起立，君王乘车时三公下车，并不像六卿、众尹分别在各部门办理事务，各有固定的职责。汉代以来，典章制度随着时势有所沿革，和古代不同，于是让丞相兼行三公的事务。到成帝时，才采纳何武的建议，特意设置三公之官。光武中兴，孝明继承治理，都能够振作精神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然而他们不懂得考察古代设置官职的本意，也不明白治道准则与法令守持各有不同的适宜之处，于是用办理吏事的标准考核三公，有些人因此获罪，而对三公的礼遇也逐渐轻薄，严重的甚至受到罪责、斥退、诘问、侮辱等牵累。君臣相始终相处，怎么能不以此为戒呢？如今太师文彦博，辅弼四代皇帝，官位居一品之首，才干功业在朝廷中都被推为高卓，威望声名在四方受到敬畏。陛下接见他时以三公的仪法相待，特意降下褒奖召见的诏令，供给饮食，准许用肩舆，恩宠礼数优厚周密，前代无人可比，深合古代圣人尊崇元老的道理。朝廷有重大的议论，向他询问以后再决定，可以；有重大的措施，审慎听取他的意见以后再施行，也可以。” 在经筵讲说道理，接待他时就使师傅的仪范更加庄严；敌国使者在朝廷，看到他就使国家的体统更加尊重。至于如果让他只担任一个具体官职，又用各种庶务去责成他，臣愚昧地认为仍然不妥。三省的事务，总领各项政务，大到诏令和机密权柄，小到簿书、期限和防禁之事，纷繁杂乱地每天交集在面前，而丞相、辅臣的职务无所不统，一旦有缺失，责任也随之而来。即使文彦博身体康健强壮，才力充足有余，似乎独自还很闲暇，但他年过八十，又没有参与斋戒、防禁等事务，怎么可以让他处置劳苦之事？只应当让他安逸休养。况且古代养老，让祝噎、祝鲠之官居于饮食者前后，难道是因为所奉养的人都已经衰老昏耄才设置的吗？大概是因为所体恤的情意深厚，所以礼数的加增就完备，怎么可以因为他康健强壮，便一定要用事务烦劳他呢？恭敬地想到先帝考察古制、制定法度，更新官制，让三省大臣执掌国家权柄，治理各种事务，唯独师傅之官长期空缺；幸而如今有这样一个人，凭借辅弼四代皇帝的旧勋，恰好担任这一职务，那么本来应当以论说道理、治理国家来要求他，不必再用官署事务来劳累他。这样或许上可以彰显朝廷褒奖崇敬功勋德行的意旨，下可以符合四海众人共同瞻仰的心愿。臣身处谏诤之路，不敢因为职位卑微而沉默，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狂妄浅陋的言论，依据义理裁决。” 在此句中，“監」司”疑有引号或断句错误，按“监司职任”理解。高宗绍兴二年，吏部侍郎綦崇礼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按照礼来役使臣下，臣下以忠来侍奉君主。君主把臣下看作手足，臣下就把君主看作腹心。施恩与报恩的道理，在古代就是如此。如今国势艰难，正需要大家共同渡过难关，正是陛下任用贤才、役使能人的中兴之时；收纳任用人才，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在召集人才的时候，有时不能使他们来到，或者不能以恭敬尽礼的态度接待他们，所谓真正的贤者、真正有能力的人就会收起志向而离去。那些屑于前来就任的人，不是被利禄诱惑，就是被威刑逼迫；想让他们尽忠，作为腹心来任用，是不可能的。臣恭敬地看到，祖宗旧制规定，凡是在外任职而被授予内任，以及被召的臣僚，如果担任学士以上职任，或是新任、旧任宰执，必定降下诏书作为他们赴阙的凭信。至于职位较低的，有时由尚书省发给札子，有时由吏部发给符，以圣旨下达公文加以照会催促罢了；这是用来区别等级威仪，向贵近之臣表示眷顾礼遇。自从兴兵以来，急于除授任用，降诏的礼制一概废弃，甚至有如果胆敢拖延，就要重重置于典宪之下的命令。这难道是对待贤能之人的道理吗？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恢复实行旧例：凡六部尚书以及翰林、端明殿学士以上职任的人，连同新任和曾任宰相、执政官，如果从外任被授予这些职任，或被召应当赴行在，都命尚书省立即报告学士院，颁降诏书，以表示朝廷待遇他们的礼制，也使在外任职的近臣有所凭信，可以离开原有官守，仰望符合陛下任贤使能的意旨。” 高宗时，张浚上奏说：“臣听说，祖宗优待台谏官的用意，是想借此端正纲纪、弥补缺失，这实在关系天下国家的安危祸福，不可忽视。然而祖宗施行赏罚，必定务求核实；每逢臣僚上章奏疏议论别人，在外任职的，就一定委托监司调查核究，事情重大的还派使者快马传驿审验；在朝廷任职的，就一定查考公案，详细研求、询问，然后施行责罚。即使有人所说不实，也置之不问，这才是祖宗优待台谏、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的本意。因此当时台谏所说的，无不是事实，从未指摘隐私来满足自己的意愿，也从未用鄙猥琐碎的言辞损伤国家体统，不过是论某件事正确、某件事错误，某人为君子、某人为小人，某人处理政事有声誉、某人处理政事毫无状况罢了。自崇宁、大观以来，大臣各自树立朋党，援引台谏，排斥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每有章疏，朝廷不论虚实，一概照办，把没有的说成有，把是说成非，以致有人制造没有根据的诽谤，编缀淫秽亵慢的言辞；士大夫一生立身行事，一旦遭到玷污，就成为被废弃的人。何况其中还有报复旧怨、陷害正人的情形，情由意图多种多样，难以立即辨明；这最是伤害和气、败坏风俗、损害教化的大患。”

译如今陛下选用贤才，任用他们担任台谏，以革除从前的弊病。臣愚昧地希望，除了二府大臣外，每逢臣僚有章疏，理应立即引咎退职的，便当即引退；其余的，请先调查核究、指明事实，然后再施行。至于事情涉及隐私、另外没有迹象情状的，都搁置不问，这样或许可以使风俗逐渐淳厚。还请陛下明察。”张浚又上奏说：“臣听说孟子的话，所谓故国，并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有世代辅佐的大臣。如今君王已经没有亲近的大臣了。臣认为，大臣的任用、罢免、进退，是天下人所关注的，借此判断国家的轻重。古代的君主，必定以礼貌对待大臣，掩护他们的过失，并不是出于个人偏爱，而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朝廷就不会尊严，众望就不会归附，天下就不会服从；其中的用意是很深的。后世贪图利益、急于求仕的人，专门致力于指摘诽谤，求得迅速升进，只顾为自己谋划，使大臣不好的声名全部暴露于天下，从而启发敌人轻视朝廷的心思，这难道是拥有国家的人所应得到的利益吗？臣仰望想到，陛下天资神武，智谋见识超越常人，一定想要慨然在天下有所作为。将来在江淮之间，如果不并用大臣，就不能镇抚；在中原之地，如果不分置大臣，就不能弹压。” 平日无事时，应当以礼相待，以恩德笼络他们，实在不能有一天忘记。臣私下看到，广东西路以及防吉之间，盗寇不时发生，至今已经数年；臣认为应当任命大臣判防州，兼任广西路采访使；判潭州，兼任湖防采访使；各自准许设置亲兵和将佐。明确下诏书，宣布设置使职的意旨，使百姓的利弊得以上达，使盗贼偷偷发生时能够得到处置。将来福建、两浙都由大臣总领安抚使之事，陛下进而有所作为，就可以忘掉南顾之忧了。恭请圣上慈悲，出于睿断，详细斟酌施行。” 张浚又上奏说：“先王制定俸禄来代替臣民耕作，其中的用意深远。仓廪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才知道荣辱，并不只是百姓如此。如今让那些委身受职、侍奉他人的人，向上没有能力奉养父母，向下没有能力养育妻子儿女，而且如果没有俸禄多少的等级、厚薄的差别来激励勤劳、奖励才智，凭什么感动在位官员，使他们自立于不犯过失的地步呢？把天下众人聚合起来奉君，想让他们都得到欢心，也在于依据人情来制定制度罢了。制度超过适宜的限度，纲纪就会混乱；制度不够，民心就会离散；这两方面的过失是相同的。唉！做官而不考虑利禄的人很少。假如伯夷、叔齐那样的操守人人都实行，那么天下士人全都到山林中游处，君主又怎么能得到他们并加以器重任用呢？至于左右近习之人，更应当深加察看、熟悉研究。他们生长于富贵之家，平素享受奉养，如果日常用度不够，凭什么责求他们廉洁？如果让他们自行经营私利，就有侵夺小民财物的嫌疑，怨恨诽谤会日益产生；如果让他们接受他人的馈赠，就有索取请求、收受贿赂的罪名，国家体统会日益受损。臣认为，不如减少他们的员额、优厚他们的俸禄，然后用善行来要求他们；这样他们服从起来就容易了。这是天下国家的大计，君主不可忽视。” 权知尚书礼部侍郎郑刚中上奏说：“臣曾经认为，安静退处、保持廉耻，是百官都应当努力做到的。然而普通人向善的心，如果不是圣人培养造就，就没有办法自行进步。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制定礼制、建立法令，崇尚和扶植善行，禁止和戒惧恶行，从来没有不包含劝善惩恶的用意。臣听说祖宗旧制，选人转升为令、录，任满六考而致仕；遇到大礼，可以和初等朝官一样获得封赠。如果任满六考而犯有赃罪，便只以原有官职致仕，遇到大礼也不再享有封赠的荣誉。这是为了崇尚和扶植廉洁安静的品行，禁戒贪污躁进，成就普通官员，使他们趋向为善。自从旧法改变废止以后，选人致仕不能升为朝官，这种道理也就消失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郡县的官吏，既然大致经历了考核等第，他们使父母荣耀的念头，也一天都不能忘记。假如前面有致仕后升朝官的道路，那么性情资质安静退让的人，就可以安然自守，谨慎等待挂冠离职，哪里还会再钻营求取侥幸，做那些得不到满足、没完没了的事情呢？如果有人鄙陋贪婪、窃取财物，不知道自爱自重，那么致仕的法规会约束他，升朝官的念头会在心中起作用；仔细比较轻重，他一定会知道顾惜。所谓崇尚扶植善行、禁戒恶行，成就普通人为善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朝廷吝惜不给这一个官位以后，那些思念双亲、求取进身的人，计算资历品级，往往想回去却不能回去；年老路远、仕进无望的人，甚至自暴自弃而贪污，这种伤害太多了。” 臣愚昧，斗胆希望圣上慈悲，命有司讲明旧制：凡转升为令、录，任满六考且无赃罪而致仕的人，准许与通直郎一样，遇到大礼依法获得封赠。这样对上可以崇尚扶植廉洁安静的风气，对下可以禁戒贪污躁进的官吏。对于朝廷来说，虽然只是略微增加一些虚名上的支出，但对于陛下的风俗教化，确实很有补益。”陆贽说过：‘建立国家，只有义与权；诱导人，只有名与利。’只希望陛下明察。” 右正言陈渊在经筵进呈先例，说道：“《前汉书·汲黯传》记载：‘大将军卫青任侍中时，皇上坐在厕上，蹲踞着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入宫宴见皇上，有时不戴冠；至于汲黯来见，皇上不戴冠就不接见他。皇上曾经坐在武帐中，汲黯上前奏事，皇上没有戴冠，远远看见汲黯，便躲到帷帐里面，让人批准他的奏议。皇上对他的敬重礼遇就是如此。’” 臣听说汲黯在朝廷任职，淮南王畏惧他而打消了谋反的计划。世人说汲黯忠诚，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凡是进言没有不竭力，因此诸侯将要反叛时，害怕他而不敢发动。汲黯因此对汉朝立有功劳。臣私下认为，汲黯的忠诚，古今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然而假使汉武帝弃置他而不任用，汲黯的话又从哪里能够发出呢？淮南王打消谋反，虽然可以说是畏惧汲黯，也同样是汉武帝任用汲黯的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汉武帝想要尊崇儒术、兴起礼乐时，就任用公孙弘为丞相；想要制定律令、振兴纲纪时，就任用张汤为御史大夫；想要排斥夷狄、强盛中原时，就任用卫青为大将军。丞相本来就是皇上亲近信任的人，御史大夫尤其掌握权柄，天下人因此重叠着脚站立，大将军的尊贵宠信无人可比，公卿以下都卑下地侍奉他。然而汲黯曾在朝廷上责问公孙弘，说他是齐地人，多诈善变，开始时和别人提出建议，后来却都背弃了；又责备张汤不能使国家安定、百姓富足，为什么要只取用高祖的约束而纷纷更改它们；又有人劝汲黯说大将军地位尊贵重要，不可不拜。汲黯说：‘假使大将军有作揖的姿态，反而就不尊重了吗？’汲黯正直不屈就是这样，因此朝廷一时的显贵大臣没有不畏惧他的。这还不只是如此。汉武帝招揽延请士大夫，常常唯恐不足；但他性情严厉，臣下稍微犯法，或有欺罔违犯，就立即依法处死，从不宽容姑息。”

译当时在位的人，谁不战战兢兢？但汲黯当面折辱、在朝廷上诤谏，始终没有屈服。他曾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却在外表施行仁义，为什么还想仿效唐尧虞舜的治理呢？’汉武帝因此变了脸色，退朝后还认为汲黯戆直，又认为他愚笨，又认为他没有学问，好像不能忍受他的言论。可是到了他和严助谈论汲黯时，却一定把汲黯看作社稷之臣。这本来就是汉武帝极其看重并深深赞许他的地方。所以史书记载汉武帝对待汲黯说：‘大将军卫青任侍中时，皇上蹲踞在厕上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入宫宴见皇上，有时不戴冠；至于汲黯来见皇上，皇上不戴冠就不接见。’汉武帝敬重礼遇汲黯，超过丞相和大将军竟到了如此地步，那么凡是担任将相的大臣，怎么能不畏惧他呢？所以淮南王畏惧汲黯，是因为将相大臣畏惧汲黯；将相大臣畏惧汲黯，是因为汉武帝敬重礼遇汲黯。既然如此，淮南王打消谋反，除了是汉武帝的功劳，还能是什么呢？臣又听说，君主凭借天下的有利形势，生杀予夺全由自己作主，谁敢抗拒？正因为没有人敢抗拒，君主安然处在百姓之上，没有畏惧和顾忌，那么贤能的人害怕灾祸，也将远走高飞、深深隐藏，不再为世所用。贤能之人不为世所用，而进谗谄媚、当面迎合的人得志，国家要想不陷入危乱，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所以像汉武帝好战、喜欢杀戮、穷奢极侈这些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至于他敬重礼遇汲黯，以此杜绝尚未萌发的祸乱，后世不可不效法。祖宗设置台谏官，对他们加以尊崇奖励，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也接近这种做法。即使没有汲黯，谁敢不畏惧台谏？假使常常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又不急于罢除他们、轻易撤换他们，臣知道奸雄从此就会收敛屏息。苏轼说过：‘奸雄刚开始势力尚小时，用台谏来折服他绰绰有余；等到他势力强盛时，即使用武力取得他也还嫌不足。所以尊崇奖励台谏，没有比祖宗的法令更高明的。’只希望陛下记取这一点。” 陈渊又上奏论说宰执不和的奏状：“右臣近来听说，宰相秦桧与参知政事李光，因为在御前奏对时彼此意见不同，不知道他们争论的是什么事情，而外间议论纷纷，认为大臣不和，有损国家体统。臣身在宫阙之外，所听到的只是传闻，恐怕并非事实，因此连续多日不敢陈述。如今又听说秦桧因病请假，李光也请求离去，那么这就是大臣确有不和的迹象了。臣的职务在谏省，怎么可以不说呢？臣听说舜任命九官时，众贤相互谦让，这是和谐到了极点。众多贤人在朝廷和谐，万物就在田野间和谐。因此箫韶乐章演奏九成，凤凰就来仪；击拊石磬，百兽就相率起舞。功业成就而制作乐章，不过是抒写人心的和谐罢了。乐声奏起而万物应和，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然而能够感动万物的原因，出自人心，而不在于乐声本身。子思先生说：‘喜怒哀乐还没有表现出来，叫作中；表现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所谓中，是和谐隐藏在内心；所谓和，是中显现在外部。这是内外相互符合，贯通天下的本来就是一股气。这里有所发动，那里就有所响应，中间一点间隔也容不下。若能达到中和自有其道，天地怎么会不能安处其位呢？”}], 万物怎么会不因此得到生长呢？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舜治理天下的时代吧？况且“中”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偏离之后才显现出来。中正足以招致和气，偏颇也足以产生乖戾之气。和气能够带来祥瑞，乖戾之气则会招致异常，各自因同类感应而来，而国家的安危也系于此。自古至今，从没有朝廷内部不和却能在天下有所作为的。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孝悌之道，远方之人请求结盟，不动用兵车，疆土却自行恢复。臣虽然愚昧，也知道这正是事情得以如此的原因。然而朝廷之上，有一两位大臣，是陛下与之同心协谋、共同完成中兴大业的人，如今却各持偏见，不能和衷共济来成就国事，臣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张浚与秦桧相争，事情的大小、缓急，臣固然不能确知；但即使事情小而且缓，也应退朝后共同商议，入朝后听取意见，在君臣相互应答之间，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何至于在朝堂之上声色俱厉，取笑于四方呢？过去张浚做小官时，已经能够极力抗争朱冲以及阳朔之贬，当时人们都称道他。等到他镇守宣城，声誉名望更加显著。然而他一向性情刚强，不能谦下待人，多次被进用又多次被斥退，都是因为难以与人协调。秦桧也喜欢他的为人，召他来共同办事。张浚又认为秦桧临危难时曾有不可夺取的气节，欣然愿意前来，任凭皇上任用，这也已经一年多了。如今却不顾往日的交情，突然发表彼此不同的言论，事情的轻重也来不及考虑，而上下之间的关系又无暇顾及。怜惜他们，看来其中一定另有缘故，恐怕不是一天两天积累形成的。若一定要使他们重新合作，恐怕不是其他人所能做到的，只在于陛下怎样训谕他们罢了。若再次恳切地告诫他们今天所应当致力的事情，使他们忘却私情而奉行公义，或许还可以重新和合；但如果心中仍然不能没有芥蒂，那么他们不能长久共处，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即使能够长久共处，他们不能降下意气来相互顺从、协力来成就政务，也同样可以看出来。事情有是非，道理有曲直，这不只是他们两人自己知道，陛下本来已经深知。大臣的离任或留任，本来各有其道义；在进退之际，只应由明主裁决。进士唐文若分任潼川府教授，给事中勾涛推荐他来代替自己，诏令他赴行在所。他到了以后，勾涛却已出任外官，不能相见。唐文若向宫阙上奏，略说：“从前汉高祖轻慢士人，商山四皓因此离去，西部边境便少了有羞耻之心的人；光武帝礼敬贤者，严光与他交友，于是东都多有重气节、讲义行的士人。陛下屈万乘之尊，驻跸东南，两宫将要归来，五路刚刚收复，正应当像购买朽骨那样求取贤才，像礼敬怒蛙那样招徕豪杰，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难道竟要吝惜这片刻会见的时间吗？”奏书呈上后，第二天高宗在便殿召见并赐对，高宗非常高兴。

译殿中侍御史张守上奏说：“臣仰思陛下勤勉体恤民间疾苦，告诫并敕令贪官，至诚而又恻隐，内外都受到感动，这是恩德十分深厚。国家自真宗皇帝恢复圭田制度以来，用它来养廉止贪，百姓因此没有受到扰害。我伏见建炎元年六月的诏令，连同暂时停止的规定一并废罢。议论此事的人，一定认为国势正艰难，费用尚未充足；但计算所得的数目，也并不多，对国家储备没有什么益处，反而有损国体。臣私下想到，仁宗皇帝在位时，也曾议论罢免范仲淹，范仲淹历陈这样做不可行；庆历年间的诏令，约定按等级差别办理，实行至今，没有看见有什么危害。何况州县小官的俸禄有固定标准，近年来物价比过去上涨了数倍，他们多半还要依靠职田来奉养上亲、养育下属。一旦夺去职田，在任官员必然会违反法令来侵害百姓，得替等待缺额的人也必然会违背道义来谋取私利，清白的官吏恐怕会因此损害节操，这实在不是厚待风俗、振兴廉耻、实现富强的办法。事情虽然很小，造成的危害却很广。伏望圣上慈仁，仍按旧制发还职田，或许可以上合陛下养廉爱民的本意。” 孝宗乾道六年，周必大上言说：“臣考察汉代诏书曾说，官吏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能够尽心治理，百姓就会依赖他们，所以要厚待他们的俸禄，这正是为了百姓。如今治理百姓的官吏，没有比县令更直接的了，但俸禄却十分微薄，往往把中等资质的人推入贪官的行列，这不合古人的道理。按绍兴年间的法令，外县知县的供给不得超过十五贯，既要奉养上亲又要养育家人，靠什么糊口？于是便编造名目，借机增加费用，前后相承，数额反而更多。若不是羡慕拔葵挂鱼那样的廉洁，安于粗饭清水那样的俭朴，那么有的害怕违背众人，有的乐于援用成例，很少有人能够自立。一旦偶然因其他事情被狡猾的胥吏和奸诈的百姓抓住把柄，便只好低头屈心，希望侥幸免罪；还指望他抑制豪强、收敛吏奸、革除弊害，也就困难了。臣伏见近来的制度，堂除知县可以支领供给钱四十千。州县有大小，所负责任却相同；况且拿郡守来说，有堂除的，有部阙的，有大藩的，有小郡的，供给数额都分为不同等级，难道对于县令县宰却偏偏不是这样吗？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仁，将此事送交重修敕令所，考量近来的制度，增加天下知县、县令应得的供给，同时禁止他们取得不应得的财物；既然有办法养成他们的廉洁，就可以要求他们清正，或许能使人人尽心治理百姓，稍稍符合陛下为民的本意。” 光宗绍熙四年，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奏说：“臣听说，人主没有固定的职事，爱惜人才就是他的职事。爱惜人才，只是用爵位来尊贵他，不如培养他的声望更好；只是用恩宠来荣耀他，不如保全他的操守品行更重要。凡是在朝廷任职的人，爵位高而声望败坏，恩宠丰厚而操守有亏，这都是公论极不赞同的。公论不赞同，他就会成为庸人；这样，尊贵他反而是使他卑贱，荣耀他反而是使他受辱。恭敬地想，祖宗承接五代之后，士风极其衰败，却能一旦振兴士风，使它超过汉唐而无愧于三代，并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是培养士人的声望、保全士人的操守罢了。仁宗时，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等人，曾因论议大臣授官不当而请求离开朝廷。后来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贤能果然为天下所信服，成为当时的名臣。假使当时不明辨这些大臣离任或留任的道义，而苛刻地强留他们、采取两头保全的办法，那么即使范仲淹、欧阳修也不能向世人昭然表明自己的品行，何况那些不如范仲淹、欧阳修的人呢？神宗时，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人，也曾因争论新法而请求离开朝廷。” 后来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贤能果然为天下所信服，成为当时的名臣。假使当时不明辨这些大臣离任或留任的道义，而苛刻地强留他们、采取两头保全的办法，那么即使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也不能向世人昭然表明自己的品行，何况那些不如司马光、吕公著的人呢？由此看来，爱惜人才一定要这样才行，否则就会相互牵连而都成为庸人。庸人是天下一世所抛弃的，他们到哪里能够立足呢？有这样的臣子，国家依靠什么呢？这也不是君主的利益。依臣所见，近代的人主包容庇护臣下、容忍而不弃置，没有像陛下这样做得更多的；但要说陛下真正爱惜人才，却还不能这样说。既然说陛下包容庇护他们，却不能说是爱惜他们，为什么呢？因为陛下只是在爵位恩宠之间眷顾他们，却不致力于明辨他们离任或留任的道义。近来，有人以台官身份考察朝士，陛下都把他们遣出；遣出他们确实是对的。不久却又把他们一并召回，兼用为卿，这究竟谁对谁错呢？又有人以后省官的身份驳斥从班官，陛下因此罢免给事中，罢免他是可以的。后来却又一并授予职名，一个被调出任郡守，一个被降为王府官，这样说来，岂不是两人都有罪吗？又有人因谏官上疏议论大臣，陛下却想把两人一并任用。大臣请求离去不能获准，谏官请求离去也不能获准，这样说来，岂不是两人都是贤者吗？” 即使如此，贤能与否混杂不分，凭什么治理国家呢？尚且可以解释的是，他们都属于士大夫。至于臣这样衰老懦弱的人，暂时任职于翰林词臣机构，曾经不自量力、以疏远卑贱的身份，论奏内侍不应担任知省官。虽然陛下采纳了臣的奏章，却没有实行，词臣的职名和俸禄也没有授予臣。后来那个人至今仍出入宫禁，与现任官没有区别。最近又有诏令，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于是中书后省与黄门相互争持，不能决定。号令从今以后竟可以废弃，这是尤其令人无法理解的。臣所以说，陛下可以说是包容庇护群臣，却不能说是爱惜人才。臣心中十分恳切，希望陛下务必明辨人臣离任或留任的道义。陛下如果确实把爱惜人才作为自己的职事，并且明辨他们去留的道义，请从臣这个不肖之人开始。如果认为臣可以供差遣，就应当罢去内侍；如果认为臣不足以供差遣，就应当罢去臣。臣的去留道义明确了，群臣也都会各自致力于明辨道义。群臣都致力于明辨道义，然后声望不受玷污，操守品行没有缺失。群臣的声望不受玷污，操守品行没有缺失，这难道不能说国家有人才吗？这样以后陛下才可以委任他们并责成其功，这也不是为了臣个人的便利。”

译宁宗庆元元年，大府寺丞吕祖俭上奏说：“臣恭敬地思考，国家的祸变固然发生在靖康年间，但祸乱的根源，实在是从宣和年间皇帝亲笔发布的诏令开始的。官员的升降、任免，突然从宫中直接发出，而不经过外廷，这确实可以使皇帝一时称心自便。然而宣和因此成为祸根，是因为起初奸臣借此压制群臣的议论，后来又因为身边近臣借此窃取威权。于是忠直之士获罪，顺从之人得到亲近，形成无人敢违抗、没有一句反对的话的局面，国家的祸患很快就到了。像吴幵、莫俦之流与敌人交易，令人痛心于人心，这又是靖康覆辙。陛下刚开始亲政，政治清明，讲学不倦，任用忠直之士，天下大概正日日盼望革新政治。可是距今日月余时间并不长，人们的观察和听闻为什么逐渐变得不同了呢？首相离去，难道会是无罪吗？中旨直接下达，不再顾及礼貌体统，这本来就不是尊重股肱大臣的办法；讲席之臣中所谓年高德劭者，一纸诏书就罢免遣送，把它视为寻常之事；所谓旧学之臣，只因议论到近幸之人，便毫不迟疑地将其斥退。甚至台谏官，有的一天之内一并升迁，有的因缺守而补授外任。皇帝亲笔诏令下达，又显得匆忙。近来次相急速罢免，虽说是因为有人论列，但他陈述竭尽忠力并非不多；而跟随皇帝的臣僚中有人上奏陈述意见，却立即派往外郡，诏令下达竟没有一点迟疑。” 臣仰想陛下起初是想把威权和福柄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借助他人，或许可以昭示亲自总揽大权的意图。然而宣和年间的深重弊端，已经没有人不为之忧虑了。因为陛下既然怀疑外廷，那么腹心之臣的谋划、耳目的作用，就不能没有寄托。左右前后这些身处近侧、与皇帝亲近的人，巧妙窥伺圣意，当然都把顺从当作正道。但他们中间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他们所说的话偶然合于圣心，于是对官员的升降任免便时常能够干预；他们倚仗恩宠，招揽势力、玩弄权术，旁若无人，渐渐毫无顾忌。假如让他们的气焰日益增长，使威权和赏罚集中到私门，那么观望趋附的人会越来越多，向着公义尽忠的人会越来越少。臣深恐陛下不能把事情和道理的真实情况全部听到，到那时将和谁一起维护宗庙社稷呢？伏望陛下鉴察治国的体要，以宣和年间的教训为戒，对官员升降任免更加审慎郑重，按照礼貌体统对待大臣以尊重朝廷，容纳培养忠直之士以壮大士气。有人说了违逆圣心的话，不应立即治罪；有人说了顺合圣意的话，也不应立即褒奖。凡是左右前后的人过分顺承，或过分激发，都希望陛下再推究他们最初的动机。新政初始尤其不宜仓促地拘泥于成法，应当效法仁宗的规模，把公议作为取舍赏罚的依据，这样或许忠直之士能够得到任用，顺从之人自然疏远，而左右前后的人守住平常本分，也可以保全宠禄。” 这样将会看到国势一天天尊强，实际政务一天天得到修治兴举；即使发生变故和灾害，也有所凭恃而不会危亡。臣的心意在于爱护君主，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忧患。唯愿陛下裁断赦宥。金宣宗贞祐初年，丞相高琪制定法律，规定职官有犯罪的都直接处决。右司谏许古和左司谏穆延和啰罗上言说：“礼义廉耻用来治理君子，刑罚威狱用来治理小人，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近来朝廷急于求得治理，有司奏请权宜立法，职官犯罪、按理应当赎罪的，也多直接处决。爵位俸禄是用来驾驭贵人的，贵人尚且不能免于受辱，那么卑贱者又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车驾驻跸之地，并不是出征行军，却把凡是征调中的小过错都按军法期限治罪，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陛下仁慈宽恕，这决不是本心，大概只是有司没有想到宽缓安静可以使事务安定，而专门从事督责罢了。况且官员都是朝廷选拔的，多凭文行、武功、门阀资历而进用，如今却和普通百姓同等对待，那么享有爵禄的人也不足以感到荣耀了。还有更值得忧虑的：在上位的人将会说‘连官员都不能免罪’，百姓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苛刻暴虐的政治日益施行；在下位的人将会说‘他们既然也这样’，我又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于是侵犯凌辱之心更加放纵，这种弊害哪里说得尽呢？” 伏愿陛下依照元年赦恩中‘刑不上大夫’的条文，削除这一整套法律，那就万幸了。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疏说：“臣听说《易经》说：‘天尊地卑，乾坤就此确定。’卑下和高上排列开来，贵贱的位次也就确定了。有国的诸侯、有家的大夫，尚且不可缺少，何况拥有天下的君主呢？所以，以天为根本的亲近上位，以地为根本的亲近下位。上面有恒常尊贵的，下方有恒常卑下的，不过如此罢了。从前圣人制定法律，君主用来统御臣下，臣下用来治理百姓；百姓没有君主就难以安定，君主没有臣下又由谁来辅佐？如今内外各级官员，有的位列玉笋般的朝班之中，有的在皇帝诏令之下宣扬教化，有的作为四海共同遵守的准绳，有的作为一方的表率仪范，都是国家委托他们治理政务的人，也都是陛下仰赖他们成就政事的人。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正当准备任用时，就应向左右近臣、各位大夫以及国人询问，以尽其诚意。假如误用了他们，而罪行已经显著，那么或可降为低职，或可屏退远方，或可贬黜而不列入士流，或可赐令自裁，都可以。如今国家建立纲统以来，百官犯罪，从上至宰辅，下至守令，都交付司法官审理，按对待小民的惯例加以审讯。有的戴着刑具拘系在市井，有的在官署受鞭笞，有的斩首示众以警戒远近，有的把身体剁碎制成肉酱来使气味弥漫天地，这实在不是尊上卑下、崇尚礼制、敦厚风俗的办法。” 古人说：‘君主的尊贵好比堂，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上面的边缘远离地面，堂就高；台阶没有级数，边缘接近地面，堂就低。因此，黥面、割鼻之类的刑罚不施加于大夫。若让大夫也和百姓一样同受黥、劓、髡、刖、笞掠、弃市之法，那么堂岂不是没有台阶了吗？卑贱之人习惯于知道尊贵者有一天也会受到同样刑罚，岂不是也会认为自己可以这样加害尊贵者吗？这不是用来教化天下的办法。臣从十五六岁读《汉书》时，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把这段文字反复诵读三遍。这关系到风俗的盛衰、国家根本的厚薄、官吏的廉洁与否、天下的治乱，不是小事。有人或许认为，有罪的人既然被众人抛弃，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依臣的意思，这是只看到了末节而没有看到根本。臣提出这个建议，难道是想怜悯有罪之人吗？只是珍惜王政的大原则罢了。一般人的心，若以礼相待，就会感到无地自容，从而生起向善之心；若加以羞辱，就会自暴自弃，维系廉耻的纲纪也会缺失。用不廉洁、无羞耻的人，怎么能够兴起教化？不能兴起教化，危害就不止一个方面。民心不和，天灾在上面应验，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百姓困苦，那将怎么办呢？”

译伏望陛下审慎考察当前的事务，制定长久的[疑]规，精选贤能之人，使他们各得其位、各任其职。凡百官犯有重罪而属于过失的，应衡量罪等而判处流刑。凡大夫以上官员犯罪，不应让卒徒辱骂羞辱他们。凡大夫以上官员犯有死罪，不应对他们施加刑罚，只听任他们自裁也就可以了。这样，官吏廉洁、百姓受到教化，[疑]之政就能成功，而乾坤上下的名分也就确定了。文宗至顺二年，河南河北道廉访副使僧嘉努说：“自古以来寻求忠臣，一定要到孝子家中去找。如今在朝廷做官的人，有的十年不回乡省亲；这并不是没有思念双亲之心，实在是因为朝廷没有发给省亲假期的制度，同时又有擅自离开任所的禁令。古代法律规定，各类职官的父母在三百里以内，每三年准许给省亲假一次，假期二十日；没有父母的，每五年准许给拜墓假一次，假期十日。由此推及，父母所在之地从三百里到万里，都应根据道路远近计算，制定假期。应当省亲却隐瞒不去省亲的，按罪论处；如果诈称、冒领假期来规避省亲，以掩盖自己的罪过，就与诈称奔丧者同科治罪。”御史台臣将此事上报，命中书省、礼部、刑部以及翰林、集贤、奎章阁共同议论。顺帝时，御史台臣说：“已故右丞相托克托具有大臣的体统和风范。从前在中书省任职时，政务修治兴举，却深怕功业盈满，主动请求退职。朝廷加封他为郑王，他坚决推辞而不接受。后来再次执掌宰辅大权，能够克服艰难、救济危局；统率军队出征，平定徐州，收复六合。大功将要完成时，却被浮泛的流言构陷而招致祸难；他奉诏交还兵权，随即被贬，最终死去。已经下令录用他的儿子，归还没收的田地宅第，现在又请求怜悯他的功勋旧劳，归还授予他的宣命。”皇帝听从了。《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七。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巡幸。鲁庄公二十三年，鲁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这是不合礼制的。曹刿劝谏说：“不可以。礼，是用来整治百姓的。所以祭祀用来教导上下的准则，规定财物使用的节度；朝会用来端正班次爵位的义理，遵循长幼的秩序；征伐用来讨伐不守正道的人。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巡视诸侯国，以此大规模地整治礼制。不是这些事情，国君就不应出行。国君出行一定要记载，记载下来却不合乎法度，后代子孙要看什么呢？”汉元帝到甘泉宫，举行郊祀泰畤的礼仪，礼毕后便留下射猎。薛广德上书说：“臣私下看见关东地区困苦到了极点，百姓流离失所。陛下每天敲击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实在为此悲痛。如今士卒暴露在野外，随从官员疲劳困倦，希望陛下赶快回宫，思考与百姓同忧同乐，天下就万幸了。”皇帝当天就回宫。东汉明帝永平四年春，皇帝的车驾近郊出行，观览城郭宅第，不久又听说将要在河内校猎。东平王刘苍上书劝谏说：“臣听说，正当春季盛时，农事不应停止，众人正兴办农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