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九

译这实在不是因为防备御敌懈怠，而是上天深切的警戒。陛下应当降服、减少膳食、避居正寝，责备自己、承认罪过，下达哀痛的诏书，停止不急需的工程，救济失职而受苦的百姓。辅弼大臣中不能有益于国家体制的，应当罢黜；身居左右而暗中玩弄威权的，也应当罢黜。专心思考政事刑罚的过失，虚心采纳樵夫野老的意见，或许可以改变灾害来回应上天的意旨。转眼之间，却没有听到这样的告谕。臣私下听说陛下准备计算工程劳役，再谋求兴修。京城中的人听到后惊骇疑惑，往往聚集议论，都说不合适，都说：‘章圣皇帝勤俭十多年，天下富庶，府库钱帛不断增加，已经没有地方储藏，才建造了这座宫殿。等到工程完成，天下却因此空虚枯竭。陛下即位还不到十年，接连几年遭遇水涝，虽然征收的赋税都已入库，但百姓已经十分困乏。如果大兴土木，费用将没有止境，财货在朝廷内部耗尽，征发劳役使下面的百姓疲劳。内部耗费、下面劳苦，靠什么来救济？何况天灾已经因为此事发生，这是要与上天抗争而没有反省自己的意思，违逆天意而不祥，怎么能够承受？想要祈求上天厚重的恩赐，难道还能得到吗？难道上天已经谴责警告，而陛下还没有醒悟吗？难道明知如此却偏要去做吗？难道是想重新建造宫殿来祈求上天保佑吗？’” 臣无法再反复权衡了。现在替陛下谋划，没有比采纳吉士、斥退谄佞之人、暂且致力于修养德行更好的办法。要达到大治，使百姓富足自给，并减轻他们的征税，这样就可以答谢天意、安定民情了。贤明的君主看见灾变，能够修明治道来消除凶乱；君主没有失德的征兆，上天就不会谴责警告。如今幸而上天显现灾变，正是陛下修明治道的时候，怎么可以忽视呢？从前汉宣帝本始三年，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宣帝下诏说：‘近来火灾降临到孝武皇帝的园馆，朕战栗恐惧，不能明察这些变异，罪过在朕自身。群臣有司又不肯极力陈说朕的过失，以至于此，将使朕从什么地方醒悟呢？’茂陵比不上京城，白鹤馆也不如这座宫殿大，汉宣帝尚且下诏四方来寻求自己的过失，可见古代帝王急于治理天下到了这样的程度。火灾不能向上燃烧的惩罚，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臣谨按前汉《五行志》说：‘贤人与奸佞分别，任用官员有次序，遵循旧有法章，重视礼遇功勋，这样火就表现出正常的性质。若信奉正道不坚定，或炫耀虚伪，放任邪恶昌盛而正道受压制，便大大失去火的正常性质。’火势从上而下蔓延，滥焰无故燃起，焚烧宗庙，烧毁宫室，即使兴兵救火也不能扑灭。所以鲁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成公相信三桓子孙的谗言，回应了驱逐父亲的臣子之事；襄公九年春，宋国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宋公听信谗言、驱逐大夫华弱使其逃奔鲁国的回应。如今宫殿发生火灾，难道也有这样的原因吗？愿陛下共同默默地在内心反省，反省后已经知道原因，就希望陛下悔过并追究改正，停止重新建造所造成的劳役，实行古代先王的典法。这不只是大大光耀国家基业，也是天下最大的幸事。臣愚昧妄言，不足以对国家体制增加万分之一的益处；陛下如果姑且容纳并实行，那么三代、两汉的风气，转眼之间就可以达到。” 景祐五年，河东发生地震。苏舜钦到匦门上疏说：“臣昨天刚到京师，听说河东大地震裂，涌水冲坏屋舍、城墙和城楼，杀死百姓、牲畜几十万人，历经十多天仍未停止。臣最初听到时又惊惶又骇异，私下想从史册所记来看，前代衰败、灾祸、祸乱的时代，也未曾有过这样的重大变故。如今四位圣明君主相继统治，内外太平安宁，邻国和敌国彼此交好，战争停止，实在与衰败祸乱之时很不相同。为什么这样的灾变反而超过了那些时代呢？况且妖异和祥瑞的兴起，确实由神灵主宰，各自按类别来告示，从未虚妄。臣认为一定不会有这种事，大概只是传闻过分夸大罢了。臣逐一询问一两位朝廷士大夫，他们都说确有其事。于是退下来思考天人感应以及古今的鉴戒，实在令人十分恐惧。凡是朝廷政教昏乱迷失，下面的百姓受到弊害，积聚的阴郁不和之气，就会向上感动上天；上天于是为下面显现变异来警戒，使统治百姓的君主改变心意、反省修治，突然转向正道，这样百姓安定，灾害就会止息。因此古代的君王遇到天地变异，就一定避居正寝，撤去音乐，减少膳食，询问探访正直的议论，考察寻找失德之处并加以改正除去。因为上帝聪明明察，所作所为一定会得到验证，如果不知道畏惧，非同寻常的灾祸就会随之而来。” 如今这个异变既然已经告示，难道会是无缘无故的吗？那么，君王难道常常安逸享乐，信任亲近狎昵之人而不察理政事吗？朝廷之上，执掌事务的人难道有不贤能的，或者专擅威福、侵犯君权的吗？所施行的政令，难道有不利于百姓的吗？深宫之中，难道有阴私教令不谨慎，或者有人凭借媚惑之道而滥进的吗？西北二边，难道有人暗中萌生背弃盟约、抛弃信义的心思吗？臣想到自己从远方来，不知道近来的事情，心中虽然怀疑，口中却不敢说。宫禁和边防的事情，本来就未必知道。朝廷已经发生的过失，臣还可以听取舆论而有所听闻。臣又惊讶朝廷知道这个重大异变，却完全不修补缺失的政事来消除上天的警戒、安定民心，默然不以为怪，仿佛和平常无事时一样。谏官、御史也没有听说进呈奏牍公开陈述，铺陈灾害的根由，以启发皇上的心意。然而民情汹涌，聚集议论，都带有忧虑惊恐的神色。难道时代与古代不同，今天不应当仿效古代来处理这件事吗？又想到拥有天下的人，从来没有因鉴戒古代而乱、抛弃古代而治的。难道居于上位的人只求保持镇静，不需要与百姓共同忧虑吗？可是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从来没有根本动摇而枝叶不动的。难道百姓愚昧，不应当忧虑，却偏偏忧虑吗？” 那么，地震就是上天所造成的。百姓虽然愚昧，上天难道会愚昧吗？臣反复思考这些事，不知不觉惊惧得流汗。臣自认为世代承受君主的俸禄，身居国政之列，浸润在恩惠之中长大，便想把全部肝胆倾吐出来，拜伏上奏。又在昨天看见范仲淹因为刚直而触犯奸臣，果然遭到中伤，意见不被采用，自己又被放逐贬谪，实在可悲。当时朝廷下诏天下，不许越级言事。臣如今如果一定要言辞激切，不避权贵，恐怕必然横遭伤害，对时局没有补益，因而自己悲叹，不知如何是好。不久，孟春之初，雷电突然大作。臣认为，国家的过失，众臣没有人为陛下陈言，只有上天反复郑重地告知陛下。陛下极其圣明，难道肯忽视它吗？后来果然发布明确有力的诏书，允许臣僚都可以进献意见。臣最初听到时，踊跃欣喜。又认为即使有灾异，只要陛下能够讲求美善的言论，革除时弊，就可以改变形势而招来祥善。十多天以来，听说有不少言事的人，其中难道没有切中时弊的吗？但完全没有听说朝廷因此实行，这也只是显示出虚浮的言论，没有实际效果。臣听说，只有真诚才能回应上天，只有实际行动才能安定百姓。如今回应上天没有真诚，安定百姓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发布空文，徒然增加人们的叹息罢了，这样将凭什么向神灵谢罪、挽救弊乱呢？”

译难道是大臣阻塞天子的听闻，不替陛下实行吗？难道是言事者迂腐空疏，没有可取之处，不值得施行吗？这些都还无法知道。如今臣私下看见纲纪毁坏，政教缺失，事情很多，不能一概列举，谨慎地分条陈述其中较大的两件事，到匦门上奏闻。希望陛下稍加阅览，如果有所采纳，恳请断自圣意，立即实行。若所言有狂妄愚昧之处，请把臣交付斧钺之诛，以不应当言说之罪惩处。一是端正内心。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治理家庭的人先要修养自己，修养自己的人先要端正内心。内心端正，精神明察就会汇聚，万事也就能治理。如今民间喧传，陛下几年来常常把俳优和卑贱之人引入深宫，宴饮歌乐没有节制，赏赐给予过度。宴乐没有节制，意志就会荒淫放荡；赏赐过度，内心就会奢侈骄泰。意志荒荡，便不亲自处理政事；内心奢泰，便会导致用度不足。臣私下查阅国史，看见祖宗每天临朝，直到天晚才罢，仍坐在后苑门，凡有上奏事情的人，立即召见答对，详细询问，稍有可取便采纳。真宗末年身体不适，才隔日处理政事。如今陛下正值盛年，正应当夙兴夜寐、勤于求治，却隔日才临御殿廷，这正是不能亲理政事的表现。” 如今府库又已经空竭，百姓很少有积蓄，征收赋税、摊派科率，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三司计算度支，经费是祖宗时期的二十倍，这就明显说明用度不足。政事不亲理而用度又不足，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希望陛下修养自身来驾驭臣民，洗涤内心来明察万物，勤于听取和裁断政事，舍弃宴安享乐，放逐优伶诙谐之人和身边的细小近习，亲近刚强明察、鲠直正派的贤士；借此灾变思考长远的谋划，效法祖宗的勤劳，珍惜社稷的广大基业，那就是天下最大的幸事。二是选择贤能。贤明的君主劳心于访求贤才，而可以安逸于任用他们；满朝的士人不必全部选择，只要选择一两个辅臣以及御史、谏官罢了。如今陛下任用人似乎不慎重选择。昨天王随由吏部侍郎转任门下侍郎、平章事，越过十个资序又成为宰相，这是非常的恩典，必定要等待非常的才能；然而王随空虚庸劣、邪曲谄媚，不是辅佐宰相的人才。颁下任命诏书以后，舆论沸腾，所以疾病缠身，灾害仍降临国家，这也是天意。为了爱惜我朝，陛下必定应当鉴察此事。又如石中立不久前任职朝廷，专以诙谐为能，有士人宴集，必定把他安排在席间，听他的言语来资助笑乐；如今让他处于近辅之位，却没有听到什么嘉谋，众望很轻，人人忽视，使灾害屡次降临而朝廷不受尊重。这大概说明近臣中多有不称职的人，陛下身边尚且如此，天下官吏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 实在恐怕匈奴会轻视并嘲笑中原。希望陛下立即罢免他们，另行任用贤才。臣又私下看见，如今任命张观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为司谏。这两个人都考中高第，原本希望凭文辞才华得到进用，平素又温和软弱，没有刚强鲠直、敢于进言的才能。这都是执政大臣提拔安排的，想让他们谨慎沉默，不敢揭发宣扬自己的私事；偶尔有所进言，也一定暗中互相关说，旁人看了实在可笑。所以御史、谏官的任命，臣希望陛下亲自选择，不要让他们出自执政大臣门下。台谏官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近臣就不敢作过失，这就是驾驭臣下的方法。臣认为，陛下自身既然勤劳节俭，辅弼大臣和台谏官又都任用得人，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灾异又从哪里产生呢？希望陛下稍加留意，这并不困难，臣不胜恳切至诚之情。” 当时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守卫者被交御史台审问。御史中丞王曙担心朝廷商议修复，上言说：‘从前鲁桓公、鲁僖公的宫殿发生火灾，孔子认为桓公、僖公的亲属关系已经尽了，是应当毁掉的宫殿。辽东高庙以及高园便殿发生火灾，董仲舒认为高庙不应当建在陵墓旁边，所以发生火灾。魏国崇华殿发生火灾，高堂隆以台榭宫室为戒，认为应当罢止，不要修治。魏文帝不听，第二年又发生火灾。如今所建宫殿不合经义，灾变到来，似乎是有所警告。希望除去这块地方，停止各种祷告祭祀，以回应上天的变异。’仁宗受到感悟，于是减轻了守卫者的罪责。不久下诏不再修缮，晓谕天下。滕宗谅升任殿中丞，适逢宫禁内失火，诏令追究火灾从哪里起。滕宗谅上疏劝谏说：‘臣伏见掖庭残留的火星蔓延燃烧，宫门虽然是因人事而相连，实在也关系到天时。诏书很快下达，陛下引咎自责、洗除过失，内外无不感动。然而诏狱尚未释放，审讯仍然严酷，恐怕违背上天垂示警戒的意思，损害两宫好生的德行。况且妇人柔弱，在鞭笞刑具之下，还有什么口供是问不出来的？万一其中有含冤之人，足以损伤和气。祥符年间宫中失火，先帝曾经查究同类案件而置之于法。若认为用刑防患就可以止息，哪里还会有今天的忧患呢？’ 何况变故和警告的到来，就发生在禁宫之内，实在希望修明政事来禳除它，思考祸患来防备它。凡是被逮捕拘系的人，特意从宽赦免，希望这样灾变可以消除，福祥可以降临。”奏疏上达后，仁宗便停止了诏狱。知谏院包拯上《戒兴作疏》说：“臣伏见十一月初二日夜间上清宫失火。谨按《春秋》传中的条例说：‘人为之火叫作火，天降之火叫作灾。’《汉书·五行志》说：‘人为之火和天降之火同样属于灾异，都要结合朝廷政令来考察得失，以此劝勉和警戒。’解释的人说：‘贤人与奸佞分别，任用官员有次序，火就表现出正常的性质；如果信奉正道不坚定，迷惑于炫耀虚伪之事，火就失去正常的性质。’火势自上而下，滥焰无故燃起，这就叫火不能向上燃烧。如今上清宫是祖宗修建的，用来崇尚无为之德。现在它被火焚烧，难道是主持焚修的人不致力于精洁，不能符合陛下严肃奉祀的本意吗？否则，难道是上天在向陛下垂示警戒吗？本来应当振作精神治理国家，谨慎修治人事，来回应天变。’风闻道路上说：‘陛下还留存道士，似乎有修缮的意思。’事情真假尚未辨明，众人都心怀危惧。何况天下事情繁多，征调频繁，府库还不充实，边境还未安宁，怎么可以把不急迫的事务放在前面，增加无名的征敛呢？况且宫观的兴建始于唐朝，并不是古代制度。如果说因为有先圣真容，按理应当恭敬供奉，那么景灵宫、会灵观的殿宇宏伟壮丽，可以用来安奉。”

译希望陛下推行仁慈的德行，体念疲敝的风俗，暂且致力于使百姓安定的道理，怎么忍心再加重他们的困苦呢？然而外间议论纷纷，很是惑乱众人，想请陛下特地下诏晓谕，以安定众人的心。包拯又论日食上疏说：‘臣伏见四月初一将发生日偏食，陛下特地下达恩德诏令，亲自审决各种案件，整饬自身、修明政事，以回应天变。这确实是古代圣明君主极其谨慎地对待上天警戒的深意。’臣听说《汉书》说：‘至尊没有比上天更尊大的，天的变异没有比日食更重大的。’太阳是阳气的精华，象征君主。君主之道有所亏缺，被阴气乘凌，所以日食象征德行受损；月亮象征刑罚。因此圣王遇日食就修养德行，遇月食就整饬刑罚。《诗经》说：‘那月亮发生亏蚀，不过是正常现象；这太阳发生亏蚀，还有什么不是不善的呢？’解释的人说：‘月食虽然不是寻常现象，比起日食来本来还算正常；日食就不是善事了。’然而正阳之月尤其忌讳，因此有击鼓、使用玉帛的礼仪。所以君主遇到这种变异，一定要避开正殿，撤减膳食，克制自己、责备自身，明确君臣名分，端正上下秩序，广泛接纳众议，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做到极致。如今正阳之月，太阳昏暗而发生日食，又阳气亢盛更加厉害，火灾接连发生，还有什么灾害比这更大呢？’ 难道不是上天有意郑重地向陛下垂示警戒吗？希望陛下振作乾刚的最高德行，畏惧天地的重大异变，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时审慎思考利害；赏赐有德、惩罚有罪，不因亲疏而有所区别；听取进谏而不受迷惑；以勤俭为先，抑制阴邪，尊崇阳道，防微杜渐。然后在便殿听政，广泛召见公卿，询问访求直言，讲求古代治道，振作精神治理国家，以回应上天的警戒。这样，积聚的异变就会在上面消散，祸乱的根源就会在下面断绝，足以引导和迎来善气，逐渐达到太平。希望陛下留神省察。” 包拯又论星变上疏说：“臣私下看见岁星逆行侵犯房宿，接近钩钤的位置，到现在一个多月还没有恢复顺行。按照《天官书》说，房宿四星是明堂，是天子发布政令的宫殿，也叫四辅，是辅佐大臣和将相所处的位置。北方两颗小星叫钩钤，是房宿的锁钥、上天的管钥，主管关闭天心。房宿和心宿在十二辰中对应昴宿，主管豫州，是宋国的分野。五星是五帝掌管命运的象征，响应君王的号令而显示节度。岁星主管一年的事务，是五星的统首。喜好生养、厌恶杀戮，处于安静而合乎法度的状态就吉利；改变光色、运行失常就不是福。若有侵犯、停留而不离去，过失就在于仁德没有修养，诛罚没有恰当施行。若侵犯房宿，也是在责备将相中不称职的人。何况国家盛大的德行属于火，岁星和火星二曜都属于福星，房宿、心宿又是宋国的分野。如今岁星失去德行的法度，逆行停守在房宿，又接近钩钤的次位，徘徊不退。本来这也表示君主有意要有所作为，却没有掌握节度。这是上天的意旨，用来深切保佑圣明的宋朝，像这样郑重地告诫陛下，已经到了极点。灾异到来，各自象征君主的过失，用来谴责警告人主，就像严父明确的训诫，难道可以不敬畏恐惧吗？古代贤明的君王，一定端正五事，建立大中之道来承顺天心。” 能够用德行回应，灾咎就会止息；不能用善政回应，灾害就会到来。关键在于用什么来回应。回应得快，不真诚就不能确立，不守信就不能实行。希望陛下振奋精刚之德，发挥独断明察的才智，内心推行至诚，深思上天的警戒；想到天下如此广大，祖宗基业如此重大，不可认为承平无事，便可以用安逸享乐来治理。对外，边防事务重大，戎狄值得忧虑；对内，机要政务繁多，纪律却没有振作。何况如今政事失在过于宽弛，弊病在于一味姑息，官吏因苟且简略而松弛。近来下诏澄清淘汰流品，但有才能的人还没有得到进用，无才的人还没有退黜，大概是有司只求因循，害怕甄别选择罢了。况且天下内部的治乱，在于陛下任用什么人。经书说：‘也只有先正之臣能够辅佐，未有辅佐者正直而百官却邪曲的。’内外臣僚中，凡是年老懦弱、贪婪残暴、苛刻奸佞、不应当任职的，应当及时废黜退处；更多地选取温和善良、敦厚诚实的人，安排在职位上，使天下明白知道本朝所尊重的是什么，这难道不是美好吗？然后，宫禁之中应当简汰幽居闲散之人；宦官之中应当裁减抑制其所担任的重职。发布号令、施行政令，贵在一定实行；赏赐有德、惩罚有罪，贵在不滥用。振举纲纪条目，杜绝祸患的萌芽和渐长。” 这样，灾异就会在上天那里消散，祸难就会在下面止息，五星运行遵循轨道，四时和谐顺利，召来天地协和之气，使国家长久安宁。希望陛下努力实行罢了。臣本来处境孤危，不知忌讳，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臣地位疏远、言辞卑贱，就留神省察，那么天下便是极大的幸运。” 包拯又上《谨天诫疏》说：“臣私下看见，近来太白星在箕宿、尾宿分野侵犯月亮，荧惑星在虚宿、危宿分野侵犯镇星；又有冬天雷震，雨水使树木结成冰。广泛查问前代记载，确实不是无故出现。臣谨按《历代五行志》说：‘太白犯月、月犯太白、荧惑犯镇星，都是外敌入侵的征兆。雨水使树木结冰，解释的人认为，是上面的阳气施行不能向下通达，下面的阴气施行不能向上通达，所以雨落在树木上便结成冰。冰是阴气旺盛的表现，树木是少阳、贵神和卿大夫的象征。又说树木结冰叫作木介，介是甲兵的象征。又说冬雷，是所发动地区将有战争；因为雷在二月出现，八月进入地下。如今在季冬发生雷震、雨雹，是阳气不能闭藏而向外发泄，都是失节的异象。’月亮是太阴之长，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也主管边境。镇星所主管的，是宋、卫、陈、郑的分野。如果金星、火星侵犯它，本来就不是福。何况箕宿、尾宿属于燕地，虚宿、危宿属于齐地，即使内部情况未必正好对应这些征兆，北方边境的祸患、山东地区的忧患，也必须大加防备。近年已有彗星出现的异象，最近又有高山般的地震，不能忽视。如今四方灾害、旱情和流亡百姓尚未恢复，虽然派使者安抚，借出粮食赈济，但上下都已困乏枯竭，救济防备十分艰难。”

译这正是上天深切保佑圣明宋朝，对陛下郑重告诫到了极点。《尚书》说：‘推演日月星辰的运行。’这是说君王应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察日月消长，考察星辰运行的位置，衡量山川的变动，参照人民的歌谣风俗，以考察吉凶。如果看见灾异，就退下来责备自己，恐惧地修养德行来回应；如果有无法挽救的，就储备物资来等待。因此宗庙社稷可以享有无穷的福泽。希望陛下省察灾异的到来，验证吉祥征兆的应验，谨慎奉行上天的戒诫，来衡量当前的事务。对外，疆域广大，边境警报和盗寇值得忧虑；对内，机要政务繁多，号令、赏罚还没有取得信用。本来应当提拔贤能杰出的人，振作张大纪律，广泛开辟众多正直之人进言的道路，完全屏绝各种邪曲之人的门径，斥退疏远奸邪小人，慎重听取和采纳意见。从近处的宫禁到远处的边疆，都防微杜渐，使内外协力。这样或许可以消除后患，唯愿圣上裁决处理。” 包拯又论地震上疏说：“臣近来听说登州发生地震，山崩塌。如今镇阳、雄州在五月初一又发生地震，北京、贝州各处蝗虫幼虫接连滋生，这些都是天地预先显示变异，必定不是无故发生。臣谨按《汉书·五行志》说：‘大地的警戒，没有比震动更重的。’这是说大地属阴，按理应当安静；如今却越过阴的职分，专行阳的政事，这种异变还有什么比它更严重的呢？四方边裔也是中原的阴面，如今在阴气盛长的月份发生地震，臣恐怕四方边裔中有人谋划侵犯中原。况且雄州控制北方边境，登州紧密靠近契丹，如今又接连地震、山崩，不能不深思并预先防备。近年并州、代州发生地震，不久便有昊贼抗拒命令；近来广南、英州、连州等地也发生地震，而蛮族盗寇入侵内地，都是必然已经应验的征兆。臣近来曾上言，边将统帅尤其要用得其人，请求委托执政大臣精选平素熟悉边防事务的人作为守将，使他们训练士卒，广泛积聚物资，大力加强防备；否则恐怕给陛下留下深重的忧患。何况灾变发生，没有毫无应验的，唯愿陛下特别留意圣意。”包拯任户部判官时，上疏说：“臣私下看见，自冬至春以来，天下旱灾为害，而陛下避开正殿、撤减膳食，多次下诏，勤求直言，疏理刑狱，宽减省约民力，即使古代圣帝明王责备自身、承认罪过，也没有这样严重。” 所以诏书所到之处，甘雨随即降下，上面应和着和气，下面民心喜悦，天意与圣德仿佛符契相合，应当是上天眷顾保佑。既然这样，陛下尤其应当振作精神求取治理，以答谢这特别的恩赐。臣听说，法令是君主掌握的重大权柄，也是国家治乱安危所系，不可不慎重。由于近年以来，赏罚的典章有时还沿袭因循，而且人们知道法令不足以取信，赏罚又凭什么来禁止和劝勉呢？从前唐文宗问宰臣李石：‘天下凭什么容易治理？’李石回答说：‘朝廷法令能够施行，天下就容易治理。’确实如此，治国之道的关键，没有比这更大的。希望陛下临机裁决重大政务时，信任正直之人；该赏的人一定合乎他的功劳，不能因为恩宠而进用；该罚的人一定合乎他的罪行，不能因为侥幸而免罪。奸邪谄佞之人即使亲近也一定黜退，忠诚正直之人即使远离也一定收用。法令既然施行，纪律自然端正，那么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国家，也没有不能教化的百姓，关键只在陛下努力实行。严重旱灾，是上天常有的气数，本来不足以给陛下造成深重忧虑，唯愿陛下留神省察。” 天圣年间，天下发生水灾、旱灾和蝗灾，黄河在滑州决口。常州通判谢绛上疏说：“去年京师发生大水，冲毁百姓房舍，河渠突然泛滥，几乎淹没城郭。今年又遭严重旱灾，百姓因疫病死亡，田地和谷物焦枯，秋收完全没有希望。这些都是上天显现的异象。”按照《洪范》和京房《易传》，都认为祭祀简略、违背天时，就会使水不能滋润下行；政令违背时令，水失去正常性质，就会毁坏国邑、伤害庄稼。专断行事而自以为有智，诛罚完全没有道理，就会发生大水杀人。想要施行德政却不实行，这叫作张大他的灾荒；上下都被蒙蔽，这叫作隔绝他的罪咎。旱灾是上天按照类别显示警戒，大体就是如此。陛下日夜辛劳，想要用办法从根本上阻塞时令灾变，本来应当防备并报告灾祸过错，改变治理教化，下达罪己诏，修明顺应时令的政令，宣扬群臣言论来疏通壅塞，斥退近幸以减损阴气。然而圣心优柔，重在更改旧制，发布的号令却没有听说有能符合天心的。风雨寒暑对于天时来说，是最大的信用。信用不能达到万物，恩泽不能遍及下面，便会发生水旱灾害。近来诏令常常隔了一夜就更改，刚实行便突然停止，却希望风雨守信，难道能够做到吗？天下如此广大，政务如此繁多，不走出宫门，怎么能够全都知道？” 而且在朝廷任职的臣子，没有听说被召见几刻钟、说出一句有益的话。早晚在左右侍奉的，不是受恩宠的，就是奸佞得幸的，上下都被蒙蔽，这样的应验并非虚妄。从前两汉发生日食、地震、水旱等变异，就罢免三公来表示警戒恐惧。陛下进用丞相、辅弼，已经选取当时最优秀的人才，但政道还没有兴盛，天时还没有顺利，难道是大臣辅佐不明智吗？难道是陛下信任得不坚定吗？如果确实要任用他们，就应当推诚相待、责成他们完成任务，使他们发挥最大功效；如果认为不能这样，就另行选择贤能的人。近来奸邪之人容易进用，守道之人屡遭困穷，政令出自多个门径，风俗喜欢走旁门捷径。圣心本来想要把天下贤能之人都得到，分配职务、承担事业，但宰相却只按资历考核、提拔官吏，没有人敢于提出建议。想要实行德政却不实行的应验，又可以得到证明了。如今阳气骄盛不能解除，虫灾逐渐炽烈，河水反常泛滥；如果沿袭因循依违的旧迹，施行平常的政务，臣恐怕不足以挽回神灵的心意，堵塞上天至重的警戒。古代谷物歉收就减少膳食，灾害屡次到来就降服。凶年不修饰宫室，希望下诏引咎，减少大官的膳食，避开路寝临朝，允许士大夫不避忌讳地把意见上达，讥切时弊；停止不急需的劳役，省除没有名目的征敛，不要崇尚私恩，更多进用直道之士，宣扬德化来使天下休养生息。” 至诚感动上天，厚重的恩惠遍及下面，哪里会有时令降雨艰难的呢？”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谢绛又上言说：蝗虫遍布田野，拥挤着进入城郭，在官署寺观中跳跃，井和堤堰都被填满。鲁国三次记载螟灾，《谷梁传》认为这是哀公用田赋残酷搜刮百姓，朝廷收敛和放宽的法令接近于失去平衡的缘故。依臣愚昧所听到的情况看，似乎是官吏很不称职，才招致这些灾变。如今凡是主持一方政务、治理百姓的人，拥有专断一方的势力；有才能的只顾掠取功劳、求取名声，以严酷急迫为手段；有的人巧辩虚伪而没有实际，屡次获得奖赏记录，使愚昧之人得到鼓励；有的人只期望不出差错，害怕做事有始无终。这两类人的施政虽然不同，却同样归于弊害。治理国家在于养育百姓，养育百姓在于选择官吏。官吏循良，百姓就安定，气和而灾害止息。希望先从几十、上百个大州大县中选取，诏令公卿以下官员举荐可以担任州守的人，使他们能够自行选任属县令长，务必寻求有治术谋略的人，不限制资历和考核年限。然后对他们宽缓约束，允许便宜从事。一年后条列上报治理情况，有的调任，有的留任，一定会出现功绩教化、风俗政绩，与有司只按资历任用的人不同。汉代曾下诏询问京房使灾异止息的方法，京房回答说应当考核官吏的功绩。臣希望陛下广泛访求善于治理的官员，革除烦琐苛刻的命令，申明告诫三司计臣，减少聚敛的差役，不要兴起大狱，不要任用急躁之人，务必保持安静安定、深沉默然。” 《传》说：‘大灾荒时的礼制，是百官齐备而不制作礼仪，意思是减少事务。’ 如果这样做，灾害之气仍不能消除，嘉美祥瑞仍不降临，难道是神灵的意旨已经□谰，而圣人的言语反而没有使人迷惑吗？景祐四年，太安殿的柱子上生出芝草，朝廷召群臣前往观看。监察御史鞠咏上言说：“陛下刚刚即位，黄河决口尚未堵塞，连绵阴雨损害庄稼，正应当思考如何回应灾变。臣希望陛下把任用进贤纳忠作为祥瑞，把退斥奸邪谄佞作为国宝，把训导劝勉兵士和农民、使仓廪丰足作为天瑞。草木中的怪异，又有什么值得崇尚的呢！” 右司谏韩琦上奏说：“臣近来听说，西京、南京以及京畿内各县派遣使者审理决断刑狱，金明池等处也设置斋醮，这一定是掌管历法的人陈述天象变异，进献给皇上，使陛下圣心敬慎戒惧，勤勉诚恳到了这种程度，即使古代先哲明王看到这些，也不过如此。臣去年年中不懂禁忌，曾进献愚昧之言，认为上天的谴责警告，只有增加修养德政才能消除祸患、招来福泽。如果只是礼敬神灵、宽宥过失，接着举行禳灾谢神的仪式，恐怕不是典籍所记载的消除灾害之道。前一篇奏疏已经大致说尽，不敢再烦琐叙述。如今又听说金色灵芝生在化成殿柱上，朝廷一概下诏让近臣观看，大家都看见了祥瑞之事。臣私下认为，按照《春秋》的笔法，只记载灾异；至于祥瑞，则略去不写，难道不是因为君主看到祥瑞记录便心意安逸，看到灾异符兆便内心恐惧？心意安逸，政事就会懈怠；内心恐惧，德行就会修养。圣人垂示警戒的深意，就在这里。臣愚昧，伏望陛下启发圣明的思虑，特别把上天的警戒看得重要，在政教事务之间思考自己尚未做到的地方，随着灾变而回应它，也就是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的道理。至于珍贵祥瑞，即使是陛下仁厚圣明所感召，也希望陛下日日谨慎，把‘虽然有美善也不要自以为美善’记在心中。这样上天降下恩赐，回应陛下敬畏的心意，百姓得到安适，逐渐沐浴陛下慈惠的恩泽，自然家家富足、人人充裕，时令和顺、年成丰收，永远得到上天降下大瑞的回报，难道不是盛美之事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韩琦又上奏说：“臣听说，使百姓行动要靠实际作为，不靠言语；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不靠文辞。这是先儒的正直议论。所以宋景公遇到荧惑星守在心宿，不忍把罪咎转移给臣民，子韦称赞君主有至高的德行，荧惑星一定会移动三舍，这就是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天的效果。唐明皇因为太阳亏蚀，就下令把徒役、隶属之人全部赦免，宋璟认为可以用至诚感动上天，不在于频繁发布恩德诏令，这就是用文辞回应上天的弊病。典籍所记载的前代范例十分详尽，臣不敢烦琐陈述，只大略举出这些。’臣伏见近来兴国寺发生火灾，延烧到开先祖殿，不过几刻钟，便只剩下灰烬。臣观察上天显示的征象，或许是人事违背常道，已经显露形迹，才导致天灾随后发生；它们如同形影和回声，料想不是无缘无故。当时臣认为，陛下应当虚心等待以求取正直言论，侧身自持以修治各种政务。有功就赏，以断绝侥幸求取的道路；有罪就罚，以清除奸邪的根源。辨别表彰贤能和愚昧，节约财用，抑制宴饮私乐过度，停止不急需的营造事务。审决案件使其没有滥误，发布政令决定后必须实行；这才是思念祖宗基业的艰难，回应上天警醒的办法。然而陛下眷顾三京而大行赦宥，奔走各方人望而倾尽文辞祈祝，宫禁之内到观寺之外，都设置斋醮，持续到晦日和朔日。” 如今北道数郡又接连发生地震，皇上听闻后立即命使者乘驿车前往崇法观举行供奉。何况这里靠近边塞，俯临相接于异国，难道没有间谍之人吗？往来道路上的祈祷禳灾之事，只是徒然彰显自己的恐惧，或许还会被讥笑为没有根据。即使陛下恭敬顺从皇天的诚意可以说已经极其深厚，但对于消除灾害的道理来说，仍然没有做到。放松刑法罗网来宽贷顽劣悖逆的百姓，损耗国家财货来供奉懒惰之辈，却想召来大恩、感动神灵之心，这就像倒退着走却想向前到达，扬汤止沸，毫无益处，事实确实明白可见。臣如果隐瞒实情、爱惜自己，不能献上忠诚、尽力进言，使陛下总是把礼敬僧道、献祭牲币当作修德除患的根本，那么臣岂不是辜负了陛下畏惧灾害、思考政事的心意吗？臣谨按《五行传》说：‘火属南方，发扬光辉，是光明的象征。对于君王来说，面向南方、向着光明治理天下；贤人与奸佞分明，任官有序，遵循旧有典章，爱惜重视功勋，这样火就表现出正常的性质。若信奉正道不坚定，或者炫耀虚伪，放任邪恶昌盛、正道受压制，火就失去正常的性质。火势自上而下，滥焰无故燃起，焚烧宗庙，烧毁宫馆，即使兴兵众多也不能扑灭。’这就是臣此前所说应当辨别贤能与谄媚，明确赏罚，谨慎发布命令，戒除奢侈安逸的道理。”}], 哪有像这样流布教化、振兴政事，而上天还不降福的呢？况且地震这件事，解说者认为：天属阳，地属阴；阳象征君，阴象征臣。君主应当运转施行，臣下应当安静守职。如今却是女宠干预政事、臣下专擅权政的应验。这正是要整饬后宫，使其接受教诲，也告诫臣僚邻近之臣奉行法度，以应对这场变异。再说四方夷狄，也是中国的阴类。如今地震发生在北方，或许恐怕上天正在勤勤恳恳地降下谴告，使陛下思考边疆祸患吧？也希望从今以后，务必严厉勉励守边之臣，秘密整修兵备，慎重选择有才略的将帅，全部斥退懦弱之人，明确军法以整顿骄惰的士卒，充实粮廪以增加储备军需。有人说：如今敌人严守盟誓，奉事朝廷也很有礼，原本没有衅隙，保证不会骚扰，不可无端生事而使敌军疑惧。这种说法可以减轻陛下夙夜忧劳的负担，但从国家大计看却是疏忽了。臣的言辞狂妄鄙陋，不知避忌，倘若陛下在听取裁断之余，稍稍屈尊阅览，采纳并施行其中意见，能够略助万分之一，那么臣即使退去受斧钺之刑，死也没有遗憾了。

译琦又论述星变防备之事说：“臣近来私下听说星象变异多次出现，便冒昧进献愚见，详细说明禳解谢罪的道理，几乎将近百日没有受到以妄言获罪的惩罚；这是陛下知道臣所陈说的出发点在于朴实忠诚，而不是迷惑君上、喜好讥讽。然而臣的意思还有没有说尽之处，想再竭尽愚诚，区区浅陋的诚意，或许万一能够使陛下有所醒悟。臣近日又听说大庆殿及各处重新修建道场，并分派中使遍访名山福地，以虔诚祈祷。臣认为陛下是俯从常礼，不得已才这样做，这也正是通达辅佐天子的深谋远虑。臣私下认为，上天显示妖异之象，大地出现灾异，前代君主见到后能够感悟，认为应当采用祈禳之法，于是一定会撤去音乐、减少膳食、修养德行、整治刑罚，大到甚至下诏寻求直言，侧身而居以避开正寝，因此天意和悦，能够转祸为福。臣希望陛下效法并实行这些做法，又担心此后宫中或许有宴饮之事，希望比平常稍加节制，不只是向上敬奉天戒，实际上也是为了保全圣体；臣子之所以冒着万死而进言，正是为了这个。况且大庆殿是国家的路寝、朝廷的法宫，陛下若不是举行大礼、穿着法服，未曾在那里临朝；臣下若不是参加大庆之礼，也不能到那里一次。怎么能容许僧道中凡庸之人连续多日多月在上面喧闹杂处？这并不是所谓端正法度、尊崇威神。” 从前高宗为皇太子举行将要成婚的礼仪，命妇在宣政殿设宴，博士袁利进谏说：‘前殿是正寝，不是命妇宴会的地方，希望请把命妇的宴会安排在别殿，自然可以充分表达恩宠和私情。’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下令移到麟德殿。臣也希望今后凡是设置道场、举行设醮之类的事情，都安排在别处。臣亲自遇到求取谏言的朝廷，又处在可以进言的职位上，本应把意见毫无隐瞒地推究出来，思考报答陛下。希望陛下特别收敛天威，详细地加以采纳，天下将非常幸运。” 琦又论述星变、地震以及冬季没有积雪的防备之策说：“臣十多天前私下听说民间传言星宿运行显示变异，京师曾有地震的灾异；又听说朝廷修建道场。臣自从忝居谏职，多次因灾变陈述政事，心想陛下大概记得臣的话，所以拖延至今，不敢再进献愚见。近几天又听说河东忻州地震，连续多日，大肆毁坏官私房舍，伤害百姓和牲畜性命。臣担心陛下近年来灾异频繁出现，却把它们当作平常事对待，认为还不值得过多牵挂圣心，只停止于斋醮道场而已。因此臣不敢不言，进一步思考补救之策。臣听说，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上天必以德来回报；以德行压制妖异，妖异自然止息。如今上天频频显示谴责，是为了感动陛下，想观察陛下是否因变异而恐惧、更加修养德政，这样就会转祸为福，难道是无故显现吗？如果陛下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验证，不思考警戒醒悟的道理，或许上天疲倦而且愤怒，就会默默造成祸患。如今星宿运行次序发生变化，懂星象的人一定会详细说明其情况。至于地震的道理，考察旧史可知，这是大臣专权、后宫干政，阳气不足而阴气有余的应验。如今朝廷所有政事都由政府决定，陛下虽然知道是非，却不亲自裁断，也是大臣专权的应验。后宫的事情不是外臣所能知道的，也希望限制其过盛，以回应天变。臣希望陛下每次看见灾异，先详细探究其中道理并作出应对，然后反省自身尚未想到之处，思考政事尚未达到之处。崇尚俭约以训导九族，使纯厚德行改变天下；节制宴游以谨慎处理万机，使勤政成为天下表率，这也是修身的大要。辅弼之臣任用得当，各项事务就会协调有序；赏罚得当，赏罚二柄就会归于君上；边疆防备充足，将帅就能择用有才能的人，这也是修政的大要。陛下如果抓住这些要领实行，上天难道不会降福吗？又为什么会有灾害呢？况且陛下的首相长期患病，高卧在私室，只按礼上章，却没有坚决退职的意思，贪恋俸禄、保守职位，上面不能分担圣上的忧虑，下面又不害怕人的议论。即使病愈出仕，中书省的事务也必定更加没有条理，因为他才短识浅就是如此。陛下难道不考虑寻求贤才来替代他，使其整顿纲纪，这也是禳解灾异的一种方法。又从今冬以来还没有积雪，十天半月之间就将接近春天，不仅已经显出旱情，还恐怕会使人民发生疫病，希望陛下亲自虔诚祈祷，或许能够获得吉祥的应验。如今满朝之人都把不进言当作有利，没有一个人替陛下恳切直言。臣不是不知道直言会招来祸患，只是不愿因受选任之恩而碌碌无为、与众人雷同，所以冒死议论。” 列举这些意见，不顾鼎镬之刑，只希望陛下稍稍采纳臣狂妄愚直的话，天下将非常幸运。琦又论述众星流散、月亮进入南斗的防备之策说：“臣私下听说，近日司天监上奏说观察到众星流散，又奏报月亮进入南斗中。臣的职责在谏官之列，所得只是传闻，不敢隐瞒实情；可惜已经容默于职位之上，实在愿意把全部愚昧之见说尽，以求万分之一的补益。臣听说，下层人事有失，上天就会在上面发出变异。只有英明圣德的君主看到这些，能够感悟并责备自己、修养德行，因此消除祸患、福气到来，就像声音和回声、形体和影子一样迅速相应。可是朝廷自去年秋天荧惑星运行失常，以及太平兴国寺发生火灾后，只下令疏理囚犯，从大庆殿到各寺观，都聚集僧道，用作禳解谢罪的办法。继而发生地震，北方各郡派遣使者兴建道场。近来又听说太阴运行失常，于是再次下诏在金明池等处减免、降等罪人的刑罚，也设置斋醮。臣多次上密封奏章，极力说明这些做法没有益处，所希望的只是使这些庸俗妄诞的说法少被圣上听闻。上个月中，杭州又奏报有大风雨，完全毁坏官府房舍，又有人向陛下献策，于是下敕令本郡崇奉佛事来禳解。外地有见识的人，一定会讥笑此事。陛下如果认为灾异多次出现并不是政治教化的过失，只要竭尽财力供养僧道、放宽禁令宽贷罪恶，这就认为能够以此回应天戒、使上天回心转意，那么今天的谴责显现，又是从哪里招致的呢？” 如今上天不停地勤勤恳恳降下谴告，难道不是因为陛下还没有通达警戒醒悟的意义吗？赦免这种做法，前代贤人认为是偏枯的事情，不是清明时代所应实行的。如果实行它，就是小人的幸运而君子的不幸。况且金银钱帛出自百姓的膏血，取来供国家使用，尚且应当节省，何况白白耗费来资助懒惰的僧道呢？以陛下的聪明睿智，想来早已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如今若再次采用禳灾之术，重蹈前面的弊病，只会误导陛下。臣不敢妄自推究星象，只取前史所载，开列说明其中端绪。月亮是太阴之精，象征刑罚，也象征朝廷中的诸侯和大臣。因此大臣专权、兵刑失当，月亮运行就会忽南忽北。南斗是丞相、太宰的位置，主管褒奖贤能、进用士人、选授爵禄。如果有数以百计的小流星向四面运行，这是百姓流离迁徙的征象。如今上天所警戒的，恐怕是宰辅的任用没有符合圣心，褒奖贤能、授予禄位也有失恰当，所以太阴侵罚南斗来作应验。代替上天主持政务、居于中枢的大臣没有符合圣心，政治教化就会逐渐败坏；政治教化逐渐败坏，阴阳就会失调；阴阳失调，水旱灾害就会错时发生；水旱失时，百姓流离迁徙的祸患也会随之到来。”

译《汉书》说：宰相上辅佐天子调和阴阳。《戴记》说：‘近臣守护和谐’，意思是近臣调和君主的政事。如今听说政府议事并不十分和协，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还相互违背。就像近来判决一件重大的刑名案件，这本来只是有关部门的事务，却又另行防议决定，道理已经很明白了，仍然固执争辩，烦劳圣上裁断，难道是大臣应有的体统吗？在朝廷之上、讨论治道的时候，必定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只是本来不是下臣所能知道的。这样却希望阴阳调和、君事和顺、政事不在下层失误、变异不在上天显现，能办得到吗？如今最适宜的做法，没有比重视贤能的宰辅、协力辅佐朝政更好的了，使他们同心一意，推举任用各自的长处，然后对赏罚二柄再考虑是否恰当。认为名器不可轻易授予，就不会把赏赐加给无功之人；认为纲纪不可渐渐松弛，刑罚就一定施加给有罪之人；知道财物有限，就应衡量用度而加以裁减；知道军队长期懈怠，就应明确号令并加以约束。每一道命令发出，都必须取信于人；一句话若值得称许，就必须采用其计策。彻底平息侥幸求进的道路，精细辨别偏爱和憎恶之言。把这些原则推行到处理天下事务上，陛下就能居于清静高明之处，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太平的根基既高大又稳固了。即使有星象运行的变异、流行的灾害，也自然会改变为吉祥之兆，消散而化为和气。臣只是像樵夫一样的卑贱之言，不懂禁忌；想到要报答君父甄拔擢用的恩遇，并不是敢于攻击君上来博取直名。希望陛下仔细察看这些意见。琦论述石龟之事说：“臣听说通利军上奏，卫县百姓得到一只石龟，龟上刻有碑文，大略说：‘道士赵永昌在显庆元年镌刻记载。后来经过三百六十五年出现，当时有圣君治理天下，皇后刘氏，如今有圣子继承帝位。’看它的文字鄙陋浅俗，本来不能向上迷惑圣听。臣私下计算，从唐高宗显庆元年到本朝天禧四年，才满三百六十五年，大概是当年制造伪物的人妄图求取恩宠，才有这种刻文。后来恐怕事情败露，所以隐藏起来不说。到今天又经过一十八年，才被县民获得，正是因为碑文自身已经违背事实。陛下极其明圣，当然已经洞察它的虚妄；但既然还是下令交给本处军资库收存附入，便是尚未详察真伪，仍然把它当作秘密收藏。臣恐怕中外听闻后，会由此助长欺诈的开端。希望特地下达圣旨，交给本军，命令知军当面毁弃，办完后上奏；这样贵在使伪造之端不再兴起，使众人的听闻没有疑惑。臣认为这件事虽小，但关系到体制大事，所以冒昧上言。” 琦答诏论述地震、春雷灾异的奏章说：“臣恭敬地听说，陛下因灾变频繁，已经下诏敕广泛寻求直言，这是陛下警惕醒悟于上天的戒示、忧劳圣心的表现，普天之下没有不感到极大幸运的。臣位列谏官，近来因灾变发生，多次上密封奏章，既愚昧又忠诚，不敢畏惧回避，所陈之事颇为明白，却还没有看到陛下裁决采纳。臣担心应诏进言的人，虽然没有立即获罪，但他们的意见也不被采用，这就同诏书的本意相违背，对朝政又有什么益处呢？臣希望陛下对于臣僚应诏上言的奏章，一一亲自阅览；事情如果可以施行，就希望早日圣断；如果见解不高明，或者言辞涉及诋毁攻击，也希望宽容而不追问，这样或许可以成就陛下引咎思考政事的德行，以期上天顺应正道而降福的应验。臣以前多有陈述，恭想陛下认为一个臣子的意见，所见偏狭浅薄，未能符合圣意；臣愚昧而又不能抑制忠愤，再次进献狂妄直率之言，更不敢广泛援引旁证，烦扰圣听，只直述当今不便之事以及陛下可以施行的事项，共十件，已另列于实封奏状中进呈。诏书又说：或者政治教化尚未达到治理之理，刑狱未能合乎中正；在位者有堵塞蒙蔽之人，任职办事者有贪污官吏，应当由谏官、御史、士大夫和百官秘密陈奏进言。” 臣私下认为四海广大，不是一个人的耳目所能全部接触；如果只允许在朝臣僚议论上奏，实在恐怕进言的道路还不够广。臣希望请求把诏书颁示天下，也允许各地官吏依照诏书进言，把奏议附在驿递文书中上报。琦又上另状说：“臣恭敬地听说陛下降下御札寻求直言，臣便有一些狂妄浅陋的见解，不敢文饰，冒昧上扰圣上阅览。谨直述事情，条列如下。” 第一，政府大臣请求选拔任用忠诚正直、有才识的人，那么纲纪自然会端正。陛下依靠他们成就政事而无忧；如果有人不能胜任，希望早日由陛下裁断，全部免职罢退，使当今政事日益更新，天下都感到喜悦。第一，赏罚二柄，本来应由君主掌握，用来驾驭天下。如果无功之人得到赏赐，有罪之人不受惩罚，就如同寒暑相互错乱，却希望一年农功能够成就一样。臣希望凡是施行赏罚，都务必合乎中道。陛下听取裁断时，知道可以赏就赏，知道应当治罪就治罪，使畏惧和爱护都出自君主内心，不要让国家的赏罚二柄专门被臣下掌握，任凭他们施加威势、给予恩惠。第一，近来外戚之家多在入宫之时，有的无功却希望升迁，有的没有才能却请求赏赐，只图侥幸，完全没有满足。何况庄献太后在朝时，尚且曾经加以惩戒，难道陛下英明睿智，临朝而不能抑制他们奔走竞争、追求欲望吗？请特地下诏晓谕，严格执行禁令，断绝这种行为；如果有人触犯，应重加贬谪责罚。第一，如今国家用度不足，弊病在于浮费不能节制。收入有限，支出却没有止境，于是使内外府库和粮廪都不能充足供给。臣希望一切用度都务必俭约；并请求派遣公正而有才识的近臣，与三司详细审定，减少节省冗余费用。第一，自从茶法更改以来，接连多年把银绢按比例摊派，河北百姓因此困苦耗竭。明里支出内库的物帛，暗中亏损旧有的课利收入，希望选派公正的近臣，共同参酌制定适中的办法，以救济国家经费。第一，朝廷防备御敌的紧要之处，只有西北两边。那里担任牧守的官员和将帅，多数不是合适的人才，士卒训练也没有达到要求，修治整顿也应当加强。请秘密告谕两府大臣，平常要切实考察两边的牧守将帅；不能胜任的，就更换改用有才略、精武艺的人，以壮大国威。统领军队的方法务必严明整齐，不要使他们更加骄纵懒惰。第一，臣私下认为陛下处理万机之余，应当有宴饮的乐趣，用来宽解忧劳、安慰身心。然而次数过多就会妨碍政事，对圣体也没有益处，希望能够节制得当，天下将非常幸运。第一，宫禁之中，女御人数众多，难道没有繁冗的吗？她们只是徒然被幽闭其中，希望选出没有用处的人，放她们出宫，以消除阴气过盛的变异。第一，臣僚中有因进言而获罪、遭贬责的人，如果本心是献纳忠言，并不是怀挟邪曲、亲近奸诈之人，希望恢复他们的职任，使进言的道路更加广阔，人人都想着竭尽忠诚。

译第一，消除灾变的方法，只有修养德行来禳解，天道感应，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如果设置斋醮、修建道场，实在不能依靠它们来求取福佑，也希望陛下特别加以醒悟，进一步考虑节省削减。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盐铁勾院、直史馆叶清臣因京师地震上奏说：“天以阳气发动，这是君主之道；地以阴气安静，这是臣下之道。天动而地静，表示君尊臣卑。若颠倒这一关系，就会发生动乱。地震发生在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师地震，过了一会儿就停止。定襄在同一天发生地震，到第五天还没有停止，毁坏房屋寺院，杀伤人畜，共有十分之六受到损害。大河以东，绵延一千五百里而波及都城，实在是极大的异变。近来荧惑星侵犯南斗，治历之人相互对视而惊骇。陛下忧劳于各项政务，正当夏季安宁之时，一年之中灾变却接连出现，一定是下层有失民望、上面违逆天意的事情，所以天降戒示来启发引导圣心。然而陛下安然不把它当作异变，只让内侍奔走四方，办理佛事、修建道场，这并不是所谓真正消除灾变、恢复正常的办法。近来范仲淹、余靖因议论政事被贬黜，天下人咬紧舌头，不敢议论朝政，将近两年了。希望陛下深刻地自我责备，允许延请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人士，或许可以使天威明察下降，善应之事也会聚集而来。”康定元年，清臣任右正言、知制诰，上奏说：“臣听说，君王在上承受上天所施行的事情，在下则用它来端正自己的作为。君主的政治有治有乱，上天的回应有灾有祥。这大概是因为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取决于君主德行的感通。奉行天意、治理百姓，在道义上本来就是一体的。昌盛太平的时代未必没有灾害，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如果能以德行应对，就能使灾害转为福祥；衰败混乱的时代未必没有祥瑞，平庸昏暗的君主德行不能承受祥瑞，反而会使祥瑞变成妖异。所以，治乱与灾祥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只在于德行有厚有薄罢了。仲尼修撰《春秋》，记载重大的灾异，把日食、地震列在最前。班固撰述汉代史书，记载论说日食的内容时，认为日食出现在三朝，是尤其异常的现象。如今本月正月初一发生了日食，在昌盛太平的时期竟出现了尤其异常的变故，难道只是因为恰逢日月合朔而自然发生的吗？还是想到上天的谴责警告另有指向呢？臣恭敬地思量，陛下继承并发扬景祐的基业，谨慎遵守先帝的训诫，兢兢业业至今已经十八年了，四方安宁，万物都得到发展，各种工役和政务得到修治辅佐，各项功绩都兴盛显著，确实是太平盛世了。然而上天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异，一定是在进一步警告，以启发圣明。臣曾学习旧史，历来考察前代的记载：太阳代表阳德，象征君道；月亮代表阴德，象征臣道。日食通常发生在朔日或望日，是日月交会时的警戒。虽有交会而没有日食，是阳胜阴的表现。《诗经》说：‘那月亮发生食，是它本来的常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如今太阳发生食，为什么反而不吉祥呢？’这就是说，阳德、君道或许有所亏损，太阳才因此发生日食。又说：‘应当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应当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奔驰。’这就是说，上天在上面发生变异，君主在下面也应当有所改变；如果安然不动、把它当作没有变化，灾祸就会更加严重。臣认为，在推测日食将要发生之初，既然预先知道应当发生日食，陛下就应该离开正殿暂居别处，撤去膳食，击鼓，使用币帛祭告，百官各守职司，举行营救日食的礼仪，也许上天会悔恨降灾的过失，使阴气不成为灾害。如今谴责已经显现，再行救助已经来不及了，那么就应当立即颁下责备自身的诏书，开放直言进谏的途径，使人讲求阴气所以胜过阳气、阳气所以亏损的道理；以后增加阳气所亏损的，削弱阴气所胜过的，仍希望万分之一能够稍稍消除上天的警戒。《易经》说：‘君子整天勤勉不懈，到了晚上仍然警惕戒惧，好像处在危险之中，这样就没有灾咎。’凡是说‘无’的，是说本来曾有灾咎，因为能够补救过失，所以才得以没有灾咎。然而那些习惯于因循常规、苟且防备的人，一定会说这是自然常数，不足以成为盛德的累赘。如果内朝左右的臣子用这种话来使圣心安定，外廷进见答对的臣子用这种话来推卸官员的责任，臣恐怕这不是敬畏上天的震怒，反而失去了补救过失的意义。前些年河东发生地震，接连多年又有大白天出现的星象，考察占验、辨析应验，已经逐渐显出征验。如今发生这样的变异，难道是没有缘由地妄自发作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入思考灾异的重大意义，广泛询问政治教化方面的缺失，选拔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士，以不加忌讳的态度接待他们，使他们尽情直言；如果言辞有切实恳到之处，就采纳并施行。这就叫作能够用德行胜过妖异，使灾害转为福祥。臣有幸凭借浅陋微薄的才能，亲自遇到盛明的时代，职掌词掖，官居谏省，虽然所见如管中窥天，但有所心得，怎敢不竭尽所知，供明察者选择，希望其中或许有可供采录的内容。天下将因此大为幸甚。景祐四年，侍御史知杂事庞籍上奏说：‘臣听说，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不能只靠文饰；感动人心要靠实际作为，不能只靠言语。这样才能顺应天意的感应，也才能使人心喜悦而跟随。臣恭敬地思量，陛下亲自具备仁圣的最高德行，继承积累已久的吉庆基业，盛美的祥瑞也相继应验，文臣武将并用，边疆没有震动，年成屡屡丰登。然而自秋冬以来，雷声和降雪不合时令，流星成为异常现象，如今又发生地震，并波及忻州一带，损伤、死亡的人命很多，实在令人惊骇。推究上天警戒的根本，必定有其原因。以陛下恭敬节俭、敬慎畏惧，举动都遵循法度来看，本来不应当招致灾祸。臣私下思考，恐怕是时政方面有所差失，人情方面有所壅塞蒙蔽。将要以行动回应上天、以行动感动百姓，就必须求取实际、笃实行事，关键正在于陛下与执政之臣共同竭力施行。竭力施行的办法，没有比先端正纲纪更重要的。恭敬地看祖宗留下的基业，法典刑制都完整地存在，守住它而不要失去，就可以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将要对外控制四海，首先应当从京师做起。所以自三位圣主以来，因事制定制度，凡是各司的事务，都著录在条敕之中，用来禁止逾越、堵塞侥幸。过去有时因为一时的需要而以成例为由破坏它，有时因为臣下营求私利而废弃它；法令既然动摇，政事也就可能毁坏紊乱，而想要整饬各司、作为天下的规范，就困难了。’

译贤明的君主因灾咎而修养德行，所以越发敬畏，灾咎反而能够防止，福祉于是降临。祥瑞并不一定就是庆福，灾咎也不一定就是凶祸，要看能否使它们消除平息罢了。臣恭敬地看见，近年以来灾祸屡次出现，依照类别互相寄托，异象与占辞相互符合。上天本来应当显示法度而尊严，却有星宿运行偏离、流星出现的变异；大地本来应当安固而静止，却有都城和国土震动的征兆。陛下奉承郊祀，年年丰收、月月洁净，本应得到大福，却反而招致重大变异，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事情会招来奸邪，法令存在可乘之隙吗？上天对于宋室，谆谆不倦地存念顾惜，预先考虑事机来启发圣心，希望陛下据易制难、由细微警兆而显明大事，奋发弘扬刚健的德行，牢固掌握君主的威权，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以光大伟大的基业。臣恭敬地读过前史《五行志》，用来验证今天的情况；上天屡次威严地降下重谴，不可不察看。至于众星流散，这是人民流离失所的征象；月亮运行于黄道、州县发生地震，这是边疆敌人窥伺机会、臣下专擅放纵、后妃将要势盛、年谷将要歉收的征兆。去年大火焚烧兴国寺的佛塔，延烧到艺祖神殿，不久又有盗贼毁坏宗庙，撞击礼器两次，这表示神灵没有显明降临、接受祭祀的意思。自古以来灾异发生，远的相隔十几年，近的相隔三四年，随着方位往往立即应验，类似的事情没有虚妄停止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元年〕 陛下为什么不暂且收摄清明的思虑，推究这些事情的端绪呢？如今典章刑法已经设置完备，上下安和，而臣偏偏议论危险的事情，必定很难得到相信。然而陛下试着想一想：假如人民流离失所，用什么来防守巩固？假如发生饥荒空乏，用什么来治理、赈济和救援？如果敌人乘隙窥伺，可以任用的将领又有谁？倘若能够防范臣下专擅放纵的奸人，究竟有几个？灾异没有应验，是国家的福气；如果果真应验，那么陛下应对它们的谋虑，难道不应当预先准备在胸中吗？但请先说其中的要领。臣听说，君主以掌握权柄为贵重，臣下以奉行君命为恭敬。君主放弃权柄，贵重的东西就反而变轻；臣下窃取君命，恭敬的行为就反而成为僭越。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考虑爵禄赏赐的制度和刑罚的权力，虽然阅览群臣的意见，仍要由圣心作最后决断，不要把成事委托出去、任人借用，以便给贵近之臣留下相互牵制、谋求私利的机会。《尚书》说：‘只有君主可以作福，只有君主可以作威；臣下不可以作福作威。臣下若作福作威，就会危害自己的家，祸害自己的国。’威势和恩福，是天子用来巩固大位、制服众人的办法。臣下若擅自施行威福，就会危害君主之家，凶害国家。古代君王又怎能使刑罚全都恰当对应罪行、赏赐全都恰当对应功劳？但总的原则是，事情出自君主，进献忠言的人就有归宿；政令出自臣下，树立私党的人就一定会结党营私。《左传》说倒拿太阿剑，意思是权柄不可丧失；又说吐出的珠子必须含回，意思是失去的东西不可收回。至于后宫和外戚之家，天天都有祈求恩宠、乞取赏赐的人。陛下应当果断拒绝而不听从，以显示最大的公正。内省、黄门以及侍奉左右的官员，也应当屡加训诫，使他们思考不要超出自己的职位。这些都是扶助阳气、抑制阴气的方法。臣听说，大禹是三王中最有成就的君主，遇到罪过就引咎自责；周宣王是成周的贤君，常思考祸患而侧身不安，所以能够感通神灵，收回上天的威怒，使灾气转为太平和气，使已经衰败的国家转为中兴。陛下鉴察古今，极其详细熟悉；如今灾变日益明显，中外都公开听闻，而诏书中没有显出责备自己的询问，也没有留下思考祸患、广泛询问的谋议，把上天的戒示置之度外，空虚而未作回应。时间一天天过去，群臣默然不语，近来只是召引僧人道士，早晨斋戒、晚上诵咒，修习不合经常之道的小祭祀，来堵塞令人恐惧的大变异。人尚且不能相信，怎么能欺骗上天？臣实在愚昧，只恐怕这样并不是消除平息灾变的办法。恭敬地希望陛下不要因为灾害尚未应验就安于宴乐，不要因为年成屡次丰收便忘记荒年饥馑，普遍诏告百官，各自进献心中所想，或许能够使天下的政务条理清楚、预先显现。臣以极其愚妄狂直、等待治罪的心情，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上奏说：臣恭敬地看见丙午诏书，因为星象流变、大地震动、春前雷鸣等各种异象交替出现，陛下警惕戒惧，思考用什么来回应天意，于是下达明诏，广泛告知百官：凡是皇上自身的缺失、遗留下来的政事刑法方面的过失，以及阿谀枉曲的党徒、隐瞒罪恶的人，都让他们秘密陈奏进言；陛下将尽心无隐地亲自阅览，不交给有关部门办理。臣恭敬地看见诏书，惆怅而感慨，远远追念祖宗创建基业、建立法度的勤劳，先帝守成并为后世留下福泽的心意；敬畏上天的命令，抚育天下百姓，既有无穷的美善，也有无穷的忧患。陛下天资神明睿智，英明聪慧，继承并发扬帝业，恭敬地奉行帝王之事，敬畏地治理百姓，从不自行闲逸。假如当初臣仆都正直，辅弼之臣都贤良，同心辅佐君主纠正过失，顺势成就他的美政，陛下就可以高高拱手而超过成王、康王，缓步进入唐尧虞舜的境域。可惜君主有仁爱英明的德行，臣下却缺少辅佐君主的才能，因循蒙蔽欺骗，只图敷衍一时；政治虽有治理却没有法度，弊病也不谋求救治，灾气形成征象，变异灾咎接连到来，使陛下独自忧劳不安。臣愚昧孤陋而地位疏远，学问见识浅薄，幸而遇到诏书询问草野之言，谨慎考察天人之间的情状，参照会合古今的议论，上面推究灾罚的根本，下面陈述达到治理的方法。倘若日月般的光明照见臣这片忠义之心，使臣免于在斧钺之下被权贵强臣报复，这难道只是微臣受恩吗？实在是由于陛下极其明察。希望陛下留意察看臣的狂妄言论。臣又思考诏书所说的‘星象流变’，臣是鄙陋的儒生，不通晓天官之学，谨按前代记载的说法，春秋时期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是君王失去权势、臣下专擅放纵的应验。何况紫微垣、太微垣，是上帝的座位、天子的朝廷；列星排列位置，是近臣的象征。星辰流移、失去次序，就是近臣不能恭敬履行职责，互相结党并依附下属、怀有二心；如果对此姑息容忍，就是对王室不忠的过失。至于大地震动，臣私下考察典籍，历代以来地震的灾异，从没有像这次这样严重。谨按前代记载，阳气潜伏而不能出来，阴气逼迫而不能上升，于是发生地震，这叫作阴气不和。坤是阴的形体，象征臣道、妻道和四方夷狄之道。阳气被阴气逼迫而不能胜过它，阴阳相互乘凌，于是发生震动。况且定襄之地正对王城西北，处在乾位，正是君德所在之处；上天的警告，难道是无故发出的吗？至于春季之前雷鸣，臣谨按前代记载，雷应当在二月出现，其卦为豫，意思是万物因雷从地下出来，都感到喜悦；在八月进入地下，其卦为归妹，意思是雷重新进入地下，便使草木根芽孕育、生长，并保护收藏蛰伏的虫类。雷本是阳气，有人君的象征，所以在时令之前发声，就像阳气没有闭藏，发泄过度。又从正月以来，白天常常少有光亮，阴霾一连数日不能消散。臣谨按前代记载，阴霾像尘土一样蒙蔽天空，先是大幅度升温随后又阴霾，太阳不显现，君主不能看见善行，臣下也不向上请示，这叫作擅自作福。

译阴霾稍微减弱，风便把它吹散，后来又阴霾，说明下属专擅刑罚，这叫作擅自分掌威权；阴霾污浊，夺去日光，公卿不能任职，这叫作阳气不能出行；阴霾时温时寒，风吹尘土，说明君主知晓奸佞却厚待他们，这叫作蒙蔽。这些只是阴霾征象的大概情况。臣听说，上天不说话，而以象征显示给人；君主反省自身，也应当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因此考察政事的人必定从天象中寻求祥瑞，消弭灾害的人必定从人事上推究原因。天人之间的关系，其应验十分明显。臣谨按《春秋》的义理，举出过去来说明未来，观察显著之处来思考微小之处；天地的变化、国家的事情，都清楚地显现出来，没有什么可疑的。所以星辰流散陨落、土地震动开裂、春前雷鸣、阴霾不散，这些灾咎都源于阳德舒缓、阴道专擅放纵，下面有人阿谀朋比来蒙蔽君主的聪明。臣愚昧而不通达治道，敢于根据四种变异推明七件事情。我从《尚书》中听说：‘不敢隐伏小人的劝诫。’意思是明王寻求治理之道，不遗弃下层的言论。臣的议论虽然鄙陋，私下认为这是当今最紧迫的事务、治道中最重要的事情，恐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希望陛下施加恩惠，不因臣地位疏远而废弃这些话，天下将非常幸运。什么叫七件事？第一是严密机密事务，第二是运用威权决断，第三是扩大进言道路，第四是重视谋划任用，第五是端正有关部门，六是取信于命令，七是显示戒惧之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月、八月、正月〕 什么叫严密机密事务？臣从《易经》中听说：‘君主不严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事务不严密，就会使事情失败。’所以《春秋》的义理讥刺君主泄露言语，因此臣下进见君主时要应答，出来时要用隐晦的言辞；君主应当明察并据此决断施行，这是极其谨慎的事。韩非子说：‘事情靠秘密得以成功，言语因泄露而失败。’臣近来看到群臣进言，涉及事情时有深刻恳切的议论，陛下有时把它传播给身边的人；密封奏章和密封奏议，陛下又多交给有关部门。凡国家各项政务，其得失的痕迹无不与中书、枢密二府有关。因此群臣的言论中，如果有指摘时政弊病以及涉及政治治乱的内容，掌权的大臣必定不高兴，而陛下又把他们的话公开、把奏章泄露出去，因此有人由此遭到谴责。大概这是因为陛下体恤礼遇大臣，深信他们不会怀有二心，却疏远外朝群臣，忽视他们尚未被证实的言论。大臣固然不可以因为猜忌而拒绝下属的意见，也固然不可以轻易相信；但也应深思其中意义，慢慢考察真伪，参照治道，辨别是非。言论如果可以实行，自应听取采纳；言论如果还不完善，就搁置而不要宣扬。这样就能使下属竭尽忠诚，贡献自己的见解，使奸谋邪行不在下层萌发，使嘉谋正论每天都能传到上面。达到治理的要领，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放在首位？如今清问时的应答、封奏的事情，已经使进言成为招致怨恨的所在，使挥笔写奏成为祸患的根苗，阻止忠义之言，形成猜忌好胜的风气。人们害怕日后的祸害，谁还敢进献意见？下情堵塞隔绝，这是国家的大祸。臣深切希望陛下首先致力于此，把它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凡臣下入内报告的议论，应当由圣心裁断；清问时的言语，姑且谨慎，不要向外泄露。想到《易经》所说失去臣下的警诫，防止《春秋》所讥刺的泄露言语，那么天下有心之人就都会为陛下所用。第二是运用威权决断，是什么意思？臣听《尚书·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作福，只有君主可以作威；臣下不能作福作威。臣下若作福作威，就会危害自己的家，凶害自己的国。’所以《春秋》的义理讥刺郑忽软弱，因为他受权臣牵制。君主的权柄，只有赏赐和惩罚；赏赐必信、惩罚必行，只在于决断。因此乾卦之体以刚健为本，上天的运行以强健为本，所以能够中正无邪，运转施行而不止息。君主的德行与乾相配、效法上天，大概就是取其刚健。凭陛下的英明温睿，再用果断来辅助，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往年庄献太后去世，陛下亲自处理政务，革除弊病、清除蠹虫，选拔人才、奖赏忠臣，都出自圣心决断，不受下臣扰乱，典章刑法确立端正，朝廷各方面焕然一新。” 达到治理完善的关键，为什么要先从这些事情做起？如今对于清问的答复、封缄上奏的事情，开口进言成了招致怨恨的地方，挥笔写奏成了祸患的根源，忠义之言因此受到阻抑，猜忌争胜的风气由此形成。人们害怕事后的祸害，谁还敢进献言论？下情壅塞隔绝，是国家的大祸。臣深切希望陛下先致力于这条道路，把它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凡是臣下入内报告的议论，应当由圣心裁断；清问时所说的话，暂且要慎重，不要向外泄露。想到《大易》中关于君主失去臣子的告诫，防止《春秋》中关于泄漏言语的讥刺，那么天下有志之人都会为陛下所用。第二条是使用威权裁断，这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尚书·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施行福赏，只有君主可以施行威罚。臣下不可以擅自施行福赏和威罚。臣下如果擅自施行福赏和威罚，就会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祸害，给国家带来凶灾。’所以《春秋》的义理讥刺郑忽的软弱，是因为他受制于权臣。君主掌握的权柄，只有赏赐和刑罚；赏赐必定兑现，刑罚必定执行，关键只在于果断裁决罢了。所以，乾卦的本体以刚健为德，上天的运行以刚健为性，因此能够中正而没有邪曲，运转施行而不停止。君主的德行，配合乾道、效法上天，大概就在于取其刚强而且健行。凭借陛下的英明温厚睿智，再用果断来辅助，天下没有不能治理好的。往年庄献太后驾崩，陛下亲自处理政务，革除弊端、清除蠹虫，防止奸邪、奖赏忠良，裁断都出自圣心，不受下面臣下的动摇，典章刑制得以端正确立，天下局面焕然一新。天下人一致称颂，都说陛下的天资机断如同宋太祖，神明谋略如同宋太宗，正值万世难逢的时机，享有无穷的福祚。如今道路上的议论，都说陛下宽厚敦恕，柔和宽容，办事注重大体，行动总是遵循旧例。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这大概是把持权柄的大臣掌握国家政权，所以用“人主的孝道，没有比奉行先祖遗志、遵守成法更大”来劝说陛下。祖宗建立基业、留下谋略训诫，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像四时运行一样可信，即使百世之后，难道可以改变吗？至于掌握纲纪，明辨赏罚，任用正直之人，除去邪恶，治理国家不忘乱世，处于安定不忘危险，使百姓和睦而保全宗庙，这才是最大的孝道。况且政事会因时俗而改变，彼此都是一时之制，具体事务各有权宜安排。有的形式虽然相同而道理已经不同，有的法令沿用久了反而滋生奸弊；如果一定要践行照办，认为这样就是没有改变祖宗之道，哪里还足以称为孝呢？《易经》说：“穷困就要变通，变通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所以，反复实行而不使人厌倦，长久实行而不至于弊坏，这才叫道。拘守常规旧法，不是圣人的作为；因时制宜，有所增损，才是建立治道的原则。过去先王处理爵禄、赏罚，都是临事制定适宜的办法，因此才能成为天下之主。见到有功就授予赏赐，即使众人的称誉也不能使无功者进用；

译没有功劳而显露过失，实行诛罚，即使众人的求情也不能使他免退；没有罪过，也不能妄加刑罚。如果政事无论大小、人员无论贵贱，任用或罢免、宽弛或严整都一概取法旧例，那么爵禄赏罚就不在君主手中，而在文书簿册之中。授予和夺取的权柄，对陛下还有什么关系？只要一个小吏拿着簿册，按例办理就够了。这大概是掌权大臣为自己谋划的办法：无才却按例升迁的人，把恩惠归于自己；有才却按例退黜的人，把怨恨归于君主。君主想要奖拔忠良、擢用才俊，而掌权大臣不高兴，往往就说“按例不可以”；掌权大臣私自牵引亲旧、妄自援引荒谬庸劣之人，而君主想追问缘故，他往往就说“按例本来如此”，以至于如今台阁之中是非混淆，贤愚杂处，法典刑制全都松弛，官爵名器越来越轻贱。以后掌握时政权柄的人，都会觉得援引旧例的说法便利，最终再没有发明新意的言论。臣曾读《汉书》，读到晁错的事迹，只因晁错谋略宏远，通达权变与义理，有使君主成就功业、治理天下的志向，却被奸臣之口杀害，史官不能褒扬他的忠诚，反而用变更古制、改变常法来讥讽他。臣私下感到愤懑，痛惜忠臣行事的艰难。臣又读《晋书》，读到何曾的事迹，他告诫儿子说：“我每次进见皇帝，从来没有听到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只听到平日里的寻常话语，这不是给后代留下谋略的道理。” 只顾到自己这一代而已，而且何曾曾任上公，国家长远谋划没有建立，谁来承担这个罪责？史官不能贬斥他的罪过，反而称美他有见机早识的长处。臣私下对此惋惜哀痛，痛惜奸臣误国。唉！忠臣得不到报答，善恶不能彰显，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难道还可以只在这里长叹吗？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奋发天威，作出圣断，裁抑那些不忍割舍的私爱，选拔人才而不受疏远卑贱的隔阂，广泛考察古代，小心衡量当今，使天下人的耳目常有新见，万事的根本一定端正。不要只说“援引旧例符合义理罢了”，这样帝王的制度不就更加光明宏大了吗？第三条是广开言路，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尚书》赞美尧的德行说：“向众人询问。”《春秋》的义理认为，天子任命官员，讥刺大夫擅自专断。如今天下士人不想着结交并取得君主的知遇，却想着取得贵臣的知遇；愿意把恩惠归于强臣，不愿意接受君主的恩惠，这是为什么呢？得到强贵之人欢心的，自己不涉危险就能长久保有富贵；受到陛下知遇的，地位还没有安稳就已经遭受祸患。如今大臣有所推荐议论，陛下重视而不愿违背他的意思，有时勉强听从。那些受陛下眷顾知遇的人，大臣却不能因为陛下的缘故姑且收用他们，必定要排斥驱逐他们。为什么陛下对待贵臣如此厚重，而贵臣对待陛下却如此刻薄呢？他们又常常驱逐善人，指为朋党，使陛下的腹心没有可以寄托的人，耳目没有可以托付的人，奸邪无从揭发，罪恶无从彰明。深居九重的陛下，渐渐形成孤立的局面。陛下天资卓绝将近圣明，见微知著如同神明，这个道理十分明白，难道还没有觉察吗？从前汉代魏相上书请求取消尚书的副封，以防止信息壅蔽，汉宣帝因此能够知道祸乱变化的细微征兆，成为汉代的明主。唐太宗亲自勤于政事，善于听取意见，曾命司马式说：“没有门籍而有事上奏的人，都让监门司马引见，不许阻拦。”又制定制度，大臣进宫议论政事时，总让谏官跟随入内，有时还让他们当面询问，如果言论有违背义理的地方，就随即争辩纠正。这是唐文皇达到太平的事迹。到了唐代宗时，元载任宰相，邪恶违法，害怕受到舆论指责，于是建议凡群臣奏事，都先让各司长官听取，告知宰相，然后才能上报皇帝。当时颜真卿上奏说：“从前李林甫欺骗君主、专擅权力，奸邪骄横而掌权，群臣指斥他的，大多借事暗中中伤他，李林甫尚且不敢公开制定条文来断绝言路。元载的罪恶恐怕比李林甫还严重。”只要陛下开门延请正直敢言之人，虚心接纳，不限其身份卑微或地处偏远，只要近前进言有益，即使冒犯圣颜也一定宽恕，以此沟通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这大概就是广开言路吧？第四条是慎重选择宰相，是什么意思？臣听说《尚书》说：“亲近的臣子啊，臣子啊。”这是帝尧的感叹，认为与自己亲密接近的臣子必须有德。又说：“敬重身边的臣子。”这是帝舜的感叹，认为在自己左右前后侍奉的臣子必须是正直的人。因此《春秋》的义理认为，天子的宰相关系天下，地位极其重要。国家所谓的大臣，没有比宰相更尊贵的了。君主是元首，宰相就是他的股肱，行动、安乐、忧患，按道理如同一体。宰相的职责，是早晚在君王身边论说治道，考察任用官员，谋划议论天下政事。哪有身居宰相之位，脚却不到王庭，面对君王却见不到御座，言论却不能被君主听到的呢？大臣生病，君主为他忧虑，派太医诊治，派内使前去慰问，多次赐假并加以恩典，礼意已经很厚了；但如果他长久卧病在家，竟然停止朝见，荒废时日直到一年，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臣认为台司是众人瞻仰的地方，朝廷不是养病的场所，朝廷礼仪不可轻慢，社稷大事不可轻忽。何况如今灾祸接连发生，人心恐惧不安，国家安危所系，实在在于执掌政柄的大臣。希望陛下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略去恩礼上的小节，慎重选拔有德望的人，考察审慎地任命宰相，向上天表示谴责警告，向天下显示大公无私。况且自从灾异发生以来，陛下忧劳谦惧，下诏发布德音，列举各项政治缺失，诚恳地自责，而元老重臣主持国政，却没有人肯承担责任，只求苟安以保住恩宠俸禄，妨碍贤才进用之路；礼义廉耻全无，又凭什么教导臣下？其余三公以及主持政务的大臣，他们的志向操守是忠是邪，才智深浅如何，必定都在陛下明察臣下的圣虑之中。第五条是端正有司，是什么意思？臣听孔子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春秋》的义理认为，君主不亲自处理小事，臣下不能专擅大权，所以尊贵者主持大事，卑下者承担劳务，以此端正职位名分，明确朝堂上下的秩序。君主善于任用臣下，垂衣拱手而治理；三公议论政事，九卿分掌职务，各有司分别办理自己的事务。因此根本端正了，影子就直；提起衣领，衣襟自然整齐，各项事务和百官职守都能各安其位。如今即使是津官、亭吏这样低微的一命之官，甚至米盐货利这样细小的事务，也没有不由他们关决；大臣反而烦琐侵夺，三公不修治本职，却卑屈地侵犯各有司的事务；各有司只顾谋求考核期限，没有人能安守自己的职分。上下互相姑息，习以为常，苟且懈怠而贪图安逸，风俗日益败坏。臣愚昧地认为，如今国家体制所系，在政府以下分掌职务的重任，台省官署本已齐备，但御史台中缺少舍身任事之士，谏官中少有替代可否、直言规劝之语；掌握铨衡鉴别的人只按资历办事，不分贤愚，断绝了劝善奖赏、澄清吏治的道理；掌管财政筹划的人只是铺陈空簿册，责求细微小利，却没有收支轻重的权力。政事失去根本，办事忘掉旧制，这些弊病的形成由来已渐渐积累了。

译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稍稍运用圣明的智虑，详细思考世务。对于这些弊病，应当有所振兴和改革，抓住关键，谨慎控制关节；不如选择任用三公，切实研求治理的根本，使总理百官的人谋划任用各官署长官，位列各署长官的人分别选用各部门的负责人，把权柄交给他们而责求成效，竭尽他们的才干而要求办成事情；各官职、各主管部门互不侵夺混乱，有荒废职责的必须依法惩罚。这样陛下就可以安闲地处在太紫宫之上，掌握赏罚大权，而群臣没有谁敢不奔走办理职务，各项事务就会肃然有序地得到治理。第六条是使命令得到信守，是什么意思？臣听《尚书》说：“谨慎地发布你的命令，命令一经发布就只管实行。”命令以简明为贵，以守信为根本；简明就容易遵从，守信就一定实行，容易遵从就不会触犯，必定实行就可以长久。这就是治国的要领、为政的常道。臣近来看到朝廷发布命令，有的很快就冲改，有的顷刻又停止废弃，官吏因而轻视它，奉行不坚定；百姓也忽视它，苟且怠慢，往往违犯。总的衡量事体来讲，这是深深危害政事的事情。法令越繁密越会招来巧言诋毁，文书越烦琐，法令就越显得轻弱。如今条令重叠繁多，堆满几案楼阁，即使熟悉法令的人也不能全部看遍，何况郡县承受采用的人呢？使愚昧的人陷入无罪受罚的境地，使普通百姓受到无法承受的牵累，这些过失都是由于法令繁多而又不能取信造成的，所以奸吏便借机从中取利。臣请求今后凡是群臣要求修改整理条制的，都要认真复核、勘验考察，更加周详谨慎；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从，没有询问过的谋议不要采用，使万民都说：“君王的话多么伟大！”又说：“君王的心意是统一的！”这样自然可以使百姓没有滋生欺诈的端由，官吏停止玩弄文字、规避法令的巧术，刑罚公正、制度完善，一切都能合于正道而获得吉庆。第七条是显示戒惧，是什么意思？臣听《尚书》说：“上天降下灾祥，取决于人的德行；吉凶祸福，都在人而不差错。”所以有时没有灾害反而使国家倾覆，有时有灾害反而使国家兴盛。没有灾害时，骄傲懈怠由此产生；有灾害时，戒惧之心由此生起。因此尧、汤遭遇水旱之灾，中间又有桑树生、雉鸟鸣的异常现象，一个因为有所准备而没有祸患，一个因为修养德行而消除了妖异。如今发生的变故，也只在于陛下修养德行罢了。辅弼大臣，应当警惕权势过重；侍从大臣，应当警惕阿谀迎合；在帷幄中亲近任事的人，应当警惕凭势用事；后宫嫔妃的宠幸，应当警惕沉溺宴乐的迷惑；服饰饮食要警惕超过制度，优游戏乐要警惕放荡心志，节省用度没有小事，奢侈浪费也没有微小到可以忽略的。想到四方按正当规制缴纳的贡赋，怜悯百姓劳作的艰苦，至于边防守备、军粮储备、器械车辆的使用、将帅人才的选用，臣认为这些都应当存在于陛下的圣虑之中。所以臣说：“关于戒备的原则，大致就是这些。”修省的方法、警惕奋勉的心意，虽然陛下日夜兢兢业业、始终不忘，但天下人却不知道。按《春秋左氏传》，晋国梁山崩塌，晋侯召伯宗询问，伯宗回答说：“山崩川竭，君主为此不举行宴乐，降低服饰等级，乘坐无文饰的车，撤去音乐，搬出正寝居住，命祝官供奉币帛、史官致辞，以合礼仪。”如今地震雷击等灾异接连出现，种种变故重重叠加，岂只是山川崩灾可比？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对通常礼仪有所减省，斋戒居处，澄心静虑，深思上天的意旨，推究阴阳运行的道理，考察政教中的缺失。属于陛下自身的过失，臣希望陛下不要吝惜承认，务必改变做法；属于臣下的过失，臣希望陛下在内心作出决断，明确依法惩罚，使人伦常理都得到整治，以求得上天的福佑，那么七代祖先的宗庙就能长久传承，福泽延续无穷，百姓的生活也都共同享有吉庆，实在有赖于此。臣地位卑微而言论高远，有僭越之过；踪迹疏远而心意忠诚，又有直言攻击之罪。只要臣的话能得到圣上阅览，稍稍触动君心，幸而对国家有所警戒和补益，那么即使在鼎镬中捐弃性命，臣也不推辞。冒犯天威，臣惶恐至极，恭候治罪。方平请求借郊庙祭祀表达诚意，以答谢灾异。奏疏说：臣认为，郊祀礼仪是陛下恭敬侍奉天地、严肃配享祖宗、面对并敬奉百神的仪式。所以郊祀贵在的并不是礼仪繁多、器物齐备，而在于外在礼仪表达精诚，内心竭尽诚意罢了。自景祐五年郊礼以后，灾异屡屡发生：上天日月星辰运行失序，地上五行发生灾变，水旱灾害流行于内地，盗贼侵扰于外部。臣私下想到，陛下自从承受皇位以来，任重而谨慎，恭敬节俭的德行一向没有懈怠，和乐平易的教化也把百姓视为受伤之人来怜悯。按理本应三灵降下福佑，万国拥戴仰望。然而天人之间仍没有顺利调和，大概是由于朝廷内外左右百官不能同心协力救助，输诚奉公，承接圣上的谋略而达到至治。臣听说禹、汤能够自责，所以国家兴盛迅速。《礼记》说：“阳气感动上天，不超过一天便有回应。”阳气比喻君主，意思是君主如果发自内心地表达诚意，上感于天，天的回应就会迅速，不超过一天。臣希望陛下想到灾异的来临，就一定要因时举行郊祀，斋戒居处、清静身心；向上思考祖宗交付基业的重大责任，向下思考百姓托付生命、依赖福庆的心愿；向远处思考前代国家兴亡的缘故，向近处思考朝廷纲纪得失的情况；向内思考宫禁帷幄及左右近臣造成的蒙蔽，向外思考西北边疆遭受侵扰的祸患。总括这六种思考，深深存放心中，白天在进食时思考，夜晚在几案席榻之间思考。等到进入宗庙与祖宗相见、登上祭坛与神祇相接触时，借着洁净的祭品，表达精诚专一的诚意，把罪责归于自身，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以显示陛下明白上天反复恳切告诫的意思。这样或许上天知道陛下敬畏天命、修身反省的心意，那么感应到来的速度一定不会超过一天，国家兴盛的福祉也不只属于禹、汤。臣私下认为，陛下的圣心明察通达，岂是我这浅陋的见识所能揣度？只是因为臣的职责在于规劝，心中存有辅助增益之志，近来思虑所及，只希望一定上达圣听罢了。

译庆历六年，方平任翰林学士，代理御史中丞，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各路发生地震，从荆湖、川峡、山东、河北、陕西直到岭表，相继不断。近来忻州地震以后，兵乱直到现在还没有平息，正当此时，登州、莱州山崖崩塌，灾异所显示的征兆恐怕不是没有原因。历来考察前代记载，大概地处下方而属阴的，是臣道、民众和四方夷狄。推究到今天，凡是担任内外重要职务的，如果没有专权强横的大臣，那么当前值得忧虑的事情，就是对外防备蛮夷、对内安抚百姓。西北两边，朝廷认为是大患，所以一向用心于守御。至于湖湘一带，蛮猺为害，一方百姓陷于涂炭，七年还没有平定。近来冲突逐渐波及岭外，如果不能立即平息消灭，事情也不可轻忽。况且南海、交阯的气势渐渐张大，道路连接邕州、容州，也颇与溪峒相连，南方的事情，按道理必须经营谋划。从前唐朝强盛时，屡次遭遇中原祸难，蕃戎两次进入京城，但王室不久又恢复安定。到了懿宗时，安南都护李瑑失于安抚防御，蛮寇侵扰，于是导致用兵；度支困于运送军粮，方镇疲于轮番戍守，因而发生徐州庞勋倒戈的变乱，天下也因此逐渐陷入危乱。由此可知，事情常常起于细微之处，祸患常常形成于被忽视的地方。至于京东、京西两路，是中原的根本，也是京畿的屏障，国家缓急时所依靠的地方，通常必须保持安定来镇服天下。然而那里常常成为盗贼聚集的渊薮，所幸年年丰收，所以盗贼没有大规模结连。如果再遇边境警报，加上饥荒，法令就不能制服奸邪，动乱必定从乡里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庆历初年，朝廷派朝臣分别前往京东、京西等路，招募刺取强壮之人，编为弓手、宣毅军。不久又允许他们雇人代替服役。当时臣任谏院官，坚决争论此事，但朝廷议定已经实行，没有停止废罢。如今民力之所以极度困乏，国用之所以全部耗空，大概就是由于这一举措的过失。各州的宣毅军，聚集的都是懒惰而不安分的民众，并不是按才力技勇选拔出来的。后来光化军盗贼突然发动，朝廷制定的条约失当，姑息太过，就像养骄子一样，反而使他们产生怨恨。臣近来在审刑院任职时，各州奏到的宣毅军士犯罪案牍，没有一个月没有，大的案件是图谋杀害官吏、劫掠仓库，小的案件也是图谋劫掠民户、逃入山林，多的有三五十人，少的也有一二十人。只是因为告发后所给的赏格很重，所以有谋反图谋就往往被告发。偶尔虽加以教阅，也不过如同儿童游戏，不仅无益于军器训练，还白白耗尽官私财力。” 既不征发赋税，也不征调服役，居处时只想着作乱；一旦乘机而动，必然会形成一呼百应的势头，这就是乱阶之一。事情刚刚平定，强壮之人已经多次接受教阅，枪、刀、弓、弩等也都经常操练。后来招募刺配之人时，既听任佣人代替服役，而那些强壮之人本人又没有实际出力，按例都不从事农业，于是乐于懒惰，防备并搅扰乡里，侵凌弱小，奔赴矿坑冶炼以追逐末业，贩卖盐茶而触犯禁令。倘若因凶年歉收而煽动流民，使他们结伙成为盗贼，必定首先会从这类人中产生。唐代黄巢由此起兵，就是乱阶之二。京东、京西的百姓又多相信妖术，凡是小村落，往往都建立神祠；愚昧的百姓被祸福之说迷惑，常常奔走聚集、相互跟从，聚散之间彼此掩护藏匿，官府无法察知。他们只知道畏惧神灵，不再顾忌法律，逐渐使其滋生蔓延，恐怕会进一步形成风俗。汉中平元年，黄巾贼遍天下同时起事，共有三十六万之众，各自设有部帅，正是由妖术积累而成。晋代卢循一类的人，历代也常有这种事情，这就是乱阶之三。至于所谓地震的异象，如果发生在百姓与蛮夷方面，这是最值得忧虑的。潭州的刘防，是清白质朴的士人，恐怕不是能够应付事务的人才。邕州、桂州的长吏尤其应当慎重选拔有才略的人，并谋划逐渐裁汰宣毅军冗兵的办法。那些原先列在强壮名籍中的百姓，如果干犯法令、冒犯禁令，应当另行制定严厉的防范措施。我还听说民间仍有许多当时教习的兵器，也应当严加约束，收缴入官。各村落的神堂，应命令所在地官府拆毁；暗中加强侦察，逮捕那些学习妖术的百姓。这也是思考祸患、预先防备的大致办法。恭敬地希望陛下采纳施行。刘敞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朝廷议论认为元旦发生日食，打算从二十一日起避居正殿。臣认为，天象虽然有值得畏惧之处，但也应当考察古制、遵循礼法，然后才算妥当。考察夏、商、周三代的典制，日食并没有预先避居的事情。《左氏传》说，只避开一段时间；曾子问诸侯入门后不能行礼的情况，日食就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见到变异之后才戒惧，并不是提前很久作准备。先王制定礼法，过度尚且如同不足；制定法令，过早和过迟，都以合乎中道为贵罢了。汉、唐遇日食时穿素服、停止兵事、退朝、不处理政务以及求取直言，大都都在日食发生之时，从没有提前十天的。预先过度表现忧惧，是《春秋》所讥刺的。如今北方使者入朝，远方之人前来观礼，举措失于适中，或许会被他们轻易窥见而加以轻视。恭请陛下详细考求旧典，在礼法上折中裁定。”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九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灾异与祥瑞 宋仁宗皇祐四年，刘敞论述天长久不下雨，奏道：“臣恭敬地认为，古今共同的道理是，君主安逸而臣下辛劳。陛下亲自处理万机政务，直到太阳偏西也不疲倦，和群臣一样勤劳。如今又听说由于上天长久不下雨，陛下便降低服用等级、撤去膳食，亲自暴露在外，夜里还登坛祷告祭祀，直到天亮也不能入睡。这样一来，圣上的身体所承受的劳苦超过了群臣，而群臣实在没有一个能赶得上陛下。臣私下听闻此事，忧虑得不能自胜。况且水旱灾害的规律无法预先测知，假如又连续数月、数十日不合圣意，陛下哪里能只凭万乘之尊替群臣承受劳苦呢？假如万一冒犯风寒霜雾而受到伤害，使身体不适，陛下将让谁来承担责任？而宗庙社稷的忧患却独自落在陛下身上。陛下不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诗经》《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圣贤精论，都说：‘人是天地的中心。’人的关系和谐，天地的和谐就会到来。近来大赦，恩惠遍及四海，免除过去拖欠的赋税，裁减常规税收，宽宥过错、免除罪责，使百姓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恩德如此深厚，和气应当随之而来。然而旱情尤其严重，臣愚昧地私下认为，今日政事中所褒奖提拔的、所施加刑罚的、所施舍赈济的、所废止设置的，仍有不合人心、不合天意之处，所以才使阴阳闭塞隔绝。” 陛下如果确实稍稍施加圣恩，延请询问正直之士，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那么和气就可以招致，及时的雨水就可以期待。何必降低服用等级、撤去膳食，亲自暴露在外，冒着风寒霜雾的危险，增加宗庙社稷的忧患呢？这不是安稳的办法。陛下把群臣百姓看作子女，群臣百姓仰望陛下如同仰望父亲。父亲因为子女将要失去安身之处，便深深责备自己，不躲避灾害疾病，而子女却安然自若，不能说是孝顺。臣虽然地位卑贱，却实在无法抑制犬马般的忠心。又认为救治旱灾的方法，关键在于改变那一方面，而不在于这些表面做法，所以冒昧陈述，惟愿陛下裁断采纳。” 至和元年，刘敞任知制诰，又上奏说：“臣上月十一日在延和殿奏报公事，因而谈到吴充、冯京被贬官的原委，当面听到陛下宣谕说：‘中书省恼怒他们过于直率，不肯加以包容。’臣当时曾奏道：‘如果这样，那么大臣就是蒙蔽君主的明察，专擅君主的权力，擅自制造威福；恐怕一定会感动阴阳，出现地震、日食、风雾等异象。’如今臣私下听说镇戎军发生地震，一夜之间震动三次，距离臣所说的话不过五日。又京城下雪后连续数日昏暗有雾，而且多有风尘，太阳昏黄，这些都是值得戒惧的变异。臣之所以预先知道必然会发生，是因为考察《五行志》说：‘事情即使是正当的，专擅办理也一定会引起震动，何况是不正当的呢？’又《尚书·洪范》中有关于‘恒风’的论说，京房《易传》说臣下蒙蔽君主，便会有灾气兴起；将这些说法综合起来，就必然知道会有异变。然而皇天保佑陛下极其深厚，灾异总是随着事情立即应验，是希望陛下见到变异便自我警戒，长久安定四方。对此不可不思，不可不忧。如今陛下推诚相待、委以信任于大臣，而大臣依仗权势作威作福，政事不公平，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外面的人畏惧忌惮，已经不同于平常。陛下应当深究天地的意旨，收回威权，不要使聪明被蒙蔽堵塞、法令不能施行，这样才足以消除压伏灾异。” 臣先前已经奏陈过这些，所以冒昧再次陈述所听闻的情况，特此请求留在宫中，详细加以省察阅览。” 二年，刘敞论述水旱灾害的根本，奏道：“臣恭敬地看见，近来城中流民很多，都扶老携幼，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问他们从哪里来，有的说长期干旱，耕种失业；有的说河水泛滥，田地房屋全被冲毁。臣私下听说陛下怜悯他们的处境，想方设法救济，这确实是陛下作为百姓父母的心意，足以感动群心。但臣仍认为，这只能缓解眼前的急迫，不能算是挽救根本的办法。譬如良医治疗疾病，必定先查清病源；病源不除，勉强进食也没有益处。如今百姓的病情已经看得见了：父子兄弟不能相互保全，鳏寡孤独不能自行生存，强壮者流离转徙，弱小者死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根源在水旱灾害；造成水旱灾害的根本，在于阴阳不和；造成阴阳不和的起因，在于人事没有修治。既然如此，三公的职责是主管调和阴阳；而议臣的职任，是主管阐明天人关系。陛下为什么不依据三公的职责责令他们，使他们陈述阴阳不和的道理；再向议臣询问他们的学问，使他们说明天与人相互作用的关系，并由圣心参验，用来考察今日的政事？如果陛下所委任的人都已经选得其人，所施行的事情都已经符合天意，那么水旱就是意外灾害，不值得忧虑了。” 如果天与人的关系稍有不相合，难道能够安然坐视，明知疾病、知道病源，却不思考救治吗？臣的话好像迂阔，但其中的道理实在切要。如今群臣替陛下谋划，不过是煮粥、出售米粮，名义上说是救济，实际上也只是想欺骗陛下的明察，为自己解脱免罪罢了，不是谋划国家的正道。况且如今时令本应炎热，天气却反而寒冷，常常多有异常的风，雨水又不合时节，秋季收成难以保证。愿陛下赶快思考挽救根本的办法，召致和气，不要使圣心更加焦虑劳苦，那就是天下的大幸。” 嘉祐四年，刘敞又上奏说：“臣恭敬地认为，圣王最为畏惧的事情，没有比天更甚的；最为听取和采用的意见，没有比民情更重要的。因此，要从灾异和祥瑞观察天意，从歌谣风俗考察民情，依据灾异祥瑞来寻求治理的得失，探究歌谣风俗来了解政令的好坏。只要确实稍加留意，一切就都会清楚明白。前代贤明而有智慧的君主，没有不依照这一点来引导臣下的；忠诚守信的臣子，也没有不借此讽谏君上的。上下彼此警戒，因而得到上天的保佑。臣私下看见，朝廷每逢有吉祥应验、美好瑞兆，公卿便称贺；至于灾异以及异常可怪的事情，却寂静无声，没有人进言。虽然归功于君主、顺从君意，是臣子的常态，但对于警戒和应答的道理，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到。陛下又不亲自延请询问，以求得天意，恐怕不是所谓小心翼翼、明白地奉事上帝、从而获得众多福佑的做法。臣愚昧地认为，五经中关于灾异的论说，最深刻、最切实。假如四方进献奇物、怪异、妖孽、灾疾，其中有异常可疑的事情，应当让儒学之臣依据经义，联系时事来陈说。如果他们所说正确，就可以用来符合天意；如果所说不正确，也足以扩大圣上的聪明见识。比如近日雨雪之后骤然寒冷，有人冻死，这也是灾变的一种表现。惟愿陛下聪明睿智，忧虑深远，顺应时令，谨慎对待细微之处，不可不加以思虑。” 臣有幸忝列近臣，愚昧而不能通晓古今，私下观察前代商代高宗、周成王敬畏天威而享有福禄的益处，诚心希望陛下对此留意，臣不胜区区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