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四十四

译臣希望不论罪行轻重、时间先后、当事人邪正，都一概因大赦而释放，使他们的党籍关系一并解除。凡是以前任宰相、执政者，给他们三京、四辅的职位；以前任侍从，给他们帅府、望郡的职位；以前任台省官，给他们各郡的其他官职；各人按照资历任用，听凭他们继续求取仕进。已经死亡的，全部恢复名誉和待遇；曾经获得恩赐的，全部归还。这样一来，人们没有疑惧之心，下级没有失职的叹息，阴间阳世都蒙受恩泽，贤者愚者各得其所，把千人的忧戚转变为四海的欢声。臣所谓解除朋党是取得人心的方法，就是这个意思。臣所谓任用有德之人，是确实认为天下人中有有德的，有有才的，也有才德兼备的。操行没有邪曲、存心接近敦厚，叫作有德；别人不能做到而他能够做到，叫作有才。才德兼备的是上等，有德而无才的是次等，有才而无德的又次一等；无才无德的就是下等。所以说：“贤者居于职位，能者担任职事。”又说：“任用贤者，使役能者。”所谓贤者，就是有德的人；所谓能者，就是有才的人。贤者居位，朝廷就尊严；朝廷任用贤者，天下就信服。德行不是一天积累成的，德行成就而取得世人信任，也不是一天积累成的。臣诚愿陛下广泛选拔年高有德之人，参用有旧德的臣子。年高有德的人，知道的古今事情多，经历世故的时间长，一定能为陛下考察古道、爱护百姓，一定不会为陛下妄自作为、无端生事；而且天下人一向知道他们，民心一向信服他们。把这样的人任用于一方，一方百姓就喜悦；任用于朝廷，天下百姓就喜悦。陛下能够任用使百姓喜悦的人，就是陛下取得了百姓的喜悦。臣所谓任用有德之人是取得人心的方法，就是这个意思。臣所谓重视守令，是确实认为天下如同一家，万民是根本；县积累起来成为州，州积累起来成为国家。县中任用不得其人，陛下就会失去一县人的心；州中任用不得其人，陛下就会失去一州人的心；国家任用不得其人，陛下就会失去天下人的心。因此，人心是州县的根本，州县是天下的根本。如今朝廷之上选贤任能，但州县的任用却从来没有认真选拔。只要资历考核符合吏部的标准，就可以得到州县职位；即使被朝廷认为没有才干而贬黜驱逐的人，也可以得到这些职位。朝廷把堂选看得重，把吏部选任看得轻，而郡守、县令却由吏部选出，这就是州县职位轻于朝廷职位。朝廷把进用的人看作有才，把被贬黜责罚的人看作无才，而郡守、县令却由被贬责的人担任，这就是朝廷轻视郡守、县令的职位。臣希望建立守令任用法，重视州县职位。今后凡被朝廷贬黜责罚的人，不得任郡守、县令；凡被朝廷选拔任用的人，必须从郡守、县令中选拔授予。这样一来，守令知道自重，便不敢伤害百姓；百姓知道上级爱护自己，就没有不感念君上的德意的。臣所谓重视守令是取得人心的方法，就是这个意思。臣所谓整顿钱货制度，其主张有三项：一是当十钱，二是夹锡钱，三是陕西铁钱。钱本身没有用途，是物品赋予它用途；钱本身没有轻重，是物价赋予它轻重。这是圣人和智者的权术，也是国家的利益权柄。臣私下估算，自从实行当十钱以来，国家铸造一份，民间铸造十份。钱铸造的利益增加一倍，物价却上涨两倍。这样国家掌握了一分的权柄，却失去了十分的利益；拿一倍的利益去承担两倍价格的物品。何况夹锡钱还没有一分利益，物价却已经上涨三倍。因此近年以来，物价越来越高，而国家经费已经困乏。如今提出办法的人，不过说应当既然官府停止铸钱，就听任民间自行决定钱的轻重；又不过想仿照庆历年间的办法，逐渐减少钱中合金的比例。这两种说法都不可行。私自铸造当十钱，可以得到两倍利益；只要有利益所在，法律就无法禁止。自从实行当十钱法以来，官铸钱防范了多少，私铸钱又防范了多少呢？官府虽停止铸造，民间私铸却不会停止。私铸不停，物价就更加昂贵，刑禁就更加繁密；物品出自百姓，钱却出自官府。天下租税通常占收入的十分之四，而购买粮食通常占十分之六。再加上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是想得到的东西，都必须用钱交易才行。假如出自民间的物品总是昂贵，出自官府的钱总是低贱，国家经费怎么能不困乏呢？这是第一种不可行。庆历年间的办法，过去在东南实行过，就是这样：当十钱减为当五钱，当五钱减为当三钱，当三钱又减为小钞；当十减为当五，百姓原有的钱便损失一半；当五减为当三，百姓原有的钱便损失十分之七。小钞制度从一百文等级直到一贯钱，百姓交易不能完全辨别真伪，这是第一点；把小钞缴纳给官府却换不回钱，这是第二点。因此东南百姓不肯用当三钱兑换小钞，而把钱全部熔铸成黄钱，这就是过去实行该法的弊端。然而之所以还能实行，只是因为改铸的日子还不久，流散到天下的钱还不多。何况如今公私铸钱已经持续很久，五路和京师所流通的当十钱日益增多，怎么还能再像从前那样，让公私铸钱都损失五分、七分呢？这是第二种不可行。然而当十钱必须降到当三钱，之后才可以使钱物价格平衡；夹锡钱必须与其他钱并行，之后才可以施行；陕西铁钱必须流通，之后才可以使它增重。臣的主张是：由官府发行进纳诰敕、度牒、紫衣、师号，以及见钱公据六等，用来收取京师和五路的当十钱，再按照钱数和物价使其平准交易。若有零数不足规定数额，就随其多少填写公据，允许用来交易。若自行前往榷货务结算，就请允许使用各路末盐钞，以一季度为期限；到时把所得当十钱全部登记保管，各路或解送京师，按照实际用途改作当三钱，使它通行天下。国家不需耗费什么，就可以坐收数百万缗的使用价值，这是第一项利益；公私都没有损失，物价却可以平定，这是第二项利益；私铸停止，刑禁也可以减少，这是第三项利益。然而六等公据发行得太多，就一定会停滞堵塞、无人购买；停滞无人购买，价格就一定下降；价格下降，公私方面就可能受损。臣希望把以前发给进纳者的绫纸、宣帖，全部改为诰敕，而度牒、紫衣、师号全部使用黄纸。

译自从法令施行以后，各官司只准填写文书。今后进纳诰敕以及黄纸度牒、紫衣、师号，必须等到钱物交割完毕后才能填写。旧日颁下的文字按此办理，就没有停滞难售的弊端，也没有价格降低的忧患了。这就是整顿当十钱制度。夹锡钱的弊端，实行时间还不长，但比铜钱轻三分之一【十三枚夹锡钱相当于十枚铜钱】；臣希望把它并入河北、陕西、河东三路。陕西铁钱的弊端，是积存已经很多，比铜钱轻十五分之十四。臣希望让它通行于河北、河东两路。大概钱是凭借本身无用而发挥作用，物品则凭借本身有用而发挥作用，所以物是实、钱是虚。钱和物本来没有轻重，开始用小钱同物品相等，标准既定后，又改用大钱，大钱就显得轻而物品显得重；开始用铜钱同物品相等，标准既定后，又改用铁钱，铁钱就显得轻而物品显得重。物品并没有变重，本来是以小钱、铜钱为标准，而大钱、铁钱比原来的标准轻，所以造成这种结果。为什么呢？小钱一枚算一文，而大钱以三枚当作十文；铜钱因为能够运输、能够积存而显得贵重，铁钱因为不能运输、不能积存而显得低贱。因此钱本来没有轻重，只是相互比较之后，才显出轻重。所以臣的主张是：让夹锡钱和铁钱并行，通行于河北、陕西、河东三路，并禁止铜钱在这三路使用。这三路所有的铜钱，允许流往使用铜钱的路分通行；京东、京西两路的夹锡钱，允许流往使用铁钱的路分通行。如果河北、陕西、河东使用铜钱，京东、京西使用夹锡钱、铁钱，那么铜钱流入三路，或三路夹锡钱、铁钱流入其他路，都按私钱法论处。这样，铁钱就能重新同物品相等，轻重自然均衡。陕西铁钱免于废弃而可以重新流通，这是第一项利益；铜钱不流入边境两路，这是第二项利益；边民私自铸钱却没有地方再使用，这是第三项利益。如果铁钱仍然偏轻、物价仍然昂贵，还可以用两种办法补救：铁钱笨重，转运迁徙、道路往来不便，这是第一点；铁钱被限制在三路内，不能通行天下，不便于商贾，这是第二点。臣希望各路都在转运司设置交子，仿照四川的办法，约定发行数额，登记钱款以供兑换，使往来便利，这是第一种办法。朝廷每年拨给各路购买粮食的钱款，全部发行见钱公据，允许商人在京师或其他使用铜钱的路分领取现钱，以便利商贾，这是第二种办法。过去钞法、交子的弊端，在于发行时不以钱作凭据，回收时也不以钱作凭据，所以不能实行。如今把收来的大钱登记留存在各路或京师，使它有相应的实物价值，交钞就有实际依据，能够取得人们信任，便可以通行天下。这项制度施行以后，铁钱一定能够同物品相等，而国家经常可以取得三分之一的利益。大概总会有水火灾害、盗贼损失以及运输积存的损耗，通常占其中三分之一，因此每年发行交子、公据，通常只凭二分的实钱，就可以作为三分的钱使用。这就是整顿夹锡钱、铁钱制度。臣所谓整顿茶盐制度，是希望把酒法也合并进来，统一计算盐钞的收入、请求额度、买茶搭息的数额、榷酤的净利、坊场买扑的数额，把天下分为五等，再分成上、中、下三等，共十五等。每年各自征收若干缗钱，完全放宽禁制，让百姓自行便利。国家可以减少官吏，而每年收入有固定数额，这是第一项利益；百姓每户所出缗钱很少，却可以自行便利，这是第二项利益；小民各自安于本业，商贾也能够流通，这是第三项利益；奸盗不发生，刑罚也可以减少，这是第四项利益。臣所谓整顿居养、安济、漏泽制度，是说朝廷以前已经整顿过这些制度，但利益还没有广泛施及，费用却仍然很多。臣实在希望扩大陛下的恩惠，减少县官的费用。臣认为，天下鳏、寡、孤、独而无所归依的人，患病而无人供养的人，死亡而无人安葬的人，应当命令各地允许他们就近选择便利的寺观，按照情况收养、安葬。每当统计达到若干人，就发给度牒一道。这样，活着的人得到供养，死去的人得到安葬，各自得到便利，这是第一项利益；天下寺观都能获得度人名额，这是第二项利益；官府没有滥费，而下民获得实际恩惠，这是第三项利益；德泽更加广泛，并且可以长久施行，这是第四项利益。臣所谓整顿学校制度，是确实认为过去的制度太烦琐而难以遵守，费用广泛而难以长久。官府每年有四次科场考试的劳费，士人有五年参加一次考试的困扰。春季考一次，夏季考一次，秋季考一次，冬季考一次。官吏的劳费、纸张文书的费用，全都按照贡举制度办理，这就是一年有四次科场，难道不是官府认为的弊病吗？第一次考试后进入县学，满一年后参加岁升；第二次考试后进入州学，满一年后补为内舍生；第三次考试升入内舍，满一年后补为上舍生；到年终后才能进入辟雍。进入辟雍的人，遇到大比之年才可以获得推恩。以上这些步骤，每次考试都必须通过，都必须考察，又必须遇到大比，已经要五年了。何况考试不一定能通过，通过了不一定得到考察，贡举又不一定遇到大比，这样又要拖延七年之久；还有终身不能进用的人，难道不是士人所忧患的吗？臣希望扩大陛下教养士人的本意，同时核实实际效果，简化有司选拔考试的办法，减少费用。臣认为应当在州设置州学教授一员，由命官充任；选拔有学问和品行的人，按照他的资秩，确定请给及随从的数额。县设置县学教授一员，由举人充任，每月发给职钱五千。学生进入县学，不经过考试便不给粮食；学生进入州学，第一年考试一次，外舍生取文理通达者，不限人数；到第二年再考试，内舍生取外舍生的十分之一；第三年再考试，上舍生取外舍生的十分之一。然后贡入太学，太学汇总天下贡生的名额，举行大比，又取十分之一，登记姓名上奏并授予官职，这就是三舍制度。学生愿意留在学校，或者到外地游学，都听凭自己选择。内舍以上的学生，由官府供给粮食。如果在外犯法，公罪判徒刑、私罪判杖刑，即使缴纳赎金；或者在学校中犯第二等以上的惩罚，都不得参加考试。每次大比之后，均按最初的办法再考一次。曾经参加过贡举的人，免予考试。外舍直到考试士人的办法，其中的弊端也已经存在很久了。

译一个人只守着一部经书，答题时无不把经文题目写成一种固定格式，没有什么高明的议论；把博学好古看作迂腐空疏，把拼缀时文看作求取功名的捷径。因此，老成而久学的人未必能够入选，后生晚辈中见闻浅陋的人却有很多得以预选。臣认为应当改革选试之法：让考生对五经大义各作一篇，为第一场；对诸子、史书及时务策各作一道，为第二场；宏词为第三场。这样，高才实学之士就不会再有怀才不遇的叹息，而新进中学识浅薄的人也不会有滥竽得选的侥幸。这就能使今天学校所培养的人，必定成为将来三舍所选拔的人；今天三舍所选拔的人，必定成为将来朝廷所任用的人。学校更加广备，是第一项好处；考核选拔更加精密，是第二项好处；士人能够自行安排，是第三项好处；所需费用极为节省，是第四项好处。臣所说的改革吏役之法，有两种办法：用田地招募吏员，是第一种；用兵士代替差役，是第二种。用田地招募吏员的办法是：水田上等一顷，中等一顷半，下等二顷；旱田上等二顷，中等三顷，下等四顷。州县每一案招募吏员一人，使他世代承袭其职；本人去世后，允许由子孙或家人承代，经过考试后再补授。犯枉法、自盗、▯罪的人，收回其田地，另行招募；按照各案职务的繁简，允许保任书手一人至三人，每月给顾直三千。犯枉法、自盗、▯罪的，与前述罪名同罪，其余罪行则按轻重分别处理。这样，吏员能够长期任职，也可以据此追究责任，是第一项好处；人人知道自爱而重视犯法，是第二项好处；百姓不再受吏员侵害，是第三项好处；顾直费用可以节省，是第四项好处。用兵士代替差役的办法是：应州的顾散从、县的顾手力，全部改用厢军；厢军不足时改用禁军。其教阅、轮换、更代、差遣，都依照原有法规办理，但不得下乡办理公事。这样，顾役的费用可以节省，这是第一项好处；兵士不会成为无事可做而白吃粮饷的人，这是第二项好处。臣所说的改革转输之法，臣实在认为各路领使过于烦杂，转运输送的制度不统一，财赋分散而费用扩大，权力分割而势力减弱。臣希望全部裁减诸司官员，每一路只设置转运司一员，负责转运财赋；设置按察使一员，负责察看防范吏治，都任用声望高、品级高的人担任，并允许各自征辟官属，分头办理事务。这样，权力统一而事务得到治理，是第一项好处；官员减少而费用减轻，是第二项好处。以上十条建议，臣都是推究陛下仁慈圣明的美意，修明并扩充今日已经施行的良法，在应当更张的时候顺应百姓喜悦的情绪，确定一代的典章，造福万世。至于事情的缓急、施行的先后以及法令的细节，倘若陛下蒙允在万机之暇留心听取阅览，其中或有可采纳之处，臣当另行详细列条答对，待陛下亲自裁决，然后颁行实施。臣不敢怀抱邪曲之心而观望，也不求借此沽名而侥幸进用，只希望陛下承受上天无穷的福佑，使天下安定，施行政和乐的政治，使宗庙永远安宁、社稷永远稳固，这就是臣最大的愿望。李复上奏说：“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必定凭借道；所谓道，是君主面南而治的根本方法。这里所说的道，难道只是寂然无为、什么事也不做吗？它的作用极其微妙，功效极其周遍，全都隐藏在纲纪、法度、礼乐、德政之中，使四海安定而无事，历经千万世也没有弊害。天下依循它而行，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这样。古代能够达到大治的，只有尧能够做到。孔子称赞说：‘多么光明盛大啊，他所具有的文治，这就是指纲纪、法度、礼乐、德政。’‘多么巍峨啊，他所取得的成功’，就是指天下安定而没有弊害的成效。‘多么广大啊，百姓无法用言语来称述’，就是指百姓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这样。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是所谓的道。后世无不以此为准则。前代从唐末到五代，天下糜烂、极度败坏，有识之士为此悲伤，甚至不忍言说。国家的太祖艺祖、太宗，当时潜藏未发，已经熟知昔日祸乱发生的原因。自从承受天命以来，凡是制定一项法令，都是为了根除一种弊病；凡是施行一项政事，都是为了革除一种弊端。无论大小远近，都有纲纪法度加以维持；不因喜悦而妄加赏赐，不因愤怒而妄加刑罚。使任官者修治自己的职分，安守自己的本分，不敢妄作，不敢苟且求悦，也没有狂妄轻变、侥幸求进的心思。” 百姓守着自己的产业，安乐地生活，没有横暴扰害和困苦之患。历代圣君都遵循这一道理，到今天已经一百六十年，天下安宁。从三代以来，还没有像本朝这样长久平定的。恭敬地思量，陛下即位以来，延见臣下，必定询问治国之道。四方听说后，都说：‘如今唐尧又在上位了。’臣希望陛下思念祖宗修立纲纪法度、维持天下的用意，不要追求眼前虚浮的美名，而要谋求长久的深远考虑，使上下各安其分，坚守职守，各项事务都能办好。朝廷清明，百姓物产丰盛，弊端无从发生，蛀虫无从滋生。天下不知道事情为何自然如此，这难道不是与天地相配、功业广大无边吗？治国之道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臣见识疏浅、愚昧无知，不懂治国的根本，却狂妄地献上这些意见，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的过失，臣就万分荣幸了。” 李复又论述追求虚名而造成实际弊害的事情，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圣哲君王办事，往往在开始时就感到艰难，而对结果作深远的考虑。事情开始时虽然可以做，但以后无法继续，就不去做；这是因为担心得到虚名，却承受实际的弊害。天下四海虽然广大，也如同庶民的一家。把一家之事推而广之，就是天下之事。臣曾经查阅旧史，看见前代不能深思远虑，轻率行动而产生祸患的事情很多。臣不敢再远举事例，以免亵渎圣听。臣就以如今亲眼见到的庶民之家来说明：臣居处有个邻人，继承父亲的产业，城郭附近有十多顷肥沃田地，衣食富足，却不能勤力耕种、认真治理，还受到别人的诱惑。他喜欢获得拥有许多田地的豪强名声，便耗尽家财，又在远山购置数十顷贫瘠田地，想让别人称赞他的田地多。远处的田地没有收益，常常要靠城郭附近的田产来供给。年久之后，反而因远田而陷入困困，这就是求取虚名而承受实际弊害。陛下承受祖宗积累的福泽，无论幽隐之处都能照见，无论遥远之地都能察知。那些多事轻动、企图求利的人，不能蒙蔽圣听，陛下一定早已察觉了。臣本来不必等到像蝼蚁这样微小的人来献上愚臣恳切的忠诚，但仍愿陛下始终谨慎对待此事，臣就万分荣幸了。”

译左司谏江公望上奏说：“天下是最重大的器物，把它放在安稳之处就安稳，放在危险之处就危险；这只是知道安置天下的地方，却不知道运用天下的手段。天下是神圣的器物，妄自作为就会失败，执意把持就会失去；这只是知道运用天下的手段，却不知道收藏天下的方法。把天下收藏于天下之中而使它无法逃逸，这才是道。天下有永远安稳的处所，圣人掌握神妙的运用之手，至人掌握不动的收藏之道。不动却常在运动，运动却常如不动；实际运转却像没有运转，没有运转却常在运转；安稳却常保持警惕，不安却常能安稳，这就是驾驭天下的精妙道理。管仲仿佛只得到其中万分之一，却使他的君主成为霸主；伊尹、周公收拾些许残余，却使他们的君主成为王者；大舜、神禹得到它，便使他们的君主成为帝王。孔子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取法于天。’与天同体，掌握了收藏天下的道理，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平民，就像拔取草芥、挥去眼泪一样容易；掌握了运用天下的手段，便有光明灿烂的文治和巍峨盛大的功业；掌握了修治完备的道理，这才是能够安置天下的人。自尧以后，凭借人的作为治理天下，已经降低于道了。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禹只是不自夸、不自矜，汤执守中道，文王谨慎恭敬，武王勤勉不懈，都是因为知道器物不可装满，所以先谋求使它能够持守的方法。” 成王持守盈满、守成不失，因为器物已经装满，表现为能够持守它的力量。道既然已经降低，器物也就狭小了。唉！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秦汉时代的吞并，都是妄自作为而失败、执意把持而失去。于是，他们不知道怎样以精妙之道收藏天下，也不知道怎样以粗略之法安置天下。天下没有发生事情，也不过是侥幸罢了。如今有这样一件器物，蛊坏而不修整，放荡而没有纲纪，倾斜而不平正，渗漏而不修补。把它放置在这里，能够安稳吗？自身坐在其中，即使有巨大的力量，能够运转它吗？有一天被有力的人背走，还能说是善于收藏它吗？器物既然如此，天下也一样。陛下以仁作为器物的质朴，以义作为削治的工具，以信作为绳墨，以智作为技巧，以礼作为绘饰，以政来制约它的运用，以刑来支撑并防止它的弊害。万千喧鸣之声、蠢动的众生，都在同一器物之中；它空虚而不空洞，所以成为众多实体汇聚之处；它静止而不妄动，所以成为群体活动的止息之处。止息而没有固定的止息，运动也就寂然了；汇聚却无所谓固定的汇聚，实体也就归于空虚了。空虚与实体是一体，运动与静止处于同一境域，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缝隙，也没有人能够窥见它的作用。陛下用这种方法收藏天下，谁能移动它？这是从天人之理中得到的，并非出于私心；把它看得像破旧的鞋子，并非有所偏爱；承受于宗庙，并非敢于轻忽；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罪之人，都是不敢做的。别人爱护的，陛下也爱护；别人抛弃的，陛下也抛弃，这是为了显示极端公正。上至公辅，下至有司和各级办事官员，有的坐而论道，有的起而施行，各自竭尽所能，也不偏执于一端。不困滞于一隅，向东顾视、向西回望，左提右挈，如同一切都掌握在手中。陛下用这种方法运转天下，谁能使它衰败？不害怕困难很多，反而把没有困难当作忧虑；不以没有过错自夸，反而把改正过错看作美德。处在安定时想到危险，处在太平时想到动乱，把山河看作坚固的金城汤池，把边地百姓看作自己的赤子。外部的郡国，如犬牙交错而彼此制约；内部的宗族，如磐石一样镇守安定。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建立天下的准则，使百姓进入仁慈长寿的境域。陛下用这种方法制御天下，谁能使它陷入危险？艺祖神考，是能够运转并收藏天下的人；仁宗，是能够安置并使天下安稳的人。如今把这些事业全都交付给陛下，怎么能不思考呢？臣的话如果荒诞而不可考证，其实都是眼前最切实的道理，并非从外部取来。张湛说：‘最精妙之处汇聚起来，反而显得最粗；最高明的境界所达到的地方，反而在最下面。’臣认为这话说得对，只请陛下裁择。” 江公望又上奏说：“君主明察四方、听闻八方，是为了通达下情。冠冕前后悬垂旒，左右垂挂纩，是为了防止过分明察。过分明察，就只听见别人的过错；下情不通，就听不见自己的过错。只听见别人的过错，奸邪就会滋生，刑罚就会增多；看不见自己的过错，内心就会闭塞，祸患就会萌发。这就是周厉王因为防止百姓议论而招致灭亡、汉显宗把耳目遮蔽消息当作明察而招致动乱的原因。侦逻之人的兴起，推究其用意，不过是为了寻找瑕疵、搜查隐匿，钩取盗窃欺诈之事，趁人不备而行动，揭发隐秘如同神明一样；这不过是酷似京兆府风俗的做法，只能使京兆府官员侧目而已。陛下把天下作为尺度，把海内作为一家，却去做贤良的京兆府官员也不肯做的事。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第三天，就将这一切罢除；天下听闻后，齐心归附，人人敢于开口、壮胆说话，各自安定，告发攻讦之风不再增长，风俗趋向淳厚。近来听说这种侦逻又逐渐恢复设置，并增加旧有名额，总共达到七十人。每一人又大约把十个人当作耳目，十个人中又有一人以十个人为耳目，分散在通衢大道、宫中长巷，人数不下数千上百。夫妻之间互相丑诋的话，仇人之间因愤怒而传播的话，添油加醋、修饰情状，揭发隐匿、搜抉隐伏，还有什么做不到？人人都局促不安，各自疑虑重重，亲戚不敢真诚相待，朋友不敢彼此信任，眼睛不敢直视，手也不敢直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像这样做，绝不是清明时代的美事。从前吴王孙权任用吕壹一类人，检举罪过、纠察奸邪，哪怕极细微的事情也一定上报；深入追查丑恶诬陷之事，排挤陷害无罪之人，借此作威作福。步骘竭力指斥这种做法的错误，孙权不久便诛杀吕壹，醒悟还算早。小人借机奉行诏命，不致力于奉公，获利之处在于凭借威势，堵塞众人之口，公然作恶，使皇上的听闻无法下达，威权暗中转移，刑罚牵连无辜。这正是众目睽睽之下只听见别人的过错、却听不见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老子说：‘能够察见深渊中的鱼，是不祥的；把过分察看当作明察，实在是不祥的征兆。’陛下难道没有想到京城畿甸之外的百姓，就不是陛下的百姓吗？人人都有自己的心，难道能使他们昏昏然不明白朝廷所作所为吗？人人都有自己的口，难道能使他们默不作声、不议论陛下的政事吗？既然天下都无法掩盖，为什么偏偏要在车驾所在的京城之内过分明察，以此自称英明呢？俗语说：‘天下有道，平民百姓就不议论政事。’确实如此，有道之政本来就无可议论。臣伏望陛下以道治理天下，使人心坦荡而无疑惑，无从有所议论。为什么要重蹈吴国的旧路而不知革除？吴王尚且能够听取进言而诛杀吕壹一类人，谁说陛下鉴于此事反而做不到呢？愿陛下贬黜提出恢复侦逻建议的人，恢复旧有名额人数，并将这一切全部罢除。” 要消除祸患，必定要铲除它的根；要培植福泽，必定要封固它的根本，不要说过去曾有名额就不能废除。只要根还存在，枝叶日后还会重新生长，不可不加以察知。”},{

译赵鼎臣在对策中说：“我听说，天下的形势，没有比已经安定更重要的；圣人的忧虑，常常集中在已经治理好的时候。古代那些盛德的君王，不把天下太平、功业成就当作值得享乐的事，反而把长久维持太平视为难事；不把垂衣拱手、安坐受朝当作闲暇很多，反而因身居安定而感到忧惧。所以，衢室中记载了尧询问放勋之事，总章中记载了有虞氏的访求；谋划要征询卜筮，学习甚至要听取樵夫的意见，都是因为不依仗个人独有的聪明，而是希望得到天下忠诚的言论和美善的谋略，来成就自己的治理。不只是要能够明察自己的长处，还要能够采纳众人的长处；不只是要能够鉴察已经发生的事情，还要能够防备尚未发生的事情。圣明因而更加圣明，天下安定因而更加安定，大概都是由此而来的。”我恭敬地想到，陛下承受祖宗留下的福泽，德行与天地相合；上承太母的慈训，努力彰明先帝的盛大功业；凭借天下已经安定的形势，掌握已经治理好的风俗，却仍然面对朝廷中的众多士人，亲自屈尊提出圣问，谦逊自抑，询问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这实在是陛下推行尧舜用心的表现，使像卜筮、樵夫那样的人，都能参与谋划、接受咨询。臣愚昧无能，出身草野而狂妄刚直，冒昧竭尽自己所听闻的见识，希望对圣德有所补益。只希望陛下宽赦臣冒死进言之罪，臣将感激不尽。恭敬地看陛下的策问，推重两汉的政治，鉴察当今的治理，怜悯死刑案件仍然很多，想到寒暑气候或许失调，这些都显示出陛下求得良好治理的深切用心。” 臣听说，善于谈论古代的人，要用今天的事实来验证；善于谈论天道的人，要用人的事情来验证。陛下仁慈、恭敬、节俭，视百姓如同自己受到伤害；设置官署，建立专司，裁减省略浮滥费用；约束赏赐、节省用度，首先从宫中做起，这就不只是穿粗绨、穿皮鞋而已。对一铢黄金、一尺绢帛，也不随意赏赐；台池、苑囿，没有增加修饰，这就不只是爱惜十家百姓的财产而已。打开内库取出金钱，赈济受冻挨饿的人；发放上供的粮食，周济饥荒中的百姓，这就不只是废除残酷的刑法、制定保护胎儿和抚养幼儿的法令而已。应对天变一定采取实际行动，见到灾异一定修养德行，这样天地之气本应交相感应，使远近的百姓都得到恩泽，承受教化、归向善治，社会兴起礼义，年成五谷丰熟，以报答陛下的美德。然而有时也有不能这样实现的地方，臣虽然曾对此感到疑惑，请允许臣为陛下陈述其中的原因。臣听说，百姓的怨恨叹息郁积在下，天上的舒展或惨变才会随之发生。因此，水旱灾害成为灾祸，根本是民情没有和谐造成的，而民情不和又是死刑案件日益增多造成的。大概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便没有恒常的心志，于是放纵、邪僻、奸诈、奢侈，没有什么坏事不去做。等到他们陷入罪行，便对他们施刑，孟子称这种做法是陷害百姓，这一点不可不戒。臣私下认为，当今是有仁政却没有仁吏，所以郡县的政务只是谨慎办理簿书；主管官署的臣僚忌讳谈论教化，教化不能下达到基层，于是百姓起来触犯法网；粮食不能使每家都丰足，于是人们困穷而成为盗贼，成为督邮所捕获的人。” 被追捕、拘拿的人，每年不下数百上千，有关官署只能依据法律判定他们的罪行，却从来没有论及陛下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也没有设法教导他们；这不也是有仁政而没有仁吏吗？刑罚不断积累，怨叹就会兴起；怨叹兴起，灾异就会发生，那么寒暑失调、阴阳错乱，难道不是有原因才导致这样的吗？从前东海有一个女子而已，因为所受刑罚与罪行不相称，尚且能够感应而招致旱灾，何况四海之内众多的百姓，却能说他们的死亡一定都罪有应得、所受刑罚一定都与罪行相应吗？臣虽然十分愚昧，私下却不敢认为事情确实如此。那汉文帝、汉章帝，承接前代的弊病和严峻局面，用宽厚的政策来救治，所以民气已经协调，天理也就得到感应。他们之所以能够修明政治而招致这样的结果，只在于陛下把教化作为首要事务，选择贤良的有司官员来奉行；这样以后，刑罚案件才可以减少清理，百姓的怨叹才可以平息，而赞美之声与和谐之气，必将广泛熏蒸弥漫，化为祥瑞，那么水旱灾变又怎么会出现在盛世呢？恭敬地看陛下的策问，陛下仰慕无为而治，敬重不言而化的教化；又将彰明贤能与鄙陋的区别，均平徭役赋税，确定法令而使蛮貊地区清宁，革除弊端、使一切归正，务求不扰民，这显示出陛下谋划政事是完备的。臣听说，任用官员如果只按资格，即使贤能之人也有无法施展的；选取人才如果只凭言语，即使鄙陋之人也有幸得到升进，这就是政治所以不能完全明察的原因。” 只希望陛下考察唐尧、虞舜考核官吏政绩的典章，采用《周书》中黜退和升迁的制度，这样贤能与鄙劣就分明了。臣听说户籍册长久不整，便有徒有虚名却增加税赋的情况；逃亡者没有恢复户籍，便有虚报租佃而不纳税的情况；贫者因为财物不足而受到重重征敛，富者因为财物有余而求取侥幸，至于考核功绩、调发徭役，也随贫富多寡而不同，这就是赋役不平的原因。只希望陛下采纳师丹限制田地的建议，采用唐代按人口分配田地的办法，逐渐恢复古代初制，不要崇尚一切权宜之举，这样徭役赋税就平等了。臣听说，《易经》说涣卦‘涣汗其大号’，巽卦说‘申命行事’，所以先王发布政令，坚如金石，诚信如四时运行，公正如天地。凭陛下的圣明，发布美好的意旨，制定良善的法令，只要合乎人情，详加讲求而努力实行，即使传至万世也不会有弊害。至于因时势变化而有所更易，随着事变而屈伸，这正是所以能够神妙变化而不知疲倦的地方，又何必担心屡次更改呢？只在于所施行的措施究竟怎样罢了。臣听《诗经》说‘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其上策不过是严密守御、聚集兵力的好处，使敌人即使想来侵犯也不能，只希望陛下不允许臣下擅自出兵而已。陛下即位临朝，首先诏令边疆官吏不得擅自兴兵侵略；侦察预警已经清楚，约束规定一向确定，持重以养威，隐然形成不可侵犯的气势。因此鬼章跳踉窃据边地堡垒，却很快被捆缚首领，活着押送到宫阙之下；又攻临洮城，践踏青唐土地。云彻底被扫荡席卷，天威震动四方，这确实是今天已经取得的成效。臣希望陛下在朝廷谋议之中，更加考察长远策略，采纳姚崇的意见，不赏赐边地战功；采用士燮的说法，解除作为外部忧惧的因素；对极细微之处也加以察看，这样又何必担心政令不诚、边患未清呢？伏惟圣策，重视劝导农事这一首要任务，访求制礼的盛大典章，希望人们不趋逐财利而致力于节俭，希望士人不畏惧劳苦而建立功绩，这说明陛下勤勉地讲明教化。臣听说，农民竭尽力量，在于敦促农业这个根本而抑制末业；礼制确定适宜的规范，应当依据人情而显示教训。虽然如此，《左传》说，礼如果是先王未曾制定的，也可以依据义理创制。陛下的德行达到圣人境界，地位是天子，那么依义理创制礼制，本来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如今陛下又询问臣制定适宜礼制的时机，这就是臣迟疑而不知如何回答的原因。臣听说，君上喜好节操义行，人们不必劝勉便会自我砥砺；朝廷有爵位和赏赐，士人即使劳苦也不会畏惧。可见使人不趋逐财利而乐于建功，也只在于陛下用来鼓舞他们的方法罢了。至于汉代长期任用官员，可以考核吏治；隋代设置义仓，可以抵御灾荒，这些都是适用于今天、可以优先施行的良法。兵役释放的范围日益扩大，服饰器用没有节制，这是违背古制而最严重的弊端。良好的制度应逐渐恢复施行，违背古制的弊端应缓缓革除，施政的善法应当一定如此。

译以上这些事项，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也是当今的急务。臣已经大略谈过了，陛下又以天下广大、百姓众多来策问臣，担心还有尚未萌发而应当预先防范的事情。臣到这时才看出，陛下之所以询问臣，难道只是为了写无用的空文、听可喜的高论吗？陛下还要深谋远虑，考虑尚未发生的得失。只是臣愚昧，哪里足以认识到这些呢？即便如此，臣仰观陛下即位以来，仁德深厚，政事良善，风俗美好，致力于施行宽大的法令，全部惩治苛刻扰民的官吏，百姓如同赤子一般，蒙受天地父母般的恩泽，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然而臣深切忧虑，郡县中负责防守边远地区的官吏，有的不能明白朝廷的旨意，妄称陛下厌恶严明察究而喜好简易，专门施行优游软弱、迟缓姑息的治理，以至于看见违法之事不举发，听到恶行不查察；追逐竞争的人借此矫饰自己以求取名声，偷懒怯弱的人则习惯于借此蒙受侥幸。这种风气一经传播，便会流于姑息，这是臣最为害怕的。愿陛下惩治这种流弊而堵塞其源头，端正根本以禁止末流，做到像汉宣帝那样治理，赏赐必信、刑罚必行；像唐太宗那样治理，屈己听从劝谏。这就是消除祸患的大略。臣愚昧而不懂避讳，又把这些附在篇末，只希望陛下裁择并予以幸察。” 御史中丞王安中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得好的古代时代，君主凭道来任用天下，臣下凭法来治理天下。道不能凭空施行，必定要由道制定法；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必定要由臣下守法。法令施行而下面不能遵守，君主就劳苦而臣下也不知道勉励；三代以来，从没有这样而能够治理好天下的。臣私下观察，陛下有尧的仁慈，有舜的孝道，有夏禹的勤俭，有周文王的谨慎，又承接祖宗流传下来的恩泽光辉，继承熙宁、元丰年间圣明的事业，礼制完备、乐制成功，失坠的典章全都得到恢复，天地顺应，年谷屡次丰收，本来可以在清静深远之处积蓄心思、陶冶精神。然而陛下临朝听政，常常直到日暮还顾不上进食，忧虑劳苦之色显现在玉色面容上。退朝后到了便殿，又亲自提笔书写，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每天有几十项之多，细微隐秘的事情，也必定牵动圣虑。虽然天德刚健，勤劳于万机，但臣私下认为，陛下的处境也有不得不如此、不能自行停止的原因。为什么呢？根本在君上，末端在臣下；要害在君主，细务在臣下。臣曾经观察今天做臣下的人：与陛下共同享有的是天子之位，与陛下共同治理的是上天赋予的职责，与陛下共同享用的是天子的俸禄，而专心一意、清白无私地承受并辅佐圣德的人是谁呢？能够同心敬业、和衷共济来协助治理万事的人是谁呢？” 以道侍奉君主而承担治理天下责任的人是谁呢？情意相同的人彼此寻求，利益相同的人彼此亲近；卓异独立的人不被容纳，曾有微小嫌隙的人也不被宽恕。逼迫挟制、妄自尊大的风气，积久以来还没有消灭。背弃公义而徇私，倚仗权势而依附朋党，见到利益就忘记道义，献媚谄谀而丑诋正直，结党联合、互相倾轧的习气，到如今仍然炽盛。难道没有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的人吗？却还互相告诫要保全自身；难道没有忧虑国家、爱护百姓的人吗？却还彼此相告要等待命运安排。这样，利益由谁来兴办？弊害由谁来革除？政事由谁来修治？纲纪由谁来端正？陛下虽然有尊贤重才、继承先王而升降任用人才的意旨，但平等进用的道路已经堵塞了。陛下虽然有激励世人、磨砺庸才、辨别流品的意旨，但爵位名器的授予已经轻滥了。陛下虽然有崇尚宽厚、尊重德行、勤恤百姓的意旨，但恩泽流布的源头已经堵塞了。陛下虽然有亲自节俭、节省费用、使百姓富裕、使国家充足的意旨，但财利的积聚已经耗损了。朝廷任命官吏，士人有的困于没有门路；吏部注授官职，众人又被没有空缺所阻。姻亲关系曲折转圜，选择有利之地做官；有劳绩的旧臣和贫寒困窘之士，终年坐等。平等进用之路堵塞，正是如此。赏赐不一定能够劝勉能干的人，官职不一定与所办事务相称，胥吏、史官这些卑贱之人升到上大夫的，比王廷中的士人还多；给使等冗员多到横列其间，混杂在公卿大臣之中，名器轻滥，正是如此。徭役不按时兴发，却以差役改为募役；物资不按时征取，却以摊派配给的方式强行买卖。富人设法变卖平常产业，贫人没有办法维持生活，百姓习惯于犯法，动辄侵夺财物以充实自己；官吏则侥幸乘机，动辄借事牵连而作奸，恩泽壅塞，正是如此。天地之间，所能生出的财物有一定数目；四方的物产，其利益也有一定限度。既然已经把财物聚集到这里，就必定会使那里枯竭，何况俸禄给得丰厚，财源一经开启，兴办事务的费用又任意扩张。掌管财政的大臣，除了指望应付支出之外没有别的策略；负责漕运的使者，除了侵夺封桩库储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这能够作为长久之计吗？只不过暂时没有事情发生，侥幸罢了。财利耗损，正是如此。凭借祖宗基业的深厚、神考制作的盛大，又由陛下的圣明承继下来，而天下的事情徒有文饰、成效却不能达到，名声美好而实际不相称的情况，将不止这些。臣姑且只举其中大的方面。至于有志之士，他们日夜寝食不忘的思虑，是四方万里之外、朝夕所系念盼望的事情。陛下天聪天明，没有什么照察不到，为什么不也遵循根本来治理呢？臣看记载礼制的人说，以大臣纠正下属，以小臣守住自身，是国家的财富。” 这就是说，大臣能够端正下属，小臣能够守住本分，那么仁人贤士就会到来，国家不会空虚；政事能够建立，财用就会充足。禹告诫舜说：‘谨慎对待你所处的职位。’又说：‘辅弼大臣要正直，并让正直的人相继辅佐。’这就是说，任用官员必须审慎；所任用的辅弼如果正直，那么每次举动必定会得到众多而盛大的响应，所等待的志向也就能够实现，不会有人违抗命令。周穆王命令伯景时也说：‘从前文王、武王在位，聪明睿智、齐圣完备；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贞善良之心；他们身边侍奉、驾车、跟从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正直之人，并且把这种正道推行到百姓，于是万国都得到福祉。’这就是说，内外都得到忠良正直的大臣，号令就必定善美，百姓也因此顺从治理。那么，今天的事务还有什么比这更应优先的呢？臣希望陛下打开众多正直之士进用的门路，确立至公无私的原则，尊崇奖赏尊敬君主、亲近上位、忧虑国家、爱护百姓的臣子，抑制并断绝喜好同党、憎恶正直、背弃公义、徇私舞弊的风气。这样，国家治理的成败、百姓生活的安危以及群臣下属的真情和伪态，就都能完全呈现在陛下面前；陛下亲自以刚健的德行，体察上天之道，观察四时运行，顺应盈亏消长的规律，随时变化裁制，神妙而明察地施行，以沟通上下的意志，适应万物的需要；按照名分来责求实际，简约文饰而归于质实，长久坚持，依靠众人守持，那么太平教化就会日益兴盛，无为而治的功业便可实现，家家给足，人人富裕，刑罚可以搁置不用，直到海角的百姓没有一个不蒙受福泽。” 臣本来出身疏远卑微，承蒙陛下亲自擢拔，任命为中执法；臣区区的愚见，实在不敢凭空臆测来贡献微薄的报答。臣所陈述的，都是天下人想要向上表达的意见，而且还只是其中的大略。只希望陛下留心裁察，臣就很荣幸了。”

译刘元承论述崇尚意见相同的弊害并加以劝戒说：“臣恭敬地看到，献上新年纪元的年号叫作‘政和’。这件事是从神考考察古制、创立政事开始的，历代相继承接到今天，斟酌增减，终于达到中正，这就是‘政和’的实际含义。然而臣听说，调和与相同不同：彼此有异而能够互相补益、可与不可相济，叫作和；一味说可、说可，或一味说不可、说不可，叫作同。从前朝廷开始立法时，用意十分美好，可是议论政事的大臣却不替国家深切珍惜，只顾迎合以成就自己的私利，往往过分顺从承受，渐渐失去了原来的用意，这就是崇尚相同的弊害。幸而陛下神明圣睿，亲自挥写诏翰告诫有司，斟酌前后各方面的适宜之处，全部依照中正的制度办理，于是一代典章终于成为完备的文书，各项政事都趋于调和，恰好实现于今日。相同，是担忧自己的说法不能合于一己私意；调和，是只以义理所在为准，遵循天下的公道。愿陛下明白诏令群臣，各自使内心公正，务必竭尽忠实，不要有的人徇私而造成盲目附和；凡有建树，不要害怕别人说可或不可，要共同参酌而达到最恰当之处，以符合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之义。这样，政和的功效就会超过前代。《诗经》说：‘不争竞，不急迫；不刚硬，不柔弱；施行政令从容优和，众多福禄都来聚集。’这是说商汤的政治和谐，因此获得上天福佑。” 只希望陛下留心察看，天下就万分幸运了。” 太常少卿李纲上奏说：“臣听说，忠臣不躲避诛杀而进行正直劝谏，所以能够挽救患难、谋求安定；明君不因进言者的身份而废弃其言论，所以能够汇聚众人的智慧力量来帮助自己。臣愚昧而忘却生死，愿贡献区区忠诚，只希望陛下留心察看。臣因太常的职事赞助、引导郊祀祭祀，私下看见陛下在太庙十室举行裸献礼，圣心感动，眼泪鼻涕纵横流下；陪祀的臣子仰望圣容，也跟着悲伤。但臣认为，陛下如果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功劳，就一定会考虑如何持盈守成；仰慕神考辛劳的德行，就一定会考虑如何继承其遗志、述成其事业。何况宗庙社稷的根本、百姓生计的大计，难道能不深思熟察吗？臣看到，陛下自即位以来，追承先帝功业，对于持盈守成、继志述事，无所不用其极。远则想要抒发祖宗长期以来的愤懑，近则想要完成神考留下的谋划，趁契丹衰亡之机，收复燕山旧境，这确实是不世出的功劳，是极其盛大的举动。然而谋划事务的大臣动辄错失机会，统率军队的将领多违背指示，粮饷运输有飞挽之劳，馈赠贿赂又有贪婪之患。金国背弃盟约，告急文书接连到来；常胜军失守，存亡还没有定数。燕地以南，没有高山、深林等险阻可以作为屏障；大河以北，连年有盗贼，郡县因此一片萧条。假使敌国军队像刺猬和蚂蚁一样聚集，侵入边境、逼近疆界，将凭什么抵御他们？这确实是宗庙社稷危急的时刻，是陛下侧身而坐、急切求取意见，忠臣义士奋不顾身报效国家的日子。臣私下听说，陛下有诏召集侍从之臣聚议，各自陈述所见上报，可见陛下忧劳焦急、慨然准备采纳使用群臣意见。臣身为众多僚属中疏远卑贱的一员，不能参与议论，私下自我悲伤，长久怀抱孤忠，考察古今，参照天人之间的关系，日夜思考此事，已经非常周详。仰承陛下知遇之恩，难道忍心缄默不言，以图报答万分之一吗？臣冒着越职犯分的罪过，进献至诚之辞，只希望陛下宽恕臣狂妄浅陋，并详细择取其中可用之处。臣私下认为，当今抵御戎敌的急务，虽然在于选拔将领、激励士卒、多方防御敌人，但关键还必须治理根本，敌人才可以制服。杜牧所说‘上策莫如自治，而把轻率出战作为最下策’，确实是明白的话。前面的事情已经无法后悔，后面的事情还可以谋划。臣认为治理根本有五条：第一，端正自身以收拢人心；第二，听取言论以收罗士人任用；第三，积蓄财物粮食以充足军储；第四，审慎发布号令以尊崇国势；第五，施加恩惠以平息百姓怨恨。” 臣所说的端正自身以收拢人心，是指近年来运输花石，车辆首尾相接；营造修缮宫室，斧头从不停歇；制造器物用品，务求极尽奢侈精巧；赏赐的费用没有限度；宴饮游玩的享乐，比从前增加了一倍。这些事情都在上面加重了陛下的盛德，在下面失去了众人的人心，侵蚀耗费国家财物，削弱斩伤百姓力量，日积月累，逐渐造成今天的祸患，并不是偶然的。孔子说：‘一旦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人就会归依仁德。’又说：‘修养自己来使百姓安定，即使尧舜恐怕也还担心做不到。’以上这些事情，不过都是陛下耳目所玩赏、供嬉戏的器物，在具体事务上看似很轻，然而实际上却损害天下的大计，在国家体制上极其重大。把它们斥退罢除，只在一念之间，出自圣心，又有什么困难？这道命令早晨施行，人心晚上就会改变。所谓克己复礼而使天下归仁、修养自身安定百姓而与尧舜并隆，陛下难道不能优然做到吗？臣愿陛下降下明确诏令，停止花石运输，暂停营造修缮工程，减少制造器物的机构，节省赏赐费用，节制宴游享乐；凡是应奉之物，一律禁止。如果前面这些事情已经下诏停罢，还愿陛下再加上至诚恻怛的心意，深刻反省过去的过失，不要因为形势稍稍缓和就重新施行；关键在于使众人一定相信，上可以彰明圣德，下可以收拢人心，可以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所说的听取言论以收罗士人任用，是指近年来禁忌和顾虑很多，人才越来越少，谄媚迎合的言论日益进用，忠直耿介的话却听不到。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多种疾病一同侵袭，却不寻求使人昏眩的药物来治疗，反而希望疾病痊愈，是不可能的。中等才力的士人，正需要得到尊崇奖赏，才敢竭尽才能，何况又受到摧抑，谁还肯进献忠言？因此，大臣把顺从君意当作尽职，不肯劝谏；小臣把畏缩退避当作得计，不敢发言；侍从官员只想着荣宠而谋求自身，台谏官员则拿琐碎小事来敷衍塞责。耳濡目染，逐渐造成今天的祸患，也不是偶然的。” 《尚书》说：‘君主能够听从劝谏，就会成为圣明之主。’

译《左传》说：‘周武王有直言诤谏的臣下，因此国家昌盛。’ 凭陛下的圣明，招致群臣的各种意见，广泛听取劝谏，就能更加圣明，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能办理的呢？臣曾听孔子说：‘我出兵作战就一定胜利。’孟子说：‘听说凭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就能拥有天下，却没有听说拥有千里土地还要畏惧别人。’何况凭天下这样广大，难道还要畏惧别人吗？如今贤士大夫，有的困居于低级官职，有的隐遁在山林泽薮，只因为认为陛下没有至诚听取任用他们的意愿，于是都闭口不言。平日陛下所采纳谋略、听取任用的，不过是左右近习之臣；陛下结合今日的事情思考，这样果真能够有所成效吗？臣愿陛下降下明确诏令，征求忠诚正直的言论，延请草野之士，允许侍从官共同推荐，也允许士人自行推荐。将他们引到便殿赐对，不拘定时日，使他们充分陈述自己的见闻和主张；陛下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正确的就施行其策略，随即加以擢拔任用；即使言论不正确，也应加以慰劳而不要再斥责。还应在诏书中明确写出，哀悼过去求言却加以罪责的过失，各种禁忌一律废除。上可以扩大圣明的听闻，下可以收罗士人而任用他们，可以吗？臣所说的积蓄财物粮食以充足军储，是因为臣听说，人靠财物聚集，军队把粮食视为生命。即使有良将精兵，没有财物也无法驱使；即使有坚固的金城汤池，没有粮食也无法守卫。” 财粮的储备，平时尚且不可拖延，何况如今用兵抵御敌人，作为持久作战的计划，更怎能延缓呢？近年以来，费用开支没有节制，侵耗一天比一天多，钱财匮乏而府库空虚，粮食散尽而仓廪枯竭，物力已经耗尽，人心惊恐疑惑，就像处在汹涌不定的风涛之中。如今军费究竟从哪里筹足，臣不知道陛下将从何处取得。若取自内帑，内帑终有用尽之时；若取自封桩库，封桩库已经没有储备；若取自开闭敛散的理财办法，▯货之法已经用尽；若取自横征暴敛的政令，我的百姓已经困顿不堪。现在正应当厉行节俭，作为使费用充足的办法。近来设置机构讨论此事，却失去了事情本末先后的次序，凡是裁减的项目，都是零碎罗列，只涉及百分之一二，而真正所谓无名之费、不急之务，却从来没有裁减。何况权臣、贵戚和近幸之臣一开头便援引旧例加以阻挠破坏，于是只有裁减的名义，没有裁减的实际，怨言毁谤纷纷而起，这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如今形势已经十分紧迫，屯驻军队数十万，粮饷、赏赐，费用无法计算，又将取自我的百姓，像前日征收免夫钱那样，那么四方盗贼就会环视而起，难道不是自取祸乱吗？臣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像臣先前所陈述的那样，既然罢除花石、营缮、制造、赐予、宴游、应奉等事务，就明令有关官署，把平日各项钱物全部归入版曹，另立项目桩管，专门供给军费；御前不再索取，有司不得进呈关子；有违背诏令的，严加依法处置。又下诏令宰执和文武百官的俸禄、米麦减半；宰执以及观察使、待制以上的官员，在京城有产业的，仍命令各自进献家财，以补助国用，事情平定后立即发还。在京城的上户愿意进献的，听任其进献，并优先授予官职。又下诏令各路漕臣把上供的斛斗以及从御前拨下的钱帛，立即在淮河、浙江沿线各州军以高价购买粮食，多方筹措，装粮的船只连夜启运，以充实中都的防守，施行时不要被浮薄的议论阻挠。钱财粮食充足，军队储备有余，外患就不难抵御了。臣所说的审慎发布号令以尊崇国势，臣听说人主深居九重之中，能够统制万邦、役使民众，最大的凭借就是号令。号令，是国家的纲纪；在天表现为风雷，在人表现为血脉。风雷运行不失次序，万物就能化育；血脉运行不违背规律，四肢就能运转。所以人主对于号令，必须审慎周详而不轻率发布，这样威信才能树立，国势才能尊崇。臣下仰望君上，如同仰望上天，只听从它的命令；百姓看待君主，如同身体听从心的指使。这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常道。近年以来，发布号令，起初根本没有审慎考虑，早晨下令晚上更改，起初就没有必要实行；秘密降下的诏令从旁边另行发出，而三省、枢密院都不知道。又用严厉的法律束缚他们，使给事中、舍人不敢驳正。元丰年间整顿确定三省、枢密院的制度，都是为了奉行天子的号令。二三位大臣以及给事中、舍人的官员，都是陛下亲自选择并信任的人。号令发布时，二三位大臣有时不能参与商议；号令施行时，给事中、舍人的官员又不能履行职务。这样一来，朝廷便形同虚设，政事的发布也因此有了许多门径。前后相互抵牾，先后彼此错乱，有关官署疑惑而不知趋赴，四方也无所适从。陛下正以总揽权纲为得策，却不知道国势已经卑弱了。臣希望陛下深入考察神考设置官职的本意，每次发布号令，都必须同二三位大臣谋议，不要让不合适的人参与；如果号令尚未妥当，给事中、舍人应当能够审查驳正。使命令一经发出就只管实行，不再有反复改令的讥议。赏赐必定公正，刑罚必定严明，减少并去除个人私意，那么州县的将领、官吏、士兵和百姓，就会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外来的侵侮便不难抵御了。臣所说的施行恩惠以平息民怨，臣听说百姓依靠财物生活，就像鱼依靠水才能存活一样。君王的恩泽深深施及百姓，譬如江湖广大绵延、悠远无边，鱼儿在其中彼此相忘，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不过是使用财物有节制，取用财物有正当的途径，不夺取百姓赖以相互生养的东西罢了。近年以来，费用开支已经很大，从百姓那里征取的，除了常赋之外，名目繁多。绵絮丝帛方面，有和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付燕山和买；米粮方面，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和籴、应付军粮和籴、拨发辇运司和籴；名义上叫作预买，实际上没有钱可以摊派，名义上叫作和籴，实际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每次都压得更低，又用官告、度牒、钞书折价抵充，由各家共同分摊，全都是徒有名目而没有用处的东西。此外还有茶盐摊派课额，贪赃的官吏和狡猾的小吏借机侵吞搜刮。一家的财产，随着贫富高下被征取到这种程度，想让百姓不挨饿受冻、不流离转徙，做得到吗？东南百姓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那些用水路运输、陆路车载的，又都是花石纲、应奉等不急需的物品。愚昧的百姓不知道内情，只认为夺去了他们父子、兄弟、夫妻赖以互相养活的财物，连极细微的钱财都搜刮殆尽，却像泥沙一样挥霍，用来供给浮泛的费用；想让他们不产生怨恨毁谤，怎么可能呢？因此前些年江浙一带大盗一声号召，跟随的人就像暴风骤起、云雾聚集；东北一带的盗贼聚集，到现在仍成为祸患，原因就在这里。如今边境震动，形势惊急，人心惊恐疑惑，深怕贫困的百姓再次起而为盗，那么腹背同时受患，拿什么来支撑应付呢？

译臣希望陛下明令州县，凡是多年积欠的负债，一概予以豁免。近来下达的办理财利指挥，如钞旁钱、免行钱、醋息钱之类，一律停止，或许可以使民心安定，使奸猾之人不能借机动摇民心，这是不可拖延的办法。臣先前所陈述的五件事，如果陛下加以详察并施行，那么所谓最好的策略莫过于先治理自身国家，其大概已经全部提出了。要把危局变为安定，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至于选拔将领、激励士兵以及多方抵御敌人的策略，臣请为陛下陈述其大略。抵御敌人的策略有十条：派遣有智谋权略、平素为天下人所信服的大臣担任统帅，统领所有将领，听从他的节制调度，推毂授予兵权，不从中间加以牵制，使军队的力量不分散，这是第一条。选拔各将中勇猛有谋略、平素为士卒所信服的人，分别统率所属部队，占据险要之地，使缓急之时首尾能够相互呼应，可以抵抗敌军。将领不足，就招募大小使臣、武举及第者或曾经建立边功的人，召来询问其谋略，提拔任用，这是第二条。派遣京畿的禁兵，不足时就挑选各类厢兵中从事杂役而强壮的人；还不足，就征发河北以及京畿的保甲；仍不足，就招募百姓中愿意当兵的人，务必使兵力数量众多，扩大声势，使敌虏无法测度；又用羽檄征发天下军队，全部赶赴京畿，使国家没有外重内轻的忧患，这是第三条。依靠黄河作为屏障，在附近州县屯驻重兵，营垒彼此相望，以保卫京师；采取稳重持守的方针，蓄养威势，不与敌人交战，等到敌军粮食耗尽、势力衰弱，然后再谋划对付他们，这是第四条。屯戍将士的粮饷、钱帛，都由中都供应，优厚地加以抚恤，不要使其缺乏；另行设置将兵，负责保护粮饷运输道路，这是第五条。黄河沿岸的州郡，要选择平素有威望才干、可以委任的守臣，撤换疲弱懦怯的人，允许他们临机便宜行事；事情如果到了朝廷却没有合适的人，就从外地召回那些起用无门、闲置废弃的人，务必协力公办。从内心推举选拔，这是第六条。招募文武小官中有胆略、智慧和辩才的人，授予较高爵位，出使军中，言辞谦卑而赠送厚礼，再次约定和好，以延缓敌军进攻的日期，使我方事务能够办妥，这是第七条。河北各郡，命令他们坚固营垒、清除野外物资，使百姓进入城堡保卫；敌军进来没有任何收获，粮饷也会有耗尽的时候，强敌人数虽多，也难以持久，这是第八条。根据地图考察地形和形势，命令并塞各道控制交通要冲，扼守敌军归路，骚扰其粮饷运输道路，使其退兵时有所忧惧，不敢深入，这是第九条。西夏军队窥伺中原已经很久了，趁着我方的事变，怎么知道他们不会产生跳踉进犯的念头？如今起用西部军队，又召集那里的将帅，他们如果侦知此事，胆敢肆意猖狂，再增添一种祸患，那么陕西、河东各路就不能不加以防备，这是第十条。这十条策略，虽然是迂腐儒生的寻常议论，然而不可不加以察看。还希望陛下召集久经战阵、懂得军事的人，同朝廷深加谋划。从前汉文帝时，匈奴大举入侵边境，于是命周亚夫等三位将军驻军防守上棘门、细柳以备胡人，文帝亲自去慰劳他们，礼节完成后才离去。臣希望陛下命令将帅统领六军，屯驻在京城近郊，训练士卒；陛下亲临讲习武事，振扬天子的声威，以激励士气，用镇定来镇抚他们，用威严来面对他们。用兵本来就有先造成声势、然后再采取实际行动的办法，这也是一条策略。夷狄背弃盟约、侵犯边境，自古以来就有。唐太宗时，突厥颉利可汗把马赶到渭水饮水，距离长安不到一百里，太宗带着六名骑兵亲自到渭水边迎击折挫他，颉利于是逃走。本朝景德年间，契丹侵犯澶渊，距离都城才几座驿站，真宗渡过黄河亲自出征，契丹于是讲和。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正义的一方声势壮盛：我方在道理上正当而且有所准备，士卒的内心奋发激励，气势自然足以吞并敌人。臣希望陛下先把治理自身国家放在心上，而把抵御敌人作为余事。治理国家的策略，尤其应当把收服人心放在首位，不能认为这不是今日用兵的急务。从前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侵犯他，他用皮币、珠玉、犬马侍奉狄人，却仍不能免除侵扰。太王说：“狄人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于是离开邠地，迁居岐山之下，跟随他的人多得像赶集一样。如果不能得到人心，即使想躲避狄人，又有谁愿意同他居住呢？何况想要汇聚众人的智慧，协同众人的力量，使将帅不顾生死，士卒听从命令，士人抱有死战的决心，百姓没有离散之心，用来抵御难以制服的敌人，这都是为了宗庙社稷和百姓苍生的大计啊！希望陛下不要忽视。臣听说，良药入口苦，却有利于治病；忠言听来逆耳，却有利于实行。前事的验证，就是后事的借鉴。臣在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时，因都城发生暴雨洪水的灾变，曾经具状奏请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招纳正直的言论，并请求趁侍立时到陛下面前直接奏事；臣区区的心意，确实有想要陈述的事情。臣当时认为，阴气过于盛大，恐怕会有盗贼猖狂、夷狄欺凌侵犯、发生战争的事情，不能不加以警戒。既然已有征兆而事情还没有显现，就难以公开明说，所以想当面奏陈。因为害怕被贬谪到远方，即使小心谨慎地任职，也抱着愚拙之心而不能自行表达。到了今天已经七年，盗贼和夷狄的祸患果然如此，这才知道天人之间的联系不可以欺罔。只有先端正君王，纠正国家的事务，对上可以感动天意，对下可以感动人心。正处在天意、人心决定去留的关头，丝毫不能迟疑；感动上天要靠实际行动而不是文辞，感动人要靠行为而不是言语。此事正关系今日，臣希望陛下在万机之暇，半夜起身，抬头思考祖宗辛勤劳苦、积累创建的基业以及托付给陛下的重大责任，低头思考使子孙繁衍众多、国家万世无穷的计策，并对臣这卑微的言论留意。内心精微的想法，不是书面文字所能完全表达的。陛下清闲安燕之时，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让臣进见答对，使臣能够竭尽心意，以报答陛下的盛德。伏望圣上慈爱，特地下达睿旨，允许臣不必隔班、先行上殿，并参与众人会聚议论，或许樵夫采薪者的言论也能有一点微小的补益。即使臣在死后，也会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感到欣慰；这不只是臣一人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冒犯天威，臣实在战栗惶恐到了极点。

译李纲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下达诏书，不属于元丰官制事项的增置官局等事，命令大臣索取具体条目和规划措施上报。这可以看出陛下深思治理的根本，并有裁减省并官局的意图。又下诏令内外官司建立旁通格目，命令各自详细编具元丰、绍圣、崇宁、政和年间财用的收入、支出、现存和侵耗的实际数目上报。这可以看出陛下深思国家的财政，并有均衡节制财用的意图。恭敬地想到，陛下具备聪明睿智的资质，承受太平熙洽的时运，继承神考的志向，遵述神考的事业，所要施行设置的也不过如此。然而，遵循制度、彰扬功业而率先实行神考的事业，其中已经有意而尚未完备的，就增益光大、润饰推广；建立制作，法度礼乐，凡是历代帝王不敢轻视的事情，都全部举而实行，以便在当世大有作为。既然如此，增置官局，就不能不增加支费；财用不能不扩大，这确实是事理所当然。如今绍述神考的道路，没有不完备的，政令已经建立，法度也已经彰明；教化已经推行，礼乐也已经显著。陛下蓄养精神，清静自守，心胸明朗开阔，日益推行清静无为的教化，那么就应当去除浮华而充实根本，正如春夏收藏成果而转入秋冬，年功因此完成。裁减官局中多余的人员，以严肃治理的根本；节省财用中的浮泛浪费，以宽裕国家的财政，这也是事理所当然的。应当深深牵动圣心，命令朝廷大臣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事务来议论。然而臣私下认为，始终不变的是道，随着时势迁移而不停留的是时。拥有天下的人掌握道来统御众人，必须能够体察道的常理；治理天下的人顺应时势创制法令，必须能够通达时势的变化。陛下继承神考之道，把它落实为德业，本来将要传之无穷、施之无尽，以作为万世的训则。若以熙宁、元丰时期同今日相比，那么人口的增多、事务的繁杂巨大，哪里只是相差一倍两倍而已呢？既然如此，裁减官局、均衡节制财用，本来就不能完全按照熙宁、元丰时期来衡量；何不也用道来衡量，用时势来估度，随着盈虚而有所损益，只以合乎义理为准，确立适中的制度，使其没有过分或不及的弊病，那么今日这项举措才真正有实际意义。臣愚昧，伏望圣上慈爱，亲自诏令二三位大臣，仔细谋划，反复思虑，使可行与不可行在事情发生以前就相互调济，使号令发布以后一定施行，斟酌调整制度，使其适合中正之道。官局中可以裁减的就裁减，但一定务求合乎人心；财用中可以节省的就节省，使之不损害国家体制。以道为公，只遵从义理，形成一代宏大的规制，以彰明陛下建立和运用皇极之道，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幸事了。” 那就非常幸运了。《历代名臣奏议》卷第四十四。《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第四十五。明代杨士奇等编撰。治国之道。宋钦宗即位初年，李纲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承受上天的命命，安抚治理万邦，天地神祇永远有了依归，华夏和蛮夷永远有了奉事的对象，神灵与人都交相庆贺，四海内外共同欢腾。道君皇帝体察大道、效法古人，顺应天意、依从人心，毫不迟疑地把帝位传授给陛下；传付大位之际，光明清楚。即使尧禅让给舜，又怎么能超过这样呢？向下看汉唐，也没有谁足以相比。这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祥瑞，也是天下百姓的福分。然而臣私下认为，陛下居于春宫、主持太子之位，至今已经超过十年，孝敬友爱的美德确实闻名四方，英武伟岸的姿态也久已为众人所称道。道君皇帝眷顾保佑同心同德的陛下，正值艰难之际，把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寄托交付给陛下。上天的归向，难道只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吗？可是如今强大的敌人欺凌进犯，边境极其危急，奸邪之人充斥朝廷，君子的正道消退，法度纲纪荡然无存而没有统纪。陛下登上帝位，正处在这样的时势，难道能够不对上顺应天心、对下顺从民意，在外排除强敌，使边境的祸患安定；在内诛除奸邪，使君子的正道兴盛，以符合道君皇帝把天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吗？近来道君皇帝下达罪己诏，罢除不急之务，免除烦苛的政令，废除聚敛苛刻的法令，招纳忠诚正直的言论，讨论抵御敌人的策略，已经在前面倡导了；陛下不能不在后面加以响应；既然已经在开头创立，陛下就不能不在最后继承完成。正如尧禅让给舜时，讨论共工、鲧、驩兜、三苗的罪过，事情都发生在尧在位时，但要诛罚这四个罪人，使天下人都心服，必须等到舜在位以后，才能进用元凯，修明法度，使四方的眼目都能看见、四方的耳朵都能听见，百政和谐，万邦安宁，从而成就垂拱无为的治理。臣仰想道君皇帝既然已经为了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亲自御笔书写，悔恨前日的过失，把诏书发布四方，丝毫没有隐瞒他的意旨，那么像童贯这样的左右恩宠之臣，制造边事，养成祸根，多次使王师覆败，给宗庙社稷留下祸患；他擅自招揽权力、倚仗势力，首先谋划用兵，却凭借佞幸身份占据师保的职位。像王黼、蔡攸这样的人，以穿墙盗窃般的低劣资质，怀挟奸雄的谋略，制造奇技淫巧来动摇皇上的心意，运输花石、竹木来聚敛民众怨恨。像朱勔这样的人，强行夺取百姓田地，搜刮财物贿赂，剥削下民来奉承上级，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像李彦这样的人，依恃皇帝私人的宠爱，专擅威福大权，招募军队自我防卫，失去了禁军的民心。像高俅这样的人，罪行确实同四凶相当，应当在两观施行诛杀。陛下因为他长期在道君皇帝左右的缘故，不想诛杀，也应当把他流放到遥远的地方，以端正法典刑制。可是自从陛下即位以来，至今已经多日，寂静无声，还没有听到决定性的诏令。群臣之心都忧虑疑惑。”这样怎能仰望并符合道君皇帝托付的本意？怎能对上回应天心、对下顺应民意，使边境之地感怀我朝的德行与威势，犹豫徘徊而不敢进犯呢？臣愚昧，伏望陛下运用君主的权纲，以光明正大的智慧洞察一切，为宗庙社稷和百姓苍生的大计，作出裁决并施行。天意明显回应，人心喜悦服从，那么边境之患便不难抵御了。从前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七天就诛杀少正卯。如今陛下即位已经多日，却还没有施行虞舜的政事，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至于宰相、台谏之臣，也应当罢免斥退，谨慎选择合适的人，以协助革新政治。为什么呢？天下的事务，只有宰相能够推行，台谏能够进言。坐在朝廷之上，与天子共同裁定可否的，是宰相；站在殿陛之间，与天子争论是非的，是台谏。宰相不能履行职守，又凭什么衡量百官、安抚四夷？台谏不能履行职守，又凭什么纠察官员的邪曲、劝谏君王的过失？冒领宠禄而尸位素餐，对国家没有补益，闭口不言，以致危及宗庙社稷，这种罪过难道还浅薄吗？臣私下看到道君皇帝深深痛悔从前的过失，想要收服天下人心，于是下达哀痛的诏书，其中自责的话语令人不忍听闻，仰头读诏的人都为之掩面哭泣。这确实是夏禹、商汤那样的用心。忧惧到了极点，以至于因此得病而退位，退居旧宫。君主如此，而宰相、台谏之臣却安然如故，坦然不以为怪，这是什么道理？譬如庸医治疗疾病，已经把人置于危困之中，却还顾念财物贿赂，为自身打算，不忍离开，又担心别人取代自己；这样想求得病情痊愈，怎么可能呢？如今的计策，正应当深入访求、广泛采纳，在闲废、疏远、卑贱之中寻求人才，所谓提拔士卒为将领、提拔谏士为宰相，正是今日的急务。希望陛下留心明察。臣愚昧刚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是喜欢读书，深入考察古人的论议，对天人关系私下有所见解。从前任起居郎时，因都城暴雨洪水、灾变极大，曾经具状上奏，请求趁侍立时到陛下面前直接奏事；臣区区的忠诚认为，阴气过于盛大，恐怕会发生盗贼、夷狄、战争之事，已有征兆但尚未显现，难以公开明说，所以想当面奏陈。不久担心被贬谪，拳拳的忠心无法自行表达。离开国都七年，盗贼和夷狄的祸患接连如此，于是知道天人之间的联系如同符节相合，不可欺罔。请允许臣把近年以来天人之间的征兆以及今日的事情，详细说给陛下听。崇宁年间，蚩尤之旗出现，长达半边天空；宣和初年，夜间有赤色云气升起，从西北延伸到东南，这些都是战争的征象，灾祸很大而应验较迟。今年冬至时，荧惑星进入南斗，端诚殿举行称贺礼时，猫头鹰在朝廷中鸣叫，这些都是不祥的征兆。只有端正内心、修养德行，大力进行变革，才能消除祸患，导引并迎来福祥。从前宋景公有三句善言，荧惑星因此退后三舍，这是必然的道理，不可忽视。陛下传位之初，前两天昏暗阴翳四处弥漫，阳光不明，阴惨之气无风而使人战栗；到傍晚太阳落下时，红光四散流溢。这是君道衰弱、政议尚未决定的征兆。陛下即位那天，太阳出现五色光晕，带有黄赤色的光珥，两个日影相互摩近，正与艺祖受命时的征应相同，这是上天与人事协同赞助的符瑞。然而陛下御临垂拱殿，接见群臣以后，蒙昧之气四处升起，暴风从西北刮来；第二天越过这个时刻，天气清润，日光腾辉，明亮却未完全融和；正午时蒙气又出现，到傍晚才消散。臣私下按天象之法推求，太阳是君主的象征，君主应以刚健光明为治道；君道光明，太阳的光芒就盛，群阴就会潜伏。如今出现这样的情形，大概是因为陛下即位之初过于谦退自损，尚未总揽权纲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