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四

译欺凌上司，多行无礼，以取得强直的名声；他们诬陷房玄龄，斥退张亮，没有起到肃正激励的作用，反而白白损害圣明。” “道路上的人都在兴起诽谤和议论。臣私下揣度圣上的心意，陛下必定不会认为他们谋划深远，可以把栋梁之任托付给他们，并不是要让他们说话毫无顾忌。若想借此警戒严厉群臣，却反而信任亲近邪曲之人，仍然不可以用小谋略成就大事业。群臣素来没有矫饰虚伪，这样只会使臣下离心。像房玄龄、张亮这样的人，尚且不能申雪冤屈、辨明是非，其余疏远浅薄之臣，谁能免受他们欺骗蒙蔽？伏愿陛下留意，再三思考。自从驱使任用这两个人以来，如果能有一点益处，臣立即甘愿受斧钺之刑，承担不忠之罪。陛下即使不能举用善人来崇尚德行，难道可以进用奸邪而任其自由吗？”太宗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赐给魏征绢五百匹。权万纪的奸邪情状逐渐暴露，李仁发也被解除职务；权万纪被贬为连州司马，朝廷上下都互相庆贺。太宗时，郴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浑浊而闻名，被追召回朝并解除职务；他自称是太宗幕府中的旧人，太宗深为怜悯，派人对他说：‘你是我过去的亲近侍从，如今拿取他人财物，只应是因为贫困。赐给你绢一百匹，立即回到原任，以后不要再犯罪过。’魏征进谏说：‘庞相寿贪污放纵，远近都知道。如今因为旧日交情而私下赦免他的贪污，又加以厚赏，还让他恢复原职；然而庞相寿的性情和见识尚不知道羞愧，幕府旧日的亲近侍从人数很多，人人都倚仗恩私，足以使行善的人感到畏惧。’太宗欣然采纳，召庞相寿到面前，对他说：‘我过去做王，是替一个府署作主；如今做天子，是替四海作主。既然替四海作主，就不能偏偏只给一个府署施恩。先前想让你重新任职，不过是侍臣如此说罢了；如果让你复任，必定使所有行善的人都不尽心。侍臣所坚持的是对的，所以不能满足我的私意。’于是赐给他财物，打发他离去。庞相寿默默流泪而去。当时傅奕任太史令，有个从西域来的僧人会施咒使人立即死亡，再施咒便使人苏醒。皇帝试验了这件事，验证后告诉傅奕。傅奕说：‘这是邪术。臣听说邪不能侵害正，请让他对臣施咒，必定不能奏效。’皇帝命令那僧人对傅奕施咒，傅奕起初毫无感觉；过了一会儿，那僧人反而僵直倒下，再也没有苏醒。唐高宗显庆元年，王义方被提升为侍御史。不到十天，李义府放纵大理寺囚犯的妻子淳于，逼迫大理寺丞毕正义自缢而死，没有人敢揭发他的奸恶。王义方自认为从兴县属吏，不到三时便拜为御史，又痛恨当时世人依附亲近坏人来欺骗朝廷，于是内心决定弹劾上奏，料想必定获罪，便向母亲请教办法。母亲说：‘从前王陵的母亲伏剑而死，成就王陵忠义的名声；你若能尽忠，我即使死了也不会遗憾。’王义方于是上奏说：‘天子设置公卿大夫士，是想让他们像水火相济、盐梅相调那样相互补益，不能容许有人独自说是、独自说非。过去尧帝失误于任用四凶，汉高祖失误于陈豨，光武帝失误于逄萌，魏武帝失误于张邈；那些圣明豪杰的君主，尚且有先前失误、后来纠正的情况。如今陛下抚有万邦，蛮夷区域和部落，没有谁能逃脱罪罚，何况京城之下竟有奸臣肆虐吗？杀人灭口，使生杀大权不能由君主亲自掌握而下移给佞臣；这正如脚下踩到霜，坚冰将至，势头更加不可滋长。请交付有关官司会同审理毕正义的死亡情状，并让李义府具备法冠，到朝廷伏地听审；再斥责李义府跪下宣读所奏之文。’皇帝当时正安然无事，李义府狡猾奸佞，怨恨王义方以孤立之士触犯宰相，便把他贬为莱州司户参军。调露元年，皇帝巡幸东都，司农卿韦元机营造上阳宫，规模制度宏大壮丽。侍御史狄仁杰弹劾上奏，说韦元机引导皇帝追求奢侈，皇帝免去韦元机的官职。左司郎中王本立倚仗恩宠而专权，朝廷畏惧他。狄仁杰上奏揭发他的奸恶，皇帝特意赦免他。狄仁杰说：‘陛下为什么要吝惜罪人而损

译害王法？如果一定要曲意赦免王本立，请把臣流放到无人之境，作为忠贞之臣的警戒。’王本立最终获罪，从此朝廷肃然。

译武后神功元年，来俊臣倚仗权势，贪婪淫乱，前后罗织罪名杀人，数不胜数。诸武共同揭发他的罪行，把他交给主管司法的官署下狱，判处极刑。奏章呈上三天，皇帝仍未批出，王及善进言说：“来俊臣是国家最大的奸恶，不除掉他，必定会动摇朝廷。”吉顼说：“来俊臣纠集失意无赖，诬陷构害善良之人，贪赃受贿堆积如山，冤魂堵塞道路，是国家的盗贼。”太后把奏章交付有关部门处理，来俊臣被押到市曹处死，仇家争相吞食他的肉。圣历二年，太后驾临三阳宫，有个胡僧邀请皇帝车驾去观看安葬舍利，太后答应了。狄仁杰跪在马前说：“佛是戎狄的神，不值得使天下之主屈尊前往。那个胡僧诡诈怪异，只是想招引万乘之尊，以迷惑远近的人罢了。”太后走到半路返回，说：“这是为了成全我正直臣子的气节。” 久视元年，任命张易之为奉宸令。每逢在内殿举行曲宴，总是召张易之、张昌宗饮酒、赌博、嘲笑嬉戏。张昌宗穿着羽衣，在庭院中吹笙，骑着木鹤。太后选美少年担任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进谏说：“陛下宠幸易之、昌宗已经够了，而侯祥等人公然自我引荐，求入宫任供奉，丑陋轻慢而不知羞耻。臣的职务就是进谏争论，不敢不奏明。”太后慰劳了他。武后时期，魏元忠任洛中长史，张易之的凶暴奴仆扰乱城市，魏元忠用杖刑将他打死。后来魏元忠任宰相，曾当面奏说：“臣承蒙任用为宰相，却不能竭尽忠诚、以死守节，使小人在陛下身边，这是臣的罪过。”太后很不高兴，因此张氏诸人深深怨恨他，就诬陷魏元忠曾说太后年老，不如挟制太子以求长久。太后大怒，认为魏元忠谋反，把他交付狱官，最终以罪将魏元忠贬为高要尉。魏元忠入宫辞行时，进言说：“臣年老了，此去岭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一定会想起臣的话。”于是指着张易之、张昌宗说：“这两个小子，最终会成为祸乱的根源。” 当时桓彦范任司刑少卿，张昌宗引荐妖人迎合占卜，说有不轨的计谋，宋璟请求彻底追究他的奸谋。武后因为张昌宗曾经自首，不答应。桓彦范进谏说：“张昌宗狂妄横行，心怀包藏祸心的念头，妄测天命，致使皇天神灵降怒，自己揭发自己的罪过。推究他的真实情形，大概是想在事情败露之日借自首来免罪；如果事情没有败露，就等待时机作乱。这是凶险诡诈的臣子，正在迷惑圣心。既然已经自首露罪，却还和妖人祈福禳灾，可见他一心认为事情必能成功，起初就没有悔意。现在如果宽赦他，实在担心张昌宗会自认为是顺应天命，天下人也会浩荡地跟随他。父亲尚在而儿子自称尊贵，是逆子；君主尚在而臣子图谋帝位，是逆臣。犯逆而不诛杀，社稷恐怕就要灭亡。请交付三司审查治罪。” 当时来俊臣、侯思止玩弄法律条文，屡次诛杀陷害大臣，人人都恐惧畏缩。李昭德每次都上奏揭发他们的诬陷，防止他们谋害君上的罪行，最终将侯思止拷打杀死，他的党羽逐渐受挫沮丧。然而李昭德很是倚仗权势，被众人指责非议。鲁王府功曹参军丘愔上疏防备说：“臣听说魏冉诛灭秦国庶族来安定秦国，这是忠；削弱诸侯来增强秦国，这是功。然而他出入朝廷独断专行，施行刑罚毫无顾忌，威势震动君主，听不到有王稽、张禄的一句话，最终却因忧惧而死。假如昭王没有立即觉察，秦国的霸业或许就不能传给子孙。陛下在天授以前，国家万事都由您独自裁决，公卿百官各自任职而已。自长寿以来，陛下厌倦怠慢琐细政务，提拔任用昭德，使他总揽权柄；但他才小任重，意气用事，刚愎强横，使下民陷于聋盲，把同列视作草芥，赏罚刻薄，多有矫饰防范，声威盛盛，天下人都闭口不言。臣私下见到南台敕书所列事项，群臣上奏请求，陛下的制书已经说可以，昭德却进言说不可以，制书又听从了他。况且臣下参与奉行机密政务，提出可行意见、替换不当意见，事情有时确实便利；若不事先咨询谋议，方案已经批准施行，才出来表示反对，这是故意显露擅自发号施令给众人看，把功劳归给自己、把过失推给别人，按道义不能这样。” 一切奏议和审判案件，都承受他的风旨，暗中互相传递防范。臣观察他的胆量，竟然比身体还大，鼻息所冲，几乎直上云汉。一个小户人家经营生计，拥有千百钱财，将要托付给别人，尚且担心失去交付，何况天下这样重大的权柄，怎么可以轻率地委托给他呢？正如踩到薄霜就要想到坚冰将至，必须防患于渐渐发展之时；大权一旦失去，再收回来就很困难了。愿陛下明察臣的话。” 当时李峤任内史，和监察御史张廷珪推荐李邕，说他文章高妙、气节正直，才干足以担任谏诤之职，于是召入任命为左拾遗。御史中丞宋璟弹劾张昌宗等人谋反的情状，武后没有回应，李邕站在台阶下大声说：“宋璟所陈述的是关系社稷的大计，陛下应当听取。”武后的脸色缓和下来，当即批准了。宋璟上奏请求让李邕出去，有人责备他说：“你的官位低微，一旦触犯皇帝，灾祸就不可预测。”李邕说：“不这样做，我的名声也不会流传。”中宗即位时，郑普思凭借方术得到宠幸，被提拔为秘书监。李邕进谏说：“陛下亲自处理政务的时间还很短，宫禁有九重之严，我却没有听说道路上有众人的非议。如今到处都在议论，说普思凭借诡诈迷惑人的言说和妖异祥瑞，陛下不了解，却竟然驱使任用他。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念。’陛下如果真认为普思的方术可以使人长生，那么爽鸠氏早就可以凭借它永久拥有天下了，难道陛下如今反而能够招致神人吗？秦、汉两代也早就可以凭借它永久拥有天下了，难道陛下如今反而能够招致佛法吗？梁武帝也早就可以凭借它永久拥有天下了，难道陛下如今反而能够凭借鬼道吗？墨翟、干宝也各自向他们的君主献上过这些东西，如果真能永久拥有天下，难道陛下如今还能得到吗？自古尧、舜被称为圣人，臣观察他们施政的依据，都在人事方面：敦厚亲睦九族，公平治理百姓；没有听说他们用鬼神之道治理天下。只希望陛下省察。” 中宗复位时，侍中桓彦范上书告诫皇帝说：“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胡僧慧范假托佛法，诡诈迷惑后妃，出入宫禁深处，亵渎扰乱朝政。陛下曾经轻骑微服，多次到他的住处去，上下都受到污辱轻慢，君臣的名分也遭到损害。臣认为，兴教化、致太平、使国家安康治理，依靠的是进用善人、弃绝恶人。孔子说：‘操持邪道来扰乱政务的人要杀，假借鬼神来危害人的人要杀。’现在慧范就是扰乱政务、危害人的人，不赶快诛杀他，恐怕将要发生变乱。除恶必须除根，愿陛下早日裁决。”皇帝懦弱昏庸，习惯听信身边的人，不能有所省察采纳。

译神龙元年，郑普思在雍州、岐州聚集党徒，谋划作乱，事情败露后，西京留守苏瓌将他逮捕下狱，彻底审讯。皇上压制苏瓌而袒护普思，等待御史范献忠进言说：“请杀苏瓌。”皇上问：“为什么？”范献忠回答：“苏瓌身为留守大臣，不能先杀普思再奏报，使普思得以迷惑圣听，他的罪过很大。况且普思谋反的情状已经明白，陛下却曲意替他申辩，所谓王法不能使反贼处死，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魏元忠上奏说：“苏瓌是长者，用刑不枉，普思依法应当处死。”皇上将普思流放到儋州，其余党羽全部伏法。景龙元年，僧人慧范任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在东都建造大佛像，使府库因此耗空。皇上和韦后都很看重他，没有人敢指责非议。侍御史魏传弓上奏说：“刑罚和赏赐，是国家的大事。陛下已经妄加赏赐，难道还应当使刑罚达不到他吗？”皇上于是削除慧范的官爵，将他放回家中。景龙四年，任命钟绍京为中书令，主持朝政。钟绍京任意施行赏罚，众人都厌恶他。太常少卿薛稷对皇上说：“钟绍京虽然有功勋劳绩，平素却没有才德，出身于胥吏徒隶，越级居于宰辅之位，恐怕会损害圣朝成为众人瞻仰的美名。”于是将他调出任蜀州刺史。中宗时期，崔日用和薛稷在皇上面前争辩。薛稷说：“崔日用倾身依附武三思，不是忠臣；出卖朋友来邀取功劳，不是义士。”崔日用说：“薛稷依附张易之、宗楚客，不是倾邪反复又是什么？”皇上把他们两人都罢免了。睿宗即位时，当时的宰相大多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刘幽求和羽林将军张暐谋划，让中书侍郎王琚对皇上说：“窦怀贞、崔湜、岑曦都是依靠公主才得到进用，日夜谋划不轨之事。如果不早作打算，一旦事情发生，太上皇怎么能够安宁？请赶快诛杀他们。”皇上认为说得对，但张暐泄露了这项谋划，皇上把刘幽求流放到封州。玄宗开元元年，下诏说周利贞、滑州刺史裴谈等人都是酷吏，应当终身不许列入士类。后来周利贞又被授任珍州司马，第二年又授任夷州刺史。黄门侍郎张廷珪坚持上奏说：“陛下英明果断，四海人心都归服。所谓英断，就是消灭凶恶叛逆，端正朝廷；所谓圣明，就是辨别忠邪，赏罚分明。周利贞是武氏的旧党，曾诛杀桓彦范等人。自陛下登上帝位、颁布新政以来，已经削夺他的官阶，把他迁到偏远荒地，以符合天下人的愿望。义士尚且认为对他的惩罚太轻，如今却赐给他朱绂，委任他主持一方政务，这就是使斥退奸邪的原则不能实行。”奏章送入后便被搁置。开元四年，京兆尹崔日知贪婪残暴、违法乱纪，李杰将要弹劾他，崔日知反而构陷李杰有罪。侍御史杨玚在朝廷上奏说：“如果负责纠察弹劾的官署反而使奸人能够恐吓它，那么御史台就可以废除了。”皇上立即命李杰复职办事，将崔日知贬为歙县丞。开元二十四年，张守珪派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伐奚、契丹，作战失败，张守珪上奏请求杀掉他。安禄山临刑时呼喊：“大丈夫想要消灭奚、契丹，为什么要杀安禄山？”于是改为押送京城。皇上爱惜他的才能，赦免了他。张九龄坚持争辩说：“违反军法、丧失军队，不能不杀。” “而且他的相貌有反叛之相，不杀他必定成为后患。”皇上说：“你不要因为王夷甫没有识破石勒，就误杀忠良。”最终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德宗时期，起用卢杞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应当起草诏书，见到宰相卢翰、刘从一，说：“卢杞执掌国政时，弄虚作假、阴险狠毒，斥退忠贞之士，傲慢对待有明德的人，颠倒天常，使宗庙社稷失守，成为天下的疮疽。朝廷没有依法处置他，只给了贬黜处分，如今又授予他大州刺史，天下人会怎么说？”卢翰等人不高兴，命令舍人起草诏书。诏书发出后，袁高坚持扣留不下，并上奏说：“陛下任用卢杞为宰相，他出入朝廷三年，依附下属、蒙蔽皇上，使陛下流落在民间，群臣都恨不得吃他的肉还不解恨。按照汉代的法律，日月失去光明，雨旱失时，都由宰相请罪；罪小的免职，罪大的诛杀。卢杞罪当万死，陛下没有诛杀他，只贬到新州。不久又把他调回内地，如今又授任刺史，实在辜负天下人的期望。”皇帝说：“卢杞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是我的过错；我已经两次赦免他了。”袁高回答：“卢杞天性诡诈险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他本来就有余力作恶。赦免只能赦免他的罪，不应授给他刺史。希望陛下询问外朝大臣，并命宦官到民间听取意见。如果亿万百姓都认为臣说得不对，臣愿上前受死。” 谏官们也极力争辩。皇帝面对他们说：“授予上佐一职可以吗？”群臣奉诏同意。第二天，皇帝派使者慰劳袁高说：“朕认为你的话恳切至极，已经照你的奏议办了。”太子少保韦伦说：“袁高的言辞刚劲挺拔，确实是陛下的一位良臣，应当给予优厚礼遇。” 当时判度支班宏去世，官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陆贽推荐李巽，皇帝随意答应了他，却自行任用了裴延龄。陆贽上奏说：“臣听说君子和小人，任用与弃置不能同时进行；国家的治乱安危，常常必定由此造成。君子的道德增长，小人的道德消退，于是上下相通、万物通达，这就是‘泰’。小人的道德增长，君子的道德消退，于是上下不相通、万物不通达，这就是‘否’。小人蒙蔽君主的明察、损害事理，就像眼中有眯子，耳中有堵塞，嘉禾遭受害虫，栋梁内部被蛀空一样。眯子遮住离娄的眼睛，天地四方的位置就分辨不清；堵塞子野的耳朵，雷霆、苍蝇和蚊虫的声音都无法辨别。即使后稷善于耕稼，禾苗顺着田垄茂盛生长，但害虫伤了根，就会凋零枯萎而不能成株；即使公输般技艺高超，台榭建成九层，但蛀虫把里面蛀空，也会倒塌折断而不能支撑。因此古代圣贤立言垂训，总是苦口婆心地把小人作为警戒，难道是有意仇视他们、阻挠他们吗？实在是因为小人蒙蔽君主的明察，损害当时的正理，是祸患的根源，广泛伤害善人的祸害又很深，所以有国有家的人不得不除掉他们。《周易》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译《尚书》说：‘除恶必须除根，去除邪恶不要迟疑。’《毛诗》说：‘不要放纵诡诈阿谀之人，以此警戒不善之徒；曾经那样聚敛剥削，以收集怨恨作为德行。’又说：‘盗窃般的谗言非常甘美，因而使祸乱滋长；谗人阴险狠毒，交相扰乱四方。’《论语》说：‘憎恶那种能颠覆国家的巧言利口。’《春秋》说：‘聚敛财物，不知止境；毁弃信用，废弃忠诚；推崇粉饰恶言之人；安置谗毁、庸碌、邪曲之徒；听信谗言，搜求邪恶，天下人称他们为四凶。’《礼记》说：‘小人冒险行事以求侥幸，掌管国家却专心经营财利，一定是由小人造成的。让小人治理国家，灾害就会一齐到来，即使有善人，也无可奈何。’臣近来因读书，常为这类事情愤怒，没想到在圣明时代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人。户部侍郎裴延龄，性情邪僻，行为险恶，言辞尖利，心志凶狠，弄虚作假而毫不迟疑，败坏政事而不知羞耻；把聚敛财物当作长远谋略，把诡诈虚妄当作高明计策，把苛刻聚敛、收集怨恨说成不顾自身；把压制谗言、听信谗言说成竭尽忠节。他把典籍所憎恶的事全当作智术，把圣贤所告诫的事反而当作才能，可以说是尧时的共工、鲁国的少卯。” 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协同放勋、文思的德行，鉴察那种只会聚集众人、铺陈功劳的行为；体察仲尼天纵的明察，辨别顺从错误、固守虚伪的人。这样上天的讨伐就能实现，圣人的教化就能真正施行，小的事情过去、大的吉祥到来，谁会不欣喜庆幸！考察裴延龄奸邪蛀虫般的行径，有些日益增长、暗中隐藏的，还没有完全显露；已经败露的，也仍然难以一一列举。现在请大略举出几件事，用来说明他欺骗蒙蔽的大概情形。这些都不是隐秘细微之事，全都可以查验。陛下如果认为他受人诽谤，就应赶快为他辨明；陛下如果知道他不是善人，又怎么可以曲意替他包庇掩饰？希望选择身边亲信之臣，并和满朝公卿一起，根据臣所说的，查验核实这些事情。如果裴延龄的罪恶确实没有根据，就是臣的奏议诬陷，应当按照法典加刑，以制止虚妄，使四海取法于朝廷的公正，让万民敬戴陛下的明察。得失之间，关系极其重大，不应再有疑虑；如果不能及早辨明，最终就会失去天下人的期望。前一年秋天，班宏刚刚去世，陛下特地下诏让裴延龄接管国家赋税。几个月内，他急于夸耀功劳，上奏说查获了隐匿欺骗的赋税，计二十万贯钱，请求储存在别库，作为羡余财，以供御用，永久不致匮乏。陛下欣然相信并采纳，因此认为委任得到了合适的人。既然依赖这些盈余资财，稍稍扩张了心中欲望，营造兴作逐渐扩大，宣索也渐渐增多。裴延龄为了兑现先前的话，又希望得到皇帝的嘉许，不敢说办不到，也不敢推辞困难。既然所谓查获都是虚言，便没有办法应付诏命；而供办各项事务又都承受着严厉期限。只要要求在期限内完成，他就到市场店铺搜求，强行夺取公私财物进献，追捕役夫工匠，逼迫他们从事工程。以奉行诏令征索为名，却不给原价；以和雇为名，却不支付佣钱。京城之中，成排的店铺因此白天都关门；服役的地方，百工几乎像被囚禁一样。众人聚集诅咒，成群拦路申诉。掌管纲纪的人不敢质问，巡察的人不敢发言。偶尔有人质问发言，反而被说成结党邪恶、丑辱正直。天子脚下喧声沸腾，四方都在观看，这能给人什么榜样？在上面扰乱心志，在民间聚集怨恨，欺骗上天、陷害君主，使远近都感到危险恐惧。这是他的第一大罪。总管国家财用的是度支，掌管货财出纳的是太府。凡太府出纳，都要依据度支的文书符券；太府依符执行，度支凭据审核复核，彼此相互制约，以断绝奸欺。出纳的数目，每十天申报一次；现有财物的数目，每月计奏一次。都经过度支勾稽复核，又有御史监督执行，十天相承接，月月相继，明白得如同看手掌，端正得如同串珠。”}], 库中财货无论多少，都不应有隐匿遗漏。裴延龄专门施行邪曲谄媚之术，公然肆意诬陷欺骗，于是上奏说：“左藏库司有很多财物遗失，近来因检阅使设置簿籍，竟从粪土中收得白银十三万两，以及绢帛段匹和杂货一百多万件，都是账簿脱漏遗失之物，也都同被认为已经废弃的物品一样；现在收得的这些，就是羡余财物，全部应当移入杂库，以供另外敕令支用。”当时皇帝特意宣布裁决，完全依照他的奏请办理。太府少卿韦少华上表抗辩陈述，始终不肯认罪，明确说每月申报的奏数，都是现存财物的数目，请求下令追查，以充分验证其中的奸诈计谋。两司既然互相争辩执持，按理必须辨明审问是非。臣等将此事全部上奏，请求交由三司详加复核。如果左藏库确有遗漏而并非隐匿，当然应当抵罪；如果度支的举奏是虚假诬妄，也应当治罪。陛下既没有详细指定三司审讯查问，也没有命令检验奏文、辨明事实。度支说太府隐匿遗漏很多，而韦少华所任官职照旧；太府指斥度支奸诈欺骗十分严重，而裴延龄仍然受到信任，毫不改变。曲直两方面都被保留，法度完全松弛。把库中原有的财物说成收获之功，把常规赋税所得说成羡余费用，对上欺瞒而毫无畏惧，在人前行事也不知羞惭，这又是罪行中最大的。国家的府库，是用来储藏货财物品的；依法应当收入官府的，就纳入其中，按事理应当发给使用的，就从其中支出。收入的没有不是合法取得的财物，支出的没有不是正当用途，坦然明白，有什么曲私可言？可是裴延龄阴险狡猾，售弄奸诈，诡计多端地求取媚悦，于是在左藏库中另外建立六个库的名目，意图把赢余财物另行储藏，以供皇帝个人的欲望。他竟不知道王者的体统：天下就是王者之家，国家不足，就从百姓那里取用；百姓不足，才由国家资助。在国家就是官物，在百姓就是私财，哪里有什么赢余，还需要另行储藏？这必定是用巧诈手段转移官物，公开违法来苛刻征敛私财；除去这两条途径，他还能从哪里取得？陛下正致力于崇信他，不加以检察裁制，裴延龄既然倚仗宠信和私恩，更加放纵肆行，于是登记积年拖欠的账目，妄称查获奸赃，总计钱八百多万缗。听他说来，利益似乎很大；考察事实，却明显都是虚妄荒诞。有的是被水火冲毁焚烧，有的是因旱涝灾害损坏，有的是因兵乱散失，有的是遭盗贼抢掠，有的是按法律免除征收，有的是因皇恩而应当放免，有的是人户逃散而无处追查，有的是纲典被拘囚而不得不填纳，有的是没收入官的店铺住宅年久毁坏，有的是收取的舟船年代久远而破损，大多都是这种情况，难以全部列举。

译已经属于百姓的财物，全都没有可以征收的依据；属于官府的财物，也都不能拿来货卖，只是保存名额，空挂在簿籍上。大体说来，掌管钱谷的官司都以财物减少为耻，所以相沿积累，不肯清除。每逢核计上奏时，常常充作现存数目。裴延龄随便声称已经查获，便请求征收，扩大谋利的门路，诱导皇帝听信，给地方长官留下讥诮侮辱，也给百姓招来愁怨。这样接连多年，竟然一无所得，他的疏妄，也实在危险了。陛下姑且想要保全他，竟从不诘问，裴延龄以为能够蒙蔽惑乱圣听，便不再畏惧顾虑。他的奸威既然在四方受阻，又把这种检核的作态施行于内府，于是践踏官属，倾倒财物，挪东补西，便算作考课功绩；取这处补那处，竟号称羡余，愚弄朝廷，简直同儿戏一样。各州输送布帛，度支不致力于公平平准，压低市价，按较低的通行估价计算，算出折损数目，便立即下令征收，使疲困的百姓更加困苦，辗转流离，既显出残忍毒害，也表现出不诚实。等到把这些物资支送边州，用来充作和籴之用时，却又在原价之外，照例增加一倍多。布帛本身并没有贵贱差别，却在征收时有不同的剥削：对下征取时以折估为名，强行摊派，伤害百姓；支出时又以高估取利，事情多相矛盾，使物情彼此惊骇。穷困边远地区的农夫，痛苦愤怒深入骨髓；下层土地上的编户百姓，冤屈的呼号直达苍天。可是裴延龄把冒取折估之差说成公忠，把勉强取得出估之利说成剩余财利，这种失去人心而聚敛财贿的做法，和割裂自己的肢体来满足口腹之欲又有什么不同呢？他竟不知道，肢体分裂了，嘴还能怎样进食；人心离散了，财物哪里还能保存？这又是罪行中最大的。平原是遥远的军事重镇，扼制蕃戎；五原是交通要冲，控制灵州、夏州一带。那里铲除丛生的荆棘荒草，剪除驱逐豺狼，崎岖险阻之地的修缮完备，功力才刚刚完成。土地仍然遥远隔绝，形势颇为孤立危险，新近集结的军队，军心意志还不稳固，尤其需要供给和抚恤，使他们逐渐安居。朝廷多次敕令度支，命令储备军粮，务必使平原有一年储粮，盐州积存半年储粮，循环转运，不得短缺数额。近来三镇报告紧急军情，都说粮食已经断绝。陛下召裴延龄命他到中书省，派希颜宣布防备之令并质问此事。裴延龄明确说馈送军饷没有中断，储蓄特别多，年以来绝不可能缺乏。希颜害怕他推诿转移责任，要求他写状自陈，所写也同样如此，丝毫没有疑惧。陛下审察他的奏报，反而认为军吏不诚实，于是派中书省急赴各地检验复核。道路上没有转运的迹象，军城中没有十天的储粮，将士们嗷嗷待哺，守边将领也无法坚守。竟有这样的颠沛困顿，竟有这样的欺骗蒙蔽。查验已经清楚，恩宠荣誉却没有丝毫改变；这种以邪术蛊惑媚上的行为，历代罕有听闻。这又是罪行中最大的。国家的宪章法度，是防府所掌管的事务；身居诸郎之列，应当上应星辰天象，职掌六事，代行上天的职事，对内总领辖制百官，对外向各郡施行教化，一举一动都关系百姓的性命，得失都关联国家治乱的根源，作为人的行为规范，怎么可以轻率对待？从来没有高官放纵懈怠，却能使群吏服从的；也没有朝廷法典衰败，却想禁止天下暴横怠慢的。因此天宝末年，杨国忠任吏部尚书时，急于在私宅中选集士人，果然给叛逆宦官留下了借口。史官把这件事写入史书，足以成为国家的耻辱；裴延龄放纵情欲、扰乱纲纪，又超过了杨国忠。他【OCR疑误：“▯于夙兴”】早晚起居，多次缺席朝会之礼，顺从自己的鄙陋习性。大大破坏尚书省官署的仪制，把郎官曹司迁到里巷，在私人住宅处理公事，全家享用宫中厨房的膳食，街道上挤满了拿着公文簿册的人。又有各部官员参见辞谒、四方奏请裁决办理，都要依靠他的判署来决定去留，等待他的指示。裴延龄有时聚集宾客大肆宴饮，不让人陈述政事；有时纵酒逞怒，没有人敢进言。甚至有人因事情紧迫而来，过了十多天还得不到接见；文书物资送纳之后，好几个月也不能归去。粮资因久被滞留而耗尽，筋力因长期在朝廷会集而困乏；早晨赶来，傍晚散去，十人百人成群，里巷中喧闹拥挤，常常像集市一样。街道巷口排列着屠宰和沽酒的店铺，城中住所变成了供人停留的旅舍。离开官署办公，轻慢官职，虐待百姓，败坏法令；古今寻求这样的情形，很少有可以相比的。这又是罪行中最大的。总领国家财赋，号称事务繁多；如果不是通晓权变，能够明察轻重，大事不失体统，小事能够析理，辅以均平之政，以勤勉严肃的态度治理，使近处没有滞积的事务，远方没有壅塞的情状，纲目条理之下没有紊乱，明察照临之下没有隐匿，那么人民就不会困苦而公家用度充足，不必施加严厉威势而奸吏自然受到惩罚。如果不能这样，就不算称职。何况裴延龄本来就是性情乖僻暴戾的人，又加上狂躁自满，既昏昧又骄傲，事情怎么能得到治理？于是把国家的大计委托给胥吏中的末流之人。应当发给的，没有贿赂就不发；应当征收的，接受贿赂就任其免除；纲纪大为毁坏，货赂公然流行。他如果掌握了谋利的权力，实际上就是窃取国家权柄。近来度支的小吏屡次被府县官吏绳之以法，审问他们的奸赃，没有不狼藉不堪的；他们串通勾结，往往牵连节度将领，彼此私交也不止于馈赠贿赂；威权和恩福暗中转移到这种地步，至于职司失序，也就可以知道了。这又是罪行中最大的。风俗教化的大事，以礼让为先；礼让的施行，则以朝廷为首。朝廷是天下各方所共同尊奉仰望的地方，是群臣士人的榜样，他们看见而仿效，必然会更加明显。因此朝廷喜好礼仪，民俗就崇尚敬谨恭敬；朝廷尊重谦让，时俗就以贪婪争竞为可耻；朝廷有失去容仪的轻慢，凌辱暴虐的弊病就会传播到民间；朝廷有变色争辩的行为，攻斗争竞的祸患就会流传到下面。圣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选拔任用贤德之人担任公卿，使天下共同瞻仰，不必训谕便能受到教化。从前周朝正盛之时，贤士众多而充满朝廷，当时没有争斗，因此能够使天下得到治理，所以《诗经》说：“说话要谨慎，威仪要恭敬，没有什么不柔和美善。”又说：“前来时和乐雍容，到达时庄敬肃穆，辅佐君王的公卿相互协助，天子神情安穆。”意思是群臣共同侍奉君上，恭敬而又能够和谐；说话和行动，没有不善的。周朝的德政衰败以后，小人处在官位上，专门互相侵凌侮辱，以至于国家危亡，所以《诗经》说：“正当你盛行恶行之时，就把你的矛对准别人。”又说：“你已经暗中害我，反过来还对我大声威吓。”又说：“稍有不合意便说不可以，转过身去又恶意辱骂。”意思是小人得志，任性发怒，凭借权势放纵自己的偏狭心思，互相辱骂诋毁。陛下勤勉修明仪式，以安定四方；谨慎选任百官，以端正各种法度。

译在朝廷内选任的官员，是君主的股肱和耳目；在地方选任的官员，是国家的屏障、栋梁和藩篱。群臣济济，师师相敬，都敬仰至高的教化，希望彼此感化率先，逐渐达到太平和谐。然而度支凭借宠信作威作福，倚仗权势放纵暴虐，侵夺刻剥军镇，使粮饷物资匮乏。将帅每每派人申诉论列，裴延龄往往都加以毁谤诋斥：有时指称他们隐匿盗窃，有时诽谤揭发他们的私事，有时数说他们出身低微，有时揣度他们心术邪恶悖逆。言辞都丑陋猥亵，事情全都加在他们身上。即使普通人受到凌辱，尚且可能因此产生祸患，何况这些将帅一向受到委任厚遇，大多建立过功勋。即使他们有超越本分的索取，也只应当依据事理加以裁处。只要处置得当，谁敢不服从？怎么可以当着他们的偏将、副将，任意施行侵凌侮辱，使他们在部下前羞惭，在朝廷上愤恨耻辱？只因言语而造成羞辱，实在不是小事。为国家聚集祸衅，确实是由这个人造成的。他又虐待损害各个官司，幸灾乐祸地等待他们失败，蔑视那些常法，在凶暴心念驱使下逞强，气势压倒同列，蓄意役使郎官吏员。有时有人奉行正道而不肯屈服，坚守职守而不肯听从他的意旨，遭到他的诋毁呵斥，事情就更加严重。有时侮辱牵连祖父，有时诋毁涉及家门，都是礼义名教所不能忍听、史书叙述所不忍记载的。他构陷他人，手段又多又杂，故意显露凶威，使人畏惧忌惮。人的狂妄险恶，竟到了这种地步。对上损害国家的大道，对下煽动流俗，在礼义之府中咆哮逞威，玷污清明的朝廷。这又是大罪。度支旧日管理牛驴三千多头、车辆八百多乘，循环运载物资，供应边军。既然有轮流递送的制度，便永远不会有摊派征调的扰民之事。裴延龄只图眼前功效，不谋长远计划，废弃修缮，减少草料，车辆破坏、牲畜损耗，几乎没有剩余。每当需要运送军用物资，就命令府县差派雇用。若有士卒接到其他诏令，必须赶赴紧急期限，便在街市之间抢夺公私牲畜，猖狂得很，耗费损失尤其多。官吏因此滋生奸弊，百姓无法忍受。削减的就上奏说成利益，耗费的却隐瞒不报，毁坏真实而追求虚名，大多如此。度支应当供应宫内及各司使的草料、柴薪、炭等物，除了税草之外，其余都购买供应。因为经常需要储备，旧例每到秋收以后、冬季收获之时，就分散到各个场所，随地平价收购，避免抬高价格，同时资助贫民，公私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裴延龄完全毁弃旧制，只顾掩饰奸情，随即计算草料柴薪的价格，把节省下来的数目说成剩余利益。到了春夏之际，草秸已经耗尽；霜冻雨涝之中，柴薪供应不上。军马厩停止供应草料，官厨等待燃料，频繁向皇帝报告缺乏，省署中催征催办的文书接连不断，艰难地到处求购，哪里还顾得上计算耗费。捐耗官府钱财，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车辆牲畜困顿狼狈，竟渐渐成了常态。这些都是皇帝明察所知道的，也是人情深感惊骇的，事情的乖谬，触及哪一方面都如此。臣愚昧地认为，像这一类事情，不过是每年耗费国家百万缗钱，以及办事不合体制罢了。这样的罪恶，还不足以倾覆危害国家；真正值得忧虑的，不在这里，所以不再详细列举，以免烦扰陛下听览。至于虚妄诡诈的形态、诬陷欺骗的言辞，遇到事情就施行，随口便说，没有一天不存在，没有一时不发生。若不是情状和罪迹特别显著、足以招致祸患的，也很难全部陈述。裴延龄有欺诈虚伪、扰乱国家的七项罪过，又加上耗损败坏、遗漏缺失之罪，愚人智者都知道，士人百姓都愤怒。以陛下的英明照察，万事都无法逃脱实情，本来就不是裴延龄所能蒙蔽损害而使陛下无法辨明的。或许陛下认为，他极易招致嫉妒怨恨，所以把这看作孤高贞正、可以托付心腹；因为他喜欢进献谗言和密奏，就把这看作竭尽忠诚、可以充当耳目；因为他放纵暴虐而无所畏惧，就把这看作刚强正直、可以整肃奸欺；因为他大言不惭而毫不迟疑，就把这看作有智能、可以增加财用。于是想排除众人的议论而采用他独断独行的做法，给予特别宠信，希望取得大成。如果陛下确实有这样的想法，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统治天下的君主，必须以天下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而不能把自己的私心当作天下人的心；必须以天下人的耳目作为自己的耳目，而不能把自己的耳目当作私有工具。因此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尽知天下人的实情。以天下人的心为心，那么我的好恶就是天下人的好恶。因此所厌恶的不会错误，所喜爱的不会邪曲，哪里还需要私下把心腹交给某人，让他售卖侧媚之术呢？以天下人的耳目为耳目，那么天下人的聪明就是我的聪明。因此没有什么不能明察，没有什么不能听闻，哪里还需要偏私地委托耳目，招致蒙蔽迷惑呢？公开安置心腹、任用耳目，舜和纣都做过。舜的用意，是尽力寻求自己的过错，与天下人有共同愿望，而不偏私；因此天下臣民没有不归心的。忠直的意见既已听到，深厚的德行更加发扬，所以《虞书》说：‘臣子是我的股肱耳目。’又说：‘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说的是广泛听察。纣的用意，是尽力寻找别人的过错，与天下人的愿望相违背，而沉溺于偏私；因此天下臣民没有不离心的。险诈偏邪既然施行，昏暗的德行更加炽盛，所以《商书》说：‘尊崇信任奸邪回曲之人。’《大雅》说：‘流言用来应对寇贼，正是把邪僻之言流传到内部。’ 与天下人有共同愿望的，称为圣帝；与天下人的愿望相违背的，称为独夫。他们公开安置心腹、任用耳目的用意并没有不同，然而在美恶成败上却相距如此遥远，难道不是寻求过失的用心不同、任用人的方法不一样吗？太宗曾问侍臣：“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主？”魏征回答：“君主之所以明，是因为兼听；之所以昏，是因为偏信。”又说：“秦二世胡亥偏信赵高，任凭他施行奸诈欺骗，最终导致覆亡。”魏征这番话，道理非常明白，史册已有充分记载，足以作为鉴戒。赵高指鹿为马，愚弄他的君主，历代流传下来，人们无不痛恨愤怒。陛下每次阅读前代史书，详细考察兴亡，也一定痛恨这种人，为他的君主感到痛心。臣认为，鹿和马尚且属于相近的物类，哪里比得上裴延龄把有说成没有、把没有说成有？陛下如果不及时省察，岂不是会使后代讥笑，而且超过赵高吗？这就是愚臣焦虑惭愧、认为陛下有过错的真正原因。治理天下，要以义为根本，以利为末节；以人为根本，以财为末节。根本强盛，末节自然兴旺；末节过大，根本必然倾覆。

译从古到今，德义树立而财利不丰、百姓安定而财货不足，因而丧失国家、失去君位的，从来没有过。因此说：“不忧虑人口少，而忧虑分配不均；不忧虑贫穷，而忧虑不能安定。”有德就必定有人，有人就必定有土地，有土地就必定有财产。百姓富足了，君主与谁共同享有不足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反过来，从古到今，德义不树立而财利能够扩张，百姓不得安宁而财货能够保全，因而兴盛国家、巩固君位的，也从来没有过。因此说：“财物散给百姓，百姓就聚集；财物聚集在君主手中，百姓就离散。”与其有聚敛财物的臣子，宁可有盗窃的臣子吗？不要让臣子侵削亿万百姓，使天子因此在下民中招致怨恨；对有这种行为的人施行刑罚而不赦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殷纣因为贪婪侵夺、失去人心而灭亡，周武王因为散发钱财、取得人心而昌盛。这样看来，纣王储藏很多财物，正好成为帮助别人害自己的资财罢了，还能依靠什么财货呢？太宗也说：“一味积蓄财物而不体恤百姓，实在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隋朝无道，聚敛没有满足，充实洛口诸仓的财物，最终反而让李密得利；这就是前代已经出现的明显教训，也是圣祖留给后世的格言。明知如此却不惩戒，凭什么治理国家？陛下刚刚承受帝位，立志剪除群凶，军队频繁兴动，征求日益扩大，专卖和算税侵削百姓，使下民无以聊生。因此，泾原的叛徒乘人们怨恨不满之际，在白天攻犯宫阙。城邑中的百姓安然不惊，反而跟随贼众并肩进入；宫殿之中，即使是〔“蚩蚩”一词含义不确定〕的性情，也没有什么不做的。然而，这也是由于恩德尚未遍及人民，而暴虐的命令又驱使逼迫他们，才到了这种地步。当时内府的积蓄还多如丘山，最终反而资助了凶恶首领，用来诱饵贪婪的士卒。此事陛下当时亲眼看见了，却失去人心而聚敛财货，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车驾到了奉天以后，叛臣朱泚随即肆意围困逼迫。一个营垒之内聚集了万人，困窘得如同干涸的水流，所有物资都匮乏了。曾经想派一个健壮的步卒出去察看贼军，那人恳切地以严寒为理由，跪下奏请给一件短襦和裤子，陛下便替他寻找，不至于最终因怜悯无言而遣退他。又有一次，宫中服用之物有所缺乏，圣上正考虑军务紧急，不忍再加重人民负担，于是剥下亲王装饰带上的金饰，卖掉来供给费用。那时随行赴难的将吏，军队仓皇奔驰，都没有冬衣；天气渐渐严寒，又没有柴薪，饥饿和寒冷从内部侵袭，箭石从外部逼迫。白天他们扛着兵器奋勇作战，夜间借着城垛的掩护呻吟，顶着狂风，冒着霜雪，十多天中众人没有携带二心，最终能够驱逐强大的贼军、保全危急的城池，难道是陛下使用严刑重赏才使他们这样做的吗？只是因为陛下不厚待自身，不藏匿财物，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与士卒共同分享有无，所以才能使他们舍弃生命来抵御仇敌；即使饥饿也不离去，虽然寒冷也不怨恨，面临危难而不改变操守，看见死亡也不离开君主。这就是所谓圣人感动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道理，这正是它的成效。等到重重包围已经解除，各道道路稍稍通畅，赋税渐渐送达，贡品接连到来，于是又在行宫外廊下面设置琼林、大盈等机构。功劳尚未赏赐，便急忙私自聚敛财货玩物，严重挫伤了革新政治的希望，也很是打击了以死守义的心志。于是舆论开始讥讽，军士也开始怨恨了。财物聚集而人心离散，难道不是这样吗？不久又遇到蛊虫般的贼祸从内部进攻，皇帝南行，奉天积存的财货又全都被乱军毁灭。迁往岷、梁之后，每天都无暇自给，唯独依靠大顺，终于又收复了皇都。由此可知，天子应当把得到人心作为资本，把积蓄义气作为富有。人民如果归附，还忧虑什么资财不足？道义如果修明崇尚，还担心什么不能富足？难道一定要把财物储藏在内府，才算是自己的所有吗？所以，藏富于天下，是天子的富有；藏富于境内，是诸侯的富有；藏在粮仓、箱笼中的，是农夫、商贾的富有。为什么凭着天子的尊贵、海内的财富，却卑屈地实行诸侯所抛弃的恶德，局促地守着农商那种鄙陋的事业呢？陛下如果认为厚取财物可以恢弘武功，那么建中年间的聚敛已经没有成效；如果认为多多积聚可以成为自己的所有，那么建中年间的积蓄如今又已不存在；如果认为放纵欲望不足以损害政治教化，那么建中年间的过失对教化的伤害已经非常严重；如果认为收聚怨恨不足以导致危亡，那么建中年间的祸乱也已经达到危亡的地步。然而，陛下后来竟能平定滔天大祸，成就中兴功业，实在是因为陛下有反躬自省、修养励行的志向，有承认罪过、悔恨畏惧的言辞，停止诛求，崇尚节俭，发布大号令，与人民一道更新政治，所以神灵嘉许陛下的诚意。臣民感动于陛下的心意，消释怨恨，改变忧虑，使危难转为安定。陛下也应当为宗庙社稷建立永远不倾覆、不危殆的长远规划，为子孙和百姓留下可以长久、可以扩大的美好事业。应当惩戒从前放纵欲望的过失，重新践行日日更新、盛德日新的训言，怎么可以再放纵奸邪之人，重新实行刻薄暴虐的做法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追悔，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臣又私下担心陛下听信那些盗贼般的谗言，落入他们的奸计，以为大肆搜刮攫取、把怨恨集中到有关官署、使财物积聚丰盈、让利益归于君上，就是正确的做法。这又是陛下尤其应当慎重思考的事。君主是昏庸还是明智，取决于任用什么人。咎繇、夔、契的道术兴盛，虞舜便享有深明睿智的声名；皇甫、棸楀受到宠幸而奸邪盛行，周厉王便遭受覆亡的灾祸。自古以来，哪里有任用小人掌权，而灾祸不殃及国家的呢？这就好比拿兵器伤人，天下不把罪责归于兵器，而把罪责归于操持兵器的主人；饲养蛊虫来祸害万物，天下不责怪蛊虫，而责怪蓄养蛊虫的人家。道理必然如此，不可不察。臣私下担心陛下认为裴延龄的进用是出于自己独断，而延龄的言论又多顺从圣意。如今如果依法治他的罪，就好像他是被众人排挤，所以陛下想保全他，以显示自己的坚定决断。如果这样，陛下与臣下始终相待的心意固然是好的，但对于有错即改、除去邪恶而不迟疑的道理，或许还没有做到尽善。人的好坏难以认识，早在淳朴古代就已如此。考验他是否可用，见于典谟。陛下原先认为他贤能便任用他，后来知道他邪恶便弃置他，这是常理，有什么不可以呢？倘若陛下仍然不知道他的邪恶，只是怀疑他是被排挤，那么固然有貌似恭敬而怀藏欺诈的人，也有结党邪恶、伤害正直之士的人。所凭借的考察核验，可以使这两种欺诈诬陷都断绝。陛下认为延龄有才能，愚臣却认为延龄有罪。才能必定有事实表现，罪过必定有根据。陛下为什么不指明他所取得的功效，以表彰忠贤；查验他所被指控的罪行，以考察虚实？同众人一起辨明，向人们显示并非偏私。如果他的才能有迹可称，而罪过没有根据，那就是结党邪恶、伤害正直之人的证据。

译陛下应当惩治他损害善人的行为，以勉励臣下奉事君主；如果罪过有确凿证据，而所谓才能没有实际表现，那就是貌似恭敬而怀藏欺诈之人的证据。陛下应当查究他包藏祸心的行为，以警戒祸乱国家的人。这样，上面对下可以消除彼此嫌疑、构陷的疑虑，下面对上可以断绝偏私惑乱的议论。何必让忠奸不能辨别、曲直不能分明、香草和臭草混藏在一起，最后臭味反而压过香味呢？这就是小人之道日益兴盛的征象。此时国运的否泰、安危的关键，难道只在于有损圣德、不利善人而已吗？陛下如果把凡是必定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都看作忠良，而自己所作的事也不接受改变，那么这样一来，君上所想要的事情，没有人不谄媚；君上所犯的过失，没有人不顺从。水火相济，不算错误；金石互相砥砺，也不以为羞耻；过失发生了却不加以警戒，舍弃自己的意见而一味听从别人，也不足以称道。只按自己的意旨行事，那么匡正辅弼的作用或许就会停止。匡正辅弼停止，治理便不可能实现。仲尼所说“一句话可以丧失国家”，就在于君主说话而没有人敢违逆。事情关系国家兴亡，本来就不可忽视。迎合默顺，渐渐已经成为风气。鼓励臣下进言，尚且担心他们不能畅所欲言；如果又加以阻抑，谁还会进献诚实的话呢？臣恐怕陛下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请允许臣拿一件事来证明。比如裴延龄凶恶狂妄的名声，已经传遍天下。上至公卿近臣，下至舆台等低贱之人，纷纷议论，成千上万的人都这样说。有能力把这些话上奏的人，都认为这个人有〔“防”字疑为“非”或相关字，原文不明〕。陛下如果确实命令亲信广泛采集民间言论，再与近来听到的情况相互校验，就足以鉴别民间的真情和虚伪。臣出身卑微，任职台衡，既承受极高的尊荣，又蒙受深厚恩泽。难道不知道观察时势、附和圣意，足以保全旧日恩宠；随众人沉浮，也可以避免招来严厉责罚吗？称病退职，可以获得知足自守的名声；包庇奸邪苟且容忍，也没有被嫉恨的忧患。何必急着自寻苦恼，独自面对豺狼？对上违背陛下的欢心，对下又给谗言者提供口实。这实在是因为臣自顾愚昧无能，一无所长。早年承蒙陛下眷顾知遇，臣所依靠的只有诚实正直。臣在帷幕宫扆之旁参与机密，至今已经十二年。圣上的慈爱既然因此容纳臣，愚臣也因此自负其责。臣跟随陛下经历播迁颠沛的危险，亲见陛下实现兴复的艰难。直到今天追想起来，仍然心惊。所以臣害怕重蹈覆车而惊惧，担忧房屋被焚而悲鸣。实在是内心情感激荡，虽然想停止，却不能默然不言。因事陈述坚持己见，虽然已经屡次这样做，圣上的听闻仍然高远，尚未降下体谅察看。于是冒昧再次陈述诚意，以表达全部愚忠。忧虑深重，所以言语繁多；恳切急迫，所以措辞尖切。如果说这是臣为保全自己的谋划，那就是过错；如果说这是臣替陛下考虑祸患的计策，那就是忠心。粉身碎骨以奉事君主，并非臣所敢躲避；沽名钓誉、矫饰正直，臣也不忍去做。愿陛下回转圣明的听察，为国家深思熟虑。社稷所依赖的正是这些，难道只是臣不能胜任承受恩德、报答德泽的诚心吗？谨冒死奉上此书陈奏。臣诚惶诚恐，叩头再拜。当时裴延龄诬陷并驱逐陆贽、张滂、李充等人，皇帝非常愤怒，没有人敢进言。右谏议大夫阳城听说后说：“我身为谏官，不能让天子杀害无罪的大臣。”于是约同拾遗王仲舒守在延英阁，上疏极力论列裴延龄的罪行，慷慨地引用义理为陆贽等人申辩，连续多日不停；听到的人都寒惧不安，阳城却更加振作。皇帝大怒，召宰相来治阳城的罪。顺宗当时还是皇太子，出面为他开脱救援，过了很久才得以免罪。皇帝下敕令宰相转告并遣送他，但皇帝的心意仍未改变，想最终任命裴延龄为宰相。阳城公开说道：“如果裴延龄做了宰相，我一定取来白麻诏书把它撕坏，在朝廷上哭泣。”皇帝没有任命裴延龄为相，这是阳城竭力抗争的结果。宪宗时，左神策军的军吏李昱借了长安富人的钱却不偿还，京兆尹许孟容将他逮捕、戴上刑具拘禁，限定期限让他偿还，说：“期限到了还不足额，就处死。”中尉向皇帝申诉，皇帝派中使传达诏令，把李昱送回本军。许孟容说：“臣不奉诏，理当处死；然而臣替陛下治理京畿，如果不抑制豪强，凭什么肃清京城？钱还没有偿还，李昱不能获得释放。”皇帝赞许他的刚直，答应了他的请求，京城因此震恐。当时任命柳公绰为京兆尹。公绰刚到府署任职，有神策军小将纵马冲撞他的前导。公绰停下马，杖杀了他。第二天入朝应对，皇帝愤怒地责问此事。他回答说：“京兆是天子车驾所在之地的表率。如今臣刚开始处理政务，小将竟敢这样冒犯，这是轻视陛下的诏命，不只是怠慢臣。臣只知道杖责无礼之人，不知道他是神策军将领。”皇帝说：“为什么不上奏？”他回答：“臣的职分应当杖责他，不应当上奏。”皇帝退朝后对左右说：“你们要留意这个人，朕也害怕他。” 当时五坊使杨朝汶胡乱逮捕拘禁人，向他们索取息钱，彼此转相诬告牵连，涉及将近千人。御史中丞肃俛弹劾他，裴度也进言。皇帝说：“姑且同你谈论军事，这只是小事，朕自己处理。”裴度说：“用兵的事还算小，所担忧的不过是崤山以东；五坊使暴虐横行，恐怕会扰乱京城。”皇帝召来杨朝汶斥责说：“因为你的缘故，使我羞于见宰相。”于是赐杨朝汶死罪，把所有被拘禁的人都释放了。当时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字疑为“弘”，专名有疑〕简关系十分密切，谋求做宰相。元稹因为裴度资历早、声望高，担心他再次立功而被重用，妨碍自己的升进，所以裴度奏报的军事事务，多被魏简从中阻挠。裴度上表说：“叛臣王承宗结党作乱，使崤山以东震动惊扰；奸臣掌权，扰乱败坏军政。陛下想扫荡幽州、镇州，首先应当肃清朝廷。河朔的叛贼只是扰乱山东，宫禁中的奸臣却一定会扰乱天下。这样看来，河朔的祸患小，宫禁的祸患大。小祸患，臣和诸将一定能剪除；大祸患，如果陛下不觉悟并加以防制，就没有办法驱除。臣知道陛下委任臣的心意并不轻，但奸臣压制损害臣的事情很多，只想使臣失去职位，至于天下的治乱、山东的胜负，全都不顾。如果朝中的奸臣全部除去，那么河朔叛贼不用讨伐自然会平定；如果奸臣还在，即使叛贼平定也没有益处。”皇帝不得已，罢免魏弘简的枢密职务，解除元稹的翰林学士职务，但对他们的恩宠待遇仍和从前一样。当时昭义军监军刘承偕是太后的养子，倚仗恩宠欺凌节度使刘悟。刘悟逮捕刘承偕并把他囚禁起来。皇帝下诏命刘悟把刘承偕送来，刘悟不奉诏。适逢裴度入朝，皇帝问裴度应当怎样处置。裴度回答：“刘承偕骄横放纵、不守法度，臣全都知道。陛下如果一定要收服天下人的心，只应下半纸诏书，详细陈明他的罪状，命刘悟召集将士把他斩杀，那么藩镇的臣子，谁不想为陛下效死？不只是刘悟如此。”皇帝不得已，把刘承偕流放到远州。

译文宗突然感染风疾，伤害了语言表达能力。郑注起初通过王守澄进献药物，皇帝稍有好转后，又推荐李训来待诏。皇帝想授李训谏官之职，中书侍郎李德裕说：“从前诸葛亮说过，亲近贤臣、远离小人，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士，是后汉倾覆的原因。如今李训是小人，近来他的罪恶已经暴露于天下，不应当招引到身边。”皇帝说：“谁能没有过错，应当容许他改过。而且李逢吉曾经这样说过。”李德裕回答：“圣贤才有改过的可能；如果李训天性奸邪，还能改什么？李逢吉身居宰相，却反而顾念爱护凶恶邪僻之人，使陛下受到牵累，也是罪人。”皇帝告诉王涯另行授予李训官职，李德裕摇手制止；王涯恰好被皇帝看见，皇帝很不高兴，李训、郑注都怨恨李德裕。皇帝随即再次召李宗闵辅政，任命李德裕为兴元节度使。武宗会昌四年，任命赵归真为道门教授。赵先生得到皇帝宠幸，李德裕进谏说：“赵归真是敬宗朝的罪人，不应亲近。”皇帝说：“朕在宫中无事时，和他谈论道术，只是用来消除烦闷罢了。至于政事，朕一定会询问你们。”即使与皇帝轮流奏对的官员有一百人，赵归真也不能迷惑皇帝。李德裕说：“小人见到权势所在，就会奔走趋附。十多天以来，赵归真的门前车马聚集如辐辏，请陛下对此深加警戒。” 当时邢州、洺州、磁州三州已经投降，郭谊害怕了，谋划斩杀刘稹来投降。宰相入朝祝贺，皇帝说：“郭谊应当怎样处置？”李德裕回答：“刘稹年轻懦弱，只是个愚蠢的小孩子罢了；他拥兵拒命，全是郭谊替他出谋划策。等到势力孤弱、力量屈服，又出卖刘稹来求取赏赐，这样的人如果不杀，凭什么惩罚恶人？应当趁各路军队还在境内，把郭谊等人一并杀掉。”皇帝说：“朕的想法也认为如此。”于是将他们斩杀。宣宗时，京兆尹韦澳到任后，豪强贵族都收敛了手脚。郑光庄的庄吏横行无忌，多年租税都没有缴纳。韦澳逮捕他并戴上刑具，详细奏报他的情况，准备依法处置。皇帝说：“郑光很爱护他，怎么办？”韦澳回答：“如果这样，那么就是陛下的法令只在贫苦人家实行，臣不敢奉行诏令。”皇帝说：“那么严厉杖责他而宽免死罪，可以吗？”韦澳回去后，立即杖责他，催逼他缴足数百斛租税后才释放。后晋高祖天福年间，杨昭俭任翰林学士。当时骄横的将领张彦泽镇守泾原，残暴杀害从事张式，朝廷却没有给他加罪。杨昭俭与刑部郎中李涛、谏议大夫郑受益抗疏论列，请求依法处置张彦泽。奏疏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有诏令允许朝臣轮流奏对，有密封奏事的，也允许不定时分条上奏。杨昭俭又上疏说：“天子君临四海，每天有万般政务，应当大力建立诤臣，以弥补政事的缺失。如今虽然设置了诤臣，进言的道路却不通，像药石一样的直言不能传达到圣听，而邪佞之徒却在左右取得容身之地。御史台是整肃纲纪的机构，是弹劾纠察的部门；蒙受冤屈的人本应昭雪，成为祸害的人则难免流放。陛下即位以来，宽仁过甚，只设置了这两个机构，几乎成了空架子。于是使节度使轻慢侮辱朝廷法度，屠杀幕府属吏；受害者开始到宫阙申诉，反而被拘押送回本藩。这样只图苟且安定、放纵跋扈之心，完全不顾冤屈压抑的痛苦。愿陛下改变圣断，诛杀张彦泽，以向军中属吏谢罪。”因此被权臣嫉恨。宋仁宗天圣五年，举行南郊祭祀，中外都认为丁谓将重新起用，殿中侍御史陈琰上疏说：“扰乱常法、肆意叛逆的人，作为将领也一定要诛杀；奉行邪道、心怀奸恶的人，应当杀无赦。” 丁谓凭借险诈奸佞的手段，据有并窃取公卿台省的职位，贿赂财物充满私宅；凭威势权力接受请托，使请谒之事进入朝廷公堂；还招引巫师施行妖术，在宫禁中厌胜蛊魅，改动神寝和龙冈，企图消除王者的气运。如今举行禋柴祭礼，广施恩典，我担心丁谓暗中输送珍宝，私下结交权贵，借机在远方苟延性命，企图调往善地。李德裕只是因为任用党羽，未能活着回来；卢多逊曲意侍奉王藩，最终也没有牵连恢复官职，请不要赦免丁谓。”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景祐元年，监察御史里行孙沔上奏论劾许申胡乱推荐狂人，奏疏说：“我听说以邪道扰乱政治的大奸，不能逃脱刑罚；防止邪恶、保存诚信，明智的人因此能够及早辨别。我听说，虚伪的言论已经在两观被诛灭，德行凶恶的人也一定要屏退到四方，使各种谄媚奸佞之臣断绝侥幸求进的道路。臣私下见到三司判官、工部郎中许申，长久享受宠禄，却没有显著功名。从前任刑狱机构的官员时，弹劾无罪状之人却使命令搁置；后来列身京兆府属官，又因公议而回到原班。已经被贬黜却又升迁，见到有多种途径便心怀欺诈。近来听说他被罢免漕运官职，入朝觐见，随即又列入计司，多次承受特别任用；他不想着施展才能报效，只急于迎合时势，于是竟胡乱推荐一个狂人，妄称什么精气，使其先行进入内寺，冒犯皇帝威严。何况气机运行本来没有间隙，并不在于极细微的差错；一旦造成祸害，必定深重，在一呼一吸之间，后果又哪里能够预料？古人说服用药物也有害处，微臣认为运行气机也是如此，怎么可以任意施行幻术迷惑柳泌呢？”他因合炼丹药，最终仍不免被诛杀。杜景之寻访异人，所作所为全是怪诞之事。如果长期让这种人侍奉左右，必定给君亲带来祸患。众人确实都有这样的议论，他的罪行应当不予赦免。又听说赐给他白金五百两，一个没有功名的人却无故受到宠幸，也令听闻者震惊。身为人臣，却不知忠孝，接引诡异邪道，狂妄冒犯天听，窃取厚重恩宠，使奸邪更加滋长。将要巧妙谋求进用，必定有损朝廷观瞻，严重扰乱国家纲纪，应当把他从君主身边除去。伏望陛下追回所赐，免得留下滥赏的名声；贬黜这个坏人，以杜绝倾邪之势逐渐形成。景祐年间，宰相吕夷简请求罢职，仁宗下优诏加以挽留，不准他离职。孙▯任陕西转运使，上书说：“自从吕夷简执掌国政以来，贬黜忠言，废弃正直之道。等到他以使相身份出镇许昌，便推荐王随、陈尧叟接替自己；二人才能平庸而肩负重任，谋议又不相合，在中书堂上争吵，使众多士人取笑，政事也逐渐废弛。又让张士逊居于台席之首，张士逊本来就缺乏远见，因而使国事败坏。吕夷简不进用贤能，并不是为了社稷作长远谋划，只是提拔不如自己的人作为巩固自身地位的计策，想让陛下知道辅相之位非自己不可，希望陛下最终仍然思念自己而召回任用。陛下果然召吕夷简回来，他从大名入朝执掌政事，到现在三年，没有改变一件事，把姑息当作安定，把躲避毁谤当作智慧。西部州郡的将帅屡屡以战败上报，契丹贪得无厌，趁机索取财物，军队覆灭，财货耗损，天下财力枯竭；刺史、牧守十人中任用不到一人，法令不断变更，士人百姓怨声载道。国家隆盛的根基，忽然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吕夷简因病请求退职，陛下亲手调和御药，亲自写下诏书慰问，还说：“遗憾不能把你的疾病转移到朕身上。”四方义士听闻诏书中的话，有人流下眼泪。吕夷简在中书省二十年，三次位居辅相之首，他所说的无不被听从，所请求的无不被施行，宋朝得到君主如此信任的臣子，只有他一人而已。

译不知道他拿什么来报答陛下？天下都称赞为贤能而陛下却不任用的人，是左右近臣诋毁了他；天下都说是奸邪而陛下却不知道的人，是朋党蒙蔽了陛下。近来契丹重新结盟，西夏归附通好，公卿们欢欣鼓舞，每天盼望和平；如果趁此机会振举纲纪，修复废弛的政事，选拔贤能、任用有才干的人，节省费用、供养军队，那么景德、祥符年间的盛况就会重新出现在今天。如果安然不顾，竟把这种状况当作安定，我恐怕国家会土崩瓦解，再也无法挽救。而吕夷简却认为四方已经安宁，各项政务已经整顿妥当，想借生病默默离去，不向皇上进一言以启发圣心，也不辨明贤能与不肖；即使把终南山的竹子全部砍来制成竹简，也不足以写尽他的罪过。”奏书呈上后，皇帝没有治他的罪。庆历三年，侍读学士欧阳修上奏说：“臣昨日因奏事在延和殿，已经当面论述过。李淑先前在开封府任职时，尚且被视为疏远外任之臣，如今授任学士，这是禁中亲近的职务。臣私下认为，此人不应列于侍从之中；他的奸邪阴险行迹，陛下素来已经知道。如今外地臣僚，即使骨肉同坐，也不敢说出李淑的姓名，大概是因为他的污秽邪恶丑态令人难以承受。外人如此厌恶他，怎么适合让他仍在君主身边？李淑一向结党依附吕夷简，属于‘三尸五鬼’之类；大概吕夷简想让他成为自己的肘腋，所以才援引他到这个位置。不知道如今朝廷这样清明，还要这个人有什么用？”如果想借重他的文辞才学，那么臣认为，才能和品行才是臣子的根本，文章不过是外在的装饰罢了。何况如今擅长文章的人，担任学士的有一两人就足够了。假如完全没有文士，朝廷发布诏敕，只要直截了当地记录君王的话来昭示天下，反而足以恢复古代质朴的美德，不必追求雕琢华丽。自古以来有文才而无品行的人，大多被明主所弃。比如徐▯、胡旦，都是先朝因文章著名于天下的人，但二人都因过失罪恶被废弃，终身不再被录用。当时朝廷也并不至于缺少人才。李淑任职开封府时，过失极多，但还只是一府的祸害；如今他身在朝廷，如果有所作为，稍微放纵自己的意志，就会危害忠良、败坏政治，成为天下的祸害。因此臣不能不说。如今虽然陛下主持任用正人，不相信谗言巧说，但李淑作恶出于天性，恐怕不能改过自新，臣私下担心他仍旧会谗毁好人。伏望圣慈，完全不要采纳他的意见，早日给他一项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办事，不必顾忌谗毁。欧阳修又上奏说：“臣近日私下听说，李淑已经得到圣旨，命他出任寿州。但听说中书省不肯立即执行，必须等李淑自己上奏请求外任，才敢授予差遣。臣认为，李淑的奸邪行迹陛下既然已经完全知道，如果由陛下亲自决断，就能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聪明圣睿，能够辨别忠邪、黜退小人，这是出自圣上的决断。这样一来，今后奸邪险恶之人就会知道畏惧，不敢为害。如今如果按照中书省的意思，必须等待他自己请求退职，那么赏罚的权柄就不是由君主亲自行使，官员的去留谋划也任由臣下取便。这样一来，今后小人都会知道，即使他们奸邪险恶，天子想竭力罢黜，而中书省也未必肯执行；只要他们不主动退职，就没有人敢差遣他们。我恐怕从此小人反而得计，不肯悔改。进用贤能、罢退不肖，是宰相的职责。如今大臣既自行躲避怨恨，不肯替陛下除去奸邪，幸赖陛下圣明，洞察并分别邪正，却又不能立即依照圣旨直接授予差遣，还要委曲地顾全人情，优容宽假群小。近三四天来，外面听说陛下想任命李淑为寿州知州，人人欢欣鼓舞，都庆贺圣德。因为李淑二三十年来出入朝廷，奸险倾邪，害人不少；一旦看见君主斥逐他，左右之人无不欣喜拍手。但又听说中书省如此迂回退避、互相推诿，可惜圣明的决断不能完全施行。臣希望不必再等他请求出任外郡，趁两府奏事之时，特地下达圣旨处置，直接任命他到一个外郡，使天下都知道这个奸邪污秽之人是君主亲自竭力除去的，以彰显圣明之德。”欧阳修任谏院官时，又上奏说：“臣私下看到去年五月的诏敕条文规定，各路转运使兼任按察使，对于有的贪婪残暴、年老昏昧、确实不能治理地方的人，要由各处具状上报。如果因循敷衍，不能切实按察，以致官吏贪婪残暴、刑狱冤枉滥施、百姓无处申诉，朝廷查访得知后，都应勘问治罪，予以重罚黜降。臣近来看到，贼人张海等进入金州，劫走军资、铠甲、兵仗和仓库财物，大概是因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贼入城。等张海等到了邓州顺阳县，县令李正己竟用鼓乐迎接贼人入县，设宴留贼人在县衙住宿，任其肆意劫掠。李正己也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陈洎、张升自五月接受朝廷诏书以来，之后半年内竟一个人也没有按察。像王茂先、李正己这样明显包庇纵容的官员，不早些调换，才导致一旦贼人到来，便不能抵御。至于光化军的韩纲在当地残酷虐待，导致士兵作乱，也没有能够及早察觉。陈洎等人故意违背诏书，导致盗贼兴起，都应依照原先颁下的诏敕重加黜降。中书省又不执行，使国家的号令被弃置为一纸空文，天下的祸乱给君主和父亲般的皇帝留下忧患，这大概都是上下相互防护包庇的罪过。陈洎、张升，伏请依照诏敕施行，重重予以黜降。如果明白颁下诏敕，却对明显违犯者一概不执行，那么今后朝廷的号令就只会徒然烦劳而虚发。伏望由陛下亲自决断，以警戒后来者。欧阳修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言，京西转运使陈洎、张升违背并废弃诏书，完全不按察属下官吏，以致盗贼横行，给君主留下忧患。陈洎等人应当因这一罪行受罚，按罪名重加黜降。这件事不是臣自己产生的狂妄见解，冒昧妄言，而是朝廷原先颁下的诏书中已有明确指挥，本来就应当执行。如今各路转运使不按察官吏的很多，但另一些地方并没有因此发生严重祸事；而且他们属下的官吏若并不十分昏老，也可以暂且表示宽容。像陈洎等人所管辖的地区，官吏明显昏老贪残，却完全不举劾，以致盗贼一齐兴起，事势令人忧虑。如果这件事不执行，那么国家的诏敕就是一纸空文，今后的号令还有谁肯听？”臣又看到，近来朝廷大幅调换各路转运使，正考虑改革，打算革除旧弊。朝廷今后的政令必须确保执行。如今如果自行废弃诏书，向人显示朝廷没有信用，那么新任转运使看见朝廷自己先放松废弛，言语不足以听从，就会更加没有敬畏，必然效法因循敷衍；这样虚耗精力地反复更张，必定不能成事。古人在事业开始时，尚且有时借助他人来施行法令，何况陈洎等人是首先违犯诏书的，按理应当执行惩处；在革除弊端的开始，正应先办理这种足以激励众人的事情。

译有人说，陈洎等人在人才较少的时候，姑且还需要任用他们，那么可以请求各自降官，仍旧给以差遣，以此责成他们以后取得成效，日后再慢慢议论恢复资序，这也是处理过失的一种办法。还担心有人会说，淮南王伦叛乱以后，朝廷并没有处置淮南的转运使；这是因为淮南刚刚接到诏书，还没有来得及按察，贼人就突然到来，而且当地官吏如晁仲约等本来并不昏老，不能同京西官吏拖延多年、不能剿灭盗贼相比。京西官吏一直养成盗贼的凶恶势力，而且当地官吏明显是昏老误事之人，接受诏书半年，故意违背而不举劾，所涉及的情形与淮南不同。如今如果因为淮南没有被处置，就舍弃陈洎等人而不追问，那么今后违犯诏令的人又会拿陈洎等人为先例，这样朝廷的命令就会永远废弃而不能施行。伏望陛下聪明睿智、英断明决，是正确的就采纳；只是臣还担心大臣专门收取私人的恩情，而不顾国家大体。如果能够不吝惜暂时降陈洎等一两级资序官，保存朝廷纲纪，以此激励中外官员，那么或许可以使国威重新振作，患难得以平息。庆历四年，欧阳修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因为王尧臣、吴育等人争论陈留桥一事，互相陈说是非，陛下想做到完全公正，特意派台官裁定。而王砺这个小人不能上承圣意，挟带私心而徇私，妄自把小事夸大，声称王尧臣与豪强百姓有私情，诬告慎钺命凶恶的差役暗中杀人，又妄称真宗皇帝在位时迁桥不便，使百姓至今咬牙切齿等事。等到查勘出事实，王尧臣原来根本没有接受豪强百姓的请托，慎钺也没有命令小吏暗中杀人。后来根据先朝《日历》记载，真宗皇帝亲自告诉王旦，说陈留桥损坏舟船，特意命令修理更换；由此查验证明，王砺所说的全是虚妄之言，是向上欺惑圣听。幸赖陛下圣明，慎重听取裁断，没有立即轻信他的话，另命吕觉根究查勘。如今既已查出事实，才弄清王砺处理事情不公。臣认为，台宪官的职责，本来就是纠正纲纪，而王砺只是一味挟带私心、欺骗蒙蔽皇帝，应该黜退问责。他的罪过有四条：第一，诽谤亵渎先朝圣政。臣谨按《日历》记载，真宗皇帝亲自向王旦谕示迁移陈留桥一事，是先帝了解民间利弊，迁桥确实是为了便利百姓，所以史官记载下来，以彰明圣政，作为后世的法则。如今王砺却说，是真宗朝的权臣接受豪强百姓贿赂，才把桥迁走，给民间造成不便，以致百姓至今咬牙切齿。如果照王砺所说，便是真宗误信权臣而迁桥，导致百姓怨怒，这就是当时的政事缺失。如今国史记载迁桥有利，以彰明先帝圣政。王砺说迁桥不便，究竟是本朝旧史可信，还是王砺的话可以凭信？他虚妄诽谤、亵渎先朝的罪过足以诛杀，这是第一条。第二，中伤无辜平民，使今后有功劳、有才干的臣子不能受到激励。臣见从前三司使不能筹划钱粮，竟至于强行借取豪强百姓二十万贯钱，购买天下官私物货，甚至对税收瓜果蔬菜之类也进行琐碎苛刻的搜刮。自从王尧臣任三司使以来，没有听说他对外加重搜求；而如今财用也没有严重亏空，又听说南郊大礼日益临近，各项事务也稍有准备。在这样困窘、缺乏财用的时候，能够做到不增加百姓赋税而使国家用度大致充足，也可以说是有功劳、有才干的臣子，正应当责成他办好政事。如今却因为迁移一座桥的小事，王砺诬告他与豪强有私情，导致兴起大狱。等到查勘出来，完全没有私情弊端。这是王砺不顾朝廷大体，在财用匮乏之际，反而因小事妄加伤害能够办事的臣子，他的第二条罪过。第三，诬告平民为杀人贼。凡是台官论事，允许采用风闻之说，是说对于耳目不能亲自察知的事情，也允许据传闻上奏。如今王砺亲眼看见慎钺派遣的小吏，既没有勇武，也没有兵器，却声称他们怀有杀人的意图。等到查勘出来，完全没有任何迹象和事实，这是他的第三条罪过。第四，挟带私心以迎合举主。起初朝廷本来是因为省府之间互相争论，另选与此事没有利害关系的官员裁定。王砺既然知道吴育是自己的举主，就应当自己陈述请求另派官员，怎么可以诽谤亵渎先朝，以此迎合自己的举主？况且王砺说慎钺是王尧臣所举荐的，慎钺受到恩惠必然很深。如今王砺是吴育所举荐的，难道不会心怀感激吗？而且吴育与王尧臣本来没有怨恨，各自据理陈述，只是对本司公事的看法有异同，这是常有的事情。只是王砺是个小人，妄想迎合，故意夸大事实、欺骗蒙蔽，这就是他的第四条罪过。况且王砺诽谤亵渎先朝圣政的罪行，如果不重重责罚，就无法彰显陛下以孝治国的圣明；他中伤王尧臣，如果不重重责罚，就会使有功劳、有才干的臣子不能安心施展才能。至于他诬奏慎钺派遣小吏杀人以及挟带私心迎合举主的罪行，如果不重重责罚，就会使今后小人任意妄为，狱讼必然增多，这关系到朝廷的体统。臣身为谏诤之臣，不能不说。王砺，伏请重重贬黜。欧阳修又上奏说：“臣近来曾上呈札子，也曾当面奏明，台官王砺特意受到差遣，竟敢徇私妄言，声称王尧臣迁桥另有私情等事，以此欺骗蒙蔽朝廷。幸赖陛下圣明，再次命令推究查勘，查明王尧臣完全没有私曲，已经蒙受圣恩释放。自从王砺妄自弹劾上奏，罗织无罪之人，想借助国家威势来报复个人怨恨，立于朝廷班列的官员人人都感到危险。如今听说王尧臣没有陷入冤屈刑罚，又蒙陛下恩典释放，朝廷内外的士人稍稍重新安心。然而小人在朝，不是国家之利。如果王砺的善恶尚未辨明，还可以暂且容忍；如今既然已经通过此事考察了他，显露出他倾险邪僻的行迹，怎么还能让他滥居台宪之职，中伤善人？伏望圣慈早日将他黜退问责，以此警戒在位的倾邪之人，也使今后被选用、接受差遣的人不敢再辜负委任，另行制造过失。如果王砺不被黜退，臣私下担心今后凡是被差遣的人都会任意作恶，那么陛下就无法任用人了。这件事关系重大。”

译欧阳修又上奏说：“臣近日恭敬地看到，朝廷任命郭承祐为邢州知州。自从臣任谏院官以来，前后多次接到秘密下达、未交有关部门公开发布的宣头札子，命令臣经常用心考察辖下官吏。臣详细考察朝廷的旨意，是因为河北在天下各路中最属于用武之地。过去由于北方人归附通和以后，多年放松防备，一旦恐怕发生事变，各项事务都废弛败坏。朝廷悔悟并鉴戒以前的弊病，所以先谨慎选择官吏，力求修整衰败的纲纪。昨日接到宣头条文，除一十九州军选择人员长期任职外，其余州军的长吏，命中书门下、枢密院选派；并下令转运司考察大小文武官员中不能胜任的人，不得包庇无才者，因循敷衍而不切实纠举，以致临事时发生缺失。朝廷对河北如此留意，告诫和要求如此恳切。加上近来保州发生兵乱以后，到现在百姓还在惊恐之中，军情也没有安定。相州、顺安军、瀛州、安肃军、卫州、通利军等地，骄横的士兵不断煽动、摇惑、结党。当此之时，臣实在没有想到朝廷会选派郭承祐担任河北的长吏。郭承祐从前任澶州知州时，引发并招惹修城士兵，终于导致他们作乱。去年朝廷调他到河北统领军队，臣在谏院曾经极力论列；后来他被罢免相州知州之职，贪污卑劣的情状多得不胜枚举。又因为按察使张昷之上奏论列，他被罢为北京部署。如今调往陕西，他拖延不肯赴任；现在又把邢台交给他管理。在黄河以北事务多变、朝廷反复恳切留意的时候，郭承祐却屡次任职而不离开河北，不知此人究竟凭什么才能担当这种经过慎重选择的任命。郭承祐庸碌低劣、贪污卑鄙，只是供人役使的奴仆之才；如果因为他曾经有供差役使的劳绩，不忍心废弃他，难道没有清闲的地方可以收养安置他吗？何况邢州北面连接镇州、定州，控制西山驻扎军马的要地，人口繁盛、物产富饶；治理边境、镇抚民俗，更需要选择合适的官吏。即使一时缺少人才，选派一个中等平常之才，也还胜过郭承祐。伏望朝廷顾惜河朔的名藩重地，不要让庸劣小人败坏它。郭承祐，伏请特降指挥，罢免他邢州的职务，另行选派人员。《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四。《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五。明代杨士奇等撰。去除邪恶。宋仁宗至和元年，殿中侍御史赵抃论述道士传授符箓、蛊惑民众的奏疏说：“臣私下听说，信州龙虎山道士王守和，现在寄居在寿星观。去年秋天，他曾经纠集京师官员、百姓和妇女等一二百人，以传授符箓、神兵为名，夜里聚集，天亮才散去。臣又知道，近来这种法术日益盛行，传授给众人作法，在街坊间传播。又想在本月十五日夜间，在本观登坛聚众作法，希望求取金帛，蛊惑扰乱风俗。京城之下，怎么可以容留包庇妖妄之人？实在非常不妥。臣请求特地下达指挥，交给开封府捉拿、审问判决，将他押送回原籍，以免惊动百姓、滋生事端。” 二年二月，抃请求追还并寝止授予王拱辰宣徽使的新任命，所上札子说：臣等忝任御史，处在应当进言的职位，眼见朝廷有重大的任命，却颠倒失序，前后上奏弹劾都未获允准施行。臣等如果因此默默不言，使朝廷陷于过失，便辜负陛下任用差遣的本意，应当获失职之罪。因此这次不避斧钺刑戮，第三次冒昧烦渎圣听。赏善罚恶，是国家的重要权力；提升贤明、贬黜昏庸，是君主的重大权柄。像王拱辰这样的人，凡是他的趋向作为，没有不是奸邪的。他从北庭使者任上回来后，罪状最为突出，吴奎等人按例都被贬降，唯独王拱辰安然不动。外间议论认为，陛下至公，必不会庇护拱辰，而是执政臣僚极力庇护他。拱辰的恶行没有受到惩罚，昏庸也没有被贬黜，人心郁郁不平，直到今天仍未平息。为什么在纷乱议论之际，忽然任命他为宣徽使、判并州？台谏极力进言认为不合适，朝廷却只把他的任所改了，宣徽使的名号仍然保留。拱辰不顾羞耻地接受了这一任命，暗中窃取经营，急忙上表辞谢，而台谏的章奏弹劾仍不停止。政府却把这些视若无物，外间议论都认为陛下至公，必不会偏私拱辰，而是执政臣僚极力偏私他。拱辰没有任何善行，却不明不白地因授赏而升迁，众口一词都说不应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因为宣徽使这一职名太重，不是曾任两府且有功绩的人，不应轻易授予。何况拱辰转任尚书左丞、充任三司使，才不过半年，没有功劳成效，反有罪恶，怎么敢接受这种错误的恩典呢？破坏祖宗的旧例，这是第一不可；损害朝廷的体制，这是第二不可；开启侥幸求进的道路，这是第三不可。拱辰接受一个宣徽使的职位，便犯了三项不可。陛下为什么吝惜不追还拱辰的职名，却任由国家的重要权力、君主的重大权柄被执政臣僚窃取玩弄呢？臣等替陛下感到惋惜。伏望陛下圣裁，早日下达指挥，追还并寝止授予拱辰的宣徽使新任命，中外都会感到庆幸。抃又论奏李淑的札子说：臣等三次上状弹劾李淑再次充任翰林学士不当，仍未获施行。臣私下担心，朝廷认为臣等所说李淑不忠不孝、行为乖张恶劣，还不足以取信；或者执政大臣不采纳中外的公议，曲意为他遮盖庇护，不立即在陛下面前辨明是非，使李淑的恩命错误而不改。比如他任开封府知府时，丑秽事迹传遍众听；在郑州作诗讽咏前朝，言语牵涉烈祖，却以奉养亲人为名辞避外官，反而留在内职。此前谏官以及臣等后来多次论列，事实清楚就是这样。这些事情罪不容诛，只是陛下宽仁赦宥，没有把他流放诛杀，仍让他任职经筵，尚且还没有得到清议的认可，怎么可以再授予他翰林学士之命？如果李淑从此得到进用，臣私下恐怕奸邪的道路会被打开，小人之类会一同进用，残害贤人、败坏政事，这对朝廷并不是福分。伏乞陛下特降圣旨，早日下令寝止罢免授予李淑的恩命。抃又上奏说：臣近来多次弹劾陈执中家中用杖打死女使迎儿，以及海棠自缢、另有伤痕而无法查明，还有家声败坏、屡次借假告假、占据奴婢而违抗诏狱等事，仍未获指挥施行。如今臣私下听说，制勘院竟不依条文追捕拘摄，只要核对证人，便只根据单方面供词隐忍作罢，不顾公议，只酬答私恩，于是使众口沸腾，有关部门纷纷举劾驳正。况且法律，是祖宗所继承、朝廷所遵守的制度；小则可以约束过错，大则可以摧抑奸邪，靠它来澄清天下已经很久了。伏惟陛下以仁圣临御，不应不慎重珍惜它。如今执中身为辅弼，手握权衡，刚愎任性，残杀虐待无罪之人，开始时请求设置制狱，便派近臣办理；最后却包庇占用奴役，事情就这样中途停止。怎么能让执中因一己私利，依仗陛下宠信，辜负陛下寄托，屈坏祖宗继承、朝廷遵守的法律，难道不值得顾念吗？难道不令人痛心吗？万一此后权臣又有犯法的人，即使想要穷究推劾，若以此事为例，将来临时如何处置？法律从今天起就无法成立了。臣愚昧，伏望陛下振作刚断，作出圣裁，治正执中的罪行，消除中外疑惑，向天下显示法度，不要被掌权任用的大臣所屈挠。至于执中不学无术、处置颠倒、援引奸邪佞臣、招引卜者巫祝、因私仇和嫌隙排斥良善等事，都是天下共同听闻、陛下洞悉明白的，所以臣不敢一一列条上奏，只担心烦扰圣听。臣孤立危惧，待罪宪府，不知道权贵显要难以触犯，也不知道刑罚灾祸容易招来，只想到尽心报答陛下的恩德，只要对朝廷有一点补益，即使死去也无怨无悔。臣惶恐迫切、恭敬待罪到了极点。抃又上奏请求罢免陈执中，说：臣近来多次弹劾宰臣陈执中兴起又废止制狱，请求治正他的罪行。臣曾说执中不学无术、处置颠倒、援引奸邪佞臣、招引卜者巫祝、因私仇嫌隙排斥良善、刚愎任性，以及家声败坏等事。臣恐怕陛下仍认为臣的言论虚妄，至今多日也没有赐予省察采纳。臣如果不概括列举一两件，明确分条陈述，那就是臣自己打算苟且求得安全，既辜负陛下耳目之官澄察天下的职责，又要获宪台失职之罪。因此臣苟且偷生、爱惜性命，也不忍这样做。臣曾说执中不学无术：辅弼大臣必须通晓古今，见识浅陋、文才不足，就会被中外讥笑。至于去年春正月以后，制度礼法大多不合适，大概是执中不懂典故，只知一味阿谀，惑乱圣听，败坏国体。这是执中不师法古制、又不访问博学多识之士，只凭愚昧固执自行其是，终于一次任命翰林学士达到七人的表现，是他空疏应当罢免的第一项。臣曾说执中处置颠倒：朝廷差除官员，动辄遵守规章；执中掌握赏罚，却任意收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