厯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五

译另外，掌管军队的官员总想夸大边事，以此求取进用和赏赐。刘平战败，正是由于贪功冒进。镇戎军离敌境最近，每次报告敌骑到来，不论敌人多少，凡是统兵的都要出兵到边壕，等到敌人已经离去了。大概是因为各方权力相当、势力相近，彼此都不肯退让；如果不出兵，又怕获罪为怯懦。况且各路骑兵不能在险要地带奔驰，计算其草料粮食的费用，养一匹马的开支可以养活五名步兵。马匹身高不合标准的，应当全部退回坊监，只留下十分之二，其余用步兵代替。近来禁卫军队长因年资劳绩改任前班的，有的升为诸司使、副使；平民试验武艺，也授予官职。然而各路弓箭手生长在边疆，父祖世代效命，累世抵御敌寇，却没有升迁的途径，靠什么来激励劝勉边民呢？我私下听说大帅正在商议五路进军，而且自从用兵以来屡次出兵都没有取得功劳，如果一旦深入敌境，我私下认为还不可以。山界各州的城寨距离边境只有二三百里，夏军的兵器铠甲虽然精良锋利，但作战能力不如山界部族；钱财粮食又都出自山界。如果到了十月以后，命令各位将领分批出界，使夏人不能耕种放牧，然后再派步兵背负十天粮食，每人每天给米一升，每匹马每天给粟四升、草五分。庆历元年七月，张亢任延州知州，论述边防机要和军政中疑惑的十件事，上疏说：“臣以为，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人们都不知道用兵。自从元昊反叛以来，民力凋敝，而边防机要、军政措施又没有安排妥当。现在冒昧陈述臣所疑惑的十件事。臣私下认为王师每次出兵都不利，难道不是因为节制没有建立、号令不明、训练不足、器械不精吗？有时中了敌人的诡计，有时是自己贪功，有时左右前后不能互相救援，有时进退出入不知哪一种有利，有时兵多却不能使用，有时兵少却不能避战，有时被掌握权力的人逼迫，有时受懦弱将领牵制，有时人马疲困饥饿而不能奋战，有时山川险阻而不能通行。这些都是将领不懂用兵造成的弊端。没有听说深入追究失败的原因并加以处置；即使只是增加兵马，也没有看到一定取胜的道理。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一件事。去年春天敌人到达延州，各路派出援兵，但河东、秦凤各自跋涉超过千里，泾原、环庆也不少于十程。去年秋天敌人出兵镇戎，又从远处的鄜延派兵，跋涉近千里去作战，哪里能够施展勇力？如果敌人已经退去，就只是白白劳累军队。以后敌人再从别的道路进犯，必定又会这样，不交战自己就先疲弊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人、百人、三人、二百五十斤、三百斤〕 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二件事。现在鄜延副总管许懐徳兼管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又兼管鄜延，泾原、秦凤的总管等也兼管邻近各路。虽然命令他们互相防守救援，但环州到延州有十四五程，直路也不少于十个驿站。泾原到秦州又比这更远。如果一处发生事故，从这里派兵赶去援救，而山路险恶，人马已经疲困，想要求他们取得战功，怎么可能呢？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三件事。四路军马各自不少于五六万人，朝廷竭力供应，而边臣却只说兵力不足，每路还想再增加十万人，也看不出成功的效果。况且军队没有节制，是第一种弊病；没有奇兵与正兵的配合，是第二种弊病；没有相互援助，是第三种弊病；主将不能统一，是第四种弊病；军队分散而势力削弱，是第五种弊病。有这五种弊病，就像驱使市民去作战，即使有一百万人，对事情也没有益处。这是臣所疑惑的第四件事。古代训练军队，必须三年以后才能见效。现在用兵已经三年，将帅之中，谁贤能、谁愚劣？攻守的方法，谁对、谁错？连年失败，而居守边要的人，不知道有什么谋划安排。再过几年如果还不能停止战争，国家的财用和百姓的力量，怎么承受得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七月、千里〕 如果又因而发生饥荒，再加上战争，国家安危的防备将会怎样，实在无法知道。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五件事。现在谈论边事的人很多，朝廷有时立即批奏准许，令其决定后上报；有时则下发到各处，有时又不让有关部门执行。前一项命令刚刚实行，后一道命令又立即冲改。胥吏有抄录的劳苦，官员却没有审阅详察的时间。边方军政完全没有固定制度，这是臣所疑惑的第六件事。夏竦、陈执中都是朝廷大臣，凡有边事，都交给他们处理而不加怀疑。现在他们只是主管文书、遵守诏令，每次有宣命就抄录下发；各处有申报请示，就叫它们等待朝廷指挥。这样又何必让大臣主持事务呢？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七件事。此前河北用兵时削减冗员以节省费用，如今陕西却每天增加人员。比如制置青白盐使、副使、招抚蕃落使臣等十多人，占用士兵一千多人，每年请给约数万缗。又有都大提举马铺器甲一类的官员；各州又一律招募新兵，设置克敌、制胜、保捷、广锐、宣毅等指挥，长期不加训练，只是耗费军粮，对边防没有好处。这是臣所疑惑的第八件事。国家竭尽财力供养军士，掌管军队的官员中凡有专门技能的，每一指挥抽调占用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三年〕 如果因此遭遇饥荒，又加上战争，国家安危的防备将会怎样，实在难以预料。这是我所疑虑的第五点。如今谈论边境事务的人很多，朝廷有时立即批奏准行，使各方定夺后上报；有时下发札文到各处，有时又不令下达所属官司。前一条法令刚刚实行，后一道命令又立即加以冲改。胥吏劳于抄录，官员却没有时间详加审核。边方军政完全没有固定的制度，这是我所疑虑的第六点。夏竦、陈执中都是朝廷大臣，凡有边境事务，一概交给他们办理而不加怀疑。如今他们只是主持文书、遵守诏令，每有宣命便抄录后发下；各处有申报请示，便令其等候朝廷指挥。既然如此，又何必让大臣主持事务呢？这是我所疑虑的第七点。从前河北用兵时，裁减冗员以节省费用；如今陕西却每天增加人员。比如制置青白盐使、副使、招抚蕃落使臣等十多名官员，就占用一千多名士兵，每年给付的俸给约数万缗。又有都大提举马铺器甲之类的官员；此外各州一律招募新兵，编为克敌、制胜、保捷、广锐、宣毅等指挥，长久没有训练阅试，只是耗费军粮，对边【原文“邉▯”字样疑有OCR问题】境没有益处。这是我所疑虑的第八点。国家竭尽财力来供养军士，凡是有手艺的管兵官员，每一指挥抽调占用三人。例如延州各将领不出战时，城内就有二万五千多人守城，除此之外还有正兵一万五千人。如果发生事情，三天之内还不能集合完毕，何况城外四十里就是敌境，一旦敌人突然冲击而情况紧急，拿什么抵挡？这是臣所疑惑的第九件事。陕西训练乡兵共十多万人，其中有些无赖之徒只是名字挂在军籍上，心里轻视种田的农夫，难道其中不会混杂奸盗吗？如果不加安排，日后造成的祸患一定不小。这是臣所疑惑的第十件事。请求暂时允许臣到朝廷，当面陈述利害；如果认为臣狂妄轻率、不能任用，就立即降职罢黜。”

译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上奏《兵防十四事》：第一条说，自从元昊贼军玩弄兵力、侵扰吞并西蕃、开拓疆界以来，其僭越反叛的迹象，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才开始的。在汉界沿边山险之地三百多处修筑堡寨，是想收集老弱，驱使壮健，作为入侵的谋划。起初他们送来傲慢的文书，也还不敢扰乱。范雍在延州时，多次派王文恩等人先行肆意侵掠，谋求贪取小利，敌人于是激怒了部众，抓住这件事作为借口。王师讨伐叛乱、抚恤百姓的本意，从此丧失了。刘谦、髙继嵩等攻破庞诸族，任福袭击青诸族，任福袭击白豹城，都被指为大功，没有不杀戮老弱来充作首级的。那些百姓都向敌人诉说冤屈，以求报仇。我们的百姓受异族控制，却又让无辜者遭到杀戮，毒害贯穿人心；上下往来的文书都称之为‘打虏’，真是可惭愧啊！有人说，国家长期不用兵，将士没有训练，是想让他们趋求功名、追逐利益，熟习战斗罢了。然而敌境各处防备十分严密，多次出兵攻打部族，俘获没有多少，陷没的却非常多。如郝仁禹攻打瓦娥族，损失三百零四人，没有任何俘获；任政攻打閙讹堡，损失一百九十三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四人〕 秦凤部管司攻打陇波族，损失九十六人，各自只斩获一个首级。麟府军马司进入敌境进行牵制，损失三百八十人，斩首十人。其余都是损失很大、收获很少的情况，不值得再说。这样计算，实际上损害了国威，招致敌人的轻视侮辱。从今以后应暂且停止攻打部族，只严密设置防守，等待敌人到来，然后另行防备，以破坏敌人的奸谋。第二条说，自从元昊贼军侵犯边境以来，王师屡战不利，不只是谋划不善，也因为敌我人数不相当。近来又因好水川战败，士气更加怯弱。各位将领既已战死，牙队的士兵按罪本来都应斩首。朝廷广泛表示宽赦，想借此招抚收编，伸张恩德而屈从法律，这是事情实在不得已。军中相互劝说，认为退走保全自己才是上策。陕西虽然有近二十万军队，防守二百多处城寨，实际留守的却很少。近来又想在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抽减防守戍兵，集中到鄜州、庆州、渭州三州大量屯聚，以防备敌人到来。然而现在鄜延路有六万六千多人，环庆路有四万八千多人，泾原路有六万六千多人；除去留守各城寨的兵力，如果各路全部调来集中一处，再把防合都监、巡检部下的兵合并起来列成一阵，最多也不过三二万人。如果敌人分兵而来，仍然必须竭力决一胜负。假如元昊亲自率领十多万人，我们用三二万人抵挡，形势本来就很难用力制服。议论的人只想以少击多，侥幸取得偶然胜利，并不是万全的防守办法。能够以少击多、求得一时胜利的，有时是凭借地利，有时是采取奇特的防守，不可以依赖这种办法作为常规。现在必败的形势，明明可以预先看见，却安然坐视，不知道再想别的计策。议论的人又说，如果敌人合并兵力入侵，就率领其他各路援兵去抵御。况且敌人每次入侵，既然已经有所收获，就会像暴风一样奔驰、像雾气一样卷走，一夜之间便离去，其他各路本来就追赶不上。有人说，收容保护边民，持重观察敌人的形势，能攻击就攻击，不能攻击就算了。这样敌人不过毁坏百姓的生活，趁机吃掉野外积存的粮食然后回去罢了；只要能够侥幸一日不失败，也可以这样做。但我深深忧虑，后患将会不同于此。臣去年冬天在京城，曾听士大夫相互谈论，说小小的羌人不足忧虑，为什么呢？叛乱刚开始时，我方没有边防，若军队随着檄文到达，那么关中的安危就不可知了。这是敌人的第一个失算。自刘平、石元孙陷没以后，朝廷内外震惊恐惧；如果敌人长驱直入而来，谁能抵挡？这是第二个失算。臣起初听到这种说法，也确实认为这个敌人容易对付。” 如今观察他们深藏的诡诈、谋求保全而选择有利时机，才知道所谓失去防备，实际上正是敌人得计。况且敌人不敢长驱直入，也如同我军不能深入敌境一样，原因在于主客双方形势不同，进退都心存疑虑；边防军队从后方出动，险要之地又可能截断他们的归路，这是在一次行动中决定成败，难道是可以取胜的计策吗？自从李彬被俘、刘平等战败覆没后，延州境内已经荡然一空。近来山外百姓遭到杀掠而逃散，已经损失大半，因此渭州境内也逐渐空虚了。料想敌人今年秋天或明年春天到来时，暂且还只会驱赶劫掠，一定要等到我们的藩篱完全空虚、内外形势都暴露出来以后，才攻城破邑，逐步谋划长驱直入，那时便没有后顾之忧了。臣因此说关中的安危渐渐不可预测，希望朝廷采取果断勇决的计策。所谓勇决，就在于拿出内帑的钱财，招募陕西、河东五七万强壮百姓，分别屯驻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到了防秋时期，则让各处弓手分批戍守城寨，再配合正兵，使每一路都达到五六万人以上，精心加以训练。我们的军队人数既多，士气自然会振作。若说招募民兵会使众情不安、增加边防戍卒会造成巨大费用而无法供给，这是拘泥常规、只顾眼前的议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七万人〕 况且民兵制度是祖宗实行过的，直到现在军中还留下许多老兵；再加上出钱选募，这与按防务差遣不同，其中一定有乐于效力的人。况且内帑的积蓄，本来就是祖宗为用兵而储备的，现在正是使用它的时候。第三条说，用兵的方法应当先明确编制和部署，军队的进退听从大将的旗鼓号令。自从在西部边疆用兵以来，每战都失败。好水川之战中，任福实际上是大将，却不能指挥统制全军，把这看作自己的责任，反而亲自率领一队迎击最猛烈的敌锋，箭用尽、力量耗竭以后才陷没。其忠勇气节虽然值得叹惜怜悯，但论他的才力，也只能发挥一个士卒的作用。编制部署不明确，兵多就不能办理，兵少就不能取胜；进军没有激励，退军没有制止，一旦发生混乱，形势就会立即崩溃。要纠正这个弊病，在于先寻求大将之才，严明并提高其威权，尊重宠任他。例如葛懐敏任鄜延部管、张亢任钤辖时，应当以偏裨将领的礼节在他们麾下奔走办事，如果违犯命令就应处死。然而现在他们之间只是平等发文往来，动辄都行同等礼节。韩琦、范仲淹任经略副使时，葛懐敏见到他们，礼貌仪容极其怠慢；上下互相姑息，三军将士拿什么作为效法呢？夏竦、陈执中不能亲自到阵前为士卒先导，至于选择大将、明确部署，这才是他们的职责。”

译请求朝廷下诏，命令各路轮流巡察边境，考察边臣中有才能担任大将的人，特别破格提拔；那些骄横或怯弱、只顾自身安危、不为国家尽力的将领，应奏请罢免。这样编制部署就能建立，战功也可以期待了。第四条说，自古以来用兵，没有不依靠间谍而能够击破敌人的。元昊所使用的间谍，都给予丰厚赏赐和极高尊宠，所以窥探我方机密，往往都能得到实情。现在边臣派出的刺事人，有的凭借官势压迫，有的只给少量茶引，只是在熟户部族的帐篷中打听一些道路上的传闻，便把它当成事实。敌方臣属诡诈多变，容易造成重重疑惑。现在请对进入敌境、刺探到确实情报的人，给予钱帛厚赏。敌将伊埓刚郎、防裕勒且等，都是元昊的亲信，分别统领各厢军队，靠近汉界，出入时跟随的人不过一个。如果能够招募敢死之士，刺入胸膛、砍下首级，就是斩断敌人的手脚。王防曾经想采用这种办法，但朝廷如果不吝惜优厚官职和重金，功劳难道还难以图谋吗？第五条说，唐代设置都护府，掌管抚慰各蕃、征讨、侦察、赏罚以及记录功劳，其属官有长史、录事、功曹、食曹、户曹、法曹等，能够形成开府的盛况。本朝承接五代以后，事务归于边防；当西部边疆安定招抚时，朝廷本来没有想到设置这样的机构。如今元昊贼军大肆杀掠，边防所属熟户各自顾念家族，心中产生亲疏向背，又使奸人任意诱骗胁迫，因此敌人的势力转而强盛，边境侦察再也不能形成屏障。现在新设置招抚蕃落司，所谓招抚，不是供给饮食就不能取得他们的欢心，不是赏赐财物就不能挽回他们的心意，不是施展谋略就不能鼓动他们行动，不是使用刑罚诛杀就不能制服他们的骄横。从前曹玮在秦州，赏罚并行，戎人部落都畏服。近来泾原任用韩质，秦凤任用张僎，他们都是韩琦随行的指挥使；虽然各自有武勇，但说到招抚的方法，难道可以依靠他们吗？环庆一路的熟户从未遭受敌人的破坏，部族完整，人人都能作战。如果安抚统御得法，可以得到数万精兵。请命令都管举官与王懐端共同努力招抚，仍然只让韩琦、王防、庞籍、张奎共同统领。大事向都部管司关报，其余知州、通判不再兼管。拿养一万名正兵一年的费用作为招抚的资具，这件事就没有办不成的。过去熟户贩卖青盐、白盐，凭此获得厚利，如今却要一律禁止，想以此困乏敌人。然而断绝熟户的利益，就没有办法供给他们的生活。宋太宗时郑文宝请求禁止青盐、白盐来困乏敌人，难道不可以不战而使敌军屈服吗？诏令规定，陕西以西买卖青盐、白盐的人都判处死罪，后来犯法的人很多。戎人缺乏食物，便抢掠边郡，内附的万余帐归顺继迁。朝廷命钱若水乘驿车急行前往察看，于是下诏全部恢复旧制度，戎人才逐渐归附。今天的形势，如果厚加招抚，稍微放宽盐禁，那么熟户没有不能任用的。议论的人担心边境粮饷已经困窘，却又兴废盐禁这样难以估量的事，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计。而且国家与嘉勒斯赉互通使者，想诱使他为我所用，赐给他帛二万匹，支持他出兵，最终却没有实际回报。这是舍弃招抚熟户近在眼前、即将成功的效果，却相信西蕃遥远而虚妄的话，难道是长远之计吗？自从元昊贼军攻破犛牛城、修筑瓦川寨以后，嘉勒斯赉远逃到厯精城，苟且偷安。他的儿子满济札卜、辖戬自行立为首领，都成为仇敌，尚且不能制服他们，何况还能替元昊造成什么影响呢？温博竒是嘉勒斯赉亲信首领中的豪强，他的儿子伊实裕勒隆拥有一万多人，最为强盛，竟然同元昊结为姻亲。嘉勒斯赉一天比一天危弱，如今想让他为国家效力，臣实在不能理解。这样看来，招抚熟户，难道不仍然胜过依靠他吗？第六条说，环庆路投降归来的蕃部极多，夏竦等人吸取延安先前失败的教训，担心敌骑冲入并得到内应而造成祸患，想把他们迁到襄、唐州界内，给他们荒地让其谋生，但他们都不肯离开前往。如果突然加以起遣，就会使戎人的心意动摇，或许会导致事变。如果招抚蕃落司任用了合适的人，就应让他亲自到各族帐中，察看其中向汉的一方，给他们边防附近的闲田，把他们编入熟户；或者估量其中以后必然会发生变故的，迁徙到内地。不过恩德、威势和裁制，事情有许多方面，如果没有权谋，就不容易办成。第七条说，蕃落、广锐、振武、保捷都是当地土兵，体力强健，武艺精强，作战时曾经冲在士卒前面。自从元昊贼军扰乱边境以来，只有土兵勇跃争先，志在争功；其余人的请给很少，还不如东军中最下等的士兵。振武军的料钱是五百，其中二百五十作为折支，积累数月才发一次，而且都给的是破旧不堪的物品。比如新增加的虎翼兵，是从南方选补来的，资质柔弱，还说他们不懂作战，见到敌人便害怕送死，传闻者都把这当作笑话。朝廷只是暂且以补足名额为名罢了。若要每月增加土兵的请给，恐怕难以实行；请在特别支给时比平常优厚地增加数额，或者另定南郊赏赐的标准来激励他们，那么他们立功一定不会落后于东军。第八条说，边防屯戍的骑兵中，军额最高的莫过于龙卫，听说其中有人甚至不能披甲上马。何况骁胜、云武、武骑之类，奔驰拉弓不过五六斗力；每次训练都只是向空中放箭，到了马前十二步就坠落在地。以敌人铠甲的坚硬程度，即使能够射中，也不能射入，何况连射中都做不到。请秘密核实边兵的情况，增加步兵而减少骑兵，只要得到原来骑兵五分之一的数量就足够了。养一名骑兵的费用可以供养两名步兵，同时又能减轻买马的烦扰；避开祸害而取得利益，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第九条说，西部敌人每次到达各城寨，不考察双方人数多少，都必须出战；稍有迟疑违误，便一律按军法处置。假使赵奢、李牧、周亚夫在今天接受任命，也一定会比各位将领更早获罪。边臣甘愿为国死事，尚且可以使子孙得到福荫，所以不敢持重等待时机，反而自己招来严厉诛罚。现在如果遇到敌人大举来攻，应当先坚守营垒，等到各路兵马会合并且可以取胜，再命令出战；如果敌人不多而将领怯懦、不能立即追击讨伐，就一并诛杀。第十条说，主将用兵，如果平日不能抚慰部下、以威势统御他们，那么上下就不能相互亲附，指令也不能如意执行。西部敌人的首领各自统率本部族的士兵，称为一溜；无论老少都熟习训练，像手臂听从手指一样。队伍列成行后，要举手掩住嘴，然后才敢进食，敌酋远远看见，也会对他们语言不通而能如此整肃感到疑惑。昨天任福在庆州时，蕃兵、汉兵都信服他，士卒也已经熟练；一旦突然调到泾原，恰逢敌人到来，部下各队又临时仓促调拨，各军将校彼此都不认识，势必陷于覆灭。

译现在请各路将领和佐贰官员，除非发生重大事故，不得轻易更换调动，这样或许可以要求他们取得成功。第十一条说，古代的良将把宴饮犒劳士卒放在首位，原因是刀锋之下，生死只在顷刻之间，本来就应当充分推施恩意来安慰他们的心。李牧抵御匈奴时，租税都收入幕府，作为士卒的费用。赵充国抵御戎人时，也每天宴享军队。宋太祖任用姚、全斌、董导、诲抵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抵御北方敌人，每人都得到环庆、齐、杕一州，征收租税农赋，购买牛羊酒肉犒劳军队，期间不追问收支出入，所以能够使戎人和敌寇都平息下来，不敢窥伺边境。臣以前任江宁府通判时，因制造纸甲而得到多年前的账簿，看到曹彬征讨江南时，和州按次筹办军饷，供应猪羊肉数千斤给战士。近来范仲淹在延州，奏请按照永兴军、泰州的做法支给米粮造酒，有关部门吝惜钱物，以没有先例为由停止了。现在请给渭州、延州、庆州三州以及各路部管司特别支给米粮造酒，仍按都管司的标准另给随军钱，务必使供给充足。除军官之外，其余士卒每一季，或者因都阅，或者遇到出入，都必须酌量使他们得到恩惠，以慰劳他们的辛苦。古代任命将领出师，阃外事务无不由将领专门掌管财粮用度，哪里有让不同机构互相分管的道理？如今主管军队和主管财赋的人，权力相当、彼此牵制，纷纷互相限制，这难道是国家任用人员、责求功效的大体吗？第十二条说，工程制作和器用，是中原的长处，外国无法相比。如今敌人的铠甲都用冷锻法制成，坚硬光滑明亮，不用强劲的弩就不能射入。可是从京城运去的衣甲，都柔软脆弱，不能抵挡箭石。凭朝廷的财力和中原的工艺，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小小的羌人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专心精制，而我们懈怠粗略。现在请下令各处，全部让工匠用冷砧打造纯钢铠甲和箭镞，运送到沿边，先用八九斗力的强弓试射，观察箭头穿透的深浅。关于赏罚，听说宋太祖时的旧铠甲极其精良，只是年代久了出现断裂破损，请暂且把三五万领连接缝补起来，平均发给四路，也足以抵御敌人。第十三条说，今年春天元昊贼军侵犯边境，攻城器械极其粗劣笨拙，这只是暂时延缓了我们的边防而已。料想敌人几年之间就会攻破、毁尽沿边的藩篱，必定驱迫汉民和熟户，让他们充当前锋攻打城邑。边城一旦有守不住的，事情就令人忧虑了。如今修筑城寨，虽然逐渐完固，但军民却不知道守城的次序。请从河北选三五十名善于守城的士卒，派往各处教导；把器械治理好，大力做好防备。敌人每次行动都要求取全胜，并且顾虑后患。如果边城坚守，攻打又没有把握，他们也不敢长驱深入。第十四条说，元昊贼军蓄谋多年，完全改变汉法，自造妖异文字，不是施恩取信可以羁縻，也不是文书命令能够使其动摇。如果不是天威震赫、大大挫败他们的奸锋，敌人的势力不会停止。汉界与敌人的山界相接，人口繁盛；敌人每次入侵，所需征集的粮草大多出自这里。山界百姓拉弓很强劲，和敌人作战，这就是所谓的步奚。他们都离敌境很近，遥向汉界。若乘战胜的势头，敌人如果全部溃散，就趁他们没有防备，分路进兵攻取。抵抗防御的诛杀，投降归顺的招来安抚。老弱无辜之人拘押起来，迁往南方。其间险要而可以防守的地方，就筑造坚固营垒占据。得到的土地田产，分给有功的熟户。确实不能守的地方，就放纵军队攻破荡平，以削弱敌人的势力。如果敌人请求归降，就酌情割让、放弃或收纳，控制权掌握在我方手中。像这样消除祸患，边疆就可以安定了。” 庆历四年，田况任知制诰，请求访问执政大臣，专门把敌患当作最紧要的防务，说：“臣以为，朝廷每年给契丹金帛五十万，削减百姓的财产，长途输送，疲敝的形势渐渐难以长久。近来西羌归顺，每年又给二十万；假如他们再放纵贪婪污渎，提出更多要求，朝廷还承受得了吗？臣极其愚钝，本不应承担重大责罚，但每想到这里，就不停地怨叹。何况两府大臣，都是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所寄托、关系国家安危的人，难道不替陛下思考这些吗？每天早晨在垂拱殿应对，不过是眼前几件政事罢了，这不是陛下对待辅臣的本意，也不是辅臣忧虑朝廷的心意。唐代有旧例，肃宗因为天下尚未平定，除正衙奏事之外，另开延英殿询问宰相；那里旁边没有侍卫，可以尽情提出可行和不可行之处，充分讨论。如今北方敌人桀骜怠慢，河朔将佐的贤能与愚劣、铠甲兵器的好坏、道路的平坦险阻、城垒的坚固破败、军政措施的是非、财粮的多少，两府辅臣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了解。万一变故在疏忽之处发生，诏令从宫中直接发出，稍有差错，事情就不可预测了。像前一年萧英、刘六符刚来时，和议尚未决定，朝廷内外惶恐骚扰，不知道怎么办，这些都是臣亲眼看见的。” 和议既已确定，却又安然自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难道能算安定吗？希望陛下趁燕闲之时，在便殿召见执政大臣，赐他们坐下，询问当前政事，专门把敌患作为急务。这样人人都会唯恐不了解情况而错误应对，件件事情都会唯恐办不成而辜负圣意。大家从早到晚忧虑思考，不敢稍有懈怠，同心协力，一定能够有所作为。如果不把这件事作为要务，却每天拿琐碎小事互相辩答，议论的人都会以此为羞。臣身居近列，实在与朝廷共同承担祸福，只希望陛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 庆历二年，枢密副使韩琦论述防御七件事，上奏说：“臣听说汉文帝继承汉高祖、汉惠帝以后的太平局面，亲自实行节俭，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刑罚搁置不用。当时贾谊上书议论政事，尚且认为形势值得痛哭长叹，难道他说过了头吗？这是因为忧虑深、考虑远，谋划长久的计策，想使大汉的事业流传千万世而无穷尽。如今陛下继承三位圣主的美好功业，仁德远播，天下大定，百姓安乐地生活已经八十多年了。然而臣私下观察时局，认为应当昼夜泣血，难道只是痛哭长叹而已吗？这是因为西北两个敌人的祸患已经形成，而上下都安然自得，不知道朝廷将要危险、宗庙社稷尚未安定。臣现在没有时间广泛引证，只粗略陈述大概。臣深切认为，契丹占据大漠，横跨辽东，凭借整个燕地数十郡的雄强势力，东面使高丽臣服，西面使元昊称臣。自五代以来直到现在，将近一百多年，一直与中原抗衡，势力一天天昌盛。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饰玩好方面的盛况，也全都学习汉人风俗，所以气势更加骄横，自以为比从前的元魏还要强大。它不像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本来就把自己当作外国，与中国在爱好习尚上有所不同。近来又幸而朝廷在西方用兵，契丹违背约定派遣使者，要求关南土地，从而开启争端。”

译朝廷爱惜百姓，为此隐忍退让，每年增加金帛的数额，同时还想固守以前的盟约；契丹却仍然索要献纳的名义，以抬高自身地位，由此可见它轻视中国的情态。又，元昊从父祖以来就蓄谋培养奸计，招纳逃亡的人，虽然表面上表示臣服，实际上却保存军力。到了元昊，更喜欢制造动乱、逞强任性，兼并甘州、凉州各蕃部以拓展疆土，自以为部族强盛，所以僭越称号、背弃恩德，向北联合契丹，想形成三国鼎立的形势。这已经不是继迁当年只在银州、夏州之间跳梁的情形了。元昊多年盗扰边境，官军屡次失败；如今乘着定川大胜的气势，派人约请和议，可知他的谋略更加深远，事情值得忧虑。议论的人说，近来借助契丹传递消息的力量，一定没有办不成的事，难道没有想到契丹既然能让元昊停止用兵，也就能让元昊举兵吗？近来他们的辞令礼节骄横怠慢，丝毫没有屈服。北方敌人的话既然已经没有验证，也恐怕他们另有合力进攻的计策，以困扰中原。朝廷如果忧虑西部百姓的劳苦，暂且求得休养，便用金帛诱使众人，给予他们并非臣属的礼遇。臣恐怕契丹听到后，会认为朝廷的财力和势力已经屈服，于是又派使者递送文书，过分索要尊大的称号，或者要求朝廷不能承受的事情，破坏盟誓，然后驱使部落军队直奔黄河，使元昊再举兵深入侵犯关辅。” 到那时，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办法抵御他们？或者西部边境称臣归附，朝廷专门对付北方部族；陛下亲自统率六军，驻临澶渊等待他们。只是还不知道如今将领士卒的财力军力，同真宗北征时的环卫军和统帅相比究竟如何。若想驻跸北京来张大军势，臣恐怕敌军从德州、博州渡过黄河，直奔京师；那样朝廷根本所在之地、宗庙宫寝、府库仓廪、百官六军及其家室所在之处，都没有一点守城的谋略。陛下能够拥着北京的军队退行去救援它们吗？臣之所以说应当昼夜泣血，实在是忧虑会发展到这一步，希望陛下能够醒悟，赶快设法拯救。朝廷如果认为如今的盟约还可以牢固维持，那么此前三十年的信誓旦旦，朝廷究竟亏负了两个敌国什么，为什么他们却突然违背盟约？他们狼子野心，见到利益就行动，又怎么能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们呢？能够预先看见情况，事先做好防备，就能功效轻松而事情办成；如果变故仓促发生，惊慌之后才谋划，即使张良、陈平再生，为陛下筹谋，也来不及了。臣因此早晚思考此事，朝廷如果不大力整顿纪律，就一定不能革除时弊、消除大患。臣冒昧规划当今最应先实行的七件事，分条献上。大略第一是整饬政务根本：枢密院本来是掌管军务的机构，如今主管的多是琐碎细小的事务。” 中书、枢密院的事务中，凡有先例的，应制定为法令；可以拟定进呈的，不必当面奏报；其余琐碎事务，都可以交给有司办理，使他们能够【原文“▯”字样疑有OCR问题】从容谋划议论。皇帝召见对答时，只专门谕示重大事务。第二，关注边境事务。如今政府沿袭旧例，刚到午时就退朝；想稍微留久一些，又怕妨碍众人退朝，吃完饭便匆忙签署文书离去，哪里有时间顾及疆域事务呢？我认为应当到未时正才退朝，延长这一时辰，以便专门讨论边境事务。第三，擢用贤才。自从天下太平以来，任用人员都依据按资历递升的办法，因此遗漏了很多人才。近来中书、枢密院想找一名武臣代替郭承祐，众人议论了好几天仍不能确定人选。我认为应仿效祖宗旧例，在武臣中不拘常格破格提拔，以考验他们的才能。第四，筹备河北。自从北方敌国通好三十多年，武备全部废弛；一收到敌方轻慢的书信，便骚动不安，不知如何应对。应选派转运使二员，秘密授予他们经略方略，限以年月至期责成，使他们经营守御的【原文“▯”字样疑有OCR问题】事务；这样我们对待敌人时就有预先的准备了。第五，巩固河东。前些年昊贼攻陷丰州，把河外的属户几乎掠夺殆尽，麟府一带因而势单力孤、与外界隔绝。应责成本道帅臣审度险要之处，修建城堡，节省转运粮饷，作为持久防守的计划。第六，收揽民心。祖宗设置内藏库，是为了供水旱灾害和战争之用，并不是要私自积聚财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中书、枢密院的事务中有成例的，应著录为法令；可以拟定进呈的，不必当面奏报；其余细碎琐事都可以归给有关部门，使枢密院能够从容谋议，皇帝赐见时专门讨论大事。第二是重视边事。如今政府沿袭旧例，刚到午时就退朝；想稍微留久一些，又怕妨碍群臣退朝，吃完饭便匆忙签署文书离去，哪里有空顾及疆土的事务呢？应当等到未时正才出朝，延长这一时辰，专门讨论边事。第三是提拔贤能人才。自从太平以来，用人依据按资历升迁的办法，所以遗漏了很多人才。近来中书、枢密院寻找一名武臣代替郭承祐，聚集商议了好几天仍不能决定。应当效法祖宗旧例，在武臣中破格越级提拔，以考验他们的才干。第四是备御河北。自从北方敌人通好三十多年，武备全部废弛；一封傲慢的文书送来，便骚动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应当选派两名转运使，秘密授予经略之责，限定年月至期，责令他们经营守御的武备，这样我们对敌就有素来准备。第五是巩固河东。前一年元昊贼军攻陷丰州，把黄河以外的属户几乎抢掠殆尽，麟府的形势孤立断绝。应当责令本道帅臣衡量险要地势，修建城堡，节省转运粮饷，作为持久防守的计策。第六是收揽民心。祖宗设置内藏库，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和战争的使用，并不是私自积蓄钱财、满足自己的欲望。” 自从用兵以来，财用已经匮乏，应当适当拿出金帛来帮助边防费用，这样可以减轻百姓负担，众人的心也会安定。第七是经营洛邑。如今帝都没有坚固的城防，如果为了防备非常情况而公开兴修，就会显得张皇并劳累百姓。不如暗中修葺洛都，把它作为皇帝巡幸的地方。每年把太仓多余的粮食运来，充实那里的粮仓，皇居就壮大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七年〕 庆历五年，韩琦又论述西北议和之后有三件大忧、一件大利，上疏说：“臣看见朝廷已经册封夏国，契丹又派人回来报告西征之事。在这种时候，如果就认为天下已经太平无事，那么以后必定有三件大忧；如果把从前的祸患考虑到长远，那么以后就有一件大利。请让我略加说明：自从羌人盗扰边境以来，到现在已经七年，小规模入侵、大规模来犯，从未挫败过他们的锋芒。如今他们乘着连年胜利的气势同朝廷讲和，难道不是因为每次军队兴发所需的物资都从本国人那里取得，而俘获又抵偿不了费用；又因为断绝了边境的和市，朝廷上下困乏，所以暂且取得称臣的虚名，而每年索取二十五万的厚重贿赂，认为这是得计了吗？况且契丹的势力一向强大，而夏人尚且敢同它抗衡。假如让他们每年享有金帛和和市的利益，国内充实，一旦我们的边防稍有松弛，他们一定会产生大举图谋关辅的念头。这就是臣所说的以后必有大忧的第一件事。契丹前些时候因为羌人诱使边民前往，仓促出兵讨伐，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便返回。如今看见朝廷册封曩霄，其心中一定更加坚决地不愿接受。近来间谍传说契丹国人说：‘往河西、沙漠中进军所得到的，不过是牛羊罢了。’

译如今范仲淹、富弼前往河东、河北经制边事，必定有所陈奏。不过臣长期在陕西，也冒昧再次陈述陕西的措置事宜：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虽然已经罢去招讨使，但边防不可松弛，请仍选拔有才干声望的近臣担任主帅，特降手诏委任，使其长期任职，经营一方，以防备羌人反复变化的事态。四路驻军中，十分之六应留在边境，十分之二令其向东返回，十分之二迁屯到靠近内地的州军。鄜延路驻屯河中府，环庆、泾原路迁屯邠州、永兴军，秦凤路驻屯凤翔府。每一路设置钤辖一员、驻泊都监二员，与各路知州一同训练军队，但军队仍由本路统领，除非有军务，不得擅自抽调移动。凡迁屯军队所在之处，若知州才干声望不足，请另选人替代。四路抽调来就地供粮的土兵，请委托各路帅臣斟酌办理，每年分为两番，一番驻守边境，一番放归本乡；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边地粮草的消耗，也能使士兵不受长期戍守之苦。陕西各州军在南郊赏赐之后，官府库藏按例都已空虚；如今范仲淹如果经过陕西宣抚，又会有军中额外支出，只会增加费用。如果由臣负责陕西的防务，也没有别的特别措施，就不必让范仲淹再去了。臣又看见各路前些日子招置宣毅兵，接近十一万人；然而朝廷财力物力尚未充足，拿什么来供养他们？况且乡里盗贼私自发起事端，自有巡检、县尉可以捕捉攻击。若要防御群盗，只应增加屯驻在一路防守要地的兵力，不必每个州都全部设防。宣毅兵除河北、河东外，京东、京西、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一指挥都可以减为三百人编额，今后有缺额再招募补充。如今天下军队冗多而不精，轻易耗费财用；陕西、河东、河北、京东的州军已经派官员拣选，其余各路也请选派资历较深的内臣分别前往拣选。这样可以免除冗员冗兵的粮食供给，也能使经费得到保障。仁宗时，太子中允、充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上书说：臣恭敬地看到，自从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家陈述政事的人很多。臣起初私下推测了敌人的三种情势；臣是迂腐的儒生，不懂用兵的大计，起初还迟疑不决，不敢相信自己。如今战争兴起已经很久，敌人的形势已经显露，和臣平素的推测颇为接近，所以臣私下认为，或许有一点可以帮助圣听、供陛下阅览，谨分条陈奏。惟愿陛下仁德圣明，宽免臣狂妄之罪，臣将万分荣幸。关西放松防备，而百姓没有见到战争，已经二三十年了。假如敌人在刚开始萌生祸乱时隐藏形迹、暗蓄计谋，突然发动进攻，那么我方边境屯兵少而弱，城堡尚未完备，百姓习惯了长期安定，容易惊慌；将领又不是平时选拔的，必定败退怯懦，使敌军像驱赶羊群、猪群一样冲突，可以奋力深入。但这样国家威势尚未受挫，兵力尚未疲惫，敌人即使得到城池而占据，也不能长久守住；他们掳掠之后离去，我军还可以截击其归路，这是下策。因此敌人知道这种情况而不这样做。异域侵犯边境，自古就是祸患；他们攻城掠野，失败便逃走，胜利便再来，这大概是他们的常态，这是中策。因此敌人兼用这些办法。至于借用僭越的名号来威服部众，先攻击我方容易夺取的地方，一个一个地使他们心满意足，然后训练、蓄养精锐，谋划长久之计。所以他们来进攻时，即使取胜也不前进，即使没有战败也自行退去，这是为了诱使我军出动并使我军疲劳。他们有时攻击我方东面，有时攻击我方西面，忽然出现，忽然退去，目的是使我军分散在边境各处，不能得到休息。我军想要迅速进攻，而敌军正处于新锐状态，坐等交战；如果我军如此相持不到三四年，军队已经衰老，民力已经疲惫，又不幸遇到水旱灾害，征调赋税也承受不住，盗贼群起，那么敌军便可以用尽精锐，攻击我方的困乏弊弱。即使我军不堪困苦，愤怒而出兵进攻，决定于一战，敌军以逸待劳，也可以取胜。假如我军苦于战争而想不出办法，于是请求通使，以求获得按年给予的财物，料定我方困急，不得不答应，这也可以达到目的。这样一来，只要我方力量一旦困乏，敌人的计谋就没有不能施行的。这就是兵法所说的“不交战而使敌军疲惫，是上策”，而敌人如今正采用它。现在三十万军队在西部吃用粮饷已经两年，又有十四五万乡兵不事耕作而自行取食；自古以来，从未有哪个国家让四五十万军队连年依赖供给而国力不困乏的。臣听说元昊作为贼首，威势足以使部下畏惧，恩惠足以使部下为他效死。自从他开始僭越作乱，傲慢的书信已经送上，却过了一年仍不出兵；一旦出兵，锋芒便不可抵挡，拘执劫掠蕃官，俘获我方将帅，却以礼相待而不杀害。这些都是他蓄谋已久的凶计，绝不是仓促形成的。怎么能这样呢？他能够用上策使我方疲惫，而我方自己还不知道已经陷入困境。他为长久之计来扰乱我方，难道我方没有长久的防备来制止他吗？训练士兵、蓄养将士、窥伺空隙、乘机行动、使用间谍、出奇制胜，是将帅的职责；这就是所谓边境以外的事情，君主可以不亲自干预。至于从外部推测敌人的谋略，从内部考察国家的形势，做到知彼知己，依据谋略制伏敌人，这是朝廷的大计，也就是所谓在朝廷谋划而取得胜利的办法，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今敌人的谋略是可以知道的，不过是想用长期拖延来使我方疲惫罢了。我方的形势也可以看清，只是军民已经困乏。倘若真能充实财物、积聚粮食，以舒缓西部百姓的困苦，整顿国家、壮大军队，那么敌人的谋略便会受挫，朝廷的谋划也就能成功。军队无非是进攻和防守，但二者都以财用决定强弱。防守没有财用便不能长久，这是不必说的。请允许臣试谈进攻。从前秦国凭借六代积累的强大资力来攻打敌国，最终却使天下困苦，自己也没有达到目的。汉朝依靠文帝、景帝积累的富强，三次出兵才勉强得到河南。隋、唐与突厥、吐蕃长期互有胜负，虽有战胜的时候，却没有一次出兵便将其灭亡。秦、汉尤其强盛，它们所攻取的地方，就是今天元昊的土地。何况自刘平陷没以来，敌军锋芒炽盛锐利，从未受挫。进攻和防守的计策，不是臣所能知晓的。

译凭借天威所加，虽然最终期望把敌人全部扫平，但临边将领还没有听说谁能找到敌人的破绽、挫折其凶猛锋芒。这样，攻守都还没有休止的期限，而财用又没有作长久打算，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行之处。四五十万人坐等供养，关西土地上的物产却没有增加，关东所有的物资又无法运输到那里。对百姓进行琐碎苛刻的搜刮，既然已经知道没有好处，也只好停止了。至于卖官收粮，下面没有响应的人；改变法令、以货物折纳，商旅又不肯通行。这样四五十万人，只能从西部百姓那里取得所需。西部百姓怎么会不困乏？他们困乏而没有起来做盗贼，只是还需要等到水旱灾害发生罢了。外部被敌人的谋略拖得疲惫，内部又遭遇水旱灾害和许多变故，天下的祸患哪里说得完？关西的物资不能凭空增加，却必须疏通漕运，把物资运送过去。漕运虽然通了，如果关东的物资不充足，也没有东西可以运往西部。因此臣认为，疏通漕运、尽量开发土地利益、灵活运用商贾这三种办法同时施行，财用就会充足，西部百姓就会得到舒缓，国力得以完整，军队也可以长久地防守和进攻，全听陛下任用。眼前琐碎的小利，不足以作为长久的谋划，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因此，为长远打算的办法，起初看起来迂远愚拙而可笑，但只要坚定实行，其利益就会很广。所以臣虽微不足道，也不敢回避迂远愚拙的责难，请求陛下裁决施行三件有利之事。第一是疏通漕运。臣听说如今为西部筹划的人，都担忧漕运不通；臣认为只是没有去设法疏通罢了。如今京师在汴京，漕运不能向西，世人习惯看到这种情形，便以为不能向西运输。不知道秦、汉、隋、唐的都城都在雍地时，天下物资都可以运到西部。山川地形并没有同古代发生改变，过去的人都能走的道路，今天的人为什么不能走？汉朝初年，每年从山东漕运数十万石粮食，那时运输道路还没有修治，漕运数量尚少。后来汉武帝更加修治渭渠，达到每年漕运一百多万石。隋文帝时，沿水设置粮仓，转运相接，关东以及汾州、晋州的粮食都运到渭南，运输物资最多，遗留下来的仓窖痕迹到处可见。不过当时还有三门的险阻；唐代裴耀卿又寻访隋代的旧迹，在三门东西设置粮仓，开山修路十八里，改用陆运以避开险阻，最后再沿黄河逆流而上进入渭水。当时每年运输不少于二三百万石。后来刘晏遵循裴耀卿的道路，把江淮的米全部漕运过来，每年运入汴京六百万石。如果真能分给关西一二百万石，就足够了。如今军队中依靠汴京漕粮供给而出外戍守的很多，有司并不吝惜把百万石粮食分拨给他们，问题只在三门阻隔其中。现在应当疏浚治理汴渠，使每年的运输不受阻碍，然后按照查考裴耀卿的旧迹，不怕十多里陆运的劳苦，那么河运漕运就会畅通，物资可以运到，也能舒缓关西的困境。即使古代没有现成办法，今天有可以做的事，也应当去做，何况古人曾经实行过且距离并不遥远，今人行之难道还难吗？裴耀卿和刘晏刚开始治理漕运时，所得粮食还少，到他们后期收入增加到十倍，这显然是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这是水运的好处。臣听说汉高祖进入秦地时，不走东关，而取道南阳，经过郦析进入武关。曹操等人起兵诛讨董卓时，也打算从南阳经由丹析进入长安。当时张济又从长安出武关逃往南阳，这正是自古以来行军往来的道路。臣曾到过南阳，询问当地遗老，他们说从邓州向西北到永兴有六七百里，如今小商贩还常常走这条路。当初汉高祖入关时，军队有十万人，这条路难道能容纳十万军队通行吗？可见它不应当十分狭窄险阻。只是自从以洛阳为都城，行人都奔向东关，这条路长久不用便荒废了。如今如果查考旧迹使道路重新畅通，那么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等沿汉水地区十一二州的物资，都可以漕运并集中到南阳。从南阳改用轻车、人力车和人力搬运接力转送，招募设置递送士卒，设立十五六个铺站，那么十多个州的物资就能每天不断进入关中。沿汉水地区山中有很多优良木材，靠近汉水；汉水一带的百姓依靠这些物资可以满足生活并有余，用来制造舟船车辆，并不困难。前些日子陛下深切体恤有司运输的劳苦，曾从宫禁钱库中赐给数十万钱，供西部使用；但道路艰难遥远，车载运输超过一年仍不能全部送到。至于军装输送，又多受秋雨连绵之苦，边州已经寒冷，冬衣还滞留在路上，艰难到了这种程度。让州县的纲运官吏长途运送到京师，辗转冒着艰难阻滞，然后再运往西部，哪里比得上考察南阳附近各郡，按照路程远近，把距离武关与到京师相近的，以及特别近的，都直接运到关西？京师所需如果不足，就用宫禁府库拿出来赐给有司的钱物代为补足。这样，迂曲与直接、利与害就清楚可见了。这是陆运的好处。第二是充分开发土地的利益。臣听说，过去筹划财利比较容易成为能手，如今谈论财利却难以找到办法。过去百姓只承担赋税，所以财用不足时，还可以开采山矿、煮海制盐，专卖酒和茶，征收关市税并计算舟车税，还有办法勉强供一时之用。自汉、魏直到现在，财利之法日益增加，征取也更加细密。如今取自百姓的办法已经用尽。过去赋税以外的征收，是为了应付有事时的费用；现在却把一切取民的办法都用于无事之时，全部耗费在冗余开支上了。突然发生事情时，已经没有办法再增加收入。不过仍有可以做的事：百姓从事生产并输送给官府，已经很劳苦，而游手好闲的人却很安逸；土地能够出产物资，耕种却不能代替其荒废状态，而未开垦的土地还很多。也就是说，百姓还有剩余的劳力，土地还有未开发的利益，这正是可以利用的。何况考察历代用兵的情况，从来没有不先经营屯田的。汉武帝时战争兴起、财用不足，赵过创制畎田和人力犁耕的方法，以增加收入。赵充国进攻西羌时，议论的人争相主张出击；赵充国深思全胜的防备之策，能够忍耐等待敌人疲敝，甚至违背诏令停止进兵而治理屯田，在最边远的地方耕种，并用游兵防备抄掠的盗寇；既然如此治理田地并不容易，他仍然勉力去做。后汉时，曹操在许地屯兵，强敌来自四面；按今天看来，似乎他随时都在交战，没有空闲屯田，但他采用枣祗、韩浩的计策，设置田官，招募百姓在许地附近耕种，每年收获谷物一百万石。后来各郡国都实行屯田，积存的粮食数不胜数。隋、唐的田制尤其广泛，不能一一列举。形势艰难、最不适宜屯田的，没有比赵充国当时更加紧迫、无暇屯田的了；

译也没有比曹操当时更困难的了，但他们都勉力实行，并不因为事情迂缓而不屯田，因为知道土地利益广大，而且可以舒缓百姓的劳苦。如今天下未耕种的土地很多，臣不能全部说完，谨举出眼前较近的情况：从京师向西，未开垦的土地多得无法计算；并不是土地贫瘠而被弃置，大概是人们不勤于农事，以及徭役太重而逃亡所致。长期荒废的土地，其收益是耕作劳力的数倍。现在如果督促百姓勤于耕作，并免除他们的徭役，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臣听说乡兵对百姓不利，议论此事的人正在讨论。被充作乡兵的人于是放弃农业，借口说是在教习，聚集饮酒赌博，向家中索取资财，不顾家中是否已经没有财物；官吏不加禁止，父兄也不敢责问，家家都把这看作祸患。河东、河北、关西的乡兵尚且可以使用；京东、京西的乡兵平时不足以防盗，遇到水旱灾害却正好可能成为盗贼，是尤其值得忧虑的。京西一向是贫困地区，没有山林水泽的富饶资源，百姓只能依靠勤力务农生活；如今三口之家有一人、五口之家有三人游手好闲，遍及十八九个州，保守地说也有四五万人不耕作而吃粮，这是彼此耗损，反而使困苦加重。现在如果真能把他们全部驱使到荒废土地上耕种，官府借给他们种子，每年收获与他们按一半分成，像对待普通百姓那样；再招募熟悉农事的官吏担任田官，优厚奖励考课成绩最好的，以此诱导他们，那么愿意耕种的人就会很多。太宗皇帝时，曾借钱给陈州、蔡州的百姓，让他们买牛耕种。真宗皇帝时，也采纳耿望的意见，在湖南买牛来治理屯田。如今湖南的牛每年卖到北方的，都出自京西；如果官府出资购买，不难得到。况且乡兵本来就是农民，登记为兵后便放弃了农业。现在幸好他们离开农事还不久，仍可以重新驱使他们回到田地耕作，不让他们群聚游荡、饮酒赌博，成为父兄的忧患，这是百姓所希望的。一个男子的力量，即使安逸而少用，也足以耕种荒田一顷；四五万人都去耕作，久废土地的收益又是劳力的数倍，那么每年的粮食收获就数不胜数。京西的范围，北面有黄河，南面到汉水，西面连接关中；如果再疏通水陆运输，在哪里积存的粮食，都只等陛下诏令有司调运使用了。第三是灵活处置商贾。臣听说秦国废弃先王法令，助长兼并，上面侵夺公家利益，下面刻剥小民，成为国家祸患已经很久了。自汉代以来，曾想立法抑制并夺取商贾利益，却一直没有成功。大概治理国家的人日益广泛地兴办财利，兼并之家谋利也日益巧妙；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商贾坐享其成，掌握国家的财利。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兴办财利的范围太广。兴利范围广了，上面就难以独占，必定要同下面共同经营，然后财货才能流通而不堵塞。然而，如今提出这项主张的人，正想夺取商人的利益，把它全部收归公家并由公家专擅，所以夺取商利的谋划越来越深，而国家所得的利益却受到损失。此前主管官署屡次变更法令，法令每变一次，一年之内损失的数额就达数百万。提出主张的人不知道利益不能由公家专擅，想专擅反而造成损失，却只说是变法不恰当，变了又不停。这样造成的损失就越来越多。原本想让十分的利益全部归于公家，到了亏损较少的时候，十成利益连三成也得不到；还不如与商人共同经营，常常可以得到其中的五成。如今国家的利益，较大的也只有茶和盐罢了。茶自从变法以来，商人再也无法在一年内补回损失，数年也不能弥补，到处积存腐朽，只好废弃焚烧。此前提出主张的人屡次说三税之法便利，主管官署已经把这件事详细考察过了。如今如果确实能够恢复三税之法，使商人有利可图并得以流通，上下双方就都能得到好处。解池的盐堆积得像山丘一样，如今应当暂时降低盐价，诱使各地商人前来，把它们销售出去。先发布命令说：‘三年后将恢复旧价。’这样，靠盐价获利的商人就会争先恐后来购买了。茶生长在山中，取之不尽；盐出自水中，用之不竭。把价格降低并销售出去，三年之内盐茶的储量十成中也不会减少一二成。茶盐这两种物品之所以贵，是因为能够为国家提供资财和钱币。如今不把它们销售出去，反而积存起来，这就是积存腐朽的土壤，究竟有什么用呢？大商人能够使货物繁殖增多，难道是亲自拿着极小的货物到市场上叫卖吗？一定是有贩夫小贾前来分销。贩夫小贾没有利润就不肯做，所以大商人并不嫉妒贩夫小贾分取其中的利益；大商人依靠货物广多，即使每件获利少，只要货物流通迅速，积少也能成为多。如今治理大国的人拥有无穷无尽的货物，反而嫉妒大商人分取其中的利益，宁可让货物无用地积存而变成腐朽土壤，这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不吝惜自己的利润来诱使贩夫小贾；善于治理大国的人也不吝惜自己的利益来诱使大商人。这就是同商人共享利益、少取而获得多利的办法。现在如果一定要用办法控制商人，就应当把他们囤积的货物全部收括起来，由官府出售后再归还其本钱，等其货物售尽以后再改变法令。囤积大量货物的商人以获利为生，一年不经营获利，便会忧惧不安；他们一定不能守着积存的钱财闲居。即使利润很薄，他们仍将勉力前来，这就是变法控制商人的办法。诱导商人、使货物流通，没有比同他们共享利益更好的，这是上策；控制商人，使他们不得不服从，则不如严厉裁减，使他们没有积存货物，这是下策。但这种办法只能用于控制茶；至于盐，如果禁令更加严密，犯法的人反而会更多，刑罚也会更加繁多。至于由县官亲自经营出售货物、在市场上交易的事情，这是大商人也不愿做的，臣认为实行起来很难长久。倘若确实能够不计较细小得失而考虑长远大局，那么积存腐朽物资可以散发出去，钱币可以流通，不费太大劳力而财用就能充足。臣愚昧，不能完全了解时事。至于坚守城防以抵御敌人，若有利可乘就出兵袭扰，其余一切小的便利措施，愿暂且交给边将办理。至于积聚粮食、疏通漕运，不出二三年，国力就会逐渐富足，边兵逐渐熟练，敌人的锐气逐渐受挫并出现破绽；等到可以乘机进攻时，再一举消灭敌人，这就是万全的防御之策。愿陛下把小的事务责成将帅办理，谋划并实行大计，那么天下就非常幸甚了。修冒死叩拜。

译欧阳修又上奏说：臣恭敬地看到，北方敌国临近边界首部增建城寨，以及拘囚定州巡兵汤则、侵入银坊冶谷地界等事情。臣私下听说，朝廷至今还没有明确严厉地指示边臣据理争辩。臣私下推测朝廷的意思，必定是认为争辩恐怕会有引发事端的忧虑；这是考虑过度、计策失误。敌人的性情变化无常，最难测度；他们欺负弱者、畏惧强者，不能向他们显露怯弱。如今在事情刚开始时就加以阻止，并尽力拒绝他们，尚且还担心不能成功；如果放任不争，反而引诱他们来侵犯，那才是招惹事端。何况西山道路有三十多处都可以行军，其险要关口集中在军城、银坊等道路。如果任由他们夺取占据而不争夺，那么北寨、王柳等关口就会逐渐被他们继续侵占，难道还能够争夺吗？这样一来，西山险要就会全部被他们夺去；有一天他们率大军渡过易水，从威虏城以西的平地而来，再以奇兵从飞狐出兵，顺着西山各关口而下，那么我军腹背受敌，将不知道用什么来抵御。这大概就是兵法所说的必须争夺之地。况且同别人相邻为敌，却自己放弃险要，任由对方夺取而不争，即使我弱敌强，也还应当勉力争取，何况双方形势相当、力量相敌，又违背誓约，理曲在他而理直在我呢？臣认为朝廷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没有考察敌军强弱的形势，也没有弄清其真实情况和虚假表现。臣又看到朝廷常有畏惧敌人的神色，却没有忧虑敌患的心情。忧虑和畏惧，名称相近而意义不同。忧虑是深思极虑，不敢片刻忘记；畏惧是临事惊慌疑惑，不知道怎样处置。如今边防事务的安排多次失去时机，正是畏惧之心过深的缘故。如果能够察明敌军强弱的形势，弄清其真实和虚假，那么今天的事情确实不值得害怕，而将来的祸患却很值得忧虑。为什么不忧虑那些深可忧虑的事情，反而畏惧那些不值得畏惧的事情呢？戎人虽然以战斗和射箭立国，但耶律氏自幼承袭父祖之业；自从同中国通好以后，他从未亲自经历战阵，遇到强敌时，谋臣旧将又都老死了。如今他的臣下像固宁这样的人，没有两三个；固宁的才干还不如中等之人，却已经是他们的杰出人物了，所以他们君臣商议事情，往往多有不善。当初他们派遣使者随梁适到河西，想同中国通好并议和，事情将要成功时却不能稍稍忍耐以求中国厚利，竟同元昊争夺夹山的小族，终于发生战争，屡战屡败，损失人马，国内受到创伤，诛杀、征敛山前汉人，引起他们的怨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过去他们杀汉人要受惩罚，汉人杀他们则处死；近来听说反而改变了这两条法令，想取悦汉人，结果汉人还没有收服他们的心，北方人却已经愤怒了。又听说今年春天女真、渤海等部族到处离叛，攻打劫掠之事最近才稍稍平定，他们正在招抚收辑逃亡败散的人，修缮补完兵器铠甲。内部担心国内再次叛乱，外部又有西夏的威胁，心中疑惧，担忧我方乘其空虚向北袭击，所以在边界上勉强拘囚我方巡兵，侵入我方地界。这其实是力量弱小却显示强大的用兵诡计。因此臣认为，只要能够看清敌人的强弱，知道其真实与虚假，就没有不应争夺的道理，何必畏惧那些不值得畏惧的事情呢？国家被西部边患困扰以来，用兵时常担心北方敌人合谋乘隙而动。等到看见两国失和、互相攻打，议论的人都说这是中国的福气。既然庆幸他们相互攻打是我国的福气，那么如果不幸他们解除仇怨而重新联合，岂不是我国的祸患吗？臣认为北方敌人从前败给元昊，也是因为长久不使用军队，突然交战便遇到强敌。听说他们自从失败受挫以来，君臣恐惧，日夜谋划，普遍招募成年男子，精选招募甲兵，各处开设教阅场，家家统计粮食和马匹的数量。凭借他们天生强悍勇猛的风俗，再加上日夜训练的勤奋，那么他们的强大就难以抵敌了。如今那个国家虽然还没有真正恢复人口，但大体来说，治理国家的军队长期没有事情，人才便难以显现；一旦用兵，将领自然会脱颖而出。假使他们交战频繁，谋臣猛将争相显露才能并一同出现，那么夹山一战的失败就会使他们警醒四十年来因循的弊病，把骄傲之心变成愤发之志，把懒惰的士卒变成强劲的军队，并因屡次交战而得到勇猛的将领。这是北方敌人的福气，不是中国的福气。这就是臣所说的将来祸患。然而两国的形势不可能长久相攻；一二年之间如果不能吞并对方，就一定会重新联合。假如北方敌人驱使新近振作起来的强兵，没有西部敌人的后顾之忧，向南窥伺河北，那么这又是将来更大的祸患。臣虽然不知道朝廷对河北究竟如何顾念，但仅从本路事务拿今年同去年比较，也可以看出来。去年以前，河北官吏无论大小，都能够举荐人才、选择能干的人，急于任用人才，唯恐来不及，生怕一件事情失策。自今年春天以来，差遣任命逐渐沿袭旧日弊病；凡是办事干练、熟悉北方事务的官吏，即使有人举荐并奏请，百人中也未必有一个能够得到任用。不仅使有才能的臣子和能干的官吏不受鼓励，也足以看出朝廷并不忧虑河北事务能否办好。至于废除沿边官员长期任职的制度，调动刘贻孙，以王世文任冀州知州，以李中吉任广信知军，以王中庸任保州知州，以刘忠顺任邢州知州。这几个人在清闲偏僻的州军任职，尚且令人担心会败坏政事，何况让他们担任边境要地的职务呢？臣愚昧地认为，朝廷并没有把北方事务当作忧患。《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五。《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三百二十六。明代杨士奇等编撰。防御边疆。宋仁宗庆历二年，欧阳修任知谏院，议论韩琦、范仲淹，请求赐召对，陈述边疆事务。奏章说：臣恭敬地看到，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陛下圣心忧虑，每当有臣僚谈及西部事务，陛下必定都倾心听取采纳。如今韩琦、范仲淹长期在陕西，对边疆事务非常熟悉，是朝廷亲信而委以重任的人。何况二人的才干见识不同于常人，他们所看到、所说的事情也不同于寻常，谈论政事的人正是陛下最应当特别留意、加以询问的。自二人到朝廷以来，只是每天同中书、枢密两府的大臣按惯例上殿呈奏，除寻常公事以外，关于机要和重大处置的事情，一直没有听说他们有所建言。陛下也从未特意召见他们，平心静气地询问。何况如今西部事务尚未和解，边境必定有紧急警报；又听到传闻，北方敌人正在凉甸，同大臣商议事情，外边人心忧虑恐惧。伏望陛下趁无事之时，出御便殿，特意召见韩琦等人，从容询问，使他们充分陈述西部边疆的事务应当如何处置。如今韩琦等人在外多年，一旦回到朝廷，必定有所陈奏；但陛下没有赐予召对，他们二人也不敢自行请求单独见驾。至于两府大臣，每逢边防有紧急事务，或者在非例定时间召见他们聚议，或者分别让他们互相陈述意见，或者只召一两人当面商议，这本来就是帝王的常规做法，祖宗朝也同样如此，不必拘守平常的成例。庆历三年，欧阳修请求让韩琦留在朝廷中任职、范仲淹在外任职。上奏说：臣听说像定等人不久就会被释放遣返，私下推想近来双方议论一定没有协调一致，必须担心骄横的敌人猖狂起来，因愤怒而出兵攻防。凡是边境关防和防备，正需要预先支撑应对。臣看见朝廷诏旨已经任命范仲淹、田况等为宣抚使。今天又听说韩琦要离开，范仲淹已经办理防务，想自行请求前往，不知是否属实。依臣愚见，不如暂且派范仲淹迅速前去。韩琦、范仲淹都是国家委任的大臣，才干见识都值得信任；但范仲淹在陕西军民中恩德信誉尤深，更为众人所推服。如今如果让范仲淹在外防御敌兵，让韩琦留在朝廷居中供给、应援，二人一定能够共同成就大事，或许可以避免日后的艰难。如果陛下因为新近任用范仲淹而要求他尽快见效，那就暂且让他办完平定敌人的事情，等边防稍稍安定，两三个月内自然可以回朝。既然先在外部消除忧患，就可以逐渐整治朝廷内部的政务弊病。如今边疆事务是眼下最紧急的事情，不可迟延，以免失去时机。伏望陛下从内心裁断，催促范仲淹迅速前往，以防备意外。欧阳修又议论请求让宣抚使韩琦等经营治理陕西的札子说：臣私下听说，中书已经下达札子，调回韩琦、田况等人返回朝廷。前些日子韩琦等奉命巡视边境，本来是因为西部敌人的和议尚未决定，要防备他们进攻，必须做好御敌准备。如今西方敌人再次派人前来，刚刚提出请求；按事情的情势看，这些请求必定难以立即答应，边境上的机要事务正需要处置。又听说韩琦、田况各有奏状，说边防已有准备，请朝廷不必怯惧敌人、事事委曲顺从。臣私下认为，从他们这样的奏报来看，边疆事务的情形可以知道，他们自有应对办法，不至于失败误事。臣认为暂且让韩琦等留在那里安抚、遏制敌人，那么朝廷同敌人商议时自然可以持重，不必屈服迁就。如今和议正在商议，中途把他们召回，就是让敌人知道朝廷意在一定求和，从而先自行放松戒备。何况事情并不紧急，何必召他们回来？关于召回韩琦的札子，伏乞陛下迅速降下指示，暂且不要调回，仍令韩琦等人在当地经营筹划，以等待西部敌人的和议结果如何。欧阳修又议论请求下诏晓谕西陕将官的札子说：臣听说元昊这个贼首这次派来的人，言辞和态度极其不恭顺，所请求的事情必定难以全部答应。事情如果不能成功，元昊一定会制造事端，朝廷应当预先做好防御准备。臣私下担心沿边将帅看到西部人入朝，只希望同他们通好，便产生懈怠。万一西部敌人突然发兵泄愤，攻击我方的松懈怠惰，失败就会立即发生。请求迅速下诏给边臣，秘密晓谕他们：西部敌人的言辞并不恭顺，双方必定不能和好，请让他们预先知道这一意图，断绝他们的观望之心，及早做好准备，或许可以避免失败误事。又担心边将认为朝廷这次议和虽然没有谈成，但如果敌人下次再来，最终必定会和好，因此便没有讨伐敌人的意志。还请求趁此下诏晓谕，以激励他们说：朝廷认为元昊罪大恶极，意在讨伐消灭；如今不答应同他和好，是因为外有你们在边境，朝廷必定希望你们破敌成功，以此使他们不产生退缩之心。臣看到唐武宗是英明威武的君主，他所任用的宰相李德裕最为有才；当时用兵征伐，指挥将帅、处置军务，常常用诏书加以约束、劝勉、激励，所以最终成就功业。国家自从用兵以来，从未听说用赏罚、号令来激发人心，使将士竭尽力量；这件事最应当留意。欧阳修又议论河北守备事务的札子说：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正派遣使者同西部敌人商议通和的约定；近来私下听说，边臣频繁收到北方边界的文字，来询问西夏和议已经达成还是尚未达成。如果确实如此，事情就非常令人忧虑。臣认为，天下的祸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方敌人。即使没有这些文字，北方敌人最终也必定会给朝廷带来祸患。契丹同我国通好不过四十年，彼此没有丝毫嫌隙，却突然萌生奸计，妄自提出请求。臣私下认为，他们本来贪婪，性情从来没有满足；遇到强者就屈服，见到弱者就欺负。看到我方没有谋略，动不动都屈服迁就，便认为我方弱小，知道可以欺凌，所以增加金帛仍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又进一步索求名分，压迫我国必定答应。无事时前来尚且如此，如果再借西部事务把它当作功劳，另外提出过分要求，将拿什么来满足？天下的人无论愚者还是智者，都会因此替朝廷寒心。如今如果果真有文字前来督促通和之事，臣认为敌人的狂妄计谋，其迹象已经萌发。不和，他们就责问我国违背前言；既然和好，他们又会论功索要报偿；恐怕不出一年，就会采取行动。如果我方难以曲意迁就，必然发展到交战。至于选拔将领、训练军队，既然难以仓促办成，抵御戎敌、制胜取胜，关键应在事变发生之前。臣私下奇怪，在朝廷的臣子还在苟且偷安；自黄河以北，竟全无处置安排，因循松弛，谁还把它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