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二

译袁说友上奏请求宽恤茶商，奏说：“臣认为，近来两路的盗贼，都是由茶商引起，因而聚众啸聚。这些人本来也是良民，难道愿意流落成为盗贼，自取死亡吗？一定是有极大的不得已，起因于贫穷，然后才这样做。朝廷应当讲求两路茶商的利害，稍加宽恤。有的恐怕是对公家有利而对私人不利；有的是取利太多，使茶户不能自给；有的是禁止茶商没有办法，却徒然苛虐，损害茶商；还有茶引价格的贵贱、胥吏的索取、巡捕无休止的邀求，以及州县额外的科派扰害。凡是这一类事情，都应当下达明诏，命两路茶盐司与帅臣共同审察衡量形势，仔细研究利害，务必做到公私两便，使茶商能够安定经营，而公家也不失去应得的利益；并命他们统一逐条具报，取旨施行。选择其中确实可以长久实行、又便利百姓的办法，赶快下达施行；这样或许可以稍稍安定茶商之心，暗中消除他们盗窃作乱的念头。” 员兴宗议论虚额，奏说：“臣听说，天下有经常之法，也有权宜之法。什么叫权宜之法？四川折估就是这样。经常之法可以长久施行，权宜之法虽然可以施行，却不能长久；施行久了，这种法令必然产生弊病。如果顺着它产生的弊病逐渐革除，那么危害才可以去掉。臣请求说明四川折估虚额是四川长期弊病的缘由。折估的开端，起源于赵开的奏请谋划。赵开常说，盐和酒是四川的利益所在，应当根据百姓的生产来确定官府的课额。郡县之间，盐户、酒户有上等和下等的不同，所以缴纳钱和缴纳盐引的多少也不一致。当初设立这种办法时，均摊征科于蜀地。蜀地土地产力很充足，百姓财力很富裕，因此赵开在绍兴初年，虽然川陕多事，却能迈一步运送百货，咳嗽一声便能救济三军。这并不是只有赵开的才能能够办到，当时蜀地物产丰盛，也有助成此事的条件。譬如让一个少壮而强健勇悍的人背负一百斤行走千里，他即使天天行走也不会天天跌倒，大概是因为他的筋力足以供他使用。自赵开以后，利益来源逐渐废坏。蜀地的官吏既没有赵开的才能，只知道仿效赵开的短处：盐利则年年一定要取尽，却不知道土地财力有时会枯竭，不能要求每年必定取足。” 酒利则拘定数额而想要摊派，却不知道酿酒销售有时会受阻，难以指望一定能够完成。好比头发花白、身体衰弱年老的人，还想责令他背重物走一千里，要和年轻人一样，他的力量果真能承受吗？臣看到近来蜀地有关部门对此没有办法，只是采取苟且应付的做法，大事就施加刑禁，小事就使用鞭打。他们知道这样做是替自己向百姓取办，以逃避责任，却不知道这是替朝廷逃避责任，而不是爱护百姓；他们的用心究竟是什么呢？因此近年四川郡县之间，盐户、酒户贫困得令人怜悯：有的户口逃散了，名籍却还存在；有的力量已经均摊，定额却很重；有的强令邻里承担煎盐，结果首尾都败坏；有的预先挪移、摊拨，前后都陷于贫困；有的交给吏员推排核定，吏员却又不公；有的诱使人改业、淘汰旧额，却仍然增加新的定额，逼迫压榨的情况多种多样。这些弊病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有关部门只顾追赶折估，知道取利，却看不见它的危害。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催逼仍然不足，连续多年出现亏欠，于是积成虚额。定额虚立而长期存在，钱又从哪里能够追缴？蜀地有关部门每天更改一道命令，每月发布一份文牒，多次允许所欠州军互相通融拨补旧欠。然而各州官钱都有定额，臣不知道让它们通融应当列入什么名目，命令它们补拨又拿什么财物来补。” 有关部门心里本来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只是昧着良心勉强实行罢了。幸赖陛下极其明察睿哲，洞察远近，下令四川总所增加铸造钱引三百万，以备补充虚额。西边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欢歌起舞。这正是圣明的君主想要削减费用、便利百姓、大力清除长期弊病的时候。然而臣还担心蜀地有关部门仍然不明白大局，轻视忽略诏令。虽然如今已有免除放宽的文书，恐怕蜀地还不能真正得到减免的利益。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别命令朝廷中刚强果断、开明通达的大臣，对外核查军事实况，全面约束官吏费用，另行总核四川实际支出的数额，使每年征取的合乎所用，所用的合乎所取。这样折估才可以议论减少虚额，也可以逐渐废除。可是议论的人一定会说，四川实际收取的数额不及实际支出的多，因此难以议减。臣请求对此加以驳难：四川各处并不是没有滥费，只是忧虑没有节制罢了。例如各司迎来送往、折送礼物，多到数千缗；府州各色头子钱、各州赃罚钱，动辄收入公库，也有达到千百缗的；郡县籍没的田产、郡县缺额的职田，大郡、中郡一年一月积算，也达到数千百缗；其他浮泛开支，不合常规的很多。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削减这些不急需的用度，来补充虚额中急需弥补的亏缺呢？” 浮费一经削减，既补上实际支出的亏缺，即使不能完全补足，也能稍有帮助。万一朝廷继续拨给四川钱引，那更是大大的恩惠。何况陛下既然得到刚强果断的大臣，考察访问浮费，削去冗余项目，又核查军事实况，还担心虚额不能减少吗？又请把前日颁下的三百万数额，分派给成都等路的州县，规定从某年至某年，连同盐户、酒户各自实际数额减去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样或许民间都能明白，逐户平均减免名下所欠，不致各司州县临时欺瞒隐匿，仍然含糊其事，出现分摊催科的弊病。还请命令蜀中各处州县，把实际收取、实际支出的数额分别报纳给户部和四川总所，并一并上报。各司从今以后如果又在实际收取之外苛刻加派、增加向百姓征取的，请依法论罪。至于困顿败坏的州县，自绍兴初年以来，即使属于折估实际收取的数额，原定额也日渐不够的，也请酌量给予减免。这样一来，事情出自朝廷，恩泽就能遍及四方了。”

译兴宗议论节省财用，上奏说：“臣听说，上天生养百姓，是让君主来主管治理他们，所以做君主的人，就是养育百姓的人；百官则推行君主的命令，共同养育这些百姓。百姓则感受君主的爱护和养育，出力来侍奉他们的上级。上面养育万物来供给下面，下面又努力侍奉上面，这样上下都得到利益。臣观察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大多节制自己来爱护百姓，所以百姓常常有余；隋、唐时期的君主，大多向百姓索取来满足自己，所以百姓常常不足。财力到了这种地步，不只是时代的弊病、法令的弊病，也由于使用财物不知节制的弊病。使用财物不知节制，就只知道支出而不知道收入，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约束，不为后日作打算；这就是陆贽等人提出裁减节省的说法的原因。臣请以小事来说明大理：如今有一个县令，向下收取一万家租税的定额，向上又有各司期限文书的催逼。善于做县令的人，必定先表现得从容，预先估计收入的丰歉，权衡一县事务的难易，内心先作决定，外部落实事务，早晚思量说：‘我县每年收入的租税有多少？钱有多少缗？每月应当赶办的是什么项目？定额需要补足的有哪些事情？’这样，官钱可以按期缴纳，即使到了期限也能充足，手脚不会忙乱；这是事先思虑、确定量入为出的道理。” 至于不善于做县令的人，开始办理事务就杂乱，把应当后办的放在前面，把应当先办的放在后面；所收数额没有固定期限，所拨物资没有一贯标准，县里必然治理不好，事情也会随之缺失。既然如此，天下的财物，确实在于预先估计并节制支出；所谓突然征取来应付开支，不如谨慎使用、缓慢征取容易；向百姓多费财物，不如爱护百姓而使费用减少更好。悠悠千年，能够把这些事情理清并革除的，必定要依靠合适的人。恭敬地想，陛下即位至今，治理之道可与三代相称：开始便停止四方羡余的收入，又曾减省各处浮游的费用，赏赐群臣无不有所节制，涂金饰翠也无不禁止。陛下爱护百姓、谨慎用度的事情，亲自实行已经有方法了。然而近来经历军旅之后，州县一年收入才够供给一年使用，还没有余暇积蓄三年的储备；吴、蜀的物产各自供给吴、蜀使用，还不能作为江淮的援助。难道是各路监司、郡守只知道征取而不知道其中的方法吗？陛下近来命令各路寻求节省费用，讲求确实可以革除的弊病；听到的奏报却没有实事，只是把文书具备而已，各路始终没有提出卓有成效的办法。上合圣意，小臣难道敢默默不言吗？臣在前面两次议论中，曾指出州县厢军冗员以及吏员冗员的问题，这是最危害财用的大弊病。如果州县官员缺额有应当节省裁去的地方，从今以后请酌量设置，例如一路设置两名转运使、增置差遣钤辖之类。” 官吏的俸禄每年收入大约在一千缗上下，裁减一百名官吏，日后每年就能减少一百万缗左右的支出，这是第一项好处。各军中有逃亡而名额仍存、虚报破损以请领给养的；厢军中有羸弱年幼、不能承担各种差役而滥行请领受给的，日后把这两项一并核查，实际上即使从百万军民中淘汰一两万人，也不会造成其他忧虑。如果按两万人计算，日后每名士兵每年减少一百千，一年就能减少二百万缗，这是第二项好处。官吏既有俸禄，又有职田收入；听说朝廷有重大议事时，曾借取三年的职田收入来使用，其实这些收入也可以削减，这是第三项好处。江淮禁止铜铁越界，而四川的铁钱既然已经供应淮上，有司就应当尽力办理，不要推辞。不过现在蜀中所用的铁器，多是暗中销毁铁钱铸成的，希望再次申明这一禁令，这也是挽救四川钱荒的一项办法，这是第四项好处。四项好处如果都能实行，浮费就可以一天天削减，国家财用也可以逐渐充裕。陛下亲自实行尧、禹那样的节约，已经在上面做到了；有司在下面遵守法令、核实情况，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臣考察太祖、太宗初年，向南得到荆楚，向东得到并州、潞州，费用从各方面涌出，而所以能够优厚供给、没有匮乏，是因为追究前事，大抵是军队不冗滥，官员编制不滥用，没有浮费的缘故。先儒范镇曾对仁宗说：“天下的大计，应当经常核算收入和支出，经常确定经常性的制度。” 希望陛下诏令大臣，详细列出太祖初年收入若干、军队若干、官员若干；太宗时收入若干、军队若干、官员若干；真宗时收入若干、军队若干、官员若干，再与如今的收入数目和官员数目相比较，取其中适中的标准来建立经常性的制度：总数以十分为准，其中几分供给军队和官吏，几分供给郊庙祭祀，几分用来防备水旱灾害。这样实行十年，就可以达到治理成效了。范镇所说的，正是臣所说的量入为出。伏望陛下不要因为臣只是像虮虱一样微末的小臣而忽视这些话，特赐圣明鉴察，使臣前面所说的四项好处稍稍得到记录。不过，萤火处在日月旁边，萤火便显得不明；平庸的话陈述在圣贤面前，平庸的话便显得不智。陛下的圣明如同天日照耀到这种程度，哪里还需要等待小臣的言论呢？

译古书说：“狂妄之人的话，圣人也会择取其中可取的。” 臣因此把这些话列举出来。赵汝愚请求选派通晓练达、公正方正之士，与各路漕臣共同讲求本辖区的财用，奏道：“臣听说，君主对于百姓，朝廷对于郡县，应当如同心腹对于四肢、皮肤和毛发一样。它们彼此相隔虽然似乎很远，但内部的脉络贯通，血气流畅，所以仁慈惠爱、体恤怜悯的心意刚从内心发生，广大而渗透的恩泽已经遍及四方。相隔万里之远，仍能如此，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上下同为一体，愿望相同。臣仰惟陛下恭谨节俭出于天性，仁厚之心发于至诚。即位以来将近二十年，凡是夜间所思考的、早晨所实行的，无不是节省费用、爱护人民，因此上天屡次降下丰年，强敌改变心意，境外没有战事。这本来应当使天子的恩施向下普及，家家给足、人人丰足，以符合陛下忧劳勤政的心意。然而近年州县力量单薄，财用在上面枯竭，百姓在下面困苦，风俗衰败，巧诈虚伪极多，盗贼日益增多，受到刑罚的人也多。陛下虽然有仁政，恩泽却没有下达到百姓；陛下虽然有仁德之意，百姓却不能完全知道。实在是因为人人只顾为自己谋功，官府各自施行政令，上下彼此不相顾惜，陛下的赤子于是开始告病了。陛下圣明，清楚地知道这些弊病，己亥年发布深厚的德音，命令各路漕臣分别核算本辖区财用的盈亏并加以损益调整，希望实际的恩惠能够施及百姓，这是非常大的恩惠。臣退居一方，不能完全知道各路实行的次序，但臣私下认为这是重大事务，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完全看出底细的；又担心只处理枝节而没有提举根本，首尾中断，州县的欺骗蒙蔽仍然会使它流于空文。臣愚昧地伏望陛下再次告谕在位大臣，使上自朝廷、下达到郡县，人人都知道陛下的圣意坚定，确实要用这件事来使百姓安康、得到救济。于是选派几名通晓练达、公正方正之士，使他们与各路漕臣彼此内外配合；还必须给他们以长久的岁月，使他们能够尽心讲求，然后制定均平节制的办法，确定征取和给予的数额，希望能够防止内外同心协力、上下都得到充足，永远作为根本而无患的计策。臣不胜恳切。知静江府范成大论述铜钱透漏的札子说：臣听说东南的蕃夷商船每年到中国来，从前只是用货物交换，近年却很看重现钱，广州泉州、四明以及沿海州郡流失的钱，数也数不清。绍兴三十年曾大规模制定法律加以禁止，私带五贯钱判死罪，随船携带的钱物全部赏给告发者，罪罚和赏赐的严厉到了极点，但最终还是不能破获。大概因为大海荒远渺茫，客船行程漂泊不定，确有法律禁令无法达到的地方。访察得知，一艘船所运走的钱，有的以万计；泉司每年征收的钱课积聚艰难，而钱财散落到异国，永远不再回来，实在令人痛惜而深恨。现在既然法令禁制不能奏效，为什么不顺着根本原因来救治呢？臣愚昧地希望颁下明诏，试令有司详细列明：每年市舶司所得中，除去官吏糜费之外，实际补益国用的有多少？所谓蕃货中中国一天也不能缺少的，究竟是什么？如果真正资助国用的并不多，而且大多不是我国急需之物，那么何必广泛打开招徕接纳的道路？且以四明来说，蕃舶所携带的不过是青瓷、铜器、螺头、松实以及板木之类，全都不是中国不可缺少的东西，却诱使我国的钱宝流失，利害轻重一比较就很清楚了。臣曾经姑且妄加议论，认为明州一地的蕃舶，难道不可以暂时停办，以姑且堵住钱财漏失的一个孔穴吗？其他地方也可以类推办理。这是防止根本、堵塞源头，不争斗而取得胜利的办法。如今既然没有办法绝对禁止，又认为蕃货不可缺少，那么就应当坐看钱宝四散流失，不必惋惜怨恨了。惟愿陛下与大臣们仔细谋划此事。知信州王师愈上奏说：“臣听说，州郡是国家的源头。州郡财力充足，那么每年输送给国家的财物就没有不足；即使有水旱灾害、盗贼警报、军队兴发，也有力量加以防备。州郡财力不足，那么输送给国家的财物已经匮乏；在太平时期，一旦有水旱、盗贼、军旅方面的需要，就没有不惊惶失措的。因此善于富国的人，必定把充足州郡作为首要事务。近来州郡却大不相同：每年收入有限，用度却没有节制；困于太守频繁更换，困于禁军不断起发，以及增加拣汰、养老人员而使它更加困乏；又有不时出现的需求来困扰它。如今四方空旷无事、安定太平如同今日，凡是应当输送给国家的财物，仍然逾期不能办成。严重的如士卒的衣粮、拣汰养老人员的请给，大多积压，无法发放，频频引起喧闹，向上惊扰皇帝。何况水旱、盗贼、军旅的防备呢？州郡困窘匮乏得太厉害了，难道不值得深切忧虑并设法防救吗？这个弊病不必向别处寻求办法，只要能够延长郡守任期，防止增加养老人员，疏减禁军的起发，减少不时之需，那么州郡的力量自然会得到休养恢复，不用经过多年积累，自然就能满足使用。州郡财力充足，国家就没有不充足的；这是富国的重要方法。惟愿陛下留心，臣就十分幸运了。” 光宗绍熙元年，吏部员外郎陈傅良上奏说：“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之初所下的诏令，反复叮咛，都是为了宽减民力；然而下令台谏官和待从设置机构讲求此事，臣仍认为民力的穷困没有得到救治，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所裁减抑制的只是细微之处，或者只是免除了空有名目、实际并不存在的数额。关于结束机构设置的议论，也没有办法符合明诏，大大安慰民众的愿望。臣从远方来，不知道朝廷的费用和宫掖的供奉每年究竟应当有多少；就臣亲眼所见，天下的力量都耗竭在养兵上，而没有比江上军队更严重的。所以每当想要减省赋税，朝廷认为可以，版曹却认为不可以；版曹认为可以，总领所又认为不可以；总领所想要认为可以了，奈何都统司又不可以呢？陛下也曾仔细思考过这些吗？这是因为都统司称作御前军马，连朝廷也不能知道其详情；总领所所称的大军钱粮，连版曹也不能参与管理。于是内外的形势分裂，职掌各不相同，彼此不能相互谋划；事权不统一，财物有无不能互相救济；施行时没有专一的主管，前后就不能坚持。因此即使想要宽减民力，也没有道路可行。况且太平时期关陕地区实行这种办法已经很久了，中兴以来韩世忠、岳飞未被罢免以前，养兵也非常兴盛，却没有看见它不足。

译如果今天稍稍沿用旧有制度，使都统司的军队与从前在制置司时没有差别，使总领所的财物与从前在转运司时没有差别，那么内外就成为一体。内外成为一体，宽减民力才可以议论。凡是事情裁决后仍有不同意见，就不如不裁决；实行后会留下后患，就不如不实行。从前元祐到宣和，曾经废罢新法，于是又出现绍述之说，成为阻碍；靖康到绍兴，曾经用兵，于是又出现讲和之说，成为阻碍。因此上面的诏令彼此相反而不能确定，下面的朋党彼此倾轧而不能合拢。至于宽减民力，谁没有这样的心愿？如果裁决它而没有异议，实行它而没有后患，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又有什么疑虑不能决断？陛下如果果断裁定此事，那么现在的大臣都足以树立常法、整饬纲纪；两三位大臣如果确实推行，那么现在的人才都能够接受命令、奉行教诲。正当年谷屡次丰收、边境没有震动的时候，失去这个空闲时机，日后又怎么来得及呢？《诗经》说：‘譬如那漂流的船，不知道将要到达哪里。’臣不胜恳切。” 光宗时，淮东运副虞俦奉召入殿上札子说：“臣曾经认为，事情的体制既已确定，就不可再纷纷更改；民众已经信服，也不可自行制造疑惑阻碍。因为在既定制度之后反复更改，事情的体制就越显得龃龉；在民众已经信服之后制造疑惑阻碍，民众就不知道应当听从什么。所以一项法令建立，就会产生一项弊病；利益还没有兴起，祸害却先显现了。这正是今天两淮铁钱和交子之争的情形。自从两淮实行铁钱以后，因为铁钱不便于商旅携带，于是开始有人请求实行交子的议论。交子实行以后，两淮百姓才开始认为便利。臣自前年承蒙任命为淮西帅，后来调任东漕，足迹所到、耳目所听见的地方，从来没有人认为交子不便。集市交易时，各种货物买卖，铜钱、铁钱相互交用，各有相应的价值；即使其中稍有高低，也都是百姓情愿，原来并不是官府强行规定的。近来两淮年谷屡次丰收，物价又平稳，商人都愿意到市场出售货物，行旅都愿意在道路上往来，人情物态正欣欣向荣，无不乐于生存、安于职业。怎么可以大体已经确定，又反复进行更改？民众已经信服，又反过来自行制造疑惑阻碍呢？” “且如四川的铁钱和钱引，实行了二百多年，公私之间流通，从来没有人议论它不方便，实在是因为制度一向确定，民众完全信服。所以臣希望陛下坚持这一制度，坚定如金石；实行这一办法，守信如四时运行，不要因为有一点偏差就不举措施行，也不要被浮泛的议论所动摇，那么淮地百姓也能享受安定宁静的恩泽，岂不是幸运吗？” 蔡戡请求代替缴纳上供银的奏状说：“臣只是一个微末小臣，错误地承受陛下的任命，惭愧地承担一路的寄托。臣于去年八月十四日辞别陛下时，亲面接受圣上的声音，陛下命臣到任后兴利除害，不得因循常规、固守旧法。臣牢记圣训，早晚都以此自勉。臣自去年十二月进入本路，初次见到僚吏以及士人百姓，首先询问民间疾苦，众口一词，无不认为科买上供银一事造成扰害。臣深入探究其中原因，是因为本路各州每年发运的上供银，除去减免放宽的部分，账面上折合钱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九贯省。历来由一十四州府在每年收入的系省等钱中置场买银并发运。后来因为各州屡经盗贼，人户逃亡迁徙，赋税收入不足，各州于是把应买的上供银摊派给百姓，让人户购买缴纳。每年转运司虽然奏请朝廷从广州卖钞钱中拨出五万贯省来贴补作为本钱，但往往实际恩惠根本没有到达百姓，仍然按照旧例全部摊派购买。更严重的是，有人借此为名，超过数额强行收敛，用来供州县其他用途，官吏也乘机作奸。催促征收、缴纳输送之时，其扰害真是说不尽。因此富户日益贫困，贫户日益困苦，有的迁徙到别的地方，有的聚集成为盗贼，各处户口稀少、盗贼公然横行，原因就在这里。前后任监司、守臣的陈请并不一致，朝廷虽把此事送交户部核查办理，户部往往难以施行。近来因为知英州葛霖奏请，现已行文到本路各司，指定各司分别陈请，要求除广州每次发运上供金银等物，以及十三州府进奏天申节和大礼所用银两仍按数发运外，不再请求支取广州卖铺库每年拨下的钱数，想把十三州府上供银三万四千三百余两全部免除。此事已经具状上报朝廷各省，还没有收到下发的指挥。臣深怕户部一定会认为免除上述银两有损经费，不肯施行。臣从前曾当面奏报，近来本司前任提举官葛世显曾在留存盐本钱之外捐献二十九万贯省，陛下却退还不受，这笔钱现在仍储存在都盐仓。臣想等到任后核查常平仓米的数目，如果有挪用亏折，就用上述钱收买补足；或者给本路贫民下户代为缴纳积欠的苗税。臣曾听到陛下宣谕：‘你这样用心，很好。’臣自从交接职事以后，一面委派官员盘点丈量常平仓米斛，已有附近数州申报上来，往往每年兑换，必定不会有陈腐亏欠。”折借使移用到收成日，自然可以补足。加上本路州县追催税赋，急迫得如同星火，不容许再有积欠。因此，前面所说都盐仓的二十九万贯钱一直没有支用，积聚在那里而不发放，也恐怕会启发小人觊觎的心思。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从宫中亲自裁断，把这笔钱以及广州卖钞库每年供应转运司作为买银本钱的五万贯，从今年起截留，不再拨付转运司，并由本司自行筹办。从淳熙六年开始，平均分作三年买银发运。各州每年购买并拨发的上供银，希望暂时停止三年。虽然还不能立即实行永久免除，也足以稍稍宽解民力；而且对户部经费本来没有妨碍。如果圣慈特意准许所请，就请下达命令，使十三州数十万户家庭能够保全家室、安居田里，不再受摊派勒索的扰害和流离冻饿的痛苦，都知道圣上的恩泽所到之处不分远近，这是极大的恩惠。臣不胜万分幸运。

译彭龟年论述湖北京西楮币的奏札说：臣私下认为，国家创制楮币，是为了救济钱币不足。如果官府能够加以权衡调节，使它流通而不堵塞，那么遇到缓急就可以有所依靠。臣听说湖广总领所发行楮币时，当初立法只是允许在湖北京西界内使用；襄、汉驻军每月所得料钱，全靠商旅贸易。楮币流通到鄂州就必须兑换，而官府又没有办法调节，于是使坐商乘人急迫，压低价格出售。因此一贯楮币只能换得五百文左右的现钱。楮币既然贬值，商旅便不往来，所以戍兵所得楮币更加难以兑换，楮币也就更加贬值了。万一遇到缓急，岂不是要误事吗？希望圣慈下令湖广总领所，多方筹划安排，必须使现钱和楮币在官府、民间都能流通，使商旅贸易得利，免除戍卒因折价而产生的怨恨，臣不胜幸甚。龟年请求停止卖田的指挥又说：臣听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土的地方。古代制定田制，只有归还和受田的办法：百姓成年便授给田地，年老便归还田地，如此而已。从来没有把官府所有的田地拿出来与百姓相互交易的。唐代允许百姓出售永业田，见识明达的人尚且议论这不合古制，何况由官府自行出售呢？” 臣私下听说，近日正在斥卖官田。这个命令一发出，四方人士众口私下议论。臣非常替朝廷惋惜这一举措。臣查照法令，官田只允许下五等人户申请佃种，这是为了优待他们；官户以及上三等户不允许申请，是为了防止他们侵夺小民求生的道路。如今一旦全部拿出来出售，并下令说价高者得，百姓即使有正在耕种的田地，也没有钱购买；豪强富民积蓄千万，平时就觊觎小民的田地，恨不得全部夺取，而官府却为他们打开大门、开辟道路，百姓的田地将全部归于豪强。过去承担劳作、开垦治理田地的，是百姓的力量；如今享受成果、获得肥润利益的，却是豪强的利益。豪强用钱换取田地，不会把恩德归于朝廷；百姓一旦失去田地，必定把怨恨归于朝廷。朝廷只认为减价两成就是优待，但现有佃户不知道这件事；即使佃户知道，必须有钱才能获得这个利益，没有钱就只能坐视，有钱的人把田地买走罢了，这样能使他们不怨恨吗？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国家贫乏，一旦出售这些田地，可以得到数百万缗，难道不是很有利吗？这只是小丈夫短浅而拘谨的见解，哪里足以谋划国家大事呢？数百万缗也许可以逐渐积累得到，但人心一旦离散，就不能再收拢；其中的轻重得失，究竟怎样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仰惟陛下自即位以来，减少月桩钱，削减经常性的总制，降低折估，放宽和买，仁慈之心和仁德之名，已经确实传遍四方。然而有人仍说，这些措施只能宽解州县的力量，未必能使州县宽解百姓。如今卖田的命令一发出，祸害就直接到达百姓了。作为人臣不能替君主固结百姓之心，却反而替君主离散百姓之心，这是臣最为忧虑的。臣听说从前斥卖官田，往往因为对百姓不利而停止。臣认为，与其等到使百姓感到不便之后才停止，那时损害已经很大了；不如根本不实行更好。臣愚昧地希望圣慈特赐睿断，早早停止卖田的指挥，以安定人心、巩固国家根本，臣不胜幸甚。辛弃疾上奏说：“臣私下看到，自朝廷实行楮币以来，民间争相说货物不能流通，军队也说请给有所减少。依臣看来，完全不是这样。楮币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它的弊病之所以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因为朝廷使用它时自行使它贬值。为什么说它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世俗之人只看见铜钱可贵而楮币可贱，却不知道楮币不能在寒冷时当衣穿，饥饿时当饭吃，铜钱和楮币其实是一样的。现在有人拿现钱一百千去购买货物，现钱有装载运输的劳苦，货物又有价格高低的弊病；至于楮币，卷起来收藏、提携携带，不用费力运输，即使是一百千的数额也不会折损。这样比较起来，难道不是对百姓更方便吗？”“什么叫朝廷使用它时自行使它贬值？从前民间缴纳赋税时，规定现钱多而楮币少；官府发放钱物时，却现钱少而楮币多。因此民间楮币一贯只能换足额六百一二十文，军民都嗷嗷叫，道路上充满叹息怨恨。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使它贬值。近年以来，民间缴纳赋税使用楮币，现钱和楮币各一半；与从前相比，楮币自然贵重了，已经能换七百多文。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稍稍重视它。古人说，将要牢牢取得某物，必须先牢牢给予某物，难道不可信吗？” “臣认为，如今各军请领的给养中楮币比例薄弱，不可再让它折价，所以希望陛下提高楮币的价值，使它比现钱更贵。平时得到一贯楮币，可以兑换一贯多的现钱，所得即使是楮币，百姓也会因物价上涨而高兴。遇到缓急，不过是多印造楮币来帮助发放，百万财赋一朝就可以筹办。” “臣曾深入探究它的弊病，楮币之所以轻贱，实在是因为印造数量太多，而流通使用的地方不广。如今所谓使用楮币的地方，不过是大军驻屯之处和京畿以内几个郡罢了。至于村镇乡落以及稍远离城郭的地方，已经不使用；其他偏远州郡，也可以想见。” “臣愚昧地请求暂时停止印造，先对现有楮币正在外泄的各路，明白下达指挥：自淳熙二年以后，福建、江湖等路民间上三等户的租赋，一律用七分楮币、三分现钱缴纳；民间买卖田产的价钱，全部用钱、楮各一半，并且明确写在契约上。有人违反，允许买卖双方和牙人向官府陈诉，按照折价受理。僧道缴纳免丁钱，也用钱、楮各一半。” “臣估算，各路收入楮币的数额，虽然不知道多少，姑且以十万为标准。

译其中已经缴入官府的有十万，收藏在家中准备来年缴纳的又有十万；商人因此带着楮币从事贸易，流向各路的又有十万。这样因远方十万的数额外泄，京畿以内就有三十多万的楮币数额流通。何况实际数目还不止这些呢？楮币的数量有限，而需要楮币的人无穷，势必会到驻军大军所在之处求购。这样一来，楮币的价格势必上涨，军中所得楮币与现钱相比，反而会有盈余。这样看来，楮币岂不是就变得贵重了吗？实行一两年后，各路百姓即使从军队和市井中收买，也将供应不足；然后再大量印造楮币，命令各路设置机构出售，使价格平稳，只求取得现钱罢了。这样，民间的现钱将归向哪里呢？这就是所谓‘将要牢牢取得某物，必须先牢牢给予某物’的办法。然而臣所担心的是，法令开始实行时，偏远州郡的楮币还少，官府提高楮币的价格、折合成现钱，命令人户按折价缴纳；等到解送发运时，却又用现钱到附近州郡收买楮币，取得其中的盈余来供给妄费，只会使民间有增加赋税的名义，却没有楮币流通的道路。臣愚昧地请求责成各道总领、转运，订立条目，察看辖区内不奉行法令的人。等查得其人，就严格按照典章法律治罪，以示惩戒。这样，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军民没有楮币造成的弊病；在紧急时刻，朝廷也没有缺乏财物、无法兴办事务的忧虑，这项好处非常大。宁宗时，知潭州真德秀上奏请求恢复潭州酒税，说：“臣极其愚昧浅陋，错误地承受圣恩，被提拔交付一路重任。刚进入本境时，访求百姓疾苦，就听说▯酒一事给潭州人造成了严重祸害。后来又详细考察核订，才知道积弊已经到了极点，不能不改变旧法，旧有法令也不能不恢复。臣谨将事情的本末奏闻。臣私下认为，酒实行▯卖，本来是本朝国家借以补助经常性经费的办法，实行已久。然而它可以在江浙各路实行，却不可以在广南、福建实行，这是因为那些地方是瘴疠之乡、险峻多灾之地，疾病容易乘隙而入，不靠酒不能抵御山岚雾气；而且百姓贫穷、风俗强悍，势必不能强迫他们一定购买官酒，所以特意放宽禁令，顺从民俗的便利。至于湖以南，虽不能与闽广相比，但它紧邻桂筦，旁边连接连、贺二州，风土气候往往相似。所以如今全州、永州、郴州、道州等地，或者听任百姓自行酿酒而向官府缴税，或者在夏秋正赋之外一并缴纳酒息，从来没有像江浙各路那样专门实行禁▯的。唯独潭州城内，时而征税、时而▯卖，前后屡次改变。考察旧档，征收酒税的办法确实起于绍兴元年。当时战争尚未停止，城市萧条，幕府恰好有一位精明练达的人，在州中提出建议：招募酿户在城外造酒，再招募拍户在城中出售，入城时按酒罂数目征税，官府不费一尺柴、一斗米的费用，就可以坐收利益；百姓也没有被逮捕、强行摊派的扰害，还能喝到醇美的酒。此后名公巨卿相继主持州政，都因循这一办法没有改变。邻郡如衡州也仿照此法，直到今天仍遵行。到了乾道二年，刘珙讨平郴州盗寇，增加设置亲兵，又请求在郴州、桂州屯驻军队，一时之间调度事务很多，也不敢轻易改变酒税法，只增加设置糯米场，增建南、北楚三楼，酌量实行官卖，稍稍分取酿户的利益罢了。等辛弃疾到任，创置飞虎一军，想自行供养军队，便多方理财、从酒课中筹办，这才开始向朝廷献议，全部实行官卖。第二年，权给事中芮晖上奏说：‘潭州自行征收酒税，百姓非常安定，官府不费一文钱，每天还有收入。如今把征税改为▯卖，人人都说不方便，许多人迁徙，空荡荡的市场几乎没有人。’开始实行时，所得虽然多，如今只达到一半；而米、曲的本钱以及官吏的供给，全都包括在其中。用小利换取大大的不便，尚且不可，何况本来没有多少可得之利，而且当地刚经历陈峒猖獗之后，怎么又能仓促扰害百姓呢？孝宗皇帝立即采纳他的意见，下发指挥停止▯卖，命令本州照旧例施行。这年冬天，帅臣李椿到任，李椿在吏治事务方面最为详细明达。李椿也奏道：臣长期居住在湖外，完全熟悉当地风俗，征收酒税给百姓带来便利已经很久了；辛弃疾改行▯卖后，开始建造营寨、房屋和廊舍，每天役使的工匠很多，收入虽然不少于七八百缗，但工匠一散去，收入已经不如开始，后来更明显地亏损。核计所得，除去应认领各司的钱以及供给官吏的费用，徒有废罢酿户的名义，实际上没有益处。请依旧放行酿户征税出售，帅司的楼店也暂且开门卖酒，等税课增加并有余时再停止。朝廷采纳了。官府酿造的酒少了，奸弊容易防范，所以酒常常质量好而容易出售；民户安心，征税出售也没有触犯禁法的忧虑，因此即使官府稍稍取得其中的盈余，百姓也不怨恨。从此官酒和民酒并行，定为固定条例，没有人能够改变。到了开禧二年，赵善恭又想把酒利全部收归官府，不等奏报朝廷，便仓促实行官▯，酿户失业，犯法的人很多，不到几年弊病就发展到了极点。曹彦约到任时，官卖酒的数额日减月少，幕府彼此相看，束手无策。曹彦约的意见大体是：如果实行▯酒，利益在官吏，而百姓承受它的祸害；如果改为征税酒，利益在百姓，而官吏会感到不便。这个意见一提出，官吏就总是指称难以实行，都是替自己打算，不是替公家打算，也不是替百姓打算。按嘉定三年官卖酒的本钱和利润计算，虽然名义上收入二十万八千五百八十七贯有余，但米、曲、柴、水的本钱以及官吏的食钱共计十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二贯，除去本钱后所得利润只有八万六千二百零五贯，也就是每天收入只有二百五十多贯。如果官卖酒收一分税，征税酒收二分税，那么每天的酒税不过一百六十多贯，应当不难办成。于是恢复实行淳熙八年已经下达的指挥，参考采用淳熙十年官民都酿酒的议案，允许城外百姓自行造酒，运入城中过秤收税；每酒一斤收税钱七文，不缴税而入城的称为私酒。如果城外直到禁地一带无法设置关防，就按土地分为紧要和次要区域，改为由旗望户办理；愿意来经营的允许申请，承接酒务后想退出的也允许退出，由本人陈述。除此之外，只有南、北楚楼每年酌量酿造三分之一，仍然实行官卖。常平等处的课额，也按照旧例直接从息钱中拨取分配。自此潭州的风俗大体恢复旧观。不久安丙从西蜀来，开始处理政务时就议论改为▯卖，并限令三日内合并整顿，甚至把酿好的酒倒入江中；人们看见后都抚胸叹息，砸破酒罂酒缸，到处怨声载道。

译他征括马匹供给磨骚，又编排百姓服役，砍伐树木作柴，直到把岳麓山砍得空荡荡，却不加怜恤。歌妓在酒店当垆卖酒，郡斋中嘈杂不堪；酒糟和糠用来喂猪，充满后园。凡是酒家一点一滴的利益，都搜刮殆尽。酒价昂贵而米价低贱，二者已经相差悬殊，又用严法禁止，也不能因此停止。搜捕巡逻的士卒在大道上往来不绝；被连坐的人塞满监狱。富人甚至加以籍没，穷人则命令众人监督赔偿。穿着异服、戴着刑具的人，成串地出现在市场上。中等以下人家，一个月又一个时节过去，都不知道酒的滋味。稍有仇怨，动不动就互相诬告揭发。人人都小心谨慎，隐藏踪迹。糯米的收买征购，责成州县办理；即使是穷僻荒远的县邑、歉收艰难的年份，也照样摊派下去，没有人能免除。监司强令牙侩，摊派征调船只，所到之处骚扰不安，百姓不堪其命。这种祸害不止涉及一州，而且波及整个一路。后来政帅臣叶时、邹应龙，都有意恢复旧法，最终却没有成功。既然如此，改变旧法、重新整顿，稍稍使百姓困苦得到缓解，这是臣今日职责所在。而且从绍兴初年至今，总共九十多年。征税法中间虽曾暂时改变，但前后实行已七十多年；▯法实行，有时三四年，有时五六年，即使加起来也不过二十多年罢了。由此看来，征税和▯卖，哪一种便利、哪一种不便，大致可以看清了。自曹彦约恢复征税法，卫泾继承实行以来，每年所得净利润通常不少于八万多贯，与过去▯卖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这既不用摊派收购，也不用强行配给，不用搜捕，不用承担柴水等费用，官吏供给也省去了七成，而确定不变的收入却会接连不断地自行到来。究竟有什么可害怕而不实行呢？本司每年供给各军、赏赐犒劳的费用，确实多得不可计数。如果把一年所得截长补短，痛下决心加以节约，也只能勉强自给。若还要在此之外求得更多，必定会说不实行▯卖就不行。然而比较盈亏，实际相差不多，只是替国家招来一路怨恨。何况淳熙八年的指挥，本来没有冲犯改变它的臣子，竟然擅自废弃违背君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臣虽然极其愚昧，私下实在不忍心这样做。臣已经在今日安排恢复征税酒的旧法。所担心的是，人们认为此法的前景轻微，不能压服异议；法令实行以后，日后如果有人再改变，酿户就会再次遭受破产离散的祸害。这实在是臣的过错。所以臣冒昧奏报，希望圣慈仰体孝宗皇帝厚惠湘地百姓的深意，特降睿断，准许臣所请。臣当刻凿石碑，立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作为潭州永远确定而不可改变的制度，使潭州百姓歌颂圣恩，永无穷尽。臣不胜最大的愿望。贴黄：臣私下看到，荆湖地区峒人、猺人错杂居住，风俗强悍暴戾，稍有动摇便容易平定，若要安抚辑和却很困难。乾道年间，因为官府摊派出售乳香，激成郴州、桂州的变乱，这一教训并不遥远，人人都知道。本司以安抚一路为职责，正应当禁止州县扰害百姓的政令，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如今却因为▯酒，每年下令摊派收购糯米，所支付的价格未必能及时达到市价，所拨付的钱也未必全部到达人户，何况还有追催的苦楚和赔备的费用，其引起怨恨实在不言而喻。扰民的事情首先由官府做起，州县又跟着仿效，那还要责备谁呢？如果不赶快恢复征税法，那么每年酿造二十万缗的酒要用很多糯米；假如不摊派收购，又从哪里筹办呢？万一有奸民在其中煽动摇惑，这就是因小利而招致大祸。臣日夜反复思考此事，已经十分周详，所以断然实行而不疑虑。伏乞陛下明察。” 袁说友上奏说：“臣听说，有一件事就必然有一种弊病，没有事情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病的。而救治弊病的办法，应当各自根据它所造成的不同弊病，斟酌众人的意见，努力实行。因为有些事情在这里是弊病，在那里也可能是弊病；如果不根据彼此不同的弊病斟酌众议来制定对策，那么即使今天革除了弊病，明天也会再次产生弊病。国家近来设置官▯，是为了同铜钱相互配合，根据两者有无来使用。如今经历三十多年，弊病不止一种，其中最严重的，是官▯日益贬值，铜钱日益减少。想使官▯升值，但民间兑换不能达到应兑换的数额，官▯凭什么能够升值？想兑换铜钱，但民间收取现钱日益困难，不能作为称提之用，铜钱凭什么能够兑换？这样的情况又有十多年，朝廷为之忧虑，士大夫为之议论，救治弊病的办法也间或提出过。既然下达指挥，官府上供、民间缴纳，都命令钱、▯各一半，这是想使官▯升值。又下达指挥，民间用楮币缴纳时，不得强令另外贴纳现钱，这也是使官▯升值。又下达指挥，命令户部拨出现钱，交给临安府设置场所，按实际数额兑换便利，这也是使官▯升值。” 又下达指挥，命令封桩库每天拿出数千缗现钱，也下令临安府兑换方便；又命令各州拨出本州现钱设置兑换场所。这也是为了加强官防的防护。这样几道防范措施，不能说没有救治弊病的办法了。然而总的说来，正如臣先前所说，今天的弊病革除了，明天又会恢复，每每不能使它长久保持。如今连续几个月以来，臣私下听说都城的官防又开始贬值：一千官防虽然只能换得七百二三十文现钱，而且还要因砂毛减轻而打折，钱一千中通常又有二三十文属于这种减额，所以实际上得到的还不到七百。零散的官防，折损就更加严重了。不过还没有达到外郡最严重的程度。如今较近的辅郡，如浙西的湖州、秀州，浙东的婺州、越州，大概一千官防只能兑换六百七八十文了，其中也包括砂毛减轻的损耗。稍远的衢州、信州，再远的建州、剑州，以及更远的江东、江西，一千官防只得到六百文以下。越远就越贬值，越贬值就越没人使用。官防的弊病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太严重了。如果再不设法保护它，它就会一天比一天轻；私人不能使用，官府也无法使用。铜钱越来越少，官防越来越坏，难道不令人寒心吗？如今如果只想针对都城官防制定办法，这固然可以作为一种说法来讨论；但外地各郡有远有近，情况既然不同，办法必然各异，难以一概而论。臣之所以想要救治这些弊病，正是希望根据各地所受弊病的不同，参考众人的意见，分别斟酌并努力实行。臣愚昧，希望圣上深切把内外官防日益贬值放在心上，将这篇奏疏下发给江东、江西、浙东、浙西、福建五路的守臣；等指挥到达之日，限令他们在半个月内分别根据本州情况，详细考察官防，设法兑换，使它不至亏损，将来长久也不至于再次发生弊病，并逐项认真确实地具文申报尚书省。等汇集齐全后，再下发检正都司，会同户部、刑部审看各州申报的情况：有些办法可以在当地实行，有些彼此都可以实行；从中选取规划最好的，再分项具文申报尚书省，请求制定办法施行。这样或许可以参考众议，各随其宜，也许能够长久救治弊病。倘若官防能够日渐坚挺，并与铜钱相互补助，这对国家财政有益，岂是小事？只希望陛下留意。

译驾部员外郎李鸣复上奏说：“臣极其愚昧浅陋，常常忧虑世上那些谈论治理的人只务求空谈，不顾实际功用，所以首先把三方面的政事向陛下说明。然而，切合当前时务的政事不止这些。《礼记》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蓄，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储蓄，叫作危急；没有三年的储蓄，叫作国家不像国家。’陛下试想，如今治理国家，究竟有九年的储蓄吗？还是没有九年的储蓄？今天的国家财政，由版曹实际掌管；分担版曹责任的，内有司农，外有四总领，就是这些机构。臣家在蜀地，曾经考察过蜀地的总计。蜀地赋税总收入按缗钱计算，每年约二千二百多万。过去和议没有断绝，边境没有警报，尚且还能勉强支应；如今边境戍守增加了一倍，开支更加扩大，常常难以应付。朝廷因为蜀地收入不够，每年拨下七百万帮助它的费用，这只是大概情况。臣近来担任丞农扈，也曾考察农寺的收支。农寺每年催征的数额，米按石计算，共一百三十多万；钱按缗计算，共一百六十多万。用已经收到的钱买不足的米，总数约二百多万，然后才可以满足每年的支出数额，这也是大概情况。蜀地的产出不足以供应一年的用度，农寺催征的数额也仅仅能够作为一年的支出。要寻求储积以备不时之需，大概是没有的。类推开来，湖广的总计也是这样；淮东、淮西的总计也同样如此。这就是所谓经费。经费之外，一旦有缓急，就只能取用朝廷的桩管。朝廷桩管分散在其他地方的数目，臣不得而知；其中储存在京城的米斛，却可以说一说：有两座丰储仓，有中界、下界仓，共四仓，按石计算，总数不过二百万。水旱灾害的拨给、严寒时节的赈济、闰月的补贴发放，都从这里取用，这还可以说是常规开支。最值得忧虑的是，江西、湖南本来是粮食丰足的地方，过去号称乐土，如今却成为盗贼出没之区；虎豹横行，鸿雁也不能聚集，赋税运输无法送入，纲运又不断亏损。各总领所因为匮乏，曾经请求截留大农寺的纲运来救急。盗贼没有平定，漕运没有到达，它们告急匮乏的情况就一定不会自行停止。农寺请求补贴发放，曾经拨出桩管钱数来偿还它的亏欠。截留拨给的命令既不能不执行，那么将来请求偿还，也应当随之而来。把东边的东西移来补西边，已经不是不得已的权宜办法了；如果连衣襟都拉破而露出肘部，却还不知道谋划，又能把什么办法施行呢？有识之士大概已经战栗忧惧了，难道还不应当赶快为此谋划吗？汉朝到了汉文帝时，可以说已经富足了；有贾谊这样的臣子，仍然把仓廪不充实当作忧虑。看他所说：‘汉朝建立汉朝以来，差不多四十年了，公家和私家的积蓄仍然令人痛心。如果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来救济？突然边境发生紧急情况，数十万、上百万的军队，国家拿什么来供给他们？’贾谊忧虑的是尚未发生的事；臣忧虑的，却是已经发生的事。去年浙右地区都报告丰收，朝廷实行和籴，比过去增加了，谋划深远周密，行动也都符合事理。只是可惜负责这件事的人不顾大体，竞相采用短浅的谋略，连极小的数量也必定斤斤计较；这样，贩运货物的人怎么能奔走听命？罗网交相设置，藏粮积货的人免不了心生疑虑，等待抬价。名义上叫和籴，实际上近似强行征籴。开始想趁时收购，最后反而错过时机。不过还幸好它能够对国计有所帮助，其他不足之处就不必追究了。如今形势已经很紧迫，积蓄有限，而需要依靠供给的地方却没有尽头，将拿什么办法应对？臣希望陛下忧念事变到来，赶快考虑根本问题，效法尧、汤预先准备的美德，体察祖宗应对变故的成法。今年从内库拿出绢来帮助军费，不到一年又从内库拿出钱、绢来帮助收购军粮；第二年又从内库拿出钱、绢、绵来帮助收购军储，用所有的有余去补助不足。仁宗有旧例可循，应当遵守并实行，再加以推广。负责的人得到适当任用，施行的人就会有正确办法。这样将会看到国家富足宽裕，没有功业不能成就；士卒吃饱而安心，有战事就能取胜。借此可以缓解一时令人忧虑的形势，也可以巩固万世不拔的根基。对于当前政务，实在不是小小的补益。” 知成都曹彦约上奏说：“臣私下认为，今天财用方面的弊病，不能不深切注意。问朝廷，就说难于应办；问州县，就说难于支遣。若认为问题在总饷，那么今天的总饷已经不能同过去相比了；若认为问题在戎司，那么今天各戎司也并不一律。臣起初任汉阳军守，当时那里是湖北最困窘的地方，恰逢敌骑进入境内，催征赋税也缩手无策，却还能够支遣和解发，不改变常规。臣私下妄加评论，认为财计最难治理的，只是县；天下任县令的事，虽然看似容易却很难；天下任郡守的事，虽然看似困难却还容易些。十年以前，州郡还可以治理；过了两年，臣代理湖广总饷事务，才知道已经无法治理。把江州的银券运来补足襄阳，把德安的铁钱运来充实随州、枣阳；东挪西补，截短补长，勉强支撑几个月，只是没有误事。等正式官员交割之后，用度更加困窘，向朝廷请求，长久没有批下办法，那个人甚至上吊自杀，幸而因救援得以免死。后来矫发诏制，展限官期，拨出边界经费二百万，事情才开始办成。十年以前，总饷已经无法治理了。又过了两年，臣得以守长沙，也正逢应办军务的时候；朝廷的科拨没有到，各郡的纲运又有亏缺，帅司移文给本州，免不了要挪用兑换。

译其中一些小小的名目，不再责令偿还。适逢朝廷整顿、提高官防价值，便多从库中拿钱，以便百姓。然而两年以后，等到交割原数，仍然有增加的赢余。七年以前，州郡还可以治理；又过了两年，臣得以节制利州，兼领郡中事务，才知道利州的事务已经不能像长沙时期那样办理了。用兵以后，事情和财力都发生变化：有节度使寄居并奉祠，每年费用增加数千缗；有总管、钤辖、路分添差作阙，每年费用又增加一万缗。臣勉力尽瘁，只能办完原定数额。又过了两年，臣得以守豫章，才知道豫章的事情又不能像利州时期那样办理了。调发既多，酒课就无法完成；榷场不通，税课也逐渐减少。虽尽量节省用度，不至于亏损数额，但作为经费的财力已经十分危险。戎司的事务，臣虽没有亲自经历，但利州是设置戎司的地方，也曾听到一些传闻。管辖军队二万四千人，交接承办的钱物不过二三万缗，无法支应，甚至有夺取前任官员住宅、府库中的物品作为公用的。还有奉命巡边返回时躲避戍卒，以犒赏钱物为妻子下葬为名，绕道走小路的人。这样看来，这些年以来，不仅州郡无法支遣，担任戎司的官员也有穷困鄙陋到极点的了。千里承流的地方，日夜办理财物；万灶供养军队的地方，日夜忧虑财物；牛酒不断送到的地方，日夜又缺乏财物，使士大夫们惶惑惊愕，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办理，这究竟是什么缘故？朝廷的财物，臣不能全部知道；只看见招募军兵、修筑城垒、额外和籴等用财之处遍及天下，比从前多了。楮券不足，就增加印造；度牒不足，就用告敕帮助，这说明生财的渠道比从前更广。国用司原本是要储备每年币帛的数额，却逐渐侵入平民，滋生枝节；安边所原本是要借用权奸的产业，却变成征收榷利，颇为动摇舆论。大宁监的盐利已经枯竭，转运司的增羡却没有停止；宕昌的马价还没有偿付，茶马司的进纳却没有废止，这说明取财的办法比从前更苛刻。民力已经到了极限，不能再增加赋税了；上下煎熬竟到了这种地步，将拿什么来救治？所以臣曾经论说，天下的财物本来足以完成天下的用度，关键在于安排分配必须得当，各项条目必须明确固定，不可任意挪移。成周的财物，用九赋来征收，用九式来调节，从京城以内直到边远地区，各有固定赋税；从祭祀直到日常使用，都有固定的制度。汉朝把官吏俸禄和公用的赋税取之于民，却不把封君的汤沐邑作为经费；唐朝把世业田、口分田授给百姓，也不把留州钱、送使钱当作上供。古人治理天下，大体都是如此。本朝历代圣主制定的法令，尤其详备。臣唯独奇怪，绍兴、隆兴年间，敌人深入，朝廷调发的费用虽多如河海，而州县常赋却没有困窘的状况，百姓安居乐业，也没有怨恨之患。大郡交割的数额中，积存缗钱多至百万；小郡现有掌管的钱，也有数十万。至于民间积存粮食的富足，往往也与此相当：上户多的有十万斛，中等人家也有数千斛。上面安宁，下面和乐，彼此相安无事。到了淳熙、绍熙时期，风俗还没有改变；近来公私财计却穷困鄙陋，情况万端，官吏束手无策，不能安居一日，百姓怨苦，甚至都吃不饱。眼看穷困忧愁到了这种地步，恐怕不足以应付变故。一旦敌骑侵扰，盗贼突然出现，上下彼此相望，茫然无备。时势到了这种地步，不能把它当作太平的征兆。有人说，开禧以来兵事刚刚兴起，就取用常平仓、义仓的粮食供应纲运，于是救荒没有预先储备；又拨出官告、度牒、茶引、盐引作为收籴本钱，于是交易没有现钱；军器需要制造，弓兵需要调发，桩积物资需要水脚费，招募军队需要赏赐犒劳，这些都是非时常规的泛用开支，一概由朝廷设法拨给。虽然允许从交承钱中支用，但州郡的积蓄逐渐耗尽。调发若使用劈券，月粮就要加倍花费；功劳赏赐若用转资，粮食钱就要增加。请求拆洗有往来的费用，暴露有特别的赏赐，临机便宜办事，一切都要设法筹办。如果朝廷应付稍不按期，转运、调拨、兑换就开始亏损原有数额。戎司的事务，臣虽不想彻底追究其始末，但开禧以后困窘而开禧以前不困窘，也必定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希望陛下与大臣商议此事，制定固定制度：按照官兵的常额责成州郡供应，不要责成它们承担非时的需要；按照每年固定的常规用度责成各司，不要责成它们承担不可预料的费用。总领所中凡是应当兑换的，全部拨下给它们，使它们承担不能兴办的罪责；课利中增加的赢余，不许再申报请求，使它们用来准备循环周转的费用。凡是一切调发费用，都由朝廷自己承担责任。应当科降的，立即科降，不要只是徒然勘验；应当支拨的，迅速支拨，不要无故滞留。例如八月应当和籴，就在七月先行科降；十月应当调发，就在九月先行支拨。长期任用监司、郡守，以便使他们有余裕应付迎送；严格禁止苛刻搜刮赢余，以阻止他们观望等待。这样，有志之士就可以招募士卒、供养军队；谨慎稳重的人就可以防备水旱灾害、修缮城郭。即使发生缓急，也能够依靠这些成效来筹办。至于戎司的事务，尤其应当了解它的财力，放宽它的财源：对上可以安慰其心，对下可以供养其士卒，使财力伸缩自如，能够施展作为，表现出应有的气象，也就会有太平盛世的景象了。至于大农寺经费不能接续的问题，就在于陛下设法谋划、转圜调度罢了。臣听说绍兴和议时，用内帑了结每年的岁币；中间用兵时，又用内帑激励将佐。臣听闻高宗圣训，认为内帑所有专门用于用兵，宫中从未胡乱花费。烈祖中兴时的办法，明白如日月星辰，难道不可以举而实行吗？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军政如果在戎帅手中，那么总领所奉命出使的人就是急务；军政如果在宣制司，那么总领所奉命出使的人就是多余的官员，这一点不能不察。军政在戎帅手中时，民政事务不能让他们参与知晓，任命王人来总领其事，没有什么可疑的。

译军政在宣制司手中时，财赋的轻重应当由宣制司决定，总领的职务不过是其中一个属司。如今如果要招募一支军队也听命于朝廷的议论，调动一个屯堡也要由总领所分发券契，就会使朝廷疲于应酬，把这些事视为常规；总领所又以督办为耻，彼此传递诋毁，宣制司的事务，臣认为是无法办理的。果真能够使四总领所的财物听命于宣制司，就像张浚任用赵开那样，采取就粮折运，完全按需要办理；又像胡世将处置吴玠那样，不拘泥于成法，不凭空取办。或者想裁减一支军队以宽减用度，或者想增加一支军队以临近边塞；效用军中有奇异杰出的人，可以升为背嵬；民兵中有精锐强悍的人，可以选为效用。审察缓急是否适宜，衡量收入和支出的数额，使掌管宣制的人能够专断办理，其他各司不得加以阻挠。不是有重大变革，不必等候命令才实行；不是有大规模调发，不得先请求钱财然后才办理。这样州县和总领所都能够自行使用自己的财物，大农寺的财物也可以得到稽核考察。有些人享用朝廷外的俸禄，却不肯专门治理外任事务；有了功劳就把好处归给自己，出了差错却把过失归给朝廷。稍有谋划，就请求钱财来显示费用重大；稍有宽余，就退还钱财来显示自己节俭。如今世人都认为这样就是善于处置事务了，但臣愚昧地看，直接说这是不肯任事也可以。臣既然有所见闻，不敢对陛下隐瞒，只希望陛下宽赦臣越职直言之罪。《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十三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理财 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上奏说：“臣听说，钱好比母亲，楮币好比子女，母子之间可以相互权衡，不能看重子女而轻视母亲。有了钱之后才有楮币；楮币越多，堵塞积压就越严重。严重了，才会兴起整顿楮币的说法。如今朝廷内外，日夜谋划并奉行的，没有比整顿楮币更急迫的了，但却从未有人谈及钱。楮币日益增多，钱日益减少；禁止楮币折价贬值的法令日益严厉，禁止铜钱外流的法令却日益宽松。这并不是真正的宽松，而是对大额外流宽松，唯独对小额外流严厉；即使把它说成宽松，也可以。城门之间，有人腰缠百金出城，吏卒已经目送他离去；积累到数百金，就会被搜取、鞭打。高桅大船出没江海，如果有豪强之家藏身其中，人们就不敢抬头仰视；偶尔能够拿出一点点钱来喂给巡卒，就好像走在平坦大道上。像这样的人，不知外流了几百金呢？豪强之家的弊病还可以说，富商的弊病却无法估量。豪强之家把钱漏泄到近处，富商却把钱漏泄到远方。漏到近处，钱还在中国；漏到远方，就流到外国而不能返回。考察现行法令，动不动就合于判处死罪；如今因此被处死的有几个人呢？” 铸造一枚钱，所费不止数枚钱；拿一枚钱去博易交易，所得利益也不止数枚钱。朝廷常常用数枚钱的费用，却替富商媒介出数枚钱的利益。钱既然日渐耗损，钱币的命运便全寄托在楮币上；弊病也积聚在楮币上，于是上下之间便一齐竭力经营楮币。却不知道楮币难以流通，不只是因为楮币太多，也正是因为钱太少。现存的钱已经很少，收藏的人就更加牢固地藏起来；所以即使施用重法想让他们散出钱来，他们也会说：‘我的钱，是我自己所有的，是我收藏的。’他们把中国所有的钱散到外国，上面不加禁止，难道反而要怪罪我吗？因此，即使家产可以被抄空，身体可以受辱，他们的心也不能屈服。为什么不也从根本上反过来治理呢？所以臣认为，今天的要务不只在于整顿楮币的弊病，也在于整顿铜钱。如今铜钱方面的法令，大抵是犯法者惩罚轻，捕获者赏赐也轻。犯法者处罚轻，人们就容易作奸；捕获者赏赐轻，官吏就不会尽力。臣愚昧，希望圣上命令有关部门，严厉执行禁止钱币外流的法令，优厚施行捕获的赏典。凡捕获达到一定数额的，特别准许比照捕盗功劳改升秩级，以此激励他们，或许可以使各方竭尽力量，遵从皇上的命令。如果确实能使钱不至于极度荒少，楮币就不会一支独强，这才是整顿楮币的根本事务。只希望陛下宽赦臣的愚昧。” 陈耆卿又上奏说：“臣听说，丰收还是歉收取决于上天，但制约丰歉、应对丰歉却在人。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储蓄；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储蓄。这是古人的办法，已经不能施行于今天了。仿照它的意思实行，没有比和籴更好的办法。和籴本来是要使百姓得利的，但百姓有时却认为它有害，这能不详细考察其中缘故吗？有粮食的人想要钱，就像有钱的人想要粮食一样。既然他们想要，就唯恐和籴不能实行；然而他们却认为和籴有害，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事情，而是有原因的。百姓与百姓之间交易，这是他们所乐意的；百姓与官府之间交易，这是他们所畏惧的。畏惧官府，又常常受到官府虐害，所以如果关门不做生意而失去利益，还不如倾倒粮仓来招致祸害。市场价格上涨，官府收购价格降低，这是第一害；市场没有斛面，官府却有斛面，这是第二害；市场只由一个人掌握量具，没有其他费用，而官府监临的人很多，索取无度，这是第三害；市场交易先得到钱，官府收购却先量取粮食，既有被侦伺的苦处，又有钱陌不足的弊病，这是第四害。这四害不除，所以灾荒年还没有见到和籴的利益，丰收年却已经遭受它的骚扰。这难道是和籴不能实行吗？名义上虽然说是和籴，实际上却是强迫百姓。” 近些年郡国之间，偶尔遭受水涝，也有许多地方报告丰收。百姓得到粮食就满足了，还没有来得及为饥荒谋划。朝廷下发度牒来收购粮食，这个用意非常广大。臣也在奔走办理此事的人员之列，奉行得很谨慎。臣区区愚虑，仍然担心各地州县不能彻底遏制吏员的奸弊；万一出现前面所说的四害，那么它关系到国家根本，影响就不是轻而是重了。何况边防正值紧要时期，积粮实边的策略，更是今天最急迫的事情。防范贵在严密，谋划贵在精细，确实应当把这些要求传告有关部门。每逢收籴，就一定要提高收购价格并先付给百姓钱，免除斛面，让百姓自己掌握量具。官吏中有骚扰百姓、攫取赢余的，必须处以惩罚。这样，即使一天收购一万斛，百姓也会乐于赶来，来不及趋赴；既能使百姓富足，又能充实边备，两项责任都可以完成。错过现在不谋划，以后将更加困难。只希望陛下裁察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江西提举袁燮上呈便民奏议说：臣听说《尚书》称道“以成法为鉴”，《诗经》赞美“遵循旧有典章”，这是圣贤的制度规模，子孙不能轻易改变。我孝宗皇帝把楮币颁行天下，使它经常流通而不堵塞，经常保持价值而不轻贱，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有收回它的措施罢了。自开禧年间用兵以来，楮币发行得非常广泛，只知道散发，却不知道收回，所以它的价值很低。如今重新制定法令，固然将使楮币流通而不至穷困，难道不可以效法孝宗收回楮币的办法吗？楮币这种东西，多了就贱，少了就贵；收回它，数量就少了；贱了就堵塞，贵了就流通，收回它就能使它流通。不过，朝廷收回楮币可以，州郡又怎样收回呢？回答说：这在于长吏罢了。长吏贤能，还有什么事不能办成？如今公正清廉的少，贪婪污浊的多，肆意成为蠹虫盗贼，没有什么顾忌，哪里还指望他们积聚财用、收回楮币呢？我朝家法最为忠厚，但对贪赃官吏的处罚却非常严厉，正是深知他们的危害，不能不如此。当前的要务，应当痛惩贪污污浊，崇尚奖赏公正清廉的人。因为公正清廉之士必定能端正自身、约束下属，使狡黠的吏员无法施展奸计；必定能爱惜财物，使多余的费用无不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