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五

译至于定西城、兰州，有议论者说，那里本是花麻居住的地方，赵元昊把女儿嫁给他，以羁縻方式役属他，并非花麻原本的土地；想暂且保留下来作为日后的凭借，这似乎还算有名义可以防御敌国的地方，不止一处。等他们再次请求时，或保留，或归还，再慢慢议定适宜的办法，也没有什么妨害。至于防州，尚且在教化之外，经略司却仓促地称为熙河兰防经略司；敌人常常怀疑中国还有开拓疆土之心，不如改称熙河岷兰经略司。这样，西夏人突然受到意外的恩德，即使是禽兽木石也会感动，何况是人类，难道不会欢欣鼓舞、手舞足蹈，世世代代臣服吗？议论者有的说：先帝兴师动众，耗费亿万，仅仅得到几个寨子，如今又无故放弃，这是中国的耻辱。从前汉元帝放弃珠崖，诏书说：‘我日夜思考议论者的话，若认为威势不能施行，便想诛杀他们；若通晓时势变化，又忧虑万民。’万民饥饿和远方蛮夷未被讨伐，哪一种危害更大？于是汉元帝放弃珠崖。这是帝王的大度、仁人的用心，如同天地覆盖养育万物、父母慈爱子女，是盛德之举，有什么可耻的？国家正在治理万里疆域，如今却吝惜这方寻丈之地不肯给出，万一西夏积聚怨愤，放纵凶悖之心，全部发动乌合之众，乘机窥伺，长驱深入，覆灭军队、杀死将领，使战祸连绵，如同从前李继迁、元昊叛逆那样，天下骚动。到了那时，即使有米脂等一千个寨子，又能有什么益处呢？不但坐等他们围攻夺取，本来就足以成为深重的耻辱；即使敌人只说一句不恭敬的话便把土地归还给他们，损伤威势、毁坏国体，也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不如今天就把这些土地作为美意送给他们。这是国家大事，恭敬地希望陛下留心熟虑，再同执政大臣详细商议，按照圣意谋划实行，不可拖延错过时机，否则后悔也来不及。什么叫禁止私下交易？西夏所居之地，是氐、羌的旧地，所产不过羊、马、毡、毯；本国使用不完，势必要把余下的拿去同别国贸易。它三面都是戎狄，货物卖不出去，只有中国是羊马毡毯输入之处，也是茶叶和各种百货输出之处。所以西夏百姓就像婴儿，而中国在哺养他们。宝元、庆历年间，元昊辜负恩德、僭越作乱，多次侵犯边境，大举入侵就获大利，小规模入侵就获小利；中国却从未踏入他的境内、击破他的军队、擒获他的将领、屠戮他的城池，使社稷受害。然而前后六年，元昊派使者借助边吏关系，卑辞请降，叩头称臣；虽然他罪恶累积、罪行极大，想要改过归顺，推究他的私心，未必不是贪图中国的财物、企图获得私下交易的利益。按照旧制度，官府发给客商公据，才允许他们同西夏人交易。听说近年法禁松弛，官吏懈怠，边民同西夏人私下交易，已经日夜公开进行。西夏人表面上频繁派使者到中国经商，私下则同边境小民暗中交易；即使没有获得每年的赏赐物资，公私方面也都不缺乏，所以能够傲慢放纵。几年之间，他们似乎恭敬又似乎怠慢，表示并不急于事奉中国；这是因为资财用品充足，同正式事奉中国时没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确实能拒绝他们的使者，责问他们多年不来庆贺正旦、生辰及登宝位，为什么偏偏派这个使者来？应当拒绝，不让他入境。明确命令边境官吏严格禁止私下交易。等过上几年，他们公私都困乏，自行谋求前来归服，礼节一定更加恭敬，言辞一定更加谦逊；然后朝廷责备并赦免他们，允许恢复私下交易，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然而边民同西夏人交易已久，习以为常，一旦禁止，事情非常困难。为什么呢？如果按照通常法律办理，有司拘泥条文，动辄依照规矩，追问证据，逮捕并押送交易者，查封窝藏之家，再上奏裁决、等待回复，往往要拖延半年。这样只会使触犯刑法的边民越来越多，监狱充满，而私市最终仍然无法禁止。三尺的限制，是因为空车不能登上陡峭高地；百仞高山，重载反而能够登上，是因为山坡已经平缓。如今如果一定要严禁边民同西夏人私下交易，就必须权宜应时，另行制定重法，犯法者一律处死，不能赦免。当地负责巡逻的吏卒如果没有察觉走私，官员交还职务另行任用，士兵降级发配；同时允许百姓告发，捕获者赏钱若干，当天以内用官钱支付，不得再用犯事人家的财产充数。这样，沿边六路每路只要查办一两个人，大概就足以震动众人耳目，使法令一出便有人遵守，不敢再犯。不过，政令能否实行，关键在于是否任用了合适的边帅。过去庞籍任河东经略使时，下令禁止边民同西夏私下交易；有熟户犯禁，庞籍就在犯罪地点将其斩首，妻子儿女全部送往淮南编管，整个地区肃然，没有人敢再犯。后来施昌言任环庆路经略使，也禁止私市；西夏发兵压境，施昌言派使者询问他们出兵的缘故。西夏人说没有别的事，只是因为交易不通。使者害怕他们的军威，便私自答应了他们，法令于是再次败坏。如果边帅不能全部选用合适的人，这项法律恐怕不容易实行；不如采用前一条策略，其根本原则正确，能够万全而无失。司马光又请求在禁止私市之前，先赦免西夏人的奏札说：臣于本月三日上奏，认为西夏人没有服从中国，不能不忧虑，边防也不敢稍有松弛。臣不自量力，冒昧献上两条策略：上策是趁天子继承大统，广泛赦免他们，归还他们侵占的土地，同他们重新开始；下策是严禁私市，等他们屈服以后再赦免。然而禁止私市很困难，所立法律必须极严，又要边帅选用得人，才能实行。不如前一条策略，根本原则正确，能够万全而无失。如今臣私下听说，执政大臣采用了臣的下策，只命令禁止私市，而且立法也不严，边帅又没有全部选用得人。如果边吏拘泥条文，抓住一个漏网者却放过百人，私市的泛滥仍会像从前一样。或者这一路禁止了，另一路却放行，就像堤防一处存在、一处毁坏，究竟有什么益处？这样只会激怒西夏，使他们更加产生悖逆之心，哪里肯屈服？万一他们稍稍侵犯边境，或者表文、牒文中出现不恭敬的话，到时候朝廷反而难以处置，后悔就来不及了。不如采用臣的上策，及早弥合双方关系。即使还不想归还他们的土地，也应先下诏责备并赦免他们，使双方安心。时机难得而易失，不能忽视。何况本来就是想借天子继统来荡涤他们的罪过，如今施行已经太晚了。如果再拖延下去，赦免他们就失去了名义。这件事关系国家安危，如果等执政大臣讨论并全部同意，恐怕会错失时机，耽误国家大事。恭敬地希望圣意独自决断施行，不要再犹疑，天下幸甚。如果有执政大臣提出不同意见，请命令他亲自上文字说明；如果朝廷听从他的意见，日后因此招致边境事变，应当专门追究他的责任。

译司马光又请求先赦免西夏人的奏札说：“臣于本月十二日上奏，请趁天子继承大统、广泛重新开始的机会，下诏列举西夏人的罪过而赦免他们；即使暂时不归还侵占的疆土，也应先实行这条策略，以安定边境。至今听说执政大臣的议论仍未决定。臣愚昧地认为，国境以内尚未安定，不可以谋划境外之事，所以希望赶快实行臣先前的策略，以羁縻西夏人；这样至少可以使边境数年无事，朝廷得以休养军队，安抚养育百姓，等国力完备、家家富足、人人充实，然后奋扬天威，讨伐叛逆，使其柔服，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如果实行臣的前一条策略，可以万全；实行后一个策略，有得有失，怎么可以放弃上策而采用下策，舍弃万全而选择有失呢？”太平兴国年间，李继迁在西部边陲反叛，十多年没有解甲休兵，关中困竭；宝元、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多次入境为寇，覆灭军队、杀死将领，从此中国空虚耗损，不能再富足充实。如今国家治理财政没有找到正确办法，下层百姓力量困穷，上层府库又匮乏，近来还遭遇大丧事，山陵刚刚完工；自去年十月初以来没有降雨雪，旱势十分严重。万一激怒西夏，使他们稍微说出一句不恭敬的话，那么连臣的前一条策略也无法实行了！如今趁天子即位不久，西夏人在表面上的举动还没有不顺从的地方，所以臣希望朝廷从早到晚急切地实行此策。时机难得，不能错过；这就是臣反复进言、不能停止的原因。万一激怒西夏，导致边境发生祸患，战争连绵、灾祸相接，士卒死尽于刀箭，百姓因运输粮饷而困竭，饿死者遍地，盗贼蜂起，替国家考虑，难道不危险吗？而执政大臣正认为西夏势力已经衰弱，不敢再行动，多次派使者来，诚心归附中国，于是把他们置之度外，不认为是忧患。如今又坚持先前禁止私市的主张，同时立法不严；边帅中不才的人也没有先行调换，实行得太早，不能恰当掌握分寸。一旦灾祸因疏忽而发生，边境震动惊恐，才开始把罪过归给西夏，难道不是危害国家大事吗？臣本月三日所上关于处理两边事务的奏言，虽列出两条策略，但本来就是以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责备而赦免为上策，以严禁私市、等他们几年贫困后前来归服再赦免为下策。所谓断绝私市，如果不是法律极严、帅臣有智有勇，这项办法恐怕难以实行；不如前一策略，根本原则正确，能够万全而无失，并非臣前后反复、说话庸俗而违背前言。朝廷近来把臣从冗杂闲散的官员中提拔出来，使臣得以参与听闻国事，大概也是误以为臣对国家略有益处，并不只是要采纳臣的虚名。臣之所以不敢始终推辞，也是想竭尽疲弱驽钝的力量，稍稍报答大恩，并非苟且贪恋俸禄官位。如今竭尽忠心为国谋划，却被众人阻挠，臣还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这是国家大事，恭敬地希望陛下早日审察两条意见，采纳其中较好的。如果圣意认为臣的话正确，请御批依照臣的前一条策略办理。如果下发给三省、枢密院和执政大臣，仍有固守己见、争论最激烈的人，请按照臣先前的奏请，命令他亲自上文字，说明先禁止私市，保证日后一定不会因此引发边境事变；如果不能做到，就让他亲自承担责任。司马光又请求不要拒绝西夏请求土地的奏札说：臣近来具呈奏札，请求在本月八日随执政大臣到延和殿进呈文字；后来又蒙圣慈派中使封还，命令依照原先下达的指挥办理，臣不敢再三固执违背圣意。然而臣的一片心意，是想在八日入朝对答，因为臣私下看见夏国宥州有文牒说，已经派人到朝廷商议被侵占的疆土、城寨之事。臣私下担心当日进呈上述文字，这正是边境安危的关键、百姓休戚的根本，不能不审察。臣自今年二月初以来，多次上奏，请求趁新天子即位、西夏人恭顺之际，早下诏书赦免他们的罪过，仍按旧例相待。这样一来，进退控制权就在我们手中；天子可以保持体统，停止战争、休养百姓，朝廷内外的人心也安定。不幸的是，夏人只要说出一句不恭敬的话，或有一名骑兵侵犯边境，这道诏书便再也无法下达。臣无意中因病请假，不能当面陈说；众人的意见不同，臣的主张被多数人压下，日复一日拖延到今天。他们先派使者来，直接索求被侵占的土地，指出这将成为战争的根由，言辞和态度逐渐傲慢，先前所议的诏书已经不能下达了。既然失去了这个时机，当天使者到来后，答复也很困难。如果完全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会更加骄横而不知满足；如果完全拒绝，他们便可能因此引发边患。如今在两者之间，宁可为百姓屈己，稍微满足他们的请求，以缓解边患，也不能激怒他们，使其发兵侵犯边塞而使百姓困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灵、夏之战本来就是由我们挑起的，新近修建的几个寨子全是他们的土地。如今既然已经允许他们归附，怎么还可以吝惜被侵占的土地而不归还？他们一定会说：我在天子新即位时，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事奉中国，希望可以归还我被侵占的疆土；如今仍不答应，那么恭顺便毫无益处，不如用武力夺取。小则上书言辞悖慢，大则攻陷新城。到了那时，迫不得已而归还，作为国家的耻辱，岂不是比今天更严重吗？以小事来比喻大事：比如甲夺取乙的田地，乙不必请求就归还给他，胜过等他请求以后才归还；如果他请求以后仍不归还，他一定会发动争斗诉讼。是非利害十分明白。臣私下担心，进呈时群臣仍会见小利而忘大害，拘守眼前而遗漏长远，舍不得这块贫瘠无用的土地，最终酿成覆军杀将的灾祸，使战争连绵不止，成为国家的忧患。恭敬地希望陛下凭圣意决断，不要听信浮泛之言，为亿万百姓着想。文彦博辅佐四朝，熟悉敌情；这可以说是军国大事，愿陛下向文彦博询问，以便作出决断。

译司马光又请求抚慰接纳西夏人的奏札说：“臣在二月中曾上奏，请趁新天子继承大统，下诏全部赦免西夏人的罪过，同他们重新开始。即使暂时不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也先给他们岁赐，仍按旧例相待。此策根本原则正确，能够万全而无失。后来执政大臣各有不同意见，阻挠、疑难、拖延，终于放弃不行。臣私下听说，这次西夏已经有了关报，确定派遣正使、副使前来庆贺登宝位。国家如果在这个时候仍不下诏开放并接纳他们，万一西夏积蓄怨恨，放纵悖逆之心，或者有一名骑兵侵犯边境，或者在表文、牒文中出现一句不恭敬的话，到那时即使想招纳，也会变成害怕他们横行，损伤威势、毁坏国体，还有什么耻辱比这更大呢？臣先前的策略也无法实行了。恭敬地希望陛下命令三省、枢密院把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以及这次所上的文字一并进呈。臣愚昧，只想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替国家消除它，实在珍惜这个时机，早晚忧惧，废寝忘食。陛下如果等询问谋议、众人一致同意以后才施行，那么执政大臣人人各有见解，臣的话一定又会被弃置。凡是边境安定，中国才会安定；这正是国家安危的关键。恭敬地希望陛下察知臣所说的办法很容易实行，而且没有后患，可以使朝廷内外两相安定，利益非常大。请陛下断然凭圣意决定，不要再有疑虑。请裁决是否施行。” 韩维论述停息战争、放弃土地的上奏说：“臣私下看见，先帝时大规模兴兵，向西讨伐夏国，开始以问罪为名，后来又收取他们的土地，于是夏人便有了理由，认为不违背恭顺、报仇雪恨反而可耻。如今他们国力逐渐恢复，一定会来攻取旧地。如果不幸又被他们夺去，那么先帝多年劳师所取得的土地，一旦失掉，已经是可耻的事；如果兴兵攻战，边境的裂隙从此重新打开，战争灾祸连绵不断，再没有停止的时候。臣私下思考，兵事不能不停止的理由有三条，土地不能不放弃的理由有五条，请为陛下陈述。”恭敬地想，皇帝年纪还轻，太皇太后深居九重，哪里曾经熟悉听闻军旅之事？万一敌军侵犯边塞，调拨兵力、接应防御忙不过来，恐怕会惊动圣心，使圣上焦虑劳苦，这是兵事不能不停止的第一个理由。自灵州之战、永乐城失败以来，关陕地区的力量已经凋敝消耗，士气民风尚未恢复。如今如果再次发动大规模战役，一定会有人失律违命，内乱而成为盗贼；外部忧患正在发生，内部祸患又将起来。臣恐怕朝廷的忧患不在夏国，这就是兵事不能不停止的第二个理由。绵延千里的土地，驻扎数十万军队，必须依靠有深谋重望的大臣统领，有忠义英勇的将领出战，有能办事、能效力的大臣催办钱粮。历数现有的各位大臣，再根据近来事情的验证，恐怕还没有足以承担这种任务的人；而且军械都是以前弃置残留下来的，国库又有匮乏断绝的忧虑。这就是兵事不能不停止的第三个理由。” 先帝因为秉常接受朝廷的爵位和命令，却图谋安宁，擅自采取囚禁、废黜等行动，所以发兵问罪。如今梁氏已经死去，秉常恢复了王位，所作所为恭敬顺从，具有藩臣的礼节。如果恢复他的旧有土地，那么神宗问罪的名义就不是空话，嗣皇帝赐还土地的意思也确实成就了先帝的遗志，这是这块土地不可不放弃的第一点。朝廷自从取得熙河之地以后，每年耗费缗钱五六百万以上，所得越多，费用越广，拓地无利已经很明显了，这是不可不弃的第二点。议论的人有的认为，兰州距离夏人的巢穴很近，地势最为险要优越；其余地方也有要害之处，可以增置城墙营垒，放弃它不方便。陛下如果打算再次兴师动众，收复洮夏之地，那么保留它也可以；如果没有这个打算，却劳民伤财来供奉一块空虚的土地，那就又增加了一个熙河。陛下以清静作为心志，以仁惠作为施政原则，我私下担心这件事不应在今天再次兴起，这是不可不弃的第三点。辽、夏两国世代通婚，而且有唇齿相依的形势；万一辽国发文援引先帝兴师的用意，以梁氏死亡、秉常复位为理由，请求归还其失去的土地，那么辽国先取得了道义上的主动，又夺走了我们的机宜和防备。到那时朝廷如果把土地给它，就是听从辽国的命令，恩德归于辽国；如果不给，就是彰显先帝的过错，损害大国的信用，而且边患又会兴起。这是不可不弃的第四点。中国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有礼义、恩德和信用；异域之所以可轻视，是因为欲望多而信用少。现在拿可贵的东西去面对可轻视的人，中国就会尊贵；把对方想要的东西给他，以成就我们所不愿意的局面，远方的人就会服从。这是不可不弃的第五点。臣听说古公亶父居住在邠地时，被敌国攻打；敌国想夺取土地和人民，邠人都愤怒而想作战。古公不忍心让百姓受害，于是离开邠地，住到岐山脚下。邠人举国扶老携幼，跟随古公来到岐山脚下。邻国听说古公施行仁政，也有很多人归附他。古公是周朝的先祖。后来他的后代因继承他的仁爱、得到民众拥护，到了文王、武王时，终于拥有天下。如今却夺取别人的土地，又想杀死别人的父兄来守住它，这和古公不同。请陛下试着比较修德行仁的功效与用兵拓地的利益，哪一方面所得更多？如果确实能在这时特地下达明确诏书，把先前取得的土地全部赐还夏国，那么夏国的君长会承受陛下的恩意，人民会感受朝廷的恩泽。至于邻近的敌国，听到中国施行仁政，我国百姓和士兵知道君主珍惜民命，他们欢欣的声音和拥戴感荷之心，必将更加深厚。伏望陛下鉴察古公亶父修德行仁的事迹，明察臣愚昧却忠诚的谋划，从内心发出诚意，预先防备并实行它。臣料想不只是夷狄会感动喜悦，上天鉴察德行、帮助顺从者，也将赐予无穷的福佑。《尚书》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又说：“至诚能够感动神明。”何况对有苗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前代帝王实行过并已经取得成效的事。愿陛下不要疑虑。至于计算过去已经花费的钱财，吝惜难以保全的土地，耗费金帛，动用兵甲，去争取无法预知的胜负，而且还留下后患，这些都是世俗的常谈，哪里值得拿来向陛下陈说呢？

译维又上《乞息兵弃地札子》说：臣近来已经上奏，陈述兵不可不停止的理由有三条，土地不可不放弃的理由有五条，利害十分明白，道理极其充分。臣私下担心边防的机宜，陛下或许还没有完全经过圣心的考虑，所以不避烦琐，再次陈述。并且思考当今最应办理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愿陛下详细阅览并深思。若争夺土地而用兵，今后的祸患就不可预知了。陛下如果发出诚心，以停止战争、爱护百姓为意旨，自然足以感动上天、感化人心，也不必等夏国前来请求土地以后才赐还给它。古人以宽宏气度对待远方之人，只应自行权衡利害，不应同他们计较。臣私下认为，朝廷今天还不是用兵劳民的时候；前代圣王向远方之人屈让的事并不止一例，都是这个意思。如今所处的道义地位很高，并不是屈服。况且臣今天所说的事，必须及时办理才行。若夏国出兵侵犯，塞北的敌国又发文请求归还土地，我们就失去了机宜和防备，主张也不能再用了。古人修德行仁，不计算一时的利害，为什么呢？因为修德行仁的功效大，世俗所计算的利害小，两者相差如天地之远。并且臣的这一主张，可以实际成全先帝问罪的本意，扩大陛下施行仁政的德行，在内安定士民之心，在外消除远方之人的祸患。愿圣意迅速施行，天下就大为幸甚。司谏王岩叟论西人请求土地的奏状说：臣几个月前曾上奏，论述天下最大的祸害，说：“没有比熙河、兰州边防因坐守而造成的弊病更大的了。”中国愿陛下早日谋划解决。如今听说西方之人入朝，把请求土地作为事务。陛下考虑使百姓获得长久生息安乐的计划，深知此事的重要，把它交给谋划国事的大臣；但听说大臣们议论不一，没有确定的谋划。臣私下揣度，圣心因此疑惑，尚未有办法处置。臣认为听取意见的方法，必须根据事情来观察，那么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国家。未开拓疆土以前，只把信义看得最重，外国不敢轻视侮辱，所以边患少。边患少，所以民力宽舒；民力宽舒，所以人心安定；人心安定，所以军威强盛；军威强盛，所以能够制服外国而不因坐守边防受弊。中国自从开拓疆土以来，用有限的财力供给无穷的费用，又以无穷的费用贪求无用的土地。国力已经困乏而无法支撑，人心已经危险而无法保全，军威已经受挫而不可依恃。在这个时候，应当修复信义，为天下休养生息，怎么可以固执己见，反而增加日后的祸患呢？从前汉代桑弘羊等人请求在轮台屯田，以威慑西方国家，汉武帝下诏深切陈述过去的悔恨说：“先前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增加百姓赋税三十，以帮助边防费用，这是使老弱、孤独的人更加困苦。如今又请求到远方的轮台屯田，这是扰乱劳苦天下，不是爱护百姓的办法。”如今朕不忍听闻这些事，于是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让百姓休养、生息、富足的意旨。如今议论的人想请求留下兰州、在当地屯田，这和那件事有什么不同？愿陛下鉴察汉武帝最终悔悟的原因，及早悔悟就是天下之幸。甚至在汉宣帝时，魏相请求停止车师屯田；汉元帝时，贾捐之请求放弃朱崖郡；唐朝宰相狄仁杰也请求放弃四镇，拥立斛瑟罗为可汗，又请求放弃安东，退而拥立高氏；李德裕也请求不要保守安西。这几个人都是一时的贤臣，难道不是替国家爱惜威势、重视人民，才放弃土地的吗？只是因为不愿贪图外部土地而耗损内部、使百姓疲竭，徒取虚名而让国家承受实际弊害、留下后患。如今这些穷荒之地，对于国家的形势来说，不会因得到它而强大，也不会因失去它而削弱。有见识的人都说：“除去大患来保全自己，正是强大的办法。”得到土地不如养育百姓，防备别人不如守住自己。现在趁对方有所请求而把土地给他，足以显示怀柔的恩德，结成和平的信用。若错过这个时机，日后兵连祸结，中国百姓厌倦困苦，反而会成为心腹之患。陛下即使想举兵夺取并放弃它，也将不能实现。臣料想议论的人不过说：“十多年间竭尽天下力量才得到它，难道忍心在一天之内放弃吗？这是不懂得谋划长远的人说的话。已经耗费的民财、已经损伤的民命，已经无法靠悔恨追回了。可是日后的祸患如果现在还不处理，那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们又不过说：担心开启对方无休止的要求，进一步产生边患，不如不给。这是没有正确处置自身问题的考虑。对方的请求如果没有名义，我们的答复就有充分的理由；没有名义的请求，形势上必然自行屈服。况且他们虽然属于异域，既然已经得到恩惠，难道不会知道感恩，还会提出无休止的请求吗？如果给予恩惠来结交他们，尚且担心他们前来；那么不给恩惠，又将怎样呢？臣听说开拓边疆之初，费用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的；停止用兵以后，每年仍有固定费用，也不少于数百万。一旦发生骚动，又将怎么办？陛下必须想到，这些全都出自中原百姓的膏血。中原是陛下据以制服四方远人的地方，却用百姓的膏血涂洒在穷荒不毛之地，想作为传之久远的计划，难道不是错误吗？这件事万万没有可疑之处，惟愿陛下留意，早日赐下圣明的谋划，天下就大为幸甚。元祐年间，殿中侍御史吕陶请求早日决定兰州边防的议论。上奏说：臣听说朝廷的安危，不取决于疆土的广大或狭小；中国的盛衰，不在于远方之人是否顺从。取得土地、给予土地和守住土地，难易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内政与对外事务，轻重各异，适宜的处理也不同。知道守土困难，就不敢轻易去取得土地；知道内政重要，就不忍心轻率地处理外部事务。这是得失成败的关键。从前的圣人，凡是想在天下大有作为的，无不想震耀皇帝的武威，以威服四方远人，空掉他们的巢穴，断绝他们的族类，使他们逃窜奔走，只听从命令。他们的规模和权略，难道不是宏大深远吗？然而天下的形势有时会发展到无法实现的地步；这虽然可以让后世惋惜，也可以成为后世的有利教训。臣恭敬地听说，太祖皇帝曾拿出幽州地图给赵普看，赵普回答说：这一定是曹翰所作的计划，曹翰前去一定可以得到幽州。但陛下既然得到幽州，那么将由什么人来代替曹翰呢？太祖于是默然无言，拿着地图回到内宫。臣又听说，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年间平定汾、晋以后，车驾便向北征讨，想乘胜取得范阳。王师所到之处都能攻克，投降的人也很多，最终因为士卒疲惫，运输路途迂远，才班师回来。雍熙年间，又曾下诏想亲自出征，后来因岐沟之败而停止。以两位圣主的睿智谋略和英明筹算，举止之间就能谋划四海统一，难道仅仅一个幽州竟不能取得吗？

译只是因为不愿以已经大定的天下，耗费力量去经营一方之地。恭敬地想到神宗皇帝圣明睿智而见识宏大，怀有削平敌国的志向，既取得熙河，又收复兰州，正准备一举消灭西夏，不幸却离弃了天下。因而今天的计策，本来就应当权衡轻重，审察难易，然后决定给予还是夺取。百姓的疲惫困苦，可以说已经非常严重了。陛下深知这一点，格外用心于惠养百姓，仁德恩泽流行于各处，并非只办理一件事情；陛下早晚焦心劳神，既勤勉又周到。然而边境有深重忧患，国家有巨大费用，那么百姓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呢？所谓兰州、定西城、龛谷寨，长期在疆域之外，一旦取得并占有，土地不能耕种来供给粮食，人口不能收编来任用，只剩废墙颓垒，像狐兔的洞穴。用车运送金帛来修筑版筑工程，使郡县因运输供应而困乏；驱使士卒严密戍守，甚至可能让他们肝脑涂地。今天运输数百车钱财，明天送来数百钟粮食，然后才能供几个月使用。四周看一看，国库粮仓又空了。平时没有事情，一年的费用总共二百万缗；烽火侦候忽然报警，费用更不可胜数。坐耗中国财力，没有比这里更严重的了。这就像油脂被火渐渐烧尽，自己却没有察觉，不是朝廷的福气。臣曾考察唐朝的强盛时期，那时君臣不致力于遥远的经营，也不以边疆功劳来奖赏，大概是不愿国家掠取虚名而百姓承受实际祸害。如果得到无用的土地，最终还是舍弃它，或者趁机封其酋长，让他们自行守卫，请举一两件事来说明。太宗擒获颉利以后，分割他的旧有土地，设置都督来统辖，又提拔五百名酋长为郎将。又曾平定九姓，册立李思摩为可汗，让他率领部属在黄河北岸建立牙帐。又曾有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归附，于是设置六府七州，各以酋长为都督、刺史。这是因为叛乱就诛杀，归服就怀柔，能够实行推翻灭亡者、使存续者稳固的道义，而不必耗费财物、劳苦百姓。何必一定要贪图他们的土地才算胜利呢？魏征、褚遂良、温彦博、狄仁杰等人，都持这种意见，无不希望使中国富足、使百姓安宁。如今正值天下民力凋敝之后，太后垂帘保佑，圣明君主安排处理万事，更应当安定宁静来享受太平之福。那些穷边荒远、没有用处的土地，本来就应割弃，赐给他们的酋长，如同唐朝的旧例，并趁机封授他们。这样做，一是保全恩信、怀柔远人的体制，二是停止馈运转输的劳苦，三是免除攻战死亡的忧患，朝廷的大利没有超过这些的。既然如此，大臣们的议论迟迟不能决定，必定会说：先帝神武圣明，有鞭笞四方远人的意图，收复数百年失陷的土地，功劳可以说很大了。如今贸然放弃它，岂不是毁坏大功、损害盛德吗？臣愚昧地认为并不是这样。中国对待远方之人，只有恩、威两种权柄。对方尚未服从时，就用威势使其力量屈服；等到对方已经顺从，就用恩德收服其心。这样一来，取得和给予的权力，我们在内部都能掌握，而对方无论逆顺，也不能逃脱这种形势。先帝过去取得土地，是施用威势，所以使对方力量屈服；陛下如今把土地给还他，是施用恩德，所以使对方心悦诚服。这样说来，这对先帝的功德有什么损害呢？反而足以成就先帝的志向。先前大臣不能坚守誓书，挫败敌使，竟舍弃边境数百里险要的土地给北方敌国。难道数百里的险要土地可以舍弃，而几座孤立空虚的城寨却不能放弃吗？况且那数百里土地，保留它没有损害，放弃它也没有好处，却终于放弃了；这一州二寨，放弃它就是有利，保留它就是有害，却反而保留，这也不是通达的议论。何况守卫还是放弃，道义上并不相互关联；可给还是不可给，最终都必须以是否确实可守为依据。必须有确实可以守住的谋划，然后才有必不可弃的道理。如今这一州二寨的土地，长期处在异域之中，一旦重新归于我方，就会发展到必然争夺的地步；争夺就有胜负，因此还不能确定一定守得住。处在未必守得住的形势中，却坚持必不可弃的论调，臣恐怕将来的悔恨会比今天更加严重。从前贞观年间平定高昌，把它的土地分设为郡县，称为西昌州。魏征劝谏说：“不出十年，陇右将要因此空虚。”后来设置安西都护府，调派军队，迁徙罪犯去戍守。褚遂良劝谏说：“应当选择高昌人中可以立为首领的来立为首领，召集其首领，全部送还本土。”这些奏书都没有得到答复。后来突厥侵犯西州，太宗后悔没有采用褚遂良、魏征的计策，这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鉴戒。臣愿陛下参考斟酌古今的事迹，早日决定兰州的议论，不要使百姓再次困苦，不要使边患长久滋生，那么天下就大为幸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谏议大夫范纯仁请求诛杀果庄的奏状说：“臣近日亲自听到宣谕，陛下想把果庄留在边境，以招降他的儿子。臣等奏对时说，不如暂且把他押到京城，再等待陛下的恩旨。三省、枢密院暂且再行商量，在防路所到之处拘留鬼章，另外听候指挥。臣有一些管见，已经记录下来交给文彦博以下诸位审阅，也应当上奏冒犯圣听，现将划一的条款列在下面：一、朝廷擒获罪人，如果因为害怕他的子弟势力强大，担心结仇而不诛杀，那么典刑就废弃了。像梁乙逋这类人，假如擒获了他，如果他有势力强大的子弟，难道也将花费资财把他供养起来吗？如果只是想保全果庄来招降他的儿子，就会有以下各项利害：一、如果保全果庄来招降他的儿子，他必定说：‘我父亲能够活着，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如果他们都来了，那么父子就会一起死，这样本来就没有束身归朝的道理。如果让他重新统领部族、效力报仇，那么果庄就应当长期存在；如果突然让他死亡，正好会成为他们怨恨反叛的凭借，反而遗留下日后的祸患。一、果庄本来不是君长，只是因为诱杀景思立并覆灭其军，触犯先朝，罪大恶极，已经向裕陵告祭。假如留着他还有用处，尚且恐怕不能使神明的愤怒得到平息。

译如今留着他没有益处，那么向裕陵告祭的典礼就成了徒然举行。一、果庄如今已经七十多岁，假使能够系住他儿子的心，也没有多少日子可等。何况把他囚禁在异乡，忧愁寂寞，他的死亡早晚可以预期。他死以后，他的儿子必定反过来怨恨朝廷，即使告诉他果庄是善终，他也一定不会相信。再加上这样会解脱罪人的儿子，使其深受损害朝廷威严。若任由他疑惑猜忌，他必定说：‘既然误使我投降又杀了我父亲，那么我怨恨反叛就有了名义。’一、保全果庄而不给他稍许宽裕，他必然无聊困苦而死；若给他宽裕，那么经历风霜、箭石苦难的战士都会感叹自己还不如他。一、果庄自先朝以来，前后杀害中国的将领、士兵以及番汉百姓数以万计，死者中有许多人含冤愤恨而不得申诉；那些受害者的孤儿寡妇和穷困孤独之人，恨不得把他的肉割下来吃。如今朝廷生擒了他，他们日日盼望在藁街处死他，以快慰生者和死者的冤仇；现在却让他活着，供养饲食胜过有功之人，只会激起阴间阳世的愤怒，伤害和气。一、朝廷奖赏功臣，虽然不取决于果庄的生死；然而那些拼命死战的人，看到朝廷把擒获的罪人因愤怒而诛杀，就会感到痛快高兴；如果释放并供养他，他们心中就会愤懑郁结。” 如今大敌还没有平定，更应体察将士的心情。一、果庄之所以被擒，本来是因为熙河的蕃将怨恨他曾经加害自己，所以当面对防师雄愤怒请求出兵。如今既然冒死擒获了他，却让他不能称心如意，恐怕也会使他们的斗志懈怠。一、交趾正想无端制造事端，如果果庄在京师被处死，四方就容易获知此事。听说交趾人也将因此停止谋划，还能使其他边地之人尊敬畏惧中国。一、阿里库见令嘉勒沁来请求果庄，等得到答复以后就纳贡。如果把果庄留在边境，不仅阿里库会以没有得到所请求的结果为借口拖延，不肯纳贡；而且他的话已经说：‘果庄在汉地和在边境是一样的；如果如今把他留在边境，厚加供养，怜恤他的衰弱瘦病，那正是在实行阿里库所说的话。’他将会向果庄的儿子卖人情，哪里还会感激朝廷呢？一、诛杀果庄，上可以伸张先帝的愤怒；其次可以整肃朝廷法令，使远方之人知道畏惧；再次可以洗雪踏白、南川之仇，增强战士的勇气，快慰人神的愤恨；又可以使阿里库知道朝廷果断诛杀恶人，不敢侮慢并提出邀求，早日肯来纳贡。这是一举而能得到多种利益。纯仁任尚书右仆射时，论说不应允许阿里库和果庄相见。奏道：臣私下看到，昨天文彦博和枢密院坚决想让阿里库的使者来同果庄相见，是想让他的儿子结斡磋知道父亲确实还活着，以此牵系他的心。臣愚昧地认为不是这样。果庄是西蕃的勇将，关系到其国家的轻重；没有被擒以前，敢于同中国抗衡；被擒以后，便狼狈地表示归顺，可见他们想借助果庄的心思十分明显。然而他们起初谢罪时，已经把过错推给果庄本人，虽然通过刘舜卿所写的蕃字中曾请求释放他，却不敢直接向朝廷陈请。如今若让他同本国使者相见，他心中必定猜疑朝廷另有意图；使者回国后就会生出新的念头，或许请求放果庄回国，如同夏国请求归还城寨一样。到时候朝廷必须坚决拒绝，却会使嫌怨再次产生。如果又在不给和不给之间，果庄突然病死，他们一定会说朝廷因为阿里库的请求而杀了他，这尤其可以成为阿里库举兵的借口。这样看来，今天让他们相见未必有利，恰好足以造成日后的祸害。况且大国的举动，应当使远方难以测度：让他们知道保全果庄足以显示恩德，让他们知道果庄死亡也不能因此产生怨恨。如今为了取悦他的儿子而让他完全看见我们的心意，恐怕会产生轻慢之心，也似乎有损大体。如果陛下认为必须依从大臣的意见，那么请求等到将来常来纳贡的使者到来时，借机逐渐传递消息，这也足以使他们知道陛下宽容赦免的恩德。伏望圣上慈悲，再把臣的话详细审察，或许对这件事无害。果庄被擒已经很久，他们国家本已绝望，所以在表示归顺的蕃字文书中，把一切罪过都归给果庄；如果反而让他们相见，臣深恐他们又生出觊觎和希望。结斡磋等既然知道朝廷要让他们见到父亲，必定以能够相见为期望；以后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愿而果庄死去，恐怕嫌隙会再次产生。还请圣意加意详察。纯仁又论说不应授予果庄陪戎校尉，奏道：果庄自先朝以来作恶，陷害、杀死的将士最多；近日南川之围中，杀害的边民也很多，百里之地因此一空。边地之人一向重视怨仇，发愤前去报仇，偶然将他擒获，并告祭裕陵。阿里库失去了强臣，便立即表示归顺；这样既释放了先朝积累的愤怒，也快慰了天下人心。陛下曲意显示极大的慈悲，特意赦免他的死罪，已经足以使他的族类感恩，这本是国家权宜之计；如今又授给他官职，在事情处理上恐怕过分了。伏惟陛下视民如子，赏罚极为公正。如今杀一个普通人必定处以大刑，杀害众多人却反而获得爵位，不仅刑罚和奖赏颠倒，扰乱了法典常规，也恐怕使被害者的家属冤愤难以申诉，人情和天道都受到违背。伏望圣上慈悲，特地把臣的话详细审察。臣又说，果庄曾被授为团练使，还赐给金带，却仍不顾恩义，图谋反叛、杀害边民；如今一个校尉又哪里足以收服他儿子的心？如果朝廷长远打算给他一个官职，可以等到日后，不必过于仓促，以免违背人心。臣已经具札子上奏，昨天同枢密院进呈，已经得到诏令要授给他官职；臣担心自己的话还没有打动天听。臣身居宰执之位，参与朝廷政务，国家的刑罚和赏赐尤其应当尽心。由于果庄被俘献的那天，臣亲自接受圣旨，命令招唤他的儿子归汉，或者在纳质时赦免果庄的生命；后来果庄始终不肯依照诏旨书写蕃字招唤，只是口头说‘我只有一死’。像这样悖慢违命，朝廷尚且赦免他的死，已经是优厚的恩典；如今再授给他官职，恐怕会损害信令。枢密院送来的圣旨，臣不敢施行。兼且刘舜卿返回时报告，温希沁的文书正好利用果庄曾经谋害边将以及近来侵犯边境的事，把罪过归给果庄，以图不让阿里库被追究罪过来解脱。如今却给果庄官爵，就是说朝廷现在不认为那些是果庄的罪过；这不仅使赦免阿里库失去名义，也使边臣失去应答的辞令，今后难以答复。又想让阿里库的使者略微见到果庄，只是想让他们确知果庄还活着。如今既然已有文书前来请求，那么他们国家已经知道果庄活着；这次来的使者也不必让他相见，却恐怕因此诱发另外的觊觎。查核所擒获的西蕃大首领果庄，先前引见那天奉圣旨：等亲自书写蕃字招唤结斡磋等归汉或纳质时，再赦免果庄的生命，并免除囚禁，让他安置在茶场。果庄后来虽然写来了蕃字，送到熙州；阿里库也派使者到朝廷谢罪，且朝廷已经下达回…… 诏书完毕后，恳请赐予详细审察。

译龙图阁直学士、判庆州范纯粹请求不要妄自举动，以观察成败变化，上奏说：臣接到枢密院札子，得知各路侦探报告说，自秉常死后，梁氏族人侵夺擅自处理国事，于是各部酋豪往往不服，变乱相互交攻，每天互相杀害。虽然各处不断有奏报送来，但始终没有见到确实的情况。因为一向贼中事务，多是归顺人口传说，事情往往是真实的。臣担心两界附近上层的酋长因这场变乱而离析，各自考虑去留：有的想占据原有州城自行防守，遥托朝廷出兵援助；有的想率领部族直接谋求归汉，愿意成为近塞的藩篱。如果顺势接纳他们，就担心辗转生出事端，难以保证成功；如果一概拒绝，又担心反而被别国占有，使国家的祸患更加严重。不知对于当前的边境情势，应该怎样处置，才能不失去事机。”三省共同奉行圣旨，命令河东、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兰防各路帅臣，秘密严密地指挥边防官吏：如果有投奔而来的西方之人，审验后确实查明来龙去脉，就应斟酌是否可以收留；还要特别丰厚地给予赏赐，招募人员到远方侦察。西界所有首领如果谋划归向中国，应依照前面所问，各自结合当前边情，详细研究今后的利害，拟定处置条文，密封后用急递送来奏报，由本人亲自收掌，不得交给下属机构。为什么只是想脱身而归附中国呢？我国边军正防备其他盗贼，不是替你们捕捉寇敌的。这样一来，中国难道不更加尊贵，名分和体制难道不更加正当吗？这样的话，他们将来一定会说：我在变乱祸患之中，朝廷没有趁我不幸来保存我，却以德接纳我，以道义对待我；我难道还能得志后反过来辜负它吗？这样一来，朝廷的道义难道不更加高明，他们感念中国的恩德难道不更加深重吗？诏书又认为，如果一概拒绝他们，恐怕他们会被别国占有。臣观察戎人的性情，他们以种族关系来区分贵贱；所以部族首领死后，他的后代继承其位，即使是幼弱的孩子，也足以使老年首领和众人服从。为什么呢？这是风俗造成的。只是秉常父子拥有国家的时间长久，国人归心于他们。如今各路间谍的说法，虽然说秉常的死因不明、梁氏族人侵夺擅权，这只是当前的形势罢了。如果说他们终于能够灭绝李氏宗族而占有其国家，臣还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众，难道会没有豪杰吗？难道不会推举李氏宗族的子弟来继承后位吗？难道会甘心成为梁氏的属下吗？臣认为，即使李氏遭遇灭绝的灾祸，也还应当经过争夺反复、相互屠戮，长久持续以后才能确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困兽尚且要搏斗，是希望自己或许能够生存。对方有力量的人正在彼此争夺，各自将凭借众人自守，乘隙奋起，窥伺破绽而行动。大的必然兼并小的，强的必然吞并弱的。即使不敢统一各部，难道不会占据一方来保全自己吗？难道真愿意束手成为别国的俘虏吗？臣知道别国还不能立即占有他们，这一点完全可以看清。即使有逃亡避祸而投附别国的人，也不过是逃亡者的余党罢了，哪里值得担忧？外部敌人互相吞并兼并，是中国的利益。如果上天保佑圣明的时代，终于使这些羌人离散分裂，凡是力量相等、形势相当的，各自占有土地、自成一部，那么到那时或许会有愿意归附大国的人。虽然如此，大河以南、横山一带的土地，必定归附中国；大河以北、贺兰山以南的边界，必定归附契丹；酒泉、武威一带，必定受西域牵制。这是因为势力有远近之不同。从前呼韩邪单于分裂为五个单于，匈奴分成南北两庭，从此汉朝边境连一匹马的踪迹也没有了。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利益，正是如此。所以臣所说朝廷今天只应安定不妄动、以观察成败变化，指的就是这个。中国是礼义产生的地方。臣愿朝廷安静地参考过去的鉴戒，用礼义处置，考察古今，不要重蹈后患；严令各边将领官吏，积蓄粮食，养练士卒，磨砺兵器、加强戒备，从容无为，坐观其变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口〕 对于夏国的酋领和部族中有人口想归汉的，一律依照先前降下的诏书和指示加以约束遣回，绝不收受，以保全中国尊大体制，破除边地之人反复无常的谋划。这样，诏书所说的根据当前边情研究今后利害，臣愚昧地妄自认为已经全部说明了。至于因一得一失、微小利益和权宜而私自喜功、为国家制造事端的人，臣就不知道了。伏惟圣上慈悲，特别赐予省察。元祐五年，纯粹任环庆路安抚使，论述停止用兵因急于求成而失策，奏道：臣伏见熙延两路与夏国所划定的疆界至今没有决定，外间议论说朝廷只求停止战争，失误在于过分急切，所以狂寇的要求日益显著。圣朝怀柔招来四方远人，本来是上策；但如果边臣不究察利害，只知委曲顺从，国家体制和事机不免有所亏损。为什么这样说？二位圣主即位之初，夏人来朝，接着秉常的权势衰弱，干顺继承王位，使者往返五六次，商贩贸易也随之丰富。虽然修好十分恭敬，但大概也是为自身谋求资财。朝廷本来应该开放接纳，容许他们自新；然而在规划处置疆界的事情上还没有决定。按理应当慢慢观察他们的向背，以察看奸谋，朝廷却立即派使者前去加以封册，急于求成的意图被贼人窥见，果然导致他们侮慢，使者没有立即称谢，反而起兵入寇，使延州、渭州遭受残害，反复而不恭，应当诛灭。困兽还要争斗，是希望自己也许能够活下来。那些有力量的部族，正在彼此争夺，各自都将凭借人多来守护自己，乘着空隙奋起，观察对方的破绽而行动。大的必定吞并小的，强的必定吞并弱的。即使不敢统一各部，难道不能占据一方来保全自己吗？难道甘愿束手成为他国的俘虏吗？臣知道他国不能立即占有这些部族，这是完全可以看清的。假如有逃亡避祸而投附他国的人，也不过是逃亡者的残余种类罢了，顾何足道[“防”字疑误]？外敌之间互相吞并兼并，是对中国有利的。如果上天保佑圣明的时代，终于使这些羌人相继离散瓦解，凡是力量相等、形势相当的，各自占据土地，自立为一部，那么到那时，或许就会有思量归附大国的人了。即便如此，大河以南、横山一带的土地，必定归附中国；大河以北、贺兰山以外的地方，必定归附契丹；酒泉、武威一带的土地，必定受制于西域。这是因为各地形势有远近之不同。过去呼韩邪单于一系分裂为五个单于，匈奴又分为南北两庭，从此汉朝的边境侦骑便再没有匹马的踪迹。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利益，正是如此。所以臣所说朝廷如今只应安静而不妄动，来观察成败变化的情形，说的就是这个。中国是礼义产生的地方。臣希望朝廷安静地考察往日的鉴戒，用礼义来处理事务，参考考核古代的事例，不要重蹈后来的祸患；还要严令各边的将领和官吏，使他们积存粮食、养育士卒，整饬军队、戒备严明，从容而不轻举妄动，坐观形势变化。

译夏国酋长、首领以及部族中的生口，只要有想归附汉朝的，一概依照前此所下诏令[“防”字疑误]办理，全部约束遣回，绝不收留接纳，以保全中国尊贵盛大的体统，以破坏边地之人反复无常的图谋。这样一来，诏令[“防”字疑误]中所说的当前边境情势今后趋向及其利害，臣以愚妄的见解私下认为，已经全部说明了。至于一得一失、小利小权，以及私下只图高兴、贪求功劳而给国家制造事端的做法，就不是臣所能知道的了。臣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别赐予省察。熙宁五年，纯粹任环庆路安抚使，上奏说停止战争却失于求速的事情：臣恭敬地看到，熙河、延路两路与夏国所划定的疆界，直到现在仍未确定。外间议论说，朝廷一心致力于停止战争，因求速而处理失当，所以狂妄的敌寇提出的要求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圣明的朝廷招抚怀柔四方，本来是最上等的办法；但如果边臣不探究其中的利害，只一味委曲顺从，国家的体统和事机就难免有所损失。为什么这样说呢？宋朝二位皇帝即位之初，夏人前来朝见，接着李秉常的谋划衰败，李乾顺继承君位，使者往来五六次，商贩贸易也随之已经十分丰富。虽然他们修好时非常恭敬，但大概也是为了取得资财的计策罢了。朝廷本来应当开放接纳，容许他们自行改过；然而在筹划处理疆界、尚未作出决定时，按理应当慢慢观察他们是归附还是背叛，以察看其中的奸诈谋略，朝廷却立即派遣使者前往加以封册。求速的意图被敌寇窥见，果然招致他们侮慢，使者没有立即得到称谢；他们又起兵入侵，延州、渭州一带遭受残害，反复无常而不恭敬，理应诛杀灭绝。日后他们再有所请求，只应一概交给边臣办理，同他们订立约束，向他们显示我们从容有余，使他们惶惶等待，唯恐朝廷拒绝而不接纳，这样轻重取舍的权力难道不在我们手中吗？所谓约束，就是关于疆界土地以及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都应逐条详细规定，必须使将来没有机会更改。事情审慎决定后，边臣先把他们谢罪请盟的文状上报朝廷，然后再向中外明发诏书，宽免他们过去的罪过，听从他们请求结盟，归还我国防守的边地，赐给你们已经答应的土地。这样一来，朝廷的体统难道不更加尊贵，制服寇敌的谋略难道不更加简便吗？昨天没有采取这个计策，听到他们有所请求就允许他们入朝，这又是急于求成的意图被贼人窥见。使者既然到达，朝廷从早到晚的议论和往返应答，难道他们不知道都是朝廷大臣谋臣的意见吗？这是接待看得过重，而许诺给得过轻，又是急于求成的意图被贼人窥见。朝廷既然答应以陷敌的兵众换取新修的营垒，人员有品级、身份和多少的差别，土地有形势远近的差异，这些约定本应预先明白，谋划本应预先确定，确定之后必须全部写在文书上，然后再接受对方割让土地，双方互相交付；这样他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如今谋划没有预先确定，约定没有预先说明；他们拿疲惫残败的一百多人来塞责罢了，我们却不再核问，急忙把四座营垒交给他们，那么他们的计策已经实现了。听说四座营垒交给他们以后，已经平整拆除，而熙、延两境才开始商议划定疆界，难道不是已经太晚了吗？急于求成到了这种地步，结果本来就会如此。外间议论只看到朝廷旌表奖赏边臣，私下以为朝廷认为事情已经平定，没有什么可忧虑的；难道是因为他们如今贡奉没有差错，就认为他们已经没有事情了吗？他们贡奉没有差错，只是仍在打商贩贸易的算盘，恐怕不足以依靠。前日已经发生的事情，当然无法追回；今天还能办理的事情，只要审慎谋划、慢慢图治，还不算晚。听说夏国贼人又在塞门、金城一带提出重大的邀求，声称要同西邻谋划合纵，将以此煽动朝廷外部的议论；恐怕朝廷不以为重而轻易放弃，如果真是这样，急于求成就太过分了。朝廷之所以认为金城、塞门不可放弃，并不是因为两座孤立营垒本身有利，而是认为那里地势险阻，足以作为边境的屏障；土地肥沃，足以供养边军。利害关系所系，没有其他营垒能相比，所以唯独没有列入交割赐给的范围。如今划定疆界的议论，却想苟求眼前一点小小的安宁，放弃地势险要之地，舍弃数千户已经耕种的土地，放弃数百里侦候瞭望的要冲，使屏蔽没有剩余；一出城门就遇到敌人，道路阻塞，运输粮饷困难，孤立的营垒仅仅存在，我们还拿它做什么呢？这就好比想保全一个人的身体，却舍弃四肢一样，是绝对不可以的。既然如此，前日诏书中所说防守而不许给出的地方，岂不只成了空名吗？况且他们所要求的，我都一定给他们，我不知道这样是否真的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不会成为日后的祸患？丢失要害之地，满足永不厌足的要求，损害国家的体势，落入贼人的谋计，等于养虎并为祸患开端，不能不谨慎。臣伏思边疆设誓结盟，至今已有十多年，不能说不久。朝廷不惜耗费十年财力，不怕辛劳十年而务求坚守，难道不是因为珍惜这里的形势和人民吗？今日的议论如果确如传闻所说，就是能够长久，却不能接近；前日各路大举进兵，虽说是覆巢之计，尚且还能实行，如今怎么反而等待敌人而屈辱地迁就到这种程度？这就是能够办大事，却不能办小事。能办大事而不能办小事，能坚持长久而不能谋求接近，眼看成功却丢弃前功，给不可测的后患开门，臣私下替朝廷感到痛惜。臣希望朝廷舍弃眼前浅近的计策，在长久方面审慎决定取舍，并一并依照原先颁下的诏书办理。如果他们傲慢地搁置此事而不问，只命令边吏像从前一样严加防备，却希图功劳、制造事端，那当然是绝对不可的。保护边疆、等待敌人来犯，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凭区区内乱中的小羌部，难道还能同中国长期抗衡吗？以年岁为期，决然可以把事情办成；关键只在朝廷不受迷惑罢了。臣听说自陕西以西，议论此事的人无不知晓这个道理，却没有人为朝廷进言，这也是因为以越出职分为戒。虽然朝廷先前议论边事时，专门委托鄜延等路，禁止其他边臣干预，但臣忝任统帅之职，职责在于论议谋划，如今把听到的众人意见冒昧地进献出来，妄发狂言，也还不算越出职分。伏望圣心采纳裁择，臣将不胜荣幸。《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五。《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六。明代杨士奇等编撰。四方边裔。宋哲宗元祐年间，御史中丞傅尧俞上奏说：“臣听说夏人叩塞来归，传闻说他们一定是因为请求土地而来。臣私下思考，如今边防尚未充实，士气尚未振作，民力尚未恢复，赏罚不明，将帅也难以倚靠。其中尤其值得忧虑的是，议论不能一致，平时讨论军务，有时经过很长时间、耗费许多日子仍不能取得一致。如果一定到了用兵的时候，哪里能够抓住时机、仓促应变，在千里之外制止变化呢？臣私下替陛下忧虑。自古以来同敌人讲和，从没有因抗拒天威而能使人心快意的。所屈服得越深，日后能够伸展的空间就越远。愿陛下暂且致力于以德使他们柔服，专心把继续友好、使百姓休息作为意旨，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元丰四年，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苏轼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自熙宁以来，高丽人屡次入朝进贡，到元丰末年，十六七年间，馆待和赏赐的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两浙、淮南、京东三路筑城造船，修建亭馆，征调农民和工匠，侵扰商贾，各地都骚动不安，公私双方都困苦不堪。朝廷没有得到丝毫好处，而敌国却获得了不可估量的利益。高丽使者所到之处，绘制山川形势，购买书籍。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所得赏赐大半都送给了契丹；虽然其中虚实无法查明，但契丹的强大足以决定高丽的祸福。若不是暗中彼此谋划构陷，高丽哪里敢公然入朝？中国有见识的人都对此深为忧虑。自从二圣即位以来，高丽多年不再前来，淮南、两浙、京东的官吏和百姓都有卸下负担的喜悦。唯独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中凶险之人仍敢与高丽交通往来、诱引勾连，希望获得厚利。臣略微听到这些事情，正准备查明并处置。今月三日，秀州押解人员押送泉州百姓徐戬到来。徐戬擅自在海船中载来高丽僧统义天手下的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并带来了本国礼宾省的文牒，说奉太国王的命令，令寿介等携带义天的祭文，前来杭州祭奠僧人源阇黎。臣已经下令本州把他们送到承天寺安置，选派羌职员二人、兵级十人，随时严加看管，不许他们出入或接待客人；又选派有操行、通晓经论的僧人陪伴他们交谈，并按时供给，不让他们失去安置。其余事项，臣已经把事情缘由和具体处置逐项写成奏状，奏报朝廷去了。又据高丽僧寿介上状称，他临出发那天奉国母指示，令他携带两座金塔，为皇帝、太皇太后祝祷延长圣寿。臣私下观察他们的意图，大概是因为二圣即位已有几年，不敢轻易前来进贡，突然失去了厚利；想重新派遣使者，又无法揣测圣意，所以借祭奠源阇黎为名，趁机献上金塔，想试探朝廷如何对待他们，观察待遇的轻重厚薄。否则，哪里有想献金塔为皇帝祝寿，却不派使者奉上表章的道理？他们借祭奠亡僧之机，转达国母的意思，大概是怀疑中国不肯接受，所以采取这种草率简略的礼仪，来试探朝廷。若朝廷对他们稍微优厚一些，贪心就会重新滋长，朝贡使者纷纷而来，必将成为无穷的祸患。等他们已经到达以后再拒绝，又会伤害恩义。恭敬地认为，圣明的陛下已经洞察他们的真实情况，朝廷大臣们自然已有办法处置。臣身为侍从，又出使主管一路，心中有所见闻，不敢不全部奏陈，以供圣上采择。元祐八年，苏轼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时，论述高丽购买书籍利弊的札子说：臣近日接到尚书省批示，转下国子监的文状；文状称，据馆伴高丽人使的牒文，高丽使者要求购买国子监的书籍，请详细查明可以印造的书籍，送到指定处所交割。国子监查照元祐令：各蕃国进奉人员购买书籍，须列明书名和件数，申报尚书省。如今不敢立即支给出售，等候都省送礼部详议。臣随即指示本部，令其申报都省；除可以准许收买的书籍名目外，其中《册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以及格式法式之书，本部不敢立即准许收买。伏请朝廷详细斟酌，作出指示。不久接到都省批状说：查考以前高丽使者到京时，已经准许购买《册府元龟》和《北史》。如今本部竟然不查照先例，所有使者请求购买的书籍，正月二十七日已经送礼部作出指示，准许收买那些登记在册、属于该行当的人员所购买的书籍。臣恭敬地看到，高丽使者每次入贡，朝廷以及淮南、两浙两路用于赏赐、馈送、宴劳的费用，大约十余万贯；修饰亭馆、扰动市场、征调人夫船只的费用，还不计算在内。除了官吏得到少量馈赠外，完全没有丝毫利益，反而有五种祸害。所得的贡品，都是玩赏和享用的无用之物；而所花费的，却都是国库府藏的实物，是百姓的膏血，这是第一害。所到之处征借人马和各种器物，搅扰市场，修饰亭馆，使百姓付出加倍的额外费用，这是第二害。高丽所得的赏赐，如果不分送给契丹，契丹怎么肯听任它前来进贡？这显然是借寇兵给盗贼送粮，这是第三害。高丽名义上说是仰慕道义前来朝见，实际上是为了利益；推测它的本心，最终一定会被北方敌国利用，为什么？因为契丹足以控制高丽的生死，而我国却做不到。如今高丽使者所到之处，绘制山川险要，窥探虚实，哪里还会有善意？这是第四害。庆历年间，契丹想要破坏盟约，先以增设塘泊说是中国方面有过错；如今朝廷却招致它的盟国使者连年入贡，这种过错比增设塘泊还严重。幸而现在契丹恭敬顺服，不敢生事；万一将来有桀骜狡黠之徒以此为借口，不知朝廷将用什么来答复？这是第五害。臣心里明知这五种祸害，所以熙宁年间任杭州通判时，曾因高丽在馈送文书中不称用本朝正朔，便退回所送物品，等他们改书称用本朝年号后才接受，并且催促他们立即出发，不让他们停留滞留。

译近几年臣出任杭州知州时，又退回他们进献的金塔，不上奏朝廷；并把沿途接待事务逐项规定，令其不得超过适当限度，同时奏请把狡猾的商人和僧人编配处置。又请求依照祖宗编敕：杭州、明州都不许派船前往高丽；违犯者判徒刑二年，没收财货充作赏赐；并请求删除元丰八年九月创立的“允许舶客擅自附带敌国使者入贡及从事商贩”一条。以上各事都希望朝廷逐一施行，都是臣一向想逐渐裁减此事的本意，希望从渐渐使他们不再前来，为朝廷消除长远祸害。如今臣既然任职礼曹，这本来就是职分之内的事。近来因看到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申请，要求把相国寺的行铺全部差遣勒令入馆铺设，以等待高丽使者买卖；这不仅会迁移市场、扰动众人，而且用来供奉小国的陪臣，有损国体；同时还会压制京城行铺，借此帮助吏人广泛索取，弊害不小。因此臣特意申报都省，请求不要施行。对于这些违背正道、制造弊害的官吏，本来也不应由都省略过而不加追问。如今只是因为陈轩等不等待申请，直接发牒给国子监，要求收买各种书籍，其中有《册府元龟》《历代史》以及敕令、格式之书，国子监知道这样不妥，便申报都省，转下礼部详议。臣恭敬地查考《汉书》：东平王刘宇来朝时，上疏请求诸子之书和太史公的书。当时大臣认为，诸侯朝见聘问，是为了考察文章、端正法度，不合道理的事情不能提出。如今东平王有幸来朝，却不思考节制、谨守法度，以防止失误，反而请求各种书籍，这不合朝聘之义。诸子之书，有的违背经术、非议圣人，有的宣扬鬼神、相信怪异；太史公的书中有战国时期纵横家权变诡谲的谋略、汉朝兴起初期谋臣的奇谋，以及天官灾异、地形险要等内容，都不适合放在诸侯王手中，不能赐给他。皇帝下诏同意了大臣的意见。臣私下认为，东平王是皇帝的至亲，只不过身居藩臣之位，尚且不能获得这些书，何况远在海外的人、契丹的盟国呢？臣听说河北榷场禁止文书出境，法令十分严厉，只是因为契丹的缘故。如今高丽与契丹有什么不同？如果高丽可以得到这些书，那么榷场的法令也可以废除了。臣又私下听说，过去高丽使者请求赏赐《太平御览》，先帝曾下诏令馆伴以东平王的旧事为理由拒绝；近来他们再次请求，朝廷又以先帝遗留下来的禁令为理由不予。如今《历代史》《册府元龟》和《北史》，臣私下认为前次本来就不应当给予；如果就此形成先例，对上会违背先帝遗留下来的禁令，对下又会与这次不赐《太平御览》的圣旨产生异同，实在非常不妥。因此臣申报都省，只是请求详细斟酌、作出指示，并没有过分，立即据此办理。至于让吏人因登记簿册的文书而获罪，臣私下认为这是没有罪也要登记的事；即使因此登记在册、受到轻微责罚，也是最小的事情，对臣本人又没有丝毫损害。臣上奏论说此事，并不是为了这个；臣所痛惜的是，对这个贪得无厌的敌国，事事曲意顺从。官吏如果能够揣摩他们的意图，即使扰动众人、损害财物，也不认为是罪过；一旦稍有裁减节制的意思，反而马上加以诘责。这样下去，以后没有人敢违背他们的请求，他们的意图就会得到满足，来使会越来越频繁，祸患也会越来越深。因此臣必须把事情极力论说清楚，并且列出这次应当处置的几件事如下。一、臣在杭州任职时，曾奏请今后明州、杭州都不得派船前往高丽，相关禁令已经制定并下达施行。如今高丽使者却搭乘福建商人徐积的海船入贡；等到查究时，便说这是在禁令颁布以前就已经出发的船。臣私下认为，这项禁令已经施行数年，海外没有不知道的，而徐积仍然拿旧条文作凭据，公然凭借文书掩护私商往来海外。虽然有法令条文，实际上却等同于没有。请求特别下达指示，在福建、两浙沿海州县张榜公布，限定半年之内，令他们缴纳禁令颁布前签发的凭证。期限届满仍不缴纳而敢于持用的，准许他人告发、捕拿，依法施行。贴黄：据陈轩所奏，语录就是高丽知道这项禁令的证据。一、这次高丽使者想购买《历代史》《册府元龟》以及敕令、格式之书，请一概不许收买。贴黄：根据都省批状的指示，在使者所要购买的书籍中，如果有敕令、格式之书，若让外夷收买，事情很不妥。请都省详察：都省本来是认为《册府元龟》和《北史》前次已经有成例，所以把礼部没有查考先例作为罪过；却未审知敕令、格式之书有什么成例，为什么要一概令其购买？一、近日据馆伴申报，请求替高丽使者购买价值一百贯的金箔，准备在杭州装饰佛像。臣不敢擅自答应，已申报都省。臣私下担心，都省又会把这件事当作罪过。金箔本来就是禁物，使者却以装饰佛像为名，长期停留杭州，骚扰公私两方面。臣听说近年西蕃阿里骨请求购买金箔，朝廷认为此事很难处理，分几次酌量给他供应。如今高丽使者朝辞的日期已经临近，请下令馆伴以“不能打造”为理由，不再让他们收买。一、近来据馆伴申报，请求给高丽使者抄写曲谱。臣认为这是郑、卫之声，流传到海外，并不是用来显示德政的。如果为了迎合朝廷旨意，特意替他们抄写，就更加不妥。对此申状，臣已经收回销毁，没有施行。贴黄：臣以前在杭州时不接受高丽进献的金塔，虽然曾秘密奏报，但原本已经按照臣的判断拒绝了。向来馆伴接待外国使者时，如果对方有所请求而不能答应，就应当当面说明不能施行；如果事情重大，就应等拒绝之后秘密奏报。如今陈轩等人事事曲意顺从，动辄替他们申请；如果不予施行，便显得是朝廷不答应，使高丽国对馆伴感到满意却怨恨朝廷，这实在完全不合馆伴的职责。以上申报都省的奏状，其中关于《历代史》《册府元龟》以及敕令、格式之书，请求详细斟酌、作出指示的事情，都是臣本人的意见，与同僚和吏人无关。如果朝廷认为臣有罪，臣请求独自承担责罚；至于吏人，请不要把他们登记在册。

译贴黄：臣恭敬地查考《春秋》：晋国是盟主，郑国是小国。晋国执政韩起想从郑国商人那里购买玉环，子产始终没有给他，并说：“大国提出要求，如果没有礼义加以节制，就是把我们小国当作鄙陋之地。”后来晋平公派臣子范昭到齐国观察政事，范昭请求齐景公的酒杯为自己祝寿，晏子没有给他；他又想演奏成周的乐曲，太师也不答应。范昭回去后对晋侯说：“齐国还不能攻伐。”我想扰乱他们的礼制，晏子知道了；我想扰乱他们的音乐，太师知道了。如今高丽使者是契丹的党与，而只是我国的陪臣，竟敢干犯朝廷，请求购买违禁物品，传抄郑、卫曲子的曲谱，轻慢侮辱已经太过分了。怎么知道这不是敌人故意设置这样的事情，来试探朝廷的深浅、难易呢？而陈轩等人事事替他们请求，恐怕会使他们的意图得逞，臣对此私下感到疑惑。又据陈轩等人的语录说：“高丽使者说，海商擅自前往契丹，本国国王把他们捉拿后送到上国，请求再赐予约束，恐怕不妥。”陈轩却回答说：“只是风势迅疾而不顺，船被吹过了界，这不过是福建奸猾商人巧言编造的说辞，应当允许他们越过边界。”臣私下认为，私自前往北界，禁令极其严重；海外的陪臣尚且知道遵守申报，陈轩却替他们归咎于风，以减轻他们的罪责，这难道不是极其乖谬、颠倒是非吗？臣忝居侍从之职，事情关系到利害，不敢不奏报。苏轼又上札子奏说：臣近来奏论高丽使者购买书籍和金箔等事，接到尚书省札子称，二月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旨：所要购买的书籍中，过去曾经收买过的，准许依照旧例收买；金箔特别准许收买；其余事项依照臣的奏议办理。关于免除吏人登记在册，臣之所以竭力上奏，本来是因为高丽是契丹的盟国，不能把书籍借给它，并不只是为了吏人是否登记在册。如今只是免除了吏人的登记，而书籍仍然准许收买，臣私下对此很疑惑。臣查考元祐编敕：凡以熟铁以及文字禁物同外国使者交易，罪轻的判徒刑二年。详细考察这条法令，它只要涉及文字禁物，并不问是否确实有妨害，就判徒二年，那么法令的本意也可以看出来了。是认为书籍文字流入各国有害而无利，所以制定这一重法来防备意外祸患。此前准许购买《册府元龟》和《北史》，已经是错误。古人说过：“一次已经太过分了，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如今竟然废弃现行编敕的法令，而采用一时错误形成的先例；以后他们再来，这个先例会越来越被视为成熟，即使购买千百部，有司也不敢再加阻止，那么中国的书籍就会堆积在高丽，并像云一样传播到契丹了。臣不知道这件事对中国来说，能算妥当吗？从前齐景公田猎时，用旌旗召唤虞人，虞人没有到；又说：“应当用皮冠召唤虞人。”孔子认为这件事做得对，说：“遵守道义不如遵守职守。”旌旗和皮冠本身对事情并没有什么危害，尚且还要遵守相应的规矩。如今购买书籍的利害如此严重，编敕条文又是那样明确，比起皮冠和旌旗更有区别。臣应当谨慎地坚持先前的意见，不避讳再三上奏，恭请圣上慈悲，早日下达指示。贴黄：臣查验馆伴公案，发现其中在下达承受所收买文字的数目内有一项：《册府元龟》中叙述兵事的部分，虽然并没有卖给高丽，但高丽的意图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又贴黄：臣已经命本部备录编敕条文，发文给高丽使者经过的州郡，令其据此约束施行；这件事也应当奏报知会朝廷。苏轼又上札子说：臣近来再次具札奏论高丽购买书籍的事情，如今接到敕令节文，查考《国朝会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经赏赐高丽《九经》《书》《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阴阳地理书》等，奉圣旨依照从前下达的指挥办理。臣前面论奏高丽入贡给朝廷造成五种祸害，事理十分明白，不再是小事。近来又查考现行编敕，再次具文论奏，朝廷并没有详细斟酌利害和编敕的立法意旨来施行，只是查到《国朝会要》曾经赏赐过，便准许收买。臣所论奏、所计算的利害关系并不轻，本来就不是因为有无成例而发。事情确实无害，即使没有成例也可以；如果确实有害，即使有一百条例也不能采用。何况《会要》这类书，是朝廷用来备查阅的，并不像编敕那样每一条都应当施行。臣只是请求朝廷详细讨论这件事：究竟应当遵行编敕，还是只查照《会要》办理？臣所忧虑的是，文书积存在高丽而流传到北方敌国，使敌人完全知道山川险要、边防利害，造成的祸患极大。即使曾经赏赐过，那也是从前的错误；从今以后停止，仍然胜过继续准许购买、完全不加禁止。又如高丽人入朝，动辄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年年频繁来往，逐渐造成五种祸害；这类事情都不经过朝廷省察。臣深深担心高丽人再次来时，事情遂成为定例，所以必须再三上奏。况且这次高丽人已经出发，已经没有办法施行了。元祐五年，御史中丞苏辙论述不可失信于夏人的奏状说：“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以义为贵而不崇尚功劳，以信用为贵而不贪求利益。并不是不想要功利，而是认为抛弃义和信，虽然可以在眼前获得一时快意，但过些年月以后，造成的祸害将不可胜言。从前晋文公包围原国，命令军队只带三天粮食；原国不投降，便命令军队撤离。间谍说：‘原国将要投降了。’军吏说：‘请等待一下。’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宝物，是百姓赖以庇护的东西。得到了原国却失去信用，拿什么来庇护百姓？失去的将更多。’于是撤军，原国才投降。晋国的荀吴包围鼓国，鼓人有人请求献城叛变，荀吴不答应。身边的人说：‘军队不辛劳，就可以得到城池，为什么不这样做？’荀吴说：‘我听叔向说过，喜好和厌恶不违背道义，百姓就知道归向哪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有人把我的城献来叛变，是我非常厌恶的事。别人拿城来，我独独有什么可喜欢的？’于是让鼓人杀掉叛变者，修缮守备。三个月后，鼓人请求投降，荀吴派人察看，说：‘他们脸上还有食色，姑且修治你们的城池。’军吏说：‘得到了城池却不取，劳累百姓而使军队停顿，拿什么来侍奉国君？’荀吴说：‘我正是用这种方式侍奉国君。得到一个城邑却教百姓懈怠，将来要城邑有什么用？’

译等鼓人报告粮食已经耗尽、力量已经用尽之后，荀吴才取得鼓国。攻克鼓国后回师，没有杀戮一人。按照世俗的说法，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不通晓事情、怠慢功利。然而考察最终结果，晋文公凭此称霸天下，荀吴凭此使晋国强盛，可见信义的功效能够在长久以后显现，竟是如此。”臣私下观察朝廷用来驾驭西夏的做法，可以说很奇怪。元祐三年，夏人已经接受册命，却不肯入朝谢恩；又以大军践踏泾原，大臣畏惧他们。第二年，夏人派使者请求用先前答应给他们的四座寨堡交换兰州、塞门，朝廷虽然不答应，大臣却一味姑息迁就，不等他们提出要求，便答应给岁赐等事。一年所赐总共二十万，夏人依靠它作为生活来源。即使可以用一年的岁赐换取兰州、塞门，又为什么要给他们呢？自从失去岁赐以来，朝廷已经荡然无余，再没有可以用来约束、联结夏人的东西了。但这是过去的事，臣不再追究责备。近来夏人既然得到岁赐，才开始议定地界；朝廷答应以现有州城、堡寨为界，依照绥德城的例子，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以外酌量设置堡铺，其余十里作为双方都不耕种的土地。约束已经确定，大臣中却有人后悔，又想让堡寨彼此照直取界，议论还没有定下来。可是熙河的将佐范育、种谊又想在现有城堡之外，另外占取质孤、胜如两座堡寨；大臣侥幸想取得拓地之功，不认为范育等人有错，反而随从并帮助他们。不久被夏人攻破，所杀的军民，实际人数也不敢如实上报。后来修缮城门，又被焚毁，事情至今没有定论。然而夏人由于内部祸患所迫，不敢坚决抗拒朝廷命令，答应以照直取界。此话尚未说完，大臣又后悔，想把堡铺之外作为对界，保留原先的十里，合计三十里。这道命令发出后，有识之士认为失信太过分，不合中国的体统。如果边臣稍微懂得义理，一定不忍心亲自说出这样反复无常的话，来彰显自己的不诚信。幸而夏人终因内患未解，不愿违抗拒绝，只能勉强答应。十里土地，得到它不足以使国家强盛，失去它也不足以使国家衰弱。小人认为这是取得了计策，君子却认为这是失掉了防备。为什么？地界约定尚未确定，今年已经增添屯驻重兵，前后有十多名将领。十名将领的军队共有五万人；让五万人到西部消耗昂贵的粮食，费用已经不可估量，而夏人是否顺服又未必能够确定。即使暂时顺服，归根结底长久地不再信任朝廷，将来什么祸患不会发生呢？不过这也是已经过去的事，臣又能说什么呢？臣现在所忧虑的，只怕大臣习惯于贪图小利，窥伺夏国便利肥沃的田地，贪求不止。臣访闻近来派穆衍同边臣商议，既想取得质孤、胜如两城一带的良田，共计数十里，又想把秦凤路的陇诺城和熙河路的定西城照直取界，竟达一百里，谋划极其庞大，听到的人都惊愕。如果这个谋划再次发动，夏人无法忍受愤怒，暗中出来制造事端，我方理亏、对方有理，将用什么来抵御？况且先朝用兵所得的四座寨堡，朝廷尚且致力于使百姓休息，舍弃它们也不吝惜，何况其他地方，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兵法有言：‘安于保有已有之物，贪图夺取他人所有的，就会遭到残害。’又说：‘贪图别人的土地财宝，叫作贪；用兵而贪图掠取，军队就会失败。’如今的作为，正好犯了这些禁忌。臣私下奇怪，大臣都是一时的儒者，却都抛弃所学，贪求侥幸所得，为国家制造事端，竟到了这种地步。外面的人都说，前后谋划都出自种谊；种谊本是小人，哪里知道深谋远虑，为什么整个朝廷却要听从他呢？归根结底，不出几年，这个祸患一定会显现。等祸患到了以后才进言，进言虽然容易被相信，却已经来不及了。伏乞陛下以社稷和百姓为念，先在心中防备，制止他们妄自作为，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贴黄：关于增添屯兵数量，臣见陕西转运使李南公说：自元祐以来，朝廷没有发动边事。凡是从前边臣欺骗杀害熟户，按斩获人数计功受赏，劫掠财物私自侵吞，以及边民借边境扰乱之机买贱卖贵之类的事情，今后都不许再作为旧例。上下相互鼓动，都希望发生边衅。这些全是奸人替自己谋利，并不是国家的利益。如今胜如、质孤等处的良田，确实是西部边境第一等肥沃之地，难道只有我知道它有利，而夏人不知道吗？他们知道珍爱这些土地，就免不了要争夺。一旦争端发生，战争就不会停止，这正是落入边臣奸计。臣访闻夏国掌权大臣梁乙逋，内心有篡夺国位的想法。但他为人狡猾而多谋，宽厚而能得到众人拥戴，正想在国内安定豪强首领，对外结好朝廷，等内外没有祸患以后，再慢慢篡取国位。因此朝廷近来反复丈量、要求地界，梁乙逋一一听从，大概是看出议定地界只在二三十里之间，对他们国家的利害无关紧要。如今朝廷如果看见他容易对付，因而另外提出大规模的索求，使他无法忍受，甚至愤怒争战，一旦兵戎相交，必定不是朝廷所希望的。到了这种地步才回头，想求和就会有许多妨碍了。苏辙又上札子请求停止熙河修筑质孤、胜如等寨，说：臣恭敬地看到，西夏轻佻狡猾，屡次称臣又屡次叛乱，祸患难以预测。近来同延安商量地界，拖延不决；夏人舍弃议事回到本国，召唤他们也不来。边地人的议论开始认为，地界从此不能再议，坤成贺使也应当不会来了。如今上天诱发其内心，使者已经到达边境，地界又像以前一样重新议论。趁他们还没有立即断绝关系，招抚怀柔的计策还可以重新施行，这确实是中国的利益。然而臣担心朝廷忽然疏忽而不加考虑，不在今日追究事情的根由、堵塞争端，偏要等边患已经发生以后再谋划，那就来不及了。臣听说熙河近来新修质孤、胜如两座堡寨，侵夺夏人御庄的良田；又在兰州以北渡过黄河二十里处，议论修筑堡寨，以扩大侦察范围。夏人因此猜疑离心，不接受约束，对边吏怨恨恶毒、不信任朝廷，其情形不用说也明白了。只是因为岁赐丰厚、和市优厚，所以勉强维持臣属的礼节；实际上并不是感念朝廷的恩德。假使他们稍微得到便利，哪里肯安然不生事端？为什么？中国既然已经失去很大的信用，就不能再责备外国了。臣私下想到，朝廷对于西夏，舍弃金帛、割让疆土，毫无吝惜，已经多年如此。

译可是熙河的帅臣和将吏不体察朝廷的心意，只图谋尺寸之利，妄想求取功劳赏赐，以损害国家大事，实在令人痛恨。前些年熙河修筑西关城，声称接下来要修筑龛谷；鬼章疑惧，于是发动大军进攻骚扰一路，造成的创伤至今没有恢复。如今既然修筑了质孤、胜如，势必会扩展到龛谷；夏人惊疑，这正同鬼章那次的事情相同。由此说来，理亏在熙河，不是夏人的罪过。兰州成为祸患，来源已经很久了。从前先帝分派各将进入夏境，李宪应当攻取▯武，却畏怯不敢深入，便拿攻取兰州来塞责。从那以后，修城聚兵、修整器械、积聚粮食，劳费天下，动辄以千万计，议论者长期以此为忧。好事的臣子因此搜求遗留下来的利益，认为金城是汉代屯田的旧地，田地极其肥沃，可以引水灌溉，不怕没有粮食，只怕不耕种；不怕不耕种，只怕没有堡障。西关、龛谷、质孤、胜如以及渡河筑城，都是为了设置堡障。从来熙河派兵侵入耕种这些土地，都被夏人杀死，何况修筑堡寨，必然招致敌寇；朝廷却安然不以为怪，坐看边衅被开启，实在令人痛惜。兰州不耕种，确实是放弃了利益。如果夏人背叛，那么它造成的祸患，岂只是兰州不耕种的百倍？所以臣认为，朝廷应当权衡利害的轻重，有所取舍。况且兰州近来边患稍微平息，物价逐渐平定，与用兵时相比，费用何止只有三分之一？如果能够忍受这些劳费，经过若干年慢慢观察，等待夏人势力衰弱，确定他们不敢争夺以后，再议论修筑，这样办理似乎才是得当的。臣不知道边臣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地做这件事？从前唐明皇想夺取吐蕃的石堡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是名将，认为攻打坚城会使军队困顿，耗费数万士卒，然后才能图谋，恐怕得到的抵不上失去的，请求训练军马，等待敌人出现衅隙再夺取。皇帝心意不快，王忠嗣因此获罪。后来皇帝派哥舒翰攻取石堡城，虽然开置屯田、缴获军用物资，并非毫无补益，但士卒死亡几乎殆尽，都如王忠嗣所说。唐史把此事作为深刻的警戒，这就是今日的借鉴。如果朝廷不采用臣的意见，臣料想夏人长久以后一定会再次叛乱；用兵之后又免不了招抚，他们所造成的劳苦和耻辱，必定比今日更严重。敌人强暴就畏惧他，敌人柔弱就欺凌他，恐怕不是大国的体统。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贴黄：臣听说朝廷想派孙路以查点、检阅弓箭手为名，借机商议熙河的边界。臣观察孙路从前在熙河时，曾跟随李宪等人制造边事，因此得到朝廷提拔任用。臣深恐孙路习惯于从前的做法，不以夏人是否顺服及其利害为考虑，而妄图谋取兰州的小利，因而丧失国家的大利。伏乞明白地下达戒敕。如果因边界问题制造事端，另使夏人失和，劳累百姓、损害国家，罪责将不可赦免。元祐年间，苏辙又上奏请求裁抑高丽使者，说：“臣恭敬地看到，高丽北面接连契丹，南面受沧海阻隔，同中国土地隔绝，本来利害就互不相干。本朝起初准许它入贡，祖宗知道这样没有益处，便断绝关系而不相往来。熙宁年间，罗拯开始招募海商，诱导高丽来朝，其用意只是想用招来远方之人来粉饰太平，并想在对付契丹时作为夹攻援助罢了。然而自从开始往来直到如今屡次来朝，实际上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只是使淮浙千里之地疲于供应，使京师各部门疲于应奉；而高丽人所到之处窥观、伺察虚实，描绘山川形势，暗中替契丹充当耳目。有时契丹还常常把亲信隐藏在高丽三节使者之中，高丽暗中分给他们赏赐，回去后作为契丹三节使者的一半供奉。朝廷耗费不可估量，得到的却是这些，实在令人痛惜。如今他们又来了，既然朝廷不想立即断绝关系，应该大力裁减接待和赏赐，使他们不能得到太多利益；这样他们来朝必定会稀少，而我国也可以得到便利。臣看到近日已经下达朝旨，自明州以来各州郡的接待礼节大都比旧制减少，但京师的各项事务还没有加以裁定。臣认为，朝廷同四方夷狄交往，没有比辽、夏更重要的；而目前对待高丽的礼数，竟大致比照这两个国家，这不仅对本朝事务不便，假如辽、夏两国知道，也会认为不合适。况且高丽与契丹之间，大小悬殊，有君臣之别。如今接待、馆舍供给、出入礼节，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甚至更加优厚，在事体上实在不便。臣请求凡是馆舍接待和馈送赠遗，都酌量加以裁减抑制。” 元祐五年，范育知熙州，论述抵御戎人的要务，上奏说：“臣私下认为，抵御戎人的关键，在于在祸患尚未显形时防备，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制胜。等祸患到了才谋求安定，从来没有不危险的；等兵戎交战后才求取胜利，从来没有不失败的。臣观察本路有尚未显形的祸患，端倪已经具备，忧患非常重大。臣忝任朝廷方面之寄，若只图保全自身，遇事模棱两可而不进言，使祸患形成后，上面给朝廷增添忧虑，下面成为一方的灾害，那么臣上负明主，不忠的罪过就大了。所以臣敢于把自己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臣恭敬地看到，近来朝廷诏令本路同夏人划定疆界，依照绥德的旧例，在朝廷赐给的城寨之外，以二十里为界；对于通远军、定西、通西、榆木等城寨，朝廷指挥要与边界相互照直取界。西人坚持每个寨堡之外各取二十里；兰州的质孤、胜如堡，前日朝廷命令作为长期守据的计划，本路巡察后认为应当在两堡之外另立边界。西人却说这不是旧有的堡寨，要求从龛谷寨开始丈量。这两件事，如果朝廷答应夏人的请求，就会给本路边面的形势造成无穷大害；如果不答应，夏人一定会起兵争夺，占据土地，既危害今日的和议，西部军队也将没有停止的期限。

译臣请求陈述其中的原因。定西北面同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处则在贼境东面。如果都取二十里，那么今天所放弃的边面多的已经有二三十里，迁徙的弓箭手已经有数百千户，失去肥沃土地数千亩。况且定西孤立绝远，贼兵可以从中截断它的归路，形势决定了它绝对守不住。这样一来，通远的边面被压缩的地方不止数十里，贼兵每次出动都可以到达通远。通远受到敌军攻击，熙河一路就会有咽喉被扼住、道路不通的祸患。兰州以前借用质孤、胜如一带的川地五十余顷，都是肥沃的上等田地，有水田可以灌溉，每亩收获数斛毫无问题。原先设置弓箭手三千人，过去堡障尚未建成，不敢前往耕种，只以名义占据而不离开，已有一千多人。如果以龛谷二十里为界，那么两堡的土地都不能耕种。兰州舍弃这些土地后，北面到河南、介山，东西边界就没有多余土地；可耕种的土地既不足以供自己食用，州中粮食价格也会日益昂贵，费用日益增加。又何况贼兵一出动，立即就能到达州城西面的旷野，增兵防备将没有停止的时候，难道不是非常危险吗？这就是所谓听从夏人请求，会给本路边面造成无穷大的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里〕 臣听说定西一带川原广阔，过去花麻所居的西市，夏人曾在那里设置仓库积存粮食，质孤……胜如川伪号御拄，自行归附本路。当地人都逃往天都山以及防州一带，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没有一天不思念故土。又听说夏人常常让北方人自行谋划争夺的办法。去年正月中旬，西界派来的分画首领与边臣意见不合而离去。如今他们再次到来，探知已经聚集数万兵马，驻扎在边境上，不时派出游骑，说着傲慢无礼的话。推测他们的意图，大概一定要争夺到最后，即使发展到用兵、断绝和议之事，也都将不顾。这就是所谓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就会看见两军相持不解，永远没有可以停息的期限。依臣下的谋划，不给他们土地，虽然用兵会很快，但祸患较小，因为我方边境有容易防守的地形；给他们土地，虽然用兵会迟缓，但祸患较大，因为我方边境有难以安定的形势。然而这两方面都不可不加以考虑。臣请求把事情最后说完：臣私下听说青唐阿里库过去凭借篡夺取得国位，朝廷已经对他施行封爵，他却常常与夏贼同谋侵扰边境。幸赖朝廷的威势防御，边将出兵，生擒果荘，在防河桥挫败他的锋芒，于是他的奸谋终于停止，送来人质表示归顺，数年边患得以平息。如今听说阿里库常常怀疑部下有怨恨仇雠的谋划，每天图谋诛杀，改换首领，并且同夏贼结盟十分亲密。他派人到夏国责问夏人与汉人和好之事，激发他们用兵的意图。大概边地之人既然气性相同，嗜欲又一致，结成唇齿相依的党羽，势必彼此呼应。况且阿里库在前面篡位，梁伊伯在后面篡位。过去他们彼此配合成就阴谋，如今又同心协力助长罪恶，按道理必然如此。臣担心两个贼人结交，夏贼出兵，直达通远、金城郊外，本路严整兵力抵御；里贼又在河州、岷州郊外出兵，那么本路分兵应战，力量就会不足。朝廷将不断增发兵力、加强防备，却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商人不能安稳地行走在道路上，农民不能安稳地耕作在田野里，那么所依赖的粮食不知道怎样才能供应充足。五州的边境，边防一面有二十多里，两个贼人占据我们的腹背，年年不能放松戒备，一天也不能减少兵力。防备东面，敌人就从西面出动；防备南面，敌人就从北面出动；左提右挈，四面受敌，早晚忙于互相救援都来不及。只要一交战，五州的形势就会危险，处处都有动摇的忧患。又何况万一到了战败溃乱、无法支撑的地步，怎能不考虑怎样防备这种情况？这就是臣所说的无形的大患，是足以成为朝廷忧虑的事情。依臣下愚见，要防止这种尚未显现的祸患，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制定取胜的办法。臣希望朝廷垂听，不要忽视。臣过去多次筹划青唐、邈川的利害关系，朝廷还没有赐予批准。近来阿里库再次召见温希沁愈，使他更加疑惧，邈川人的人心也更加不安。他又杀了郭罗族四人，囚禁郭罗族的首领以及格隆本绰克家族的首领托萨鲁新族；其部众不服从，于是他拘捕了首领，导致五百多户逃入河州境内，约栏尚未离去。自从朝廷任命结斡磋为镇州刺史、勾当青唐事务以来，他一直被扣留而不能回来。勾界边的策巴克嘉勒也被留在青唐，他们的国人携带两位酋长，忧惧比以前更加严重。近来又探知阿里库病得很重，有人说他已经死了，只是隐藏丧事不发，想要重演当日篡夺栋戬的旧事。这个叛逆酋长的暴虐以及人心的怨恨反叛，已经清楚可见。臣观察夏贼方面，邈川距离近而形势便利，青唐人情相通而利害相同。那两地的动静，夏人当然十分熟悉。只是因为伊伯刚刚篡位，强硬的议论还没有决定，所以迟迟没有发动谋划罢了。假如他们的志愿得以实现、谋略得以施行，调兵攻取邈川并兼并青唐，就像振动枯木一样容易，那将成为西部边境的大患。臣前些日子已经把这些情况详细奏报朝廷了。趁着这件事还没有实现，两个贼人正在共同谋划制造祸患，正如臣所陈述的那样，他们的行动势在必然。臣又听说，古代善于谋划的人，能够因祸而转为福，转败而变成功。如今本路想同夏人交涉争论地界，在敌军锋芒面前争口舌之胜，臣没有看出这有什么可取。不如暂缓当前应当争执的事情，而出其意料之外，先行筹划，揭破夏贼的谋略，断绝他们的交往，趁青唐发生变乱时平定其国。采用臣先前建议的办法，接纳赵醇忠，使他继承栋戬之后的地位；赵醇忠既然建立政权，忠诚顺服、拥戴汉朝，再趁机安抚各位酋长，使他们全都向内归附，那么两个贼人的交往就断绝了。栋戬继承世位，人心都服从，暴虐和混乱已经除去，国内全都安定，那么青唐的变乱就平定了。夏贼失去青唐的援助，就有腹背受敌的忧虑；本路得到邈川归顺，就有地势形势上的优势。他们所依仗的东西重新在我方手中，我方所忧虑的事情又转到了他们那里。这样一来，小小的夏贼将只能暂时在巢穴中苟延残喘，不敢窥伺我方通远、金城一带的边疆。赐给他们土地，是朝廷的恩德；不赐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争夺。我方不用动兵，就可以制服夏贼的猖獗，平定西部贼人的祸乱。威势远播万里，道义使四方臣服，即使唐虞三代驾驭戎狄的办法，也不过如此。

译将会看到本路各州百姓有卧鼓息锋、安宁生活的幸福，专心从事耕种而形成安乐的风俗，还忧虑什么边患呢？这就是所谓在事情发生以前制定取胜办法。臣恭敬地思考朝廷的大计，务必要使边境安定、百姓休息，不动用兵革。臣谋划这件事，开始只是希望借助赵醇忠的兵力，利用当地人心，帮助他壮大声势。今后不再烦劳军队，只须派遣赵醇忠镇抚部族，合并办理有关事务。如果朝廷赐予批准，请允许臣另行详细分条说明后上奏。近来臣虽然陈述了这些利害关系，恐怕还有没有说尽的道理；朝廷如果再下诘问，就会导致往返答复。臣已经依照近来下达的朝廷诏令，选派本司勾当公事种朴，乘驿马赴京，前往三省、枢密院禀报议论，现已办完。恭敬地请求朝廷查阅臣历次奏状以及这次奏陈的道理，早日赐下处置的指挥。哲宗时期，毕仲防论述收复边境土地，上奏说：“自汉代以来，谈论外敌利害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十人。然而能够取得成效的，除了汉武帝元鼎年间、唐太宗贞观年间之外，外国势力强盛时，没有不超过中原的。三代以前，外国的祸患虽然不能免除，但最终不能伤害中国。所以《诗经》说：‘征伐玁狁，使蛮荆来受威服。’又说：‘戎狄要加以抵御，荆舒要加以惩治。’玁狁、戎狄虽然起初造成祸患，最终却受到威服和惩治，这正是它们不能伤害中国的事实。因此中国之所以不能被伤害，是因为驾驭它们有正确的方法，有军旅制度，有威势和恩德的施行，也有地形上的优势。如今国家军旅制度尚未完备，这是可以整治的；威势恩德尚未施行，这是可以施行的；地形已经失去优势，即使想使它重新有利，也已经失去了。议论的人因此无不惋惜幽州、蓟州的土地，以至晋氏、石氏割让的十六州，这些都是中国极大的险要之地。由于这样重要的险要之地长期丢失在胡人手中，所以太宗当初借太原之战，直抵那些地方，攻下易州、顺州、蓟州三州。后来又曾亲临大名府，尚未到达雍州、涿州，就选派十八名将领分别从飞狐、雍州、雁门三道出兵，围绕朔州、云州、应州、涿州五州的百姓，已经看到了重新获得生机的希望。然而由于贪婪将领的拖累，最终没有成功。到章圣皇帝景德年间，敌人曾突然侵扰赵州、魏州一带，幸赖天地和宗庙神灵，敌酋死亡、敌军溃散，所以敌国太后奉誓求和，直到今天仍成为万世的谋划。这些事情都是由于地利的得失而造成的。如今皇上想使中国强盛、使四夷衰弱，追继祖宗的成法，收复先王的故地，就在于懂得军队的根本、军队的主将、军队的训练、军队的装备和使用，然后才可以做到。因此节省费用、减轻劳役，厚实军队的粮饷储备，是军队的根本；详细考察将帅，用事情来考验他们，是军队的主将之道；训练士卒，四时都不废止，是军队的教练；修整完备器械，使它们坚固锋利，是军队的使用。如今器械不锋利，就是没有军队的用途；士卒不训练，就是没有军队的教练；将领未经考察任用，就是没有军队的主将；粮饷储备不充足，就是没有军队的根本。没有装备就不能抵敌，没有训练就不能取胜，没有主将就不能作战，没有根本就不能守卫。四项不完备，即使有百战百胜的谋划，也不能收复已经失去的土地。四项完备并加以运用，就是黄帝的军队。过去太宗凭借高丽，安定渤海，然后向北征伐；章圣封赐潘罗爵位，使继迁势力削弱，这些都是可以追循的成功谋划。而晋氏、石氏割让的十六州，都不用等到感到痛苦，就可以收复了。” 毕仲防论述放弃熙河、兰州，上奏说：“上天生育百姓，起初并没有中国、外国的区别，只是因为它们距离中原土地十分遥远，于是才称为外国。自汉代以来，争相取得那些无法治理的土地并加以治理，因此府库空虚、百姓死亡，往往只是勉强取得后又退还，成为外国土地的情况很多。过去周太王治理邠地，狄人攻打他，他用玉帛、皮币、狗马、子女侍奉他们，却都不能免除侵扰，于是说：‘狄人所想要的是土地。让他们做我的臣民和让他们做狄人的臣民，有什么不同？’便拿着马鞭离开邠地，迁到岐山脚下。中原的土地到了不能占有的时候，尚且不愿强行治理，何况还要强行取得外国土地来治理呢？即使曾经把它们设置为中国的郡县，而它们本来是外国的土地，也没有什么用处；即使想要使用它们，大多也不能长久占有。所以汉武帝不能占有轮台，汉元帝不能占有朱崖，光武帝不能占有西域，本朝也放弃▯武，那么今天关于熙河、兰州的谋划，已经足以作为鉴戒了。然而事情有已经得到后来又放弃、同没有得到一样的；也有已经得到后来又放弃、却不同于没有得到的。汉武帝放弃轮台，不过是不在那里耕种罢了；汉元帝放弃朱崖，不过是不去攻打罢了；光武帝放弃西域，不过是辞谢并送回质子罢了；本朝放弃▯武，不过是把它置于考虑范围之外罢了。这就是所谓同没有得到一样。如今放弃熙河、兰州，却与没有得到不同：拆除旧的屏障而修筑新的屏障，放弃它们以后，新屏障已经沦陷，旧屏障又没有修复，这是第一点不同；砍伐当地山林，平整当地道路，放弃它们以后就没有险阻，敌人将会在阶成境外放牧马匹，这是第二点不同；修筑城郭、设置仓廪，充实粮食、钱币，放弃它们以后就会使中原贫瘠而使敌人肥厚，这是第三点不同。然而这些还只是小事。熙河没有被攻取时，属于唃氏；兰州没有被攻取时，属于华麻氏。它们虽然羁属于夏人，却不是夏人真正所有，所以仍然足以替中国分担边患。如今一旦取得熙河、兰州又放弃它们，唃氏、华麻氏势必不能复归原处，而将成为夏人的所有，这等于用中国的力量替敌人扫除障碍，这是最大的不同。可是如果不放弃，每年把府库财物运到黄河沙碛去填补，又不是中国长久安宁的办法。过去西羌反叛，像赵充国这样的人，可以说懂得军事，却说：‘远距离推测困难，希望赶赴金城，把方略绘图上报。’ 后来乌孙围困都护府，陈汤却在数千里之外预先知道会有吉讯，约定五天，第四天就赶到了。”这不是赵充国拙劣，而是陈汤巧妙。乌合而成的军队，容易料定；长久的谋划，却难以取得功效。如今熙河、兰州在尚未取得以前加以控制，本来就不会有事情。现在既然已经取得，却又要放弃。放弃它们的好处如前所说，害处却是这样；守住它们的好处是这样，害处又如前所说。那么这恐怕不是远距离推测所能完全判断的，必须有人赶到河陇，把方略绘图上报，然后才能作出决定。《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四十七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四裔 宋徽宗即位后，殿中侍御史龚夬论述青唐之事，上奏说：‘臣私下听说，敌人的势力如果分散而不统一，就是中国的利益。近来敌人强盛，必定依靠邻近部族；如果各部族彼此离心，侦察敌情，就能成为国家的藩篱。我恭敬地看到，青唐一族世代接受封爵，坚定地依附汉朝，又每年拿出良马供和市使用。自熙宁、元丰以来，朝廷待他们尤其优厚。前些时候因为强臣盗取了他们的土地，到了他的嗣子时，国人不归附，他逃难来投奔朝廷，不过是青唐的一个普通人罢了。然而朝廷议论却把他当作献土投降的国王，引到朝廷相见，破格授予节钺，成为四方的笑柄。至于沿途宴饮犒劳的费用，以数万计，关中、辅郡受到骚扰，无法一一说尽。如今不但没有得到他的土地，反而使青唐人从此失去向往汉朝的心，他们势必会同夏人解除仇怨、结成盟约，成为边患，和市所得的良马也不再送来。几年以后，夏贼兵力稍稍恢复，青唐不再依附汉朝而与敌人合纵，臣恐怕朝廷向西顾虑的忧患，将难以估量。过去的错误既已发生，没有什么可说的挽救办法；将来的防备，或许还可以谋划。恭敬地希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给边臣，让他们多方诱导晓谕，赦免青唐人的罪过，使他们重新做人。’ 等他们前来朝贡时，趁机安抚并收纳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坚定他们向往汉朝的诚心，不再归心于敌人，以此作为预先防备意外的办法，边境百姓就万幸了。” 建中靖国元年，侍御史陈次升论述西蕃买马事，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边地各族形势合在一起就强，分散就弱；强大就难以驾驭，弱小就容易控制。神宗皇帝熙宁、元丰年间，因夏人成为中国的祸患，于是优厚安抚青唐一族，使其世代承袭封爵，让他们窥伺夏人的间隙，侵蚀其腹心；又每年买马以增强军队，深得驾驭戎狄的要领。后来青唐衰弱，土地被强臣的儿子继承；国人不归附，他放弃王位做了和尚，行迹不得安宁，穷困来归附我朝，不过是一个逃亡之人罢了。边臣夸大其事而招纳他，导致种朴战败受挫，使国家蒙受耻辱。所得的逃亡者，沿途迎送十分殷勤，朝廷的恩赐十分优厚，费用无法计算，成为四方的笑柄。过去的过失不可挽救，将来的祸患却非常值得忧虑。军事上制胜，没有比马更重要的。步兵即使很多，十人也抵不上一个骑兵。所以自古谈论军事，必定把马放在首位。如今西戎已经反叛，良马不再运来交易，国家每年损失两万多匹，几年以后，马匹一定会非常缺乏。万一夏人与青唐解除仇怨、联合进犯，合力冲击，我们又怎么来得及应对？臣打听得知，如今的边将，正是前日招纳青唐人的那些人，他们多方庇护，想免受谴责，边患却都不据实上报。’ 恭敬地请求圣上明察，命令本路帅臣、将官各自把确实的利害关系详细列出，连带承担罪责作保，证明属实，奏报朝廷详细斟酌施行。或者命令他们多方开导晓谕，允许青唐人重新做人，照旧入贡，待遇恢复如初。这样可以增强军队的势力，使威名声势传到远方，夏人不敢窥伺边境，这是国家的福分。’ 龙图阁学士范纯粹请求命令蕃官不得改授汉官差遣，上奏说：‘臣长期忝任帅职，几乎走遍各处边境。臣私下看到，各路蕃官近年来志意骄满，习惯于懒惰怠慢。因为屡有立功之人，叙述其祖父曾任汉官，或者帅臣姑息迁就，特意替他们陈请，于是轻易得到汉官差遣，导致彼此攀援，不安守本分。臣听说他们各自观望，不肯专心训练弓马、管理部族，甚至派使者侦察探报、谈论边事，也不再留心。仿效之风已经形成，事情很不妥当。切实因为羌部族的蕃官，既然始祖原本是羌人，即使相隔许多世代，因功授官，不论官位高低，归根到底仍然是蕃族，怎么能轻易改变身份，与华人混杂？况且自来蕃官首领侵削部族，或者犯下其他罪过，即使罪至死刑，也只是罚纳羊马；婚姻违反伦理、丧葬制度不同等事情，也都与汉人户籍的礼法不一样。并且条例禁止他们同汉官通婚，也不许置买产业，本来就有深刻的用意。现在和过去没有不同，即使功劳大、官位高，也不过充任蕃将，享受优厚俸禄罢了。而且他们的职位长期以来，不按照官品高低一并叙用，排列在汉官之下，这是为了尊重中国而抑制四夷。’ 所以每逢遇到差遣、驱使的事务，都听从汉官统辖、指挥，没有不服从的。如今却轻易容许侥幸之人改授汉官差遣，不仅上下姑息的风气已经更加炽盛，而且汉官、蕃官区别的体制也因此逐渐衰微。由此又有许多人同汉人通婚，不遵守过去的禁令，各自置买田产，破坏朝廷的典章刑法，祸患日益深重，不可不加以警戒。况且他们逐人都是近上的使额，有的甚至达到遥郡防团；一旦叙用为汉官，往往位在原来统辖官之上，事情就颠倒了，人情也不甘心，姑息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积累下来的弊病留给后世，将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果不另外加以申明，今后很难止息。又招致各路蕃官的子弟，使他们穿华美衣服、吃丰盛食物，彼此以骄纵为风尚，不肯服从。假如再遇到紧急时刻，就更没有可以使用的人；即使有得力的蕃兵，也没有旧日的人来统领。臣恐怕日子久了，部族日益减少衰耗，藩篱日益凋残，对长远筹划造成的损害不小。臣冒昧提出短浅见解，谨列于下。一，请求朝廷明白下达指挥：今后各路帅臣不得奏请把蕃官改授为汉官差遣，蕃官自己也不得轻易陈请。一，请求朝廷查考各路蕃官中已经改授汉官差遣的人，一并予以改换，安排他们充任原来所属部族的都巡检；如果官职很高，就授予某路蕃兵统领兼本地分沿边都巡检的名目，职位仍在将、副之下，并明白下达指挥，命令他们长期任职，不受资历和考核年限限制。一，请求立法规定：蕃官即使已经改授汉官，遇到过去曾经统辖他的将、副以及城寨官时，不论官职高低，仍旧处在原统辖官之下。一，请求立法规定：蕃官中已经改授汉官差遣的人，这种身份只准终身实行；他们的弟弟、侄子、子孙即使因推荐奏请而得官，也只能充任原来管理本族的蕃官，各自依照蕃官的条例办理。一，请求立法规定：凡是蕃官已经改授汉官差遣的人家，其婚姻以及置买产业，都依照蕃部旧有条例办理。以上恭敬地请求朝廷再加详细斟酌；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就请把臣这次的奏议润色后制定成法，迅速赐令施行；仍请求不要因臣所奏的内容而治臣之罪。

译崇宁五年，知凤翔府冯澥论述湟州、廓州、西宁州的边防，说：‘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年以来知道关陕地区劳困，停止战争、收起武备，让那里休养生息。和气充满四方，年成丰收，百姓快乐，道路上歌舞不断。臣今年三月到任，首先询问民间疾苦，大家都说自从停止战争以后，百姓好像获得了新生，十成疾苦已经去掉九成。只有支移这一件事，仍然是百姓的祸害。从本府到湟州有一千多里，不仅道路遥远，又要经过生界，民间劳苦困顿，很难兴办调运。臣于是立即上奏，请求加恩宽免；上等户不过承担十程，下户不出本府境界。命令下达之日，百姓万口欢呼，说从今以后再没有其他事情了。太平到了如此地步，还能再说什么？然而臣私下有所忧虑的是，祸患的根本还在。陛下虽然想停止战争，可军队怎么能够真正停止？虽然想让百姓休息，可百姓怎么能够真正休息？臣私下认为，湟州、廓州、西宁州本来只是荒僻不毛的小聚落，在大河以外，是上天设置的阻隔。陛下白白计算各路的耗费，耗尽内府财物，又竭尽百姓的血汗来取得它们。收复以来，什么时候曾有一两金、一缕财物进入府库？有一副铠甲、一匹马用来装备军阵？’ 然而三州每年的费用以亿万计，依靠官府供给，府库已经空虚；从百姓那里征取，百姓的血汗已经耗尽。有关部门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筹划。塞下没有十天的积粮，战士饥饿困乏，面有菜色。如今残余贼寇仍如游魂，尚未立即归顺；狡黠的羌人抗拒命令，公开互相呼应，窥伺时机，忽然肆意作奸侮辱，那么军队又将重新使用，徭役也必定再次征发。遭受残破困弊之后，百姓还怎么承受得了？陛下拥有四海九州这样广大的土地，恩德遍及万方，威势震动四夷，为什么却要因为二三个小小聚落而使关陕困弊？难道要使一方百姓的生计长久成为朝廷向西顾虑、没有尽头的忧患吗？臣愚昧，想采用前代羁縻的原则，提拔他们的酋豪，授给旄钺；对各级首领分别授官，使失去土地、无处归依的人重新得到残余兵众和败散部卒，使疆土各自安居于原来的地方。严格规定誓约，用恩惠和信义结交他们；他们将会畏惧威势、感怀恩德，叩头听命，输诚归顺，长久替汉朝守边。这样既有取得土地的名声，又没有耗费财物的祸患；不用动用兵革，藩篱永远牢固，而且还可以堵绝北方敌人的借口，从旁解除西羌的怨恨，一举得到多种利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有人认为早晨从朝廷取得，晚上又把它交给别人，取舍没有定规，实在太过分了，这完全不对。起初朝廷担心它们成为边患，一举取得它们，容易得像从袋子里取东西。如今知道它们没有用处，一举把它们交给别人，轻得就像抛弃草芥。擒获或放纵都在我方手中，取得或交付不必计较；胸襟广大而无所不包，神妙的决断不必等到一天结束，哪里有利便采取哪里，哪里还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规矩呢？又有人说，放弃土地的议论还没有过去，被贬斥的人也还没有恢复职位，如今却这样做，他们将会有借口。这也完全不对。羁縻的原则，是使他们成为臣属，同捐弃土地本来不同。况且这些人阻挠破坏先帝的功业，应当加以罪罚诛杀；如今这样做对国家有利有害，他们又有什么可提出异议的？正当陛下把边远地区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忍受污辱和羞耻，尚且不惜如此，何况这点小小嫌疑，又有什么值得顾虑的？臣希望陛下把臣的意见交给本路帅府，让他们详细讨论，或者派近臣前往察看是否可行。然而臣的话一旦说出，必定会被众人喧闹阻挠。为什么呢？大概没有边事就是朝廷的福分，有边事却是臣下的福分。自从用兵以来，州县的小官反掌之间就升为侍从，行伍中的卑贱之人移动脚步就掌握了兵权，金钱堆满房屋，田地连接成片；下至幕府中的偏裨和供奔走的仆役，计算他们所得，大略也都如此。所以大人物称颂功德，小人物议论利害，欺骗蒙蔽、惑乱视听的言论每天陈列在陛下面前。陛下即使想不制造边事，又怎么能办得到呢？即使陛下爱民如同爱护婴儿，也没有空闲顾及他们了。臣希望陛下惩治过去的错误，堵塞将来产生边事的道路，奋发威势，彰明赏罚，斥退一两个人来表示好恶，以断绝欺骗蒙蔽之事；这将是朝廷的福分、天下的幸运。臣身处远方，身份疏远低微，不回避忌讳，承蒙陛下给予非同寻常的待遇，又蒙陛下破格提拔，想到若不舍弃身躯、献出生命便无法报答，因而冒着万死进献此言。假如臣这狂妄鄙陋的见识能够收到万分之一的效果，那么臣即使在死去之日，也如同仍活着一样。大观四年，安尧臣上书论述燕云之事，说：‘宦官专擅命令，倡导发动宏大的谋略；燕云之战一兴，边境的裂痕就会随之打开；宦官的权势过重，皇纲就不能振作。过去秦始皇修筑长城、汉武帝打通西域、隋炀帝出兵辽东、唐明皇招致幽蓟之乱，他们的过失就是那样；周宣王征伐玁狁、汉文帝备御北边、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建议、光武帝斥退臧宫和马武的谋划，他们的成功就是这样。宋太祖平定乱局、恢复正道，亲自披甲戴胄；当时的将相大臣，都是和他一起取得天下的人，难道是勇略智力不能攻下幽州、燕州吗？大概是因为那区区土地乃契丹所必争，不忍让我们的百姓再次困于刀兵。章圣皇帝澶渊之战同敌人交战取胜，随后却听从和议，也是想巩固根本、使百姓休息。如今童贯深深结交蔡京，两人又共同接纳赵良嗣作为谋主，所以提出平定燕地的建议。臣担心将来唇亡齿寒，边境出现可以乘机利用的裂隙，敌人积蓄锐气、窥伺机会，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是臣日夜忧惧的原因。恭敬地希望陛下思考祖宗积累基业的艰难，鉴察历代君臣的得失，堵塞边境裂隙，务必保持旧日友好，不要让敌人乘机窥伺中国；上可以使宗庙安宁，下可以使百姓得到安生。’ 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宣和年间，天下太平日久，士兵和将领骄傲懒惰。蔡攸、童贯贪图功劳而挑起边事，将要发动燕云之战，于是引导女真人夹攻契丹。朝廷任命宇文虚中为参议官，宇文虚中认为朝廷谋划有失、主帅任用不当，将会有招致侮辱、自取焚灭的祸患，便上书说：‘用兵的谋划，必须先计算强弱，考察虚实，做到知彼知己，谋求万全。如今边境没有抵御敌人的装备，府库没有数月的储备，国家安危存亡都系于这一次行动，怎么可以轻率议论？况且中国同契丹讲和，至今已经超过一百年。自从契丹遭受女真人侵逼削弱以来，一心仰慕本朝，处处恭敬顺服。如今舍弃恭顺的契丹，不加以羁縻、封殖，使其成为我国的藩篱，反而远远越过海外，引强悍的女真人作为邻国。女真人凭借百战百胜的势力，虚张声势、骄傲自夸，不能用盟誓约束，也不能用言语诱导。持卞庄子伺机刺虎的说法，引兵越过边境，以懈怠百年的军队，抵挡新近锐利而难以抗拒的敌人；让缺乏谋略、习于安逸的将领，在血肉横陈的战场上争斗。臣恐怕中国的祸患，再也没有平息的期限。’

译宣和四年，童贯、蔡攸等人的军队已经出发，朝廷随即下达诏令：妄自议论北方事务的人，一律治罪，不予赦免。朝廷大臣都没有一人进言，只有朝散郎宋昭论述女真人必定首先破坏盟约，上疏说：‘臣听说，外族人的性情，不把战争视为苦事，来去没有定数，反叛和归服也不恒常。即使周代盛世，仍有玁狁之难。所以自古驾驭戎狄，没有比上策更高明的办法。汉、唐以来，时而强盛、时而衰弱，忽而反叛、忽而归服，驾驭他们的办法大多不是良策，都不足以作为圣明时代的法则，所以略去不论。到了我大宋，天下之内没有不归顺的地方。然而景德年间也有澶渊之战，真宗皇帝天威一震，敌人的势力便瓦解了。当时如果乘胜追击败逃的敌军，敌国军队将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真宗皇帝圣慈深厚，特意以两国百姓的生计为念，所以推扩天地般的气量，施行覆盖承载万物的恩德，用丰厚利益诱导他们，同他们议和，为天下后世谋求万万年的安全。因此敌人谨守盟誓，不敢南下；而那些牧马的人确实因为感受到天地般的洪恩，也不敢忘记。自此以后，圣圣相承，光明接续；即使历代君主都有睿智神武、尧的仁德、汤的德行，足以怀柔远人，实际上也仍然依靠这一盟约作为长城。’ 神宗皇帝熙宁、元丰年间，锐意北伐，选拔将领、训练士卒，积聚粮食、治理财赋，修葺城郭、整治器械。十九年间，仓廪充实，府库充足，勇猛的将士没有不能以一当百的。当时如果擂鼓呐喊向前进军，那么燕州以北的人都将成为砧板上的肉。只是因为河朔是祖宗兴王的地方，不忍使那里骚动，怎么能为了快意一时的愤怒而失去百年的和好，所以最终没有发动。陛下即位以来，驾驭戎狄的办法确实达到了上策；敌国使者来朝时，宴饮犒劳、赐予恩赏无不周到，所以他们感怀恩德、畏惧威势，仰慕风教、倾心道义，叩首称藩；披甲执兵的将士收起弓箭、安然休息，百姓则饱食而歌。纵观三代以来，敌人倾心喜悦、诚心向内归附，没有比今天更盛的；这实在是太平时代罕见的盛事。近来王黼、童贯极力引荐狂妄之徒李良嗣、董才等人，妄自挑起边事，导致陛下烦忧，派遣大臣率领重兵，长期屯驻塞上，使仓廪府库因此空竭，官军、士卒、百姓和民兵死亡无数。先前所奏陈的事情全都是荒诞妄言，财物还可以重新积聚，死者又怎么能够复生？他们欺骗君上、蛀蚀国家、残害百姓，罪行不容诛杀。臣希望斩断这几个人的头颅来号令天下；这不仅可以安定敌人的心，使他们明白陛下的德意，不再猜疑，谨慎守护盟约和友好，也可以让奸臣贼子欺骗君主、蒙蔽圣听、妄自挑起边事、侥幸希求功劳赏赐的行为受到惩戒。’ 臣当然知道陛下圣明仁慈，不忍诛戮臣下；然而这几个人如果不诛杀，敌人的猜疑之心就很难消除。臣希望陛下不要用驾驭贤臣的礼法来对待这些奸贼，那就万分幸运了。臣听说敌国连年歉收，一斗米卖到一千钱；他们即使有时请求和议，恐怕也不是出于本心，只是出于不得已罢了。万一他们休养锐气数年，年成稍有收获，秋高马肥，士气稍稍振作，又来侵扰，那么战争将接连不断，永无停止。比较其中利害轻重，诛杀几个奸臣根本不值得顾惜。何况李良嗣、董才都是北方敌国的叛臣，心中怀有怨恨，所以依附边臣，编造虚假言语，想借助中国的势力来报自己的私仇。他们实在是两国的奸贼，哪里还可以期待他们有忠义？臣私下估计，议论者认为每年的岁赐浩大，白白耗费国用，这是不知道祖宗建立榷场的本意。祖宗朝赐予敌人的费用，都出自榷场每年取得的利润，是从敌人那里取得后又给还敌人，中国起初没有损失一丝一毫。近年来榷场的法制逐渐败坏，于是耗费了内府财物。臣希望选拔精干的官吏，研究榷场的利害，使它恢复到祖宗时期的样子，那么每年的岁赐就不值得忧虑了。有人又说，九州中国的土地都是上等肥沃的田地，每年所得十分丰厚，难道就不考虑屯戍守御、备战作战和犒赏的费用每年要以百万计算吗？贪图得到的土地，既不足以补偿失去的财物，又要加上在战斗中死亡的士兵、横遭屠杀的百姓，究竟有多少人呢？只是得到开拓国土的虚名，却没有补益国家的实际利益。有人又说，山后百姓都有思念汉朝的心，都想归顺，这尤其是显而易见的荒诞妄言。不只是北方敌国已经防备多年，山后百姓往往迁居漠北；而且从唐末直到今天，几百年间，他们的子孙少说也已经更换了好几代，如今都成为藩族，哪里还是九州中国的旧民呢？这都是因为边臣用人没有办法，使探报人员从所得消息中获利，任意编造荒诞谎言；帅臣昏庸暗弱，又加以粉饰，妄自议论边事，侥幸希求功劳赏赐。有人又说，北方敌国近年以来被女真人困扰，城池被侵、土地被掠，横贯千里，形势已经逼迫困蹙，愿意同女真人合纵，从腹背两面进攻，那么消灭它就容易得像翻手一样。这也实在是没有思考。消灭一个弱敌，却同强敌为邻，恐怕不是中国的福分，只是给女真人带来利益罢了。况且北方敌人虽然是异族，但长期受到圣人教化，大略懂得礼义，所以一百多年间谨守盟誓，不敢妄动，是因为知道信义不可改变。如今女真人性情刚烈凶狠，善于作战，拥有精锐军队，势焰一天比一天强盛；北方敌人以同类相攻，尚且不能战胜他们。假如同他们为邻，又将用什么办法来抵御？不过是修订盟誓，结交邻国的外部友好关系罢了。本朝同北方敌人通好，已经有一百多年；一旦打败他们，女真人果真能够相信他们不会改变盟约吗？将来女真人一定会首先破坏盟约，成为中国的祸患。这是道理上必然如此、事情上必定发生的，即使伊尹、周公再生，也不能改变这个判断。臣又听说，两国的誓约规定，破坏盟约的人祸及九族。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难道忍心忘记列圣在天之灵吗？陛下以仁德覆盖天下，难道忍心使河北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肝脑涂地吗？臣私下认为，当今臣子中，不辜负陛下询问之意、爱戴君主、忧虑国家、以忠诚赤心论奏的人，间或也有一些；但迎合圣意、背弃公义经营私利、只求陛下富贵的人，却多得数不清。于是使忠诚赤心的臣子不能伸张志向，进言也不被采用，这就是臣痛心疾首、捶腕愤懑、冒犯圣颜、触犯君王威严而甘冒万死的原因，难道是可以停止的吗？实在因为国家大事关系到安危，下面的实情被阻塞，不能上达；如今如果还不说，将来祸患又怎么办？’

译譬如人的身体，中焦气机痞塞隔绝，阳气不能下降，阴气不能上升，于是百脉失调，四肢得不到充养；拖久了不治疗，病入膏肓，即使有良医也不能治愈。如今病还幸好只在皮肤腠理，正是应该使用药物和砭石的时候。臣希望替陛下出使边疆，向敌人说明：近来由于你们国内丧失国主，正值深虑动乱之时，边疆没有戒备，奸人制造事端，边臣惹出事故，所以朝廷派近臣去防守边境。果然有一群贼寇妄称奉北朝之命，惊扰驱逐边民，虽然已经下达处分，也不得擅自杀戮，只须行文北界，严令迅速捕捉。只是担心你们仍然怀疑猜忌，妄自兴兵动马；务必要谨慎守护祖宗的盟约，不要失去百年的友好。如果女真人不断侵逼削弱你们，力量不能战胜他们，就允许你们向中国请求援助。等回报的使者再次到来，要厚加恩礼，以解除他们的疑虑，使他们在外抵御女真人，在内屏蔽中国；这样陛下就可以安枕，永远不用忧虑北方，百姓也能安居乐业，把力量用在南方田地上。这实在是天下万万年无穷的利益。古人说外域互相攻伐，是中国的福分，正是说这种情况。臣本来知道自己身份疏远低微，却冒昧以狂妄鄙陋之见触犯天威，难以逃脱诛戮。然而臣听说，忠臣为义而死，志士为名而死；所以忠义从内心发出，就会忘记身外的鼎镬刑罚；爱戴君主的心越迫切，谋虑祸患的志向就越深。’ 况且顽石虽有五色，尚且有补天之功；愚夫即使反复思虑，难道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愿陛下不要因为看不起一个人而废弃他的话，留心听取考察，那么即使是撮土这样微小的力量，也还能有所增加。山岳不嫌其高，微弱的火光尚且可以补益日月照不到的光明。臣从前任陕州[OCR：▯▯]宝知县时，因为论列陕右钱法，蒙恩召见应对，亲自听到陛下的德音，原想授任监司，后来却因流言烦扰，只得忝任二郡；尚未到任，又蒙圣恩，授臣提举江南茶盐事，因岁课增加，又特转升一官。臣常以不能仰报天地为遗憾。如今臣伏见奸贼竟敢这样欺骗君上，按义理应当竭尽节操图报微薄之功，因此冒越职分，贸然进献浅陋意见。万一臣的话可以采纳，乞求不要下发出去，使天下都知道这是出自陛下的内心，而不是听从他人之言，足以使神灵震动、士类激昂。北方敌人听到后，把恩德归于陛下，那么臣报答君上的心愿就满足了。假如臣的话反而上误圣聪，使臣置于鼎镬之中，这也是臣甘心承受的。唯愿陛下加以选择裁处。真定府路安抚赵遹请求抚存北方敌人的奏防[OCR：防]说：臣伏准本月十三日枢密院札子，奉御笔：敌国境内被女真侵扰，兵势瓦解，切虑其奔逃溃散，侵入侵犯边境；仰请河北诸路帅司依照所降指挥，集合整顿兵马，编排军器甲仗，准备应付意外，征调上边听用，并先将知会情形详细具奏。除已将知会情形以及随时探知的北界事务分次附入，交内侍省递奏上报完毕。臣私下详察，北方敌人自澶渊订盟以后，每年省却用兵费用，国家享有其厚重币帛的利益；敌人自己知道这样得计，守盟修好，都是出于真心。然而多年以来，敌酋失去德行，上下离心叛离，人民不再为其所用；女真、勃海在其国内作乱，征伐不止，接连失败，疆土被侵削，士卒战马凋残，财力耗竭，常怀疑中国暗中窥伺，左右应付，困弊日益严重。恭惟陛下好生的德行深深浸润民心，帝王的举措必定衡量万全。况且臣曾亲自承受圣音，屡次蒙受诏札，每每想到南北和好正在稳固，祖宗的盟誓不是小事，不可稍有牵引招惹，制造事端而生嫌隙；可是敌人却完全不知道圣神如此施惠于两国的用意。如今这道睿防[OCR：防]，只是特别考虑到其他盗寇和溃逃之众可能意外侵扰，姑且表示防备抵御的计策，朝廷谋划深远，是预先为此防范。然而臣忝受边疆重任，职责所在应当发言，如果有一点管见，岂敢闭口不说？臣伏见边地报告，近来敌酋在白水川打猎，女真乘其没有防备而袭击，全军覆没，敌酋不知生死，国内震动扰乱，尚未见其拥立谁为首领。如果再调兵到边境，他们将认为中国乘其困弊而起兵，疑忌一旦产生，哪里还能重新消除？唯有向他们表示安静无事，使他们心悦归服。臣愚昧地认为，耶律氏统治沙漠地区已经多年，其人熟悉当地情势，也以本族人为贵；即使出现奸雄，谁肯推戴服从他呢？仰惟朝廷与他们这个兄弟之国共同守护盟好，已经一百多年。如今敌酋的叔父、兄长、子弟很多，假如敌酋果真不能回来，愿陛下采用家人之礼，特遣重臣持命出使其国，推重救济急难的义理，顾念外来侮辱的忧患，慰问晓谕其宗族和臣下，厚加抚慰劳勉，勉励他们尽忠尽孝，洗雪耻辱，平定灾难。就在敌酋的叔父、兄长、子弟中，选择敌酋所爱、国人所仰慕的人，择贤而立为孤，以主持众人；隆重施予恩礼，赐给封册，重申订立信誓，以延续和好、使百姓安息，使他们知道感戴中国。他们既然倚重中国，得以保存国家宗庙社稷，那么中国对他们就是有大造之恩。陛下即使不要求他们报答，等他们回到故地，减少每年的币帛，也必定会以某种方式报答陛下。这样一来，中国不用付出战马劳苦和箭镞费用，万无一失而安享大利；时机的到来，间隔不能容纳一根头发。伏望圣慈特别加以采择，迅速施行睿防，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贴黄：臣愚昧地认为，敌人失去了首领，还不知道拥立谁，正怀疑中国会乘隙攻打他们。然而陛下兼爱南北百姓，务求增隆义理和亲好。如果立即体恤他们的灾难，援助他们拥立新首领，在他们孤立遗民缺乏援助之时，能够倚靠朝廷保存国家，名分正当、言辞顺理，势必没有不服从的，那么恩德归于我国，他们一定会重新推心置腹，申明并巩固盟誓，利益将无穷。如果让他们的新首领自行建立政权，那么恩德就不是出自我国；新首领既已建立而众人归附，势力将重新强盛。增加边境戍守，过度设置防备，只会徒然制造事端，开启他们的敌意。愿陛下不要仓促增加戍守，开启先前的嫌隙；不要延缓拥立遗孤，以免留下错过时机的悔恨。孔子说：‘使灭亡的国家复兴，使断绝的世系延续，天下百姓就会归心。’唯愿圣明之主赶快谋划此事。

译贴黄：臣考察，女真只是偏僻一隅的微小部族，从前臣属于北方敌国，势力不过是敌国的一个大族。他们的人数和强弱都不能与敌国相比，只是因为敌酋失德，乘其离心，于是才达到以少敌多、以弱凌强的地步，并不是女真本身有这样的能力，完全是敌国自取其祸。然而北方敌国是大国，其人向来不畏惧女真；女真如今虽然得志，难道能够长期在敌国内横行吗？敌国的新首领一旦建立，得到国人之心，事情就会反转。陛下仁圣之德遍及四海，普天之下、率土之滨没有不臣服的。如果迅速在此事上采取措施，深深结纳其心，使他们心悦归服，自然会削减平日的贪婪傲慢。如今如果只增加戍守的劳役，却收回援助拥立的恩德，以守护盟约、保存国家的大义相待，蛮夷改变心意，本来就不难。这就是臣所说的用力少而见效多。徽宗时，赵鼎臣代人分条陈述北边事务说：‘臣私下认为，耶律氏自五代以来，盗据整个燕地，与中国抗衡。适逢国家以仁德抚恤四夷，屈意停战，与他们讲和；凭借祖宗百年积蓄养育的恩德，才得以私自占有其土地和人民。大概自古以来，他们的强盛从未有过像这样的时候。自耶律禧僭越即位以后，肆意荒淫，再没有法度。再次到燕京时，暴虐到了极点，燕地百姓痛苦怨恨，深入骨髓；又进出轻佻，排斥撤去防卫，轻慢我国使者，鞭打侮辱接待宾客的人。人怨神怒，他的罪恶已经满盈。譬如猛虎，不自行蓄养威势，却整日跳跃扑咬；它势穷力困，必将自行毙倒。这正是上天要亡他的时候。’如今奚人又首先作乱，攻破其三州，兵势非常强盛。据间谍报告所传，形势还没有衰退止息，而且逼近汉地边境，利害祸福与我们相关。然而守边官吏没有深谋远虑，条列规划上报，以致烦劳圣训，曲折访察追究，布置罗网防张，彻底考察事情始末。这就是臣接到诏书后震惊恐惧、私下责备自己不够敏捷，却无辞可免罪的原因。臣资质驽钝，思虑短浅，哪里足以参与朝廷谋划的末议？只是正逢人手缺乏，冒昧领受帅职，不能不竭尽愚见，以答塞圣上的询问。臣听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在于观察敌人的事端而行动。所谓事端，本来有大小强弱的形势，也有迟速远近的迹象。善于观察其征兆，并以谋略应对，那么行动就没有不成功的。如今奚人背叛辽国，人数已经超过一万，只杀契丹人，不杀汉人。他们的意图大概是暗中结交汉人党羽，以作为自己的助力。虽说是草野盗窃之徒，固然也不容易估量。然而他们既已攻破三州，却不能长驱深入，仍然聚屯在采凉山中；没有听间谍说他们有窥伺燕蓟的意图，因此虚实强弱，也还不能遥远推测。臣私下推料，如果他们与敌人交战而获胜，那么他们的志向将更加膨胀；志向更加膨胀，就一定不肯侵犯我国边境以结下中国的怨仇，这是很明白的。假使他们交战而不能取胜，一旦像野猪突进那样冒犯我国边境，那就是我国的贼寇了，边吏应当立即捕杀他们，还有什么可疑虑的？或者他们交战既未获胜，却带着孤军叩关请命，那么也只是敌国的一个叛将罢了。凭中国这样大的国力，收容他们这些亡命之人，我们又能依靠什么？何况破坏盟约而开启盗寇仇敌之端，决不是朝廷乐意做的事。臣愚昧地认为，他们穷困来归于我方，按理不应接受，应当严闭关门，坚决拒绝，这是不得已的道理。这样既足以彰显我们和睦邻国的德行，又足以显示中国的义理。耶律禧虽是庸材，也将感激终身，永远不敢忘记陛下的恩赐。至于如果辽国不能战胜奚人而败北扰乱，辽国百姓思念汉地，全部带着燕地来归，有关部门到了那时，胜负的数目已经可以看清，强弱的形势也可以知道；应接处理只在一旦之间，臣私下认为，不能预先决定取舍。为什么呢？汉宣帝趁匈奴内部乖乱、五个单于争立之时，拥立呼韩邪，最终使其国臣服。光武帝趁匈奴自行分为南北单于之时，扶立日逐王，终于享受了其利益。唐朝丧失河湟旧有封地，到宣宗时，吐蕃君主软弱，大臣互相攻伐，军队纠缠不解，后来唐朝不费血刃便收复三州七关；不久沙州人张义潮又把瓜、沙等十一州归还有关部门。可见国家存亡的命数、成败的形势、天时人事，大都彼此相合。所以臣愿意慢慢观察他们的事端，这是最上等的办法。恭惟本朝与戎人和好已久，讲求信义十分严格，自三代以来未见有能与之相比的。如今耶律禧虽然荒淫放纵、不知悔改，但在侍奉中国方面，也还不敢大失礼数。然而他们国内如此不安定，或许正是灭亡的萌兆。上天之所以佑助我宋，把燕地遗民托付给陛下，大概必定会有那一天。虽然不能因为将来而退缩，却尤其不能在时机未到时先行发动。自古以来，王者的军队出动，必定要有正当名义。所以臣深切希望陛下安静等待，臣就感到万分幸运。臣伏读圣训，陛下用来询谋群臣的话可以说周到极了，并且一定接着说明有备才能无患。臣仰见陛下之所以反复告诫臣，正是要使臣预先准备、事先谋划。臣听说周宣王讨伐玁狁、收复疆土时，必定先使人修整车马、准备器械。汉高祖想讨伐魏国，听说魏国三位将领都不如自己派出的将领，然后才进军。自古以来对待敌人，没有不先治理自身的。如今边防准备可以说已经十分严密了，然而臣私下曾认为，一个堡寨官员是否得人，关系到一路的祸福；一队部将勇敢还是怯懦，关系到一军的胜败。因此臣守边日久，总把选用人才看作最紧急的事。自边事平息以来，本路奏举大小使臣，大多因为不合资格而被驳回。如今虽没有其他警报，但若等仓促之际再求人才，哪里还来得及应付事变？臣愚昧地请求圣慈特降睿防，凡河东、河北沿边帅司所举的大小使臣员额，暂且允许不论有无违碍，特别办理一次差注，使官员无论大小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敌人来了就作战，尚未来就固守。这样陛下虽可高枕安眠，不必再有顾虑北方的念头了。至于军中的储蓄，更是当务之急；而边臣的廪粟，常常以匮乏为忧。伏乞严令计司多方积储，假如果真有紧急缺乏，仍允许帅司申请，采取措施拨给施行。边境之上，既有可用的人才，又有可供食用的粮食，奉承陛下的威灵，遵循朝廷的成算，区区盗寇，不值得挂在齿牙之间。臣不胜冒死，谨此上奏。

译宋钦宗靖康元年，尚书右丞李纲上给徽宗的奏疏说：‘臣听说，中国与外族彼此有盛衰变化，这不只是人为造成的危难，也是天数使然。前些时候金人借药师叛乱之机，已经攻陷燕山，逐渐窥伺河北。城垒彼此相望，却没有藩篱般坚固的防守；牧守官员彼此观望，却没有守卫疆界的大臣。老将掌握军队，听到风声便先行溃败。大河解冻，敌人乘木筏争相渡过。骏马在中原长驱直入，精兵直指魏阙。正月初七日逼近都城，劫掠士民，焚烧荡平房舍。他们用大火船和铁骑进攻水西门，我方守卫器具是在仓促中才准备的。臣奉皇帝指示，率领激励将士，发誓以死固守，在汴河水流中设置器械抵抗，杀获数千人。直到天亮才停息，敌人又用精锐部队进攻酸枣门一带。敌国军队像蜂群一样屯聚、像蚂蚁一样依附，渡过壕沟逼近城墙，云梯高长如云，箭矢落下如雨。天地为之变色，风沙使白昼昏暗。人心震惊，宗庙社稷危急。臣奉皇帝指示，率领诸班直和弓弩手救援，亲自冒着箭矢和石块摧毁敌军锋芒。命敢死之士焚烧云梯，杀获首领一人，攻破其党羽，斩获很多。敌兵乘木筏用强弩射击，往往沉溺其中，阻塞汴河水道；又令他们退回城壕，河水因此上涨泛溢。’ 从卯时到午时，敌兵才退却，知道我城中已有防备，才派使者与李邺等人商议。臣等集合将士，准备以死决战。皇帝因为宗庙社稷和百姓的缘故，务求慎重行事，于是才开始议和。使者往来不绝，车马冠盖彼此相望，数日以后议和才告成功。皇帝的圣德超越古今，把凶恶的言语改变为友好的声音，把强暴之徒化为善类，不吝惜金帛，务求保全要害之地。于是派康王、张邦昌出使敌军之前，全部答应了敌人的请求。敌人这才退营，等待犒军之物后回去；然而索求的东西很多，耗尽府库，民力空乏，不能供给。敌情难以窥测，尤其应当预先防备。臣看见修治守御器具，训练出战士兵，使敌人减免所需的数目，果然按期退去。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万一他们蛮横凌辱，想要危害宗庙社稷，臣等当整顿军队、训练士卒，以图进兵讨伐。神人共同愤怒，上天一定会帮助我们。恭惟道君太上皇帝恭敬遵循神考的事业，以武功继承文治，天下称颂他的孝；把帝位传给圣子，效法尧禅位于舜，天下称颂他的高尚。如今圣驾南行，臣因职守被拘，不能忍受被羁绊而随行于艰难之秋，只能冒昧处在政务机要之地，发誓将肃清京畿，迎奉銮舆。我的忠心已经表明，即使丧失首级又有什么可悔恨的？李纲又上奏说：‘臣伏蒙圣慈，因为臣请求罢免职任，特意降下亲笔手诏，命臣安心办理职事；又蒙宣谕议和可以解除围困，这两件事并不相妨。如果敌人一定要三镇，不免发生战争。如今解除围困的事情不可稍有延缓。臣伏读圣训，只感到深深的感动和恐惧。臣私下认为，今年春天戎马侵犯京城，仓促之间没有防备，本来应当议和；但如果一切都依从敌人的欲望，答应给三镇和过多的金帛数目，那就是错误。臣当时之所以与宰执竭力争论，正是担心留下今天的祸患，并不是不愿议和而主张作战。戎马退去以后，河北两镇幸而保全，但太原的围困至今没有解除。陛下既出兵解围，又派兵去约定和议，虽然两者并不相妨，然而敌情狡猾，从春天到秋天，军队停留在坚城之下不退，又用重兵侵犯河朔；我军屡次败北，而议和使者才开始出发。臣恐怕中国的势力越来越弱，而狡黠敌人的气焰越来越骄。况且自秋天以来，边防探报说金人每天聚集军队，准备南下放牧、深入内地；朝廷却每天像太平无事时那样停止用兵。如今中山、河间、真定诸郡请求援兵、告急文书接连而来，宣抚司没有兵可派，申奏朝廷后，朝廷又只是下令宣抚司自行措置，这不过是用空文往返，实际上丝毫没有补益。’ 吏部侍郎程振上奏说：‘掌权的大臣不和，议论多有驳杂；诏令轻易更改，因而失误于事机。金人与我交战半年，到现在还没有解围，是因为和战的主张没有统一。裁减压抑过度的赏赐，本来像黑白一样容易分辨，却在几个月之间三次改变主张，是因为私心没有消除，各自包庇自己的党羽。今天一个人说这样做是对的，于是施行；明天另一个人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于是停止。有时圣意远远推测而没有时间同群臣商议，有时大臣凭一己偏见便立即发布，因此行动未必妥善，处置未必适宜，却往往已经做出，随后又想反悔，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如此的地步。’当时金兵到达河北，程振请求集合各道兵力，从两面夹击他们，说：‘他们这样猖獗，陛下难道还想固守和议，不让他们受到一点惩罚吗？’皇上感叹玩味他的话，却受外廷牵制，不能采用。吏部侍郎程振上奏说：“掌权的大臣彼此不和，议论多有驳杂，诏令又轻易更改，因而在处理事务、防范祸患方面有所失误。金人与我交战已经半年，到现在仍未能解决，原因是对于议和还是作战的意见没有统一。裁减和抑制滥赏之事，本来像辨别黑白一样清楚，但几个月之间三次改变主张，也是因为私心没有消除，各自都被所属党羽蒙蔽。今天有人说这样做是对的，便采纳施行；明天又有人说这样做不对，便停止不行。有时是圣上的谋划高远，来不及广泛征询意见；有时是大臣带有偏见，便立即形成诏告传播出去。因此，行动未必妥善，处置未必适宜，却往往已经做了；等到想要收回成命时，形势已经形成，又不得不如此。”当时金兵已经抵达河北，程振请求调集各道军队，互相掎角配合攻击金兵，说：“敌人猖獗到这种地步，陛下难道还想固守和议，不让他们受到一点惩罚和教训吗？”皇上感叹并玩味他的话，但受外廷牵制，不能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监察御史余应求请求将相不要争较私人的愤怒，早日决定议和还是作战的计划。皇上批答说：臣曾读《六月》诗，其中说‘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又说‘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大概周宣王既已派文武将领在外征伐，如果朝廷内部没有孝友之臣陪伴君王，那么毁谤的话天天传来，忠诚的谋略不能被采用；即使有尹吉甫，又怎么能成就功业呢？到了唐穆宗时却不是这样，裴度凭元老重臣的声望出讨幽州、镇州，乌重嗣、李光颜都是一时名将，形势看起来非常容易；但元稹掌权，担心裴度立功妨碍自己，凡是裴度提出的军事计划，都从中阻挠破坏，所以军队屯守一年多，最终没有成功。内外事务彼此需要配合竟然如此，难道不可以引为鉴戒吗？如今强敌入侵，四郊多有营垒，议和的计划虽已决定，但金帛数目还不够；军队将领的声势已经振作，可出兵的日期却没有确定。正是内外臣僚同心一意、共同商议国事、洗雪耻辱的时候。然而道路上的人纷纷议论，都说宰执大臣与将相各有不同谋划，早晚喧闹争论，尚未形成定论。如果果真如此，难道是诚心为国吗？关于和亲与征战，汉朝廷臣已经议论得很详细了，今天这两种主张不可以偏废任何一方。然而金帛既然不足，敌人一定不肯退兵；又因为三镇、三关的土地过去兵力寡弱，不得不暂且答应他们。如今老将和援军接连到达，而在城下强行订立盟约，神明也不会相信。假如敌人一定要足额金帛以及三镇、三关之地，又怎么会畏惧用兵呢？陛下既然把军事事务交给李纲和诸将，愿下诏命执政大臣以张仲的孝友为榜样，和睦合作以成就事务，不要争较私愤，先公后私，这样或许可以建立大功。如果仍不悔改，以及那些妨害功业、压抑能人的人，应当公开罢黜，寻求所谓孝友之人来任用即可。虽然如此，敌军正在郊外，城门还没有开启，内外不通，已经二十多天了，和战的计划也应当早日决定。愿陛下诏令宰执和将帅在御座之前共同商议，先让将帅出兵与敌人对阵，然后再派能言善辩的人，把利害、祸福、成败、曲直向他们说明。如果能够停战议和，延续和好、使百姓安息，这是最好的办法。假如敌人贪婪无厌，强硬拒绝而不接受，陛下即使想不作战，能够做到吗？何况事理正当、军队强盛，士卒人人都有斗志，凭宗庙社稷神灵的保佑，还有什么可忧虑不能取胜的？所要担心的，只是穷困的敌寇从远方来到，正处于背水一战的死地，奋勇而不顾自身性命的时候。愿陛下再下诏命将帅慎重持守、随机应变，不要轻易与敌人交战，以取得万全之策，臣将不胜庆幸。臣只是一个书生，不懂军事；谋略和忠愤所激，想沉默也做不到，唯愿陛下裁择。晁说之应诏上密封奏事说：‘二月十六日，朝请大夫、赐紫金鱼袋臣晁说之，冒死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近来上天眷顾授命，陛下即位第七日便下诏征求直言，天下非常幸运。臣居住在山邑，距离京师不到一百里；过了一个多月，才得以随同士民流泪伏地阅读诏书。干戈风尘竟阻隔到如此地步，难道不是说国家遭逢阳九之厄吗？女真一支军队，凭借锐利兵锋进入边塞，拥马渡过黄河，片刻不停，势如山崩，直抵王城之下。呜呼！上天啊！难道忘了我祖宗配享上天、施泽百姓二百年的基业，竟让它在一日之间遭受这样的惨祸吗？从前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天下没有共主，诸侯互相侵伐，没有比兵临城下更惨酷的，没有比在国都之内订立盟约更耻辱的。孔子因此撰作《春秋》。谁能料到国家圣明的君主相继，光明重现、和乐兴盛，天下太平，是自结绳记事以来从未有过的；天子坐在宫城深处，使四夷朝见、统治万国，竟还不足以轻重其威势，威势广大到了极点。如今却面对女真这个小小的敌国——它平日臣服高丽、以臣礼事奉契丹——迟疑退缩、仰卧不起，竟遭遇兵临城下和国都内订盟的耻辱，为什么严重到这种地步呢？’ 义士痛心，壮士流血，什么时候的情形比现在更严重呢？臣极其愚昧而且年老，哪里敢与义士壮士并列；但远望樵夫牧人，思考妇人的谋略，在应当奋勇的时候，难道不能有一句话来效劳吗？何况臣一家七代都享受国家俸禄：高祖晁迥在咸平、景德年间，享有礼乐文章方面极高的声誉；曾祖晁宗慤在宝元、康定年间，专任西部边疆战事，后来参与朝政，停止战争、使百姓安息。从那以后，天下都推许臣族为文学之家，臣应当进言，也是本分。虽然如此，臣在元符末年、上皇即位初年，曾应诏上密封奏事，却被有司列为邪等，登记在刑部，起初禁止进入京城，后来才逐渐允许做官；但被排斥、贬逐、降谪二十多年了。所说的话都是天下重大利害，如今不能全部记得，只有两件事不能忘：一是国家历代圣君功德巍巍，无可相比，而近来谄媚奸臣，独自推尊考庙；这是说观察德行不在七世之庙，而降低到庶士，在寝室举行祭祀吗？二是自古衰世昏君，才会有诋毁先烈的言论，用来钳制天下人的嘴。唯独神宗皇帝有什么对不起天下的地方？天下内外没有一个人不受到他的恩德，哪里还有什么可以诽谤毁谤的呢？那些谄媚奸臣的人，又以凶暴手段助成其势，只是用来满足一己欲望，却不知道这样反而上累先帝的英明。臣愚昧，想借这两件事申说当今的急务，难道还顾虑卞和献玉、再次被砍断双脚吗？臣私下认为，正值敌军压境、明主日夜焦劳忧虑的时候，狂妄之人的话，未必有空暇选择。臣伏见戊申日的大赦，强敌逃走，百姓安宁，凡有血气的生命，都以获得新生互相庆贺；这一点也不必由臣再说。百姓含着食物、鼓着肚子，沐浴太平恩泽，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享有这些，虽死也如同活着。然而赦文中有‘新边’一语，读者感到疑惑，知情者则为之叹息，妄自认为涿州、易州之地终究不能保全，于是又把它们抛弃，称作‘新边’。后来才知道所谓‘新边’，是河间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镇，约有二十多个州、五六十个县；这些地方从州升为府还没有多久，难道竟由中国自己抛弃，称为‘新边’吗？唉，这些土地可以抛弃吗？这些百姓难道可以抛弃吗？百姓可以抛弃吗？我们祖宗艰难创立的事业难道可以抛弃吗？唉，究竟是谁替陛下作出这样的决定、说出这样的主张呢？从前贾谊不忍心看到凭汉文帝的英明、承受天下的资业，却长期被戎人欺凌傲慢，于是叹息说：‘可以说中国没有人了。’

译臣私下考察这件事，当时汉高祖的旧臣还有人在世，如陈平、周勃、灌婴、季布之类；后起之臣中，论议有袁盎、晁错、贾山、冯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掌管刑法有张释之，掌管军事有周亚夫、柴武。这样看来，贾谊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假使贾谊还在世，他会说今天究竟是有人还是无人呢？臣因此忘掉自己极其愚昧且年老，不能再沉默，请专门谈割地一事，暂且无暇涉及天下其他事务，唯愿陛下幸加明察。臣在元符年间任磁州武安县知县，曾写《朔问》两篇，是因杜牧的议论而发。杜牧的用意很勤恳，但他的论说失于迂阔而不周密。大概山东不足以兼并河北，而河北却能够制约山东；杜牧怎么能把天下形势专门归结于山东呢？凡是统治天下的君主，得到河北就得到天下，失去河北就失去天下；凡是拥有国家的人，得到河北国家就兴盛，失去河北国家就衰弱。又有国家虽然名分不正但得到河北便强盛，国家虽然名分正当却失去河北便衰弱；国家虽然无道但得到河北便强盛，国家即使还没有达到无道的地步而失去河北也会衰弱。秦、汉、晋、隋、唐拥有天下，宋武帝不能拥有天下；苻坚的前秦、拓跋氏的魏、朱氏的梁、李氏的后唐、石氏的晋、刘氏的汉，它们国家强弱的形势，以及曹氏的魏强于刘氏、巴蜀的汉、高氏的齐强于宇文氏、崤山函谷关以东周国的情况，都是如此。这些事迹清楚明白，在方志和史籍中都可以考察，并非虚妄。这就是河北的形势，臣斗胆为陛下略加说明，愿陛下明察。臣既然说河北重于天下，才敢再说三镇对于河北的重要性；不必繁琐引用远古事例，只要是与国家建邦相承接的事情，就不能略去。从前周世宗英武雄毅，实在是汉光武帝、唐太宗一类的人物。他继承石晋向契丹称父的局面，又在刘汉继承契丹造成的祸乱余波之后即位；即位才两个多月，就亲自出征，军队出发当天，四座营垒便败逃，替我有宋扫除了障碍。后来他又率数千军队攻打契丹，不流血便取得益津关，接着取得瓦桥关，又取得高阳关。这三关，是晋人抛弃给契丹的，成为契丹的首脑，不只是其右臂。为什么呢？契丹盗据的地方，战国时是燕地，唐代方镇中是卢龙。六国时的燕国最弱，不能与韩、魏、赵相比；河北方镇中的卢龙也最弱，朱滔、朱克融之流，不能与魏博的田承嗣、镇冀的王武俊相比。然而那里的人坚忍奇倔，暗藏祸心，蓄积凶谋；前有太子丹、荆轲的风气，后又染习安禄山、史思明的姿态，容易兴起乱事，却难以与之谋求治理。因此，虽说是弱小的燕地，却常常比赵、魏更重要；虽说是阴险的燕地，却常常在魏博、镇冀之上造成动摇。把它抛弃给契丹，本来就不合适，何况还要把它奉给契丹的叛臣和女真的小敌呢？考察其情势，得到幽蓟就等于得到隐蔽的巢穴，得到三关就等于获得粮食储积，其势力将增强成千上万倍。然而攻克这三关，虽说是周世宗的英武，但我太祖、太宗皇帝实际上也都在军中。周世宗曾率一千人的军队隐藏在湍急水流和芦苇丛中，契丹不敢发一支箭来攻击，是因为三位天子的威灵正在那里。攻克瓦桥关，又主要是太祖皇帝的功劳。凭三位天子的威灵取得的地方，竟在一日之间无正当名义地抛弃给荒远小敌，难道不是令人痛哭的极大悲哀吗？又如晋开运末年，出帝的耻辱，先是梁汉璋在高阳关覆灭军队，于是使契丹侵犯镇州、定州，进入京师，捆绑晋帝北去。咸平年间，康保裔在高阳关战败，契丹于是得以侵犯澶渊。假如康保裔没有在高阳关失败，就不必劳烦真宗皇帝发动澶渊之战了。高阳关的胜败尚且关系到中国的轻重如此，怎么忍心谈论高阳关的存亡呢？朝廷之上那些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大臣，应当替陛下考虑中山府。中山府就是唐代的义武军。这个军的铠甲兵器雄强于天下，城墙高大坚固，自古有‘宾客行礼三年也不能登上城墙’的说法，何况它的统帅又独独知道守臣节。从前号称河北四叛时，义武没有参加；后来称为河北二寇时，义武也没有参加。等到黄巢作乱，中原四方诸镇中，谁是勤王的军队？唯独义武王王处存拥兵渡河，解除关中危急。不幸石晋的梁汉璋在高阳败亡，契丹于是得以侵犯镇州、定州，进攻中山。然而契丹的军队难道就一定能够取胜、从前便能完成进入京师的行动吗？他们也曾多次陷入危急。只是张彦泽、杜重威带着禁军重兵到达中渡桥，投降契丹；而中山的李商者把契丹引入中山，使契丹终于得以进入京师，造成晋出帝的祸患，成为中国的耻辱。假使当初高阳关军队完整、中山城壁坚固，难道会到了这种地步吗？咸平年间，康保裔既已在高阳战败，定州的望都又失守，于是劳烦真宗皇帝乘革辂亲征；而傅潜拥兵十多万精锐驻扎中山，却不派出一名骑兵。在那时，远近无论愚者智者，没有不愤怒痛恨的。傅潜以与这样的人一同活着为耻，难道没有妨碍吗？何革辂领军班师以后，傅潜被议论认为罪当斩首，真宗却特意只赐死他的首领，并将其余人窜逐斥退。众人的议论因此十分郁结。直到今天，听到这件事的人还会拍击手指、振衣起身，谁知道真宗的圣意自有深意呢？难道是臣下容易窥测的吗？大概傅潜实际上是白发老将，亲耳亲眼经历过后晋开运年间的祸乱变化；如今他坐拥十万精锐军队，用来保全中山，却向契丹显示怯弱，不去攻击敌人的堂堂之阵，也不去迎当敌人得意时的锐气。假使契丹能够抵达澶渊，也一定不能渡过黄河。等到他们将要发动渡河之战时，我军从中山出动十万名养精蓄锐、请求出战的将士，一举将他们逼迫困窘。契丹即使人数众多，难道能填塞我军汹涌的洪流，代替我军完成扫荡吗？他们如果不能渡河，我就用这支军队截断他们的归路；哪怕只剩一匹马、一只车轮，也必定无法返回。恭敬地思量，祖宗不会有错失刑罚之事，真宗难道只是偏私于一个傅潜吗？真宗是清静无为、垂衣拱手而治的君主，不被群臣的议论迷惑，决意亲自出征；又因为王超、石普、杨延朗没有截断契丹的归路而不杀他们，也因为傅潜没有出动军队，便显得巍巍然超越千古了。中山的形势究竟怎样呢？只有我朝祖宗才能够运用中山的地势。为什么呢？战国时期，中山处在魏、赵两国之间，屹然自成一国；它的土地虽然狭小，但谋略却极其广远。”

译对于傅潜这种人，谁不以与他同生为耻呢？可是，为什么真宗乘革辂班师以后，傅潜论罪本应斩首，真宗却只特别赐他首领，让他流窜斥退？众人的议论十分郁闷。直到今天听到这件事的人仍会击指、振袖而起，谁知道真宗的圣意自有深意，哪里是臣下容易窥测的呢？大概傅潜实际上是白发老将，亲眼经历过晋开运年间的祸变；如今他坐拥十万精兵，以完整的中山军力向契丹示弱，不去攻击堂堂正正的阵势，也不去迎击敌人得意时的锐气。假如契丹能够到达澶渊，也一定不能渡河。等到他们将要发动渡河战役时，我军从中山出动十万养精蓄锐、请求出战的军队，一举将其逼迫击败。契丹即使人多，难道经得起填入我方洪流，代替我们清扫吗？他们如果不能渡河，我军就用这支军队截断其归路，哪怕一匹马、一只车轮，也一定无法返回。恭惟祖宗不会错失刑罚，真宗难道只是偏私于一个傅潜吗？真宗是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的君主，不被群议迷惑，决意亲征；他没有因为王超、石普、杨延朗没有截断契丹退路而斩杀他们，也没有因为傅潜不出兵而处置他，真是巍巍高出千古之上。中山的形势究竟怎样呢？只有我朝祖宗才能善于利用中山的形势。为什么呢？战国时，中山夹在魏、赵之间，屹然自成一国；土地虽狭小，谋略却极其广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二百年、一日、百年〕 并且还要想到：太原是我父兄时代拥有的地方，我家之所以革除石晋、建立刘汉，根基就是从太原开始的。石氏取得天下，也正是从晋地得到的，所以把国号命为晋。晋篡夺李氏的唐，而李氏之所以能够从朱氏的梁手中夺回唐，最初实际上也是起于晋。再往上说，高祖、太宗之所以建立唐朝，是晋地奉戴他们的结果；杨氏之所以建立隋朝，是晋地首先促成的；高氏之所以建立齐国，是晋地使其势力壮大的；司马氏以晋为国号，实际也是说承受天命于晋地。周成王时代，周宣王承接周厉王造成的乱局，被称为中兴，是因为在太原讨伐玁狁。后来王师在羌氏的战事中失败，周王于是到太原统计民户；太原成为周王朝盛衰的关键，又是如此。唉！太原这样的重镇，难道可以轻易交付吗？再加上太宗皇帝神武英明，想到太原久久不能攻下，回头看群臣，想找谁来商议，首先询问张晖。张晖说：停止用兵、养育百姓，等到富足以后再谋划。接着询问张永德，张永德说：太原兵力虽少却强悍，又有北方戎人作为援助，不能仓促取得；不如先离间他们与戎人的关系。又询问薛居正，薛居正说：太原自古就是难以攻克的国家，周世宗征伐它直到军队疲敝；太祖在雁门关击败北方戎人，向南把他们的人民全部驱赶到虎牢以西，虽然巢穴还存在，但已经十分危困，最终还是得到曹彬才谋划攻取。问：显德、开宝年间两次征讨太原，凭当时的兵力却不能攻克，为什么？难道太宗的用意不深远吗？曹彬能够亲自承担这项使命，太宗于是下定决心，打算亲征，亲自披挂铠甲，曹彬、潘美、郭进等担任将领。先让郭进守卫石岭关，抵御北方敌军。后来降服刘继元，平定太原，保全当地百姓，却拆毁并修筑其城郭，将要为万世留下安定。唉！两朝三位皇帝，二十多年才得到的地方，却在一天之内甘心放弃吗？有人说，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便不再属于朝廷，这又有什么妨害，不能算是唐朝的河北呢？臣回答说：唐朝的河北固然重要，但即使失去河北，只要占据太行山的津要和黄河，便可以控制河北，太原仍然在朝廷掌握之中。这就是李德裕任武宗宰相时，毅然以自身报国，不赦免泽潞，最终能够号令魏镇，诛灭刘稹，成就一代伟业。若从兵力来说，河北的精锐部队固然分属于三镇而骄横跋扈，然而太原、青州各有十万兵，邠宁、宣武各有六万兵，完全足以控制那三个藩镇。如今又兼并太原而把它抛弃，这是古来未有的事。太原是唐朝重兵驻守的地方，如今已经放弃；而青州盗贼长期猖獗，又未必有像唐朝那样的重兵。邠宁的兵力近年已经凋敝残破，难以和前面相提并论。唐朝的宣武，就是如今的汴都，祖宗凭借重兵威震天下，其兵力是唐朝宣武军的千百倍。宋太宗时，张洎能够说明京师的兵制，认为它本来就坚实，超过唐朝的兵制；宋仁宗时，尹洙又能说明京师兵制，说它超过秦汉，不只是可以同唐朝相比。后来的人本来不应再在这件事上费心，更不应开口谈论。无奈王安石最初改变了这种制度，最后又被童贯彻底耗尽，天下的形势因此倾覆。惟愿陛下记住这件事。天下各方的臣民都怀着无法胜言的愿望，而三镇的形势，臣已经愚拙地略作陈述。臣先前说国家无缘无故赏赐他们，难道还敢再说吗？大凡君王对于一颦一笑都应当慎重，不能轻易拿来给予别人；不知道这三个藩镇与一颦一笑相比，哪一个更轻、哪一个更重呢？如果说这些小敌人有功，那么隋唐凭借突厥的兵力取得天下，唐朝郭子仪也曾借助回纥、南蛮、大食的军队复兴中原，难道可以把土地田产赏给每一个人吗？只有石敬瑭以父亲之礼侍奉契丹，借助契丹的兵力登上帝位，割让燕地交给契丹，而魏、赵之地仍然没有给它。如果说他们善于作战，那么他们处在荒远偏僻之地，疆场彼此不相连接，从未有一天正面抵挡过中国仁义之师，也从未有一天听到过中国军队雷霆般的声威。究竟谁怯弱，谁勇敢呢？只听说渤海人是高丽人的一支，女真人是渤海人的一支。高丽臣服侍奉契丹，女真国又因依附高丽而臣服侍奉契丹。女真在祖宗时期，曾经借道高丽入贡，过去又被困在契丹设置的三座栅寨之间，于淳化初年请求救援。后来国家断绝了同高丽的关系，不再与它往来，女真也就自行同中国断绝了关系。到熙宁初年，国家重新同高丽交往，而女真当时正习惯于受契丹控制，不能同高丽往来。为什么他们竟然突然策划凶谋，倾覆夺取契丹的国家，驱逐原来的君主，掠空他的珍宝财货，而那种狂妄放肆的心还不能满足，于是竟想在中国横行吗？祖宗时期，女真曾来侵犯我白沙寨，掠去官马三匹、百姓一百二十八人。恰好当时女真进贡马匹的使者在京师，于是把他们拘捕，使其不得返回。不久，渤海人来进贡，渤海首领替女真过去的过错谢罪，于是下诏放还女真使者。不知道今天女真这种[原文作“▯逆”，字形有误]逆不恭、自取天诛的行为，与三匹马、一百人相比，究竟哪个多、哪个少？按照祖宗的法令，应当怎样处理呢？议论的人说：怎奈他们已经把军队驻扎在城下，怎么办？臣请反问他们：唐代广德初年，突厥从泾州侵犯长安，直到代宗驾临陕地，郭子仪率军出战，吐蕃便望风逃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二十八口〕

译过了两年，仆固怀恩率吐蕃、回纥、羌、浑等二十万人侵犯京畿，郭子仪又借回纥之兵讨伐吐蕃，局势都还没有平定，却没有一次割让土地田产来供奉他们。恭敬地想到，陛下刚开始政治清明时，上天以小小的敌人来警醒陛下，使您更加修养盛德；朝廷之上，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大臣必定应有长远驾驭远方的谋略。三镇已经收复，归入职方氏掌管的版图。只是臣是疏远的小臣，必须等百官列班祝贺之后，才能同虫豸一般共同庆祝。即便如此，臣仍有要陈述的事情：唐朝杜牧最善于议论军事，他说防御外敌没有比自治更好的办法。汉代皇甫规善于用兵，先零等各部羌人仰慕他的威信，互相劝说投降的有十多万人，这就是把威信作为防御的盾牌。皇甫规说：竭力寻求强敌交战，不如使政治清明、勤于政务；孙武、吴起的兵法，也不如奉行法令。这些都是治理自身的办法。又如程苞对付板楯蛮，只选派明察能干的牧守，自然便能使他们安定聚集，不必烦劳征伐，这也是懂得自治的人。陛下如果确实能得到像皇甫规那样有威信的人担任将帅，得到像程苞那样明察能干的人治理州郡，那么三镇复归王土，就可以指日而待了。然而这只是边疆大臣治理自身的办法。至于君主治理自身，则无时无刻不应如此，尤其应当在变乱之后实行，就像整顿军队一样。汉代路温舒曾经向宣帝这样说：齐国有公孙无知作乱，齐小白因此兴起；晋国有骊姬造成的灾难，晋文公重耳因此建立霸业；近来赵王没有善终，诸吕作乱，而汉孝文帝成为太宗。祸乱的发生，将要用来开启圣人的事业。汉文帝长久思念至高的德行，以承顺上天的心意，崇尚仁义，减省刑罚，疏通关隘桥梁，使远近相通，礼待贤人如同贵宾，爱护百姓如同婴儿；又把内心所能宽恕体谅的情理施行于天下，因此监狱空虚，天下太平。承接变乱之后，必定要有不同于旧日的恩惠，这正是圣贤用来彰明天命的办法。路温舒远处不去称说汉高祖，近处不去称说汉武帝，可以说是懂得当务之急了。他对东方朔回答汉武帝如何教化百姓时不说尧舜而说文帝、景帝，更加显明。如今陛下承接变乱之后，思考用来彰明天命的办法，难道不在仁宗吗？路温舒所称赞的汉文帝，实际上正是为我朝仁宗而说。仔细考察评论，仁宗在这些天赋的德性之外，又加上严肃恭敬、谨慎畏惧，达到了周密纯粹的境界。汉文帝未必没有惭愧之处。况且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到晚年颇为迷惑于异端，哪里比得上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谋求治理越来越迫切，求取谏言越来越急切，任用贤能越来越勤勉，端正德行也越来越努力。假使汉文帝再在位二十年，不知道又究竟会怎样。古语说：不了解一个君主，就看他的臣子。汉文帝的臣子，大略如前面所说；哪里比得上仁宗初年任用王曾、李迪、吕夷简为宰相，晚年又得到杜衍、文彦博、韩琦、富弼？那些在内外、大小职位上辅佐国家、名重当世的臣子，盛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他们没有被完全任用而留给子孙的，还有吕诲、范镇、司马光、吕公著，都是社稷的卫士。陛下今天承接变乱之后，如果真能得到仁宗时期那样的臣子，不开边衅来玩弄武力，不专图财利来残害百姓，不急于用刑来杀伤士人，不禁止言论、拒绝劝谏来闭塞自己，那么还忧虑什么女真这个小敌呢？这就是《大有》上九所说的“上天保佑，吉祥，无所不利”的时候；这就是《洪范》九畴所说的“常道得以整治有序”的时候。倘若不是这样，使猫头鹰在嘉美的树上鸣叫，使水蛭在清澈的池水中施毒，就像汉朝幸而有皇甫规、张奂担任将领，却不幸有胡广、赵戒担任宰相，其间又有张逊、段珪、曹节一类凶恶宦官充当虎狼；唐朝幸而有郭子仪、李光弼担任将领，却不幸有元载、卢杞担任宰相，其间又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一类凶恶宦官充当虎狼，那么天下大事就完了。这就是《困》卦六三所说“困在石头之间，靠着荆棘，进入自己的宫室，却看不见妻子，凶险”的时候；这就是《洪范》九畴所说“常道因此败坏”的时候。唉！天下治乱兴亡的规律，始终是一条路。像这样，在太平时代，既有英明君主，就会有贤能宰相，能征善战的将臣也自然会出现。臣虽然极其愚钝，却不愿国家只有能将而没有贤相。过去贾谊在太平时代痛哭，是因为忠心不能自胜；阮籍在衰乱时代痛哭，是因为忧虑不能自胜。当今执政大臣中，必定有能够拨乱反正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请陛下为此思量。臣前面所说《大有》上九“上天保佑，吉祥无所不利”，是由于六五的君主“诚信交往，威严可畏，吉祥”。六五爻有诚信，用它来交结天下，最终又以威严使天下畏服，这叫作以德施威，所以能够以一个柔顺的君主任用五个刚强的臣子，使上九得到天地和人们信任顺从的助力，吉祥而无所不利。《大有》的君主因此能够遏止邪恶、发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好的命令。如果邪恶不能遏止，善行也就没有途径得到发扬，又怎能成为《大有》所说的美好天命呢？《大有》一变而成为乾卦，乾德首先在于刚健，随后才说中、正、纯、粹、精。君主的德行，本来应当先以刚健为本，继而达到中正，最后归于纯粹精微；这样一来，天下还有什么难以治理的呢？臣愚昧直言，不知道触犯禁忌，陛下宽赦我的死罪，臣十分幸运。臣前面所说的《朔问》两篇，现冒昧随着这封奏事一并进呈，以备陛下在乙夜阅览，又增加了一层死罪；陛下宽赦我，臣十分幸运。臣说完，冒死拜谢。侍御史胡舜陟论述高丽使者经过各州县造成骚扰的情况说：臣恭敬地认为，汉建武年间，西域请求设置都护来护送侍子，光武帝没有答应；唐贞观年间，高昌王将要入朝，西域各国想全部派使者进献，魏征认为不可，太宗听从了他；这些都是不愿让蛮夷耗损中国。高丽耗损我国已有五十多年。政和以来，高丽使者每年到来一次，淮南、浙东一带不堪其扰；他们经过的地方，州县官私船只全都被征用，驱使村保百姓拉船，一个县有时多达数百人；正值耕田养蚕时节，农业完全荒废。州县提前拘集保丁，常常使他们受冻挨饿、流离失所；沿途的亭馆、寺观，全都要陈设布置，所需物品都由百姓出，官吏督促逼迫，急得像办理军务一样；小吏趁机作奸，百姓无处申诉。又有官府专门为他们设置提辖，事情办完后还要索取财物，州县尤其害怕，便鞭打百姓，向百姓强行征取。因此淮浙一带都说，高丽使者每经过一次，骚扰比遭受盗贼还严重。

译朝廷得到的贡物，全是供玩赏的无用之物，所耗费的却都是府库中的实物和百姓的膏血。近年赏赐尤其丰厚，花费不可估量；仅一路馈赠、宴饮、慰劳的费用，约有数十万缗。高丽人贪图利益，只想多次前来，臣不知道朝廷耗损国力、伤害百姓来接待这些小丑，究竟有什么用呢？其中更有危害重大的地方：他们过去臣服侍奉契丹，如今一定会臣服侍奉大金；两个敌国都能控制他们的生死，而我国却拿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畏惧敌国而不畏惧我国。他们得到的赏赐，听说会同他们交换我国的山川地势、军队多少、财用虚实，往往借机窥探后报告敌人。这样做不只是造成烦扰和耗费，实际上是在养虎遗患，难道不是危害重大吗？臣近来看到两浙路上报，高丽使者入朝，不久就要到明州。臣恐怕又会像从前那样使淮浙骚动，耗损国财。如今圣明的政治焕然一新，正在全部革除弊事，以抚养我们的百姓。伏望陛下以汉光武帝、唐太宗为法，不要让他们入朝，这确实是国家的利益。如果使者已经到达明州，就只命本州递送表章入进，遣返使者。大体说来，高丽入贡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害；对州县中贪赃的官吏和小人有利。臣愿陛下以睿智明察几十年来形成的弊病，以慰藉天下翘首盼望的心情。《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四十七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第三百四十八卷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四裔 宋高宗建炎元年，开封府知府宗泽上疏说：“臣听说，天下是我太祖、太宗开创并统一的天下；历代圣人相继承传，使这个共同贯通的天下更加光辉。陛下承受上天眷顾、受到百姓拥戴，入朝继承大统，本来应当战战兢兢、勤勉不懈，思考把它传给亿万世。为什么突然商议割让黄河以东，又商议割让黄河以西，还商议割让陕地的蒲解呢？这三路，都是太祖、太宗建立基业、安定国命的地方。怎么能轻信奸邪和替贼人张扬声势者的话，竟自行把国土分裂呢？臣私下认为，渊圣皇帝拥有如此广大的天下、四海九州的富庶和亿万百姓。自从金兵再次侵犯以来，他没有任命一名将领，派出一支军队，整治一件兵器，喂饱一匹战马，只听见奸邪之臣早晨进言请求讲和，晚上又献策乞求结盟；只是言辞卑下，只是礼物丰厚，只听敌人的话，只答应敌人的要求。因循拖延超过时日，终于导致二圣流离迁徙，后妃、亲王也流离北去。臣每每想到这场灾祸，正应是天下臣子不愿与仇敌共存的日子。臣料想陛下即位后，必定会赫然震怒，扭转乾坤，明确赏罚升黜，以赏善罚恶，以进用贤能、斥退不肖，以重新建立我朝王室，以复兴我大宋的基业。如今已经四十天了，却没有听说有什么号令来革新百姓。只看见刑部下达指挥，不许把赦文抄传到河东、河西和陕地的蒲解。这难道不是要使人们耳目一新吗？这是想重蹈东晋西迁、最终覆亡的旧路，是想割裂君王大一统的事业，成为偏安称霸的局面。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极其不忠不孝的。他们既然自己不忠不孝，又破坏天下忠义之心，夺去天下忠义之气，使黄河东西和陕地蒲解一带都没有机会尽忠尽义。这是残害自己的百姓。臣虽然驽钝怯弱，也应当亲自冒着箭石，走在各位将领前面；能够捐躯报答国家恩德，也就满足了。臣年老衰弱，实在承受不住这极其愤恨悲痛、激切至极的心情。” 建炎三年，宗泽又上奏，请发给契丹汉儿和本朝被俘百姓公据，作为凭证，说：“臣查考，金人这一族本来是大辽的臣属，从前由于群臣的奸邪谋划，只图眼前利益而互相勾结，败坏扰乱耶律天祚，使金人借助大辽的军队侵犯中国。臣私下考虑，契丹汉儿同我大宋订立盟约将近几百年，实在是唇齿相依的邦国、兄弟般的国家，偶然被金人杀戮掳掠，愤怒怨恨不已，只是因为一时形势所限，无法报仇。如今如果重新订立盟约并互通消息，只要他们回戈同我们合力破敌，一举便可使金人灭亡。臣已经安排雕印文榜、公据，命令活捉的汉儿带去传告，使他们彼此激发。如果契丹汉儿不知道如何行动，金人得知此事，必定互相猜疑离心；这样便可让我们同契丹汉儿合力作战，使敌人的兵势自行分散。本朝被俘的良民，也依此办理，予以晓谕。现将连缀在一起的文榜、公据共三本附在前面。” 建炎元年，开国伯李纲上封事说：“自古以来，边患给中国造成祸害，对付它不过三种策略：和、战、守而已。敌人长驱深入，如果我国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就可以守；敌人不断侵犯，如果我国士卒勇敢、地势有利，就可以战；敌人的气势已经受到震慑，如果我国言辞道理正当、威力强大，就可以和。因此能够守然后才能战，能够战然后才能和。三者虽然不同，最终目的却是一致的。臣不敢远引上古，请借景德、靖康的事情来说明。”宋真宗景德年间，契丹百万军队入侵，朝廷大臣的意见中有人想让皇帝驾临江南和蜀地以躲避敌人，幸赖寇准一句话作出决定，于是皇帝驾临澶渊，渡过黄河亲自征讨。杀死契丹首领达兰之后，敌情震恐，派使者请求议和，宋朝拿出金币三十万，盟约于是订成。这就是景德年间的事情，不只是能够守，还兼得了战与和两方面的成果，所以两国盟好牢固地维持了一百多年，两国百姓都享受了它的利益。到了靖康初年，金人发兵侵犯中原，当时也有人提出避敌的计策，但后来终于坚守城池。敌军骑兵逼近城池，连续攻围多日，双方死伤很多，敌人的气势已经受挫，而我国援军每日聚集，议和并不是难事。” 朝廷中主持谋划的大臣，如果只想摆脱一时的灾祸，而不作长久打算，那么敌人所提出的要求便一概答应。既割让三镇，又把亲王交作人质，还交出犒劳军队的物资，金银钱币、丝帛多得无法计算，是澶渊之盟时的千百倍，而且每年进贡的数目还没有计算在内。有人以死力争，却不能使朝廷改变主意。等到援军聚集很多、士气勇猛锐利，本来可以实行周亚夫困住七国的策略，同金人再次交战；但朝廷因惩罚姚平仲劫寨失败的小挫折，便停止采用用兵的谋划。等金人撤退时，又不再乘机追击，于是使金人志得意满，产生轻视中国的想法。这就是靖康年间的事情，只做到能够守，却在和与战两方面都失败了。此后三镇的军民为国家坚守，朝廷才以保护边塞和陵寝为理由，派使者商议，愿意用租赋代替割地的约定。金人虚与应付，制造事端来侵犯边境，而朝廷仍旧一心希望议和。主持议和的人相信他们，以为和约一定能够订成；凡是想整治军队、装备战守的人，都被说成会危害和议，于是受到阻挠而罢止。敌军将要渡河，朝廷还认为割让河北、河东的土地给他们，再加上衮冕、辂车和尊号，就可以使敌军解围。等他们已经登上城池，朝廷仍被逼着下诏，借口和议已经确定，来拖延、削弱勤王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