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八

译成帝咸康七年，尚书蔡谟上奏说：‘咸康八年正旦朝会的仪注，只演奏鼓吹、钟鼓，其余伎乐全部停止。’侍中张澄、给事黄门侍郎陈逵驳议认为，帝王观察时势、设置教化，至于吉事和凶事分别处理，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如今四方来观礼，陵墓那里设有宾客吊唁的礼位，朝廷庭院却演奏宫悬之乐，两个礼仪同时使用，哀乐不能分明；体察国家的礼制，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诏令说：‘如今既然以天下大事为重，礼制可以根据权宜变通；三正之月的享礼，应当完全使用吉礼。至于使人娱乐耳目的音乐，朕不忍听闻，所以暂时停止罢了。事情中最重要的，不过是向皇帝敬献寿酒、称颂万岁；既然已经允许这些大礼，就不必再停止钟鼓、鼓吹。’张澄、陈逵又启奏说：‘如今大礼虽然降格，在朝廷办理吉礼，但陵园中宾客吊唁的礼仪仍然明显存在，哀礼尚未消除。服制已由典籍确定，按义理不能一概全用吉礼。因此咸宁年间的朝会有停止音乐的制度，实在是先朝考察古制后制定的典章，是流传万世的法式。’诏令说：‘如果元旦举行大享，万国来朝，庭院停止钟鼓演奏，那么连起居的礼节也会缺失；朝廷没有磬声的节制，宾客也没有踏步进退的仪度，这在事情和义理上不也有所缺失吗？只可以衡量轻重来制定具体措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中散骑侍郎顾臻上表说：‘臣听说，圣王制定音乐，是用来赞扬政治之道，以仁义培养人，防止淫逸。上可用于享祀宗庙，下可用于训导百姓；体合五行的正音，协调八方之风以陶冶万物。宫声端正方严而使人喜好义，角声坚实整齐而使人遵循礼。弦歌钟鼓、金石之乐，已经完备了。因此能够通达神明、达到深厚教化，使人感发而共同起舞；能够移风易俗，达到和乐的极致。末世的伎乐，却设置礼制之外的奇观，有倒行连翻、头足倒置受鞭打之类的表演，外在剥伤皮肤，内在摧残肝心。对于田间的芦苇尚且珍惜，认为不可践踏，何况是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悲痛怜悯呢？加上四海诸国来朝，声称要观览帝王朝廷，耳朵听到雅颂之声，眼睛看见威仪之序，本来足以使人上承天意、下履大地，回归天地最顺当的秩序；如今反而伤害人伦的大道。现在夷狄就在对岸，对外防御最为紧急；士兵每天只有七升粮食，忘却自身而奔赴危难；秦朝那种戏弄人的表演，每天却供给五斗粮食。如今正要扫清神州、经营治理中原，这种事情不可以向远方展示。应当下令太常编纂完备雅乐，使《箫韶》九成的音乐在盛运中焕然一新，使歌颂功德的声誉永远流传后世。这才是使皇天降福、使后代昌盛的办法。所有伤害人的伎乐，都应当废除。推行简朴节俭的德行，超过《康哉歌》所咏的境界。清正的风气一旦流行，下面的响应就会像草随风倒，这说的就是这种道理。臣所知浅陋，但心意诚恳，只希望陛下垂听并加以察看。” 后魏文成帝和平六年，特进、征南将军刁雍上表说：‘臣听说，凡是拥有国家、治理家族的人，没有不把礼乐放在首位的。因此《乐记》说：“礼是用来约束外在行为的，乐是用来修养内在德性的；和气在心中融洽流通，人就会恭敬、温厚、文雅。”所以安定上位、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对于一个百姓、一种风俗，尚且必须崇尚并实行礼乐，何况统治八方、陶冶六合的帝王呢？所以帝尧修明五礼以彰显典章，创作《咸池》以调和万类，在云岱显示帝王的轨范，在介丘传播宏大的教化，使木石也改变心志，鸟兽也跟随起舞，包容天地的情意，通达神明的德性。感动上天、震动神明，没有比礼乐更接近的。大乐与天地同样和谐，大礼与天地同样有节度。和谐，所以万物丰茂生长；有节度，所以祭报上天、祭祀大地。礼行于郊外，则上下和谐肃敬；肃敬，是礼的情实；和谐，是乐的功效。乐达到极致，便没有怨恨；礼达到极致，便没有违背。用揖让来治理天下，说的不就是礼乐吗？只有圣人知道礼乐不可以废止，所以制作乐来应合上天，制定礼来配合大地，用以承接上天的道、治理人的情。因而帝王治理安定便制定礼制，功业成就便创作乐章。’ 虞、夏、殷、周四代，改朝换代后相继兴起。到了周朝末年，王政衰微，孔子为礼乐崩坏而悲伤，痛惜文王、武王的事业将要坠毁。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各方面都取得了适中。到了秦始皇时，尽弃道术，焚毁典籍，坑杀儒生，使天下人丧失见识，断绝了象魏所载的法令章程。箫韶之乐引来凤凰来仪的盛况，再也无法恢复了。幸赖大汉兴起，改定历法，变换服色，协调音乐，制定礼仪，正定雅声和古礼，大体上希望做到周备。至孝章帝时，常因三代礼制有所损益、优劣不同而感叹，认为自己的德行浅薄，无法改变百姓的耳目见闻。博士曹褒看到这份诏书，知道皇上有制作礼制的意图，于是上疏请求厘定各种仪制。他认为汉礼最终因废弃而停止实行，到了魏晋时期虽有修订却仍不完备。伏望陛下清静无为以端正自身，任用贤能以治理天下，正要奏鸣和鸾之声登临岱宗，与群臣陪同登上中岳。然而，三礼在唐代已经残缺，象舞在周代以后也废止了。君主有所举动必定记录下来，这是古代的典章；燔柴祭天、望祭山川，是帝王的盛大事业。臣如今认为，时代具备了，却没有相应的礼仪；君主有了德行，却没有相应的音乐。史书缺少封石刻文，乐工断绝了清雅颂歌的祭享，这实在是因为礼乐没有兴盛，导致王政有所缺失。臣听说，乐是通过礼来表现德，礼是通过乐来防止淫邪。五帝处在不同的时代，所以礼乐制度并不相互沿袭；三王处在不同的世代，所以也不彼此承袭。事情随着时代而变化，名称随着功业而相称，原因就在这里。臣见识浅陋，所知如从管中窥天，认为应当修明礼制、整顿音乐，以光大圣明的治理。于是下诏令公卿会集议论。唐太宗时，把《庆善乐》作为文舞，把《破阵乐》作为武舞，并诏令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人为它们撰写歌词。太宗对侍臣说：“从前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制、创作音乐，经过很久才完成。等到朕即位，几年之间就完成了这两部乐曲，五礼也重新刊定，不知能否成为后代的法则？朕观察前代君王，凡是对人民有功的，制定事情、颁行命令，立即使之成为法则，所看重的是不让他们的德行被遗忘。朕既已平定天下，使四海安定，如果施行德惠不知疲倦，有始有终，由我开创先例，又何必担心后代不效法？如果最终对万物没有德惠，后代又有什么可以遵循承继的？这样说来，后代是否效法，仍取决于朕自己。”魏征回答说：“陛下拨乱反正，功业高过百代帝王，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人能像陛下这样。又创新乐，同时修明大礼，由我开创先例，使万代取法，哪里只是子孙后代而已。” 高宗上元元年，举行大酺宴。皇上登上翔鸾阁观看，把乐队分为东西两朋，让雍王李贤主持东朋，周王李显主持西朋，以比赛胜负作为娱乐。郝处俊进谏说：“两位王爷年纪还小，志趣尚未确定，应当互相推让梨栗，亲近得如同一体。如今把他们分成两朋，彼此夸耀竞争，这不是崇尚礼义、勉励敦厚亲睦的做法。”皇上惊醒般说：“你的见识远大，不是众人所能及的。”立即停止了这件事。

译开耀元年，因为册立太子，在宣政殿宴请百官和命妇，带领九部伎和散乐从宣政门进入。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说：“正寝不是宴请命妇的地方，路门不是让倡优进入供奉的处所。请命妇在别殿会宴，九部伎从东西两门进入，并停止散乐。”皇上于是改命在麟德殿设置宴会，赐给袁利贞帛一百匹。玄宗开元年间，裴耀卿请求施行礼乐教化的三件事，上表说：“三件事就是礼、乐和教化。州牧、县宰所应当掌管的，应当宣扬礼乐，主持经典书籍；所应当教导的，是返归古朴，上则奉事君亲，下则使乡里宗族安定。如果人人都和气融洽，自然会教化清明、治理太平。由此说来，关键不在刑法。圣朝制定礼制、创作音乐，虽然实行已久，但外州远郡的风俗习惯却还不知道，只听说礼乐的名称，不了解礼乐的实际。我私下见到，乡饮酒礼已颁行天下，近来只有在贡举之日略微采用其仪式，乡里之间却还没有通行。臣任州官时，率领本州所属的两个县，劝导百姓行礼，奏乐歌唱至《白华》《华黍》《由庚》等篇，讲述孝子奉养双亲以及万物顺遂本性的道理，有时听者落泪，由此可知人心确实有所感动，不能一概认为是虚假。然而臣所在州很久没有雅正音乐，因而不懂古乐。臣估计太常寺具备乐器，大乐署也已长期准备好和谐的乐声。伏望命令天下三十、五十个大州，从太常寺选取有才性见识的人，调习雅乐，仍请赐予笙、竽、琴、瑟之类各三两件，命各州轮流制作、学习，每年都备办礼仪，依照令式行礼，稍加劝勉奖赏，以此显示风俗。” 又因为州县学校本来是用来劝勉人民求学的，俸禄也在其中。臣听说，如今计算天下州县所设置的学生不少于五六万人，加上各色入学者和国子监学生，每年荐举及考中者超过一百人。虽然主管官员举行公开考试，务求选拔人才，但学校日益衰微，这一点显然可以验证。州县补录学生时，人人都不愿意充任；远郡送乡贡生入京时，也有许多人不愿前来聚集。恐怕学校会形成颓败局面，不能因循下去。伏望详细选择适宜办法，略加劝勉和革新。德宗时，杜佑上奏《三朝行礼乐制议》说：“晋代司律中郎将陈颀说：‘从前杜夔传承旧有雅乐四曲：一叫《鹿鸣》，二叫《驺虞》，三叫《伐檀》，四叫《文王》，都是古代的声调和歌词。太和年间，左延年改造杜夔所传的《驺虞》《伐檀》《文王》三曲，重新创作声调节拍，名称虽然保留，实际声调却不同；只有杜夔传的《鹿鸣》，至今没有改动。’魏代举行正朝大会，太尉奉群臣百官行礼，东厢所演奏的就是雅乐。后来有四篇：第一篇叫《于赫篇》，歌咏武帝，声律与古《鹿鸣》相同；第二篇叫《魏魏篇》，歌咏文帝，采用左延年改造的《驺虞》声调；第三篇叫《洋洋篇》，歌咏明帝，也采用左延年改造的《文王》声调；第四篇又采用《鹿鸣》的声调，重复使用，删去了古《伐檀》。到了晋初举行宴食礼，也采用《鹿鸣》。考察《左传》说：‘穆叔到晋国，晋侯设宴款待他，乐工歌奏《鹿鸣》三章。穆叔三次拜谢《鹿鸣》，因为这是赞美寡君的乐歌，怎敢不拜谢这种嘉礼？’《毛诗》说：‘《鹿鸣》，是宴请群臣嘉宾的乐歌。既让他们饮食，又把币帛装入筐篚送给他们，以表达深厚的心意，这样忠臣嘉宾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诗传》中并没有把它作为行礼之乐的说法，叔孙通制定的汉代仪制中，也没有另外举行行礼之乐的事情。” 荀氏说：“魏氏举行行礼和宴食礼时，两次采用周诗《鹿鸣》，又把它用于宴请嘉宾；对于朝会考察的旧有记载却没有采用，不知这该如何解释。”荀勖于是废除《鹿鸣》旧歌，重新创作四篇行礼诗，开头陈述三朝朝会、祭祀的意义；宴食礼所唱的诗歌有十二篇，内容包括教化从群臣诸侯开始、手捧玉璧快步趋行、拜下起身无不合乎礼仪。既然这些都是行礼，哪里还容许另设一种音乐称为“行礼”呢？荀氏讥刺使用《鹿鸣》的过失，似乎已经醒悟从前的错误，于是重新制作四篇，又沿袭了以前的轨迹。” 宋太宗时，乡贡进士田锡请求恢复乡饮酒礼，上书说：“臣听说，圣人建立伟业、取得大位后，制定礼制来治理国家，创作音乐来调和神人与人。五礼在朝廷举行，远方百姓却有人终身不能观看；六乐在宗庙演奏，远方风俗中也有人终身不能听到。因此制定乡饮酒礼，在乡校之间举行，使人人都能普遍知晓，希望百姓容易理解。乡饮礼的内容很有条理，仪式也很详备，有献祭的仪式，有俎豆的数量。命乡里贤者为主人，请乡里年长者为宾客，作揖、谦让、跪拜、起身都有仪式，升降、进退都必须站在规定位置。用金石之乐调和仪节，用雅诗颂诗引导情感。自秦承接周朝衰败之后，汉代又接近秦末乱世，因此不能实行。到了后汉世祖时实行过，世祖之后又废止。到了西晋再次恢复，西晋之后又废止。到了大唐采用此礼，明确写入礼文，分发给各郡国，都使长吏用它教化百姓。开元年间，宣州刺史裴耀卿认为，乡饮礼仪只有在贡士之日略得举行，其余时候都停止了。这难道是圣王教化风俗的本意吗？难道是良吏懂得礼制的重要性吗？于是他拜上奏章说：‘应当从恭敬节俭做起而实行礼制，每月学习，每年举行。’” 于是宣州的耆老和宣州官署的僚吏，每当听到《白华》诗篇、《华黍》诗篇、《南陔》诗篇和《由庚》颂歌，听到其中讲孝子奉养双亲之道、阐述万物顺遂本性的意义，观看的人都踊跃振奋，听到的人有的感动落泪。这是礼乐感发于外，而精神从内心发出的缘故。在唐代，作为唐朝的州牧守令，唐朝国祚将近三百年，唐朝的州牧守令总共有数千人，只有裴耀卿能在一个郡中独自奉行先王的礼乐，仍然教化当地风俗、改变当地风气。由此可知，先王的礼并不是白白实行的，先王的乐也不是白白使用的；只是后人实行时没有掌握方法，使用时不懂其中的精微。国家的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祭祀天地、祭祀宗庙、祭祀山川、举行正齿胄礼，直到封册礼、冠礼、婚礼，以及军旅、宾客的仪容，陛下都采用百代帝王的礼制来举行，用六代的音乐来彰明。正所谓礼、乐、刑、伐都出自天子。何况国家统辖三百州，拓展疆土一万里，年年粮食多次丰收，民气极为和谐。朝廷的礼制已经崇盛，但远方百姓还有没有亲眼见过的；朝廷的音乐已经完备，但远方风俗中还有没有亲耳听过的。

译希望陛下申明旧有典章，举行新的政令，颁布乡饮酒礼，修明乡饮酒礼的仪式，使百姓看到祭献的严肃庄重，就知道不能忘记报答根本；看到祭祀苹藻，就知道可贵之处在于诚心；看到贤者担任主人，就知道应当尊重勉力修德的人；看到老人担任宾客，就知道应当恭敬高年长者；观看作揖、谦让、跪拜、起身的仪式，就知道谦恭节制值得学习；看到升降、进退的仪态，就知道曲折周旋、俯仰进退可以练习；听到《白华》《南陔》的诗歌，就知道应当孝敬父母；听到雅乐正声的演奏，就会因和谐欢乐而喜悦。每月学习，每年实行，熟习礼制便自然纯熟，浸润于道义便更加深厚；刚愎变得柔和，暴戾迁变为正直顺良，改掉恶行归向善道，使邪曲流散、恢复正道，这怎么会做到呢？这是因为人的本性相近，而习染使人相差很远；人在知耻的本性中不知不觉自行发生改变，既不犯过错又知道羞耻，那么国家虽然设置刑罚，却没有淫邪恶行可以施刑；朝廷虽然设置禁令，却没有过失差错可以禁止。这样一来，做父亲的以慈爱施教，做儿子的以孝顺自我约束，做兄长的以友爱自得，做弟弟的以恭敬谨慎而自感喜悦，做丈夫的以和睦维系家庭，做妻子的以柔顺侍奉舅姑。一家遵行它，一个乡里仰慕它，一个县邑受到教化，一个郡都以此为荣，一个国家由此兴盛，天下共同如此，难道不是君王振作精神、重视礼乐并使诸侯实行的结果吗？” 如果认为古代礼制不能再实行，那么后汉世祖承接王莽盗乱之后仍能实行，晋氏承接元魏的乱局之后仍能恢复，太宗革除隋末的淫乱之后仍能采用；如果认为风俗浅薄，难以迅速教化，那么裴耀卿凭什么能够教化，宣州百姓凭什么能够顺从？由此可知，三代绝迹已久、千古空缺的礼制，仍然可以修缮完整、补缀恢复，斟酌损益、裁量调整，沿袭当地风俗，适应时代而加以彰明。何况贞观的风气、开元的教化，向左看并不遥远，向右看也近在眼前；常法没有泯灭，令式仍然存在。从前舜庭奏乐，鸟兽都随之起舞；燕国山谷吹奏律管，草木就萌发；文王施行礼义，虞国、芮国的人心怀惭愧；范宣谦让功劳，栾黡知道改变。金石之乐达到极和，并不是鸟兽喜欢音乐而鸟兽自行起舞；草木没有感情，也不一定是回应律吕，而律吕却能与它相通；西伯的仁德并不是专门教化虞、芮两国，而两国的争讼自然平息；晋卿的谦让并不是有意矫正栾黡，而栾黡的贪暴自然消失。这是因为礼乐感化万物迅速，谦让使人信服深刻。何况还要用宾主之礼来彰明，用献祭的仪式来示范，用金石之乐来调和，用升降的尺度来教化，用揖让的仪态来引导，用尊贤的次序来教诫，用养老之道来晓谕；人的心志、万物的本性，难道不会变得宽厚柔和，自行趋向这种风尚吗？受到感动而仰慕它，自然就会自行受到教化。乡饮酒礼能够教化百姓、引导风俗，效果就是这样迅速。希望陛下询问公卿，恢复此礼；希望陛下命令州牧郡守实行它。实行一年，百姓就懂得羞耻；实行两年，百姓就懂得教化；实行三年，百姓就懂得礼义。实行而不停止，采用而能长久，那么家家可封的良好风俗，就不只是尧帝时代才有了，圣明时代应当可以再次出现。听到音乐而受到感动的，也不应只有宣州如此，天下都应当这样。天下幸甚，海内幸甚。请陛下裁决。臣对这种殷切思考治理的诚意无法自已，谨冒死奉书上奏。” 真宗景德元年，北征军队凯旋回到京师。这一天，因懿德皇后的忌日，诏令撤去卤簿、鼓吹。礼官议论说：“班师振旅，是国家的大事；皇后的忌日，是皇家的私事。如今大驾凯旋，军容应当严肃整齐。从前周武王讨伐纣王时，仍处在居丧期间，尚且前面歌唱、后面舞蹈。居丧之礼既然是重大的，远离的忌日便是轻微的；据此而言，举行音乐并没有违失。何况《春秋》的义理，不因家事而推辞王事。请在返回京城之日，依法使用法驾的鼓吹音乐，一并奏作。” 宁宗时，朱熹请求修订三礼，上奏说：“臣听说，六经的道理最终相通，但礼乐的功用最为紧要。遭逢秦朝焚毁学术，礼乐首先败坏。汉、晋以来，各位儒者不断补缀整理，最终没有完整的礼书，保存得较多的只有三礼。周官一书，本来是礼制的纲领；至于礼仪、法度、数量，仪礼才是它的根本经书，而《礼记》中的《郊特牲》《冠义》等篇，只是阐释其义理的文字。从前还设有三礼、通礼、学究等科目，礼制虽然没有实行，士人还可以诵读学习，了解其中的学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除《仪礼》，只保留《礼记》科，抛弃经典而专任传注，舍弃根本而专务末节，过失已经很严重。可是博士和学生又不过是诵读其中空泛的文章，以供应付科举。至于其中有些文字是依据仪法、度数的实际内容制定的，也都幽深隐晦，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来源。一旦遇到重大议论，往往只凭耳闻和主观臆断而已。至于音乐作为教化手段，则又完全没有师承传授；律管的尺寸长短，声音的清浊，士大夫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学说，却不知道这正是礼乐的缺失。因此臣先前隐居山林时，曾与一两位学者考订这些学说，想以《仪礼》为经，把《礼记》及各经史杂书中涉及礼制的内容，都附在本经之下，并详细列出注疏及各位儒者的学说，已经略有头绪。” 但是私人家中没有足够的书，查阅又无人相助，抄写了很久仍未完成。适逢蒙受任用，学生们又四散离去，于是不能完成。至于钟律的制度，士友之间也有人领会到其中遗留下来的意旨，臣私下想再加以参考，另编成一部书，用来补足六艺的缺失，却也未能完备。希望圣明的陛下特地下诏给主管官署，允许臣到秘书省、太常寺借阅有关礼乐的书籍；让臣自行招集过去的学生十多人，寻找几间空闲官屋，与他们一起居住，命令他们分类编纂。即使有官府人员参加，也不挂官衔、不请俸禄，只请求每月酌量发给钱米，用来供给饮食、纸张、油烛等费用。抄写人员，请求下令临安府差拨贴司二十多人，等到工作完成时酌量给予犒赏，此外不再施加恩典。这样对公家没有多少费用，却可以振兴废弃坠落的礼乐，使之流传长久，使士人懂得实学，将来可以成为圣朝制作礼乐的帮助，那么天下文教幸甚，天下幸甚。” 以上总论礼乐。

译鲁桓公二年夏天，鲁国从宋国夺取郜国的大鼎，放入太庙。这是不合礼制的。臧哀伯进谏说：“作为君主，应当彰明德行、堵塞违逆，以此临照百官，尚且害怕有所失误，所以彰明美德来示范子孙。因此，清庙使用茅草屋顶，大路使用蒲草席，太羹不加调味，祭祀用的黍稷不精细舂凿，都是为了彰明俭朴。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都是为了彰明制度。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是为了彰明礼数。衣服上的火、龙、黼、黻纹，是为了彰明文采。五色排列成各种形象，是为了彰明事物。钖、鸾、和、铃，是为了彰明声音。三辰图案的旗帜，是为了彰明光明。德行以俭朴为本而又有制度，升降进退都有礼数，用文物来记载，用声名来宣扬，以此临照百官，百官因此戒惧，不敢改变法度。如今毁弃德行而树立违逆，把受贿得来的器物放进太庙，公开向百官显示，百官都仿效它，那还要责罚谁呢？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官吏邪曲。官吏丧失德行，是因为受宠和受贿的事情彰明。郜鼎放在太庙，还有什么比这更彰明的吗？周武王攻克商朝后，把九鼎迁到雒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将彰明违乱的受贿器物放在太庙，这该怎么办呢？”桓公不听。周王室内史听到这件事后说：“臧孙达大概会在鲁国有后代吧！君主违背正道，他仍不忘以德义劝谏君主。” 庄公二十四年秋天，哀姜来到鲁国。庄公派宗族中的妇女出面相见，并使用币帛作为见面礼，这是不合礼制的。御孙说：“男子的贽礼，大的用玉帛，小的用禽鸟，是为了表明身份等级。女子的贽礼，不过是榛、栗、枣和脯，是为了表示有防范之意。如今男女使用相同的贽礼，就是没有区别。男女有别，是国家的大节，而由夫人来扰乱它，恐怕不可以吧？” 齐景公和晏子坐在路寝中，景公叹息说：“这宫室多么美啊，谁能拥有它呢？”晏子说：“冒昧请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景公说：“我认为关键在于德行。”晏子回答说：“按照您的话，恐怕是陈氏吧？陈氏虽然没有大德，却对百姓施予恩惠；豆、区、釜、钟这些容器的容量标准，陈氏从公家取取得少，施给百姓却很多。您厚重征敛，陈氏厚重施舍，百姓就归附陈氏了。《诗》说：‘虽然没有德行施给你们，却仍然歌唱舞蹈。’陈氏的施舍，百姓已经歌舞来赞颂了。后世如果稍有懈怠，而陈氏不灭亡，那么这个国家就要成为陈氏的国家了。”景公说：“说得好，这该怎么办呢？”晏子回答说：“只有礼可以制止这种情形。按照礼制，卿大夫之家施惠不能超过国家的范围；百姓不迁徙，农民不改业，工匠和商人不改变本业，士人不越分，官吏不放纵，大夫不收取公家利益。”景公说：“说得好，可是我做不到了。我从今以后才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晏子回答说：“礼能够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它与天地并存。君主发布命令，臣下恭敬奉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敬重；丈夫和顺，妻子柔顺；婆母慈爱，媳妇听从，这就是礼。君主发令而臣下不违抗，臣下恭敬而不怀二心；父亲慈爱并加以教导，儿子孝顺并能规劝父亲；兄长友爱而像朋友一样，弟弟敬重而顺从；丈夫和和气气而合乎义，妻子柔顺而守正；婆母慈爱，媳妇顺从而和婉，这些都是礼所成就的美好关系。” 景公说：“说得好！寡人从今以后才听到礼的崇高。”晏子回答说：“这是先王从天地那里承受来的，并且用它来治理百姓，所以先王把它尊为最高。” 楚灵王在申地会合诸侯。椒举对楚王说：“臣听说，诸侯没有归附之处，就把礼作为归依。如今君王刚刚得到诸侯，更应谨慎对待礼。这次会盟能否成就霸业，关键就在这次会见。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孟津之誓，周成王有岐阳之搜，周康王有酆宫之朝，周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公有召陵之师，晋文公有践土之盟。君王准备采用哪一种？宋国的向戌、郑国的公孙侨，都是诸侯中的贤良人物，君王可以从他们中选择。”楚王说：“我采用齐桓公的方式。”宋国太子佐最后到达，椒举请他辞谢，说：“家中恰逢在武城有宗庙祭祀之事，冒昧请您原谅我来晚相见。”徐国公子吴认为这是有二心，所以把他拘捕在申地。楚王向诸侯炫示奢侈，椒举说：“六王二公的事迹，都是用来向诸侯显示礼制的，也是诸侯因此听命的原因。夏桀在仍地举行会盟，有缗氏因此叛乱；商纣在黎地举行搜猎，东夷因此叛乱；周幽王在太室举行会盟，戎狄因此叛乱。这些行为都是向诸侯显示骄纵，也是诸侯因此弃绝王命的原因。如今君王这样骄纵，恐怕霸业不能成功吧？”楚王不听。赵武灵王白天闲居，肥义陪坐在旁，说：“大王正在考虑世事的变化，权衡甲兵的使用，思念简王、襄王的事迹，谋划对胡、狄有利的事情。” 赵王说：“继承王位而不忘先王的德行，是君主的道义；据实质问，务求彰明君主的长处，是臣下的议论。因此贤明的君主安静时遵循正道，使百姓便利地接受政事和教化，行动时彰明古代先王的功业。做臣下的人，困穷时有兄弟之间长幼有序、辞让谦恭的节操，显达时有补益百姓、增益君主的事业。这两方面，就是君臣的本分。如今我想继承襄王的事业，开启胡、狄地区，却恐怕终身也见不到成功。敌人弱小时，耗费力量少而功业多，可以不使百姓承受无穷劳苦，又能享有古人一样的功勋。建立高于当世的功业，必定要承担违背旧俗的负累；有独到智慧的谋虑，必定会受到庶民的恐惧和非议。如今我将实行胡服骑射来教导百姓，世人一定会议论寡人。”肥义说：“臣听说，犹豫不决的事情不会有功，也不会有名。如今大王既然决定承担违背旧俗的谋虑，就不应再顾忌天下人的议论。议论最高德行的人，不必迎合世俗；成就大功的人，不必同众人谋划。从前舜用舞乐感化有苗，禹袒露身体进入裸国，并不是为了满足欲望、使心志快乐，而是想彰论德行、求取功业。愚昧的人对已经成功的事情还不明白，聪明的人在事情尚未萌发时就能看见。大王还是实行吧。”赵王说：“寡人并不是怀疑胡服，只是担心天下人嘲笑。狂妄之人的快乐，智者会为之悲哀；

译愚昧之人的嘲笑，贤者会为之忧戚。世上如果有顺从我的人，那么胡服的功效还不可预知。即使驱使天下人来嘲笑我，胡地和中山，我也一定要得到它们。”赵王于是实行胡服，派王孙緤告诉公子成说：“寡人已经实行胡服，并且将要穿着它上朝，也希望叔父您穿上它。家中听从父亲，国家听从君主，是古今共同实行的原则。儿子不违背父亲，臣下不违抗君主，是先王通行的道义。如今寡人制定胡服的教令，而叔父不穿，恐怕天下人会因此议论。治理国家有常规，但以有利于百姓为根本；处理政事有常法，但以命令能够施行为最高原则。所以彰明德行在于评议卑贱者，施行政令在于取得贵者的信任。如今实行胡服，并不是为了满足欲望、使心志快乐。事情有其开始，功业有其限度，事情成功、功业建立之后，德行才可以显现。现在寡人担心叔父违背施行政令的常法，以此助成公叔的议论。况且寡人听说，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实行起来没有邪曲；借助贵戚的力量，名声不会受到牵累。因此寡人愿意仰慕公叔的义举，以成就实行胡服的功业。请王孙緤代我拜见叔父，请求您穿胡服。”公子成拜了两拜说：“臣本来已经听说大王实行胡服，只因不才而卧病在床，不能快步前来，所以没有先行拜见。如今大王下令，臣当然敢竭尽自己的愚忠。” 臣听说，中原是聪明睿智之人居住的地方，是各种物产财货聚集的地方，是圣贤施教的地方，是施行仁义的地方，是使用《诗》《书》以及礼乐的地方，是试验奇异敏捷技艺的地方，是远方之人前来观望归附的地方，也是蛮夷愿意奉行义理的地方。如今大王舍弃这些，却仿效远方的服饰，改变古代的教化，变更古代的道理，违背人心，背离求学的人，离弃中原。臣希望大王仔细考虑。”使者回来报告赵王。赵王说：“我本来就听说叔父有病，于是到公叔成家中，亲自请求他说：‘服饰是用来便利行动的，礼制是用来便利办事的。因此圣人观察各地情况而顺应适宜，根据事情不同而制定礼制，目的是使百姓获利、使国家富厚。披发纹身、交臂左衽，是瓯越人的服饰；黑齿雕题、戴鳀冠、穿秫缝衣，是大吴国的服饰。礼服虽然不同，但便利作用是一样的。因此地域不同，使用就应改变；事情不同，礼制就应变更。所以圣人只要能够使百姓获利，就不要求使用完全相同；只要确实能够使事情便利，就不要求礼制完全相同。儒者师承同一源流而礼制不同，中原风俗相同而教化也有差别，更何况山谷地区的便利条件呢？所以取舍变化，智者不能强求一致；远近地区的服饰，圣贤不能要求相同。偏僻乡里的见闻多有不同，偏曲的学说多有争辩；不知道却不怀疑，发现与自己不同却不加非难，这是公正地求取善道。如今卿所说的是世俗风俗，我所说的是用来制定风俗的原则。如今我国东面有河水、薄洛水，与齐国、中山相接，却没有船只舟楫可以利用；从常山直到代地、上党，东面有燕国、东胡的边境，西面有楼烦以及秦、韩的边界，却没有骑射的防备。因此寡人将聚集船只舟楫，加强防守。”于是征集居住在水边的百姓，守卫河水、薄洛水；改变服饰、练习骑射，以防备燕国、东胡、楼烦、秦、韩的边境。况且从前简子没有堵塞晋阳直到上党的道路，襄王兼并戎地、夺取代国，以排斥诸胡，这是愚者和智者都应首先考虑的事情。当时中山依仗齐国强大的军队，侵掠我国土地，拘系掳掠我国百姓，引水围困鄗城。如果不是社稷神灵保佑，鄗城几乎就守不住了。先王对此十分愤怒，这个怨恨还没有报偿。如今穿骑射服，近可以防备上党的地势，远可以报中山侵掠之仇。然而叔父却顺从中原的风俗，违背简王、襄王的意旨，厌恶改变服饰的名声，却忘记国家受辱的耻恨，这不是寡人对您的期望。”公子成拜了两拜叩头说：“臣愚昧，不能理解大王的主张，只敢陈述世俗所听闻的意见。” 如今大王想继承简王、襄王的意旨，以顺承先王的志向，臣怎敢不听从命令？”公子成拜了两拜，于是赐给他胡服。赵文进谏说：“农夫劳作，而君子供养他们，是政事的常法；愚昧的人陈述意见，而智者加以评议，是教化的道理。臣下不隐瞒忠诚，君主不堵塞言论，是国家的福祉。臣虽然愚昧，愿意竭尽忠诚。”赵王说：“思虑不因变革而受到扰乱，忠诚不会获罪，你尽管说吧。”赵文说：“辅佐当世、顺应风俗，是古代的道理；衣服有上下衣裳，是礼制的规定；遵循法令而无过错，是百姓的职责。这三件事是先圣用来教导人的。如今君王舍弃这些，却仿效远方的服饰，改变古代的教化，变更古代的道理，所以臣希望大王考虑。”赵王说：“你说的是世俗之间的事情。普通百姓沉溺于习俗，学者拘泥于所听闻的学说，这两种人只能用来成就官府事务、顺从政令，不能用来观察长远、议论事物的开端。况且三代服饰不同却都能称王，五霸教化不同却都能施政；聪明人创制教化，愚昧人受其约束；贤者评议风俗，不贤者被风俗拘束。被服饰所束缚的百姓，不足以和他讨论内心；被风俗拘束的众人，不足以同他谋划志意。因此形势与风俗一起变化，礼制也随变化而调整，这才是圣人的道路。接受教化而行动，遵循法令而不徇私，是百姓的职责。” 懂得学习的人，能够随着事物迁变而有所闻知；通达礼制变化的人，能够随时代教化。因此，善于治理自己的人不必等待别人来制定约束。如今的做法不必效法古代，你就不要再说了。”赵适进谏说：“隐瞒忠诚而不尽力，是奸邪一类；以私意诬害国家，是卑贱一类。犯奸邪的人本人处死，轻贱国家的人诛灭宗族，这两项是先王规定的明确刑罚，也是臣下的大罪。臣虽然愚昧，愿意尽忠，不逃避一死。”赵王说：“竭尽心意而不退让，是忠诚；君上不堵塞言论，是明智。忠诚不躲避危险，明智不拒绝他人进言，你尽管说吧。”赵适说：“臣听说，圣人不改变百姓而进行教化，智者不变更风俗而采取行动；顺着百姓的情况进行教化，不劳苦便能成功；依据风俗采取行动，常法的考虑容易显现。如今大王改变礼制，不遵循风俗；实行胡服，不顾世俗。这不是用来教导百姓、成就礼制的办法。况且服饰奇异，容易使志意放纵；风俗偏僻，容易使百姓混乱。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采用奇异偏僻的服饰，中原也不接近蛮夷的行为。这都不是教导百姓、成就礼制的办法。况且遵循法令就不会有过失，修明礼制就不会有邪曲。臣希望大王考虑。”赵王说：“古今风俗不同，要效法哪一个古代？帝王彼此不相承袭，要遵循哪一种礼制？伏羲、神农施教而不诛罚；

译黄帝、尧、舜施行诛罚却不因此发怒。到了三王时期，观察时势而制定法令，根据事情而制定礼制。法度、制度、命令，各自顺应适宜；衣服、器械，各自便利使用。因此礼制因时代不同而不采取同一条道路，便利国家就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圣人兴起时，并不相互沿袭，却都能称王；夏、殷衰败时，并没有改变礼制，却仍然灭亡。既然如此，反古未必可以非难，遵循旧礼也未必值得夸耀。况且服饰奇异便会使志意放纵，那么邹、鲁就不该有奇异行为；风俗偏僻便会使百姓容易改变，那么吴、越就不该有俊秀之民。因此圣人以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制定服饰，以便利事务的方式施行教化，以进退制定节度，以衣服制定制度；这些都是用来整齐普通百姓的，不是用来评议贤人的。所以圣人与世俗一同流行，贤者与变化一同前进。谚语说：‘拿书本来驾车的人，不能完全了解马的性情；拿古代制度来治理今天的人，不能通达事情的变化。’因此只会遵循旧法的功劳，不足以高出当世；只会效法古制的学问，不足以治理今天。你不要再反对了。” 汉高祖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奉他为皇帝。在定陶，博士叔孙通为他制定仪礼名号【“就”是成就的意思】。高祖把秦朝的礼仪法度全都去掉，改为简约易行。群臣饮酒争功，醉后有人胡乱呼喊，有人拔剑击打殿柱。皇上对此忧虑。叔孙通知道皇上已经厌烦这种情形，便劝说皇上：“儒生难以和他们一起进取天下，却可以和他们一起守成。臣愿意征召鲁国的儒生，与臣的弟子共同制定朝廷仪礼。”高祖说：“恐怕很难吧？”叔孙通说：“五帝的音乐各不相同，三王的礼制也各不相同。礼，是根据时代和人情制定的节文。因此夏、殷、周三代的礼制都有所因袭、损益，可以知道它们并不重复【“复”是重复、因袭的意思】。臣愿意略采古礼和秦仪，杂糅制定出来。”皇上说：“可以试着制定，但要使它容易理解、合乎我的能力，令我能够实行。”于是叔孙通派人征召鲁国儒生三十多人。鲁国有两位儒生不肯前往，说：“您所侍奉的将近十位君主，都是当面迎合、亲近权贵。如今天下刚刚安定，死者还没有安葬，受伤者还没有康复，您又想兴起礼乐。礼乐之所以能够兴起，要经过百年积累德行之后才可以建立。我们不忍心做您所做的事，您所做的又不合古礼，我们不去。您走吧，不要玷污我们。”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不懂得时势的变化。” 于是叔孙通与所征召的三十多人向西而去，又和皇上身边的学者及其弟子一百多人，在野外用茅草剪成、树枝划定位置，演习尊卑次序【这是说用茅草和树枝划定编次位置及尊卑次序；“蕞”与“蕝”相同，音为子悦反】。一个多月后，叔孙通说：“皇上可以试着观看了。”皇上命令他们举行礼仪，说：“我能够实行这个。”于是命令群臣学习演练。武帝元封七年，司马迁等人商议改定正朔。当时御史大夫儿宽通晓经学，皇上于是诏令儿宽说：“你和博士共同议论，如今应当怎样确定正朔？服色应当崇尚什么？”儿宽与博士赐等人议论，都说：“帝王一定要改定正朔、变更服色，是为了彰明自己承受天命。开创基业就要变更制度，不能彼此重复。推考传文次序，如今应当采用夏历。臣等学识狭窄浅陋，不能明白陛下亲自发奋努力、彰明德行以配合天地的圣意。臣愚昧地认为，三统制度中，后来的圣王承接前代圣王，前面已有夏、殷二代作为先例。如今夏、殷二统已经断绝，不能再相承次序。只有陛下发扬圣德，彰明天地四时的极致，顺应阴阳来制定伟大的制度，作为万世的准则。” 宣帝时，琅邪人王吉任谏大夫，上疏说：“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并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公卿幸而遇到这样的时代，却没有建立可传万世的长远策略，推举出达到三代盛治的明主。他们所致力的，不过是文书簿册、审断案件、听理诉讼而已，这不是太平的根基。如今庸俗官吏治理百姓所依据的，并不是有礼义原则、世世通行的法令，而是凭自己的意思穿凿附会，各自采取权宜办法，只求顺应一时，并非正道。因此欺诈虚伪开始滋生，刑罚没有止境，质朴日渐消失，恩爱逐渐淡薄。孔子说：‘使上位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这不是空话。希望陛下与大臣延请儒生，讲述旧礼，阐明王制，驱使一代百姓登上仁爱长寿的境域，那么风俗为什么不能赶上成王、康王时期？寿命为什么不能赶上高宗时期？” 东汉章帝元和三年，博士曹褒请求撰定汉礼。班固认为应当广泛召集儒生，共同讨论得失。皇帝说：“俗话说，在道路旁边建造房屋，三年也建不成。聚集懂礼的人，名义上是会集议论，实际上会互相争辩，彼此产生疑异，连笔都无法落下。从前尧创作《大章》，只要制定一项制度就够了。”于是任命曹褒为侍中。桓帝延熹九年，郎中荀爽应对策问，陈述有利于政事的意见说：“臣从老师那里听说：汉朝属于火德，火由木生，木盛于火，所以汉朝的德性是孝，其象征在《周易》的离卦。火在地上表现为火，在天上表现为太阳；在天上使用的是它的精华，在地上使用的是它的形体。夏季火气旺盛，精华在天上，以温暖之气养育各种草木，这就是它的孝；冬季火气衰退，形体留在地下，以酷烈之气焚烧山林，这就是它的不孝。因此汉朝制度让天下人诵读《孝经》，选拔官吏时举荐孝廉。丧失父母而尽力守丧，是孝道的终极表现。如今公卿和二千石官员，父母去世却不能立即离职服丧，恐怕不是增崇孝道、充分体现火德的做法。从前孝文帝谦恭勤劳，行为超过了节俭的标准，所以留下遗诏，以日数代替月数计算服丧期限。这是通达时势的权宜办法，不能贯穿适用于万世。古今制度虽有损益变化，但居丧期间不处理政事的礼制从未改变，这是为了向天下表明不能遗忘父母。如今公卿群僚都是百姓仰望的政治教化对象，却不能奔赴父母的丧事。仁义的实行，应当从上位者开始；敦厚的风俗，也会在下层得到回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译《传》说：‘丧葬祭祀的礼制如果缺失，臣下的恩义就会淡薄，背弃死者、忘记生者的人就会多起来。’ 曾子说：“人没有谁会主动充分表现自己的感情，必定是父母去世了吧？”《春秋左氏传》说：“在上位者所做的，正是百姓归附仿效的。”在上位者不这样做，百姓却有人这样做，所以要加以刑罚；如果在上位者这样做，百姓也这样做，又有什么可责罚的呢？从前翟方进自认为应当备位宰相，却不敢逾越制度；到母亲去世时，只过了三十六日便除去丧服。失礼的源头，是从上位者开始的。古代遇大丧，三年之内不登门召见，以此来尊崇国家、敦厚风俗，这是笃实教化的原则。事情如果失当，就应当纠正；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天下通行的丧礼，可以恢复旧礼。我听说，先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有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有上下尊卑；有了上下尊卑，然后才有礼义。礼义完备，人们就知道应当安置自己于何处了。夫妇是人伦的开始，也是王道教化的端绪。所以周文王作《易》，上经以乾坤为首，下经以咸、恒为首。孔子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秩序就确定了。”夫妇相处之道，讲的就是顺从。《尧典》说：“把两个女儿下嫁给妫水湾的虞舜，成为他的妃嫔。”降，就是下嫁；嫔，就是妇人。意思是说，即使是帝尧的女儿，下嫁给虞舜，也仍然要屈身降下，勤勉修习妇道。《易经》说：“帝乙把妹妹嫁出去，获得福祉，大为吉祥。” 妇女把出嫁称为“归”，意思是成汤按照娶妻的礼仪，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诸侯。《春秋》的义理是，周天子的女儿嫁给齐国时，让鲁国主持婚礼，并不因为天子的尊贵而凌驾于诸侯之上。如今汉朝承袭秦制，设置“尚主”的礼仪，让妻子压制丈夫，以卑下者临制尊贵者，违背乾坤的道理，失去了阳气倡导的意义。孔子说：“从前圣人创作《易经》，向上就观察天上的形象，向下就考察大地的法则，看见鸟兽的纹理和大地的适宜，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以此通达神明的德性，类推万物的情状。如今观察天的法则，北极最为尊贵，四星象征妃后；考察地的法则，昆仑山象征丈夫，低洼的泽地象征妻子；观察鸟兽的纹理，鸟类是雄鸟鸣叫倡导，雌鸟能够顺从；兽类则雄兽倡导引导，雌兽随从；近取自身，乾象征人的头，坤象征人的腹；远取万物，树木的果实属于天，根和根须属于地。阳尊阴卑，大概就是天性。况且《诗经》的首篇，确实以《关雎》为首；《礼经》从冠礼、婚礼开始，先端正夫妇关系。天地和六经，其中的防范原则是一致的。应当改定尚主制度，以符合乾坤的本性，遵循尧、汤的法则，取法周公、孔子，使之与天地相合而不谬误，拿来质问鬼神也没有疑问。” 人的事情做到这样，吉祥的征兆就会从天而降，吉利的符瑞就会从地上出现，五种祥瑞全部具备，各自按照应有的次序出现了。古代圣人建立天地间的中正原则，并把它称为礼。礼，是兴起福祥的根本，也是制止祸乱的源头。人能够克制欲望而遵从礼，福就会归于他；顺从情欲而废弃礼，祸就会归于他。推究祸福所对应的原因，就能知道兴衰由什么造成。各种礼制中，婚礼居于首位，所以天子娶十二位妻妾，这是取法天的数目。诸侯以下各有等级差别，这是礼制逐级降低的表现。阳性的本质纯正而能够施予，阴性的形体顺从而能够化育；用礼来调和音乐，节制并宣达阴阳之气，所以能够增多子孙的祥瑞，招来长寿的福气。到了夏、商、周三代末期，淫乱而没有节制，修筑瑶台，建造高大的宫殿，陈列数百名妾媵，阳气在上面耗尽，阴气在下面阻隔，所以周公告诫说：“不知道农耕的艰难，不知道小民的劳苦，只知道沉溺享乐、放纵欲望，这样也往往不能长寿。”这就是明确的警戒。后世的人希望得到福，却不致力于福的根本；厌恶灾祸，却不改变导致灾祸的旧轨迹，正如削去脚趾来适合鞋子，谁能说这种行为不愚蠢呢？为什么还要同这些人一起追逐欲望，直到丧失生命？实在令人痛惜。臣私下听说，后宫采女有五六千人，随从官员和侍史还在这之外；她们冬夏的衣服、早晚的粮食，耗费大量缣帛，掏空府库，征调加倍；以十分之一的税收，供养这些没有用处的女子，使无辜百姓徒然承担赋税。百姓在外面穷困，阴阳之气在宫内阻隔，所以感伤和气，灾异屡次出现。臣愚昧地认为，凡是没有按照礼法聘娶、还没有被皇帝临幸过的女子，应当全部遣送出宫，使她们各自成就婚配：第一，可以疏通怨女旷夫，使阴阳调和；第二，可以节省财物，使府库充实；第三，可以修明礼制，使人获得安宁长寿；第四，可以使阳气施行，祈求多子多孙；第五，可以减轻赋役，使百姓安定。这确实是国家宏大的利益，也是天地、人事共同的大福。寒热、昏明构成四时岁序，尊卑、奢俭构成礼制，所以应当以昏明寒暑之气以及尊卑奢约之礼作为节度。《易经》说：“天地有节制，四时才能形成。”《春秋左氏传》说：“只有器物和名号，不可以借给别人。”《孝经》说：“使上位者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礼，是区别尊卑、规定上下的制度。从前季氏在庭院中跳八佾舞，并没有直接伤害或困扰人和物，孔子尚且说：“这种事都可以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施行威权，只有君主可以施予福佑，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珍美食物。”这三件事都只能由君主独自施行，臣下不能与之相同。如今臣下僭越君主的服饰，臣下享用君主才能享用的珍贵食物，这就是所谓“祸害及于自己的家族，凶灾降于自己的国家”。应当大略依照古礼，明确尊卑的差别以及董仲舒所论制度的区别，严格督促有关官员，务必实行这一命令。这就是禁止混乱、改善风俗、足以实际应用的要务。宋文帝元嘉六年，驸马都尉、奉朝请徐道娱上表说：谨按晋代博士曹弘之的议论，立秋时御前诵读时令，皇帝应当戴缃色帻，后来却改用白色，历代相承直到今天。臣学识浅陋、见闻狭窄，私下对此颇有疑问。臣考察《礼记·月令》所说君王四时的服饰：正月驾青色龙车，载赤色旗，服饰用黑色；季夏用黄色，礼文详尽到这里，却没有说白色冠、某种履、某种舄。而且帻也不是古代服饰，是后代产生的；它上面附着于冠，下面又不属于衣冠，既然冠服本来不改，帻岂能容许改用不同颜色？臣愚见认为，帻应当常与冠同色，不应随着时节改变。土令将要举行，日期已经临近，谨将此事上报。如果意见有可采纳之处，请交给外廷详细议论。太学博士荀万秋议论说：臣考察帻并非古代冠冕之服，礼书中没有相关文字。按《蔡邕独断》说：“帻，是古代卑贱供事之人不戴冠时所穿戴的服饰。”董仲舒《止雨书》又说：“执掌事务的人都戴赤帻。”由此可知，帻本来就是不戴冠时的服饰。汉元始年间，群臣都戴帻随从，因此司马彪《舆服志》说：“尚书所戴的帻名叫纳言，迎接五郊之气时各用相应的颜色，属于章服的一部分。”从此相承，一直到晋代。

译大宋接受天命建立政权后，礼制沿袭旧制；这既然已经成为历代形成的准则，臣认为应当仍旧。有司上奏说：谨按徐道娱的启奏，他认为土令临近，帻不应改变颜色。荀万秋虽然说帻应当仍旧，却没有说明不诵读土令的文献依据。现在把旧事列在下面：《魏台杂访》说：“前后只见诵读春、夏、秋、冬四时的时令，至于穿黄色服饰的时候，唯独缺少诵读。不知如今还不能解释其中的原因。” 十四年，皇帝把新撰写的礼论交给太常傅隆，让他陈述意见。傅隆上表说：臣下愚昧至极，没有接受过师长教诲，孤陋地生活在民间，如同面墙而立，毫无见识。错误地受到询问，惭愧恐惧，汗流不止。推究礼，礼是三千条礼制的根本，是人伦的最高原则。因此把它用于家庭和国家，君臣由此亲和；用于婚礼、冠礼以及长幼关系，由此产生仁爱；夫妻由此合乎义理、彼此顺从；用于乡里之人和朋友，由此形成三种有益的友谊；宾主由此相互敬让。所谓上极于天、下遍于地、穷尽高远而不可测、深厚无可比拟的，就是礼。音乐的五声、《易经》的八象、《诗经》的风雅、《尚书》的典诰、《春秋》含蓄委婉的褒贬劝惩，无不以礼为根本，然后才能建立。礼的源流久远而流布广大，体制宏大而义理精微，不是睿智圣哲的大贤，谁能明白这些呢？何况礼书遭遇暴火焚烧，百篇中百不存一。汉朝兴起后，才开始征召故老，搜集残存文献；但这些文献体例错乱，首尾脱落，很难详细考论。幸而高堂生还颇为熟悉旧礼义，诸儒各自作章句解释，但既不能独自通达，所见又不相同，有的师承相传，只是同一枝干上分出了不同枝条。因此闻人、二戴都曾师事后苍，不久便分成不同学派；卢植、郑玄同受学于马融，后来各自成为名家。而且后世的学者不如从前，疑问和辩难却繁多如星，著述充满成套书籍，文辞铺陈如锦绣，光彩灿烂，颇为可观。然而五服的根本有的已经差误，哀悼和敬意的制度错杂不一；国家典制未能统一于四海，士大夫之间的家法也互有参差。实在应当详细考察、深远谋划，以确定本朝盛大的礼制。臣恭惟陛下明智崇圣，和唐尧、虞舜同道，向四岳广泛咨询，谈论三礼；可是伯夷那样的贤人尚未被任用，微臣却窃居其位，因此深怕承担不称职的责任，身心都感到惶恐，早晚不敢忘怀。如今又冒昧列入广泛采择人才的行列，参与听取并提出意见，实在没有办法仰报圣旨的万分之一，但也不敢废默不言。谨将管窥所得的五十二件事情上呈，内容浅陋荒疏，伏望容忍臣的惭愧。明帝泰始二年，有司上奏：皇太子生母陈贵妃，礼秩既然与储宫相同，尚不清楚宫臣和朝臣是否都应向她致敬？贵妃与公主在宫内相见，又应当采用什么礼仪？博士王庆绪议论说：内外百官对贵妃都应致敬，礼数应当与皇太子相同。东宫的臣属则按臣节处理归属。太常丞虞愿等人赞同王庆绪。尚书令建安王休仁议论说：礼书说：“妾既不能与君主同体，班秩就以儿子的等级为次序。”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这是经典中明白记载的，内外都应致敬。贵妃的礼数确实如王庆绪所议。天子的姬妾，不应与外界通过使者互通音信；虽然按道理可以设置防范，也不应让她们使用笺表。综合考察，休仁的意见是合适的。诏令准许。南齐明帝永泰元年，尚书令徐孝嗣上议说：人伦的开端，没有比冠礼和婚礼更重要的了；冠婚用来尊重外在仪表、成就德行，并缔结两姓的婚姻。时代有盛衰，古今制度各不相同，礼仪有繁有简，也会因时而异。王族和庶民废除了三加之礼，天朝又把六礼限定在皇室之内，虽然因循已久，事情难以立即改变，但重大典礼的要点，实在应当有所损益。按士人冠礼，三次加冠完成后才给冠者举行醴礼；醴礼只有一次，所以醴辞没有两种。如果不举行醴礼，就每加一次冠便用酒举行醮礼，所以醮辞有三种。王肃说：“醴礼本是古礼，礼数较重；用酒是当时的礼，礼数较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举行醴礼还是醮礼，以及一、二、三次的意义，经文中都有详细说明。如今皇帝举行冠礼完毕，只饮一杯酒，这已经可以比拟古代设置醴礼，却仍使用醮辞，实在不合适。我考察婚礼，礼器中实际盛有四爵酒，加上合卺，既崇尚质朴的道理，又象征结合的意义。因此吃三饭后结束进食，再次饮酒时用合卺。先儒认为礼仪以成就婚姻和好为目的，事情到三次才完成，然后才用合卺完成仪式。如今先用合卺饮第二次，第三次又用合卺，违背了礼制的旨趣。《郊特牲》又说：“三王制作共牢礼，使用陶器和匏器。”意思是上古本来没有共牢礼，三王创制此礼，却使用太古的器物，是为了重视夫妇关系的开端。如今虽然用方形樏来表示节俭，却更加违背古代典制。把两个酒器连在一起并加锁，显然出自近代的风俗；另外还设置牢烛，雕琢装饰、耗费彩饰，也损害了从前的制度。现在圣明的政治日益兴盛，声教十分和穆，正应当用古代制度来敦厚风俗，像保存饩羊那样珍惜礼意。因循沿袭的规制，关系到治理国家的要务。嘉礼实在重要，应当完备旧有章法。臣认为，从今以后王侯以下，冠礼结束后饮一杯醴酒，以遵循古代的义理；醴礼即采用旧有文辞，这样最为妥当。婚礼也依照古礼，以合卺饮完最后一次酒；一并废除金银制的连锁，其余杂器全部使用陶土烧制。堂人手执的烛火足以充当庭燎，华美奢侈的牢烛也应停止节省，希望逐渐削减雕饰，移易风俗。参与议论者意见都相同，奏请得到批准。梁武帝普通六年，尚书仆射徐勉上表请求修订五礼，说：臣听说，建立天道的原则是阴与阳，建立人道的原则是仁与义。所以说，用德来引导，用礼来整齐规范。礼，是使上位者安定、治理人民、弘扬风教、训导习俗、治理国家、造福后代的制度。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全都必须遵循礼。到了周朝，礼制尤其完备；周因袭商而革除夏，从损益中就可以看出变化。即使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或者说经文三百、威仪三千，它们的大要归结为五类，就是宗伯所掌管的典礼：吉礼为第一，凶礼次之，宾礼再次之，军礼又次之，嘉礼居末。因此祭祀不用礼，就不能整齐庄严；丧礼不用礼，背弃死者、忘却生者的人就会增多；接待宾客不用礼，朝见和觐见就会失去仪节；军队行动不用礼，就会在军中造成混乱；冠礼和婚礼不用礼，男女就会错失适宜的时机。治理国家、修养自身，在这些方面最为急迫。等到周王室大为崩坏，王道衰落，官府掌管的礼乐文献日益失去条理，礼乐和征伐都出自诸侯，《小雅》完全废弃，旧章也残缺了。因此韩宣到鲁国，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叔侯在晋国，才能辨明郊劳的礼仪。战国时代纵横纷争，政治教化更加泯灭；暴秦焚毁学术，礼制荡然无存。

译汉朝兴盛起来时，政务繁忙得没有空闲，尚且还派叔孙通到民间，才逐渐懂得帝王制度的尊贵。汉朝末叶纷乱不止，历代交替而有兴废；有的凭借武功锐意进取，有的喜好黄老之学，礼义的制度由此中断。到了东汉，曹褒在南宫制定礼制，搜集整理散佚的文献，共有一百多篇，虽然抄写在简册上，最终却没有完成全面奏报。此后战争接连不断，异端纷纷兴起，章句之学已经沦落，祭祀礼器也停止使用；戴方形帽、迈矩步的礼容，消失在旌旗鼓声之中；兰台、石室中的文献，也耗尽于帷幕车盖之间。到了西晋初年，才制定新的礼制，荀顗在前期加以制作，挚虞在后期删定。后来中原陷于战乱，遗留下来的很少；江左政权草创，只能因循旧制，根本无暇整顿改革。臣恭惟陛下睿智圣明，开创大业，顺应天意而改易万物；平定乱世依靠武功，治理时局则用文德；制作乐章以歌颂功业，功业完成后制定礼制；事业稳定后弘扬教化；光大开启国子学和太学，使皇族子弟同样享有贵游子弟的待遇；又开设五馆，使寒门士人因好学而获得优厚爵禄。自从受命建国直到大功告成，盛德的表现已经完备，天下应做的事情也全都完成了。光明肃穆，实在无法用言语称述。至于玄妙符瑞、神灵赐予的祥兆，以及浮海溟山、机山等地进献的贡物，自然每天都会由左史记录，存放在主管机构，现今也可以略去不说。因此，陛下命令群才搜求甘泉宫的礼法，延请博学大儒阐明曲台的礼仪；淄上、淹中的儒者前后相继，背负书箱、怀抱铅笔的贤才，早晚不停。这确实是教化在三雍兴盛、人民遵从五典、秩宗之教勃然兴起的表现。臣考察所制定的五礼：齐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请求制定一代礼乐。当时参与议论，设置新旧学士十人，只修订五礼，并向卫将军、丹阳尹王俭请教。学士也分别住在郡中，制作多年，仍未能完成。等到王俭谥号文宪去世，遗文便散失了。后来又把这件事交给国子祭酒何胤，历经九年，仍然没有完成。建武四年，何胤回到东山。齐明帝下敕把此事交给尚书令徐孝嗣，旧事的始末资料都在南第。永元年间，徐孝嗣在那里遭遇祸乱，资料又大量散失。当时收集剩余文献，暂时交给尚书左丞蔡仲熊、骁骑将军何佟之共同掌管。那时修礼局设在国子学中，东昏侯时期，门外频繁发生战火，所藏资料又散失了一大半。天监元年，何佟之启奏审议裁省设置修礼机构是否适宜，皇帝下敕让外廷详细议论。当时尚书省参议认为，天地刚刚更易，百务才开始，应当等到天下太平，再慢慢议论删定编撰；因此打算暂时裁省修礼局，将事务归还尚书仪曹。诏书批示说：礼制毁坏、音乐残缺，所以旧国与新家各不相同；确实应当适时修订确定，作为永久准则。但近来修撰礼书，凭个人情面取用人员，而不是根据学问进用；主管者又以权贵身份总揽一切，不以考究古礼为依据，所以历经多年仍未完成，只有名目而没有实际。这是治理国家首先要办的事情，外廷可以议定人选，人选确定后就立即编撰。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人议论，请五礼各设置旧学士一人，每人自行推举两名学士协助抄写编撰。其中有疑难之处，依照西汉石渠阁、东汉白虎观的旧例，追溯源流上报，请皇帝裁决。于是任命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管吉礼，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管凶礼，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玚掌管宾礼，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管军礼，右军参军司马裴掌管嘉礼，尚书左丞何佟之总领此事。何佟之以后，由镇北谘议参军伏暅代替他。后来又以伏暅代替严植之掌管凶礼。伏暅不久升任别职，便由五经博士缪昭掌管凶礼。又因礼仪内容深广，记载残缺，应当广泛讨论，共同穷尽其中的义理，于是再命镇军将军、丹阳尹沈约、太常卿张充以及臣三人共同参与这项事务。臣又奉另外的敕令总管此事。最后又让中书侍郎周舍、庾于陵二人再次参与并了解其事。如果有疑义，由所掌管的学士先行提出议论，广泛征询五礼旧学士和参知人员各自陈述相同与不同之处，逐条写成文牒上报，听候裁决。制度中疑难事项很多，年岁又不断累积；制度的裁断也为数不少。无不网罗经书诰令，像玉石相击、金声振发一样，义理贯通幽微，原则深入神妙境界；前代儒者没有解释的，后世学者没有听闻的，也都加以阐明。凡是奏请裁决的事项，全都记载在篇首。历代圣人的诏令成为不可磨灭的准则，宏大的制度和盛美的规范，冠绝历代君王；丰厚的功业和英明的声名，正可以流传千年。哪里是汉宣帝所能比拟的，岂是汉章帝足以相提并论的？五礼所掌的事务有繁有简，等到各礼编列完成，不能同时结束。嘉礼仪注于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呈尚书省，共十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条。宾礼仪注于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呈尚书省，共十七秩、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条。军礼仪注于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呈尚书省，共十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于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呈尚书省，共二十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零五条。凶礼仪注于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呈尚书省，共四十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总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条。又在秘阁和五经各收藏一套副本，缮写校定，到普通五年二月才全部抄写完毕。臣私下认为，撰定并纠正礼制，历代很少完成；如今圣明之世正在运行，这项功业终于告成。周代三千条礼制，只是举其整数；如今八千多条，是随着具体事务逐步增益而成。质朴与文饰相互变换，所以数目增加了一倍多，就像八卦的爻因重叠而形成六十四卦一样。过去周文王、周武王二王用来纲纪周室、君临天下，周公旦加以修订，因而达到太平，出现龙凤祥瑞。自那以后，直到今天才又完备这样的礼制。孔子说：“如果有继承周朝的王朝，即使百代以后的事情也可以预知。”这难道就是所谓功业相齐、声美相当吗？臣凭借平庸的见识，错误地担任这一职务，滞留多年，确实应当承担这项责任。又因刚完成编撰时没有及时上表，是由于才力微薄而事务广大，思虑和精力不能周全；长久念及此事，惭愧警惕，连睡梦中也不敢忘记。从今年春天皇帝将亲自统率六军以来，又搜求军礼，查阅其中的条文，没有不完备的。这就是所谓文采郁郁兴盛、光辉洋溢，确实可以悬示于日月之间，颁布给天下了。臣心中喜悦，更加想要陈述此事。加上前后任官员一时都已去世，臣虽有幸尚存，但年老将至，担心皇朝的大典最终缺少誊写上奏的人，无法承受内心的情感，于是把撰修的始末以及负责职掌人员所完成的卷数、秩数和条目数一并写明，谨奉表上奏。

译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六月间，侍中刘腾等人上奏说：中宫仆所掌的列车和车舆已经破旧损坏。自从旧都以来，礼制器物颇有不同；迁都以来，还没有重新制造，请召集礼官裁定其制度。灵太后下令说：交给尚书省酌量议论。太常卿穆绍、少卿元端、博士郑六、刘台龙等人议论说：按《周礼》，王后的五种车是：重翟车，车面覆锡，饰以朱色总带；厌翟车，车面覆勒，饰以绘色总带；安车，车面雕饰，饰以鹥色总带；这三种车都有车帷和车盖。翟车，车面饰贝，系组绶，有扶手；辇车，以组带牵挽，有羽饰车翣和车盖。重翟车是王后随从君王祭祀时乘坐的；厌翟车是王后随从君王宴享诸侯时乘坐的；安车是王后朝见君王时乘坐的；翟车是王后亲自采桑时乘坐的；辇车是王后在宫中乘坐的。谨按《周礼》这一圣人制定的制度，是不可更改的典章，其中礼文尤其完备。孔子说：“将来继承周朝的王朝，即使百代之后也可以预知。”正因为它的法则不可逾越。由此看来，后世王后的车舆服饰典章，大多仿效周制。虽然文饰和质朴会随时代变化，车名应当保存；雕饰即使不同，原则也不能完全舍弃。如今圣明的皇后临朝执政，亲自处理各项政务，车舆仪式应当依照典礼完备设置。臣等学问不足以贯通经义，忝列末席参与议论，姑且依照浅见认为，应当以《周礼》为准，完备制造五种车；雕饰制度则随时增减。太学博士王延业议论说：按《周礼》，王后有五种车：重翟车用来随从君王祭祀，厌翟车用来随从君王宴享宾客，安车用来朝见君王，翟车用来亲自采桑，辇车在宫中乘坐。又据《汉舆服志》说：“秦兼并天下后，考察三代礼制，有人说殷代的祥瑞是山车，金根车的颜色，殷人把它作为大辂。于是秦始皇制作金根车。汉朝承袭秦制，皇帝乘坐的称为乘舆，太皇太后、皇太后都乘金根车，并加交错的帷裳；不是法驾时就乘紫色罽饰的軿车。”又说，车上有云气纹彩绘的车辀，车端五处涂金，右边车厢有瓜形装饰，驾三匹马。阮谌《礼图》也记载秦汉以来的车舆服饰，同样称为金根辂。皇后在法驾时乘坐它，用于婚礼后入庙行礼；乘辂车，皇后在法驾时乘坐，用于亲自采桑；安车，皇后在小驾时乘坐，用于助祭；山軿车，皇后出行时乘坐；绀色罽饰的軿车，皇后小规模出行时乘坐，用于哭吊；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宫时乘坐入閤舆，出入宫门及在宫中小范围游行时也乘坐它。晋代先蚕礼仪注记载，皇后乘云母安车，驾六匹騩马。考察周、秦、汉、晋的车舆仪式，相关内容互见于各种图籍；虽然名号略有不同，大体上却彼此相近、可以比拟。金根车虽然起源于秦代制造，却是殷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如今皇帝的五种乘舆就是它的象征。它华美的装饰典雅，仪容外观雄伟壮丽。司马彪认为，孔子所说的“乘殷代的大辂”，指的就是这种车。按阮氏《礼图》，采桑车也用云母装饰。晋代的云母车，就是周代的翟车，二者用途完全相同。安车名称与周制相同，用途也和重翟车相同。山軿车按图式以紫绀色罽装饰。軿车虽然在形制和用途上不同于厌翟车，但实际上与当今制度中的用途相同。入閤舆与辇车，用途也相同。按图式看，今天黑漆彩绘、带扇饰的辇车，与周代辇车的形状相似。臣私下认为，秦灭周制后，各项事务都创立变革，官名、车制无不迥异。汉、魏承袭相继沿用旧制，虽不时有所损益，却不能恢复古制。这实在是因为距离圣人久远，典章仪礼残缺，时代推移、风俗变化，器物也随事务而改变。即使历代贤哲祖述承袭而未加改变，臣仍恭惟皇太后睿智圣明、深厚凝重，照临万物，行动总是遵循典故，为后世君王留下法则。如今臣姑且竭尽管窥之见，考察《周礼》，参核汉、晋制度，采择图籍史书，验证当时实情，认为应当依照汉晋法驾制度：皇后乘金根车，驾四匹马，加交错帷裳；乘云母车，驾四匹马，用于亲自采桑。不是法驾时，就乘紫色罽饰的軿车，驾三匹马；小驾时，就乘安车，驾三匹马，用于助祭；小规模出行时，就乘绀色罽饰的軿车，驾三匹马，用于哭吊公主、王妃和公侯夫人；在宫中出入时，就乘彩绘带扇饰的辇车。考察旧事，与《周礼》相比，只有缺少随从君王宴享宾客以及朝见君王时所乘的车。臣私下认为，古代诸侯有朝会之礼，所以有随从宴享的仪式；如今没有这种事情，应当从简省略。如今皇宫宫闱彼此相近，即使有朝见，也没有理由排列四马并驾。根据实际情况考察，也应当废除这一项。至于哭吊公主和王妃，是《周礼》没有的制度，但施行于今天，确实符合现实需要。损益各不相同，取舍应随时代。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道理就是如此。又金根车和云母车所驾之马，有时三匹，有时六匹；考察经礼，没有驾六马的文字。如今皇帝的乘舆都驾四马，意义符合古典，应当仍旧驾四马。其余小驾应当驾三马。其他制度的形制和装饰，详见图籍志书。司室领尚书令任城王澄、尚书左仆射元晖、尚书右仆射李平、尚书齐王萧宝夤、尚书元昭、尚书左丞卢仝、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刘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进、三公郎中崔鸿、长兼驾部郎中薛悦、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骑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长兼右外兵郎中郑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书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颖、左民郎中张均。金部郎中李仲东、库部郎中贾思同、国子博士薛祯、邢晏、高谅、奚延、太学博士邢湛、崔瓒、韦朏、郑季期、国子助教韩神固、四门博士杨那罗、唐荆宝、王令儁、吴珍之、宋婆罗、刘燮、高显邕、杜灵儁、张文和、陈智显、杨渴、侯赵安庆、贾天度、艾僧防、吕太保、王当、百槐贵等五十人议论认为：皇太后称制临朝，亲自处理各项政务，祭祀天地和郊天，举行宗庙之礼，所乘的车应当与至尊相同，不应另外制造。周礼、魏晋制度虽然有文字记载，却没有辨明具体形制；假如要制作，恐怕不合古制，不能把它作为一代典章。臣等认为太常和国子的两种议论都有疑问，因此再次召集群官，准备一并采用现行意见，唯请恩准裁决。灵太后下令说：群官以后一种议论为折中方案，便可以依照奏议办理。孝明帝时期，胡太后多次到宗室、外戚、功臣和贵族家中，侍中崔光上表劝谏说：按礼制，诸侯除非因问疾、吊丧而进入臣下之家，否则进入臣下家中就叫作君臣相戏；礼书没有说王后、夫人可以进入臣下家中，显然也没有这种道理。

译夫人的父母在世，可以回娘家省亲；父母去世，就派卿大夫前往慰问。汉代上官皇后准备废黜昌邑王时，霍光身为外祖父，又亲自担任宰辅，皇后仍然只在武帐中接见群臣，以表示男女之间的区别。希望陛下减少和停止这种亲自临幸，如此天下百姓都会蒙受依赖，含生之类都会仰慕喜悦。”胡太后没有听从。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皇太子监国，人在西林园。冬季会见群臣时，众人都面向东方。第二年，在北城宅第内举行冬会，又议论面向东方是否合乎礼制。吏部郎陆卬认为不合礼，魏收改为面向西方。邢子才议论想要依照原来的做法，说：“凡是礼制中相同的地方，不可让它有所不同。《诗经》的解释说，从天子到大夫，都驾四匹马。何况只是面向方向略有不同，怎么可以全都不同呢？如果规定太子面向西方，那么王公卿大夫和士又应当面向哪里？南面是人君的正位，如今一官之长无不面向南方。太子处理政务，也面向南方而坐。议论者说这是晋代旧事。太子在东宫，面向西方是为了避让尊位，并不是为了面向台殿。”邢子才认为，这是东晋博采众议的做法，应当依照汉、魏旧制。太子统摄四海臣民，不以面向东方为嫌，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礼制规定世子与旁亲断绝礼制上的从属关系，世子在阼阶举行冠礼，嫡长子出生时以太牢礼迎接。这些都是礼数与君主相同。汉元帝颁布法令，太子不得在驰道上行驶，这也是礼数同于君主。晋代王公的世子代理父亲处理封国政务时，乘七旒安车，驾三匹马，礼数同于三公。近代宋朝太子乘象辂，也有许多与君主相同之处，并不以此为嫌。何况面向东方是君臣通行的礼制，为什么偏偏要避开呢？明确是为了面向台殿，所以才这样做。” 近来皇太子在西林园时，即使在殿中仍然面向东方；在北城并非宫殿的地方，难道反而不可以这样吗？众人认为面向东方尊贵，因此在宴饮时避开这一方向。《燕礼》《燕义》说，君主的位置在东面，宾客的位置在西面。君主的位置在阼阶，所以有《武王践阼》篇，而没有说在西方。乘坐君主的车，不敢空着左边的位置。君主身处不善之地，空出的左位也在东方，不在西方。君主在阼阶，夫人在房中。郑玄注说，人君以东方为尊。前代以及当今皇帝举行宴会、接待宾客，也是在东堂面向西方。如果说面向东方尊贵，那么皇太子凭储君监国的礼制和重大身份，在别第宴请臣下和宾客，自然可以申明自己的正位。来的人都是东宫臣属，公卿只是接受宴请、观看礼仪罢了。如果说面向西方卑下，其实那正是君主的正位。姜太公不肯面向北方，解说丹书时面向西方，这说明面向西方也是尊位。君主面向南方，既有东方也有西方，怎么能一概避开呢？况且事情虽有些不同，也有可以相比之处。周公是臣，太子是儿子；周公是冢宰，太子是储君。明堂比别第尊贵，朝见诸侯比宴请臣宾重要；面向南方比面向东方尊贵，臣下关系比不上父子关系，冢宰地位轻于储君。周公摄政时，尚且可以在明堂面向南方朝见诸侯；如今太子监国，却不能在别第异宫面向东方宴请宾客，实在令人心中不安。况且君主出行时由太子监国，君主宴请时不把公卿当作宾客，这说明父子之间没有嫌疑，而君臣之间有嫌疑。按仪注，亲王接受诏令举行冠礼、婚礼时，皇子、皇女都面向东方。如今不约束王公面向南方，却偏偏约束太子，依据是什么呢？议论者认为南面尊贵，于是改为面向西方，结果反而改变了君主的位置，更不合礼。面向的方向本来就少，难以制定过多的礼文。东西两个方向，都是君臣通用的礼位，太子面向东方是合适的，于礼也合理。魏收议论说：“天保初年，皇太子监国，在西园都亭冬季宴会群臣，面向东方，是取其正对中宫台殿的意义。第二年在宫中举行冬会，座位便面向东方。”魏收私下认为这件事有疑问，前一种做法于是另有议论，议论者也赞同这种意见。邢尚书依据先前确定面向东方的议论，再次申述自己的看法。这是国家的大礼，不能不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魏收认为，太子所在的东宫位于震方，体现长子的意义。按《易经》八卦的正位都面向中央，皇太子如今住在北城，对宫殿来说位于东北；如果面向南方而坐，在义理上就是背对宫殿。前面议论以东宫为依据，又考察东宫旧事，太子宴会多以面向西方为礼，这又构成证据，不只是空言。并不是说太子平时不能有面向东、南两个方向的座位，而是要看具体场合；例如在西园面向东方，就没有疑问。” 不知道君臣车服有同有异的议论，为什么要提出呢？即使如所说，只知道礼制相同的地方不可使其不同，却不知道礼制有不同的地方也不可强行使其相同。如果分别辨明君臣相同和不同的礼制，恐怕要堆满纸张、累积简札，也写不完。邢子才最终坚持面向东方，魏收坚持面向西方，援引经书作为依据，反复辩论，意见大相往来。后来最终确定采用面向西方的制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十九 明代杨士奇等撰写 礼乐【总论礼制】隋文帝刚即位，准备改变北周制度，于是下诏说：孔子制定礼法，说要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大辂；历代共同遵循，按理没有可以改变的地方。然而三代所崇尚的制度，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取决于所建立的时代，有的认为取决于所感应的祥瑞，有的认为应当符合当时所行的颜色，因而据此确定。如今虽然夏代历法得到天意，历代通用，汉代崇尚赤色，魏代崇尚黄色，但骊马、玄色牲畜已经不再相继沿用，说明建寅为岁首、常服尚黑也不能不改变。朕刚接受天命，赤雀前来呈现祥瑞；加上姬周以来到如今已经历六代，三正循环更替，五德相生，总的说来都应当采用火德的颜色。自从垂衣而治以来，礼制已有损益可知；崇尚的颜色虽然不同，却总兼用前代制度。郊祀、丘祀、宗庙、社稷，可以依照衮冕的礼仪；朝会时的衣裳，应当全部使用赤色。从前丹乌应木德而来，姬周有大白色旗帜；黄星应土德而现，曹魏乘黑眼睛的马。在祭祀和军旅方面，所崇尚的颜色一向不同。如今军服都可以崇尚黄色；在外出时平常所穿的衣服，通用杂色；祭祀服装必须符合礼经，应当召集通晓经学的儒者，再详细议论。太子庶子、代理太常少卿裴正上奏说：臣私下看见北周制度把冕增加到十二旒，既与前代礼数不同，颜色又对应五行，也不合典故。谨按夏、商、周三代的冠帽，名称各不相同；六等冕冠，承袭使用时各有区别；冠上的玉藻有五种颜色，也随身份等级而有不同装饰，但完全没有随着节气迎接五方之气而改变颜色的文字。只有《月令》起于秦代，才有青旗、赤玉、白骆、黑衣等随四时改变颜色的制度，却完全没有说弁冕也如此。五时冕冠的颜色，礼书既无文字记载，考察正典也难以找到经文依据。况且后魏以来，制度大多残缺；天兴年间草创修整，所制造的车服多掺杂胡人制度，所以魏收评论称其违背古制，这是正确的。北周因袭这些制度，把它们作为成例；大象年间承继统绪，全部采用，车舆、车辇、衣冠有很多迂曲怪异之处。如今大隋革除旧制，取法前代，魏、周的车辇、车舆凡不合制度的，已经敕令有关官员全部废除；然而衣冠和礼器仍兼用旧制。现在竟有立夏时衮衣以赤色为底，迎秋时平冕用白色制成，既然超越典章，就必须革除这种错误。谨按《续汉书·礼仪志》说：“立春这一天，京城人都穿青色衣服；秋、夏也都各自采用相应的颜色。”到了魏晋，迎接五郊之气、举行礼仪的人，也都采用这一制度。考察旧例，只有帻随衣服改变颜色；如今请把冠和冕一律使用玄色，只有应当戴帻的人，任其依照汉晋制度。诏令说：“可以。” 开皇初年，隋文帝想制定礼仪制度。太常卿牛弘上奏说：“圣人的教化衰败了，国家的典章也残缺不全。汉、晋以来制定法度，只是随俗因时，不能充分治理国家、庇护百姓、弘扬风教、施行教化。况且制定礼制、创作乐章，都是君主的职责。江南的王俭，不过是一个见识偏狭浅陋的臣子，私自撰写仪注，多有违背古法之处。居丧住庐，怎么能符合东阶之位？凶门难道是设置重门的礼制吗？南齐的萧氏两代，举国都遵循这种做法。后魏和北齐，风俗更加浅陋，却完全不加考究，反而远相仿效，所以山东地区逐渐形成了这种习俗。西魏以后，长期忙于战争，无暇讲求礼制，宾兴之礼也一直没有详加制定。如今国家休明、运势初启，正是制定法章的开始，请依据古代经典，革除这些弊俗。”诏令说：“可以。” 虞世基上奏说：“后周沿袭旧例，在旌旗上增加日月图案，却缺少三辰，章数也没有十二章，只有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因而同三公的服章没有区别。开皇年间，为了逐渐区别等级，所以在衣上增加宗彝，在裳上增加黼黻，合计增加两种，使九章成为十二章。但每一种图案都在上下重复排列：衮服用九章，鷩服用七章；如今重复增加这三种图案，就不是经典旧制了。况且周氏奉行谦逊，不敢把日月图案加在背上，所以缀饰这三种图案，只施用于太常、天王的衮衣，章数仍为九章。但天子如同太阳，德行在于照临天下；星辰象征帝位，月亮主管皇后。背负这三种图案，合乎德行而与日月同明，自古就有这种制度，按理不应疑惑。周代奉行谦逊的做法实在不能遵从，重复使用宗彝，也违背法服制度。如今依照《尚书》，我想考察古人的服饰：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都依此织绣在左右两肩上，各有一日一月；在后领下织星辰；山、龙等九种图案都上下重复排列，共十二章。又依照近代旧例和《尚书大传》，山、龙用纯青色，华虫用纯黄色，作绘、宗彝用纯黑色，藻用纯白色，火用纯赤色，再以这些颜色相间组成五彩。” 郑玄自己已经否定了这种说法，说五种颜色应当交错配置，不能各用一种单色。如今应把这些图案织成绣文，交错使用五色；依照孔安国的说法，衣服用玄色为底，加上山、龙、华虫、火、宗彝等图案，并织成五种图案；裳用纁色为底，加上藻、粉米、黼、黻四种图案。衣裳合计九章，再加上上面的日月星辰，便完备十二章。衣袖边和领子上各贴升龙图案，汉、晋以来大都如此。既然这是先王的法服，就不能违背夏代制度；考察采用它，按理应当是妥当的。”皇帝用墨笔批示：“可以。”并以单衣承接在外面。隋炀帝曾经大规模整备法驾，嫌属车太多，回头对部郎阎毗说：“开皇年间，属车有十二辆，事情也办得过去。如今有八十一辆，即使用牛来驾车，也不足以增加文物仪仗。我想把它减掉，怎样做才可以？”阎毗回答说：“臣起初制定数量时，曾与宇文恺共同考察旧例，参考汉代胡伯始、蔡邕等人的议论，属车八十一辆。这一制度起于秦代，后来遂成为后世的格式。所以张衡《赋》中说‘属车九九’，就是指此事。至于法驾，数量减去三分之一，为三十六辆，这是汉代制度。又据宋孝建年间，有司上奏议论此事：晋朝迁都江左，只设置五辆车。尚书令、建平王刘宏说：‘八十一辆，是兼取九国之数；三十六辆没有可靠依据；江左五辆又太俭省，不合礼制。’不过帝王的文物仪仗、旌旗旒饰的数目，以及冠冕上的玉饰，全都以十二为标准。如今应依此设置十二辆。开皇年间平定陈国，便把它作为法令，取法古代典章。大驾依秦制，法驾依汉制，小驾依宋制，以此区别等级。”皇帝说：“为什么要采用秦制？大驾应为三十六辆，法驾应为十二辆，小驾取消。”阎毗精心研究旧制，所做的事情大多都属于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