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四十八

译官吏和将士的俸禄足以供养，就不必再增加。人们既已习惯于安逸，又没有可以归罪的对象，以至于专门为某些人设置官职，有所请求便一定满足，于是纷纷竞相钻营，人们都有非分的觊觎之心，纲纪日益毁坏，就无法妥善收拾残局了。关键在于稍微严格资格限制，奖拔任用恬静退让的人，以平息浮躁竞逐的风气。凡是无理提出申请、不断攀援求进的人，都要严加惩罚并公开警戒他们，这样才能遏止侥幸风气的逐渐滋长。什么叫破除朋党？朋党的祸害由来已久。孔子说：‘君子合群而不结党。’可见君子本来就没有党。然而义理所推崇的事情，即使没有事先谋划，也会意见相同，所以听到善行便互相称誉，看到善人便互相推荐，这未必有结党的心思，却容易被说成朋党。唐尧虞舜时期九官济济，相互谦让；周武王有十位贤臣，同心同德，这是帝王盛美的节操。小人想排斥陷害君子，想一举把他们全部除掉。寻找他们的过失却找不到，便指其中一件事说他们结党。欧阳修说得好：‘想要掏空一个国家、除去其中的君子，就一定要提出朋党的说法；想要孤立君主的势力、蒙蔽他的耳目，就一定要提出朋党的说法；想要夺取国家而把它交给别人，也一定要提出朋党的说法。’汉朝末年，以朋党的罪名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而在朝廷中当权的全是小人，此后汉朝便衰败灭亡。唐朝末年，又先以朋党的罪名把朝廷官员全部杀掉，而幸存下来的人都是庸弱、懦怯、险恶之徒，此后唐朝也衰败灭亡。所谓一句话可以危害国家，就是这样，难道不可痛心吗？古代君主以正直之道任用人，所以杀死鲧而兴用禹，诛杀蔡叔而封立蔡仲；臣下也以正直之道自任，所以祁奚推荐自己的儿子，崔祐甫大量任用亲旧，这些都记载在经史中，被称为美谈。何况并非父子亲旧，只因为属于同一类人就排斥他们，竟称为朋党，这算什么道理？本朝庆历年间，韩琦、范仲淹、杜衍、富弼等人曾被视为朋党而全部驱逐。到了元祐年间，又把司马光等人称为奸党而加以禁锢。大体说来，被人指为朋党的，大多是贤士。凡是提出朋党之论的人，也必须严加惩罚、公开警戒，这就是破除朋党的策略。陛下如果对这六件事都用心办理，那么中兴的日期就指日可待了。其他琐碎事情，不值得向陛下陈说。然而凭陛下英明睿智、天资卓绝，本来已经深明这些道理，而臣区区进献的，只在于希望陛下果断实行、努力推行。能够果断而不疑惑，努力实行而不懈怠，还一定要以诚意为先。《大学》说：‘想要治理好国家，先要整治好家庭；想要整治好家庭，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先要端正内心；想要端正内心，先要使意念真诚。’所以真诚是上天的法则。臣希望陛下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即使在仓促之间也不改变，始终如一。董仲舒说：‘事情只是要努力去做罢了。’努力学习，所听所见就会广博，智慧也会更加明白；努力践行大道，道德就会日益增长，并建立很大的功业。《尚书》称颂‘成汤的德行日日更新’，是说要经常更新而不衰败。《诗经》称颂‘成汤圣明恭敬，德业日日进步’，是说要不断前进而不停止。如果努力实行，圣帝明王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也会有相同的功业；人心自然归附，上天自然悔改降祸，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四夷没有不能平定的，中兴之业就不难实现了。只是这些话虽是书生常谈，没有新奇可喜的论说，但臣平日笃信而认为可以实行的，也不过如此。只望陛下留神裁择，天下幸甚。” 胡寅上奏说：“臣听说善于建造房屋的人一定先打好基础，所以在道路旁建造房舍，三年也不能完成；善于下棋的人一定先布置形势，所以举棋不定就不能取胜。把治理天下国家看作建造房屋、把同敌人争胜看作下棋，却没有预先谋划，怎么可以呢？陛下统率军队、登临帝位，已经十二年了，中原的灾祸更加深重，百姓的力量更加困乏，中兴的功绩却茫然没有建立。以陛下圣学日益进步、恭敬节俭而克制自己、临朝听政已经很久、明白熟悉国家事务来看，可以说是贤明的君主。然而办理政事却没有功效，难道不是因为计划从来没有预先确定吗？君主的职责，没有比选择宰相更重要的了；人才和政事，都要通过宰相然后才能举措。如今十二年之间，更换宰相达到九人，贤能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发挥作用，就因为忧惧谗言、害怕灾祸而离去；不肖的人则贪恋俸禄、怀抱宠幸，坐等被罢免后才离任。昨天任用的贤才，第二天就被指为邪佞；今天实行的善政，后来又被认为是误国。朝廷没有能够不改的命令，臣下没有能够长期任职建立功业的，军士没有坚守的心志，百姓没有团结固守的意愿。凭这种情况却想谈中兴，岂不是像用画饼充饥、用土船渡水一样吗？宰相不称职而更换他，是应当的。多次发现宰相不称职便多次更换，古人所说的错误，难道可以一再出现吗？恐怕陛下知人之明，也有愧于古人吧？这九位宰相，治国方法、才智谋虑必然不完全相同；如果寻求他们相同之处而任用，又会怀疑他们结为朋党；如果寻求他们不同之处而任用，就正像病人请医生，一个认为是寒证，一个认为是热证，一个进用温补药，一个专门使用攻下药，只求各不相同以便苟且免罪，病人也就死了。这样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正因为这些缘故，奔走钻营、放纵任性，只知追逐利益，做官的风气更加败坏；有时主张和战，有时又忽然胆怯、忽然勇猛，军纪更加毁坏；政令改易杂乱，前后互相违背，政事更加不能修明；举措既然繁琐，财物又横遭浪费，百姓更加不能安乐。这四件事，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如今却成了这样，即使每月发布一项美善诏令，时时建立一件善政，众人都称赞推荐，召用一名君子，交相上章弹劾，罢退一名小人，也都只是没有益处罢了。见识浅短的人长久高谈中兴，有智慧的人却寒心，正在忧虑国家弊病达到极点。如果不及时进行大的变革，整顿国家政纲，以求取得功业，却因循陋习、苟且简略，日复一日，到了智者也无法收拾残局的时候，即使张良、陈平再生，也不能替陛下谋划了。

译从前光武帝中兴东汉，东晋南渡，他们所作的安排都务求适合时宜，对于旧法也不完全遵循；事情虽然不同，最终都归于治理。伏望陛下慨然放眼远看，诏令两府大臣以及侍从、台谏官逐条陈述今日立国的大计和长久可行的事务，以及应当损益、沿袭或改革的适宜之处，各自充分陈述自己的见解，在十天之内统一拟定后具奏。陛下留神阅览，亲自作出圣裁。如果大臣的意见被否决，就参酌采用侍从、台谏的意见；如果论思之臣的疏驳不当，就专守朝廷的防范。仍然召集百官在都堂议论，众心一致，三次占问中有两次相同，便确定为国家的公论，依次施行。从此以后，顺从这一原则的就向来任用并赐予爵位和赏赐，违背这一原则的就威严地施用刑罚；再加上年年努力实行，坚守不变，大政纲纪就会有条理，百姓也会信服，可以希望取得中兴的成效。否则，即使人才众多，文法也确实完备，而大计不能确定，仍像在浮沙上建造朱红栋梁、雕刻椽角，房屋高大华美、檐角飞扬，水一来就全被冲毁。即使武器精良、士兵锐利，好像能够抵御敌人，但胜势没有建立，仍像坐着分判主客，棋局中龙蛇相争，而棋盘上没有一只活眼，也不用等到交战结束、计算行棋路径，便知道一定会失败。如今敌人占据汴京，士气恐惧震慑，沉重的赋税已经持续多年，民心已经离散，只希望陛下早作谋划。如果只是作揖谦让来救火，慢慢行走来救溺水的人，臣就不知道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下了。” 胡寅又上奏说：“臣听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它开始；至高啊坤元，万物凭它生长。君主在天地之间成就自己的地位，就能与天地同其德行。因此，体察并践行元德，是君主的职责。《春秋》把‘一’称为元，元就是仁。仁，就是人的本心。君主端正自己的内心来端正朝廷，那么百官和万民没有不端正的，治国之道就成就了。尧、舜、禹传授心法的话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人心，是利欲的私心；顺着利欲行事，就背离义理，难道不危险吗？道心，是义理的公心；公与私只在一念之间。私欲遮蔽了它，即使离娄那样的明目之人也不能自见，难道不幽微吗？正因为危险，所以使它安定很难；正因为幽微，所以认识它不容易。因此三位圣人精心研求、审慎选择，唯恐公心与私心相杂；专一不二，唯恐心志放纵。做到不相杂、不放纵，本心明亮，然后才能执守中正之道，没有偏倚。就像镜子明亮、水面平静，对于人的美丑没有不知道的；又像秤能辨轻重、尺能量长短，对于事情的举措没有不恰当的。以这样的心作为君主，仁德就能覆盖天下。周朝的治道衰微以后，孔子作《春秋》，首先阐明这种本心，以示后世万代。君主面南而治的法则，在秦朝以后学术断绝，各种异端纷纷兴起。谈黄老之学的人，把虚无作为根本；阐明申不害、韩非之学的人，把惨酷刻薄作为根本；喜好攻战的人，把权谋作为根本；毁弃人伦的人，把寂灭作为根本。心体一旦偏差，作用也随之丧失。士大夫认为诚实不如欺诈，正直不如诡谲，道德不如权术和数术，教化不如法令迅速。古代经典虽然还在，但帝王之道的踪迹已经熄灭了。陛下深明睿哲、文德昭明，天性与大道相合，奉行天子的事业，传承孔子的本心，使斯文不至于衰败，这正是上天授予而非人力所能做到的。源头清澈，水流就清；根本端正，枝末就正。内心具有怎样的东西，必然会表现在外；做了什么事情，必然会有相应的功效。如今士风衰败，礼义廉耻四维尚未张扬，只知追逐利益，不顾义理。利益在尼雅满一边，便想借解释怨恨来取悦他的心；利益在刘豫一边，便想把他当作友邦以沟通交好；利益在迷惑国家的宰辅一边，便想做他的羽翼，帮助他飞扬；利益在倚仗权势的将帅一边，便想做他的疽囊，使他的毒害更加深重。奸邪反复、邪曲的人，是百姓所厌恶的，却有人共同培植他们，使他们不动摇；守持道义、秉持节操的人，是上天所喜爱的，却有人共同倾轧排挤他们，使他们不能立足。邪说泛滥，人心不正，没有比这个时代更严重的了。这正是圣人所忧惧、也是《春秋》因此而作的原因。如今陛下已经亲自领会了孔子等待百世之后圣人的本意。若能体察元德、居守正道，端正根本、澄清源流，努力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以收取拨乱反正、天下归仁的功效，再加以圣心的决断，那么还怕什么女真？还忧虑什么叛贼？中兴的事业又有什么困难呢？” 胡寅又上奏说：“臣谨慎考察历代帝王保有天下的关键，都是以百姓为根本；而获得民心的方法，以使百姓有粮食为首要。这虽是迂腐儒生的常谈，却也是治理国家最重要的论断。舜命令十二州牧说：‘粮食啊，只有按时生产。’箕子陈述八项政务，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财货。人有粮食，就像鱼有水；水多鱼就繁殖，水少鱼就减少，水干涸鱼就死亡，这是极其容易看明白的。百姓难道独独不同于此吗？正当战国七雄争强之时，各国争夺土地而交战，争夺城池而攻打，崇尚权谋，抛弃仁义，认为这样可以使诸侯朝见、取得天下，而孟子却偏偏把农桑、畜牧、养民的事情告诉当时的君主，没有人不认为那迂阔而没有效果。当时只有秦国兵力最强，鞭挞四海，最终建立帝业，孟子的话好像确实迂阔了。秦国只是兵力强大，却不体恤百姓，把百姓看作草芥，早晨割除、晚上又收割他们，不到二世，雍州之地和崤山、函谷关的险固就被别人占有了，这时才知道孟子的话实在最紧迫、最切中要害，而不是迂阔。臣观察今日百姓的力量已经有水将干涸的趋势，这种忧患不在尼雅满之下。愿陛下不要把它当作迂腐儒生的常谈，让臣把这番话说完。”赵充国，是西汉名将；曹操，是三国时期的英雄；他用兵没有不实行屯田、积蓄粮食的。如今的军队一张口就等着供给，这是什么道理？自从《司马法》以及战国以来，像庞涓、白起、廉颇、李牧、韩信、英布这一类人，面对敌人取胜，没有不计算斩获首级的；如今的功劳状却都说不许砍取首级，只是一阵布置便掩杀敌人，尸横遍野，或者敌人落水，根本不知道人数，这是什么道理？自古以来临敌作战，有拼命效力的人，也有不肯拼命的人，所以艺祖皇帝曾经亲自出入行伍之间，用剑砍士卒的皮笠，记下他们退缩的人，事情结束后便诛杀；如果他们摧毁坚阵、冲陷敌阵，赏赐立即兑现。这叫有赏有罚，分别表彰勇敢、惩戒怯懦。如今奖赏功劳，整队转授官职，从未听说有人因为不肯效命而被杀，这是什么道理？自古行赏，将帅功勋特别显著的，就升迁官秩，或者封给国邑；至于士卒，只是犒劳赏赐罢了，有时给他们金帛罢了。如今从长行以上，人人都用实授官职奖赏，人人拿着凭证履历，请求厚重俸禄，甚至以官职名称来编成队伍，这是什么道理？自古以来财利和权力全部归于朝廷，官职的授予和夺取、赏罚进退，都由君主命令；例如李牧军中的市租，以及艺祖命令边将进行回易之类，衣粮器械和赏赐供给的费用，都由这些收入支出；

译如今煮海所得的盐利、官卖酒的收入，遇到军队驻屯的地方，便被军队全部占有；市集商贩十分之一的利润，也有一半被军人取得。至于衣粮，每天都要仰赖大农供给；器械一定要从武库取用；赏赐供给全都依靠地方官府。这是什么道理？自古以来统领军队，有战事就交给将帅，没有战事就归于天子。光武中兴，可以说正是马上取天下的时期了，尚且不把长期的军权交给将帅。邓禹攻取三辅，统率几十万军队，一旦没有功劳，朝廷便像从囊中取物一样夺回兵权。如今统兵的人把军队当成自己的家产，厚厚培植自己的势力，好像不肯再舍弃。曹操说：‘如果想让我交出兵权，那是不行的。’难道不与这种情况相似吗？自从建炎以来，更换宰执总共有四十多人；谋划不善、政事做得不好，即使是台衡重臣、皇帝亲信，也能一句话就罢免他们。为什么唯独将帅不能进退更换，来均衡任职的劳逸、提拔沉滞的人才呢？这又是臣所不能明白的。自古以来整顿军队，必须有实际的兵员数目。作战时会有败退，平时会有死亡，遇到缓急会有逃散，这些都无法避免。如今各军近的四五年、远的八九年，从未有过注销和补充，死亡、损失、折伤的人数，难道全都没有死吗？” 还是随死随补呢？逃跑了却不上报，战败了却不上报，死亡了却不上报，补充了却不上报，都是不可以的。用补充者的姓名填充死亡者的姓名，把死亡者的妻子儿女算作补充者的妻子儿女，也是不可以的。否则，军籍怎么会从哪里都没有缺额呢？这又是臣不能明白的。自古以来整顿军队，必须去除冗员、供养精锐，分成等级。像所谓价值百金的士卒、价值千金的士卒，就是作战时所依靠、必定能够取胜的人；其余的人不过用来壮大声势、准备辎重而已，所以供养、役使他们，不能与精锐士卒同等。虽然等级如此划分，但没有不是军旅所需要的。如今各军却什么人都有：逃避赋役、免除门户差役的人投奔军队；缴纳贿赂、求取官爵的人投奔军队；有过错而不能做官的人投奔军队；触犯刑法、害怕被逮捕的人投奔军队；科举落第、失去士人职业的人投奔军队。又有乡党故旧之人、各种工匠技艺之人、精通方术和数术之人、音乐杂戏之人。他们之所以辐辏云集，难道不是有人凭势力庇护他们吗？难道不是有人以利益聚集他们吗？否则，人生各有职业，为什么一定要跟随军队呢？这又是臣不能明白的。今天军政的弊端，大体就是这样，详细情况也就可以推知了。”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克制自己治理政事，只知节俭、勤劳，没有华丽衣服和美味饮食的奉养，没有嫔妃柔媚的宠爱，没有宫室台榭的观赏，没有撞钟歌舞女子的享乐，没有滥行颁赐的浪费。宽恕百姓的诏令屡次下达，把百姓放在心上，唯恐伤害他们，像保护婴儿一样，至今已经九年了。加上东南各路从来没有发生过绵延数千里的水旱灾害，民力本应充足，国用本应富裕；然而上至宰相、下至县令，都惶惶不安地把军粮不足视为最大的忧患。向国库索取，没有一年不发放的储备；向计司索取，没有运输转运就会耗尽的财货；向州县索取，没有陈积以等待调发的物资；向百姓索取，也没有能够出力帮助国家兴办事务、家中仍有余力而不匮乏的人家。然而供养军队的费用年年增加，日日积累、月月积累，急迫得像星火燎原。于是王官设置审计机构，以显示核查实际、没有隐瞒的样子。但国土没有拓展，叛贼没有擒获，仇敌没有消灭，徽、钦二帝也没有迎回。倘若不幸发生旱灾、蝗灾、水涝，波及数千里，连续两三年，又因而发生盗贼，那么不必等尼雅满集结军队、刘豫起兵犯上，国家的大事就已经完了。这难道是小事，可以不考虑善后之策吗？”},{ 如今边防无事时，便说兵员数量太多，粮食不可缺少；等到边境稍有警报，又说兵力不足，敌人无法抵挡。他们的真实情状，大致全在这里了。他们的智谋机巧，不用来对付敌国，却用来对付朝廷，大体只是为自己打算而已。官位越高，朝廷对他的待遇就应越优厚；兵力越多，朝廷对他的畏惧就应越深。至于民力已经耗尽、国家财用已经困乏，在他们看来，却还像越人看待秦人的肥瘦一样，哪里值得稍微触动他们的心思呢？所以臣认为，如果兵政不能整治，那么“水干鱼死”的局面，指日可待。臣愚见，应当在各军中分别选取三二千名强壮勇敢的京军，补充宿卫的空缺，保存祖宗设置三衙的制度，使兵政有可考核的依据。然后命令各位将领把军队选为三等，按等级发给请给；凡是上报功劳状，都依照旧制以首级论功。又命令各将领各自举荐若干名所知晓的、可以担任将帅的人，就在本军中分批试用。平时则分地驻防，发生警报后再听从大将军指挥。凡因疾病死亡以及违反军纪、逃散的，都要立即具报人数上呈；缺额必须听从朝廷补充。屯军所在之处，不得侵夺官府应得的利益；应把两淮的荒地按顷亩分给军队，责成大将率领次军、下军接受田地耕种；上军则坚决守护营屯，检阅操习武艺。各位大将为国效力已经多年，有的已经告老，有的又患有疾病，不应再勉强驱使；应当每军设置一名副帅，参与管理军马事务，以等待交接替代。谋议官允许设置两人，一人听任自行辟用，一人由朝廷选授。各将领统率军队，就不应干预州县事务；即使设置使司，其属官也多到数十人，白白耗费俸禄，应当裁减。凡监司、守令，都是朝廷的官员，是与陛下共同治理百姓的人；兵将官不得擅自加以考察、削夺。凡校用使臣自行编成队伍的，先汇总人数，再分批考核试阅。如果不能防御、挽强弓、击刺，就罢黜他，不要让他混入名册，白吃俸禄。像这类事情，朝廷整顿纲纪和法制，明确表示一定实行，那么军威自然振作，民力自然宽裕，国用自然充足。自古设置官职，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百姓。所有事情都以有百姓为根本；没有百姓，就没有政事；没有政事，就不应有官职，但最终又不能没有官职。所以因事设置官职，使百姓缴纳粮食来供养官员。事情治理好就够了，从来没有让全天下的人都没有职任，却还给他们俸禄的道理；也从来没有用优厚的局饩廪禄来供养无能而有罪之人的道理。如今宫观、岳庙中设置添差而不主管事务的官职，可以说是姑息养奸的极大弊端，并不是修治政事、抵御戎狄的首要事务，也不是宽减民力、充足国用的重要办法。

译这些做法造成的祸害，也仅次于军粮馈饷的浪费。士大夫中，只有元臣、故老以及有德有功、值得怜悯其烦劳困苦、需要表示恩意的人，才可以安排担任宫祠差遣。除此之外，凡是任职办事的就领取俸禄，否则便罢免而已。如果还担心贫困者值得怜恤，那么根据品秩给他们闲田，也就可以了。至于监当等官职，都是征收课利、供给费用的职位，竟有一个空缺设置五六名添差官的，这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如果是为公，就不应设置添差；如果是为私，那么天下吏员如此冗多，所有职位都可以由五六个人共同占据一个空缺了，为什么唯独监当官可以这样做？所以凡是添差以及所谓不厘务的官职，都应当全部裁减罢除。自从战乱以来，士子荒废学业、失去职业，只想着获得平时的进身之路，于是投匦函献封事；到了科场，又请求收试、求取恩典免试，风俗因此大坏，应当制定劝勉激励的办法。将来的科场应当降下指挥，特别延后三年，并且命令士子进修学业，等待下一次科举。近年来法制趋于宽松，迁升官职而侥幸冒进的人很多，任子入仕的仕流也变得混浊，应当根据时势的需要，逐步澄清其根源。凡任子所受的恩典，递进升一等；大礼奏荐的人，必须升至朝议大夫以后才准许，自此依次升进；没有经过郊祀加恩的，仍须经过郊祀。既然取得官职已经很艰难，又必须严格把守入仕之门，遵守铨试的法令；尚未出任官职的人，不得凭恩例或奏辟入官，必须经过考试、选拔合格后，才准许注授。像这类事情，朝廷整顿纲纪和法制，明确表示一定实行，那么官员的流品会逐渐清明，民力自然宽裕，国用自然充足。还要慎重选拔守令，并让他们长期任职，以安抚体恤已经困苦的百姓。百姓各自安居乐业，增加财源的道路就会扩大，公私双方都能得到救济，不会有匮乏断绝的忧患；守备就会坚固，作战就会胜利，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如愿呢？有人说，像臣所陈述的这些，正是今天的大弊病，却没有治理它们的办法，人们只是在防范、议论罢了。臣认为不是这样。那几个人都是陛下亲自提拔任用的，并非出身世家、有根基而形成难以驾驭的势力；陛下明察利害，命令大臣逐条写成一幅诏书，谁敢不服从？手握兵权却不奉行君主的命令，他们将用什么道理为自己辩白？臣知道他们不敢违抗。如果因循今日的局面，再拖延若干年月，那么唐末五代的祸乱，确实可以逐渐招致。处在拯救大难的时代，必定要有违拂众意的谋略和超越常人的才能，才能建立非常的功业。光武帝起兵诛讨僭越叛乱、中兴汉朝基业，本应广施恩德，以收拢西京人的人心。然而考察他的作为，却是使用法令严密，从未靠政事来取悦人；至于裁减天下吏员，十人中只保留一二人而已，难道曾听说百姓因此怀恨怨叹，反而想满足无穷的欲望吗？孔明辅佐刘先主，志向在于恢复汉室，并向天下倡导大义；而蜀地所据险僻，又处在吴、魏之后，本应崇尚宽大政策来稳固蜀人的心。然而考察他的行事，他用爵位限制人，用法律约束人，起初蜀人感到不安，后来留下的恩爱却可以同召公遗爱于甘棠相比；他死时百姓如同失去父母，却没有听说有人离开蜀地逃往吴、魏，人心只是服从公正而已。处置事情完全出于公心，百姓必然自行服从，并不在于溱水、洧水之间那种相互救济的微小恩惠。汉朝削弱诸侯，七国在同一天反叛，景帝担忧他们得到崤山以东的豪杰，袁盎说：“吴王哪里能得到豪杰来任用？他所任用的都是铸钱的亡命之徒罢了。即使得到豪杰，他们也将辅佐吴王成就义举，不会反叛。”近来朝廷稍想裁减冗员、限制滥设，以抚恤百姓、便利国家，小人感到不利，便跟着大肆喧哗，有的还编造谣言来惊动朝廷；甚至说如果在这里得不到好处，就要携带家属向北离去。为什么不看看那些称臣拜敌的人中，有一个贤能明智之士吗？朝廷中的公卿没有镇定浮言的度量，也跟着改变主意，停止政令的人接连不断。唉！曾认为这样下去，就可以振兴颓败的风俗、成就中兴的功业吗？太祖、太宗栉风沐雨，东征西讨，平定藩镇之祸，取得收养百姓的功绩；而陛下却倒持太阿剑，高拱双手坐视，形成不可动摇的局势，造成失去民心的事情，臣私下对此深感忧虑。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发出臣的这篇奏章，明白诏令大臣考察其中是否恰当，及早议定国家制度。如果认为前人已经败坏的局面如今不能挽救，又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比今天更加困难呢？臣怀着无法胜任的忠诚恳切之心。赵元镇上奏说：“臣先前蒙受陛下不因臣无才而把臣置于宰辅之位，前后任职三年，始终没有取得丝毫功劳；陛下圣明宽容，包容臣的短处，臣恳切辞去职位，而陛下的礼遇和恩意反而更加隆厚，即使粉身碎骨、捐弃性命，也不知道如何报答。如今臣待罪于藩郡，得以自求安逸，还不到一年，突然又承蒙召命，使臣参与经幄，显示并没有最终弃置臣。臣自己想，我究竟有什么值得陛下这样知遇？然而臣区区愚见，有些不得不说的事情，不能不仰冒天听。臣私下认为，陛下继承祖宗基业，正值艰难之时，选拔儒臣，列于侍讲、侍读之职，并不是要他们分章摘句，经营书生的学问，而是一定要在讲论道理之余，向他们询问当今世务。臣虽然学识迂阔偏僻，不足以仰助陛下的听察，也希望稍微施展平生所学，时常提出意见、补正缺失；这正是祖宗设置经筵的意义，何况是在今天呢？臣认为，陛下应当向讲读之臣咨询的，内则是政事的得失，外则是边疆事务的谋略，仅此而已。臣想要献给陛下的意见，也没有超出这些。臣一向不懂兵事，但曾两次经历抵御寇敌，粗略知道其中的事务。臣认为应先巩固根本，再议论攻战；把大将屯驻在江边，把精锐部队分布在淮上，使首尾足以相互呼应，声援足以彼此接应。” 敌人即使强悍横暴，想谋求深入，也会前面受到我大军的压迫，后面又有遭受尾袭的忧虑。而我方漕运已经节省，百姓也稍得安宁；即使敌军长驱直入，只要抬起头来进攻，军身也会随之陷入困境。到那时跨过黄河、越过岱山，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因此在临机应变之间，应当反复忧虑，把持重放在首位。有人想把敌人置于险地而必取成功，这并不是不可取胜的策略。至于如今的边疆事务，规模宏远，形势展开，本来已经十分周全，只是与臣所见偶然不同罢了，也不是怯懦之人所能预先知道的。臣不懂治国的根本，但昨天身在揆路时，妄自设想加以区别，认为朝廷之上曾多次形成党与：吕夷简、范仲淹之党可以合看，因为他们的学术、政事相同，其中多是忠厚老成之士；王安石、吕惠卿之党也可以合看，因为他们的学术、政事相同，其中多是有才能而年轻俊秀的人。至于元祐时期的人，以及绍圣、崇宁、观之党，则不能合看，因为他们的学术、政事不同，品行流别和志趣趋向也有差异。因此在进退、赏罚之际，应申明并严格实行劝善惩恶的原则，使人知道应当归向何处。有人想把善恶混为一途，那么善类一定会受到沮丧和伤害；把君子、小人纳入同一范围，那么小人一定会得势，这是事理的自然结果，也是损害政事的大患。”

译“如果如今的政事议论、好恶判断、官员黜陟以及取舍安排，本来已经十分周全，只是与臣所见偶然不同罢了，也不是浅陋之人所能预料的。”除这两件事以外，其他与人不同的地方固然不少，但臣也不敢自以为是，只是凭着自己顽钝冥昧的资质，固执于自己的见解罢了。如今各项措置已经确定，法令已经施行，众人的心意已经退而听命，习俗也发生了巨大改变。陛下如果想采用臣的意见，再次进行更改革新，那么朝廷内外纷扰不安，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臣如今五十三岁，衰老和疾病日益侵袭，死亡没有多少日子了，又怎能突然放弃自己所持守的见解，低头仰首而随从他人？假如让臣跻身于诸儒议论的末席，陛下将向谁咨询？臣自己也估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献给陛下的了；如果臣明知错误仍不悔改，执迷不悟而难以改变，永远成为弃置之人，不再被任用，也是臣应得的处境。因此臣接到召命便前来，徘徊恐惧，屡次陈述辞职的诚恳请求，不敢就此停止。臣实在担心进见答对时所说的话与时宜不合，便请求退身，反而再次获罪于违慢诏命；若受偃蹇之诛，也就不是陛下从前顾念知遇、允许臣保全自身的本意了。何况从夏天到秋天，臣的脚疾更加严重，疼痛、浮肿，妨碍拜见和趋走。臣已经另具劄子上奏，请求改授一项在外的宫观差遣；在外任职后，臣才敢尽情陈述心腹之言，秘密报告给陛下。”}], 只愿陛下怜悯臣，使臣终老于山林之中，死也没有遗憾。监察御史郑刚中上奏说：“臣听说，人主没有不想听取意见的，却常常忧虑意见难以听进去；议论政事的人没有不希望自己的意见得到施行的，却常常忧虑意见难以被采纳。汉文帝对张释之说：‘不要把议论说得过于高远，应当使它在当今能够实行。’后世学者多指责这句话，认为文帝不能坚持高远的志向，反而把言论限制在卑近细小的范围内。唉！过于高远的议论，哪里值得听取呢？大的方面不观察时势，小的方面不衡量事情，把辨析广博的说法推到三皇五帝之上，而实际施用的效果却常常像没有底的玉杯一样，这究竟有什么益处？文帝告诫张释之，并没有错。虽然如此，文帝为什么不要求张释之提出最恰当的议论，却偏偏希望它卑近呢？这也不能说没有过错。高与卑，本来就不能相提并论。高远虽然不能放纵，卑近固然也不能沉溺。天下的道理一旦沉溺于卑近，事业功效就会衰败委靡，流弊多得说不尽；这种过失，比起过于高远的议论还要严重得多。人主听取意见，臣下议论政事，如果上面不放纵于过分高远，下面不沉溺于过分卑近，始终守持最恰当的议论，以此统一天下人的趋向，又何必忧虑意见难听、难以被采纳呢？所以臣曾说：议论治国之道，必须归于平实；议论人才，必须归于宽恕。” 议论治国之道归于平实，并不是说只见小利而忘记长远祸害。只见小利而忘记长远祸害，那只是浅陋罢了。如今恐怕追求虚名的人不能成事，贪图奇功的人反而留下许多后患；与其彼此夸耀那些难以做到的事情，互相消耗却没有实际成效，哪里如顺应时势、共同守行我们能够实行的道路，重视根本、节省费用，修明礼制、端正名分，使尚未兴起的事业加以振兴，使尚未完备的事情更加整饬，常常使上面端正而下面自然服从，内政得到治理而外部自然宾服？这样，所追求的治国之道不就平实了吗？至于废弃纲纪而不加修明，放纵名节而不加勉励，以为事情高远便不肯实行，以为事情重大便不再举措，这又是人君应当努力做到的。议论人才归于宽恕，并不是说让小人混杂在君子之间。让小人混杂在君子之间，那只是混乱罢了。如今恐怕皋陶、后稷、契这样的人不能世世都有，稷、契这样的人也不能每一代都得到；与其舍弃近处的人才而仰慕远古人才，等待异世才来求才，哪里如同加以磨炼考察，观察其心术邪正？只要不至于违背正道、危害治理，就可以量才任用，按照能力任职，常常使他们尽力去做自己所能达到的事情，竭尽力量而不受不能胜任的责罚。这样，所求得人才的方法不就宽恕了吗？至于倚仗忠诚之名而行奸邪之实，盗取名声欺骗世人，没有能力成事却足以破坏我们的事业，凭借能言善辩来动摇我国是非标准的人，这又是人君应当铲除的。

译议论治国之道，归于平实。” 议论人才归于宽恕，这就是所谓最恰当的议论，可以统一天下人的趋向。可惜文帝为什么偏偏不以此要求张释之呢？恭敬地思量，陛下具有天地覆盖承载万物的德行，胸怀如山林湖泽般广阔，能够包容一切；认为祖宗大都能够疏通耳目、容纳台谏，所以即位以来加意优待进言的官员。即使众人的智慧全部陈述出来，未必能对大事有万分之一的帮助，但陛下能够敞开心怀、委屈自己听取意见，即使舜、禹也不能超过您。凭借这些来成就中兴事业，本来绰绰有余。臣以愚陋卑贱的资质，错误地被陛下防范并任用，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深厚的恩德。然而考察历代情况，那些能够随着事情进展启发劝导、开陈君主意旨的人，确实自有其数量。若所说的不是过高而荒诞妄言，便足以引起当世君主的疑虑；若所说的卑近而浅陋，又不足以扩展陛下的心志。所以他们的议论常常彼此抵牾而不相合。臣区区浅陋的愚见，还希望能够勉强达到犬马自尽之心。只愿陛下怜悯臣的愚昧，幸而赦免臣。” 提刑成都府路刑狱公事冯当可奉召上奏说：臣观察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没有不有赖于学习的。然而帝王的学习不同于儒生，不在于贪多求得、凭借广博通达的才学，也不在于含英咀华、追求文章的文采，而在于参照过去的事迹，衡量当今的政事，制定政策、办理事务以古人为法则。像尧、舜、禹那样考察古道，商高宗那样以先王成法为鉴，就是如此。陛下圣明的天性高远明达，爱好崇尚纯正古朴，在万机之余亲自阅览典籍，博通贯穿而总揽其要，洞察百家学说；从开天辟地以来的事情，到治乱成败的迹象，都如同指点手掌一样清楚。这样的学习，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至于树立德行、办理政事以古人为法，臣希望陛下守住已经达到的境界，并努力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自古平定许多艰难，必定依靠果断决策，臣希望陛下刚健如天，以此作为再造国家的根本。自古君主一旦认定宰相，便让他终身任职，臣希望陛下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以此建立一定的规制。自古任用贤能，庸劣之人就会退避听命，臣希望陛下明确辨别贤能与不肖，以杜绝滥竽充数的过失。自古以来加强根本、削弱枝末，对尚未发生的祸患预先考虑，臣希望陛下培植国家根本，以警戒履霜渐至坚冰的征兆。不仅这几件事如此，陛下扩大圣明的鉴察，洞察古今，凡是古代因此而得到治理的，就把它作为法则；凡是古代因此而混乱的，就把它作为警戒，那么大业必将富盛，盛德日益更新，即使是自古圣帝明王的学问，又有什么能够超过它呢？从前齐宣王贪恋女色、喜好财货，孟子还说他可以实行王道；陛下喜好学习帝王的盛德，臣希望陛下把这种志向扩充广大，追踪前代圣王，使天下获得幸福。宋高宗亲自策问士人，告诉考官说：‘对策中有陈述朝政、切直恳切的，一并置于上等。’太学生王十朋以权力问题作答，大意说：‘臣下所说的掌握权力，并不是希望陛下像秦始皇那样衡量石斗、批阅文书，像隋文帝那样亲自传餐听政，像唐德宗那样刚强自任、不任用宰相，像唐宣宗那样精通吏事、以过分察知为明，而是希望陛下惩戒过去的错误、警戒尚未发生的祸患，使威权和恩福都出自皇上而已。’过去曾有禁止以翡翠装饰的法令，但用翠羽作首饰的人仍旧照常如此，难道是法令不能禁止吗？还是宫中尚未形成穿洗濯之衣、不使衣裳拖地的风气，所以外廷还没有效法呢？法令最公正的事情没有超过选拔士人，名器最重要的事项没有超过科举。往年权臣的子孙、门客之类，大多窃取了高等科第，有司把国家的名器当作向权臣献媚的工具，这样还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可能吗？愿陛下端正自身作为根本，任用贤能作为辅助，广泛采纳意见、兼听各方，以取得成效。（王十朋）答策有万余言，皇上赞许他的经学，认为他学问渊博通达、议论醇厚端正，于是提拔他为第一名。刘行简奉诏逐条陈述利害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二十七日的手诏，命令中外侍从、尚书省、御史台、寺监的职事官，以及监司、郡守、县令等，各自陈述确切的利害关系；凡是可以节省费用、充裕国力、增强军队、使百姓安宁的事情，都逐条陈述上报。又已下诏命大臣设立机构来修明政事，凡有意见上达的，全部交付研究。由此可见陛下焦心劳神地谋求治理，日夜勤劳而没有闲暇，是仰慕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的用意，以恩惠施于天下，真是盛大的德行。然而臣曾认为，修明政事，设立机构加以研究，是应该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应该听取的意见却长久没有听到呢？从前梅福以南昌尉的身份上书，请求借用驿车到行在，逐条答复紧急政务。四方士人本来都愿意贡献自己的见闻，认为这些事情不应当拖延。像梅福这样的人很多。到了现在才开始征求意见，难道这也就是所谓的紧急政务吗？如今中原动荡，九庙迁徙，外有侵扰华夏的远方夷狄，内有兴兵作乱的群寇，又有僭越伪立、窃取国政的人，心怀反复而自相疑惧，日夜图谋攻伐我们。论政务的紧急，没有比今天更甚的了。陛下诏令臣等陈述节省费用、充裕国力、增强军队、安息百姓的事情，这本来就是议论者应当最急切处理的。然而事情平时没有研究，却要求在一朝一夕之间提出办法，所谓充足国力、富裕百姓的措施，实在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想使国力充足，百姓就不能富裕；想使百姓富裕，国力就不足。一旦用度有所缺乏，郡县官吏不过暗中向百姓征取，以应付朝廷的需要，陛下也无法知道。所谓节省费用、增强军队的事情也是这样：想节省费用，军队就不能增加；想增加军队，费用就不能节省。加上还有乌合而来的盗寇，留着他们就会耗费仓廪粮食，又不足以凭借他们来增强军力；裁汰他们则无所归宿，还会重新出来作恶。议论此事的人面对这种情况，确实知道其中的艰难。今天想替陛下议论这些事，却不知道应当先做什么，就是不懂得进言；陛下向群臣询问修明政事，却不先从自己应做的事情开始，就是不懂得政事。今天的事情，在陛下亲自实行的方面，首先没有什么比节省费用更重要的了。这并不是说天下的费用都必须等陛下亲自来节省，而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感动人心、显示好恶，政治的根本也就不能建立。臣愚昧而不肖，在台属任职已有一段时间了。臣私下听说，陛下谨慎小心如同宋成王、康王，节俭的德行如同汉文帝、景帝，专心喜好经书传记，超过喜好声色；尚方供应的服饰器用简朴无华，与士人百姓之家相同。士大夫交口赞叹，认为陛下的圣明思虑宏大长远，不把一天的奢靡快意当作乐趣。然而近来议论者很有些说，每年从左藏库取用的金帛数目不比全盛时期减少，有司因此诉说困难，士大夫对此感到疑惑。

译难道陛下只在自身方面节俭，而赏赐有时没有节制吗？况且左右亲近之人至今没有满足，如果不以礼法加以抑制，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仁宗皇帝曾对侍臣说：‘左藏库每月供给钱一千二百缗，这就是周王所说的供给君王所喜爱、所需用的物品；朕的宫中没有什么费用，应该把这项供给停止。’当时左右亲近之人并不少，然而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觊觎的，是因为知道这件事不可行。何况其中那些畏惧义理、知道羞耻、与皇上同甘共苦的人，即使赏赐给他们也会推辞；那些不是这样的人，全都贪得无厌，不与皇上同甘共苦，又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呢？况且陛下对惠及他人十分厚重，却亲自承受天下的毁谤，难道不是为自己谋划得太少了吗？臣愿陛下稍稍抑制赏赐的费用，对所谓杂色供奉人员以及冗余食禄、无用之人略加裁减，把好恶显示给天下，那么修明政事的根本已经建立，其他枝节事务才可以再议。修明政事的条目，没有大小而不应当举措的；如果确实要按次序实行，不如诏令监司、郡守、县令各自到所属地区，询问父老，研究一方的利害，说：‘哪一项有利的事情尚未兴办？哪一项有害的事情尚未革除？哪家的民田还有可以开垦的荒地？谁懂得军事？谁的才略武艺可以任用？谁是可以任用的地方豪强？’如果到了山川险要、防守江河、濒临海边的地方，就应当说：‘某地可以防守，某地可以交战，某地可以修筑寨栅房舍，某处可以积储粮食、进行漕运。’各自把地方方略上报，然后深入考察、周密谋划，估量可行的就实行。间或派遣近臣巡察当地，核实实际情况，据此实行赏罚、黜陟，那么事情就没有不得要领的。如今从未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却只让他们空泛地议论天下的利害，这对施行大概没有什么益处。赵充国号称通晓四夷事务，尚且说：‘听到一百次也不如亲眼看一次。’臣愿意驰赴金城，画图上报方略，何况其他人呢？至于节省费用、充裕国力、增强军队、安息百姓这些见于实际施行的事情，臣认为不如从民兵中求取，因为这四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古代兵民合一，所以军队可以无穷使用而国家却不知道军费开支；赵国一国就是这样。长平之战，赵国死了四十万人，后来也没有听说赵国无兵。秦国男子十五岁以上都被驱使入伍，这就是百姓即军队。近年以来，把民兵办法献给朝廷的人很多，最终却没有实行。巡社之法已经实行却又很快废止，难道是朝廷认为它会扰民而难以实行吗？这是谋划还不成熟，实行时又没有掌握要领。臣的主张却与此不同：陛下立即实行，不过是下达半纸檄文颁行郡县，郡县承受天子的诏令，向民众说明，百姓就会乐意服从。起初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办法是：不招募，不登记，不训练，不改变他们的身份，不夺取他们的职业，不把他们束缚在官府，也不由吏员限期督促。这样百姓不会受到扰害，反而乐于服从。凡县、镇、乡、社的百姓，都可以共同参加；不愿意的不要强迫。并且让他们练习兵器，如弓弩、戈矛、枪梃、刀牌等，按照各人所习惯的兵器来训练。由现在所称的保正长来统领，向他们说明利害，使各自保护自己的田地、桑树和房舍。境内有盗寇，全部听任他们捕捉追逐。捕获盗寇的赏赐有固定标准，已经载在明文法令中。如果遇到大盗，合力将其杀死或捕获，就上报朝廷，称述其功劳并加以表彰赏赐，如同效用之法。平时讲习，武艺精熟的人，听任保正长推举，不论人数多少都上报州郡。州郡加以考核试验，对于被举荐的人加以辨别奖赏，免除本人身丁钱以及三次杖刑，允许以钱赎免。他们既然知道保护田地、桑树、房舍的好处，又有意外获得表彰赏赐的荣耀，不受官府束缚，也不受官吏督促，又有谁会畏惧而不参加呢！” 如今天下士人聚集起来，由有司考试，按次序荐送，再由官府任用他们。他们确实以做官为利益，带着书策寻求荐举，即使终老一生也不后悔。何曾招募他们参加科举、登记他们使其不能脱身呢？让百姓练习军事，与此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可以务农或经商，不改变身份，不夺取职业，还可以趁闲暇时召集朋友，彼此讲习：拿棍棒的练习击打，拿戈矛的练习刺击，练习弓弩的骑马射箭。他们回去后再寻求有余力的老师学习，又何必驱赶他们、强行教导呢？况且山谷间强悍的百姓，起初从未受过训练，但武艺超过官军的，到处都有。如果说一定要驱赶他们来训练，使他们懂得坐、起、进、退，那就如同博士先生宽衣缓带、慢步登堂，端坐高堂讲经，再让学生坐在堂上，击鼓指挥他们进退，把这些作为文教礼仪的表率，用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罢了。所谓学习，难道真的必须依靠这些形式吗？孔子说：‘不教百姓作战，就是抛弃他们。’臣却说乡社之兵不必由官府训练，并不是说军队不需要训练，而是因为他们的形势与官军不同，并非依靠国家供养；牵涉的事情太多，一旦加以扰动，他们就不会乐于服从。即使假定他们训练得不精熟，给他们一些年月，所得到的效果达到十分之一，难道还不算多吗？唉！军队的弊病太严重了，其中的祸患多得无法说尽。在祖宗时期，平时没有战事，却竭尽天下的力量来养兵；在今天国势危急之时，又竭尽天下的力量来养乱。臣今天的主张，虽然不能在显著的危急时刻立即消除祸患，却可以替陛下在祸患尚未显露时预先消除；虽然不能在一朝一夕之间使国力充足、百姓富裕，却能替陛下在三年以后做到这一点，并且成为长久无穷的利益。如果因为三年以后不能救目前的急难，便搁置而不研究，那么这种弊病终究不可能得到挽救。愿陛下把臣的奏章交给群臣共同议论，如果认为可行，就制定奖功劝劳的典章，参考旧有法令，斟酌增删后施行；至于具体办法，臣所不能知道。有人说：臣的主张朝廷不是没有听说过，只是最终没有实行，是害怕百姓懂得军事后反而作乱。臣说不是这样。强悍的百姓在山谷间突然聚集，十人百人成群，轻易侵犯县镇，居民无论远近、人数多少，都望风奔逃。过去敌人到来时，通常一个步卒就能驱赶十几、几十人，百姓拱手屈膝接受鞭打攻击，没有人敢抵抗；这不是他们不顾惜生命，实在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战斗、击刺之事。只要有一个人稍微懂得，就会扛着戈、拿着棍棒出来抵挡。这些都是臣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

译即使假设一个乡社的百姓自行起兵为盗，也有其他乡社的士兵来制服他们；一个县镇的百姓起兵为盗，也有其他县镇的士兵来制服他们。何况未必都会这样呢？臣对此已经反复深思熟虑了。臣也看到陛下诏令大臣设置官属、建立机构来讲论政事，以修明政事为名，确实很好。但要使这个名义名副其实，应当怎样做呢？假使全国的政事如同一家事务一样，上下同心协力，彼此充分沟通，竭尽精力、穷尽思虑，推诚尽忠，不存嫌隙，不顾望陛下的风向，也不迎合大臣的议论，勤勤恳恳、忧虑不安，只怕一件事留下错误的谋划，一件物品遗漏真实情况，那么大概可以达到成功，成功指日可待。如果只是喜爱这个美名，却不能充实它的实际内容，还聚集众人争论互相诋毁，像在道路上听取众人的意见来筑造房屋，那么不但不能指日可待，恐怕连议论也有不出于至公的了。元丰条例的制定、崇宁讲议的名义，都是权臣所发起，结果弊政充斥，给天下留下祸害，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愿陛下明察。臣愚昧没有见识，只姑且陈述大概来答复圣上的询问，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察看。行简又上札子说：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向下合乎人心，向上合乎天意，居中合乎大道，只有一个字可以概括，就是‘公’。” 老子说：“宽容才能公正，公正才能成为王，成为王才能合乎天，合乎天才能合乎道。”这大概是说，混合融通而成为一体；没有宽容就不能公正。三公这一称号，是说他们宽容而能够公正。王，是对大王的称呼，是说他公正而能够广大。因此，公正不能不与王具有同样的德行，王不能不与天具有同样的道，这就是天下最根本的道理。臣私下观察，陛下自登临帝位以来，对于天下的事情，从来不曾把个人好恶放在其中：大臣认为贤能，就提拔他；台谏认为不对，就罢退他。至于政事的因革，群臣都认为可以实行，陛下就审度他们的意见后停止或施行，可以说是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合乎天道、大道。然而身为三公，却不知道与王具有同样德行的人，并非一天了。自己所喜好的人就亲近任用，即使违背道理、危害事情也不加以非难；自己所厌恶的人就夺去职位，即使才干足以任用也不选取。意见合乎人心的也不实行。这样一来，政事怎么能没有弊病？百姓怎么能不受其祸害呢？只有公正，所以贤能的人愿意立于王朝之中，而不肖之人退避听命、改过自新。道德因此统一，风俗因此一致，上面没有弊政，下面没有侥幸得利的人；内政因此得到整顿，远方之人因此服从。所谓公正，不过是一句话罢了；但表现在利害关系上，竟然有这样重大的作用，能不慎重考察吗？臣愚昧，希望陛下诏令执政大臣、谏官、御史以及百官，都体察圣心，铲除弊习，广开正道，始终如一。这样，治国之道兴盛起来，三王可以成为第四，五帝可以成为第六，天下就会广大安宁、没有忧患了。行简又进呈史事说：汉武帝倾心于儒术，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都喜好儒术，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赵绾推荐他的老师申公，天子派使者带着束帛和玉璧，乘安车、驾驷马去迎接申公。申公到达后，天子询问治理国家、造成乱局的事情，申公回答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在于实际努力施行得怎样。’当时天子正喜好文章辞藻，听见申公的回答后默然无言；但既然已经招致他来，便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住在鲁邸，参与讨论明堂之事。” 臣曾认为申公的话，是天下最重要的话。自古以来喜好治理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慷慨激昂地希望见到天下贤士、寻求天下议论，然后逐步施行的。过了一段时间，利害的实际情况已经清楚地了然于胸，却往往不能忍耐而立即实行；明知有利之事不能兴办、有害之事不能革除，却仍然只是谈论有余、实际行动不足，往往都是这样。《中庸》说：‘喜好学习接近于智慧，努力实行接近于仁德。’汉武帝初年，大概还没有分辨清楚这一点，所以对申公的回答感到疑惑。后来他罢斥百家，表彰六经，制定礼乐，改变服饰色彩，典章制度和文物礼制都灿然完备。有意要做的事情，他全都努力实行，并不认为非常困难；怎么知道不是申公的话启发了他呢？假使他所实行的事情不改变文帝、景帝的恭谨节俭，而专门用于爱护百姓、使万物得利，那么后世一定会把他看作贤明圣哲、世所罕见的君主。然而汉武帝处在文帝、景帝极盛的治理之后，对于天下的事情，尚且认为不能不这样努力实行，何况处在多难之时呢？所以臣说：申公的话，是天下最重要的话。行简又上论人主要努力实行、果断决策的奏疏说：臣听说，《尚书》说：‘知道并不困难，实行才是困难。’又说：‘治理国家不在于多说话，只在于实际努力施行得怎样。’自古以来有所作为的君主，没有不慨然希望听取天下人的意见、寻求其中利害的实际情况的。听到之后，便安然搁置，不能果断实行，往往都是这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似是而非的议论足以使他迷惑，而且自己不能克制罢了。恭敬地思量，陛下怜悯长期积存的弊病尚未清除，忧虑衰败的纲纪尚未振兴，政务烦杂、百姓困苦，费用增加、财力耗尽，于是再次诏令大臣设立机构加以研究。凡是对百姓不利、对政事有害的，都停止施行，恩德心意极其优厚。然而至今还没有听说有什么措施施行，臣私下忧虑，恐怕有人用似是而非的话欺骗陛下的听闻，说：‘如果这样做，就会失去人心。’所以臣想替陛下说明这一点。所谓失去人心，是担心刑政苛刻暴虐、赋役繁重，从而失去百姓之心；担心好恶不公、赏罚不明，从而失去士大夫君子之心。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那么所失去的只是小人之心。失去小人之心而得到百姓和士大夫君子的拥护，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臣愿陛下对于今天的政事，详细审察其中利害；应当停止施行的事情，由圣心决断，不要三心二意，不要疑虑不决。这样或许可以迅速看到成效，使那些委靡不振的事情全部得到振兴。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察看。”

译户部侍郎叶梦得上奏说：臣听说边境祸患突然发生，骤然扰乱中原，自古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然而盛衰循环，即使是天道也不能完全避免；只要懂得消长盈虚的道理来应对，不失其正道，就能把乱局变为治理，把危急变为安定，这也只在人的作为而已。周朝的后稷在最初创业，功德深厚。传了两代到不窋，便失去了官职。公刘继承他，离开邰地而在豳地建国，周朝才得以继续。自公刘传九代到古公亶父，积累的德行和功业比以前更加兴盛，却受到獯鬻逼迫，又离开豳地而在岐地建国，实际上开启了文王、武王的事业，最终拥有天下。文王时也有玁狁、昆夷的祸患。文王、武王传九代到厉王，又受到犬戎逼迫；宣王继承其后，周朝再次兴盛。三代之中像周朝这样，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但它两次失国、一次失去天下。或者受到獯鬻逼迫，或者受到犬戎逼迫，然而中断之后又能继续，始终没有使长久的事业彻底败亡。至于预言享国八百年、传世三十代，是因为有公刘、大王、文王、武王、宣王相继承续的缘故。如今国家的形势，不幸与此相似。然而我国经历二百年的太平安宁，天下生息繁衍，很久没有看见战争，所以盛极之后也可能衰败。由于敌人孱弱鄙陋、荒僻污秽，只能暂时在一方苟安，不能列入王会，也从来没有能够与中原相通，所以衰极之后也可能转盛，这是道理上本来可能发生的。但消长盈虚的变化如果把两方面的变化都充分利用，那么我方暂时的衰弱，未必不是盛大无穷的根基；敌人突然强盛，也未必不是灭亡速死的根本。从前吴王夫差攻伐齐国，战胜归来，伍员说：‘上天所要抛弃的，必定使它很快接近小的喜悦，而远离大的忧患。大王如果不能在齐国实现志愿，反而因此警醒王心，吴国还可以世代延续。如今上天的福禄很快降临，正说明吴国的命运不会长久。’后来吴国果然被越国灭亡。吴国攻入楚国郢都，击败楚国水军，俘获两名将帅、七名大夫，楚国十分恐惧。子期又在繁阳战败，令尹子西却独自高兴地说：‘现在才可以有所作为了。’于是楚国迁都到鄀地，改修政事，楚国又安定下来。以吴国来观察敌人，怎么知道上天不会使它远离大的忧患？以楚国来比照我国，那么天下本来就可以因此有所作为。何况祖宗的德泽深厚，盘结已久；太上皇帝谦逊自我约束，渊圣皇帝敬畏谨慎，陛下又继承了英勇刚烈、神明威武的品德，世世相承，具有后稷、公刘、文王、武王、宣王的美德，而没有厉王的过失。臣私下估计，敌人不出三年，势必发生混乱。为什么呢？自从与契丹交战以来，已经二十年，人民疲惫、众人怨恨，这是第一点。乌乞买年老孤弱，但斡里雅布、尼玛哈远交近攻，已经占有中原的财物和土地，他们势必互相争夺，这是第二点。他们所使用的军队，是劫掠各小国得来的乌合之众，把他们当作肘腋；所谋划任用的人，又是依托契丹的、从灭亡余烬中保存下来的人，把他们当作心腹。恩怨不一致，间隙很容易产生，这是第三点。他们既然两次在我国取得志愿，气势必然骄纵；所盗取的金珠玉帛之富，正好开启他们的奢侈；所占有的子女、服食供奉，正好滋长他们的欲望。奢侈一动而欲望放纵，还有什么可以长久依靠呢？这是第四点。燕、赵、汾、晋之地被驱使的残破百姓，早晚歌吟思念汉人，必定不甘心忍受成为异族衣冠下的鬼魂；只要稍有机会，必然抛弃敌人前来归附。众人离散之后，只能用刑杀来威逼，怨怒就会更加严重，内部将自行崩溃，这是第五点。积累这五点，按道理哪里能够长久？只是自古以来复国的艰难，必须有大智慧而不受迷惑，有大勇气而不恐惧；懂得安逸享乐开始于忧患勤劳，敌国外患正好可以成为我们的利益，才能有所成就。这就是臣所说的以正道应对形势、充分利用变化。恭敬地思量，陛下洞察的德行足以遍观盛衰的道理；雄健威武的器量足以全面应对强弱的实际情况。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深入考察周成王、周宣王之所以中断后又复兴的原因，以长久保持公刘、大王、宣王的功业；慎重察看吴国、楚国转为存亡的关键，以验证伍员、子西的议论。讲求修明政事，集中任用忠臣贤能；为值得忧虑的事情忧虑，不因我国暂时弱小而屈服；畏惧应当畏惧的事情，不因敌人突然强盛而害怕。这样，恢复七庙基业、使四海安定、向北迎回二位圣帝，就一定能够实现了。御史中丞廖刚上奏说：臣听说，想端正末端，必须先端正根本；想使水流清澈，必须先澄清源头。自古治理天下国家，谁不想兴利除害、振兴停滞、补救弊病，以成就治理的功业？然而每每不能做到，是因为不寻求根本源头罢了。臣私下观察今天天下的事情，不遵循根本而办理的还很多：比如忧虑经费不能支撑，便想尽办法搜刮聚敛，却不说节省事务、平均节制开支，这难道不是根本吗？忧虑盗贼没有平息，便竭尽力量追捕，却不说选择人才来安抚治理，这难道不是根本吗？功业不能建立，是因为有的事情刚开始便突然停止，使人不能尽展才干；命令不能取信，是因为轻易发布而又屡次更改，使百姓无法安定自己的心志。至于刑罚威势松弛，逐渐导致军队骄纵；名器轻慢，逐渐形成官员冗滥，也没有无缘无故就这样的，只在于反过来寻求它的根源罢了。虽然如此，这还只是事务的一端而已。事务的端绪本来就难以全部列举，此外还有所谓最重要的根本源头。孟轲说天下国家的根本在自身，董仲舒说远近没有不统一于端正，关键只在于自身端正。因此，琐碎烦杂，所有事情都会败坏；清静无为，百姓自然安定。这就是最重要的根本源头。掌握了它的道理，就能无为而治。扬雄说：‘天下虽然广大，治理它在于道；四海虽然遥远，治理它在于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君主只要明白大道，意念真诚、内心端正，那么忠臣和奸邪就如同看见肺肝一样清楚，是非就如同辨别黑白一样分明，又何必等别人进言之后才明白呢？臣这一点微薄的愚忠，姑且请求把这些意见献上。

译李弥逊从庐陵以左司的身份被召入朝，登殿上札子说：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像手持秤衡量物体，始终使根本与末节、轻与重处于适当的平衡，不会有偏颇而导致一方面不能举措的祸患。唐朝自中期以后，方镇骄横，逐渐酿成祸乱，到五代时更加严重。艺祖亲眼看到其中的弊病，惩戒前代覆辙，所以削弱州郡的权力，以尊崇王室、掌握威权，这确实是消除祸患、挽救时局的适宜办法。然而当时强兵劲卒全都驻屯在京师以及西北近畿，往来更换戍守，沿途不断；百姓安逸快乐，财用丰足，州郡奉行诏令条文，因此能够没有忧患。后来太平日久，兵制逐渐败坏，百姓更加困苦，而州郡的权力又更加削弱，根本与末节都衰弱，终于导致祸患，这已经是明白的先例。到了今天，竟然没有稍加改变：帅臣、郡守只握着空拳，兵力少、百姓贫困，城池毁坏破败，财赋全部上供，军饷不足，只能勉强应付眼前，常常连供给都无法周全。平时稍微提出防备守御的计划，群臣便竭力阻止。一旦发生警报，只能拱手无措；贤能的人甘心守节，不肖的人则保全自身逃生。即使诛杀、流放失职的官吏，那造成的祸害也已经多得无法说尽。朝廷平时看待州郡，就像越人看待秦人一样，州郡的贫富从来不问，却不知道王者应以天下为一家，朝廷要依靠州郡作为藩篱屏障。州郡受到扰乱而衰弱，朝廷的形势就不稳固了。譬如拥有千金的人家，只知道堂屋内室可以保守，却忽略门廊墙垣；不知道门廊墙垣毁坏了，堂屋内室还能安稳吗？臣愚昧，希望慎重选择贤能之才来担任帅臣、郡守，给予他们处理事务的权力，使他们能够竭尽才力、施展功效，上面宽解顾虑忧患，下面消除奸邪盗贼，以发挥如臂使指般的作用。从前董仲舒说：‘应当改革而不改革，即使有大贤人也不能治理好。’如今正是政事松弛、应当改变和整顿的时候。恭敬地希望陛下以睿智仁慈留心，择取适中的办法，天下幸甚。李弥逊任户部侍郎时，又上札子说：臣曾看唐太宗询问创业与守成的君主，房玄龄认为创业困难，魏征认为守成困难。臣愚昧地认为，创业、守成虽然都不容易，但中兴尤其困难。因为振兴衰败的纲纪、补救弊政、改变风俗、召集流亡百姓，政事中可以因循的地方，往往因痛惜前代覆辙而反被废弃；事情中可以改革的地方，又拘守成规、胶柱鼓瑟而不改变，要想取得成功，确实非常困难。《易经》说：‘有超过常情、超越众人的作为，才能成功，所以小过卦之后接着是既济卦。’自古以来，君主若没有超过常人的作为，就不能扭转衰败混乱的风俗，建立安定太平的治理。只有周宣王因为任用贤能而得以复兴古制，汉宣帝因为赏赐必信、惩罚必罚而实现中兴，光武帝因为总揽权纲而重建汉室，唐肃宗因为整治军队、讨伐盗贼而恢复唐朝国运；汉元帝因为虚心礼贤下士，收取一时的声望，从而保全江左。至于区区的勾践，尚且能够劳苦自身、焦心思虑，消灭强大的吴国，尊奉周王室，来复兴自己的国家。可见天下的事情，没有努力实行却能够成功的，也没有不去做却能够成功的。此后以来，即使有希望治理国家的君主，最终不能成就继承、复兴的大业，也是因为政事之中有许多妨害成功的因素，却不能铲除它们。将帅虽然众多，却失去了控制驾驭的方法，这是妨害成功；财用虽然充足，却失去了平均节制的原则，这是妨害成功；制定政令的人如果只贪图一朝之利，而不作长远规划，这是妨害成功；在位的人怀有只求自身安逸的私心，而没有以国事相托的志向，这是妨害成功。有这几种情况，却想求得中兴功业，就像农夫不除去田间杂草，却希望禾苗茂盛，难道不困难吗？臣仰念国家的艰难，是古来从未听闻的。陛下早起晚睡，卧薪尝胆，凡是政事的得失、百姓的利病、人才的贤否，以及任用将帅、训练士卒、充实财用等，只要有一点能补助中兴治理的，陛下没有不深入研究、努力实行的。然而失去的国土尚未收复，强敌尚未消灭，难道是规划还没有确定，而妨害成功的因素还没有除去吗？如今强敌正在中原驻屯，取用京畿的粮食，分兵驻守淮河、泗水一带，观察时机、窥伺间隙，窥视我国中原，志向很大，并不肯轻易举动。这正是忠臣义士因此流泪、平民和士大夫常常因此寒心的原因；可是朝廷却只崇尚大体，致力于保持镇静，习惯于眼前的安逸，忘记善后的计划，像秦人、越人那样彼此冷眼旁观而不加以忧虑。臣愚昧，实在不能明白。臣听说孟子论述当前最急迫的事务，《易经》阐明顺应时势的道理，君子发现祸患的苗头，就不会等到一天结束。又听说，勇士孟贲、夏育如果不先戒备，连儿童也能抵抗；鲁国的鸡如果不预先准备，连蜀地的鸡也能胜过它。假如谋略不预先确定，将帅不能协力，士卒平时没有训练，军饷没有预先准备，却任凭岁月流逝、苟且偷安，不早作谋划，等到有一天秋风高起、胡马嘶鸣，再后悔就像咬自己的肚脐一样，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臣愿陛下以乾刚之断作出决策，以离明之智加以洞察，实行当前事务、顺应时势的训诫，如同救火、援救落水者那样急迫；用正确的方法驾驭将帅，依照道理节制财用，把苟且的政事改变为长远的谋划，惩戒只求自身安逸的私心，以激励臣下的节操，努力除去这些妨害成功的因素；然后像周宣王那样任用贤能，像汉宣帝那样信守赏罚，像汉光武那样总揽权纲，像唐肃宗那样扫除大患，再取法汉元帝、勾践的事迹作为规范和借鉴。这样就会看到，中原没有不能收复的，强敌没有不能攻破的；这实在是宗庙社稷、天下百姓无穷无尽的福祉。臣忧思忠愤，情绪激切，惶恐不安，实在难以自持。至于……” 通判广州的汪应辰被召入应对，奏道：“臣私下认为，天下的事情，如果人的智慧足以谋划，力量足以推行，那么即使事情非常艰难，也应当没有不能办成的。然而考察实际成效，往往同人的预料相违，变故的发生也常常超出人的智慧和力量。过去成败的事迹，像这样的很多。因此圣人谈论天下之事，认为不是人力所能完全预料和决定的，便把它归于天。至于谈论天道时，又说‘我不敢知道’，说‘天道不可以完全信赖’，说‘天意难以测度’，说‘天命没有常规’，却又必定把它归结于人事。所谓人事，并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是我们内心的仁心诚意，以至于对天无愧；把这种仁心诚意扩充到广大无边，勤勉实行而长久不懈，不因个人好恶扰乱正道，不因利害变化而改变操守，使存于内心的没有丝毫差错，施行于事情的没有一点缺失，内外纯正精粹，与天道合而为一，连天也不违背他，那么事情即使极其艰难，也大概没有不能治理的。乖戾之气可以消除而转为和气，强暴之心可以感化而转为善良，衰败的风俗可以改变而转为安定，使四方远近的民族宾服，百种祥瑞畅达顺遂；这些全都是从心中发出、从早到晚积累而来的。”

译由此说来，所谓天道，就是人事。所以二帝三王时期，君臣之间相互警戒，没有不称说天意的，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心从未不在上帝左右。秦、汉以来，圣人之学日益衰微，把天与人看成不同的领域，幽明各有不同的作用，天下的治理也比古代逊色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凭借聪明睿智，面对艰难忧患的时运，忧念南北百姓肝脑涂地的灾祸，这出自深切的内心，于是屈己求和，以保全遗民，招致祥和之气；这正是上天的心意。过去战国纷争，只有孟轲认为‘不喜欢杀人的君主能够统一天下’，实行仁政便能称王，没有人可以抵挡。臣曾考察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二百多年，北方又分成十六国，其间的变故数不胜数；然而南方也不能超过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失败的原因，有的是不能估量形势，轻率地役使百姓，侥幸求取战胜；有的是因循苟且，安于细小的享乐，从未以至诚恻隐之心讲求和实行仁政，作为长久宏大的计划，所以最终都无法仰合天意。陛下高瞻远瞩，明白地知道天意所在，好生之德本已感通上下，只是政事之间，天下百姓盼望陛下亲自决断，已经很久了。” 近来以来，明诏屡次下达，革除长期积弊，铲除荒芜污秽，解除烦琐严密的束缚，振拔淹滞的人才，防止并疏导壅塞之处，这一切都出自圣意。百姓欢喜鼓舞，有的甚至感动得流泪；人心如此，天意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陛下要保全宏大的谋略、长久敬承上天的福佑，难道只是做到这些而已吗？推究陛下平日存于心中的圣意，以及今日已经施行的仁政，在防微杜渐之处保持戒惧，在宽仁隐密之中奠定国命，必将一天比一天更新，使天下获得福祉。人才既已进用，不分新旧，却要特别严格地辨别邪正；言路既已开放，不论远近，却要特别仔细地察明是非的实情。寻求政事的缺失而加以修补，使国家成为富强之国；寻求下民的疾苦而加以振济，使百姓成为太平之民。到那时，天意与人事完全相合，如同符节相合，天下将发生空前的大变化，有些事情还会不待期望而自然到来。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全都在陛下了。” 应辰任户部侍郎时，又进献前代故事说：“唐太宗刚即位，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褚亮等，命他们轮流值夜。退朝以后，召入内殿，从容宴见，有时谈论往古成败，有时询问民间事情。每当谈到农耕的艰难，就努力遵行勤俭；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商议减免赋税徭役。至于讽诵《诗》《书》、讲求典礼，咨询不知疲倦，有时直到半夜。至于军国大事、防微杜渐以及时务得失，则交给辅相负责，完全不相干涉。又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我年轻时喜好弓箭，得到十几张良弓，自以为没有比它们更好的。近来拿给弓匠看，他却说全都不是良材。我问他原因，弓匠说：“木心不正，木材的纹理就都歪斜；弓虽强劲，发出的箭也不直。”我才明白，过去辨别弓材还不够精细。我靠弓箭平定四方，对弓箭尚且没有完全了解，何况天下的政务，难道能够全部知道吗？’于是命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多次召见，询问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臣听说，拥有天下的君主，常常忧虑不能使天下的实情通达，不能察知天下的道理。实情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中关节和经脉不能相连；” 道理有不能察知的地方，就好比耳目不能正常视听，却想靠它来运动手足。然而一天之内有万机繁忙，堂下相距千里之远，却想使天下的实情没有不能通达的，天下的道理没有不能察知的，这种形势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大概必须广泛咨询、访求、采纳，广泛阅览、兼听各方，使有所见闻的人都能到面前陈述，使有疾苦的人都能到君上面前申诉；这样即使不曾逐家逐户察访，也已经卓然处在没有蒙蔽的境地了。凭借这些来应对事变、处理世故，也就可以把政务办妥了。舜的聪明，是从耕种、制陶、捕鱼开始，又经历各种艰难考验，然后才成为帝王，本来应当没有什么不知道的。继承尧之后，他完全遵循尧的道路，本来应当没有什么需要作为的。然而《尚书》记载，他却把向四岳询问、打开四方门户、使四方眼目明亮、使四方耳聪作为首要事务；那么舜之所以成为舜，之所以能够继承尧，难道是只凭自己的聪明吗？其实是取法众人，把善处作为自己的善。三代以后，只有贞观之治差不多可以比拟成康之治。太宗即位后，选择天下名士，同他们秘密勤勉地讨论政事，夜以继日；又命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值宿等待询问，这就是达到大治的根本。” 陛下以大明继承光明，广泛寻求直言，召用年高有德之人，已经像舜和太宗初年那样了。然而臣认为，圣人的心总是自认为不足，所以向臣下求取补益，也没有不做到极致的。舜认为向四岳询问还不够，所以接着打开四方门户；认为打开四方门户还不够，所以又扩大四方的视听。太宗既然已经得到天下名士并与他们共同居处，然而不可以认为众人都不会愚昧，有的人或许有所见解，所以京官五品以上也都可以依次进见。臣愿陛下根据今日所实行的继续推而广之，谨陈六件事，供陛下采择。第一，唐代宰臣即使休假，也照常被召见，大多从容赐座，讨论政事大体。至于起草拟定任免等类的文书，则退下后以详实文状画可批准，仍有古代君臣论道的遗意。如今虽不能完全恢复古制，臣私下认为，二府进呈政事之余，也应赐给他们闲暇宴见，使他们能够尽情吐露心中所想，无所顾忌回避。君臣之间真诚已经相通，议论已经确定，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第二，侍从之臣本来以讨论政事、思考谋划、进献意见为职责，如今却各自有所属司局，往往以越过职掌为嫌。应当明白降诏，向他们说明近臣应当竭尽规谏的义务；这样所谓侍从，就不只是守住所属官司的职责了。”

译第三，尚书六曹虽然是奉行既定诏命的地方，但元祐年间曾规定：凡奉行制书以及已经奏报而从道理上看有不便之处的，都要迅速具奏上闻。后来大臣掌权，厌恶这项制度妨害自己，于是废除了它。如今应当恢复元祐旧制；这样所谓有司的职责，也就不只是奉行文书了。第四，讲读官应当接受询问，以推究古代义理，补益圣学，同时明白当今的事务。像祖宗朝迩英阁、延义阁记注中所记载的事情，仍然可以考察。第五，臣私下见英宗皇帝亲自处理政事时，谏官司马光上言，请求恢复先朝旧例：每天轮流由一名侍从官在资善堂值班，夜里则住在崇文院，皇帝不时召见应对，同他讲论古今治国之道以及民间的真实情况。司马光论述这件事达四五次，最为详细周全；希望陛下举而实行，这也是唐代弘文馆的本意。第六，祖宗除了上朝听政之外，还再次到后殿亲自裁决各种政务。例如外路部送到的罪人，投匦申诉事情的人，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考核及差遣的人，审刑院、刑部为降职官员叙复的人，经过到达的军人，以及审查囚犯、释放欠罪的人；即使是卑贱的官员、下级吏卒、军卒、徒役和隶卒，也都逐一召来询问，核查事实。” 有冤屈的必定得到伸张，有欺骗蒙蔽的必定得到察究。如今只有选人改换官阶以及囚犯收押、疏决时，才得以召见，其余一概听凭有关部门办理罢了。祖宗的制度虽然未能完全恢复，臣私下认为，如今臣民因事情来到朝廷的人，本来已经很多，愿陛下省阅他们的状牍，亲自赐予询问，按照事情的道理由圣意裁决，其中也可有所取舍。以上这些做法，都是祖宗已经实行过的；它们不只是为了使天下的实情通达、天下的道理明察，也能使大小臣僚才识的高下、志趣的邪正，都无法逃过圣上的览察。天下幸甚。” 《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四十九。明，杨士奇等撰。治国之道。宋孝宗即位，陆游上奏说：“臣听说，君王以一人之身统御四海，人情纷杂，事变接连而来。只有镇静以等待事变，心志才会端正而明察；只有慎重以持守，器局才会宏大而端正。这样便没有偏听的过失，没有轻率行事的错误。上天不说话，舜又有什么作为呢？当今士大夫的学术卑下浅陋，见识思虑狭窄短浅，却偏偏认为君王取得帝位，必定要用某种方式震动天下，于是厌常喜新的议论兴起，炫耀智巧、惊骇世俗的政令出现。这正是众人所喜欢而君子深深忧虑的事。臣恭敬地看到，陛下从居于潜邸直到登基统治天下，三十年间，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没有熟悉的？即使每天发布百道命令，本来也很容易。可是陛下却谦恭退让，安静而不妄为，深沉静默而不炫露聪明。对上承接寿皇的睿智谋略，对下采纳群臣的公议。遇到议论尚未决定的，便从容缓缓裁断；政事有应当施行的，就顺势推行。道理妥当，事情允合，往往超出臣下的思虑之外。有心思的人诚心佩服，有言语的人赞叹不已。这样看来，所谓镇静与慎重，陛下已经具备了。唉！即使一郡一县的长官，开始处理政事时，尚且要用新奇之举炫惑众人，以敏捷迅速来博取声名。陛下拥有天下的有利形势却不用，拥有圣明绝伦的见识却不施展，超越群臣，岂止千万亿倍。” 可是有人却正把震动天下作为献策，这本来就是儿童般的见识，是陛下所不采纳的。臣私下担心，群臣中献上这种说法的人会逐渐增多；即使陛下决不采纳，然而臣怀着爱君的恳切愚忠，不能不设法坚定圣心，扩大初期政务。过去魏征担忧贞观之政逐渐不能善终，苏辙也说只要能像元祐初年那样就够了。至于开始进取过猛、很快退缩，只追求震动耳目、博取视听上的效果，却没有至诚恻怛之心坚持到底，像唐明皇焚烧锦绣、唐德宗放归驯象这样的事，实在是陛下应当时时借鉴的龟鉴。因此臣希望陛下谋划事情、衡量时势，不厌其详从容办理；施行赏赐、议定刑罚，不要只求一时痛快。若能兢兢业业，常常像这样坚持三个月，成康、文景的盛治就会重新出现在今日。臣是犬马般卑微的小臣，越职妄言，冒犯天威，臣惶恐至极。” 陆游又上奏说：“臣听说，善于观察一个国家的人，没有别的标准，只看公道是否施行罢了。《尚书》说：‘不要虐待孤苦无依的人，也不要畏惧高明之士。’《诗经》说：‘柔弱的人也不欺压，刚强的人也不逢迎。’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若是虐待孤苦者、畏惧高明者、欺压柔弱者、逢迎刚强者，却能使天下大治，自古从来没有这种道理。朝廷的体制，责问大臣应当详细，责问小臣可以简略；郡县的政务，治理豪族大姓应当详细，治理普通百姓可以简略；征收赋税应当先从富裕人家开始，征税应当核查大商人，这才叫最公平、最公正。在一个县实行，一个县就会治理好；在一个郡实行，一个郡就会治理好；在天下实行，即使治理效果还赶不上古代，也绝没有不成功的道理。”臣看到，近来朝廷因为有人进言，规定必须有显著功劳事状，才授予职名；实行了几年，而大臣、近侍中不称职的人却反而得到晋用，帅臣、监司加职的人又到处都是。至于铨曹的格法，对于限制小官的规定，却从未稍有放宽。庆典施行时，恩泽所及极广，贴职以上的官员按例都甄别恢复官职，即使是依附秦氏而获罪的人也包括在内。至于普通调职的孤寒偏远之人，本来有很多长期牵累于刑法的，如今即使再次颁布赦令，使他们都得到恩泽，铨选法的拘束，也一定不会这样宽大。” 这岂不是反而对大官责罚简略，对小臣责罚详细吗？郡县官吏不能自立，只会观望揣摩，唯独畏惧强者。豪强即使犯下重罪，贪婪或狡黠的官吏便公开同他们做交易；廉洁或怯懦的官吏又只顾自保，说：‘难道不会反过来被他们害了吗？’凡是把祸事嫁给平民、把罪责推给奴仆的，都是有关官吏替他们设法遮掩。灾荒年间，虽然贫富都受困，但富人的获利来源很多，穷人只有守着田地，究竟应该救济谁呢？看郡县公堂上被鞭打得流血、身戴刑具的人，全都是贫民。吴、蜀相距万里，关卡税征接连不断；富商大贾提前派人，带着金钱贿赂渡口官吏，大船满载货物，畅通无阻；任期将满的小官、进京参加考试的士人，空着袋子，携带的粮食有限，却遭到扣留和苛暴对待，完全没有人怜恤。这样能叫公平吗？能叫公正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推行最公平、最公正的原则，从朝廷开始，然后下诏告诫四方，接着用诛罚和奖赏来落实，不出一年半载，治理成效自然会显现。关键只在陛下能否像山岳一样坚定地持守，像金石一样坚固罢了。荀卿论述开拓国土说：‘兼并容易做到，坚定持守却困难。’ 难道只是兼并土地如此吗？凡是施行政务，开始做起来很容易，坚定持守到底却很困难。臣这些浅陋的意见，陛下或许认为其中万分之一有可采纳之处，臣也斗胆把‘坚定持守’一并献上。” 隆兴年间，张浚上言说：“臣今天从长河堰出发，天气晴朗和暖，傍晚可以到达秀州。只是暂时远离宫阙，仰望眷恋圣德，内心深切不已。边境没有别的消息，臣本来已经多次奏报；如今三个月来，敌人的形势可以完全看清，决没有其他忧虑。仰仗圣上的慈爱，希望陛下简记在心，不要忘记。自古以来，君主有道，臣下也能尽道，事奉君主时行动没有私意，事事符合天理。凡有所施为，向下顺应人情，向上遵循天理，这就叫道。如果真能这样做，内有叛乱、外有寇敌，又会从哪里产生？无论是作战还是防守，都可以如意。敌人虽然强大，谁敢来侵犯？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国得到人心，知道我国君臣有道，自然会畏惧震慑而屈服，何况敢于用兵侵犯呢？因此君主应以修养自身为根本，以得到贤人为实际。内外夷夏都会归心服从这两件事，实在是确定无疑的。只是君主以一人之身统御天下，富贵和生杀的大权都可以独自掌握。天下追逐名利的人，以千万种心思乘隙投机，攻击君主的一念之心。若不是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以天理衡量自己，不被谦逊巧诈的言说轻易动摇内心，那么凭什么洞察事情的本末，使天下四海最终都受到他的恩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