歴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七

译王莽想征发三十万人，携带三百天的粮食，彻底追击匈奴，并趁机分割匈奴土地，册立呼韩邪单于的十五个儿子。王莽的将领严尤劝谏说：“臣听说匈奴为害，由来已久，却没有听说上古有一定要征讨他们的君主。后世三代，即周、秦、汉都征讨过匈奴，但都没有取得上策。周朝取得中策，汉朝取得下策，秦朝则没有策略。周宣王时，猃狁侵入内地，直到泾阳，宣王命将征讨，抵达边境便返回；他看待敌人的侵犯，就像蚊虻叮咬，驱赶它们罢了，所以天下称其明智，这叫中策。汉武帝选拔将领、训练士兵，约束军队携带粮食，深入远方戍地，虽然取得攻克俘获的功劳，敌人却总是报复，战争连绵、灾祸相结，三十多年中原疲惫耗损，匈奴也受到创伤和惩戒，而天下称汉武帝雄武，这叫下策。秦始皇不能忍受小小的耻辱，轻率耗用民力，修筑长城作为屏障，延伸万里，转运粮食的队伍从海边开始；边境筑成后，中原内部财力耗尽，以致危及国家，这叫没有策略。如今天下遭逢阳九之厄，连年饥荒，西北边境尤其严重。征发三十万人，准备三百天的粮食，还要向东支援海岱、向南攻取江淮，然后才能齐备。计算道路里程，一年尚且不能集合完毕；先到的士兵聚集在外，暴露受苦，军队疲惫、器械破损，势力已不可用。这是第一难。” 边境既然空虚，就不能供给军粮；内部调运的郡国又彼此不能接续，这是第二难。计算每人三百天的食粮，需要十八斛，不靠牛的力气就无法运载；牛还要自己携带饲料，又增加二十斛的重量。边地多沙地盐碱，常常缺水少草，按照过去的事情推算，军队出发不到一百天，牛必定会因各种原因死亡而几乎耗尽；剩下的粮食很多，人也背负不了，这是第三难。边地秋冬极寒，春夏多风，携带锅、釜、柴薪、炭火，重量很大无法承受；携带干粮和饮水以度过四季，军队又有疾病、疫病的忧患。因此前代北伐不过一百天，并不是不想久留，而是势力做不到，这是第四难。辎重随军，则轻装精锐的士兵少，不能快速行军；敌人慢慢逃走，军队势不能追上；即使侥幸遇到敌人，又被辎重拖累；若遇险阻，前后相随，敌人从前后截击，危险难以预料，这是第五难。大量使用民力，功业却未必能够建立，臣私下对此深感忧虑。如今既然已经发兵，应当放开先到的军队，让我严尤等人深入敌境，以雷霆之势攻击，同时借此使敌人受到创伤和警戒。”王莽不听严尤的话，仍照旧转运军队和粮食，天下因此骚动。东汉光武帝初年，光武帝白天在温明殿睡卧，耿弇入殿，请求单独进言说：“官吏和士卒死伤很多，请允许返回上谷增调兵力。”光武帝说：“王郎已经被击破，河北大略平定了，再用兵是为了什么？”耿弇说：“王郎虽然被击破，天下的兵祸才刚刚开始。如今使者从西方来，想要停止用兵，不可以听从他。铜马、赤眉之类的势力，数十支，每支有数十万乃至百万人，所向无敌。刘圣公不能处理这些势力，他的失败不会久远。”光武帝起身坐下说：“你失言了，我要杀你！”耿弇说：“大王一向像对父子一样厚待我，所以我才敢披露赤诚之心。”光武帝说：“我只是和你开玩笑，为什么这样说？”耿弇说：“百姓苦于王莽的统治，又思念刘氏，听说汉军起兵，没有不欢喜的，就像逃出虎口、回到慈母身边。如今更始帝做了天子，但各位将领在崤山以东擅自发号施令，皇亲贵戚在都城内纵横，百姓捶胸忧苦，又开始思念王莽的朝廷，所以我知道更始帝必定失败。您的功名已经显著，以正义出兵，天下可以通过传递檄文而平定。天下是最贵重的东西，您可以亲自取得，不要让其他姓氏的人得到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万人〕 建武三年，彭宠在渔阳反叛。光武帝想亲自征讨他，大司徒伏湛上疏劝谏说：“臣听说周文王受命后征伐五国，一定先向同姓诸侯询问，然后与群臣谋划，再用蓍草和龟甲占卜来决定行动。因此谋划便能成功，占卜便得吉兆，作战便能取胜。《诗经》说：‘上帝对文王说：询问你的仇敌各方，联合你的兄弟，给你兵器和攻城车，去讨伐崇国。’崇国闭城防守，文王先退兵，后来才进攻，这是为了慎重对待人的生命、等待时机再行动，所以文王得以拥有天下三分中的二分。陛下承受大乱的极点而受命称帝，振兴光明的祖宗事业，四年间出入征战，消灭檀乡，制服五校，降服铜马，击破赤眉，诛杀邓奉等人，并非没有功劳。如今京师空虚匮乏，财物和用度不足，还没有能够使近处归服，却先去处理边境之外的事务。况且渔阳地处边疆附近，敌人困窘时必定会寻求外援。如今军队经过的县邑尤其贫困，种麦的人家多在城郭之内，听说官兵将到，想必已经把麦子收走了。大军远行一千多里，士卒和战马疲惫，粮食转运艰难。现在兖、豫、青、冀四州，是中原的中心，但盗贼纵横，尚未归化。渔阳以东本来就是边塞防地，土地接近外域，贡税微薄，即使太平时也要依靠内郡供给，何况如今荒废耗损，哪里足以优先谋取呢？” 可是陛下舍弃近处的事务而谋求远方，放弃容易的事情而寻求困难的事情，四方都感到疑惑惊怪，百姓也恐惧不安，这确实是臣所不能理解的。”伏湛又希望光武帝从远处考虑周文王慎重用兵、广泛谋划的做法，从近处思考征伐先后的适宜，询问有关官员，让他们充分陈述愚见，采纳其中长处，交由圣明的裁决，把中原作为忧念。光武帝看了他的奏疏，最终没有亲自出征。建武九年，光武帝派来歙全面监护驻屯长安的各位将领，任命大中大夫马援为副职。来歙上书说：“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作为屏障，所以能够延长性命、暂得喘息。如今这两个郡已经平定，那么公孙述的智谋计策就穷尽了。应当增选兵马，储备粮食和物资。如今四州刚被攻破，士卒疲惫饥饿，如果用财物粮食招募他们，他们的队伍就可以聚集。臣知道国家要供给的地方不止一处，用度不足，但这件事有不得不做的理由。”光武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下诏在汧县积储粮食六万斛。建武十九年，妖贼单臣、傅镇等聚集进入原武城，自称将军。光武帝下诏让大中大夫臧宫包围他们，但他们不投降。光武帝召集公卿、诸侯王询问方略，众人都说：“应当提高悬赏。”只有东海王刘阳说：“这些妖巫彼此劫持，势力不可能长久存在。其中一定有后悔而想逃亡的人，只是外围包围得太紧，不能逃走罢了。应当稍稍放松包围，任他们逃散。逃散以后，一个亭长就足以擒获他们了。”光武帝认为有理，立即命令臧宫撤去包围，放缓对贼人的进攻。贼众于是分散，最终攻下原武城，斩杀单臣、傅镇等人。

译光武帝时，隗嚣发兵拒绝汉军。马援于是上疏说：“臣马援自己想，臣归附圣朝、奉事陛下，本来没有公卿辅臣的一句话推荐，也没有左右近臣替臣周旋帮助。臣若不自我陈述，陛下凭什么听说臣的情况呢？处在前面不能使人轻视，处在后面不能使人尊重；与人结怨却不能成为别人的祸患，这是臣所感到羞耻的。所以臣冒犯罪禁，冒死陈述实情。臣和隗嚣本来确实是朋友。当初隗嚣派臣东行，对臣说：‘我本来想归附汉朝，希望您前去观察。如果合乎您的心意，我就专心归汉了。’等臣回来报告时，臣确实怀着赤诚之心想引导他向善，并不敢用不义之事欺骗他；可是隗嚣自己包藏奸心，像盗贼憎恨主人一样，怨毒之情于是归咎于臣。臣若想不说，就无法让陛下听到实情；希望陛下允许臣到行在所，详尽陈述消灭隗嚣的策略，使臣胸中的话得以倾吐，申明愚见，然后退回田野，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光武帝于是召马援来谋议军务，马援详细陈述了谋划。当时匈奴发生饥荒和疫病，内部相互分争。光武帝以此询问臧宫，臧宫说：“希望给我五千骑兵，让我建立功劳。”光武帝笑着说：“一向取胜的人，很难和他一起谋虑敌情；我正自己思考这件事。”建武二十七年，臧宫于是和杨虚侯马武上书说：“匈奴贪图利益，没有礼义信用，困穷时叩头归服，安定时就侵扰盗窃。边境受到他们的毒害，内地忧虑他们冲击突袭。如今他们的人畜因疫病死亡，旱灾蝗灾使土地赤裸，疲惫困乏的力量，还不如中原的一个郡。万里之外敌人的生死命运，都掌握在陛下手中。福分不会再次降临，时机有时会错失，难道应当拘守文德而废弃武事吗？如今命令将领抵达边塞，厚加悬赏，晓谕高句骊、乌桓、鲜卑从左路进攻；征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的羌人从右路攻击。这样做，北方敌人被消灭，不过数年时间。臣恐怕陛下仁慈，不忍用兵；谋臣又狐疑不决，使万世刻石传颂的功业不能在圣明时代建立。”皇帝下诏答复说：“《黄石公记》说：‘柔能够制服刚，弱能够制服强。柔是德，刚是贼；弱是仁的助力，强是怨恨的归宿。’所以说：‘有德的君主，用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使人快乐；没有德的君主，只用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使自身快乐。使人快乐的君主，他的快乐长久；使自身快乐的君主，他的快乐不能长久，最终会灭亡。’舍弃近处而谋求远方，会劳苦而没有功效；舍弃远方而谋求近处，则安逸而能有善终。施行安逸的政事，忠臣多；施行劳民的政事，乱臣多。所以说：‘一心务求扩大土地，国家就会荒废；一心务求扩大德化，国家就会强盛。安于守有其所有的国家，能够安定；贪图占有别人的国家，必遭残害。’残暴灭亡的政治，即使一时成功也必定失败。如今国家没有善政，灾异变化不断，百姓惊惶，人人不能自保，难道还要再去远方经营边外吗？孔子说：‘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况且北方敌人仍然强大，屯田和警备之事，传闻往往多不符合事实。如果真能举天下一半的力量消灭大盗，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如果时机不对，不如让百姓休息。”从此各位将领再也不敢谈论用兵之事。明帝永平十五年，谒者仆射耿秉多次上书请求攻打匈奴。明帝命窦固等人共同商议。耿秉说：“从前匈奴兼并了左衽部族，所以无法制服。孝武帝取得河西四郡以及居延、朔方后，羌人分裂，只有西域不久又归附内属，于是呼韩邪单于请求入塞归服，当时形势容易乘机利用。如今有南单于，形势与当时相似；但西域还没有内属，北方敌人也还没有出现可乘的裂隙。” 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先攻打白山，取得伊吾，击破车师，派使者联络乌孙等国，以斩断匈奴的右臂。伊吾又有匈奴南呼衍的一部，击破这一部便等于折断匈奴的左角，然后才可以攻打匈奴。”明帝认为他说得好。章帝即位初年，焉耆、龟兹攻陷并杀死都护陈睦；北匈奴包围已校尉关宠。关宠上书请求救援，章帝下诏让公卿议论。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应救援，司徒鲍昱说：“如今把人置于危难之地，危急时却抛弃他，对外会放纵蛮夷的暴行，对内会伤害为国死难的臣子。如果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后不再发生边事也就罢了；倘若匈奴再次侵犯边塞、成为寇害，陛下将凭什么派遣将领呢？”况且两部兵士加起来各只有几十人，匈奴围攻了十多天仍未攻下，这正说明他们兵少力弱、已经力尽。可以命令敦煌、酒泉太守各率精锐骑兵二千，前去救援他们的急难，章帝认为有理。和帝即位初年，朔方地区发生大乱，又加上饥荒和蝗灾，投降的人前后不断到来。南单于准备兼并北庭，恰逢和帝去世，窦太后临朝称制。这年七月，南单于上言说：“臣世代蒙受汉朝恩德，数也数不清。孝章皇帝圣明深远，终于想成就这件事，所以命令乌桓、鲜卑讨伐朔方部族，斩下单于首级，毁坏他们的国家。如今新近投降的虚渠等人来见臣，亲口说去年三月间他们从匈奴王庭出发，北单于击败南匈奴的军队，又害怕可令鲜卑逃往远方，依附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人又共同拥立单于同父异母的兄长右贤王为单于；这个人因为兄弟争夺君位，各部也都因此离散。” 臣和诸王、骨都侯以及新近投降的渠帅共同商议方略，都说应当趁朔方各部正在争斗，出兵讨伐，击破北匈奴、成就南匈奴，使他们合并为一个国家，让汉家长久不再忧虑北方。又在本月八日，新近投降的右须日逐王鲜堂轾从北庭远道来见臣，说北方各部大多想归附内地，只是以亲自派人来归为耻，所以还没有人到来。如果出兵迅速攻击，一定会有响应；今年不出兵，恐怕他们又会重新合并。臣私下想到，先父归汉以来，受到汉朝覆载般的恩德，边塞戒备严明，汉军大力保护，已经积累四十年。臣等生长在汉地，张口便仰赖汉朝供给，逢年过节所受赏赐，动辄达到亿万；即使安坐无事、安枕而卧，也惭愧没有报效之义。希望征发本国以及朔方各部新近投降的精兵，派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率一万骑兵从朔方出发，左贤王安国、石大且渠王交勒苏率一万骑兵从居延出发，约定十二月同时进攻北地；臣率其余一万人屯驻五原、朔方边塞，作为防守力量。臣一向愚昧浅陋，加上兵众单薄，不能防备内外，希望派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以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共同向北进军；命北地、安定太守各自屯驻要害之地，希望凭借圣帝的威神，一举平定北方。”

译臣国的成败，关键在今年。臣已经命令各部完成严格整备兵马。九月，龙祠之军全部在河边集合，惟愿陛下裁决、怜察此事。”窦太后把这封奏书给耿秉看，耿秉上书说：“从前汉武帝几乎穷尽天下之力，想使匈奴臣服，却没有遇到天时，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归降，所以边民获得安宁，中外合为一体，百姓休养生息六十多年。到了王莽篡位，改变匈奴的称号，耗损扰乱不止，单于才叛乱。光武帝受命，又怀柔接纳他们，边境荒废的郡县因此得以恢复。乌桓、鲜卑也都被威势胁迫而归义，声威镇服西方夷族，成效就是这样。如今幸而遇到上天授予的机会，朔方各部正在争斗，以夷族攻打夷族，是国家的利益，应当答应他们的请求。”耿秉又说明自己蒙受恩德，按职责应当出征效力。窦太后同意了。永元元年，任命耿秉为征西将军，他和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兵八千，与度辽将军的兵以及南单于的三万骑兵，从朔方出发攻打北匈奴，大败北匈奴。章帝商议派车骑将军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攻打匈奴，侍御史鲁恭上疏劝谏说：“陛下亲自劳费圣心，直到太阳偏西还不进食，忧虑在于军役，确实是想安定北方边疆、替百姓除去祸患，谋定万世大计。臣私下独自思考，却没有看到这样做的便利。国家的根本、万人的性命，全在这一举。近年来秋粮没有成熟，百姓食物不足，仓库空虚，国家没有积蓄；太后刚刚遭遇大忧，人民心怀恐惧。陛下躬行大圣之德，履行极至的孝行，服丧三年，听政于冢宰；百姓连续三个时节听不到警跸之声，无不惶惶思念皇帝，像有所求却得不到一样。如今却在春季最盛的时候兴起军役，扰动天下，去处理远方之事，实在不是向中原百姓施恩、改定年号、端正时令、由内而外治理的办法。万民是上天所生，上天爱护它所生的人，就像父母爱护子女。一个人或一件事有不能安处的，天气就会因此失常，何况是人呢？所以爱护百姓的人，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回报。从前周太王重视人的生命而离开邠地，所以获得上天的保佑。外域之人，是四方不同气候所生的人，蹲踞放纵，随着水草迁徙。如果让他们与中原杂居，就会飞扬难制、迁转无常。” 所以圣王的制度，只是与他们羁縻相联而不断绝罢了。如今边境没有战事，应当修养仁德、施行义政，崇尚无为，使家家给足、人人丰足，安于产业、乐于生产。人道如果在下安定，上天的阴阳就会调和，祥和的风、应时的雨覆盖远方，敌国经过多重翻译也会前来归附。《易经》说：‘诚信充满瓦缶，最终会有其他吉祥到来。’这是说甘雨装满我的瓦缶，诚意来到我方，便得到吉祥。凭德胜过别人，国家就昌盛；凭武力胜过别人，国家就灭亡。如今匈奴被鲜卑杀败，远远藏在史侯河西，距离边塞数千里；现在却想乘其虚弱损耗、利用其微弱势力，这不是义理所产生的行动。前任太仆祭彤远出塞外，最终没有见到一个敌人，军队却已经困顿。白山之战的灾难连绵不断，都护被攻陷，士卒死者堆积如山，直到今天边地仍承受其祸害毒患，孤儿寡妇哀伤思念之情还未平息。仁者想到这些，尚且为之叹息不已，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不顾患难呢？如今刚开始征发，大司农调度已经不足，使者在路上，各自分区督促，彼此上下逼迫，民间的急迫已经十分严重了。三辅、并州、凉州都少雨，麦根枯焦，牛的死亡日益严重，这正是不合天心的征兆。群臣和百姓都说不可以，陛下为什么偏偏因为一个人的谋划，抛弃万人的性命，而不顾他们的意见呢？” 向上观察天心，向下考察人心，就足以知道事情的得失。臣恐怕中原将不能成为中原。”难道不只是匈奴如此而已吗？惟愿陛下留下圣恩，停止出兵，让士卒休息，以顺应天心。奏书上报后，皇帝没有听从。安帝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种羌反叛，朝廷派车骑将军邓隲讨伐他们。原左校令、河南人庞参当时在徒众中，便让他的儿子庞俊上书说：“如今西州流民骚动，而征发不断；水灾不停，土地的生产力尚未恢复；又加上大军，使百姓疲于远方戍守。农业生产消耗在转运上，财物耗尽于征发，田地不能开垦，庄稼不能收获，百姓束手困穷，看不到来年秋收的希望，民力已经竭尽，再也承受不了命令。臣愚昧地认为，与其从万里之外运粮、远赴羌戎之地，不如总摄军队、休养士众，等待敌人疲惫。车骑将军邓隲应暂且整顿军队返回，留下征西校尉任尚，让他督促凉州士民迁居三辅；停止徭役以帮助他们度过时艰，停止繁重赋税以增加他们的财力，让男子能够耕种，女子能够纺织；然后蓄养精锐，乘敌人懈怠沮丧之时，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进攻、在他们没有防备时攻击，那么边民的仇恨可以报偿，逃跑失败的耻辱也可以洗雪。” 建光元年，高句骊王宫去世。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想趁其丧事发兵攻打高句骊。陈忠说：“王宫在世时英杰狡黠，姚光不能讨伐；如今他死了才进攻，不合乎义理。应当派使者前去吊唁慰问，趁机责备他过去的罪过，但赦免而不加诛杀，以取得其后来的善意。”顺帝听从了。顺帝永和二年，日南郡象林县以外的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打象林县，焚烧城邑官寺，杀死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征发交阯、九真二郡一万多人前去救援；士兵害怕远方服役，于是反叛，进攻樊演的府署。二郡虽然击破了反叛者，但贼势反而更加壮大。防侍御史贾昌当时出使日南，便和州郡合力讨伐，作战不利，反被贼军包围；一年多以后，兵力和粮食都无法接续，皇帝对此忧虑。第二年，皇帝召集公卿百官以及四府属官询问方略，众人都主张派大将征发荆、扬、兖、豫四州四万人前往。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斥说：“过去荆、扬二州没有战事，征发他们是可以的。如今两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的蛮夷尚未安定，长沙、桂阳又多次被征发；如果再次扰动，必定会重新产生祸患，这是第一不可。兖、豫百姓又突然被征发，远赴万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诏书催逼急迫，必然导致叛逃，这是第二不可。南方气候温暖暑热，又有瘴气，导致死亡的人十个中常有四五个，这是第三不可。远行万里，士卒疲劳，等到达岭南时，已经不能再作战，这是第四不可。军队每天行三十里作为一程，而日南距离京师九千多里，需要三百天才能到达。计算每人每天领取五升粮食，就要用米六十万斛；还没有计算将领、官吏、骡马的食物，仅仅负甲自带粮食，耗费就已经如此，这是第五不可。”

译即使军队到达所在地，死亡的人一定很多；既然兵力不足以抵御敌人，就还要再次征发，这就像割取心腹的肉去补四肢，这是第六不可。九真和日南相距千里，征发当地官吏百姓尚且不能承受，何况要使四州士卒辛苦奔赴万里之外的艰难之地呢，这是第七不可。以前中郎将尹就讨伐益州叛羌，益州有谚语说：‘盗寇来了还可以忍受，尹就来了却要杀我。’后来尹就被征召回来，把军队交给刺史张乔；张乔依靠当地将吏，在一个月内便把寇仇全部击破。这正是发遣外来将领没有好处的证明，也是州郡官员可以任用的验证。应当重新选拔有勇略、仁惠、能够担任将帅的人，任命为刺史、太守，让他们全都共同驻守交阯。如今日南兵力单薄、粮食不足，防守既不能作战，又不能长久坚持，不如把当地官吏百姓全部迁到北方，依靠交阯；事情平定后，再命令他们返回本土。还可以招募蛮夷，使他们相互攻击，以转运来的金帛作为资助；有能离间敌人、取得首领首级的人，答应给予封侯、列土的赏赐。原并州刺史、长沙人祝良性情勇敢果断，此外南阳人张乔先前在益州有破敌之功，都可以任用。过去太宗曾破格加授魏尚为云中太守，哀帝立即任命龚舍为太山太守，应当立即”任命祝良等人，取便道赴任。四府都听从李固的意见，于是任命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阯刺史。张乔到任后，向贼人开诚说明，进行安慰和招抚，他们全都投降或解散。祝良到九真后，只乘一辆车进入贼人之中，谋划方略，以威势和信用招降他们，投降的有数万人，众人都为祝良修建府署和官寺。于是岭南以外重新平定。顺帝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讨他们，却拖延很久不能前进。武都太守马融知道他们将要失败，上疏请求亲自效力说：“如今西域各羌部相继抄掠盗窃，应当趁他们尚未合并，赶快派兵深入，击破他们的支党。而马贤等人迟疑停滞，羌人百里之外就能望见尘土，千里之外就能听到声息。如今如果他们逃匿退避，漏过我军后方，必定侵扰三辅，成为百姓的大害。臣愿请求调取马贤认为不可用的关东兵五千人，暂且借用部队的名号，竭力率领整治激励，像扎下根基一样直趋敌境，先于其他官吏士卒行动，三十天之内一定能够击破他们。臣年轻时学习经艺，没有担任过武职，冒昧陈述这些话，必定会获诬罔之罪。过去毛遂只是平民仆役，被众人嘲笑，最终却凭一句话促成合纵大事。臣担心马贤等人只守一城，马贤在西面进攻，而羌人从东面出来；况且他们的将士必定会发生骄傲轻敌、溃败叛变的变化。朝廷没有采用此计，不久又出现彗星侵犯参、毕星宿的天象；参是西方星宿，毕象征边兵，所对应的分野就是并州。” 西北各部恐怕就要起兵了吧，应当防备这两个方面。”不久，陇西羌人反叛，乌桓侵扰上郡，结果都像马融所说。当时西羌大规模集结，攻打并焚烧陇西，朝廷对此忧患。上计掾皇甫规于是上疏，请求以有名之身自我效力，说：“臣近年以来多次陈述有利于国事的建议，在羌戎尚未行动时就预料他们将先行反叛。马贤刚出兵时，臣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他必定失败。臣过去不被采纳的言论，事实可以考核验证。臣常常想到，马贤等人拥兵四年，没有取得成功，悬军在外的费用将近百亿，出自平民，转而流入奸吏之手，所以江湖地区的人纷纷成为盗贼。青州、徐州荒歉饥饿，百姓背负幼儿流散。羌戎溃败叛乱，不是因为天下太平，而都是边将失于安抚防御；他们趁平常守备、安于现状时加以侵暴，若只争逐小利，就会造成大害。稍有胜利就虚夸首级数目，军队失败就隐瞒不报。军士劳苦怨恨，又困于狡猾的官吏；进不能痛快作战来求取功劳，退不能获得温饱来保全性命，饿死在沟渠，尸骨暴露在中原，只看见王师出动，却听不到胜利回军的声音。部落首领泣血，惊惧而生变，因此安定不能长久，失败则持续多年。这就是臣拍手捶心、增加叹息的原因。希望暂借给臣两营、二郡中那些屯驻列阵、坐食军粮的士卒五千人，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相互策应。土地山谷，臣都熟悉；用兵的形势和巧便方法，臣也已经亲自经历，不必烦劳赐给臣方寸印信、一尺绢帛的赏赐。” 这样上可以洗除祸患，下可以接纳投降者。如果认为臣年纪小、官位低、不值得任用，那么过去各位失败的将领，并不是官爵不高、年纪不大。臣不能胜任这番至诚之意，愿冒死自我陈述。”当时皇帝不能任用他。桓帝下诏询问护羌校尉段颎说：“先零东羌作恶反叛，而皇甫规、张奂各自拥兵强盛，却没有及时整顿平定。现在想让段颎调兵向东讨伐，不知道是否合宜，你可以共同思考谋略。”段颎于是上言说：“臣看到先零东羌虽然多次反叛，但归降皇甫规的已经有二万多落，善恶既已分明，剩余的寇贼没有多少。如今张奂犹豫很久不肯前进，应当是担心外部分离、内部联合，军队一去就会惊动敌人；况且从冬天到春天，羌人屯聚不散，人畜疲弱，这是自取灭亡的形势。若只是继续招降，不过是坐等制伏强敌罢了。臣认为他们有狼子野心，难以用恩德收纳；势穷时虽会服从，军队一离开就会重新行动，只有用长矛挟制、把刀刃加在脖颈上才行。估计东羌所剩三万多落，居住地靠近塞内，道路没有险阻，不具备燕、齐、秦、赵那样纵横捭阖的形势；但他们长期扰乱并州、凉州，多次侵扰三辅，西河、上郡已经各自内迁，安定、北地又处于孤危状态。从云中、五原向西直到汉阳二千多里，匈奴和羌人各部共同占据那里，这就像隐藏在胁下的痈疽和伏藏的疾病；如果不加诛讨，就会逐渐滋长扩大。” 如今如果使用骑兵五千、步兵一万人、车辆三千辆，经历三个冬季、两个夏季，就足以击破平定他们，估计费用不过五十四亿钱。这样就可以使各羌部全部破灭，匈奴长久服从，内迁的郡县也能返回本土。臣私下计算，永初年间各羌反叛，历时十四年，耗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持续七年，耗费八十多亿。费用消耗到这种程度，仍然没有诛尽残余势力，反而又在这里兴起作害。如今如果不暂时使百姓疲劳，就永远没有安宁的日期。臣愿竭尽驽钝之力，恭候陛下的节制调度。”桓帝答应了他，全部按照奏章所说执行。灵帝初年，窦太后临朝，中郎将张奂上言：“东羌虽然已经击破，但残余部众难以尽除。破羌将军段颎性情轻率果断，又担心承担失败的责任，通常应当暂且用恩德招降，这样可以避免后悔。”诏书下达给段颎。段颎又上言说：“臣本来知道东羌虽然人数众多，但软弱容易控制，所以详细陈述愚见，是想为长久安宁谋划。圣朝明察，竟相信并采纳了盲人的话，所以臣的谋略得以施行。张奂的计策没有被采用，事情的形势与他的意见相反，于是他怀有猜疑怨恨，听信叛羌的诉说，修饰润色他们的言辞，说臣的军队屡次遭受挫败，又说羌人同出一气，不可能全部诛杀，山谷广大，也不可能清空安静；鲜血流淌污染原野，会伤害和气而导致灾祸。”

译臣私下想到，周、秦时期，西北一带就成为祸患；中兴以来，羌人作乱最为严重，诛杀也不能尽除，他们即使投降，后来仍会再次反叛。如今先零等杂处的羌种，屡次反复无常，攻陷县邑，抢掠人口，掘坟暴尸，祸及生者和死者。上天震怒，借人之手施行诛罚。从前邢国无道，卫国讨伐它，军队出动便降下甘雨。臣出兵以来正值夏季，接连获得甘雨，年岁丰收，百姓没有疾病瘟疫。向上看，这是顺应天意，并非招致灾害；向下察看，这是人事和谐、军队能够取胜。从桥门以西到落川以东，旧日的宫殿、县邑彼此相通，并不是深险遥远、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车骑可以安然通行，不会有应当折损失败的情形。考察杜奂作为汉朝官吏，身居武职，驻军两年却不能平定羌寇，徒然想要修正文教、停止兵戈，招降强悍的敌人，这些都是荒诞的言辞和空洞的说法，僭越而没有事实根据。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先零作乱，赵充国把他们迁到内地；煎当扰乱边境，马援把他们迁到三辅。开始时他们服从，最终仍然反叛，直到今天还成为祸患。因此有远见的人都深为忧虑。如今邻近各郡人口稀少，多次遭羌人残害，却想让投降的人与他们杂居，这就像把枳棘种在良田里，把毒蛇养在室内一样。所以臣奉行大汉的威势，建立长久的防备，想要断绝他们的根本，不让他们得以滋长。原先计划三年的费用为五十四亿，如今刚满一年，消耗还不到一半，而残余羌寇的余烬将要完全消灭。臣每次奉行诏书，都没有受到军中内部的牵制，希望最终能够实现这番话，请陛下全权任用臣，临事时酌量适宜，不要失去权宜处置的便利。灵帝熹平六年，鲜卑檀石槐侵扰三边。护乌桓校尉夏育上言：“鲜卑侵扰边境，自春天以来已有三十多次，请征发幽州各郡的军队出塞攻击他们，经过一个冬天、两个春天，一定能够擒获并消灭他们。”朝廷没有答应。在此以前，护羌校尉田晏因获罪被判刑，后来被赦免，想要立功报效自己，便请求中常侍王甫，求得担任将领。王甫因此建议派兵与夏育合力讨伐贼寇。灵帝于是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们多有不同意见，于是召集百官讨论。朝堂议郎蔡邕议论说：“《尚书》告诫不可扰乱华夏，商汤讨伐鬼方，周朝有征伐猃狁、蛮荆的战争，汉朝有征讨阗颜、瀚海的事情；征伐不同族类，其缘由和道理都很久远了。然而时代有同有异，形势有可行有不可行，所以谋划有得有失，事情有成有败，不能一概而论。汉武帝心怀远大谋略，志在开拓四方，南面诛伐百越，北面讨伐羌人，西面征讨大宛，东面兼并朝鲜，凭借文帝、景帝时期积蓄的财力，依靠天下的富饶，几十年间，官府和百姓都困乏了。于是竟兴办盐、铁、酒类专卖之利，设置告缗重税之令，百姓不堪承受，纷纷起而为盗，关东地区骚乱，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使者手持斧钺，同时出动。后来汉武帝觉悟，于是停止用兵、罢除徭役，任丞相为富民侯。所以主父偃说：‘一味追求战胜，穷尽武力，没有不后悔的。’汉武帝神武英明，将相贤能勇猛，财赋充足，拓展的疆域又广又远，尚且有所后悔，何况如今人力财力都缺乏，形势又不如当时呢？自从匈奴逃遁，鲜卑日益强盛，占据匈奴原有的土地，声称拥有十万军队，才力强健，智谋也日益增长；加上关塞不严密，禁令和法网漏洞很多，精金良铁都被贼寇获得，逃亡的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他们的兵器锋利、战马迅疾，超过匈奴。从前段颎是良将，熟悉军事、善于作战，在西羌发生战事，尚且用了十多年；如今夏育、田晏的才略未必超过段颎，鲜卑人口也不比往昔少，却空自计算两年，声称一定成功。如果祸患由此结成、战争接连不断，哪里能够中途休止？还会再次征发民众，转运粮饷永无止境，这将耗尽中原各地合力应战的力量。蛮夷是边疆的忧患，如同手足上的小疥疮，却能搔扰中原的困顿；又如胸背上的恶性疽疮。如今郡县的盗贼尚且不能禁绝，何况这样的远方之地，怎么能够使其降服？从前汉高祖忍受平城之耻，吕后放弃匈奴慢书带来的羞辱，与今天相比，哪一种更为严重？上天设置山河，秦朝修筑长城，汉朝兴建边塞，都是为了区别内外、使风俗不同。如果没有防备国内遭受侵侮的忧患，那也就可以了，难道还要同虫蚁般狡猾的贼寇计较来往争战吗？即使有时击破他们，难道能够把他们彻底消灭吗？如今却要使本朝为此事废寝忘食吗？一意求胜的人未必能够取胜，心存疑虑的人也未必会失败。所谓危险，圣人不会把它交给朝廷争论中有疑虑的方案，明主也不会实行。过去淮南王刘安劝阻讨伐南越时说：‘天子的军队只有征讨，没有交战，说的是没有人敢与它抗衡。假如越人拼死抵抗您的军队，哪怕随从车夫和士卒中有一个人没有准备而逃回来，即使取得越王的首级，也仍然会使大汉感到羞耻。若要用齐地的百姓去交换远方之人，使皇威受到外域的羞辱，即使像您所说的那样，也已经危险了，何况得失还无法估量呢？’过去珠崖郡反叛，孝元皇帝采纳贾捐之的意见，下诏说：‘珠崖背叛，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说可以讨伐，有的说应当放弃。朕日夜思考，感到威势不能施行便想诛伐他们，同时又通晓时势变化，担忧万民。万民饥饿与远方蛮夷没有受到讨伐，哪一件更重大？宗庙祭祀在凶年尚且有不能完备的时候，何况为了避免并不值得介意的羞辱呢？如今关东地区极其困苦，已经没有办法互相赈济，又要发动军队，这不只是劳累百姓而已。因此罢除珠崖郡。’这就是元帝所发布的仁德诏令。为了防护百姓、救济急难，即使已经设置为郡、列为县，尚且还可以放弃，何况关塞之外、从未作为百姓居住地的地方呢？守卫边疆的方法，李牧最善于谋划；保卫边塞的主张，严尤阐明了其中的要旨。他们留下的事业还在，文章也都完整保存。遵循这两人的防守方略和先帝的规划，臣认为就可以了。灵帝没有听从，于是派夏育从高柳出兵，田晏从云中出兵，匈奴中郎将臧旻率领南单于从雁门出兵，各自统率一万骑兵，分三路出塞二千多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自率众迎战，夏育等人大败，害怕丢失符节传信，大小将领各带数千骑兵逃回，死者有十分之七八。三位将领被用槛车押送下狱，赎罪后降为庶人。

译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再次反叛，侵扰抢掠三蜀以及汉中的各郡。灵帝派御史中丞萧瑗督率益州军队讨伐他们，连续多年不能取胜。灵帝想大规模征兵，于是询问益州的计吏，考察他们关于征讨的方略。汉中上计吏程包回答说：‘板楯七姓，曾射杀白虎，为先世立下功劳，又被视为义人；他们勇猛善战。过去永初年间，羌人进入汉川，郡县被破坏，幸亏得到板楯相救，羌人几乎全被杀败，所以号称神兵。羌人畏惧忌恨他们，传话给同族之人，不要再向南行。到建和二年，羌人再次大举入侵，实在依赖板楯接连击败他们。此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然得到丹阳精兵的锐利战力，□还要依靠板楯才能成就功业。近来益州郡发生动乱，太守李颙也凭借板楯进行讨伐而平定了它。板楯的忠诚和功劳如此，本来没有恶意。长吏和乡亭的更赋徭役极其沉重，差役鞭打他们，超过对待奴隶俘虏；他们又有的卖妻卖子，有的甚至割颈自杀。即使向州郡陈述冤屈，州牧、太守也不替他们申理。朝廷相距遥远，他们无法让皇帝亲自听闻，只能含怨呼天，在穷僻山谷中捶心悲叹；由于赋役困苦和严酷刑罚的逼迫，所以各村落相互聚集而导致叛乱。并不是有谋主僭号、图谋不轨，只要选派贤明能干的州牧、太守，自然就能使他们安定聚集，不必烦劳征伐。’ 灵帝听从了他的话，派太守曹谦宣读诏书赦免他们，他们随即全部投降归服。献帝时，奋武将军公孙瓒因恼怒袁绍杀死自己的堂弟公孙越，于是出兵驻扎在槃河，准备向袁绍报仇。公孙瓒上疏说：‘臣听说自皇羲以来，君臣之道已经彰明，制定礼制来引导人民，设置刑法来禁止暴乱。如今车骑将军袁绍，托身于继承先世法统，爵位和任用都很尊崇优厚，但本性淫乱，性情行为浮薄。从前他任司隶校尉时，正值国家多难，太后临朝摄政，何氏辅佐朝政，袁绍不能举荐正直、罢黜邪曲，却专门阿谀邪媚之人，招致图谋不轨者，疑误社稷，以至于使丁原焚烧孟津、董卓成为祸乱的开端，这是袁绍的第一条罪。董卓既然无礼，皇帝被挟持为人质，袁绍不能设法谋划来救济君父，反而抛弃节传，逃窜奔亡，有辱爵位和诏命，背弃君主，这是第二条罪。袁绍任勃海太守时，本应攻打董卓，却暗中挑选兵马，不告诉父兄，以至于使太傅一家接连同死，不仁不孝，这是第三条罪。袁绍既已起兵，经历两年，却不顾国家危难，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反而大量征取资粮，专门用于不急迫的事情，剥削百姓没有限度，考核责罚百姓，因此百姓痛苦怨恨，无不叹息，这是第四条罪。袁绍逼迫韩馥，窃取他的州郡，伪造金玉印玺；每次发布命令，总是用黑色袋子装好加盖封检，文书却称作诏书。从前王莽篡位后僭越奢侈，逐渐登上真皇帝之位；看袁绍如今仿效的样子，最终必将成为祸乱的阶梯，这是第五条罪。’ 袁绍命星官窥伺观察吉祥和妖异，送给他们财货，与他们共同饮食，刻意预定日期，攻打抢掠郡县；这难道是大臣应当做的事吗？这是袁绍的第六条罪。袁绍与原虎牙都尉刘勋最先共同起兵，刘勋降服张杨，多次建立功效，却因为一点怨忿，袁绍无端加以残酷迫害，听信谗言，助长自己的无道，这是第七条罪。原上谷太守高焉、原甘陵相姚贡，袁绍以贪婪横暴的方式责令他们交钱，钱不能全部交足，二人都被杀，这是第八条罪。《春秋》的义理说，儿子因母亲而显贵；袁绍的母亲原是傅婢，身份实在微贱，而袁绍凭借职位地位高重，享受丰厚福禄，有求取富贵的心，却没有知足退让之意，这是第九条罪。又有长沙太守孙坚，先前任豫州刺史，能够驱逐董卓，扫除陵庙，忠心勤勉于王室，他的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袁绍却派小将盗占孙坚的职位，断绝孙坚的粮道，使他不能深入，导致董卓长久不能伏法，这是第十条罪。从前周王室政权衰弱，王道衰落，天子迁徙，诸侯背叛，所以齐桓公在柯地订立盟约，晋文公在践土订立盟约，讨伐荆楚以取得菁茅，诛杀曹、卫以彰明无礼。臣虽然卑微鄙陋，名望比不上先贤，但幸蒙朝廷恩宠，肩负重大责任，职掌斧钺，奉诏讨伐有罪之人，已经与诸将及各州郡共同讨伐袁绍等人；如果大事能够成功，罪人就会被擒获。’ 希望能够继承齐桓公、晋文公忠诚的功效，于是起兵攻打袁绍。当时诏令各州郡同时停止用兵。安东将军陶谦上书说：‘臣听说，使远方归附、使人柔顺服从，没有德化就不能成功；克服艰难、平定乱事，没有军队就不能完成。因此在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的军队；有扈、鬼方、商奄等四国，也有王者的征伐。自古以来，没有不通过扬威来消除祸乱、振奋武力来制止暴行的。臣此前刚因黄巾之乱扰乱政局，接受诏策长驱出征，片刻不得安居。虽然奉行法令、接受敕戒，宣扬皇帝的威灵，恭敬地执行上天的诛罚，每次讨伐都能取胜。然而妖寇同类众多，特别不怕死亡。父兄被消灭，子弟群起作乱，整治屯营、连接兵力，直到今天仍是祸患。如果承受命令解甲罢兵，弱国就会一天天空虚；放下武备来资助祸乱，损害官府威势来助长贼寇。今天停止用兵，明天祸难必然到来，辜负朝廷宠爱援助的根本；向群凶下令后，他们的势力日月滋长，这不是加强主干、削弱枝叶、遏制邪恶、停止乱事的办法。臣虽然愚昧，忠诚宽恕未能彰明，但感念恩德、想要报答，这是臣不忍做不到的事。臣已经整顿部曲，下令加强警备，出兵铲除强寇，只看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入内则宣扬德泽，亲自奉行职事，希望建立微小功劳，以赎自己的罪责。’他又说：‘华夏纷乱，到今天还没有平息，包茅没有按职贡入贡，贡赋也多有缺失。臣日夜忧虑叹息，没有一天敢于安宁。诚心希望贡物最终能够送达，使进献的祭品能够通行，然后销毁兵器、解下铠甲，这是臣的愿望。’蜀汉先主初年，法正劝说说：‘魏国的曹操一举降服张鲁，平定汉中，却没有趁此形势图谋巴蜀，反而留下夏侯渊、张郃驻守，自己很快向北返回。这并不是他的智谋不足、力量不够，必定是内部有忧患逼迫的缘故。如今夏侯渊、张郃的才略比不上我国的将帅，率领大军前去讨伐，一定能够战胜他们。战胜他们以后，对内广泛发展农业、积储粮食，观察敌人的变故和空隙；上策可以倾覆敌寇，尊奉奖助王室；中策可以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步吞并雍州、凉州，广泛开拓疆土；下策也可以固守险要，作为长久之计。这大概是上天把机会赐给我们，时机不可错过。’先主于是进军。

译后主时，大司马蒋琬认为：过去诸葛亮多次窥伺秦川，但道路险阻、运输艰难，最终不能取胜，不如乘水路向东进军。于是大量制造舟船，想从汉水、沔水袭击魏兴、上庸。蒋琬旧病连续发作，未能及时出发。但众人都认为：如果不能取胜，返回的道路十分艰难，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派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向蒋琬说明旨意。蒋琬奉命上疏说：‘清除污秽、平息祸难，是臣职分所掌管的事。自从臣奉诏离开汉中，已经六年了。臣既然昏昧软弱，又受到疾病缠绕，谋划的方略不能成功，早晚忧愁惨痛。如今魏国跨有九州，根基和势力滋长蔓延，想要平定消除并不容易。如果东西两面同时用力，首尾形成犄角，即使不能很快实现愿望，也应当先分裂敌势、逐步蚕食，先摧毁它的党羽。然而吴国屡次约期，接连不能实现，进退俯仰都很艰难，实在使臣废寝忘食。臣便与费祎等商议：凉州地处边塞要冲，进退都有凭借，是贼寇所珍惜的地方；而且羌人一心思念汉朝，如同口渴思饮。过去偏师进入羌地，郭淮将其击破驱走。计算双方长短，认为当前首先应当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如果姜维出兵，就控制河右地区；臣应当率军作为姜维的镇守和后继。如今涪水陆路四通八达，只要有急情便可立即应援。如果东北方面有忧患，前往救援也不困难。因此蒋琬最终返回涪县，病情转为严重。魏太祖初年，主簿司马懿说：‘刘备凭借欺诈和武力俘获刘璋，蜀人还没有归附，却远道争夺江陵，这是不可错过的机会。如今已经攻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逼近它，形势必然瓦解。圣人不能违背时机，也不可错失机会。’太祖说：‘人总是苦于不知满足，已经得到陇地，难道又想得到蜀地吗？’刘晔说：‘刘备是人中豪杰，有气度却行动迟缓，得到蜀地的时间还短，蜀人还没有真正信赖他。如今汉中被攻破，蜀人震恐，形势自然倾覆，乘势追击，没有不能取胜的。若稍微放缓，诸葛亮精于治国而担任丞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担任将领；等蜀地百姓安定下来，据守险要，我们就无法侵犯了。如今不取，必将成为后患。’太祖没有听从。太祖任代郡发生大乱时，任命裴潜为代郡太守。乌丸王和他的三位大人各自称为单于，专擅控制郡中的事务，前任太守都不能治理。正当太祖准备授予裴潜精锐军队，让他镇压讨伐这些人时，裴潜辞谢说：‘代郡人口众多，士卒和战马张弓控弦，动员起来就有数万人。单于们自知肆意横行已经很久，内心并不安定。如今如果带很多军队前往，他们一定害怕而拒绝我们进入边境；带少量军队则不会被他们畏惧。应当用计谋图谋他们，不能用兵威逼迫他们。’ 当时曹仁被关羽包围，太祖派徐晃救援，仍未能解除包围。太祖想亲自南征，便拿这件事询问群臣。群臣都说：‘大王如果不立即出发，如今就要失败了。’只有桓阶说：‘大王认为曹仁等人足以判断形势吗？’太祖说：‘可以。’桓阶又问：‘大王担心他们二人没有尽力吗？’太祖说：‘不是。’桓阶问：‘那么为什么要亲自前往？’太祖说：‘我担心敌军人数众多，而徐晃等人的形势不利。’桓阶说：‘如今曹仁等人身处重重包围之中，却守死不改志，实在是因为大王在远方为他们造成声势。身处万死之地，必然有拼死争战之心；内部有拼死争战之心，外部又有强大的救援。大王按兵不动，以六军显示仍有余力，又何必忧虑失败，反而要亲自前往呢？’太祖认为他说得好，便把军队驻扎在摩陂，敌军于是退去。当时将军许攸拥有自己的部曲，不肯归附太祖，而且出言傲慢。太祖大怒，先想讨伐他。群臣多数劝谏说：‘可以招抚许攸，与他共同讨伐强敌。’太祖把刀横放在膝上，变了脸色，不肯听从。长史杜袭进来想要劝谏，太祖迎面对他说：‘我的计策已经决定了，你不要再说。’杜袭说：‘如果殿下的计策正确，臣正要帮助殿下成就它；如果殿下的计策不正确，即使已经实行，也应该改正。殿下却预先命令臣不要说话，难道是要等待臣下不再尽言吗？’太祖说：‘许攸轻慢我，怎么可以置之不理？’杜袭说：‘殿下认为许攸是什么样的人？’太祖说：‘普通人。’杜袭说：‘只有贤人才能认识贤人，只有圣人才能认识圣人；普通人怎么能知道他不是普通人呢？如今豺狼正在当道，却先去对付狐狸，人们将会说殿下是躲避强敌、攻击弱者，进攻不能说勇敢，退让也不能说仁慈。臣听说，能拉动千钧之弩，不会为老鼠发射；重达万石的钟，不会用草茎撞击使它发声。如今区区一个许攸，哪里值得劳烦您的神威呢？’太祖说：‘好。’于是厚加安抚许攸，许攸立即归顺。当时袁尚在平原攻打他的兄长袁谭，袁谭派辛毗到太祖那里请求讲和。太祖正准备征讨荆州，驻军在西平。辛毗拜见太祖，转达袁谭的意思，太祖非常高兴。几天以后，太祖又想先平定荆州，使袁谭、袁尚彼此争斗。另一天设酒宴时，辛毗观察太祖的脸色，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便把这件事告诉郭嘉。郭嘉报告太祖。太祖对辛毗说：‘袁谭可信吗？袁尚一定可以击败吗？’辛毗回答说：‘明公不必问他是诚信还是欺诈，只应当直接讨论形势。袁氏本来是兄弟相互攻伐，并不是说别人能够从中离间他们，而是认为天下可以由自己平定。如今突然向明公求救，这一点就可以看清了。显甫见到显思，陷入困境却不能攻取他，这是力量已经耗尽了。对外战争失败，对内谋臣被诛杀，兄弟之间互相谗毁，国家分裂为两部分，连年征战，以至于铠甲上都生满虱子。再加上旱灾、蝗灾、饥荒一同到来，国家没有粮仓，出行也没有裹粮；天灾在上面应验，人事在下面困顿，百姓无论愚昧还是聪明，都知道国家已经土崩瓦解。这正是上天要亡袁尚的时候。兵法说：‘即使有石城汤池，披甲的士卒有百万，但没有粮食，就不能守城。’如今前往攻打邺城，袁尚如果不回兵救援，就不能自守；如果回兵救援，袁谭就会跟在他后面追击。凭借明公的威势，对付困穷的敌人，攻击疲惫的贼寇，就如同疾风震落秋叶一样。上天把袁尚交给明公，明公不取，却去征伐荆州。荆州富足安乐，国内尚未出现祸乱。仲虺说过：‘要夺取正在混乱的国家，欺凌正在灭亡的国家。’如今袁谭、袁尚二人不谋求远大方略，却在内部相互图谋，可以说是乱了；留守的人没有食物，出征的人没有粮食，可以说是亡了。早晨还不能谋划晚上的事，百姓的生命无法延续，却不安抚他们，想要等到将来；将来如果年成丰收，百姓自己知道国家将亡而改过修德，就失去了用兵的关键。如今趁他们请求救援而加以安抚，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况且四方的贼寇，没有比河北更大的；河北平定，六军就会强盛，天下也会震动。’太祖说：‘好。’于是答应与袁谭讲和。

译文帝刚即位时，任命贾诩为太尉。文帝问贾诩：‘我想讨伐不服从命令的人，以统一天下，吴、蜀两国应当先攻哪一个？’贾诩回答说：‘攻取他国，首先要重视兵力和军权；建立根本，则应当崇尚德化。陛下顺应天命接受禅让，统治天下，如果用文德安抚他们，等待他们发生变化，那么平定他们并不困难。吴、蜀虽然只是很小的国家，却凭借山川险阻。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能够辨识虚实，陆逊通晓兵势；他们据守险要，凭舟船往来江湖，都难以仓促谋取。用兵的道理，是先取得胜势然后交战，衡量敌我、评议将领，所以行动才不会留下遗漏。臣私下估量，群臣并没有充分准备；孙权即使面对天威，也还看不出万全取胜的形势。从前舜帝舞动干戚就使有苗归服，臣认为当今应当先用文德，后用武力。’文帝没有采纳。黄初元年，刘晔任侍中。吴国孙权派使者请求投降，文帝拿这件事询问刘晔。刘晔回答说：‘孙权无缘无故请求投降，内部必定有急难。孙权此前袭击杀害关羽，夺取荆州四郡，刘备十分愤怒，必定会大举发兵讨伐他。对外有强敌，众人的心意不安，又担心中原乘着这个机会讨伐自己，所以割让土地请求投降：一方面是为了使中原退兵，另一方面是想借助中原的援助来增强自己的军队，并使敌人产生疑虑。孙权善于用兵，能见到征兆便知变化，他的计策一定出于此。如今天下分为三国，中原占有八成，吴、蜀各自保有一州，凭山依水，有急难时可以互相救援，这是小国的优势。现在两国反而互相攻打，这是上天要亡他们。应当大举发兵，直接渡江袭击吴国的内部；蜀国从外面进攻，我们从内部袭击，吴国的灭亡不会超过十天一个月。吴国灭亡，蜀国就孤立；即使只割取吴国一半土地，蜀国也不能长久存在，何况蜀国取得外部、我们取得内部呢？’文帝说：‘人家称臣投降，我们却去攻伐他，会使天下想来归附的人疑虑，必定因此感到恐惧，这是第一不可行。我们为什么不暂且接受吴国投降，却袭击蜀国的后方呢？’刘晔回答说：‘蜀国距离远，吴国距离近；又听说中原要攻伐它，便会回兵，不能阻止。如今刘备已经愤怒，所以发兵攻击吴国；听说我们攻打吴国，知道吴国必亡，一定会高兴地进兵，和我们争夺吴地。他绝不会改变攻吴的计策、舍弃愤怒而去救吴，这是必然的形势。’ 文帝没有听从，于是接受吴国投降，立即任命孙权为吴王。刘晔又进言说：‘不可以。先帝征伐天下，兼并其中八成土地，威势震动海内。陛下接受禅让、登上帝位，德行与天地相合，声威传到四方；这确实是自然形成的形势，并不是卑臣的颂扬之辞。孙权虽有雄才，原来不过是汉朝骠骑将军、南昌侯而已，官位轻、势力低，吴地士民都对中原怀有畏惧之心，不可以强行逼迫他实现您的谋划。如果不得已接受他的投降，可以提升他的将军名号、封为食邑十万户的侯爵，却不能立即封他为王。王位只比天子低一级，礼秩和服饰车乘容易混同。孙权只是侯爵，江南士民还没有形成君臣之义；我们相信他的假投降，反而授予王爵、尊崇他的位号、确定他的君臣地位，这等于给老虎添上翅膀。’孙权接受王位后，避开蜀军的后方，对外极尽礼节侍奉中原，却让国内众人听到中原无礼的事情，以激怒陛下。陛下显然震怒，发兵讨伐他，孙权便慢慢告诉他的百姓：‘我委身侍奉中原，不吝惜珍货重宝，随时进贡，不敢失去臣子的礼节。如今他们无缘无故攻打我，必定是想残害我的国家，俘虏我的百姓、子女，把他们当作僮仆、奴婢和妾。吴国百姓没有理由不相信这番话。’ 他们相信孙权的话而感到愤怒，上下同心，战斗力增加十倍。文帝仍不听从，最终还是任命孙权为吴王。孙权的将领陆逊大败，刘备杀死吴军八万多人，刘备仅仅凭自身逃脱。孙权对外的礼节更加谦卑，但内在的行为却不顺服，果然如刘晔所说。当时皇帝巡幸宛城，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攻打江陵。夏侯尚想乘船带领步兵、骑兵进入江中沙洲驻扎，修筑浮桥，使南北能够往来。议论的人多认为这样一定可以攻下城池。侍中董昭上疏说：‘武皇帝的智谋勇略超过常人，但用兵时尚且畏惧敌人，不敢轻视他们，正是如此。军队喜欢前进、厌恶后退，这是通常的规律。平地没有险阻，尚且还很艰难；如果深入敌境，返回的道路应当便利。军队有进有退，不能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如今驻扎在沙洲之中，是深入到了极点；依靠浮桥渡水，是危险到了极点；沿一条道路行进，是狭窄到了极点。这三点都是兵家所忌讳的，如今却一并实行。敌人频繁攻击浮桥，一旦出现疏漏，沙洲中的精锐就不再属于魏国，将会转而成为吴国的力量。臣私下为此忧惧，废寝忘食，而议论的人却怡然自得、不以为忧，难道不是迷惑了吗？何况江水正在上涨，一旦突然暴涨，将用什么防御？即使不能击破敌人，也应当保全自己，为什么要冒险而不感到害怕？事情将要危险了，希望陛下明察。’ 上军大将军曹真在江陵征讨朱然，辛毗担任行军师；回来后，封为广平亭侯。文帝想大举发兵征伐吴国，辛毗劝谏说：‘吴、楚地区的百姓性情险悍、难以驾驭，道路平坦时后来才服从，道路险阻时却先行反叛，自古以来就是祸患，不只是今天如此。如今陛下的福祚拥有天下，那些不来宾服的人难道能够长久吗？从前尉佗称帝，子阳僭越称号，经过的年头还没有结束，有的臣服，有的被诛杀，为什么呢？违逆的道路不能长久，天下完整而德行广大，就没有不服从的。如今天下刚刚平定，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即使经过朝廷谋划后才出兵，临事时尚且会有所畏惧，何况如今朝廷谋划有缺失却想动用军队，臣实在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先帝多次兴起精锐军队，抵达长江便返回；如今六军并没有比过去增加，却又要重复此事，这并不容易。今天的计策，不如修习范蠡养育百姓的方法，效法管仲托付政事的办法，实行充国的屯田，阐明孔仲尼怀柔远方的道理。十年之内，壮年还未衰老，儿童也能胜任作战，天下百姓懂得义理，将士都思奋勇，然后再使用军队，就不必再次发动战争了。’文帝说：‘按照你的意思，难道还要把敌人留给子孙吗？’辛毗回答说：‘从前周文王把纣王留给武王，只是因为懂得时机。如果时机尚未成熟，难道能够勉强停止等待吗？’ 文帝最终还是征伐吴国，抵达长江后返回。

译当时三公上奏说：‘臣听说，树枝过大就会撑裂树心，尾巴过大就不能摆动，这是拥有国家、家族的人所应谨慎的。过去汉朝承接秦朝的弊病，天下刚刚平定，大国的诸侯王还没有完全尽到臣节；萧何、张良的谋略没有被充分记录采用，以至于六王先后反叛，后来又去讨伐他们，战争车辆连续不断。文帝、景帝守成，忘记战争、停止徭役，放纵吴、楚，养大毒蛇，最终成为社稷的重大忧患。这大概就是不忘前事、后事取法的道理。吴王孙权，不过是幼稚小子，没有尺寸之功，遭逢兵乱，凭借父兄留下的基业，年幼时受到扶助和哺育之恩，长大后却始终怀有鸱枭般反逆的本性，背弃上天施予的恩德，罪恶累积深重。他又与关羽互相窥伺，见到利益和机会就争夺，迫于形势而使用卑下言辞。先帝知道孙权奸诈却可以加以利用，当时正因于禁在水灾中失败，应该讨伐关羽，便把这件事交给孙权。先帝临终时身着粗衣、卧于低席，孙权却没有尽心效力；他确实心怀忧惧，想借大祸削弱王室，便希望托名董昭、刘桃传达先帝命令，乘着尚未得到答复，擅自夺取襄阳。等到被驱逐以后，才改变节操，表现出邪僻的姿态，巧言如流。虽然多次通过翻译、连续派遣使者，送回于禁等人，内心却包藏隗嚣那样观望的奸心，对外则想拖延诛伐蜀贼的时间。’ 圣朝宽宏大量，已经加以容忍，又优待并赦免他，给他重新开始的机会；孙权却恬不知耻，竟割地封王，使他面向南方称王，还兼领官职、叠加位号，礼仪完备，享受九命之名，拥有百驷马车，以此成就他的势力；其荣宠显赫，古今无二。孙权本有犬羊般的姿态，却横加披上虎豹般的华美文饰，不思竭尽全力、以死报效的臣节，来报答无量而不世出的恩德。臣每次看到孙权前后所上章表，又以愚见考察他的奏疏，认为他自恃有江湖阻隔，凭借险固而不服，习惯了累世的狡诈，向上有尉缭、英布那样的计谋，向下又诵说伍被、屈强那样的言辞，终究不是不侵扰、不反叛的臣子。臣认为，如果晁错当初不提出削弱诸侯王的谋略，七国就会共同坐大，祸患将日久而更加严重；蒯通如果不决定袭击历下的策略，田横就会自己考虑到罪责深重而变乱加剧。臣谨考察《周礼》所载九伐之法，孙权凶恶平日显露，叛逆的节操已经萌发，所犯罪行共有十五项。从前九黎扰乱德政，黄帝加以诛伐；项羽有十条罪行，汉高祖也没有放过他。孙权所犯的罪过祸衅十分明显，不是仁恩所应养育、天地所应容忍的。臣请求免去孙权鸿胪的官职，削夺他的爵位和封地，逮捕治罪；如果敢有不服从的，就调兵进讨，以彰明国家法典中一贯的赏罚好恶，来安定三州百姓的苦难。明帝即位后，孙资进爵为乐阳亭侯。当时诸葛亮出兵驻在南郑，议论的人认为可以趁机大举发兵前往讨伐他。明帝心中□然，便询问孙资。孙资说：‘过去武皇帝征讨南郑、夺取张鲁，阳平之战危险之后才成功，又亲自前往防守，击败夏侯渊的军队，多次说南郑直如天狱中的牢狱，斜谷道就像五百里的石穴，说明那里深险难行；他也以能够出其不意击败夏侯渊的言辞为喜。再说武皇帝用兵高明，察知蜀贼栖息在山岩之间，看见吴虏逃窜于江湖之上，都能避开其锋芒，不责求将士逞强，不争一时的愤怒，确实可说是见到胜势才交战，知道困难便退兵。如今如果进军到南郑讨伐诸葛亮，道路既然险阻，需要使用精兵，又要转战并镇守南方四州，阻挡防御各处贼寇，总共必定要动用十五六万人；还应当重新保存和供给所征发的军队，天下将会骚动，耗费力量极大，这确实是陛下应当深思的。至于守战的力量、劳役的负担，将会增加数倍；不如现在分兵，命令大将据守各处重要险要，威势足以震慑强寇，镇静边疆，将士如虎般安睡，百姓没有忧患。几年之间，中原日益强盛，吴、蜀二虏必然自行疲敝。’明帝因此停止出兵。太和元年，朝廷征讨蜀国，钟繇以散骑常侍身份上疏说：‘用兵贵在朝廷谋划取胜，功业重在帷幄之中，不必走出殿堂便能决胜千里之外。皇帝车驾应当镇守中原，以成为支援四方、形成威势的根本。如今大军向西征讨，虽然有百倍的威势，但关中方面的耗费和损失不止一项；况且在盛暑时节出兵，连诗人都格外看重避暑休息，实在不是至尊起驾行动的时候。太和四年，大司马曹真征讨蜀国，王肃上疏说：‘前代的记载说：‘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士卒就会面有饥色；砍柴取水的人还没有回来，军队就不能始终吃饱。’这说的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何况深入险阻之地，还要开凿道路前进，那么所受劳苦一定会增加百倍。如今又遇上连绵大雨，山坡陡峭湿滑，军队拥挤而不能展开，粮食悬运而难以接续，这正是行军的大忌。听说曹真出发已经超过一个月，而行程才走到一半山谷；修治道路的工作，使战士全部参与其中。这就使敌人能够以逸待劳，正是兵家所忌惮的。说到前代，周武王讨伐纣王，出了函谷关便又返回；论及近事，武帝、文帝征讨孙权，抵达长江却没有渡过去。难道这不是所谓顺应天时、懂得时机变化吗？百姓知道圣上因为雨水造成的艰难困苦而让军队休息，日后如果敌人出现祸隙，再乘机使用军队，就会达到所谓因喜悦而冒险犯难、百姓忘记死亡的境界。’ 太和六年，公孙渊多次与吴国往来。明帝派汝南太守田豫从海道出兵，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出兵讨伐他。散骑常侍蒋济劝谏说：‘凡不是彼此要吞并的国家，不是已经侵扰反叛的臣子，不应轻率讨伐。讨伐却不能制服他们，就是把他们驱赶成为贼寇。所以说：‘虎狼正在当道，就不必先去治理狐狸；先除掉大的祸害，小的祸害自然会停止。’如今海外归附、献上信物的国家并不少，官职贡赋方面却要先去议论和处理。即使能够攻克，对国家也没有益处；假如不能如愿，就会结下怨恨、失去信用。’明帝没有听从，田豫等人出兵，都没有功效。青龙元年，征东将军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面临江，北面距江较远；寿春的敌军若来攻围合肥，就能凭借水势形成有利形势。官军救援它，应当先击破敌军的大部队，然后包围才会解除。敌人前往那里很容易，军队前去救援却很困难。应当把城内的军队迁出，在城西三十里处有奇险可以依托，再另筑城来固守。这样做是把敌人引到平地，同时牵制他们的归路，从军事计策看很便利。’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认为：‘这既向天下显示我们的软弱，又会因为望见烟火而毁弃城池，这是还没有受到进攻便自行防守。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劫掠就会没有限度，必定要把淮北作为防守之地。’ 明帝没有批准。满宠再次上表说：‘孙子说用兵是诡诈之道，所以有能力却向敌人显示软弱，没有能力却用利益使敌人骄纵，向敌人显示畏惧；这说明表面形势和实际情况不必相应。孙子又说：‘善于调动敌人的人，要先向敌人显示形势。’如今敌人还没有到，我们却迁移城池、退入内地，这就是用表面形势诱骗敌人。把敌人引离水源，选择有利时机行动；如果在外部取得成功，内部就会产生福祉。’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上疏高明，诏令于是答复同意。

译青龙年间，吴军包围合肥时，东方的官吏和士卒都分批休息。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调中军的军队，并召集正在休息的将士，等待他们聚集后再攻击吴军。刘劭议论认为，敌军刚刚到达，意志专一、士气锐盛；满宠兵少，又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如果立即进攻，不一定能够制服敌人。满宠请求等待军队到齐，并没有损失。可以先派步兵五千、精锐骑兵三千，在军队前面出发，张扬声势向前推进，以道路上的声势震动并显示军威。骑兵抵达合肥后，要防备敌军的行列，多设置旌旗、战鼓，在城下显示兵力，引诱敌军出战，指向他们的归路，切断他们的粮道。敌军听说大军骑兵到来，后路又被截断，一定震恐逃走，不战就会自行溃败。明帝听从了这个意见。当时幽州刺史毋丘俭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什么功业可以记载。吴、蜀凭恃险要，不能很快平定，姑且可以凭借这些无用的军士，攻克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毋丘俭陈述的是平定战国小国的细微谋略，不是王者应做的事。吴国年年发兵侵扰边境，而我们仍然按兵不动、休养士卒，迟迟没有果断发兵讨伐，实在是因为百姓疲劳。况且公孙渊生长在海边，世代相承已有三代，对外安抚夷戎，对内修习战斗和射箭；毋丘俭却想凭偏师长驱直入，早晨到达、晚上卷甲而回，显然知道这是妄想。’ 毋丘俭出兵后，军队最终没有取胜。当时准备征伐吴国，皇帝诏令扬烈将军王基估量进军趋赴的适宜方案。王基回答说：‘军队出动却没有功效，那么对外会损伤威名，对内会耗尽财用，所以必须等到条件完备后才使用军队。如果不能凭借水道交通、聚集粮食和准备水战器械，那么即使在长江沿岸积聚军队，也没有必然渡江的形势。如今江陵有沮水、漳水两条河流灌溉肥沃田地，数量以千计；安陆附近的陂池也十分肥沃。如果水陆两路同时从事农作，以充实军需，然后引兵到江陵平整陆地，分兵占据夏口，顺着沮水、漳水，凭借水势使粮船漂流而下；让人知道官军具有长期作战的形势，那么拒绝天诛的人意志就会沮丧，向往王化的人意志就会更加坚定。然后率领蛮夷军队从内部进攻，用精锐强兵从外部讨伐，那么夏口以上地区一定能够攻取，长江以外的郡县也将无法守住。这样一来，吴、蜀之间的联系就会断绝；联系断绝，吴国就会被擒获。否则，出兵所能获得的利益还不能确定。’于是这件事便停止了。大司马曹真讨伐蜀国，遇到下雨便没有进军。少府杨阜上疏劝谏说：“从前周文王有赤乌降临的祥瑞，尚且每天太阳偏西了还顾不上吃饭；周武王时白鱼跃入船中，君臣都变了脸色而行动，得到吉祥征兆尚且如此忧惧。何况出现灾异却不战战兢兢吗！如今吴、蜀还没有平定，上天又屡屡降下异常征兆，陛下应当深思如何专心精诚地作出回应，侧身而坐，思考如何以德远示远方，以俭约安抚近处。近来各军刚开始进军，就有天降大雨的灾患，被山势险阻所阻滞，已经日积月累。转运物资劳苦，担负粮饷艰苦，耗费越来越多；如果供应不能接续，必然违背原来的计划。”

译《左传》说：“看到可以进攻的机会才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却，这是军队的良好政令。” 如果只是让六军困在山谷之间，进军又没有什么可以攻取，退兵又不能退，这不是统领军队的道理。周武王撤回军队，殷朝最终因此灭亡，是因为他知道天命的时机。今年收成不好，百姓饥饿，应当发布明确的诏令，减少膳食，削减服饰；各种奇巧技艺和珍玩之物，都可以停止供应。从前邵信臣任少府，在无事的时代尚且奏请裁减不劳而食的人，如今军费不足，更应当节制。”皇帝立即召回各军。齐王嘉平四年，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上表请求讨伐吴国。朝廷认为三位征镇将军的计策不同，于是下诏询问尚书傅嘏。傅嘏回答说：“从前夫差战胜齐国，凌驾晋国，威势行于中原，却不能避免姑苏之祸。齐闵王开拓疆土，兼并诸国，扩地千里，也不足以挽救覆亡的失败。有好的开端未必有好的结局，这是古代事实所明白证明的。孙权自从攻破蜀国、兼并平定荆州以后，志得意满，杀戮忠良，诛杀甚至牵连后嗣，元凶的罪恶已经达到极点。相国宣文侯早已认识到乘乱取亡、侮亡之国的道理，深谋远虑，制定了大举进攻的防备计划。如今孙权已经死了，把孤儿托付给诸葛恪。如果诸葛恪纠正孙权的苛刻暴政，免除他的虐政，使百姓免受酷烈之苦，暂且安于新施的恩惠，内外同心合力，便有同舟共济的忧惧。即使不能最终保全自身，仍足以在长江以南延长国命。王昶等人的意见，有的想乘船径直渡江，横行江东，收取百姓、攻占土地，就地取粮；有的想四路同时进军，以武力逼迫，诱使敌方离间分裂，等待其崩溃；有的想进军大规模屯田，逼近敌人的要害，积聚粮食，观察破绽，等待时机行动。这三种办法，都是攻取敌人的通常计策。然而施行得合乎时机，就能功成名立；如果不合时宜，必然给后世留下祸患。自从整治军备以来，军队出动和驻止已经三年，并不是适合突然袭击的军队。敌方防备严密，元帅利于退守；如果修饰船只，布置船队扼守渡口要地，坚固城池，清空野外，以防御我军进攻，那么横行江表的计策恐怕很难施行。敌人作为寇贼，防备吴国已有六十年，君臣以伪诈立国，共同承担吉凶祸患。若诸葛恪能够革除弊政，上天除去其祸患，那么它崩溃的应验，不可仓促等待。如今边境守军与敌人相距遥远，敌人又设置罗网和据点，持重严密，间谍无法通行，耳目也听不到消息。军队没有耳目，考察侦察又不详尽，却率领大军面对巨大险阻，这是希求侥幸、邀取功劳，先开战再求胜，不是保全军队的长远策略。只有进军大规模屯田，最为稳妥。可以下诏让王昶、胡遵等选择据险之地驻扎，审慎安排部署，并命三路军队同时向前据守，夺取敌人的肥沃土地，使他们回去耕种贫瘠土壤，这是第一；军队出现在百姓之外，使敌寇的抄掠不能侵犯百姓，这是第二；招抚怀柔附近道路上的百姓，投降归附者每天增多，这是第三；把防御据点设在远处，使敌人的离间构陷无法到来，这是第四；敌人撤退其守军后，防御据点必然浅薄，屯田耕作便容易，这是第五；坐享积蓄的粮食，士兵不必运输，这是第六；敌人的破绽随时可以听闻，讨伐袭击便能迅速决定，这是第七。这七项，都是军事上的急务。” 不加防备，敌人就会擅自取得便利和资财；加以防备，利益就归于国家，不可不仔细察看。屯垒彼此逼近，形势已经交会，智谋勇力都可以施展，巧拙也都有用武之地；防备它，就能知道得失的计策；与它较量，就能知道它力量有余还是不足，敌人的真实情形又能怎样逃脱？以小敌大，就会劳役繁重而力量衰竭；以贫敌富，就会赋税沉重而财力枯竭。所以敌人安逸，就能使它劳苦；敌人饱足，就能使它饥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集中军队、磨利兵器来震慑它，参照恩惠并加倍赏赐来招抚它，多方广泛地制造假象来迷惑它，从它意料不到的道路进攻，离间它的戒备。等到三年左右，左右夹击，敌人一定会像冰消瓦解、瓦片崩散一样溃败；安然承受它的弊害，可以坐等计算而取得胜利。从前汉朝历代都常常忧患匈奴。朝臣谋士早朝晚退，身披铠甲的将领则陈说征伐，士大夫们都说应当和亲，勇猛奋发的将士都想着施展搏击吞噬之力。因此樊哙希望凭十万军队横行匈奴；季布当面斥责他的短处；李信请求凭二十万人单独攻取楚人，结果果然使秦军蒙受耻辱。如今诸将有的陈说要渡过长江、攻取江陵，有的想凭险独步敌庭，这正是过去那类情况。凭陛下的圣明德行，辅佐大臣忠诚贤能，法令严明，士卒训练有素，把计策安排在必胜之地，振作长远防务以抵御敌人，敌人崩溃，必然是可以预见的结果。” 所以兵法说：“使敌人屈服而不必交战，防守敌城而不必攻打。”如果舍弃在宗庙朝廷中谋划而必然获胜的道理，去走万一不能保全的道路，实在是愚臣所担心的。因此我认为实行大规模屯田并逼近敌人，是最好的计策。当时没有听从傅嘏的话，这年十一月，下诏命王昶等人讨伐吴国。五年正月，诸葛恪拒绝交战，在东关大败魏军。《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二十八 明代杨士奇等编撰 征伐 吴大帝起初任命张纮为长史，随军征讨合肥。大帝率领轻骑将要前往突击敌军，张纮劝谏说：“兵器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危险之事。如今您凭恃盛壮之气，轻视强暴的敌人，三军将士没有不寒心的。即使斩杀敌将、拔取敌旗，威震敌军阵地，这也只是偏将的职责，不是主将应做的事。希望您收敛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胸怀霸王的谋略。”孙权采纳张纮的话而停止行动。回来以后，第二年将要再次出兵，张纮又劝谏说：“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帝王，虽然有上天神灵在上辅助，文德向下传播，也还要依靠武功来彰明功勋；然而只有在时机成熟时行动，之后才能形成威势。如今您正处于四百年大限的危难之中，有扶危济难的功绩，应当暂且休养军队，广泛开垦播种，任用贤能，致力于崇尚宽厚恩惠，顺应天命来施行诛伐，这样可以不劳军队而平定天下。”于是终于停止出兵。当时魏国的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驻扎皖城，大规模开垦稻田。吕蒙对大帝说：“皖地田土肥美，如果收获一次成熟，敌军势力一定会增加，应当尽早除掉它。”孙权于是亲自攻打皖城。诸将想修筑土山，增加攻城器具。吕蒙说：“治理攻城器具、修筑土山，必定要经过多日才能完成。城防一旦修好，外面的救兵也会到来，就不能攻取了。况且我们是趁着雨水上涨而进入的，如果停留多日，水势一定会将尽，返回的道路艰难，我私下对此很担忧。如今观察这座城，并不十分坚固；凭三军的士气，四面同时进攻，不用多时就可以攻下，趁水势返回，这是全胜的办法。”孙权听从了他。黄龙元年，孙权想派偏师攻取夷州和珠崖，都拿这件事询问上大将军、右都护陆逊。陆逊上疏说：“臣愚昧地认为，四海尚未平定，应当依靠百姓的力量来完成当前事务。如今战争兴起多年，现有兵员已经减少。陛下忧劳圣虑，废寝忘食，还要远谋攻取夷州来成就大事。臣反复思考，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万里之外的袭击，风浪难以预测；百姓不适应当地水土，必然导致疾病流行。如今驱使现有军队，跋涉经过不毛之地，想增加实力反而更加损耗，想求取利益反而造成祸害。况且珠崖极其险远，当地百姓还像禽兽一样，得到他们也不足以成就大事，没有得到他们的兵力也不足以削弱我军。如今江东现有的军队，已经足以谋划大事，只应蓄养力量然后行动。从前桓王创立基业时，军队还不到一旅，却开创了大业。陛下承受天命，开拓平定江东。我听说治理乱世、讨伐逆贼，必须用军队树立威势；农桑和衣食，是百姓的根本事业。如今战争还没有停止，百姓已经有饥寒之苦。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养育军民，宽减租赋，使众人能够在和睦仁义中受到鼓励而奋勇，那么黄河、渭水流域便可以平定，最终可以实现统一。” 公孙渊背弃盟约，大帝想亲自去讨伐他。上大将军、右都护陆逊又上疏说：“公孙渊凭借险要、倚仗坚固，拘留我国使者，不献名马，确实令人仇恨愤怒。他是蛮夷扰乱中原、尚未沾染王化的人，如鸟逃窜到荒远边地，抗拒王师。如今竟使陛下大发雷霆，想劳驾万乘之尊，乘轻舟越海，不考虑危险而涉入不可测之地。当今天下纷乱，群雄如虎争斗，英豪踊跃而起，虚张声势，扩大声威。陛下凭神武之姿，承受宏大的时运，在乌林击破曹操，在西陵击败刘备，在荆州擒获关羽。这三名敌寇都是当世雄杰，却都被摧折锋芒。圣明教化所安抚之处，万里之地如草随风倒伏。正应当荡平华夏，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如今却不能忍受小小的忿怒，发出雷霆之怒，违背高处堂屋不可登临的戒训，轻视万乘之尊的重大责任，这是臣所不解的。臣听说立志行进万里的人，不会走到半路便停下脚步；谋划统一四海的人，不会因为顾惜小事而损害大局。强敌正在边境，远方未归顺的地区尚未入朝。陛下乘船远征，必然会招致窥伺和忧患，到时后悔也来不及。假使大事按时防备，公孙渊即使不被讨伐也会自行归服。如今却远远吝惜辽东百姓和马匹，为什么偏偏要舍弃江东万全的根本事业而不吝惜呢？请求停止六军行动，以威慑强大的敌人，早日平定中原，把光辉留给后世。” 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三年，薛综任尚书仆射。当时公孙渊投降后又反叛，大帝非常愤怒，想亲自出征。薛综上疏劝谏说：“帝王是万国的元首，是天下百姓身家性命所系。因此居处时有重重门户并敲击木梆，以防备意外；出行时清理道路、控制节度，以保持威严。这是为了保全万全之福，镇定四海之心。从前孔子忧患时世，曾托言乘木筏浮海，子路因此高兴，孔子却拒绝，说那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汉元帝想乘楼船，薛广德请求割颈流血染车。为什么呢？水火之险极其危险，不是帝王应当亲自涉足的地方。俗话说：‘千金之子的身份，坐着时也不靠近厅堂边缘。’何况万乘之尊呢？如今辽东是偏远疏阔的小国，没有城池坚固的防御，也没有完善的防御办法，器械粗劣钝坏，荒乱而没有政令。大军前往必然能够擒获取胜，诚如明诏所说。然而那里土地寒冷贫瘠，谷物庄稼不能繁殖，百姓习惯骑马，迁徙不定；突然听说大军到来，自知不能抵敌，便像鸟惊兽骇一样长驱逃窜，连一个人一匹马也看不见。即使得到一片空地，守住它也没有益处。这是第一不可行。再加上洪流浩荡，有成山般的困难；海上航行没有常规，风浪难以避免，转瞬之间，人和船便处于不同的险势，即使有尧舜的德行，智慧也无从施展；即使有孟贲、夏育的勇力，力量也无法使用。” 这是第二不可行。又加上浓雾使上空昏暗，海水蒸腾于下，容易滋生流肿病，并且相互污浊传染，凡是航海的人，很少没有患病的。这是第三不可行。上天降生神圣之人，又以祥瑞显明，应当乘着天下平定、乱亡将尽的时机，使百姓万物安康；吉祥征兆每天聚集，海内将要平定，凶暴的逆贼离灭亡已经不远，中原一旦平定，辽东自然会自取灭亡，只应当拱手等待。如今却违背必然成功的谋划，去寻求最危险的阻碍，忽视九州的稳固，放纵一时的愤怒；这既不是关系国家社稷的长远计策，也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这正是群臣倾身侧息、吃饭不觉甘美、睡觉不能安席的原因。希望陛下收敛雷霆般的威势，忍住盛怒，遵循乘桥的安全，远离履冰的危险，那么臣子就能得到福祉，天下也会非常幸运。”当时群臣大多进谏，皇帝于是没有出行。