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

译《尚书》说：‘首先要使君王端正自己的事务，不要把灾异看作命数中本来如此的事；这就是消除灾异、使祥瑞复来的实际做法。’ ” 绍圣元年，翰林学士范祖禹上《畏天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初一日食没有完全遮住太阳，形状像钩子，看见的人都惊骇恐惧，认为几十年来的日食灾异，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严重。臣听说日食，是阴气侵凌阳气，也是臣下侵凌君主。自古以来，阴气盛、阳气衰，小人逐渐滋长，损害君主的明察，于是灾异就显现在上天，太阳也因此发生日食。陛下刚刚在前殿临朝听政，正值每月初一，皇天便显现异象来警戒圣心，即使再反复恳切地告诫，也不过如此了。陛下应当恐惧戒慎、修养反省，以回应上天的警戒，深思变异的由来，大概是人事有所作为而感召招致的，务必以安定宁静来安抚人心。天与人的关系，相距并不遥远，回应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不可不畏惧。能够用德行回应它，灾变就会转为福，异常就会转为祥；不能用德行回应它，就会更加违背天意，怎么能够消除呢？臣恐怕邪人佞臣想要宽解陛下的圣虑，有的说日食自有定数，又说天道遥远而难以知晓。这是小人误国的话，不是圣人畏惧上天的心意。希望陛下留心察看，臣为国事忧虑至极，实在悲痛不已。” 绍圣四年，陈并上奏说：“臣恭敬地承受诏书，因彗星在西方出现而大赦天下，并允许内外臣僚直言朝廷的缺失，这充分体现了陛下敬畏上天、爱护百姓、归罪自己、喜好进谏的至诚。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会正直。臣在江外偏远山地任职，那是穷困偏僻的地方，但心中挂念朝廷，不敢随众唯唯诺诺，于是冒昧陈述愚见。《尚书·商书》说：‘吉凶并不差错地取决于人，天降下灾祥则取决于人的德行。’天下的安定，通常在于听取直言、亲近正人、公正地对待喜怒、消除朋党、彰明法度、节省财用、谨慎兴兵、不营造台观、不亲近声色、不急于追求功利、不受佛、老之说迷惑；这不只是天下安定，也是最大的荣耀。天下的危乱，通常在于违逆忠直、亲近奸佞、任凭个人好恶、放纵朋党、扰乱法度、耗费财用、喜好攻战、营造台观、沉溺声色、急于追求功利、崇尚佛、老；这不只是危乱，也是最大的耻辱。陛下禀有尧、舜般聪明的资质，圣德和学问日益光明，求贤纳谏，声名传遍内外。然而进用的人，有的因为自己曾被弃用而怀抱仇恨，有的观望大臣的态度而暗中附和，有的在元祐年间持两端、窃居职位并侥幸被任用，窥测上意以求迎合，难道能免于偏私吗？” 臣昨天听说朝堂张榜规定不得借附会攻击之名议论政事；对于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不论贤能还是不肖，不论所行之事对还是不对，只要表示赞同，就被看作同心；稍微说有不对，便互相说这是指斥先帝，于是被视为违背。中书舍人叶涛说观文殿学士安焘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便以叶涛为非，罢去职务，出知光州；权中书舍人沈铢认为户部侍郎吴居厚是聚敛财物、苛刻残酷的人，封还任命词头，便说沈铢疏忽，罗织罪名罚金。词臣因为进言而获罪，臣下又不得越职议论政事；台谏是陛下的耳目，如果官员可以进言却不进言，就会造成言路堵塞、下情不能上达、利害不能通晓，这不是太平之道。近来彗星出现在西方，按照汉代《历志》，有扫除之象；又说它的光焰有时短、有时长，对内是后宫的祸害，对外是诸夏的灾祸。又记载齐景公看见彗星而哭泣，晏子说：‘君主对国家没有德行，开挖池沼就想使它更深更广，修筑台榭就想使它更高更大，征收赋税如同掠夺，诛杀人如同对待仇敌。’彗星出现，难道不值得恐惧吗？当时孟皇后被废，上天的意旨已经在上面得到验证，也一定应当在人事上得到验证。陛下内心恐惧，撤去日常膳食，避居正殿之外，赦免有罪之人，寻求直言并悔过自新，内外听到这些消息，大都受到鼓舞，知道陛下因灾变而更加修养德行，正如周宣王侧身修行而消除灾害、宋景公说出合乎君道的话而使星退避一样，真是仁宗皇帝咸平年间的盛德。” 有时还会有妖星出现在营室星宿，北方也曾下诏令臣下尽力陈说得失。仁宗皇帝因彗星出现，也曾下诏求取谏言。陛下今天的作为，如果认为周宣王、宋景公还不值得学习，那么考察祖宗朝的盛况，开放言路，使圣明的政事日益更新，忠臣义士将会接连出现；遇到有道的君主，谁会吝惜说出危急直切的话呢？然而臣听说，谄媚、迎合、圆滑软弱的话容易听进去，却对治理没有益处；忠诚耿直、合乎法度的话逆耳，却有益于时政。譬如良药，虽然苦口，却有利于治病。臣不躲避斧钺诛戮，私下认为朝廷的缺失主要有四项：中宫被废，居住在瑶华宫，而姬妾宠幸过盛，这是第一；被逐的臣子还没有得到牵复，臣下彼此结成朋党，这是第二；百官趋附时尚、迎合上意，台谏观望而不进言，这是第三；朝廷大臣喜好谈论兵事，边将喜好攻战，这是第四。所谓中宫被废、居于瑶华宫而姬妾宠幸过盛，臣试着说明如下。陛下象征太阳，皇后象征月亮。太阳和月亮，是天地阴阳相互资助的道理；坤道如果不能承接乾道，就无法以母仪教化天下。皇后突然被安置在瑶华宫，内外听闻都惊骇。况且舜使尧的女儿嫁给自己，她能够尽到妇道；周文王治理天下，也从尊敬自己的妻子开始。如今里巷中的卑微男子，尚且以休妻为耻，何况陛下是天地神明的主人，一言一行都要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和榜样。早晨在朝廷一堂之上施行的事，晚上就会传遍四方万里之外。夫妇之道，关系到乾坤的结合，关系到风俗教化，怎么可以轻易废黜呢？臣听说有过错就加以惩罚；如果没有重大过恶，不过是责问斥责；责问不止，也不过是把她安置到别馆，诱导扶助、教诲告谕，使她悔改。即使她有所违忤，也不过是猜疑嫉妒，这是妇人的常情。如今幽禁在瑶华外宫，如果认为罪大，就不应不处死；如果认为罪小，就不应终身废黜。况且还没有听说另下诏书选立皇后，天下对此疑惑，臣私下也感到疑惑。庆历年间，仁宗皇帝想把郭皇后废为庶人，司谏范仲淹进谏说：‘皇后是用来长养阴德、母仪万国的，不应因为过失而轻易废黜。况且谁能没有过错？陛下应当论定皇后的过失，把她放到别馆，选择年长的嫔妃侍奉她，等她悔悟后再接回宫中。’奏书上呈，没有被采纳。第二天，范仲淹又率领同僚伏在殿门下陈述此事，皇帝派宦官押送他到中书省商议。宰相顺从皇帝的意旨，说汉、唐有废后旧例。范仲淹说：‘陛下天资如尧舜，相公为什么要用前代的弊法来损害盛德？’御史中丞也在朝廷上与宰相争辩其错误。范仲淹因进言被调出，皇后后来被废，居于瑶华宫。

译后来皇帝曾秘密召见郭皇后，皇后希望由宰相召集百官列班接受册命，才准备拜受诏命。如今陛下所期望效法的对象，正是想要超过尧舜，怎么能再采用汉、唐衰败时期已经弊坏的旧例呢？皇后既然确实没有重大过错，就可以重新册立为后，命令她回宫，以符合天地人神的愿望，端正乾坤的地位，彰明日月的象征。料想陛下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迟迟不肯召回，必定是左右近臣诋毁她，必定是宠爱之情蒙蔽了圣明。宫内有宦官和受宠的佞臣帮助进言说她不对；宫外各部门官员又顺从附和，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不能把陛下提升到唐虞盛世，反而使陛下陷于有过错的境地。把汉、唐的弊法同样奉为臣下遵行，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采用。希望陛下俯察天鉴，恢复中宫的正位，使后世史册留下完整的美名，天下幸甚。所谓被逐臣子没有得到牵复、臣下彼此结党，臣试着说明如下。陛下因妖星出现而受到谴告，深深戒惧自己，大施宽大的恩典，使有罪之人都得到自新的机会。甚至杀人而情节较轻的，也尚且得到完全宽宥；洗涤罪过，收回召用，和气怎么会不来呢？被逐的臣子却还没有牵复，人情没有顺遂，天意也会违背。元祐年间名义上说是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政务机要都由陛下亲自总理，事情都要奏请陛下批准后才能施行。当时的大臣想到自己曾经在陛下左右担任辅弼，即使政治趋向有所违背，也并非没有过错。古人说投鼠忌器，元祐年间的更改如果被看作与先帝相反，那么今天所做的事，也未必不会被看作与先帝相反。陛下按理应当顾惜国家体统，趁此大赦，将旧臣中被远远流放的召回近处，逐渐恢复他们的职务。天下都知道他们有过错，陛下却容忍宽贷他们，这是增益陛下上天般德行的大事，也能使内外臣僚不再分成朋党。这一举动可以同时得到多种善果。臣在元丰年间考中进士，元祐年间实际上没有被召用，今天也不敢求取进用，所以说这些话没有私嫌。蔡确之死，当时士大夫私下说：‘这是太皇太后的意思。’臣下从此不敢再说什么。如今刘挚、苏轼一类人，被放逐到岭南瘴疠之地；吕大防死在途中，范纯仁被安置在远方。其他被抛弃、驱逐的人纷纷不断，数也数不清。士大夫又说：‘这是皇上的意思。’臣下同样不敢再说什么。过错归于君主，善事归于自己，这不是所谓忠诚。人各自有学习和操守，也各有自己的趋向，不能强求完全一致。在朝廷中，只需决定任用还是不任用，何必如此？舜任命禹时，想征讨有苗，益认为不可；周公东征时，群臣有不同意见，只有十个人认为可以。王恢、韩安国议论征伐，张汤、汲黯同在朝廷；封伦、魏征议论法度，他们都各有自己的见解，君主选择其中可取的加以采用，从没有听说因持不同意见而治罪。陛下应有天地般的胸襟，像父亲生养、母亲哺育孩子一样，无一民不是王民，无一臣不是王臣。雷霆般的怒威，不应拿来与臣下计较；应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广施恩泽而不求回报，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有教诲而不抛弃。这天下是陛下的天下，而陛下的天下又是祖宗的天下。前后掌权的大臣，借助利益、权势和权柄，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私有之物，公开任意施加喜怒，以斗争取胜为快，争吵纷扰，自行结成朋党，这并不是天下的福分。臣希望陛下召回被逐臣子，选用正直之人，改变不当的法令和施政方式，暂且务求安静。朋党消除，朝廷的尊严就会日益提高；人心协调，和气就会日益产生。天下幸甚。所谓百官趋附时势、迎合上意，台谏观望而不进言，臣试着说明如下。唐太宗有房玄龄、杜如晦为宰相，有王珪、魏征善于进谏。近世如仁宗朝，容纳谏诤，即使其中最为切直的人，也只是酌情贬谪，近处不过三两个月，远处不过半年，通常便牵复，有时最终还被召回任用。这样，忠臣才肯进言，义士才会感激，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能够听到朝廷的缺失，保守太平。陛下继承君主守成的大业，尧为父、舜为子，规矩相承；文治如经，武功如纬，圣人创制，明君述行，可以说已经盛大而充盈了。已经盛大，就必须善于守成；已经充盈，就必须善于保持，应当忧劳勤勉、戒慎畏惧，以保有无穷的美好福祚。幸而上天诱导陛下清明的内心，涵养圣明资质，使您有不必言说的敏德和不轻易发怒的神威，最终用礼乐治理天下，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传》说：治理天下的关键，没有比安静更重要的。如今掌权和进言的大臣，不寻求安静，却把报复恩怨当作急务。百官之中，稍微懂得廉耻的人很少，贪恋爵禄、只顾使妻子儿女富足的人，到处都是。其中尊敬君主、爱护国家，以忠义名节自我期许的，千百人中没有两三个。且就近事来说，王安石为宰相时，门下宾客常常不下数百人。王安石罢相，他们就转到吕惠卿门下；吕惠卿被贬黜，他们又转到吴充、王珪、蔡确门下。到了元祐年间，又转到司马光门下；司马光死后，转到吕大防门下；吕大防出任外职，又转到今天执政大臣的门下。宰相心意在东边，他们就向东；心意在西边，他们就向西；想求财利，就谈财利；想办边事，就谈边事。随着事情变化而转向，随着言辞的进退而改变。如今人的品格卑劣污浊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恐惧。能够说元祐政策不对、能够顺从执政大臣意旨的人，就推荐他参加皇帝召对，再次一等的由堂除授官；不能说元祐政策不对、不能顺从执政大臣意旨的人，就送回吏部。即使有忠臣义士，也没有机会进言，没有门路进用。近来所任用的言事官，不是执政大臣的门生，就是他的亲故、同乡。称赞某人的善处，一定要看君主和宰相的意图所喜欢的方面；说某人的坏处，也一定要看君主和宰相的意图所厌恶的方面。帮助施恩，帮助报仇，以至于奏章多次上呈却不答复，仍不决定去留；有的因为不敢进言而请求调任其他职务，有的因为父母年老、不能进言而请求出任外官。台谏力量削弱，风宪不振，实在是因为所任用的人不合适造成的。比如侍御史董敦逸、司谏郭知章，都是元祐年间掌权者所任用的人。在元祐年间，他们不说元祐政策的不是，所以能够保全自身；到了绍圣以后，却争着说元祐所任用的人、所实行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于是又能保全自身。这是两面派的人，持两可之说，不是所谓一心侍奉君主的人。乡原一类的人，君子都咬牙痛恨，而这两人却安然处之，不感到羞愧，使陛下听不到过失，帮助百官报恩报仇。

译董敦逸、郭知章辜负天下人，实在太严重了。比如皇后被废而没有恢复，逐臣长期没有召回，聚敛之臣又得到进用，宦官掌握政事，内降诏令妨碍公事，台榭修建奢侈浪费，民力耗尽困乏，边帅制造事端，士人没有廉耻，佛、老之说损害教化，朝纲没有端正，法度没有澄清，徭役制度没有均平，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却几乎听不到有人竭力进言。即使进言不被采纳，也没有看到谁因进言而被罢出；他们低头徘徊、苟且求禄，以求取得重用。如今竭力进言的人，不过是公开斥责垂帘听政之事，多说些琐碎细小的话，一味迎合，也未必全都正确。仁宗皇帝刚即位时，曾下诏禁止内外臣僚议论太后垂帘听政期间的事情。诏书大意说：‘太后保佑年幼的皇帝十多年，四海安静，纲纪没有紊乱。如今进言的人多半挟带私情、迎合取宠，不懂得长远谋划，也不遵循事理体统。今后不得动辄上言，希望长久遵循先帝遗志，以此敦厚教化的根本。’这道诏书最为近于宽厚。绍圣以后，臣曾看到陛下有诏书说，关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以及元祐大臣，一概不要追问；这与仁宗的诏书意思相合。然而进用的人已经势力强盛，每天都把仇人视为敌人，想要置之死地才肯罢休。又有那些希望求进、求禄、献媚取悦的人，如果不谈元祐的过失，就被认为是背离。”}], 陛下虽然有这道诏书，实际上臣下并没有执行陛下诏书的本意。中书、枢密院如今所谓执政官共有六人，其中福建人占了五人。先王用人时，取用贤才没有固定的范围，有的取自渔业盐业，有的取自耕田筑墙，有的甚至取自仇敌之中，从未听说只限于某一路。中书侍郎许将，元祐年间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单独列班接受召见，第二天便授任尚书右丞，正是蔡确南行的那一天。如今的尚书右丞黄履，元祐年间任御史中丞，任职多年，却不知道他救正了什么过失、争论了什么事情？即使进言不被实行，也不应因此停止进言。不久他因曾经办过的事情受到他人攻击，被罢职。真不知道黄履该如何自处。有人说他在先朝曾因善于理财而著称，所以现在又得到任用；有人说他起草诰词善于斥骂，因此被提升。近来受到责罚的亲近之臣，宦官不但不牵复，反而更加宠信任用。这些人只应供使令，不应让他们参与中书政事。希望陛下察看众多士人，只任用贤才，暗中消除朋党，使所有人都成为王臣。招致直言，虚心悔过反省，使法度符合恰当标准，不论新旧，天下幸甚。所谓廷臣喜好谈论兵事、边帅喜好攻战，臣试着说明如下。如今急于求功逐利的人大多没有长远考虑，只务求以雪耻为名挑起事端，径直进入边地筑城，士卒不得休息，粮饷运输接连不断地行走在道路上。臣恐怕这样劳苦军队、疲累众人，即使夺得被侵占的旧境，边地田土也无从使用。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内地的情况。土地没有比夺取更容易的，却没有比守住更困难的。把粮草和器械堆积在府库里，反而正好成为敌人的资助。依臣所见，不如谨慎防备、治理自身，以等待敌人。若敌势过于强盛而不守法，就应当名正言顺地作战，这样没有不取胜的；其次则等到敌势稍稍衰弱，自然会归顺服从。像赵充国屯田那样，可以不战而胜。陛下可以免除西顾之忧，获得荣耀而没有耻辱。然后选择忠厚能理政、聪敏老成的人担任边帅，就能赢得百姓之心，以一当百。士兵懦弱、战马饥瘦，军队使用没有纪律，即使驱赶他们作战，一百人也抵不上一个人。如今钟传在江外任职，原本是书生，先做宦官李宪的门客，借此关系得到官职，平素号称轻浮。如今把一方边疆重任交给他，又用馆职来诱引他；无论进攻还是作战，无论进退，都不能做到临事而知畏惧、善于谋划而取得成功。不仅不会有功劳，恐怕还会辱没国家使命。熙宁初年，富弼因议论政事与皇帝不合，罢相离任时，告诉先帝说：‘陛下二十年内不要谈用兵。’王安石的《五事书》中，第一条就是和戎。这些都说明，只有天下安定、富足之后，才可以谈论用兵。” 所谓“不要谈用兵”，并不是不做军事防备，而是说先帝在熙宁初年即位不久，经历的事情还不多，天下还不富足，不可以轻易役使百姓。到了元丰年间，陕西右侧五路进兵，有灵武失利的事情；在永洛筑城，又有徐禧战败。边事发生后，先帝对朝廷辅弼大臣说：“做事情竟然这样困难，边地奏报送来时，我屡次因之流泪。”可见边疆事务确实不能轻率，百姓的生死、国家的安危、君主的荣辱都系于此，不可不知道。臣前面说，敌势过于强盛而不守法，就应当名正言顺地作战，没有不胜的；这是敌人自己招致祸患。其次应等待敌势稍稍衰弱，自然会归顺服从，这是前代已经验证过的。凡是谈到抵御西戎的策略，多主张截断其在西北相互交结的势力。汉武帝命令卫青、霍去病多次攻破并扫空他们的巢穴，设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等郡。魏、晋以后，赫连氏等相继占据西河、凉州一带，全部控制灵州、夏州。唐朝开拓西域，才重新收复这些地方，设置都护府和节度使。僖宗以后，通常把这些地方授给功臣。五代纷乱，封李仁福为西平王。我国太祖经营谋划四方，没有时间进行远方经营，所以李彝兴仍然世袭统领节钺。到了第四代外继迁叛乱，完全占据夏、宥、银、绥等地。淳化年间才接受款顺归服。太宗让他改换姓氏、名字，把他登记在宗正寺。至道年间又叛乱，景德年间再次叛乱。他的儿子德明当时还很年幼，又正逢契丹在北方讲和，无法得到援助，害怕我朝廷把他们一并攻取，于是坚决上表表示臣服。真宗仁慈宽厚，不吝惜灵州、夏州数州之地，于是把那里设置为定难军，并赐给他西平王的称号。假如当时乘其势衰力败之时，有攻必取，建立州县，设置灵武、安西都护府，选择贤能的将帅，一面控制、一面抚慰，那么鄜延、环庆一带的边患就不会再有今天这样的祸患。其间元昊僭越称号，派杨守素入朝接受旌节；后来侵犯延州，俘获刘平、石元孙；又进入渭州界内的好水川，杀死葛怀敏等人。依臣所见，西羌反叛或归服，往来变化无常，正像虎豹的性情，不值得奇怪。德明衰弱时可以攻取却没有攻取，元昊僭越时可以问罪却没有问罪，这就是养成他们恶行的原因。如今西戎如果说强盛就有罪，如果说衰弱又不臣服，应当选拔将帅、训练军队，谨慎设置斥候，等待若干年，他们自然会屈服归还疆土。然后设置都护府，广泛开垦营田，使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攻守两方面都得到利益，以永久保障国家利益，天下幸甚。”

译臣所陈述的四项意见，希望陛下稍稍收敛天威，容纳并实行它们。像臣这样背柴的卑贱之人，有时也能说出朝廷的谋议。陛下自己看一看，比起成王，谁更贤明？何况成王有周公旦作老师，召公奭作太保，又有闳夭、散宜生等人，早晚讲明道理，阐明义理，想要把君主推到尧舜之上；他们自身不接近受宠的佞臣和纤巧小人，耳朵听不到近习之人谋求小利的邪说，眼睛看不到争夺土地、发动战争的危险事情，声色不能迷惑他们，田猎游乐不能兴起，货利之心不能萌生。德行已经有所进益，尚且还有《访落》的谋议、《小毖》的求助、《七月》的陈述、《王业》《公刘》的戒诫、《无逸》关于民事的告诫；《盘庚》中又有无论什么谏言都不拒绝、无论什么话都听取的内容。即使这样，召公仍然有因不满而忧虑君王的心意，最终才能使君臣相互配合，上下共同维持，成就太平。如今近臣却争相说：‘陛下圣德已经成就，群臣都比不上，根本不需要谏诤。’进言的臣子又不过是指责一两件小事上的差除，对于今天不得志之人与国家重大利害、天下根本问题，从未听到他们有所议论。如今陛下左右倚为朝廷柱石的究竟是谁？可以依赖来作为治病药石的究竟是谁？作为陛下股肱耳目的究竟是谁？” 臣恭敬地思念先皇帝，德业盛大，传播于四海。陛下应当想到继承先皇帝事业的艰难，不应轻易听信偏听，轻率地守成。《诗经》《尚书》责备成王的地方，是说文王、武王的事业难以继承。仁宗皇帝所以在位四十多年，内外没有大事，是因为能够听取谏诤。唐代陆贽喜好进谏，自己说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所学。只要所说有利于国家、对君臣有补益，即使死了也不遗憾。晋灵公在冬天寒冷时开挖池塘，宛春劝谏他。如果说因为天寒开挖池塘，听从宛春的话停止工程，那么怨恨就归于晋灵公，恩惠就归于宛春。晋灵公说：‘宛春有善言，寡人能够采用它。宛春的善言就是寡人的善政。’于是停止工程。裴延龄是奸佞之人，皇帝想任命他为宰相，阳城等人到延英门争论，伏在殿门下不肯离去。皇帝发怒，左右近臣害怕发生不可预测的祸患。金吾将军张万福大声说：‘国家有直臣，天下就没有忧虑了。我今年已经八十岁，还能见到这样的盛事。臣学术浅陋，言辞没有文采，只是出于孤忠，进言不避讳。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稍微赐予明察，幸而加以采纳选择。请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除去这四项祸患。如果考察先王之道，把它施行于当今，不只是臣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幸运。’ 元符年间，刑部侍郎王觌上奏说：“臣听说，《诗经》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因此才能保有福禄。’所以成汤因旱灾而彰显归罪自己的德行，大戊因桑树、谷树生异而享有中宗的美名，鼎中出现雉而促成高宗兴盛，风吹禾苗而成就成王的圣德，都是这个道理。董仲舒回答汉廷策问时也说：‘国家将要有偏离正道的败亡，上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如果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显现怪异来使其警惧；如果还不知道改变，伤害败亡就会到来。’这是上天仁爱君主，希望阻止祸乱。近来，太史官预先说将有日食之异，陛下减少平常的珍膳，避开正殿，把敬畏灾异的心意表现在政事上，将凭邀功、贪污财货的边地官吏投置远方，把劳民伤国的边塞堡垒交给蕃将，又赦免过失、宽宥罪人，使百姓重新开始，这足以安慰人情并感动天意了。所以正阳之月初一，阴云四处密布，起初没有日食的迹象；等到有关官员观察浑仪、检验时刻的时候，云层稍稍散开，才看见日食。臣怀疑陛下用来端正政事的行动，虽然已经留心，仍然有所欠缺吧？不然，为什么变异还没有完全消除呢？回应上天要靠实际行动，而不是靠文饰。臣恭敬地希望陛下认真实行五项政事，思考吉凶祸福的原因；召见群臣，询问安危所系；进用端正方直、诚实谅达的人，拒绝谄佞邪曲的言论；以文德招来远方之人，使四夷长久安定；以节俭的德行率先垂范，扩大九年的储蓄；怜悯民力雕敝困穷，给百姓休息的机会；哀怜风俗浇薄，以忠厚之道教化他们。像这样的事情，陛下深思并努力实行，那么哪里只是消除潜伏的变异而已呢？太平的成效、无疆的福祚，都可以安坐而得到。”臣冒犯陛下威严，退下等待诛戮。哲宗年间，侍御史刘挚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自入冬以来一直没有雨雪，干旱炎热造成灾害，受灾范围很广，众人的呼号怨苦之声不断，惊惧忧虑，四处张望。考察经典原文，可以说是重大的异常。人的气，与天地阴阳之气彼此出入流通、往来相通。下层人情和谐，上天的运行就顺畅；人事在这里违背，上天的变化就在那里显现。这就叫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所以圣人侍奉上天，知道上天在上面并不遥远，回应会随同类之事到来，于是把祈祷禳解、消除灾异看作末节小术，而专门修整政事来回应上天。臣私下认为，陛下把国家托付给执政大臣，和他们共同承担休戚、同享荣辱，难道不就是三省、枢密院的执政大臣吗？如今朝廷之上，八位大臣情志不合，谋划不一，没有同心同德的节操，却有分立部门、心怀二意的意图。所以议论政事时，彼此排斥、抵制、犹豫推诿，互相激发矛盾、互相闭塞言路；他们的话往往传播到内外，因此政令被阻隔而不能下达，文书拖延而不能施行，官爵滥授给没有名望的人而不合典章，公道被权贵近臣压抑，只施用于疏远之人，私邪之徒结党相附，上下隔绝。何况正值皇帝陛下深沉静默、居丧谅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从宫中发出政令之时，朝廷政权全在大臣手中，而大臣又不能同心同德，所以天下只听到偏邪不正的事情，却看不到和善的政令。

译政事不和，人情就不和；人情不和，天地之气就会错乱而产生这种变异。《尚书》说：‘恭敬谨慎，就能使及时雨顺时而降。’《五行传》认为，冬天干旱是政事舒缓怠慢造成的。如今上下可以说都不恭肃，朝廷政事可以说很骄慢，废弛诏令、政令反复，可以说是再三不能振作。古代发生灾异、水旱，罪责在于调和阴阳的官员，所以罢免三公来堵塞上天的谴责。如今来年将尽，旱情竟然如此严重，冬小麦还在田野，没有得到雨水滋润；春气相乘，还可能发生疫病，百姓一年生计的大命，难道能不加以考虑吗？又过了一个月以来，太阳发青而没有光，风沙雾霾使天空昏暗，考察占验，都不是小的变化；而上面的人安然不把它当作怪异，这就是内外因此恐惧不安的原因。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深刻反省上天警戒告诫的用意，俯察朝廷乖戾的变化，特别下诏令大臣修整政事：凡是伤害百姓的赋税，尚未妥善的法令，都大加革除并重新制定。至于审决狱讼中的私枉，催促各部门处理拖延的事务，进用忠良，斥退阿谀邪佞，疏通壅塞蒙蔽，除去疑虑二心，务必以至诚办理实事，对上堵塞上天的谴责，对下拯救百姓，那么和气的感应，很快就可以得到。” 臣内心恳切忧虑，实在不能自已。谏议大夫陈次升上奏说：“臣听说《易经》说：‘上天显示各种现象，预示吉凶，圣人就取法于它。’又说：‘观察天文，以考察时令的变化。’由此可知，古代圣王严肃恭敬、谨慎畏惧，以顺应承受上天。上天显示异常，就反躬自省、修养德行。有的下诏责备自己、征求直言；有的下诏罢免三公来承受谴责。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近来因为星象发生变化，撤去日常膳食，远离声色，停止游宴，这是盛大的德行之举。即使舜帝对细微之事的警惕、周文王的小心谨慎，也不能超过它。然而责备自己的诏书还没有下达，无法彰明圣德；天下的直言还没有征求，无法补益圣明的政事。臣私下考察经史记载，灾异的到来必定与人事有关。人事在下端正，上天的意旨就在上面回应。《尚书》说：‘首先要使君王端正自己的事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恭敬地希望陛下颁发尺一诏，征求天下直言，对上彰明圣明能够听取采纳意见，对下使臣民尽力表达愚拙的忠心。这样，朝政的缺失就能上达天子面前，人事还怕不能修整吗？人事修整，上天的意旨就会获得；上天的意旨获得，灾异自然会消除。” 陈次升又上奏说：“臣读《尚书》时看到：‘皇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

译《传》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 由此可知，有道德的君主，上天一定爱护保佑他，并且时常降下灾异来警戒他。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圣德隆盛，朝廷清明，如今出现这样的变异，难道不是上天爱护保佑陛下，借此来警戒陛下吗？臣私下听说陛下谦虚退让，下诏减少日常膳食，避居正殿，停止秋宴，征求直言，这是盛大的德行之举，是国家的福分。然而考察旧例，先朝遇到星变，必定施加恩典来洗雪幽暗冤枉。臣希望陛下从圣心决断，施行此事，使变异自行消除，福祥不断到来，臣实在非常庆幸。” 徽宗即位后，鸿胪寺丞韩宗武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诏书，因为正阳月发生日食，天下臣民可以用实封方式陈述政事。臣退下后反复思考，认为君主敬畏天象，是效法古代盛德。日食、星变、山崩、泉水涌出，都是天地用来警戒的现象，应当从人事上察看其中细微的征兆。自古危乱的国家，在尚未危乱时，必定已经有事情的先兆；忠臣义士从来没有不发愤流泪，把这些先兆告诉当世君主的。事情刚刚出现苗头时，人们往往忽视；等到祸乱已经发生，再后悔也来不及。臣私下考虑近来的事情，也有一些渐渐显现而不可不察的征兆。”大臣不畏惧公众议论，私下结成朋党；小臣趋逐利益、依附下位者，忘却朝廷，国家就危险了。君主怠于政事，言路闭塞断绝，威权下移，怨恨和诽谤都归于君主，国家就危险了。左右近臣谋划议论，没有儒学之士辅佐匡正；守卫边疆、抵御祸难，没有捍卫国家、抵御外侮的大臣，国家就危险了。开拓大片疆土，对外牵连边患；财用耗尽，民力凋敝，国家就危险了。年成不好，仓廪空虚，百姓流亡，盗贼屡次兴起，国家就危险了。先帝刚即位时，太后与皇帝共同临朝，政令从宫中发出，委任大臣处理政务。绍圣以后，神宗所定的法度还没有来得及全部实行，就从根本上治理朋党，追究和恢复私怨；内外臣僚观望，进言者被一同治罪，追贬、流放、驱逐，流离在道路上；正直之士被废黜，年高德劭的老人接连死亡。依附下位者、欺瞒君上，互相排斥打击，把这当作求得进身的捷径。即使有一两个卓然独立而敢于进言的人，也会被流放一身；不久又兴起大狱，祸害牵连善类，把罪责归到先帝头上，损伤深厚的圣德。从侍从官到百官，若不是执政大臣的亲党就不能进用。每有一个官职空缺，往往长期空缺而不补，难道天下四海士人如此众多、朝廷百官如此繁多，竟然会空乏到这种程度吗？侍从官的职责在于献纳意见，近年以来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进言，只是害怕大臣，为保全自身谋划。领取优厚俸禄，穿戴官服冠带，出入禁省，朝廷还依靠他们做什么呢？文章和号令比前朝衰败，重要藩镇和边疆重地多半用非其人。狂妄之士献上计策，很快就被置于三军之上；进兵筑城，制造事端，不计国家费用，虚报增加斩获首级，妄想求取厚赏，虚称招降，导致骁勇将领陷没。羌人经过的地方，供应帐幕、犒劳宴设，道路骚动不安。陕西以西，一斗米要几百钱，金泉地区的法令和物价涨落没有办法救济，反而加重困扰，戎人部落也不顾惜。士兵战马疲惫困顿。关西是天下的险要形胜之地，假如使民力在内地空虚、在外部又被遗弃，朝廷拿什么来抵御边患呢？”}], 边境一有动摇，陕右地区就危险了。河北、山东是天下的腹心之地，大河决口泛滥，饥荒接连不断，老人孩子相互扶携，逃散到四方的，数也数不清。饿死者填满沟壑，按百万计算，有的甚至到了父子相食的地步。州县没有办法赈济供给，只能坐看百姓死亡。有时因为郡守不是合适的人，朝廷便罢免他；后来任用的人，大多又凭私人意愿选除，有的还不如前任，这样还指望他们抚恤百姓吗？朝廷最终陈说河患的利害，河工虽然废弛，却把责任推给水官，至今也没有见到谋求治理的方法。至于防备这些祸患，谁能担当此任？执政大臣如果不能忧国忘家、替万世筹划，难道国家已经有腹心之疾，他们还能高枕而卧吗？他们所依恃的，不过是北方敌人敦厚坚固地保持盟好，边境没有惊动；难道中原就可以因此废弃防备吗？《易经》说：“还没有灭亡，还没有灭亡，命运系在丛生的桑树上。”从商号到伊阳，六七百里之间，山岩重叠，林木茂密，其中没有郡县城郭，逃亡聚集的人不下数千。万一有凶悍恶徒互相煽动而起事，祸患难道会小吗？臣常见朝廷更改政令，只因人们心怀异志，排斥旧日仇怨，以建立新的党派，徒然造成纷乱，从未认真研究治理的办法、建立不可毁坏的根基；这哪里是治理国家的做法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国事迟迟不能确定，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臣诚愿圣明的天子亲自总揽朝政，收回威权；让公卿大臣谋划制定政体，确定当今应当施行的政令；于是访求贤能而又有足够才智、能够办成事务的人，按才录用，不论新旧；广泛陈说政事，考核名声与实际，使朝廷内外的职任交替安排，让功勋事业显著，朝廷更加尊荣光明，君臣共同享有福祉，天下承受恩泽，太平的功业难道不伟大吗？圣人以天下为尺度，智慧、恩惠、泽被如同日月雨露，难道会因施予小恩、进行小察而自满吗？处于安定时不忘危险，天下太平时不忘祸乱，不因天位崇高、天下无事而贪图安逸。把四海之内哪怕一个人不得其所都当作忧患，不把侍御之好、钟鼓之乐当作快乐。大体说来，人情安泰而没有忧患，时间一久就会产生放纵逸乐。愿陛下思念大禹珍惜寸阴的警戒，仰慕汉文帝珍惜百金费用的作风，蓄积心思，专注精神，一天比一天谨慎，如太阳早晨升起，直到光明盛大，用来照耀天下。诵习帝尧知人的明哲，考察《洪范》中施行威福的正道，学习仁祖恻隐而至诚的态度，以凝聚天下人心；学习神考励精图治、从不懈怠的精神，以兴办天下事务，这些都是陛下应当效法的。臣在神宗皇帝时，多次受到清问，却从未敢进献一句话。如今臣已经到了白发之年，并不是为了侥幸求取美官厚禄，只是因为世代承受国家厚恩，实在痛惜正当太平之世，却不思考安危的关键，反而徒然造成这样的纷乱。小臣从国家大体出发谋划国事，罪当受斩，冒死把这些话报告给陛下。

译殿中侍御史陈师锡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本月六日，陛下驾临懿亲宅，蔡王在龙德宫看到灵芝。圣人所居之处，有明神辅助，有德气覆盖，于是发为吉祥，以显示美好的应验，理应劳烦陛下亲自注目。臣私下看到祖宗的诏令规定，有司不得上奏祥瑞，是因为担心道德还不完备、德行还不盛大。祥瑞图、瑞应文书即使充满史馆，可以作为美事，终究还不能算善政。只有贤人居于职位、能人任于职守，才是朝廷的祥瑞；阴阳之气调和，风雨按时而至，日月光明，星辰运行有序，才是天地的祥瑞；百谷顺利成熟，万民和睦欢乐，才是郡县的祥瑞；四方夷族安定，兵器不被使用，才是边境的祥瑞。达到这四种祥瑞，只需仰赖陛下以道治理内心，以德施行政事罢了。内心用道治理，就会明察；政事用德施行，就会仁厚。所以能够感动人心，使天下和平，甘露降下、醴泉涌出、麒麟凤凰到来、朱草生长，都是事理的自然结果、万物顺遂本性的表现。佞人却把这些说成祥瑞，称颂并归美于皇帝，用来使帝王之心骄傲。这就是祖宗加以戒备的原因。臣愚昧狂妄，或许能有一点补益，不躲避斧钺诛戮，冒昧把这些话上达天听，伏乞陛下在处理政事的闲暇，屈尊赐予明察。” 臣陈师锡怀着无比诚挚的心情。右正言陈瓘论述荧惑星出现在房、心二宿之间的奏状说：“臣近日听到众人的议论，火星的运行很不合常度。它经过氐宿侵犯房宿，如今竟在房宿与心宿之间。臣私下考察历代《天文志》，荧惑侵犯房宿，预示将相有灾祸。如果在房、心之间，那就是天子的明堂所在。臣虽然不懂天文，然而房、心两宿最容易观察，恐怕太史占候时有所隐瞒，不敢全部上奏。因此臣不能不说。臣听说仁宗曾训示：‘国家即使没有大的异常，也应当经常自我修治、警戒，何况因天谴而出现的灾异呢？’自陛下即位以来，正阳之月发生日食，于是大赦天下、寻求直言，是为了谋求消除灾变、恢复正常。如今星象变化接连发生，异常非常严重，怎么可以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呢？董仲舒说：‘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天就先出现灾害来谴责警告；人君不知道自我反省，天又出现怪异来使其警惧；还不知道改变，伤害败亡就会到来。’由此可见，天心是仁爱人君、希望阻止其乱政的。陛下圣德日益提高，切实致力于天下大治，对上效法祖宗，对内承受慈训，勤勉不息，不敢有片刻闲暇。然而日月星辰的变化又接连发出谴告，若不是上天仁爱之心深厚，怎么会有这样的警示呢？” 把否塞改变为通泰，把灾祸转为祥瑞，只在陛下一念之间。臣听说应合天意、消除灾变，关键不在文辞，不是祈祷禳解所能除去，也不是末流方术所能消除。宋景公因为有仁德之人的话，能够使荧惑退舍，并不是空口说说而已，而是发自真诚之心，再通过言语表达出来。咸平元年二月，彗星出现在营室以北，真宗对宰相说：‘祥瑞在哪里？’吕端等说灾变在齐、鲁分野。真宗说：‘朕把天下当作忧患，难道只是忧虑一个地方吗？’这一年十月，于是任用李沆为宰相，任用王旦为参知政事。这两人都是天下公认的贤人。举用天下的贤才，就可以解除天下人的忧患。真宗消除灾变的方法，不过如此。臣愿陛下采用真宗消灾的方法，考察朝廷中尚未端正的事情，不要受众论牵制，而由圣心决定；在亲自总揽朝政之初，大力整顿这些事情，使任用的人和罢黜的人都符合人心，那就符合天心了。汉元帝时期，萧望之、周堪、张猛等人与石显、许史一党相互争论，邪正尚未分明。当时出现夏季寒冷、太阳呈青色的灾变，许史一党却认为这是周堪、张猛掌权造成的罪过。” 于是势力孤单的人陷入危险，有力量的人取得胜利。臣曾认为，天下是重大的器物，好比一条船：船身平衡就安全，船身偏斜就危险。自绍圣以来，掌船的人实际上偏重右边而虚置左边，船势失去平衡，几乎倾覆；旁观者吓得胆战心惊，也已经很久了。自陛下即位以来，喜欢平衡而厌恶偏斜，削弱右边而迁重左边，右边虽减少了一二成，船势仍然偏斜。臣愿陛下察看那些任用偏私、结党同济的人，采纳旁观者胆战心惊的议论，广泛询问、周遍访察，审慎弄清事情所以如此的原因。况且星象的变化昭示天下，已经数日了。只是京师阴雨，最晚看见，因此远方早已知道的事情，陛下却还不知道。幸而遮蔽忽然散开，阴云剥落，天象灿然显现，来警示陛下；上天仁爱之心，从这里就可以看见。

译《传》说：“人们所希望的，上天一定会顺从。” 果断铲除奸佞，改用忠良，以符合人心所希望的，上天的意旨就能得到满足。因此臣说：把否塞改变为通泰，把灾祸转为祥瑞，只在陛下一念之间。臣愚昧，不知避讳，唯请陛下裁决宽赦，臣将十分荣幸。贴黄：淳化二年，荧惑侵犯房宿。这一年，宰相吕蒙正、枢密使王显、参知政事王沔、陈恕都被罢免，改而任用寇准等人。太宗因这一年大旱，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枢密直学士寇准回答说：‘天与人的关系，感应如同回声和影子。大旱的征兆，大概是刑罚有不公平之处。近来祖吉、王淮都轻慢法律而接受贿赂。祖吉已经伏法被诛，家产也将籍没；王淮却任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只是在私宅受杖刑，仍然担任濠州定远主簿。用法轻重竟然如此不同，亢旱的罪责，大概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太宗大悟，第二天召见王沔，严厉斥责他。这一年，提升寇准为枢密副使，调任同知枢密院事。如今陛下左右的臣僚，在绍圣年间诬陷神考、仇视诋毁宣仁，不能奉行哲宗继承先志的意愿，同心合谋，并非一人。愿陛下亲自总揽朝政之初，迅速追究并端正他们的罪行，也不要让侥幸苟免的人存在；这样用法的轻重就不会失于不平了。消除天变，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臣愿陛下把臣这些话深加思虑。《晋书·天文志》说：‘荧惑掌管天下群臣的过失。’ 臣私下听说仁祖曾采集前代灾异而后来得到应验的事例，编成十二卷，并亲自作序，命名为《洪范政鉴》。遇到天变，就考察它发生的原因，作为修身反省的借鉴。如今这部书一定还在禁中。臣愿陛下效法仁祖敬畏天命的态度，留心修身反省，以给天下带来福祉。陈瓘又进献仁祖旧事说：“皇帝对辅臣说：‘近来臣僚有人谈论星象变化。国家即使没有天灾，也应当经常自我修治、警戒，何况是因天谴而出现的灾异呢？上天谴责警告人君，使人君恐惧而修养德行，就像人主知道臣下有过失，先加以告诫整饬，使其能够自我更新，这样便不至于陷入罪过邪恶。这就是上天仁爱之心。’” 臣陈瓘说：“仁祖对于臣下的过失，先加以告诫整饬，并允许他们自我更新，这就是上天的德性。所以天降下的谴责警告，最终也会消除并恢复正常。《尚书》说：‘只有先纠正君王，端正他的事情，像这样做罢了。’” 陈瓘又论述卫州进献瑞麦的奏状说：“臣访闻卫州近来进献瑞麦，其中有一茎长出数穗的。仁祖时，眉州彭山县曾经进献过这种祥瑞。仁祖说：‘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祥瑞了。’于是赏赐农夫束带，以此鼓励和奖赏他。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天下习俗争相谈论祥瑞，可农夫却憔悴困苦，南亩田地空虚。大规模用兵之后，边地百姓互相吞食，河北的流亡百姓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安居。卫州也是河北之地，却出现麦子茂盛的祥瑞，这是上天用丰年的征兆来安慰陛下的焦虑劳苦。请求在进呈的那一天，出自圣意，依照仁祖旧例，特降睿旨，希望让天下百姓知道陛下重视农业的心意，进一步助长和气，作为长久百姓的福祉。” 知成都路昌衡应诏上奏说：“近年以来，西方用兵，导致兴起大规模徭役；资源财利受到损害，政事受到败坏；佞臣蒙蔽君主；这四件事都是阴气过盛造成的。自陕州以西，民力受到残害，百姓无法生活。灾异的变化，产生于天地不和，起因于人心怨恨。因此妖星出现，大河横流决口，秋雨连绵，诸路发生饥荒，饿死者倒毙道路，妻子儿女被遗弃，财产储蓄被毁散，以此应验星火的征兆；百姓勤劳困苦、憔悴不堪，多数无法活着回来。人心已经如此，却想让他们没有怨恨，实在太难了！” 筠州推官崔鶠应诏上书说：“臣听说，进谏争辩的原则是：不切直就不足以引起人主的注意；过于切直，又接近于讥讪诽谤。臣下若有讪谤的名声，防范邪说的议论就容易乘隙而入，世上的君主也就不能醒悟，天下人便闭口不言，把进言当作戒忌。臣曾读史，看到汉代刘陶、曹鸾和唐代李少良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是掩卷叹息，产生毅然归隐山林、不再返回的想法。近来听说国家因日食的异常，询问寻求直言。臣恭读诏书，看到其中说‘言语即使失当，朕也不加罪’，这是陛下敞开至诚之情，扩大圣明器度，以招来天下的言论。既然如此，如果臣私下隐藏所听到的事情，不敢全部吐露，就是臣子辜负陛下。如今政令繁琐苛刻，百姓不堪其扰；风俗险恶浅薄，法律也无法完全制止。臣还来不及一一陈说，特别先把辨别左右近臣忠邪作为根本。臣生长于民间，不认识朝廷士大夫，只是奇怪左右有人把元祐年间的臣僚指为奸党；这样的人一定是邪人。假使汉代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的祸患在今日重演，那实在令人惊骇。毁谤和赞誉，是朝廷的公议。故意授予朱崖军司户、贬为司马的司马光，左右近臣认为他是奸臣，天下人却都说他忠诚；” 如今宰相章惇，左右近臣认为他忠诚，天下人却都说他奸邪。这是什么道理？臣请略谈奸人的行迹。趁着时机、钻营空隙来窃取富贵，窥探隐微、揣摩端倪来巩固权势宠幸，这样的人称为奸人可以。贿赂堆满门户，私下拜谒络绎不绝；暗中结交不得志的人，秘密勾结禁廷，这样的人称为奸人可以。凭借奇异技艺和淫巧之物，动摇君上的心志；凭借倡优、女色，败坏君主德行；独自掌握赏罚，报答私恩、报复私怨，这样的人称为奸人可以。蒙蔽遮蔽君主的听闻，排斥正直之人；对含蓄进言者加以刺讥之罪，对直言进谏者以指斥罪名陷害，以此堵塞天下言路，掩盖滔天罪行，这样的人称为奸人可以。以上几种行为，司马光有吗？章惇有吗？有事实的人，名声自然随之而来；没有事实却有这样的名声，谁肯相信？《传》说：‘把狐狸说成狸猫，不但不了解狐狸，也不了解狸猫。’所以把佞人当作忠臣，必然也会把忠臣当作佞人。这样就会出现赏赐错误、刑罚滥用；赏罚错乱，佞人如此自由往来，而国家不混乱，从来没有这种事。司马光忠诚信实、正直宽厚，名声传遍华夏和夷狄，即使古代著名臣子也很少能远远超过他，却把他说成奸臣，这是欺骗天下。至于章惇狡诈凶险，天下士大夫都称他为‘惇贼’；他贵至宰相，人人都仰望他，却仍以其名指称为贼，难道不是因为他辜负君主恩德，玩弄并窃取国家权柄吗？”

译忠臣为此痛恨愤怒，义士不服，所以才称他为贼，是指称他的实际作为而号之为贼吗？”京师有话说：“大惇小惇，祸殃及子孙。”指的是章惇和御史中丞安惇。小人好比蝮蛇、蝎子，凶狠残忍、伤害他人，根源在于天性，遇到机会就一定发作。天下没有事情时，不过是陷害忠良、破坏善类；到了紧急危疑之际，必定会有反复无常、卖国图谋、抗拒君命而不守臣节的心思。近年以来，谏官不议论政事得失，御史不弹劾奸邪，门下省不驳正诏令，大家共同保持沉默，以为这是得计。过去李林甫窃居宰相之位十九年，海内百姓怨恨悲痛，而人主却不知道。近来邹浩因进言获罪，大臣们拱手旁观，同列没有一人说话，后来又反过来排挤他。作为君主股肱、耳目，关系国家治乱安危，却一概如此。陛下即使有尧舜般的聪明，又让谁来替您进言？又让谁来实行呢？太阳属阳，日食它的是阴。四月是正阳之月，阳气极盛、阴气极衰之时，阴气却侵凌阳气，所以灾变特别大。惟愿陛下敬畏天威，听从明白的天命，大力运用乾刚之德，彻底辨明邪正，不违背经义，不使民心郁结，那么天意就能得到解除。至于击鼓、使用玉帛祭祀，穿素服、撤去音乐，如果没有修养德行、施行善政的实际，这并不是应答天意的方法。”皇帝阅览后认为说得好。右正言任伯雨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恩德恩泽屡次施下，和气充满天下。需要雨就下雨，需要晴就晴，四海九州没有不获丰年的。天心与人意如同符节相合，本来应当使乖戾之气和异常现象消散而不再发生。然而去年四月初一、今年正月初一的夜晚，北方升起红气，光焰横贯天空；又有黑气在下方，渐渐冲向西方，散开成为白气。灾祸的征兆到来，异常竟然如此。上天之心爱护陛下，是希望陛下有所恐惧、戒惧和谨慎。况且正月年初、建寅之月，其卦为泰；这一年刚改元，时令正值初春，月份处在正月之首，日为壬戌，又是陛下的本命日。红气在夜晚幽暗之中升起：若从一天来说，白天属阳，夜晚属阴；若从四方来说，东南属阳，西北属阴；若按五色推论，红色属阳，黑色和白色属阴；若从事类推论，朝廷属阳，宫禁属阴，中原属阳，四方边裔属阴，君子属阳，小人属阴，德属阳，兵属阴。如今红气从至阴的方位升起，又有黑气从下方升起，这是宫禁中阴谋由下犯上的征兆。它渐渐冲向正西，散开成为白气，而白色主兵，这是边患暗中发生的征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岁〕 臣谨按前汉《五行志》说：“观察事物不能明辨，这叫作不明智；当时就会出现红色灾异、红色祥瑞。”又说：“不能明辨善恶，亲近宠信身边的近习，无功劳的人得到赏赐，有罪的人不加诛杀；当时就会出现红色祥瑞。”这些说法大概出自《洪范》的五事。因此唐代大历、贞元、宝历年间，多次出现红气的异常，其中以文宗太和年间最为多。当时宦官掌权，朋党相互勾结。如今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正处在千载难逢的盛明时代，本来不是唐代衰乱末世可比的。然而上天爱护陛下，以灾异作为警戒，也不可不深思远虑。臣伏愿陛下收回君主权柄，抑制臣下，严厉敕令宫禁，以防范隐微的祸机；训诫将帅，以遏止他们制造事端；任用忠良，贬黜邪佞，端正名分，诛戮奸恶，事情一到便立即裁断，不要因为宽仁而损害大义；使阴邪小人不敢产生侵犯君上的心思，那么灾变的发生就可以转为美好的祥瑞。臣是疏远卑贱的小臣，错误地蒙受陛下从众人之后擢用，交付谏诤的责任，常常遗憾即使粉身碎首也没有机会补报。若看见灾异，却因为害怕获罪而不说，不仅会辜负陛下圣明神察的知遇，辜负国家大恩，而且恐怕还有佞臣把它指称为祥光瑞气，来欺骗圣听，使陛下敬畏天命、谨慎戒惧，却不能当天就因恐惧而消除灾变；那么臣的大罪，即使把膏油涂在斧钺上受刑，也不足以谢罪于谏官之责。伏愿陛下留心采纳，听取上天的警示，臣下就万分幸甚。贴黄：臣所奏是关于红气的事情。按前汉《五行志》，称之为赤眚，是灾异的变化；唐代多次出现这种异常，史臣都详细记载了它的形状，也称之为赤祥。臣推考其象类，这是阳气不能制约阴气、下位干犯上位的征兆。伯雨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与人的交感，不只是像回声和影子一样相应，灾祥的到来也必然有相应的象类。因此先王首先端正自身的政事，而圣人只是能够敬畏上天。臣曾听说修养德行可以消弭灾害，却从未听说祈祷禳解能够消除灾变。六经所记载的道理，百代之后也可以知晓。臣听闻近日内臣测量太一宫旁边的地方，想要建造火星观来禳解红气的异常。臣刚开始听说时，深感不相信；但过了几天，传闻的人越来越多。臣身为谏官，应当从源头上挽救此事；即使所听还不详尽，又怎敢不在事情发生前先行进言？臣怀着犬马般的忠心，不能自已。臣私下认为，陛下具有亲自遵循道德、天生明知的资质，正承受天人共同拥戴的时运。然而即位以来灾异屡次降临，大概上天对人君，就像父亲对于儿子一样，爱得越深，教诲就越严。灾异屡次出现，或许是希望陛下戒惧，以谨慎处理即位之初的政事吧？陛下本来应当小心修养德行，克制自己，端正政事，谨按《洪范》，以五事配五行；解释者说，观察不能明辨叫作不明智，于是便有红色灾异、红色祥瑞。陛下应当更加扩大聪明才智，辨别贤能与佞人，总揽权纲，使赏罚确实实行，专掌威福以区别功劳和罪过，使皇帝的光明赫赫显著，事情一到便立即裁断，那么乖戾之气和异常现象就会转为美好祥瑞。从前太戊遇到桑谷的妖异，高宗遇到鼎中出现雉的异常，都能敬畏上天、端正政事，成就中兴功业，使国祚延续超过历代。” 臣从未听说修养德行需要劳烦百姓、耗费财力、专心从事土木营造。如果修德的功效还不如祈祷禳解，那么圣人的六经为什么偏偏不记载呢？又如果祈祷禳解有效、修德反而没有应验，那么无私的上天岂能接受私下祷告？人们所希望的，上天一定顺从；上天难道会因为要求回报而使百姓受苦吗？陛下如果一定要建造此观，臣大胆估计费用不会少于一百万。陛下要从有司取用吗？那么国库空虚，常规经费不足，从有司取用一定办不成。要从内庭取用吗？那么搜括内庭也已经很紧迫了。河北一路物价昂贵、百姓饥饿，从前年到现在流亡者遍满道路，朝廷眼看着这些情况，却没有力量救济。与其把急需的钱财捐弃掉去办理无用之事，哪里比得上把准备用于无用之事的钱转来救济急难？这样所花费用有正当名目，所施恩惠可以成就德政，人人欢欣鼓舞，天下共同庆贺，都认为陛下节省自己而便利百姓，功德光耀超过前代；人心喜悦而天意也就得到满足。红气的异常，难道不能转变为祥瑞吗？臣伏愿陛下远远考察先王端正政事的事例，仰察天意，内心敬畏，办事谨慎，不拘泥于世俗议论，停止祈祷禳解的工程，那么人情自然信服，上天也会明显回应。”

译伯雨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初一夜间出现的红气还不到半个月，果然发生了皇太后升仙的祸事，其作为灾变已经很明显了。如今亳州、兖州、河中府上奏说，因为建置道场而获得了这种祥瑞应验；况且红气出现的情形天下都看见了，怎么敢擅自改变方位、增添景象，公然欺骗，愚弄众人？臣私下认为，天人之间的道理固然幽深遥远，但灾祥出现，大概不会无故显示。难道是佞人小人败坏国家大体，用诡诈言辞和奇异说法，把灾变说成祥瑞，以此轻慢天命、迷惑人主吗？如果放任而不治理，奸邪之人互相仿效，这种风气不能滋长。伏愿陛下严加黜责，以此警戒百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翰林学士曾肇论述日食和红气变化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停止后苑工巧技艺，释放免除京城从事末业的数百家，使他们能够靠自己的行业取得衣食；又停止皇城司侦察报告事务，以减省刑狱案件滋多彰显的弊病；又停止从远方收买明珠翠羽之类，把宫室、服饰、玩物中过分奢侈的物品屏弃而不使用。短短几天之内，朝廷内外欢呼震动；都城中又起用被滞留埋没的人，申理无处申诉的案件，使被流放、逃窜、驱逐的人都能够生还；增加负责耳目的官员以扩大视听，下达不避忌讳的诏令以打开言路。仁爱之心和仁德声誉洋溢于四方，远方之人听到风声，都知道敬仰爱慕。按理应当上合天心，和气充满，灾害消除，祥瑞日益到来。然而却连续多年发生日食，而且都在正阳之月；今年正旦又有红气横贯天空。变化不会无故产生，一定有其根源。莫非陛下清简节俭、清静无为的教化，比从前有所衰减，而宫室服饰玩物的奢侈、声色技艺的嗜好，已经在心中萌发了吗？还是刑狱案件滋多彰显的弊病又重新出现，乡里有不得安宁的人呢？不然，就是朝廷上下忠邪、贤能与不肖还没有辨明，政令赏罚有不恰当的地方吗？还是陛下左右前后有阿谀欺瞒、蒙蔽壅塞视听、暗中操弄威福的人，而四方万里之内含冤失职的百姓，有无法伸张的呢？” 这些事情应当由陛下反复循察，一天反省三次。万一有丝毫过失，本来就应当痛切地自我克责，改过而不吝惜，使这些过失全都不存在；即便如此，仍须警戒谨慎于看不见的地方，恐惧于听不见的事情。广泛延请忠良之臣，使他们相互警戒，希望能够答复并堵塞天变，使灾祸转为祥瑞。至于防备边境忧患、防止奸邪发生，是今日的事务，都不可拖延。然而宫墙之内的事情，应当放在最先。没有腹心和谐而四肢却有疾病，朝廷端正而四方却不能治理的道理。从前太戊因桑谷灾异而中兴商朝，武丁因鼎中出现雉而中兴商朝；周宣王因旱灾而中兴周室。天与人的交感，迅速得如同回声和影子；灾异的到来，未必不可以转为福。董仲舒所说，上天心怀仁爱，希望人君停止乱政，于是先降下灾害加以谴告；人君不知道自我反省，又降下怪异使其警惧；还不知道改变而导致伤败，于是到来。推论这段话，今日的变化难道不是天意想要使陛下觉悟，增加圣德，作为宗庙社稷无穷无尽的福祉吗？这正是陛下端正内心、诚意正心、恐惧修省的时候。至于避开正殿、减少膳食、宽赦囚犯，这只是历代相承当作文饰的做法，并不是应答天意的实际行动。” 惟愿陛下不要认为臣的话狂妄，深思之后努力实行，天下就万分幸甚。左司谏江公望请求因日食命百官轮流转对的奏状说：“臣恭敬地看到，神宗皇帝即位三个月，就下诏命内外文武群臣直言时政。到了十一月，再次下诏，规定每逢起居日，百官轮流转对。当时，因为日食出现在来年正旦，所以神宗敬畏天威，询问政事缺失，以图消除灾变、扩大聪明才智，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如今连续多年发生日食，都在正阳之月；考察前代志书，大概不是小的变化。陛下去年已经下诏求言，只是转对的制度空缺而没有施行。臣愚昧，伏望陛下借这次日食，特别降下恩德诏令，每逢起居日，百官轮流转对，希望上可以应答上天反复的警戒，下可以疏通人情的壅塞，以追承先帝遗志，扩大圣德。借此修举旧例，正是时候。伏乞陛下留心详察，迅速赐予施行。” 御史中丞王觌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十三日集禧观发生火灾，当天虽然下了大雨，却过了很久才熄灭，这场灾火颇为异常。陛下夜里没有等到天亮，就申令有关官署在延福宫设醮祭祀、谢罪于上天，足见圣心想通过修治人事来谨慎对待天变的深厚心意。臣听说，《汉史》说：‘贤人与佞人分别清楚，任用官员各有次序，火的性质就能得到端正。若邪恶昌盛而正道失败，火就失去本性，滥烧妄起，即使有军队众多，也不能救灭。’这就是说火本来应当向上燃烧。又《京房易传》说：‘上面不节俭，下面不节制，大火就会多次发生。’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看到灾异便恐惧，因而端正自己的政事。如今陛下既然知道天变可畏，就一定应当实行真实应天的措施。伏望陛下进一步留意圣心，审慎思虑：贤人与佞人果真已经分别了吗？任用官员果真没有失序吗？邪道果真没有昌盛吗？佞人果真没有胜过正人吗？不节俭、不节制的地方果真已经节俭节制了吗？天变是依照相应事类而来，恐怕不是无故发生。惟有端正政事，才能消除灾变，召来美好的祥瑞。” 大观四年，侍御史毛注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因天变而恐惧，修身反省，小心翼翼；即使夏后氏谨慎对待天戒、周王敬畏天威，也不能超过陛下。陛下忧劳到这种程度，臣错误地承担言责，却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来报效自身，于是顾不得自量，仰冒渎扰天听，斗胆把区区愚见全部陈说。臣听说，应合天意要靠实际行动，不靠文饰；只有下方修明善政，才能使上天之心得到应合。像文饰浮夸言论那样，臣不敢进献，谨列举当今政事中最急迫的四件：一是省减边事，二是充足财用，三是收拢士人之心，四是禁止工巧。古人防备边境，不过是敌人来就抵御，敌人去就守备；因为认为得到土地未必足以耕种，得到人口未必足以使用。近年以来，边臣贪图功劳、制造事端，不顾朝廷的祸害，只求侥幸取得一时的苟且之利。从前只是来进贡的地方，如今一定要筑城设为郡县；从前只是羁縻的地方，如今全都要纳入疆土。进筑城寨的劳苦，转运粮饷的骚扰，耗尽内地金帛去经营穷荒之地，费用无法计算；士卒伤亡，数不胜数，而官吏冒领赏赐，等级也无法查明。如今黔南已有裁处，至于夔路新边的战事，也应当裁减省罢。”

译朝廷的谋划，也应当先行确定；所以省减边事，应该列在最优先的位置。天下财用匮乏，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正当平时无事之时，官军俸禄粮饷还常常不能足额供给；如果仓促之间要用来防备意外，计策将从哪里来？执政大臣安然不以为虑，这是臣不能理解的。臣认为，运盐过去由漕司掌管，用来补助每年的供给；如今却转交其他机构，那么漕计怎么会不匮乏？常平仓过去积蓄在郡县，用来防备灾荒；如今却径直便利地全部运入京师，那么遇到缓急情况，靠什么调拨使用？钞法不改变，边地储粮的买入价格最终也不能平抑。臣愿陛下立即诏令二三位大臣，选任懂得财用事务的官员，全部讲求恢复元丰年间的旧制。过去财利权柄由漕司掌管、钱物积存在州县的，都应全部归还恢复；停止科买造成的骚扰，免除不急需的贡物，使外地财计稍微充足，那么朝廷就安泰而没有忧患了。古人祈雨时曾以士人失职作为理由，因为上天的视听在百姓，而士人尤其是百姓中的优秀者；士人如果失职，当然可能招致上天谴责。陛下兴修崇尚学校，远远超过前代；考虑到士人有三年滞留而每年都让他们贡举，可以说尽善尽美。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本来不应当担心失职。” 然而学校供养士人，州里有固定名额，额外的士人便不再有机会接受教育培养。天下各州郡，士人多的有达到三五千人的，预先接受教养的只有四分之一；每年贡举的人最多不过三四十人，少的只有三五人；补足空缺以凑数的，每年也只有这些人。这样一来，其余士人便没有可以进身的地方，他们失去职分的情况恐怕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留下贡举名额中的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暂时保存科举名额，以等待学校之外的士人，那么士人之心就会一致归附，最终不会成为被遗弃的人，和气可以接踵而来，这也是应合天意的一种方式。古人因为使用漆器而极力进谏，是为了防止工艺淫巧逐渐发展。近年以来，又增加各种制造营作，设置机构多年，后苑工匠也没有一天空闲，以至于运输花石的船只绵延不断。设置制造机构，所需物资百般增加，使数郡受到骚扰；运输花石则虚张声势，一路之上没有人敢于过问。驱迫保伍，牵挽舟船，道路上的人怨恨叹息，损伤和气。伏见已经降下睿旨，停止制造、撤销机构，停止运输花石。臣担心主管制造、督促营造的官员从中谋取私利，凭借关系上奏请求，仍然有可能沿袭旧例。臣愿陛下断然决定一定实行，迅速赐令禁止；胆敢违背诏令的，重行放逐黜退。” 连同后苑工匠的制作，以及京城土木营造中不急迫的事务，也都应当暂时停止。厌恶劳苦、喜欢安逸，是人情的常态；抑制末业、重视根本，也是圣明政治优先考虑的事情。人心喜悦，天意就会得到解除。臣早晚自我激励，思考如何报答陛下任用差遣之万一；但臣才智见识浅陋昏暗，终究不能深入通达政事的根本。惟愿陛下宽赦臣的狂妄，并加以选择裁择。” 政和七年，尚书右丞许翰上奏说：“臣谨慎考察各种经书传记，神灵下降而光明出现，其数目为二，其象征为火。火的天象中，经星有二颗，纬星有一颗，所谓荧惑就是纬星。东方的心宿、南方的咮宿，是经星。荧惑运行迟速、逆顺、隐伏出现没有定常，所以不可以用来纪时；像心宿和咮宿，则有固定的次序和恒常的时节，因此帝王取它们作为节候。然而《尧典》所说‘白昼漫长，星宿火出现’，用来确定仲夏；《豳诗》所说‘七月火星西流，九月开始缝制寒衣’，凡是称作火星的，都是心宿。过去大概自陶唐氏以来，就把心宿视为掌管火政的主星。为什么呢？同样都是火星，而心宿是大辰，所以咮宿称为鹑火，心宿称为大火。大火之所以称大，是因为上天把心宿作为明堂。过去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所以辰星又称商星。如今我大宋凭借珍贵的光明、淳厚的光耀，承受上天的明德、土地的厚德而受命主宰天下，那么明堂之政，就不能不在这里谨慎对待。大火在三月黄昏时出现于辰位，在九月隐伏于戌位，先王据此观察火政。郑国在三月起火铸造刑器，士文伯知道这样将会招来灾祸。” 周历的三月，就是现在的正月；大火星还没有出现，人们就开始用火铸造，这就是违背上天，所以等到大火出现，灾祸便以此回应。既然如此，所谓出入火政，是指进行非同寻常的大规模陶冶铸造。火在天地之间发生变化，能够改变万物的气，使万物日日更新。它在《易》的卦象中表现为木上有火，称为鼎；鼎卦就是取更新之义的卦。明堂的颂歌说：‘我举行祭祀来奉献，祭品有羊有牛，愿上天保佑我们，享用这些羊牛祭品。’这大概说的就是鼎中充实祭品。因此，明堂与鼎相互因承而形成象征，相互配合而形成礼制，相互依赖而成为国家的镇护。鼎的象征是木上有火，所以先王按四时用不同木材改变火；各个时节都有适宜的木材。所谓木，是榆木柳木一类的木材；枣木杏木，是属火的木材；桑木柘木，是属土的木材；柞木楢木，是属金的木材；槐木檀木，是属水的木材。火的变化各依其时，那么万物更新就都能得到天地的正气，人们用它来饮食，这就是疫病不发生的原因。过去晋国迁徙时，有人带着洛阳的火渡过长江，世世代代传承，火从未熄灭，火色变成青色。到了唐代，火气不再温热，由此可知火的新旧不同，其气性一定不同，确实可以考察验证。这就是火不可不随时变换的证明。师旷侍奉晋平公进食时说：‘这是用疲劳之木烧煮的饭。’ 平公派人去察看，果然发现那是车轮的辋。由此可见，木材确实会改变火的气性，火也确实会改变食物的气味，这一点也可以明确验证。这就是木材不可不选择适宜种类的功效。伏愿陛下明诏有司，四时一定遵循古法，各自使用适宜的木材，用木材供给国家，以火传给臣民。如果国家有大规模陶冶铸造，都应当在三月建辰之后开始，在建戌之前停止，以奉行大辰的火政，协调盛大炎运，辅助完成明堂调鼎的治理，天下就万分幸甚。”}],

译翰又上奏说：“臣听说，天与人的关系，精气和邪气相互激荡，天象与同类事物相互感应，没有固定的方向和形态，只随着所受感应而变化。因此，古代先圣贤王深入观察天道，用人事来调和它。《易经·复卦》说：‘先王在冬至这一天关闭关隘，使商旅不得通行，君王也不巡行四方。’商旅属阴，君王属阳。太阳刚运行到冬至，阴气强盛，阳气受到防制，所以关闭关隘、禁止商旅通行，以遏制阴气；君王不巡行四方，是为了深居静养，专心培育阳德。冬至是一年的开始。先王终年所做的事情，都是辅助天道，大体如此；只是《易经》不能一一列举，所以在《复卦》开头举出这一例，后世便可以类推。凡是阴阳五行的变化，本源都在《易经》，后来降列于《洪范》，分散记载于《太元》。只有深思并懂得变化的时机，才能使各种道理贯通为一。臣曾私下推究天地的数理，考察《洪范》，为此作说明说：‘形体在西方凝聚，而观察生命在东方产生，所以木对应人的容貌；声音在东方发动，而节制在西方形成，所以金对应人的言语。木生火，所以容貌可以被看见；金生水，所以言语可以被听见。二数的光照，显现于有形有方之处，好比视觉所及的远方光明；一数的虚静，贯通于无形无方之处，好比听取德性的聪敏。’把它用来验证天象：一数潜藏而寒冷，是水气的精华；二数交错而温暖，是火气的变化；三数调和而下雨，是木得到水的滋养，象征仁爱的情感和父子的道理；四数分辨而放晴，是金受到火的燥炼，象征义的制约和君臣相保的道理。以肃敬而恭敬，以乂来使事物受制，以哲来端正其明察，以谋来审察其聪听。不恭敬而不能肃敬，就会放纵行事而狂妄；不能顺从而不能治理，就会逾越等级而僭越；不能明察而不能智慧，就会轻率而不考察。因而，肃、乂、哲、谋能够使雨、晴、寒、暖顺应时令而不失常；狂、僭、豫、急则会使雨、晴、寒、暖持续过久而没有节制。思对应风。思在五行中属土，而风以木气居于其中。大地以五个五相互守持，是数的穷尽；上天以三数变化而使它贯通，所以鼓荡大地的风便产生了。以五变为三，所以明睿而通达玄妙；三归于一，所以达到圣而能化。圣人精诚专一，进入无思的境界，所以能够无所不思。思虑而正道胜过邪念，就修养而成为圣人；风中时有思虑而又夹杂妄念，就会混乱而形成弊病；风气恒常而表现为思虑，君主就是这样，是四种德行赖以成就的根本。土气湿润，或许是水使它如此；水潜藏在土中，所以圣人以一数的玄妙来统御中和之气。金气燥烈，或许是火使它如此；火气蕴含在金中，所以乂所代表的庆赏、刑罚和威势，只有依靠二数来折中天下，才能形成方正的秩序。木的恭敬，是水滋养木所致；火的明亮，是木资助它所致；水的聪敏，是金使它澄莹所致；这些都是因势而使用的。恭敬发挥为肃，是金收敛它；明亮发挥为哲，是水裁断它；聪敏发挥为谋，是土考察它；都是经过制约而成就的。金与土的作用不同，这就是天地之数形成五位节制的原因。因此，它们的德性厚重坚固；它们的道理在于加以制约并运用，最终成就于自身的发挥。火克金而使其顺从，木克土而使其明睿，金凝聚而表现为乂，土变化而成就为圣。因此圣人顺应上天：木不足，就运用恭；木太过，就防止肃过度；金太过，就运用从；金不足，就防止乂不足；火不足，就运用明；火太过，就防止哲过度；水不足，就运用聪；水太过，就防止谋过度；土太过，就运用睿；土不足，就防止圣不足。木发生灾变，就制止天下人的狂妄；金发生灾变，就禁止天下人的僭越；火发生灾变，就整治各种轻率放纵；水发生灾变，就抑制各种急迫；土发生灾变，就清除各种弊病。这些道理在《周官》中，表现为有叙事之政，也有救政之法。叙事是用来治理正常情形的，救政是用来应对变化的。什么叫叙事？就是《月令》所记载的内容。又如春季正月，由泰卦主宰；《太元》的气，其开端表现为差、重、增、锐、达、交。圣人修养卦画和赞辞所体现的德性，以引导其教化。又如秋季七月，由否卦主宰；《太元》的气，其开端表现为常、度、亥、昆、减、唫、守。圣人修养卦画和赞辞所体现的德性，以承受它所带来的福泽。什么叫救政？就是根据各种征兆所验证的措施。又如木气不足，就使声音崇尚角声，颜色崇尚青色，政事崇尚仁爱；不要杀害鳞虫，不要伤害新生之物，赦免小过错，解除长期禁令，以扶助木气。木在《太元》中，与鳞、新、赦、解等同类，所以如此。又如金气太过，就使声音崇尚徵声，颜色崇尚赤色，政事崇尚礼；止息巫祝之风，警戒严猛的政令，警惕边城的变故，加强防备盗寇。金在《太元》中，与巫祝、猛、边、城、寇、贼等同类，所以如此。岁时平和适中，就只有叙事而没有救政；岁时有太过或不及，就把叙事和救政同时施行。古代王公坐而论道，调和阴阳，敬慎地辅佐天地，必定要深入掌握这些道理。它的精妙难以知晓，但粗略的部分，主管官吏还可以陈述。考察《易经》的传文，戊戌年由泰卦主宰，而正月又是泰卦所主宰的月份。皇帝兴建明堂，用以仿效和施行文王的典章，体现日日安定四方的意义，继承修治古道，取得教化的根源。从来年戊戌正月的吉日开始，发布诏令告谕天下，大振兴并彰显祖宗的功业光辉。这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辅佐百姓，与泰卦相合而成为祥瑞。臣认为，应当因此把《洪范》《太元》的学说全部列举出来，联系《易》的卦象，随时加以损益，确定成文。《月令》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有司提前准备好叙事之政，也准备好根据一气和救政义理所应采取的措施，奏告朝廷。朝廷依时考察各种政事，考核并参照众人的意见；有的创立新令，有的重申旧法，审慎选择合宜的措施，参照元气精微的道理，分条列出后上奏，广泛颁布施行，使百姓遵循它而获得安定和利益，并且明白其中的道理。这样，一定能够感动并改变至神之意，迎来和气，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译政和末年发生旱灾，皇帝为此忧虑。侍御史黄葆光上疏说：“陛下的德行足以感动上天，恩泽足以感动人心。您检点并办理政务，常常唯恐来不及，却仍不能感召和气。臣因此不能没有疑问。大概君主有屈己下顾臣民之心，而臣下没有把美德归于君主、报答君上的心意，就能导致阴阳失调；君主有慈惠怜悯之心，而臣下没有顺承敬奉之意，也能导致阴阳失调。陛下恭敬节俭、敦厚朴实，率先示范天下；可是太师蔡京奢侈铺张，超过制度，这不是用来彰明君臣名分的做法。陛下以继承先王事业为心，而蔡京所实行的却背离元丰年间的法度，强悍专断，不肯承接陛下的德意。太宰郑居中、少宰余深，模棱两可、畏惧躲避，不能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这就是天之气下降而大地不能应和，大臣不能崇尚德行来响应陛下要求的情形。”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灾异与祥瑞 宋徽宗宣和元年，起居郎李纲上奏论述水灾，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为积水突然汇聚，淹没民居，逼近都城，多次降下御笔，分别派遣官吏，坚固保护堤防，救助被水漂没、溺亡的人。由此可见陛下为圣事焦虑操劳，已经竭尽防患的道理。然而臣私下认为，国家定都汴京已有一百六十多年，从未稍有变故。如今事情仓促发生，远近都惊惧不安，实在是极大的异常。臣曾亲自到郊外，看见积水到来，从都城以西漫成巨大的水泽，向东抵达汴堤，蓄水深而面广，水流湍急猛烈，向东南奔流，势头还没有减弱。依靠宗庙社稷的神灵和城墙防守的坚固，绝不会有其他忧患。但如果积水十天半月仍不退，又遇上风雨，就有不能不忧虑的地方。这实在是陛下敬畏天戒、广泛询问众人谋议的时候，也是群臣竭尽才智、效力报国、捐躯赴难的时机。可是臣连日侧耳倾听，仍完全没有听到这些意见，私下对此感到奇怪。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一定有感召它的原因；灾害不容易抵御，也一定有消除它的防备。《周官》说国家危急时有大询之礼；祖宗每逢灾变，也会降诏求言。臣愚昧，伏望陛下从内心果断决定，特别下诏让在朝群臣各自陈述见解上报，选择其中可采纳的意见，不拘时日赐见答对，特别加以督促防治、施行。” 这些建议可以借助众人的智慧，协调众人的力量，救济危难、谋求安定；对上可以回应天地的警戒，对下可以安慰亿万百姓，天下人将无比庆幸。臣仰承陛下如天地父母般的恩德，亲自受到陛下识拔擢用，得以侍奉圣颜，常想着奋不顾身，以赴国家的急难。臣只要有自己的见解，涉及紧急利害关系、必须当面奏陈的事情，便斗胆提出。伏望圣上慈悲，下敕给阁门，允许臣明日因侍立时上前奏事，或许可以把愚昧直率的意见全部说出，仰望对圣上深思的一点微小补益。” 李纲又上奏论述治理水灾的六件适宜之事，说：“臣近来曾奏请以水涝为患，请求陛下在燕闲之时赐见，让臣陈述利害。本月十四日，臣在崇政殿侍立，阁门传达命令，让臣先行退下。臣惶恐战栗，回家待罪，不敢供职。圣恩宽厚，尚未受到诛责，臣日夜惴惴不安，局促无地自容。臣愚昧浅陋、见闻狭少，孤立无援，只知道仰事陛下，以国家为念。近来见积水突然汇聚，逼近都城，臣私忧过虑，便冒昧献上愚直之见；由于情势急迫、心意恳切，所说的话都不合条理，触犯圣意，违背严命，自招雷霆之威，即使死也罪有余辜。若不是陛下宽恕臣的愚昧直率，天地父母怜悯臣，又有谁会替臣说话呢？臣私下认为，水旱灾害即使尧、汤也不能完全避免，只有圣人能够遇到灾害便恐惧，谨慎自持、修养德行，广泛询问众人谋议，从而消除灾害。所以尧在洪水泛滥成灾之时，有询问大臣的言论；汤在旱灾极其严重之日，有六事自责；他们都能把灾害转化为福祉，把灾变改变为和顺。这是古代圣人的明证。如今水患突然发生，人心惶恐，远近震惊，幸亏依赖宗社神灵和陛下审慎英明的谋划，多次降下御笔处置，疏浚引导水流、使河道通畅，水势逐渐退落。” 虽然京畿及其附近都遭受了灾害，但都城没有危险，人心也渐渐安定。然而臣私下认为，水灾退去以后，朝廷不能认为已经无事，正应当研究利害，增固堤防，敬畏天戒，更加修身省察，绝不可忽视。臣愚昧无知，不自量力，又冒昧提出建议，冒死上奏治理水灾的六件急务：第一是治理水患源头，第二是削弱水势，第三是巩固黄河堤防，第四是体恤民间隐忧，第五是节省繁琐费用，第六是扩大储备。惟愿陛下留心察看。臣恭敬地思考，国家定都汴京、建立基业，眷顾大梁，那里平原沃野，一望绵延千里，并没有高山峻岭阻挡；而都城以西，京水、索水交汇，陂塘湖泽相连，从西向东地势倾斜低下，再加上雨涝不能被吞纳，就会决堤泛溢向东流去，低处灌入都城，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如今的办法，不如察看各处陂塘，疏浚引导京水、索水，填高低洼处、培厚薄弱处，坚固堤防，用斗门调节水量；干旱时水有地方排泄，即使遇到连绵大雨，水势也不能接连冲下，可以成为万世之利。这就是治理水患源头的办法。臣私下观察，自古善于防治水患的人，一定修筑长堤来遏制水流冲击，意思是说，以数仞高的城墙抵挡正涌来的洪水，经受风涛冲击，也已经很危险了。” 用长堤限制水流，削弱它的怒势，然后才能施展人力，城池也会更加坚固。如今积水来自都城以西，浩大得像江湖；向东抵达汴河岸边，向南被新堤阻挡。虽然蓄水深广，但最终不能到达城下，正是因为有堤防阻挡。水流沿着堤防而行，漫流散开、湍急冲击，到达都城以南，便直抵护龙河；那里没有堤防阻挡。如今的办法，不如在距城数里以外，依凭较高的地势环绕修筑长堤，使即使发生积水决溢，也只能沿堤向四方泄流，不能冲逼城池，可以用来应对眼前的急务。这就是削弱水势的办法。国家定都汴京，处在大河下游，所依恃的坚固条件，就是埽岸坚固、法制严格。近年来，官府习惯于苟且简省，守护的士卒因抽调差遣而离散，防御储备因转运调换而耗损，河水侵蚀堤防，日削月损，仍安然不加救护。比如广武埽，距离清汴河才一百多步，去年冬天已经多次危急；没有决堤泛滥，只是侥幸罢了。假如在夏秋交替之时，乘着连绵大雨和湍急暴涨的水势，果真能保证没有危险吗？积水陂泽突然汇聚的祸患尚且令人惊骇，更何况大河的水势，难道还能不深思忧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