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十五

译尧、舜是圣德最盛的君主，天下后世都无法赶上他们；按理说，他们应当任意行事、自作主张才是。然而他们却将自己的意见搁置一旁，听从众人，正是因为认为个人的聪明才智或许有所偏颇，不如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公正。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效法尧、舜，德行超过历代帝王，正要谋划宏远的事业、继承并恢复大业，因此民心的向往或背离不可不察。凡是要建立一件事情而民心不愿意，必定是这件事不可建立；任用一个人而民心不赞同，必定是这个人不可任用。强行违背民心去做，不但没有功效，臣恐怕反而正是危害这件事。臣愿陛下效法尧、舜舍己从人的美德，考察箕子所说谋划应征询庶民意见的话，详察孟轲所说国人都认为贤能的道理；在建立事业、任用人才的时候，广泛采纳公议，屈意顺从民心。民心共同赞成的地方，就是天意所在。能够顺应民心，就合乎天意；用这个原则建立事业，还有什么事不能建立？用这个原则谋求功业，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只在于陛下想要怎样做罢了。戡又请求遴选监司，上奏说：“臣听说，汉代制度规定，部刺史秩禄六百石，地位低于大夫，掌管奉行诏书条令、监察二千石官员；在所辖部内任职时间久了，就举荐为郡守或国相。以地位较低者控制地位较高者，以卑官监察尊官，官秩轻重似乎并不相称。然而当时所派遣的人员，不是御史、丞相史，就是谏大夫、博士，都是朝廷要官。他们曾经在朝廷任职，充分了解皇帝的德意，也知道如何恭敬奉行；曾任要官，素来名望很高，也知道自我爱惜。因此官秩低就乐于求进，赏赐优厚就能勉励建功，所以汉代部刺史多能选得合适的人才。后来改设州牧，官秩正式为二千石，实行不久，功效便逐渐衰落，奸邪不法不能禁止，最终仍恢复旧制。本朝选任监司，大致沿用汉制，多由朝臣担任；即使执政、侍从出任郡太守，也都能防察、按察他们的权力，难道还不算重视吗？近年以来，这种选任渐渐被轻视，往往从现任郡守、通判按资历递升而来，监司不再认真选择，所以他们的名望不足以服众，风采不足以感动人，州县官吏也多轻视他们。辖区内一旦有显贵官员或权要人物，便奔走奉承，唯恐落后；对于职务不修、案件不理、冤屈不能伸张等事，没有人敢过问。” 严重时甚至彼此馈赠往来，互相宴饮追逐；一旦被这些人收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就是监司失职、州县受害的原因。何况川、广距离朝廷最远，所依赖的是外台所寄托的耳目之职：抑制恶行、褒扬善行，收敛奸邪、惠及良民，以符合朝廷派遣他们的本意。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官府上下互相蒙蔽，远方百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申诉呢？如今各路监司不过五十人，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施予圣明慈惠，明诏大臣，选用朝廷要官中有威望、有才干的人，轮番任用他们。这样或许能够使监司选得其人，防察、按察都称职，使州县之间不再有贪暴、偷懒怠惰的官吏，天下幸甚。” 王质上奏论述任用人才的两篇奏疏，其中第一篇题为“不要责求人才十全十美”。臣曾经论说道：圣人任用天下人才，常常使人欢欣鼓舞，心中有自我欣赏、自我奋发的意愿。从最下等的一个小吏开始，逐级提拔人才，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够承担重任，可以为世所用。有才干的人常常想着施展自己的才干，有智慧的人常常想着贡献自己的智慧。一旦有机会可以施展，便意气昂扬、纵情施展，唯恐错过时机而不能发挥。在这种时候，天子安闲地处在上位，而天下人奔走效力于下位。大的事业，人们便为之劳心，以成就大事；小的职务，人们便为之劳力，以完成职责；他们勤勉不息，竭力展示自己的才能，即使终身疲惫辛苦也不厌倦。更严重的，甚至冒着刀剑、汤镬，遭遇患难也不知道推辞。只有那些自认为对世间没有用处的人，才会精神消沉、意志崩溃；即使有才智，日久也会松弛、败坏，直到空虚无用。天下人的才智，可以激发，却不可以压抑。世上的良弓，张弦激发它，一寸长的箭头也可以获得千步远的射势；把弦放松，它就和倒伏的朽木没有区别。所以圣人常常用“有用”来引导天下人；如果使人认为自己无用而自我断绝，那么可用的人才大概就没有了。臣曾经叹息，唐代八位司马都是天下杰出、豪迈、伟异的人才，如柳宗元、刘禹锡等，他们所蕴藏的才华，大概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施展出来。” 因此，他们凌厉昂扬的气概，即使处在忧患深重、形容憔悴之中，仍能从文章议论中显现出来，无法磨灭。他们的精华才智本来锐利而深厚盘曲，却被压低折损，不得已才在荒僻州郡之间显露出来，大概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程异到了晚年又重新振作，于是唐朝的财政用度便充裕起来；这难道可以不爱惜人才吗？臣曾读《洪范》，认为“皇极”之道广大而不狭窄，宽厚而不苛刻；尧、舜、禹、汤、文、武用天下的办法，从这里大致可以推知。为什么呢？“有猷”是有谋略，“有为”是有胆力，“有守”是有志节。有谋略的人能够谋划，有胆力的人能够办事，有志节的人能够坚持建立事业，这些不可不加以考虑。所以说：“你应当念及他们。”不过，有谋略的人有时会流于欺诈而不知道守正，有胆力的人有时会放纵而不知道守法，有志节的人有时会固执而不知道畏惧，这就不是天下共同遵行的中正之道了。不过，只要还没有陷入恶行，也不可不加以接受。所以说：“不合于皇极，却没有陷入罪过，君主就应当接受他。”唉！皇极之道，除了圣人谁能实行呢？荀彧、崔浩、张华、王猛的谋略，杜黄裳、李德裕、张柬之、郭崇韬的胆力，申屠嘉、张昭、窦武、何进的志节，本来都属于拘守一端的人，因有所不足而不能被录用。

译臣听说，从前太祖皇帝以宽宏大度招致天下士人，深知赵普贪婪、曹翰横暴，却包容遮盖，从未在言语神色上显露出来，所以赵普、曹翰都得以成为名臣。雍熙、端拱以后，法律施行越来越详密，责求别人也越来越严密；这种弊端发展到今天有两点：一是记住过去的过错，不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二是记录一时的失误，却不考察他后来的成效。况且天下士人，谁能没有凭借关系而进用的经历呢？陛下把天下的权力交给宰相，凡是取舍、升降都出自宰相之手，而如今议论者却说：“某人是前宰相的党羽。”臣愚昧，不知道谁不是宰相的党羽呢？既然已经斥退其中最突出的人，其余的人就可以磨炼洗涤，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所以臣认为不如抛开旧过，开启新的表现。一个人偶尔有一次言语不当，或一次处置不周，即使大智之人也难免，何必在这些地方一铢一两地计较呢？如果事事精细计量，从公卿大夫以下直到州县的丞、尉，才德有所残缺而不能完备的人就会非常多，不能一两个地数清。所以臣认为不如略过一时的失误，而责求他日后的成效。天下的形势，关键只在于使轻重两方面都适合而达到平衡。台谏官列举善恶的事实，呈给天子；天子权衡善恶的适宜程度，安排士大夫，因此才能使轻重的形势保持平衡。” 为什么呢？台谏官列举善恶事实并以公心处置，所以人们没有邪念；天子权衡善恶的适宜程度并以宽恕之道施行，所以人才不会被遗弃。这就是所谓并行而不相互违背。不过，臣的主张不适用于大奸大恶之人。第二篇题为“不要拘泥于固定制度”。臣曾经论说道：“圣人对待天下，只在于自己不对别人抱有必然的要求，而别人却不能不对自己有所期待，因此天下人都只能听从圣人。为什么呢？我要求别人一定做到，权力就在我手中；别人要求我一定做到，权力就在别人手中。君主让天下奔走效力的凭借，就是权力。如果把让天下奔走效力的工具交给别人，那么想富贵的人就能富贵，想显贵的人就能显贵，如同拿着契券来取偿，形势上不得不答应。按照每个人的欲望都满足他们，那么我的富贵是有限的，而他们的欲望没有穷尽；放置不理而不答应，他们心中就会喧然不平。浮躁的人便把怨怒表现在神色言辞上，宽厚的人也不免叹息郁闷，一天都不能消除这种念头。他们认为天子的爵禄本来就应当赐给我，而我本来就应当得到。依仗必定会给而实际上不给，便认为天子吝啬；算定必定能得到而实际上没有得到，便认为天子不公。因此君主常常背负天下的诽谤，而天下人也多不能尽力为君主效劳。圣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不被天下人的私情牵引，而依从天下的公论。天下人的私情，谁不想富贵？圣人却一概用公论来衡量，必定先看他是否有应得富贵的道理，然后才把富贵的资助赐给他。” 所以，得到的人心中释然，能够自我安慰；没有得到的人也会感到惭愧，能够自我反省。自我安慰，是使那些得到的人符合天下人想要有所作为的愿望；自我惭愧，是激发那些没有得到的人奋发有为的气概。臣曾读《西汉百官年表》，认为汉武帝的规模法度本来不如古代帝王纯粹，但他驱使和任用天下人的办法，都是圣人不明言的高妙策略。张欧任中尉九年后才升迁，而寗成任职四年便升迁，韩安国任职一年便升迁；商丘成任大鸿胪十二年后才升迁，而田千秋任职一年便升迁，田广明任职五年便升迁。因此臣认为，汉武帝任用人才，不能用升迁的迟速来推断。汉代制度规定，宰相职位空缺，就从三公中选取；三公职位空缺，就从九卿中选取。然而石庆去世时，御史大夫本应升迁却没有升迁，反而由太仆公孙贺得到宰相之位。公孙贺去世时，御史大夫商丘成本应升迁却没有升迁，反而由涿郡太守刘屈牦得到宰相之位。御史大夫延广被罢免时，应当升迁的九卿很多，没过多久却从济南太守王卿中选取。御史大夫公孙弘任相时，应当升迁的九卿很多，没过多久却从河东太守番系中选取。因此臣说，汉武帝任用人才，不能按照官职次序来推测。汉武帝把爵禄看作自己的权力，却使天下人只能凭意揣测。如果让人们揣度形势、窥测君主心意，那么爵禄的权力将被分割，归还到天下人手中。因此他向天下人显示不可预知的端绪，又用无穷无尽的线索引导他们，使天下人只知道爱戴他、替他效力，竭尽力量，最终却不敢在其中有所贪求、羡慕和要挟。这正是汉武帝成为雄才大略之主的原因。近来大臣议论说，担心在朝廷任职的人，任职几个月就悄悄产生想要升迁的心思；任满一年，就急切地产生必定要升迁的念头；再稍微拖延，就喧嚷着不能继续留任。因此往年的诏令规定明确的年月，作为迁调的期限，说是要挫折急于求进者的心。又担心在朝廷任职的人不衡量资历深浅、不估量地位高低，无缘无故要求升迁，得到不应得的职位而不感到惭愧，也不谦逊。因此往年的诏令按照资历次序制定升擢的标准，说是要堵塞侥幸进取的道路。这两件事，用意确实很公正，名义也很美好。然而臣所担忧的是，士大夫对朝廷的爵禄抱有必然取得的要求，而朝廷又自行打开了让他们必然取得的门户，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天下的事情本来不能制定这种必然如此的说法；制定了这种说法，人们就会产生必然要得到的心思。” 如今如果要使人尽力，就先告诉他说：走完一百里给你一百金；但还没有走到一百里，一百金当然不能得到。等走到一百里，即使是跛脚蹒跚的人，也没有办法拒绝给他一百金。这种办法起初是想招致有力量的人，最终却连跛脚蹒跚的人也无法拒绝，正是把事情规定得必然的过错。为今天的计策，不如把人才才能的优劣、功绩的高低综合考察，使废置、任用、赏赐、夺职等决定，交错地出现在既定制度之间；让天下人知道大致方向却说不出具体规律，说得出规律却无法据此议论，然后才能深深使天下人心悦诚服，招致天下人的力量。假如天子的爵禄可以按年月逐步取得，资历次序又可以保证得到，那么即使儿童也都能预先推算出来，又怎么能够用它来鼓舞天下人呢？”

译质又上疏论述驾驭臣下不要把恩惠施尽，说：“臣曾经论述过，圣人使天下人服从，只在于自己不对别人有所期待，而别人却不能不对自己有所期待。因此，才能鼓舞天下才俊豪杰之士，使他们奔走劳苦，终身不感到厌倦。天下才俊豪杰之士为什么愿意奔走劳苦、终身不厌倦呢？因为他们有深切仰慕却不能立即取得的东西，有可以取得的方法却没有必然取得的道理。想进身时有所阻隔，想退身时又有所不忍。只要圣人默默地对他们顾盼、皱眉或微笑，天下人便争先恐后地为圣人效劳；而圣人神色淡然，始终不曾向天下人有所求。假如天下才俊豪杰之士稍微有一点长处，便凭借所学来要挟君上，显得气势轩昂，自以为天子一天也不能没有我；天子也满怀期待，只顺从他的欲望，甚至自以为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这个人。天子认为天下一天不能没有这个人，那么这个人也会认为天子一天不能没有我。这样一来，即使黄帝、尧、舜也不能号召天下了。唉！天下确实不能没有才俊豪杰之士，却不能让他们失去进取的机会。所以圣人驾驭才俊豪杰之士，防止过度使用恩惠，而依靠使用法度来取信。” 大体上，是要让他们认为我对他们的依赖很轻，而他们对我的依托很重；我可以没有你们，而你们不能没有我。然而圣人所凭借、所依赖的东西非常重要而不能轻视，这就叫作掌握时机。从前高祖以平民的微贱身份突然起兵，与秦、楚争夺天下，所借以作为心腹、臂膀和爪牙的，只能依赖少数几个豪杰。然而高帝对功劳一铢一分地计算，从未用什么办法使他们的内心获得极大满足。攻下某城，就得到某地；击败某个敌人，就赐予某种爵位；否则终年不升迁。即使把齐国全境授给韩信，仍然迟迟不肯给他。高帝并不是有所吝啬，而是认为官爵总有用尽的时候，土地总有分完的时候。他还要使那些终有穷尽的东西常常好像没有穷尽，终有用完的时候常常好像永远用不完，使豪杰之士彼此在无穷无尽之中周旋曲折，而自己不知道其中的限度。这正是高帝善于统率将领的原因。唐明皇宠信一个安禄山，使他从营州都督经过十次升迁而至宰相，又使他从平卢一军扩充五次而兼领三道兵力。安禄山的才能尚未用尽，而爵禄已经给尽了。臣听说，驯鹰的人，搏击的权力在鹰，饮食的权力在人。因此鹰对于人，常常不吝惜自己的搏击力量。” 鹰用搏击的力量来换取饮食的资粮，而人对鹰总是十分珍惜饮食的资粮，以此求取鹰搏击的力量，之后才能使用鹰。有些浅薄的人，战战兢兢，只怕鹰不能使用，就把雉、兔、鸡、鼠每天摆在鹰面前；这样一来，鹰不振翅飞走的很少，又怎么能让它竭力搏击呢？唐明皇对安禄山，就是养鹰却把它喂饱了。臣曾经论述，安禄山的叛逆谋划在天宝中期已经萌发，然而他一直隐忍、蓄养势力，等到爵禄用尽之后才发动叛乱。因此役使天下豪杰之士，必须使他们的才能可以施展不尽，而我的爵禄却不能用尽。如今任大将的人，平常无事时，不过替天子统领会集的士卒罢了，并没有攻城略地的功劳，也没有出生入死的劳绩，却无缘无故升某一阶、加某一职。如今担任大将的，大多已经不是小官，若不断按这种方式升迁，不到几个月就可以达到人臣的最高地位。从前曹彬攻克江南，太祖皇帝珍惜一个节度使的职位，没有立即给他，恳切地挽留着，等待巴蜀平定。狄青在交、广驱逐侬智高，议论者想以枢密使宠任他，只有宰相庞籍借口西北还没有平定，说以后再有大功拿什么赏赐他？这都是因为他谋划深远，认为宁可使功臣常常有所不足，也不可使他们自以为富余而安逸自满。如今无缘无故就把爵禄用尽，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天下从来没有永远平缓而没有紧急的时候；在平安无事时把爵禄用尽，那么到了有事之际，凭什么来驱使他们呢？臣担心他们的才能还没有用尽，爵禄却先用完了。枢密院检详文字李椿上奏说：臣仰见陛下早起晚睡、废寝忘食，振奋精神寻求治理，亲自掌握权纲，进退人才，本应使内外都安宁，迅速达到至治，以符合陛下焦心劳神、谋求恢复的志向。然而外部却是吏强官弱，百姓的意愿不能伸张，田野没有得到开辟，物价飞涨，州县困窘匮乏，百姓穷苦，游手之徒不能收敛，盗贼时有发生。内部则君主在上面劳苦，臣下在下面安逸，百官苟且偷安，多为自身谋划；正直的言论听不到，彼此因循迁就成为风俗，命令屡次更改而不能合宜。这是什么原因呢？臣愚昧地私下认为，陛下身边没有谋划国事的心腹大臣，治国规模也没有确定的计划，所以百官苟且因循、互相迁就成为风俗，是因为不了解陛下的治国规模；命令屡次更改而不合适，是因为陛下身边没有替陛下谋划政事的心腹大臣。陛下并不是不寻求谋划国事的心腹之臣来谋求至治，大概只是寻求却还没有找到这样的人。然而朝廷中有许多士人，天下如此广大，难道会没有足以为国家任用的人吗？臣愚昧地私下认为，陛下用人，提拔时想求快，罢退时却没有尽到礼数；因为提拔过快，所以很多人不能胜任其职。”}], 罢退时又没有尽到礼数，那么真正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就会隐没而不肯出头。臣愚昧，希望陛下审慎选择这样的人来任用。陛下听说某人贤能，就把他安排在身边，同他谈论天下大事；他分析问题流畅透彻，固然容易看出，他迟疑不决，也同样容易看出。陛下了解他的才能，再考察他的操守，观察他的志向趣味，这些都逃不过圣明的鉴察。既贤能又有才干，就同他谋划治理天下的一定规模，使百官知道趋向，不敢苟且，内外弊坏的风气便都能不劳而变。陛下谋求治理的心愿也就实现了。臣是疏远卑微的小臣，只知道竭尽忠诚，不知道避讳，冒犯妄言之罪，惟愿陛下宽恕我，以便招来忠直正言，天下幸甚。李椿又在转对时说：臣私下认为，人才不可不选择，天下本来并不缺少人才，只看如何培养造就他们。陛下即位以来，收罗任用人物，多出于亲自擢拔；直到郡守、监司、兵将官，入朝辞见时都命令他们面见陛下，大大开通进言的道路，即使微贱之士也都能议论政事。陛下从未嫌烦，焦心劳思以谋求治理，本应使朝廷众多士人尽忠竭力，共同办理国事，使四海安宁，让陛下安坐而无为、不劳而治，这样才对。

译近来泛使到来，没人测知他的意图，从大小臣僚直到平民，全都心怀疑惧，却没有听说有一个士人为陛下谋划；台谏官和侍从也都闭口沉默，袖手旁观。幸赖陛下圣明独断，自有办法使人心服，民情才安定下来。享受陛下高爵厚禄的人不可谓不多，但一有小事，却没有人能给予丝毫帮助，这难道不是人才缺乏吗？至于州县财物缺乏，本应向漕司申报，由漕司调度有余以补不足；漕司不足，就应向省部申报，由省部拨补足额即可。至于烦劳陛下派遣中使宣问，又差遣奉使核算，往来数月，仅仅能够罢免一个人、换用另一个人；况且各路数百州逐一烦扰圣驾到如此地步，这难道不是人才缺乏吗？先儒认为，上天一代所生的人才，自然足以办完一代的事情。如今不是没有人，只是没有让他们担任适当的职务。为什么不能任职？是风俗造成的。什么风俗？就是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陛下亲自掌握权纲，这是圣明君主应做的事。比如近日陛下驱逐台谏官、罢免执政，可以消除朋党、打击奸邪、整顿纲纪、保全善类；群臣没有不佩服陛下英明果断的。这就是所谓亲自掌握权纲，如此而已，可以这样做。如果是核算州县的收入支出、查察小臣的细微罪过，臣希望陛下不必亲自费心；只要提纲挈领，处理大事，那么小事没有不随之得到处理的。臣还希望陛下严禁臣僚游走于权幸亲近之人的门下。作为士大夫而往来于近幸之门，臣知道陛下一定深恶痛绝。然而形势有时会使人这样做。陛下常常厌恶迂腐的儒生，又厌恶被巧言谄媚的人蒙蔽，以致陛下在进退人才时没有可以取信的依据，便必然寻求秘密察访的办法。若要秘密察访人，又不从亲近身边的人入手，还能从哪里了解呢？因此，有人获罪而不是由中书省决定，便有人认为是近习之人察知后所致；有人升进而不是由中书省决定，便有人认为是权幸之人推荐的。未必确实如此，但万一确有这种道理呢？谋求进身的士人不知义理和命分，只求升进；有的用财物行贿，有的用谄媚奉承，彼此结交依附，渐渐形成风气，人才因此萎靡。臣仰见陛下圣明的朝廷，却亲眼看到这种风气，实在痛惜。臣是流落的寒士，孤单无援，本来没有才术，却侥幸受到陛下擢用。如今已经六十四岁，疾病缠身，来日无多；如果有所见闻却因为畏惧忌讳而不说，就是臣辜负陛下的恩遇。臣一片恳切之心，没有办法上达圣听。如今借转对的机会，得以表露愚诚。臣又希望陛下选择有众望、肩负重大道德声望的人来提拔任用，使这些道德高尚之士负责进退人才、评议得失，他们一定不忍辜负陛下而任凭私意行事。以公道任用人才，以名节选取士人，那么士人的风气就会振作，人才也会涌现。晋琅琊王刚渡过长江到达江东时，王导等人因为当地没有有声望的人归附而忧虑，所以收罗东土有声望的人，任用顾荣、贺循、纪瞻、卞壸这一类人，终于能够建立国家。人望是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忽视呢？那么怎样知道谁是具有重大道德声望的人？从唐明皇任用宋璟，以及宋仁宗任用富弼的做法来看，就容易知道了。臣狂妄浅陋的言论冒犯天威，即使处死也罪有余辜。臣承受不住战栗恐惧，恭候治罪，伏请陛下明察。李椿兼任检正，请求擢用北人，上奏说：“臣愚昧平庸，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却屡次蒙受陛下亲自擢用。廷对时，亲耳承受陛下的玉音，知道陛下因为我是北人而召用我；臣因此承蒙陛下特别明察的知遇，也知道陛下没有忘记恢复中原的志向。臣仰见陛下想任用北人，难道不是因为北人的性情大多忠诚朴实吗？难道不是厌恶倾险机巧的人吗？既然要进用忠实之士，臣本来就应当以忠实来侍奉陛下，不敢求取奇巧、图谋迎合，以希求官爵，希望能够稍微符合陛下任用北人的根本用意。臣私下想到，太上皇帝当初南渡、处境艰难之时，任用吕颐浩，他能够诛杀逆臣、击破群盗、扶持宗社、建立纲纪，可以说有大功劳。后来叛臣借助敌人的势力侵犯淮甸，太上皇帝任用赵鼎，派遣诸将击破敌军，之后国势张大，宗社巩固，天下人一致归附敬重。这两位大臣都是北人。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位大臣，绝不一定能建立这样的功业。自从这两位大臣被贬退、废弃或去世以后，他们的家族都破败离散，在朝廷任职的北人几乎没有了。何况北人南来至今已经五十年，现存的已经不多；近年归正的北方人士，也屈指可数。况且北人的性情大多质朴耿直、孤立无援，让质朴耿直、孤立无援的人处在机巧奔竞的风波之中，他们怎么能够立足呢？” 他们不只是不能立足，臣还担心一定会有人因此受害。又有一些流落失所的人，饥寒切身，仰赖他人生活，设法求取进身的机会，已经不再具有北方人直率朴实的气质，这一点不可不察。因此，陛下虽然有任用北人的心意，却还没有办法完全符合圣心的愿望。臣曾听说，晋琅琊王刚渡江到江东时，王导等人因为当地没有有声望的人归附而忧虑，所以收罗东土的名望之士，任用顾荣、贺循、纪瞻、卞壸这一类人，终于能够建立国家。臣愿陛下兼收并进，只任用贤能，只尊重道德，不必明白显露想任用北人的意图，这样或许既不失东南士人的人心，也足以保全凋残流落的北方人士。如果确有像吕颐浩那样刚强敏锐、具有才器的人，像赵鼎那样学术正直方正的人，愿陛下尊重并任用他们，然后才能称得上符合陛下任用人才的心意。伏请陛下明察。” 李椿兼任尹京，又上奏说：“臣听说，汉代陈平以智慧著称，而不是以德行著称。他担任宰相时，对刑狱、钱谷之类的询问不作回答，号称懂得宰相的职责，所以能够成就不世之功。唐代所称的贤相，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崇、宋璟，他们都卓然显著，世人耳目皆知。如今称赞房玄龄、杜如晦，不说他们的功劳盖世，而说他们所举荐任用的都恰当，所以反而没有什么个人功劳可以称道。姚崇推荐郎官、属吏时，唐明皇抬头看着他而不回答，认为谈论郎官、属吏不是宰相的职责；姚崇听后叹服，后世称赞他懂得职分。宋璟从南海来到京城，不与中使交谈，当时人们因此归附敬重他，直到今天仍然使人肃然起敬。不只是这五个人有才能，也是因为汉文帝、唐太宗、唐明皇任用人才得当，所以才能成就刑措、贞观、开元之治，并不是偶然的。臣仰见陛下圣明睿智、仁慈明察，向上希望达到尧、舜的境界，远远胜过汉文帝、唐太宗、唐明皇。十多年间，陛下焦心劳神谋求治理，亲自掌握权纲，三位帝王的勤于政事还不足以比拟陛下圣德的万一；但考察实际治理成效，却还没有达到汉、唐全盛时期，这是为什么呢？君主在上面劳苦，臣下在下面安逸，天下的事情没有负责办理的人，所以用力很多而显现的功效很少，原因就在这里。臣每次从远方来，与士大夫相处，听到的只是谋求个人得失、升降的计策，很少听到忧虑国家、关怀百姓的话。”

译他们把奉公办事的人看作不合时宜，把诚实真实的人看作愚笨，日久形成风气；上下都苟且偷安，所以政事无论大小都要等陛下亲自决定，人才无论有无能力都要等陛下亲自安排升降。甚至连收支出纳这类琐事也要烦扰圣躬，士大夫只知道谋求升进，不再把国家的治乱放在心上，所以还没有达到至治。《易》说：“君子处于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忘记灭亡，天下安治时不忘记动乱，因此自身得以安宁，国家也可以保全。”享受君主俸禄，却不把这些道理放在心上，哪里配做士君子呢？臣愚昧，希望陛下告诫大臣，警戒百官，使他们都不要忘记圣人的戒言，明白安危、存亡、治乱的道理，尽心履行臣下的职责，各自恪守本职，不要劳累君父而谋求自己安逸，共同辅助圣明的政事，使国家日益达到至治，天下幸甚。李椿又说：“臣听说晋室南渡时，王导确实辅佐了它。刚到江东时，他深深把东南地区的民望放在心上，所以收罗顾荣、纪瞻等人而任用，因而能够建立国家。南北虽然分裂，却能够保全正统，正是因为得到人心。臣仰见国家仁厚的政策深入民心，虽然遭遇艰难阻隔，人心仍不忘归附仰戴，远非东晋可以相比。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没有一天忘记中原，所以勤勉不懈地把人才放在心上。对于中原人士，尤其加以选拔；像臣这样愚昧的人，也承蒙特别恩遇，连续得到越级提拔。臣仰体陛下的圣明考虑，认为北人的禀性大多忠实，所以收用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忘却自身、为国尽力，以谋求建立治国的完备措施，陛下的恩德实在深厚。臣想到自己生长在河朔，天性愚拙，流寓江湖五十多年，常常感叹人才难得，大概是因为士人的风气没有振作。愿陛下只按才能任用，不拘泥于南北；何况北人来到这里已经五十年，剩下的人不多，何况陛下两宫身居南方，不可不牢固团结北方人的心。臣之所以敢说这些，是因为没有私嫌。即使在承平全盛之时，北人在朝廷任职，尚且因为疏直而不能施展志向，何况如今北人已经绝无仅有；陛下即使想保全他们，反而正使保全他们更加困难。” 这就是臣痛心疾首的原因。愿陛下深思远虑，依据公议选取人才，不要取用结交之人；信任忠实之士，不要取用诡诈随从之人。这样或许能够逐渐改变士人风气，使真正的人才成批出现，不必担心他们不能辅佐圣明时代、谋求达到至治。”臣惶恐不胜，恭候治罪。卫泾上奏论述人才的奏疏说：臣听说，君主统治天下，能够与他共同建立功业的，所依靠的只有人才。然而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储备不广泛、平时不培养，却能够满足大有作为需要的情况。臣仰见陛下即位已久，对当今天下的人才已经广泛观察、十分熟悉了。陛下认为人才果真有余吗？还是果真不足呢？如果认为不足，那么朝廷内部、郡县外部以及各司各府，在任官员人数齐备而没有缺额，等待选用的人又多出数倍。若认为有余，那么官员因循度日而职务不能完成，精神委靡、随从世俗而士人品行不能修养。执政大臣在朝廷谋划恢复，左右侍从在近臣之列参与议论思考，都是陛下亲自信任、委任的人，这不是臣这种疏远卑贱之人所能了解的。至于当世知名之士、一时被陛下记取的臣子，也都是陛下往日特别选拔、登记任用的人。陛下也曾对此认真考察过吗？那些能够自任重责、辅导君德，不拉拢亲旧作为党羽，不遗弃疏远之人而导致错误任用，足以承担心腹重任的，有几人？能够直言正色，分辨贤能与否，致力于顾全大体而不苛责细节，致力于振举纲纪而不观望风向，足以担任耳目之职的，有几人？” 能够持节巡行、刺举官吏，肃清所辖地区，不结交权贵要人来推销自己，也不借助孤寒之士来显示公正，足以担当朝廷派遣之重任的，有几人？能够劝导督促农桑，使百姓安居乐业，不姑息迁就以求取声誉，不肆意贪暴以残害百姓，足以称职地承担牧养百姓责任的，有几人？一旦边疆发生警报，紧急军书交相驰传，能够临机判断敌情，弹压三军将士，以威名、声望和德行镇抚内外人心，足以应付缓急需要的，有几人？陛下圣明在上，像天地一样涵养育成万物，臣不敢说完全没有这样的人。可是臣听议论者说，如今的士大夫追逐利益而不顾道义，爱惜虚名而不务实；习惯圆滑成熟便称为懂得体面，稍微知道激昂奋发便指责为惹事生非；公正清廉、刚直明亮的人孤高不合群，处境困苦；阿谀逢迎、取悦他人的人却常常拘谨卑琐地自我推销；忠诚笃实的人被认为迂腐空疏而遭疏远；贪婪鄙陋、谦卑怯懦的人却凭侥幸钻营而得到升进。因此气节衰败而不能树立，风采消磨而荡然无余；庸庸碌碌地垂着衣带，默默无言地占据职位，无论大小，完全一样。先来的人冒受宠遇而不知羞耻，后来的人效法前者，又有什么顾忌呢？贾山说：“士人在家中修养自己，却在天子的朝廷上败坏自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风俗已经形成，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 何况邪僻的门径还没有堵塞，群小之徒争相奔走，馈赠贿赂公然流行，托人请托、求情索取没有满足，攀附权势、追逐声气，希求宠幸、争夺荣华，陛下甚至已经如此了。陛下虽然有至公之心，却仍被毁誉的偏私牵制；虽然有明察之见，却仍不免曲意顺从人情；邪正的辨别没有完全昭彰，是非的评议也没有完全公正。这对于败坏风俗、阻挠毁坏人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愿陛下发扬光明的圣德，从内心奋发振作，思考国家形势为什么没有振兴，思考人才为什么没有振作；扩大荐举贤能的道路，必须是贤能之人然后任用；完善任用贤能的办法，不让不肖之人夹杂其中；堵塞邪曲不正的门路，时常作出非常的决断，尊崇奖赏刚直敢言之士，那么沉默苟且的风气自然会改变；简拔安静退让的人，浮躁求进的人自然会远离；扩大宽容的气度，不要怀疑臣下是为了求取名声；培养敢于进言的气概，不要使臣下心怀获罪的恐惧。人才储备一天天扩大，培养一天天深厚，风俗大为改变，贤能之士成批出现；一旦取用他们、量才任使，都将任凭陛下的志向。如果还说人才不足，臣不相信。将会看到君主威势因此隆盛，国家体制因此稳固；静止时足以增强根本，行动时足以恢复疆土，什么弊病不能革除，什么事情不能办成，什么功业不能建立呢？”},{ 只希望陛下留心审察，这哪里只是臣一人的幸运，也是天下人的幸运。

译泾缴就徐柟祠禄一事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御史是朝廷的耳目，其职责关系到朝廷的纲纪；只有做到没有私心，才能体察国家大事、端正自身，这样才可以约束别人。一定要振作并发扬风采，磨炼操守、严守防线，然后风宪才能尊严，各级官员才能整肃。臣伏见朝奉郎徐柟一向缺乏声望，却错误地承受了简防〔原文疑误〕。自从近来进入御史台，凡是他所论奏的事情，大多不能满足、堵塞众人的期望。他弹劾翁防时，反而被▯上章诋毁〔原文缺字或OCR疑误〕，指责他所说的话全都夹杂着个人私意。徐柟虽然苦苦申辩了多次，最终还是无法为自己解脱。见识明白的人本来已经讥笑他使御史台蒙受羞辱，按理应当引咎退避，他却安然自处。后来苏师旦败露，他与人交通往来的踪迹更加明显，舆论十分喧腾，这也已经可以用来议论他应当去职还是留任了。然而徐柟忍受羞惭留在职任上，好像没有听见、没有知道一样，几个月以来一点建言和作为也没有，日夜只希望得到升迁擢用。他这样风采消磨，防耻之心和为官之道都丧失了，难道还足以称任陛下纠察惩治的职责吗？近来因为纵容亲戚贩卖私酒，暨塲务〔原文词义不明〕捕获的私酒动辄以千计，交付有关官司办理，公开依法处理本来就可以了。他却竭力加以庇护，甚至放任仆役厮徒相互争夺喧闹，城中人聚集围观，请托守臣，一定要把他们释放，事情终于传到了皇帝耳中。陛下委曲保全事情的体面，仍然颁下任命他到郡中的命令。如今又因他称病，请求退职，便授给他祠禄。陛下用来对待徐柟，可以说已经很优厚了；可是徐柟不爱惜自己的名节，上负陛下，长期尸居要职，败坏了御史台的纲纪。如果不把这些情况明确说出来，臣实在担心朝廷内外都不知道其中缘故，反而怀疑陛下轻率罢免台臣，使圣德受到牵累。臣愚昧，想请求陛下明断，将授予徐柟祠禄的指挥特意赐令停止，使他能够遵循此事反省自己；这样或许上可以彰明陛下黜退和升用官员的公正，下可以消除士大夫对于此事的疑惑和议论，臣不胜庆幸。臣虽一时暂代其职，不敢隐瞒不言、荒废职守，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读〔原文词义不明〕，谨将此事记录上奏，报告陛下。泾又把兵部郎官刘炳被任命为江西提举的任命文书退还，上奏说：“臣私下认为，常平使者的职责，是分掌一道之内巡察举劾的权力。过去先朝选拔任用这种官员特别慎重，在外任职，必须在各郡中政绩列为最优，考核优异而有治理声誉；在内任职，必须勤勉供职于郎省，朝廷任职的事迹著称，然后才参与这一选任，这就是为了防止越级擢用。倘若任用的不是合适人选，公论是不会放过的。臣看到新任命的江西提举刘炳，曾在偏远州任试职，资历声望都很浅薄，却因攀附关系被召回，于是列入朝廷官员之中。后来又因宣司征辟，任为谘议，越级进入郎官的选任，以此荣耀他的出行。但刘炳天性昏暗愚钝，才干和技艺都很疏浅，任职在辅佐赞助，却几乎没有报效。处于进退之间，按道理应当自己审察，只是刚进入兵部任职，便安然居处，物议沸腾，于是谋划自己的去留，又侥幸求得使节之职，终于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他请求外任的奏章，丝毫不知引咎自责，还说自己并非不想奔赴职事、建立功劳，竟敢说这种大话，欺骗蒙蔽众人的听闻。学士大夫应当懂得礼义，防止以廉耻为耻、言行不顾，难道可以这样吗？即使朝廷宽大，不想加罪于他，使他体面离去，也已经是幸运了。何况刘炳任丞职不久，任郎官也才几天；凡是郎曹中任职资历已久而离去的人，也不过得到节度使之类的使节职务，他本应受到幽黜，却反而被破格擢用。别人可以置之不问，刘炳自己难道就不知道惭愧吗？” 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特地下达英明裁断，将刘炳新任江西提举的指挥特赐停止，同时给他一个等待职缺的州军差遣，这样既可防止朝廷不至于给予过分优待，刘炳接受后也可以心安，正是保全他进退之节的办法，臣不胜庆幸。所有录黄，臣不敢签署施行，谨抄录上奏禀闻。” 卫博上殿札子说：臣听说，人主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负责大臣的进退；大臣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辅佐天子，使百官进退。在朝列中的臣僚，有一个贤能的，把他的情况报告给皇上而进用他，可以；有一个不肖的，把他的情况报告给皇上而黜退他，也可以。知道贤能而进用，知道不肖而黜退，这就是大臣的职责。近世以来，朝廷的议论，对于进用贤能的事还常有所闻；至于黜退不肖之人，却从未听说过。有人职业不修，品行义理不能立身；有人凭琐碎事务冒进；有人贪婪奸邪而培植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弹劾奏上，没有诏令发下追问申明，那么就有清议不加以评议、宪章不能加以惩治的情况。这种因循沿袭的风气，已经由来很久了。圣人在上，朝廷清明，大小臣僚无不精诚洁白，以承奉美德，本来不容许不肖之人混杂其中。然而大臣辅佐人主、进贤退不肖的职责，难道可以有偏废而不举的弊病吗？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明诏在朝廷的臣僚，各自恭敬地办理自己的事务，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专一自己的心志，使几位大臣精心校核、审慎考察，以发扬进退人才的职责。这样，贤能与不肖的区别就不至于混淆，真正有才干能力的人迅速脱颖而出，从而上面可以符合陛下振作精神、求得治理的意愿。” 卫博又上札子说：“臣听说，人人都有能做的事，也都有不能做的事。羿的射术精妙，却不能胜过秋的棋艺；造父驾车的本领高超，却不能承担乌获那样的重任。雕刻冰的人不能让他雕琢玉石，刻削朽木的人不能让他钻凿坚硬之物。瞽者掌乐，刖者守门，宦官守宫，即使圣人也不能废弃他们的用处；夔掌乐，垂掌工，皋陶掌理政，即使大舜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职任。量才授职、因事设官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如今做官的人，从一命之官直到公卿，从鞭笞刑罚、处理文书直到考究古代礼文之事，没有不想专擅其所长的。假如只凭一门技艺自我标榜，凭一种才能自我推销，不仅自己的心里会因不能满足而不安，别人也必定轻视他。这就是古代设置官职而万事得到治理，后世设置官职而万事反遭败坏的原因。现在却还叹息人才不足，那也就太过分地诬蔑天下士人了。臣仰望陛下焦心盼望治理，虚心任用人才，士人只要有一点长处，陛下从未不加以录用。舜之所以成为舜，陛下大概已经得到其中的道理了。虽然如此，张汤任御史大夫而仍兼管审理案件，刘晏身为宰相而不辞去盐铁、度支之职，这只是汉唐的近事。堂堂圣朝，难道一定要沿袭旧有轨迹，反而甘居古人之下吗？” 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下诏给执政大臣：不要要求人具备全部技能，不要强迫人去做他不能做的事。熟悉典章制度的，就让他任职台阁；善于调节财政盈余与亏空的，就让他主管国家财计；审理案件的必须是精通法律义理的人，分掌一方军政的必须是有智谋勇略的臣子。录用人的长处，防止其短处，长期任用并责成他取得成效，将会看到百工兴盛、各项政绩成就，功勋超过三代之上。”

译侍御史王十朋上奏说：“臣听说，古代作为百姓师帅的人，能够用德行感化百姓，百姓就以做盗贼为可耻；能够用威势使百姓服从，百姓就不敢做盗贼；能够用智谋使人屈服，就可以除掉一时的盗贼。三者都没有，又凭什么做百姓的师帅，与天子共同治理天下呢？臣私下看到，广南的盗贼和海寇长期没有被消灭，使圣上忧劳，恐怕是因为帅臣、守臣没有用对人；既不能使他们感怀恩德、畏惧威势，又没有智谋策略去剿灭他们。朝廷不追问造成祸乱的原因，不惩罚他们失职的罪过，反而升迁他们担任大藩，因而长期任用，也可以说是刑罚失当了。臣私下看到，知明州韩仲通不能防御海寇，以致昌国、定海等县都遭受他们的祸害，海上交通也因此断绝。起初有人捕获海寇，韩仲通却跟着把他们放掉，于是导致海寇势力更加炽盛。昌国县令曾向郡府献计，韩仲通却突然置之不听，四明人无不咬牙痛恨。朝廷既不罢黜他，反而任命他知绍兴府。韩仲通连一郡都治理不好，难道可以主管大藩、统领一路吗？知静江府俞良弼不能平息雷化一带的盗贼，以致祸患蔓延开来，二广因此骚动不安。运使邓酢采用防备吉州茶商的办法来擒获凌钺，俞良弼嫉恨邓酢，便把邓酢和茶商等人的功劳都不上奏，导致茶商愤怒地聚众呼喊而起事，凶党数千人攻陷州县，杀戮官军，守臣中还有人因此死亡，势力正极为猖獗。” 朝廷不能纠正俞良弼的罪过，反而因此长期任用他，怎么能使这些宵小盗贼立即消灭呢？韩仲通是刻薄的小人，从前做过秦桧的鹰犬，他的罪恶在弹劾奏章中已经充分显露，臣不再加以论列。议论的人还说他有粗浅才能，可以任用驱使；等到他治理四明，最没有什么好政绩，只是一味使用公帑结交党羽援助，海盗猖獗，却完全没有计策，这样他的才能也可以看出来了。俞良弼虽然没有韩仲通那样的罪恶，但听说他年老昏聩，不能办事。何况二广距离朝廷最远，百姓所依靠来维持生计的，只有师帅之臣。俞良弼作为大帅，而盗贼如此充斥，凭什么使远方百姓安定呢？臣请求圣上英断，罢除韩仲通知绍兴府的任命，夺去俞良弼静江府帅臣之职，另行选择有用的人才代替他们，将会看到海寇和广南盗贼即使不经诛讨也会自行灭亡。” 十朋又上疏说：“臣听说，陛下有意命令龙大渊前往两淮抚慰宣谕，这可以看出圣上忧念将士，所以派遣左右亲信之臣作为慰劳、招抚他们使其返回的使者。也许是龙大渊不怕劳苦，慨然请求前往，这一点也值得嘉奖。然而命令刚下，议论者便喧嚣起来，都说自古派遣使者，有的巡行天下，有的抚慰宣谕军民，都是在士大夫中选拔人才；如汉代派八使，任用张纲等人，唐代派十一使，任用庾、何等人。太上皇在建炎、绍兴年间，也曾派使者抚慰宣谕，或任用台察官，或任用郎官，都是经过选拔，当时号称用人得当。如今龙大渊虽然是潜藩的旧臣，议论者认为这不是出于朝廷公正的选拔；他奉命去抚慰军队，会损害国体。又担心龙大渊出行后，听到的人会说他是陛下亲信的人，州县一定会迎合圣意而迎送他，各军也可能闻风而来结交他；万一再次招致人们的议论，像前些日子台谏、给舍官对他的论列一样，岂不是加重地使圣上忧虑？这也不是保全龙大渊的办法。臣认为，王师回还时，陛下已经下诏慰抚他们了，如今只需委托张浚慰劳、招集并安置他们，不必再派抚慰宣谕的使者。臣深切担心，将士因为宿州失利而返回，还未摸清朝廷的意图，忽然听到使者出发，心中必然疑惑；不如停止此事，不要派遣，以安定心怀疑惧的人。” 如果不这样，请命宰相在朝廷官员中选择忠实而通晓事务的人，郑重地派遣他，以增加这次使者出行的光彩，堵塞朝廷内外的议论，臣不胜庆幸。” 十朋任著作郎时，上疏说：“臣听说，人主的职责，没有比议定宰相更重要的，尤其应当在继承帝位之初慎重选拔宰相。议定宰相而得到合适的人，就可以与他共同大有作为；在继位之初慎重选拔，才可以安慰天下人焕然一新的期望。从前舜接受天命时，在众人中选拔，首先举用皋陶；商汤改易天命时，在众人中选拔，首先举用伊尹；高宗中兴时，首先从民间寻求人才，于是任用傅说；成王访问政事时，首先以师保之臣为辅佐，同时任用周公、召公。汉高祖首先任萧何为相，成就开国创业的功业；唐太宗首先任房玄龄、杜如晦为相，取得贞观之治；唐明皇首先任姚崇为相，唐宪宗首先任杜黄裳为相，唐武宗首先任李德裕为相。我国太祖取得天下时，宰相虽沿用后周旧制，但他亲自谋划任用，首先任用赵普。仁宗即位之初，任王曾为相，又以李迪、张知白、鲁宗道为宰执，他们都是正直之人。英宗沿用旧相韩琦、曾公亮并加以委任，又起用富弼为枢密使，任欧阳修为参知政事，治平年间的治理最被称为用人得当。神宗又沿用治平年间的宰相并加以委任，韩琦离去后，就以富弼代替。元祐年间垂帘听政时，首先任用司马光，又起用已经年老的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又任吕公著为相，同时任用吕大防、范纯仁为相，元祐年间的人才在此时最为兴盛。” 历代帝王以及我朝祖宗任用大臣，都是当时最优秀的选择，而且都在新政开始之初慎重选拔，足以满足并安定天下人的心愿。君臣共同有所作为，各自成就一代的功业。人主的职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恭敬地思量，太上皇把大宝之位传给陛下，又留下一位宰相给陛下，同时空着右揆之位等待陛下亲自选择。天下人无不拭目以待，观察这次任命。臣希望陛下在内外千官百辟之中选择：谁有清正的德行、高雅的声望，具备辅佐君王的才干？谁兼有文武才能，可以挽救时局、使国家复兴？一定要等到众位大夫和国人都说他贤能，天下百姓都盼望他出仕，然后才可以任用他。假如不是这样，宁可空着职位等待合适的人，也不能让庸人鄙夫侥幸得到职位，从而失去天下人的期望。不仅如此，人主的职责虽然在于议定宰相，至于侍从、台谏，也不能不亲自识别并提拔。宰相任用得人，内可以安定国家社稷，外可以镇服四夷；又得到贤能的侍从来议论政事、进献意见，得到真正的谏官来弥补遗漏、纠正过错，得到有才干的御史来纠察整肃奸邪。这样，内廷的百官、外面的监司以及郡县官员，都可以用人得当。陛下端坐在一殿之上，汇聚天下人才，按照需要任用他们，对内修治政务，对外抵御强敌，中兴的功业不久就可以期待了。”},{

译十朋代越帅王尚书上疏说：“臣听说唐代杜牧评论军事，认为抵御外患最好的办法，不如先做好自身治理。对内整顿政事，就是自治的防备；任用贤能，又是自治的关键。从前汉朝因为汲黯使淮南王的谋划止息，晋朝因为谢安击破苻坚的军队，唐朝因为陆贽救济奉天的危难。我国宝元、庆历年间，西夏违抗命令，仁宗皇帝把经略安抚的重任交给范仲淹、韩琦。军中有一个韩琦、一个范仲淹，便有‘西贼破胆’的歌谣。军队尚未大举出动，而元昊已经降服。如今我方与敌方的强弱不相称，只有依靠人才来战胜敌人。假如能够得到像汲黯那样手持符节、以死守义的人，敌人的谋划自然会止息；有像谢安那样风采高雅、声望卓著的人，敌人自然会退却；有像陆贽一类忠心谋划、敢于直言的人，危难自然会自行解除；有像韩琦、范仲淹二臣那样文武兼备、才能宏大、谋略卓越的人，敌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一个士人可以止住百万军队，一个贤人可以制服千里之外的祸难’。臣又听说，范仲淹当初因为进言论事获罪，仁宗尤其受到宰相吕夷简的憎恶，因而被斥退逐出朝廷。等到西方边事发生，仁宗想起用范仲淹，吕夷简也极力推荐他。范仲淹果然能够建功，吕夷简也不失为贤臣。如今边境尚未安宁，正是皇帝侧身而坐、急切寻求贤才的时候。” 臣希望陛下以仁宗的心为自己的心，让大臣以吕夷简的事为准则，共同任用天下的贤才，把这作为排除困难、调解纷争的办法。还请下诏命侍从、台谏、监司、郡守各自举荐人才，不要遗漏疏远卑贱之人。早晨上奏，晚上便召见任用，就像唯恐来不及一样。这样，奇异杰出的人才就会不断涌现，足以供陛下任用。猛虎在山中，连藜藿都无人采食；国家一旦有人才，困难自然会消除。自治的办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知鄱阳王师愈论述培养人才，上奏说：“臣听说，要达到治世，必定要依靠人才；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君主和辅佐治理的臣子，都能明白这一点，也都能说明这一点。然而，人们常常忧虑人才难以得到，难道天下果真缺少人才吗？自古成就大业的人，从未曾向异代借用人才，何况我国的声教所及之地，并不是不广；承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的人，如今与古代仍然一样，只看我们怎样培养、选取和任用他们罢了。邓林的树木，确实美好，但一定要培固它的根本，使它的枝干茂盛，这样才能成为可以使用的材质；高明的木匠看中了它的材质而砍伐它，削去它的粗朴部分，这样才能成为能够任用的器具。根据材质的大小，估量木材的长短，有的做栋梁，有的做椽子，没有不各自适合其用途的，这样以后大厦才能建成。凡是任用人才，也应当如此。我曾考察西周的时候，《菁菁者莪》说人才生长在山阿之中，难道不是在开始时就乐于培养他们吗？又加以雕琢，使其文采彰显，使其资质如金玉般美好，难道不是在成长过程中造就他们吗？有的负责疏通关系、亲近辅佐，有的负责承上启下，有的奔走效命以抵御外侮，各自都恰当地担任职务，难道不是根据才能任用他们的成效吗？这就是西周人才济济、独受称道的原因。如今任用人才，好像不是这样：一时之间，俊杰稍微在世上有些声望，嫉妒他们的人就很多；如果不指摘他们的小过失，就寻找他们过去的罪愆，有时还诬陷他们犯有昏昧难以查明的过错，必定要使他们困顿失意才肯罢休。” 唉！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况且人的禀赋各不相同，具有才干技艺的人不可能没有可以议论的过失，崇尚气节的人也未必具备应对变化的才能；如果一定要苛求完美而肆意诋毁，怎么可以呢？即使有人得到任用，又不衡量他的能力，小才却责令他承担重任，不给他数年时间就要求他迅速见效，难怪任职多年，治理的成效仍不能完成。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远取鉴于西周的兴盛，近取鉴于邓林的树木：凡是称为人才的，开始时就要保护、防备并爱惜他们；其次要磨炼、琢治而造就他们；最后要根据其才能让他们长期任职。这样做了以后，臣不相信还有不能成就功业的人。”臣这些管窥之见、盲目妄言，冒犯了天威，内心至为战栗惶恐。师愈又上奏说：“臣听说，自从汉代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郡守秩禄为二千石，承担与朝廷共同治理地方的重任，他们的俸禄丰厚，职责专一，权力重大，所以当时的郡守大多有治理的功绩，著录在史册上。到了武帝设置刺史来监督郡守，刺史的秩禄只有六百石，大概是想用较小的权力制约较大的权力，稍稍削弱郡守的权势，但还不至于过轻；郡守的职任本来仍然专一，人们也奋发努力以成就治理的功绩。只有我国本朝，对待郡守大臣，礼遇固然很优厚，俸禄也不算微薄，但任职两年才具备升迁资格，又增设监郡之职，郡守的职权已经不专一了；又设置监司加以监督，郡守的权力已经减轻了。即使想要奋发有为，也已经不如两汉那样能够放手施展。近年以来，任职两年便具备升迁资格的郡守，十人中不过一二三人；监司统辖、监督的事务越来越多，郡守权力削弱到这种程度，从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且以江东一路来说，只有九个郡，却有两名总领、两名运使、两名提刑，又有安抚、提▯、提举各一员；这样一来，一个人守一个郡，监督他的人却有九个，正所谓十只羊九个人放牧，已经多得无法形容了，何况其他地方呢？至于监司设司所在的郡，情况就更加严重。难道不是因为长官地位尊贵权势大，做郡守的想办一件事、发布一道命令，动不动就受到牵制；而吏卒扰乱政务的情形，又不能一概列举？郡守稍加约束惩治，他们便互相争斗、制造嫌隙，直到郡守被斥退才肯罢休。” 监司即使有贤能之人，想要整治这些弊端，吏卒之流因以自己的力量不能胜过监司而感到羞耻，也一定会想尽办法，使监司落入他们的计谋之中而自己还不知道。唉，真是可叹啊！在太平时期，已经难以成就治理功业，只要彼此包容、调停防范，还可以姑且拖延时日；一旦出现盗贼警报，需要动用军队，必定会导致事情失败，这就严重违背了分封诸侯、设置屏藩的本意。臣愚昧，希望圣上慈悲，明令宰执：凡是监司设司的郡，必须选择宰执、侍从以及曾任台谏而有威望才干的人担任监司，使他们所守的职位和声望都较为重要，这样或许可以施展他们的长处。否则，就只命令监司兼管郡中事务，并且一定要延长他们的任期，责成他们取得治理成效。至于“防府帅臣”的权力，如果大体与他们相等，也还差不多可以防止这种弊端。”

译师愈任直焕章阁、知长沙时，论述治理县邑的困难，上奏说：“臣听说，治理百姓的官员中，没有比县令与百姓更亲近的。陛下爱护养育这些百姓，就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重视县令的选任，严格实行升降考核以区别善恶，恩德实在深厚。做县令的人，谁敢不仰体圣上的心意，谨慎地履行自己的职务？然而县令官位卑下、权力轻微，法令严密而责任重大，上下各方都可以钳制他，危害他的人又太多，臣请求为陛下详细陈述，希望陛下稍加留意听取。上面有监司、守、倅，开始时驱使县令冒犯法令来办事，末了又用深文周纳的法条陷害县令，以便替自己开脱。何况其中还夹杂着他们个人的喜怒，县令无处申诉，这是第一种情况。其次，有属官、冇曹职官、本县同僚、寄居官员以及过往官员，他们大多想满足自己的私欲。贤能的县令难道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吗？他们往往编造是非，向监司、守、倅进谗言。监司、守、倅却略不加以查察，便跟着治罪，这是第二种情况。下面还有本县的吏员、豪强上户，以及教唆诉讼、把持事务、强悍好诉的奸猾百姓，他们相互内外勾结，也都想满足自己的私欲。贤能的县令难道肯顺从他们的要求吗？于是吏员窥伺县令的过失，豪强筹集钱财，教唆、把持之徒便议定诉状，在原本的文书上增添▯虚词，派遣强悍好诉的人去告状。” 情节较轻的，想方设法要把县令赶走；情节严重的，则要使他丢官、败坏名声、家破人亡才肯罢休，这是第三种情况。还有监司、州府的案吏，以及承局、排军、院虞▯、散从官等人，平时拿着一纸公文便傲慢无礼，轻视县令，提出丰厚的要求；稍微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就编造事端加以诬告。监司、守、倅听信他们的话，属官和曹职官又帮助他们，能够不受害的县令实在很少，这是第四种情况。陛下选择治理百姓的官员极其慎重，但上下各级、大大小小危害他们的人却有这么多，即使卓茂、鲁恭重新活过来，想要施展才能，又哪里能够做到呢？因此，治理县邑的人没有不苦于困难的；上级官员也都知道其中困难，只是没有人肯加以体恤罢了，这实在辜负了陛下任用官员、爱护百姓的本意。然而京朝官出任县令，还敢不顾这些祸害，同众人作对，间或还能施行一些善政。至于选人出任县令，就更加困难了。选人并不是没有贤能才干，但他们都怀有谋求微小升进的心思，都在筹划改官，很少有人不去上下周旋以求虚名；更严重的，甚至兑换、挪易官府钱财来买通举荐文状，这已经相沿成风。上下都知道他们最急切的事情在这里，因而更能以此控制他们，所以选人治理县邑尤其困难。臣愚昧，希望圣上慈爱地废止选人出任县令，全部改由京朝官担任，或许可以革除他们希求升进的弊端，责成他们取得治理百姓的成效；仍请敕令监司、帅守：凡知县明显贪污奸邪、罪状确凿的，依照公法审问弹劾，重重置于典章法令之下，实在不足以加以体恤。” 至于那些昏庸懦弱、没有才干的人，驱逐他们也没有什么妨害。只是对于清廉刚强而贤能、却被上下各方所不喜欢的县令，应当加以保护、爱惜；如果被人诬陷，应当直接为他申明冤屈。这样才可以使贤能之材施行自己的志向，使治理百姓的功效得以显著。” 《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四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第一百四十六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用人。宋孝宗时，韩元吉进献前代故事说：“《唐书·杜黄裳传》记载，唐宪宗曾问前代君王治乱的原因。杜黄裳知道皇帝急于求治，担心他不能得到其中的要领，于是推究说明：君王治国的道理，只在于修养自己、任用贤能而已。掌握纲领，关键是抓住大的方面。至于文书、诉讼以及百官能否胜任，本来不是人主亲自承担的事。过去秦始皇亲自衡量裁决政事，被前代讥笑；魏明帝想亲自考核尚书所办的政事，陈矫不肯听从；隋文帝每天忙到太阳偏西还在听政，卫士给他传送饭食，唐太宗曾对此发笑。所以君王选择人才授予职任，责成他们完成政务，见到功劳必定奖赏，有罪必定确实惩罚，谁敢不尽力？孔子称赞帝舜，恭敬地修养自身面向南方而治，是因为他能够举用十六位贤相，诛除四凶，从而达到无为而治。难道一定要耗损精神、疲劳身体，劳累耳目去察听，然后才算治理国家吗？”皇帝嘉许并采纳了这些话。从此平定西夏、削平齐地，消灭蔡州叛乱，收复两河，把机要权柄交还宰相，纪律得以建立，声威显赫，国家实现中兴，都是由杜黄裳启发开始的。” 臣考察唐宪宗即位时，鉴于建中、贞元年间多难之后，强藩悍将相互抗衡而无法制御。当时宰相杜佑、郑絪等人号称谦弱，姑息迁就，不能担当此任。因此皇帝想亲自承担，实在非常劳苦。群臣不足以任事，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可以任用的人。杜黄裳却不以此为嫌，反而对皇帝说：‘治理的要领在于选择人才并任用他，只是担心皇帝把精神耗费在文书诉讼之间，把卑微的听察当作亲自从耳目间细察而已。’于是宪宗彻底醒悟，开始选择人才任用。然而杜黄裳只能提出这个道理，却没有长寿的年命。后来李吉甫开始承担这一责任，外放郎官、吏员担任刺史，裁减冗官八百人，裁减吏员一千四百人，并停罢州县中通过入仕、改易藩镇而来的三十六种途径。随后裴垍整顿法度，考核吏治，区别善恶，奖励谏官，使他们都能进言，百事得到修治，朝廷没有侥幸得势的人。此后又有李藩涂改诏书，李绛论说政事，裴度讨伐贼寇，皇帝都一心任用他们，不再亲自包办，使各人能够竭尽才能、用尽思虑，于是政务大体得到修治，天威四方施行，削平叛乱，收复两河，没有一件不符合心愿。论者认为，宪宗实现中兴，不只是因为讨伐蔡州这一件事。” 假如任用杜佑、郑絪这样的臣子，怎么能称得上明察？听到杜黄裳的话却不采用，怎么能称得上果断？关键在于，对应当明察的事情明察，对应当决断的事情决断，而把得到合适的人才放在首位，这样还劳累什么呢？所以人君劳苦在于寻求贤才，安逸在于得到人才；不是害怕劳苦，而是害怕把不该亲自劳苦的事情也拿来劳苦，白白使用精力。只有求取贤才，才足以使劳苦用在适当之处。如果劳苦于细小事务，群臣反而会安坐拱手，看着人主劳苦，没有人肯承担政事。史臣说宪宗的中兴是由杜黄裳启发的，并非虚妄。” 杨万里进献《千虑策》，论述宰相，上篇说：“臣听说，圣人不能替天下寻找宰相，却能够替天下接受宰相。只有能够接受宰相，才是真正能够寻求宰相吗？知道怎样寻找，却不知道怎样接受，那么即使焦心忧虑、侧身等待，宰相也不会到来；搜寻山岩、草野，宰相也不会出现；即使通过梦中占卜、观察形貌来寻找，找到的也不是真正的人才。也有出来而成为宰相的人，那又不能成为真正的宰相怎么办？人主说他贤能，天下人却说他不贤；人主说他忠诚，天下人却说他奸邪；人主说他有才，天下人却说他谬妄。这就叫作宰相不是真正的人才。因此，他说一句话，天下就喧哗反对；做一件事，天下就折辱非难。不是天子醒悟而驱逐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惭愧而自行离去。况且一个县不能用县令欺骗，一个郡不能用郡守欺骗，难道天下偏偏可以用宰相来欺骗吗？圣人寻找宰相，起初并不是主动去寻找。不是不寻找，正是不主动寻找才是深切地寻找。因此听任天下自己选择他们所需要的人，而我不参与其中。得到他时，大概可以说：‘你们自己寻找他，你们自己得到他，我只是替你们任用他罢了。’任用他时，就说：‘你们把这个人留给我，我就替你们任他为相。’如果这个人想离去而天下不答应，就说：‘把你们的宰相还给你们。’” 这就叫能够替天下接受宰相。古代的圣人正因为接受而不主动求取，所以求取必定得到，得到必定任用，任用必定长久，长久必定成功。因为得到后必定任用，所以那个人敢于尽心承担职责；因为任用必定长久，所以他的功业不会因动摇而失败。敢于竭尽全力，又不因动摇而失败，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古代的君子辅佐他的君主，也不敢违背天下人所不允许的事情。天下人不允许而君主偏要允许，君子也不过是深藏远遁，以此摆脱天下人的讥刺罢了。从前汉武帝任卓千秋为相，因此被匈奴讥笑；魏文帝任贾诩为太尉，因此被孙权取笑；张昭推荐李涛为宰相，周世宗认为他没有大臣的体统而轻视他。能够说出天下人不敢说的事情，消除人主不能消除的疑虑，难道有像卓千秋那样贤能的吗？为袁绍出谋便取得袁绍，为马超出谋便取得马超，难道有像贾诩那样的谋略吗？知道张彦泽必定会成为后晋的祸患，知道周高祖必定不会做汉臣，难道有像李涛那样的先见之明吗？然而有的人因此被敌国讥笑，有的人因此不被自己的君主采用。古代人主任用宰相，竟然如此困难！楚国任子冯为令尹，子冯却绝食来躲避任命；晋国任蔡谟为司徒，蔡谟说：‘我做了司徒，后世一定会讥笑我。’最终没有接受任命。” 唐代李邕被宦官援引而任为宰相，李邕以此为耻，最终没有就职。这三位君子，都是贤能的人。”难道他们是不堪任宰相，而不想要富贵吗？古代君子不轻易用自身去辅佐他人，严肃慎重到了这种程度。后世的君子违背天理来谋求自身利益，违背众意来欺骗君主，不考虑自己实际拥有的能力，只侥幸谋求自己分外没有的职位，难道可以说是聪明吗？等到得到自己本来没有的东西，天下人却都按照那个职位应有的要求来责备他；对上误了国家，对下误了自身，这些人难道可以说是聪明吗？陛下即位之初，曾经同国人谋议，已经得到贤能的宰相。天下正为此庆贺，陛下却对此产生疑虑；并不是陛下自己怀疑，而是奸臣有办法启发陛下的疑心。假使陛下不能坚定地坚持任用，天下人会怨恨，陛下后来悔悟也来不及了。近年以来，朝廷常常空缺宰相之位来等待合适的人，天下人都惊动而仰望，说：‘朝廷一定会有办法安慰我们的期望。’不久诏书一传出，天下人便纷纷非议。有人说：‘这是个没有声望的人。’有人说：‘这不是君子。’有人说：‘这是什么人，怎么可以办成这件事？’所以朝廷轻率地任用他，轻视他，也轻率地罢免他。他来时不能使朝廷更加受尊重，他去时也不能使朝廷更加受轻视；他进用时天下不欢喜，他退去时天下也不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