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

译右谏议大夫孙觉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后世的谏臣是天子身边掌管耳目之事的官员。自三代以来，这种官职并不经常设置。孔子说：‘天子有七位诤臣。所谓七人，就是三公和四辅。’天子的一言一行，这七个人都参与其中；有过失或不及之处，便随即加以匡正。因此，君主的过失不会传到外面，也不会被下面的人看见。《尚书》说：‘我有违失，你们应当辅弼；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后世这七种人不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于是才开始设置谏官。唐太宗每次召宰相共同议政，必定派谏官一同入内；稍有偏失，便立即规劝。由此可见，谏官的职责如果一定要等到命令已经施行、缺失已经显露并传播之后，才跟着设法补救，也已经晚了。唐太宗虽然没有要求宰相承担三公四辅的职责，却仍然让谏官参与听闻政事。自本朝以来，虽然没有完全采用唐制，但祖宗朝的谏官也并不少，前后因直言而尽职、见于国史的，接踵相望。大体说来，在君主亲自听取裁决、独自决断各项事务的时候，谏官往往较少，先朝就是这样；君主委任执政大臣掌握权柄、要求他们负责总揽要务的时候，谏官往往较多，仁宗和庄献太后临朝时就是这样。臣私下认为，如今皇帝陛下年少即位，太皇太后共同掌握政务，正应多设置谏官，以扩大视听，希望能够对国家万事有所补益。” “如果谏官庸劣卑下、奸邪不正，自然应当加以治罪，流放斥退，以整肃百官；如果其人正直方正、不依附任何人，那么他所说的话一定有可取之处。按照《六典》，谏大夫、补阙、拾遗各有两员；如今却只有臣一人任职，不仅臣愚钝浅陋、见识不足，又力量单薄、没有助力，深恐不能胜任。伏望特赐指挥，依照《六典》完备设置谏官。” 孙觉任给事中时，又请求让御史中丞傅尧俞先行上殿。傅尧俞说：“臣自先帝祔庙以后，曾经具呈札子，请求赐下指挥，准许臣僚入内奏对，希望人情不至于壅塞隔绝，至今还没有奉到圣旨。臣私下认为，人情一旦壅塞隔绝，就会产生离心和疑惑的祸患。《易经》说，盗贼作乱的祸患容易发生；下坤上乾为泰，泰是上下交往、志意相同；下坤上乾为否，否是天地不相交、万物不通。如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统御万国，君临四方，即位以来将近一年了，群臣能够仰望圣颜、听闻德音的，只有三省和枢密院八位大臣而已。假使这八个人聪明有余，议论都恰当中正、不依附任何人，正直方正而不徇私，那还可以。万一其中有人不能胜任此事，言语又曲折反复，不能写在文字中，而御史不能请求入对，谏官不能当面陈奏，那么陛下从哪里能够知道这些情况呢？况且设置谏官，本来就是以拾遗补阙为职责，秘密启奏、当面陈述正是他们的职分。如今一切都必须先写成章、奏、札子，才能上达圣听，那么他们就和一般百官没有区别了。伏望圣慈特许谏官、御史上殿奏事。” 尚书左丞刘挚论说，群体罢免傅尧俞等谏官，是自行堵塞、断绝言路。傅尧俞说：“臣自从被罢去言职、在都省待罪以来，不再上章奏论政事，是因为认为臣身居执政之位，如果有所见解，自当与同列共同议论后入对，公开陈奏公论并加以施行，不应私下秘密请求，恐怕那不是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上的做法。臣料想陛下也已经察知臣的心意，不过如此而已。如今有不得已的事情，必须说上一言，希望能对国家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十五日，吕公著送下内降的批答，罢免谏官梁焘等人，有的调任，有的免职黜退，共十多人。臣料想陛下必定是因为近来张舜民的事情：言事之臣纷纷出面营救，议论不断。陛下虽然仁慈宽恕、包容此事，又想加以压制，所以没有重重治罪，只是罢去他们的言职。这足以看出圣上的度量广大，爱惜这些人的才干，勉强采取了这样的处理。臣看张舜民议论文彦博，只不过有一句照管刘奉世的话而已。这句话是小事。刘奉世有才可以任用，正出入于文彦博门下，受到他的知遇，文彦博照管他，正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对文彦博又有什么损害？何况文彦博自己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议论的人私下忧虑过度，担心文彦博不高兴，导致陛下因此罢免张舜民。” “张舜民被罢免，也是小事，不值得多说。言事者如果想议论此事，说一两次也就够了，何至于议论蜂起、接连发生，扰乱并亵渎圣听，以至于烦劳陛下宣召申谕，仍然不停止，这确实有罪。张舜民轻率发言，并牵涉元老大臣，这是一次过失。议论者想安慰、取悦大臣，却归罪于御史，这是又一次过失。言事者为救张舜民、保全言路，却不能体察圣上优礼故老的心意，这是第三次过失。如今朝廷又跟着调任、罢免谏官，恐怕不只是三次过失，而朝廷的过失是其中最大的一项。这就是臣日夜徘徊忧虑、深深替陛下惋惜的原因。古代贤君明主，唯独把开放耳目、优待培养直臣看作最盛大的德行。所以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只有尧、舜以及三代盛世的君王才有这样的事，而陛下如今正在从容实行。自前两年以来，陛下听到善言就像饥渴时得到饮食一样，接受劝谏就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谏官的言论只要有可取之处，无不施行，即使有不恰当之处，也一概包容接纳。因此臣子没有遭受戮辱的恐惧，不回避权贵，敞开心怀、竭尽诚意，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这才培养成了今天忠诚正直的风气。然而朝廷上下的奸邪之人咬牙切齿、嫉恨谏官，也已经很久了。” “傅尧俞等谏官不过是小官，向上要触犯龙颜、冒犯忌讳，向下又要结下仇怨、招致祸患，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们大概只是依靠陛下的主持，谨守官职，来尽侍奉君主的道义罢了。一旦因为小事就挫伤他们的志气、罢免他们，恰好足以使憎恨他们的人出一口气，打开私曲枉法的门路，这不是朝廷的福分。如果言事者有徇私情、倾陷他人的行为，接近朋党之举，就不能不严厉责罚、痛加惩治。至于出于公议，即使言辞强硬正直、违逆触犯，古代圣人也一概容纳，考察传记，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如今因为一句话旁及大臣便罢免他，后来的人就不肯议论大臣了；因为一句话弹劾给事中便罢免他，后来的人就不肯议论近侍了；因为言论太多便罢免他，后来的人就会因循沉默、不再发言；因为性情刚劲便黜退他，后来的人就会柔顺取容。人情相去不远，彼此必定会引以为戒，这是必然的道理。深思陛下恭谨沉默、尚未亲自发言，太皇太后陛下临朝处理政务的日子，正应当大大开放聪明才智，扩大听取万事的范围，却反而堵塞断绝言路，这是自行蒙蔽自己的耳目。言路一旦堵塞，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天下的朋党、大吏的私邪、百官的罪恶、远方的利害，陛下从哪里能够一一知道呢？”},{

译如今成命已经下达，臣不敢请求全部改正；之所以区区陈说，并不只是为了几个人，而是因为所珍惜的是朝廷的体统。内有梁焘、孙升，外有议论者，都认为对他们的责罚太重。臣希望圣上慈悲，详细斟酌，减轻对这二人的责罚，恢复他们的职任，以挽救言路，扶持忠臣的志气。况且天下广大，没有人知道事情的全部详情，只看见防谏官成批罢免，凡是与前日之事不同的，必然会怀疑朝廷厌倦进谏的人，那么奸邪谄谀之徒就会睁眼伸臂而蠢动了。后来任用的人，未必都能像这几人一样，邪正也不可预知；言路的风气一旦改变，难道不会有损于圣上以盛德治理天下吗？臣天性愚拙直率，孤立于朝廷，蒙受陛下异乎寻常的恩德，深厚至极，早晚思报，只有竭尽诚心维护公道，不敢随声附和。如果有所见解，可以有所补益，若不向陛下全部说出，又将向谁诉说呢？因此获罪，臣也不敢推辞。伏望陛下赦免臣的狂妄愚昧，特赐详察并予以批准。挚又上奏说：“臣充任陛下左右的官员，忧虑深重、责任重大，虽然早晚竭尽劳瘁，恐怕最终仍无所补益。臣切实认为，国家最要紧的事务，没有比得到人才更重要的。近臣侍奉君主，只有进荐善人。臣恭敬地看见，知陈州传尧俞、知齐州王岩叟、知潞州梁焘、通判虢州张舜民、知广德军贾易，都早已蒙受陛下识拔任用，分别承担言责。不幸志向事业尚未施展，诽谤嫉妒横生，罢职补任外地，至今都已经数月了。考察尧俞等人，都是忠诚正直之臣，坚守正道而不屈服，任职时间并不长，却知无不言。这本来是陛下一向所嘉奖爱护的人，未必是要抛弃他们。然而臣私下忧虑过深，恐怕他们补任外地日久，朝廷也会渐渐忘记他们。臣不避僭越，冒昧进献一言。人才各不相同，所能任用的地方也不同：有的长于政事，有的擅长文学，有的适合担任言语侍从之职，有的可以作为行为道义的表率。如今人才充满朝廷，在这些方面本来并不缺少。至于公正忠诚、质朴正直，不回避仇怨，不依附朋党，独守一节，可以担当大事，肯为国家效死守法的人，则不只是今天难以求得，自古以来就不容易得到。譬如人的身体，耳目手足、肌肤爪发，缺少其中一样确实都不可以。” 然而，要使四肢强健有力，必定以骨骼为根本。因此自古以来君主都尊崇奖赏忠直之臣，把他们称为骨鲠之臣。

译传中说：‘山中有猛兽，连藜藿也会因此无人采摘。’ 意思是，猛兽在山中，山里的生物就不敢冒犯它；正直之臣立于朝廷，奸邪佞臣也就有所畏惧。如今尧俞等人都有骨鲠不屈的大节，为公论所看重，为邪党所畏惧。何况正值陛下明辨忠邪、急切进用贤人的时候，却反而使这几个人流落外郡，成为奸邪之徒所称快的事，臣实在痛惜。又观察近来的言论，已经稍稍不同于从前：虽然章奏交相上报，议论也不少，然而所推荐的，不是豪强就是亲旧；所排斥攻击的，不是孤寒之士就是有嫌怨的人。明目张胆地徇私，毫无公正顾忌。陛下试取近来论事的章奏，秘密察看其中的用意，其中有出于至诚、言出于忠信、忧国如同饥渴、谋划议论深知大体的人，是否有像尧俞这样的？孤立而无所畏惧，弹劾权势强臣，以赤诚之心侍奉君上，丝毫没有私意，是否有像岩叟这样的？坚守正道而坚定不移，不畏惧大臣，不与同僚结党，憎恶奸邪、指斥罪恶，是否有像舜民、梁焘和贾易这样的？用这些标准来检验，真假立刻就能看出来。如今圣明之主在上，正在修明善政，而群小之人心中不快，争相在下进言，布置朋党，制造诽谤议论，想要倾陷善良之人、动摇政令，纷纷扰扰，实在令人畏惧。然而上下互相欺罔，又有谁来替陛下辨明呢？” 在这个时候，只有暂且收聚人才，使他们留在朝廷；如果正直之路得到扩展，邪曲不正的意图就会消退，治理之道也就成功了。臣疏远卑微而愚拙直率，天下间没有丝毫亲党相助，全凭二圣的选拔任用，才得以居于此位，所受恩德已经十分深厚了。那么报效之心，难道应该把自己同一般人相比吗？所以只要是知道的事情就没有不去做的，哪里敢躲避获罪呢？臣愿圣上深加省察，特发睿断，召这几位忠正之臣回来，任备任用，以安慰公议，消除朋党，臣就十分幸甚了。御史中丞传尧俞论述张舜民因进言论事而罢职的奏疏说：“臣等私下认为，御史的职任以敢于进言为首要，自古以来，常常难以选择合适的人。臣等昨日奉诏共同举荐两名御史，几个月之间，在千百人中咨询考察，才得到张舜民一人。臣等平素都不认识他，只是见众人共同推举，说他学问品行兼美，安于贫困、坚守道义，不急切地谋求进取。熙宁、元丰年间，他曾慷慨议论时事，言辞激切，颇有谏臣的风范。司马光赞许他的端正明亮，推荐他任馆职，关西士人称他为第一。臣等选他来应诏，等他到了御史台，与他接触后，见他忠诚淳厚、质朴正直，内心没有依附，向来进言毫无顾忌回避。臣等深以得到人才为喜。任职还没有多久，如今只因一句话牵连到大臣，就突然罢免他，这实在不是陛下当初命令臣等选择御史的本意。御史是天子的耳目，如果有人怀奸心、挟持依附大臣，就应当宣布他的罪状而罢黜他；哪里有不欺骗君主，反而因为指摘大臣而获罪的道理？即使有时议论政事有所错误，总的说来他的用心是忠诚的，想要尽力侍奉君主，这样的人本应得到奖赏和宽容。如果反而加以压制，谁肯竭尽诚心？这正是臣替陛下惋惜的地方。” 如果要找那种俯仰随俗、随波沉浮、对任何人都不触犯，善于保全自己的人来担任言官，当然不难得到；然而国家大事将会怎样呢？伏望陛下察知求取人才极其困难，明白进用忠臣并非容易，宽恕他的小过而录用他的大节，让舜民重新回到言路，以成全朝廷的美德，臣等不胜幸甚。” 尧俞又上奏说：“臣近来有札子论列不应当罢免张舜民监察御史一事，至今还没有批付外廷施行。臣私下认为，陛下自即位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举措。臣既说这是朝廷的大体，应当珍惜；又说陛下完美的德行将因此有所亏缺，所以叹息惋惜、愤懑不平，以至于不能安心进食、安睡。言事之官稍稍涉及大臣，陛下不追究其中实情，就突然加以废黜，这实在不足以作为天下的法则。陛下凭借高出世人、绝异于常人的资质，凡事都能在尚未发生时加以处置，如今却公然开启这个先例，不防止细微变化，不堵塞渐成的祸患，所以臣深感疑惑。陛下必定认为此事并非出于自己的私心，只是为了慰安老臣，出于至诚而无私，所以决意实行罢了。却完全不知道，这既损害朝廷大体，对老臣也没有益处。如果彦博对此安然自处，臣恐怕彦博就会失去贤士大夫的民心，反而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了。这是陛下想要爱护他，实际上却损害了他。臣听说，人谁能没有过错，贵在能够改正。愚臣罪该万死，实在认为这一举措是陛下的过错。虽然如此，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他有过错时人人都看见，他改正时人人都仰望。如今众人都伸长脖子、睁大眼睛等待陛下改正，却不知道陛下还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 自古以来君主把改正过错视为困难，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担心政令屡次变动，威权就不够稳重罢了。臣却认为，这是没有深思。兴办事情时不考虑是否适当，却把错误决定执守得像金石一样坚固，这对威权有什么益处呢？大概使用权术的人，尚且可以用激将的办法使他改变；但他们的情状隐微，难以窥测。只有不畏惧改正过错，一定要改到合乎道理才停止，这样权力反而常常更加稳重，威势也无可匹敌。其要领容易掌握，所得到的利益却十分广泛。这样一来，使用权术的人无从施展他们的巧诈，众人的胆气也将被震破。愿陛下深思此事，赶快改正，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年老愚拙，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只凭质朴的忠心自信，所以敢于冒昧进言于此。如果不是能够增益陛下的圣明，臣哪里敢把这些话告诉陛下？唯愿陛下留心省察。” 尧俞又上奏说：“臣近来屡次论奏，认为罢免张舜民监察御史是不当的，至今还没有批付施行。臣私下认为，言事之官是人们所憎恨、畏惧的对象，对权势越重的人尤其如此。为什么呢？掌握的权力既然很重，人们就没有谁敢违抗触犯，只有言事之官能够伺察并弹劾他，他憎恨言事之官本来就是应当的。而之所以畏惧言事之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衣冠容貌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君主信任并尊崇奖赏他们。臣下既然蒙受君主知遇，又能施行自己的言论，因此可以轻视官爵，捐弃性命，为国家匡正纲纪，以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若稍加压制，那么人们又有什么顾忌呢？何况竟然因为直言大臣之事而罢黜他，臣恐怕从今以后，会有人不忠于陛下而去侍奉权臣了，不只是偷合取容而已。陛下难道可以不加意念及此事吗？自古谏官、御史的弊病，在于敢于攻击君主的过失，却不敢违背权臣的意旨。像舜民这样的人，理应得到擢升奖赏，反而将要被废黜，这难道是用来劝勉忠义之节的办法吗？”臣前日在延和殿奏事，亲自承受陛下的圣谕，陛下说舜民的话虽然不可施行，却不应因此发怒。如今诏令的措辞非常严厉，极大地惊骇了众人的听闻，其中必定有人借助彦博的权重，来激怒陛下而施行自己的私愤，这一点陛下不可不察。

译陛下想要慰安老臣，罢免舜民的言职；如今采纳公议，不得已而恢复他的职任，这样陛下对待老臣的礼数已经周全了，对彦博又有什么损伤呢？彦博历仕四朝而任宰相，理应有以国家为重的诚心，哪里敢因此事向陛下有所怨望呢？愿陛下不要轻视臣的进言，详细体察臣区区的苦心，特意振发睿断，早日赐下指挥。臣不胜恳切激动之至。” 傅尧俞等上奏说：“臣等私下认为，言事之官应当允许根据传闻进言。祖宗的诏令，是曲意保全而又宽大过当的。既然允许根据传闻进言，难道都要责求事实确凿吗？既然曲意保全而又宽大过当，就一定希望臣下把所知全部说出来。张舜民前日因议论西部边事，牵涉到刘奉世。刘奉世是天子的左史，却派遣羌属部落，恐怕有失事体。众人都说这是因为文彦博照管刘奉世；而且张舜民并不是斥责文彦博，也不是专门攻击刘奉世，他的大意只在于尊重朝廷、爱护国体罢了。其中涉及诋毁、议论大臣的话较多，所以朝廷内外的人都认为，张舜民被罢免，名义上说是言语涉及文彦博，实际上是因为触怒了执掌大权的大臣。臣等私下认为，朝廷罢免一名御史，必须端正他的罪名，向朝廷内外公布，才能昭示天下、激励臣节、整肃纲纪、留示后世。如今张舜民既没有结党依附、构陷伤害他人的迹象，又没有犯颜触犯龙鳞的过失，不应因为一句依据传闻的失误而治御史之罪，更不应顺从权臣的意旨，违背祖宗曲全过当的诏令，损害仁圣至诚听取纳谏的德行。这不是用来昭示天下、激励臣节、整肃纲纪、留示后世的做法。如今臣等怀抱愚忠，再三陈奏，实在不能自已。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稍息天威，曲加圣明的察照，审察臣等前后的奏章，下付三省施行。” “如果臣等所议确实不当，请施行贬黜，以谢罪于冒犯圣严。” 傅尧俞又上奏说：“臣前日与侍御史王岩叟联名上奏，请求检阅前后议论张舜民的文字，降下处理，至今没有听到诏旨。臣听说忠义之士的精诚可以贯通白日，真诚可以洞彻金石。臣虽然无能，已经竭尽肺肝，实在希望精诚能够上达，感悟圣意。臣私下看见近来的执政大臣憎恶、厌烦言事之官，往往显露在言辞神色之间，如今竟趁机把他们驱逐，不知怎样做才会满足他们的心意。”臣读《唐史》，看到宰相裴垍的传记说：‘谏官议论政事得失，大抵执政大臣都忌惮他们，只有裴垍鼓励他们，使他们尽量发言。当初拾遗独孤郁、李正辞、严休复三人都得到升迁，等到他们来向裴垍致谢时，裴垍唯独责备严休复说：“你不同于那两位勤勉进言的人，前日拟定任命时，皇上本来就对此有所疑虑。”严休复十分惭愧。’臣不敢奢望执政大臣都能以皋陶、夔那样的心意辅佐陛下，只要能有裴垍那样的执政就足够了。如今他们不只是憎恶言事者，既驱逐他们，又把过错转嫁给陛下，使陛下本来没有任何事情，却平白背上拒绝劝谏的名声，这能称为忠吗？况且根据传闻进言，是旧有制度。既然罢黜张舜民，今后仍有言职，不知从此以后，凡事都必须查验属实后才能进言吗？” “难道根据传闻进言的事情，唯独不能用于议论大臣吗？也请明确降下指挥。臣既不能知道言职应当怎样做，又不知道应当坚持什么，岂敢默然不言，只能伏候谴责黜退。傅尧俞又上奏说：‘臣等论说张舜民被罢职不当，诏令宣谕以后，又两次上奏陈说。舜民本来无罪，是由大臣构陷而成，请求赐予察照，恢复其职，至今尚未奉到听纳施行。’臣等恐怕进言的人会说，御史没有罢免后又复职的先例，请举出旧事，请陛下考察。开元初年，唐明皇励精图治，是非分明而不可欺，纲纪严正而不可乱，典章刑法公正无私而不姑息。事情如果有蒙蔽而不知道，也就罢了；一旦知道，就一定施行。因此正直贤良之人能够尽忠，奸邪之人无从施展巧计。当时崔日知任京兆尹，贪暴违法，侍御史杨玚与御史大夫李杰谋划弹劾举发他，李杰反而先被崔日知构陷，罢去言职。杨玚在朝廷上奏说：‘负责纠察弹劾的官署，如果遭受恐吓胁迫，以至于成全奸人的阴谋，那么御史台本来就可以废弃了。’皇上认为他的话切直，立即命李杰照旧任职办事，并将崔日知贬为歙县丞。当时天下人并不称赞杨玚善于进言，却佩服唐明皇善于听取；” “人们不以崔日知被逐为可夸耀，却以李杰复用为欣喜；不以风宪官能够保全自己为高尚，却以奸邪之言最终被击破为痛快。唐明皇不吝于改正过失，所带来的益处竟如此之大，史册一经记载，流传美名于万古。如今大臣以不实之事误导陛下的听闻，比崔日知的事情更加严重；御史愚直敢言、忠信反而获罪，比李杰更有冤屈；负有言责的臣子守义力争，比杨玚更为难得。况且陛下圣明睿哲的资质，是唐明皇的十倍，理应看得更深、改得更快，却迟迟如此，这正是愚臣所疑惑的。不知自古设置谏官、御史，是想让他们顺从朝廷的意旨呢，还是想让他们纠正朝廷的事务呢？如果只是想让他们顺从意旨，我认为不必设置；如果想让他们匡正政事，我认为就不可废弃。陛下凭万乘之尊同臣谈论权势，臣的话便无法施行；陛下虚心同臣谈论道理，臣的话或许就能被采用。伏望陛下观察开元年间所以兴盛的原因，思考唐明皇所以贤明的地方，稍稍回转圣心，击破奸邪之言、保全风宪，易如反掌。臣等是以尧舜来期望陛下，不敢拿唐明皇始勤终怠的情形来比拟陛下的全德。陛下如果认为不可，就请罢免臣等的职务，使掌管纲纪的职位因臣等不能振作而成为朝廷的羞耻；若能将臣等流放诛戮，以符合至公之理，也是臣等的荣幸。”

译左谏议大夫梁焘论说不应因张舜民之事罢去其言职，奏道：“臣近来上奏，认为不应因为大臣而轻率罢免御史，请求恢复他的言职，至今还没有得到指挥。臣切实认为，开始拒绝直言，会损害采纳谏言的美德；向下转移威罚，会失去权力裁断的公正。应当爱惜的是君主的德行，应当珍惜的是君主的体统。臣确定这件事并非出自圣意，所以敢再次论说。国家所以能够尊贵安定，是因为法度修明、纲纪振肃。御史是守护法度、维持纲纪的官员。君主有时尚且会有过失，御史还要秉笔直书、据理正言，甚至犯颜逆耳、无所忌讳；何况臣下有过恶，怎能畏惧回避而不说呢？如今御史敢于议论大臣，是天下的公议；大臣不喜欢御史，是一个人的私心。为了一个人的私心而治天下敢言的公议之罪，不是大公至正的法度。大臣即使地位尊重，也还是臣子；御史虽然官职卑微，却是执掌法度的官。顺从大臣而废掉执法官，不是尊君卑臣的纲纪。况且两宫临朝时，更应使上面有尊严不可侵犯的威势，使下面有报效君恩、忘却私利的臣子，怎能借助天威屈服正论，来中伤议论自己的人呢？自古政治完备清明的时代，必定采用天下的清议；因此清议得到伸张，正直之道就能施行，辅佐君主的聪明才智也会增多；“清议受到压制，奸邪的计谋就会得逞，欺骗蒙蔽的祸患就会发生。如今清议喧然，人人为之不平，都说陛下优待大臣已经到了极点，而大臣侍奉陛下，却还没有任何作为能够符合众人的期望。清议对大臣的责备日益加深，恐怕这并不是安定大臣的办法。伏望圣慈以保全君德为难事，以保全国体为重，立即召回御史，以端正权力纲纪，然后再慰劳大臣，优厚地加以恩礼；尊重朝廷、强化君主威势，这是万世不变的法则。梁焘又上奏说：臣近来多次论说朝廷不应借大臣之势罢斥御史；命令失当，公议不平，玷污了陛下至仁求言的圣明，损害了国家以大公之道驾驭臣下的制度，也不是保全、培养忠贞刚劲之气，感发激励敬君顺理之心的办法。陛下没有立即垂听，却以恩德优容，并当面命令宰相宣示慈谕。臣等迫于公议，希望用至公之道，对上扩大圣意，对下满足人望，所以不敢奉诏停止，而再次上章。伏望陛下不要因为已经下达的命令就以为难以更改，不要因为已经宣示的诏谕就以为难以收回，只求增强刚明的德行，做到听谏如转动圆环一样容易。臣听说唐宣宗将要巡幸华清宫，已经命令两省官员上章极力进谏。” 宣宗对宰相说：“你们勉励并劝谕谏官，不要再议论此事。”宰相奉诏，召集两省官员宣示谕旨。不久，谏章再次送入，宣宗对宰相说：“谏官的奏章极其恳切，朕决定不再进行华清宫之行了。你应当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宣宗是唐朝英明的君主，巡幸不过是一时游乐之事，谏臣尚且恳切进言；起初没有能够使皇帝回心转意，既然已经命宰相宣谕，谏臣仍不停进言，宣宗突然醒悟，便停止巡幸，又命宰相把自己采纳听取谏言的意思告诉谏臣，这就是能够屈尊至尊之位、欣然采纳直谏，真正懂得君主之道。因此最终得到忠臣贤士的辅佐，大中年间的政治被称为中兴，声名辉映前代，至今仍流传为美谈。恭敬地想到，陛下的聪明远远超过唐宣宗的德行，朝廷的纲纪法度，也不是华清宫巡幸这种事情。臣等区区陈述诚意，都是因为激切，曾经承受圣恩曲意赐下宣谕。臣只知道尊君卑臣是万世之计，不知道因为畏惧、依附权势强臣而不敢进言。陛下喜爱忠臣、采纳谏言，上法仁宗，言事之臣得以尽其忠节；还希望陛下留意审察，坚决主持施行，追回已经作出的成命，以解群臣的议论，使朝廷更加显现清明的气象，天下逐渐达到安静安定的境界，圣明的德行日益提高，就可以和尧舜一同隆盛了。” “即使宣宗是贤明的君主，又哪里值得拿来向陛下称道呢？梁焘又请求始终听取谏言，奏道：臣愚昧不肖，蒙受恩典恢复言职，日夜思考如何不辜负圣上的知遇，不敢把这看作荣耀，反而只感到恐惧。臣前日进言，是为了整饬纲纪、彰明法度，尊崇君主、卑抑臣下，增强公家的力量，削弱私人的势力。正因为皇帝陛下年富力未深，尚未完全亲自决断，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主，临朝处理政务，权臣容易变得强悍，奸人容易进行蒙蔽。对外在的人情中那些可畏可怜的情形，臣一定希望陛下全部察知；对外在的形势中那些可忧可疑的事情，臣一定希望陛下周全了解。臣希望臣节忠贞专一而人们不能欺骗蒙蔽，君主的权势尊隆而臣下都敬畏。这是臣自己发誓报答陛下的心，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能改变。臣私下认为，陛下重新把臣置于言路，必定是认为臣前日的话正确，也必定是认为臣前日的心意忠诚。既然认为臣前日的话正确，那么臣今日的话就不应认为错误；既然认为臣前日敢于直言是忠诚，那么臣今日不敢直言反而就是辜负。陛下既然能够知道臣的忠心，必定能够采用臣的言论，那么臣报答陛下的心，难道可以比前日懈怠吗？臣听说君主不把接受劝谏当作难事，却把臣下敢于直言当作难事；“臣子不把敢于直言当作难事，却把君上能够听从谏言当作难事。唐代李绛说：‘小臣白天思考、夜里揣度，准备上奏进谏；想劝谏十件事，到时候已经除去五六件；等到封缄上奏，又删去一半；真正能够上达的，十件中没有一两件。’可见敢于直言确实如此困难。他又说：‘圣明的君主知道直言对自己有益，正谏对时政有补，便温和地接纳，鼓励劝导。忠臣抱守道义而不顾自身，怀抱忠心而不躲避祸患，只要有使君主受益、使时局得到救助的作用，就不考虑触犯忌讳而获罪，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享受君主的俸禄，侍奉君主本来就不能不这样。’可见听取谏言确实如此困难。君主把臣下敢于直言看作难事，这是对的；然而有忠臣，就不难了。臣子把君上听从谏言看作难事，这也对；然而遇到明君，就不难了。臣有幸亲自遇到两宫圣明，实在不把敢于直言当作难事，关键在于陛下能够信任并听取。希望陛下辨明奸人的虚妄，堵塞他们的谗毁；挫折权臣的强横，抑制他们的排斥，使众多士人以臣为榜样而进献忠言，不要使众多士人以臣为戒而挫伤正直。如今的事务中值得进言的还不少，臣正准备依次上奏，希望陛下清心详察，并且一定施行。” “至于那些关系到圣德、迫切关乎民间疾苦的事情，臣不敢再犹豫，以免延误圣心而留下后日的忧患。这样可以使陛下获得广开言路、接纳诤谏的美名，获得收揽权纲、彰显威严的明威，使朝廷尊严清静，宗庙社稷长久安宁。这是臣爱戴君主、谋划国家并发誓坚持的根本志愿。唯望陛下裁量取舍。臣怀着深切诚意，竭尽节操，实在惶恐不胜。”

译右正言上官均请求听取言论、考察事实，奏道：“臣私下听说，君主治理天下，考察得失、辨察邪正，关键在于懂得辨听言论；听取言论的困难，在于同意与不同意之间。听纳得当，政令就善，众人就喜悦；听纳失当，政令就乖谬，人民就不服。两汉以来，治乱成败的关键，没有不在这里的。世俗人情议论是非，往往把赞同者多的看作正确。然而人情有爱憎，见识有明暗，内心有向背；意见相同而人数众多的，有时是因为合群结党；意见不同而人数少的，有时是因为守正独立。因此相同的意见未必可取。有些背反常情而标榜奇异，背弃公义而行私利，不考察可否，不顾是非，只追逐势力利益，那么不同的意见也未必可取。既然如此，君主听取言论、辨别得失时，果然不在于同异人数的多少，而应当察考道理的是非，以决定取舍。贾谊通晓治理国家的原则，曾说：‘听取言论的方法，必须拿实际事情来验证，那么进言的人就不敢妄言。事情有明显的迹象，用事情来考察言论，欺诈的人不能把白说成黑，巧辩的人不能把错误粉饰成正确，这就是辨听言论的重要方法。’” “自从陛下临朝以来，发布政令、施行刑罚和赏赐，符合义理、顺应人心的事情数不胜数。其中固然有出于独断的，也有采纳众人意见的；陛下广泛听取、全面观察，不受意见异同的牵制，天下人都认为陛下至公无私，以治理安定天下为打算，所以能够洞察真假、判别是非，不受蒙蔽。这是朝廷内外共同歌颂的事情，并非臣个人的私言。然而政令的损益、百官的黜陟以及每天更新的万机，从执政大臣到侍从、谏官、御史，都可以进言。陛下宽仁而喜好纳谏，是非兼容并听，论事者也因此能够尽情发言。进言的人既然多了，他们的志趣未必相合，见识谋虑也未必相同。志趣不合、见识不同，进言就不得不各异；言论和意旨既然不同，便会相互产生爱憎，交替排斥诋毁，务求压倒对方，于是是非混乱，更加难以察辨。伏愿陛下在众人言论同异之间更加审慎选择，推究事实；凡是议论邪正的，都必须考察其实际行为和事实，弄清同异、作出判断。这样，朝廷上的臣子就不敢挟带私情、粉饰言辞来迷惑圣听，邪正得以区别，政令、刑罚和赏赐都符合公论，天下哪里会有不能治理好的呢？” 御史中丞苏辙论说言事者处理不当，请求明确施行黜降，奏道：“臣听说孟子有句话：‘有官守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职守就应离去；有言责的人，如果不能尽到进言责任就应离去。’所以祖宗朝凡是担任谏官、负有言责的人，进言而被听取，就留在职任上；进言而不被采用，就应黜退罢免。这是理所必然，前后都是如此。只是去年谏官议论回河之事不当，言论既未被采纳，进言的人却都得到升迁；今年又议论邓温伯不宜任翰林承旨，言论既未奏效，进言者也一并升职。虽然臣下迫于朝廷命令，勉强就任，但朝廷内外都在观望，不知道曲直究竟在哪里，造成的损害实在不小。如果朝廷偶尔有错误举措，听到善言后便改正，正足以增加广泛采纳意见的光彩；如果言事者议论事情确实不当，依据法令罢免，也足以显示进退任用的公正。如今不辨是非，一概加以升擢，朝廷就会背负隐瞒过失、徇私偏护的毁谤，臣下则会受到苟且简易、贪恋俸禄的指责；这种风气逐渐形成，士人的节操就会衰败，记载在史册上，也不是美事。臣如今待罪执掌法令，才力衰弱，哪里能够有所发明？然而身在职任，心怀忧患，不敢不勉力。如果臣所说合乎道理，望陛下竭力主持施行，不要吝惜；如果有一处不当，也请明确加以流放窜逐，以惩罚妄言。” “只请求不要采取隐忍包容的办法，使君主和臣下都受到毁谤，臣就万分幸运了。” 苏辙又上《论用谏劄子》说：“臣听说，《尚书》称颂尧舜的德行说：‘使四方的眼目都明，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这是因为君主居住在高大的宫殿、深邃的内廷，势必容易同臣下隔绝；如果不努力扩大耳目，就听不到外面的事情，也就无法预先知道祸福的根源。臣不敢再谈前代，只请陈述本朝的旧例。每当皇帝临朝，上有丞相、执政大臣，早晚奏报政事；下有谏官，轮流进见；内有两省侍从和各司官长，就有关事务奏禀；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以及辞见入朝奏事的人。凡是充当皇上耳目的人，人数就是这样多。然而到了事情受到蒙蔽堵塞的时候，仍然有时不能避免。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帘听政以来，每件事都慎重处理，群臣能够在御前应对的，只有执政大臣和谏官而已。天下的事情，是非可否既然由执政大臣决定，陛下若想在执政大臣之外另有所闻，又只有几名谏官罢了。臣看现在谏官三人、言官二人，其中不是执政大臣的私人、而是特别出于圣意任用的，也不过一两人。孔子说：‘现在我看待人，听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陛下试着把这五个人的实际言行取来仔细观察，那么他们是邪是正、趋向何方，都大致可以看出来了。” 从前汉成帝在位时，王凤掌权，群臣没有谁敢把话全部说出来，只有刘向、王章竭力指出他的罪恶，毫不顾忌回避；他们都不受王凤喜欢，所进的言论最终没有被采用，有的还接着因此送了命。王凤却推荐他的门人，如杜钦、谷永这一类人，让他们上封事议论政事。杜钦等所说的话，全都掩盖王凤的短处，专门攻击皇帝的过失，因此直言听不到，汉朝也日益衰弱。如今陛下深居帷幄，耳目又很少，只有几名谏官。如果再听任执政大臣自行选择，而不公正地选用正直之人，臣恐怕天下安危的大计无法上达御前，朝廷的形势就危险了。惟愿陛下留心省察，不要忽视臣的话，这就是国家的福分。”

译苏辙又上《论所言不行劄子》说：臣两次当面奏报，熙河路的范育、种谊违背重大信约，贪图功劳而制造事端，以致招来边境祸患，请求把他们调降到其他路，另行选择帅臣，让他们镇守。臣正在奏对时，太皇太后再三宣谕，认为臣的话是对的。然而直到今天已经过了许多日子，只见种朴一人调到泾原路办理公事，至于范育、种谊，都没有见到调动。臣私下反复思量，臣下进言，所忧虑的不是圣意不回转，而是圣意已经回转，大臣却固执己见，事情动辄因此中止。为什么呢？圣意没有回转，只应当再三陈说，期望陛下最终醒悟；如果圣意已经回转，而大臣却不同意，事情不能实行，那就是君主的权力已经转移，上下关系颠倒了。即使想要接受忠言，又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这就是臣昼夜忧惧、想要进言却又止步不前的原因。从前齐桓公游历郭国，问郭国灭亡的原因，父老回答说：‘因为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齐桓公说：‘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这是贤明的君主，为什么还会亡国？’父老说：‘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罢黜，这就是它灭亡的原因。’如今陛下认为臣的话正确却不采用，认为大臣不对却偏偏听从，臣私下对此十分疑惑。” 况且陛下虽然身处帷幄之中，实际上掌握着君主的职责；如今却模棱两可、推托退让，专门听从大臣，事情如果有不妥，谁来承担后果？所以臣认为，处在那个职位却不承担职责，承担职责却不能判断是非，古今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臣以没有才能之身，错误地被擢用为谏官，竭尽忠诚进献言论，对上触犯大臣，对下触犯边吏；之所以再三上疏论列，不替自身打算，实在是认为对外可以有利于百姓，对内可以报效国家。如今所说的话不被听从，白白结下怨恨愤怒，对国家毫无补益，臣虽然狂妄愚昧，又何苦这样做呢？臣恐怕忠臣从此闭口，不敢再把极其重要的直言告诉陛下了。去年冬天，陛下知道回河工程的过失，郑重诏令大臣，停止东流工程，圣上的言语忧恤恳切，朝廷内外都听到了；但大臣奉行圣旨还不到一半，虽然停止了‘回河’的名义，却仍保留试水的实际，锯牙、马头等设施全都照旧。原本希望等涨水到来，河流或许能够回转，然而今天看来，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呢？因此众人的议论都说，陛下圣明，能够洞察事物，看见千里之外的情况，可是号令不能实行，至今没有看到成效。当时臣奉使契丹回来，曾奏报这件事，这篇奏章还在，可以查阅核对。” 如今熙河的边境事务，大体也像这样。如果圣意又被大臣阻挠，那么君主的权力会更加被夺取，臣下的势力会更加张大；若不断纵容，后来将会更加严重。等到事情严重到难以忍受时才加以制止，就会伤害君臣之间的恩情，损害朝廷的体统；不如现在就制止。逐渐采取措施，使事情不至于造成损失，也使臣能够获得安宁，这是最好的办法。臣不胜为国事作长远忧虑的微薄诚心，冒犯忌讳，甘愿等待斧钺之诛。” 殿中侍御史吕陶为朱光庭弹劾苏轼谏题一事辩护的奏疏说：臣私下听说，苏轼在试任馆职时所作的谏题，被朱光庭弹劾，认为是在讥刺议论两朝、奉圣旨处理此事，苏轼被免罪，苏轼于是请求补任外郡官，陛下下诏不准，朱光庭仍不停地论列。臣既然任职于言路，按理应当把事情辩明，谨竭尽愚昧浅陋，为陛下详细陈述。谏官的职责，是充当天子的耳目，关键在于维护纲纪、分别邪正。凡是弹劾攻击，都应当遵循至公之心，不可借助职权来报私怨；一旦达到这种地步，就是欺骗君主。如今苏轼所作的谏题，开头说齐国、鲁国都是圣人的后代，但它们政治教化的弊病最终发展到衰败动乱；其次说国家承平百年，六位圣君相继传承，治国方式各不相同，却都归于仁德。仔细体会这些话，本来就没有讥刺议论两朝的意思。接着又说，如今朝廷想要效法仁祖的忠厚，却担心百官各司不能履行职责，有的甚至流于偷惰；想要效法神宗的励精图治，却担心监司、守令不能理解他的本意，有的流于苛刻。这里所说的‘偷惰’和‘苛刻’，明明是说百官各司、监司守令不能体察朝廷的本意，因而有时流于偷惰或苛刻，并不是指责两位圣君有偷惰、苛刻的过失。” 文章最后又说，从前汉文帝宽厚仁慈，在朝廷之中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没有听说有怠慢废弛、不能履行职责的弊病；汉宣帝综合考核名实，即使是文理之士，也都精通自己的才能，没有听说有督察过分的弊端。这是说汉文帝、汉宣帝时期，他们的臣下能够这样既不怠惰废弛，又不过分苛刻；如今朝廷应当用什么办法治理，才能使百官各司、监司守令不至于偷惰苛刻呢？作文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观察回答，显然不是说仁宗不如汉文帝、神宗不如汉宣帝。朱光庭把它指为罪过，也太过分了。假如朱光庭只是固守自己的见解，并非出于爱憎而发言，那么即使不合乎义理，还可以宽恕；如果是出于爱憎，那么对朝廷体统造成的损害就不小了。如今士大夫都说程颐与朱光庭有亲属关系，而苏轼曾经戏弄、轻视程颐，所以朱光庭替程颐报怨，屡次攻击苏轼。如果确实如传闻所说，那么朱光庭固然已经错了，苏轼也并非完全正确。况且苏轼推荐王巩，属于不知人；戏弄程颐，属于说话不慎。拿这两件事来治他的罪，是可以的；如果却把他的谏题之问指为讥刺议论两位圣君，想借此重重打击他来报亲友的私怨，那确实也太过分了。”},{ 臣又听说苏轼与邓温伯共同进呈三道策题，陛下看中了其中一道并予以采用，那么陛下的圣明鉴察一定会认为它切合时务。正因为如此才采用它，完全可以断定苏轼并不是在讥刺议论两朝。何况御史上官均最近也曾论奏为政之道有宽、猛两端，大体上与苏轼的策题意见相同。陛下认为他的话有可取之处，便写入法令，颁布天下。上官均的奏章和苏轼的策题，二人的话都是在讲明治国之道，一个却颁布作为法令，另一个却指为罪过，这样的轻重取舍为什么不同呢？这是士大夫不能不感到疑惑的。恭敬地想，陛下的圣虑高深远大，听从谏言如同流水；然而臣下的话有时也会流于偏激，所以臣仍愿陛下加以审察。从前富弼、韩琦，天下都知道他们忠诚而贤能，富弼因任命张茂实为管军中丞，韩绛竟说富弼想要谋反；韩琦没有到文德殿押班，中丞王陶竟说韩琦的谋反形迹已经暴露。幸亏圣明的君主深入辨明真情和假情，他们二人才能始终平安无事。以富弼、韩琦这样的贤人来说，遭受诬陷尚且如此，那么那些不如富弼、韩琦的人受到中伤，后果就更可想而知了。今天光庭中伤苏轼的用心，很像前面的事情，想让朝廷替他报怨，不能不加以察明。

译臣和苏轼都是蜀人，却不顾乡里关系可能引起的嫌疑，极力论述事情的始末；臣既然身居谏职，却又随意纠正谏官的不当之处，这两项罪过都足以杀身，然而臣喋喋不休而不敢自己沉默，并不只是为了一个苏轼，大概是为了替朝廷挽救朋党之弊。臣以孤独的忠心和危险的处境，冒死请求。右司谏王觌上奏说：“臣恭敬地考察《中庸》说：‘舜喜欢询问，又善于考察浅近的话。’喜欢询问而不考察浅近的话，那么所谓考察，大概是说舜有所询问时，一定先选择正直的人和端正的士人，然后向他们询问。所询问的都是正直端正之人，那么不必再考察便相信他们，也是可以的，因为考察其人是在询问之前。至于浅近的话，则有不经询问便听到的。舜不因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也不立即相信这些话，一定考察它的真伪、善恶，然后决定取舍。因此，不询问，就无法获得忠言的启发；不考察，就无法辨别浅近之言的是非。臣私下看到，陛下从春天到现在，凡是施行、设置、废止、罢置的事情，无不大大慰藉天下人的期望。陛下虽然天生具有睿智，如同日月照临，无所不照，但之所以能深入防察民情、洞察事理，也有赖于喜欢询问、考察言论。陛下还在潜邸之时，不参与政事，威福也不掌握在手中，凡是传达到圣听的，都是没有存心的言论。把所听到的无心之言，用英明的决断裁定后施行于政教，法令一出，公论便归附；命令一下，民情便喜悦，这不是很恰当吗？如今陛下尊居九重之中，拥有整个天下，庆赏、刑罚和威权，都可以在一言一动之间施行；有所询问时，有的人因畏惧威势而隐瞒实情，有的人因怀有私利而歪曲言辞，何况浅近之言的真伪有各种各样，想像从前那样得到没有存心的言论，哪里容易得到那么多呢？” 所以，喜欢询问尤其不能不选择询问的对象，浅近之言尤其不能不考察它的实际情况。《舜典》说：‘我憎恶进谗邪之说、败坏德行的行为，因而震动惊扰我的臣民。命令你担任纳言，早晚出纳我的命令，只求真实可信。’舜喜欢询问、考察言论，既然如此；用这样的原则任命龙，也如此，可以说是慎重而严谨了。陛下具有大舜那样的资质，施行大舜那样的政事，所以臣才敢把大舜所重视并慎重对待的事情，上呈以烦劳陛下阅听。” 王觌又上奏说：“臣私下听说，中书省想把后省的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舍人、正言等官署改作制敕院，将两省隔截开来。如今谏官的官署被迁到外面，另设门户出入，说是为了防止制敕泄露。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名义上虽说是为了防止制敕泄露，实际上是不愿谏官在两省与给事中、舍人相见，担心他们有时听到政事的始末，便频繁地加以论列。如何可以验证这一点呢？既然只是想设置制敕院，那么舍人官署、后省起居舍人官署、正言官署以及直舍廊庑等房屋已经有几十间，设置制敕院完全够用了，不必再占用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的官署，以堵绝谏官出入的道路，另为他们设置门户。况且门下后省既然没有制敕院，却也把谏官官署迁到外面，就可知道这不是为了防止制敕泄露，而实际上只是不愿谏官在两省与给事中、舍人相见，担心他们有时听到政事的始末，便频繁地加以论列而已。臣听说，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君主，没有疏远、轻视谏诤之官而能够有所作为的。臣不敢详细引用历代事例来烦扰圣听，现在姑且以李唐为例。从前唐太宗曾对侍臣说：‘我虽然不够明智，幸亏诸位屡次相互规劝匡正。’ ‘命令中书、门下两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时，一定要让谏官跟随，以便他们预先听闻政事，有所启发和进言。’所以从那以后，谏官能够在阁中奏报政事，后来便成为常规；因直言正论而有益于朝政的人，历代都有。唐太宗的圣明，从三代以后、我朝以前的一千年间，不过是仅有的一人。当时谏官的才能和见识，哪里还敢奢望能比得上太宗？不仅不敢奢望比得上太宗，难道还能有像当时执政大臣那样的人吗？然而太宗并不自恃圣明，而是这样虚心求取谏言；当时的执政大臣也从未把谏官预先听闻政事视为嫌疑。唐朝从武德到昭哀帝，三百年间，谏官都列于中书、门下两省，也从未听说有臣僚建议谏官不得处在两省、以防止制敕泄露。只是到了五代衰败之时，朱梁刚刚建国，事事草创，所以谏官不在两省。圣朝的祖宗承接五代动荡之后，振兴已经极度衰废的制度；一百多年间，凡是前代的法度都日益修复并施行，到了神宗时逐渐完备。因此重新整治两省，把谏官列在其中，以遵循唐制。谏官之所以一定要列于两省，大概是为了让他们处在政事之地而有所听闻和见闻，那么凡是论列政事，或许就不至于误害朝廷。” “并且能够有益于朝廷和治国之道。只是让谏官跟随中书、门下两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这件事尚未能实行。臣私下认为，这件事必须由陛下亲自实行；即使一时无暇顾及，又怎么能竟至于使谏官不得处在两省，只担心他们偶然听到政事呢？这样岂不是向天下显示胸襟不够宽广吗？何况如今谏官虽然在两省，每天与给事中、舍人相见，但对于政事的曲折详情，又能听到什么呢？不过是保留旧有的形式，用来表示珍惜礼制；这不仍然胜过全部废除吗？执政大臣如果认为谏官没有才能，罢免他们才是合宜的；不能因为一两个谏官的缘故，便废弃朝廷的法度。臣不能低头顺从、默不作声，只为求得自身安全而辜负陛下所赋予的言责。只愿圣上仁慈，详细斟酌施行。” 王觌又上奏说：“臣近来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密封奏事，谈到两省把谏官官署迁到外面、隔截出入，毁坏法度，请求下令停止废罢此事。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与谏官鲜于侁、朱光庭联名上状奏闻，至今都没有获得施行。臣私下认为，自古圣帝明王，没有不设谏诤之臣的。三代以前，上至公卿，次至百官，下至百工和砍柴的平民，都可以进谏，所以当时虽不以谏诤作为官名，刚直的言论也常常能够传达到君主耳中。到了世道衰败、正道微弱，言语一出口便祸及自身的事情渐渐增多，所以做臣子的如果没有以谏诤为名的官职，便很少肯把谏诤作为自己的职责。于是秦汉以来，才开始设置谏大夫，大都担任清要之职，每天侍奉君主。然而年代久远，其官署设置究竟在哪里，有些已经无法考察。只有隋唐时代较近，传记记载非常清楚。隋代谏官隶属于门下省，唐初沿袭这一制度，也曾隶属于中书省，后来才分别列于两省；直到唐朝末年也没有改动。御史和谏官都承担言责，但御史的官署在外面，唯独谏官既是侍从之臣，又列于两省，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御史专门负责纠正百官，必须在外面，才便于百官赴衙听事、审理狱讼。”

译“谏官的职责在于议论政事的过失，弥补君主的缺失；因此不在政事之地，就无法全面听闻政事的过失；不列入侍从的班列，就无法充分了解君主的缺失。自五代动乱以来，隋唐的法度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本朝自祖宗以来，讲求恢复前代法度，已经恢复了十之八九。只是两省的重大旧制，到神宗以后才恢复。然而谏官虽然已经列在两省这一政事之地，却仍未参与入阁侍从的班列；现在又以防止谏官泄露政事为名，想把官署隔截迁到外面，使其不得处在两省，这也与设置谏官的本意不同了。两省如果有机密之事，能够守密的官吏，谏官难道就不能守密吗？何况现在谏官虽然在两省，实际上并不预先听闻政事，何况机密之事呢？从前魏国少府杨阜想上奏，宫省征召宫人，询问管理御府的官吏后宫有多少人；官吏按照旧令回答说：‘宫禁机密，不得泄露。’杨阜大怒，杖打官吏一百下，并斥责说：‘国家难道不把九卿当作可以保守机密的人，反而把小吏当作可以保守机密的人吗？’魏明帝听说后，更加敬重而忌惮杨阜，后世把这件事视为美谈。臣常说陛下的圣德可与尧舜相比，难道在这件事上反而不如魏明帝吗？臣常以皋陶、夔、后稷、契那样的人期望执政大臣，难道在这件事上反而不如杨阜吗？” “况且先帝勤勉不懈地讲求恢复隋唐数百年间的法度，既合乎古制，又适合今天，竟然一旦无故毁坏，这是第一件不可为之事。中书省所谓制敕院，不过是吏员的房舍，却驱逐天子的谏官来扩大吏舍，这是第二件不可为之事。深信胥吏，把他们当作可以保守机密的人，却过分怀疑谏官，认为他们会泄露机密，这是第三件不可为之事。使天下人认为朝廷疑忌谏官、厌恶谏官的作为，这不是把圣德推广于天下的办法，这是第四件不可为之事。散骑常侍的品秩只比执政低一级，如今只是偶然缺员，不能说以后永远不会有人担任。至于左右史，也是陛下的侍从之臣，怎么可以让中书的吏员占据他们的官署、夺去他们的正门，而让散骑常侍、谏官、左右史被屏置在一旁，穿过狭窄的墙垣出入？事情的体制完全颠倒，只会助长吏员的气焰，这是第五件不可为之事。憎恶谏官的人，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快意，但这五件不可为之事所造成的长久祸患，最终会归于朝廷；又会使三省执政大臣都背上驱逐谏官的名声，成为后世的笑柄，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臣愚昧无能，陛下却误听而提拔臣为谏官；如果臣的议论不当，陛下可以治臣的罪，执政大臣也可以憎恶臣，臣或许一两天就被罢免，或许两三个月就被贬黜，这些都无法预知。” “难道臣认为谏官可以长久任职，而两省可以安然居处吗？臣只是想替朝廷谋划长久之计，并不是为自己谋身。如果既担心得罪陛下，又忧虑被大臣厌恶，却坐看法度毁坏而闭口不言，那么不但辜负了陛下所赋予的言责，难道内心不会感到惭愧吗？所以臣不避冒犯、烦扰圣听，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陛下或者采纳臣的意见，或者赐臣斧钺之诛，一切只听圣上慈心裁择；臣内心激切忠愤至极，实在无法自已。” 侍御史陈次升又上奏，请求留下正言孙谔，奏道：“臣恭敬地看到，左正言孙谔被责罚降职，出任广德军知军。臣听到传闻，说孙谔因为议论役法时有过分的话，因而获罪，不知果真如此吗？还是因为另外的事情呢？如果不是因为别的事，只是因为役法，那么臣私下认为，朝廷重新施行免役法，实在是想使百姓得到便利，关系重大，利益和危害并不只涉及一州一县，而是普及天下；处理得恰当，天下都能受到利益，稍有不当，天下都将受到危害。谏官以进言为职责，既然有所见闻，就必须把意见上达；如果意见正确，就应当听取采纳；即使有所失误，也应当委曲保全，以显示朝廷宽容纳谏的德行。臣恭敬地看到，天禧元年二月七日颁下的戒谕谏官诏书说：‘即使言语有不当之处，也一定要委曲保全。’由此可知圣朝广开言路、激励士气，并不担心有人言语不当，而是担心人们不肯进言。如今孙谔如果没有其他罪过，只是议论役法不当，推究他的本心，大概是想补助完善这一良法，也值得怜悯察看。希望朝廷再次详细斟酌施行。”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请求宽免王觌之罪，奏道：“臣与吕公著等人，今天又同文彦博等人在帘前两次奏陈，请求宽免王觌之罪，大概是想借此保护、宽容谏诤，使人们敢于进言；其中即使有不当之处，也应稍加宽宥，以彰显朝廷宽容纳谏的美德。” “何况陛下即位以来，从未严厉责罚谏臣；一旦这样做，恐怕会损伤仁政教化。又担心以后类似的人越来越多，如果一个个放逐，就会渐渐失去朝廷清明肃静的体制。他们的心意只是如此，再没有其他意图。我从侧面听说圣上训示，认为朋党很多，应当及早施行处置；臣恐怕这对各位大臣不利。依臣愚见，朝廷本来没有朋党，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类别分聚。陛下既然任用了善人，那么不肖之人都忧虑自己难以进用，于是凡是互相称誉、举荐善人的，都指为朋党；他们想让君主深加防范、严格戒备，把这些人全部贬逐，这样自然会使君子之道消退，而小人就可以得志。因此臣等不避触犯圣意，反复详细陈说，竭尽愚诚，却不能改变天意。臣如果当面顺从圣旨，便是苟且取容的臣子，哪里配得上陛下选拔任用？又有什么脸面站在群臣之上？何况文彦博、吕公著等都是历朝旧臣，陛下把他们留在身边已经两三年，辅佐皇业，从未有过失误；今天难道会肯附和他人、欺罔皇上，包庇朋党之人吗？只是因为他们爱君的心与臣没有不同罢了，唯愿陛下深入采纳。此前降旨贬谪王觌的文书，臣还不敢签署，请求圣心再三熟虑，臣先行告退。”

译“臣自从前朝进言不合意，被排斥到外地，差不多已经二十年。幸逢陛下，全面更新各项政务，听从谏言、任用贤能，夷夏之人都欢呼，古今没有可比的。这些都是圣心所知道的，并不是愚臣独自敢于妄言。陛下却一旦把臣从疏远之地提拔出来，突然置于丞相、辅弼的位置，所以臣早晚竭尽心力，唯恐辜负圣上的知遇。哪里有容纳包庇朋党、损害自己的身名、玷辱家声、贻笑千古的道理？只是因为爱惜圣政，思图报答大恩，像蝼蚁一样微薄的诚心却始终不已。如今如果陛下断定臣的意见没有可取之处，就请把臣贬谪出京任职，让被指为朋党的人自己明白。臣即使一人被斥退远方，如果终于能够解决朝廷的大疑惑，也仍然稍有补益，没有辜负陛下东向擢拔之恩；那么臣死的那一天，也就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有意义了。又，臣在曲谢日已经把此事奏闻。过去先臣与韩琦、富弼在仁宗皇帝同时任职，三人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援引忠良；不肖之人不能进用，便捏造诽谤的话，把他们指为朋党。先臣与韩琦、富弼都被调出京城，所任用的人也大多遭到贬逐。当时捏造诽谤的人都高兴庆贺说：‘这下可以一网打尽了。’此事距今不远，众人还都知道，也可以作为朝廷应当深切警戒的教训。” 范纯仁又论说王觌一事，请求听从文彦博等人的意见，奏道：“臣昨天呈入札子，不敢签署关于王觌的文书。臣因此谈到文彦博、吕公著是历朝旧臣，请求陛下加以采纳；又论及朋党之事关系到善恶的消长。这些都是愚臣蒙受恩德太深，倾尽赤诚，用来表达报答之意，完全没有顾虑观望、担心触犯的想法。希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详细阅览。文彦博、吕公著年纪都已将近老年，多次请求退职闲居，陛下却特意留下他们主持国事，大概是因为他们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一心向着国家，完全可以信任；这是圣虑深远，高出前代的地方。况且吕大防等人也都是陛下从众臣中选拔出来、各有公众声望的人。如今如果只是商议一名谏官的任免，有所进言却不肯垂听，那么与陛下眷顾留用、擢拔任用他们的本意，轻重就不相称了。臣因此再次希望陛下圣明审慎地考虑，稍稍改变成命，充分加以采纳，以成就唐尧舍弃己见、听从众人的美意，不使大臣有进言而不被采用之事，那将是社稷的大幸。臣前年初到▯地时，听说有恩德之令，命令谏官只管进言，由太皇太后亲自主张，臣愚昧却十分欣喜。如今看到文彦博以下的诸位大臣奏事尚未得到听取采纳，臣不胜忧惧。” 翰林学士范百禄请求审议转对制度，上奏说：“臣恭敬地听说，太祖皇帝建隆三年下诏：从今以后，每五日举行一次内殿起居，翰林学士和文班常参官轮流奏对，都必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或者刑狱冤屈滥用等事，以及百姓疾苦，都要广泛采访后上报。事情有紧要切迫的，允许不按规定时间到宫阙上章，不得等候轮到转对。后来又命尚书省召集官员讨论其中可行的事项并予以施行，为百姓求得治理，可以说到了极点。真宗皇帝下诏，命有关部门记录转对章奏，留在宫中听取意见，这种选择善言的志向，可以说非常勤勉。祖宗对于转对，勤勉而周详到了如此程度。如今一年之中，皇帝临朝的次数有限，群臣转对时每次只有两人，一共不过十几个人。即使人人都了解情况并进言，所说的话都被采用，也不过十几件事而已。臣私下考虑，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固然曾有太祖为百姓求治的心意、真宗听取言论选择善言的志向；然而在这件事上，今昔已有不同，心意和实际作为还不能相提并论。弥补缺漏、拾取遗失，必须广泛通达众人的意愿，博览群书兼听各方，才不至于完全辜负前代的美意。臣虽然非常愚昧，却私下惋惜言路还不够广，又担心人们渐渐安于沉默。” “如果有所听闻，却都积累成闭塞不通的状况，便会形成弊病。伏愿陛下效法尧向众人询问，践行舜从众人中取用意见，使四方的眼睛都能看清，使各种言论都能上达，那么时政的得失就可以全面知晓，朝廷的急务也能多少有所补益；刑狱的冤屈滥用、百姓的疾苦，必定不会阻塞在上达圣听的路上，并且有助于彰显圣德。孔子说：‘四方有败坏之事，一定要先知道。’这样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如果不能广泛征询众人的意见，舆论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境地呢？伏望陛下以仁慈之心下诏，让有关官员审议转对制度，完全依循太祖、真宗的旧章，那么天下将十分幸运。” 吏部侍郎彭汝砺上奏说：“臣私下听说，礼部侍郎曾肇因为议论礼制不当，请求将他罢免贬黜，已经降恩命让他出任徐州知州。给事中、谏臣都有进言，臣私下认为，南郊、北郊合并祭祀的事情，朝廷既然允许近臣集体讨论，有意见相同或不同，原本就是常理。如果仅仅因为这件事罢黜一名像曾肇这样的侍从官，确实有违国家任用忠臣、朝廷容纳直言、爱惜人才的本意，按道理应当改正。改换任命的命令已经送到吏部，等待画黄，臣认为这是错误的。臣深思，人才难得已经很久了；人虽然常有千百亿，却连一两个真正的人才也没有。即使偶然有了，有的也流落在外而不得志；幸而得到人才，又有的被弃置而无所任用。所以太平安定的日子常常不够，而危乱的日子却常常有余。孔子说：‘如果有所称誉，一定要有所试用。’像曾肇这样的人，他的文章足以担当重大使命，他的学问足以决断重大的谋议。他先前在西掖任职，多次能够弥补朝政的缺失；回到礼部后，又能纠正礼典常制。考察他的名声、观察他的实际，可以称为贤能。况且合并祭祀的礼制在经典中没有明确依据，像臣等都来不及安心；能够奋不顾身、冒犯大臣而替陛下进言的，只有曾肇一人。朝廷既不采用他的意见，又随即贬黜这个人，所以臣认为这是错误的。” “有人说：朝廷并不是厌恶曾肇议论礼制，只是认为他的言论过分罢了。言语如果不直率，道理就不能显现；如今病人求药，只希望疾病痊愈，所以即使各种猛烈药物都用上，针灸砭石刺入骨髓，也不认为过分。假如只喜欢香气、滋味和颜色，那么不但不足以治病，反而足以贻误病情。《尚书》说：‘有违逆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正道上寻求；有顺从你意志的话，一定要从不合正道处查找。’曾肇的话虽然有所触犯，从道理来看，却是正确的。想要安逸荣耀、厌恶危险耻辱，是人之常情。臣愿陛下稍稍留意，以道理来衡量这件事。如今不肖之人结党依附大臣，而曾肇替朝廷辨明是非，议论可与不可；这究竟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国家呢？顺从缄默可以远离祸患、得到福分，奋发激昂却会很快招来灾祸；然而臣子终究不忍不说，以免辜负陛下。他的心不在自身，而在君主；不在私利，而在国家。由此可见，如果臣子披沥肝胆、剖露心腹，为陛下和国家长久考虑、预先防范祸患，而陛下却排斥不用，这是非常错误的计策。上位者所喜爱或厌恶的，是众人的表率。如今侍从之臣不能依附大臣，而陛下却把他们罢去，那么谁不愿意依附大臣呢？”

译“如今只要有人进言，陛下就把他罢去，那么谁不想学着不说话呢？近臣与国家同安危、共休戚，如果都依附大臣而不以国家为忧，闭口不言，只替妻子儿女打算，这不是社稷的福分。只愿陛下明察并记在心上。正当朝廷事务繁多，应当把贤能的心腹之臣全部得到，遍置于左右，广泛寻求刚直鲠正之士，一同作为辅佐和匡弼；还恐怕这样仍然不够，如今有一个曾肇却不能留下。所以臣认为这是错误，不只是臣这样认为，凡是忠于陛下的人都会这样认为。南郊、北郊祭祀的议论刚下达时，臣曾与曾肇谈论：祭祀天地，是最重大、最重要的礼仪；如今想要轻易改动，实在令人不安。曾肇说：‘假如没有进言的责任，我一定不敢保持沉默。’曾肇担任礼官，他的言论理应如此。曾肇于是提出论议。曾肇既然被驱逐，臣也难以处置自己。曾肇最终不能留下，臣也愿意与他一同获罪。曾肇的任命已经下达却尚未执行，臣至为愚昧，仍希望皇帝陛下深深以爱惜大才、容纳直言为念，出自圣断，暂且留下曾肇，让他任职朝廷。曾肇恪守官职、尽力任事，一定能够报效国家。臣的言论如果错误，也没有地方逃避诛罚。改换差遣，是平常的事情；留下贤人，却是盛大的德政。在朝廷看来，这完全是可以优先办理的。毕仲游上言说：从前仁宗皇帝治理天下时，优厚礼遇大臣，并听取采用台官、谏官的言论。” “大臣，是天子的辅佐。如果不以优厚的礼遇对待他们，就无法激励他们守节、竭尽忠心。听取采用台官、谏官的言论，是为了保存天下的公议，也是为了制约大臣，使他们不能任意放纵。所以大臣日常起居、进见君主时，仁宗从未不亲自以礼相待。大臣如果长期居于职位而无法调动，一旦台官、谏官有所论列，十条意见中往往实行七八条。即使是年老的旧臣，也一定追究其罪，使其离开职位；因此因此而离职的大臣，大概可以数得出来。所以自嘉祐以来，大臣平日足以使君臣和睦，礼遇体貌隆重，私门中的奸吏也吓破胆而不敢作恶。仁宗皇帝能够使天下安宁四十二年，大臣没有过分放纵，小官能够施展志向，不法之事稀少而不闻，都是因为优厚礼遇大臣、听取采用台官和谏官的言论所造成的。”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五 明代杨士奇等撰 听取言论 宋徽宗即位初年，左正言曾肇请求表彰奖赏直言，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发布恩德之言，下达明确诏书，让人直言进谏，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这是尧帝考察众人、舜帝喜好询问的盛德，也是先王设置诽谤木、谏鼓，以及《诗经》所说询问砍柴人的义意，天下人感到非常幸运。臣切实认为，陛下恻隐体恤、询问访察的诚心既然已经表现在号令之中，那么对于开导、鼓励、激发，使人乐于竭尽忠心、进献意见，也必须有具体办法。何况诏书已经有‘意见可以采用，朕就给予奖赏’的文字，那么就应当落实这句话，以取信天下。臣恭敬地听说，治平四年，英宗皇帝即位之初，就寻求直言；不久又下诏说，上书之人所陈述的政体、时务以及才能见识出众的，命有关官员特别加以考察擢升；次一等的，便赐给诏书加以奖谕，对平民上书者即令有关部门召来询问，让他们逐条对答，有道理的便衡量其才能加以登记任用。当时咨询谋议、劝勉诱导，详细到了这种程度，甚至有人早晨上书，晚上就被召见对答。因此四方万里之内，人人奋发勉励，争相竭尽心腹之诚，只怕落在别人后面。神宗皇帝广泛阅览、兼听各方，微小的善处一定收取，细小的长处一定记录，斟酌增减来修明政事，所以熙宁、元丰十九年间，各项法度都得到整顿施行，功业崇高，事业巨大。” “这固然是由于圣人的聪明睿智出于天性，也有虚心采纳群臣言论的帮助。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白告谕辅政大臣，查考寻求治平四年的法令，予以推行；上书言事而有合于圣意的，迅速加以表彰鼓励，那么远近之人听说后，谁不会感动奋发？有智慧的人会献上自己的谋略，忠诚的人会献上自己的诚意；陛下不出宫门，就能把海内的民情全部听闻于上，这是臣无比的幸运。” 当时发生日食，朝廷下诏求言。太学博士王涣之上奏说：“寻求意见并不难，听取意见才难；听取意见并不难，考察后加以采用才难；既然寻求意见却不采用，这不是所谓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臣切实看到，国家每逢天变，往往下达求言诏书；但下面向上面报告的情况，有时却不是这样。有人把指陈过失说成讥讪皇上，把阿谀奉承说成尊崇君主，把迎合时势的议论说成治国，因此把能够互相补充、共同评判是非的言论说成邪说。对于大臣和权要，他们则观望附和，互相告诫保持沉默。志士仁人知道进言没有益处，便不再说话；而小人怀藏奸心，侥幸放肆地提出诡异惊人的言论，把这作为苟且迎合、求得容身的计策。这尤其不能不加以察明。愿陛下虚心公正地听取意见，不论言语是违逆还是顺从，只听从正确的；不论事情是古时还是今日，只以恰当为贵；不论人们意见相同还是不同，只任用正直的人。这样人心就会喜悦，治国之道就会成功，天意也就能够得到回应了。”}], 中书舍人邹浩请求始终以至诚接受劝谏，并加以防范，说：“臣恭读《虞书》，看到舜命群臣担任股肱耳目，并告诫他们说：‘我的行为有违失，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非议。’当面顺从而助成君主的过失，这是谄谀；退下后议论君主的过失，这是诽谤。这两种行为都不是侍奉君主的正道。有虞氏的臣子都是大贤，难道不知道这些吗？舜尚且用这番话告诫他们。由此可知，违逆君主心意、触犯君主意旨，并不是臣下所乐意的，只在于君主能加以引导罢了。这就是帝舜圣明而足为万世法则的原因。臣愚昧，切实看到陛下即位以来，遵循上天的聪明，首先开通进言之路；不久又因日食，急忙下诏，要求人人进纳忠言，不得有所忌讳。言论果真合乎道理，陛下便欣然听从，给进言者增加品秩、授予官职，使天下受到感动。因此，即使是疏远卑微如草野樵夫的人，也无不为得到这样的际遇而鼓舞，想着每天竭尽自己的力量，以对陛下初期的政务稍作补益。何况负有股肱耳目之责的人，又怎么会不竭尽忠诚呢？帝舜的圣明，如今又在陛下身上看到了。然而臣观察太宗，他是接近古代的明君，魏征尚且说：‘陛下在贞观初年，引导人们进谏；三年以后，见到进谏的人便高兴，并且听从。最近一两年，只是勉强接受劝谏，内心始终不平。’ 魏征把其中的详情说得十分清楚，并提出了防范，太宗醒悟地说：“除了您，没有人能说出这些话；人最苦于不能自我察觉罢了。”由此可知，接受劝谏本来就难，而谨慎地保持最初的态度尤其难。子思说：“诚信是万物的终始；没有诚信，万物就不能成立。”伊尹说：“始终如一，这样才能日新。”太宗听到这些话便能醒悟，确实是远胜常人的君主。只是如果不能以至诚持守，使自己日日更新而不衰败，以至于魏征无法窥见这种变化，那么他与舜的差距就远了。陛下正考察古代制度来治理今天，也希望把太宗的事情取来作为鉴戒，以成就太平盛世的伟大功业。臣又想到，上书进言的人所说的内容并不相同：其中泛论大体、指斥邪正的这类奏章，自可留在宫禁之中，以备阅览；至于陈述利害、事情涉及有关官司的，就请下交政府，委派官员详细审核；有可以施行的，随即具报奏闻。这样，圣诏一下，就不成为空文；施用于国家，确实不是小小的补益。唯愿陛下留心听取。” 邹浩又论说太学生不应因言事而殿试落第，说：“臣接到中书省一份录黄，内容是太学生张寅亮等人妄言裁减皇太后园陵浮费，各殿降一等的事情。臣随后查看张寅亮等所上的奏书，他们的言论狂妄荒谬，本来应当惩戒，以向天下示警。士大夫已经在选拔任用之列，而那些久经考察、熟悉政务的人，尚且有人不能完全体会朝廷用意的深远，何况山野中的一个卑微布衣呢？陛下察知他们无知，特意从轻处理，又派人改令他们退屏出学，押出学门，这就已经是对张寅亮等加以怜悯宽容了；只是令他们殿试一举不得参加，实在不能算过分。但近年来进言之路闭塞，是当时最大的弊病；自从陛下劝勉奖赏、开导臣民，言路才得以通达，世人相互庆贺，以为可以仰见太平。如今张寅亮等如果仍免不了殿试落第，臣实在担心从此以后，人们又会畏惧退避，不敢进言，天下的事情便无从全面了解，这也是圣明政治应当深思的。经传不是说过吗：‘乌鸢的鸟卵不被毁坏，然后凤凰才会来；诽谤的罪人不被诛杀，然后善言才会进献。’臣愚昧，也只愿陛下依据这个道理赦免他们罢了。关于这份录黄，臣不敢签署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