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

译臣私下认为，李绛的话多么透彻啊！宪宗初年，难道有失德的谏官所论奏的事情不真实吗？究竟是什么事情？我想他们一定说了过分的话，提出了难以实行的建议。凭宪宗的聪明，却也把这些话说成诽谤讥刺，那么并非不可以贬黜他们。李绛只是以进言的困难、十件事要删去五六件为例，激切地向宪宗说明，是想为天下人开辟敢于进言的道路。担心谏官可能被贬黜，那么正直之士就会畏惧获罪而不敢进言了。然而宪宗虽然想贬黜他们，却把这件事告诉李绛，可见心中也有不安，最终没有果断贬黜。李绛能够开导君主的心意，使宪宗顿然感悟，知道进谏的益处，不再因言辞过失而怪罪他。后世甚至不知道进谏的人是谁；君臣之间接受劝诫、辅佐君德，可以说已经融会无迹了。自古小人妨害进言，没有比说进言者结党、好名更严重的。说他们结党，是想把他们一伙人都除掉；说他们好名，是要使君主恼怒他们诽谤自己。这两种说法，古今议论很多。只有怀疑结党还比较容易辨明，说他们好名的讥刺最难察知。天下人所追求的，不过是名与利。臣下侍奉君主，是因为爵禄有利益。好名的人不顾爵禄的利益，而想求取正直的名声，那么君主又何必吝惜把这个名声给他呢？名与利，都是君主驾驭天下的手段。君主因此设置谏官这一官职，就是要把名声给他们。如果不给他们名声，却又想加罪于他们，那么我们用来驾驭天下的办法也太狭隘了。即使狂妄之士滥用正直的名声，而忠实的言论也将因此得到表达，这难道足以损害我们的治理吗？所以臣借李绛的事情进言，斗胆把这个道理献给陛下。恭敬地想，陛下圣学高深精妙，早已懂得这个道理；李绛的话确实有值得取法之处。元吉又进呈前代故事说：“《国史·薛居正传》记载，宋太祖曾对薛居正说：‘自古作为君主的，很少能够端正自己；作为臣下的，多数没有长远谋略。这是因为君臣相处之道没有各得其所。我看唐太宗接受别人的进谏，直截了当地指出自己的错误，却不以为羞耻。依我看来，不如自己根本不去做那些事，使人没有异议可以进谏。’又据《吕端正传》记载，太宗对吕端正说：‘古人所说的君臣道合，就是彼此情意没有隔阂。因此事情一定没有隐瞒，进言也都会被采纳。如今你们已经位列朝廷，可以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即使所说的话不一定完全合乎尺度，我也应当和你们共同商议并加以改正，使它符合正道。我本来就不会因为身居尊位而自恃，使人不敢说话。’” 臣听说君主的德行没有比接受进谏更大的，后世称赞接受进谏最盛的君主，没有超过唐太宗的。他的臣下王珪、魏征等人，号称善于直言规谏，以至于没有一句话不听从、没有一件事不听取，可以说是最完美的了。只有太祖皇帝圣明的见识高远，不认为唐太宗接受进谏很难，而认为自己根本不做错事，使人没有什么可进谏的，这才是好的。这个见解多么伟大，是前代帝王所不能及的。从前《尚书》称赞成汤，还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这说明他不能没有过错。如果是我朝太祖，大概就不会有过错了。《本纪》又记载，太祖有一天退朝后不高兴，内侍询问原因，太祖说：‘你以为帝王做事可以轻易吗？早晨在前殿乘一时意气处置了一件事，如果有失误，史官一定会记载，所以我不高兴。’太祖皇帝常常把乘一时意气处置政事视为悔恨，并引以为戒，兢兢业业，不敢懈怠疏忽，所以他反复斟酌、再三顾念，当时自然没有什么可供进谏的事情了。臣又听说，臣下侍奉君主的原则是有触犯也不隐瞒。所谓触犯，不过是触及君主威严、冒犯君主忌讳，但用心是忠诚。至于有所隐瞒，就是见到有利可图却不陈说，遇到祸害却不指出，怀藏奸心而诱导君主，专门为自己谋划，这是臣下的罪过，没有超过这种行为的。太宗皇帝圣明见识高远，对于几位大臣，既希望他们彼此情意没有隔阂，又希望他们对事情毫无隐瞒，还说‘不要因为身居尊位而自恃，使人不敢进言’。” 这话多么伟大，也是前代帝王所不能及的。《尚书》所说“敞开心怀，滋润我的心，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确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太宗又对宋琪说：“我反复周旋委曲，与大臣商量当时的政事，就是想沟通上下的情意，使没有阻塞蒙蔽。你们只管按照正道行事，断绝私下请托，不得有所顾忌回避。”太宗皇帝每每担心群臣不走正道、通过私下请托互相勾连，便告诫他们不要有所顾忌回避，这样自然没有谁不把实情全部说出来。仰想皇帝陛下仁德深厚、气度宏大，与祖宗相符；谋划和施政，没有不考察旧例、遵循祖宗训诫的。臣愿陛下兼听并广泛阅览，使太祖的训诫更加发扬圣德；喜好询问、察纳言论，以太宗的训诫深切勉励群臣。假如朝廷清明，会常常没有可供进谏的事情；臣下都知道以正道侍奉君主，凡是事情都把实情全部说出，那么还担心治理功业不能成就、担心中原不能恢复吗？这是臣日夜私下所盼望的。中书舍人崔敦诗论述听取言论的奏疏说：“臣曾经认为，臣下进献言论，没有不竭尽诚意的；君主听取言论，关键在于考察它的效果。因此汉高祖赞许娄敬的进谏，唐太宗追念魏征的话，这些事情当时陈说的利害也许相同，但其中是忠是邪，要经过长久才能看出来，不能不加以审察。臣曾经考察东汉盗贼祸乱的根源，只有刘陶、杨赐曾经说到过。后来事情发生，才查阅旧档，找到刘陶、杨赐上奏的章疏，于是都给予封侯的奖赏。臣恭敬地听说，神宗皇帝曾批评开边的错误，右丞蒲宗孟说：‘臣曾经说过这件事。’神宗说：‘你什么时候说过？在朝廷内只有吕公著，在朝廷外只有赵卨说过。’由此才知道，臣下的言论不能没有记录。臣仰想陛下宽厚仁慈、推诚接纳臣下，屈尊自己接受进言。纵观自古帝王，没有谁能赶得上陛下圣德的万分之一。然而对于臣下的论议、思考和进献，君主仍应谨慎掌握考察选择的方法。从前唐太宗曾告诫史官说：‘群臣所说的政事，我采纳还是不采纳，都应当记载。’真宗皇帝也曾下诏命中书设置簿籍，记录谏官、御史论奏政事后是否施行，年终汇总上奏。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察，特别下诏中书，凡是发下的朝臣章奏，无论施行与否，都设置簿册记录；到年终上奏，并把副本送入禁中，以此考察是非，探究进献言论的本意；借此检验事情能否成功，考核听取言论的实际效果。还要让群臣知道有这样的制度，怀有忠心的人便能够把话全部说出，怀有私心的人也不敢妄言。这样将会看到，有价值的言论都必定可以再次查考，而不会只成为徒具形式的文书；这对圣明的政务确实有不小的补益。

译袁说友上奏说：“臣仰想陛下虚心求取言论，和颜悦色地接受进谏，平常确实常有因进言而升迁官秩的事，却没有听说有因接受忠言而获罪责罚的。然而朝廷中的臣子，听不到有人直言抗争节义，只知道唯唯诺诺来取悦容身。从前敢于进言的人，即使有斧钺诛杀的危险，仍然不顾一切；难道如今这个时代有爵禄赏赐可以鼓励人进言，反而还有人不敢吗？臣由此知道士大夫的气节没有树立。士大夫的气节，培养它就锐利，挫伤它就畏缩。气节锐利时，即使有斧钺诛杀也不害怕；等到畏缩时，即使用爵禄赏赐诱导，也不肯进言。只有在无事之时培养它，才能在有事之际任用它。无事之时如果不先设法培养，想在有事之时任用它，就困难了。如今天下，外面没有边疆的忧患，内部没有盗贼的忧虑，阴晴雨旸合乎时令，仓廪也大体充足，正是天子培养尊德、士大夫培养气节的时候。陛下若不趁此时培养士大夫的气节，臣恐怕风俗从此日益萎靡。培养气节、振作风俗，应当从朝廷开始。朝廷设置谏官、给事中、舍人等官职，是用来纠正官吏的邪曲、杜绝奸邪的。朝廷的声望和风采就系于此。天子和执政大臣认为可以，谏官、给事中、舍人认为不可以，于是有弹劾的章疏，有封还驳正的奏章，这正是用来显示极端公正的。陛下既然信任这个人，就不可以不信任他的话。这个人既然是正直的，他的话就不能说是错的；这个人既然是不正的，他的话就不能说是对的。陛下既然在尚未任用他时信任他，就不应在已经任用之后反而责难他。因此，谏官、给事中、舍人所赞同的，就是公议共同赞同的。即使陛下也不能不赞同谏官、给事中、舍人所不赞同的，因为那是公议所不赞同的；即使陛下也不能强行赞同。陛下并不只是听从负有言责的臣子，而是听从公议。士大夫也不是畏惧负有言责的臣子，而是畏惧公议。陛下应当使天下畏惧公议，不应当使天下畏惧言责之臣。天下畏惧公议，就会成为正直之士；天下只畏惧言责之臣，就会滋长私曲邪僻。臣认为，想要尊重朝廷，就应当培养士大夫的气节；想要培养士大夫的气节，就应当使谏官、给事中、舍人能够实行自己的言论。百里奚在虞国时显得愚昧，在秦国时才显出聪明；裴矩在隋朝时谄媚，在唐朝时却忠诚。这是因为不以气节激发他们，即使聪明人也难免显得愚昧；如果用气节激发他们，即使谄媚之人也可以使他变得忠诚。臣愿陛下允许大臣任用人才，如果其中有可行或不可行之处，就同大臣辨析；允许谏官进言议事，其中有可行或不可行之处，就同谏官辨析；允许给事中、舍人封还驳正诏令，其中有可行或不可行之处，就同给事中、舍人辨析。辨析之后如果正确，听从他们又有什么妨碍；如果不正确，不听从又有什么损失？君臣之间相互赞许、直言不讳的情形，正可见于君明臣良的盛世。对政事提出可否、纠正得失，这就叫君臣共同成就德业。上面实行正道，下面伸张公议，士大夫的气节就树立起来了。气节一旦树立，懒惰的人一定勤勉，徇私的人一定公正，贪婪的人一定廉洁，怯懦的人一定勇敢。到了这个时候，陛下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观文殿大学士兼侍读史浩论述褒奖谏官的奏札说：臣近来入内廷应对，因为衰老多病请求归还乡里。陛下赐座，问臣当今情形如何能比得上唐太宗。臣回答说：‘陛下的圣德高出历代帝王，宫中只听说孝顺和节俭。唐太宗在闺门之内尚且有许多惭愧之处，哪里敢指望陛下达到他的万分之一？只是唐太宗聪明，知道前代帝王的高明境界在于听从进谏、降低身份、委屈心志；因此进言的人就得到奖赏，以收获美名，以兴起至高的治理。史官说他功德兼隆，是因为掌握了这个道理。’所以魏征劝谏不要发兵，太宗就赏给他五百匹缣；孙伏伽劝谏不应判处死刑，太宗就把兰陵公主的园子赏给他；李大亮劝谏不要索求鹰，太宗就把汉代纪年胡瓶赏给他；高冯陈说政事得失，太宗就赏给他钟乳。如今谏官有意为陛下开辟公正之道，不阿附私曲，确实可以与唐代臣子并驾齐驱。愿陛下命有关部门赶快议定褒奖，使万世之后都赞颂陛下功业巍峨，超过唐太宗，岂不是美事吗？史浩又请求免除谏官、侍从三日内条陈意见的期限，当天列举事项写成奏札说：臣昨夜恭敬地看到御札，赐给侍从、谏官，不准许他们三日内条陈意见。臣私下思考，陛下这样做，是想了解天下的弊病并加以革新，希望能够建立万世的基业，为什么要这样急于求成呢？钟被敲击时，要等它从容振荡之后才能发出全部声音；人的言论也是这样，要给他宽裕的时间，才能把胸中的蕴藏全部说出。如今如果催促他们，使他们不能尽情陈说，将来如果有弊病没有革除，他们一定会说：‘事情仓促，来不及涉及。’那时将凭什么责备他们？臣不敢奉行圣旨，实在是因为陛下今日的举动，确实可以追比仁宗皇帝，记入信实的史书，足以光耀万世。如果在这种时候催逼他们，使他们不能尽情陈说其中的内容，那么人们都会把这件事当作文书上的形式。御札现已收到，臣谨等候片刻后送入，恳请陛下俞允，使他们完成三日之请。史浩又上奏说：臣恭敬地接受圣训，内容十分谆谆详尽。臣身份卑微，却冒犯天威，罪当万死。臣本应退下接受斧钺之诛，不再进言。然而臣私下仍不能自已，实在是因为陛下天性纯正明达，德量宽宏，今天忽然采取这样的举动，竟与平日不同，所以对此感到疑惑。张焘的意思，是希望陛下取出弊政加以革除，并不是希望陛下凭一天的力量，使侍从、谏官困于撰写文札。臣以为侍从、谏官以及太学、学校中取得科第的人，要他们答策立论，本来就是他们最擅长的；但这并不是陛下前日求取言论的本意。言论必须能够实行，贵在考察事情，全面了解事态、百姓的利弊和国家的安危，在心中筹划，再写在纸上。圣明君主采用这些意见，天下便都得到恩泽，没有一物失去应有的位置。如果陛下只是想让他们提笔写出不切合实际的文章，如同举子在科场中作文，那么侍从、谏官怎么会做不到，却还要用修饰之词请求延长期限呢？如今天下三年一次科举，举子从来没有交白卷的，却说在朝廷任职的士人做不到，这是左右之人想借此戏弄，使陛下产生轻视士人的心意；这与祖宗开天章阁求取直言的做法，难道不是大相违背吗？

译从前仁宗开设天章阁，让大臣分条回答，奸臣想使同列大臣困窘，所以请求一天完成。那些回答中有的说法抓住了大体原则，众人无法驳倒，最终获准退下后再分条陈述，这就是旧例。陛下如果不听臣的意见，逐渐照此实行，那么风气将流于刻薄，忠厚的气象就看不见了。这就是臣即使白刃当前，也不敢躲避而想挽救陛下过失的原因。”枢密院检详文字李椿上奏说：“臣听说，求取言论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采用这些言论。为什么呢？如果采用意见时不加审察，那么进言的人必定会更多地轻率妄议；这不但不足以补益君主的聪明，反而会迷惑四方的视听。臣深切想到，陛下虚怀若谷、屈尊自己，听取言论从不厌倦，实在是尧舜般的用心。近臣的嘉谋嘉猷，谁不竭尽心力来禀告？百官之中每天轮流入对，使他们能够尽情进言，陛下仍然认为不够。监司、郡守在任期届满、授予新职之时，也都可以上奏政事；凡是国家的安危、百姓的利病，他们唯恐有一点遗漏，这正是陛下盛德的表现。臣近来切实看到，近年来臣僚凡是申请、建议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其中不免有轻率的意见，而朝廷听信后施行，有时还没有经过详细审察，所以出现诏令颁下后尚未取得信实，改变的命令却已经下达的情况。这不但使远方听闻此事的人深感疑惑，臣更担心在缓急事务中会耽误朝廷的命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在听取采纳意见时，凡是臣僚有所申请、建议，必先交付尚书省、中书省审察，核对前后诏令以及现行事理，参酌是否可行；或者命令他们同进言之人商量辨明。如果确实明显可行，然后才取旨施行，希望这样能够使命令下达后便可以实行，长久有效，不失信于四方。关系到万里天下的事情，并非小事，恭请陛下明察。蔡戡进呈《谏录》奏札说：臣听说，君主以接受进谏为圣明，臣下以进谏为忠诚。夏、商、周三代以来，善于接受进谏的君主没有超过唐太宗，善于进谏的臣子没有超过魏征。太宗凭借世间罕有的英武资质，攻取孤立的隋朝，扫除群盗，平定天下，这些都是他的余力。然而贞观之治接近成王、康王时期的太平，好像并非太宗一人所能达到。能够达到这一点，是魏征进谏的力量；魏征之所以敢于进谏，是太宗引导他使他进谏。因此太宗曾说：‘魏征劝我停止使用武力、修明文治，使中原安定、四方夷族自然臣服。我采用他的意见，这是魏征的功劳。’魏征也说：‘陛下开启我的言路，使我能够把愚见全部说出。如果陛下拒绝而不接受，我哪里敢多次冒犯圣颜呢？’大概是君主能够接受进谏，所以臣下能够进谏；君臣彼此需要，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恭敬地想，陛下聪明超群，上可与尧舜相比，勤劳考察古事，下心仰慕唐太宗，由此可以看出陛下求得治理的迫切心情。臣听说，木材依照墨绳就会端正，君主听从进谏就会圣明。太宗所以成就贞观之治，根本全在接受进谏而已。陛下想恢复太宗治理天下的盛况，就必须寻求当时成就治理的根本；想知道太宗接受进谏的效果，就必须考察当时进谏的言论。臣曾经全面考察这些人，魏征固然号称善于进谏，而朝廷中的臣子如王珪、马周、刘洎、褚遂良、虞世南、岑文本等，以进谏著名的人又数不胜数。宫内则有闺门中的至亲，乘机进言；宫外则有蕃夷和武将，因事进献忠言。想来当时，盲人作诗，乐官诵读箴谏，士人传达言论，大夫进行规劝教诲，渐渐具有古代治世的风气。如果不是太宗引导他们，怎么能达到这样？臣想到群臣的谏言散见于史册，不便逐一列举，谨慎选取其中切合治道的共一百件，汇集成书，缮写后进呈。若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特意赐览，不仅忠言嘉论可以补益圣学的明察，日积月累，也可以成就贞观之治。臣不胜恳切至诚。蔡戡又请求宽容进言者，奏札说：臣听说，国家的士气就像人的元气。元气尚存，就一定健康安宁、长寿长命；等到元气已经耗损，跌倒覆亡就会随之而来。古代君主爱惜士气，就像保养元气一样，涵养士人、造就士人，使天下士人都激昂奋发，每个人都怀有不能自已的报国之意。所以太平无事时，犯颜敢谏的士人就多；艰难危乱的时代，就会有伏节死义的臣子。国家的治乱安危，实在都系于此。我朝祖宗保养士气二百多年，从来没有因一件事深深治罪进言者；遇到过失行为，议论纷纷而起，章奏交相上呈，往往以死相争。即使有违逆圣旨的，也不过受到轻微责罚，很快便又获得超迁。仁宗皇帝曾经斥退、放逐谏官，追究事情的起因，都是出自当时大臣的意旨。仁宗反而赞赏他们的忠诚正直，后来多数又重用他们，范仲淹、欧阳修、唐介一类人就是这样。君主一时雷霆震怒、责罚进言者，即使明君也有不能避免的时候；如果能够突然醒悟，改正过错而毫不吝惜，反而正可以成就圣德。近来给事中、舍人和谏官相继被罢免，缙绅士大夫无不替朝廷惋惜，但臣仍有值得高兴之处，因为国家元气尚存。进谏能够实行、言论能够听取，使恩泽下及百姓，这是臣下所希望的。获得高爵厚禄、使父母荣耀、使妻子儿女富足，也是臣下所希望的。大则被放逐，小则被罢斥，遭受艰难困苦，流离失所、受冻挨饿，上面连累父母，下面连累妻子儿女。这样得到一点空洞的名声，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究竟有什么用呢？只是受到忠义激励，不能不这样做；舍弃实际利益而追求虚名，实在不是人情所能自愿承受的。这就是魏征不愿意做忠臣的原因。况且臣下进言，进言正确而君主听取，那么君主获得了接受进谏的名声，臣下从哪里得到名声呢？进言不正确而君主不听，臣下有妄言的过错，又从哪里得到名声呢？只有进谏不实行、言论不被听取，天下人怜惜他的意见没有被世所用，于是把名声归给他。然而这实在不是臣下所希望的。作为君主，应当不怕屈尊自己来招致忠诚的进谏，不吝惜厚重的赏赐来表彰正直的臣子；这样君主显扬美名，臣下获得实际利益，双方都得到所希望的，难道不是美事吗？臣愿陛下深切察知臣下的真实心情，他们并不是喜欢求取名声；请爱惜士气，宽容进言者，竭力振作委靡的风气，造就忠义的节操，那么天下士人都会感慨激愤，图谋报效。这样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也是天下的大幸。”

译中书舍人林光朝上奏说：“臣听说，唐虞时代，朝廷内有百揆、四岳，朝廷外有州牧、侯伯，远近相互参照，犹如一体。而且天子还按时巡行四方山岳，诸侯各自在方岳之下朝见天子。当时诸侯每年朝见天子，都把这看作职分中理所当然的事情。看当时告诫他们的话，有说：‘用言论陈述政事，用功绩加以考核，用车服奖励功劳。’这就是引导他们进言。言论不是白白发出，必定要有可以指验的效果，所以赏赐车服，以示宠异。车服有一定等级，天子借此驾驭群臣，只有有功的人才能得到，那么人人都会心怀喜悦。如果没有功劳而偶然得到车服，那么人人都会存有侥幸之心。一旦有了侥幸之心，车服也就不值得珍贵了。所以要明白地告诉他们，让他们用言论陈奏，同时又考察他们的言论是否正确。皋陶曾经提出这一说法，认为如果不这样，那么同日陈奏的人就会没有功劳；可见这个道理一天也不能在天下废弃。陛下修明各项政务，搜求有实际才能的人，常常让各地州牧、部使者、郡守分别上奏政事，然后又反复加以告诫，这与唐虞时代的做法不约而同。然而那些从别处调任郡守的官员，或由丞郎外调的官员，或执政、侍从等，任劳任逸而离任时，本来应当把一两件事情详细陈述在陛下面前；即使陛下有所裁可或否决，却没有最终考察其效果究竟如何。臣私下看到，神宗皇帝对于各部门所奏的事情，没有不全部阅览的，又曾设置功过簿，来考核他们的言论是否正确。臣愿陛下斟酌祖宗的治道来培养天下，每当州牧、侯伯入朝应对时，若有值得听取的话，就按年月加以记录，考察其言论是否正确，像功过簿一样。这样，田地可以开垦，水利可以修治，流民可以聚集，盗贼可以除去；大的方面可以使民俗敦厚、士风振兴，小的方面可以讲求盐铁和酒酤之政，弄清财利收入和耗费的来源。如此，天下所有事务都可以周遍了解、逐一考核。从前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恰逢接受神灵赐福之时，所问的只是鬼神之事，贾谊的回答不敢涉及其他事情。如今州牧、侯伯一天见到天子，能够尽情陈说郡国之事，这就是引导他们进言，已经与唐虞时代相同。假如没有办法考察其言论是否正确，臣恐怕同日陈奏的人都会没有功劳。臣以前说过，天下如此广大，不是君主的耳目所能完全达到的；在唐虞盛世，认为这个道理不可废弃，必定是因为它是简便易行的方法。陛下不妨稍加思考，使天下重新看到唐虞的治理。”薛季宣上奏说：“臣听说，君主治理天下，没有比使天下人不能欺骗自己更重要的。假如天下人都不能欺骗君主，那么所希望的事情没有不能实现的，所做的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自古号称有志向的君主，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不是不很盛大美好，但最终常有受到阻碍的叹息，大概是因为欺骗他们的人太多了。欺骗者的情状，天下人都知道，唯独君主不知道；难道是君主不想察知，甘愿受骗吗？近处有人为他铺路，远处就有盘结错综的坚固势力；大人物为他助力，小人物就有显露出来的援助。要察觉这些，难道说很容易吗？郡守县令所治理的范围，不过是一郡一县之间，早晚坐在官署中，那些豪强大户和巨商敢于欺侮他们而不害怕，是因为依仗胥吏替他们充当包庇和资助。君主汇集天下的责任，以一人之身面对天下，爵禄、利益、权势足以使小人动心；如果不是有人欺骗，凭什么会有侥幸窃取富贵的希望？而罪恶的根源，就在于左右近臣的包庇，导致君主无从察觉。左右近臣的欺骗，比天下人的欺骗更严重。他们窥伺君主言色的技巧，暗中察看君主意向的能力，纵横开合、迎合逢迎，几乎难以形容其巧诈。所以有人借正直之名实行邪曲，假借廉洁来满足贪欲，伪装正直来推销谄佞。他们推荐或排斥人才，不在升降之时才进行，而在平日无事时暗中褒扬或诋毁。一旦到了升降任免之际，即使君主自以为出于独断，喜怒和声势也已经归于那些包庇者一边了。既然如此，君主又从哪里察觉左右近臣的欺骗呢？也不过是兼听、不存私我，收纳耿直刚正之士，舍弃圆滑柔顺之人罢了。那些可以用利益诱惑、可以用威势使其恐惧，有所见解却不敢说，或者说了却不敢说尽的人，都是圆滑柔顺之人。骨鲠之士，正因为胸中耿直，不能随世俗改变，到了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才可以期待他们伏节而死、守义不屈。平常时日圆滑柔顺，只为自身谋划，却希望在危急困难时发挥作用，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假使满朝士人全是圆滑柔顺之人，那么沉默蒙昧就太严重了，对君主有什么好处呢？至于骨鲠之士，世人多以好名来怀疑他们。名声是天地间的美好事物，不能轻易给人；同时它也是天下共同的评议，不可以冒险强求。办事进言，如果确实出于为君主、为社稷，才可以获得名声；否则，诽谤也会随之而来。所以臣下应当把求学问作为自己的打算，不可存有好名之心。君主为社稷打算，只担心得不到爱惜名节的人。人人都追求好名、畏惧义理，那么君主想做的事情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因此想要断绝天下人的欺骗，关键只在于收纳骨鲠之士；收纳骨鲠之士，在于兼听；兼听最难的是不存私我。先入为主的意见一旦进入心中，即使还有别的说法，也不能再听进去了。凭什么来鉴别选择它是对还是错呢？骨鲠之士的言论，如果不能做到不存私我，确实很难接受。忠言虽然逆耳，却有利于实行；良药虽然苦口，却有利于治病。汉初那些谋臣之所以侍奉英明有谋略、宽宏大度的君主，并使他屈服于群臣的意见，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齐威王成就霸业，关键不在于迎合即墨大夫而决定诛罚或赏赐，而在于毁誉不公；如果齐威王的刑赏不能实行，那么欺骗君主的人几乎就无法禁止。恢复中原的功业，难道还能只靠日月推移来期待吗？这就是臣冒昧献上兼听、不存私我的主张的原因。希望陛下静观而深入审察，倘若臣微薄的言论有一点可验证之处，那么功业能否成就，不过在反掌之间。

译薛季宣又上奏说：“臣听说唐太宗告诫王珪说：‘人的见解彼此本来就有不同，如果反复辩论交流，务求达到最恰当的结论，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又有什么伤害呢？隋朝末年，朝廷内外都致力于互相阿谀顺从，还都自以为聪明；等到天下大乱，家国都灭亡了。你们各自都应当奉行公义、去除私心，不要随声附和。’魏征告诉太宗说：‘君主兼听就明，偏听就暗。从前尧广泛询问下民，所以有苗氏的罪恶能够上达；舜使四方的眼睛都为自己所见，使四方的耳朵都为自己所听，所以共工、鲧、驩兜不能蒙蔽他。因此君主兼听广泛采纳，下面的实情就能够上达。这个道理多么伟大！君臣共同成就治理的美盛，接近成王、康王，是有原因的。’和谐与苟同，似乎相近，但圣人的议论却认为其中有君子和小人的分别。晏婴的话说得好：‘和谐就像盐和梅相互调和，苟同就像用水调和水。人的心意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各不相同。强迫大家相同，不是为了利益就不能做到。’假如当时做官的人都只举荐那些追逐利益的人，那么当时政事的利弊、政治的得失，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君子不被利益夺取志向，往往轻视个人的去留；想借此来治理天下，是绝对没有道理的。间或权臣掌握国政，残害忠良，朝廷内外的臣子无论大小，都互相用谄媚的话附和，像一个人一样，几乎到了杨氏专权而目无君上的地步，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留的习俗，沉溺并陷害人心，只求苟同而不求和谐，直到今天仍然成为阻碍。以陛下刚毅明察、圣明神武的资质，远远超过唐太宗；自即位执政以来，每每想彻底洗除以前的弊病，只是这种无视君主的习气实在很难革除。全天下都只求苟同，就会有人陷入其中而自己还不知道，臣担心国家的政事和风俗将日益败坏，却没有人能够挽救。凡是处理天下事务，不应当心中先存成见；只有把自己置于利害之外，才能知道利害的实际情形。所以只看到利益的人不知道它的危害，只看到危害的人也不知道它的利益。假如让陈说利害的人都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那么利害的真实情形就没有剩余隐情了。汇集天下人的听闻，就没有不聪敏的耳朵；汇集天下人的观察，就没有不明察的眼睛；像盐梅相互调和一样，还有什么能替代这种办法呢？否则，自己堵塞耳目，连不同的意见都听不到，即使臣下满庭，也已经形成孤立的局面了。人的真实心情固然不容易看见，但他的指向和意旨还是可以知道的。大体说来，勉励君主容纳直言，是忠诚爱护君主到了极点；引导君主拒绝进谏，宁可说是出于忧国体、顾大局的心意。由此看来，邪正的实情就没有能够逃脱的了。臣不敢远远援引夏商周三代，姑且以自己考察唐代君臣共同成就治道的盛美之处，献给陛下。惟愿圣明的陛下留下心思加以谋划，社稷和百姓幸甚。” 直焕章阁王师愈论述听取言论的要领，奏札说：“臣私下想到，陛下具有上等圣人的资质，怀抱大有作为的志向，勤勉不懈地谋求治理，像流水一样听取采纳意见，想要借此获得天下人的言论。然而进言者不可能全都说正大的言论，许多人所说的是虚妄荒诞、片面偏颇的意见，仰仗进言之名欺蒙圣听。名义上正确，实际却错误；听起来令人高兴，实行起来却令人震惊。有的利处少而害处多，有的对这里有利却对那里有害，有的断然不可实行。实行不久，即使不怕中途停止，也往往随即改变。它造成的弊病已经很严重了。推究他们的用心，不过是苟且坚持一种说法，以求取悦容身，想把它作为求取利禄的阶梯，却不顾对上会误导朝廷施政，对下会给百姓留下严重祸害。这算是什么呢？陛下明察四方、通达万事，想要全面了解情况，广泛开辟进言的道路，本来不能不这样做。从今以后，凡是陈说有利措施的人，陛下确实可以先在圣心中存记，再交给大臣、侍从、谏官、给事中、舍人等参酌详细审察，选择那些明显可行的加以实行，如此或许可以成就事功，使利益兴起而祸害消除。” 宋光宗绍熙二年，起居舍人黄裳上奏说：“自古君主不能听从进谏，他的蒙蔽有三种：第一是私心，第二是好胜之心，第三是忿怒之心。事情如果不是出于公心，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见解，这叫私心。私心产生，就把进谏的人看作祸患，想设法压倒他。好胜心产生，就把进谏的人看作仇敌，想设法驱逐他。由私心产生好胜心，由好胜心产生忿怒心。忿怒心一产生，处理事情就会有不合道理的地方。像潘景珪这样，只是普通的才干，陛下本来也是把他当作普通人对待，只因为谏官不断地攻击他，导致陛下更加用力地庇护他，事情的形势相互激发，竟发展到这个地步。应当借这件事静心察看，使自己的心不受任何牵系；这样听到谏官的言论就没有不喜悦的，也不会产生想压倒他们的心；对待谏官的心意就会无不真诚，也不会再有加重忿怒的意思。” 三年，御史防主簿彭▯年论奏说，听取臣下意见，应以讲学明理为根本。防说：臣听说，天地以虚无自守为德，圣人之所以能够赞助天地化育万物，并与天地并立参赞，也只是因为虚心而已。恭敬地想，陛下承受上天的明命，照临万国；自登极以来，天下的事情全都以虚心应对。执政大臣每天都有所启陈，没有一件不交下来处理；侍从官议论政事，给事中、舍人封还驳正诏令，台谏官纠劾上奏，没有一句不被听取。内至百官，外至监司、郡守，一旦奏对，无不自以为符合并满足了皇上的意旨。即使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禹听到善言便下拜，又怎么能超过这样呢？然而臣区区愚见，仍有话想向陛下陈说。天下的道理，有所谓可以，也有所谓不可以。所谓虚心，难道就是一概认为可以吗？不执着于可以或不可以，才叫虚心；有可以和不可以的分别，才是道理。试看天地化育万物，何曾有所偏倚？它无所偏倚，正是天地的虚心。然而阴阳寒暖的气，动植飞潜的性，长短大小的形，又何曾任意改变呢？不可改变的，正是天地真实不变的道理。是非邪正，就是这种存在于人身上而不可改变的真实道理。

译如果把是说成是，把非说成非，把邪说成邪，把正说成正，把万物各归于其类，而自己不让一丝一毫的私意夹杂其中，难道不就像天地那样虚心了吗？假如从来不辨析是非邪正，只说自己虚心应对，那么若对方是正人、所说正确，这种虚心就能使自己达到尧舜的境界并不难；若对方是邪人、所说错误，这种虚心反过来造成祸乱也并不难。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一定亲近的，也没有一定疏远的，只亲近合乎义的。没有一定亲近或疏远，难道不好吗？但如果不与义相合，就有不可取之处。所以，无所偏爱而合乎义，就会像转动圆环一样顺畅地从善；无所偏爱而不合乎义，就会像推动石头一样任用奸邪。对此能不仔细审察吗？臣观察陛下几个月来任用人才、采纳谏言，圣心越来越虚明，盛德越来越彰显，天下欢喜，太平的日子指日可待。然而臣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担心，越来越不能自已，实在是希望陛下对于是非邪正之间，进一步用心审察。臣并不是敢说陛下今天虚心听取意见是错误，实在是因为是非邪正不容易判断，将来万一有不肖之人，暗中利用陛下虚心听取意见的机会而行事，或许会误导陛下。陛下如果因为今天的情形而加以惩戒、引为鉴戒，那么将会猜忌防范，内外不能相应，这种祸患又有说不尽的了。这就是臣所以有这些狂妄僭越之言。只是臣的话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臣听说，能够明白道理，然后才能使内心虚明；能够讲习学问，然后才能使道理明白。天下的事情纷繁杂乱，每天来到面前，利害互相显现，贤能与否互相对照，千变万化，无法穷尽追问。陛下凭一人的聪明来应付，难道不是很难吗？陛下随事应对，虽然没有不听取的言论；事情过去之后再思考，难道不会有已经发生的悔恨吗？万一有悔恨，陛下也曾察究过悔恨产生的原因吗？这一定是对道理还有未明之处，所以处理事情不能没有错误。臣因此知道讲学不可迟缓。恭敬地想，陛下自从获得圣学的高明，广泛阅览天下义理，是非邪正本来已经明白了。然而道理本来没有穷尽，学问也总有不足；如果有一丝一毫没有察明，祸乱或许就会由此产生。臣愚昧，希望陛下精心考察圣贤的言论，多亲近儒学之士，公正地处理好恶以符合天道，辨别义利以察知人情，常使圣心光明，完全没有蒙蔽迷惑，如同水镜清澈而美丑自然显现，如同尺度公正而长短自然显出。这就是圣人所说的虚心，并因此能够与天地相参的境界。希望陛下留意。四年，▯年任秘书郎，又论奏说群臣进言，应早日赐予裁决。防说：臣凭着没有才能，充数于三馆，每月耗费廪禄粮米，却没有什么可以补报国家。臣曾私下思量，三馆之士在祖宗时期，获准议论政事；我曾和同列官员一起，僭越上封章，等待治罪十天半月，也没有听说被斥责罢免。臣私下知道，圣德宽厚包容，一定不会加以呵斥责罚；然而所论之事也没有施行。没有受到呵斥责罚，不敢自以为庆幸；事情究竟听从还是违背尚未可知，实在使臣忧虑。臣仰想陛下自即位以来，宽厚地对待臣下，虚己接受他人意见，听取采纳的勤勉，前代从未有过。只是近来有两三件任免，因大臣执奏、给事中舍人封还驳正、台谏官论奏弹劾，未能符合圣心，反复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作出裁决。群臣既不肯违背道理而迎合陛下，陛下又不肯屈服于形势而听从群臣，君臣之间的抵牾已经很久，情意不通，很容易形成离心阻隔。一日两日之间，万机纷纷而来，假如其中又有意见相同或不同，辗转激化，或许触犯圣威而招致震怒，那么难道仅仅是群臣罪不容诛、遭受极重诛戮而已吗？陛下是天下人的父母，群臣是臣子。子女侍奉父母，只希望父母欢喜，哪里希望父母发怒？父母发怒，一家就不得安宁；陛下发怒，天下就不得安宁。这是臣最为害怕的。陛下的圣明气度如同上天，绝不会有这种情况。臣只是看见群臣屡屡触犯皇上的威严，担心会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愿意在事情发生之前先向陛下说明。然而臣也不敢凭臆测欺骗陛下。臣曾读周公旦《无逸》，读到篇末说：‘从商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我周文王，这四个人都通晓明哲之道；有人告诉他们说：“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就更加尊敬地修养德行。”他们的过错会说：“我的过错确实如此，不仅不敢含怒。”如果不听从这些话，人们就会有人捏造幻说，说道：“小人怨恨你、辱骂你，你却相信他们的话；如果真是这样，却不长久考虑自己的法度，不使心胸宽舒，滥罚无罪之人，杀害无辜者，那么怨恨就会因这些事聚集到自己身上。”’周公旦这些话，真是万世帝王的龟鉴。所谓‘小人怨恨你、辱骂你’，指的是后世斥责皇帝一类的话；至于犯上辱尊以及抗拒台谏陈议的人，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可是这四位君主听到这种话，反而把它当作修德的依据，把它当作自己的过错，那么怒气又从哪里产生呢？假如不能像这四位君主一样听取意见，那么那些捏造幻说的人，一定会指着谏言说：‘这是怨恨我君主的话，这是辱骂我君主的话。’ 君主不能明察，反而相信这些话，就会失去做君主的道理，没有宽裕的德行；其弊端发展到滥罚无罪、杀害无辜，也确实有过这样的事。陛下慈仁而覆盖万物，谦虚无私，本来应当如此；陛下比拟四位君主也毫不逊色，然而臣仍不能不以那些捏造幻说的人为忧惧，实在不是没有根据。刘向说：‘抱着狐疑之心，就会给进谗害人的口舌以机会；保持犹豫不断的意志，就会打开众多邪曲之人的门户。’群臣的言论，陛下既然怀疑而不听，那么捏造幻说的人就可以乘隙而起了。臣预料他们的说法不过有三种：一定会说，陛下的命令被群臣执意阻止而不能施行，这是天下的事情全由群臣决定，而不由陛下决定。说这种话的人，是把唐明皇对待陛下看作非忠臣。过去唐明皇想加授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认为不可；又想给他实封，张九龄再次认为不可。李林甫揣摩皇上的心意说：‘仙客有宰相的才干，何况一个尚书呢？’明皇相信了他，又提出给仙客实封之事。张九龄仍像先前一样坚持，明皇说：‘事情都由你决定吗？’从此李林甫得以进用，张九龄被罢免，唐朝的治乱也由此分开了。这难道是陛下愿意听到的吗？他们又一定会说，群臣这样做，不过是想把过错归到皇上身上，自己借此求取名声罢了。

译说这种话的人，是把唐德宗对待陛下也看作非忠臣。德宗想为唐安公主建造佛塔，姜公辅上表劝谏，德宗说：‘为唐安公主造塔，费用很大，不是宰相应该议论的事；他只是想指出我的过失，为自己求取名声。坏事做了就是过错，改正它就是名声。君主能够改过，名声就在君主；君主不能改过，名声就在进谏者。’德宗最终固守不肯改过的吝惜，终于失去了听从谏言的名声；他的心胸狭窄而嫉贤好胜。这难道是陛下愿意听到的吗？他们又一定会说，诏令已经施行，不能再收回；这又是用反悔的小嫌疑损害听从谏言的大德，也不是忠于陛下的话。臣请再用庆历、元祐年间的事情来辨明。庆历三年，仁宗已经任命夏竦为枢密使，后来听从御史中丞王拱辰、谏官欧阳修等十一名台谏官的意见，追回任命夏竦为枢密使的敕书。元祐元年，哲宗任命安焘知枢密院，给事中王岩叟封还驳正，最终因安焘辞免的奏章，命令他仍任旧职。这些都是大臣，尚且不怕改换任命，又有什么理由说号令不能收回呢？况且群臣在清明的时代获得仕进，本来都希望陛下达到祖宗盛治、赶上帝王的极大功业，使自己承受美名、使君主获得显赫的称号；偶尔有所违逆，实在是不得已。陛下如果谅解他们的忠心，他们即使局促不安、恐惧战栗，仍然不能自我安心；陛下如果不谅解他们的忠心，他们就会流离迁徙，什么事情做不出来？难道他们会宁愿不顾妻子儿女，故意触犯君父的怒气吗？陛下今天虽然没有发怒于群臣的意思，臣担心捏造幻说万一不能消除，必定会有人触动这个机会而采取行动。君主胸中应当像清水明镜，一丝一毫也不留下，才可以得到正道。四位君主之所以不敢含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愚昧，希望陛下扩大圣明的胸怀，使宸心平和，根据天下的道理考察群臣的言论，斟酌其中的是非，早日赐下裁决。有的可以罢去召命，有的可以授之外任，不要让捏造幻说的人惑乱陛下的聪明，使忠诚尽职的臣子反而遭到斥弃。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宗庙社稷的大幸。▯年又论奏优待升迁台谏官、压制忠直之士的弊端。防说：臣听说，言路是否通畅，关系到天下的治乱。言路通畅，即使天下混乱也容易治理；言路闭塞，即使天下安治也容易变乱。臣仰求前代的鉴戒，典籍记载清清楚楚，岂敢不为陛下一一陈说？臣私下看见，陛下自登大宝以来，宽厚地对待臣下，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拿古代来衡量，也没有见过能相比的。然而近来台谏官中稍微抗直敢言的，多不能长久任职，大多用优厚升迁官职的办法把他们调离。臣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借升迁官职来驱逐进谏者，是近世最坏的办法，陛下为什么屡屡采用？消磨人的锐气、压制忠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台谏官都是朝廷选择后任命的；如果他们的言论可以施行，就是称职，应当留任而不应升迁；如果言论不能施行，就是不称职，不应升迁而应罢去。但如今举措颠倒，是非位置互换。臣不知道陛下用来劝善惩恶、治理天下的究竟是什么办法。恭敬地想，治世尊崇奖励台谏，历代圣君相承，把它视为祖宗家法。傅尧俞曾说，言事之官应允许根据传闻进谏。祖宗的诏令，曲意保全他们，已经超过通常标准。既然允许根据传闻进言，难道还要求每件事都必须查实吗？正因为要尽量保全他们，才希望他们把话全都说出来。这样要求他们，仍然担心还做得不够。臣观察南渡以来，台谏官忠诚鲠直，大多赶不上祖宗盛世。每有进言，最多不过三五道奏章便停止，哪里有像刘安世那样上二十三章弹劾胡宗愈、上十九章弹劾章惇的呢？台谏官尽力弹劾而皇上不听，也就罢了；哪里有上章而没有答复，便率领同列入见，在御座旁列拜，如孙抃论温成皇后典礼那样的呢？听到皇上宣谕，只有唯唯诺诺地接受奉行，哪里有奉召到都堂听宣谕，却仍照旧列举问题、如傅尧俞论张舜民不当罢免那样的呢？言论不合，只要得到美官，便保全自身离去，哪里有把离职当作进谏，使皇上几乎因此醒悟，如程颢不接受提刑、司马光不接受枢密、傅尧俞不接受吏部侍郎那样的呢？臣不知道前代正直的大臣为什么刚强果决、勇敢到这种地步。若认为他们目无君上，那么近世爱戴君主的还没有超过这些大臣的；若认为他们沽名激进，那么忠实恳切、忧国忧民也没有超过这些大臣的。祖宗容纳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好像唯恐伤害他们，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是纲纪所在，不得不慎重；为了社稷宗庙的大计，本来就应当如此吗？陛下试着取来前代正直大臣的奏议，反复详细观看，然后就会知道祖宗宽大，因而人人都能把话说尽。今天的台谏官几乎没有前代正臣那样的直言。陛下如果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像舜改过毫不吝惜；像商汤不只是听取人的意见，还引导他们进言；不只是容纳人的直言，还激励他们更加直言。臣尚且担心士气消磨已经很久，不能一下子振作起来，何况还要进一步压制它呢？臣因此知道，士气不可不伸张。奸邪之人，哪个时代没有？只是凭借台谏官的威严，才能折服其萌芽；台谏之士所以能够震慑奸邪，也只是凭借君主听取采纳他们的言论，借给他们声势。如今台谏之士受到如此消磨，臣担心内廷的奸邪会乘机侵蚀内部，外部的奸邪会利用这个机会动摇外部。陛下即使想高枕安睡，也不可能了。况且臣曾仔细观察台谏官屡屡触犯陛下的原因，实在是有缘故的。并不是因为陛下自身有失德之处，台谏官像前代拒绝谏言的君主那样厌恶正直劝救；只不过是他们攻击权幸，不能符合圣意罢了。权幸的恩宠不能施行，不过是一个人怨恨；这种怨恨归到台谏官身上。台谏官的言论不能施行，却能使天下人怨恨；这种怨恨归到陛下身上。陛下为什么不能忍受一个人的怨恨，却偏偏承受天下人的怨恨呢？这就是臣痛心疾首，想在陛下面前说一句而不能自已的原因。臣反复思考，今天陛下只有引导人们进谏，才能救治这种弊端。臣还担心声势已经形成，不容易一下子扭转，正需要陛下扩大圣心，扫除心中的芥蒂，依照仁宗召回唐介的旧例，选取一两个过去因进谏而离开京国、并非由于他人谗言而获罪的人，提拔任用，以向天下显示听取采纳意见的机会。对于入朝应对、议论忠诚正直的臣僚，应稍加表彰区别，以向天下显示听取采纳意见的实际。如此或许可以使圣德光明，使群臣的疑虑全部消除，实在是无比的幸运。

译光宗时，监登闻鼓院杨大全上奏说：臣的志向是忧虑君主；为义而死不畏惧，以侥幸求生不以为荣。不因进言获罪而感到羞耻，却以进言不被听从为羞耻。自古进谏没有奏效，严重的本人身受斧钺之刑，其次也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轻的也终身罢免。没有像今天这样，既不勉励臣下听从意见，也不加以贬黜驱逐，只用不受谴责呵斥的恩惠来诱使他们贪图富贵，甘心接受豢养，使进谏的风气消磨殆尽。这样平时都是贪禄怀奸之士，遇到危难时必定没有伏节死义的人。陛下自夏秋以来，执政大臣和从官中死去的人，难道还不能相信臣下先前所说的果然应验了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建康的赵济死了，武兴的吴挺死了，如今还不认为这是问题，那么事情已经有多少接近征兆了，难道还可以向陛下进谏吗？万一变乱从萧墙内部兴起，祸患发生在肘腋之间，陛下必将认为这些话不可信，坐等危亡降临。盗贼遍布山东，高斯却在玩弄权术，秦二世不知道；蛮族侵扰成都，报称捷报，唐明皇也不知道。这还只是左右近臣耳聋眼瞎罢了。如今朝廷之士竭尽忠诚来告知，陛下却不听，是陛下自己堵塞蒙蔽了耳目。如今外间传闻，认为寿皇将要巡幸越地、吴兴，这是因为他们深深爱护陛下，想要消除祸乱的迹象。陛下应当赶快设法解除寿皇的忧虑。赵汝愚论奏听取言论，防说：臣仰想陛下天赋圣明，宽厚仁慈地对待臣下；凡是台谏的言论、奏章以及给事中和舍人的封还驳正，即使涉及一个疏远卑微之士的微小长处和片面优点，陛下也从未不听取接受，从来没有为难的神色。臣每次与群臣私下观察陛下的盛德和宏大气度，都觉得宽广得无所不容，如天之高，如日之升，光明广大，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的了。如果能以诚心守持，长久实行，使义理习惯纯熟，是非显明，不被邪说转移，那么三王也不足以称道，五帝也不足以比拟了。然而臣曾观察自古纳谏的君主，没有像唐太宗这样的。当时魏征号称善于进谏，太宗曾说：‘人们说魏征举止疏慢，我看他反而觉得妩媚可爱。’后来魏征陈述十条渐渐滋长的弊病，太宗更加赞叹，把奏章列在屏风上，早晚瞻仰，君臣之间相得甚深。等到太宗发怒时，却说：‘总有一天必须杀掉这个乡下老头。’魏征死后，太宗又有下令停止上朝、推倒墓碑的事。以太宗的明察、魏征的贤能，最终尚且不能免于这种变化，为什么呢？太宗又曾停在树下，喜爱那棵树，宇文士及跟着不停称赞，太宗严肃地说：‘魏征曾劝我远离谄佞之人，我不知道谄佞的人是谁，本来怀疑就是你，现在果然没有错。’ 宇文士及叩头谢罪，太宗也没有加以治罪。大体说来，人之常情是喜欢顺从自己而厌恶违逆自己。事情刚开始时，内心还清明，听到善言就高兴，听到不好的话就害怕。君子忠诚尽职的言论，即使很违背自己的心意，也未必不会加以相信；采用小人阿谀顺从的话，即使最初似乎令人高兴，也未必不会进一步审察。可是时间久了，君子今天议论某人，明天议论某事，积累起对他们屡屡违逆自己的不满，最终就会压制他们。小人却善于窥伺君主的心意，阿谀逢迎、顺从附和，始终没有违逆，所以君主虽然知道他谄佞，最终却很难除掉他。自古以来，君主都想使国家安治而厌恶混乱，都想进用君子而斥退小人；然而最终君子被疏远，小人被亲近，危乱的日子常多，治安的日子常少，原因只在于违背正道而任凭私情，喜欢顺从而厌恶违逆。《尚书》说：‘有话违背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求证；有话顺合你的意志，也一定要从不合道理之处求证。’这句话确实是万世君主听取言论的准则，希望陛下留意，臣就非常幸运了。军器少监兼权侍左郎官刘光祖论奏言事的始末，说：臣听说，古代侍奉君主的人，一定讲忠，一定讲直。忠，就是有所不欺骗；直，就是有所不回避。忠直，是臣下最根本的品德。进朝时观察君主的脸色，退朝后顾虑自身的安危，这样的人一定有话没有完全出自内心，他距离忠还很远。设置关防，认为这样能够避开、远离嫌疑，把这当作聪明，这样的人一定有话没有完全说出，他距离直也很远。然而忠直若不是平素一贯如此，就不会被相信；忠而君主不疑，直而君主不以为忤，只有素来忠直的人才能做到。臣虽然愚钝，私下仰慕这种道义。平生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诲，大概终身也不能改变；平日与朋友交往，也竭尽心意而没有隐瞒，何况侍奉君主呢？何况承担陛下耳目之寄托呢？陛下往年在东宫培养德性时，臣充任小学教授。陛下察知臣对嘉王尽心而不苟且，因此在寿皇那里记下了臣的姓名。召臣那天，臣到达宫阙，恰逢舜、禹亲自传达的恩典；入宫引见时所奏之事，全都承蒙陛下开怀采纳。不久又遇到轮流奏对，臣略微献上愚忠，认为当今人才衰落而肯议论政事的人越来越少，劝陛下长期培养、收罗人才，崇尚奖励直言。陛下亲笔批示依从奏议，当天便交付有关部门办理，但大臣反而好像有所顾虑畏惧，不敢据此答复施行。然而臣自己想，区区诚心已经得到陛下长期信任了。不久，陛下又派臣迎送使者，臣三次得以瞻仰圣颜。臣所奏楚州城墙之事，绝没有一句欺骗陛下的话，陛下最终采纳臣言，使工役费用减少了一半以上。臣认为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尽忠，官职无论高低都应当设法报效。如今陛下提拔臣担任风宪之任，臣又应当怎样感激报效呢？所以自从奉命以来，便没有片刻安处，早晨思考，晚上研究。这样过了多日，臣自行断定说：‘只有最初的念头纯一，才可以对得起上帝、侍奉君父；不可有二心，不可有疑虑。’因此，关于道学朋党的议论，别人不敢说，臣却说了，因为如果不消除这个名目，必定留下后患；左右近习的势力，别人不敢涉及，臣却涉及了，因为如果不堵塞这道门，必定会损害士大夫的节操。臣在任小学教授时，曾写过日记，其中记载陛下一天因臣入见而问：‘曾经认识吕祖谦吗？’臣回答：‘认识。’陛下再三称赞他的贤能，又为他的不幸去世而悲叹。

译臣如今想来，假使吕祖谦还活着，人们将把他视为道学之首，那么陛下也不能任用他了。日记又记载，一天臣得以入见，陛下告诉臣说：‘近来先帝把《骨鲠集》交下来，命我阅读，里面都是先朝元老的议论，读了很有益处。’臣回答说：‘从范仲淹以下的奏疏都在其中，可以看出自祖宗以来容纳直谏到了这样的程度。’陛下说：‘其中所论新法，本来就一定会成为百姓的祸害，绝对不可施行。’又说：‘当时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就认为是正确，意见不同的就认为是错误，所以后来竟把司马温公、苏文忠以及黄庭坚分别视为党魁。’臣回答说：‘只是因为王安石任用了小人，最终扰乱天下。’陛下说：‘蔡卞、蔡京这类人就是如此。’又说：‘陈东也实在难得。’臣每次诵读陛下在东宫时说的话，都认为陛下内心的见识，一一与祖宗的旨意相合。因此前些日子臣敢于进言‘借朋党之名来害君子’的说法，都是臣多年以来心中所怀抱的意见。臣自信所说公正平实，所以请求陛下下发臣的奏议，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至于士大夫与近习结交，臣自从立朝以来，内心实在鄙视这种行为。臣亲眼看见陛下爱惜重视名器，不让小人盗弄，于是便公开直说而无所回避，讲忠，讲直。臣虽然不能希望达到古人的万分之一，但臣不成为奸邪之人是确定的。臣对于职事，疏忽是有的，欺骗却没有；对于议论，不及之处是有的，过分却没有。臣还没有担任言责时，尚且劝陛下任用贤能、采纳谏言，反复恳切而不停止，难道如今身居言责反而不说吗？因此臣接连封上奏疏，请求先行召回人才，但大臣只是进呈而不加议论。既然臣并非今天才说这些话，那么言说而不能施行，臣就不能自行停止。为什么呢？人才关系国家的根本，也关系百姓的安乐和忧患；人才缺乏就要培养，有人才就要任用。庆历年间之所以兴盛，难道是一天积累成的吗？正因为不是一天积累的，所以才能供数代使用；这是最大的事情，没有什么能超过它。臣所希望的，是陛下体行至公之道，打开任用众多正直之士的门户。又请求陛下早日采纳臣的意见，兼收各类人才，这样一定能获得安定太平的福祉，而没有突然发生的忧患。如果臣所说的话将来导致误国，臣甘愿流窜或受诛。宁宗庆元元年，大府寺丞吕祖俭上奏说：臣近来蒙受恩准轮流奏对，不揣量自己的狂妄愚昧，曾经僭越进言。陛下圣孝纯厚深笃，尚且没有机会见到上皇，将用什么来慰藉圣心、修明人伦呢？臣又曾因敌情难以预测，希望能够预先防备意外；因贵幸之臣收买权力，希望能够加以防制并有一定节制。等到御笔下达施行时，又未免失于过快。进退臣下，也多半匆忙，没有不竭尽诚恳，表达愿意尽忠的道理。陛下度量宽厚，用温和的言语慰劳并采纳他们。臣退下后感动流泪，不知道怎样报答，指着自己的内心向太阳发誓，认为将来如果有关系国家体面的事情，按道义应当进言，能够仰助圣明，那么只要能够竭尽全力，即使退职而受到贬黜责罚，也不敢顾惜自身。臣私下听说，国子祭酒李祥，近来因宰相赵汝愚被论罢免，心中有所怀抱，不能自已，曾上封事直达圣听。他自认为所见与谏臣不同，于是居家等待治罪。陛下既给他宽免的告身，又重新以职名宠待他，授予他旌节，使他以礼体面离去。朝廷内外的议论，无不认为陛下广泛采纳众议，不以苟且附和为贵；这大概是治理时代的盛德，也是明主首先应当采用的事务。臣曾冒昧议论本朝的治国体制，大概认为崇尚培养议论和气节，是立国的根本。自从王安石当权，喜欢相同、厌恶不同，天下便随风而倒。到了崇宁、大观年间，又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虚浮的美名熏染人心，实际的祸患却使人蒙蔽，于是习俗日益改变，逐渐导致靖康之祸。像吴开、莫俦之流，与敌人交易，至今令人痛心。事情开始本来只是顺从，最终竟到了这种地步。作为君主，难道可以不知道应当崇尚培养什么，而不把喜欢相同、厌恶不同作为深刻的戒惧吗？如今谏臣因抗直进言被论罢，李祥新任的职务也仍被夺去。只是考虑到谏臣所说的话，陛下本来就应听取采纳；至于一般群臣，难道也能容许他们妄自条陈吗？只是这样一来，陛下宽宏的美意不免有所损伤，人人产生恐惧之心，锐气和士气必然更加衰落。凡是事理利害的真实情况，大家顾虑观望、爱惜自身，多半为自己打算，谁肯替陛下明白说出来？这件事关系到治乱兴衰的分界，绝不是一件一事可以相比的。仰想陛下初政清明，召回众望所归之人，任用忠直之士，天下士人无不振奋自持、竭诚承受陛下的美德。然而还没有过多久，朱熹是老成儒者，有所论列，陛下却急忙让他离去；彭龟年是旧学名臣，有所论列，也赶快准许他离去。其他侍从、台谏之臣因议论政事而离职的，也还有很多。人才本来就不容易得到，而尽节竭忠之士又能有多少呢？即使长期培养、鼓励他们，尚且担心他们有所畏缩。如今士气似乎已经稍有沮丧。像李祥这样老成笃实，并没有偏私朋比，是众人共同信服的人，如今也终于被斥退驱逐。臣担心从此以后，天下如果有应当进言的事情，必定有很多人彼此观望，以此为戒；缄口结舌的风气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何况如今国势刚刚安定，人心仍然动摇，年成收成令人忧虑，不能保证没有灾害；边境战报屡屡告警，也不能保证没有其他变故。又从去年秋天以来，灾异接连发生，极为异常惊人。天象又清楚显现，更加令人畏惧。白虹贯日，是太阳精气显示变异，恰好都发生在淫雨放晴之时。近来太白星经行天空，金星、木星运行失序。立夏那天，风从艮方刮起，这是什么征象？怎么可以稍稍安心！正是陛下励精图治、明察四方、通达耳目的时候。如今能够进言的人指出灾异，来帮助陛下形成戒惧之心的，也并不少。然而最终仍未能取得消除灾异的实际效果；对于那些最应当进言的事情，即使陛下以聪明照察，也未必都能听到。这怎么可以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呢？

译天下应当指陈的问题，本来就不止一个方面。但言论有浅有深，形势有难有易。如今困难之处，不在于得罪君父，而在于违逆权势者的意旨。姑且拿臣所知道的来说：没有比议论灾异更难的了，然而直言不讳，仍不以为难，是因为陛下有容纳接受的德行，而这件事又不涉及权势。没有比议论纲常更难的了，然而直言不讳，仍不以为难，是因为陛下有诚孝之心，而这件事也不涉及权势。至于御笔下达，开始时难道完全没有拒绝众议吗？但朝廷不敢再三违背，台谏不敢深入议论，给事中和舍人不敢坚持封驳，大概是因为号令出于皇帝独断，而事情多半关系贵幸之人，深怕左右近臣乘机过分煽动，因而重重获罪。臣曾当面奏说：自古以来，凡是劝导君主、使事情由宫中发出的人，哪里真是为了尊崇君主？不过是想借君主的声威向外推行，使人不敢争辩，从而逐渐窃取威权；对此应当深切省察。近十天以来，又听说有一两道中批指挥，给事中、舍人封还驳正，只能做一两次便停止。这样为自己谋划当然很好；但假如有事情应当论议，又恰好与这种情况密切相关，希望他们表现出堵塞邪说的敬慎，尽力当面折争、在朝廷上据理力争，却未必会有这样的人。子思有句话说：群臣如果异口同声，善言又从哪里产生呢？如今士大夫的习俗，大概已经接近这种情形了，不知道陛下对此又有什么便利之处？臣近来又私下听道路上传闻：左右近侍在黜陟、废置官员之际，偶尔能够参与听闻的人，车马聚集在他们门前，像市场一样；他们倚仗权势、依恃宠爱，摇撼外朝，权势声焰所及之处，大多没有人敢说话。所依赖的，是一向有声望和实际政绩、又不畏强暴的人，能够在朝廷上正色直立，对着宫阙尽情进言，从而折损他们的锋芒、削弱他们的势力。假如不是这样，日月渐久，事势逐渐深入心腹，陛下的耳目将越来越失去托付，政权也将归于宠幸之门，而不在公室。凡是他们荐举提拔的，都是他们偏私的人；凡是他们倾覆陷害的，都是他们厌恶的人。那时难道只是令人侧目畏惧、无人敢指斥而已吗？阿谀朋比、顺从附和的现象也会出现，内外表里相互勾连的祸患必将显露。前代史书所载的事，鉴戒十分明白。亲近爱护之道，以保全对方为上策；如果不加以抑制损减，反而正是害了他。只在于陛下加以思念罢了。臣之所以因李祥获罪而深切谈到这些，难道是病狂丧心、想要故意激进而自取罪责吗？实在是因为士气颓败之中，稍有言论与谏臣意见相违，便立即被罢去。近来又有尊君的议论传播于朝廷，人人都想养成谨慎畏惧的习惯，却不知道应当尽到直言责难的恭敬。即使知道贵幸之臣正在收买权力，也没有理由敢在陛下面前说。有人志在忠诚爱护君主，能够说出其中困难，也都会被视为越出职位、触犯名分、不恭敬不谦逊的罪名。臣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担心，难道只是担心士大夫遭受谗言诽谤吗？臣深切忧虑的是陛下的势力孤立，而共同维护宗庙社稷的人越来越少。臣恭敬希望陛下深思天下形势如今忌讳进言，重新颁布命令申明此事，恢复李祥的职名。新任命即使似乎稍微违背谏臣的意见，却可以疏通闭塞蒙蔽的情形。朝廷的美意既然因此得到彰明，天下那些有难以言说之事的人，无论在朝廷还是在野外，必将闻风欣慰，愿意竭尽忠诚于王朝。陛下亲自接受四海的图籍，兼听臣民及各种不同的言论，打开公正的门户，断绝私下宠幸的道路，委任信任大臣以端正朝廷纲纪，容纳忠直之士以增强国家势力，内心无所偏私，消除平息偏颇的议论，以此涵养天下和平的福祉，那么宗庙社稷幸甚，百姓生灵幸甚。臣世代承受国恩，无暇顾及其他，所发言论狂妄浅陋，罪在不可赦免。只希望陛下裁察。庆元年间，将作监陈贵谊因转对上言说：言路虽然开放，但触犯忌讳的人被指为沽名钓誉，切实批评时政的人被指为玩弄法令；关系天下利害的事情，是非本来公断于人心。一个人进言还没有结束，或者竟有十几个人接连进言，就又被指为结党；于是是非颠倒，忠臣和奸佞不能分辨。又说：婉转顺从、柔顺附和，是美丽的疾病，并不是爱护我，应当屏退在外、疏远他们；矫正违逆、挽救过失的人，是药石，才是真正爱护我，应当任用并听取他们。嘉定三年，秘书郎真德秀上奏说：臣听说，天下有不会泯灭的道理，它根本在人心之中，万世如同一日的，就是公议。自从有天地以来，即使在极其无道的时代，破坏天常、毁坏人伦，敢于这样做而不顾忌的人，也只能使公议不能在天下施行，却不能使公议不存于人心。前代正臣刘安世说得好：‘公议就是天道，天道从来没有一天消亡，只看它在人心中保存得怎样罢了。’熙宁年间，认为新法不可施行的，是公议；即使王安石固执拒谏、坚持错误，也不能堵住士大夫的口。绍兴年间，认为和好政策不值得依赖的，是公议；即使秦桧擅权专杀，也不能平息君子的议论。最终，新法施行而民力困竭，和好达成而敌人的气焰骄纵。这种道理存在于人心之中，确实可怕。与其违背它而招致失败，哪里比得上顺应它以求安定呢？近年韩侂胄当权，凭区区私意和小聪明阻挡天下公议的冲击，虽然一时颠倒了是非，最终仍免不了成为当代的大耻辱。为什么呢？公议就是天道。韩侂胄违背公议，就是违背上天。上天难道可以违背吗？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像敬畏上天一样敬畏公议，那么人民就会喜悦，上天也会帮助他，还担心什么事业不能建立呢？陛下即位以来，使至公的道理在长期郁结之后已经稍稍得到伸张。臣愚昧，恭敬希望朝廷上下战战兢兢地保持这一点，不要失去最初的意旨；任用人才、确立政事，一概以天下的公议为主，不要受个人好恶、党派偏私的牵累。做到极其公正、极其诚敬，如同面对上帝，那么天人都会喜悦，天下大治的成效可以期待，这是海内的幸运。只希望陛下反复留意臣这个愚臣的言论。

译六年，徳秀任起居舍人，又上奏说：“臣恭敬地观察陛下革新政治的开始，首先下达明确的诏令征求直言，又诏令近臣请求召对，讨论政事。荐绅士大夫听到这些，如同听见雷霆，看见太阳。臣当时任职太学，私下对同僚说，认为从今以后进言的道路大开，将又能看见祖宗盛时的气象了。然而五六年来，士大夫的风气仍然怯弱苟且，没有比从前大为改变，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曾经考察历代，进言道路闭塞的原因，大抵只是由于人主喜欢自作主张，大臣喜欢擅自专断罢了。自作主张，就认为天下人都不如自己，并厌恶别人的意见；擅自专断，就把天下的事全都只按自己的意愿办理，并忌惮别人的意见。如今陛下谦恭自持，把成效责任交给臣下，从未有自作主张的过失；大臣虚心无私，从未有擅自专断的私心；可是群臣观望不前，没有人敢把话全部说出来，陛下也曾考察过其中的原因吗？大概自从权奸专擅政权以来，已经十四年了，防备和排斥进言、迎合奸佞竟成了风气，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不过在它开始时，朱熹、彭龟年因为抗争直论而被斥逐，吕祖俭、周端朝等人又因上书斥责当时的近臣，尚且还有人和他们争辩，正如刚开始患病的人，气血虽然受到损伤，却还没有疲惫到极点。后来吕祖泰被贬，不只是近臣不敢进言，连负责防止谏诤的人也出力排挤他，那么嘉泰年间的病情已经比庆元年间更深了。” 再后来，有人盗用“平章军国事”的名义，在边疆挑起战事；不只是满朝没有人敢说话，即使是平民士人，想找一个像吕祖泰那样的人，也找不到了。这说明开禧年间的病情又比嘉泰年间更严重。风俗到了这种地步，已经病入膏肓，要挽救扶持，哪里容易奏效？假使革新政治的初期，群贤一时都能凭忠言奋发自立，那么朝廷的精神风采还可以逐渐恢复。但还不到二十天，遗补之官就因进言而被罢职，这就像病刚刚稍有好转，却又立即用酒色来摧残它。像这样，还想治好嘉泰、开禧年间积久的沉疴，难道能够做到吗？”从此以后，傅伯成因以谏官身份论事而离职，蔡幼学因以词臣身份论事而离职，邹应龙、许奕又相继因封驳论事而离职。他们离开时，陛下都用美好的官职来荣耀他们，授予他们重要的藩镇；和过去斥逐进言者的时候相比，确实大不相同。然而人的常情是容易偷安而难以自我勉励。他们看见这几个人并没有能够大力纠正违失，却都不能容于朝廷，难免胡乱怀疑陛下确实有忌讳别人进言的意思，所以宁可默默无言来保全自己，也不肯喋喋争辩而招来灾祸。况且侍从之臣根据自己的见解请求召对，本是旧例；如今却有人一年又一年，甚至长久不曾举职进言了。集体议论各地贡士所听闻的事情，也是旧例；如今却有人搁笔相互观望，一句话也不说。假如遇到关系国家重大安危和利益祸害的事情，群臣竟然这样沉默不言，难道不是危险吗？臣现在想为陛下陈说三件事：第一，勤于访问。臣自从有幸侍奉陛下，每次见到陛下延请接纳群臣，温和恭敬而有礼；然而从容咨询访问，却很少听到陛下的声音，记注所记载的，也寥寥无几。难道他们都不足以上承陛下的询问吗？又有时遇到两班官员，很多人从殿下经过，进来后又退回去，有的甚至反复两三次。陛下虽然未必厌恶听取人言，群臣却或许因此得以妄自议论圣德。臣希望从今以后，在早朝赐予召对时，陛下宣示圣训，询问民生疾苦、朝政缺失；仍诏令宾赞之臣，即使有两班官员，也都让他们传呼引进，这样下情就可以上达，而上面的听闻也不会闭塞了。第二，扩大谋议。臣听说古代遇到大事，要和庶民共同谋议，众人完全一致，才能得到大吉。近年来政令之间有时需要更改，往往过分秘密，没有时间参酌群臣的意见。谋划固然可以说是把事情的本末考虑得精密周详，难道就没有尚未研究透彻的地方吗？如楮币、盐钞，尤其关系百姓的性命，而变更改革却只由朝廷谋划决定，臣下没有听到任何献可替否的意见。假如一切事情都这样办理，想要使事情没有遗漏的防备，难道能够做到吗？” 臣希望陛下以帝尧考察众人意见为心，以汉代朝廷让众人杂议为法，使每个人都能够竭尽意见，那么政令就没有不善的了。第三，明确黜陟。过去唐宪宗因为忠诚正直而任用李藩，因为因循沉默而罢退郑絪，最终成就了中兴的功业。宰臣裴垍尤其能够鼓励臣下尽情进言，拾遗独孤郁等人因此升迁，特来向他致谢。裴垍却责备严休复说：‘你和那两个人不同，他们是勤勉不懈地进献意见。’严休复大为惭愧，所以评论者直到今天仍称唐宪宗为盛明之君，裴垍为贤相。近来有一两个小臣，因为奏对恳切明白，随即得到奖擢，也足以明确表示朝廷所好所尚了。臣希望推广这个意思：凡是过去因进言而离开朝廷的人，应考察他们用心是否忠诚，不要让他们长期在外；左右近臣中竭尽诚意进献可替的人，应当像唐宪宗擢用李藩那样；对阿谀逢迎、苟且取容的人，应当像裴垍责备严休复那样，使人知道忠诚鲠直值得尊尚，而防备、迎合进言是可耻的，那么元和年间的盛况，又有什么难以达到的呢？臣以孤身寒士得到陛下擢用，掌管内命，至今已经四年；近来又承蒙误加的恩典，进前侍立于螭陛，有话却不吐露，臣的罪过还逃得掉吗？所以在初次进见应对时，不敢只举些细小事情来敷衍塞责，冒昧地把自己的愚见全部陈说出来，惟愿陛下垂听。”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历代名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七 明代杨士奇等撰 听取言论 宋宁宗时，卫泾上奏说：“臣等在册府任职，白白消耗俸禄，每当想到应当略报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却因官务清闲、事务简少，没有职事可以表现自己。只是有些事情上关系政体，下触人心，假如不能说一句有益于陛下明察的话，实在恐怕辜负陛下储养、期待臣下的深意。因此臣等忘却严厉的刑诛，稍稍想到竭尽心力。臣等私下看见二十四日的指挥，殿中侍御史刘光祖改任太府少卿。命令下达之初，满朝惊愕，没有人能测知其中原因。听道路上的传闻，都说刘光祖曾经论列小臣的授官，未被采纳，所以才有这项任命。事情的虚实固然还不能确定，但万一真如传闻所说，臣等私下认为陛下错了。恭敬地想，祖宗盛时，崇尚奖拔谏官，任用忠诚正直之士；当时臣子极力论说政事，接连上章，不达到目的就不停止。其中难道没有事情细小、言语有些过分的吗？可是我们的祖宗委婉曲折地听取接纳，从未压制阻挠，难道只是为了博取崇高的虚名、在事情上做出好看的样子吗？实在是因为谏臣和敢于直言的人，是国家借以扶持自身的人；进言道路一旦闭塞，士大夫的风采一旦消沉，君主就会孤立在上，没有人来帮助。因此重视谏官，并不是重视谏官本人，而是借此重视朝廷。陛下即位之初，圣明清察，锐意求言，既诏令内外官员进言，又每日轮流召对百官，有时召见侍臣，从容咨询访问；即使是古代崇尚谏诤的君主，又怎么能超过这样呢？” 只是陛下对于谏官进退的意旨，还没有完全向天下表明，所以议论者私下有所疑惑。往年遗补官的升迁，名义上是褒奖升擢，实际上却是想夺去他们的谏职，这就是退斥他们的意图没有表明。不久以后所任用的人，进用得不合道理，众人的议论不赞同，而圣意却独自倾向于他，这就是擢用他的意图没有表明。所幸陛下圣性高明，能够因事觉悟，知道不可任用的便罢黜，选择可任用的便任使；用人与舍人的处理符合众人的意愿，因此内外远近没有不欣然佩服陛下无私的明察、称颂陛下无私的气量，前日的疑议也到此不辨自解了。刘光祖任职以来，感激陛下的知遇，颇能自我奋勉，公论因此稍有伸张，士大夫相互庆贺。如今还不到几个月，忽然又改授他职。臣等愚昧，不知道陛下当初因什么事任用刘光祖，如今又以什么名义罢免他？况且陛下任用刘光祖，一定是因为他刚正有操守，能够替陛下辨明是非，足以承担耳目之臣的职责。如果是因为这个而任用他，那么刘光祖遇事敢于进言、爱惜官爵名器、杜绝请托，正是陛下擢用刘光祖的本意，也是刘光祖在尽忠。” 这本来是臣下对于陛下应尽的职分，为什么反而要因此罢免他呢？况且他所论列的事情，比起近来谏官的进言，虽然稍微振作了职守；但若和祖宗时期的言论风采相比，仍然不到十分之二三，而陛下已经不能容忍他了。如果说是因为嘉奖他论事，所以选授美官；或者其实是厌恶他的进言，却用其他说法来掩饰，那又和前几年的事情差不多了。天下怎么可以受到这样深的欺骗？这也不是圣德所应有的。况且事情有公有私，有轻有重。左右使令之人的旧情关系，在事情上属于私；朝廷设置谏官，则属于公。一个小臣的授予、剥夺、黜免、升降，事情是轻的；而谏官的进退，事情是重的。如今陛下因为私情而废弃公义，夺去重要的东西而满足轻微的事情，事理不顺，明显容易看出。臣等区区之心，起初并不是替刘光祖本人惋惜，而是惋惜陛下的举措。如今刘光祖被罢免，既能脱离忧患责罚，又能保全自身的美名，算来他有什么损失？可是委曲顺从小人，公开驱逐进言者，这会留下不美的名声。陛下怎么能安然接受呢？臣私下恐怕从今以后，进言论事的臣子争相闭口不言，彼此仿效而形成风气，直言再也听不到，而权贵宠幸之人日益肆意，朝廷日益轻弱了。” 这样会招致天下的毁谤，损害圣德；堵塞进言者的道路，使国威受到轻视。圣明的陛下洞察一切，难道会这样吗？臣等恭敬地希望陛下扩大至公之心，稍稍改变圣意，斟酌事情的轻重，观察人心的顺从与违背，想到君子小人进退黜陟的原因，鉴察天下国家治乱兴衰所系的关键，奋发作出英明决断，追还并撤销任命吴端的诏命，以遏制群小侥幸求进的苗头；恢复刘光祖的谏职，以伸张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士气，用来安慰公论，安定众心，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实在是国家的大幸。《易》的义理说，迷途不远便能复归就是大吉；《书》称颂成汤，认为他改过而不吝惜，是盛大的德行。这只在陛下一念之间罢了。臣等越出职分而妄自进言，是迫于拳拳爱君忧国的心意，惟愿陛下裁断并宽赦。” 卫泾又上奏说：“臣听说，人君凭借崇高的地位，掌握富贵的权力，来驱使天下人；他的心容易放纵，大概也是形势使然。所依靠来维系这种心志，使他不至于有过失行为的，只有谏官和给事中等封驳之官罢了。谏官、给舍，是人主的法家和拂士。人主认为对，谏官、给舍认为不对；人主认为可以，谏官、给舍认为不可以。谏官、给舍并不是敢于和人主争论是非可否，只是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使他们的权力受到重视。不重视他们的权力，就不是尊重朝廷、修养君德的办法。”臣私下看见，自从陛下登上帝位，谏官、给舍大多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偶尔有人任用不当，事情败露后离职，这些臣还来不及评论。臣听说近来谏官论列的奏章、给舍辩驳封还的奏疏，常常迟迟不下达，有的还受到阻挠而不能施行。一项授官不恰当，一道命令考虑不周，表面看来似乎还没有损害圣德、扰乱朝纲；但如果用宣谕来压制他们的意见，用美官升迁来诱使他们放弃职守，习以为常，留下的祸害就不小了。爵禄是陛下的爵禄，恩赏是陛下的恩赏。臣下苦口婆心、竭力争辩，不回避仇怨，究竟是为谁办事？陛下想让他们阿顺己意，实在很容易；想让他们抗拒威势、拒绝命令，却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