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六

译司马光又论奏王广渊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王广渊新近被授为直集贤院，外廷之人无不惊怪疑惑，私下交头接耳、相互谈论，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有人说，王广渊凭借花言巧语和谄媚奉承，奔走于公卿门下，大概是执政大臣所荐举的。有人说，陛下尚在潜邸时，王广渊凭文章通过陛下的故旧自荐求进，平素受到陛下的知遇和赏识，所以特意加以拔擢。这两种说法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果真有其中一种，都不是朝廷的光彩。端正之士得到进用，是治道的表征；奸邪之人得到进用，是祸乱的阶梯。臣私下听说，王广渊虽然略有文才，其他方面再没有什么长处；在士大夫之间，喜欢奔竞钻营，善于谋求进取，被称为第一。如果他凭这些获得公卿的知遇，那么这个人本来就不是端正之士。从前他初任通判时，编排中书文字，两年之间便堂除为舒州知州，士大夫已经彼此指点议论，认为这是侥幸求进。如今又突然加授美职，怎么能不引起外廷的惊怪疑惑呢？陛下刚开始临朝理政，想选拔天下贤才，安置在破格的职位上，来激励群臣，可是执事的大臣不能符合陛下的心意。此前任用皮公弼权发遣三司判官，如今又任用王广渊为直集贤院，将凭什么使天下人尚存知耻的操守、崇尚敦厚的风气呢？” 如果陛下还在潜邸时，王广渊果真曾经凭文章自荐求进于陛下左右，那就更加不可。过去汉文帝时，景帝还是太子，曾召请皇帝左右近臣饮宴，中郎将卫绾独自称病没有前往；等到景帝即位后，宠待卫绾超过其他大臣。周太祖时，世宗镇守澶州，张美任三司吏，掌管澶州的钱粮，世宗私下有所请求借取，张美都尽力供奉；等世宗即位后，众人都称赞张美才干敏捷，但世宗始终轻视他的为人。王广渊如果在仁宗朝时，私下以文章献给陛下，作为臣子忠诚谨慎的人，难道会这样做吗？陛下今日应当治他的罪，却反而赏赐他，将用什么来砥砺人臣的操守呢？王广渊新近所授直集贤院一职，伏望收回。” 英宗时，殿中侍御史傅尧俞论奏王临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殿中丞王临任莫州推官时，被调任雄州推官；他借着差遣调动的机会拖延日月，凑成考第，冒充资历升为京官。后来因为魏景攀援牵连，他的心迹全部暴露。御史中丞张昪、包拯、韩绛，知杂事范师道等相继论列，朝廷却没有进一步根究，只是事发后追究，后来所升的一官，仍然给他知县差遣。人们议论不止，才降为监当，公议纷纷，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可是王临竟敢欺骗蒙蔽，妄自援引刘庠、王渊的先例，想按照难以议罪的文书来处理，完全不承认这是过犯。臣虽然愚昧，仍对此极为震惊。臣私下看到，王临的事状都完整记在案牍之中，并非有什么深藏隐匿、不可窥见查取的地方；只要取来一看，他虚妄冒充的情状就全部显现，公私方面的罪责也已经明白。可是他竟能让李象贤曲意庇护他的罪过，让夏竦独自承担责任，历经三任御史中丞仍不能纠正此事，经过各有关部门也不敢斥责他的过失。不知道王临凭借什么手段，竟能达到这种地步？他急于进身时便结交权贵以图侥幸，失败之后又用文辞粉饰来为自己解脱，本来就是巧于钻营做官的杰出人物，也是奸人的首领。这样的人都可以容忍，还有谁是不可以容忍的呢？” 朝廷既然不命令穷究弹劾，只是加以轻罚，有司便以原来没有案牍条款为由，认为他没有过错。臣恐怕刑法典章从此就会动摇。王临的事情，案卷中都有详备记载，也是人们共同听闻的，臣现在不再逐一陈述，只希望陛下察知臣专愚而恳切的心意，诛治王临奸猾巧诈的心术。应当一概按照审官院曾经追夺官阶、免职勒令停任之人的成法办理，使怀有欺诈之心、蒙蔽君上的人不能肆意妄为，也使舞弄文法、依附下属的人受到后果的惩戒。臣不胜恳切至极。” 英宗患病，病情平复后，尧俞任起居舍人，上书皇太后，请求归还政权。过了很久，他听说内侍任守忠有谗毁离间的话，尧俞劝谏皇太后说：“外间的舆论纷乱迷惑，两宫之间的感情尚未贯通。臣认为天下最值得信赖的事情，没有比把天下交给他人更大的；天下最公正的事情，也没有比以公心接受天下更大的。何况皇帝凭借明睿的资质，贯通古今，却是接受别人所交付的天下吗？如果诛杀或流放进谗离间之人，那么慈爱和孝顺的声名就会一同显扬了。” 尧俞任谏院长官后，又论奏薛向的奏疏说：“臣近来已经上状论列，认为授予薛向官职不当。薛向奸险多机变，援引势力很多，自从受到责罚以来，百般经营谋求，仍未离开原来的居处，如今却突然牵连复用，破坏陛下行使赏罚的权力，使朝廷无法取信天下。况且边防之间刚刚出现小小警报，也不应当借此作为牵复罪人的资由。至于论述薛向的才质和事状，请求停止这项新命，都是出于至诚和公议；却一直没有下达指挥，臣虽然非常愚昧，实在深深不能理解。谨把事情的体要分条陈述，再次烦劳陛下听察。伏望陛下稍加详审选择。设置官吏，责成他们议论天下事务；他们所论奏的，应当辨别是非和是否恰当。如果涉及阿谀偏私，放逐黜退就是了。若言论送入后只留在宫中而不下发，奏章上呈后却搁置不听，这恐怕不是开阔圣聪的办法。朝廷初政就首先堵塞言路，臣私下替陛下惋惜。陛下天资英明果断，应该在这件事上当断则断；如果错误地断定有害于政事，后果并不轻。陛下把听从谏言看得如同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这将成为什么样的君主呢？凭借万辆兵车的威势、掌握生杀的大权来压临臣下，难道是困难的事吗？关键只在于是否合乎道理罢了。陛下如果不深思，以为事情不改变就是有所得，臣恐怕从今以后，必定有人倚仗圣断来施展自己的谋算。况且二府各有固定职掌，怎么容许彼此侵夺呢？” 如今枢密院专门任用文吏，不幸中书又专门办理枢密院的事务，来往报复，积成私人嫌隙，将凭什么率领端正百官，共同成就天下的事务？如果说这是出自圣心，只是让枢密院去办理，那就更加不可。陛下总揽纲纪，却亲自使纲纪纷乱，究竟是谁为陛下谋划了这件事？这将误导陛下。如果果真如此，执政大臣也应当以职分自陈，姑且努力加以挽救纠正，以顺成陛下的美德，不应苟且依违、奉行其事。况且薛向不过是小人，哪里值得陛下留意？如果说今天天下没有比薛向更有才干的人，那就是欺骗蒙蔽陛下，实在太过分了！倘若这件事不改变，不只是刑赏失当，连祖宗旧有的法制都可以毁坏，谏官的职任也可以废弃了。况且薛向两次经由枢密院授官，却每次都被追夺；为什么先帝认为这样不对，而陛下却一定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臣再三替陛下感到不取的地方。伏望把臣等先前的奏状一并交付外廷，务必赐令施行。臣实在承受不住忠愤激切之情。”

译尧俞再次论奏薛向的札子说：伏为牵复薛向为陕西转运副使一事不当，臣已经多次论列，直到现在仍没有看到指挥。臣私下认为，赏罚和纲纪，关系到朝廷权衡轻重的大事。臣这番盲昧之言，也已经陈述得很详尽，与寻常道听途说的议论在性质上不同。伏望陛下早日加以详察裁择；如果臣所说正确，请赐令施行。如果臣所说不对，请黜退臣，以警戒狂妄轻率、因循沉默、旁观等待之人。臣既不能苟且求免、取容于人，也不是喜欢冒犯圣听。伏等候斧钺之诛。尧俞又论奏薛向的奏疏说：“臣曾经上状论列，陕西转运使薛向争夺馆驿，导致前荣州应灵县令崔令孙因公事身死。如今再次勘验的奏案已经送到，听说其中的事实大略与前次勘验相同，所以冒昧再次陈述，唯望陛下详察裁择。伏以薛向倚仗权势，作威作福，使天子所任命的官吏无故丧命，却完全不避嫌疑，亲自判决本家词状，将它送到灵宝县，所以县吏奉行其意，不再检验崔令孙的死亡情状，事情显得非常不明。等到赵约之审取案情完毕，所记录的供词十分简略；薛向自知对自己不利，便反过来申诉，制造疑惑，欺侮上下，诡计层出不穷。如果说薛向的意图在于杀人，那当然不合事实；然而崔令孙之死本来就是由薛向造成的，如今南密张皞、张奕等人反而各自陷入重刑，罪魁却从轻处理，这就是臣前一状所说的旧日冤屈没有昭雪，反而又产生新的冤枉。假如不根据实情议定刑罚，怎么能大致平息人情？薛向如果只是偶然做了这件事，或许还可以姑且宽宥；但薛向任性施虐，来由已久。鄜州三川县令严寅，只因迎候差遣相近，便遭到斥骂摧辱，不能忍受，当即发病，回去后就死了。职位在他之下的人，他任意欺凌；官位在他之上的人，他就窥伺间隙加以控制。只要能够附会于他，他就曲解法律来维持关系；从陕西以西，几乎人人都在道路上侧目而视。” 而且他所掌管的都是重要部门，所属部门中被举荐为官的人将近一百名，他专门用来迎合有权位的人，所以替他说话的人很多。臣又担心朝廷受用度所牵制，认为解盐等事务非薛向不能办成，必须稍加借重来责成他建立功效，这是大错特错的。薛向敢于使用诡诈激烈、阴险狡猾的手段，百般把事情从东移到西，改头换面，以迷惑朝廷，这样的事很多。即使他略有实际成效，也不过是聚敛之臣，只能成为裴延龄、皇甫镈那样的罪人罢了。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臣；这两者的祸害哪一种更严重呢？如今经费繁多，民力已经困竭，如果不是陛下痛下决心节俭刻厉，追究问题的根源，本来就不能解决。若还想崇奖聚敛之臣，依靠他们来取得成功，臣恐怕失误会越来越远。如今薛向自高自大，夸耀自己，认为别人都赶不上他；臣认为朝廷所求的是忠诚尽职、至诚和厚、宽仁平和而能成就事务的人，这样的人或许不多，但像薛向这一类的，根本不怕没有。大凡君主驾驭臣下，有功劳就一定用赏赐来劝勉，犯法就一定用刑法来约束，使奸猾之人胆破而知惧。假如只想图谋使用他，怎么能不尽心求取回报？只有恩宠没有威严，一味姑息；等到他志得意满、气焰充盈，就会贪恋权力、固守职位，哪里还肯为国家竭尽劳苦呢？” 况且薛向智谋多而狡猾，或许能够亲近左右近臣，足以迷惑圣听。他的才识虽然比不上裴延龄、皇甫镈，但如果怀有奸心，就会争相进取、加害他人。臣知道他的过错远远超过这些，伏望陛下深入察究他的实情，特别加以黜退免职。不仅可以使幽深的冤屈得到申诉，使刑罚和赏赐各得其当，也可以使奸豪之徒稍受挫折，不敢放纵自己的技巧，长期成为世道的祸患。” 殿中侍御史范纯仁上奏请求治罪执政大臣提出尊崇濮王府邪议的奏疏说：臣恭敬地看到，执政大臣首先提出邪说，妄自援引经书作证，以歪曲的道理取悦君主，以眼前私利辜负先帝，想给濮王加上不正当的称号，将使陛下陷入举措有过的议论之中，朝廷听闻后震惊，天下人为此失望；这是政典所不赦、人臣共同唾弃的行为。臣身居言职，情势上不能保持沉默，请求使用尚方之剑；即使这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事，国家的刑法典章仍然存在。况且既然这项议论不合道理，就难以让两种主张同时成立。从前师丹的主张实行，董宏便因罪获刑；董宏的议论获胜，师丹便被废居家中。臣等的言论如果不足采用，愿意接受流放贬谪；这样对上不辜负陛下任用我们的本意，对下也不废弛朝廷言官的职守，臣等的心愿就满足了。臣私下认为，自古君主治理天下，没有不把人心作为根本的；得到人心，中等才智的人也可以避免危乱；失去人心，即使贤明睿智也不能保全治安。所以说：‘百姓就像水一样，既可以承载船，也可以倾覆船。’人心的得失，怎么能不慎重呢？哪里有身为大臣、与国家休戚一体，却迎合君主心意，暗中经营自己的私利，把过错推给别人，使君主在天下人面前失去声望的？作为臣下的罪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伏望陛下继承大统，登临帝位；关于生育之恩，礼制上本应追尊加厚，但应当等先帝的祥禫之礼结束、陛下的德泽已经施行之后，再讲求典礼，褒扬尊崇本生亲属。何况仁宗的虞主刚刚祔葬陵土，土还未干，便急忙提出越礼的言论，想要遵循衰乱时代的旧迹，以致陛下对外失去四海臣民之心，对内违背左右卿士的议论。陛下自临御以来，励精图治，遇到灾害便警惧自省，有周宣王的风范；至诚能够感动神明，有虞舜的德行。至于加给您的徽称，您却推辞不受，这些都是前代难以实行的节操、治世值得记载的政绩。推行这些做法，就可以招致和气。然而内外人心喧扰不安，实在是因为邪说使人震惊，大议尚未确定。如今如果不端正濮王的礼制，就无法慰藉众人的心；如果不治罪首先提出邪说的臣子，就无法澄清朝政。伏望圣慈早日将臣前后所上的章奏发出交付外廷施行。” 纯仁又上奏请求责罚首先提出尊崇濮王府邪议的臣子，奏疏说：“臣近来承准閤门告报，奉圣旨命令赴御史台供职。臣等随后因为所论濮王典礼尚未端正，具状上奏陈述，不敢奉诏赴任。又承准御批，说如今依照已经取得的指挥办理。臣等近来因为弹劾辅臣，请求端正重大礼议，以洗雪君父受到的诽谤，想要清除左右的奸邪；出于愚忠和愤懑，竟陷入僭越，以至于封还诏书和诰命，擅自离开官署。情意虽然是爱护君主，罪行实际上已经违法。伏望陛下深察我们的心意，宽免所犯，朝廷又下诏谕令我们就职。臣等只是蒙受了陛下保全宽宥的恩德，却还没有看到朝廷法制得到端正。如今濮王典礼虽然去掉了特殊称号，但首先提出邪议的臣子仍未受到明确责罚的诏命，内外仍然感到疑惑。臣等怎么敢自行停止进言？伏望检视会合臣等先前的奏章，赐令施行。现任本职，臣等不敢前往供职，仍旧居家待罪。恭敬地希望圣慈早日赐下英断。”

译纯仁又上奏请求治罪提出尊崇濮王府邪议的臣子，奏疏说：臣近来两次代表御史台上章弹劾执政官，认为他们不应首先提出邪议，欺骗迷惑圣明，向上损害君主的德行，向下惊扰百姓的听闻。伏望陛下即位以来兢兢业业，慎重处理万机，四方抬头仰望，已经盼望太平；而执政大臣不能用古代圣哲君王实现治世的办法开阔陛下的心意，使发号施令动合人心，让亿万百姓因圣化而鼓舞，却只知迎合旨意、求取宠幸，专门提出邪说，违背礼法，不顾大义，将要使陛下陷入有过失的境地。等到近臣群集上奏，礼官讨论，拖延了很长时间，重大礼议仍未决定；他们又想牵合前代衰乱昏暗时代实行的错误旧迹，来文饰奸邪言论，阻塞正直议论，挟持邪说蒙蔽皇上，实在是不忠。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先前的奏章交付外廷施行，或许可以分别邪正，使天下信服。臣自去年秋天以来，相继论列中书门下，认为他们不应建议给濮王加上不正当的称号，陛下却没有采纳。近来臣等又三次代表御史台上状奏劾，也没有得到施行。这大概是因为臣等才识浅陋，不能使圣心觉悟，早日端正典礼；又不能击退奸恶、肃清朝廷，于是使重大礼议拖延至今仍未决定。” 内外之人毁谤议论纷纷。如果安然尸位素餐，不自行引罪，那么对上会造成陛下失德，对下会毁坏臣等的职守。臣等已经把原先授予的御史告身随奏状一并缴还，从本月二十二日起不再赴御史台供职，居家待罪。伏望圣慈早日赐下黜退责罚。” 神宗即位初年，御史中丞司马光论奏王广渊的札子说：“臣听说，明君的政事，没有比去除奸邪更重要的；忠臣的志向，没有比嫉恶如仇更优先的。陛下不知道臣不成材，却让我在宪府任职。受命以来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却寂然没有纠举一事，实在辜负了陛下的厚恩。臣恭敬地看到，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具有小人的资质和倾巧的才能，为了求得进身，无所不用其极。对外依附政府大臣，对内结交近习，几年之间便取得清贵显要的地位。国家本来是用龙图阁来宠待贤能之士，用迩英殿来接待儒雅之臣，这些都不是王广渊所应当滥居的职位。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听说放逐黜退奸邪，以此警戒群臣。王广渊在朝廷官列之中，是奸邪最突出的人。伏望陛下振奋刚健之气，首先加以斥逐，夺去他的职名，降到一个远地任监当，也足以使天下人的耳目感到痛快。” 司马光又论奏王广渊第二札子说：“臣近来曾上奏，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倾巧奸邪，请求完全夺去他的职名，授予一个远地监当的差遣，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指挥。臣私下认为，王广渊的所作所为，天下都已经知道。陛下从前居于宫邸时，难道不知道全部情形吗？何必还要臣再来详细叙述。”

译《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奸邪不要犹豫。’ 这就是大舜能够成就大功的原因。陛下如果还不知道王广渊究竟是贤能还是不肖，尚且可以说有所疑虑；如果确实知道王广渊奸邪的情状，那么怎么可以再把他放在左右而不赶快除去呢？佞人善于巧妙迎合，变化诡诈多端，即使圣贤也不能完全察辨，所以帝尧害怕花言巧语、伪善面色而又极其奸恶的人，孔子也教导颜渊要远离佞人。尧和颜渊并不是不明智，如果不畏惧并远离佞人，也会有被他们迷惑的时候。伏望陛下依照臣先前的奏章，早日黜退驱逐王广渊。” 司马光又论奏郭昭选授予阁职的状文说：臣私下听说，陛下从前任用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近来又特别降旨，一并授为閤门祗候。众人议论纷纷，很认为这是侥幸受宠。国家初建时，形势仍然艰难，所以祖宗即位之初，必定拔擢身边的人，把他们作为腹心羽翼，难道这是可以作为后世永久制度的吗？那只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如此罢了。后来继承帝位的君主守成承平基业，继承圣考的地位，在服丧期间还没有发号施令，有司因循旧例，接着把它作为故事。凡是东宫属官，一概越级升迁，称为随龙；因此郭昭选这类人从厮役直接授为班行官员，所得到的侥幸已经很多了。如今还敢妄自攀援，没完没了地求取，却从不反省自己有什么功勋。小人的欲望终究没有满足的时候，不可放纵。况且閤门祗候，是祖宗用来蓄养贤才、等待任用的职位，与班序差遣性质不同。譬如史臣，便是馆阁一类的职位，怎么可以让厮役出身的人担任呢？何况东宫其余的吏卒很多，假如一人得到此职，所有人都会产生希望之心。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启宠纳侮’。陛下既然承继大统，那么天下之内，谁不是臣子呢？” 却唯独偏爱东宫旧人，那么所亲近的人就太狭窄了。臣昨日被授为御史中丞，第一次上殿时，首先就以任官和赏罚为言，实在是因为这三件事是实现治理的根本，是自上古以来不变的道理。如今郭昭选等以卑贱的奴隶身份而冒领美职，这是任官没有选择；没有作出哪怕拔一根草那样的功劳，却在几个月之间连续得到恩命，这是无功受赏；奸恶已经明显如高居简等人，仍然保全庇护他们，这是有罪不罚。陛下刚刚开始执政，政治清明，正励精求治，却如此轻易对待官爵、轻慢赏罚，想要成就太平大业，就像向楚国去却把车辕朝北一样。臣如今之所以区区进言，只是替陛下惋惜这一点罢了。郭昭选等新近授予閤门祗候一职，乞请赐令收回。” 熙宁三年，司马光任御史中丞，论奏王安石的奏疏说：“参知政事王安石，不应妄自产生奸诈之谋，迷惑圣明；而曾公亮等人各自只求因循依违，从未加以辨明纠正，请求明正他们的罪过，切勿不予施行。臣私下认为，《易经》用履霜作比喻，是在说明君主控制臣下的办法；《尚书》以不可随意作福作威告诫君主，是在阐明危害国家、败坏家室的常理。《易经》《尚书》的义旨，难道不是在教人知微防患吗？君子见到事变的征兆，不能等待一整天，所以自古君主没有过失、臣下没有奸欺，大概都是因为察知征兆而遏止事端的开头。伏遇陛下即位以来，一天比一天谨慎，听到过错便高兴，听从谏言如同流水，四方翘首以待太平，万民歌唱赞美圣化。任用王安石为宰相，正可见陛下焦心求治、急于处理当务之急以救济时局。然而王安石身居政府，理应以伊尹、周公的道术辅佐国家，使时代成为尧舜之世的百姓，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使之符合舆论，却首先倡导邪术，想要制造祸乱的阶梯，违法改常，轻率变更朝廷典制，所学不是正道，所言多属虚伪，是王制所要诛罚的人，不可说是良臣，实在是残害百姓的祸民。而且他又牵合衰乱时代的旧事，为奸邪言论文饰，只不过有像啬夫一样的辩说，拒绝堵塞谏臣的正论。” 再加上朋党像鱼鳞一样聚集，亲旧如群星般攒聚；有的充任近畿官员，有的身居重要职任，窥伺神器，专擅福威，致使人心动摇，天下惊骇。如果陛下不遏止事端的开头，那么王安石造成的祸患就不小。《尚书》《易经》的告诫，正是急切针对这种情形。况且陛下因为王安石具有师保的尊贵地位和旧日的恩情，所以让他担任宰相，参与政事。过去汉代尊重桓荣，不过听说为他设置几案；燕国尊贵邹衍，只见为他筑造宫室。哪里有让他身居显要重位，却任凭他妄自改变制度的道理？如果不端正他的罪恶，也难以顺应众人的意愿。臣身为御史，职任谏官，并不是不能迎合旨意、苟且附和来求取宠荣，实在是因为树立君主、整顿朝廷的人，应当自我勉励去除邪恶；享受君主俸禄的人，必须看轻自身来为国家效命。臣与王安石，就像冰与炭不能共处一器，寒暑不能同时存在一样。因此臣多次冒犯天颜，陈述狂妄而愚昧的意见。既然内心是为了国家，哪里还顾惜自身？如果今天害怕斧钺之诛，也胜过将来死在奸臣手中。伏愿陛下独自振奋刚健之气，专断实行决断，完全遵循祖宗法宪，不采用邪谋，诛逐乱臣，延纳正士；上以顺从皇太后的心意，下以慰藉亿万百姓的心，那么臣等退下接受诛戮，也心甘情愿。” 四月二日，司马光任许州知州时，论奏王安石的奏疏说：“臣没有才干，最在群臣之下。先见之明比不上吕诲，公正刚直比不上范纯仁，程颢敢于进言比不上苏轼，孔文仲勇敢果断比不上范镇。吕诲在王安石刚开始参与政事时，已经说王安石是奸邪，认为他一定会败坏扰乱天下。臣当时认为，王安石只是不明晓事理而且刚愎罢了，不至于像吕诲所说的那样。如今观察王安石援引亲党，盘踞要津，排斥异己，占据固守权势宠幸，常常自行以他的意旨暗中赞助陛下，内出手诏来决定外廷事务，使天下的威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毁谤议论全都归到陛下身上。臣这才知道自己的先见远远比不上吕诲。范纯仁和程颢都一向与王安石交情深厚，王安石从众多官员中拔擢他们，越级置于清要之职；范纯仁和程颢看到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却不敢顾念私恩、废弃公议，极力陈说他的缺失。臣与王安石来自南北不同的地方，取舍之道也不同；臣与王安石交往一向疏远，王安石待臣一向淡薄，只因为屡次同僚共事的缘故，私心仍眷恋不忍轻易断绝关系。臣因预先的判断而因循至今，没有辜负王安石，却大大辜负了陛下，这一点远远比不上范纯仁和程颢。”

译臣任两制官，历事三朝，对于国家来说是君臣关系，对于恩情来说如同骨肉。臣看到王安石专肆他的狂妄愚昧，使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使宗庙社稷面临累卵般的危险；臣却畏缩怯懦、爱惜自身，没有及早替陛下辨明说明。苏轼和孔文仲都是疏远的小臣，却敢于不避陛下雷霆般的威严和王安石虎狼般的愤怒，上书回答诏问，指陈他的过失，因而丢掉官职、受到责罚，却毫无顾虑。这一点臣远远比不上苏轼和孔文仲。人情谁不贪恋富贵、留恋俸禄？范镇看到王安石迷惑陛下，把佞臣当忠臣，把忠臣当佞臣，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愤懑难以承受，便上章极力进言，自己请求退休，甘愿承受丑诋，闭门居家。臣却顾惜俸禄官位，为妻子儿女打算，忍受羞耻，仍然居守方镇。这一点臣远远比不上范镇。臣听说，居于这个职位的人，必须承担这个职位的事务；享受君主俸禄的人，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祸患。假如不是这样，就是盗窃。臣虽然不成材，但曾经接受君子的教诲，不忍使自身实行盗窃之行。如今陛下只相信王安石的话，王安石认为谁贤谁就贤，认为谁愚谁就愚，认为对的就是对，认为错的就是错。谄媚依附王安石的人被称为忠良，攻击非难王安石的人被称为谗邪。” 臣的才干见识本来就是王安石认为愚昧的，臣的议论本来就是王安石认为错误的。臣今天所说的，正是陛下所谓的谗邪。伏望陛下圣恩裁处臣的罪过。如果臣的罪与范镇相同，就请求依照范镇的先例退休；如果罪过重于范镇，或流放，或诛杀，臣都不敢逃避。” 熙宁二年，侍御史范纯仁上奏论新法，请求责罚降职，奏称：“臣自从冒昧担任谏官以来，竭尽愚诚，实在是想对圣上的治理略有补益，仰报上天的恩德。只是臣的才能不及别人，所长也有局限，说了许多话，实际上没有一件可以收效。加上执政大臣明知错误却固执强横，自以为无人能比，只想让众人不违背自己，任意行事，丝毫没有顾忌。至于元老旧臣，都一味沉默不言，随声附和，渐渐心怀恐惧；他们想办的事必定要办，便严密制定法令，深深嫉恨不同意见，急于惩治违抗的人，以致忠臣贤士日益疏远，谄佞小人得以得志。陛下没有接纳谏言的美德，百官怀有苟且偷安的心思，众人的怨恨暗中滋长，却没有人敢说话。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当然不是臣的力量所能挽回的；臣既疲弱无能，罪责也难以赦免。伏望圣上慈悲，早日将臣贬黜责罚，另行选择敢于诤谏的大臣，或许可以防止朝廷受到蒙蔽，挽救时弊。大臣有所畏惧，小人不能作奸，全在于陛下的明断；只要实行，就不要迟疑。臣无比激切。” 纯仁又上疏论薛向，说：“臣多次说薛向有罪，不应宽免；而且他性情贪婪狡诈，不能把六路的权力交给他。不可不听取臣的意见。臣听《传》说：‘德行在于施行善政，善政在于养育百姓。’又说：‘春天巡视耕作，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成，帮助缺乏。’可见圣王的政事，在于爱护养育百姓，补助他们的不足，使他们衣食有余，然后才供给公家；这就像先培植根本，等待花果茂盛一样，是必然的道理。陛下现在因为公私财用匮乏，所以首先致力于治理财政，大概是想厚实根本、抑制末业，补助百姓，使他们富裕之后再施教化，希望达到三代的政治，这并不是有意损害百姓来奉养朝廷，广泛聚敛财利，增长奢侈之心。然而，担当这项职责的人，应当是仁爱有德之士，能够视民如己，才能知道百姓的饥渴，按时征收和发放财物，或许才能符合陛下爱养百姓的本意；这绝不是薛向这种急于求进、贪婪狡诈、刻薄寡恩的人所能做到的。如今朝廷多士满堂，一定有贤能之才可以承担选任，只在于陛下选择罢了。现在却把职任交给薛向，还想让百姓不饥不寒、知道陛下爱养他们的心意，这就像疼爱自己的婴儿，却把孩子交给凶狠暴戾、贪婪狡诈的乳母抚养，还想让孩子没有饥渴之患并知道父母的慈爱，实在很难。” 如今陛下已经颁行成命，圣意不可挽回，而臣仍然一再进言，是因为这是臣的职责。天下士人还没有达到完全没有君子的地步，却使陛下屈法而奖用小人，这是执政大臣的罪过。陛下聪明圣智，有接纳谏言的资质；如果臣所说的话毫无可取之处，那就是臣不肖、失职的罪过。执政大臣的罪过，尚且可以蒙受圣恩而得到包容；臣的罪过又怎能不治呢？臣实在惶恐待罪至极。纯仁又上疏论薛向，说：“臣从前在奏表中多次说，薛向在陕西违背条法、欺骗上级，罪状十分明显，不应曲加恩赦，仍然妨碍对他的奖用；至于张靖不应排在罪人之前被责罚降职，这些都是朝廷赏罚失当，会使奸邪得志，使人都认为国家法典可以欺弄。人的性情容易改变，若都以张靖为戒，遇到事情便会纷纷希望蒙蔽、欺惑君主的聪明。这是中书不应当任命授官所造成的，连累了陛下的圣政。臣虽然多次陈奏，也没有得到听取和施行。如今又把六路百姓委托给薛向，使他专门治理财赋，那么薛向的奸诈必定比在陕西时更加严重。因为陕西有都转运使、诸路帅臣、走马承受，都是朝廷信任的大臣，不受薛向统摄；又有不定期往来的使者访察官员善恶，朝廷容易听闻实情。薛向凭借巧于弥缝，尚且敢肆意欺骗惑乱。如今东南六路的官吏都受薛向统辖，又没有临时派出的使者访察，加上官吏百姓懦弱受苦，不能申诉陈情，薛向就足以任意欺诈作恶了。又听说东南各郡民力大多困穷，近来又接连遭受水灾，正需要朝廷优厚抚恤。陛下应当派遣宽厚仁爱的使者，只令他们抚养百姓的创伤，使百姓逐渐富足完实，以厚实国家根本。” 哪里能再让纤巧刻薄的官吏另行肆意搜刮，导致百姓困穷，甚至另生事变呢？这关系到国家治乱，实在非同小可。臣身居谏官之列，岂敢闭口不言？陛下知道臣与薛向素来没有嫌隙，也不是强横固执、一定要使自己的意见实现，臣何必屡屡冒犯天听？只是因为朝廷的赏罚关系重大，六路百姓值得忧虑。如今又遇陛下圣明，臣不能不把话全部说尽。只希望陛下早作明断，不要吝惜改过，听从谏言，黜退邪佞；两种美德同时具备，使天下风俗为之一变，奸人悔改心志，岂不是盛事吗？如果认为这是掩护善人、嫉妒能者，所说没有可取之处，那么请将此意宣示外廷，早日责罚降职。”

译纯仁又上疏论薛向，说：“臣接到中书的札子，说臣请求补任一个小郡，奉圣旨不准所请。臣私下认为，臣侥幸参与谏官之列，却没有丝毫补益，竟使奸人破坏法令、朝廷赏罚不平。本应竭尽全力陈述意见，至死方休；臣却胆敢妄求责罚降职，贸然请求郡守之任，疲弱无能，罪当不赦。陛下仍加以宽容，没有准许，正体现君父保全臣子的恩德极其仁厚；臣子报答君父的道义，也就更应竭尽忠诚。然而臣的诚意尚未表达完，不能因为屡次冒犯天听而回避。薛向奸诈谄佞、贪婪狡猾，这是众人共同知道的。陛下只是爱惜他的小才，认为可以备用，却不说他辜负陛下的罪过，这实在是罪不容诛。” 纯仁又上疏论王安石，说：“臣昨日上殿时呈上的札子，蒙圣恩命令送交中书。臣担心执政大臣明知错误仍固执己见，不认为臣的话正确；在进呈之时，恐怕不能得到施行。臣自从任谏官以来，看到陛下进用富弼、王安石，便和士大夫私下相互庆贺，以为儒者得到任用，一定会辅佐陛下施行尧舜三代的政治，以修养自身、安定百姓为务，推行尊重正直、罢黜邪曲的风气，先重道德而后办政事，先施教化而后立法制；改变风俗如风吹倒草一样容易，施行仁政比驿站传递文书还迅速，这样就可以拱手垂衣而治，使天下安宁了。如今安石却用春秋五霸富国强兵的方术启发皇上的心意，忘掉平日所学，只求迅速见效，这与孔子不谈军旅、孟轲以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为可耻的意思大相不同。他又任用小人，专门兴办财利之事，将使陛下蒙受道德上的污点，使百姓受到侵夺刻削。臣虽然屡次上奏陈说，却没有得到听取；执政大臣反而更加坚持其主张。因此臣叹息失望，不能自已。看他办事仓促、识人不明，臣实在担心另生事端，辜负陛下的倚重。这是臣私下忧虑、过度筹划，出于爱护君主、践行职责的一点心志，谁也不能改变。如今执政大臣既说臣所言无理，臣也担心执政大臣不能使君主达到圣治。” 如果还让臣留在谏官职位上，议论既无法协调辅政，实际上也不能与同僚共事。伏望陛下体察臣的狂妄愚直，早日降罪责罚，使臣得以尽犬马之力，另图报效；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纯仁又弹劾吴安持、李伟，上疏说：“臣恭敬地看到，都水使者吴安持、李伟等决开大名第三铺的河口，想趁涨水使黄河回流到孙村口，让水道恢复旧道。他们突然大量征集柴草，多次征发民夫，靠近河流的百姓几乎不堪忍受。最终没有成效，白白耗费的钱财无法计算。如果明知不可行却强行去做，这是贪图赏赐、欺骗上天；如果确实可行却没有成效，这是不能办成事情、欺骗上天。办坏事情却从未议罪，奸邪小人既然没有受到惩罚警戒，所以如今又想兴办大工程，规模是前日的几十倍。表面上这是朝廷赏罚失当，实际上关系到国势消长和国家安危。事情的道理十分明白，不可不听取臣的意见。臣若偷安苟且、迎合风俗、贪图虚名，便可以说此事已经尽力进言，是朝廷自己不听，足以姑且塞责，于是窃居职位、保全自身。何必违背君父，招来被排斥驱逐的羞辱？因为臣子的罪过，没有比容养小人更大的：对下使他们侵削百姓，对上使他们损害圣政。何况臣错误地身居谏官之列，职责本来就是指斥奸佞、憎恶邪恶；又因连续任职陕西，亲眼见过吴安持的奸邪行迹。如今若进言而姑且停止，就是轻视职守、爱惜自身，不仅不是臣平素的本心，陛下又还能依靠谁呢？因此臣不敢停止陈说，再次冒犯陛下的聪明。” 伏望陛下把臣前后所陈述的意见，再三详细考察。如果臣所说不是诬陷，陛下又何必吝惜施行？这样不仅可以使奸吏悔改，也可以端正朝廷纲纪。如果认为人才难得，必须任用小人，而臣只是想使自己的意见实现，专门随波逐流、不顾国家大体，意在嫉妒能人，那么臣不忠的罪过也难以宽恕。岂能还承受任用，留在谏官职位上？即使蒙受圣恩包容臣，臣还有什么脸面呢？只希望早日将臣黜退责罚，以警戒百官。” 纯仁又上疏请求告诫约束妄自陈奏边事的人，说：“臣听说，舜难以任用小人，而蛮夷都归服；《诗经》说，谗人一旦得势，就会交相扰乱四方；《易经》说，小人不可任用，否则必定扰乱国家。这说明任用小人，就会交相扰乱国家；疏远他们，就能使蛮夷归服，都是前代的明证，也是圣人的深切告诫。臣恭敬地看到，近来由于陛下求治心切、勤于延访，时常有小人的言论上来迷惑圣听，听起来似乎可以采纳，实行后却必定累及圣明。这些人大多天性奸邪、见识浅狭，只顾表现小忠而忘记大体，贪图眼前小利而昏昧于长远谋划，急于经营自身而不思考危害国家；都把自己的喜好当作帮助君主的谋略。他们把这些意见用于自身，尚且为众人所厌恶，若采纳来治理国家，怎么能对大业有所补益？如同前些时候某些人提出在横山起事的谋划，使西部边疆至今受到祸害；又如河北某人喜欢上奏边事，内容多琐碎而不实，自以为朝廷委任、信任帅臣，使其难以节制；连同各路走马承受，也有不遵守条约、轻率妄奏、动摇边臣、过分索取承奉的。朝廷每有升降黜陟，反而足以助长他们的威势。若不早加禁止约束，实在恐怕会深深损害纲纪。伏望陛下遵循宣尼远离佞人的训言，体察虞舜痛恨谗言的道理，凡是奸邪小人和近习之臣所说的话，不可轻易相信。” 并请陛下宣谕二府：凡是妄自陈奏边事以及曾经引发、招惹事端的人，不得让他们担任边地职务，等到有紧急危难时才可以任用。又请委任转运使、提点刑狱等官，考察各路走马承受，不得在原先颁降的条约之外妄自陈奏边事、议论他人长短；他们所奏的文书，也请交由枢密院公开办理。这样，小人的势力就会消退，太平便可以实现。

译右谏议大夫兼御史中丞吕诲论王安石奸诈十事，奏称：“臣私下认为，大奸之人似乎忠诚，大诈之人似乎诚信，只是他们被任用还是被舍弃，关系到时局的好坏。像少正卯那样才智出众，言语虚伪却善于辩说，行为虚伪却意志坚强，顺从错误却能文饰，记忆力强而知识广博；若不是宣父那样圣明，谁能除掉他呢？唐代卢杞，天下人都说他是奸邪，只有德宗不知道，终于酿成大祸，所以说识别人很难，连尧舜尚且以此为忧。陛下即位之初，起用王安石，授任他为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学士，士大夫都庆贺陛下圣明，认为提拔有文才的人可以使其发挥所长。等到他进入执政班列，众人的议论并不赞同；在权衡轻重的标准面前，果然不能蒙混过去。臣恭敬地看到，参知政事王安石，表面显得朴实粗野，内心却藏着巧诈；骄横傲慢，轻侮皇上，暗中残害万物，这是众所共知的。臣略列十件事，都是亲眼见到的事实，希望能使陛下在圣明的鉴察下醒悟；其中若有一句接近诬陷，臣即使死一万次也不逃避。”又说：“安石从前在嘉祐年间任判纠察刑狱司，因开封府争论鵪鹑公事，举驳不当，御史台多次移文催促，他谢恩时傲慢而不恭敬。接着仁宗皇帝升遐不久，安石服丧，此事便结束了。” 安石服丧期满后，借口有病坚持卧床，多次下诏征召也不起身，直到英宗在位结束都没有入朝。如果确实有病，陛下即位后也应当到朝廷来见一次，稍微保有人臣之礼。等到接受知江宁府的任命，是在私下权衡认为对自己有利之后才奉命，轻慢皇上而无礼，这是第一件事。”安石任小官时，每次升迁都不断推辞回避；从知江宁府授任翰林学士，却没有听说他坚决辞让。先帝临朝时，他有归隐山林、独自来往的想法；陛下即位后，却有在金銮殿侍从的快乐。为什么对前朝轻慢而对后主恭敬，见到利益便忘了道义，难道这就是他的本心吗？他喜好名声而想求进，这是第二件事。”人主接见研习经术的士人，讲解先王之道，设置侍讲、侍读，通常由一人执经在前，以进言讲说来传授道理。安石担任这一职务，却请求坐着讲说，是想使万乘之尊屈尊，自己取得师保的尊贵，实在是不懂上下的礼仪、君臣的分别。何况侍讲本应阐明道德以辅益君主的聪明，他却只是想让君主成全自己的名声罢了，这是第三件事。”安石自从身居政府，事情无论大小，都与同列提出不同意见；有时因奏对请求单独留下进言，多次请求御批，从中间越级下达，以堵塞同列的阻挠和公共议论。这样，好的事情就把美名归于自己，坏的事情则把怨恨收归君主，按照私情办事而妨害公议，这是第四件事。” “安石从前在纠察司举驳，多不合乎事理；又与法官争论刑名，意见不一，常常怀有怨恨。前些时候许遵错误断决谋杀案件，安石竭力替他辩护；妻子谋杀丈夫，按规定审问后本应举发，却想减等定罪，他挟带私情、破坏法律，对外报复私人怨恨。两人制定了裁决意见。只是听说事情尚未详尽，他们也都畏惧回避，挟带私心报复怨恨，这是第五件事。安石刚进入翰林时，没有听说推荐过一个士人的长处，却首先率领同列称赞弟弟安国的才华，朝廷按状元的恩例对待他，他还认为待遇微薄。主考官评定试卷，认为他的文章不佳，安国便遭到中伤。小恩惠一定报答，细小仇怨一定报复。等到安石身居政府，才过半年，便卖弄威势和恩宠，无所不至。从此害怕他的人勉强屈从，依附他的人自我推销以求升进，奔走于他的门下，唯恐落在后面。背弃公义、死命结党，如今已经形成声势。这是依仗势力招揽权力，第六件事。宰相十多天不处理政事，官员任命却由安石专擅；驱逐近臣出任外职，都是因为他们不依附自己，却妄称一切都是出自圣意。若真是这样，便不应当；这实际上是安石在报复仇怨。宰相不亲自书写诏敕，是本朝旧例，从未听说过。安石故意表示作威作福，震动朝廷官员；然而如今政府同列依违两可，宰相又有所避忌，于是他独自专擅，什么事情不能施行呢？” 专擅威权、危害政事，这是第七件事。凡是在黼座之前奏对，他只是一味强词争辩；从前他与唐介争论谋杀案件的刑名，竟至于喧哗。众人不赞成安石而赞成唐介；唐介是忠贞刚正的人，务求坚持大体，不能凭口舌取胜，不幸因愤懑而生毒疮，最终死亡。从此同列更加畏惧，即使宰相也退缩，不敢与他辨明是非，任性欺凌同列，这是第八件事。陛下正考察唐尧的法则，敦睦九族，奉养亲长、爱护弟弟，以此教化天下。小人章辟光却献言让岐王迁居外地，离间亲属的罪过本来就不容诛杀。皇上不久有旨交中书办理，想要治他的罪；安石却坚决拒绝不从，还进献危言迷惑圣听，意在离间，终于促成此事，他勾结奸人的行迹十分明显，这是第九件事。如今国家的经费要务掌握在三司，安石身居政府，又与知枢密院者共同制定三司条例，兵权和财权兼在其手，他所掌握的权力轻重可想而知。又任命三人管理此事，八人巡行各路，名义上说是商议榷卖、增加财利，实际上是在动摇天下。臣还没有看见它的利益，先看见了它的祸害，这是第十件事。臣所指陈的都是琐细之事，烦扰陛下高明的听察，实在担心陛下喜欢他的才辩，日久更加倚重他，反而不能了解他的真情假意，不能再辨明邪正。” 大奸之人得势，贤者便会逐渐离去，祸乱就由此产生。臣考察安石的行迹，实在没有长远谋略，只是一味改作，故意与众不同，徒然用文辞掩饰错误，把欺骗上级、蒙蔽下级当作能事。臣对此深切忧虑，误害天下苍生的，必定就是这个人。伏望陛下谋划此事，应当广泛听取众人的意见。天灾屡屡出现，人心尚未安定，关键在于澄清政治，不应搅乱清明。安石如果长久居于朝廷，必然没有安定宁静的道理。臣之所以恳切陈说，不顾横遭祸患，是希望感动陛下的聪明，或许可以辨别真假。何况陛下志在刚明果断，能够察知隐微之处，更应当询问士人的议论，然后知道臣所说是否正确。然而诋毁攻击大臣的罪过，臣不敢苟且逃避；臣处境孤危，如同寄身无所，职责也难以安处。臣还将再次上章，请求回避仇怨。【熙宁二年六月，吕诲当时任右谏议大夫兼御史中丞。此前，安石见皇上说：‘这件事如果不是卿，便没有人能替朕推行；看来终究要以政事烦劳卿。料想凭卿这样的学问，也想有所施设，必定不会坚决推辞。’安石回答说：‘臣之所以来侍奉陛下，本来就愿意帮助陛下有所作为。但是天下风俗法度全都衰败，朝廷中很少有善人君子；庸人安于旧常、习惯旧例而一无所知，奸人则憎恶正直、以正人为可耻而心怀忌惮。’】

译那些心中有所忌惮的人在前面倡导，不明白情况的人在后面附和；即使有明白无误而独到的见解，恐怕还未等到事情成功，就会被不同的议论压倒。陛下如果确实想任用臣，应该先讲论学问，使您对臣所学的本末没有疑惑，然后再任用臣，这样或许可以防止只取得粗略的成效。”皇上说：“朕认识你已经很久了，并不是今天才认识你。不过你必须不要因为有所嫌疑而顾虑，专心督促、责成朕，使朕大有作为；只是我不知道你所计划施行的事情，应该把什么放在首位。”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有一天，皇上想任用安石主持政务，曾公亮于是推荐他。唐介说：“安石恐怕难以担当重任。”皇上说：“你认为他的文学不能任用吗？经术和办事能力不能任用吗？”唐介说：“我不是说这些。安石好学，却拘泥于古法；他的议论迂腐空疏，如果让他主持政务，恐怕会大加变更，必然扰乱天下。”唐介退到中书，对曾公亮等人说：“将来如果安石的主张果真得到施行，天下受到困扰，各位公自然会明白这一点。”安石主持政务以后，皇上问安石怎样才能使陕钱币币值提高，从而积存边境粮食。安石回答说：“要使钱币币值提高，就应当修订天下财货流通、开合、征敛和散发的办法。”于是他谈到泉府这一官署，说先王之所以抑制兼并、调济贫弱、使天下财货变通流转，并使利益集中由一个渠道出入，就是因为有这个官署。泉府之法的说法是：“国家事务要靠财用来供给；通常的经费有固定赋税来供应，到了国家有事时，财用就从泉府取用。”后世的桑弘羊、刘晏，大体符合这个意思；但自汉代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先王的法制，反而认为君主不应当同百姓争利。如今要治理财用，就应当修订泉府的法制，以收回财利的控制权。法制一经修订，就必然同流俗的见解不同，议论一定会很多。关键在于陛下先要作出决断，然后才能施行。这件事需要借助人才，但人才难以得到，也难以识别。如今让有能力的人治理财用，十个人中也应当有一两个人把事情办坏。过去人们只要看到有人办坏了事，异议就乘机而起，造成纷扰。臣认为，尧同群臣共同选择一个人治理洪水，尚且不能没有失败，何况现在所选择和任用的并不只是一个人，怎么能完全没有失误？应当把它同以前相比，计算利弊得失的多少，不要被异议迷惑。对于办坏事情的人，立即依法处理；同时进一步查究事情失败的原因，以此增补修订法制，那么事情就没有不能成功的。皇上说：“历来只要有一个人办坏了事，就于是废弃整个计划，这就是事情很少成功的原因。”于是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和安石取来三司有关条例的文书，详细审察其中应当施行的事项，奏报朝廷，并另列为一个机构，名为‘同制置三司条例’。陈升之、安石于是请求任用著作佐郎、编校集贤书籍的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前任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同检详文字，权湖北路转运判官、都官员外郎刘彝，比部员外郎、通判缺州谢材卿，太常博士、河北转运司管当公事王广廉，秘书丞、知安远县侯叔献，著作佐郎陈颢，大理寺丞、知开封府仓曹参军卢秉，许州司理参军、国子监直讲王汝翼，权兴化军判官、监建州买纳茶场曾伉，共八人，分别前往各路考察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和徭役的利弊。天下因此纷扰，诬告上了这份奏疏。皇上得到诲的奏疏后，立即批示送还给诲，并派内侍李舜举传达旨意。侍御史刘琦论奏王安石的奏状说：“臣等遍察自古以来的情况，做君主的没有不因偏听而损害德行的；做臣子的没有不因专权而导致祸乱的。

译《志》说：‘听取意见而不聪明明察，这就是不能谋划。’ 这是因为他不能广泛阅览、远方听取意见，选择各方面的长处加以任用，反而沉溺于私爱，甘愿被奸佞蒙蔽，忘记义理的是非，只赞赏能言善辩。《洪范》说：‘耳听聪敏才能产生谋略；如果听取和接受意见有所偏私，怎么能够谋划呢？’《尚书》说：‘臣下擅自施行福威，会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祸害，给国家带来凶灾。’《易经》说：‘有人参与君王的政事，不能自成其功，却能有好的结局。’这是说臣下侍奉君主，应当顺成君主的美德，纠正和挽救君主的过失；有功劳却不敢据为己有，有善政就归功于君上，所以别人虽然知道他的贤能，却看不见他的功迹。如果不是这样，就已经违背了为臣之道，何况把威福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呢？臣等私下看到陛下提拔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还不到半年，朝廷内外的人情已经喧嚣不安，大概是因为他任凭胸中所想，轻率改变法度，完全没有顾忌的缘故。臣等请略述其事：臣伏见自陛下即位以来，专心处理万机，任用贤能，寻求治理天下，常常如饥似渴，所以把安石置于政府，必定是想使时世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理，使风俗达到成王、康王时代那样的境界。如今安石反而用管仲、商鞅的权诈之术，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言论，来取悦陛下。陛下仓促相信了他的话，于是同陈升之共同谋划，侵夺三司的财利，收归为自己的功劳，设置机构、增置官员，召集三人到本司议事，又派八人分赴天下，使众人惊骇，动摇人心。他所征召任用的，都是门下的亲信旧交，如吕惠卿、王子韶、卢秉、王汝翼之类，难道能够通晓钱谷事务、全面了解天下财利的来源吗？又任用薛向为发运使，兼管均输之职。如果确如诏书所说，把贵的运到便宜的地方，把近处的物资调往远处，本来也是没有害处的。然而如果让小人来办理，借助货币财物任意买卖变易，即使有所收入，也免不了夺取商贾的利益。商贾既然不再经营，各路的税课自然就会亏损，这样先丧失了每年按时取得的正常收入，国家的经费又靠什么供给呢？官府贩运交易那些难以销售的物品，势必要均摊配给百姓，以收取其价钱。货物既然积压堵塞，难以迅速交易，就必然有人卖掉田地房屋、毁坏家业来应付期限；否则，严酷的刑罚和滥施的处罚就会随之加在他们身上。古人说过：‘财物耗尽就会产生怨恨，力量耗尽就会发生叛乱。’百姓既已怨恨叛乱，恐怕奸雄之人就能乘机在其中挥臂而起。不知朝廷的用意，果真认为这样便利吗？何况薛向为人，在所到之处多半使用耳目刺探州县的长短得失，随后加以胁迫控制，叫他们承受并执行搜刮聚敛的非法事务。那些贪污、怯懦的人，无不低头委曲顺从。对于那些公正自守的人，他们必然会加以违逆触犯，最终一定会遭到薛向的中伤。朝廷正把兴办新事的任务交给他，万一有人勉强听从他的命令，那么士大夫一类的人就会离心离德、分崩离析，将要自行逃到山林洞穴之中。不知朝廷的用意，难道又认为这样便利吗？去年许遵文过饰非，妄自议论谋杀案件自首后审问的法律，朝廷于是派王安石和司马光裁定。两人的见解不同：司马光持守至公的主张，请求依照旧法，不应把预谋作为定罪依据；王安石却坚持偏颇的见解，改变旧法而提出新议，损害天下最大的公正。臣等上章抗辩，指出安石的主张是错误的。朝廷又派吕公著、韩维、钱公辅重新裁定，但三人都附和安石的说法。他们不考虑法制难以实行，只求勉强符合人情。后来进言的人仍不停止，朝廷又命枢密院共同议论可否。文彦博等人所定的意见既符合公道，陛下立即把众人议定的文字交给富弼详细审察。富弼正在称病休假，未等他出仕，朝廷又反过来实行安石所定的首减指挥。实在是因为同列害怕他的强横固执，陛下又被他浮夸的辩说所迷惑，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小人章辟光妄自献上把岐王府迁往外地的建议，离间陛下友爱兄弟的德行，罪大恶极，不能容许不杀。御史中丞吕诲和臣等接连上章奏请将章辟光加以流窜逐放，以断绝疑端的萌芽。陛下虽然多次答应了这个请求，唯独安石百般阻挠，使事情不能实行，并且迷惑圣上的听闻。而陛下把这看作是在爱护自己，于是隐忍不办。因此吕诲指斥陈述安石结党包庇小人的罪迹，吕诲反而被降职贬黜。朝廷内外的议论喧嚷，都认为不公平。等到吕公著说了一句话指出章辟光的罪过，章辟光立即被贬责。吕诲和吕公著都是御史中丞，为什么吕诲进言就获罪，吕公著进言却立即施行？如果不是吕公著同安石平日相知，内外呼应，恐怕他的进言也未必会被采纳。况且这难道不是威福的权柄已经不出于陛下，而全都出于安石吗？又如近来任用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同他的兄长吕公弼的职任相冲突，臣等也曾上奏论列，陛下却不肯听从。我私下听说，陛下起初想任用司马光为中执法，安石竭力推荐吕公著，并想罢免吕公弼在枢密府的职任。吕公著因为舆论不相协调，而且在兄弟情义上也难以心安，于是也辞谢不接受。陛下却听从安石的话，最终同时任用二人，这能算恰当吗？近来又看到中书省的札子，规定今后御史中丞可以独自荐举台官，不论官职高低；这也是安石的谋划，不过是想援引门下的人，安置在御史台中，作为自己的助力罢了。自己有过错时，那些人就不替他说；这能算朝廷的福分吗？何况自祖宗以来，从未有兄长在枢密府任职而弟弟任御史中丞的情况，也从未有荐举台官不论官职高低、而知杂御史不参与议论的情况，更从未有不与学士院轮流荐举的情况。先朝所建立的制度，就是陛下家的法度，本来应当让世世代代的子孙遵守而不丧失。如今一旦相信安石的话，竟想事事变更，废弃旧制而不用，实在可惜。像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安石专权、陛下偏听的表现吗？臣私下看到安石的旧交、团练副使陆申叙又复任著作郎，物议颇为喧嚷。因为陆伸昨日任知柳州时，在治平年间皇帝居丧期间，让歌妓奏乐饮宴，直到深夜；后来因担心候兵作乱，陆伸便下令鞭打候兵，竟至候兵死亡，按情理罪行极重。朝廷明明有指挥，经过恩典也还没有叙用他，并且不许给他亲民差遣。前福建路提刑王陶，因为没有察觉他的儿子贩卖私盐，同样被责降为团练副使。相比之下，陆伸所犯的罪过还要严重，尚且没有得到甄别叙用。何况陆伸身为郡守，官位列于朝班，却不顾臣子的礼节，完全没有忠孝之义，他还有什么脸面再求仕进呢？

译如果不是因为他同安石相知，怎么能这么快恢复官职？安石又举荐他的亲戚王无咎，任国子监直讲。王无咎过去由亳州卫真主簿调任台州天台县令，因路程遥远而没有赴任，不久借口求医，后来在常州掌学两年，又被授为南康军南康县主簿；他为躲避远地任官，再次请求求医，于是来到京师，以聚集门徒教学为名，出入权贵之家，谋求直讲之职。御史孙昌龄迎合安石的意旨，上奏说王无咎不必等到求医年限期满，就可以先行差遣充任直讲。况且流内铨对于求医之人，从来没有预先荐举授予差遣的惯例；王无咎求医之后，按规定本来属于有违碍的选人，应当按照原来初次铨选的次序，派往较远的路分。如今却得到这样的优厚任命，如果不是安石竭力荐引、曲意为他主张，怎么能够冒受宠幸、侥幸得到这种待遇，而不同于众人呢？这样的事情，都是安石欺罔偏私、不公正的罪过。谨按安石自从参加科举、历任官职以来，凡是著书立说，无不知晓尊崇尧舜之道，用来倡导率领学者，所以天下士人的心无不归向他，认为他是贤人，以至于陛下听闻他的声名后爱重他，终于使他位居公府。如今他正逢时运、得到这样专一信任他的君主，本应当用平日所学的仁义之道启发辅佐皇上的心志，以扩大圣德。如今他却首先提出财利方面的主张，一心务求取悦皇上，言语行动竟乖谬到这种地步。他刚愎狠强、自以为是，更是严重。不知安石究竟把陛下当作什么样的君主？陛下天资聪敏颖悟，世所罕有，尧舜那样的至高治理，指日之间就可以恢复。如今他反而用称霸国家的诸侯所用的权术，以及唐朝衰败君主的做法，来诱导迷惑圣上的听闻，这是多么不恭敬啊！孟子说：‘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尊敬齐王；如果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在大王面前陈说。’而安石却与此相反，他的心意没有别的，不过是想保住俸禄和地位，觊觎宰相之位罢了。他奸诈的迹象，难道还不明显吗？奸诈专权的人，难道适宜任职于朝廷重地，扰乱国家纲纪吗？臣等伏愿陛下振作刚健果断的决断，早日罢免安石的重任，以安慰天下百姓的心。那曾公亮身居承弼之位，受到三朝皇帝的知遇，本应当竭尽思虑、竭尽忠诚，奋身报国；反而有畏避安石的意思，暗中自行结交援助，彼此互相称誉，以巩固自己的宠荣。以至于安石在奏对时，只管肆意强辩，多生横议，这哪里是执政大臣应有的体统？考察祖宗以来宰相的旧例，即使昭文馆大学士休假，集贤殿大学士尚且不敢独自施行圣旨，哪里像今天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傲视同列，旁若无人，任用罢免、爱护憎恶全由自己决定，败坏中书省旧有规矩，这些都是曾公亮的罪过。何况曾公亮长期阻碍贤能之人出仕，对当时的政事没有补益，也完全可以罢免。赵抃则只是缩手拱手，专门采取模棱两可、随从违避的态度，大臣侍奉君主，难道本来就应该这样吗？如今河北发生地震，接连多年没有停止；加上星象出现灾异，天下水灾漂溺，死伤和受灾的百姓多得数不清。这样的变异灾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朝廷却对此安然视之，毫不认为奇怪。臣等只是担心事情逐渐增多，使陛下不能安稳地安枕而卧，这些都是大臣的罪过。伏望陛下考虑国家社稷的长远谋划，使百姓长久安定，委任老成而有德的人，疏远迂腐空疏、喜欢制造事端的人。臣等爱戴君主、忧虑国家的深切心情，实在难以尽述。熙宁年间，管干北京国子监王岩叟论奏王安石的奏疏说：“臣听说，事情紧急就不能慢慢行进，内心痛苦就不能用缓慢的声音说话。如今天下的事情紧急，而臣的内心已经痛苦不堪，难道还忍心慢慢行进、缓缓说话，来忽视君父的忧虑吗？臣写这篇奏疏，只是害怕别人知道，臣并不是为了盗取名声。今天的事情，只是害怕君父不知道，臣不躲避祸患。假使陛下自己对百姓没有仁心，那么臣即使怀有忠心，也只好算了。臣曾暗中听取天下深明事理的士人相互谈论说：‘田猎游乐使心情畅快，声色使意志愉悦，浮华之物使情感得到玩赏，喜悦时就过度赏赐，愤怒时就施加过重刑罚。即使是古代那些经历过艰难、年老而精于治国的人，也难以完全避免这些事情；然而我们的君主正值盛年，面对太平无事的天下，却能够不因田猎游乐而心情放纵，不因声色而意志迷悦，不因浮华而沉溺，不因喜悦而赏赐失度，不因愤怒而刑罚过重，忧劳勤勉、恭敬节俭，只把不能使治理之道达到尧舜和三代的盛隆看作急务。这可以说是盛大的德行了。然而有这样一种人，违背常理，蛊惑败坏万事，来侵蚀陛下的盛德，使四海内外不能看到日新月异的光辉，不能共同登上尧舜三代那样的境界。这就是忠臣义士捶胸顿足、咬牙切齿的原因。’” 臣谨慎考察，王安石本性并非忠贞善良，内心没有合于圣道，只能写些空洞文章来欺骗世人，谈论高远的道理来求取君主的欢心，可以说是借凤凰的羽毛来装饰猫头鹰的叫声。世人把他当作凤凰，臣却认为他是猫头鹰。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心愿在于求得治理，而安石所作所为却是召致祸乱的根源。陛下把安石当作心腹来委任，安石却没有把陛下当作心腹来侍奉。他只求罗织死党，占据满朝重要职位。司农布，强悍而阴险刻薄；中丞绾，善于柔顺而暗中进谗；向，剥削下属而依附上司；起，凶狠深刻；绛，苛刻谄媚；绎、琥，阴险反复而嫉妒；定、秩，包藏奸恶；坰、确，狂妄虚诞而轻薄狡猾；子厚、将，阿谀逢迎而能言善辩；宦官昉，暴横凶残，荼毒一方，威势所到之处，没有人敢指斥他。只有惠卿，凭借奸邪的才干，又居于他党羽之首。他虽然服丧居家，朝廷内外仍然畏惧他，好像他还在朝中一样。他手下那些如蜮、狐狸、山鬼一般，夜间在洞穴中号叫，用来恐吓惊动人的人，到处都是，不值得一个个向陛下说了。大概是因为他从未出于公心为朝廷寻求一个贤良之士，所以天下人说他没有把陛下当作心腹来侍奉，并不是妄言。”

译陛下只知道把权力交给他，却不知道这样做的过错；只知道以诚信相待，却不知道盲目信任他的弊端。把权力交给他的过错，是因此难以控制他；盲目信任他的弊端，是因此容易受他欺骗。三四年以来，天下人不知道有朝廷，只知道有王安石；福祸随着他的喜怒而来。四方之人都像哑了一样，不敢出声。甚至在青天白日之下，他也公然施展奸谋、攫取权力，来削弱王室，却丝毫不怕别人知道。这就是臣不能慢慢行事、缓声进言的原因。臣知道王室的创建极其艰苦，成就它极其困难。陛下难道不应当替祖宗爱惜王室，却容许别人毁坏它吗？臣请为陛下分条说明其中重大的问题。至于那些纷纷交相举发、足以扰乱万事万物的事情，还来不及逐一列举。王室之所以尊重，是因为即使凭人主的尊贵，也不敢把名器轻易授予别人。可是现在，街巷中的人，早晨到私门游走，晚上就已经佩带金印朱绶了。他们从万乘之尊身边取得名器，竟然丝毫不加顾惜。王安石可以说是凌辱王室了。王室之所以尊贵，是因为老成持重的大臣在身边，忠直敢言之士立于朝廷。可是现在，他离间老成之臣，排斥驱逐忠鲠之士，只为陛下引进顽童，提拔柔顺谄媚的人。王安石可以说是贬低王室了。王室之所以强盛，是因为纲纪得到振作，法度得到修明，赏罚得到公正。可是现在，纲纪被他扰乱，法度被他毁坏，赏罚被他颠倒。王安石可以说是削弱王室了。王室之所以安定，是因为能够使百姓有余力，并且安乐地生活。可是现在，从百姓那里征收的事务繁多，督促百姓的命令急迫，夺取百姓的财物几乎殆尽，人人都在求生自救，恐怕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王安石可以说是使王室陷于危急了。王室之所以清明，是因为民情不会被堵塞而不能上达君主，天下各地的情况都能兼听。可是现在，奸邪朋党把消息堵塞了；有些事情甚至发生在京城之下、国门之外，君父却不知道。百姓哀号，却没有申诉的道路。王安石可以说是遮蔽王室了。忠臣义士谈到这些，往往声泪俱下。臣知道陛下正寄望于太平，一定会认为臣的话不对。然而臣希望陛下秘密选择一两名正直之人，以其他事务派往四方，暗中采集公议；再挑选一两名亲信，在都城访察，使他们把众人的意见全部记录下来，那么一定会有比臣所陈述的更严重的情况。臣还担心他们未必敢把实情告诉陛下。那些愤怒和憎恨，正是亿万百姓共同的心情，只是陛下沉静深思，独独听不到罢了。臣每当想到奉天之变和卢杞的养成，从未不替陛下寒心。因此，百姓已经怨恨却不知道，这是天下最深的忌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一二正人〕 把危险当作安定，是天下最大的祸患。希望陛下念及这一点，不要忽视。臣曾读《易经》，读到孔子《杂卦传》说“亲近的人少，就是旅卦”，不觉替君父掩卷哭泣。天下只有忠信之人才值得亲近，陛下试察看如今左右前后的臣僚，他们都忠信吗？还是不忠信？他们是被权臣所利用，还是被陛下所任用？他们只是任由宰相利用，用来迎合陛下、窥伺陛下、蒙蔽陛下，为权臣营造便利罢了。君父独自处在群邪之中，可以说亲近的人太少了。为什么凭着面南而王的尊贵、拥有天下的形势和众多士人的盛况，却自称像一个旅人呢？陛下学识通晓古今，难道唯独没有看到朱温的事情吗？他先使唐昭宗孤立无援地寄身于汴人之间，然后发动叛乱。只有天下最明智的人，才能在祸患尚处于最严密的防范之时看见它，并在祸患尚未壮大时将其破除。愿陛下稍稍回转天意般的明察来照见此事，社稷就幸运了。陛下如果仍然眷恋他的贤能，认为任用他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才，那么为什么不静下心来暗自思考？从任用他到现在已经四年了，他给陛下带来了什么益处？在天下成就了什么功业？给百姓施加了什么恩惠？给后世留下了什么可以垂法的制度？提拔到各个职位的人中有什么贤能之士？投向四方的又有多少奸佞之人？陛下心智通达、目光明察，难道还不能明白吗？难道一定要臣把那些人一个个指出来、把事情一条条列出来吗？或许陛下这些年来竭力排斥天下人的议论，主张任用此人，如今因为最终没有成效而感到惭愧，所以不愿果断罢免他吗？臣认为，这不但丝毫不会损害陛下的明察，反而足以显示陛下的圣明。从前听见天下人赞誉他就任用，今天看见天下人怨恨他就舍弃，这是根据天下人的意见来任用、根据天下人的意见来舍弃。陛下有什么私心呢？不费反掌之间的工夫，就能把否运转为泰运，转危为安，圣人的才能还有谁能超过这样吗？希望陛下幸而考虑臣的话，不要再疑惑。况且自古以来，贤王英主与之共同取得天下、守住天下的人，没有不是中原的伟大人物。如今陛下坐拥中原，却不与中原端正厚重的士人共同治理，反而独自引进远方荒僻之地的奇异邪僻、轻浮浅薄之人来商议大计，臣私下恐怕中原豪杰会在山林之间讥笑陛下。凭陛下这样的天赋，又这样自我砥砺，如果真正得到忠臣贤士并任用他们，那么达到尧舜和三代的境界并不困难。天下什么时候没有真正的贤才？只是今天取用他们的方法不对罢了。真正的贤才不把能言善辩当作才能，不把文采华美当作高明，不把聚敛财物当作智慧，只能平心静气、端正心意，深思远虑，为社稷作长远的打算。难道他们肯屑于谋求眼前利益，来耽误天下百姓吗？然而，那些真正的贤人谁不想被君父任用呢？只是以自己的身份出自权臣门下为耻，所以犹豫退缩、隐藏自抑，不肯出来任职。他们难道曾经片刻忘记过陛下吗？陛下如果豁然作出英明决断，亲自收回主权，诛杀大奸、放逐群恶，使朝廷内外彻底清明，再颁下半纸诏书向天下谢罪说：“听任偏私，致使大事几乎败坏。上天启发我的明察，使我彻底扫除疑惑和蒙蔽。如今我愿重新与士人和百姓亲近。”这样就可以激发忠心。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消除将要发生的祸灾；尧舜的治理，近在眼前。难道不值得替陛下庆贺吗？如果对这件事不加留意，臣不忍说出日后的事。希望陛下明察。

译岩叟又请求下诏让执政大臣裁抑三省官吏的侥幸求利，奏疏说：臣以为，朝廷的弊病没有比容许侥幸求利更严重的了；用姑息来养成弊虫，用恩惠来纵容奸邪，不治理根源，却在下游制定法律，法律越制定越繁多，这不是正确的办法。如今天下都说，侥幸求利最严重的，莫过于三省的胥吏。他们每年累积优厚的官秩，每月享受丰厚的俸禄，每天供应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坐官马，使唤时可以使用军卒，郊祀礼仪还能沾受赏赐；又允许有官服的亲属入仕为吏，和士大夫任用子弟没有区别，而且从不限制年限便可得禄，尤其提拔得早，他们所受的恩宠优待可以说很厚了。说到他们供职办事，一个月中有时仅仅超过二十天，一天中通常不到半天，他们的勤劳可以说很少了。检查各司的文书出现差错，本来就是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哪里至于逐字论功、每天计算赏赐？有的提升名次，有的减少磨勘年限，有的增加科罚钱，有的支取银绢，把这些待遇彼此交换，仿佛是自己的财物。并且每逢朝廷采取一项行动，哪怕只发过一纸文书，便又胡乱叙说功劳，希望另外获得恩泽。比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什么辛苦，却也要冒领功劳、贪求赏赐？由这一件事推知，其余事情都可以看到了。臣不知道平日给他们如此优厚的俸禄赏赐究竟有什么用，他们侥幸求利的程度可以说太严重了。这大概是前代宰执相互沿袭姑息，养成到今天的结果；他们出卖朝廷的恩惠来收买声誉，结交左右的宠爱来巩固权力，哪里曾把严肃整顿纲纪作为要务，把澄清根本作为心愿呢？所以议论的人认为，庙堂之上替天下百姓治理弊病的事情少，给省中吏人滥施恩惠、随意行遣的事情多；静下来观察，这并不是空话。伏望圣上特别降敕严厉告诫执政大臣，裁抑侥幸求利以清除弊虫，杜绝姑息以收敛奸邪，废弃近来的成例，禁止随意更换法令，恢复并讲求治平以前的条格，依照施行；这样或许可以整肃百司，端正四方。熙宁年间，唐坰被授任太子中允，几个月后将要任用为谏官。王安石怀疑他轻浮放纵，担心他背叛自己，于是奏请留下他的名位而不授实职，以本官兼同知谏院，这不合旧例。唐坰果然对王安石发怒，认为他轻视自己，先后上奏二十篇疏论及时政，都被留在宫中不发出。于是他趁百官起居入朝的日子叩请入见，皇帝命人告诉他改日再说。唐坰伏在地上不起，皇帝于是召他登殿。唐坰来到御座前，上前说：“臣所说的都是大臣违法之事，请求面见陛下，逐一陈述。”于是插笏于带，展开奏疏目录。王安石说：“王安石在御座附近，请听取札子。”王安石迟疑不前，唐坰呵斥说：“在陛下面前尚且敢这样，在外面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王安石这才悚然上前。唐坰大声宣读共六十条，大意是说王安石专擅威福，曾布等人内外勾连、擅自掌权，天下只知道畏惧王安石的威势权力，不再知道有陛下。文彦博、冯京知道这些事却不敢说，王珪曲意侍奉王安石，和奴仆没有区别。唐坰一边读一边看王珪，王珪惭愧恐惧，低下了头。元绛、薛向、陈绎被王安石颐指气使，也和家奴没有区别。张琥、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台官张商英则是王安石的鹰犬。违逆王安石心意的人，即使贤能也被说成不肖；依附自己的人，即使不肖也被说成贤能。甚至把他斥责为李林甫、卢杞一类的人。皇帝多次制止他，唐坰仍然慷慨激昂、神色自若，丝毫没有退缩畏惧。读完后，他下殿拜了两拜便退下。侍臣和卫士面面相觑，惊得变了脸色。王安石因此请求罢免唐坰，阁门官又指责他亵渎扰乱朝廷礼仪，于是将他贬为潮州别驾。龙图阁直学士韩维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御史中丞王陶等人说宰相跋扈以及任用不当。昨天传闻罢免王陶中丞，让他恢复旧职；接着又听说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今天早晨又听说参知政事吴奎待罪，台谏官请求入见、论说政事的接连不断。朝廷内外喧哗传播，忧虑疑惑、震惊骇惧；同时风霾日益兴起，旱灾更加严重，过度炎热多次发生，寒暖也不正常。天人之间的情状，可以说极不和谐了。臣伏想，天下之所以君臣、父子各守其分而不敢作乱，是因为义理存在。义理并不是别的，就是把是说成是、把非说成非。人君是阐明义理、辨别是非，以此治理天下的人。宰相是天子所信任的人，御史中丞是天子所咨询决断的人。如今御史中丞说宰相跋扈，如果确有此事，就是王法所应诛罚的。陛下如果认为御史中丞的话可信，那么宰相怎么能不获罪？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就是御史中丞捏造邪说、离间陛下君臣，他的罪难道只在罢免离职而已吗？如果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那就是升迁他。陛下既不能明辨大臣，表示信任而不疑的意思，使他们竭尽心力，又让进言者无罪无名地罢去，使远方疑惑，认为陛下不能采纳谏言，频繁贬黜宪官。” 臣虽然惭愧地充任近侍，尚且不知道陛下罢免王陶所说的话究竟是对还是错。如果认为他说得对，那么王陶就是称职的，不可以轻易罢免；如果认为他说得不对，难道应当再升迁他的官职吗？这就是臣不得不感到疑惑的地方。臣尚且疑惑，怎么能让四方不疑惑呢？两朝顾命大臣，陛下不能替他们主持公道、辨明是非，使他们背负恶名，产生不能自安的心情，那么地位较低的臣下哪里肯为陛下尽心？御史中丞在天子身边，他所说的是非，陛下不能裁断察明，那么远方的人哪里肯为陛下尽情进言？陛下即位之初，准备收取天下人心，听尽众人的意见，辨明邪正，协调上下，以实现大治。可是现在是非混杂，贤能与不肖混淆，众情乖离不合，日益苟且懈怠。人事尚且如此，还希望天道顺序运行，难道不是非常困难吗？臣希望陛下在朝廷上召集群臣对答，亲自询问宰相跋扈的情状以及御史中丞所说是否属实，使是非一次判明、邪正各自辨清，然后由陛下亲自裁决，公开大加黜退，以开启天下人的耳目。这件事如果不能明辨，臣恐怕朝廷的刑政从此衰败，不再能够振作。如果臣所说的幸而得到施行，那么事情辨明以后，请求罢免臣的职任，授予我一个小州的职位，或者留在台中任闲散官，以表明臣只是全心为陛下谋求忠诚之策，其间没有任何个人爱憎和向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两〕 臣私下听说，众人都畏惧王陶及其同党，因为担心被认为依附大臣，没有人肯直言。臣有幸作为宫府旧日同僚，承蒙陛下知遇，不敢顾惜自身而废弃公议。希望陛下特别留意圣意，臣冒犯君威。臣惶恐战栗、汗流浃背，实在是忠诚愤懑到了极点，谨备具奏状上奏。《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六。《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七十七。明代杨士奇等撰。去除邪佞。宋神宗时，刘述兼任判刑部，王安石争论谋杀案件的刑名，刘述认为不对。等到敕令下达，刘述封还中书所奏之事，坚持不奉行。王安石向皇帝禀告，皇帝下诏命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弹劾刘述的罪行。于是刘述率御史刘琦、钱顗共同上疏说：“王安石执政以来，还不到几个月，朝廷内外人心喧嚣骚动，大概是因为他专凭胸臆行事，轻易改变法度，怀有肆无忌惮之心。陛下任用贤能、寻求治理，常常如饥似渴，所以把王安石置于政府，必定想使时代达到唐尧虞舜的境界；可是他反而运用管仲、商鞅那样的权诈之术，谋求以此取悦陛下，于是又和陈升之合谋，侵夺三司的财利权柄，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开设机构、设置官员，派八个人分赴天下，使万物震惊、舆论骇惧，动摇人心。去年又因为许遵文过饰非，妄议自首案审问的法令，王安石固执一偏之见，改立新的议论，来祸害天下。大公章辟光关于把英宗从光献太后的岐王府迁出的说法，离间骨肉亲情，罪不可诛。吕诲等人接连上章论奏，请求加以放逐，陛下虽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王安石却独自进献盲目之言，迷惑圣听。陛下以为他是在爱护自己，隐忍不发，于是先朝所建立的制度，本应让子孙世世代代遵守而不丧失，他却想事事更改，废弃而不用。王安石自从应试入仕、历任官职以来，尊崇推重尧舜之道，用来倡导率领求学之人，所以士人的心没有不归向他的，都认为他贤能。陛下也听闻并知道这一点，于是让他正式居于公府；他遇到这样的时代，又得到君主如此专一的信任，却首先提出聚敛财利的主张，专门务求迎合取悦，言行乖张到了这种地步；刚愎凶狠、自以为是，更加严重。奸诈专权的人，哪里适合处在朝廷之中，扰乱国家纲纪？希望早日罢免放逐他，以安慰天下百姓的心。”曾公亮身居承弼之位，不能竭尽忠诚报效国家，反而有畏避之意，暗中自行结交援助，以巩固宠幸，长久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道路，也应当斥退免职。赵抃则收敛言语、拱手旁观，只求模棱两可；大臣侍奉君主，难道应当这样吗？奏疏上呈后，王安石奏请先把刘琦、钱顗贬为监处衢州盐务。曾公亮认为处罚太重，王安石说：“蒋之奇也降职担任监当。”曾公亮于是听从。司马光便上疏说：“臣听说孔子说：‘守道不如守官。’孟子说：‘负有言责的人不能尽言，就应当离去。’这是古今共同的议论，也是臣子的大节。那件谋杀案已经造成伤害，关于自首的刑名，天下都知道它不对；朝廷既然违背众议而施行，又因为守职尽责的臣子而治罪，臣恐怕会失去天下人的心。人们养鹰鹯，是要它凶猛善搏；如果因为它凶猛善搏反而把它烹杀，那还要它做什么？如今刘琦、钱顗所获罪，不过是上疏直言，却因为触犯大臣而被无端贬谪，恐怕……”从此臣下就会忌讳进言，请求恢复他们原来的资序，以安定群臣的听闻。监察御史里行刘挚弹劾赵子几的奏疏说：臣伏见，五月中，开封府东明县的百姓到宰相私宅，有的跟随马匹披陈告状，说明助役法不便；又有人上报户等升降的事情，并到御史台陈诉。臣随后曾写具状文并登殿上劄子，陈述其中利害。陛下命府界提点司查核户等升降的情况。现在臣私下看见，赵子几另行举发知县贾蕃任职期间借官钱给手力，以及因天节同饮市村酒、创办购买部夫席屋等事情。朝廷把这些情况交给本司查勘，臣私下认为过分了。朝廷变更役法，本意是使百姓均平；百姓如果认为其中有利有害，怎么可以禁止他们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况且京畿百姓有幸居住在靠近皇帝车驾之地，所以能够自行陈诉；由近处推知远处，由一人推知万人，那么天下人的情状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四方百姓处在遥远之地，即使上面有州县，他们哪里敢直接申诉？又有监司、提举司的隔阻，他们想前往申诉，形势本来就很困难。如今又因为京畿百姓有诉状，刻薄险恶的人反而恼怒县官，认为县官不能禁遏百姓，于是搜罗其他事情，企图把他置于法网。不料朝廷没有辨明，就交付施行。臣恐怕四方人心一定会怀疑朝廷，认为朝廷想封住天下人的嘴；而那些职在主管百姓的官员，也一定都会把贾蕃当作警戒，争相拘束百姓、堵塞他们的言路。这样一来，天下百姓的安危祸福，陛下就没有任何时候能够知道了。臣伏见编敕中的条文：按察机构所管辖的官属有犯罪，不得等到官属离任以后才开始揭发；即使事实确实如此，也不再受理。如果犯的是贪赃枉法之罪，即使在离任后有人论告，或者因其他事情而暴露，也应依法施行。当赵子几在东明县查核时，贾蕃已经任满离任了。赵子几起初向同僚求取此事，又诱导、钩取吏史的口供。即使假定贾蕃确有贪赃枉法，也不能说是有人论告或因事显明。法律本来不应受理，而赵子几却放纵意志、敢于妄为，是因为他凭谄媚虚伪来倚仗宠幸，事务上只顾竭力推行司农寺的新政，不再顾及陛下的法律和百姓，只驱使百姓遵从命令，希望借此为自己收取功劳。他恐怕百姓不服会扰乱新法，所以作威作福来警告众人，违法来查办官吏，想使京畿其他州县和天下官吏都畏惧获罪、躲避祸患，封闭阻遏百姓，使他们不能发言、不能把情况上达朝廷。像贾蕃按照司农寺榜文内规定的数目摊派户数，令百姓出助钱，于是把县籍中原列下等、按次第升等的共一千户，凑足榜文规定的数额，这件事的罪过本来确实不可赦免；所以前日圣旨才指令查核此事。臣希望陛下只治贾蕃这一项罪。至于他任满离任以后所查办的其他事情，请求依照条文不予追问。这是借贾蕃今天的事情来解除四方人情的疑惑，使他们知道陛下并不禁止百姓发言。臣之所以区区论说此事，是希望稍微补益治国之体，并不是替贾蕃谋划。赵子几担任按察之职已经很久，平日却没有听说他揭发贾蕃的事情，如今竟挟带私情，违背敕令禁条；推究他的本心而考察其行为，可以看出他险恶刻薄。伏请交付有关官吏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