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四

译臣恭敬地看到，故追赠尚书令、谥忠献公韩琦，当仁宗年事已高而储嗣尚未确立时，韩琦身居辅相之位，自担忧责，舍弃自身、忘却家室，不顾触犯嫌疑和忌讳，请求确立国家根本。多年以来，他这方面的言论多得无法尽数。他又曾引用《孔光传》，进献汉成帝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为太子的事情，最终感动仁宗的天心，使仁宗觉悟，又使英宗从宗藩中被立为皇子。假使韩琦像众臣一样犹豫畏缩，只打算保全身体、妻子和子女，在几个月的迟疑徘徊之间，国家的安危大局实在难以预料。这是韩琦的功劳，也是万世的功劳。恭敬地想，英宗皇帝从隐微之处出来承受天命，这是上天所命，用来开启无穷的佑助。作为臣下，难道有什么功劳吗？然而圣人认为，天命一定要借助人的力量来发动，所以把功劳推归臣下。既然如此，本来就应当考察是非，比较难易，核实事情真相，才可以向天下显示，并使后世信服。韩琦和当时在位的人去世已经很久了，却有贪图功劳、侥幸邀宠的人出来夺取这份功劳。元丰三年，故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上书说，他父亲在至和年间曾与三四位执政大臣请求册立皇嗣，这项议论当时已经确定，希望公布彰明先臣忠烈的奏书。” 奏书送入朝廷后，朝廷对此产生疑问，进行了询问考察，最终却没有形成足以让天下信服的确切结论。于是朝廷对已经去世的人实行了疑赏，诏书下达那天，公卿士大夫中了解当时事情的人无不认为朝廷举措过当。当时史官迎合上意，又请求把这件事写入史书，公论因此愤懑不平。如今恰逢编修先帝一朝的大典，并为故臣编纂传记，臣等认为不能不明辨是非，直书事实，使后世信实。谨列出九件事来考察是非。考察王同老缴进的家藏文字，其中说王尧臣在议论建立储君的当天预先撰写诏草，曾经把它带在身上进呈，打算等仁宗开明应允后就宣布诏令，以确定此事。如今诏草不是从禁省中得到，而是由王同老拿出，那么它是否存在、是否真实，尚且不能确定。即使假定确实有诏草，因为王尧臣又把它带回去了，说明他从未得到许可，议论已经被阻止。诏草虽在，又有什么功劳呢？如果果真已经有确定的诏令，这份诏书就会被使用，不应当把它带回去。由此可见，至和年间关于储嗣的大议并未确定，这是可以说明的第一点。考察元丰诏书褒奖诸臣功劳时说：‘朝廷内外的士大夫和近臣没有人知道此事。’臣等私下看到，英宗即位一年多后，范镇获准施行其议，富弼得到升官，诏制中说：‘从前在至和年间，曾经担任冢宰之职，多次陈述谋划，请求建立国家储嗣。’ 等到如今承继大统，才把他们先前提出的意见拿出来。因此，当时的士大夫和近臣并不是不知道富弼等人曾请求建立储嗣。朝廷也不是不知道应当报答他们的德行，只是没有听说皇位继承的大根本已经有所归属。所以富弼自己在辞官表中说：‘臣在嘉祐年间虽然曾经泛泛议论建立储嗣之事，但仁宗还把臣的请求秘而不宣。对于陛下，当时还处在茫昧幽暗之中，没有显现出形象，怎么能像韩琦等人后来所取得的功效那样深切明显呢？’富弼自己说只是曾经泛泛议论，这就明确说明当时所请求的事情没有指明具体人选；又说仁宗还秘而不宣，这就说明仁宗没有同意的意思。至和年间的大议并未确定，这是可以说明的第二点。如今夺取功劳者说：‘至和三年四月已经有了确定的议论。’臣等考察谏官范镇，他在那年五月初请求预先确立储副以安定国本，到十月为止，共上疏十九次，言辞都感切恳切，却没有被听从采用，于是待罪请求出任州郡；又两次写信给执政大臣，责备他们不顾国家大计。如果四月已经有了确定的议论，那么怎么会让范镇在半年内这样恳切不已？又怎么会一点儿也不显露已经确定的意思？只是由于范镇再三冒昧进言，至和年间的大议并未确定，这是可以说明的第三点。御史中丞包拯说：‘如今最重要的政务只有立国根本这一件事，但还在犹豫不决，惟愿圣心开悟，果断决定并实行。’ 考察包拯这篇奏疏，在嘉祐三年闰十二月；由此可见，至和年间关于储嗣的大议并未确定，这是可以说明的第四点。仁宗末年某一天，朝廷发出谏官司马光和知江州吕诲请求建立储嗣的章疏。韩琦多次把司马光的奏疏进呈，劝说恳请十分有力，于是确定了大策。故参知政事欧阳修评论司马光说：‘自从仁宗在至和年间服药以后，群臣便以皇嗣之事进言，五六年间进言的人虽然很多，却没有确定的议论。最后司马光以谏官身份极力论说此事，陈述激切，感动了皇上的听闻，仁宗于是决断而不再疑惑。’考察欧阳修这段话，那么至和年间的大议并未确定，这是可以说明的第五点。考察谏官王陶请求仁宗派亲信宦官到宗实家中督促他赴宗正寺任职的奏疏，其中说：‘前些日子还没有任命宗实时，人人上言请求早日建立储嗣；如今只给他宗正寺的一项差遣，人人都观察陛下的风向，不再肯进言，这是为什么？并不是前些日子的人忠诚，而今天的人不忠诚，而是因为前些日子还没有指明具体人选，大家只是泛泛地以公议进言，陛下也不疑心。’据此考察，王尧臣当时绝不敢指明具体人选。至和年间的大议并未确定，这是可以说明的第六点。王尧臣等人说：‘因为枢密府缺少官员，请求召韩琦充任枢密使；凭韩琦的忠义，一定能够担当这件重大事情。’ 这就是不必攻击便自行破灭的说法。既然说皇上的意思已经确定，又说认为没有疑问，本来就应当乘机决断，把事情办成。

译既然功劳在自己手中，为什么还要援引韩琦来使事情成功呢？嫉妒他人的人，见到别人已经成就的事情尚且要夺取，何况功劳就在自己手里，只需顷刻之间便可完成，他怎么肯把功劳交给别人？至和年间的大议并未确定，这是可以说明的第七点。韩琦入朝任枢密使后，便提出建立储嗣的议论；等任宰相时，在曲意致谢的日子首先进呈札子，请求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大意说：‘如果陛下已经选定了人，希望下诏告知中书、枢密院，使我们奉行实施，以安慰朝廷内外。’考察韩琦任宰相与王尧臣等人相距并不远，假如前一天已经有确定的计划，那么韩琦进言时一定会得到宣示；为什么后来还经历数年，进言者想尽各种办法，却听不到一句已经确定的话呢？至和年间的大议并未确定，这是可以说明的第八点。嘉祐末年，韩琦请求得更加恳切。有一天仁宗开口说：‘朕已经有这个意思很久了，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于是问韩琦宗室中谁可以。韩琦说：‘宗室不与外人交往，臣等怎么能知道谁合适？这要由陛下圣明选择。’仁宗说：‘宫中曾经抚养两个孩子，年幼的近来不聪慧，年长的如今三十岁了。’韩琦说：‘其中一人既然陛下知道他不聪慧，就不必再议论了。’这是韩琦想把人选专指英宗。自此仁宗的意思已经确定，欧阳修当时常与韩琦同坐，退朝后把这件事写下来，如今他家中还保存着亲笔。至和年间的大议并未确定，这是可以说明的第九点。总而言之，从皇祐到嘉祐年间，臣子请求确立皇嗣的人多得无法计数，不能一概而论。王尧臣等人身居辅弼之地，以此启发引导皇上，也是他们应当做的；只是议论纷纷，始终没有人敢指明具体人选来请求，直到嘉祐六年十月，韩琦等人进言，英宗的名字以及立他为嗣的诏令才在君臣相互应答之间确定下来。臣等反复思量，臣下对于宗庙社稷的大计，是以进言为难，还是以办成此事为难？是把功劳交给别人为难，还是以自己承担为难？别人把容易的方面归给自己，韩琦承担困难的方面；宗庙社稷的功劳不可以抹杀。王同老把私家收藏的虚假文字拿出来，企图窃取天下的实际功劳，同时代的人又帮助他夺取功劳，这实在令人叹息。韩琦挺身处在危险疑难之中，扶立圣明的继承人，是为了宗庙社稷的计策，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子孙。天下知道不知道这一点，对韩琦来说都可以；韩琦真诚的心足以贯通天地、昭示列位神明，不会因外界而增损。可惜的是，朝廷的信实赏赐可以被奇谋取代，却不合于奖惩的道义；忠臣贤臣的功勋烈绩可以被一篇片面的言辞夺去，又轻率地改变生死存亡之间的判断，使真正的忠臣在九泉之下失意，使天下公议失望。至于欧阳修……” 凭借英伟的才能、忠诚正直的节操，与韩琦同心协力，决定了立嗣的大策，他所起的帮助作用最大；二人的功勋成效都十分显著，天下人共同知晓。二人已经去世，众人却跟在他们后面，作揖承认并据为己有，难道不可惜吗？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辨明、纠正是非，褒奖显扬韩琦以及当时同列诸臣的功劳，使事情明白无误，以慰藉士大夫之心。仍请求把臣等的章疏交给实录院，查照考订，以成就可信的历史；使诏令在当世传播而没有疑问，流传将来而不发生谬误。这不只是臣等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门下侍郎司马光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秘书少监刘攽等人上奏，故秘书丞刘恕与他们共同编修《资治通鉴》，所花费的功力最多。等到全书完成，参与编修的属官都已经得到考核录用，唯独刘恕已经去世，他的家属没有得到恩赏，家门孤单衰落，子孙也没有人享受俸禄。请求依照黄鉴、梅尧臣的旧例，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臣往年刚接受诏命编修《资治通鉴》时，首先奏请举荐刘恕共同修撰。刘恕博闻强记，尤其精通史学，天下少有人能及。臣修撰这部书，讨论史事、编排次序，多出自刘恕。至于十国、五代时期，群雄竞相争逐，九州分裂，传记讹误，简册残缺，年月错杂，事迹差错，如果没有刘恕精深博学，其他人没有谁能够整理清楚。” 所以刘攽等人共同推举刘恕为首，认为他的功力最多。不幸他早早夭亡，没有见到全书完成。在去世以前，他没有一天放下书籍而不修撰。如今全书完成并进呈御览，臣等都蒙受天恩，得到丰厚的褒奖，唯独刘恕一人没有沾受。如今他的家门骤然降为编户，实在值得怜悯。希望依照刘攽等人的奏请，援用黄鉴、梅尧臣的旧例，授予刘恕一个儿子官职，使他一生苦心竭力的成果不至于成为虚设。’ 知枢密院事孙固等上奏说：“臣等恭敬地看到，已故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石介，在仁宗朝文学和品行义理都很突出，声名一时很重，经学深博，议论坚定正直，把扶持名教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与孙复、胡瑗一起任国子监直讲，教导培养人才，使士人的风气大为改变。所以直到今天谈论学校教育的人，还称道庆历年间的风气。然而石介志气刚正宏大，不肯违背正道来迎合世俗，又喜欢分辨邪正，嫉恶如仇而过于显明，因此触犯权贵，招致怨恨和排挤陷害，直到死也没有停止，天下人都为他感到冤屈。后来诬陷诽谤虽然已经澄清，但年岁渐久，再没有人为他说话。如今听说他的儿子编入民籍，几乎没有谋生的产业，每天都受饥寒之苦。士大夫议论此事，无不叹息惋惜，认为本朝盛世崇尚贤能，不应让名臣的后代凋零到这种地步。臣等怀着深切的诚意，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命有关官署登记录用石介的后代，在儿子或孙子中选一人，赐予一命官职，使他获得微薄俸禄，不致断绝家世，以符合圣朝尊崇奖赏善人的本意，也作为天下守持忠义者的劝勉。” 给事中范祖禹请求优厚抚恤司马康家属的札子说：臣等恭敬地看到，直集贤院、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司马康，操守品行端正，学问深远，士大夫都共同推重他的贤能，认为他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陛下采纳众望，把他置于经筵，他所作的补益确实很多。近来擢升他担任谏职，还未能接受任命，不幸疾病突然降临，竟然去世。只留下一个儿子承奉郎司马植，才十三岁；一个女儿还很幼小，家世清贫。一旦遭逢丧事，已经听说家中困窘。恭请圣上慈悲，特加优厚赙赠，以抚恤忠贤的后代。仍请求多派厢军兵士，津送其家属一行，并派汴河坐船和兵梢装载行李等物，一同送到西京；等候安葬日期，再请求下令有关州县依需要予以供应协助。

译殿中侍御史吕陶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已故枢密直学士、知渭州刘庠，志向情趣高远，有古人的风范；议论坚定正直，懂得大臣应有的体制。治平年间他曾任御史，提出和阐明了许多政事，号称称职。当时英宗皇帝年富力强，忽然身体不适，朝廷内外的臣僚都不敢提出建立东宫储君的建议，唯独刘庠上疏，请求及早确定太子。神宗皇帝于是继承大统，虽然是天命归于圣子、神器自有归属，并不是借助人的言论才定下来，臣子本来就不应把这件事掠为自己的功劳。但刘庠忧虑国事，能够考虑重大问题；他的忠义气节坚如金石，而此事隐秘而未曾宣说，世人没有知道的。他一生奔走四方，屡遭困顿而流落，直到老死于边郡，入殓时私人财产没有剩余，士人舆论都为他惋惜。臣曾在帘前奏事，恭敬地听到圣上的话，感叹刘庠之死。恭请圣上慈悲，垂怜这位旧臣，记录刘庠的重大节操，表彰刘庠极其清廉的品德，特推给他特别的恩典，以慰藉生者和死者。” 刘安世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已故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齐恢，清白的德行和美好的操守，当时便很有声誉。英宗选拔人才，把他置于东宫。神宗即位后，他便列入侍从之臣，擢用不久，突然去世。士大夫无不为他惋惜。又有三个儿子相继死亡，家族事业衰败。臣私下想到，先帝时代攀附辅佐的臣子，如孙固、邵亢、韩维、陈荐、孙永等人，他们的子孙前后都曾按例受到推恩，其中还有已经任职于馆阁、省、寺的，唯独齐恢没有得到，实在值得怜悯。恭请圣上念及齐恢在先朝受到知遇，却不幸早逝，访求他的后代，酌情加以奖拔，使足以体现陛下追念远祖、抚恤旧臣的心意，臣不胜荣幸。” 徽宗时，赵鼎臣上奏说：“本州管辖的会稽县有夏禹庙，距离郡城十里，列入国家祀典，已有一千多年。庙旁有一所僧寺，掌管庙宇的钥匙和洒扫事务。这里地势优胜绝佳，房屋殿宇齐备。过去没有敕赐匾额，只称作‘大禹之寺’。因循相承，竟没有奏请朝廷。恭敬地想到，朝廷正在恢复禹治理水土的功业，划定疆界治理天下；会稽是禹安葬之处，图籍文牒都保存着，神灵所凭依的地方，不是其他地方可以相比的。虽然守吏奉诏按时祭祀，百姓畏惧神威而依礼祈祷酬报，但主持守护不专一，防备修治不严密，还不足以符合国家尊崇显明祭祀、奉扬大禹功业的本意。如今请求朝廷详细酌定，依照崇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已经下达的指挥，特赐本寺一块敕额，每年允许度僧一人，使他承续洒扫事务，世代掌管庙事。凡祠宇的修缮、草木的培植，都要按年按时负责，不得有任何毁坏。郡守、县令要按时到来，谨慎祭祀；有不依命令办理的，必定治罪主管之人。这样或许可以使庙貌庄严整饰，使神灵顾念，下可慰藉一方百姓归向的诚心，上可祝愿圣上长寿延年的福庆。臣等不胜至诚的愿望。” 李复上奏说：“臣考察孙路，治平初年以进士及第，历任内外官职四十多年，见识深远而坚守义理。从前他任河州通判，在景思立败绩之后，安抚整顿蕃汉百姓，使人心怀服归附。后来任兰州通判，西夏军队攻城围困，他坚决抵抗，终于保全了城垒。绍圣年间任环庆经略使，推进修筑横山兴平寨，开拓土地，扩大屯田，都占据险要之处；又招纳强酋李讹▯，询问考察其情况，都能掌握要领。元符初年调任熙河帅，修筑防川等城，直通泾原，前后安排处置，都务实而不浮华，不敢虚饰以谋求个人利益，又能爱惜民力。臣近来因为朝廷讲求边防事务，认为像孙路这样的人很少有人能比，曾经具文论奏。如今他接到诏书，命令赴阙奏事；但孙路虽然已经得病，因为长久熟悉边防事务的始末，仍想勉强带病入朝，陈述自己的全部见闻，希望能对朝廷有所补益。西洛士大夫都深深叹息并仰慕他，不幸他含恨闭眼，带着未实现的志愿归于黄泉。孙路一生清白自守，家贫而子女年幼，众人都共同为他悲伤怜悯。恭请朝廷优厚推行赠官典礼，破例授予其一个儿子或孙子官职，特别给予赙恤；等将来举行葬礼，命所在州县酌情供应协助，使天下知道朝廷不忘有功之臣，以此劝勉后来者。” 钦宗靖康元年，御史中丞吕好问上奏说：“臣听说孔子说：‘把所喜爱和所厌恶的明白显示给人，百姓就知道禁戒。’

译《尚书》说：‘君王把修明政教的道理广泛告知众人，不隐藏其中的旨意。’ 只有不隐藏旨意，才不如把所喜爱和所厌恶的明确显示出来，使百姓知道禁戒而自行遵从。所谓喜爱和厌恶，就是奖赏善人、惩罚恶人，不要任凭自己的私意罢了。臣私下看到，朝廷近来用人，贤能与不肖之人混杂进用，所以爱憎不分，是非不明。臣认为陛下应当首先把这些道理推明开来，显示给四方；对于潜藏的德行和隐蔽的罪恶，各自分别处置，以安定民心。有一件事尤其不可迟延：元符末年，朝廷中聚集了许多士人，已故司谏陈瓘、江公望，正言张廷坚、任伯雨，殿中侍御史龚夬等人，都凭借忠诚正直奋发任事，知道的没有不说，舍身报国，不顾妻子。后来蔡京、赵挺之等人得势，首先对他们加以排挤陷害，一心想置他们于死地，不遗余力，巧妙罗织罪名而屡屡得逞，众人都为之寒心。幸赖太上皇仁慈宽恕，竭力保全他们，才免于诛杀。他们死后，妻子儿女陷于穷困，至今还没有恢复。如今蔡京将要依法处刑，而这几个人仍列在责罚籍中，子孙挨冻受饿，人人都怜悯他们。唯独陈瓘已经赠为谏议大夫，任伯雨有一个儿子得以授官；此外江公望、张廷坚、龚夬等人，都还没有得到彰明叙用。这不是用来显示爱憎、又不隐藏旨意的做法。恭请陛下特降圣旨，将江公望等人一并褒奖追赠，仍各自授予他们的子孙官职，周济抚恤他们的家属，使天下后世行善报国的人知道应当受到劝勉，而奸雄和大恶之人始终有所畏惧和惩罚；这确实是最应当先办的事。” 高宗时，直秘阁喻汝砺上疏说：“我曾经认为，忠臣义士就像镇国的美玉和大宝，混杂在群玉汇聚的府库中时，人们还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是玉。到了祭祀时陈列出来，大规模朝会时陈列出来，神鼎玉磬等珍贵清纯之物肃然显现威神之气，足以使奸邪退缩、僭越混乱者受到压制，增益社稷的神圣气象。忠义之士也是这样。平安无事时，世人几乎无法称举他们。等到遭逢变故、面对大事、陷入不可测的境地，他们履行义理，显得明决壮烈，截然不乱。奸邪之人和盗贼之子望见他们便丧失气势，宗庙社稷也立即增加了防守的力量，重如九鼎。因此治理天下的人，即使有高城深水作为防御，有粮食和漕运仓廪作为储备，有良将精兵作为战力，却不用忠臣义士来守护，这就是把社稷交给敌人。所以说：忠臣义士是朝廷的镇国美玉和大宝。臣私下思量，自靖康、建炎以来，将帅、守宰、义人、烈妇，难道没有舍身报国、冒犯祸患、触犯禁忌，怀有像古人那样杰出奇异操守的吗？如果不及时早早加以褒奖擢用，使忠魂湮没于尘埃，义骨消散如冰，岁月荒废年老而无人考订昭正，这正是有志之士流泪而深切叹息的原因。伏愿陛下重新下诏，命臣搜集自靖康以来，防患而死难、使事实显著于众人耳目的、确实明白而不可欺罔的人，把他们记录为死节之士；再把近来明诏所搜访、周行所论荐的人，记录为守节之士。有人认为，自靖康以来已经过了好几年，怎么能够考核详实并撰写记录呢？臣认为，孔子处在哀公、定公之间，却能记载隐公、桓公时代的事情；至于《宋史》上溯包括魏朝，《隋书》则远远记述到梁代。这大概是询问士绅记录中流传的内容，访问父老所能接续的年代，以可信之事传可信之说，有疑问之事传疑问之说，而君子仍然会从中取用。臣认为现在的史官，应当考察郡县的计簿文书，采集史官的不同说法，核对文士的记述，参照本人的行状；那么边地的老兵，难道没有知道段太尉忠节的人吗？读书人和词人，难道没有记载高愍女烈节的人吗？从甲子纪年之事中搜集，难道没有知道李新声义举的人吗？这样从千百件事中采录十分之一，振发已经沉没的幽深愤懑，也足以讨伐僭越叛乱，惩戒不守法度者，建立宏大规制，树立重大典范。这正是太史官的伟业，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汉高祖曾下制诏给御史，长沙王刘忠将它确定载入法令；建元初年永宁末年，又有人徘徊退却，不敢轻易正定名号和位置，为什么呢？世上的议论者竟说，当曹操掌权时，袁绍虽然已经死了，刘备还在，所以曹操有所畏惧回避，不敢这样做；现在看来，曹操的权术诡诈，哪里是畏惧孙权、刘备呢？” 他特别畏惧李固、陈蕃、李膺、范滂、孔融等人的神明精魂，凛然至今仍在，仿佛有人在暗中扭住他的脚而要诛罚他罢了。孙权、刘备哪里值得畏惧？忠义的效验就是这样。希望诏令史官时时加以记录，使人们知道国家在危难之际有坚守节义而死的人，也用来激励世人，形成消除祸患萌芽的办法。天圣年间有个叫颜似贤的人，是唐鲁公颜真卿的后代，部使者把他的姓名上报。仁宗皇帝说：‘唉，这是忠臣的后代。’其官之夫，唐德宗把颜真卿投入李希烈残酷炽烈的火焰之中，如同丢弃破甑，再不加以顾惜。而仁宗却赞美真卿的义节，于数百年后授予他的孙子官职；那么仁宗消除祸乱、压制灾难的深意，也就很微妙了。”},{ 章谊上奏论述桑成因战事而死的奏疏说：臣私下看到，今年三月五日，敕令荆湖南路提刑司保明：借补保义郎、权衡州茶陵县武尉桑成，率兵迎击并杀死群盗罗闲等十人，却被贼寇包围袭击，陷入阵中而死。圣旨特赐桑成保义郎的追赠，并给他的一个儿子补授甲头。详细考察可知，桑成既已追赠官职，他的儿子又蒙准补授官职，那么他因战事而死的事实大概已经很清楚了。然而臣考察军功八资的法令，甲头一职只比普通百姓高一个等级；说它属于封爵吧，又不算品级；说它是颁给俸禄吧，又没有俸禄，这个名目大概是最下等的。况且桑成本来只是借补的官，又是代理县尉，却能够恪守职守直到战死，这是人情中非常难做到的事。前人舍生取义，是人情中最难的事；而使死者的后代及时得到最下等的赏赐，臣认为不足以用来劝勉为国死难的人。近来敌国外侵，盗贼暗中发动，逃避战事的人很多，为国死难的官员却很少。如今那些逃避战事的官员，朝廷从未公开处死；罪重的不过是停职罢官、编管安置，罪轻的也只是罚金降官，等到再遇赦免，仍然安享荣华如故。至于为国死难的人，肝脑涂地，身首异处，父母妻子从此永远诀别；有的家庭贫困，不能自行维持生计，又因饥寒而死，那么他们所受的惨酷，实在比剭诛之刑还要严重。陛下如果不重加抚恤他们的遗孤，优厚地授予官职，那么逃跑而活下来的人反倒成了得计者，奋战而死的人反倒成了失策者，这难道是国家社稷的福分吗？如今讨论一个桑成，并不足以影响当时政局的轻重；臣之所以小心地谈到这件事，实在是担心天下战守之人暗中把桑成作为鉴戒，从此不再有为国死难的意志。恭请陛下圣裁明察，臣将不胜荣幸。

译起居舍人洪遵上奏说：“臣愚昧刚直而没有才干，世代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德，私下身处从班，常常想着报效国家，便冒昧进献浅陋之见，使圣上听闻，退下后甘愿接受重罚，也没有地方可以躲藏。臣近来奉宰执传宣谕告圣旨，说张俊自艰难时期以来，功劳冠绝诸将，处事小心恭顺，始终如一；他的儿子子正、子颜一并授为待制，子仁授为集英殿修撰。臣接着读到授官名单，才知道陛下亲自成就大业，却不忘旧日功勋，因此表彰宠遇功臣的子孙，恩典没有一处不做到极致。臣已经在当天奉行圣上的威命，并且把所承受的圣旨意旨载入制书，使天下后世知道陛下这次举措，并不是故意把名位官器轻易授予他人，而只是为了褒奖有礼之臣、奖励开国元勋罢了。然而臣又读到另行颁下的指挥，说从今以后功臣子孙按资序迁升，应该达到侍从之职，并且命令他们长久任职于京城宫观，这将永远成为定法。臣退下后伏地思量，认为其中有很大的不妥。陛下之所以把子正、子颜安置在法从之列，完全是因为张俊的功劳；如今却泛泛地说功臣子孙都可以按资序迁升，给他们开辟升任的道路，那么今后执簪笔、持橐的侍从官列，岂不是人人都可以靠日积月累而得到？臣私下估计，内外将领之家子孙大约有二十人；若任职事官的，姑且按两年升迁一次计算，从寺监丞升为郎官，从郎官升为少卿，少有拖延便升为卿，不过三四次升迁就到顶了。任带职的官员，从直秘阁升为内阁，再从内阁升为修撰，稍有迁延便升为殿撰，也不过三四次升迁就到顶了。五年以后、十年以内，这二十个人都将坐享西清、次对一类的官职；这不仅会轻易使用高贵的爵位，使人人都有觊觎之心，而且同陛下甄别、特别优待开国元勋的本意也似乎不相称。恭敬地想到，陛下励精图治，遇到任何事情都能自我抑制，兢兢业业，始终以祖宗为法。然而太祖皇帝在位时，对于那些参与开国创业以及南征西伐、立下诸多大功的功臣，如曹彬、潘美、王审琦、石守信、王全斌、慕容延钊之流，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官职最高也不过诸司使；只有曹彬的儿子璨、玮凭借功名自我奋进，王审琦的儿子承衍、石守信的儿子保吉因为与皇室联姻，都做到了节度使，但从来没有听说有按资序升任侍从官的先例。如今这道指挥一经颁出，那么十年之间，清静肃穆、宽敞闲适的官职之地，将大多成为将门子弟充斥的地方，这不是朝廷向天下昭示的美好景象。臣希望陛下不因臣身份卑微、言辞拙劣而不予听取，特赐留意，不顾收回成命可能带来的小小嫌疑，收回前诏：对上可以遵循太祖的成法，对中可以慎重国家的名器，对下可以符合当时公正的舆论。” 臣所说的，都是臣忧虑国事、情意恳切到了极点。赵元镇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已故右奉直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邵伯温，是康节先生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年轻时就出入富弼、司马光、吕公著、韩綘、韩维、范纯仁等人的门下，程颐、范祖禹也深深了解他。元祐初年，邵伯温还是平民，韩维以十科荐举他，认为可以充任讲读官；后来又因他经学明达、品行修养而授予官职。韩维再次推荐他担任学官，范祖禹又把他推荐到经筵。司马光去世后，他的儿子康也去世了，于是朝廷特意派邵伯温任西京教授，让他教育司马光的孙子司马植，并因此替司马光料理家事。绍圣初年，章惇担任宰相，有意任用邵伯温，但邵伯温安于管理仓库一类的职务，心境淡泊如常。元符末年，他因为上书获罪，姓名被列入党籍，因此废弃不用达四十年。靖康初年，朝廷召用他，当时的名士、谏议大夫吕好问推荐他担任谏官，宰相吴敏想把他安置为东宫官；当时战事正兴起，最终没有任用。建炎初年，朝廷授他为利州路转运判官，他于是请求担任宫观官，直到去世。臣在陕西、关中为官求学二十年，曾接触他的言论，熟悉他的为人，常常感叹自己无法企及他。臣私下想到，陛下褒奖贤能、追念旧臣，凡是党籍中的上书人都受到优厚抚恤，何况邵伯温是大贤之后，品行义理显著，一生所学直到最后也未能得到任用，臣实在替圣朝深感惋惜。” 臣冒昧把邵伯温在元符末年所上的书录出进呈，恭请圣上慈悲，特赐褒奖录用，优厚地加以追赠；这哪里只是邵伯温在九泉之下的荣耀，实际上也是对士大夫名节的劝勉。臣不胜荣幸。” 龙图直学士、知湖州汪藻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本州城东能仁院有一所唐代颜真卿祠堂。谨按石刻记载，颜真卿在大历七年由抚州调任湖州刺史，至今已经四百多年，州人奉祀不曾衰减。从前担任湖州刺史的人很多，但本州唯独对颜真卿如此诚恳，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忠义感动了人，使人不能忘怀吗？自从国事艰难以来，州县官吏每天都以战争兴起为忧，像颜真卿这样的祠堂被认为不是急务，栋梁房屋倾倒毁坏，将要消失，臣实在为此惋惜。臣私下认为，正值如今多事之时，用来昭示并劝勉众人的，首要是忠义；而要使名节彰明，没有比颜真卿更合适的了。从前章圣皇帝东巡，赞美张巡、许远的节义，甚至亲自到他们的祠堂，正是为了表彰异代的忠臣，给后人树立训示。颜真卿的风烈，确实不在张巡、许远之下。幸而车驾驻跸临安，颜真卿的祠堂正好在附近州郡；如果不特别加以崇奖，恐怕无法慰藉当地百姓的思念。希望圣上慈悲，酌情赐给度牒十多道，交给臣购买材料修葺治理，彰显遗直之魂，激发懦弱之人的志气，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 枢密行府参谋郑刚中上奏说：“臣访闻，已故文林郎、前原州彭阳县令李喆，在建炎四年原州陷落后，迁移到边界上治理。伪彭阳县令把他捉住献给敌人，敌人三次授给他官职，他三次推辞。后来敌人指认他归附，转授他为儒林郎。李喆拿着文书自己说明：‘起初是因为被捕获，我不敢接受归附的赏赐，已经封还了。’刘麟听说他的名声，委托京兆府以礼相待并护送他，他最终拒绝出仕。臣进入陕西后，有人说李喆还健在；臣下到原州访查，才知道李喆在今年六月已经去世，留下的孤儿还很幼小，生活处境萧条困苦。他的志向节操分明，众人都为之叹息怜悯。恭请圣旨，将李喆特赐褒奖追赠并录用他的后代，或许可以使生者和死者都感念恩德，还知道忠义是有报偿的。”

译郑刚中又上奏说：“臣刚进入陕西，就访求品行高尚之士。有奉议郎、原州通判米璞，朝请郎、前知陇州刘化源，奉议郎、前签书博州判官厅公事刘长孺。士人百姓众口一词，都说米璞在国家将要覆亡、齐国混乱、伪党争相求进的时候，闭门称病，始终不肯受辱。他所在关陕的人见到米璞，就知道朝廷还在，如今即使儿童也能说出这件事。刘化源守卫陇州孤城，城陷被敌人占守后，敌人看守着他，使他不能求死，把他驱赶到河北；他靠贩卖蔬菜水果、隐居民间度过十年，最终没有屈辱自己而归附。刘长孺在逆贼刘豫刚刚显露凶心的时候，曾写信详细陈述祖宗的德泽，劝他把灾祸转为福分。刘豫发怒，毁掉他的告身文牒，把他囚禁一百天后，又起用他授予官职；刘长孺仍然坚定地卧病不出，神色自若。三人都是耀州本贯，学习儒业而登科。自从战乱离散以来，连糠和豆都吃不饱，但他们的高尚风操和美好品行，仍然声名显著。臣把他们从本州津送前来，亲自慰劳问候；米璞患风痹，右脚几乎残废；刘化源等人已经年老，行走也很艰难。虽然昨日圣旨下达，命他们发赴行在，但因为年老多病，都不能上路。恭请圣上慈悲，怜悯他们长期陷没敌境，体察他们高尚的志节，特授宫观差遣，仍各进官一二等，以补偿他们闲废的岁月，使米璞等人安闲享有祠禄，成为乡里的荣耀；这实在是圣朝激励风俗的办法。” 宗正少卿史浩上奏说：“臣仰思陛下天赐圣明本性，亲自奉行孝慈宁亲之道。过去因庆寿而推行类推施恩，天下年老长者都获得爵位和封邑，可以在圣明时代优游，享受晚年，这是极大的恩惠。但有关官署奉行时没有体察圣上的本意，拘泥于年限，有时加以阻抑，使这万古难遇的恩泽因此不能遍及，臣对此十分惋惜。皇帝想让亲属荣耀，谁敢落后呢？州县上报名单，自会造成拖延。他们同处一个乡里，隔着一道门墙，年纪相仿，却唯独没有受到恩泽，难道不会有面对墙角、独自失意的叹息吗？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特降圣旨：凡绍兴二十九年正月一日庆寿恩典中应当封赠祖父母、各州已经具文上报而下达所属部门但尚未施行的，一并请求在今年九月明堂大礼赦令中载明放行。这样可贵在于破除有关官署拘泥限制的条文，完全实现陛下以孝报亲的极大恩德。宏大的恩泽广博无边，经过亿万年更加光耀，臣不胜天下人的庆幸。” 武义大夫曹勋上书说：“臣私下认为，连年征伐，几乎没有空闲的月份；凡是功勋卓著而死于战事的人，都湮没无闻，以致孝子和寡妇没有得到表彰显扬。从前太宗皇帝不忘功臣，尚且依次编列他们的传记，共二百零四家。如今建立中兴功业，难道可以不成就一代的典章吗？人死后留下名声，是贤者和愚者共同的愿望；而圣王祭祀臣下有五种意义。希望下令所在州县，凡有忠义报国、当时功业突出且众所周知的人，允许士绅儒者撰写传记，交所属部门投递陈奏，然后由州府汇缴进呈，送交史馆；并严令所在地方，常常优厚供给他们的子孙。不但可以向上彰显圣上的恩泽，使幽冥之中的人也得到安慰，还可以用来激励劝勉。”当今死守节义的人，孝宗时胡寅上奏说：“臣私下看到，陛下施恩于元祐功臣贤臣的家族，既昭雪他们遭受党禁的冤屈，又录用他们的子孙，以至公的道理照临百官，用来激励天下，并不是为了谋取利益。凡是被录用的人，都应当振奋节操品行，想着不要辱没父祖，以符合陛下的本意。然而竟有人趁机侥幸，违背义理营求私利，无所不为，像范正国就是这样。谨考范正国是已故忠宣公范纯仁的小儿子，他从广东转运判官任上被召，到了行宫，立即获得赐对，皇帝对他大加褒称，赐给章服，又给他比江东现任空缺漕臣更加厚重的特别恩典，都是因为范纯仁的缘故。” 范正国没有能力担当这些恩遇。后来他害怕江东漕运事务难以办理，请求刺知一个州，改授桐庐；他又认为从监司改任太守是失去原来的地位，安排不当，便迟迟徘徊在城外，一定要谋求升擢，常对人说：‘我的侄子直方尚且能够做郎官，而我范正国反而不如他。’他奔走了半年，极力经营，这才有了如今的授官命令；公论纷纷，都认为不应如此。肩负外台耳目的职责、统率劝导各城的人，不是廉耻不足之人所适合居处的位置。从前范纯仁在世时，所得恩泽先施及异姓亲属，再施及孤儿贫民；等到他去世时，子孙中还有很多没有获得官命，因此世人更推高他的德行。如今范正国请求先世恩泽，凡四个资次，竟想把他那些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全都授官，而亲哥哥的儿子年长贫困，却反而没有得到恩泽。他的行为和处事如此，也可以说是不肖之子了。古代实行世禄而不世袭官职，俸禄用来报答功劳，所以恩禄可以延续家世；设置官职只选贤能，所以任用之人必须选择。这两件事不可混同。像范正国这样，因为父亲范纯仁的缘故，给他足够的恩禄就够了；至于官职却一再为他选择，不看本人贤能，只看他的家世，这正是公论不平的原因。” 陛下按照义理施行恩典，而范正国却以私利来报答，这是多么轻慢皇上的施恩、蔑视大德啊！如果对此不加纠正，余波相互效仿，也不是用来抚恤故家门户、彰显功臣贤者遗留功业的办法。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详细酌定，另行下达指挥。关于这份词头，臣不敢撰写施行。” 赵汝愚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通直郎宋南强的父亲宋汝为，建炎年间起初陷没于伪境，忠节凛然，显著于北方；后来历经艰难辗转归来，朝廷授他为处州通判，但还没有来得及显著任用，恰逢已故宰相秦桧想再次派他出使敌境，宋汝为按义理不肯屈服，于是抛弃妻子逃走，改名换姓为赵复。他的一片志向，虽然逃亡藏匿而处境狼狈，仍希望国家能够收复疆土，洗雪前日的耻辱。后来他流落蜀道，饥饿困苦十多年，最终死在蜀地，草草葬在永康军青城山，当时没有人知道。到乾道改元时，朝廷嘉奖他的忠义，下诏给他的一个儿子恩泽，宋南强于是得以补授官职，现任南剑州沙县知县，颇有政绩。淳熙十三年正月九日，已经下达指挥，等任期届满时赴都堂审察。臣昨日奉诏从福建移任蜀地，经过南剑州境内，多次收到宋南强的书信，他详细说明父亲宋汝为一生忠义的节操、逃亡危苦的情状；又说自己幼小时便与父亲分别，音信隔绝，直到父亲死亡始终没有再相闻。虽然奉旨补授了官职，略有俸禄供职，但因为官位低、俸禄薄，无力进入蜀地筹办安葬父亲。” 读到这些令人感慨，想到如果不是朝廷特别加以怜恤，忠臣和孝子的志愿就无法实现。恭请圣上慈悲，特赐指挥，授宋南强一个蜀郡差遣，使他能够尽到做儿子的职责。这不只是从上面扩大圣朝以孝治国的美德，也足以感发激励天下忠义之气，对于教化实在是很大的补益。”

译赵汝愚请求褒奖表彰孙松寿，上奏说：“臣仰思圣上道德隆盛、品德完备，谦默专一，努力彰明孝治；尊养老人的恩泽广泛施予，渗透流布，无论远近都受到圣化，民间伦理归于淳厚，以互相仿效德行相高。如今其中有特别卓异的人，臣怎敢不推广圣上的德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实情写明姓名，上报以供圣上采择。臣私下看到，成都府郫县朝议大夫致仕孙松寿，天资禀性纯正，内在品行一向严整。他早年侍奉继母，即使处在空乏贫困之中，也一定尽力厚待，使继母欢心，人们都佩服这件难事。他从做小官到任郡守，一概以忠信慈惠为主，不追求显赫的声誉，治理政绩都值得称述。他由嘉州调任利路运判，正当朝廷开始擢用人才之时，孙松寿年纪还不算衰老，却辞官勇退；即使亲戚朋友竭力挽留，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心，有识之士都推重他。他在家居住将近二十年，常住在祖先坟墓旁，每逢年时便进献祭品，追怀哀痛深切。年近八十时，想到母亲去世时自己还年幼，才商议追服丧制，斟酌情理，穿蔬布丧服，神情悲戚。到如今已有三年，见到他的人无不敬重仰慕。臣考察他始终如一、节操不变，处处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希望圣明的陛下特赐褒奖表彰，以此激励风俗，使人知道纯厚德行和极高品行是世人所尊重的，并使更多人受到感化，或许足以仰承九重崇尚德行、推广孝道的本意。” 光宗时，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近来朝廷赠岳霖为焕章阁待制，给张某的一个儿子授官，由此仰见公朝表彰并怀念旧臣，只要有功劳功业，便录用他的子孙，不吝惜高贵爵位；用这种方式劝勉士人，天下便知道尊奉君主、亲近上位者所得到的报偿并不微薄，于是为国尽力的人就会增多，这是很值得庆幸的。臣曾经论说，本朝圣明的君主代代相承，每逢重大事件，就有具有先见之明、卓然独立的臣子奋不顾身，为国家建立功业。臣无暇远论，姑且说宣和以来亲眼见到的三朝之事：徽宗时，有傅察以死报国，成为节义功劳中的第一人；高宗中兴时，有宗泽以坚持留守，成为拥护辅佐皇帝功劳中的第一人；寿皇继承大统时，有娄寅亮以建议建立储君，成为确定圣旨功劳中的第一人。然而傅察的赠官典礼虽然极为优厚，宗泽死后也相当显贵，但两家的子孙却没有得到彰显特别的恩典，舍弃善行而记录过失，使人郁结不平。至于娄寅亮，起初只是上虞县丞，却敢于提出重大建议，高宗嘉奖采纳，擢为御史；后来时论不同，最终死在小官任上，恩泽没有惠及后代，于是竟然缺少祭祀。如果按照至和、嘉祐年间的旧例来说，他们都应当列入褒崇的典章，一概不要追究其他事情。臣恐怕这样会伤害忠厚之风，堵塞敢于进言的道路；对上不能彰明高宗至公的本心，对下不能回应寿皇善于继承的美德。” 希望圣上慈悲，把褒赏岳飞子孙的心意推及这三家，以扩大恩惠，劝勉忠诚尽力之士。” 秘书郎彭龟年上疏说：“臣等听说《尚书》说：‘官员和众臣互相规谏，工匠各自执掌技艺来进谏。’古代臣下各自发挥职守，把忠心输送给君上。比如晋国知悼子尚未下葬，晋平公击钟饮酒，厨师杜蒉举起酒杯罚师旷，大概就是责备师旷应该进言却没有进言。臣等没有才能，只是充任三馆的编制人员。仲夏辛卯日，有诏命我们举行暴书故事，在馆中置酒，恩典十分优厚。臣等难道不以拜受赏赐为荣吗？只是六月十三日，知枢密院事胡晋臣在任上去世，朝廷正在商议抚恤典礼，还没有下达。以符合礼制体恤大臣，是陛下的本心。群臣如果贪恋陛下钦赐宴饮的荣耀，以致损害陛下哀悼抚恤大臣的体制，难道不愧对杜蒉吗？所以愿意进言。臣听说祖宗优待大臣，礼数完备到了极点；到了生死关头，尤其隆重厚重。端拱年间，签书枢密院事杨守一去世，皇上亲自前往哭悼，送终的礼仪都加过常数。咸平二年，枢密使曹彬患病，皇上亲临他的府第慰问；一个多月后曹彬去世，皇上到他的丧所临吊，悲哭哀痛。没过多久，枢密使杨砺去世，皇上冒雨到他的丧所；杨砺的住宅在偏僻小巷中，车驾不能进入，皇上便下车步行进去。” 景德三年，枢密使王继英去世，皇上立即亲临哭悼，赐白金五千两，派内臣主持安葬，并且连同安葬他的祖父和父亲。宝元元年，同知枢密院事王博文去世，当时皇上正在金明池宴饮，回宫后讣告送到，立即催促车驾前往祭奠。像这样的事，无法全部列举。而且景德年间曾下诏给鸿胪寺、入内内侍省、太常礼院，凡群臣应当接受赙赠的文书往来，不得超过两天。庆历年间，太常又议定，天子亲临丧所的礼仪不能迟缓；如果讣告在早朝以前奏达，当天早朝以后即出发；如果在早朝以后奏达，次日出发，要如此迅速。因为君是父，臣是子；从来没有子女死了而父亲不悲哀的；君主是人的元首，臣下是君主的股肱，从来没有股肱受伤而元首不感到疼痛的。感情所集中之处，本来就应当如此。臣等私下看到，胡晋臣去世已经半个多月，而朝廷赠官抚恤的典礼还没有下达。陛下礼待大臣并不比祖宗差，难道在生死关头竟来不及抚恤吗？近来士岘去世，当天便停止朝会；这未必符合圣上的本心，却使贤臣和亲近之臣的待遇突然不同，人心惶惑，不免惊疑。难道是大臣不敢把这件事上报吗？还是太常没有把庆历年间的议论报告给陛下？或者鸿胪寺、入内内侍省不能遵守景德年间的诏令？” 否则，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赠官抚恤的典礼没有下达，对胡晋臣本人没有什么损失，损害的只是国家体制罢了。胡晋臣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真正可遗憾的是损累陛下盛大的德行。何况大臣还停灵，小臣却宴饮作乐；死者还没有得到赠官抚恤，活人却举行宴饮。这对损伤国体、累及盛德来说，尤其不是小事。臣听说仁宗因为宰相张知白去世，便停止社日宴。富弼因母亲去世服丧离任，当时晏成裕主管礼院，立即向皇上进言说：‘君臣之间的道义，在悲哀和欢乐上应当相同，请停止春宴，以表示对大臣的优厚抚恤。’仁宗听从了他，这是陛下应当遵守的家法。搜集考察典故，以备讨论，是三馆士人的职分。臣等冒昧因这件事请求，希望圣上慈悲，下诏命大臣尽早议定胡晋臣的抚恤典礼；关于暴书会，请依照天圣年间停止社宴的旧例施行。这样或许典礼的施行各自合乎时宜，对上可以无愧于祖宗，对下可以免受天下讥议。唯愿陛下留心垂听。”

译知漳州朱熹上奏说：“臣卑微地以尘俗之身，充任偏远州郡的官员，仰体圣明收用奖拔的意思，竭尽驽钝之力，希望报答万分之一。因此每逢听讼断狱之时，不敢不尽自己的愚见。如今有幸任职超过一年，眼前百姓些小的是非曲直，大体能够查得实情。唯独有些事情发生在几十年以前，而其中冤枉与正直的分别、处置举措的重要性，有的不是州郡所能办理的；这既在臣的职分之内，臣便不敢不全部奏闻。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垂听察看。”臣恭敬地看到，本州漳浦人、已故迪功郎高登，天资忠义，气节孤高。年轻时游学太学，正逢靖康之祸，曾与陈东到宫阙上书，竭力陈述六贼的罪状，并且说明金人不可和谈的情势。绍兴年间参加廷对时，又竭力陈述朝政缺失，没有任何顾忌回避。复试官忌恨他的直言，把他降为下州文学。高宗皇帝嘉奖他的忠诚而起用他，调任静江府古县令。当时秦桧掌握国政，帅臣胡舜陟因为他的父亲曾经做过该县县令，想替父亲立祠来取悦秦桧；唯独高登坚持认为不可。胡舜陟想用危险的法令陷害他，召来交给狱官审验讯问，拷问之后仍没有可以记录的罪状。后来高登任潮州试官，又让诸生论说不能听取直言的可怕之处，并说明闽浙水灾发生的原因。” 秦桧听说后更加恼怒，认为他暗中依附赵鼎，便削去他的官职，将他迁徙到容州，直到死去。秦桧死后，那些因言语被秦桧陷害的人，高宗皇帝都深察其冤情，无论大小、生死，都予以甄别录用；唯独像他这样身为远方人、地位低微的士人，却没有人为他说话。到了乾道年间，近臣梁克家等才援引绍兴二十六年的赦书请求处理，但有关部门拘泥文书规定，废弃成例，不肯下令施行。近年守臣傅伯寿又曾像前人一样具奏此事，但如今也已经过了一年，仍未奉到皇帝的裁示。这使他怀着遗恨死去，已经将近五十年，而姓名仍在罪籍之中，尚未得到昭雪。他虽然凭借自己忠贞不屈而自信，独立不惧，精神凛然，必定不会因此后悔；但从圣朝伸冤雪枉、劝善惩恶的意义来说，议论此事的人仍私下感到遗憾。臣有幸蒙受恩典，暂代守任他的故乡，亲眼看见这件事，如果又保持沉默，不能详细上报，那么即使被杀戮万次，也不足以抵偿罪过。因此斗胆陈述此事。伏望皇帝陛下登极以来，虚心克己，容纳一切直言。近来因为阴阳失和，特地下诏给近臣，表示乐于听取至理之论。草野之士，即使有过分议论曲直的话，起初虽然触犯圣意，最终也只是稍加罪责。臣私下揣度圣意，像他这样忠诚正直的人，理应得到怜悯和奖赏。臣希望陛下特别发布恩德之诏，恢复他的官职品秩，酌情加以褒奖录用，以慰藉九泉之下的亡灵，并且使天下想要奉行忠义的人知道应当效法。这样劝导人们仰慕忠义，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臣不顾自己疏远卑微，冒犯天威，内心震恐，惶惧失措到了极点。宁宗时，朱熹任焕章阁待制、侍讲，上奏请求在潭州为晋谯王司马承和绍兴年间死于国事的臣子创建祠庙，请求赐给敕额。奏疏说：“臣前任潭州知州时，恭敬地依据绍熙五年七月七日大赦诏书中的一项条文：历代忠臣烈士的祠庙损坏，应令本州支用系省钱修缮。臣私下看见，东晋王敦叛乱时，湘州刺史谯闵王司马承起兵讨伐贼人，未能取胜而死；绍兴初年，金人侵犯，潭州通判孟彦卿、赵民彦督兵迎战，临阵遇害；城池陷落那天，将军刘玠、兵官赵聿在巷中与敌巷战，痛骂敌人，未能取胜而死。这五个人都因忠贞节操死于国事，而此前没有庙宇塑像，既无从修缮，也无法仰承圣朝褒扬彰显忠义的旨意。于是臣发文给本州，决定在城隍庙内创建祠堂，塑造五人的像；又考察谯王本传，连同他的几名僚属，一并塑像，立侍在左右；各立位版，记载他们的官职姓名，依法奉祀。正当进行考察、尚未营造外表时，臣忽然蒙受错误的恩典，奉召入朝奏事。估计所需功力不会很多，本州一定已经开始营造并完工了。希望圣慈特别下诏有关部门赐给这座庙宇庙额，并仍下令本州照此办理，使忠魂得到慰藉，也成为天下后世臣子的劝勉。” 臣实在不胜所愿。湖南安抚使真德秀上奏说：“臣等私下认为，人才的优劣，不容易判断。平日闲暇时，勉力自我修养整饬，这种事谁不能做？至于事变突然发生，局面纷乱复杂，在一呼一吸之间，安危就系于一线，能够从容谋划，挫败群凶横行的气焰，成就一方安定的功劳，这样才可以称为有才干。臣所管辖的武冈军，近来发生了士卒变乱。追究事情的起因，大概是守臣司马遵不善于抚慰治理，才导致这场骚乱。臣曾将此事弹劾上奏，已经奉诏免去他的职务。司马遵虽然离开了郡城，但凶卒蒋宗等人知道自己以军人的身份，曾经侵犯郡守，抢掠百姓，杀害保正，罪不可赦，于是结交党羽，谋划日益加深。他们已经胁迫取得州郡文书，充任各营首领，并自称将领，擅自出具文引，役使郡兵，敲梆集合众人，没有人敢于落后。他们击鼓聚众倡乱之时，已经劫掠郡民三十多家。臣等发文安抚平定之后，他们虽然不再公开抢劫，却以言辞暗示富室，借犒劳军队的名义，命令他们把钱交给自己；积蓄一天比一天富足，气焰更加嚣张，包藏祸心，实在难以预测。幸而本军签判叶莫，平日一向以宽厚为人所信任爱戴。变乱刚发生时，司马遵托病请假，叶莫能够亲自承担抚慰晓谕的责任，使蒋宗等人不敢大肆作恶。臣等得到报告后，立即命叶莫暂代郡事，并秘密授予他计策和诏旨，使他设法处理此事。他又能够深沉谨慎，不露声色，对外表示安抚柔和，内里却进行谋划；以整顿军政为名，选取可用的士卒，编成什伍，轮番值守。安排妥当后，便把臣下达的赏榜和借补文帖秘密出示给其中几个可靠的人，让他们带头行动。于是群卒争相奋起，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蒋宗等三人的首级悬挂在崇朝门，不久其余凶党也同时被捆绑，无一人漏网。全郡官吏百姓都欢喜得如同重新获得生命。臣等私下看见，宣教郎、签书武冈军判官厅公事、权军事叶莫，学问广博，操行清正，早年考中儒科，两次任县令；起初在善化任职，以和平为政，潭州人都称道他。后来任遂昌，修复经界，到现在百姓仍享受其益处。及至武冈，恰逢守臣空缺，代理郡事数月，政声显著；赈救舂陵灾荒，百姓受到实际恩惠。如今又能消灭凶恶叛逆，震慑国威，使已经败坏的军纪重新修复，使正动荡不安的民心迅速安定。这件事虽然只涉及一方，但它的利益实际波及一路；

译它的效果虽然只在一时，但功劳可以延及百年。因此臣等冒昧共同上奏，触犯天听，伏望圣慈特别优厚褒奖叶莫，仍赐予拔擢，以此激励当世，使凡是为国竭力、为民除害的人知道应当受到劝勉，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金章宗泰和初年，下诏确定功臣的谥号。此前海陵王将要攻打宋朝时，太医使祁宰上疏进谏，言辞非常激切。海陵王大怒，下令将他在市中杀死。到这时，尚书省椽李秉钧上奏说：“有些事情应当缓办却要急办，有些事情看似轻微却关系重大，名教就是这样。臣看见，已故追赠资政大夫祁宰因进忠言而被杀，仰慕义理的士人都为此寒心。世宗即位后，曾追赠他官职；陛下又录用他的儿子，这是极大的恩惠。即使周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称誉伯夷叔齐的仁德，又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可是有关部门拘泥于官职品级的规定，认为不是三品官就不在议定谥号的范围内。臣对此私下感到疑惑。如果一定要官至三品才可以请求赐谥，那么当时居官享受厚禄的人并不少，却都害怕获罪而苟且自保，竟不敢进一句话、献一条计，为国家谋划，最终使那些树立名声、死守节义的人反而出自医卜之流，这也足以稍感惭愧了。臣认为，非同寻常的人，应当用非同寻常的礼制对待；请求下诏有关部门，特赐谥号以表彰他的忠诚，这也是扶助名教的一种方式。” 制书说：“可以。”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五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礼臣 齐桓公设置庭燎，供想要来求见的士人使用，过了一年，士人仍没有到来。于是有个东野的乡下人凭借九九乘法来求见。桓公说：“九九乘法有什么值得来求见的呢？”乡下人回答说：“臣并不是认为九九乘法值得因此求见您。臣听说君主设置庭燎来等待士人，过了一年却没有士人到来。士人之所以不来，是因为君主是天下的贤君，各地士人都自认为所谈论的还比不上君主，所以不敢前来。九九乘法只是微薄的技能，而君主尚且以礼相待，何况比九九乘法高明的人呢？泰山不拒绝泥土和石块，江海不排斥细小的水流，所以能够成就广大。《诗经》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意思是广泛听取谋议。”桓公说：“好。”于是便以礼接待他。过了一个月，四方士人相互携带，一同来到。《诗经》说：‘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意思是由内到外、由小到大。魏文侯从中山奔赴军情，安邑的田子方落在后面。太子击遇见他，便下车快步走去；田子方仍像原来一样坐在车上，只告诉太子说：“替我向君主请安，说我等候他来朝见时唱歌。”太子不高兴，于是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穷的人可以傲视别人，还是富贵的人可以傲视别人？”田子方说：“贫穷的人可以傲视别人，富贵的人怎么敢傲视别人？君主傲视别人，就会使自己的国家灭亡；我还没有见过有人把国家置于灭亡之境的。大夫傲视别人，就会使自己的家族灭亡；我还没有见过有人把家族置于灭亡之境的。贫穷的人如果不得志，穿上鞋就离开，哪里还会没有贫穷的时候呢？所以贫穷的人可以傲视别人，富贵的人怎么敢傲视别人？”太子把田子方的话告诉文侯，文侯叹息说：“不是因为我有田子方，我怎么能听到贤人的言论？我降低身份去求见田子方，终于能够和他交朋友。自从我和田子方交友以后，君臣更加亲近，百姓更加归附，我因此得到结交士人的功效。我想攻打中山，用武力使乐羊臣服了三年，中山才献给我；我因此取得了使用武力的功效。我之所以没有更进一步，是因为还没有见过有人用智慧使我折服。如果能得到一个用智慧使我折服的人，难道还不能赶上古代贤人吗？” 齐宣王召见颜斶，说：“颜斶，上前来！”颜斶也说：“大王，上前来！”宣王不高兴。身边的人说：“大王是君主，颜斶是臣子。大王说‘颜斶上前’，颜斶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