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六

译覩斯赞回答说：“连自己儿子的肉都吃得下，还有谁的肉吃不下呢？” 乐羊平定中山后，魏文侯奖赏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内心。汉高祖还是汉王时，进入蜀地。韩信从楚国逃来归附汉国，滕公向汉王进言，汉王任命他为治粟都尉。汉王没有认为他有什么奇异之处。韩信多次与萧何交谈，萧何认为他非同寻常。到了南郑，诸将沿途逃走的有几十人。韩信估计萧何等人已经多次向汉王进言，而汉王不用自己，便也逃走了。萧何听说韩信逃走，没有来得及报告汉王，就亲自追赶他。有人对汉王说：“丞相萧何逃走了。”汉王大怒，好像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来拜见汉王，汉王又怒又喜，骂萧何说：“你为什么也逃走？”萧何说：“臣不敢逃走，臣是去追逃亡的人。”汉王说：“你追的是谁？”萧何说：“韩信。”汉王又骂道：“逃走的将领有十几个，你一个也没有追，却偏偏追韩信，这是骗人的话。”萧何说：“那些将领容易得到，像韩信这样的人，却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国士。大王如果只想永远做汉中王，没有韩信也没有关系；如果想争夺天下，除了韩信，没有人可以与大王谋划大事。只是看大王的决策在哪里。”汉王说：“我也想向东发展，难道能郁闷地长久住在这里吗？”萧何说：“大王的决策如果一定要向东，能够任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不能任用韩信，他终究还是会逃走。”汉王说：“我替你任命他为将领。”萧何说：“即使任命为将领，韩信也一定不会留下。”汉王说：“任命他为大将。”萧何说：“太好了。”于是汉王想召见韩信并任命他。萧何说：“大王平素轻慢无礼，如今任命大将却像呼唤小孩子一样，这正是韩信要离开的原因。大王如果一定要任命他，就应选择良辰吉日，斋戒，设置坛场，准备齐备礼仪，才可以。”汉王答应了。诸将都很高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大将。等到任命大将时，才知道是韩信，全军都感到惊讶。”}], 汉文帝十四年，冯唐任中郎署长，侍奉文帝。一天，文帝乘辇经过，问冯唐说：“老人家，你是怎样做了郎官的？家住在哪里？”冯唐把实情详细回答了。文帝说：“我居住代地时，尚食监高祛多次对我说，赵国将领李齐很贤能，曾在钜鹿城下作战。如今我每次吃饭，心思没有一次不想到钜鹿，老人家知道这件事吗？”冯唐回答说：“他还比不上廉颇、李牧做将领时。”皇上说：“为什么？”冯唐说：“我祖父在赵国时，曾任官卒将，和李牧友善；我父亲过去做过代国相，也和赵将李齐友善，知道他们的为人。”皇上听说廉颇、李牧为人贤良，既高兴又惋惜，拍着大腿说：“我偏偏没有得到廉颇、李牧来做我的将领，我难道还会忧虑匈奴吗！”冯唐说：“请恕臣冒昧，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皇上大怒，起身进入宫禁之内。过了很久，召见冯唐斥责说：“您为什么当众羞辱我，难道就没有私下说话的地方吗？”冯唐谢罪说：“鄙陋之人不懂得避忌。”正在这时，匈奴刚刚大举侵入朝那，杀死北地都尉孙昂。皇上把防御敌人放在心上，于是终于又问冯唐：“您凭什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呢？” 冯唐回答说：“我听说上古的君王派遣将领时，跪下推着车毂说：‘城门以内的事，由寡人控制；城门以外的事，由将军控制。’军功、爵位和赏赐，都由将领在外决定，回来后再上奏。这不是虚言。我祖父说：李牧做赵国将领时，驻守边境，军市的租税都自行用来宴飨士卒，赏赐也在外面决定，不从朝廷内部覆核。因此赵王委任他并责成他成功，李牧才能充分发挥才智。他选派战车一千三百乘、能张满弓的骑兵一万三千人，以及身价百金的勇士十万人【“值百金”是说身价贵重】，因此向北驱逐单于，击破东部，消灭澹林，向西压制强大的秦国，向南牵制韩、魏。当时赵国几乎成就霸业。后来赵王迁即位，他的母亲是倡优。赵王迁即位后，便听信郭开的谗言，终于杀死李牧，让颜聚代替他，因此军队败退、士卒溃散，被秦国擒获并消灭。如今臣私下听说，魏尚任云中太守时，把军市租税全部用来宴飨士卒，又用私人的养军钱，每五天杀一头牛宴请宾客、军吏和舍人，因此匈奴远远躲避，不敢接近云中的边塞。匈奴曾经侵入一次，魏尚率领战车和骑兵攻击，杀敌很多。那些士卒都是普通百姓家的子弟，从田野中出来参军，哪里知道什么尺籍五符【官吏把士卒斩首数记在尺籍上，五符也是关于什伍编制的符节和约束】，终日竭力作战，斩首、俘虏敌人，向幕府报功；只要有一处言辞与事实不相应，文吏便依法绳治他们，赏赐不能兑现，而官吏奉行法令却一定得到实行。” 臣愚昧地认为，陛下施法过于严明，赏赐太轻，惩罚太重；比如云中太守魏尚因上报军功时斩获的首级、俘虏少了六级，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审理，削去爵位，还罚他服劳役。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臣实在愚昧，触犯了忌讳，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文帝听了很高兴。汉成帝时，光禄大夫、执金吾辛庆忌因触犯小法而被贬为云中太守，后来被征召任光禄勋。当时多次出现灾异，丞相司直何武上密封奏事说：“虞舜时有宫之奇，晋献公因此睡不着【晋献公想讨伐虞国，因为宫之奇在虞国，所以睡不着】，卫青在朝廷任职，淮南王的谋划便停息。因此贤人在朝廷，能够挫败敌人、消除灾难，胜过在灾祸尚未显现时就预先制止它【厌，是压制；灾难尚未形成，便预先取胜。厌读作于叶切】。《司马法》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也必然危险。’将领如果不预先设置，便无法应付突然的事变【卒读作猝，指突然】；士卒如果平时不训练磨砺，便难以让他们拼死抗敌。因此先帝设置列将之官，让近亲贵戚掌管内地，异姓将领抵御外敌，所以奸邪叛逆不能萌发便被消灭，确实是万世长久的防备。”光禄勋辛庆忌品行正直，刚柔相济而敦厚，谋划深远。他先前在边郡任职，多次击破敌人、俘获敌虏，外族没有不知道他的。近来重大灾异一同出现，还没有发生相应的祸患，加上兵革长期停息，春秋时节又有重大灾害，应当预先防御。辛庆忌适合任掌握国家爪牙的官职，以防备意外。东汉光武帝时，更始帝的大司马朱鲔等率重兵占据洛阳，并州也还没有安定，光武帝为谁来镇守而为难，便问邓禹：“诸将之中，谁可以派去镇守河内？”邓禹说：“从前高祖任用萧何守关中，不再有向西顾虑的忧患，所以能够专心经营崤山以东，最终成就大业。如今河内以黄河为险固，户口富足，向北通达上党，向南逼近洛阳。寇恂文武才能完备，有治理百姓、统率众人的才干，除了这个人，不能派别人去。”于是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代理大将军职务。光武帝对寇恂说：“河内完整富足，我将凭借这里兴起。从前高祖留下萧何镇守关中，我如今把河内托付给您，只要坚守并转运粮饷，供应充足军粮，率领激励士卒和马匹，防守阻截其他军队，不让他们向北渡河罢了。”

译当时赤眉军、延岑在三辅地区暴乱，各郡县的豪强大姓各自拥兵聚众，大司徒邓禹不能平定，于是派冯异代替邓禹讨伐他们。皇帝亲自送他到河南，赐给他乘舆和七尺长的完整佩剑，告诫冯异说：“三辅遭受王莽、更始之乱，又受到赤眉、延岑的残酷祸害，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地方依靠申诉。如今的征伐，不一定要夺取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定祸乱、安抚聚集百姓罢了。诸将不是不善于战斗，只是喜欢抢掠；您一向能够驾驭官吏士卒，要牢记自我修整约束，不要使郡县受到困苦。”冯异叩头接受命令，带兵向西进发，所到之处都传播威望和信义。弘农自称将军的群盗有十多支，全都率领部众向冯异投降。马援在交趾时，曾经服食薏苡仁，认为能够使身体轻健、减少欲望，以抵御瘴气。南方的薏苡仁颗粒很大，马援想带回去作种子，军队回师时装了一车。时人认为这是南方土地上的珍奇之物，权贵们都觊觎它。马援当时正受宠，所以没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等他死后，有人上书诬陷他，说他先前运回来的全都是明珠、文犀。马武和于陵侯侯昱等人都上奏章说明了这件事。光武帝大怒，马援的妻子儿女惊惧，不敢把他的灵柩运回旧墓，只在城西买了几亩地，草草埋葬而已【临时权宜安葬，所以称为草葬】；宾客和故旧没有人敢去帮助料理。前云阳县令、同郡人朱勃到宫阙上书说：“臣听说，君王的恩德和圣明的政治，不忘记人的功劳，看到一项优点便予以采纳，不要求众人样样完备。因此高祖赦免蒯通，又按照王侯的礼仪安葬田横，大臣们都心胸开阔，不再对自身产生疑虑。大将领在外作战，谗言却在朝廷内部；防备过失便立即记住，大功却不予考虑，这确实是国家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所以章邯害怕言语获罪而逃奔楚国，燕国将领据守聊城而不投降【燕将攻下聊城，有人向燕王进谗言，燕将害怕被杀，便据守聊城，不敢回去】，难道他甘心采取下策吗？实在是痛惜巧言伤害同类【‘末规’就是下策】。臣私下见已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从西州起兵，敬仰圣人的义理，历经艰险，冒着万死，在群贵之间孤立无援，身旁没有一句辅助的话，奔赴深渊、闯入虎口，哪里顾得上计较利害呢【指马援出使隗嚣】？难道他是预先知道自己会成为统领十郡的使者，去求取封侯的福分吗？” 建武八年，皇帝亲自向西讨伐隗嚣，国家的谋划狐疑未定，各营军队还没有会合，马援提出应当进军的谋略，最终攻破了西州。等吴汉攻下陇地后，通往冀地的道路被阻断，只有狄道一郡为国家坚守，士卒和百姓饥饿困苦，生命危在旦夕。马援奉诏出使西方，镇抚慰问边地军民，于是招集豪杰，晓谕诱导羌戎，谋略像泉水涌出，形势像车轮转动，终于救解了倒悬般的危急，使几乎灭亡的城池得以保存。军队保持完整而进军，他又根据敌我力量加以筹划，陇地和冀地大略平定；即使独自守着空郡【“守”读作式授切】，一旦出兵便有功，军队进发总能取胜。他诛杀铲除先零羌，沿山谷深入，勇猛奋战，飞箭射穿了小腿。后来又出征交趾，当地瘴气很多，马援与妻子儿女诀别，心中没有悔恨吝惜，于是斩灭征侧，平定了一个州。间隔不久又向南讨伐，刚刚攻陷临乡，军队已经取得战果，却没有完成事业便死去。官吏士卒虽然染病，马援也没有独自保全。战争有时因持久而建立功勋，有时因仓促而导致失败；深入敌境未必就是正确，不进军也未必就是错误。人之常情，难道愿意长期驻扎在绝地而不得活着回来吗？只是马援侍奉朝廷二十二年，向北出塞进入沙漠，向南渡过江海，冒犯有害的瘴气，僵……死去的军士姓名被抹去、爵位断绝，国土也没有传承，天下人不知道他的过错，百姓也没有听到对他的诋毁，最终竟使三个人的言论得以实现，横遭诬陷谗毁【《韩非子》说：庞葱和魏太子到邯郸做人质，庞葱对魏王说：‘现在有一个人说市场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两个人说，大王相信吗？魏王说：“不相信。”三个人说，大王相信吗？魏王说：“寡人相信。”庞葱说：“市场上没有老虎是明摆着的事，然而三个人都这样说，就真的像是市场上有老虎了。如今邯郸距离魏国，比市场距离魏国远得多，诋毁我的人超过三个人，希望大王明察。”】马援的家属闭门不出，安葬他时不能归还祖墓；怨恨和嫌隙一并产生，宗族亲属恐惧战栗，死者不能为自己申辩，活人也没有人为他诉讼。臣私下对此感到悲伤。贤明的君主在使用赏赐时应当宽厚，在使用刑罚时应当节制。高祖赏赐陈平黄金四万斤，让他离间楚军，却不追问钱财的出入和用途，难道还会因钱粮问题怀疑他吗？像孔父那样忠诚，却不能使自己免于谗言，这是邹阳所悲伤的事【鲁国听信季孙氏的言论而驱逐孔子】。《诗经》说：“把那些进谗言的人抓来，扔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不吃，就扔到北方；北方也不接受，就扔给上天。”这是说要让上天平定他们的罪恶。希望陛下留意并思考小儒生的话，不要让功臣在黄泉之下怀恨。臣听说《春秋》的义理是用功劳抵销罪过【《公羊传》说：“夏季讨伐项国，谁削减了它？齐国讨伐它，为什么不说齐国讨伐？是为桓公避讳。因为桓公曾有接续绝嗣、保存亡国的功劳，所以君子为他避讳”】。圣王祭祀功臣有五种意义【《礼记》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施恩惠于人的就祭祀，因尽力办事而死的就祭祀，因劳苦而安定国家的就祭祀，能够抵御大灾的就祭祀，能够捍卫大患的就祭祀”】。马援正是所谓因尽力办事而死的人。愿陛下下令公卿评定马援的功罪，决定应当断绝祭祀还是延续祭祀，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臣年纪已经六十岁，常年隐居田野，私下感念栾布哭祭彭越的义举【《前汉书》说：“彭越任梁王时，栾布任梁国大夫，出使齐国。彭越因劝谏而被斩首悬于洛阳，诏令有敢收葬、探视者逮捕。栾布出使回来后上奏政事，便在彭越的头颅下面设祭哭泣”】，冒昧向朝廷陈述悲愤之情，在宫阙之前战栗惶恐。南阳太守杜诗自认为没有功劳，不愿长期居于大郡，想请求降职以避让功臣，于是上密封奏章说：“陛下明察并成就上天赋予的事业，完成大业，停止战争而修治文教，各路统帅返回军队，天下和合，这是万世的福祉，天下非常幸运。只是匈奴还没有明白圣上的德化，凭借威势和武力侵犯中原，残害百姓，边民损耗困弊，不能自行防守。臣担心勇猛的将领即使辛劳，也还不能解甲收弓。劳苦而不停息，会产生怨恨；劳役而不休息，也会产生怨恨。怀着怨恨的军队，难以再要求它建立功劳。臣私下观察将帅的心情和功臣的愿望，希望先在内郡休息，然后接受出兵命令，不敢有所怨恨。臣愚昧地认为，军队取胜在于和睦，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虽然挂念北方边境，也应当适当让他们得到休息。过去商汤、周武王善于驾驭众人，并不无故对勇猛凶悍的军队发怒。陛下起兵十三年，将帅和睦，士卒欢悦。如今若让公卿、郡守从军营中任用出来，将帅自然会自我激励；士卒的复用，如果与宿卫相同，戍边士卒自然会增加百倍。为什么呢？天下已经安定，人人都更加看重性命，从大臣以下都怀念安乐之地；如果不酬报他们的功劳而勉励他们效力，便没有什么可以劝勉人的。陛下确实应当空出几个郡的位置，等待凯旋的将领，以更优厚的赏赐，特别加赏长期服役的士卒。”

译这样一来，沿边驻防的军队便会争先而忘死；登城守塞的官吏也不推辞劳苦，那么烽火就会清晰明亮，防守和作战就会坚固。圣王的政治，必定顺应人心。如今冒昧地采用臣愚昧浅薄的意见，堵塞功臣的愿望，实在不合适。”臣杜诗私下反复思量，自己本来只是掌管文书的一个小吏，凭着一介之才，遇上陛下开创大业，在贤能俊杰都在外、国力空乏之际，越级受到大恩；但收养人才不称职，任职又没有成效，长久以来窃居俸禄职位，使功臣心怀怨恨，实在惶恐不安。建武八年曾上书请求退避功臣、让位于有功德者，陛下特别施恩却没有准许，只让我退职。臣杜诗蒙受恩德尤其深厚，按道义不敢苟且冒昧地提出空泛请求，只是实在无法抑制最大的愿望，希望从大郡退下来，接受一个小职。等臣年富力强、还能够办理繁重事务时，如果陛下认为臣杜诗确实有所补益，再授予重要职位，即使分封土地、授予爵位，也没有什么可推辞的。只愿陛下怜悯体恤。”皇帝爱惜他的才能，最终没有答应。章帝时，中郎将郑众为耿恭以下的将士安排休沐、更换衣冠，上奏说：“耿恭凭借少量军队坚守孤城，正处在匈奴进攻的要冲，面对数万敌众，连续数月甚至超过一年，心力已经耗尽，凿山取水，把弩煮来充饥，经历万死，没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前后杀伤匈奴数以千百计，最终保全忠勇，没有给大汉丢脸。耿恭的节操义行，古今未有，应当议定显赫爵位，以激励将帅。”等耿恭抵达雒阳，鲍昱上奏说耿恭的气节超过苏武，应当议定爵位赏赐。于是任命他为骑都尉；任命耿恭的司马石修为雒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其余九人都补任羽林官。灵帝时，镇贼中郎将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南阳太守秦颉合兵一万八千人，包围黄巾军首领赵宏。从六月到八月仍未攻下，有关官员上奏想召回朱儁。司空张温上奏说：“从前秦国任用白起，燕国任用乐毅，都是经历多年，才得以战胜敌人。朱儁讨伐颍川，已经取得功效；如今率军向南进发，作战谋略已经部署。临阵更换将领，是兵家所忌，应当给他一些时日，责成他取得成功。”皇帝于是作罢。朱儁随即猛烈进攻赵宏，将他斩杀。魏明帝时，司马懿将要征伐辽东，散骑常侍何曾上奏说：“臣听说先王制定法度，必定以谨慎为原则，所以设置官职、接受任命时，便安排副手辅佐；部署军队、任命将领时，便设置监军和副职；宣布命令、派遣使者时，便设置副使；临近敌阵交战时，又安排参军和御右。都是为了充分发挥谋略的功用，防备安危变化。因此身处险境、面临危难时，权力足以互相补济；即使有人突然死亡或缺任，也有才干相当的人可以替代。这种为国家防备的意义，极其深远。到了汉代，也遵循旧章：韩信讨伐赵国，张耳任副将；马援讨伐南越，刘隆任副军。这些前代事迹，都记载在典籍史志中。如今太尉奉命讨伐罪人，精锐铠甲和锋利兵器，步兵骑兵数万人；道路遥远艰险，而且有四千里。即使借助天子的威势，能够只进军而不交战，敌人也可能暗中逃遁，拖延时日；命令没有固定期限，人又不是金石，考虑长远并作周密准备，实在应当设置副将。如今北军各将以及太尉统率的人，全都是僚属，名位没有差别，平时也没有确定的职分；统御方面的尊卑一旦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彼此不能相互镇摄。考虑到生存而不忘灭亡，是圣人通达的裁断。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选拔威望隆重、久负声名的大臣名将，按照礼秩确定其地位，派往北军，进则共同谋划，退则担任副佐。” 即使发生万一的意外，军队主将有后备人选，也就没有忧患了。”皇帝没有听从。吴国周瑜病重时上奏说：“如今天下正有战事，这是臣周瑜日夜忧虑的事。希望陛下先考虑尚未发生的变故，然后才能安康快乐。如今既然已经与曹操为敌，刘备又近在公安，边境非常接近，百姓尚未归附，应当得到良将来镇守安抚那里。”鲁肃的智谋才略足以胜任，请求让他代替臣周瑜。周瑜将要倒下死去之日，心中所想的事情全都说尽了。乌程侯建衡元年，陆祎起初任黄门侍郎，出任统领部曲，授偏将军。陆凯死后，入朝任太子中庶子、右国史。华覈上表推荐陆祎：“他体质方正刚强，器量才干坚实稳固，有统率督领的才能。鲁肃也比不上他；等到奉召时，他应当立即径直回都，途经武昌，竟然不回头顾望，军械军需一点也没有取用。他在军中果断坚毅，面对财物能守节。夏口是贼军进攻的要冲，应当选派名将镇守。臣私下思量，没有比陆祎更合适的。” 晋武帝时，刘元海作为人质留在魏国，后来在洛阳。文帝很看重他。泰始年间以来，王浑又多次向武帝称说刘元海。皇帝召见他交谈，对他非常满意，对王济说：“刘元海容貌仪态、机敏识见，即使是由余、金日磾也没有超过他的。”王济回答说：“元海的仪容和才识，确实如同圣上所说；但他的文武才干远远胜过那两个人。陛下如果把东南的事务交给他，吴国不值得忧虑，足以平定。”皇帝称赞说好。孔恂、杨珧进言说：“臣观察元海的才能，当今恐怕没有人能和他相比。陛下如果给他的部众太少，就不足以成事；如果借给他威权，平定吴国以后，恐怕他就不会再北渡了。不是我族类的人，内心必然不同。把本部军队交给他，臣私下替陛下寒心。若把天险的坚固形势举以资助他，恐怕也不可以吧？”皇帝默然。后来秦、凉两州覆没，皇帝询问将帅人选。上党人李憙说：“陛下如果能够发动匈奴五部的军队，授予刘元海一个将军名号，让他击鼓向西进军，便可约定日期平定。”孔恂说：“李公的话还没有说尽消除祸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说：“凭匈奴的强悍、刘元海的熟悉军事，奉行宣扬圣上的威势，有什么不能彻底消灭的？” 孔恂说：“刘元海如果能够平定凉州、斩杀树机能，只怕凉州反而会有灾难了。蛟龙得到云雨，就不再是池中的东西了。”皇帝于是停止了这件事。

译东晋元帝太兴二年，著作郎虞预认为盗寇尚未平定，应当需要良将，于是上奏说：“臣听说太平时代，教化以文事为先；拨乱之时，不依靠武力就不能成功。因此牧野之战，吕望手持斧钺；淮夷作乱，召伯专门负责征讨；玁狁作暴，卫青、霍去病长驱直入。所以阴阳不调和时，尚且要提拔士人任宰相；三军不能取胜时，尚且要从士卒中选拔将领。汉帝已经平定天下，仍然思念勇猛之士来守卫四方。孝文帝心中还想着钜鹿之战，冯唐进言，魏尚才得以重新镇守云中。《诗经》称道‘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是挫败敌人、辅佐国家的人’，怎么可以忽视呢！何况如今中原荒残破败，几乎没有一处完整。各地牧守和官长，不是异域族类，就是同类中侥幸逃脱的盗贼。陛下登基后，威势通达四方，所以使这些人回归善道、归向教化。然而逃散的军队和投降的徒众，轻佻而容易变动；强盗还没有消灭，更使局势难以安定。周抚、陈川相继背叛，徐龛骄横狡黠，无所拘束忌惮，放纵军队侵扰抢掠，罪行已经明显。过去葛伯违背道义，商汤尚且献牛责问；吴王刘濞失礼，汉文帝还赐给他几杖。等恶行形成、罪名显著，才进一步加以诛戮。徐龛这样的微末小丑，有什么值得不消灭的！然而预先防备意外，是古代善于治理的方法；何况如今确实有可忧虑的事，怎么能不预先防备？” 防备的方法，应当得到良将。将领如果平时没有经过选拔，很难应付敌人。寿春没有镇守将领，祖逖孤立无援，前面有强敌，后面没有接应，即使有智谋和力量，也不能长久坚持。愿陛下向群臣咨询，从众人中广泛推举。如果是当政者所熟悉的才能确实能够胜任，就应当奖赏激励，使他不顾性命。旁边考察到的冗散卑微之人，其中或许有可用者，也应厚加宠待，足以使他忘却自身。过去英布受到轻慢，愤恨得想自杀；后来出外看到供给和待遇，便竭力效命。礼遇的恩典，怎么能不隆重呢！臣确实知道山河般的宏大度量，不是尘土露水所能增益；圣明的鉴察和谋虑，也不是臣愚浅所能测度。然而普通男子和寡妇尚且有忧虑国事的言论，何况臣得以厕身朝廷末位，享受戴冠束带的荣耀呢？”后来北魏明元帝时，并州有数万家盗寇向南掠夺河内，派将军公孙表等率军讨伐，结果战败。太宗问群臣：“并州盗寇肆虐，人众不少，公孙表等已经不能制服他们。如果不早日诛灭，良民就会遭受很大祸害。如今正值深秋，不能为了这些小盗贼再次大举兴兵，耽误百姓的生业，这将怎么办？”玄伯回答说：“公孙表等各军，并不是力量不足，只是处置失当，所以使小盗贼得以苟延罢了。盗寇虽然势盛，却没有勇猛强健、为众人所服的主将，正所谓一千个奴仆共同只有一副胆量。” 应当得到一位盗贼所敬服信任的大将军，率领数百名骑兵前去接管公孙表的军队来讨伐他们。盗贼听说后，必然望风震恐。”寿光侯拓跋建先前在并州，号称威猛，众盗寇都畏惧归服，其他将领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太宗采纳了这个意见。孝明帝时，四个中郎将所统兵力都少而弱，不足以成为拱卫京师的屏障。任城王拓跋澄上奏说，应当让东中郎将兼带荥阳郡，南中郎将兼带鲁阳郡，西中郎将兼带弘农郡，北中郎将兼带河内郡；选任二品、三品中兼具亲近、贤能和声望的人担任，裁减不紧急的工程，配给强兵。这样就是深根固本、强干弱枝的道理。”灵太后起初准备听从，后来议论者意见不同，于是停止。拓跋澄又上奏说：“巩固根本应当使它强固，防备祸乱贵在预先。因此即使有文事，也不能忘记武功。何况如今南方蛮族仍然强悍，北部屡次结集，未来的事情难以预料，形势与过去的变乱相同。倘若暴乱突然发生，震动京畿，四府的弱兵凭什么防备抵御？太平安康的时代，可以把长久的安逸寄托在遗留的制度上，但恐怕不是好的防备办法。依臣愚见，中郎将兼领军队并总管民政，裁减官员而充实俸禄，正应当如此。请求恢复原来的制度，增加兵力、提高名号；将领地位既然重要，报效之心也会更加深厚。军队和郡县相互依托，内外都能得到救济。朝廷就没有四面顾虑的忧患，奸邪也断绝了窥伺觊觎的希望。”最终没有采纳。孝武帝时，天下多事，尚书右民郎路思令于是上奏说：“臣听说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和战争；战争能否有功，关键在将帅。夏、商、周三代不必另行从百姓中区别选取治理人才，春秋五霸也不必另行区别兵士，各自都能克敌平乱。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仍然需要伊尹、吕望辅佐；有尧、舜那样的圣明，尚且有稷、契辅助。得到合适的人才，天下四方转眼就可以清平；失去合适的人才，黄河、淮河、洛水之间便会成为战场。为什么呢？发动战争很容易，使局势安定却极难。臣私下认为，近年来将帅大多是受贵宠的子孙，军队的幢将、统领也都是凭旧日交情托付的贵戚子弟，没有经历过战争。至于他们举杯饮酒、跃马上阵，志气浮逸，扬眉挥腕，便自以为能够攻战。等面对强敌，恐惧交集，雄心锐气一朝消尽，于是让瘦弱者在前面抵挡锋芒，强壮者留在后面保护自身；又加上器械不精良，进退不能协调，任用羊质虎皮的将领，驱使未经训练的士兵，去对抗凭险据守的敌军和屡经战阵的俘虏。想让他们不失败，哪里可能呢？因此士兵知道必败，刚集合便先逃走；将领又害怕敌人，拖延不肯进军。国家却认为官号还未满，反复加授高爵，又担心赏赐太轻，每天赏给金帛，导致府库空虚、百姓财力耗尽，使贼徒更加胆壮势盛，百姓损耗凋敝、饱受毒害而无以为生，君主叹息、臣下悲哀，哪里还有心思睡觉吃饭？” 臣虽然地位低微，私下也不敢安居。臣听说孝行出于忠贞，节义大多表现为果断；德行可以感动有义之士，恩惠可以劝勉勇于赴死之士。如今如果舍弃上面所轻视的，寻求下面所看重的；考察黜陟贤愚，赏罚善恶；搜求徒众、简选士卒；训练军队、演习武艺；使铠甲严密、强弩有力、弓调适、箭锋劲。谋士已经制定计策，辩士先行陈说，向众人晓谕安危，说明祸福。如果他们仍不悔改，就凭借我们仁义顺理的军队，讨伐这些悖逆的小人，这难道不同于磨利萧斧去砍朝生菌、敲响洪炉去烧毛发吗？即使愚人也知道敌人转眼就会灭亡。臣斗胆以愚昧短浅之见，冒死陈述诚意。”

译唐高宗仪凤年间，吐蕃多次侵扰边境。太学生魏元忠上密封奏事，在洛阳宫中谈论任用将领、出兵作战的要领说：“天下的权柄有两种，不过文治和武功罢了。至于制胜和驾驭人，原则却是相同的。如今谈武的人，先说骑马射箭，却不考察权谋策略；谈文的人，首先讲篇章辞藻，却不取用治理国家的才能。臣观察魏、晋、齐、梁各代，人才本来并不少，然而对治理和乱世有什么帮助呢？养由基射箭能够穿透铠甲，却不能阻止鄢陵之战的败退；陆机见识足以辨明亡国，却不能挽救河桥之败。这一点显然可见。人才产生于世间，世间确实需要人才。什么时代不产生人才？什么人才不可以资助世道？所以世间有不被寻求的事物，却没有没有事物的年代；士人有不被任用的时候，却没有没有士人的时代。志士无论身处富贵还是贫贱，都想着建立功名流传后世。然而知人很难，能遇到知己更少。士人怀抱美玉却埋没在灰尘中，怀有栋梁之材却困顿于沟壑之间，庸俗之人只看见他的贫贱，哪里知道他的方略呢？所以汉高祖任用韩信时，全军都惊讶嘲笑；蜀国任用魏延时，群臣都感到失望。这说明富贵之人容易被任用来做事，贫贱之人却难以建立功业。从前汉文帝不知道魏尚贤能而把他囚禁，知道李广有才能却不任用，后来才感叹他生不逢时。” 凭李广的才能，天下无双，当时正逢年年与匈奴作战，却始终没有任用他。所以近处不知道魏尚、李广的贤能，远处却追想廉颇、李牧、冯唐；这正是知道人才存在却不能任用的情形。自身被当时的君主所知，却不能充分发挥才干。晋国羊祜谋划攻取吴国，贾充、荀勖加以阻挠，羊祜叹息说：“天下的事情不如意，十件常有七八件。”由于这两个人意见不同，最终没有大举进攻。这是身处建立功业的地方，却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平民百姓怀抱奇才而希望早晨上奏、晚上就被召用，难道容易得到吗？臣希望逐一访察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难道没有才智如羊祜、武略如李广，却不能施展才能的人吗？让他们各自陈说志向，不要让他们长期失职。又有人说，人没有固定不变的风俗，政治有治有乱；军队没有常胜不败，将领有能有不能。军队是王者的大事，国家存亡系于此。将领如果不称职，就会使人丧命、国家失败。齐国段孝玄曾说：“掌握大军如同高举一盘水，一旦失足跌倒，想使它停止流失，做得到吗？”周亚夫坚守营垒来挫败吴、楚，司马懿闭营不战来困住诸葛亮。这些都是保全军队而取胜，不交战便使敌人退却。由此可知，大将临敌作战，以智谋为根本。如今用人，大多是将门子弟，或者因父兄战死而被照顾的孤儿；他们晋升不是因为才干谋略，即使竭尽力量、尽忠尽诚，也免不了倾覆失败。” 如果是这样，怎么任用他们呢？况且建立功业的人，应当谈论他所完成的事业，不应谈论他的出身；应当谈论他的才能，不应谈论他凭借的条件。比如陈汤、吕蒙、马隆、孟观，全都出身贫贱，却功勋极高，没有听说他们家世代为将帅。因此阴阳不调和时，便拔擢士人任宰相；蛮夷不来朝廷时，便提拔军校任将军。如今四海这样广大、亿兆百姓这样众多，难道没有卓越之士吗？臣恐怕只是没有认真思考寻找罢了。又说，赏赐是礼制的根基，惩罚是刑法的根本。礼制崇高，谋士就会竭尽才能；赏赐优厚，义士就会轻视死亡。刑罚公正，所以君子会自我勉励；惩罚严厉，所以小人会警戒自己的过错。赏罚是军队和国家的纲纪，是政治教化的药石。吐蕃本来不是强敌，可薛仁贵、郭待封却到了丢盔弃甲、军队败亡，只身逃脱求免的地步。国家施行宽政，罪罚只到削职除名，法网宽疏得连大鱼都能漏掉，还有什么过错比这更大呢？即使陛下顾念他们日后立功，然而朝廷所缺的，难道只是这一两个人吗？赏赐不能劝勉人行善，叫作纵容善行停止；惩罚不能使人畏惧，叫作放纵恶行。臣实在地位低微，却冒犯而谈论本不该管的事，难道是想离间陛下与群臣、使彼此产生厚薄之分吗？正因为刑罚和赏赐一旦有所亏缺，百年也难以恢复。所以国家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如今惩罚既不施行，赏赐又难以令人相信，因此议论者都说，近来出征，只是虚设赏格而没有实际兑现。” 这是因为有些忘记大体的臣子，担心赏赐功勋会耗尽府库，便只在锥刀般细小的利益上计较，以为这样能使国家受益。这就是所谓爱惜细枝末节却丧失全局。况且百姓虽然卑微，却不能欺骗；哪里有发布不守信用的命令、设置虚假的赏格的道理？自从苏定方平定辽东、李勣攻破平壤以来，赏赐既不施行，功勋也被埋没废置；年月混乱，真伪相互错杂。臣认为，是官吏不奉行法令，从京师开始就怠慢，伪造功勋正是主管官员的过错。它的例子并不遥远，就在尚书省之中。然而没有听说斩杀一个台郎、处死一个令史，使天下人知道这件事。陛下为什么能照察远处，却不能照察近处呢？神州是教化的首要之地，文昌是政务的根本，国家的治乱都系于此。因此臣冒死进言。明镜是用来照见形貌的，往事是用来认识今天的。臣请借近事作为譬喻：贞观年间，万年县尉司马玄景舞文弄法、卖弄智巧，以求非法获利，太宗把他弃置都市处死。后来征伐高丽时，总管张君乂不进攻敌军，太宗把他斩于旗下。臣认为伪造功勋的罪过超过司马玄景，薛仁贵等人的败绩重于张君乂。如果早些诛杀他们，那么各位将领哪里还敢辜负职责呢？慈爱的父亲往往败坏儿子，严厉的家庭不会有无赖。臣担心陛下的毛病在于不够宽广，过错在于像慈父一样姑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这就像太阳和月亮被蚀去了一部分。如今将领和官吏贪婪暴虐，所致力的只是口马和财利。臣恐怕平定戎狄，还不能指望在早晚之间实现。凡是见识不能深远的人，都说吐蕃作战时前队死尽，后队才前进；铠甲坚固、骑兵众多，而且山中有瘴气，官军远道深入，前面没有收获，又没有积储粮食；即使有数百万人，也没有大举进攻的资粮。臣认为，吐蕃看待中原，就像孤星面对太阳，有天然的大小差别以及不容置疑的明暗差异。异域之人虽然无知，也知道爱惜自己的性命，哪里会有前队全都战死而后队还继续前进的道理？这是因为残酷地驱迫那些人，并不是他们内心所愿。如果他们作战时不顾死亡，那么按兵法估量敌人的战斗力，应该凭借智谋取胜，又何必忧虑不能取胜呢？假使将领能够杀伤敌人，使尸体横陈遍野，聚集敌人首级筑成京观，那么这些敌人听到官军的钟鼓声，望见尘土便会掉头逃跑，哪里还来得及让前队全部战死呢？自从薛仁贵等人军队覆没、士气丧失，所以敌人才得以在山谷间跳梁。军队出征必定要借助马力，没有几十万匹马，就不足以同敌人争战。臣请求天下从王公直到登记在册的平民，每人征税一百钱；又放宽天下养马的禁令，使百姓可以骑用一匹大马，不设数量限制，由官府登记总数，不让人隐瞒。不到三年，民间所蓄养的马可以达到五十万匹。”

译随即诏令州县用所征收的人口钱购买马匹，若王师大举出兵，一旦需要便可以使用。况且敌人凭借骑兵强大，如果一律让百姓骑马，便可买取其中良马来增加中原的马匹，使敌人的骑兵优势逐渐消耗，这对国家有利。高宗认为这个建议很好。玄宗天宝六载，李林甫想堵住边帅入朝为相的道路，因为朔方部族不识文字，便上奏说：“文臣做将领，怯于面对箭石，不如任用寒族和朔方部族的人。朔方部族勇敢果断、熟悉作战，寒族孤立而没有党援。陛下如果确实以恩惠融洽他们的内心，他们一定能够为朝廷尽死力。”皇帝喜欢他的话，于是开始任用安禄山。天宝十四载，安禄山请求用三十二名蕃将替代汉将。韦见素趁机极力说安禄山谋反已经有迹象，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皇帝听了不高兴，最终还是听从了安禄山的请求。杨国忠在韦见素之后又对皇帝说：“臣有一个策略，可以坐视而消除安禄山的谋划：如果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召他到宫阙来，再让贾循、吕知诲、杨光翽分别统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那么他的势力自然就会分散。”皇帝听从了，诏制已经草拟，却没有发布。玄宗时，特进盖嘉运击破突骑施后回来，皇帝下诏任命他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因而命令他经营谋划吐蕃。盖嘉运刚刚建立战功，便每日沉湎宴饮游乐，没有前往驻地。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对皇帝说：“盖嘉运精悍勇猛，确实有余力；然而臣见他言语夸张、神色骄傲，私下很担心，恐怕不足以成就事业。如今正值深秋防守边境，时间已经很紧迫，应当尽快同军中士卒相见。如果平时不作准备，即使一时决心坚强，恐怕也不是制胜万全的办法。况且士兵还没有训练，不能知道军法；士卒还没有感受恩惠，不能同心协力。即使侥幸立功，也不是军队依靠纪律出征的善策。况且一万人的性命都系于将领，为了表示不得已，所以要从凶门出兵。如今他早晚酣饮喧闹，放纵自安，不是爱惜将士、忧虑国家的人，不能不察看清楚。如果不更换主帅，就应当严厉下诏重申约束，督促他出发。”皇帝于是催促盖嘉运到任，最终无功而回。代宗大历六年，副元帅李抱玉上言：“凡是所掌管的军队，都应当自行训练。如今从河陇直到扶文，绵延两千多里，安抚防御极其困难。如果吐蕃从两路同时进攻，臣保证坚守汧、陇，就不能救援梁、岷；进兵扶文，敌寇就会逼近关辅。首尾不能兼顾，进退都没有办法。希望另选能干的大臣，把山南交给他，使臣能够专心防备陇坻。”皇帝下诏同意。大历十四年，崔宁在蜀地十多年，到这时入朝。吐蕃和南诏联合从三路入侵，诸将不能抵御，州县大多陷落。皇帝忧虑此事，催促崔宁回去镇守。杨炎对皇帝说：“蜀地富饶，崔宁占据着它，贡赋不能入朝，这和没有蜀地一样。如果他立功，按道义又不能夺取他的地盘；这样一来，蜀地失败了，国家便失去它，蜀地胜利了，国家也得不到它。不如留下崔宁，调发范阳戍兵，混合禁军前往攻击，何愁不能取胜？还可以趁机把亲兵安插到他的腹心之中，蜀地将领必然不敢轻举妄动。然后再任命其他将领，使千里肥沃土地重新归国家所有，这就是借小害而取得大利。”皇帝于是留下了崔宁。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上奏说：“曲环所统领的一军，全部是朱泚旧部，有的先前由凤翔管辖，有的原本从河朔一同前来。后来因为汴宋用兵，临时抽调他们到那里援助，所以行营将士仍以幽陇为名义。如今的元凶，正是他们过去的主帅。岐下有楚琳助乱，蓟门有朱滔结党作奸，唯独这支偏军孤立地驻在河上。他们的营地寄托在别人的土地上，家属又受坏人防守。加上汴路奸诈横行，浚城陷落覆败，粮饷屡次断绝，军需装备长期耗尽。按照士卒通常的心情，本来很难安处，理应溃散归回旧日辖区，否则也会散往安乐之地。然而曲环抚慰约束他们，军队始终没有离叛。孤军自守，也不苟且顺从。他处在危急中能够安定，听说有危难便立即赴援，极为推重齐肃，多次建立功勋。近来的将帅之中，很少有能与曲环相比的。考察他的才干节操，确实远远超过常人，只因寄居异地已久，困乏日益严重。他接连上奏章，言辞极其酸楚辛苦。向朝廷告急，朝廷力量又不能救援；向郡府求哀，郡府之人又没有谁表示忧虑。读到他的言辞情态，真令人流泪。如果应接救济有所耽误，他最终必将陷于危亡。这样一位良将和义勇之士，实在令人深为痛惜。希望陛下不要把他当作寻常人对待，也不要用寻常事务来差遣他。” 如今形势上可以互相资助的，只有江左地区富足充实，恐怕应当秘密敕令韩滉，切实命令他供给救济这支军队，使器械铠甲、衣服粮食都充足完备。还应当因此赐给刘洽亲笔诏书，也委托他加意保护维持。如果能够使这支军队自行保存下来，必定会建立功绩。不是处在艰难困苦之中，就无法显出特殊的操守；不是英明圣主，就不能保全非凡的人才。建立功劳而被知遇，人们必定会欣悦而受到勉励。臣怀着为国奖励善行、拯救危急的一片诚意，谨陈奏此事以供圣上听闻。谨奏。” 陆贽又上《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说：“内侍朱冀宁奉宣圣上诏旨：由于两河的盗贼尚未平定消灭，又有淮西凶党进攻逼近襄城。卿熟悉古今，应当有良策，应该详细陈述利害，封缄进呈。”臣本性凡庸迟钝，见闻浅陋狭窄，幸而因缺少使职得以入朝任职，接连承受过分的恩遇，凭文学才学入内侍奉，每每自己奋发勉励，想着报答圣上的奖掖知遇，感激至深时，也能忘却自身。只是越出职分干预政议，是典章制度所禁止的；没有得到信任却进言，圣人也不赞许。因此臣始终谨慎沉默，尸位居处于荣耀亲近之地，日日因此惭愧。从春天到秋天，心中虽然怀有忧虑，却不敢发言，这既是臣的罪过，也是臣应守的本分。陛下天纵圣德，神授英明谋略，光明照耀八方，思虑周遍万事，仍担心有所遗漏，向下询问草野之言，这正是尧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喜好询问并善于考察浅近言论的用心。臣每次读前代史书，看见那些开诚进言、接受忠告的人，竟有泣血、碎首、牵衣、折断马鞅的事情，都是因为进言被拒绝，恳切的诚意激发了忠心，于是愤懑超过礼法而不能自止。何况如今形势危急逼迫，事情又有适宜行动的时机，正值圣明君主敞开心怀访求采纳意见之时，没有古人触犯龙鳞而颠沛的忧患。假如臣还要向上窥探圣意，担心所说的话不合圣上心意，又顾忌权贵大臣会加以阻挠，前后忧惧，处处顾望，这便是苟且迎合、勉强容身之徒的作为，并不是扶助危局、拯救乱世的用心。这正是愚臣对过去痛心切齿之处，所以不忍心在当世再亲自这样做。”

译臣心中蕴含着忠诚和愤懑，本来愿意尽情陈述；臣的职位处在禁宫之内，应该准备接受陛下的顾问，承受询问而作答，是臣的职责；写出真诚而毫不隐瞒，是臣的忠心。谨将各项意见具列如下，只希望明主反复省察并预先考虑。哪里会有防备臣下而独自承受容纳进言之恩的道理呢？这实在是亿万百姓的幸运、国家社稷的福气。臣本是书生，不熟悉军事，私下认为霍去病是汉代将领中最优秀的人，他每次谈到行军用兵的道理，只看谋略如何，并不在于拘泥学习古代兵法。由此可知，兵法没有别的奥妙，只要看清敌我情势并通晓变化，就能辨明得失、知道成败。古人所以能在酒席之间筹划，而在千里之外制胜，就是掌握了这个道理。臣的才干不及古人，但略微窥见其中的意旨，所以敢于承受诏命而不沉默，冒昧陈述浅陋狂妄的意见。臣以为，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任用得人，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正确的权柄。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军队即使很多也不能依靠；掌握权柄失当，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军队不足以依靠，就等同于没有军队；将领不能发挥作用，就等同于没有将领。将领不能驾驭军队，国家不能控制将领，不仅有浪费钱财、姑息敌寇的弊端，也有祸乱不能止息而自取焚毁的灾祸。自古以来祸乱兴起，何尝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两河、淮西成为叛乱首领的，也不过四五个凶人而已。” 还恐怕其中有的人是受到牵连误陷，内心积蓄着危惧和疑虑，仓促之间失去谋划，形势不得不走到这一步，也未必都是蓄意谋划、果真作奸犯逆而僭越称帝称王的人。何况其余众人，大概都是被胁迫跟从的，如果知道可以保全性命，哪里愿意作恶？若能依法招抚携带而来的人，以诚意使他们悔悟祸乱，使归来的人一定得到安定，已经安定的人一定长久保持安定；这种办法逐渐彰明之后，谁会不怀归？即使有野心而难以驯服的人，臣知道他们归顺教化的也一定超过一半。舞干格苗，难道只是空话吗？假使四五个凶恶首领全都具有枭獍般的凶性，他们手下同恶相济、跟随他们的也不过十人、百人，都是士卒中的庸常人物和卑劣下品之人。他们的志趣爱好不过是声色财货的享乐，他们的才干能力不过是踢球跳跃之类；他们结盟交往，便互相欺侮欺诈，反以此为聪明谋略；他们统御众人、役使部下，便动辄扣押妻子儿女，以此作为权术。这些只是盗窃偷生、苟且求安的一伙人，并没有奸雄那种特别非凡的资质。凭陛下英明神武，志在平定统一，君臣双方的形势、逆顺的道理、形势大小、军队多少，都不相称。然而战争还长年持久，军队疲惫，财力耗费，加派的负担不只是舟车运输和征调士卒，几乎穷尽了闽、濮地区；百姓被鞭打得皮肉伤、骨头痛，乡里呻吟，送父亲、别丈夫，哭喊在道路上，织机已经极度困乏，征发也已经耗尽。” 可是担任将帅的人还说：“财力不足，兵力不多。”这正是愚臣千思百虑也不能明白其道理的地方。不知陛下曾经征询过他们的意见，考察过其中的缘故吗？辅佐大臣们日日月月进献意见，是否也替陛下考察过这件事呢？臣愚昧无知，实在对此深感疑惑，于是过分凭空推测，冒昧放言议论。臣认为，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任用得人，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正确的权柄。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军队即使很多也不能依靠；掌握权柄失当，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如今凭陛下的明圣，群帅畏惧威势，虽然绝无这种忧患，但也不能不试加省察。陛下如果认为臣这番话只是空泛的理论，不值得验证，臣请求再为陛下举出明确的证据，以证实前面的说法。田悦最初倡乱时，气势旺盛、力量完整，恒州、赵州、青州、齐州彼此互为唇齿；陛下特地下诏，委任马燧专门征讨，李抱真、李芃以声势相互援助。当时士卒和官吏畏惧法令，将帅感念恩德，都怀有消灭敌寇、荡平残余的诚意，没有争功邀利的嫌隙，所以能够屡次摧毁坚阵，深入逼近敌军巢穴；元凶幸而逃脱俘获，凶徒几乎全被刀锋消灭。因此臣说：‘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任用得人，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掌握正确的权柄。’” 这就是明显的成效。田悦失败以后，力量耗尽、形势困窘，而且人心全都离散，没有谁有坚守的意志。乘着我军胜利的气势，追击残败受伤的敌人，与先前相比，难易程度相差百倍。后来大军却停驻下来，残余敌人又安定下来。此后粮饷运输日益增加，军队人数日益增多，到如今已过两年，竟然没有交锋。衡量兵力，先前少而现在多；论军需，先前薄而现在厚；论气势，先前是新近集结而现在是乘胜；估量攻城器具，先前是草创而现在已修缮完备；计算凶党，先前强盛而现在已经残败；揣度敌情，先前锐利而现在已经受挫。然而形势却因时势变化，事情同道理相违：本来应当容易反而变难，本来应当前进却中途停止，事情的本末走向不同，前后的方针也改变了。按照通常的道理，必定不应如此。因此臣说：‘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军队即使很多也不能依靠；掌握权柄失当，将领即使有才能也不能发挥作用。’这正是自古以来必然出现的结果，只是不知道如今的事实是否也近似于此？全在陛下仔细考察并赶快救治了。事情本来不在于增加兵力以滋生事端、加重赋税以残害百姓，既不能缓解眼前忧患，反而可能引起意外祸患。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财物是民心的寄托，军队则是财物的蛀虫。” 民心受伤，国家根本就受伤；根本受伤，枝干便倾覆枯萎，根基也会拔除。希望陛下对此慎重，怜悯爱惜百姓。如今军队兴起已经三年，可以说很久了；税收涉及各种物品，可以说繁重了；陛下为此早起晚睡、废寝忘食，可以说忧虑勤劳了；天下百姓为此携带资财、居家输送，可以说劳苦困弊了。然而盗寇之乱反而有所增加，消灭他们遥遥无期，民心动摇而不得安宁，事变难以预测。因此用兵贵在笨拙而迅速，不崇尚巧诈而迟缓。迅速就能乘机取胜，迟缓就会产生变故。这是兵法中深切的警戒，也是往事清楚显示的验证。用胶投入水中改变浑浊，不如澄清源头，使浑浊自行改变得更好；扬汤止沸，不如断绝柴薪，使沸腾更快停止。因此，费心使远方归服，不如修治近处，这样远方自然会来；用多种办法挽救过失，不如改变行为，这样过失自然会消除。如果不安定根本，却只致力于补救末端，那么所谓补救，正是灾祸发生的起点。修治近处的道路、改变行为的方法，像举起一根毛那样容易，只在于陛下是否认为正确。假如事情重大而难以改变，姑且只能致力于维持危局，那就应当比较祸患的轻重，辨别进攻和防守的缓急。臣认为，幽州、蓟州、恒州、魏州的寇乱，形势缓而祸患轻；汝州、洛州、荥阳、汴州的忧患，形势急而祸患重。”

译缓慢的祸患应当用谋略筹划，如今却错在驻防军队太多；紧急的祸患应当严密防备，如今却错在守御力量不足。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安禄山起兵作乱，最先从蓟门发动，中兴以来朝廷还没有余暇将其彻底扫荡，因而对他的降将就地安抚，朝廷把河朔置于考虑之外，差不多三十年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紧急问题。田悦屡次遭受失败，气势沮丧、力量衰弱，只求苟全余生，已经没有长远谋略。武俊出身蕃族，有勇无谋；朱滔最终也只是有些才干，多疑而少决断。他们都受到田悦诱骗陷害，于是猖狂出兵。事情起得没有名义，众人心意不归附，进退惶惑，内外都要防备。因此军队刚到魏州郊外，便又立即退回巢穴，意在自保，形势上没有别的图谋。加上洪河、太行扼守其冲要，汾州、洺州、潞州压迫其腹地，即使想要放肆，又能做什么？再说这些州郡的凶徒互相劫持控制，紧急时才合力，退却时便彼此怨恨，都是苟且偷安之徒，必定没有越界突出的忧患。这就是臣所说幽蓟恒魏的寇乱形势缓而祸患轻。李希烈却忍心残害，果断吞并，占据蔡州、许州富庶完整的土地，又增加邓州、襄州抢掠所得的资财，野心完全没有满足。军队尚未受挫，向东进犯就会使转运受阻，向北窥伺则都城或许震惊。” 这就是臣所说汝洛荥汴的忧患形势急而祸患重。代州、朔州、邠州、灵州的骑兵，自古就是精锐骑兵；上党、盟津的步兵，是当今训练有素的士卒。把这些强劲兵力全都交给山东方面，势力因将领太多而分散，财力因军队太广而困竭。用来进攻，就常年不能前进；用来防守，又多出数倍，各自心怀顾虑，轮流推诿依赖。这就是臣所说缓慢的祸患应当用谋略筹划。如今错在驻防军队太多：李勉凭文吏的才能，承担浚郊抵御奔突之敌的防务；哥舒曜带着乌合之众，抵挡襄野凶悍如豺狼的敌群。陛下虽然接连调发禁军作为后续援军，又多次敕令各镇务必协同，圣上忧虑深重，人人都想效力，但只恐这些人本来不是平素所熟习的作战任务，命令又不便于执行；如奔逃的大鱼冲撞罗网，仓促之间难以控制，面对敌人犹疑不决，因循不前。这就是臣所说紧急的祸患应当严密防备。如今错在守御力量不足。陛下如果考察缓急、审察轻重，让怀光率军救援襄城之围，李芃返回镇所作为东都的援军，汝州、洛州既然巩固，梁州、宋州也就安定了。这就是用有余去救不足，可以停止关右征收车赋、登记马匹的扰累，减轻山东飞运粮草的劳苦。没有扰累，祸乱就不会产生；停止劳役，物力就能够恢复。这不仅能在变乱危急时排除困难，也将能防患于未然。” 征发既然停止，守备也暂且巩固，就足以从容观察形势，进一步选择良策；这对于缓解乱局、解除纷争，也算是一个次等方案。议论者如果说：河朔的群盗还没有消灭，假如又减少兵力，必定会重新产生祸患。这只是喜欢标新立异而不加思考的说法。臣请允许我加以反驳。前些年讨伐叛乱开始时，只有马燧、李抱真、李芃三位将帅，却进攻必能取胜，交战必定强盛。这就明确说明力量并不不足。等到他们迟疑停留、不肯前进，才请求增加军队，于是选派神策军精锐士卒接续而来，李晟也去了；他们还说兵力不足，又请求增加军队，于是征调朔方全军前往，怀光也去了。几乎增加了一半的驻军，最终却没有取得丝毫功绩。这又明确说明军队不在于人数众多。然而可以拿来作为解说的，必定会说朝廷军队虽然增加了，贼党也增加了。过去只有田悦、王武俊，现在又有朱滔、武俊。臣请再加以反驳，以堵住这种说辞。过去的田悦、王武俊，都在蓄养锐气、谋划计策，是正处于强盛状态的剧贼。不久田悦败亡，王武俊被消灭，即使再加上朱滔、武俊，也还有孝忠、日知在其后承接。这就又明确说明，敌人的残余势力并没有比过去更强，而朝廷军队却比过去有余。” 过去凭太原、泽潞、河阳三位将领的兵力，对付田悦、朱滔、武俊三股寇军；如今朱滔逃回，武俊退缩，只有田悦在危城中苟延残喘。假使我军全部撤回，他们也只能勉强自守，何况留下李抱真、马燧，完全足以观察敌方破绽而加以讨伐消灭。这就又明确说明，减少东征兵力，形势必定不会有祸患。把军队留在那里，只会让他们白白消耗粮食；把军队调走，则这里便得到长城般的保障，化危为安，减少费用，一举兼得数种利益。希望陛下筹划此事。谨奏。” 陆贽又上奏说：“贼人朱泚迟迟未被诛灭，聚集保守宫苑，形势穷困、援兵断绝，只能拖延时日苟且求生。怀光总领奉行顺命的军队，乘着制胜的气势，击鼓进军、扫荡剪除敌人，本来容易得像摧折枯木。可是如今贼军逃跑却不追击，军队疲惫却不使用。各位将帅每当想要进攻夺取，怀光就总是阻挠他们的谋划。根据这些事情，实在难以理解。陛下本意在于保全护卫他，对他曲意听从，观察他的作为，却还不知道他是否感恩。如果不另外谋划对策，逐渐对他加以牵制，只用姑息来求得安定，最终恐怕会发生难以预测的变故。这实在是事机危急逼迫的时候，确实不能用平常而轻易的办法处理。”如今李晟上奏请求移军，正好遇到臣奉命前往宣慰，怀光偶然谈到这件事，臣于是泛泛问他有什么打算。怀光说：‘李晟既然想另行进军，我也完全没有意见。’臣还担心会有反复，便称赞他的军队强盛。怀光大肆自我夸耀，转而流露出轻视李晟的意思。臣又从容问道：‘昨天从行在出发时，还不知道有这个商量；如今若从这里返回，恐怕陛下会询问这件事可不可以，究竟如何决定呢？’怀光已经放出了轻慢的话，不可能中途改变，于是说：‘既然恩命允许离去，事情也没有妨碍。’臣再三与他约定，反复详细审定；即使他想反悔，也实在难以再改口。” 臣希望立即把李晟的奏表交给中书省，依照他的奏请下诏，并另赐怀光亲笔诏书，说明移军的缘由。诏书大意可以说：‘昨天收到李晟奏请移军到城东、以分散贼军势力的奏章。朕因为不知道其中利害，本来想委托卿与他商量。恰好陆贽从那里宣慰回来上奏，说见到卿谈论军情，也谈到此事，并且说允许离去也没有妨碍。因此朕已敕令本军同意他的请求。卿应当授予他谋略，使军队分路夹击，务必使叶齐共同平定贼寇。’这样措辞婉转而直接，道理顺当而明白，即使怀有异心，又有什么理由产生怨恨呢？臣最初奉使命传达圣上诏旨，本来是因为粮食赏赐不均，偶然又遇到移军之事，意见正好相合；幸而怀光以诡诈言辞答复，暂且没有阻绝的话，时机和安排正可合并办理。如果有暗中帮助的力量，一旦失去这个便利，日后又怎么能追悔呢？希望陛下圣明，迅速作出裁断。谨奏。陆贽又上奏说：‘怀光所统领的军队，足以独自制服凶寇；他逗留不进，恐怕另有原因。令人担忧的是他的力量太强，不需要旁边的援助。近来又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位节度使的军队，附属于他的营垒，对成功没有帮助，只足以滋生事端。为什么呢？四支军队连接营垒，各位将帅心意不同；论势力则高下悬殊，按职名则彼此不相统属。’

译怀光轻视李晟等人的军队，认为他们地位在自己之下，又对他们不听从自己的节制感到愤怒；李晟等人心里怀疑怀光蓄养敌寇、积蓄奸谋，又怨恨他办事常常凌驾于自己之上。闲居时，他们互相防备流言诽谤；想要交战时，又轮流担心彼此分走功劳，彼此龃龉不和，嫌隙于是形成。让他们共同相处，必定不能两全。强者罪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灭亡，弱者则因形势危急而先覆灭。覆亡的灾祸，抬脚之间就可以预期。旧的寇乱尚未平定，新的祸患又将兴起，忧虑叹息之情十分危切，实在令人痛心。最高明的做法是在罪恶尚未萌发时消除它，其次是在过失刚露出征兆时挽救它。何况如今事情已经显露，灾祸将要形成，若放任不谋划，凭什么使乱局安定？李晟看见事机、考虑变故，先请求移军到东面。李建徽、杨惠元势力转而孤弱，被怀光吞并是必然之理。他日即使有良策，恐怕也不能自行摆脱。拯救他们的危急，只在现在。如今趁李晟愿意出发，便派遣三军一同前往，托言李晟兵力一向少，担心被朱泚截击，借此使两军相互形成掎角之势。又先传达密诏，暗中催促他们整装。诏书到达军营，当天就上路。怀光心里虽然不愿意，却也没有办法施展计谋。这就叫先发制人，迅雷之势使人来不及掩耳。至于统制军队、驾驭将领，贵在看清情势的离合，快慢各有适宜。” 本来应当分离的却使他们合在一起，就会招致祸乱；本来应当合在一起的却使他们分开，就会功效减少；应当迅速行动却迟缓，就会失去时机；应当缓行却过于迅速，就会遗漏谋略。掌握关键、合乎时机，然后每次行动都不会败坏谋划，所处置的事情也不会陷入危险。如今军队屯驻却不肯发挥作用，将领聚集却不能同心，自己形成了鲸鲵般的祸患，变故就在早晚之间。把他们留在一起不足以相互牵制，只会徒然助长祸根；把他们分开，他们各自争相施展才能，或许能够建立功绩，这件事必然有效，毫无疑问。解除争斗不能不使他们分离，救火不能不迅速。道理已经全在这里，希望陛下筹划。” 陆贽又上奏说：“钦溆奉宣圣上诏旨：朕看了卿所奏蕃军退回以及关中形势的情况，所说的道理都很切合实际，深慰朕心。然而浑瑊、李晟等各军，还必须商议筹划，令他们进攻夺取。朕正想派使者前去宣慰，卿应当详细列出条目，赶快奏报来。”臣听说，将领贵在能够专断谋划，军队靠出奇制胜。军机在远方却由朝廷遥相控制，就会失去应变；军队听命而行，就没有威势。因此古代贤君选定将领后便任用他，把权力分给他，让他在阃外专断，发誓不加干预；授给他斧钺，使他能够专门决断。正因为这样，军队失败将领就死，军队取胜将领就策勋；不用刑罚而军纪严正，不劳烦君主思虑而武功建立。论委任的体制，难道不宏大吗？论责成的好处，难道不精密明确吗？自古帝王能够平定重大艰难、成就大业，都是由于采用了这条道路。有的君主疑虑委任将领，认为这样会使将领专断，因为他已经掌握大权；又不明白责成的意义，只把完全听从命令、接受指挥看作良将。刀兵已经在原野交锋，决策却在深宫之中；事机在片刻间变化，计策却在千里之外制定。违背命令就会失败，完全顺从命令又会失去适宜。失于顺从，会损害君主的威严；失于适宜，会使君主的军队失败。任用与舍弃彼此妨碍，做与不做都遭凶祸。” 上面受到掣肘的讥讽，下面没有拼死作战的意志。论分配谋划的方法，难道不是双方都受损吗？论治理军国的策略，难道不是全都错误吗？自古帝王之所以使乱局长期存在、刑罚繁多、军队丧败、国土收缩，都是由于这条道路。这个道理的得失，是兵家最重要的枢纽，对当今事务尤其关系密切。如今盗寇遍布，皇帝迁徙播荡，人心有观望形势变化的动摇，王室又没有自行巩固的力量。秦、梁地区回环绵延千里，却在远处对它施加威势，力量便不能控制；把防守命令从远处授予它，阻隔遥远又不能精确。近来骤然降下诏书，教导告谕各位将帅，事情无论大小，全都替他们规划裁定。等到他们上表陈述实情，使臣回来复命，军队进退迟速却往往都违背圣上谋划。难道他们全都喜欢违抗吗？也是因为传闻与实际指示不同，远距离筹算与临事处置有差异，所以才这样。假使其中有人放纵私情、奸诈违命，陛下在此时能够杀掉他违诏的罪吗？臣私下恐怕不能。陛下又能够夺去他的兵权、改换他的将帅吗？臣也恐怕不能。这样一来，违命者既不能果断处罚，奉命者又未必合乎实际，只是白费言语，徒然劳烦圣上思虑。不但没有益处，实际损害还很多。为什么呢？时局正处在艰难困顿之中，下级凌驾上级、上级废弛失职，凡是手执兵器、保卫社稷的人，都自以为功业由自己建立，忠义刚烈发自内心，安于自行处理事情，却苦于受到束缚控制。” 陛下应当俯身顺应这种心情，因势把事情委托给他们，使他们实现所安于的做法，保护他们所担忧的方面；以交付权力的道义来敦促他们，并且用亲信的恩遇来坚定他们的心意，授予他们临机便宜行事的权力，以非同寻常的赏赐来对待他们，其余细小事务一概不要过问。所赐诏书，务必简明扼要。谨慎措辞以取得分量，深重托付以表示诚意。言辞有分量，君主之道便尊严；托付有诚意，人心便感动。君道尊严，即使不严厉，众人也会服从；人心感动，即使不下令，事情也能办成。这样就应当让有智慧的人尽情施展谋略，勇敢的人奋力作战，大小人物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职分，贤能与愚拙之人各自满足其心愿。将领自然会效忠，士卒自然乐于作战。与那些被驱使控制、不得已而服从的人相比，他们的志气岂止强百倍！君主的权力之所以特别不同于臣下，只在于君主不亲自使用权力，才能真正任用他人。其要点在于顺应人情，其关键在于通晓时势变化。如今安定局势的关键，大概已经具备于此。假如陛下再加以深思，其中或许有可取之处。谨奏。” 宪宗元和四年，皇帝命左军中尉吐突承璀统领神策军，讨伐王承宗，并节制诸道兵马。翰林学士屡次陈述说：‘自古以来没有命令宦官统领镇军，诸道军队受其节制，军队出征就不会有纪律，必定不能立功。’前后进谏十八次，后来宰相也上奏反对，皇帝仍然依照自己的意见，于是命令学士李绛撰写白麻诏书。当天李绛又进奏说：‘事实证明不可行，恰好有新的诏旨。’皇帝召见学士梁守谦，亲手拿着一纸文书说：‘宰相都说可以任用承璀，学士却不肯，怎么办？’于是命令中书省发布敕令。一年后，吐突承璀果然没有功绩，退兵回来，皇帝反而更加宠信他，授予开府仪同三司，仍任原来的中尉。李绛对各位学士说：‘我错误地承受了皇帝的恩宠奖赏，地位超过各位公卿，应当全部报答皇恩而不顾获罪。如今吐突承璀开启用兵之端，却没有擒敌的功效，伤害百姓、耗费财物，给国家留下极大的耻辱，损害圣德，玷污史册。这件事必须向皇帝进言，我不敢回避。在危急之时，我亲自上奏，不敢连累各位，于是上奏极力进谏。大意说：‘况且他扰乱更改军队，陷没将校，众人请罪、群臣议论，都必定认为陛下会依法正其刑典，以惩戒后人。’”

译如今反而给予极大的宠荣，重新加授尊崇的官秩，以后再有败军失律的将领、贪图利益而冒犯求赏的人，又将怎样处置他们？如果诛杀他们，那么罪行相同而刑罚不同，就是王法不统一；如果宽免他们，那么保全自身而轻慢敌人，国家法典就无法施行。希望陛下狠下心来割舍不忍之恩，执行不可更改的法典，追究没有功劳的罪责，收回越级授予的荣宠，使守备边疆的将领有所惩戒和劝勉，使身处危难的士卒不再有所顾忌。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论述吐突承璀的职名说：‘从昨天以来，臣与李绛等已经多次上奏，又奉宣令仍按原来的决定办理。臣实在深知此事不可行，哪里敢顺从诏旨就此罢休？希望圣上慈悲，再加详细考察。臣以为，国家旧例，每逢征伐，专门委任将帅并责成他取得成功。近年以来，逐渐丧失旧制，开始增加宦官使者担任都监。前些时候韩全义讨伐淮西，以贾良国为都监；近日高崇文讨伐刘辟，以刘贞亮为都监。这些都是权宜之计，只能算是近来的例子。然而兴起王师、征调天下军队，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命令宦官专门统领军队的。如今神策军既然不设置行营节度使，那么承璀就是制将；又任命他为诸军招讨处置使，那么承璀就是都统。哪里有让制将、都统兼由宦官担任的道理？臣恐怕四方听说后，必定轻视朝廷；四夷听说后，必定嘲笑中国；王承宗听说后，必定增加气势。国史记载下来，后世将作何观感？陛下难道忍心让后代相传说：‘以宦官担任制将、都统，是从陛下开始的’吗？恳请陛下对此深思。臣又担心刘济、茂昭以及希朝、从史，直到各道将校，都以接受承璀指挥为耻；人心既不一致，功业又怎么能够建立？’ 这就是在帮助王承宗筹划，同时挫伤各位将领的气势。恳请陛下对此也加以深思。臣以为，陛下自居东宫以来，就曾驱使承璀，年岁已经很久，恩泽也因此深厚。陛下念及他的勤劳，给予他尊贵地位是可以的；陛下怜悯他的忠诚，给予他富贵也是可以的。至于军国权柄，动辄关系到治乱；朝廷制度，则出自祖宗。陛下难道宁可顺从臣下的私情，亲自毁坏法制；顺从他人的欲望，亲自损害圣明吗？为什么不考虑于一时之间，却要在万代之后取笑呢？如今臣不顾身命，披沥肝胆，为陛下痛切进言，并非不知道言语逆耳，也并非不知道会危及自身，只是因为蝼蚁般的生命极其轻微，而社稷的大计极其重要。恳请陛下对此再加深思。陛下如果实在不得已，事情必须使用承璀，那么希望改任他为都监，暂且遵循旧例。这样虽然威权仍然很重，但制度还稍微保存，天下听说后也不会非常惊骇。如果陛下允许，希望迅速宣告中书省，改任他为诸军都监。臣忧虑急迫、恳切彷徨至极，实在难以尽述。’吐突承璀率军出征讨伐王承宗，后来军队疲惫而战事没有决断，白居易又上言说：‘陛下此次讨伐本来专门委任承璀，外面还有卢从史、范希朝、张茂昭。如今承璀进军却不决战，已经损失了大将；范希朝、张茂昭几个月后才进入贼境，观察他们的形势，似乎暗中互相为计，空取得一个县便筑营不再前进，按道理不可能成功。如果不赶快罢免他们，还会有四种祸害：用府库的金帛和百姓的膏血资助河北诸侯，使他们更加富强，这是第一；’ 河北诸将听说吴少阳接受任命，将要请求洗刷王承宗的罪名；他的奏章一再上奏而无不获准，那么河北各方就会合纵联合，形势更加牢固，夺取恩宠和信任也不出于朝廷之外，这是第二。如今暑热潮湿，军队暴露在外，兵气蒸腾，即使不顾死亡，谁能忍受这种苦楚？何况神策军中杂有从市井招募的人，不习惯服役；一旦他们奔逃相互煽动，各军一定动摇，这是第三。回鹘、吐蕃常常派人侦察，听说讨伐王承宗经过三个时节仍无功，就会知道军队的强弱、费用的多少，趁虚入寇，那时哪里能够救护首尾？兵乱相连、事端发生，什么灾祸不会出现？这是第四。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才罢兵，就会损害威望、失去权柄，只能事后后悔，却无法挽回。后来王承宗请求认罪，军队于是撤罢。宪宗时，白居易又上奏论述孙璹说：‘臣以为，凤翔是辅佐京师的右臂之地，控制陇蜀，又接近国都，是最重要的镇所。自前代以来，多选择有功勋、有德望的人担任此职。近日节度使一职，孙璹忽然被授予。臣因为平素并不了解他，不敢轻率议论是否适合。等到诏制下达以后，实在很不得人心。孙璹虽然长期从军，却没有听说有大的功效；自从任职禁卫，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至于他的姓名，众人甚至都不知道。即使他有才能谋略足以担任将帅，也应该先在小镇试用，不应立即授予这样重要的藩镇。岂只是舆论认为任用过当，恐怕同类之中也都会产生侥幸之心。何况如今圣明的政治日益彰显，朝廷纲纪日益振举，每授予一官一职，人们都侧耳倾听。因此在任命授职方面，尤其应当慎重。如今孙璹已经接受成命，不可以立即又改任迁调。等到他到达凤翔，观察他是否胜任，以后不能不审慎。恭请圣上明察。” 白居易又上奏论述张奉国说：‘张奉国在徐州用兵时已经建立特殊功效；到李锜作乱时，又立下大功。他忠诚赤胆，天下人都推重佩服，近来的将校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陛下已经降下圣恩，授予他金吾大将军，以表示奖励劝勉。按臣所见，更应当授予他一方镇，以感动天下忠臣的志向，震慑天下奸臣的心。为什么呢？张奉国的事迹无人不知，节度使的荣耀无人不爱。假如张奉国再得到节度使之职，天下听说后，人们都将为了贪求宠荣，谁不争相效忠顺从？万一某一方发生变故，某位将帅辜负恩德，他部下的偏将、裨将就会争相归附张奉国，乱臣贼子不得不停止作乱。一方面明显地劝勉忠贞，一方面暗中消除祸乱。圣人的权术关键，正在这里。如今张奉国的声望已经闻名多年，也应当赶快任用，不能错过时机，臣对此深感惋惜。但因为张奉国从未担任过治理百姓的官职，恐怕还不能立即授予大镇。如果近边的次等节度使有重要职位空缺，任用张奉国最为合适。’谨将此事上奏。谨奏。”

译敬宗宝历元年，朝廷得到刘悟的遗表，议论者多说上党是内镇，与河朔不同，不可以答应。李绛上奏说：‘军事行动贵在迅速，威权决断贵在坚定；在人心尚未统一时，正可以攻破对方的谋划。刘悟死去已经几个月，朝廷还没有作出处置，内外人心都认为错过了这个时机。所幸刘从谏没有长期掌握兵马，而昭义一向贫困，必定不能优厚赏赐部众，也不一定全都与刘从谏同谋。只要迅速任命附近的一位将领，让他兼程赶赴镇所，使刘从谏还没有来得及布置，新任使者就已经到达潞州，那么军心自然会有所依附。如今朝廷长久没有处置，他们的军队不知道朝廷的意图，在犹豫之间，如果有奸人为他们出谋划策，虚张声势地许诺赏赐，军士心存觊觎，就更加难以指挥。希望迅速下达明确敕令，向军众宣示他们一向的忠节，赐给新任使者缯帛五十万匹，让他用来赏赐军士；随后任命刘从谏为刺史，他一定不会违抗拒绝。臣常常仔细谋算利害，断无立即授予刘从谏官职的道理。’当时李逢吉、王守澄已经商议决定，最终没有采用李绛等人的谋略。” 宋太宗淳化二年，李惟清升任给事中，兼任盐铁使，于是把账簿格式上奏给皇帝。太宗说：‘费用达到这样，长久以来民力怎么承受得了？应当怎样减省？’随即裁减核定。李惟清说：‘与开宝年间兴兵时相比，现在的费用多了几倍，大概是因为将帅没有选到合适的人，边事没有安宁，驻兵范围扩大了。臣听说汉代有卫青、霍去病，唐代有郭子仪、李晟，西北方面远远望见他们便畏惧。这样边事就能平息，支出也会减少。希望慎重选择将帅，让有威名的人镇守边塞，也许可以节省费用。’皇帝说：‘那是一个时期，这是另一个时期。如今西北的变化诡诈与古代不同，选用将帅也必须深入体察今天的时机和情势。韩信、彭越虽是古代名将，但用他们当时的见识来制御今天的敌人，恐怕也不能成功。如今即使得到合适的人，也不能立即像古代那样完全委任给他，这是军事机宜，你所不知道的。’ 真宗咸平元年，右司谏孙何上奏说：‘臣的远祖孙武曾说：将领掌管人的性命，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得到合适的人，军队中就没有软弱的士卒，战场上就没有不可战胜的敌人；失去合适的人，祸患就会无法预测，宗庙社稷的安危寄托于此，百姓也依赖于此。因此朝廷委任将领并尊崇他们，才有筑坛告庙而授予兵权的，有推车送行、分给阃外权力而遣发的。军功、爵位、赏赐都由将领在外决定；参佐僚属，也允许他们自行征辟。过去赵衰向晋侯推荐郤縠，说他‘敦厚地研习诗书，喜爱礼乐’；晏婴向齐侯推荐穰苴，说他‘在文事上能够团结众人，在武事上能够击退敌人’。这并不是说弯弓射击、持剑作战、驾驭战车、拔取兵器，夸耀匹夫的勇力，来决定一时的胜负。历代将帅大多出自儒者。臣不敢援引夏商周三代的事例，只以炎汉以后来说：光武帝有邓禹，先主刘备有诸葛亮，西晋有羊祜、杜预，东晋有祖逖、谢玄，苻坚有王猛，后魏有崔浩，梁有谢艾，隋有高颎。至于唐朝，儒将尤其多，如郭元振镇守陇右，狄仁杰统帅河北，裴度平定淮蔡，温造安定兴元。这几位大臣，都有尊奉君主、保护百姓的功劳，也有善始善终的德行；同时代的武臣，没有谁能超过他们。’ 朱梁、后唐依靠武力治国，把文武权柄分成两途：文臣只管笔砚，耻于谈论军旅之事；武臣习惯于刀枪武艺，很少有帷幄谋略，彼此互相指责，却坐看成败。如今塞北有尚未归附的狄人，河西有强悍桀骜的【字迹不清】人，偶尔不能将他们擒获，弊病就在这里。善于用兵的人，不必列阵交战；高明的将帅先用谋略取胜。军政事权应当专一，号令贵在统一。古代除元帅外，其余都只是偏将、裨将，完全听从指挥，而且没有顾虑。近代又设置副职加以牵制，参以监军，遇事稍有疑忌，便彼此牵制；而担任将领的人又多是凭武力崛起的，军职稍有升迁，恩德不足以怀柔四方，威势不足以统御众将，很少有司马穰苴那样的兵法、韩信那样的谋略、周亚夫那样的持重、关羽那样的勇敢；有的拖延时日，玩弄敌寇，有的冒险逞强，轻视敌人，使强敌得以暂时休息，事情因此屡屡失败。考察前代备御边疆，有的整顿军队进行小规模征讨，有的整饬兵马深入敌境，有的从军市中取得供给，有的在敌境就地筹粮，有的靠屯田供应军需，有的携带轻便军资随军出征，因此士卒都能吃饱，军队出动便无敌可挡。还有的从旁招徕小国，近处抚慰各部族；有的用厚礼厚赂来结交其心，有的施行反间以取得成效，既不困乏本国士卒，也不耗尽本国粮饷，在谋略和计策中使敌人遭受挫败。晁错曾说：“利用蛮夷去攻打蛮夷，是中原最好的谋略。”所以陈汤借助乌桓而消灭郅支，任延借助西域而击败匈奴。从未听说面对空旷荒凉之地，使者往来不断，军队一有行动，运粮之人便接踵相随。臣曾私下计算，国家士民众多、土地广大，已经是羌虏的百倍，却屡次动用兵戈，仍不能把敌首悬在藁街；运输粮饷的车辆往来奔驰，仍不能撤除榆塞的警戒。这是什么缘故？大概是选用将领的方法、任用人才的原则，有些地方还没有做到尽善。如今的节度使，相当于过去的大行台；如今的都部署，相当于过去的总管。将帅所列的官衔，直到今天还带有度支、营田等使职，大概元帅的职任没有不兼统各项事务的。推究这种责成将帅的办法，原本是想使百姓不感到劳苦，使军队有必胜把握，做到一边耕种一边作战，粮食和兵员都充足。可是近代开始出现“供军粮料”的名目、“随军转运”的称号，使职名额既多，实际上却没有主管的人。负责筹划的人不知道军籍、伍符的数目，掌兵的人也不体恤飞刍挽粟的艰苦，众说纷纭，互相督责，口头上托称是为了防御，实际上却违背成算，行动往往必然失败，还大量耗费国库钱财。陛下何必吝惜上将的旗鼓、通侯的印绶，不从文资大臣中慎重选择、访求人才，委任他为节度使，却任由这两个敌人时时威胁边疆呢？

译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名位和器用，必须交给合适的人。现在正是改弦更张的时候。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完全敞开胸襟和府库，精心选拔公卿，不要让武人擅自掌权，不要让中使扰乱政事。边疆以外的漕运转输，全部交给他；境内的租赋和防务利益，也全部授予他。使他有牛肉和酒来犒劳军队，有黄金来离间、击败敌人。过去所谓监陈、先锋之类职务，都应选偏将担任，并且仍令他们听从节度使的指挥。如果果真采用这种办法，臣看见幽州、蓟州的旧地，河湟的旧日疆土，三年之内都将成为国家的郡县。那就不是各校列队并进、近臣轮番前往所能相比的了。反对者或许说：锐利的武器不可以给别人看，大权不可以交给臣下；这又是拘泥成法的老话。治理国家的人，担心的是得不到贤才，不担心权力集中；保全民众的人，担心的是边疆不得安宁，不担心将领权重。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就可以把社稷大事托付给他，何况只是边疆的职任呢？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即使州县职务也不能交给他，何况统率勇猛军队呢？陛下如果认为现在的武臣已经效力很久，不可突然改革，那么完全可以等他们任期届满、出现空缺时，互相用儒将替代；统兵者酬答他们过去的功劳，改授邻近地区的职务。何况文臣、武臣交相任用，已有完整的旧例，也不是本朝创立这种制度。宋太祖凭借不滥杀的谋略，降服巴蜀，平定升州、润州，攻下荆湖；宋太宗凭借非同寻常的谋略，取得并州、汾州，使其入朝。吴越又归附，漳州、泉州归入版图，这些丰功厚利，都清楚地记载在可信的史书中。上天或许是特意留下这两个敌人，以启发陛下的神武之威，等待陛下将他们荡平剪灭。不能像这样长期拖延讨伐。此事关系重大，不是小臣所应当议论的；然而臣身居谏官之列，奉诏发表直言，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能竭尽愚见，那就是尸位素餐、旷废职守，罪过太重了。臣把恳切的意见写在奏章中，只希望陛下特别明断，立即施行。宋真宗时，李迪任翰林学士，奉召在龙图阁应对。皇帝命李迪起草诏书，徐徐对李迪说：“曹玮在秦州，多次请求增兵，还没有来得及派遣，他就突然辞去州事，只是胆怯罢了。谁可以代替曹玮？”李迪回答：“曹玮知道唃厮啰想要入侵，而且窥伺关中，所以请求增兵以作防备，并不是胆怯。况且曹玮有谋略，其他将领都比不上他，怎么可以代替？陛下如果重新调发军队，岂不是要惊动太上皇的圣号？难道厌恶军队从宜秋门出发吗？如今关右兵力很多，可以分兵前往曹玮那里。”皇帝于是问关右有多少兵，李迪回答：“臣从前在陕西，曾用小册子记下军队和粮饷的数目，以备调发，现在还放在佩囊里。”皇帝命他亲自取出，又命黄门拿来纸笔，准备记录：“某处应留下多少兵，其余全部开赴塞下。”皇帝回头说：“真可以说是颇牧这样的名将在禁中啊！”不久，唃厮啰果然侵犯边境，秦州正要出兵，皇帝又召李迪询问：“曹玮这次行动能取胜吗？”李迪回答：“一定能胜。”过了几天，奏报送到，说曹玮与敌军在三都谷交战，果然大胜。皇帝说：“你凭什么知道曹玮一定会胜？”李迪回答：“唃厮啰的军队远道而来，派间谍故意散布消息，说某日要攻下秦州，用断绝粮食供应的办法来激怒曹玮。” 曹玮整顿军队却按兵不动，坐等敌人到来，这是以逸待劳。臣正是根据这一点知道他一定会取胜。”皇帝因此更加器重李迪。当时议论此事的人想用金帛诱使契丹出兵攻打元昊，御史中丞贾昌朝说：“契丹如果答应为我立功，那么以后索取报酬就没有尽头了。”他极力制止了这件事。于是上奏说：“宋太祖刚取得天下时，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武臣、土兵、牙兵使势力强盛，便把他们的威权全部收回，当时认为这是有利于万世的措施。到宋太宗时，将帅大多还是旧人，仍然能够防护皇威，遵奉既定谋略，出兵抵御敌寇，所到之处都能立功。近年受恩宠的子弟装饰车马，猎取名声，多数没有功勋劳绩，却安坐取得武臣爵位。至于攻守进退，他们从哪里懂得呢？不过边境暂时没有战事，还能容身。自从西部羌人叛乱以来，士卒没有训练，将领不得其人，用屡次更换的将领统率未经训练的士卒，所以交战必败，这是削弱藩镇过度所造成的弊病。何况亲旧和受恩宠的人一出仕就担任将领，平素根本不懂军事，一旦把千万人性命交给他们，这就是把他们赶进死地。这是任用亲旧和受恩宠之人的弊病。如今杨崇勋、李昭亮还任职于边疆，希望赶快选拔士人来代替他们。藩镇守臣频繁更换，刺史以上的官员应当慎重授予，以等待他们立功。这是挽救弊病的一端。”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三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撰 任用将领 宋仁宗景祐元年，绛州通判富弼上奏说：“臣听说，汉高祖任命韩信时，全军都惊讶嘲笑；蜀汉任用魏延时，群臣也都失望。大概富贵容易使人做好事，贫贱却难以使人成为能工。北齐段孝元说：‘统率大军，就像端着一盘水，转眼之间便可能倾覆；一旦发生差错跌倒，想要止住哪里办得到呢！’魏元忠说：‘如今朝廷用人，往往选取将门子弟，也有从战死者家中选拔的人，却防备着破格提升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没有才干谋略。赵奢的儿子赵括，年轻时学习兵法，自以为天下无人能敌；曾经同父亲赵奢谈论军事，赵奢无法驳倒他，却不认为他真有才能。他的母亲问赵奢是什么缘故，赵奢说：‘战争是死地，他却把战争看得太容易。赵国如果让他担任将领，使赵军覆败的必定就是这个人。’后来果然有长平之败，赵国于是衰弱。如今不预先选拔将领，以防备意外，临到有事才派遣，这是把战争看得太容易的极端表现。古代任命将领时，君主跪下为他推车，并说：‘国都以内的事，由寡人控制；国都以外的事，由将军控制。’又赐给他斧钺，使他能够专断军政。况且用兵之道，以威势为主，以权变为辅。如果不能专断，威势就会受挫，权变也会受阻。连君主都不能随意干预，何况还命令宦官这样的卑贱之人监督他，使他的举动不能舒展，处处受制于顾虑，却希望他建立功业，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很难。” 古代考察优秀将领，也要询问他防守的方略。夏、商时期，只任命六卿，从未听说仓促任命披甲胄的武夫就能成就大事。君王治理天下，只有文、武两种权柄。大体说来，文臣用来修饰太平之治，武臣用来平定祸乱，但二者也必须相互配合。因此孔子说：“有文治之事，就一定要有武备。”国家的文治已经很充足了，武备却还不够完备。臣请求为陛下陈述这一点。臣听说历代成为天下祸患的，外有边疆事变，内有奸雄作乱。从夏、商、周三代以后，历经秦和两汉、南北十朝、唐及五代，那些使宗社危亡的祸患，没有不是出于边疆事变和奸雄作乱。如今北方敌国结好，西部戎人请求设置官吏，誓约像白日一样明白，藏在天府之中，边疆事变的祸患暂且还不必忧虑。至于奸雄，则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只看当时世事如何罢了。政教通行，民心和乐，天时丰足，国用充实，那么奸雄在这种形势下不能得志，只能积蓄锐气退避；有的隐居田野，有的藏身商贾，有的混在士卒中，有的进入仕途，有的到四方边地任职。政教有所亏损，民心离心怀疑，天时凶险，国用困乏，那么奸雄就会得志，乘着事变而行动；他们从农民、商人中出现，鼓动士卒，抛弃仕途，起身于边防军中，横举兵戈一呼，众多怨民便聚集响应，凌辱郡邑，扰乱华夏；小则造成割据的忧患，大则导致国家倾覆灭亡。然而，防御它有准备，挽救它有办法，而这些从来没有不依靠军队的。军队的胜败、国家的存亡，也从来没有不取决于将领的。将领用得其人，安定的国家可以长久安定，危急的国家也能重新振兴；将领用非其人，安定的国家会陷入危难，危急的国家最终会灭亡。所以孙武说：“将领掌管人的生死，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司马法》说：“将领不预先设置，便无法应对突然事变。”太史公说：“想要兴盛圣明的统绪，关键只在选择任用将相。”晁错说：“君主不选择将领，就是把自己的国家交给敌人。”臣恭敬地想，陛下继承历代圣人的事业，处在长久安定的时代，便认为兵事已经平息，将领已经无用，天下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臣对此十分疑惑。因此冒昧以以下四件事请求陛下注意。从前庄宪太后临朝称制，光明不能照及外部，被近臣蒙蔽，各项政事大为扰乱，纷纷杂乱而没有纲纪。庄宪太后去世后，陛下一举实行重大变革，驱逐宦官，停止女谒，邪僻的道路已经断绝，各项纲纪逐渐整肃，又寻求正直敢言的人，采纳进谏诤言。臣认为，革除庄宪太后时期的弊病，事情做得很好。至于继承祖宗遗留下来的规范，考察历代治世的美好功业，那么陛下请自行审察如今的政教，果真没有亏损的地方吗？这是第一件。国家的开支极其广泛，搜求财物没有节制，赋税超过民力一半，已经达到暴虐的程度，徭役还有使民众竭尽劳作的痛苦。百姓本来没有向公家求取什么，只是自己出财力、出劳力，耕田凿井，用来奉养父母妻子儿女；可是官府用各种办法搜刮他们，掠夺肌肉，刺痛骨髓。等到家中财力不足，困窘于饥饿寒冷时，却没有听说打开仓廪赈济抚恤；不仅没有赈济抚恤，反而又鞭打责罚他们，索取苛刻残酷的赋税。即使偶尔给予借贷，大多也不及时，等到百姓流离、饿死之后才来办理，这只是有借贷的名义，实际上并没有借贷。四方百姓忧愁怨恨，另求活路，那么亿万民众的心，果真没有离心背叛的吗？这是第二件。前两年，江淮发生蝗灾和旱灾，水泉全部干涸，百姓十人中死了八九人。今年京东、京西、河北、河东、关右、两川发生蝗灾旱灾，和江淮一样，只是死者稍微少些；然而直到现在灾害还没有停止，这说明天下都遭受了灾害，荒歉到了极点，是近世以来从未有过的。城邑空虚荒废，荆棘遍布田野，物价飞涨，百姓面带饥色。天时如此，陛下认为果真没有凶灾吗？这是第三件。古代国家有九年的储蓄，叫作充足；没有六年的储蓄，叫作危急；没有三年的储蓄，就说这个国家已经不像一个国家了。如今天下各郡县，除了几个边防郡以外，其余大多没有三年的储粮，严重的甚至连一两年也储备不足。国家平时稍有开支，就必须命令主管财政的人调度挪用，才能勉强满足。今年京东大为歉收，朝廷派使者到江淮，搜括三十万石粮食来赈济它。江淮遭受灾荒，本来已经严重到了极点，那里自己尚且不足，哪里还有余粮可以供给其他地方呢？如今幸亏天下安宁，没有战争方面的费用，只是赈济救助饥民和饿死者，尚且已经如此。若要从空虚贫乏的地方搜求粮食，假如不幸发生战争，暂时受到骚扰，调动十万大军，每天耗费千金，那就不知道负责此事的人要从哪里取得这些物资了。国家的财用到了这种地步，陛下认为果真没有困窘匮乏吗？这是第四件。臣认为，四件事既然如此，那么祸患的缝隙已经打开，事变的征兆已经显露，如今的奸雄已经得志，只是还没有行动罢了。假如有一天有人从田野中起身，舍弃商贾生活，鼓动士卒，离开仕途，在边防军中起兵，乘着荒年率领满怀怨恨的百姓，屯聚山林，焚烧荡平城邑房屋，陛下偏偏要到那时才派遣士卒、任命将领，去抵御早有谋划的敌寇，驱赶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卒，迎战必死的锋锐之敌，臣替陛下感到危险。万一西北两边放弃信约、背叛盟约，奸雄在内部欺凌朝廷，边疆事变在外部爆发，即使伊尹、吕尚再生，臣恐怕也无法替陛下筹划了。现在的办法，没有比预先选拔将领、做好准备更好的。如今选拔将领的方法，虽然粗略地有一些法令，或者列入制科，或者设置武举，但都受到狭隘琐碎的制度限制，必定不能招致真正特立独行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