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十六

译古书说：‘近臣应当竭尽规谏，因为他们应当把自身的荣辱、国家的休戚同君主联系在一起。’ 如今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看见我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却默默不说，有的甚至私下议论、暗自叹息。难道是认为这些责任不在自己吗？难道他们都已经习惯于眼前的风气，把这种情况视为理所当然吗？还是有人含藏才华、怀抱珍贵意见，等待得到召唤后才发表呢？如今各种法度败坏松弛，风俗苟且怠惰，轻薄邪恶之事和灾异频繁出现，天谴告诫不止一次。这正是忠臣贤士帮助我忧虑警惕、创制制度、改革法令、挽救弊病、消除祸患的时候。应当命令侍从官从今以后，凡看见我的过失和朝廷政事的缺失，无论大小，都分别写成奏章，极力直言，不得隐瞒。唉！有善言却不采用，是我的罪过；引导你们进言而你们却不说，是你们的不恭敬。我将以此考察在职官员侍奉君主的实际情况，并据此明确升降黜陟。”臣凭借低劣的才质，自仁宗皇帝时被破格擢升为侍从，侍奉三朝，蒙受的恩德深厚，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即使是访问所没有涉及的事情，臣也将披肝沥胆，来效尽微薄的忠诚。何况圣意如此勤于采纳，督责又如此严切，谆谆告诫达到这种程度，臣岂敢经营私利、逃避怨恨，隐匿实情、爱惜自己，而不替陛下分辨说明当今最紧要的事务，以求稍稍补报万分之一吗？臣听说，处理政务有根本体制，治理事务有关键方法。自古圣帝明王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却使天下大治，都是采用了这个道理。什么叫处理政务有根本体制？君主是头首，臣下是股肱，上下相互维系，内外相互制约，就像网有总绳、丝有纲纪。所以《诗经》说：‘勤勉努力的君王，是天下四方的纲纪。’又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的纲纪。’古代的君王设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用来纲纪朝廷内部；又设置方伯、州长、卒正、连帅、属长，用来纲纪朝廷外部。尊卑各有次序，就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没有不听从的，这就是处理政务的根本体制。什么叫治理事务有关键方法？人的才智有范围，力量有尽头，凭一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兼顾天下的重要事务，想要一件件都知道，连一天也不够用。因此尊贵者治理众多事务，卑下者治理少数事务；治理众多事务，事情不能不简约，治理少数事务，事情不能不详尽。简约就举出大要，详尽就穷尽细节，这是自然的情势。《益稷》说：‘君主明察，股肱贤良，各项事务就安定。’意思是君主明察，就能选择臣子；臣子贤良，就能治理事务。又说：‘君主被琐碎事务缠绕，股肱懈怠，万事就会败坏。’意思是君主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臣子就不能尽力，事情也会废坏。《立政》说：‘文王不兼管众多言论、众多刑狱、众多慎重事务，只训导任用或罢黜主管这些事务的官吏。’ 文王不敢亲自过问这些事务，意思是文王选择主管官吏并把事情交给他们，其余事情都不必亲自知道。《康诰》说：‘任用应当任用的人，敬重应当敬重的人，惩罚应当惩罚的人，把这些道理明确地告诉百姓。’意思是文王任用可任用的人，敬重可敬重的人，刑罚应当刑罚的人，专门彰明这套道理来示范百姓。因此，王者的职责，只在于衡量人才、任用官员，奖赏功劳、惩罚罪过罢了。如果能慎重选择公卿、牧伯，把政务交给他们，那么其余官员不必逐一选择也会精良；谨慎考察公卿、牧伯的贤愚善恶，予以升降、诛罚、奖赏，那么其余官员不必逐一升降奖惩也会得到治理。这样，王者所选择的人不必太多，所考察的事情不必太繁，这就是治理事务的关键。臣私下看见陛下每天出来视朝，接着又到经席听讲，直到将近中午才回宫。入宫以后，臣听说陛下也不得休息，审阅天下奏事和群臣章疏，直到夜晚，又在灯下研读经史、博览群书。即使商中宗、商高宗不敢荒废安逸，周文王太阳西斜还不吃饭，臣认为也比不上陛下。然而陛下即位以来，勤勉求治，至今已经三年，功业却还没有显著，大概是因为还没有掌握治理的根本和要领。祖宗创立基业、垂下传统，作为后世的法则。朝廷内部设置中书、枢密院、御史台、三司、审官院、审刑院等京师各机构；朝廷外部设置转运使、知州、知县等许多官员，使他们彼此统属、互相驾驭，上下各有次序，这就是所谓纲纪。如今陛下喜欢让大臣夺取小臣的事务，让小臣侵犯大臣的职权，因此大臣离心离德，不肯竭尽忠诚；小臣把责任推给上级，不肯尽力。这就是百官松弛废弛、万事毁坏衰败的原因。然而陛下现在却把这种做法当作达到治理的根本，这是臣最大的疑惑。臣地位微贱，不能完全知道朝廷的事情，姑且根据耳目所接触到的近来几件事，把臣知道的说出来，其余事情陛下可以由此类推。过去汉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年判决的案件以及钱粮的出入有多少？”陈平说：“陛下如果问判决案件，应责问廷尉；如果问钱粮，应责问治粟内史。必须让卿大夫各自承担自己的职务，这才是宰相的职责。”像陈平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懂得治理体制的。如今的中书、枢密院两府，都承担古代宰相的职责。中书主管文事，枢密院主管武事。至于百官的长官，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刑赏等重大政务失当，这是两府的责任。至于钱粮不足、条例不当，这是三司的事务。陛下如果能精选通晓钱粮、忧公忘私的人，任命为三司使、副使、判官以及各路转运使，并让他们长期任职以充分发挥才能，有功就升迁，无功就罢退。名声不能掩盖实际，虚伪不能扰乱真实。安定百姓而不要扰害他们，使他们自行富足；处理事务有道理，使用财物有节制，还担心财利不丰足吗？如今却让两府大臣全部取用三司的条例，另设一个机构，聚集几名文士同他们谋议，改变制度安排，而三司完全不能参与。臣恐怕所改变的未必胜过旧制，却白白扰乱祖宗既成的法令。考察古制则不合，施于今日又不适宜；官吏将借机作奸，农民和商人失去职业。几年以后，上面府库耗竭，下面百姓忧愁困苦，众人的心离散惊骇，国家将无法再振作。况且两府对天下事务无不总管，如果百官的职责都让两府办理，那么上面的官员承受不了劳苦，下面的官员也会无事可做。又如监牧使主管养马，四园苑主管征收财利，如今却让监牧使不隶属于群牧司，四园苑不隶属于三司提举司，那么下面的官员各自可以专擅权力、任意放纵，而上面的机构反而无事可做。陛下正想把天下带入大治，却让上面的百官不委任下面，下面的百官不听命于上面，这能实现治理吗？像这一类事情，臣私下恐怕还没有掌握治理的根本体制。天下的事务，凡在一县的，应当委托知县；在一州的，应当委托知州；在一路的，应当委托转运使；在边疆的，应当委托将帅，这样事情才能办成。

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长期处在职位上，熟悉当地人情，知道事物的适宜情况，赏罚的权力足以使所管辖的百姓感到祸福，从而使他们信服。如今朝廷每有一件事，不把它交给将帅、监司、守宰，让他们自行制定方略，责成他们取得成效，并据此施行刑罚和奖赏，却常常喜欢另外派遣使者奉命奔走，使道路上来往纷乱；使者所到之处只有烦扰的弊端，对事情未必有益，还不如不派遣更好。事务的利害、官吏的能否胜任，都不是使者平时所能了解的，只好临时向人询问。所询问的人有时遇到公正、明达、忠诚、守信的人，还只能知道一两分；有时遇到自私、昏暗、奸险的人，是非就会被颠倒。两种人同时出现在使者面前，使者又不能立即辨别，因此往往损害事务而很少能够带来益处。这并不是说将帅、监司、守宰都贤能，而使者都愚昧；只是多年讲求与一时议论、长久考察与眼前毁誉，在精粗详略方面，情势本来不同。那些任官多年却不知道利害，长期面对百姓却不知道官吏能否胜任；或者虽知道利害却不能改变，虽知道能否胜任却不能升降他们，这些都是愚昧偏私的人，朝廷应当察知并罢黜他们，另选贤者代替其职位，不应屡次派遣使者夹在其中扰乱，使在任官员不能履行职责。而且庸人的心理是，只要计划不是自己提出的，就会嫉妒阻挠，唯恐事情成功。官吏中这样的人，十个常有五六个。即使使者所规划的事情完全合宜，在使者任职期间，原本负责此事的官员已经心中不悦，不肯同心协助他的谋划，也不肯合力成就此事。他会说：“朝廷自行派遣专使来办理，我哪里敢过问？”等到使者返回复命以后，他必定在事后败坏此事，说：“使者已经谋划好并交给我办理，如今我竭尽力量把它做成，功劳全归于最初谋划的人，我又得到什么呢？”这就是不如不派使者，而把事务交给本职官员任用负责的原因。使者的作用在于沟通远近的情形，本来不能没有。然而如今的转运使，就是古代使者的职任；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而委任给他，远胜于暂时派遣使者。假如监司自行作奸、贪婪放纵，或者有所隐瞒欺骗，或者被辖区内的人告发，或者所谋划的事情不合适，朝廷想要查察他的罪恶，审明虚实，判定曲直，决定是非，然后另行派遣使者去按察他。如果按察得到事实，监司有罪就应当刑罚，不才就应当罢废，难道能只此作罢吗？如今每有一件事，朝廷就从京师派使者前往处理，这样一来，外地官员全都没有用处了。使者既然代替他们处理事务，而本职官员又不受刑罚、不被罢废，这就只是让他们拱手旁观、偷求安逸、窃取俸禄罢了。像这一类事情，臣私下恐怕还没有掌握治理的根本体制。如今朝廷士大夫和陛下左右的臣子都说：“陛下聪明刚断，威权和福柄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太平的功业指日可待。”臣愚昧地独自认为还不是这样。臣听说，古代圣帝明王听到别人的言论，能够辨识其中的是非，所以称为聪；观察别人的行为，能够察知其中的邪正，所以称为明；既已辨明是非、分清邪正，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动摇，所以称为刚；取用正确的而舍弃错误的，诛除邪恶的而任用正直的，坚定明确而没有疑惑，所以称为断；诛罚一个不善之人而使天下不善之人都害怕，所以称为威；奖赏一个有功之人而使天下有功之人都欢喜，所以称为福。如今陛下聪明刚断，这些品德确实具备；想要掌握威福的权柄，这个志向也确实有；然而对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还没有完全做到，因此臣认为太平的功业还不能指望。帝王之道，应当致力于长远的、大的事务，而略去眼前的、小的事务。国家的大事，应当同公卿商议，不应让小臣参与；四方的事务，应当委托牧伯去察看，不应让身边近臣去窥伺。假如公卿、牧伯尚且不能选择贤者任用，小臣和左右近臣难道独自能够得到贤才并任用他们吗？如果他们本来就是不贤之人，那么险诈偏邪、私下请托之事没有不做的。如今陛下喜欢在宫禁之中颁出手诏，指挥外面的事务；有的不是公卿推荐、牧伯纠察弹劾的，有的越级升官，有的无故罢免，外面的人疑惑惊骇，不知道听从谁。这难道就是朝廷士大夫和左右近臣所说的聪明刚断、威福在陛下手中吗？陛下听到这些话就相信，臣私下认为是错误的。公卿所推荐的人，牧伯所纠察弹劾的人，有时被说成贤能而实际不贤，有时被说成有罪而实际无罪，但都能找到迹象，责任也有所归属，因此不敢大肆欺骗蒙蔽。假如奸臣秘密向陛下禀报，让陛下自行以圣意施行，那么威福就集中在奸臣私门，怨恨毁谤反而归到陛下身上了，怎么能说威福掌握在陛下手中呢？况且陛下过去中诏所指挥的事情，大多不是大事。至于两禁中的优美官职、边藩将帅、省府职任、各路监司，这些都是众人所希望得到的职位，也是治乱所系的关键。到了任命授官之时，臣私下恐怕未必每一项都出于陛下的本意。至于奸邪贪鄙的人，陛下明明知道并加以罢黜，他们有的改换官职而提升资序，有的不久又被重新任用。这样看来，威福的权柄果然并不在陛下手中，只是陛下偶然没有想到罢了。由此看来，那些当面称赞陛下聪明刚断、威福在己、太平可以立即实现的人，不是愚昧，就是谄媚，不能不加以察辨。陛下如果一定想让威福掌握在自己手中，哪里如同谨慎选择公卿大臣，把明达正直、忠诚守信的人留下，去除愚昧、昏暗、阿谀、偏私的人？在位者既然都得到合适的人才，然后凡是要举办公务，就同他们在朝廷公开商议，让各人陈述自己的意见。陛下清静心神、平定思虑，选择正确的意见施行，错误的意见不得再擅自改变。凡是任命一名官员，也同他们在朝廷公开商议，让各人举荐自己所知道的人。陛下清静心神、平定思虑，选择贤能的人任用，不肖之人不能再争夺职位。这样，谋划和举荐虽出自公卿大臣，但实际施行和任用都在陛下，怎么能说威福不在自己手中呢？陛下不这样做，却反而长久实行另一种做法，臣私下恐怕还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三个人聚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领导，不是离散就是混乱。所以设立君主来管理他们。群臣和百姓势力相当、彼此相持，不能相互治理，所以听从君主裁决。

译君主本来就是用来裁决是非、施行赏罚的。如果君主又不肯作出裁决，那应当听谁来裁决呢？人的心意各不相同，就像面孔各不相同一样。国家凡是要办一件事，朝廷内外的人必定有人认为对，也有人认为错；凡是任用一个人，必定有人认为贤能，也有人认为不肖。这本来是人情的常态，自古如此，不值得奇怪。关键在于君主审察是非，然后决定取舍。取正确的、舍错误的，就会安定荣耀；取错误的、舍正确的，就会危险受辱。这正是安危荣辱所以分开的原因。因此圣王重视它，广泛谋议群臣，甚至下问百姓。然而最终作出决定的人，关键还在君主。古人说：“谋议人数多，可以观察利害的极致；独自作出决断，可以确定天下的是非。”如果只知道谋议而不知道决断，那么臣下每个人都想逞行自己的私意，这是衰败动乱的政治。《诗经》说：“谋划的人太多，所以事情不能成功；满庭都是发言的人，谁敢承担责任？好像不去行动，只在路上谋议，所以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可悲啊，谋划国事的人！既不以先民为法程，也不以宏大的谋略为常法；只听信眼前浅近的话，只争论眼前浅近的话。就像在道路旁谋划建造房屋，因此始终不能建成。” 这段话说的是周王室衰微时，臣下不知道先王的大道，只顾争论眼前琐碎的事情；君主又不能裁定可不可行，所以事情最终一无所成。汉代国家遇到重大典礼、重大政令、重大刑狱和重大征伐，一定交给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议论。这些人的意见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必然会有参差不齐的地方。于是天子以皇帝的名义作最后裁决，说“丞相的意见是对的”，或者说“廷尉的意见应当这样”，群臣便无不心悦诚服。如今陛下听取群臣的意见，让他们各尽所知来议论政事，这确实很好。然而最终却不肯以圣明的意志作出裁决，致使群臣中有些人崇尚争胜，用巧言丽辞相互攻击，用能言善辩相互排挤，以至于一再争论，反复不休，没有止境。臣愚昧，深恐这样会损害朝廷的政体，损害陛下的明德，并流传到四方，使九州之内轻视朝廷，这不是好事。天下的事情有难以裁决的，就应当用先王之道来衡量，像用秤衡量轻重、用规矩测量方圆一样，即使极其微小的差别也不能欺骗。正因如此，君主应当致力于明白先王之道，而不只是熟习律令。知道根本已经培植，那么枝叶必然茂盛，就是这个道理。近来登州妇人阿云谋杀丈夫，造成重伤，已经濒临死亡，按情理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地方，按道理也十分明白。既然已经造成重伤而没有自首，依法定罪是没有疑问的。中等才干的官吏都能立即裁断此案。事情已经由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判定为死罪，但前任登州知州许遵却文过饰非，妄加巧辩。朝廷两次命令两制官员裁定，又两次命令两府裁定；诏令发出后又收回，收回后又重新发出，众人反复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一个田舍妇人，罪案发生在四海这样广大的天下、万机这样繁多的政务之中，事情细小得何止如秋毫的末端？朝廷要审断她的案件，交给一名官吏就足够了。如今却纷乱到这种地步，假如再有一件比这更大的可疑之事，将凭什么裁决呢？执守条文、依据成例，是有司的职责；推究实情、依义裁断，是君主和宰相的事情。对于争执、辨诉，如果不合礼就不能裁决；礼所不能容纳的，刑法才加以取裁。阿云的事情，陛下试着从礼的角度观察，难道是难以裁决的案件吗？她谋杀丈夫究竟算一件事还是两件事？谋杀是否构成既遂，是否属于未遂？这种苛细、纠缠的议论，不过是拘泥文法的庸吏所争论的，难道是明君贤相应当留意的吗？如今议论了一年多，最后制定成法，结果竟抛弃百代相传的常典，违背三纲的大义，使善良的人无处申诉，奸凶之徒反而得意，这难道不是只顾枝叶、反而损害根本造成的吗？像这样的事，臣私下恐怕还没有抓住要领。这些都是众人私下议论、暗自叹息却不敢明说的话，臣独自因为蒙受陛下深厚的恩遇，不顾斧钺加身，替陛下把它说出来。只希望圣明加以裁察。熙宁三年，翰林学士范镇上奏说：“臣请求退职，已经四次上表章，历时多日、超过十天，却还没有听到准许的答复。因为臣心中有所怀抱，有两件事情足以使臣离去，臣不敢不陈述。臣谈论青苗法却没有被听取，这是第一件足以离去的事；臣推荐苏轼、孔文仲却没有被任用，这是第二件足以离去的事。背负这两件足以离去的事情，再加上多病早衰，难道还可以继续任职吗？如今有人说：‘进献忠言和进献谄佞，哪一个对？’一定会回答：‘进献忠言对。’‘采纳劝谏和拒绝劝谏，哪一个对？’一定会回答：‘采纳劝谏对。’苏轼、孔文仲可以说是进献忠言的人。陛下拒绝而不采纳，必然有人进献谄佞来误导陛下，这是不可不察的。像李定为了逃避服丧，竟不承认自己的母亲，是败坏人伦、违逆天理的人，却想任用他为御史；御史台因此罢止此事。陈荐在舍人院任职，也因此被罢免；宋敏求被罢免，李大临被罢免，苏颂被罢免，谏院被罢止；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骗妄说，以兴办边疆事务，失败后却搁置不问，反而归罪于帅臣李师中和御史。只说了一句苏轼，就下令七路搜求他的过失；至于孔文仲，则遣送他回原任。拿这两个人同那两个人相比，再用他们的事情和道理来观察这两件事情和道理，究竟谁是谁非，谁得谁失？陛下是聪明的君主，难道这些事情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吗？希望陛下仔细思考，周密谋划。朝廷所依靠的是赏罚，而赏罚竟如此混乱，将如何面对天下？将如何面对宗庙社稷？至于臣所说的青苗法，陛下却说它已经见效了。所谓见效，难道不就是一年得到数十百万缗钱吗？这数十百万缗钱，不是从天上来，不是从地下出，也不是从提出建议的人家里拿出来的，全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百姓不断拿出钱来，几年以后将会怎样呢？百姓就像鱼，财物就像水。水深鱼才能活，财物充足百姓才有生计。养活百姓却耗尽他们的财物，就如同养鱼却想把水抽干一样。如今的官员只知道多发放青苗钱、急切催促考核期限，有人因此从知县升为转运判官，又升为提点刑狱；那些急于求进、侥幸求取升迁的人，哪里还会顾念陛下的百姓呢？他们只知道趋附赏赐罢了。臣恐怕陛下的百姓将要在干涸的车辙中相互沾湿求生了。陛下有采纳劝谏的资质，大臣却献上拒绝劝谏的计策；陛下有爱护百姓的本性，大臣却采用残害百姓的办法。臣的职责是向君主进献可行之言、指出错误；此时如果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辜负陛下太多了。臣知道这番话一旦传入，必然触怒大臣，臣将获不可预测的罪。即便如此，臣过去曾以忠心侍奉仁皇帝，仁皇帝没有赐臣死罪，只是听任臣解除谏官之职而已；

译臣以礼义侍奉英皇帝，英皇帝没有加罪于臣，只是命臣补任畿郡官职而已。如果臣不以侍奉这两位皇帝的心来侍奉陛下，那就是臣自己抛弃了立身于世的原则。臣写成这篇奏章。”想要上奏却中途停止，已经有好几次了。后来臣对自己说：“从今以后回到乡里伏处田间，即使有忠言和良策，也再不能让朝廷听到了。”所以这次决定上奏，毫不迟疑，只希望陛下裁量并宽赦。直史馆判官、诰院苏轼拟作进士应对御试的策问说：臣深切看到，陛下开始改革旧制，以策试考察众多士人，不愿再听诗赋中那些没有实际益处的话，而想寻求山林隐士般朴实直率的议论。圣德广大，朝廷内外都欢喜。但参加考试的举人不能推究陛下的本意，都只顾虑得失，不敢直陈朝政的缺失；而那些阿谀迎合、顺从上意的人，反而大多取得高等名次。陛下向士人求取意见已经极其恳切，而臣下报答君上的情形却是这样，臣私下为此悲痛。科场文章关系着社会风俗。录取的文章，天下人无不把它当作准则；淘汰的文章，天下人无不把它当作戒鉴。从前祖宗朝崇尚辞赋声律，所以词赋技巧发展到极致。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于是策论在世间盛行，而诗赋几乎熄灭。为什么呢？利益所在，人没有不随之改变的。如今刚开始用【原文“防”字疑为“策”】取士，而甲科士人中又有许多人凭借谄媚迎合而取得名次，天下人观望风向，谁敢不这样做？臣恐怕从今以后，互相仿效而形成风气，即使是直言科，也没有人敢以直言进身。风俗一旦改变，就难以恢复。正直之士衰微，国家也会随之衰败，这不再是词赋与策论交替兴废可以相比的。因此臣无法抑制愤懑，退下来拟作了一篇进士应对御试的策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臣学术浅陋，不能完全了解当今最急迫的事务，便把自己听到和看到的写下来，想用来推广并阐发圣上的言论，希望多少有所补益；也想用来开示四方，使人知道陛下本来并不忌讳厌恶恳切直率的言论，即使风俗已经败坏，也还可以稍加挽救。所撰写的策问，谨慎地缮写后进呈。策问说：臣伏见陛下发布德音，下达明诏，把天下安危的至关重要之计，拿来向平民士人寻求意见，不能说求取得不恳切，也不能说喜爱得不深厚。然而臣私下有所忧虑，不知陛下能否真正接受这些意见。礼书说：‘黄色能接受各种调和的颜色，白色能接受各种彩色。’所以臣希望陛下先治理自己的内心，使心境虚静专一，这样忠言和良策才可以进入。如今臣私下观察，陛下先前听到的言论已经充实了内心，邪正两党的成见已经形成，听到功利之说也已经动摇了欲望，那么即使有皋陶、益、稷替您谋划，也没有办法进入您的心中，更何况疏远、愚陋的人呢？这正是臣最为恐惧的地方。至于把话全部说尽而招来过错、触犯忌讳而丧失性命，那不是臣所忧虑的。圣上策问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各有秩序。’臣认为陛下还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所作所为才会这样颠倒失序。如果确实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并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原则呢？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职，难道是圣王亲自逐一督责他们吗？万事之所以各有秩序，难道是圣王亲自一件件整理安排吗？不过是根据才能任用他们，根据职分让他们办理事务罢了。官员有固定的职责，叫作职；施行事务有先后次序，叫作序。如今陛下让两府大臣侵夺三司掌管财利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职司和守令的法度；刑狱的旧法不交给有司办理，却取决于执政大臣的意旨；边疆的大事不责成帅臣负责，却听取小吏的意见。百官可以说是失去职守了。王者应当首先施行的是德，最后才是刑；应当首先讲义，最后才是利。陛下却把它们颠倒了，可以说万事都失去了次序。然而这还只是小的方面；至于大的方面，则是中书失去了政权。宰相的职责，古代是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如今陛下却只让他们奉行条例、处理司文书而已。从前邴吉任丞相，萧望之任御史大夫，萧望之说阴阳失调，过错在我们这些臣下，宣帝认为这是轻视丞相，终身都鄙薄他。如今政事堂中大臣愤怒争执、互相抵触，流传于都城街巷，成为人们的谈资，这让天下人怎么看呢？所以臣希望陛下首先把中书的政权归还给中书，那么百官的职责、万事的次序，就会依次恢复。圣上策问说：‘有所不做的事，做起来就没有不成功的；有所不改革的事，改革起来就没有不服从的。’陛下说到这一点，是天下的福气。如今的祸患，正是事情尚未成熟就强行去做，众人尚未心服就强行改革。事情能否成功在于是否合乎道理，不在于权势；使人服从靠的是诚信，不是言辞。道理所在，把它确立为准则就能成功，用它禁止就能停止，用它奖赏就能使人受劝，用它发布言论就能取得信任。古人之所以能鼓舞天下，使人安定便来归附，发动人们便和谐响应，大概只是遵循道理罢了。如今治理政事不致力于遵循道理，却想凭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力来办成。用斧头劈柴，可以说一定能成功；但如果不顺着木理，斧头可能砍缺，柴却仍劈不开。所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道理所在就能成功，不合道理就不能成功，这是必然的。如今陛下让农民拿利息与商人争利，难道合乎道理吗？却还责怪它不能成功。礼书说：‘微小的事情会显露出来，真实的情况不可能被掩盖。’同样，陛下如果真心是为了百姓，即使有人诽谤，百姓也不会相信；如果真心是为了谋利，即使亲自解释，百姓也不会服气。而且有些事情绝对不能欺骗众人：官吏收受贿赂、枉曲法律，人们一定称它为赃；不是自己的东西却拿来，人们一定称它为盗。既然确有其事实，就不敢推辞这个名称。如今青苗法收取二分利息，却不称为放债取利，可以吗？凡人做了善事，不必自己夸耀，别人自然会称誉；做了恶事，不必自己诋毁，别人自然会毁谤。如果做善事必须自己宣说之后别人才能相信，那么尧、舜、周公、孔子也会疲于解释了。如今天下人认为这是逐利，陛下却认为这是行义；天下人认为这是贪婪，陛下却认为这是廉洁，纷乱的议论实在多得说不尽。于是只好让两三个大臣竭尽巧辩，来回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编造文书，向四方百姓解释。难道百姓是婴儿禽兽，可以用好听的话和小伎俩来迷惑吗？而且事情尚未成熟就强行去做，弊端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做；众人尚未心服就强行改革，弊端必然发展到以后不敢再改革。世上有喜欢骑快马的人，一旦坠马受伤，便终身徒步行走。为什么呢？谨慎稳重就容易成功，轻率发动就多有失败，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如果出于谨慎稳重，反复施行就会反复成功，不仅百姓会信任，陛下自己也会更加自信，日益勇敢；如果出于轻率发动，次次举措都失败，不仅百姓不信任，陛下自己也会失去信心，日益怯弱。

译唐文宗起初采用训注之法，难道他的志向很浅薄吗？一经发生重大变故，便忧愁沮丧、意气消沉，再也不能振作。文宗也并非有失德之处，只是喜欢兴作而缺少谋划罢了。谨慎稳重的人，开始看似怯弱，最终必然勇敢；轻率发动的人，开始看似勇敢，最终必然怯弱。过去横山地区的人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归属汉朝，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知道那里可以攻取。然而自庆历以来，没有人敢发动进攻，实在是因为还没有安排好后续措施。近来边臣不考虑后果就仓促发动进攻，一旦出师不利，内库费用便以数百万计，关辅百姓又被运输军需困扰了两年仍未停止。即使天下最勇敢的人，也不敢再提这件事了。由此看来，横山之功，是边臣急于求成而把它破坏了。近来的青苗法、助役法、均输之【原文“防”字疑误】、并军搜卒之令，都是轻率发动，而且比前一天的事情更加严重。即使陛下不顾惜人们的议论，坚持得更加坚决，但到了形势穷尽、事情受阻之时，最终也一定会改变。将来即使有良法美政，陛下还能再次相信自己吗？君主的忧患，在于喜欢因循守旧，却又慎重对待改革。如今陛下年富力强，上天赐予您智慧和勇气，这正是万世难逢的时机。群臣不能用谨慎稳重来帮助您，用淳朴厚重来涵养您，就好比乘坐轻车、驾驭骏马，冒险在夜间赶路，而车夫又从后面鞭打它，难道不危险吗？臣希望陛下解下马缰，给马喂饱草料，等待东方天明，然后在九轨宽的大道上慢慢前行，现在这样做还远未为晚。圣上策问说：‘田地得到开垦，沟渠得到治理，草木茂盛，鸟兽鱼鳖无不各得其性，这是百工、有司的事情，哪里值得劳累陛下？陛下只要掌握要领，治理根本，恭敬地安处而不妄自作为。’这样万物便都能遵循自己的规律而生长、死亡。至于百工、有司的事务，连宰相都不屑于亲自办理，更何况陛下呢？圣上策问又说：‘财富足以完备礼制，和谐足以扩大音乐教化，治理足以施行刑罚。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孔子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原文“▯首瓠叶”有缺字或OCR疑误】瓠叶也可以用来行礼，扫净地面后祭祀也可以用来事奉上天。礼仪不完备，不能归罪于贫穷。管子说：‘粮仓充实了，人们才知道礼节。’臣不知道陛下所说的富足，是使百姓富足呢，还是使国家富足呢？陆贾说：‘将相和睦，士人就会乐意归附。’刘向说：‘众多贤人在朝廷和睦，万物在田野也会和谐。’如今朝廷可以说是不和睦了。这个过错在哪里？陛下不回头追求根本，却想用武力压服它。武力不能压服众人，已经很久如此了。古代刀锯在前、鼎镬在后，士人仍然敢于犯禁。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尧舜之道，从未诛杀一个无罪之人；想要平息众人的议论，不过是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臣子都赶走，换一批人任用罢了。陛下必定还不忍实行秦朝禁止民众私下交谈的禁令，也不会实行东汉党锢之法，那么士人还有什么可害怕的而不敢说话呢？臣恐怕被驱逐的人不会停止，争论的人反而会更多，烦琐的言论交相攻击，一定比今天更加严重。想要达到和谐、扩大教化，难道不是太疏远了吗？古代求得治理，是为了废置刑罚；如今陛下求得治理，却想达到刑罚广泛施行的地步，这又是群臣误导陛下了。臣知道这种说法出自荀卿。荀卿喜欢发表异论，甚至认为人性本恶，那么他说治理天下要重刑，也就不奇怪了。议论者又认为，《尚书》称颂唐虞盛世时，刑罚因此没有小罪不罚；周朝盛世时，聚众饮酒的人也要处死。臣请求对此加以辨明：夏禹时死刑条目有二百条，周公时死刑条目有三百条，难道可以说周朝治理得好而夏禹时治理混乱吗？秦朝诛灭三族，汉朝废除肉刑，难道可以说秦朝治理得好而汉朝治理混乱吗？‘达到’这个词，是说达到极点。天下幸而大治，假如有一天还没有安定，陛下就要改变现在的刑法而把刑罚用到极点吗？天下还有多少人不会反叛呢？仅仅听到这种说法而感到恐惧的人已经很多了。臣没想到异端邪说竟能把陛下迷惑误导到这种地步。宽宥过错，即使大错也可以；惩罚故意犯罪，即使小罪也不可免，这是施用刑罚的常理。如今却还要遵守这条法，难道这只是唐虞盛世如此，还是周朝盛世也如此吗？之所以诛杀聚众饮酒的人，是因为认为他们的意图不只是聚众饮酒而已。如今法律所谓“夜聚晓散”，如果后世不知道其中的详细情形，只听到这句话，便把凡是夜间来往的人都抓起来杀掉，可以吗？人与人相聚饮酒就动辄杀掉，即使夏桀、商纣的暴虐也不至于这样，却能说这是周公实行的吗？圣上策问说：‘当前的弊病可以说很多，救治它们的方法必然有本有末，以及施行的适宜次序。’既然必有先后，臣请求讨论根本和应当先做的事情，请陛下选择。如今救治弊病的方法，必须先确立事业；确立事业的根本，在于知人善任。因此施行措施的适宜次序，应当先考察大臣是否有知人之明。古代想建立非同寻常功业的人，必定有识人的明察。如果没有识人的明察，就只能遵循规矩、恪守法度，以求少犯过失；这两类人都明白自己的能力，安于自己的才分。治理之道可以通过讲习而知晓，德行可以通过勉励而养成，唯有识人的明察不是学习可以得到的，必须出于天资。像萧何识拔韩信，难道有什么成法可以传授吗？以诸葛孔明的贤能，而论知人之明，他的短处就在于因此错用了马谡。孔明也清楚自己的短处，所以终身不敢任用魏延。仁祖在位时，无论事情大小，一概交给法令处理；无论人有贤能还是不肖，一概交给公议裁定。事情经过议论、证明有效之后才施行，人员经过考验之后才任用，始终不追求非同寻常的功业，确实是因为当时的大臣没有足以识人的明察。古代行医的人，听声音、察气色，能够洞察五脏，所以治疗疾病时，才敢有剖胸、决脾、洗涤肺腑这样的变法。如果没有这种医术，就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如今没有识人的明察，却想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解除法度的约束而仰慕古人，这就像还不能察看脉象，却想试用华佗的药方，与拿刀杀人相差无几。房琯称赞刘秩，关播任用李元平，就是这种情况，至今还被人当作笑谈。陛下看看如今的大臣，他们是有知人之明，还是没有知人之明？近来提拔任用的许多人才，都是与他们造屋交手、关系亲近的人；等到结交牢固之后才敢任用，因为自以为这些人可以与自己同心协力，共同达到太平。谁知还没有坐稳，就有众口交相攻击，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竖起。陛下以此来验证，大臣没有知人之明，也已经很清楚了。幸好现在天下无事，意见不同的议论不过是扰乱圣听而已。

译如果边疆发生警报，盗贼突然作乱，成败转瞬即定，变故迫在呼吸之间，而所任用的人都像今天这样，忽合忽散，临事便离心离德，再也无法了解和使用，那么岂不是会误害社稷吗？华佗不可能世世代代出现，天下却从未因此废弃医道；萧何不可能世世代代出现，天下也从未因此废弃治理。陛下如果一定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请等待有知人之明的辅佐之臣；如果还没有这样的人，那么也只应诏令左右群臣安守本分、遵守法令罢了。圣上策问说：‘自有百姓以来，称得上治理极好的时代，必定说是唐虞和成周；《诗经》《尚书》所称颂的事迹，都可以看到。至于后世贤明的君主、忠诚聪智的臣子，共同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事业，虽然还不能说尽善尽美，然而……’总之，他们所以能够成就功业，也必然有值得说明的地方。详细说来，臣认为这是说不尽的。他们施政的办法各因时代而异，无法一概预知；但有几项可以知道：一定敬畏上天，一定听从众人，一定效法祖宗。所以古书说：‘要警戒，要警戒，上天的意志显明，天命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又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想法而听从别人。’又说：‘文王的谋略多么光明，武王的功业多么伟大。’《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大致就是这些，从未说天命不足畏惧、众人的意见不足听从、祖宗的法度不足采用。苻坚任用王猛时，樊世、仇腾、席宝都不高兴；魏郑公劝唐太宗实行仁义时，封伦并不相信。如今凡是想让陛下违背众意、只凭自己意志行事的人，一定会拿这些事作借口。陛下所说的贤明、忠诚、聪智之人，难道指的就是这类人吗？臣希望考察这两个人的行为，并在今天寻找相类似的事例：王猛难道曾经设置官署来谋取利益吗？魏郑公难道曾经放贷取息吗？况且当时不高兴的不过几个人，本来并不妨害天下人的信任和服从。如今天下有思想的人怨恨，有言论的人诽谤。古代君臣共同忧劳勤勉来经营一代事业，似乎并不是这样。诗说：‘百人的聚合，尚且没有不被攻击而攻破的，何况天下呢？’如今天下人都认为不对，陛下却不回头，臣不知道还应该到哪里停步了。诗又说：‘好像那随水漂流的船，不知道将漂到哪里；内心忧愁，连暂时合眼休息也没有时间。’臣这点微薄的忠心，只希望陛下明察。臣谨冒死上呈答辞。熙宁四年，苏轼又上书说：臣近来不自量愚昧卑贱，贸然上密封奏章，谈论购买灯具的事情。臣知道自己冒犯天威，罪在不赦，便在私室中铺席待罪，等待斧钺诛戮。但侧耳等候十多天，也没有听到威严的命令。询问府司，才知道购买灯具的事情不久已经停止。于是知道陛下不仅赦免了臣，还能够听取臣的意见，惊喜超过预料，以至于感动流泪。为什么呢？有过错便立即改正，听从善言如同水流一样顺畅，这是尧、舜、禹、汤勉力实行的事情，也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只是这购买灯具的细小过失，哪里能够劳累日月般的圣明？而陛下却立即翻然改变命令，片刻也没有耽搁，这正是所谓智慧超过天下却能听从愚者，威势加于四海却能向匹夫屈身。臣如今知道，陛下可以与尧舜相比，可以与汤武相比，可以使百姓富足而废置刑罚，可以使军队强盛而使戎狄臣服。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只应当披露内心，舍弃肝脑，尽自己的力量去做，除此之外不再顾虑。”近来臣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比购买灯具更大的，但独独把这件小事放在前面，是因为在君主还没有相信时便进谏，圣人不赞许；交情浅而言辞深切，是君子所戒备的。所以先试着谈论小事，而大的事情本来要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没有诛杀，这就等于已经答应臣可以进言了。既然答应了却不说，臣便有罪。因此臣愿意把话说完。臣想说的只有三点：希望陛下凝聚人心，厚重风俗，保存纲纪。人没有不有所依靠的：臣下依靠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百姓；依靠陛下的法令，所以能够制服强暴。至于君主所依靠的又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众多百姓，战战兢兢，像驾驭六匹马却只握着将要腐朽的缰绳。’这是说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地位了。百姓聚合起来就奉君主为君，百姓离散就会成为仇敌。聚合与离散之间，容不得丝毫差别。天下人归附，叫作王；人人各怀异心，叫作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依靠的只是人心罢了。人心对于君主来说，就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树没有根就会枯死，灯没有油就会熄灭，鱼没有水就会死亡，农民没有田就会挨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困。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无法逃避的灾祸。这件事的可怕，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喜欢祸乱、乐于灭亡、心志狂乱反常，那么谁敢放纵自己的意愿，轻易冒犯人心呢？从前子产烧掉记载盟誓的文书来平息众人的议论，又用财物贿赂伯石来安定卿大夫之家，因为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个人的欲望难以成功。孔子也说：‘取得信任之后，才能役使百姓；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你在虐待他们。’只有商鞅变法不顾百姓的议论，虽然能够迅速使秦国富强，却也已经招致天下人的怨恨。他使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德政，即使取得了天下，也会转眼失去。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免不了背负罪名逃走，诸侯不肯接纳他，秦国把他车裂示众，秦人也没有人为他哀悼。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合义，却取得众人支持而强盛。因此君子还没有讨论行事的是非，首先要观察众人心意的向背。谢安任用诸桓，未必完全正确，但既然众人乐意，国家便因此安定；庾亮召苏峻，未必完全错误，但形势不允许，反而因此招致危难和耻辱。自古至今，从未有和易近人、顺从众意却不安定的，也从未有刚强果断、只凭己意行事却不危险的。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不高兴了。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说祖宗以来治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经过一百年，从未耽误过事务。如今却无缘无故又创设一个机构，名叫“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宫中研究，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外地经营办理。

译开端规模宏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法令新奇，官吏全都惶惑。贤能的人想弄清它的主张却无法得到答案，免不了忧虑；小人则揣测朝廷的用意，于是把它当作诽谤的材料。人们说陛下身为万乘之主却谈论财利，说执政大臣身为天子的宰辅却治理财物。商人不再经营，物价飞涨。近处从淮甸，远处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百端。有人说京师的正店打算设置监官，有人说夔路的深山要实行酒禁，有人说要拘收僧尼的常住财产，有人说要削减军士和官吏的廪禄，类似这样的传言说不尽；更严重的甚至说要恢复肉刑。这种话一传出，百姓就惊恐回顾。陛下和几位大臣也听到了这些话，然而都不加理会，只说：‘我没有做这些事，也没有这样的意图，为什么要顾忌百姓的议论？’即使实际未必全是这样，但只要有相似的迹象，就会招来诽谤。人一定贪财，别人之后才会怀疑他偷盗；人一定好色，别人之后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设置这个机构，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人都忠厚而今年的人都浮薄吗？孔子说：‘工匠想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如今陛下掌握了招致议论的工具，却避讳它所做的事情；有了它的名目，却推辞它的真实用意，即使家家都安排一个人来解释，即使在市场上摆出千金来收买人心，人们也一定不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名称，就是求取财利的名声；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名使者，就是求取财利的工具。驱赶鹰犬奔向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打猎”，还不如干脆放掉鹰犬；鹰犬一放，野兽自然会警觉驯伏。拿着网罟进入江湖，却对人说“我不是捕鱼”，还不如丢掉网罟，让人自然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谗言邪说、招来和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根本，没有比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办法。陛下创设这个机构，不过是想兴利除害。假如罢去它便不能兴利除害，那就不要罢；如果罢去它能使天下喜悦、人心安定，而兴利除害仍无所不可，那么为什么还舍不得罢去呢？陛下想除掉积弊、创立法令，就必须让宰相充分讨论后再施行。如果不经过中书，这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立法不能不经过中书，充分讨论又不能不让宰相参与，那么设置这个机构岂不是徒增繁琐而且没有名义？智者谋划事情，贵在不留下痕迹。汉代文帝、景帝时，史书没有多少值得记载的事情；唐代房玄龄、杜如晦时，传记也没有多少可载的功劳。然而天下谈论治道的人，都推许文帝、景帝；谈论贤相的人，都推许房玄龄、杜如晦。因为事情已经办成却看不见痕迹，功业已经完成却没有人知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难道只有用兵如此吗？事情没有不是这样。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之一还没有得到，而行事的痕迹已经传遍天下，像泥地里相斗的野兽一样显眼，也可以说是谋划拙劣了。陛下如果真想使国家富足，就选择三司的官属以及漕运使、副使，陛下和几位大臣勤勉地共同研究，经过几年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除去而人们还不知道。只恐怕立志不坚定，做到中途便废止。孟轲说：‘前进得太猛烈的人，后退也会很快。’如果有始有终，十年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呢？孔子说：‘求快反而达不到，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假使孔子不是圣人，这句话也不能采用。《尚书》说：‘把谋划拿来同卿士商议，直到平民百姓都参与，众人协调一致，才可以达到大吉。’如果反对的意见多而赞成的意见少，就应当静守而求吉，不宜轻举妄动。如今上至宰相大臣，都已经辞免而不愿办理，那么外界的议论也完全可以知道了。宰相是人臣，尚且不愿用这件事玷污自己，陛下却独自安然承受这个名声而不推辞，这不是臣愚昧所能理解的。君臣日夜辛劳，几乎已经一年了，但富国的成效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祠部给度牒五千多人罢了。用这样的办法，谁不能做呢？况且派遣使者纵横奔走，本来就不是良好的制度。汉武帝派绣衣直指使，桓帝派八名使者，都是因为郡守县令治理混乱、盗贼公然横行，朝廷没有办法，才采取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近似汉文帝、景帝时期，应当责成郡县办理，从未派遣使者。到孝武帝认为郡县办理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促，直到萧齐仍未革除这种弊病。因此景陵王子良上疏极力陈说此事，认为这些使者早晨离开宫门，神态就已经不同；晚上住进州县，威势和福祸便随意施行，驱赶压迫驿站传递，折辱郡守县令，使公私都劳苦扰乱，百姓无法生活。唐开元年间，宇文融上奏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摄御史，分赴天下，招集户口，检核遗漏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便，因此相继被罢黜。虽然获得了八十多万户，但都是州县迎合上意，把主户说成客户，把少数说成多数。后来让百官集中在尚书省议论，而公卿以下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读到这些，看看他们的做法究竟是对还是不对？近来均税宽恤，车马冠盖相望，朝廷也很快察觉其中不对，而天下至今仍把它视为诽谤的证据。还没有过几年，是非就已经十分明白了，臣恐怕后人看今天，也会像今天的人看从前一样。况且这次派遣的人员尤其不合适：事务少而人员多，身份轻而权力重。身份轻而权力重，人们就多不服，或者招致轻慢而引发争端；事务少而人员多，就没有办法建立功劳，必须制造事情来应付责任。陛下即使严加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常情，是不只听从命令，也会揣摩并迎合君主的意图。如今朝廷的意向是喜欢变动而厌恶安静，喜欢一致而厌恶不同，旨趣所在，谁敢不顺从？臣恐怕陛下的百姓从此不得安宁。至于所要办理的事情，行路之人都知道它很难。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河流，自有人类以来，从来没有用它来种稻。秦地人歌唱说：‘泾水取一石，泥就有数斗，既灌溉又施肥，使我的禾黍长大。’什么时候说过能使我的粳稻长大呢？如今想筑堰使水变清，要种一万顷稻田，必定要用一千亩的堤塘；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淤满。陛下如果因此相信这种说法，又派人察看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让陛下以为可以兴办工程，上面就会耗费国库钱粮，下面就会耽误农民农时。一旦堤防决开，河水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把提出建议的人吃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呢？

译天下长久太平，百姓和万物日益繁息，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略尽了。如今想凭空寻访水利，正所谓没有虞人引导却去追逐鹿，不仅徒劳，必然还会造成大规模的烦扰。凡是提出的规划，不论是什么人，小的就按事情给予酬劳，大的就根据才能予以录用；如果官府或私人加以阻挠，一律罢免降职，不因赦令而宽免；如果才力不能胜任兴修工程，就允许上奏请求替换。这样赏赐可以说很重，惩罚可以说很轻。然而始终没有说明，各色人等如果妄自上奏陈说，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兴办工程徭役，应当获什么罪。这样一来，轻率浮浪、奸诈无能的人从此都会争着谈论水利。工程成功就有赏，事情失败却不诛罚，官府即使知道计划疏漏，难道能立即实行吗？还是会压下当地的意见，召集老少，察看是否可行？官吏和士卒所到之处，鸡犬都会被搜掠一空。如果不是明显难以实行，也必然暂且发动工程。为什么呢？阻挠工程的罪重，而错误兴工的过失轻，人人都爱惜自身，形势必然会这样。况且古代的堤塘和废弃的堰坝，多被附近的人冒占耕种，年代久远，已经等同于永久产业。如果想兴复旧有水利设施，就必须全部追收，人心或许会因此动摇，这绝不是好的政事。又有喜欢打官司的人和心怀怨恨的人，妄称某处可以修筑堤塘渠道，图谋毁坏仇怨之人的田产；或者把别人原有的产业指为官府堤塘，关于冒佃的诉讼，必然会比今天增加一倍。臣不知道朝廷本来并没有这件事，为什么偏要苦苦推行它呢？自古以来役使民户，必定使用乡户，正如吃饭必定用五谷，穿衣必定用丝麻，渡河必定用舟楫，行走陆地必定用牛马。即使其中有时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终究也不是天下能够长期实行的办法。如今只是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实行顾役，就想把它推广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和岷蜀的蹲鸱，便想因此废除五谷，难道不是很难吗？又想把各地的坊场官卖所得，用来充作衙前顾役的工钱，却不再另行酬劳。长役虽然存在，但长役所得本来就很少，从此一定会逐渐衰败离散，那么州郡事务的困顿憔悴也就可想而知了。士大夫抛弃亲戚、离开祖坟，到四方做官，尽力办事之余，也想得到一些快乐，这是人的至情。假如物力凋敝得太厉害，厨传供应萧条冷落，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景象。陛下试着考虑到这一点，一定不会肯这样做。况且如今的法令没有比关于御军的更严厉，军法没有比惩治逃亡更严厉。禁军逃亡三次，厢军逃亡五次，大多处以死刑。然而逃军常常遍布天下一半之地，不知顾人服役同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亡，又凭什么处罚他？按形势必然会比逃军处罚得轻，那么他们逃亡必定比今天更严重；作为他们的官长，岂不是很难办吗？近来虽然允许乡户大多可以雇人代役，但到了所雇之人逃亡时，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要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代役；这样一来，雇人代役的责任就由官府自行承担了。自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法，取大历十四年应征赋敛的数额来确定两税的额度，那么租调和庸已经都包括在两税之中了。为什么还要重新征取庸钱？圣人制定法令，必定考虑后世，怎么可以在两税之外再生出新的税目名称？万一后世不幸遇到欲望很多的君主，又有专事聚敛的大臣辅佐，庸钱不废，差役依旧，使天下人怨恨痛苦，追究这种局面的由来，必定会有人承担罪责。又想让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平均服役，让品官和有势力的人家与普通百姓一同办事。他们的说法是：《周礼》说田地不耕种的人要缴纳屋粟，住宅不种植桑麻的人要缴纳里布；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就是他们借以辩解的理由。古代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是百姓养活官府；给他们田地却不让他们耕种，用农事来劝导他们却不尽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和夫家之征，百姓没有谋生之路，只好离开去经商，这是形势所造成的，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加上役名呢？况且一年戍守不过三天，三天的顾役工钱是三百钱。如今世上三大户所承担的役，从公卿以下都不得免除，它的费用难道只有三百钱吗？大凡事情如果确实可行，不一定都能找出成例；事情如果是百姓不喜欢、习俗不安宁的，即使经典中有明文，也不能消除怨恨。如果推行这三件事，必定会招致怨恨，这是毫无疑问的。女户和单丁，大概是上天所生百姓中最贫困的。古代君王首先致力于抚恤他们，如今陛下却首先要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户口即将断绝而尚未灭亡，就是家中虽有成年男子但仍然年幼。假如给他们一些年月，他们必定会长成成年而服役，直至老死。官府富有天下，怎么忍心不加以抚恤？孟子说：“最初制作俑来陪葬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春秋》记载“作丘甲”、实行田赋，都是因为它们最初成为百姓祸患，所以特别加以谴责。青苗放钱，自古以来就有禁令；如今陛下却首先制定成法，每年照常推行。虽然说不许强行摊派，但数代以后，暴君和贪官污吏，陛下能够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将来天下人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东南购买绢帛本来使用现钱，陕西购买粮草不许折换。朝廷既有明确法令，主管官司又每每依法执行，然而购买绢帛从来没有不折纳盐引的，购买粮草从来没有不折纳钞币的。由此可知，所谓不许强行摊派青苗钱，也只是一纸空文。譬如治平初年挑选、刺配义勇军，当时诏书防备并慰谕，明白说“永远不戍守边疆”，写在简册上，像盟约一样郑重。到现在才过了几天，议论已经动摇，有人说用他们替换东军，有人想用他们抵换弓手；禁约难以凭恃，难道还不明显吗？即使这道命令果真坚决推行，确实不强行摊派，估计其中主动请求贷款的户，必定都是孤贫而无力自济的人家。如果本来有余财，为什么要同官府交易？这些人遭受鞭打催逼已经急迫，接着就会逃亡；逃亡以后，就会拘捕他们的邻保，这在形势上必然如此，在道理上也本来如此。况且常平法可以说是周全极了：它所掌握的只是约数，而所能救济的范围却很广。假如有一万户的县邑，只有一千斛粮食，在粮价上涨的时候，把这一千斛粮食投入市场，物价自然会平定；一个市场的价格平定了，一个邦国的百姓自然就能得到满足。这样既没有专门防备乞丐流民的弊端，也没有里正催逼驱使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它改成青苗法，每户借贷一斛，那么一千户以外的百姓，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的官钱，常常担心太少；如果把钱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借贷；如果留下钱用来借贷，那么能收购多少粮食？由此可知，常平法与青苗法在形势上不能并存。毁掉常平来成就青苗，损失会更多；既亏损官府又危害百姓，即使后悔，又哪里还来得及？

译臣私下估计，陛下如果想考察实际情况，一定会逐一询问；人人都知道陛下正要竭力推行这项法令，必定会说这项法令有利而无害。依臣愚见，恐怕不能凭信这些说法。怎样可以证明呢？臣在陕西时，亲自到各县办理刺配义勇、提举等事，看见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无不乐意承担，迎合上意以求取容。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否则山东的盗贼，秦二世为什么没有察觉？南诏失败的事，唐明皇为什么没有知道？如今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也只希望陛下认真听取真实情况罢了。汉武帝时，财力用尽，采用贾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人不能正常经营，盗贼日益猖獗，几乎导致天下大乱。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他的主张。霍光顺从百姓的愿望，依从民意予以改变，天下人归心，于是平安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重新兴起。立法之初，它的说法还很浅陋，只说把贵处的货物运到便宜处，把近处的货物换到远处。然而广泛设置官属，支出大量缗钱，豪商大贾都疑虑而不敢行动，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与商人争利，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变卖转易货物，那么这种变易一旦实行，就没有听说官府不与商人争利的。商贾经营之事，曲折复杂，难以办理。商人买货时，要提前付款；卖货时，却要过期以后才收取货款。各种方面彼此周济，委婉周转，互相沟通，成倍的利润就是这样取得的。如今官府购买这种货物，必先设置官署、安排官吏，文书、仓廪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大；不是优良货物不出售，不送贿赂就不能办成。因此官府购买的价格，一定比民间昂贵。等到出售时，弊端又同前面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得到？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些，却拿出五百万缗钱交给他们。这笔钱一旦拨出，恐怕就无法收回。即使其中稍微取得一点利润，征收商税的数额所受的损失也一定更多。现在有人替主人放牧牛羊，不告诉主人，却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损失了，就隐瞒不说；五只羊得到后，却把它指称为自己的功劳。陛下以破坏常平来宣扬青苗的功效，以减少商税来取得均输的利益，同这种做法有什么区别？陛下天资明察，圣人般的谋略如同神明，这件事如此明白，难道会不懂吗？陛下一定是认为既然事情已经推行，就不愿中途改变，担心天下人认为您守持的原则前后不一、任用人才不能始终如一，所以拖延岁月，希望事情也许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可能。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古代英明君主，没有谁超过汉高祖。高郦生谋划扰乱楚国的权势，想要复立六国，高祖说：“好。” 于是催促赶快刻印。等听到留侯张良的意见后，他吐出嘴里的食物，骂道：“赶快销毁印信！”称赞好主意没有多久，接着就改口斥骂；刻印、销印，像小孩子玩耍一样，难道曾经损害了汉高祖知人善任的名声吗？这恰好说明圣人没有私我。陛下认为可以就推行，知道不可以就停止，这是最圣明最明智的做法，没有比这更高的了。这些议论者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所以陛下坚持己见而不顾一切，期望一定推行，这其实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名之人所主张的冒险侥幸之说。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它，就是顺从高论而违背最真实的人情，抱守空名而招来实际灾祸，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成功，怨恨已经产生了。臣所希望的结聚人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士人进言的人已经不少了，是否也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历代国运长短的原因，一一讲给陛下听过呢？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力量的强弱；国运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财富的贫富。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弱，也不妨碍国家存续长久；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浇薄，即使强盛富有，也不能挽救它短促灭亡。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事情应当怎样权衡轻重了。因此古代贤君不因为国家弱小就丧失道德，不因为国家贫穷就损害风俗；有智慧的人观察一个国家，也用这个标准来考察。齐国极其强盛，周公却知道它后来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卫国极其弱小，季札却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击破楚国、进入郢都，楚国大夫逢滑却知道楚国一定会复兴。晋武帝已经平定吴国，何曾却知道晋朝将要发生动乱；隋文帝已经平定陈国，房乔却知道隋朝不会长久。汉元帝斩杀郅支单于，招来呼韩邪单于朝见，功劳超过汉武帝和汉宣帝，却因苟且偷安而使王氏篡权的祸根产生。唐宣宗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力量强过唐宪宗和唐武宗，却因销兵息战而引起庞勋之乱。因此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厚植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业、贪求富强。即使陛下富有如隋朝、强盛如秦国，向西攻取灵武，向北攻取燕蓟，说是有功也可以；但国家国运的长短不在这些地方。国家国运的长短，就像人的寿夭；人的寿夭在于元气，国家国运的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体格强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元气还存在，身体瘦弱也没有妨害；等元气已经耗尽，身体越强壮反而越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安排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要用药时，就选择品类上等、药性良好、可以长期服用而没有害处的药，这样五脏调和，寿命就长。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和谨慎的作用，拖延吐纳的功效，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品，损伤真气却助长表面的强盛，根本已经空虚，倒地不起只是早晚的事。天下的形势同这个道理没有不同。因此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防护人的元气一样。古代圣人并非不知道严酷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情，也不是不知道忠厚会近于迂阔、老成开始时像是迟钝；然而他们终究不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为知道所得很小而失去的很多。曹参是贤相，说：“千万不要扰乱狱讼和市场。”黄霸是奉行清明政治的官吏，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严酷。”有人讥笑谢安只谈玄理而荒废政事，谢安笑着说：“秦朝任用严酷的法吏，二世就灭亡了。”刘晏任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利的年轻人，务求迅速办成事情，以逐利为务的党徒互相仿效，逐渐形成风气。唐德宗初即位时，提拔崔祐甫为宰相，以道德和宽大推行皇上的旨意，所以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一时显著，天下人都期待它或许能达到贞观的境界。等到卢杞任宰相，劝说皇上用刑名法术整顿天下，逐渐导致风俗浇薄，终于发展到皇帝播迁。我仁祖治理天下时，执法非常宽缓，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和包容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章；然而考察他的成效，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理想。

译说到用兵，十次出兵有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余 surplus。只是因为仁祖的恩德仍在人心，风俗使人知义，所以他升遐那一天，天下人像防守父母的丧事一样悲痛，社稷长远的根基终究必定要依靠这些。这样看来，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如今议论的人没有察觉这一点，只看见他晚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情不能振作兴办，便想用苛细察查来纠正，用才智技能来整齐他们，招致新进而勇锐的人，图求一切事务迅速见效。还没有享受到这样做的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可能处处协调，人谁能没有过错？国君能够包容污点，过于苛察就会没有可用之人。陛下如果从多方面任用人才，人才按次序都可以得到使用；如果一定要广设耳目，专门搜求瑕疵，那么人人不能自安，各自只求苟且免祸，这既不是朝廷的福气，难道也是陛下所希望的吗？汉文帝想任命虎圈啬夫，释之认为此人能言善辩会伤害风俗。如今如果因为口才辩给而选取士人，因为应对迟钝而斥退人才，把虚浮无实说成善于文章，把偏激而不出仕说成有道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会逐渐消散。自古用人，必须让他在各种艰难事务中反复试验；有卓越器能的人，必定已经有经过考验的功劳。一方面可以使他经历变化而懂得困难，办事不轻率；另一方面等他功高望重，别人自然无话可说。从前刘备任命黄忠为将军，诸葛亮担心他不能胜任，因为黄忠一向的名望本来不是关羽、张飞一类；如果突然让他的爵位同关、张相等，他们一定会不高兴。后来关侯果然把这件事提了出来。黄忠凭借豪勇资质，又有刘备君臣之间的契合，尚且还要考虑这种问题，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重用贾谊，认为这是深深的遗憾。臣曾推究其中的原委，私下认为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确实是一时的良策；然而他请求设置属国，想以此牵制单于，这只是处士的夸大之言、年轻人的锐气。过去汉高祖率三十万军队被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中难道没有类似贾谊的人吗？所谓三表五饵，人人都知道它疏阔，却想凭此困住中行说，就更加不可信了。兵法是用兵的器具和方法，却轻易谈论它，正如赵括轻视秦军、李信轻视楚军一样。如果汉文帝急于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不得安宁。假如贾谊经常经历艰难，他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主张；到晚年再任用他，他的谋略必定更加精密。不幸的是他早亡，实在不是意料所及。否则，汉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绛侯周勃、灌婴难道是蒙蔽贤才的人吗？至于晁错，更被称为刻薄；汉文帝在位时，只让他担任太子家令，汉景帝即位后，却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是贤相，因愤懑而死；政令纷纷更改，天下骚动不安。等到七国发动叛乱，晁错的谋略也已经无计可施了。汉文帝、汉景帝两人的优劣，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大体说来，名位、器用和爵禄，都是人们奔走追逐的对象；一定要让人积累劳绩以后再升迁，以表明职位要靠长久努力且难以轻易得到，这样人人才能安守本分，不敢急躁求取。如今如果大量打开突然晋升的门路，使人可以得到意外的机会，那么公卿和侍从的职位，近在咫尺即可谋求。得到机会的人既不肯把侥幸当作自己的名声，得不到机会的人就都会把自己沉沦失意当作叹息。假使天下按常规选举的人常常生出妄想，以不如别人为耻，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想要风俗淳厚，怎么可能做到？选人改任京官，通常必须经过十多年，屡次经历艰难险阻，连微小差错都要计算；其中只要有一件事棘手难办，常常就会终身沉沦、被弃置不用。如今却只凭一个人的荐举就授予京官，尚且还担心不够相称。章服随即发下，那些积累劳绩、按资历久久才得到职位的人，怎么会心悦诚服呢？按常规选用的人，不是担任守就是担任令；职位多而空缺少，已经是长期的忧患，不可再开许多门路来迎合投机取巧者。如果投机取巧者侵夺得太厉害，那么朴拙者就会逼迫困窘、无所作为；两方面的利害如此明显，不得不加以察看。因此近年来朴实笃厚的人越来越少，投机求进的士人越来越多。希望陛下重视他们、爱惜他们，怜悯并救助他们。例如近来三司进献意见，想让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办理三司文书，允许他提前按次序指射职位，以酬答他的劳苦；那么数年以后，审官院和吏部又会有三百多人得到优先占据空缺的资格，按常规候补的人岂不是会更加困难吗？除此之外，负责发运、均输以及巡视农田水利等事务的人，已经振兴了监司的体制，各自都怀着求取升用的心思，负责转对的人希望借此得到称许；继而又突然升迁，负责奏报考绩的人请求评为优等，于是彼此以速成相竞争，以出力相夸耀，以言辞相争，名与实就混乱了。希望陛下以简易作为法则，以清静作为内心，使奸邪无从凭借，百姓的德行归于淳厚。臣所希望的厚植风俗，说的就是这个。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相互权衡：像周、唐那样，是外重而内轻；像秦、魏那样，是外轻而内重。内重发展到末端，必定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端，必定有强大诸侯问鼎的忧患。圣人正当强盛时就考虑衰败，常常预先立法来挽救弊端。我朝租赋登记在计省，重兵集中在京师，以古代衡量今天，似乎是内重。恭敬地想到祖宗所以深谋远虑、预先筹划的道理，本来不是小臣所能臆测而全面知晓的；然而观察他们委任台谏这一方面，可以看出这是圣人防范得过于周密了。详细考察秦、汉直到五代，因进谏诤言而死的人，大概有几百名。自建隆以来，从未因一句话而获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就得到越级升迁，允许他们依据传闻进言，并且不受长官约束。因此，台谏官的声望和风采所系，不论尊卑贵贱，只要言及皇帝，天子就会改变态度；事情关系到朝廷政务，宰相就会待罪。因而仁宗时期，议论者讥讽宰相只是奉行台谏的意见罢了。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知道？台谏官固然未必人人贤能，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正确；然而必须养护他们的锐气，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没有缘故的吗？这是要在奸臣的祸根刚刚萌发时就将其折断，从而挽救内重的弊端。奸臣刚开始形成时，依靠台谏弹劾还绰绰有余；等到已经坐大，动用兵戈来取缔也嫌不足。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万不可能出现。但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奸，不能因为没有奸臣就养一条不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向上体念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向下为子孙端正防备万一的制度吗？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臣从幼年所记，以及听长者谈论，都说台谏所说的话常常同天下公议相随：公议赞同的，台谏也赞同；

译公议所抨击的，台谏也抨击。到了英宗初年开始建立称亲的议论，这本来不是君主的大过错，礼典中也没有明确条文，只是因为众人的心意尚未安定、公议不赞同，当时台谏官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恨诽谤交相而来，公议所在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台谏彼此观望而不发言，朝廷内外都很失望。弹劾的威势积累之后，即使庸人也可以振作奋发；声望风采消磨衰败之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作起来的。臣担心从今以后，习惯形成风气，台谏全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纲纪一旦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孔子说：“鄙夫可以同他共事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忧虑得不到；已经得到职位后，又忧虑失去。如果忧虑失去它，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了。”臣起初读这段话，怀疑说得太过分，认为鄙夫害怕失去职位，不过是保住位置、苟且容忍罢了。后来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他的权力，于是拥立秦二世而使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李怀光屡次揭露他的罪恶，于是误导唐德宗，使他的心志再次陷于混乱。事情本来起于害怕失去权位，祸患却终于达到危害国家的地步。孔子的话，确实并不过分。因此可知，治理国家的人平时一定要有敢于舍命犯颜直谏的士人，那么遇到危难时，才或许会有徇义守死的臣子。如果平时尚且不能说一句话，那么遇到危难时凭什么要求他们为守节而死？臣下如果都这样，天下也会说危险了啊！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表面苟同却不能真正和谐。和，就像调和羹汤；同，就像把水汇成一条河。孙宝曾说：“周公是大圣人，召公是大贤人，他们尚且互不悦服，这件事写在经典中。”晋代的王导可以说是元勋重臣，每次同宾客谈话，满座都称善，王述却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尽善尽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歉。假如说的话没有不同意见，心意没有不相合，彼此一唱一和，那么还有谁不是贤人？万一有小人夹杂其中，君主又凭什么察觉呢？臣所希望保存朝廷纲纪，说的就是这个。臣并非敢于逐一诋毁新政，也不是故意发表异议。例如近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整器械、阅习鼓旗，都是陛下谋划极其明察、意志极其果断的表现，舆论已经赞同，臣不敢再有异议。至于臣所献的三句话，只是臣个人的见解，也是朝廷内外所忧虑的事情，谁不知道呢？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欢怠慢游乐。”舜难道真有这些毛病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饮酒作乐。” 成王难道真有这些毛病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当时的君主都没有因此治他们的罪，反而把这件事写入史册，作为美谈。假如臣所进的三句话同朝廷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相似，那是天下的幸运，臣也有一份功劳；如果万一有些相似，陛下怎么可以不加以察察？然而臣这样谋划自己，实在可以说是愚蠢：拿蝼蚁一样的生命去试探雷霆般的威势，积累这种狂妄愚昧，难道可以屡次获得赦免吗？严重时身首异处、家门毁灭；轻一些也会削除名籍、流放荒远，流离道路。虽然如此，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性极其愚拙，却一向深信自己的判断。从前参与议论学校贡举时，首先违背了大臣的本意，已经料定会被放逐，哪里敢想保全自己？可是陛下独独认为臣说得对，特意曲加恩典召臣入对，和臣从容谈了很久，甚至对臣说：“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明陈述。”臣当即回答说：“陛下具有生而知之的天性，天纵的文才武略，不担心您不明察，不担心您不勤勉，不担心您不果断，只担心您求治太急，进用人才太锐利，听取言论太广泛。”陛下又让我详细说明其中的原因。陛下点头说：“卿所进献的三句话，朕应当仔细思考。”臣的狂妄愚拙，并不是今天才得到陛下长期容忍，难道陛下会在开始时容忍臣，到最后却不赦免臣吗？臣正是依仗这一点才敢进言，所以不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讥刺我的人已经很多，结下怨仇的实在不少，难道不是很危险吗？臣不惜死亡，只是担心天下人把臣当作警戒，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因此臣思考了一个月，夜以继日，奏表写成后又毁掉，反复了两三次。臣感念陛下曾听取臣的一句话，胸中的情意不能自已，最终还是进献了这些主张。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忠，最终赦免臣；臣不胜俯伏待罪，忧惧到了极点。《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